投書中共的髒手讓沒有嘴巴的Hello Kitty,這次也說不出話
日劇《VIVANT》遭央視指控抹黑中國,連HelloKitty也被捲入。擁有這個角色的三麗鷗遭官媒點名,隨後道歉、取消聯名。一場針對劇情的抗議,為什麼要由未參與製作的企業付帳?對作品不滿,可以批評、拒看、拒買。但如何區分冒犯與歧視,國際上已有規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藝術表達,也要求禁止構成煽動歧視、敵意或暴力的仇恨鼓吹。一般性意見指出,冒犯性表達仍受保障,政府與軍隊也不能免於批評。劇中有中國情報人員施暴,不足以證明作品歧視中國人民,仍須檢視情節與脈絡。二○○五年,丹麥《日德蘭郵報》刊登穆罕默德漫畫,引發穆斯林抗議,多國駐丹麥大使要求政府介入。翌年,首相拉斯穆森表示,不會選擇如此描繪宗教象徵,也反對妖魔化宗教與族群,但政府不能干預獨立媒體。政府可以回應抗議,卻仍須說清楚介入的界線。回看中國的處理方式,《環球時報》不只批評日劇,還列出三麗鷗在中國的營收,要求它以行動表達尊重。可是,營收能證明什麼?賺了中國人的錢,就必須替中國不喜歡的劇情負責?但三麗鷗回覆,聯名企劃針對第一季登場角色,公司未參與劇集製作,事前也不知道相關劇情。引發抗議的情報人員施暴情節,卻出現在第二季。第一季的角色聯名,如何產生替第二季爭議劇情負責的義務?官媒沒有交代,卻點出了它在中國有多少生意。反差正在這裡。央視把中國放在遭到醜化的受害者位置;現實中,官媒卻選中未參與劇情製作的合作企業施壓,要求它切割。三麗鷗並非被波及,而是被點名。中國營收提供的是施壓籌碼,並非內容責任的證據。自稱受害,不能取得欺壓較弱一方的資格。三麗鷗退讓,不等於指控成立。中國若要求世界公平對待自己,也該分清楚,誰應為內容負責,誰只是有生意可以被拿來施壓。
留言0喜歡投書洪秀柱把中共恐嚇當親情 該通報社會局…
洪秀柱十月二十五日在福州出席「紀念台灣光復81週年座談會」,指稱日本「皇民化遺毒」導致台灣少數人「認賊作父」,又呼籲青年找回身為中國人的驕傲,朝和平統一邁進。她要台灣人記得昔日的侵略者,卻不肯正視今天是誰在威脅台灣。這套說法首先就有問題:台灣人不願接受中共統治,為什麼就叫「認賊作父」?拒絕北京,不等於認日本為父;與日本友好,也不等於替殖民統治辯護。台灣人可以記得日本殖民的壓迫,也可以反對今天中國的威脅。只有先認定台灣人非得找個父親不可,才會把自主生活理解成投靠別人。日本過去的侵略與殖民,當然應受譴責。但日本的罪行,怎麼會變成中共有權統治台灣的理由?如果侵略與壓迫值得反對,判斷標準就該放在行為。難道換成中國,軍事恫嚇就成了關愛,阻撓外交就成了照顧,逼迫服從就成了民族團圓?反省殖民若是為了不再受制於強權,就不該以接受另一個政權的支配作為答案。再看看北京如何對待它口中的「同胞」。台灣與其他國家進行官方往來,中國反對;台灣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中國反對;台灣爭取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中國同樣阻擋。從外交、經貿到公共衛生,北京都要台灣先接受它的政治前提。這些阻力不是洪秀柱口中的日本造成的,而是她勸台灣人走向統一的中國所為。北京要掌握的,是替台灣決定能與誰往來、以什麼身分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力。台灣人明明有自己的政府,卻被要求先接受北京的管轄主張,才能取得活動空間。這些限制背後,還有軍機、軍艦與環台軍演,以及至今不肯撤回的動武選項。一面稱呼同胞,一面以武力為後盾,這種親情究竟容不容許對方拒絕?如果所謂和平,必須以台灣接受北京統治為前提,人民拒絕之後又如何?洪秀柱不能只談團圓,卻把拒絕團圓的代價留給台灣人承擔。既然洪秀柱用「認賊作父」指責別人,我們不妨沿著她的父子比喻追問:一個限制孩子交友、不准孩子決定自己的生活,還拿著武器逼孩子服從的「父親」,難道值得孩子投奔?孩子拒絕回家,旁人該處理的,是父親的威脅,而非責怪孩子不夠聽話。不能把威脅者的責任,轉成受威脅者的義務。何況,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比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中華民國還年輕,父親架子倒擺得十足。即使真有血緣,也不能替恐嚇與控制開脫。共同的歷史與文化,可以成為交流的基礎,卻不是一方支配另一方的許可。洪秀柱若真在乎同胞,就該要求中國停止威脅,而非要求台灣人學會服從。把恐嚇當親情,把控制當照顧,再責怪受威脅的人不肯回家,這樣的關係,早該通報社會局。
留言0喜歡投書沈政男謬論 不問威脅,卻笑自保
沈政男批評沈伯洋談中國介入台北市長選舉,追問證據何在,又拿民調變化反問,最後嘲諷:「不應害怕?明明就開始躲在防彈玻璃後面了嘛。」這段話,既把介選與成效混為一談,也把勇敢與不要命搞混了。看證據。十月十四日,國台辦宣布懲戒沈伯洋父親的公司VWAY,禁止其與中國組織、企業及個人交易合作,還要求沈伯洋「自證清白」,向台灣社會交代。選戰期間,中國政府對候選人家屬施加經濟制裁,再要求候選人向台灣選民交代,這難道只是商業糾紛?國台辦自己的公告,就把沈伯洋的政治立場與家屬企業能否交易綁在一起。候選人說什麼,家人的生意就可能受懲戒;這種經濟壓力,已經越過候選人,伸進他的家庭。北京連懲戒理由都公開了,沈醫師還在問證據何在?懲戒延伸到家人,更有政治連坐的意味。候選人的政治主張,應由選民判斷,北京卻試圖讓家屬的生意成為政治立場的代價。這種做法傳遞的訊息是:不只你會被盯上,家人也可能受牽連。受到壓力的,又豈止沈伯洋一個人?其他考慮參政、表態的人,也會看在眼裡。沈醫師拿民調上升質疑介選,錯得更直接。民調受到政策、辯論、組織與候選人表現等因素影響,不能拿來驗證某次施壓是否存在。即使中國施壓反而增加沈伯洋的支持,也只能說明手段可能適得其反。介選有沒有發生,與介選有沒有奏效,是兩回事。難道恐嚇沒有得逞,就能當作恐嚇不存在?至於防彈玻璃,照沈醫師的邏輯,繫上安全帶,是不是承認自己怕死?難道得先拆掉安全設備,才有資格說自己敢上路?降低風險的措施,怎麼成了欠缺勇氣的證據?沈伯洋說明,移動中面對不特定多數人,維安較難事先掌握,因此配合防護安排。防護是否必要,要看風險與維安評估;有沒有勇氣,要看他是否因威脅而停止行動。他加裝防彈玻璃後,照樣掃街、面對選民。所謂「躲」,究竟躲掉了什麼?恐嚇要讓人退縮,防護則讓人能繼續行動。沈政男卻把防護當成退縮的證據,彷彿只有放棄保護,才配宣稱不受恐嚇。候選人有義務接受選民檢驗,沒有義務拿性命滿足評論者對勇敢的想像。更荒謬的是追責方向。中國憑什麼懲戒台灣候選人的家屬,不值得沈醫師追問嗎?當他把自保說成笑話,就替被威脅者多設一道關卡:退縮,是膽小;繼續參選卻加強防護,還是膽小。無論怎麼選,都得接受嘲諷,威脅者反倒不必回答。選舉應該比較誰能治理城市,不能變成誰敢把身體暴露在危險中的比賽。沈政男這番嘲諷,無助於檢驗候選人的能力,只會讓威脅者施加的壓力,多一層來自台灣內部的羞辱。防彈玻璃擋的是子彈,又不是參選的決心。
留言0喜歡投書姓蔣,會覺醒什麼血脈?
唐湘龍訪問蔣萬安,問他還有沒有中國人的身分認同。蔣回答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華民國國民。等蔣離場,唐又批評他閃躲,甚至說:「如果他不姓蔣,他現在可能連台北市長都不是。」筆者看了實在疑惑,訪問一位尋求連任的市長,為什麼話題繞著中國人身分與蔣家姓氏打轉?他的市政能力,難道還不如這些重要?這倒讓筆者想到AI玄幻短劇。想像一個主角被欺負了半天,突然發現自己身懷「祖龍血脈」,背後金龍騰空,方才還耀武揚威的長老立刻跪下;換成「朱雀血脈」,就是烈焰沖天,眾人驚呼,失傳千年的神器也跟著認主。折騰半天,決定他地位的,竟是身上流著誰的血。戲裡這樣演,觀眾看得過癮。現實也要這樣嗎?古代王朝講受命於天,皇位傳給子孫,總要替一家人世代統治找個說法。但民主化之後,市長、總統都是人民選出來,受委託治理城市或國家的人。任期到了要重新爭取支持,做得不好要接受批評,沒有誰能拿祖先出來,要求人民再給一次機會。中國人的身分也是如此。祖先從哪裡來,是家族歷史;今天認同自己屬於哪個國家,是自己的選擇。姓氏不能替人決定政治認同。若要談認同,應該問他的政策與行動,怎麼反映他口中的台灣人、中華民國國民,而不是嫌答案不合意,再把族譜搬出來。當然,唐湘龍那句「不姓蔣就當不了市長」,也可以理解成對家族光環的批評。姓氏帶來多少知名度、多少政治資源,本來就可以檢驗。可是,這不正好提醒我們,該把蔣萬安的姓氏放下,看看他自己做得如何?台北的交通、住宅、教育,哪一件事能靠蔣家後代的身分解決?已經做了幾年市長,總該有自己的成績可以拿出來。筆者不在乎市長是不是某某人的兒子,也不需要他替祖先守住什麼榮光。市民把城市交給他,是希望日子過得更好。玄幻短劇演到血脈覺醒,可以準備大結局;訪談裡談完族譜,市民還是得出門塞車、擔心孩子的營養午餐不乾淨,看著樹突然被砍掉、吸菸區才蓋好又拆掉。這些事,才是市長該回答的問題。
留言0喜歡投書當諷刺的對象換成習近平
相聲演員黃逸豪曾諷刺習近平,先是演出場所遭潑糞、潑漆,後來連自己也遭車撞傷。新北地檢署指控,一名中國人士以四十五萬元為報酬,委託台灣在地協力者跟監、策劃假車禍,企圖讓他斷手斷腳,無法登台。一段相聲,竟要用演員的身體來付帳。這讓人想起《魔鬼詩篇》。作家魯西迪因小說被指褻瀆伊斯蘭,遭伊朗最高領袖何梅尼發布追殺敕令,長年活在威脅之下。二○二二年,他在公開活動中遇刺,失去右眼視力。法國《查理周刊》也因刊登宗教諷刺漫畫成為攻擊目標,二○一五年的恐攻造成十二人死亡。對於文字,可以用文字反駁;對於笑話,可以用笑話回敬。你可以認為作品低俗、惡意,甚至毫無藝術價值,也可以拒絕買票、公開批評。但以身體傷害乃至死亡回應創作,已經踐踏最基本的文明底線。受到冒犯,不會讓任何人取得傷害他人的權利。我們也不必先證明每一個笑話都高明,才有資格反對暴力。這個道理,中國領導人並非不懂。《查理周刊》遇襲後,習近平曾向法國總統致慰問電,強烈譴責襲擊,宣稱中國「一貫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既然如此,當諷刺的對象換成習近平,同樣的原則還算不算數?當年不能用來報復漫畫家的暴力,今天難道就能用來阻止相聲演員登台?更值得追問的,是中國官方如何看待這些威脅。卡米地遭潑糞、潑漆後,國台辦一面表示不了解具體情況,一面又稱「台獨是絕路」,說這是「民意的表達」。如果連事情都還不了解,憑什麼先替暴力找到民意的名義?不滿演出,可以表達;把糞便與油漆潑進演出場所,難道也只是另一種意見?把領袖供上神壇,便容易把諷刺當成褻瀆,把批評者當成應受懲罰的人。作品是否有道理,反而讓位給另一個問題:你怎麼敢這樣說領袖?然而,政治領袖掌握公共權力,施政影響所有人的生活,本來就應接受質疑與嘲笑。領袖的威望,不能靠創作者的傷口來維護。暴力要製造的,也不只是黃逸豪一人的恐懼。不必打斷所有人的手腳,只要讓其他人相信,自己可能是下一個。演員寫稿時,可能開始考慮哪一句會惹禍;場地方安排節目時,也可能開始衡量能否承擔風險。當每一次創作都得先估算人身安全,審查便不必送到門口,恐懼已經替它進了門。台灣不能讓境外勢力透過在地協力者,替我們決定什麼可以說、什麼可以笑。無論被冒犯的是宗教信仰,還是政治領袖,創作者的身體都不該成為報復對象。中國當年譴責的,究竟是以暴力懲罰諷刺,還是只有別人這樣做,才值得譴責?
留言0喜歡投書取得領先,不是越界的理由
美國資安公司Proofpoint十月一日揭露,與中國利益一致的駭客組織TA419,冒充前美國官員與經濟學者,邀請專家參與AI政策委員會、協助撰寫出口管制報告,企圖取得對方的雲端帳號。被鎖定的人未必身在政府,卻參與政策討論,可能掌握外界尚不知道的動向。這些資訊為什麼值得費心取得?科技競爭不只看誰能做出產品,也看誰能提前掌握政策變化。出口管制往哪裡走、供應鏈如何調整,都可能影響企業布局。Proofpoint研判,這些攻擊可能服務於中國掌握美國AI政策的情報需求。取得政策情報與竊取技術,並不是同一件事。但無論想提前知道對手的下一步,或縮短自己的研發差距,爭取優勢的手段都應受到檢驗。航空與半導體領域,已有具體案件。中國國安人員徐延軍曾利用大學演講邀請接近航空企業員工,企圖取得美國奇異航空的引擎商業機密,二○二二年遭美國法院判刑二十年。專業交流原本讓人交換知識,卻被他用來接近掌握關鍵技術的人。另一起案件中,中國籍工程師竊取安華高與思佳訊的射頻濾波器技術,用於在中國建立競爭企業,還以被竊技術申請專利,二○二○年遭判刑。法院認定,他知道新事業將使天津大學等中國機構受益。這不只是個人牟利,也涉及將他人的研發成果轉為中國機構的競爭資源。尊重這些成果,並非外界單方面要求中國接受的標準。習近平二○一八年在全國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工作會議上,就要求「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二○一九年「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他又宣示保護外國知識產權人的合法權益、杜絕強制技術轉讓、完善商業秘密保護。這些話已經說明,中國知道公平競爭需要哪些基本規則。既然如此,對公平競爭的要求,就不能到了國境之外便失效。追求科技自主、希望國家強盛,都可以理解;但國家利益不能成為免除責任的理由,目標再宏大,也不能讓冒名入侵與竊取成果變得正當。即使目的是「超英趕美」,也不是越界的理由。中國能否取得領先,是競爭的問題;是否遵守自己宣示的原則,是信用的問題。最後的成績,不能替取得成績的手段開脫。
留言1喜歡投書台南新車站出口前沒有斑馬線,就是缺失嗎?
台南新車站啟用,有新聞指出,3號出口前沒有斑馬線,旅客若要到對面騎機車,得往左或往右走約250公尺,才能利用行人穿越道過街。報導拍下民眾直接穿越前鋒路的畫面,將這項安排列為新站缺失。身為老台南人,筆者對這個判斷有不同看法。舊車站時代,就常有人直接穿越前鋒路,到對面的機車格取車。新站啟用,讓這個老問題再次受到注意,但有人習慣從這裡過馬路,不代表這裡就應該增加斑馬線。對面就是機車格,想直接過街取車,當然可以理解。尤其拖著行李,眼前就是自己的機車,卻還得繞路,難免覺得麻煩。然而,筆者仍不贊成在出口前增設行人穿越道。車站3號出口位在前鋒路上,鄰近小東路口。車輛從小東路轉入前鋒路後,若在出口前又遇到新增的紅綠燈或停讓行人的位置,就可能排隊等候。一旦車隊往後延伸,便可能堵住剛才轉進來的路口,連帶影響小東路通行。筆者擔心的是,方便旅客就近過街,會不會反而讓附近路口陷入壅塞?車站未來將承擔更多交通轉乘功能,周邊又有成大醫院,往返就醫、接送與進出車站的需求,都得放在一起考慮。行人過街的位置,也應考慮與路口、車流的關係,不能只看它距離出口有多近。走到穿越道要250公尺,過街後可能還得折返,這份不便不能一句「多走幾步」就打發。但在沿途人行道安全、通暢的前提下,引導行人走到既有穿越道,集中在適當的位置過街,也可以是一種安全安排。要求行人依循動線,並不等於忽視行人的需求。新聞呈現民眾的不便,有其價值;但從「過街不方便」到「這裡應該增設斑馬線」,中間仍有值得討論的地方。既然現場劃有雙黃線,直接穿越也不能只被描述成缺乏設施下的無奈選擇。出口前沒有斑馬線,未必就是缺失。評斷一條通行動線,除了看少走多少路,也得看行人在哪裡過街,才能讓彼此更安全。
留言0喜歡投書處理過了,為什麼還在被打?
嘉義縣一名國小女童遭同班同學壓制在地、踩踏受傷,家長向校方反映、與對方家長協調後,傷害仍未停止。最後蒐證提告,經法院調解,對方給付三萬元,雙方並約定成年前不得騷擾、侵害或無故接觸,違反須支付二十萬元違約金。筆者很想問:孩子能不能安全上學,為什麼最後要靠家長花錢打官司?台灣並非沒有處理工具。《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已允許學校降低雙方接觸,必要時安排抽離或個別教學、輔導,訂定有分工與期程的輔導計畫,並採取預防再犯措施;家長也應配合子女的教育與輔導。問題出在,風險判斷、實際處置與家長責任,為什麼接不起來?新北國中校園命案的監察院調查,揭露了責任與資源脫節的問題。涉案少年在命案發生前,曾遭警方查獲持刀、亮刀;家防中心也曾將資料轉介少輔會,列出多項偏差及曝險行為,卻因風險認定與學籍分工而未開案,交由學校主責。各單位切割看待行為,跨機關支援未同步強化,學校卻得承擔輔導責任。訊號進了系統,所需協助沒有跟上。有些處理甚至只存在於紀錄。監察院曾糾正新北中山國中,指出校方把三次排解師生紛爭的會議,不當記成個別輔導訪談,卻未連結心理諮商資源,學生最後請假在家自修直到畢業。這雖是師生衝突案,卻說明「接受過輔導」也必須檢查實際內容,不能看見紀錄就認為責任已盡。家長責任同樣不能只有文字。嘉義案中,對方家長被報導認為只是孩子打鬧;但孩子已經受傷,就應正視行為、配合改善。監察院在新北校園命案調查中,也指出校園檢查遇到家長不願配合時,實務處理仍缺乏答案。配合義務如何落實、拒絕配合後由誰介入,都需要明確,不能讓處置卡在家長是否點頭。因此,處理計畫必須交代誰執行、家長配合什麼、哪個單位提供支援,以及何時檢查效果。傷害再次發生,就應重新評估、調整措施。主管機關要追蹤的是傷害有沒有停止,而不只是會議開了、表格填了。教育有責任協助傷人的學生改變,但其他孩子的安全不能等到改變以後。學校說處理了,家長說只是打鬧,各單位說依程序辦理,那孩子身上繼續出現的傷痕,到底由誰負責?
留言0喜歡投書六度分隔
去年十月,一名陳姓女子懷疑丈夫外遇,花十四萬元委託徵信社調查。徵信人員在丈夫機車裝上GPS,卻因送修被發現。警方循線調查,從趙姓經理手機中的資料發現,他涉嫌收取八五一九元人民幣,替中國人士查詢台灣手機門號使用者的姓名、婚姻狀況與公司地址。案件隨後擴大偵辦,並出現國安疑慮。另一個案例,是立委沈伯洋遭到跟監的案件。根據檢方起訴內容,兩名香港人士支付約三十六萬元,委託台灣徵信業者跟監沈伯洋,再由業者以十八萬元轉包。相關人員在沈伯洋住家附近架設微型攝影機,連續三十九天拍攝他與妻女進出住家的情形,並透過Telegram傳送影像,最後交給香港委託人。兩起案件並無證據顯示彼此相關,卻讓筆者注意到一件事:境外人士不一定需要自己建立調查組織,也可能直接購買台灣社會已經存在的調查能力。這讓筆者想到一個大家可能聽過的概念:「六度分隔」。六度分隔描述的是,看似毫無關係的兩個陌生人,往往只需要經過少數幾層人際關係,就可能彼此連結。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於一定要經過六個人,而是提醒我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可能比想像中短得多。但人際關係存在,不代表任何人都能輕易找出這些連結。六度分隔描述的是人際網絡的結構;徵信業所具備的調查能力,則可能成為尋找這些連結的工具。假設有人想掌握某個人的生活情況,最初可能只知道姓名與手機號碼。透過調查,可能找到他的住處、工作地點與婚姻狀況,再從家庭關係找到配偶,從工作關係找到同事。每找到一個人,就可能出現新的關係線索,讓調查得以繼續延伸。沈伯洋遭跟監的案件,便讓這種風險變得具體。境外委託者鎖定的是沈伯洋本人,但攝影機拍到的,還包括他的妻女。當一個人的住處與日常行蹤成為調查目標,與他共同生活的人,也可能一併進入監控範圍。我們可以把這種風險理解成兩張網。第一張網,是由徵信業者、委託關係與轉包管道構成的調查網絡。不同業者各自掌握調查能力,卻可能透過委託與資料交付,被同一個委託者串聯起來。第二張網,是每個人身處其中的人際關係網絡。家庭、職場、朋友與社會活動,把原本互不相識的人連結起來。今天委託一家業者查詢某人的婚姻狀況,明天委託另一家確認工作地點,接著再有人負責跟監或蒐集影像。對個別業者而言,可能只是各自承接的案件;但對掌握所有結果的委託者而言,這些資料卻可能逐漸拼成一張更完整的關係圖。而且,單筆資料的敏感程度,未必等於多筆資料串聯後的敏感程度。知道一個人的姓名,未必有多大意義;但如果同時掌握住處、工作地點、家庭成員與生活作息,就可能描繪出他的日常活動,甚至辨識他經常接觸的人。如果這些資訊被用於情報蒐集,風險便不再只是個資外洩。特定人物的家庭、工作與社會關係,可能成為辨識接觸對象、尋找施壓途徑,甚至選擇下一個調查目標的依據。真正需要警覺的,是資料串聯後可能產生的情報價值。當調查工作分散在不同業者、不同時間與不同委託之中,個別任務未必能顯示整體目的。真正掌握完整資訊的,可能只有最後彙整資料的委託者。面對這種分散調查、集中彙整的模式,現有個資保護與國安防範機制,能否及早辨識其中的關聯?「六度分隔」原本是用來理解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但從國安風險的角度來看,它也提出另一個問題:如果有人不斷尋找這些連結,最後能夠掌握多少人的生活與社會關係?我們真正需要防範的,或許不是有人偷偷建立一張新的情報網,而是有人直接利用一張已經存在的網,再沿著它,摸到另一張網。
留言0喜歡投書當醫學進步遇上政治口水
最近最熱的新聞,大概就是毒品減害治療了。從沈伯洋十二年前的文章,到蔣萬安的質疑,再到羅智強出動反毒廣告車,原本涉及醫療與公共衛生的討論,逐漸變成沈伯洋是否支持「發放毒品」的政治攻防。看著這場爭論,筆者突然想起杜聰明。日治時期,鴉片是台灣嚴重的社會問題。總督府實施特許吸食與專賣制度,一面宣稱逐步禁絕,一面獲取財政收入。1929年,新增吸食許可引發抗議,蔣渭水等人甚至向國際聯盟控訴。鴉片不僅涉及成癮,更牽涉殖民財政與社會管制。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開始研究鴉片成癮。1929年,他在愛愛寮展開治療,隔年於臺北更生院推動嗎啡漸減療法,配合尿液檢驗與醫療照護,協助患者戒癮。他的重要貢獻,是讓受到管制的成癮者,也成為能接受醫療協助的病人。近百年來,成癮醫療持續發展。台灣自2005年推動減害政策,包括美沙冬維持治療與清潔針具計畫,都已累積實證成果。面對毒品問題,刑罰早已不是唯一的處理方式。然而,現在的爭論早已偏離減害治療,朝著奇怪的方向傾斜:沈伯洋是不是支持發放毒品?沈伯洋當年的文章,從刑罰、毒品管制到社會成因與減害措施,討論不同的處理方向,其中確實提出社區中心提供毒品與乾淨針頭的構想,當然可以質疑。但不能抽出其中一項主張,忽略全文脈絡,就當成整篇文章的全部。羅智強甚至宣稱,投給沈伯洋就是支持將來在社區中心供應毒品。討論政策的文章,怎麼變成今天的競選政見?蔣萬安已明確支持美沙冬與清潔針具,爭論也轉向沈伯洋當年的社區供應構想。但先前將減害醫療捲入政治攻防,可能造成的誤解與汙名,又該如何消除?近百年前,杜聰明讓成癮問題從社會管制進入醫療領域;近百年後,政治攻防卻又把公共討論拉回道德與犯罪的框架。台灣的選舉可以檢驗政策、質疑專業,卻不能為攻擊對手,把科學與技術進步扭曲成惡意。何大一、翁啟惠的經歷仍歷歷在目。當專業問題成為政治攻防工具,受影響的可能不只是當事人,更是整個產業的信心。政治攻防終究會過去,但對科學研究與產業發展的傷害,未必能輕易彌補。
留言0喜歡投書飲食可以不同,尊重生命是共同的核心
橘色涮涮屋的龍蝦生魚片,上桌後仍發出「喀喀聲」,引發網友批評料理方式殘忍。業者兩度發出聲明,宣布自10月9日起全面調整海鮮處理與呈現方式,不再以活體方式上桌。這場爭議讓筆者想起,過去某些料理,恰恰以「上桌後還活著」作為賣點。其中最鮮明的例子,就是陰陽糖醋活魚。廚師將魚頭包住,把魚身放進熱油炸熟,再淋上糖醋醬。魚肉已經可以入口,魚嘴卻仍一開一合。這道菜展示的不只是食材新鮮,更是廚師能在極短時間內完成料理,讓魚上桌後仍然活動的技術。2007年6月,台灣就有電視新聞介紹嘉義業者製作陰陽魚,呈現師傅的手藝,以及食客既害怕又想嘗鮮的反應。同年7月,另一則報導已以「太殘忍」為題,記錄動保團體與同行廚師的批評。「活著上桌」究竟值得讚嘆,還是應該停止,至少十九年前就已經受到公開質問。到了這次龍蝦事件,業者在爭議後明確宣布改變做法。從陰陽魚到龍蝦,同樣是餐盤裡仍在活動的動物,有人看見鮮度與技術,有人則質疑這樣的處理是否必要。料理手法可以傳承,也可以重新檢視;食材成為食物的過程,仍然有值得調整的空間。不過,餐桌上的爭議,不一定都在討論同一個問題。有時爭的是怎麼料理,有時爭的則是哪些動物可以吃。2014年12月,台北西華飯店推出包含兔肉的冬令料理,引發愛兔人士抵制。當時也有網友反問:如果兔子因為可愛而不該出現在餐點上,那麼豬又做錯了什麼?這正是「究竟保護動物,還是保護可愛動物」的質問。這個反問值得思考,卻不必因此把愛兔者的關心一概貶為偏心。對飼養兔子的人而言,牠可能是日常相伴的家人;對接受兔肉料理的人而言,牠則是可以食用的動物。情感經驗與飲食習慣不同,對同一道菜的反應自然也不同。可愛可以成為關心的起點,這份關心也可以延伸到其他生命。這些爭論背後,其實是人們對「尊重生命」有不同的理解。把問題推得更遠,就會遇到徹底反對食用動物的素食主張。有些人希望藉由不吃動物,實踐憐憫與減少傷害;也有人反問,植物同樣是生命,為什麼可以食用?這個問題需要釐清理由。反對殺生、希望減少痛苦,以及避免不必要的傷害,並不是完全相同的主張。如果關心的是生命本身,植物自然也在討論之中;如果關心的是感受痛苦的能力,就需要另外提出判斷依據。不能把所有素食者的理由混成一種,再用一句「植物也是生命」否定全部。印度的耆那教,確實把不傷害的原則延伸到植物。嚴格遵守其飲食規範者避吃根莖類,理由包括採收時會破壞整株植物,以及傷害根部周圍的微小生物。這是一種把生命關懷推得很遠的實踐,也說明植物的問題並非沒有人認真面對。有人採取嚴格的宗教飲食規範,有人選擇素食,有人仍然吃肉,卻願意要求改善飼養與宰殺方式。這些選擇各有理由,也可以彼此討論。吃肉不能直接證明一個人沒有憐憫,素食也不該成為遭受嘲笑的理由。我們可以不同意對方的主張,不必把飲食選擇變成人格判決。飲食選擇未必要一致,但對於可以避免的傷害,我們仍可以共同要求減少。人需要取得食物才能生存,卻不代表每一種處理方式都有必要。例如,能否調整操作程序,避免為了展示鮮度而刻意延長動物仍然活動的狀態?這些具體做法,可以逐項檢視,不必等到所有人都接受同一套飲食倫理。回到橘色涮涮屋,不再活體上桌,是具體的改變。接下來值得關心的,是這份尊重如何落實在海鮮的處理程序裡。新鮮與廚藝仍然可以講究,但是否需要靠動物上桌後繼續活動來證明,也值得重新思考。我們不必吃同樣的食物,才能共同尊重生命。有人選擇不吃動物,有人選擇改善動物被對待的方式,彼此未必能完全說服對方,仍然可以找到共同願意改變的做法。從陰陽魚到龍蝦,料理可以改變,習慣可以調整,尊重生命仍應是餐桌上共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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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金華國中傳出學生吃完營養午餐後腹瀉,引發食安爭議。台北市長蔣萬安面對沈伯洋的質疑,怒批對方造謠不道歉,接著一路講到大罷免、教師節放假、教師權益,最後還說自己要打造一個尊重老師、重視教育與禮義廉恥的台北市。蔣萬安說了一大串,問題是,通通與食安沒有關係。大罷免不能證明餐點安全。教師節放假不能解釋學生為什麼腹瀉。沈伯洋當初投贊成票還是反對票,也與學校如何管理團膳無關。至於禮義廉恥,更不能拿來代替食安調查。蔣萬安當然可以批評沈伯洋,但他首先是台北市長。面對市立學校的食安疑慮,該回答的是學校怎麼處理、市府怎麼調查、團膳怎麼管理。事情其實沒有那麼複雜。金華國中有沒有學生烙賽?有。金華國中是不是台北市立學校?是。午餐廠商是不是經過公立學校的採購程序進來的?也是。光是這三點,就足以確定這是台北市政府應該面對的治理問題。學生不是在沈伯洋辦公室吃午餐,團膳廠商也不是沈伯洋找來的。現在出了食安疑慮,市長卻忙著檢查政治對手的大罷免立場、教師節投票紀錄與禮義廉恥,未免離題太遠。最近我不免俗地也在追中國AI短劇,劇中經常出現一句經典而荒謬的辯白:「拋開事實不談,難道你就沒有錯嗎?」原本以為這只是粗製濫造的劇本,沒想到台北市政府也在演。蔣萬安這一大串話,翻譯成白話大概就是:「拋開學生烙賽不談,難道沈伯洋沒有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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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以為自己正在使用一套中國AI,回答你的可能不是那套AI。美國AI公司Anthropic今年9月公布調查,指控阿里巴巴、Moonshot與DeepSeek等中國AI實驗室,大規模取得Claude的輸出,用來訓練自己的模型。其中,Anthropic歸因於阿里巴巴的活動,三個月超過1.51億次互動;Moonshot與DeepSeek則被指曾將部分使用者的問題轉送給Claude,再保存取得的資料。模型蒸餾本身不是問題。用強模型教另一個模型,本來就是正常技術。問題在於Anthropic指控的,是利用假帳號、代理網路等方式規避限制,大規模取得另一家公司模型的能力,因此稱為「illicitdistillation(未經授權的蒸餾)」。但往前翻,我們卻看到另外的事。美國司法部曾具名起訴解放軍軍官,指控其侵入企業電腦取得商業資料;也曾起訴三名中國國安部所屬海南省國安廳官員,指控其利用掩護公司管理駭客,鎖定美國、英國、德國、瑞士及亞洲多國,目標涉及航空、生技、海事與其他技術。英國國家網路安全中心則曾將APT10的全球網路攻擊歸因於中國國安部,指出其目標包括智慧財產與敏感商業資料。如果只是幾家公司被控取得別人的技術,那是企業行為;但當解放軍與國安機關,在不同年代、產業與國家的案件中反覆出現,就很難再只用「技術追趕」解釋。學習從來不是問題。取得外國技術,本來就有授權、購買、技術移轉、合資與共同研發等合法道路。中國甚至曾公開承諾,不從事或支持以網路方式竊取智慧財產與商業機密來取得商業利益。真正奇怪的是,當企業這麼做,我們知道那叫什麼;當力量大到成為軍方、國安機關甚至國家機器,卻用「超英趕美」來解釋。莊子早就寫過:「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後世常有人拿這句話替強者辯護,但莊子根本不是在稱讚竊國者。他接著問:「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那些篡奪國家的諸侯,連「仁義、聖知」都一併偷走了。莊子諷刺的,正是力量大到一定程度之後,連「竊」都可以換一個名字。這個問題其實沒那麼複雜。竊鉤、竊國、竊AI,都是「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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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智在〈AI穿越劇打敗台獨課綱〉一文中,從朋友一家三代沉迷短劇,談到孩子開始閱讀唐詩宋詞、研究古代軍事。原本是娛樂引起求知興趣的故事,結尾卻突然搬出「破碎又無趣的台獨課綱」,宣布文化基因萌芽、台獨癡心妄想。這場勝利來得真快,連課綱究竟錯在哪裡,都不必交代。筆者也喜歡看穿越劇,同意詩詞大戰可能引起閱讀興趣。但在戲劇裡,詩詞往往是主角揚名、折服對手的工具;在課堂上,詩詞本身才是核心。「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可以讓主角贏得滿堂喝采,教學卻還要帶學生讀懂「與爾同銷萬古愁」,理解文字、意象與情感。引起興趣與深入學習可以相互銜接,何必硬算成誰打敗了誰?筆者喜歡李賀的「崑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求學時卻也沒在課本上讀過。難道當年的課綱也在搞台獨?課本不是中國文學全集,教材必然有所取捨。課外讀到未曾學過的作品,不能直接證明學校刻意遮蔽文化。更大的跳躍,是從孩子欣賞詩詞,推到「兩岸中國人」與「文化基因」。王先生沒有交代孩子如何理解自己的身分,便把閱讀興趣算成認同的證據。然而,中華文化並不由當代中國政權獨占,欣賞它,也不必接受作者附帶的政治結論。筆者也讀中國網路小說,清末背景的作品常安排主角引用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台下聽眾熱淚盈眶。但梁啟超的文章不只有振奮人心的「少年強則國強」,更有「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以及「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國家既是人民的公產,何以由一個政黨永久壟斷統治權?讀懂這層意思,同樣是親近中華文化的結果。至於王先生口中的「台獨課綱」,究竟是哪一項教材扭曲了歷史?全文沒有具體例證。反倒是他所描繪的中華文化,彷彿只能喚起預設的民族認同,不能引出對權力的質問。唐詩宋詞是中華文化,梁啟超對人民主權的追求也是;讀者可以欣賞前者,也可以用後者檢驗今日中國。若把文化中的政治批判抽掉,只留下足以證明「文化基因」的感動,再把這份感動算成特定政治認同的勝利,究竟是誰把歷史與文化讀窄了?從孩子愛看AI劇,就能寫到課綱敗北、文化基因萌芽,王先生的想像力,確實不輸穿越劇。
留言0喜歡投書數位倫理:手機是你的,公共空間不是
某天中午,我到路邊小店吃午餐。三十分鐘後,飯吃完了,也被迫聽了一耳朵的新聞、短劇、尖叫聲,還有不知道哪一支短影音裡的上車舞配樂。聲音不是店家的電視,而是隔壁幾桌的手機。有人看新聞,有人滑短影音,有人追短劇。每個人看的都是自己的東西,最後卻變成整間店一起聽。這件事看起來很小,不過就是手機外放。但一旦進入公共空間,事情就不只是「我喜不喜歡這個聲音」。去年五月,台鐵一天內就發生兩起因手機音量或播放音樂過大,勸阻後演變成攻擊的事件。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二○二二年的調查也發現,百分之四十六的受訪者曾在公共場所不戴耳機看影片,而八成受訪者覺得這種行為很惱人。台灣高鐵推動寧靜車廂後,初期一天也有約七百到八百件勸導。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問題已經不只是有人比較怕吵,也不是某些人比較沒有公德心,而是私人設備進入公共空間以後,我們到底應該把邊界畫在哪裡。這就是數位倫理真正要處理的問題。手機是你的,內容也是你選的。你當然可以決定自己要看新聞、短劇、球賽還是短影音。但是聲音一旦離開手機,就會進入別人的生活。旁邊的人沒有選擇那則新聞,也沒有點開那支短影音,更沒有要求聽那段音樂。可是只因為坐在同一家店、同一節車廂,就被迫一起接收。所以手機外放真正的倫理問題,不只是分貝,而是選擇。你做了選擇,卻讓別人一起承擔結果。數位自由的邊界,其實沒有那麼複雜:不要把自己的數位選擇,強迫變成別人的生活內容。談到倫理,我想請亞里斯多德先生出場。在《尼各馬可倫理學》裡,他談的當然不是手機,也不是短影音,而是一個更古老的問題:人要如何養成好的品格,並在不同情境裡做出適當的選擇。這並不是老掉牙的概念。兩千多年後,它依然可以用來判斷人與人之間的邊界。我有能力做一件事,和我在這個場合應不應該這麼做,是兩件不同的事。手機有喇叭,所以我可以外放;網路吃到飽,所以我隨時可以看影片;短影音平台可以一支接一支播放,所以我可以一路滑下去。這些都是科技提供的能力。但是科技只能回答「可不可以」,不能替我們回答「適不適合」。後一個問題,仍然要回到人的判斷。換成今天的語言,就是手機可以外放,不代表公共場所就適合外放。可以講電話,也不表示整節車廂都必須聽見。可以播放影片,更不表示旁邊的人有義務一起參與。這也是美德倫理到今天仍然有用的地方。法律可以訂規則,高鐵可以設寧靜車廂,列車長可以勸導,餐廳甚至可以貼上「請勿外放」的告示。但如果每一次都要等到有人制止,我們才知道自己的行為已經影響別人,那麼缺的恐怕不只是規定,而是節制。節制不是什麼都不能做,而是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收一點。這也是公共生活之所以能夠運作的重要條件。不是每一件讓人不舒服的事情都需要立法,也不是每一條人際邊界都能寫進規則。很多時候,我們靠的是一種更基本的能力:知道身邊還有別人。科技告訴我們能做什麼,倫理提醒我們應不應該做,美德則讓人在沒有人提醒以前,就知道自己應該停在哪裡。科技一直往前走。手機會繼續更新,短影音之後還會有新的媒介和新的使用方式。但兩千多年前談的那些美德,到今天仍然沒有過時。
留言0喜歡投書校園的他傷風險
新北瑞芳日前發生國三學生持剪刀刺傷高三學生事件。根據校方說明,這名學生先前曾因情緒問題拿筆企圖刺同學,也曾拿玩具剪刀嚇人。學校並非毫無處理,校安通報、通知家長與情緒輔導都做了。因此,真正值得追問的,不只是學校有沒有輔導,而是傷害發生以前,那些已經出現的危險訊號,是怎麼被判斷的?學生真的持剪刀傷人之後,制度反而比較清楚。校安通報、警察、驗傷,必要時可能進入少年司法程序。困難的是前面那一段:學生尚未造成嚴重傷害,卻已反覆出現威脅、攻擊或持物嚇人的行為,學校該如何判斷接下來的風險?這就是校園「他傷風險評估」要處理的問題。台灣校園對自傷風險並不陌生。學生出現自殺意念、自傷行為或其他危險訊號時,已有辨識、通報、輔導與轉介機制。但他傷並不是把「傷害自己」改成「傷害別人」就可以套用。兩者有部分共同的風險因素,他傷卻還有另一組問題:威脅有沒有特定對象?是否反覆鎖定同一個人?內容是否愈來愈具體?有沒有取得可能造成傷害的工具?能不能接近對方?過去是否曾有暴力行為?行為是否正從言語、威嚇逐漸走向準備甚至實際攻擊?更重要的是,他傷會產生另一個受害者。面對自傷,首先需要保護的是學生本人;面對他傷,學校卻必須同時面對一個需要協助的學生,以及另一個可能受到傷害的學生。偏偏雙方通常都是未成年人。學校不能因為一個孩子曾經情緒失控或威脅同學,就預先把他當成犯罪者。情緒問題不等於暴力,接受心理輔導也不代表具有攻擊性。但另一方面,另一個孩子的安全也不能因此被放到後面。所以真正困難的問題是:當一個需要幫助的孩子,同時可能成為另一個孩子的風險來源,學校該如何介入?這正是輔導與司法之間需要風險評估的原因。國外已有實際運作的工具與模式。例如SAVRY,也就是青少年暴力風險結構化評估工具,會把過去暴力行為、個人因素、家庭與同儕環境,以及保護因素等納入結構化專業判斷。學校場域使用的CSTAG,則著重威脅的性質與後續安全處置。這些工具不是犯罪預測器,也不是替學生建立「危險人物名單」。它們真正要做的,是把原本散落的訊號放在一起判斷。學生說了一句威脅性的話,不代表一定會付諸行動;反過來,也不能因為事後說「只是開玩笑」,就認為風險自然消失。真正要看的,是過去發生過什麼、現在又增加了什麼、威脅是否逐漸具體、是否出現準備行為,以及保護因素有沒有改變。這也是風險模型最重要的價值:避免危險訊號一個接一個出現時,每一次仍被當成互不相關的獨立事件。回到瑞芳事件。拿筆企圖刺同學、拿玩具剪刀嚇人,最後發生持剪刀傷人。我們不能事後倒推,認為前面的行為必然會導致最後的結果。真正值得問的是:新的訊號出現以後,有沒有把前面的訊號一起放回來重新評估?因為風險會改變。新的威脅出現、開始鎖定特定對象、取得可能造成傷害的工具,或者行為逐漸具體化,都可能改變原來的判斷。台灣並非沒有可以承接評估結果的制度。《學生輔導法》已有發展性、介入性與處遇性三級輔導,校園也有校安、高關懷、自傷防治,以及心理、社工與醫療轉介等不同機制。真正需要補強的,不一定是再增加一個第四級輔導,而是把他傷風險評估接進既有制度。學生出現新的他傷訊號,就重新評估;風險提高,就提高介入強度、建立安全措施,必要時結合心理、醫療、社政或警政等專業;達到法律介入的程度,再與少年司法銜接。校園他傷風險評估,不是在學校裡建立一套準司法制度。它真正的位置,是在輔導與司法之間。一邊是需要幫助的孩子,另一邊是需要被保護的孩子。學校不能等到其中一個成為司法案件,才知道另一個已經成為受害者。
留言0喜歡投書最近很忙的包拯--還是不要再幫陳佩琪找戲了
最近包拯有點忙。台南舉辦「鍘美藝術節」,源頭是陳幸妤與趙建銘的婚姻、教育金等家庭糾紛。陳佩琪看到以後有些不平,問台灣人面對她先生遭到法務部、監察院「追殺」,為什麼沒有人出聲聲援。問題是,這兩件事情從一開始就不是同類狀況。《鍘美案》講的是陳世美與秦香蓮。婚姻當然也有法律問題,但夫妻之間是不是負心、誰對不起誰,其中還包含人際關係與道德評價。旁人可以同情,可以批評,也可以選擇聲援其中一方。柯文哲面對的卻是刑事案件。既然陳醫師從《鍘美案》說起,我也好奇,包公戲裡又有哪些涉及官員貪瀆的故事?這一翻,還真的翻到了。一齣是《鍘龐昱》。龐昱奉旨前往陳州賑災,卻剋扣、挪用賑銀,最後被包拯查辦。另一齣是《鍘包勉》,講的是包拯的姪子為官收賄。說來也巧,這三個故事案情完全不同,倒有一個共同點:最後都掉了腦袋。翻到這裡,我突然覺得,還是不要再幫陳佩琪找戲了。因為問題根本不在該演哪一齣。陳幸妤與趙建銘的家庭糾紛,可以有社會觀感,可以有人同情,也可以有人聲援。婚姻糾紛裡,聲援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態度;刑事案件裡,聲援卻不能成為證據。柯文哲面對的是刑事指控。檢方拿出什麼證據、辯方如何反駁,最後由法院依法判斷。一萬個人在法院外面喊冤,不會因此少一項證據;一萬個人在網路上喊有罪,也不會因此多一項證據。所以,陳醫師的要求實在很讓人困擾。如果陳醫師認為先生受到司法不公,可以指出哪一項證據有問題、哪一道程序不合法,這些都值得公開討論。但無論支持者多或少,都不會改變刑事案件最終必須回答的問題:證據是什麼?至於包拯,就讓他休息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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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亞家教會創辦人曾英欽牧師近日因在聚會中談論習近平與中國,引發爭議。他肯定中國近年的發展,稱習近平是「很難得的時代領袖」,並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世界的合一、和睦、和平連結。教會到底能不能談政治?當然可以。戰爭、人權、公義與宗教自由,哪一項能與信仰完全切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曾先後發表〈國是聲明〉、〈我們的呼籲〉與〈人權宣言〉,直接回應政治壓力與人權問題。高俊明牧師更曾在威權時期因協助遭政治追捕者而入獄。當政治權力侵犯人權時,教會不能以政教分離為理由保持沉默。所以,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教會能不能談政治,而是教會站在哪裡談政治。基督教對人的理解相當直接:「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馬書三章十節)因此,無論政治領袖、牧師或普通會友,在講台面前都沒有兩樣。講台不是用來宣布誰值得擁護,而是提醒每一個人:你也需要悔改、歸向上帝。聖經要求基督徒「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禱告(提摩太前書二章一至二節)。但為掌權者禱告,與替掌權者背書,終究是兩件不同的事。教會可以用信仰檢驗政治,卻不應拿信仰替政治增加神聖性。所以,我真正介意的並不是曾英欽談了政治。我不是曾英欽的會友,但我們讀的是同一本聖經。既然曾英欽把這些政治判斷帶上教會講台,那麼這些話也應該按照講台自己的標準接受檢驗。第一個問題很簡單:神真的這麼說嗎?哈利路亞家教會長期以「宣教為中國,中國為宣教」為目標,官方網站至今仍寫著:「神揀選中華兒女,在末後世代承接福音的最後一棒。」教會自一九九三年開始進入所稱的「中國宣教禾場」,這套關於中國與末後世代的理解,顯然不是最近才出現。基督徒可以盼望中華民族歸向基督,但這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並不是同一件事。前者以基督為中心,後者則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敘事。門徒也曾問耶穌:「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使徒行傳一章六節)耶穌沒有順著他們談以色列國何時復興,反而把門徒的使命指向耶路撒冷、猶太、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祂的見證(使徒行傳一章七至八節)。連以色列國的復興都不能直接等同於神國,那麼,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放進神國與末後世代的圖景,依據究竟在哪裡?接下來還有第二個問題,而且比第一個更嚴重。曾英欽談到中國限制宗教時,認為宗教界確實存在亂象,因此政府不得不出手整頓,又以「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說明真正的信仰不必害怕。可是《提摩太後書》留下的話,似乎正好相反:「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後書三章十二節)當國家逮捕牧者、關閉教會、限制聚會時,誰有權決定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如果答案是掌權者,那麼「真的假不了」就不再是對信仰的信心,而是把判斷信仰真假的權力交給政府。哈利路亞家教會在中國宣教三十多年,不會不知道中國家庭教會的遭遇。成都秋雨聖約教會牧師王怡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與「非法經營罪」遭判刑九年;北京錫安教會則在二〇二五年遭遇大規模抓捕,包括主任牧師金明日在內,多名牧者與教會成員遭警方帶走。這些人不是抽象的「宗教亂象」。對基督徒而言,他們是弟兄。面對擁有巨大權力的習近平,曾英欽願意理解中國的發展,肯定其領導,甚至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尋找合一、和睦與和平的意義;面對遭到拘捕、判刑的基督徒,他卻接受「宗教亂象」與「政府整頓」的說法。曾英欽對掌權者極力理解,對受迫害的弟兄卻格外懷疑。教會可以談政治。但教會談政治,應該是讓政治權力也站到信仰的標準下面接受檢驗,而不是把講台的權威借給政治人物。為掌權者禱告,是聖經的教導;為受苦的弟兄發聲,同樣是教會不能推卸的責任。講台面前沒有「很難得的時代領袖」。只有需要聽道的人。那麼,這些被捆綁的弟兄,對曾英欽來說,又算什麼呢?
留言0喜歡投書當校內排名走出校門
學生因故錯過定期考試,補考成績到底應該怎麼算?過去中央的國中成績考查規定,曾明定事、病假缺考補考時,六十分以下按實得分數計算,超過六十分的部分七折計算。現行高中規定則把補行考試的評量方式、成績採計及登錄,交由各校自行規定。於是,同樣面對定期考試缺考,不同高中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答案。豐原高商依請假原因區分,部分補考按實得分數計算,部分採折算,部分則不予補考;沙鹿高工採取另一種方式,符合規定者補考按實得分數計算,但補考成績不列入期中、期末評量排名,並另行命題。為什麼各校要訂出這些不同規則?道理其實不難理解。學生因病或其他正當理由缺考,當然應該保障補考權益;但晚幾天考,也可能多出準備時間,甚至取得已經考過的試題資訊。如何同時保障缺考學生與其他學生的公平,本來就是補考制度必須處理的問題。如果事情只到這裡,各校自行規定,或許可以視為校務自治。問題是,高中還有繁星推薦。繁星看的不只是學生考了幾分,而是學生在校內的排名。一名學生補考取得的成績,因此不只影響自己。當他的成績改變,校內排名也可能跟著改變,而排名又與繁星推薦的升學機會相連。我們當然沒有證據證明,有學生利用請假制度刻意延後考試來提高成績;但制度公平不能建立在「應該沒有人會利用」的假設上。各校已經採取不同方式處理晚考問題,本身就說明這是一個教育現場實際需要面對的風險。真正值得追問的,是這些排名最後去了哪裡。各高中有不同的請假與補行考試規定。在校內,這可以叫做校務自治;但不同的規定,也可能影響學生最後的校內排名。問題是,各校依照不同規則產生的前百分之一、前百分之五,最後卻一起進入同一套繁星推薦制度。這就出現了一個制度上的落差:產生排名的例外規則可以由各校自己決定,使用這些排名的卻是一套全國共同的升學制度。所以,中央真正需要統一的,不是各校怎麼出題、怎麼補考,也不是要求全國高中採取完全相同的請假規定。真正需要共同規範的,是繁星的入口:什麼樣的例外情況取得的補考成績,可以完整納入繁星所使用的校內排名,至少應該有一套共同的基本標準。這也不需要走回補考成績一律打折的老路。學校仍然可以保障正當缺考學生的補考權益,也可以自行決定評量方式;但是一旦這份成績要轉化成排名,進入全國共同的大學升學制度,就必須同時考慮其他學生的權益。校內評量可以自治。但當校內排名走出校門,成為全國升學制度的一部分,例外的邊界就不該只由各校自己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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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國史館長陳翠蓮上任後,批評「民選獨裁」是偷換概念,也認為有人組成「黨外大聯盟」,是在盜用過去民主運動的名號。國民黨文傳會主委陳以信隨即批評她才剛上任,就急著替當權者辯護,甚至指她「諂媚當道、討好今上」,並引用文天祥《正氣歌》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奉勸她:「既居史官之位,就該有史官之骨。」 既然他請出了齊太史與董狐,那我們不妨真的回頭看看,這兩位史官究竟留下了什麼樣的「骨」。《左傳》記載,崔杼弒齊莊公,齊國太史寫下「崔杼弒其君」,崔杼把他殺了。太史的弟弟接著寫,又被殺;另一個弟弟仍然照寫。更精彩的是,南史氏聽說太史一家接連被殺,拿著竹簡趕來,準備繼續把這件事寫下去,直到知道已經有人照實記下,才回去。權臣可以殺掉史官,卻不能逼史官改掉那幾個字。所以「在齊太史簡」歌頌的,從來不是史官遠離政治,而是當政治權力已經威脅到自己的生命,仍然敢寫。董狐則更進一步。《左傳》記載,弒晉靈公的人是趙穿,董狐卻在史冊上寫下「趙盾弒其君」。趙盾抗議,董狐回答:「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這不是漏掉了趙穿,而是董狐根本沒有停在「誰動手」這一層。他問的是另一個問題:趙盾身為晉國正卿,沒有逃出國境,回來之後又沒有討伐弒君者,那麼這場政治事件的責任究竟應該算在誰頭上?董狐不是一台只負責記錄事件的攝影機。他還在判斷政治責任。孔子因此稱他「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齊太史敢寫,董狐敢判。這時再看孟子說的:「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亂臣賊子所怕的,恐怕不只是自己的名字被寫進史書。他們更怕的是,史筆最後留下來的,不是自己替自己準備好的說法。誰做了什麼,誰失其職,誰應該負責,不能只由當權者自己解釋。權力可以決定事情發生當下怎麼說,卻未必能決定歷史最後怎麼寫。當然,敢於判斷,不代表判斷就一定正確。這也是這場爭論最容易被混在一起的兩件事。陳翠蓮認為「民選獨裁」是偷換概念,認為「黨外大聯盟」挪用了過去民主運動的名號,這些判斷都可以被質疑,也都應該接受史實、制度與概念的檢驗。陳以信如果認為她錯了,完全可以指出她錯在哪裡。但「她的判斷錯了」和「她不應該作出判斷」,是兩回事。陳以信甚至進一步指控陳翠蓮「諂媚當道、討好今上」。這當然也是一個可以提出的判斷,只是同樣必須接受證據檢驗。如果陳翠蓮扭曲史料、改變一貫的學術標準,或者為了特定政治人物而採取不同的判準,都可以成為批評她的理由。但不能只是因為她作出的判斷有利於執政者,就直接推論她是在討好執政者。中間還缺了一段必須證明的因果關係。更不能因為一個史家對當代政治作出判斷,就反過來把「作出判斷」本身當成沒有史官風骨的證據。陳以信先生似乎有點誤解了自己引用的典故。齊太史留下的是面對權勢仍然敢寫,董狐留下的是面對政治責任仍然敢判。這兩人留下來的,根本不是不作判斷的態度。史官之骨,也不該只是保持沉默。真正困難的是,不因權勢而不敢寫,不因利害而改變判斷,而且願意讓自己的判斷接受史實與論證的檢驗。陳翠蓮的判斷是不是正確,我們可以繼續辯論。但如果陳以信先生要用齊太史與董狐來定義什麼叫「史官之骨」,那麼讀完他自己引用的兩個典故,我仍然只能作出同一個判斷:我不同意陳以信先生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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