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議員李柏毅因陪同女兒到急診就醫，與醫護溝通時聲音過大，引發爭議。他隨後公開道歉，哽咽落淚，七度鞠躬，同時解釋八個月大的女兒當晚發燒、哭鬧，輾轉幾家醫院，自己初為人父，一時太過焦急。

這些理由都可以理解。但我反而想問：道歉為什麼需要這麼多理由？

解釋回答的是「我為什麼這麼做」；道歉應該回答的是「我做錯了什麼，以及準備如何彌補」。孩子生病可以解釋一名父親為什麼焦急，卻不會因此減少醫護承受的壓力。

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英國法哲學家 Jeremy Bentham，是功利主義的重要奠基者。這套思想關心的問題很直接：一個行為造成了什麼後果，又讓誰承擔這些後果？

放回這件事，錯誤既然已經發生，再完整的理由也不能改變結果。真正值得思考的，是接下來能不能減少損害，甚至讓事情產生一些比較好的結果。

這也是我認為李柏毅道歉方向錯了的地方。

如果問題只是「聲音太大」，七次鞠躬大概已經足夠。但急診室真正值得擔心的從來不只是音量，而是安全。孩子發燒的父母急，等待急救結果的家屬急，疼痛中的病人更急。正因為每個人都有失控的理由，這裡反而更不能成為可以失控的地方。

李柏毅最後沒有動手。但這當然不是說李柏毅當時準備動手，而是醫護面對情緒失控者時，不可能事先知道誰會停在言語，誰會跨過那條線。

把當晚站在診間的人換掉看看。假設今天是一名體格壯碩、受過格鬥訓練的成年人，同樣因為孩子生病而焦急，同樣開始情緒失控。第一拳還沒有揮出去，醫師與護理師卻已經必須面對它可能發生的風險。

而李柏毅恰好還有另一個身分：台北市議員。

這個身分不應該讓他在急診室得到任何特殊待遇，卻讓他在事情發生以後，擁有一般人沒有的補償能力。他可以質詢、調查，可以真正去看看急診醫護每天承擔多少我們平常看不見的風險。

李柏毅已經鞠躬七次，不必再鞠第八次。

與其繼續解釋那一晚為什麼著急，不如利用市議員的身分，把自己的一次錯誤，變成少一名醫護可能受到傷害。

這或許比第八次鞠躬，更像一次完整的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