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國史館長陳翠蓮上任後，批評「民選獨裁」是偷換概念，也認為有人組成「黨外大聯盟」，是在盜用過去民主運動的名號。國民黨文傳會主委陳以信隨即批評她才剛上任，就急著替當權者辯護，甚至指她「諂媚當道、討好今上」，並引用文天祥《正氣歌》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奉勸她：「既居史官之位，就該有史官之骨。」
既然他請出了齊太史與董狐，那我們不妨真的回頭看看，這兩位史官究竟留下了什麼樣的「骨」。
《左傳》記載，崔杼弒齊莊公，齊國太史寫下「崔杼弒其君」，崔杼把他殺了。太史的弟弟接著寫，又被殺；另一個弟弟仍然照寫。更精彩的是，南史氏聽說太史一家接連被殺，拿著竹簡趕來，準備繼續把這件事寫下去，直到知道已經有人照實記下，才回去。
權臣可以殺掉史官，卻不能逼史官改掉那幾個字。
所以「在齊太史簡」歌頌的，從來不是史官遠離政治，而是當政治權力已經威脅到自己的生命，仍然敢寫。
董狐則更進一步。
《左傳》記載，弒晉靈公的人是趙穿，董狐卻在史冊上寫下「趙盾弒其君」。趙盾抗議，董狐回答：「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這不是漏掉了趙穿，而是董狐根本沒有停在「誰動手」這一層。
他問的是另一個問題：趙盾身為晉國正卿，沒有逃出國境，回來之後又沒有討伐弒君者，那麼這場政治事件的責任究竟應該算在誰頭上？
董狐不是一台只負責記錄事件的攝影機。他還在判斷政治責任。孔子因此稱他「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齊太史敢寫，董狐敢判。
這時再看孟子說的：「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亂臣賊子所怕的，恐怕不只是自己的名字被寫進史書。他們更怕的是，史筆最後留下來的，不是自己替自己準備好的說法。
誰做了什麼，誰失其職，誰應該負責，不能只由當權者自己解釋。權力可以決定事情發生當下怎麼說，卻未必能決定歷史最後怎麼寫。
當然，敢於判斷，不代表判斷就一定正確。
這也是這場爭論最容易被混在一起的兩件事。
陳翠蓮認為「民選獨裁」是偷換概念，認為「黨外大聯盟」挪用了過去民主運動的名號，這些判斷都可以被質疑，也都應該接受史實、制度與概念的檢驗。陳以信如果認為她錯了，完全可以指出她錯在哪裡。
但「她的判斷錯了」和「她不應該作出判斷」，是兩回事。
陳以信甚至進一步指控陳翠蓮「諂媚當道、討好今上」。這當然也是一個可以提出的判斷，只是同樣必須接受證據檢驗。
如果陳翠蓮扭曲史料、改變一貫的學術標準，或者為了特定政治人物而採取不同的判準，都可以成為批評她的理由。但不能只是因為她作出的判斷有利於執政者，就直接推論她是在討好執政者。中間還缺了一段必須證明的因果關係。
更不能因為一個史家對當代政治作出判斷，就反過來把「作出判斷」本身當成沒有史官風骨的證據。
陳以信先生似乎有點誤解了自己引用的典故。
齊太史留下的是面對權勢仍然敢寫，董狐留下的是面對政治責任仍然敢判。這兩人留下來的，根本不是不作判斷的態度。
史官之骨，也不該只是保持沉默。真正困難的是，不因權勢而不敢寫，不因利害而改變判斷，而且願意讓自己的判斷接受史實與論證的檢驗。
陳翠蓮的判斷是不是正確，我們可以繼續辯論。
但如果陳以信先生要用齊太史與董狐來定義什麼叫「史官之骨」，那麼讀完他自己引用的兩個典故，我仍然只能作出同一個判斷：
我不同意陳以信先生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