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晉

投書出行遊走三地，感觸存留心裡！（三）

(三) 香港目擊“占中”   這次能夠進入香港，像是受冥冥之中的安排，完全不是自己的初衷，最後從香港返回澳洲的時間是12月1日。觀選時候同在一起的立陶宛國會議員曼特斯告訴筆者他將去香港看“雨傘運動”，我還為自己進不了香港感到可惜，不然進去看一看，體會一下港人爭取民主的氣氛該。雖然出行前已經將離開香港時間從12月1日該換成了12月4日，心裡的準備卻是香港進關時候被阻擋然後送往澳洲。 圖1：在雨中與香港學生領袖周永康交流   11月30日晚從臺北飛往香港，起飛時間一再誤點後延，抵達香港的時候快午夜了。進關處遞上護照，官員頭也沒有抬，三下五除二在護照裡夾上了允許滯留到2015年3月1日的一張小紙片就放行了。實在出乎預料！取了行李匆匆走向迎客大廳，借著機場的網路匆匆聯繫其他香港朋友，“我進來香港了”，內心的興奮真相老電影“戰上海”中邵壯一腳踩著防禦工事，一手用拐杖將自己的帽沿往上一頂，“給老頭子發報，就說我已經站在了自己的前沿陣地”。另一位朋友原來也說好來機場接機的，此時他正在金鐘，不克分身，他告知當時金鐘場面激烈，有好幾千人聚集在那裡，希望我立刻趕過去看一看這個壯烈的場面。自己一想已經後半夜了，折騰了一天，人困馬乏的，還是先落腳安頓為好。   在旺角住下，人群剛散去，滿街還都是員警。既然進入香港，最為關切的就是兩個月後 “占中、雨傘運動”狀態。香港的抗爭已經為世界所關注，在我的心目中也是重如千鈞。到了金鐘，只見安營紮寨的帳營還在，一眼望去還是蔚為壯觀。再定睛一看，在臺灣觀選相識的曼特斯就在眼前，茫茫人海中的巧遇。在雨中，學生領袖們在高臺上發表激情的演講，只可惜聽不懂廣東話，不知所云，只能矮子看戲，跟著拍手叫好。雖然天上下著雨，意興仍濃。回想占中以後一段時間，香港蘋果日報直播占中代表與港府代表的對話，有朋友打來電話，再三要求我看一看。時辰到，打開電腦一看，才知道此番是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的尷尬。四分之一世紀來，一直沒有學說學聽廣東話，而這對話的工作語言就是廣東話。只能聽懂隻字片言，我索性只看不聽了。這個對話從形式上看對等，一個仲裁人，鄭國漢，港府和占中派各出五位代表，連性別也對等，各一女四男。對話雙方從表情上看從發言的語速上感受，都顯得平穩平和理性。學生代表在此舉世矚目的直播沒有絲毫怯場，短短二十餘天的占中運動中得到了極大的鍛煉。在對話以外正面意義就是本次對話全部過程和記者問都是公開透明的，不論今後走向何方，這個模式是一個正面正確的典範，就這一點平心而論，北京是得分的。   演講很快就結束了，乘此機會我和曼特斯一起走上前去向從臺上下來的“雨傘運動”青年學生領袖們致意，與周永康、梁麗幗等人進行了簡短的對話。曼特斯用英語、筆者用漢語向他們領導香港民眾堅持理性抗爭表示敬意。到金鐘的占中現場就是表達起碼的的道義的支持，在現場也體會到香港的莘莘學子沉得住氣，穩得住心，頂得住壓，這些領袖和在場香港學生和民眾為了自己，為了香港，更為了中國承擔了歷史的重任。   旺角雖然被清了場，連續幾個晚上都可以看到被驅散的民眾變了法子又捲土重來，“購物”行動取代清場前的佔領。男女老少都有，晚上溜達出來，聚眾遊走，眾多的員警則警戒著各個路口，隨時準備應急。聽年輕的學生歡快地向人高喊一聲聲“購物”，就如同早期東歐國家電影裡的“消滅法西斯，自由屬於人民”。我與朋友會心接過不用付款的飲料，感受購物的歡快。他們雖然被清了場，佔據馬路是不行了，但是走人行道還是可以的，每天晚上大家不約而同地走上街頭，時而呼喊起“要真普選”的口號，弄得員警疲於奔命。一對年輕的學生對我講解，他們就是要用這個方法天天來到街上，爭取香港民主，也為中國大陸建立一個模範榜樣。大約從晚上9點起到半夜結束。香港占中、雨傘運動以一種新的方式繼續維持著，好像香港年輕人從毛澤東那裡學來了十六字軍事用語“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逃我追”，並且在活學活用。   香港的抗爭給了北京習近平一個很好的機會效仿蔣經國，走出王朝迴圈的歷史。臺灣民進黨人若不自強抗爭，蔣經國也不見得會主動開放黨禁和報禁，讓國民黨走出一條新路，而不至於在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中遭受滅頂之災。這個時候的習近平沒有按照梁振英的要求對香港進行鎮壓，這是正確之舉。剩下來的就是香港與北京繼續較勁，軟磨硬抗，看誰耗得起熬得住。香港即便是這一輪輸了，可以斷定一定還會東山再起捲土重來，就向海浪和潮汐一樣，不斷沖刷著堤岸。北京贏了，習近平就丟失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的機會，當然習近平可以不怕政治風險丟掉眼前的機會，以後自己再創造一個。今天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功，源於“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這個經濟政策，今後中國安然站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應該是傾聽馬英九的建言“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現成就是讓香港先民主起來。對於習近平，放手香港，就是為自己政治解套，為將來鋪設金光大道。   在香港停留了四天，見了許多老朋友，去目睹金鐘占中現場，在旺角與“購物”的年輕人交流，去了立法會與劉慧卿議員進行了探討，臨行前走訪了支聯會。自認為得以進入香港是一個意外的收穫，從這個意外中隱約感受到某種寬鬆，是否欲擒故縱的寬鬆？或者是有關方面有心寬鬆而海外的政治反對派意料不到而沒有想到去嘗試一下？聽香港的民運朋友說，占中開始到現在，在他們所接觸的範圍內，海外來人共三人，正好是開始時候，中期和尾聲的時候，筆者是尾聲的時候。隔岸觀火海外有關運動策略爭吵到現在，但是能夠嘗試進入實地考察的為數不多。蓋因預想此刻高敏感期，飛赴香港無疑無功而返，且容易被視為“作秀”。筆者有幸是因為其他事情的安排有巧合，所以才神思遐想認定是冥冥中的安排。香港占中是筆者期待多年的，有案可稽。所以當占中運動未開始時候一次網路會議上兩位元民運前輩對未來的占中會影響香港經濟而擔憂，建議海外民運應該與其保持距離。筆者啞然失笑，多年前我們發表文章大聲疾呼予以推動，現在香港民眾覺醒過來啟動了，我們卻躲避，這與葉公好龍有何異?   這一輪的占中，客觀地說沒有看到動搖北京堅守專制堡壘的決心和意志的跡象。但是這場運動不會因為強力清場就此結束，而只是運動這一個階段的完結，不久還會東山再起捲土重來。我們拭目以待，歷史的演變會朝著民主自由的方向演進。我們還是一如既往地謳歌並且力所能及地支持香港民眾的抗爭，一直到一個嶄新的天地被開闢的那一天。   圖2：與立陶宛國會議員曼特斯一起走訪香港立法會，拜會香港民主黨籍議員劉慧卿

投書出行遊走三地，感觸存留心裡！（二）

（二）臺灣觀摩選舉   今年3月中就接到臺灣民主基金會的邀請，參加11月底的“九合一大選”的觀摩。這次參加的是2014年九合一選舉國際觀選團，全團八人，分別來自澳洲、立陶宛、吉爾吉斯坦、匈牙利、斯洛文尼亞、墨西哥和南非。除本人以外，另外七人都是國會議員和專家學者，這次能夠躋身其中，託福德福。   臺灣觀選這是第三次。第一次2009年底的五都選舉，第二次2012年1月的總統大選，這一次“九合一”選舉。前兩次都是藍營國民黨獲勝，這一次綠營民進黨大贏，贏得連自己都沒有想到，藍的輸的也自己都沒有想到，基本達成了綠營方面對選後臺灣政治格局的期望，“藍天綠地”。國民黨此敗，主因是馬英九，誠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不過民主社會的勝敗選情如同鐘擺，不足為慮，就像國人下象棋說的“棋子木頭做，輸了再來過”。   筆者更有興趣的是與選情結果有關聯事態先前發展和演變。   年初看到張志軍、王郁琦中國南京之會，受此啟發寫了一篇，旨在倡議成立“廈門—金門政治特區”。對於臺灣而言，開始兩岸的政治互動，對於北京而言，則敦促效仿當年深圳經濟特區開啟經濟改革，如今開啟中國政治改革。   一道臺灣海峽阻緩了國共雙方的戰事，一場韓戰阻斷了毛澤東全境解放臺灣的政治宏願。六十五年過去，海峽兩岸如兩條平行線，各自發展到了今天。一邊大陸中國經濟躍居世界第二，政治制度依然停滯落後。另一邊臺灣中華民國完成政治民主化已然成熟，民眾富庶社會康泰。一邊大陸中國和平崛起，綜合國力強勢，國際地位日隆。另一邊臺灣中華民國國際上日漸矮化遭受制肘，但完好保有民族文化和道統。   在兩岸關係上，大陸一方一直處於攻勢主動，臺灣一方從來都是處於守勢被動。2008年馬英九率領國民黨重新執政以後，兩岸關係發生了從緊張向緩和的轉變，兩岸互動頻繁，簽訂了多項合作協定和經濟條款。今天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先生對台關係上的表現比起前任更為積極主動，我們看到今年2月11日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南京與到訪的臺灣陸委會主委王鬱琦高調會談，在兩岸、港澳及西方八十多家媒體兩百多記者的見證之下舉行。大陸一方還表示，兩岸的交流互動不能只停留在經濟層面，必須進入政治層面。一周以後2月1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及隨訪的臺灣各界人士，提出“兩岸雙方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順勢而為，齊心協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取得更多成果，造福兩岸民眾，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足見大陸一方尋求政治突破的急迫心情，以兩岸關係作為突破口，主動向有高風險的政治區域進行強行衝擊。另根據“自由時報”報導，中方張志軍在第一天工作會議時，出其不意拋出兩岸和平協議和軍事互信機制等敏感政治議題，而王鬱琦則謹慎婉拒。王鬱琦也以不經意的方式提出亞太峰會期間“習—馬會”，張志軍則婉言表示“兩岸間的是最好還是找兩岸的地方商談，不需籍由國際會議場合”。   由此可見習近平在兩岸問題上表現出的認真，但是兩岸缺乏互信，強勢一方的誠意還不能讓弱勢一方充分相信。要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也不難，只要習近平真的誠意足俱。如何來表示這個誠意呢？我們斗膽建一言：開闢海峽兩岸共同治理的特區。   “深圳特區”開闢於1980年，它是中國的經濟改革試驗田。經過了三十餘年的經濟改革，中國經濟取得了長足進步，讓全世界為之矚目。既然習近平清楚政治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與對岸臺灣共同治理“特區”才可以讓臺灣對中國大陸逐漸產生信心繼續政治互動並且推動日後的兩岸融合。習近平與連戰會面時候微信消息說江蘇南京將被劃出作為兩岸共同治理的試點城市，如果真是這樣，海峽兩岸的互信互動就一定牢牢實實進入運行軌道。但是再一想，這個想法比較一廂情願，還看不出絲毫跡象北京會進行如此大膽的嘗試。那麼要將兩岸互動由經濟轉向政治並且產生成果，唯有真誠和真實，要體現真誠必須是真實。要真實就必須貨真價實，才能夠展示出真誠去除另一方的心中存疑。當年的“經濟特區”開闢在深圳，今天的“政治特區”就應該開闢在於臺灣屬地金門島隔水相望的福建廈門。其實中國共產黨內不乏有識之士，早在項南擔任福建省委書記時期，他曾經提出過一個大膽的提議，把福建規劃給臺灣，由臺灣來施政。當然這只是一說，並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為了取信對方，“廈門特區”完全按照當年“深圳”精神，提倡政治自由，實行新聞自由，任由廈門民眾學習效仿臺灣，自由選擇治理方式，行政長官。   可以預見，習近平先生若能接受這個建議並且付諸實施，一定可以獲得如同“深圳特區”的預期效果。大陸政治改革舉步維艱，“廈門特區”可提供一個突破口和試驗田。臺灣朝野都拒絕“一國兩制”，“廈門特區”則可以增加民眾對未來統一的向心力。“廈門特區”的模式將在中國大陸得到推廣，最受益的還是中國共產黨和她治下的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在習近平先生的任期內可以實現政治軟著陸，中國人民可以通過這個特區經驗摸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民主制度道路來，而海峽兩岸才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實現統一，中國的強國之夢也會得以實現。   原本以為四平八穩，好似為兩岸互動鼓與吹，一稿兩投北京和臺北，定在2月份發表。後來因為個人事情將此議題暫時擱置，以免畫蛇添足。但就這個議題，筆者還作了一點私下的功課。聽取了一位摯友的分析，茲摘錄如下：   兩岸互動頻繁，我的看法是因為馬英九總統任期僅剩餘2年餘，一方面他有使命感，認為需要在他任期屆滿前，把兩岸領導人會面的架構建立起來，也賭習近平面對中國大陸內部各種壓力及問題愈來愈大，台灣人民隨著兩岸交流愈趨頻繁，但對於與中國大陸統一之想法反而愈來愈遠。如果不現在跟馬總統會面，下一任總統就算是國民黨，也不會在其第一次任期內與中國大陸領導人見面。換言之，如果習近平現在不和馬英九總統見面，下次想見面可能至少在6年後，更不要說如果當選的是民進黨籍總統，時間可能更遙遙無期。習近平如果急切想要鞏固權力，塑造歷史地位，自然不會樂見兩岸領導人至少6、7年之後才見面。雙方賭的都是大家都沒什麼時間，如果習近平覺得可以等，不在乎，那就會破局。如果習跟馬有同樣的想法，馬英九自然希望此事能在APEC國際論壇會議上促成。   友人的分析有見地，果然張志軍與王鬱琦會面時候拒絕了亞太峰會時候的“習—馬會”。但是並沒有把路堵死，而是更明顯地表示了“習—馬會”重要性。從這一點上，不難分析出，大陸是希望把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內事務上，北京是中央，臺北則是地方。而臺灣則希望兩岸關係可以成為一個國際問題，以此謀求會見雙方的對等。這應該是大陸婉拒在亞太峰會期間確定“習—馬會”，選擇沒有第三者在場情況下的會面，但又不願明言的原因吧。   筆者認為兩岸各自最高政治領導人進行政治會談，是最可能引發政治突變的因素。北京希望不戰而屈人之兵，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最終讓臺灣就範。而臺灣則卻一再表現出躲避退讓的姿態，全然不顯示政治進取之心。   以後與一位元前北京具體分管臺灣事務的官員接觸，從他那裡得知一些共產黨的資訊和心態。1978年底鄧小平訪美之後就得出了結論，拿回臺灣是不可能了，當時的共產黨有“三弱”，政治弱、經濟弱、軍事弱，因之對臺灣只能隔海相望。筆者似信非信。既然如此為何又能在83年中英談判中保持強勢讓香港回歸呢。對方回答說鄧小平用了蠻橫手段在弱勢之下以耍流氓嚇退了柴契爾夫人。   歷史上國、共幾次合作，都以國民黨上當受騙虧蝕老本告終。孫中山的第一次國共合作，讓共產黨借雞生蛋。當然孫先生無可奈何，得不到西方的支持，只能轉而接受蘇共列寧史達林的支持，其結果是讓共產黨如同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裡拳打腳踢。第二次是西安事變，純屬城下之盟，其結果是讓共產黨借日本之手打殘了國軍，開始坐擁手握的雄厚軍事力量再借蘇聯的鼎力支持打敗了國軍，拿下中國大陸的大好河山。   如果看得穿一點，就知道共產黨不會有誠信，它現在給臺灣的笑臉應該是為了靠近臺灣，乘臺灣放鬆警覺的時候就一定會吃了臺灣。這實在是像寓言故事裡的“大灰狼”，不會安下好心。馬英九國民黨政府需要警鐘長鳴，不忘前車之鑒。與共產黨交手，一定是“不見兔子不撒鷹”，小心謹慎，切忌讓對手屢屢得手，被用“假鈔調換了貞操”。   事情到此沒有完，而有了新突變。“3.18 太陽花學運”橫空出世，打亂了國共互動漸入佳境的進程。《海峽兩岸服務貿議協定》再好，臺灣年輕人就是不要，他們感受到北京的“笑裡藏刀”。這個突如其來的行動一巴掌向馬英九打去，其效果如同連勝文中槍，子彈穿過連勝文的面頰，卻以外地打死了旁人，略微不同的是這個舉措有意地挫敗了北京對臺北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長遠計畫。   接著就是雙邊關係發生微妙變化，馬英九不能出席北京的亞太峰會，習馬會未能如期發生，香港爆發占中運動，馬英九高調支持香港學生爭取民主，並且套用鄧小平的話語建議北京“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讓香港先民主起來。此議遭致北京的強烈批評，“兩岸一家親”這個親切話語不提了，轉而訓誡臺灣不應該對中國事務說三道四。臺北沒有與北京直接叫駡，卻通過方式釋放資訊歡迎達賴喇嘛來臺灣訪問。   驚回首，離天三尺三。臺灣“太陽花學運”強佔立法院，就是對馬英九政府的旗下藍營的選戰預告。香港占中爆發，北京的“一國兩制”再露崢嶸，提醒了臺灣民眾，兩岸關係處理上與北京熱過頭的馬英九國民黨首當其衝成為選民拋棄的對象。“九合一選舉”的選情是無法逆轉了，剩下的就是一敗塗地鎩羽而歸。如果說以前臺灣選情有明顯的族群傾向，那麼這一次筆者則認為更多的是臺灣民眾的進一步成熟，兩岸服貿協議對普通民眾應該具有短期利益，但是臺灣民眾透過短期利益感知長期的危害而選擇拒絕接受，又從香港獲得間接教訓何為失去自由，因而奮力保護現有的民主和自由不受北京的逐步侵蝕。   這次觀選與以往不同，更有機會與這個國際觀選團其他成員發生橫向聯繫，從而幫助自己開闊視野，領略原來不認識的國際關係。團內一位中亞國家國會議員，也是國會裡面反對派領袖，他喜歡與筆者討論中國和俄羅斯問題。他認為中國與俄羅斯有一個明顯的不同，中國實力增長了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往往採用經濟手段進行誘惑，讓受惠國感恩戴德而屈從，而不像俄羅斯那樣對僕從國進行蠻橫的干預甚至顛覆。原來蘇聯解體出去的中亞各國現在依然很受俄羅斯的影響，這些國家經濟很大程度上依賴俄羅斯，那就必須聽話，不然就有好看。   普京原來克格勃背景，非常有手段。俄語幾乎就是他的母語，聽得懂廣看得懂報紙和電視，他完全知曉俄羅斯的窘境，經濟力量十分薄弱，充其量世界經濟總量的百分之二，強悍的就是核武，在他的認識裡俄羅斯就是一個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的危險國家。因為烏克蘭事件俄羅斯受到了西方嚴厲的經濟制裁，世界能源大幅度跌價更使得俄羅斯雪上加霜，普京還能支撐的將會有限，這有可能引發俄羅斯會發生政治變化。如果俄羅斯發生變化，一定會輻射到其他中亞國家產生骨牌效應，從而會使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失去擋風屏障。   另一位立陶宛國會議員此行臺灣觀選後有意進入香港親眼目睹親身體會香港的占中，也就是後來改稱的“雨傘運動”。這些新朋友都是世界民主潮流中的中堅力量，借此機會相互認識，增進理解，都是將來的鋪墊。團內還有其他成員也都各有千秋，這裡不再例舉。 圖片說明：2014年九合一選舉國際觀選團走訪高雄和台中競選辦公室

投書出行遊走三地，感觸存留心裡！（一）

文/秦晉 （一）達蘭薩拉拜訪尊者 11月中的印度之行由臺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楊黃美幸女士率隊，一共八人，除自己隔洋跨海來自澳洲，另七人來自臺灣和香港。籌備這次行程開始於今年6月，由駐臺北的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從中聯絡牽線，約定了11月17日在印度達蘭薩拉拜會尊者達賴喇嘛。自己還將於­11月下旬去臺灣觀摩“九合一”大選，此行恰好一石雙鳥。 圖片1：左起：許如亨、長平、秦晉、李昂、黃旭宏、尊者達賴喇嘛、許如亨、吳恩萍、劉瀾昌 尊者達賴喇嘛于三年前進行了藏傳佛教宗教改革，放棄了自己的政治領袖地位，專事宗教事務。雖然如此，尊者的感染力和號召力依然不減，敬拜者依然絡繹不絕。這一行人除了自己多次覲見過尊者，餘皆第一次，故都興奮異常。臨行前不久，自己突發奇想，香港占中形勢逆轉，前景看淡，約見一次尊者不容易，何不邀上香港占中運動中堅人士一同前往印度達蘭薩拉，促成臺灣、香港、西藏這些政治板塊移動和接觸。遂向本次參訪團領隊表達了這層意思，領隊不拂善意，欣然允諾，惜最終未成。但是臺灣蘋果日報對我們此行很有興趣，派了記者隨行，完整地記錄了達蘭薩拉之行。在此聯絡溝通之中得知馬英九政府為達賴喇嘛訪台關閉了紅燈，是轉亮綠燈還是無燈自由行走，皆可心領神會。這個資訊為本次參訪團到訪達蘭薩拉增添了閃亮點。 尊者身體狀況依然良好，饒有興致地與我們一行暢談一個半小時，主要都是宗教文化方面議題。尊者親切地歡迎楊黃美幸率領的一行8人：歡迎你們到來，你們追求民主，我特別歡迎你們。1959年剛到印度時候我住在另一個地方，一年以後1960年我才搬到這裡，那時經常地震。50年代初，我認識到當時的西藏噶夏政府權力太過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這不好，我就在西藏開始政治改革。60年代我開始推動噶夏政府民主化。2001年起我開始半退休狀態，2011年我全退休，同時主動地愉快地自豪地終止了長達四個世紀的達賴喇嘛制度。達賴喇嘛進而很詼諧地說道：我也考慮過由第十五世達賴喇嘛來決定，如果第十五世達賴喇嘛來了，他是否同意我的決定，我還不知道。不過這沒有關係，他不會來了，所以我可以做出決定。我全心全意地推動民主化。你們都是推動民主化的人士，我再一次歡迎你們的到來。 團長楊黃美幸才開言，尊者一眼看到了楊黃手上的影集，順手拿了過來，並且解釋開來：影集的作者長期支持西藏獨立，而我們已經遵循“中間道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全部藏族地區的自治，所有藏區的民眾都應該擁有相等權利保持自己的文化和語言。他（Vijay Kranti）對我們的中間道路政策持批評的立場。尊者提到西藏自治的時候，用清晰的漢語發出“自治州、自治縣、自治區”。全體參訪成員11月15日抵達印度新德里時候，印度朋友 Vijay Kranti，攝影師兼記者前來相見，他支援達賴喇嘛和藏人長達四十餘年，這次他拿來了他的幾十年來為達賴喇嘛拍攝的影集，團員見影集都很喜歡，紛紛索要。他說全集只有一幀照片是非他所攝，就是尊者幼年時候的那一輻。 參訪團不失時機提出尊者達賴喇嘛訪問臺灣的和過八十大壽的事宜。尊者很高興地回復：我第一次到臺灣是1997年，再一次去的時候是2001年。有很多藏傳佛教的信徒在臺灣，他們熱情地邀請我去臺灣，當時我就決定了，我隔一年去一次臺灣。以後我隔年訪問臺灣的計畫沒有能夠付諸實施。每年都有很多臺灣的佛教徒前來達蘭薩拉，還有其他臺灣各界人士，他們都很希望我訪問臺灣。我的回答是，如果臺灣政府允許的話，我當然樂意前往臺灣，因為眾多的臺灣民眾來達蘭薩拉，花費不小，還不如我一人去臺灣向他們傳授佛法。只要臺灣政府允許，我隨時做好了去臺灣的準備。 楊黃美幸立刻回應：尊者去臺灣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這個月底的選舉以後，歡迎尊者訪問臺灣的力量會更大。尊者回答，如果能去臺灣的話，在那裡過八十大壽也是可以的。在場的聽了尊者這話都興奮地鼓起掌來。 拜會尊者一個半小時，所有人都興奮滿意。之後才嘉與參訪團再次交流溝通，商議未來幾項事宜：尊者訪問臺灣、推動北京接受達賴喇嘛去中國。前項尚靠譜，後項則看天。友人與筆者交談，談起將去印度拜會尊者，他提議推動中國接受尊者回中國，他提出的理由是：達賴喇嘛具有國際威望和數百萬藏人的景仰，北京習近平一定要對著幹，則兩敗俱傷。如果允許達賴喇嘛回中國，有助於北京獲得更多的國際尊重，有助於習近平有別于前任，對自己的政治改革和歷史地位奠定都有益無害。他相信習近平應該懂得從善如流。但是前提條件是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不謀求西藏獨立是貨真價實的，而非權宜之計。筆者不禁笑了，以筆者無數次拜會尊者達賴喇嘛，深知尊者的“中間道路”是真心實意的，北京無需多慮。問題是北京明知達賴喇嘛的想法，就是有意曲解，以期阻攔達賴喇嘛返回中國和西藏。 拜會尊者達賴喇嘛後參訪團拜會流亡藏人議會副議長、司政洛桑格桑博士，晚上流亡藏人外交部達波秘書長和剛從臺灣返回達蘭薩拉的達瓦才仁、索朗等一起晚宴款待參訪團。 11月22日，參訪團賦歸之前在印度新德里受喜馬拉雅亞洲研究中心和甘地和平基金會聯合邀請，出席“中國民主化面臨的挑戰”專題研討會，團長楊黃美幸和秦晉分別發表演講。楊黃美幸談到：我們是臺灣人而非中國人，在臺灣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傾向于統一，其餘的則傾向於獨立或者維持現狀。臺灣民眾對兩岸的服貿協定持懷疑態度，要求協定對臺灣民眾透明化。秦晉談到：有型的中國民主運動在境內沒有生存空間，只能流亡在海外。西方對中國民主運動很漠視，西方對與中國之間的生意往來有興趣。2011年阿拉伯之春對中國略有影響，但是很快被中國政府制服了。香港是北京的軟肋，我們希望香港以推動2017年的特首直選和2020年立法會普選起到領軍中國發生民主變化的作用。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應該在地區乃至世界發揮作用。 餘下的就是臺灣社會如何借此機緣恭迎尊者到訪。據知，臺灣多個團體和個人已經聞風而動，積極張羅，營造良好氛圍。參訪團成員、臺灣著名作家李昂先生自告奮勇出面奔走廣泛聯絡島內多個縣市長、佛教協會和其他社會團體共同籌備達賴喇嘛訪問臺灣這一盛事，另有央廣節目主持人楊憲宏先生也不落人後期待在此盛事上先拔頭籌。   圖片2：右起：黃旭宏、許如亨、楊黃美幸、李昂、吳恩萍、秦晉   （請接第二篇）

投書香港與北京的手腕較量究竟何者勝出？

文/ 秦晉 香港，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從大清國的版圖上割了出去給英國，作為大清給英國的戰爭補償。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以後到1997年，香港一直是中國瞭望世界的一個視窗，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沒有收回香港的強烈意向，是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的迂腐判斷，在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時候，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九龍新界租約到期進行續約。這個要求觸動了中國政府的顏面神經，不同意續約。英國退而求其次，放棄香港主權換取對九龍新界的治權，簡言之“以主權換治權”，也就是豬肉換羊肉。鄧小平很強硬，寧願不要香港，也不再續租九龍和新界。     1993年5月沾了已故的王若望先生的光，與隱居美國洛杉磯的前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有過一餐之緣，席間許家屯先生說起了這段密辛。席間問道，如果英國不向北京要求續約，將會是怎樣？許家屯先生回答的大意是：中國不會主動要求收回九龍和新界，香港一百多年來的地位會在1997年以後將在一種沒有明確界定的狀態下繼續維持下去，維持多久就要看中國和國際形勢的變化了，英國與中國之間的強弱關係的轉換，看誰有求與誰。英國人不懂中國人的政治心態，就犯了這個錯誤，吃了大虧。   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開啟之時，中國本身也在政治相對開明時期，雖然中方主帥鄧小平立場強硬決不退讓，讓英國鐵娘子柴契爾夫人無功而還，當時中國尚有胡耀邦、趙紫陽等開明人物。當時的數百萬香港民眾對自身未來的命運似未有爭取發言權，英方忙於以主權換治權，並未考慮港人意願，鄧小平則更是明言“中英談判不是三角凳”把香港民意摒棄在外，港人如同盛餐上的羔羊，聽任北京與倫敦的任意宰割。這幅政治圖景堪比二十年以後在紐約藝術博覽會上的一幅油畫《北京2008》，也叫《搓麻將的女人》，最可憐的小女人代表臺灣，站在一旁看著打牌的四位中美俄日女人如何擺佈自己。   據悉，當時港大學生會致函趙紫陽提出了“民主治港”的主張，居然得到了趙紫陽的正面回復，承諾將來香港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是理所當然的。不幸的是，中國發生的八九學運失敗了，趙紫陽也因此被逐出政壇鬱鬱寡歡而終。從此中國的政治從逐漸開放走回了禁錮保守，中國城門失火殃及了香港池魚。   與人交道，正確理解對方心態極為要緊。香港的回歸，北京內心是擔憂的。因為香港有言論自由，可以成為顛覆北京專制制度的橋頭堡。對北京而言，民主香港是個意料之外的難題。細想一下，北京維護共產黨的統治地位這條底線從未發生過動搖，任何有害於共產黨統治地位的政治舉措它都會防患於未然。     八九時候有一段調侃：毛主席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鄧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毛是否太陽早有答案，鄧是否初一十五不一樣？有一個例子，毛走後鄧初登大位，信心滿滿著手解決西藏問題：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為了表示誠意，還請了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回西藏考察。當發現藏人仍然不減當年對達賴喇嘛的熱愛和崇敬，萬人空巷地熱情歡迎嘉樂頓珠，鄧小平就把解決西藏問題誠意收了起來鎖進了保險櫃塵封了。從此以後北京與達賴喇嘛之間的一輪又一輪的會談就只有一個形式，不再有實質內容，就是北京做給國際社會看看的表面文章。藏方再真心實意只要求實質性自治，不尋求獨立都無濟於事。一位網友的網名叫作“假鈔換貞操”，用來形象描繪一下兩者的關係似有某種相似。     對於香港，“舞照跳馬照跑”是北京允許的，但是政治民主則不是北京能容忍的。中共很成熟，經驗也老到，充分地有效地利用了國際的綏靖主義和相當一部分港人的自律心態，迄今為止，化解了自由香港對中共專制制度可能的衝擊。   香港特首的產生，自然要符合北京遴選，在篩選方法上北京不擔心出現意外花落別處，再加上一條“愛國愛港”可由中央任意解釋的“政治評語”。這就像在中國評先進一樣，必須上級領導中意的才能完全符合多方面要求和條件。   其實民主派的普選要求並非“不愛國不愛港”。鄧小平的“愛國愛港”的真諦是“愛國”，而這個“愛國”的內核是“愛中國共產黨”。這是民主派與建制派對“愛國”讀解的根本不同。既然尋求民主自由，就不存在愛共產黨的思想基礎，這是民主派。而建制派則不同，他們真心實意地愛共產黨，因為他們仰仗共產黨的鼻息。     以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為例，他就是在早年先得到北京政府的暗中幫助渡過了家族航海業瀕於破產的難關，以後投桃報李報效北京，烏鴉反哺對“党”效忠實屬情理之中。建制派當然也不好意思明說了就是愛黨，最好的表述方式就是順著北京的意思假託“愛國”一詞。近二十年來北京的民族主義牌打得很不錯，不僅是在香港，而且在全世界凡有華人的地方都運用得極為順手。     再以北美和澳洲為例，無論是美籍、加籍還是澳籍華人，以“愛國”為榮的占大多數，客觀地說他們還真懷有樸素的情懷，用眼睛看清事實用頭腦明辨是非是沒有的，他們無需分辨“黨”與“國”的區別，很認真地愛國，實際上卻是在愛共產黨。北京非常巧妙地運用了這一手法魚目混珠。     另外，權勢壓人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日占時期有多少中國人死心塌地投靠日本？著名藏族歌手才旦卓瑪動情演唱“北京的金山上”能說是假唱？即使死了張屠戶也不吃連毛豬，沒了陳公博還有周佛海，沒了才旦卓瑪還有頓珠次仁。只要北京繼續強勢，為之迎奉阿諛之輩斷少不了。     最近一位暢銷作家慕容雪村在微博上發表言論：如果你想幸福，僅有錢是不夠的，你需要活在某種文明之中。關心自己的生活，就必須關心自己的權利；如果制度繼續做惡，你我都將難以倖免；身為公民，你應該正直、勇敢、獨立而清醒；身為公民，你應該明白：愛國家不等於愛朝廷；身為公民，為他人的不幸而呐喊奔走，是一種高尚的品質。這段擲地有聲臨危不懼表明心跡話語應該送給分不清“党與國”區別的香港民眾以及在海外眾多的糊塗華人用來醒腦。   自從香港回歸那一天起，每年這個日子港人都會舉行遊行敲打北京心門。第一次就是在香港支聯會的率領之下舉行的，由司徒華先生向行政長官遞交意見書之後和平散去。2003年因為“廿三條”激怒港人，遊行人數高達五十萬，是自北京八九學運以來最大的一次港人集聚。這次遊行所引發的效應，使政府停止對“廿三條”立法程式，並使親建制派在同年的香港區議會選舉大敗。2004年“七一”香港再度舉行遊行，爭取2007、2008年普選。筆者于6月28日從德國法蘭克福飛往香港，希望直觀港人爭取民主的盛況，無奈被港府阻攔，不得登機飛赴香港。另兩位澳洲的民運朋友以及多位香港朋友在香港機場空等多時悻悻而去。事後知曉那次遊行仍有幾十萬港人不避酷暑上街遊行，因有親身經歷故記憶猶新。   香港“七一”的慶典與遊行交相輝映，一邊廂握有權杖，一邊廂表達民意，是胳膊與大腿的角力關係。西方學者認為在中國為完成民主化以前，香港不可能變成一個民主實體。筆者不這麼認為，誠然中國政府堅定不移地阻止政治制度民主化，並且有效壓制了境內民眾民主訴求。但是香港就不同，兩者可以轉換，轉換的前提條件就是弱勢一方必須不斷凝聚民意做出逾矩行為求得打開枷鎖走蛟龍。香港民眾抗命不服從，北京彈壓的力度鞭長莫及，一旦力量對之發生轉變，就會形成地區突破，實現民主，從而牽動整個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這是北京不願看到的。     現在的問題是香港人自己的決定，前途和命運雖不完全在香港人自己手上，只要香港人民努力搶沖一把，完全有可能自己掌握命運和前途，也各引領整個中國發生摧枯拉朽般的政治變化。香港回歸十七年，時間不算短了。北京是絕對無意主動賜民主、普選於香港的，要這些東西還得靠香港民眾自己，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為習近平著想也著實處在險象環生之中，即使躲過香港，尚有不服管的臺灣、新疆維吾爾人的暴力相抗、西藏僧侶和民眾的自焚抗議、高於國防經費進行化解的民間維權和反抗、越菲日周邊領土紛爭、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停滯、生態環境極其惡劣、社會道德幾乎崩潰、體制內部吏治腐敗已經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社會矛盾總爆發的火山口已見噴岩湧出。 有人認為習近平是一位強勢之主，會有大的政治動作帶領中國圓夢成為世界之強。這是做夢娶媳婦，習近平有兩人可效仿，一是蔣經國，二是朱由檢。根據習近平登大位以來的表現，他學不了蔣經國，卻不遺餘力地不由自主地步朱由檢的後塵。

投書痛悼亡弟郁平生

文/秦晋   2014年1月12日下午4点46分，小弟弟金生抽泣着告诉我，“平生在10分钟前去世了”。只觉得心中一阵悲痛，痛得刻骨铭心，仰望苍天，倍感无奈，悲哀地长长叹息。平生的去世，给他的亲人——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悲伤和遗憾。   摄于1981年1月18日的阖家照：前排坐的父母，后排站立中间者为老大秦晋，左侧为亡弟平生，右侧位老三金生。   摄于1962年，三兄弟（金生、秦晋 、平生）和发小瑞康。   我1988年底离开中国，至今25年，其间只返回过两次，总共时间不超过40天。2013年中，我安排了两位弟弟在8月中下旬到台湾旅游观光，借此机会我们兄弟骨肉得以相见，主要目的是与平生相见。一切手续齐全，平生夫妇买好了机票，我也为他们订好了旅馆，只等到时候台北相见。恰在此时，平生体检查出罹患早期肝癌。平生倒是镇静自定，问中山医院医生，是否可以等他台湾之行回来以后施行手术，医生表示反对，动手术切除第一要紧。平生接受了医嘱，还宽慰地告诉我，因为是早期的，完全可以通过手术治愈。   命运真捉弄人，谁曾想，这次失之交臂，竟让2006年1月初我们兄弟的短暂的相聚与分别成了诀别。平生病情危急，消息传来，为了骨肉亲情，为了能在与弟弟平生天人永隔之际见上最后一面，我在1月2日走进了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要求与领事直接会谈，尽管在过去一年里已经有了连续三次申请中国签证被拒的经历。领事馆内一位年轻官员官员接待了我，听了我的口头陈述，留下了我递交的弟弟病危通知书，承诺将我的签证申请立刻上报。出了领事馆大门我就走入对面的签证服务中心加急申请签证。   1月7日上午，在递交申请3个工作日以后，我再去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见了值班领事，并且递交了书面陈述。   本人郁文龙，持澳洲护照。在过去的一年中曾经三次申请签证被拒绝。我弟弟郁平生肝癌手术后状况恶化，危在旦夕。故1月2日（上周四）来申请签证，期望返回回中国见最后一面。我申请的是加急签证，至今没有信息。昨夜得知弟几乎离世，心急如焚。家人都在努力赶回中国。我自知个人情况特殊，希望中国政府网开一面，放行回中国以尽人道。本人长期持与中国政府不同政治观点，此番回中国，为弟弟与平生话别送行，不做此事以外的事情。   郁文龙（秦晋）2014年1月7日   值班领事告诉我，我的签证还是在等待之中，而且明确告知如果拒签不会给予理由，目前还没有国内上级进一步消息，同时还暗示我这次申请签证的结果估计与以前几次相同。   1月10日一早得知躺在病床多年的老父亲突然大口吐血。急急去中领馆再次要求签证，递交陈情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悉尼总领事馆：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我弟弟郁平生病情危重，在澳洲的直系亲属尽量返回中国上海，我加急签证去中国，至今已8天。昨日下午（1月9日）侄子郁洋去病院探视我的父亲、他的祖父郁家林，父亲已经很久不认人不言语了，昨日却认出了小孙子来看望他，居然有了反应，并且谈了一段时间话。但是今日凌晨却大口吐血，生命垂危。刚才接到弟弟郁金生的电话得知此厄讯。   作为家中长子，父亲生命垂危，根据中国传统的人伦排除艰险争取见最后一面。谨此通过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向中国政府再次恳请予以放行。本人感谢在先，感谢中国政府能够出于人本主义和道义原则高抬贵手网开一面。   本人首先承诺，在中国期间不从事与请求放行给与签证事由不相关的任何事情。   郁文龙叩谢 2014年1月10日   见到的还是前一次的那位值班领事，我急急地把陈情书从窗口递交了给他，他接受了。但是签证准许与否仍无消息。   1月12日中国时间凌晨时分守夜的小弟金生来电，告知平生此时痛苦万分，不欲求生，只求解脱。我随即问是否可与平生通话。金生让平生接听，他神智清晰，可以感觉到，他听到我的声音是激动的，远隔重洋呼唤着我。我下意识地感觉到也许此时是我们兄弟间最后的声音交汇，也许是诀别之际，由于我的中国签证受阻，面见话别没有指望了。由于他这个时候病痛十分厉害，我对弟弟平生说了一些鼓励宽慰的话语，不忍心与他长时间说话，只能强忍着悲痛和悲愤。9个小时以后，弟弟平生离开了人世，死亡报告书上说是死于肾衰竭，得年仅55岁。次日1月13日星期一上午直奔中国驻悉尼领事馆，再一次书面陈情，要求去中国奔弟弟平生之丧。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悉尼总领事馆：   我弟弟郁平生已经于昨日2014年1月12日北京时间下午1点30分许溘然长逝，得年55岁。   骨肉分离、生离死别是人世间的巨大伤痛，无人可免。1月2日我提出申请回中国与弟弟临终话别，签证申请至今未有回复，我与弟弟郁平生兄弟骨肉最后一面已经不复存在。   中国是一个重道德伦理的国度，中国政府理应垂范。现在本人再次通过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恳请，予以放行返回中国上海奔弟弟郁平生之丧。同时看望一息尚存危在旦夕的老父亲生前一面。   本人再一次承诺，在中国期间不从事与请求签证事由不相关的任何事情。   郁文龙（秦晋） 2014年1月13日   这次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的两位官员出来向我说明，其中一位女性官员诚恳地表示，他们完全知道我的紧急情况并且理解我的心情，一定继续报告国内“有关方面”，一有消息立刻通知我。我深知我的中国签证不由他们批准，必须上报国内“有关方面”。八年前返回中国，中国有关部门官员面有得色地告诉我：当我们获知你的签证申请，我们很有信心地放你入境，很快地批准了你的申请。因此我知道，当时我的签证由中国有关部门核定，而且做的不露痕迹，完全像是一个普通的签证，按规定的四个工作日及时发出。以今天的情况看来，这个情况没有变化，我获得签证去上海奔弟弟之丧由“有关方面”作出。这次“有关方面”不再像8年前那样信心十足，予以放行。我在无奈焦灼中等待。   1月14日，小弟金生按约与“有关方面”长期保持联络的魏先生就我奔丧之事进行了会谈。据弟金生的反映，魏先生对我家老二平生的去世表达了哀悼之情，也一定会向有关上级汇报我家所发生的情况，至于是否特别“恩准”我回上海奔丧，决定权在上，他无从知晓。金生告诉魏先生，平生的追悼会安排在“头七”日举行，也就是1月18日。如果中国政府有意愿对我放行的话，我应该在1月16日澳洲时间中午12点之前获得通知，这样方可坐上当天晚上或者1月17日飞机飞赴上海。过了1月16日中午12点，仍未得到签证批准通知，基本可以理解为“有关方面”对我处置是不予放行。但是还是怀抱一丝希望，通话上海的小弟，让他询问魏先生，并且委托金生向魏先生表示，基于对方工作的职责，多年与金生因我而发生的互动和往来，形成了双方的友善并且相互理解关系，我借此机会向魏先生表示谢意，对他的“以友相处”以及参加平生追悼会的善意表示欣慰，同时敦促弟弟金生接受魏先生这个善愿。我们也定存留在心，决不虚情假意，虚以委蛇。尽管没有得到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签证核准的通知，我对申请签证过程中相遇领事们表示我对他们的理解，应该说他们还都敬业，也有人情。   无奈之下上网找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留言板，贴上以下文字：   中共中央办公厅：   我是旅居澳洲的原中国公民郁文龙，1988年离开中国来到澳洲，由于持与中国共产党不同的政见而没有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延长和保留，现在持澳洲护照。   2014年1月12日，我的同胞弟弟郁平生不幸去世，而老父亲已经罹病卧床多年，状况也是危在旦夕。我于1月2日向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申请返回中国签证，至今无任何消息。弟弟的追悼会按照传统习惯将于1月18日举行。中国政府官方渠道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以及中国境内的国安或者国保系统对于我的签证申请都没有给与正面答复，本人迫不得已越级“拦轿击鼓”。寻遍互联网只在这里找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留言板，不论效果如何，是否找对府第衙门，我只期盼升堂审理我的案子。   中国固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多以孝仁治天下。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中国是一个重道德伦理的国度，中国政府理应垂范，中国政府又在中国共产党的率领之下，其间的关系和顺序不言自明。   郁文龙（秦晋） 2014年1月16日     我不获签证奔丧，是立场的双方各自坚持。中国政府坚持了“春天般温暖、夏天般火热、严冬般冷酷”多种不同的区别对待，而我则坚持了对中国民主自由的追求始终不渝这条基本底线。   最后，我只能委托女儿在亡弟的追悼会上代我向弟弟平生做最后的道别：   人生自古谁无死？我对人生这么理解：人的生命有两层，一层是肉身，另一层是灵性。灵在人在，灵去人亡。肉身必然经过成住坏空，或者说生老病死。有的人长，有的人短，长的不足喜，短的也不足悲，都是命定。而灵性却是永恒不朽的，不停地在宇宙天地间循环轮回。天地无穷，人生短暂。我们在天地间获得人生，再长久也是短暂的。纵观弟弟平生你走过来的人生路，也是平安幸福的，夫复何求？彭祖八百，蜉蝣须臾，神龟虽寿犹有竟时，都是万物各自造化。   为兄别无所能，一得世间高僧大德为你诵经超拔，二求上天金身诸神为你理天引领。弟弟平生你可迎着光明直飞而上，不复回还。其实为兄不应为你太过悲伤，实在是欠缺修持，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骨肉亲情所牵引。为兄人间凡尘心愿未了，待愿了之后与你相逢，一起遨游在天。   平生，我的骨肉兄弟，我们在人世间永别了，一路平顺好走！   痛定思痛，弟弟平生不幸早逝固然有其病理原因，但是其他相关原因不可忽视。平生很不幸，遇到的上海中山医院肝外科主任医师王鲁是一位缺乏医德之人，也许他的医术不低。在平生手术前后摆出完全不同的两副面孔，以后平生因手术后发烧和体内存有积液几次去就诊他都置之不理。听侄子说起过这位王鲁医师甚至有一次竟然让平生拖着病体在做B超室等待6个多小时，然后居然很不耐烦地不看B超报告扬长而去，视病人为仇寇。如果我的弟弟平生在中国有钱或者有权，按照他的病情是可以继续存活下去的。只可惜他只是一个平头百姓，无权无钱，只能忍受无德医师的傲慢。作为病人，心中的悲怨可想而知。平生的病情演变和恶化与王鲁医师的缺乏人性惘顾人命不无关系。令人悲哀的是，像这样一位披着白大褂替病人切除肿瘤的人，本身却因受社会风气的熏染成为社会的肿瘤。小弟金生的同事以他的人生阅历和经验告诉金生，现在的中国，医生有不少是缺乏医德之辈，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他们希望病人按照潜规则送红包，得了红包动手术，银货两讫，以后不再相干。   我上海的家人在服从医学界潜规则的时候缺乏远见，给了一个数目不大的红包，这就像西汉王昭君不贿赂画工毛延寿而被丑化远嫁北胡一样。我不知道以后平生不停的医治用药的花费是多少，做一下事后诸葛亮，如果大胆地把这笔花费有远见地如数给了那位缺乏医德的王鲁医师，也许能够获得他的用心医治，平生情况也许可有另外一个结果。   我哀悼弟弟平生，他去得如此匆匆，看着他去年春天时候露天起舞、唱着卡拉OK的欢快视频，已经昨是今非，不禁潸然泪下。我们之间的骨肉亲情，从小一起长大历历在目，仿如昨日。   我们家三兄弟，我老大，平生老二，金生老三，分别出生在1957年，1958年，1959年。从小一起玩耍，一起成长。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是我们孩提时候活动的重要场所，由于文革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大串联，校园向社会敞开，空旷的操场和草坪，成了我们这些儿童少年玩耍的地方。大字报是冬天时候烤火取暖的主要燃料，夏天的时候跳进校园内河嬉戏消暑，华师大大门外的篱笆墙总有几处被顽皮孩子扒成的可容一人钻进钻出小洞，这些小洞就成了校外孩童进入华师大玩耍的主要通行之道。最让我们喜欢的并且模仿是“地道战”里面的山田中队长和“平原游击队”里面的松井大队长，惟妙惟肖地学着样钻进我们搭建的“地道”，整天价日的一起游戏，好几十个孩子一起尽兴地从夏天到冬天，在从冬天到夏天，无所事事玩了一整年。最大的孩子67届初中毕业生，最小的就是我家还没有入学的小弟弟金生。我家三兄弟都在其中，今天想来好像就在昨天。   平生1965年进师大附小，1970年进师大二附中。我们俩既是兄弟，也是校友。平生进入中学以后，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平生从小身手矫健，打得一手很不错的乒乓球和羽毛球，在邻里街坊相近年龄段中没有对手。平生天生音色很好，很能唱，小的时候我们兄弟可以把“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中所有唱段都能唱下来，并且把所有的台词都能从头到尾对下来。说真的，这不是本事，实在是当时我们可以娱乐的内容太贫乏，这些成了我们兄弟可以不需要代价的娱乐和游戏。后来听说他唱卡拉OK时总能得到不少掌声，很可惜，我们兄弟在一起尽情开怀唱歌的机会好像只有一次，1997年10月我从澳洲回到上海的那一次。   平生1975年中学毕业，进了上海“614”造币厂的技工学校，两年后毕业，被分配到上海“542”造币厂，一直工作到2013年7月被诊断出病状，前后近40年。平生的一生都是在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上海生活，没有经历上山下乡的波动，比较安稳，所以养成了比较安逸平淡的习惯，不求发达，但求无过，平日里就是上下班，夫妻孩子乐乐融融。   自从1988年11月我去国澳大利亚，在逝去的25年间，我们兄弟仅相处不到40天，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更是一个悲哀和无奈。开始时候每年的中秋或者春节，我总会去电话问候在国内的父亲和两位弟弟，拾人牙慧地引用王维诗或者苏轼词表达对远隔重洋的亲人的思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如今已经不再。   我家三兄弟天然之性都纯朴，对父母孝敬，相互之间兄友弟恭。我们的母亲去世的早，母亲的早逝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说没有母亲早逝，“风树之悲”也许不会在我们兄弟心中如此强烈，所以才会对父亲更加孝敬。话说过来，父母在不远游，但我还是远游澳洲，而且还回不了中国膝下尽孝，我的职责全部让两位弟弟承担了，他们俩争相为老父亲洗浴，看护着老父亲最后的人生旅程，为兄的我感到很是对不起自己的弟弟，尤其平生在手术之后，念兹在兹带着病体去看望老父亲，更让我感觉对他亏欠太多太多。现在弟弟平生竟然先于老父亲匆匆离世，留下老父亲由小弟弟一人守护。而我又关山阻隔，有家难回，有国难奔。不禁悲歌一曲：悲歌当泣，远望当归，思念亡弟，郁郁累累。欲渡河无船，欲归家无人，心思不可状，痛楚阵阵。   有一件事情我常提醒弟弟平生回忆，母亲去世前平生去庙里求签，据平生的回忆，当时庙里的方丈取出两支蜡烛，分别放在了父母亲的位置上，父亲的一支蜡烛点燃后火力强盛，一冲而起，而母亲的那支蜡烛就火苗微弱，很快熄灭了。我们的母亲几天以后就去世了，我们的父亲正如那支蜡烛所体现的那样，一直燃烧到今天，27年过去了，还在燃烧。从这件事我们可以感悟到冥冥之中一些东西，尽管我们看不到。   我生活在澳洲，经常思考和摸索，对人生有了新想法，认识到了人的生命分两个层面，而普通人只看到一层，却不知道另一层。一层是肉身的，另一层是灵性的。肉身的必然要经过四个过程：成住坏空或者说生老病死。有的人长，有的人短，都不足为喜，也不足为悲。都是业力所致，不断地在宇宙天地间循环轮回。因为人的灵却是不朽的，所以人生不是从娘胎里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直到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那一刻。   我们能成为兄弟，是累生累世因缘和轮回，缘聚而合，缘去而散。在一个家庭里的人与人，因为血缘和共同生活而产生了亲情，当分离的时候不免感觉痛苦。人的肉身如同衣物和皮囊，套在了灵上，一旦坏了，坏衣服或者坏皮囊就一定脱去，这个灵就要离去根据这一世人生的修为转去下一个地方。人生要潇洒写意，来去自如，平平静静，不带怨恨。天地无穷，人生短暂。我们在天地间获得人生，再长久也是短暂的。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生必有死，天地日月和人生就是这样周而复始，永无止息。   我家遭遇不幸，得到了闻讯朋友和同仁的安慰和激励，兹摘录几则：   秦晋 听到这消息非常替你难过，专心争取回国，希望你节哀，也祝愿你回国的努力顺利。大概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充分理解你的。需要我做什么，千万别客气。我１７号中午到悉尼，不需要接待。如果你回国成行，请你告知我。 拥抱你！ 开希   秦晋： 您好！ 多年来和藏人有过来往的您，无需我多解释，人世间是“无常”的，就像我离开拉萨翻越雪山流亡印度的时候对未来有着各种创璟。事实上梦想不断的在破灭，父母先后离开人世，在西藏的亲人无时不刻期待着和我见上一面，一直都没有实现，表面上非常乐观幽默的我，内心的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毕竟这个世界上最悲伤的莫过于离开亲人和故土，还好我们藏人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之所以我能够非常坚强的客服这些痛苦，勇敢地面对现实......... 因此，您在兄弟离世前该做的都做了，无需过度悲伤，要坚强的面对未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不是吗？ 我也按照藏人的传统特习俗别为您的兄弟祈祷，嘱托印度和西藏境内的朋友们为他到寺院里供酥油灯，祈颂经文等。 达波代表也特别让我向您转达问候，向您的家人们致以问候，请您节哀顺变！ 我也向阿底峡说了，他肯定会联系您的，毕竟您们也是多年的老朋友！ 保重身体！ 达珍   秦晋： 听说了，没敢打搅你，替你吃了三天素。 现实无法挽回，现实很是残酷，但是请接受现实，节哀顺变。 与虎谋皮，结果可想而知。心里有，哪怕山高水远，令弟在天在天之灵会理解你的。 你是坚强的，即便是偶尔袭来的脆弱，你依旧是坚强的。 保重。 xx   前绿党领袖Bob Brown、悉尼大学政治学教John Keane授、澳洲外交论坛主席Colin Chapman、我从事民主运动长期的支持者Sue Bloom和 Kerry Wright等通过邮件和电话分别向我表示了慰问和鼓励。在此也一并谢过。   Dear Chin Jin, I am sorry I won't be able to catch up with Wu’er Kaixi. And that is terrible news that you could not visit your homeland when your brother died. A more humane China is coming, thanks to your good work and the work of others who believe in a free democratic China. My best wishes, Bob 秦晋，很抱歉这次我不能会见吾尔开希。当你的弟弟去世的时候却不能奔丧，这是一则非常令人错愕的消息。一个有情义的中国会来临。谢谢你的勤奋努力以及其他坚信民主人士的不懈努力。谨致以良好的祝愿。布朗   Dearest Chin Jin, Please may I offer my deepest sympathies. The passing of one's brother, I know from experience, is very hard; but the insult of being denied the possibility of paying respects is unforgiveable. My thoughts are with you. Let's meet as soon as I'm back from Berlin, on February 9th. Until then, my warmest wishes...John 最亲爱的秦晋，请接受我最深切的慰问。根据我的经验，亲人亡故一定是非常的痛心，但是拒绝奔丧是不可原谅的罪恶。我与你同在。···最深切的问候，约翰   一位讲师宽慰我说：“你为弟弟已经做到了孝悌忠信，完全地尽了心”。弟弟平生匆匆地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死非死者的不幸，乃是生者的不幸。我未能与弟弟最后一面话别，甚至遗容也未能一见。谁之罪？我不禁仰天长向故国期待月明中。   2014年1月22 癸巳年十二月二十二

投書囚徒到“國王”，曼德拉輝煌三部曲

文/秦晉   2013年12月5日，199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曼德拉走完了他95歲長壽的一生。他因為反抗南非種族隔離政策而曾經被囚禁長達27年之久，又由國家的囚徒成為國家的總統，他的整個一生充滿了跌宕起伏和悲喜至極，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人物，定將空前絕後於黑人世界裏所能譽滿全球的，無論是美國現總統奧巴馬還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運動員巴西的貝利都將無法與之匹敵。　曼德拉的葬禮雲集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總統、總理，甚至許多前任的國家領袖，極具哀榮。當今世界政治色彩涇渭分明，民主與專制，非黑即白。曼德拉即獲得了西方民主社會的普遍頌揚，也獲得了專制獨裁者的高度欣賞，他居然能夠將冰碳同冶於一爐，左右逢源成一奇觀。這就是他無以爭辯的偉大之處？不過筆者相信，他的偉大還可以經歷一段時間。   南非人並不因為曼德拉的去世而感到悲傷，他們認為曼德拉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曼德拉的一生是值得載歌載舞歡慶紀念的一生。作為個人，曼德拉為反抗南非種族隔離政策付出了二十七年長期囚禁的高昂代價；也作為個人，他也因沈重的個人犧牲而將名垂青史。同時印證了一句中國話：一將功成萬骨枯。神龜雖壽，猶有竟時，曼德拉近一個世紀的人生，可分為顯著的三個時段：成長與奮鬥時期，吸引全世界關註的囚禁時期，恢復自由進而成為南非總統但又效仿華盛頓不戀權力直到逝世的享譽時期。曼德拉的一生是輝煌榮耀並且長壽的一生，世界上還很難找到另一位與他相匹敵。   但是曼德拉留給南非的卻未必如同他名望相等的巨大政治遺產，也許更多的是經濟下滑社會失序並且帶來社會倒退的嚴重包袱。在這方全世界大都緘口不言，只有很少數“不識時務”者勇敢地發文或者致電電臺電視公開批評，筆者孤陋寡聞，至今只聽到見到兩例，一例在澳洲，另一例在美國。   以曼德拉現象進行橫向和縱向的比較，可以因此發現一些非常值得思考的現象和問題。在當今時代，成名成家方式千姿百態，讓人信奉追隨頂禮膜拜只有其行為活動相似或者等於思想家、政治家和宗教領袖。   緬甸的昂山素姬在全世界受到的敬仰程度也許可以與曼德拉齊名或者位列其後。她投入緬甸民主運動時候，勇敢地面對緬甸軍政府的死亡威脅。1988年8月26日，仰光近百萬群眾在雪德宮大金塔西門外廣場集會，昂山素姬在她首次公開發表重要演講的前夕，政府散播有關要刺殺她的傳言，但她並不受威脅所影響。“我不能對祖國所發生的一切視若無睹。”在集會上，她慷慨陳詞，她的願望是想當一名作家，“但是，我參加了，就不能半途而廢。”緬甸不民主，她寧願失去自由被軟禁近二十年，哪怕失去與夫君最後話別的機會。   緬甸軍政府殘忍暴戾無德無信，居然對她禁而不囚，何故？原因大概她是昂山將軍的女兒。1989年6月4日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前一幕，勇敢的“王維林”只身阻擋坦克，以後不知所蹤，生死不明。如果也有一位具有昂山素姬背景的人出面阻擋一下，比如劉少奇後人或者毛澤東後人，結果是否會有所不同？可惜中國沒有緬甸幸運，中國政治圈最高層的後人中沒有這樣的人，中國政治邊緣外圈的後人中出了幾位如魏京生、王軍濤等人。中緬兩國先後發生民主運動，緬甸出了個昂山素姬，中國出了個方勵之。昂山素姬面對死亡威脅是向前走一步，方勵之面對高漲的學運是心存擔憂恐懼躲起來。如果方勵之先生雖不去天安門阻擋坦克，但不放棄對幾十天廣場前運動的引導和承擔，結局是否也會有所不同？話又說回來，方先生1980年代中啟蒙當時的青年學子也許是在胡、趙寬松政治氛圍下逞一時口舌之快，屬於無意之中，並非本意，以後回到實驗室繼續天體物理的研究才是回歸本位。   說個題外話，數年前北美民運領袖汪岷提出新構想，組織中國民運隊伍去緬甸拜會昂山素姬。內部對此議反應比較積極，有比較強的參與表示。筆者提醒老哥汪岷，“悄悄地進莊，打槍的不要”。汪岷還是疏忽了，耳語了夥伴，夥伴又不經意做了小廣播，在東南亞地區弄得沸沸揚揚。筆者見狀知道此事必不可為，隨立刻放棄了緬甸之行，作壁上觀樂觀其成。此事後來原動議者汪岷也沒有繼續推進而不了了之。今天昂山素姬已經獲得自由，並且當選緬甸國會議員，她將率領自己的政黨參加2015年緬甸大選，有望獲勝成為緬甸最高領導人，再一次書寫由囚徒到總統、由階下囚到座上賓轉換歷程的精彩篇章。以後昂山素姬將更加繁忙，遠不能與從軟禁解禁以後的空余閑暇相提並論，中國民主運動與之建立聯系結合相互激勵的時機因之也就過去了。   被囚禁的越長，聲望日隆的機率亦越高，當然必須是政治和思想原因，與刑事犯事無關。這與釀酒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酒越陳年越香醇。中國曾經有過魏京生先生可與曼德拉和昂山素姬相媲美，他用自己的生命與鄧小平的鐵腕進行的較量，純屬雞蛋碰石頭。魏京生以其勇敢和無畏，以必死的決心與中共抗衡，在這一點上比起曼德拉和昂山素姬毫不遜色。意外的是鄧小平把拳頭高高舉起但又輕輕放下了，從此中國再無因政治反抗而被判處死刑的了。可以這麽推斷，魏京生為以後的中國政治犯開了一條生路。更為幸運的是，魏京生還被公審並且可以自辯，這一下就成全了魏京生，全世界都知道了這個人，從此他就在世界的關註焦點上。筆者把“八六學潮” 視為“八九學運”的遠因，1989年之初的聯名信要求釋放魏京生視為“八九學運”的近因，胡耀邦的去世是直接導火索。但是，非常遺憾的是，魏京生自1997年11月被“保外就醫”送往美國以後，他的“從囚徒到總統”之路就斷裂了，他雖然獲得天空卻失去了大地，雖然獲得了自由卻失卻了原先的神秘色彩和光環。1998年5月末在加拿大第一次見到為全世界所推崇的魏京生先生，就像手捧寶書細細品讀，讀完不禁掩卷一嘆，感覺就如王安石寫的“傷仲永”一般，“不能稱前時之聞”。回到澳洲民陣悉尼支部首任主席問對魏京生的觀感，筆者倍感失落，原本熱切期待魏京生能夠登高一呼統領中國民主運動移山倒海改變中國專制社會，無奈實情遠非如此，他建立不起來一個中國民主運動的大本營，只能建立一個魏姓辦公室。魏京生有勇力，堪比打虎英雄，可在景陽岡醉打斑斕猛虎，但不能正座聚義廳或者忠義堂；可以有拔山之力蓋世之氣，但只能兵敗烏江邊，卻走不進鹹陽城。   如今身陷牢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這三部曲中完好地唱完了兩部，他是最有機會唱完最後一曲沿著曼德拉之路走完全程的。願上天保護他，望全體中國人民祈禱祝福他。   最被人遺忘在角落的是在中國廣東韶關監獄服無期徒刑的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的創始人王炳章博士，他的勇氣智慧才華奉獻和毅力不會輸給前面提到曼德拉、昂山素姬、魏京生和劉曉波等人中的任何一位，但是他得到的是最不公允的。為他吶喊呼籲的如竊竊私語難以讓人聽聞，吶喊呼籲者不過是他自己的家屬和一部分從事與他相同事業的同道，美國擴音器關著不開，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小喇叭也不為他吹叫。王炳章博士開創的中國海外民主運動是上世紀和本世紀最偉大的事業之一，但是又如同荊山之玉不為人所識而被棄置在路旁無人問津。“二十一世紀初葉全世界最偉大最壯觀大事件就是中國的民主化，中國的民主化定將改變整個世界。”這是王炳章博士唯一一次造訪澳洲時候與筆者交談時候所說。筆者安排了王炳章博士拜會澳洲聯邦議會人權委員會和在悉尼的一場公開演講，王炳章博士在講到上帝與中國民主華關系的時候竟然遭到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對民運有感情但不懂得其艱難、對上帝和神毫無認知的民運中人的無理和情緒的挑戰。王炳章博士處處碰壁，1998年冒險進入中國大陸推動組黨運動竟遭海外一批民運最高層級領軍人物群起攻之，王炳章博士在被中共判處無期徒刑以後居然被聲名顯赫的“中國人權”拒絕列入在中國被關押的良心犯的名單之內。十幾年過去了，中國民運圈好像有點醒了過來，開始關註他了。但在這個時候，王炳章博士所創立的“中國民聯”和他自己的家人卻又犯起了糊塗。2011年8月，一批原來民聯的中堅在紐約相會，想起了創始人王炳章，碰撞出一個火花，產生了一個初步共識：民聯、民陣、民聯陣重新回歸到民聯的旗下，《中國之春》和《北京之春》合為一刊《中國之春》，推獄中的王炳章為民聯主席。這個思路沒有任何個人私利，是為推助中國民主運動向中國大陸進軍登陸的一片公心，同時也許可以達到把王炳章博士所承受的痛苦放置在全世界關註的位置上，獲得與曼德拉、昂山素姬同等地位和註視。王的家人怎麽想的？今天還堅守民聯旗幟的少數幾位勇士們怎麽想的？真是匪夷所思。只有王炳章博士在獄中的艱難困苦受到了廣泛的註視，他的每一餐飯食每一夕睡眠都在人們的關註之下，他才會有安全，他才會在全世界的眾目睽睽之下也許被中共當局無奈釋放。筆者因王炳章博士家人和現民聯面對此事所表現的糊塗和顢頇寫信給民聯現任主席：丟進河裏、埋在土裏、把這件事情永遠永遠地忘記。   其實人與人的差別有限，無論是時代的巨人抑或名垂青史，固然與本人的作為密不可分，但是決不可忽視他人的認同和追捧。這個認同和追捧可以是理性並且有依據的，但更可以是盲目的人雲亦雲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筆下的英雄保爾•柯察金不是煉出來的，卻是作者妙筆生花寫出來的。紅巖裏面的江姐、許雲峰等人是羅廣斌“源於生活高於生活”著墨畫出來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也曾經在自己的國度很偉大，但都經不起風吹雨化。蘇聯的兩位已經被拉下神壇或者挫骨揚灰，中國的毛澤東也已經差不多了，只要真實陽光普照了，虛幻的鬼影就會立刻退去。雖然目前習近平還死守著，卻已經是日薄西山朝不保夕了。   “眾口可鑠金，積毀可銷骨”。理解了這兩句話，也就明白了前些天在南非舉行的曼德拉隆重葬禮了。

投書中國大陸裔澳洲公民定居澳洲二十周年

文／秦晉   2013年11月8日，近三百人原中國留學生現在的澳洲永久居民或者澳洲公民在悉尼內西區Ashfield的“天天漁村”華人餐館舉行慶祝紀念活動，感謝前總理霍克、感謝澳洲人民接納因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屠殺事件而產生回中國恐懼感的中國留學生。當天出席這個慶祝晚會的有前總理霍克夫婦、前陸克文政府副總理Anthony Albanese，前陸克文政府移民部長Hon. Tony Bourke, 前國會移民委員會主席Theophanous博士，前紐省上議員何沈慧霞等。   聞訊而來的中國大陸裔澳洲公民得知此訊紛紛報名參加這個紀念慶祝餐會，以期當面感謝霍克和澳洲人民。紀念活動從晚上6點開始，一直到晚上10點才慢慢散去。   霍克先生雖然年過八十，但是依然精神矍鑠，保持著一位國家領袖的氣度和風範，發表了“不忘歷史展望未來”即席精彩演講。當霍克出現時候，近三百名等候的澳籍華裔起立鼓掌，向這位恩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按照議程，霍克先生、副總理Anthony Albanese，前移民部長Hon. Tony Bourke,本次紀念活動發起人秦晉等分別發表演講。   綠党領袖Senator Christine Milne、悉尼智庫The Sydney Institute主持人Gerard Henderson 博士和前紐省工党秘書長Michael Easson等分別發來了信函對於未能參加當天晚上的慶典表示歉意和遺憾。   主持人以英漢兩種文字開場：   晚上好。我是今天晚上慶典活動的主持人辛蒂。   今天是一個很特殊的日子，它的特殊是因為我們今天濟濟一堂在這裡紀念和回憶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件對於澳洲和中國兩個國家和民族都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   中國留學生永久居留澳洲二十周年紀念和慶典現在開始。奏澳洲國歌。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中開始，一大批中國留學生遠離故土來到澳大利亞尋求新生活。由於發生了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當時的澳洲總理霍克和澳洲人民慷慨大度地接納了這一大批中國人士，經過了又四年的奮力爭取，澳洲政府最終於1993年11月1日做出決定讓這批中國人士永久居留在澳洲。從此，大陸中國人士開始了在澳洲安居樂業，彈指一揮間，二十年過去，回顧歷史，我們懷著感恩之情，特意舉行紀念活動，特別感謝前總理霍克Bob Hawke、前總理基廷Paul Keating、前移民部長鮑格斯Bolkus、前國會移民委員會主席Theophanous博士以及澳洲社會和澳洲人民。   我們由當年的4萬多人，經過配偶和家屬團聚已經擴展到了大約二十萬。我們在澳洲幸福地生活了二十多年，融入了澳洲社會，成為澳洲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今天我們懷著感激之情向我們的恩人霍克和全體澳洲人民深情地道謝一聲：感謝你，澳大利亞。Thank you the people of Australia。   紀念活動場面熱烈感人，氣勢如虹。藝術家王旭向霍克贈送一幅悉尼總理官邸附近風景水墨畫，另一位來自上海的報人向霍克贈送帶有中國特色的大花瓶。在此活躍場面下，原中國留學生領袖楊軍先生即席發言，二十年過去，風格依然不變，動情真摯，呼籲大家不要忘記六四，更要記住為中國留學生爭取居留而鬥爭付出所有的安德魯博士，請出受邀參加紀念活動的安德魯博士講話。安德魯博士在他的講話中道出了鮮為人知的當年爭取居留的艱辛。   附：霍克講話中文翻譯：   朋友們：   感謝你們熱忱的歡迎。我和我太太勃朗西以及我的助理吉爾感謝你們的邀請。   我們必須記住對於你們的人生產生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包括我所領導的政府決定確保你們的利益永久居留於澳大利亞。我們當然要記住1989年6月4日的悲劇以及此後我的政府的決定，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當把握當下，放眼未來。   我本人對於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深有感觸。我真誠地熱愛中國和中國人民，並深切緬懷在那次悲劇的死難者。我第一次到訪中國是1978年，當時中國正開始發生劇變。時任領導人鄧小平所做決定之重要，是20世紀和平時期任何別的領導人都無法比擬的。當我提到20世紀最重要的決定時，我指的是它對於中國人民的重要性。中國開放了，採用了市場經濟，使得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國民脫離貧困。當時正值這些重要經濟變革的開端。   在過去30年裡，中國年平均實際經濟增長率為10%，這是史無前例的。中國政府幫助數以千百萬計的人脫離貧困，促進地區經濟增長，刺激地區與全球貿易。我在1983年當選為澳洲總理之後目睹了在趙紫陽總理領導下的這些非同尋常的變化。我於1984年前往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並與中國領導人談論中國經濟。在一次晚宴上，趙紫陽多次提到“社會主義”。我說：“趙總理，要想推動市場經濟同時又保持著社會主義制度似乎有些困難。”他回答：“霍克先生，這沒關係，只要我國人民不再生活在吃大鍋飯的社會主義裡就可以了。”   我很讚賞趙紫陽總理對於他的國家的傑出貢獻。在他領導下的經濟改革以及其中所涉及到的人物都改變了中國。   在1989年6月，我直白地表明了自己的感情，這不僅僅是為了那些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遇難者，我更感覺到使得中國和亞太地區受益的中國經濟轉型可能就此以悲劇結束。我在電視上和在國會簡報中獲悉六四事件詳情之後，深為震驚。當我上樓要宣佈我的決策時，一個公務人員對我說：“總理，我們不能這樣做！”我回答：“我就這麼做了”。   我們和中國的關係在六四之後進入了冷凍期。1992年底，一個中國領事館官員聯繫了我的辦公室，有點緊張地詢問我是否願意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我說：“當然可以！我們需要面向未來。我接受你的邀請。”我飛往北京，並與江澤民和政治局委員進行會談。江澤民從會議室的另一端向我走來，握著我的手說：“霍克先生，有一件事我應當告訴你：中國永遠不會辜負自己的盟友，而澳大利亞永遠是我們的盟友之一。”江澤民明白我對於中國、中國人和中國的未來的信心。此後我國恢復了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到目前為止，我一共造訪中國96次。   我能理解在座各位在六四事件之後所經歷的困苦。將過去暫時放在一邊，各自為自己的事業而努力，是合乎時宜的。你們對於這座城市，這個州，以及這個國家所做的貢獻是卓越的。在此，我想鼓勵大家：繼續向未來邁進，促進澳中兩國人民的合作，但你們不能忘記過去。在座的各位新老澳大利亞人，你們不能忘記中國1978年以來所取得的成就：10%的年平均實際經濟增長率；30-40億人脫離貧困；對於東亞地區以及全球經濟的刺激作用。   請允許我引用一組資料證明中國變化所帶來的影響之大。鄧小平的決定及其實施使得30億人加入了全球貿易體系。其中12.5億是中國公民。   沒有任何因素比起中國的經濟變化以及中國國民收入增長更能導致蘇共倒臺的了。我告訴趙紫陽總理，中國的財富增長將必然通過中蘇漫長的邊境線影響蘇聯。他答道：“霍克先生，你說得對。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蘇聯公民和官員越過中蘇邊境，進入中國考察經濟改革現狀，並回國報告。”   多年後，當我在莫斯科與戈巴契夫總書記會談時，我們著重談論了中國。很明顯，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對於中國經濟轉型所產生的影響深感恐慌。中國經濟變革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深刻地導致蘇聯與東歐共產黨政權的瓦解，從而使得更多的人被納入全球經濟體系。   第三個因素很少有人注意，那就是中國經濟轉型對印度的影響。作為傳統的計劃經濟國家，印度不得不在蘇聯解體後放棄計劃經濟，1991年以後開放其市場。   總共有30億人受益於中國的巨變，這是我們都應銘記的。中國經濟轉型使得它與1978年之前的中國判若兩國。轉型之後的中國社會更加自由。基於這個歷史框架，我們能夠客觀、全面地理解六四事件了。我歡迎就此話題進行私下交流。   最重要的是，中國這個偉大改革中的國家，需要與澳大利亞保持良好關係。你們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唯一的可以扮演獨特角色的人。   我想向天安門事件遇難者致敬，以結束我的發言。同時我想說，是由於你們的辛勤工作使得中國經濟更加富有。   感謝你們邀請我參加本次活動。希望我們能合作把澳大利亞建設得更繁榮，進一步促進澳中關係，並將亞太地區建設得更祥和！   鮑勃·霍克 2013年11月8日於澳洲悉尼埃斯菲“天天漁村餐館” （現場翻譯根據翻譯記錄整理）

投書陸克文與亞伯特的生死決鬥

文/秦　晉     星期天，回爐總理陸克文拜見了總督並得到了恩准，宣佈9月7日為大選日，自此揭開了2013年澳州聯邦大選的序幕。同時聲稱，將不去俄羅斯參加9月5-6日舉行的20國峰會。澳洲首位女總理吉拉德早在年初就定下了9月14日為2013年澳州聯邦大選日，吉拉德心裡清楚她所領導的政府將期滿下課了，遂從容地安排在俄羅斯舉行的20國峰會以後，淡定地做謝幕前的最後亮相，瀟灑地描繪出黃昏前的美麗晚霞。算盤隨如意，結果卻未必。在謀得總理職位以後三年，哪裡來哪裡去，被仇家陸克文按照吉拉德自己定下的“你死我活”決鬥規則“一劍刺倒”，從而讓陸克文重新奪回總理寶座。   這次大選對總理陸克文和反對黨領袖亞伯特都是生死之戰。大選揭幕日雙方的交手，陸克文的言詞顯得鎮定自信，亞伯特則屢屢讀破句子，顯得驚慌失措。工黨本來必敗無疑，且有可能在多個州被反對黨橫掃一空。陸克文的回爐給政府極大的支持和提升，瞬息間雙方巨大的落差變得呈膠著狀態，雙方差距縮小到52對48，一個小小失誤都會遭致滿盤皆輸的可悲結果。對陸克文來說，做回頭總理，是吉拉德搶奪了他的東西卻又沒能保藏到最後而失而復得。這是意料之外的東西，本來已經過世了，一個閻王瞌睡讓他又活過來了，活幾天算幾天，所以可以放下包袱輕裝上陣。而亞伯特則不一樣，苦熬了三年，這一次是志在必得。如不能遂意，也將永無問鼎的機會了。所以求成心切，反而背負起了壓力和包袱。   為何是陸—艾生死戰？不妨預測推演一下：工党勝出大選，陸克文將繼續出任總理，無人可以挑戰，原來工黨內部挑戰領袖這枚炸彈的引信已經被陸克文拔除了，陸克文將領導澳洲走向未來。亞伯特則知趣放棄聯盟党領袖地位，由其他人取代他成為新領袖與工党再周旋三年。反對黨勝了，亞伯特成為澳洲新領導人去面向世界；而陸克文則不會再有機會繼續領導工党，也定會知趣地主動讓賢給工党未來的新秀。總之，二位不可能在大選後在聯邦議會領導各自的政黨繼續對壘，陸—艾二人必定是一留一去。政治就像蹺蹺板和鐘擺，變化瞬息萬般，任何一個小小錯誤都會遭到致命失敗。二十年前聯盟黨勝券在握，面對記者的訪談，當時的反對黨領袖約翰休森博士在回答關於一個蛋糕的消費稅如何徵收的問題上語焉不詳，無法令選民滿意而形成骨牌效應，輸掉了本來不該輸的選戰，讓基廷白撿了一個大便宜，繼續執政三年。   陸克文一重新上臺，就立刻充分利用政權尚在手裡把握的便利，頻頻主動出手。先是宣佈放棄“炭排放稅”，以抵消反對黨的攻擊火力；再是船民問題上矯枉過正，做得比霍華德更為強硬，硬是把對手的一付硬牌一把奪過來自己開打。   值得評議的是船民問題。2001年8月“坦巴”號事件揭開了船民政策的序幕，由於霍華德—盧鐸的強硬態度和立場，堅決將船民拒之門外，挽救了聯盟黨的頹勢，最終反敗為勝。當時的反對黨領袖比茲利被霍華德政府牽著鼻子走，只有綠党參議員布朗孤身一人發出了不同的聲音。用原霍華德辦公室主任漢德森博士的話來說，霍華德在外亮出的是強硬的紅旗，堅決阻止船民湧入，在內則亮出的是懷柔的綠旗，已經抵達澳洲的船民在處理過程中被悄然無聲地安置在澳洲。此舉果然奏效，以後船民幾乎絕跡。可以看到，陸克文上臺以後改變了這一政策，給了印尼和東南亞人販子可乘之機，一船一船的中東地區船民冒險而來，到如今一發不可收拾，不可阻擋。陸克文重新上臺就開始糾正自己的錯誤，（但他沒有聲言自己曾經錯了，這點比不上霍華德屢屢向澳洲人民承認錯誤，請求原諒寬恕，）制定出比原來霍華德更為苛刻的新政策，目的是一絕船民冒險求生的最後希望，杜絕東南亞人販子生財之道。反對黨這個時候對陸克文的批評對錯各半，指責陸克文是縱火犯改變成救火隊，後門縱火前門滅火，這個指責是對的。但是對陸的這項政策無效性的批評就欠公允，難道他們一上臺能夠推出比這項政策更為嚴厲的政策嗎。陸的政策說實在已經絕倒了家，幾乎可以說是鏟草除根了，難道還能更進一步劣化土質讓它寸草不生？誠然新政策出臺以後船民繼續湧來，這不是新政策的無效，卻是船民湧入的慣性尚未停止使然。船民問題應該分兩層來看，一方面是澳洲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國際環境的變化。“911”改變了國際環境，中東地區由於發生戰亂而民不聊生，是這個變化使得中東地區的平民百姓為了躲避戰火躲避社會動盪躲避貧困向外尋求生機。能避難逃跑的地方屈指可數，北美太遠過不去，歐洲雖近但繞不去，只有澳洲最容易。人都是避重就輕避難就易的，理解了人性就理解了為何澳洲在船民問題上首當其衝了。所以這也是一個國際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政府對船民的政策問題，陸克文倡議就這個問題舉行國際會議共同探討解決之道就是一個正確之舉。   陸克文連續經歷兩次生死決鬥，第一次決鬥攘外先安內，已經勝出，一劍刺倒吉拉德，報了三年前被迫下臺的一箭之仇。第二次決鬥對外敵對亞伯特正開演，能否再次成為工黨的彌賽亞，力挽狂瀾挽救工黨的頹勢，壓倒對手後來居上？雖然選情形勢工黨政府有所回升，雙方接近膠著狀態，陸—艾對峙又呈領先，筆者還是認為儘管老陸竭盡全力，無奈本屆工黨政府大限已到，9月7日以後陸克文重回總理官邸的機會實在渺茫。   人說政治是塊臭豆腐，也像義大利食品中一種刺鼻乳酪，聞起來臭吃起來香，臭豆腐的滋味吸引著政治人物這一口。三年前的6月24日，陸克文猝不及防被副手和同僚拉下馬。三年來一直臥薪嚐膽，伺機報仇。總算如願以償，奪回了總理寶座。吉拉德三年前巧奪天工，以後雖盡心盡力，無奈天生不為選民深深喜愛，民望一直低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要慘敗，還是不放手。臭豆腐嚼在口裡實在好吃，也就顧不得刺鼻的臭味了，中國江南有半句俗話“肚子餓哪怕餿賣粥”，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同僚在恐懼中將她拉下馬來，重新換回陸克文，也是無可奈何，為求自保。   不過筆者覺得值得為吉拉德慶倖的是，本屆工黨政府執政6年，論功應該首推陸克文，令人覬覦的總理寶座她已經從他人處奪來分享，一張大餅兩人分食，在澳洲國會中央畫廊裡陳列的澳洲歷屆總理畫像中將有她的一幅，永遠地醒目地留在澳洲歷史記載裡面。人至於此，夫複何求？中國古時候武聖關雲長敗走麥城被砍去首級，冤魂不去，呼號著“還我頭來，還我頭來”。上天回復他，“顏良、文醜的頭又將如何還複？”關羽無言以對，默然遁去。霍克與基廷執政十三年之久，也是一張大餅兩人分食。而聯盟黨從基廷手裡奪得執政十一年多，這張大餅就一直讓霍華德一人獨吞，考斯特羅垂涎欲滴一直希望能夠分享，始終未能如願，帶著遺憾離開政壇。   不論9月7日結果如何，各方都應保持良好心境。陸克文如能讓政府鹹魚翻身扭轉敗局，定能為工黨開創新局面，譜出新篇章。如敗，雖敗猶榮，也是體面謝幕退場。亞伯特的贏面比較大，陰溝裡面翻船煮熟的鴨子飛走的可能性不是沒有，因此還需小心謹慎，步步為營。值得稱道的是前反對黨領袖騰布，民望顯示如果他現在出任領袖，將毫無懸念擊敗陸克文。他不為所動，不效仿吉拉德，不趁火打劫，不挑戰亞伯特，卻甘居人後，這種政治品德值得後人學習。   2013年8月7日

投書英宗復辟捲土重來

文／秦晉   三年前澳洲總理陸克文被副手吉拉德一刀捅下馬，但沒有死，一直伺機報一箭之仇，屢戰屢敗。由是領袖之爭三年來一直不得消停，好似一個“王子復仇記”。 陸克文已經連敗兩次，3月份吉拉德主動出擊，陸克文審時度勢不應戰，繼續韜光養晦，等待時機。   民調對吉拉德依然十分不利，執政工黨只獲得43支持率，而反對黨則有57支持率。按這個結果，工黨就會承受自從建國以來最慘重的選戰失敗，聯盟黨將獲得一百多席，工黨會輸得只剩下三十余席。而民調又顯示，如果陸克文重新領導政府，雙方差距立刻減縮成50對50。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將被攆出國會的議員們自然坐臥不安，尋求自保，唯一的希望就是改換門庭投向陸克文。   才幾天前，資深部長們紛紛出馬譴責陸克文，並且敦促陸克文要麼挑戰要麼停止破壞政府的穩定。吉拉德本人則不改一貫風格，只要沒有人拍她的肩膀對她說是該走人了的時候，繼續堅守自己的陣地，決不投降。雖然有相當數量的鐵杆支持，但畢竟形勢比人強，原本的支持者紛紛向對手陣營跑，吉拉德故伎重演，再次主動出擊，並且使出生死手進行決鬥，亮劍前約定輸者從此退出江湖回家種地if you win, you are Labor leader, if you lose, you retire from politics。陸克文接受條件，亮劍決鬥。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三年前倒陸始作俑者經過了痛苦的掙扎，為了工党的長久利益，最終捨棄了吉拉德，投向陸克文，可謂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打開晚間新聞，才看到了吉拉德主動出擊，陸克文也決定迎戰。陸克文有過屢敗的經驗和教訓，躲過了三個月前吉拉德的搦戰，這次迎戰，想必已經勝券在握。7點半鐘，按規定應該有結果了，但是從電視畫面中可以看到，工黨投票選舉處的大門依然安靜，結果還沒有出來。悉尼一位作家給我發來了微信，“以你之見，這次工党領袖之爭，誰可取勝？”“陸克文”，未經思考我就氣定神閑地回復了他。“你我所見略同，老陸出選工黨還有選勝機會，否則必敗無疑”，對方又繼續。我卻認為工黨在下一次大選中應該沒有勝選的機會，換上陸克文只能讓工黨少輸一些，鹹魚翻身反敗為勝的機會我看太渺茫了。   2013年6月26日晚19點50分，結果出來了，陸克文57票，吉拉德45票。陸克文重回總理寶座，英宗復辟成功。三年前的這個時候，陸克文被逼下臺，三年以後，捲土重來，報了一箭之仇，真是揚眉吐氣春風得意：“我胡漢三又回來了，誰拿了我什麼，都給我乖乖地送回來；誰吃了我什麼，都給我吐出來”。 不論怎麼心情舒暢，這一屆政府任期已到，陸克文再具有競爭力，也將難以回天贏得即將進行的大選，只能是報回世仇以平心願。   悖進悖出，很公平。因果報應，絲毫不爽。哪裡來，哪裡去。陸克文從這裡倒下去，又從這裡爬起來；吉拉德從這裡站起來，也從這裡跌回去。吉拉德亮了劍，但是這一回倒在了劍下。吉拉德信守承諾，立刻知會總督領袖更換結果，宣佈不再參加即將進行的聯邦大選，解甲歸田。陸克文也慷慨大方，為離去的吉拉德說了好話，有點像甩了一巴掌但給一顆糖果以示補償，又有點像日軍指揮官命令部下向戰死疆場的中國軍人行禮致敬一樣。不過吉拉德失敗後的演說，表現地不像三年前陸克文被趕下臺時候那麼的沮喪和愁容滿面，平靜地揮手告別了政壇。   工党領袖是換了，可以極大地增強工黨在即將進行的聯邦大選時候的競爭力。還有其他問題隨之而生，三年前吉拉德組閣政府全靠幾位獨立議員，陸克文不一定自然獲得他們的繼續支援，如果這個情況發生，只能立刻進行大選，這是反對黨領袖亞伯特最為期待的，而且他已經準備“趁亂偷襲”啟動對政府的不信任案。估計這個計畫由於得不到足夠獨立議員的支持而將胎死腹中。一位獨立議員已經宣佈了他將不支持陸克文政府，好在另一位保持獨立游離於政府和反對黨中間的卻轉而支持了陸克文，使得陸克文未執政就要面臨內閣解散的險情被化解了。   今天的工黨投票對工党未來關係重大，對相當一部分席位受到威脅的議員來說可謂生死存亡。所以紛紛向陸克文靠攏，陸克文對他們未來的席位可謂是彌賽亞。當然還是有相當一部分誓與吉拉德共進退，有六位內閣部長將會在陸克文內閣中消失，陸克文重新團結工黨實屬不易。   澳洲是成熟的民主國家，但是人口很少，僅相當於一個上海市或者臺灣島，不能期待她能頻出具有宏觀世界格局和眼光的政治家。沒有人冠以澳洲議會的議員為statesman政治家，通常用politician政治人物或政客一詞來指稱他們。在這幾輪政爭中，表現出的都是關注自己的席位、自己所在的政黨利益，雖然都說是為了澳洲這個國家和全體人民，其實不儘然。   2013年6月26日

投書澳洲政爭中的計策和謀略

澳洲工党領袖之爭波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次總理寶座爭奪戰雖然震幅不大，但是餘震卻不小，用澳洲華文媒體的評述是“血流成河”。吉拉德動作迅速麻利，炒了惹是生非的前排議員塞克林的魷魚，也許是苦肉計。次日接連三位資深內閣部長宣佈辭職，他們都對總理基拉德六個月以後贏得聯邦大選沒有信心，才會策動“兵變”，只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事敗，從容引頸受戮，辭去內閣部長。但另有兩位部長則堅持頂住壓力，其中包括前紐省省長現在的外長博卡，決不主動辭職。受到質疑的艾伯尼（Anthony Albanese）非但沒有降，反而得到了略微提升。   這次工党政府的領袖之爭，不全是陸克文對總理寶座的覬覦，實在是吉拉德執政能力不迨所致，民調一路下滑，才引起同僚擔心席位丟失而坐臥不安，才會出現上週四的一幕。   吉拉德很勇敢，也很巧妙，當然也有好運氣，對決陸克文三次，三連勝。第一次是偷襲成功，2010年6月24日。第二次是實力完勝，2012年2月27日。這次在虎視眈眈的黨外對手、多數民眾一片疑慮的重壓之下，靠的是內心的強悍，決不後退。吉拉德先下手為強，打了對手陸克文一個冷不防，使得對手不敢應戰，以屈人之兵不戰而勝嚇退了對手。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年9月的聯邦大選，政府勝選的機會是更加沒有了，剩下的只是一敗塗地，鎩羽而歸。除非反對黨領袖亞伯特犯嚴重錯誤，大選結果才會改寫。   這些天回想著最近這一幕幕，發現其中一些奧秘和似曾相識的東西。大概是2006年底的時候，執政的聯盟黨內領袖之爭也是蠢蠢欲動，有風言財長考斯特羅希望總理何華德兌現承諾讓位，但是財長並沒有出來挑戰總理，安安靜靜地留守自己的老二地位。當時就聽工党議員咬一耳朵，財長對總理寶座望眼欲穿，總理陣營主動放出風聲，誘使對手接招，從而嚇退了財長考斯特羅，他因為實力不夠而不敢挑戰。這一次塞克林，吉拉德的堅定支持者，迫不及待地按響了鈴聲要求領袖重選，是否有點2006年末聯盟黨異曲同工？70年代的中國熱播南斯拉夫電影“橋”，其中一段我記憶至今。德國間諜“貓頭鷹”按照上方指令，為了打入炸橋小分隊的核心，不惜槍殺了一隊行刑德國兵，以此取得隊長“老虎”的信任，跟著一起到了橋上。但是“老虎”非等閒之輩，看穿了這個招數，最終沒有上當。上一次陸克文不識時務地挑戰，就是被吉拉德陣營挑逗的結果。陸克文捲土重來的氣候尚未形成，吉拉德陣營施以小計，引蛇出洞，聚而殲之，陸克文中計迎戰，大敗，被踢到了後排。   這次是否吉拉德陣營故伎重演？民調對吉拉德很不利，曠日持久下去，邊緣選區的議員一定坐不住，風動帶來幡動，幡動帶來心動，就會先有人向陸克文陣營靠攏，後來的唯恐落後，也許出現柏林牆倒塌效應，民眾逃跑逃垮了東德。為防患於未然，坐以待斃不如主動出擊，塞克林投向陸克文急迫地按響了鈴聲。陸克文這回看清楚了塞克林並沒有帶來一哨人馬，雖然承諾過會帶上一哨人馬投奔過來，而且就在前一天晚上塞克林與總理基拉德還有“會議”或者密謀，這個情況陸克文陣營間接得知。最終塞克林孤身一人急急投向了對方陣營，沒有帶來一兵一卒。陸克文陣營對塞克林的角色變換是有疑慮的，塞克林獨自裝載駕舟送來的不是糧草，更有可能是火燒赤壁的燃料。既然清楚了挑戰不會贏，不如端坐不動了。   這次吉拉德又贏了，贏得連對手都沒有了，而且對手陸克文的支持者資深部長們自知犯有“謀反”罪，不等刑部捉拿，自我了斷辭職了。   內戰真正結束了嗎？我看不會，還將繼續發酵。雖然陸克文公開聲明了，他將忠實于吉拉德，永遠不會出來領導工党。反對黨的潘恩（Christopher Pyne）認為這是一句不真實的話，因為他有情報表示，陸克文陣營將在大選前餘下的短暫時間裡韜光養晦，尋找時機把吉拉德趕下臺。這回我倒是相信陸克文講的是一句真話，既然吉拉德這麼堅硬，明眼人都知道她已經喝高了，小酒盅已經不能準確送到自己的嘴邊，但還是迷迷糊糊地說她自己還能喝。陸克文就索性斷了再當總理的念想，當上了也不過幾個月的時間，讓吉拉德繼續地喝翻了倒在地上才算完。   這次內訌給聯盟黨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他們正在動議通過對總理的不信任案，積極努力尋求獨立議員的連署。估計這個不信任案很難得到通過。在澳洲二十多年，還沒有見到過這樣的事情發生，如果通過了，澳洲政壇將出現什麼樣的情況，筆者還得去學習研究一下。   中國有“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堪稱千年積澱的文化精髓和謀略，澳洲政治人物雖然不會像中國古人那樣總結和歸納，但是靈活應用，不拘一格，其嫺熟和出神入化還真讓人瞠目結舌。   文 / 秦晉   2013年3月25日

投書澳洲政壇小地震，房不震塌人無傷

這一屆的澳洲工黨政府，行至今年9月14日大選日一定會最終止步，不可能有再次勝出的機會。   今天坎培拉工黨政府進行了領袖重新選擇，女總理吉拉德是唯一競爭者，沒有競爭對手而當然勝出。民調普遍支持前總理陸克文捲土重來，但是陸克文這次沒有顯得急不可耐，而是審時度勢， 端坐不動，不去挑戰吉拉德的總理位置。   這次轟趕吉拉德下臺應該起源於不斷的民調下跌，與陸克文本人關係看似不直接，邊緣選區的議員開始坐立不安了。   澳洲政壇上政府上下走馬燈，主要原因還是邊緣選區選民對政府的反叛。陸克文2012年初被拱著挑戰總理，慘敗，連得自己的外長位置被退役老省長博卡頂了，無可奈何地安安靜靜地呆在了後排，登記註冊了中國的微博用戶，用他擅長的中文自娛，忽悠中國線民去了。   曾幾何時，前工党領袖塞克林（Simon Crean）堅定支持吉拉德，出言貶損陸克文，這回卻是他要求吉拉德進行選擇領袖的票決，並且明言如果陸克文復辟成功，他將挑戰財長斯旺的地位。吉拉德應塞克林的要求重選工党領袖，但是陸克文沒有出來挑戰，吉拉德仍然是工党領袖，塞克林也沒有出來挑戰財長斯旺，卻被吉拉德踢出內閣，坐到後排去了。   吉拉德心地剛硬意志堅強，不撞南牆不回頭，不到最後的關頭，決不輕言放棄。雖然民調繼續下滑，黨內支持也早就開始動搖，鐵杆支持者塞克林率先反叛離去，即便是今年即將進行的聯邦大選一敗塗地，就是一定要戰鬥到最後一刻，流盡最後一滴血。   陸克文不挑戰，不是不想奪回自己曾經擁有的寶座，而是經過計算沒有勝算。一年以前已經有過一次慘敗的經歷，何必要一個慘勝機會，更有可能還是以微弱票差敗北。   陸克文說了，一是有大多數的支持，二是領袖位置空閒，也就是吉拉德知難而退，這兩個條件都不存在，他就不復辟。這件黃袍陸克文不願意去搶，除非多數人擁戴他，非得把黃袍披在他的身上。   再者，工黨政府的處境是“伸頭挨一刀，縮頭也挨一刀”，敗北基本已成定局，陸克文上了，不過是比吉拉德的敗好一點，吉拉德屆時也許輸得光了腚，陸克文則褲衩可以留得住。剩下五個月的時間，當一個蹩腳鴨總理，何必。到時候輸光了，邊緣選區的席位都進了亞伯特的囊中，陸克文可以竊笑了：自己的過錯自己來承受，誰讓你們跟著吉拉德一起把我推下臺的，幾次改變的機會都從你們的指尖裡溜走了，讓我後排冷板凳坐了這麼些年。今天你們都被選民選出議會，早些該當機立斷修正錯誤的時候，你們都上哪去了？   記得塞克林做反對黨領袖的時候，老是受到比茲力覬覦領袖位置的騷擾。有一次做財政預算，非常的出色，逼得比茲力只能稱讚叫好。看著政府的勢頭越來越頹，為挽救敗象，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為工黨政府抓一點分。這是出於公。當然也可以出於私，總理當不了，當幾個月的財長也好。可是陸克文不自欺欺人，不上當，沒有挑戰吉拉德，塞克林的如意計畫就兌現不了了。   今天結局，吉拉德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但是對工黨，不會有善果。對反對黨領袖亞伯特來說，這是一個好的結果，吉拉德繼續領銜工黨，大選對他更會有利，政府會輸得更多。離聯邦大選還有5個來月，吉拉德應該回天乏術，只有坐以待斃的份。而且其中還會發生變故，隨著民調繼續下滑，吉拉德的位置還是難保無虞。   文/秦晉 2013年3月21日

投書為中國開闢政改特區鼓與呼

文/秦晉   郵箱裡收到一封未名郵件，一篇不滿七百字的短文，作者系制度反腐專家、中國監察學院副院長，內容有關中國的權力結構的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最後話鋒一轉，出現了一絲光亮，容轉錄如下“搞政治體制改革，必須給予特殊的政策，選派特殊的人才，劃定特殊的地區。舍此“三特”，政改很難成功。中國現在必須儘快設立政改特區，通過政改特區的摸石頭過河，去摸政治體制改革的規律，從而確保以特區試點的成功，拷貝複製更大範圍的成功”。   “制度反腐專家”這麼一個稱謂，對我這麼一個遠離“日新月異一日千里”的故國，感受不太真切而且有點孤陋寡聞的人來說，有點不明就裡。但是最後那段話雖有“猶抱琵琶半遮臉”羞羞答答之嫌，但還是道出了一點意味。   對於中國的政治改革，體制內外的人看法大相徑庭。作者說“這些年，由 於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太大、風險太大，我們便採取繞著走的策略”。按照作者的意思也就是說，中國在政治改革方面沒有停頓過，一直在進行，只是“阻力大風險 大”。中國政府也一直自稱堅持改革開放，包括了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體制外的則認為中國自胡、趙相繼落馬以後只有經濟繼續向市場化發展，而不再有政治改 革，二十多年來政治上是停滯的，甚至是倒退的。然而捫心自問，同樣是政治改革，體制內外圈定的定義不一樣，體制內的力圖進行政治調整來保證中國共產黨的執 政地位，體制外的則是引入憲政民主。雖然用詞一樣，實際上是雞對鴨講，驢唇不對馬嘴。   如果仔細回想分析中國的改革開放，就可以發現中國的經濟改革的起步原來是這樣的。1978年冬，中國安徽小崗村18位農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險在土地承包責任書按下鮮紅手印，實施了“大包乾”。這一“按”竟成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改變了中國經濟發展方向，掀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序幕。對於這個事實應該沒有爭議吧。由此可以毋庸置疑地判定，從1978年起的中國的經濟改革，不是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人高瞻遠矚的政治謀略和決策，實在是萬不得已無可奈何，因為當時的中國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只能經濟上“摸著石頭過河”。然而經濟改革的成果卻十分良好，經過三十多年的長足發展和進步，才有了今天的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二的地位。這屬於歪打正著，無心插柳卻成蔭。   中國的經濟是發展了，但是中國的問題依然嚴峻。胡錦濤混了十年，完璧歸趙把東西交了回去，習近平能否效仿前任再混下 去，擊鼓傳花？相信習近平自己都知道過不了這個關和坎。不見棺材不落淚，不到黃河心不死，是一般人的心態和做態。政改喊了幾十年，就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 下來。現在的中國國情應該到了萬不得已無可奈何的時候了吧，國事多舛，民情洶湧，快見棺材板，快到黃河邊了。習近平一上臺，跟十年前的胡溫有一比，行情看 漲，聲譽鵲起。民情也跟著看漲，南方週末事件可見一端。此事如果發生在胡習交班之前，相信一定被輕易按住，無聲無息。然而此事發生在“習新政”開初，各方 都覺得很好奇新鮮，紛紛試探刺探，因為人們如同黔中的小老虎看到了以船載入的新驢子。習要端好溫情新面孔，媒體記者紛紛開打擦邊球，廣州百姓民眾也不甘落 後積極挑戰底線。這只是一個開頭，好戲大戲還在後頭。   怎麼辦？伸頭挨一刀，縮頭也得挨一刀。天下苦秦久矣，國人盼望清明政治久矣。習近平效仿鄧小平二十年後再南巡，鄧氏 感覺到前方的路太淒迷，摸著石頭過河搞經濟；習應該感覺到前方的路太兇險，再次摸著石頭過河搞政改。鄧小平開闢經濟特區搞經改是為了救命，今天開闢政治特 區搞政改也是為了救命。開闢政治特區的設想本不新鮮，很早就被提了出來，胡錦濤思想太僵化，就如烹飪鴨子嘴巴油鹽不進一般。“制度反腐專家”的“儘快設立政改特區”建言，雖不新鮮，但不失為習近平政改之路的良謀，因此為之鼓與呼。   2013年1月17日

投書2012年澳洲悉尼世界人權日紀念

藏人兄弟姐妹們、中國民運的同道們：   今天是世界人權日，主辦者選擇中國駐悉尼領事館門前，這個很不尋常的地點，舉行人權紀念活動，我被邀請來做一個發言。我自己說不清楚內心應該是喜悅還是悲傷。   1948年聯合國大會上定下每年的12月10日為世界人權日。人權作為一個概念，被世界的主流所認同和推動。我們看到，六十多年來，整個世界的發展充分顯示了的全世界在人權方面的進步和發展。但是在中國，在西藏，人權記錄一直惡劣，幾乎沒有進步。   我們必須清楚，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態的好與壞，取決於這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說一個國家政治制度與這個國家的人權得到進步和遭受踐踏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人權是標，政治制度是本。一個政治民主的國家，人權狀況就是好的，因為政府的權力受到制約，比如我們生活著的澳洲。一個專制獨裁的國家，其人權必定是很糟糕的，因為政府和專制獨裁者的權力不受制約，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藏人兄弟姐妹們，西藏境內的藏人前赴後繼地以自焚進行抗爭，我對這些為西藏自由勇於獻身的鮮活生命由衷地敬佩和惋惜， 但是我還是真誠地希望藏人兄弟姐妹珍惜生命。我們共同面對的不是一個理性的政府，而是一個缺乏人性的專制獨裁政府。今天我們在這裡集會，紀念世界人權日， 只能表達我們自己內心的良知和願望，對勸諭中共政府改弦更張不會起作用，因為這不是中共獨裁政府所能聽得懂聽得進的語言。   在西藏，在中國境內，人權紀錄惡劣，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還會是這樣，這是改變不了的事情。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共政府的權力不受制約。希望中國人權進步，西藏獲得自由，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中共專制獨裁政權不再。   二十年前的今天，澳洲前總理基廷做了一個名垂青史的演講，坦承了兩百多年前來自歐洲的移民侵犯了澳洲土著的基本權益，坦承“我們曾經殺戮過土著，我們把土著的孩子從母親身邊奪走，我們對土著歧視排斥，這些都源自於我們的無知和偏見”。四年前另一位總理陸克文向澳洲土著正式道歉，我曾親眼目睹了這一幕。中國政府會承認自己的錯誤嗎，比如在西藏實行的高壓政策，在1989年天安門前的血腥屠殺。中國政府不會主動承認錯誤，因為國際社會和中國民間的政治壓力沒有足夠到使得中共迫不得已就範。     我真誠地希望，中國民主運動與自由西藏運動在尊者達賴喇嘛的智慧和堅忍的引領下，攜手並肩，共創我們的未來。再有不到三周的時間，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漢人代表將雲集悉尼舉行兩天的國際漢藏對話會議，屆時我們一起探討，力圖勾勒出未來爭取西藏和中國實現真正意義上人權改善的線路圖。這才是對今天世界人權日最為有意義的紀念。 謝謝大家。 2012年12月10日     （原文为英文，下附）     10 December 2012   Tibetan brothers and sisters, my fellow Chinese democrats,   Today is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 I am invited by the organizers of the event to make a speech at this very special place, the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in Sydney. I cannot tell exactly what my feeling is, joyful or sad. Human Rights Day is celebrated or commemorated annually across the world on 10 December. The date was chosen to honor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s adoption and proclamation, on 10 December 1948,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first global enunci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one of the first major achievements of the new United Nations. We have been witnessing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of human rights situation across the world, however, the poor and even deteriorating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d China remains unchanged. We’ve got to be clear that a poor or good human rights condition depends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where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could follow the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human rights norm while a dictatorship like China fails to do so.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could do whatever they want to do to violate human rights. Tibetan brothers and sisters, self-immolators sacrificed their lives one after another for Free Tibet. I pay tribute to them. But I sincerely hope Tibetan brothers and sisters take treasure of lives. What we are facing is not a rational government, but a monstrous dictatorship. We are assembling here today to display our conscience and good hop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 which in fact should not impact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to alter its governance as it is not the language they wish to listen and understand.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in China was awful, is awful and will remain awful. This is a daily routine and common practice. The reason is simple, the unchecked power of the regime. There is only one way to achieve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eventual free of Tibet, getting rid of the CCP’s one party dictatorship rule.    The same day twenty years ago, the former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Paul Keating delivered the Redfern Speech, one of the greatest Australian speeches. He was the first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to publicly acknowledge to Indigenous Australians that European settler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difficulties Australian Aboriginal communities. Keating admitted: "We committed the murders. We took the children from their mothers. We practiced discrimination and exclusion. It was our ignorance and our prejudice." Four years ago, I witnessed in person in Canberra that then Prime Minister Kevin Rudd made the formal apologies to the Australian indigenous people. Would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do the same to commit its wrong doings, such as the high-handed policies in Tibet and the mass killing in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No, I don’t think so. No Chinese leaders are so gutful to do so. Moreover, both the conscience and mora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the domestic resistance have not yet increased high enough to pus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yield.     The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movement of free Tibet should jointly work hand in h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and side by si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H.H. the Dalai Lama’s wisdom and forbearance for our common goal of bright future. About three weeks away, an International Sino-Tibetan Dialogue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in Sydney, we will try to work out a roadmap for the meaningful human rights improvement and eventual free Tibet. That should effectively mark the celeb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 Thank you.

投書功成身退，天之道----布朗與中國民運

一個星期前，澳洲綠党領袖布朗參議員宣佈辭去領袖職務，並且進一步表示，他的參議員席位也將在今年7月1日以前辭去，徹底退出澳洲政壇。作為一位澳洲家喻 戶曉的政治標誌性人物，布朗辭職，的確震動了澳洲，他的政治對手也不得不對他的才能和成就給與了高度的評價。   布朗宣佈辭職的一刻，很快就有人通知了我，問我是否知道。這個消息對我來說比較震驚，因為事先沒有絲毫預兆。再細一想，也對。功成名就身退，天之道。布朗不戀棧，在澳洲的政壇上，已經到達了最輝煌的頂點。這座高高珠穆朗瑪山峰，經過三十多年的攀援，布朗已經站在最高處，無遮無攔地仰望星空了，剩下的就是安全下山。   布朗留給澳洲綠黨的政治遺產非常豐厚，從16年前他單槍匹馬沖入澳洲聯邦議會，到今天已經擁有9位參議員、1位下議員一共10位聯邦議員，成為澳洲政治權力平衡力量；澳洲各州都有綠黨議員，在地方政府這個層面，綠黨的席位更是不計其數。 布朗參議員1996年首次入選聯邦參議院，第一次進入我視線是一次在坎培拉舉行的有關西藏問題的聽證會，大概是在1997年或者1998年，這個聽證會是由民主黨籍參議員Vicky Bourne主持的。我受邀參加了這個聽證會，布朗參議員也出席了，我還記得他的手臂上別了一圈西藏雪山獅子旗的袖章。"If not, why not 如果不，為何不"，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的英語句式，出自於布朗之口，以後又在其他的場合聽到布朗這麼說過，以不妥協口吻直接提出質疑。2005年3月 17日的參議院提問中，布朗向澳洲何華德政府質問：兩天以後在悉尼舉行一個中國民運會議，政府是否知曉此事？是否派出代表前去參加支持中國民運？如果不， 為何不？   2003年10月，中國國家領導人胡錦濤首次訪問澳洲，是澳洲民運的一個必須做好的一項功課。本來要去德國法蘭克福參加民陣會議，由於民陣會期與胡錦濤訪問澳洲迎頭相撞，權衡了一番，放棄了歐洲之行，在澳洲靜靜迎候中共最高領導人。   很清楚地知道，澳洲政府不會有興趣接受民運的陳情去向胡錦濤提出為難問題， 反對黨方面也不會對民運的訴求有熱情，只能把目標轉向了澳洲小黨派民主黨和綠黨，純粹是碰運氣。   兩個要求，舉行聯合記者會，希望該党議員向民運人士發出邀 請，出席胡錦濤在澳洲國會的演講。綠黨即刻做出反應，布朗參議員辦公室的BenO'quist電話回復，綠黨同意與民陣舉行聯合記者會，時間安排在10月24日，胡錦濤上午10點澳洲國會演講之前半個小時，地點放在國會媒體廳。   第二個要求沒有回復。隔了一日，布朗辦公室複電，把記者會改在胡錦濤落地澳洲的時候。10月22日上午，胡錦濤抵達，澳洲總理何華德親赴機場21響禮炮迎接。 一個小時以後，布朗與我在新州議會媒體廳舉行記者會，在記者會上布朗宣佈綠党將邀請秦晉作為嘉賓出席兩天以後的胡錦濤演講會。 兩天后，悉尼民運人士一群人趕赴坎培拉，參加一個抗議集會，布朗也來參加了，民運的、藏人、法輪功的加在一起不到50人，在場的記者比抗議的人還多。第二 天"澳洲人報"頭版就是布朗集會後離去前握著我的手的照片。   布朗和另一位綠党參議員由於前一天的時候站起來打斷布希總統演講而被罰不得進入胡錦濤演講會， 這是何華德政府的自律還是胡錦濤的要求，我到現在還沒有鬧明白。李肇星還是不放心，急急忙忙找了澳洲外長唐納交涉，綠黨邀請的三位客人都是有問題的，不可 以入場，否則演講取消。澳洲外長叫來了上下兩院的議長，一起向李肇星保證，綠黨的三位客人都將不會出現在胡錦濤演講的公眾席上。我們三位綠党客人齊齊被請 到有隔音設備兒童遊戲的地方，李肇星才放下心來。   胡錦濤隨訪的官員在李肇星的帶領下魚貫入場坐定，我從上望去，一目了然。然後胡錦濤夫婦雙雙入場，澳洲上 下兩院議員鼓掌歡迎。胡錦濤開始演講，比規定的時間遲到了十分鐘，一口氣12次提到了民主，中國共產黨自己認定的社會主義民主，這和北朝鮮自稱"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國"一樣。   兩個星期以後，澳洲外交部官員邀請我進行一個會談，告訴了一些不在媒體報導中的事情，也對我表示敬意和感謝，因為我沒有激進地給澳洲政府增添麻煩，還贈送了我澳洲外交部發行的兩本書，有關澳洲對外關係。中國方面向澳洲方面表示，秦晉是一個恐怖分子。澳洲方面拒絕這個指稱，認為秦晉充其量 就是一個民運分子，但是可以按照中方要求，不讓秦晉入場。 布朗憤怒了，為何我們綠黨的三位客人都被擋在了有隔音設施的會場裡？三位綠党議員，三位客人一起面對了澳洲的媒體。布朗還是不依不饒，在下一周的國會裡面嚴厲批評澳州政府喪失民主精神和原則，屈從於一個專制政府的利益誘惑。布朗還發生了口誤，幾次錯把"Mr. Chin Jin"說成"Dr. Chin Jin"。 這是第一次與布朗的配合。由於布朗的提攜，使我們民運有了機會與中共最高領導人在比較高的層面上進行交手。 2005年澳洲民運大會，聯繫前來澳洲參加會議各組織的頭頭腦腦與布朗進行一個會談。布朗否定了我的建議，轉而提出新的建議，提出在澳洲國會媒體廳舉行記者會。我立刻接受，著手準備。那天來了一個記者，一個攝影，面對著我們一大群準備講話的人。這個冷落場面的出現怨不得布朗，也怨不得我們民運，實在是中國民主不是人們關心的議題。   下午的參議院提問時間，布朗對何華德政府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平心而論，澳州政府雖然沒有公開支持我們的民運會議，但是悄悄地為民運大會開了綠燈，提供了前來參加會議人士的入境簽證方面的方便。布朗是唯一出席澳洲大會的澳洲政治領袖。在開幕式上他這麼說，他今年60歲了，已經有足夠的成熟，不太容易被中共的謊言所矇騙了；2008年北京舉行奧運會，希望中國除了奪得體育競技的金牌，更要為實現民主奪得金牌。 2005年5月末，中共駐悉尼領事館外交人員陳用林出逃，隱匿數天后致電於我，要求幫助向澳洲社會發佈。我的意識淡薄，沒有將它視為一件特別重大事情，僅根據陳用林的要求以一般事件通知了媒體。此事立刻發酵，震動澳洲，震動中國，也震動世界。我本應該第一時間通報布朗，但是我忽漏了。   布朗一從媒體報導中得 知此事，立刻在家鄉小鎮發表講話，向出逃者伸出同情援助之手，致電澳洲外長唐納和移民部長范斯冬，要求澳洲提供保護。晚上的布朗直接給我打來電話，叫我轉告陳儘量低調，儘快尋求法律援助。與此同時，綠党從中幫助，尋找資深移民律師介入此案。在布朗的推動下，澳洲社會對此案持續關注，最終此案以陳用林獲得澳洲保護告終。   說一個題外話，當時澳洲是何華德聯盟黨執政時期，移民政策非常的嚴厲，政治庇護的批准率非常的低，就是在中國具有很大名氣的人士、證據可謂鐵 案如山的，在那個時候第一輪都是拒之門外的。由於陳用林的批准，我反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下，一批已經被拒情緒沮喪的都一個一個的獲得了難民資格。或 者說，一人得利，大家受惠。這就像1979年魏京生收監，冒死卻沒有死，這個中國政治異見人士的生死大關，我認為是魏京生被判處15年為一道明顯界線，從 此中國政治犯不再有死刑。 布朗在整個過程中充分地表現了他的虛懷大度、悲天憫人和道義堅守。在這個事件上布朗所持的立場，也是他前後一致表裡如一的表現。早在2001年8月，挪威貨輪營救了海上漂流的船民駛向澳洲，何華德政府採取強硬措施拒之門外，工党也聞曲起舞。這個時候只有布朗孤獨一人在議會發出了不同的聲音，表達了對海上漂流船民的同情之心。此舉也為他下一次的聯邦大選中增加席位產生了作用和影響。   布朗一直保持著對中國民主化高昂熱情，對中國的人權問題總是關注。只要我把中共踐踏人權的案例提供給他，他總是向澳洲政府提交，迫使政府對他提出的案例有 明確的答覆，並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每次中國異議人士、民運人士到澳洲，我都會安排他們與布朗見面會談，布朗也總是有求必應。2006年初余傑和王怡、年 末徐文立，2011年吾爾開希，凡是到澳洲訪問的中國民運人士，布朗都願意撥冗一見，討論中國的問題。   2007年亞太峰會在悉尼舉行，邀請布朗參加並且演講。布朗同意了，還提醒我一定要為自己保留一個發言的位置，做好功課，任何一個成功的演講都有幕後的辛勤勞動，口才固然重要，但是刻苦勤奮更為重要。2008年5月，悉尼有一個"北京不適合舉辦奧運會"辯論會，我很有幸也受到邀請與布朗在同組，布朗在臨開場前還對我面授機宜，改進演講辭。這個辯論會雖不能對中國北京奧運會造成直接的影響，但是在澳洲還是提高了關注中國政治民主和人權改善的呼聲。   習近平訪問澳洲，布朗邀請我到國會與他一起舉行記者會，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我在那次習近平的訪問中，除了批評中共，還直言不諱地指出，在中國人權問題上，西方與中國默契地玩一個遊戲。   2010年聯邦大選，布朗和他領導的綠党是最大的贏家。吉拉德在大選前明確表示過不會實行"炭排放稅"，但是執政後不久，就宣佈實行"碳排放稅"，遭到一 片斥責。這是不同治國理念的鬥爭。很顯然，吉拉德為了能夠執政，只能自食其言，就範於綠黨的政治理念。如不就範，綠黨不會與工党政府聯合執政，布朗做到了四兩撥千斤來達到綠黨的政治目標。這裡沒有對與錯，只有誰能夠利用各種政治機會和力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布朗成功了。   布朗退出了澳洲聯邦政壇，但是他的政治生涯不會因此停止。布朗已經明確表示，他將永遠是綠黨事業的追求者，生命不息，奮鬥不止。我也深信不疑，布朗將一如既往地支援我們追求中國的民主和自由，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布朗今年67歲，已經成功地攀登一座高山，在他退出政壇的生涯裡，我相信他會繼續放射出耀眼的光 芒，為世界、為人類作出他的傑出貢獻。 2012年4月20日

投書再次敦促中共進行政治改革

從郵件中獲悉任畹町先生的破曉之聲，“北京方面確認！中共中央準備接受總理溫家寶有關政改及重新評價六四的提議。中央會出一個一攬子的改革方案。平反六四是一張主牌。政治體制改革分五方面，政黨方面模仿日本自民黨，一黨獨大，黨內分派。人大、政協不變，軍隊不變。先穩住。究竟用幾年走一步看一步”。北美朱學淵先生也在網路上發表了相同的消息，但是尚無中國官方的認證。 儘管中國的電視、電臺、報刊雜誌和網路發達，但是根據中共治國慣例，政治資訊往往經過“小道謠傳”、“出口轉內銷”，然後中共高層定調正式發佈，由“謠言”轉變成正式決定和政策。因此，我們對以上資訊需要進一步可信的核實，同時對以上資訊持謹慎歡迎態度。 中共專制獨裁六十多年，以上資訊如果成為真實並且付諸實踐，這可以視作為政治解凍的開始，這個解凍可以引起以後進一步的政治變化。但是不論以上資訊是否最終被驗明屬實，我們還是一如既往呼籲中共順應歷史潮流，立刻啟動真正意義的政治改革，而不是似是而非的行政結構的變化。唯有這樣，才能為中國找到出路，為中國共產黨找到退路。須知中國的情勢已經是水漲堤危，一味的封堵將會釀成更大的災禍。開閘洩洪雖有損毀，但是可以保全更多的生命和財產。鯀、禹治水風格徊然不同，結果也不同。請胡溫權衡利害得失。 1989年末“蘇東波”變化使得共產主義陣營土崩瓦解。而同年早些時候，鄧小平武力鎮壓了學運，中共僥倖躲過了傾覆的一劫。臺灣政治人士曾經評論，蔣經國先生早在87年就啟動了臺灣的政治改革，給了國民黨機會實現了政治“軟著陸”，“蘇東波”沒有給威權政治的國民黨災難性的打擊。 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導致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的政治變天，敘利亞至今仍在政治膠著狀態之下，其他中東國家如葉門、巴林等國也有了民主化訴求。中東的政治態勢對中共來說，是強烈的政治刺激，一有風吹草動，任何變化，都會造成中共政治神經的緊張。 阿拉伯之春向東吹拂，緬甸軍政府開放了部分選舉，民主領袖昂山素姬率領緬甸民主派獲得補選的壓倒性的勝利。根據中國官媒“環球時報”轉發“印度時報”消息，中國和印度都已向剛剛當選緬甸國會議員的昂山素季發出訪問邀請，“世界上所有的眼睛都在盯著她到底先去哪裡”。如果中國政府真有這個意願，邀請昂山素姬訪問中國，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和政治暗示，我們對此持熱烈的歡迎態度。 我們再次呼籲胡、溫，順應歷史，做出正確選擇和決定，啟動政治改革。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先從重新評價六四開始，接納政治反對派自由返回中國，營造體制內外良性互動、共同推進中國政治變化的氛圍。 值此歷史關頭，我們敦請胡、溫放下包袱，輕裝上陣，立即行動，拋棄憂慮，力排眾議，大刀闊斧地進行政治改革。如若黨內頑固勢力刻意阻撓，則可大膽地走出體制，向人民靠攏。因為人民的力量是你們可資用的最大源泉。唯有主動開啟政治改革，中共也許獲得一個鳳凰涅磐浴火重生的歷史機會，胡、溫也可因此名垂青史。 中國民運團體聯合工作委員會 中國民主聯合陣線主席：     黃奔              [email protected]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     薛偉              [email protected] 民主中國陣線主席：              王國興 中國共和黨籌委會召集人：    王策              [email protected] 監察長：              錢達            [email protected] 總幹事：              汪岷            [email protected] 秘書長：              秦晉            [email protected] 2012年4月17日

投書澳洲總理寶座之爭：鹿死誰手未可知

工党領袖之爭、澳州總理寶座的爭奪，今天塵埃落定，總理吉拉德以71票對31票壓倒性地戰勝了挑戰者前外長陸克文。陸克文表示受這個結果，不再進行挑戰，安安靜靜地坐到了後排。但是我認為這是口福心不服。吉拉德和陸克文都說工黨從此團結一致了，可以埋頭做正事了。聽了總覺得彆扭，總感覺有疑問。2010年6月陸克文從總理寶座上被突然拉下來，想著 有朝一日重新復辟應該屬於正常。人病醫生喜，看著吉拉德民調不斷下滑，工黨基本盤不斷縮水，陸克文和他的支持者對此應該是樂觀其變的，如果甚至處心積慮地暗中使絆子也都是人之常情。但是陸克文絕對不會告訴你，向你坦承他有這個想法。   陸克文帶領工黨贏得大選，從霍華德手上奪得政權，一屆沒有做滿就被黨內同僚逼宮罷黜實在是過分，心中充滿憤恨理所當然。前工党總理惠特拉姆被總督 解聘，近四十年過去了，憤怒也許是消減了，但是心結一定會隨之一起帶到另一個世界去。再舉一個霍克與基廷的例子，兩千年臺灣新總統陳水扁就職典禮希望有澳 洲政治領袖出席。臺灣民進黨在澳洲聯絡人希望邀請當時的總理霍華德，一聽就知道是個錯誤的設想。部長級的議員去出席就職典禮都沒有可能，個別後排議員也許 還有可能。聯絡人不甘心，問是否可以邀請前總理。這倒可以一試。分別電話霍克和基廷辦公室，基廷辦公室一口回絕，霍克辦公室還有考慮的餘地，但是補問了一 句，有沒有邀請基廷。以後進一步注意到在很多事務上兩位元前工党總理基本上是不咬弦的。可見1991年年底基廷從霍克手裡奪得總理寶座以後相互之間的心結之 深。   要讓陸克文對吉拉德的投井下石一舉徹底拋棄前嫌實在是沒有可能的。吉拉德等沒有給陸克文一絲機會，趁火打劫痕跡很大。由此可見政治是很殘酷的，一 不小心就走了麥城，修正改錯的機會都沒有。陸克文個性火爆是一把更容易自傷雙刃劍。把手下的工作人員弄得神經緊張，把內閣同僚弄得紛紛避走，到發生政變的 時候，就沒有人來救駕，卻是牆倒眾人推。澳洲政壇應該說還是很有風度的，心裡的想的和嘴上說的很明顯不一致，但是漂亮就行，體面就行，滴水不漏就更好。   這裡有一張99年的照片，聯邦國會進行的一個小小的午餐會，主賓加在一起不足20人。比起隔一天進行的歡迎中國領導人江澤民的大型餐會，相形自 慚。主持人是工党議員丹比，後排議員吉拉德也在場。陸克文與他們一樣，也是98年聯邦大選當選的，都是新科後排的。不到十年，兩位聯手，成了澳州總理和副 總理。2006年初的時候，丹比議員對我們一行的到訪很熱情，要給一個驚喜。這個驚喜就是約請了當時已經進到前排擔任外交影子部長的陸克文。丹比當時給我 的感覺很是支持陸克文進一步進取，那時候工党領袖是比茲利。前些天卻聽到丹比議員對陸克文一位幕僚的公開批評，可見政壇人物的關係如晴雨反復。這些變化， 根據推理，過錯應該在陸克文為多。   二十年前基廷第一次挑戰霍克失敗，不聲不響地坐到了後排，過了一段時日，霍克政府民調一直下滑，給了機會讓基廷捲土重來，一舉擊敗霍克，以後又借 著對手的失誤，贏得了一次本不該贏的大選。現在陸克文承諾不再挑戰領導職務，如果由於本次吉拉德逆民意勝出陸克文而激怒民眾，使得民調告訴工黨下一次大選 必輸無疑，那麼再回請陸克文領導工党不能說一點可能性沒有。陸克文必須有足夠的耐心，如果心煩，可以看看中國的鄧小平，他是怎麼三起三落的；看看霍華德， 他是怎樣忍出來的。這樣心平了，氣順了，機會也會來了。   本來這次挑戰吉拉德是一次無謂的自我犧牲，沒有經過核計，沒有經過沙盤推演，把自己繼續保持鋒芒的外長位置給犧牲了，還城門失火殃及了自己辦公室工作的一群池魚。得不償失。如果預見到今天的結果，陸克文一意孤行還是要進行挑戰，那就不是明智之舉。     英諺這麼說，誰笑得最後，誰笑得最好。鹿死誰手還真未可知。真是黨內同僚鉚足了勁，說怎麼也要阻攔陸克文重返總理職位，那就靜等著吉拉德政府下次 大選大敗，那些不安全選區的議席紛紛在下次大選中被聯盟黨奪走， 陸克文還是可以私下竊喜。總理寶座奪不回來，心中一口怨氣還是有所吐出的。   秦晉2012年2月27日 [博訊首發]

投書澳中人權對話聽證會

受澳洲聯邦國會外交、國防、貿易人權委員會邀請，2012年2月24日，民陣理事潘 晴、中國民主黨全委會澳紐委員會主席高建、中國民主黨全委會澳紐委員會秘書長孔天樂、前中文獨立筆會副會長齊家貞、中國民運團體聯合工作委員會（民聯、民 陣、民聯陣）秘書長秦晉等五人分別代表了以上組織出席了在墨爾本維州議會舉行的關於澳中人權對話的聽證會。人權會員會主席Laurie Ferguson和副主席前澳洲律政部長菲力浦*雷鐸（PhillipRuddock）認真地聽取了民運方面對澳中人權對話的看法，並且提出了一系列問題。 秦 晉在聽證會上用了比較多的篇幅講述了澳中關係，表達了中國經濟長足發展所形成中國新崛起對世界對澳洲的影響和衝擊一些看法，對澳中已經進行了二十年的人權 對話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雙方進行了坦誠直率的交流。秦晉表示，在東西方對抗的時候，東方的專制主義總是強悍的，西方的民主社會總是軟弱的，引舉了重慶公 安局長化妝出逃美國成都領事館美國拒絕提供庇護一事。主席Laurie Ferguson則反過來質疑，難道你們認為美國拒絕提供王立軍庇護是錯誤的？秦晉回應到，是對是錯現在不能一口斷定，但是美國採取的是雙重標準是沒有疑問的，1989年的時候對方勵之先拒絕後接受，美國在與對手發生衝撞時候的猶豫不定，所以往往採取雙重標準。   講到澳洲，安全靠美國，繁榮靠中國，我們理解澳洲的國家利益。但是作為西方民主國家，澳洲立國精神和價值不可隨意丟棄，不應該成為中國巨大市場誘惑的犧牲品。 主席Laurie Ferguson問，你們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對世界的影響。參加聽證會的孔天樂拿出列印的一篇文章"可怕！中國社會上上下下彌漫著棄船心理"，回答，中國的官員、大款都忙著卷款逃離中國，因為他們知道了中國這條泰坦尼克號船撞上了冰山，真不明白為何西方政府和經濟學家對中國卻充滿了信心。   雷鐸問道，現在你們民運組織還有多少人參與。秦晉回應到，89年的時候澳洲民聯、民陣成員號稱超過三千，1993年11月1日的澳洲政府決定給與在澳中國人士悉數居留澳洲，對於這個決定，你是堅決地反對者，這個決定使得中國人士的需求得到了滿足擔憂得到了驅除，但是民運組織立刻縮水。   齊家貞女士在聽證會上提出了獄中作家所遭受的人權迫害案例。   最 後秦晉再次強調經過了二十多年的人權對話，由澳州率先發起，其他西方國家紛紛跟進，中國的人權狀況有無改善？顯然沒有改善。根本原因不是中國人權的進步或 者惡化，而是滋生人權惡劣紀錄的溫床一直存在，這張溫床就是中共的專制獨裁。在沒有改變中國政治制度以前，奢談改善中國人權就是沒有結果的空話。   聽證會只進行四十五分鐘，無法做到完整表述對澳中人權對話的看法，一份更長篇幅的報告提交給了這個人權委員會。 2012年2月24日

投書寫在台灣總統大選前

時光進入了2012年，今年的有幾個地方政治權力交接：臺灣大選、香港換特首、美國總統大選、中國的胡下習上。都很有看點，我們坐在看臺上，認真觀摩評賞。我們也只能坐在看臺上，有的地方連競技場的門票都沒有，無法入場觀摩，只能場外聽裡面的聲音，比如中國。   臺灣大選是今年最早可看的一場，我們中國民運團體和個人好幾十個人從世界各地彙聚到臺灣觀摹總統大選和立法委員的選舉。近三十年來，類似這樣的觀摩已經不計其數，恕我實話實說，引用一位民運人士對臺灣民主的認識和評價，“臺灣民主對未來中國的民主有示範作用，但沒有促進作用。中國的事他們無心也無力參與，自顧不暇”。可謂一語中的。今天中國民運幾十人到這裡的觀摩大選，有點幾十個盲人摸象的味道，各自摸到自己所感覺的圖景。我們打老遠的從世界不同的角落到臺灣，也都有各自的憧憬。我認為應該面對現實，分析、比較我們所從事的這場中國民主運動，這件志事。 中國民主運動，從西單民主牆起算，已經有了三十三年的歷史。形成組織形式，首推身陷囹圄的王炳章博士于1982年在美國開始的中國之春運動，到今天也已經有將近三十年的歷史了。 78年時候的北京西單民主牆，有一批民刊，每個刊物有幾個人，除了北京，在上海、貴州、天津、山東也都有個別的，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在我看來很有限，當然在國際上還是引起了一定的關注，但是沒有多久就被鎮壓了。1982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後公費留學生在北美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王炳章博士在海外開始的中國之春運動，如同一聲驚雷響徹北美大地，由東向西橫穿美利堅合眾國，越過太平洋，到了臺灣島，傳進了蔣經國的耳朵裡。最近，民聯陣理事長、早期民聯的汪岷先生專門撰文，圖文並茂地回憶了這段歷史。 客觀地說，海外王炳章發起的中國之春運動在中國大陸的普通民眾中間幾乎沒有影響。就拿我本人為例，首先我承認自己的孤陋寡聞，但肯定是屬於中國普通民眾中的絕大部分。在我1988年11月離開中國之前，對中國之春運動從未有過聽聞。儘管中國老百姓對中國之春運動並無知曉，但是中共當局對王炳章發起的中國之春運動還是比較憂慮擔心的，因為鄧小平等一輩開創中共政權的非常懂得防微杜漸的道理，深明“千里長堤可以毀於蟻穴”後來效果。我想表明的是，中共深知1949年從蔣介石手裡奪取整個大陸的政權的艱苦卓絕和歷史的僥倖，因而對任何可能構成政權威脅的因素都採取最強力最有效地措施，將這些威脅消滅在萌芽狀態之中。 1989年的“六四”運動對中國的政治變化好像是一個機會，但是這個好像是的一個機會在中國人手指縫中迅速地未得到手就失去了。有這麼一句話，機會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是握在手心裡也會得而復失。1989年的時候，最先出現民主浪花的的地方是中國，以後在蘇聯東歐的民主浪潮卻席捲了共產主義陣營，蘇聯解體了，東歐各共產主義國家大都完成了民主轉型。歷史就是這樣地捉弄中國人，中國在那次民主化浪潮被重新打回專制主義的高岸上。 1989年的一頁，已經翻了過去。覆水難收，我們應該抬望眼向前看，向後看，向左看，向右看。環顧四周，把我們進行的近三十年的民主運動進行橫向和縱向的比較，橫向看國際縱向看歷史，進行參照，然後方可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方可知道要去的目標，找出達到目標的路徑。 在國際上，有過美國的獨立戰爭，有過俄國的十月革命；在歷史上，有過孫黃的辛亥革命，有過毛澤東的共產革命。獨立戰爭成功了，建立起了美利堅合眾國；十月革命成功了，建立起了蘇維埃；辛亥革命成功了，推翻了滿清建立了中華民國；共產革命成功了，把中華民國趕跑到了臺灣小島上，建立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三十來年的中國民主運動，目標是建立一個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其任務之艱巨、事業之宏偉一絲一毫不亞於前面提及的所有革命。但是我們把中國民主運動放在歷史和國際的縱橫坐標中考察一下，就可以發現，中國民運是那麼的“有氣無力”。中國民運有氣概有氣節，但是沒有力量。中國民運既無外援又無內應，就憑著縱橫千萬裡北美歐洲亞太不足百人的理念堅定鍥而不捨和國內不怕抓不怕放不怕把牢底來坐穿的一小部分民主人士，這與愚公移山精衛填海有何區別。 我來分析比較對照一下。先說美國獨立戰爭，北美十三殖民地戰勝英國獲得獨立的關鍵是有背後的巨大支持，有法國、荷蘭和西班牙錢財和軍事的支持，這與哪方正義哪方不正義沒有關係。我們看中國的辛亥革命，孫黃背後有日元的支援，不然哪來錢買槍買炮搞武裝起義，如何辦刊物鼓動民眾，如何讓革命黨人遍佈全國，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俄羅斯的十月革命依靠德國皇帝出資列寧2600萬帝國馬克，相當於今天7500萬歐元，列寧拿了這筆錢返回俄國，鼓動俄國軍隊反戰，幫助布爾什維克拿下俄國政權。然後列寧按照承諾與德國皇帝簽約，讓俄國軍隊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撤出。雙方互惠互利，童叟無欺。中國共產革命更是令人叫絕，整個中國共產黨就是共產國際的東方支部，完全是史達林國際主義義務下促成的勝利，從武器彈藥到軍事顧問甚至歐戰的蘇軍炮兵，一齊用上，把蔣介石國民黨打跑到海島上。 中國民運有這個條件和背景嗎？有過，很短。中國之春運動的開始，從1982年秋到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聽王炳章親口說過，中國之春運動開始的時候，中華民國派人找到了他，眼含淚花，總算有了中國大陸的人開始決心衝擊中共專制體制了。據王炳章自述，中國之春運動與中華民國之間締結的是一種政治合作關係，中國民聯要挑戰中共，但是保留批評中華民國國民黨的權利。臺北都答應了。其實那個時候海峽兩岸的政治制度差別不大，大陸是極權專制，臺灣是威權專制，兩者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關係。蔣經國的早逝，對中國民運的影響卻是巨大。以後的中國民運雖然有過89年民運的高漲，但是曇花一現，很快跌落低谷，長期徘徊，至今無法走出來。最為關鍵的不是民運分裂，不是民運人士私心嚴重，實實在在的是後繼無援，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民聯、民陣、民聯陣基本上都是“無錢無帳，無兵無將，小卒子失業，車馬炮下崗，只剩下將士相，不論對手如何佈陣立勢，這一方不是支士就是飛相。決不過河，也不能過河”。所以二十多年來中國民運一直是有氣無力。 這有什麼好怨的嗎？沒得怨！這就是這個時代，這就是中國的國運。中國民運與對手中共能進行力量抗衡嗎？無法相抗。具有道義責任應該給與中國民主運動物質支持的中華民國和美國為首的西方都冷眼看著中國民運，他們充其量提供一些打發叫花子的、不至於餓死在路旁的幾塊骨頭而已。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對中華民國和西方的態度做到理解萬歲。蔣經國眼睜睜地看著大好江山丟失的，奪回大陸江山的心念驅使了他堅定地支援中國民運。李登輝和陳水扁都是臺灣土生土長，他們有不同于中國民運的政治目標和理念。李登輝的政治主張和目標十分明確，一旦時機成熟，權柄在握，則返本歸真成為臺灣“新摩西”，沉著堅定地率兩千余萬臺灣人出“新埃及”，要讓臺灣不再“漂流”，找回自我，成為有意志的棋子，成為新時代臺灣人。陳水扁是李登輝事業的跨党繼承人，蕭規曹隨情理之中。馬英九就任總統以前有長達二十年同情中國民運的姿態，自從2008年當選總統以後，對中國民運採取的是回避的態度，馬政府四年來的政治表示和動作，明白無誤地告訴中國民運組織和人士，期待今天的國民黨支持中國民運就是刻舟求劍的一廂情願了。 美國為首的西方，出位的大都是政客，很難出政治家，這與制度有關。民主制度，任期短而有期限，政客力爭在任內完成自己的目標，因而制定的政策往往是短期的，在這種政治大環境下不容易產生目光深邃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們的政策比較務實，考量多的是效果和利益，道義和原則就退居在後了。正因為美國幾任總統的政治短視，給世界帶來巨大後患，而中國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二戰後國共內戰時期馬歇爾和杜魯門的政治幼稚捆住了蔣介石國民黨的手腳，天真地在不支持中國內戰的堂皇理由下對蔣介石國民黨實行武器禁運，樂見國民黨政府在內戰中處於失敗地位，聽任共產黨席捲中國大陸，將四億中國人民送入共產主義鐵幕的水深火熱之中，引發韓戰，引發東西方冷戰四十年。當然美國和西方不是有意的施害者。 中共專制今天在國際上的強勢地位，也拜西方綏靖主義所賜。1989年以後，美國兩位總統布希和克林頓幫了韜光養晦的中共大忙，中國綜合國力增強了，中共的位看似更加鞏固了。美國和西方在無意間強化了中共，荼害了中國人民。中國民運除了表示無奈和理解還能做什麼，說什麼？ 看清楚了中國民運的艱難境地了吧。我們不妨再比較一下今天的中國民運與辛亥革命，高下立見。黃花崗起義失敗了，錢用光了，武器打沒了，七八十鐵血男兒一去沒有複還。孫中山灰頭土臉，北美做工；黃興悲憤之極，想要相伴死者地下。但革命的主張已經深入軍中，革命黨人遍佈全國，因是武昌起義一聲槍響，峰迴路轉，大清朝腐朽的大廈摧枯拉朽般轟然倒塌了。過去二十年，中共只有內憂，卻無外患。而今中共政權內憂迅速竄升，外患也開始浮現。發生在廣東烏坎村曠日持久的巨大群體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廣東海門也發生巨大的群體抗爭事件。而中國民運是怎樣的狀態呢？除了隔靴搔癢地隔岸觀火地過過嘴癮，寫幾個發表在我們這幾個人看的中文網站上聲明，還能有何作為？民運派不出一兵一卒攜帶輜重糧草進入實地進行引導，鼓風助火，火燒赤壁，火燒連營七百里。“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今民運作壁上觀，誠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因為近二十年來的中國民運沒有實際力量，組織是空的，沒有人力也沒有財力。為數不多的民運人士的心志不移，堅持著這場沒有實際政治力量民主運動，它實際上是一種守望，正義的守望，理念的守望，和對中國未來願景的守望。 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那麼今天的情勢就是亡共者，共也，非民運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這幹被排斥在中國境外從事民運事業幾十年的“人還在，心不死”民運人士，借觀摩中華民國總統大選的緣由，彙集于中華民國臺灣，這個相對於北美、歐洲和大洋洲公約數最大的地方。 中國民運雖然弱小，但是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絕對地握有天時。中共專制悖天而行，民心盡失，專制主義腐朽大廈的轟然倒塌，就如同擔著生辰岡眾軍漢喝了蒙汗藥，“倒也”、“倒也”，只是時間問題。一盤散沙的中國民運這個時候能夠而且應該做些什麼呢？不就是攏好隊伍，把散落的一支一支箭捆綁起來，然後就守株待兔吧。如果這次到達臺灣的中國民運各不同組織連的這個共識也不能形成，達不到這個最低目標，那就只能哀怨自己了。我期望我們至少能夠拿出排排座，吃果果，小兒玩家家熱情勁，最終達到假戲真做弄假成真的結果。

投書有感海峽兩岸之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慶典

雙十，1911年10月10日，辛亥年8月19日，武昌城的一聲槍響，拉開了中國千年君主帝制摧枯拉朽般傾覆的序幕。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在南京正式成立，2月12日，清廷頒佈《遜位詔書》，至此，統治了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壽終正寢，並被中華民國取代與繼承，中國兩千年來的帝制也宣告走進歷史。 孫中山、黃興等前輩領導的革命党人啟動了辛亥革命，清廷內的實力派，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系，審時度勢，逼退清廷，實現了中國版的不流血的“光榮革命”。在野的在朝的，體制內的體制外的，共同合力，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家。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百年過去了。大事件經歷了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五四運動、蘇俄共產主義在中國繁衍、國共合作、北伐戰爭、日本入侵東三省、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西安事變、盧溝橋事變、以空間換取時間借盟軍之軍力戰勝日本收回臺灣、國共內戰、中華民國播遷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岸分治六十二年，呈當今南北朝。 歷史在向前發展，世界也在向前發展，但是中國卻沒有向前發展。時間是經過了一百年，中國卻實實在在地回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前夜。中國有過共和民主，很短暫，也很不完善。但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沒有讓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卻是讓中國人民更加無可奈何地跪了下去。毛澤東、鄧小平都是不戴皇冠、不披黃袍卻手握每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臣民生殺大權的實際真命天子。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政治權威不比毛鄧，但仍然繼承了毛鄧的政治統治衣缽。人民共和國只是一個虛假的名稱，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越南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樣，都只有其名，卻無其實。與前代君主帝制不同的，就是由家天下變成了黨天下。 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海峽兩岸都隆重舉行，尤其是中國大陸方面的更加可圈可點。中國鮮有高調地進行紀念和慶祝，中共黨政要員都正襟危坐，連得久不露面並被疑為已經離世的江澤民也不經人攙扶精神閃爍地坐在了主席臺上。胡錦濤發表講話，高度讚揚孫中山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自稱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 胡錦濤的表述實在是紅唇白牙雌口信黃噴飯可笑。按照中國官方的正式闡述，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中國共產黨人進行的是一場無產階級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這跟辛亥革命風馬牛不相及。中國共產黨人進行的革命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而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卻是中國國民革命先驅孫中山的真傳，實行的是三民主義。若不是國民黨敗退二戰勝利成果收回的臺灣，現在的中華民國已經不復存在。怎麼經過了六十年的演變，一個推翻者就這麼自我化妝成一個“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最忠實地繼承者”了呢，這個變化真是繚亂，目不暇接。按此說推理，中華民國也就成了大清王朝的繼承者了？不錯，中華民國是繼承了大清王朝所有的版圖，除了國力不迨，外蒙被羅斯福與史達林合謀劃了出去，但是中華民國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建立了共和。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了孫中山的嫡系真傳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建立了共產主義烏托邦蘇式極權統治，怎麼就沐猴而冠成了“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豈不荒唐可笑。 我來做一個形象比喻，中國古典名著《西遊記》裡面有一段區別真假唐僧、悟空、八戒、沙和尚的艱難困苦，一路打到佛主如來面前才辯出真偽。這次中國方面高調紀念辛亥革命認祖歸宗于孫中山門下，也真表現出了相同於假唐僧、假悟空也想西天取經得到一個正果的迫切需求。從好的說開去推斷去，中國共產黨政府可以考慮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改稱中華民國，強行與留守在偏僻小島上的中華民國統一；做得更徹底一些，放棄中國大陸現有的政治體制，“開門揖盜”，把馬英九和蔡英文請回大陸去，按照臺灣的民主政治模式治理中國大陸。只有這樣，中國共產黨人才可以真正的成為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最忠實地繼承者。只有這樣做了，我才因此成為荒唐可笑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豈不皆大歡喜。 10月10日馬英九在臺灣的建國百年慶典上的演講就很顯得柔美，“英九要藉這個機會，呼籲大陸當局：紀念辛亥雙十，就不能忘記國父建國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國家，大陸應該勇敢地朝這個方向邁進，也唯有如此，才能縮短兩岸目前的距離。紀念辛亥雙十，也不能割裂歷史，而必須呈現歷史原貌，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太像那個辨認清真假美猴王的地藏菩薩，但法力有限，不敢明言。其實胡錦濤的高調紀念孫中山是欺師滅祖的行為，奪人錢財奪人妻，還要以救命恩人自居。馬英九的身段過於柔軟，如何面對孫中山在天之靈？蔣家父子、先父馬鶴齡地下有知如何瞑目？ 客觀地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1949年席捲中國，通過內戰的軍事勝利，把亞洲第一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驅趕到彈丸之地臺灣，是一次變相的專制王朝在中國的成功復辟。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中國千年君主專制，那麼今天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真正含義是什麼？不僅僅是回憶一百年前那場劃時代革命，而是要重新找回那場革命的精神，找回孫黃的壯志胸心，找回陸浩東、陳天華、秋瑾、徐錫麟、林覺民等的長存浩氣。 尋求民主與自由，重新做一次辛亥革命成就的作業，沖出我們中華民族百年迂回的迷徑，是當代中國人的歷史使命和機遇。謹以秋瑾詩與當代中國人共勉：   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

投書中俄聯手扼殺阿拉伯之春

聯合國消息，中俄兩國聯手行使否決權，否定了歐洲等國起草的針對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決議案。投票前，決議案起草方為了避免遭受否決，數次用詞謹慎，忌諱使用“制裁”，但是還是被中俄聯手使決議案胎死腹中。這次中俄兩國真長了臉，向全世界顯示了力量。   能讓敘利亞成為下一個利比亞嗎？敘利亞人民和世界上嚮往民主自由的人民希望都希望這個議案得到通過，筆者也真心希望這個決議案通過。可是中俄兩國政府不能 讓決議案通過，一旦通過，敘利亞就成為下一個利比亞，中東的地區“阿拉伯之春”就方興未艾，持續不衰，這中東的政治海嘯，就會一波不斷，一波又起，逐漸傳 播到遠東，傳播到越南、北朝鮮、中國。   今年初，卡紮菲動用飛機坦克學習並且超過鄧小平向老百姓大開殺戒，“禁飛區”概念提了出來。為了這個方案，澳洲外長陸克文表示支援，澳州總理吉拉德說先別 急，等一等，兩人在這個問題上還各執己見。同時聯合國安理會裡面卻是公婆有理，莫衷一是。三月十好幾的時候，眼看著利比亞反對派要被卡紮菲消滅了，聯合國 決議還是沒有出來。心裡直著急，該出手時不出手，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幹什麼吃的，怎麼到現在還不出手救一救利比亞反對派呢。3月18日一早，朋友來電話通告，聯合國決議下來了，是前一天晚上的事情。總算一塊石頭落地，利比亞革命之火還在燃燒，茉莉花革命還是在繼續，茉莉花飄香還可以飄向在遠東的中國大地。   這一次中國政府有預見，不再犯三月時候錯誤，在聯合安理會不作為，聽任法英聯手，西方合謀，置卡紮菲於死地。這次就果斷行使否決權，更聯合上了俄羅斯，勢 不單影不孤。中國做到了遠見於未萌，避危於無形，有效地防止了阿薩德步卡紮菲的後塵，阻尼了阿拉伯之春，再奏了一曲21世紀“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新樂章。   俄羅斯駐聯合國代表在行駛了否決權以後表示俄國並不支持阿薩德政權，但是投反對票是因為議案建立在對抗思想基礎上，並含有“進行制裁的最後通牒”，這些都有悖於和平解決事端的原則。進而指責決議並沒有要求敘利亞反對派與極端分子分離與政府進行對話。聽起來很是振振有詞。   中國代表則說中國擔憂敘利亞的暴力行為，呼籲進行改革，但是反對決議案是因為“制裁，威脅要制裁”都於事無補，反而使得敘利亞形勢更加複雜化。這話聽起來 很熟悉，幾年前要對伊朗進行制裁的時候，當時的中國代表也是這麼說的，總而言之，言而總之，中國就是反對制裁，至於伊朗繼續暗中發展核力量對中東地區構成 安全與穩定的威脅，那就不是中國關心的事情了。   法國代表表示，投否決票，就是對阿拉伯之春爭取民主和自由的正在浴血抗爭的敘利亞人民的否定。美國代表萊斯表示，美國震怒了！勇敢的敘利亞人民可以看清楚 了，在安理會裡面，誰是支持他們自由人權的追求的，誰是不支持的。那些投否決票的袒護這個殘忍的政權的國家必須對敘利亞人民做出交代，對整個中東地區追求 普世價值的人民要有一個交待。   這管什麼用？早幹什麼了？冷戰結束了，但是東西方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對抗遠沒有結束。美國為首的西方卻急著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了。美國的震怒 （outraged）不在關鍵點上。中國現在這麼牛，跟美國叫板還不是美國和西方自己的政策錯誤，姑息養奸養虎為患。   要檢討從遠的算起是雅爾達協議，給了 史達林機會，削弱了蔣介石，共產主義席捲全中國，使西方失去遠東的政治盟友，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進入共產主義陣營，這不是典型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嗎？近的是89年鄧小平鎮壓學運以後老布希派密使進去寬慰鄧小平，傳遞錯誤的資訊，給與精神鼓勵。以後的克林頓更加糊塗，幫助鄧小平韜光養晦，才有了今天更為強大 的中國在聯合國產生副作用，阻礙世界的進步。這是誰之過？ 2011年10月6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