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晉

投書富士康事件--21世紀新“沈崇”案？

“富士康跳樓”事件被媒體披露以後，立刻引來海內外同仇敵愾地討伐和鞭撻。筆者也曾加入過文字討伐的行列。今天與國內朋友通話，談起了“富士康”事件，朋友對此事有另一層看法。聽了朋友的情況通報，立刻想起了樣板戲《智取威虎山》最後一場欒平指著“假胡彪”楊子榮對著座山雕那個片斷，“你們都中了共軍奸計了”。海內外是否幾乎無一例外的上當了？   我對朋友說，那麼請你把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你們國內對事情的瞭解和分析用文字表現出來，對事情不甚瞭解的人容易犯“隔山買牛、矮子看戲”錯誤，你的說明也許是一個補救。很快，朋友的文字稿形成了。請看下面的部分，原封不動，原汁原味：   「前一段時間關於“富士康跳樓”事件的報導鋪天蓋地，引發了全球對富士康這個血汗工廠的聲討浪潮，並有將這個聲討浪潮進行到底的趨勢。但突然間國內對富士康的聲討驟然消失。據消息說是中共宣傳部門奉命停止了對富士康事件的報導，並要求各媒體召回報導該事件的記者，中共作出這一半途而廢的戰略調整是有原因的。     富士康作為一家台資企業在大陸是成功的，它是世界第一的代工廠，同時它和中國大陸所有工廠一樣是一家血汗工廠，它的成功是建立在殘酷壓榨工人的基礎之上的。而在其冤家被中共樹立為民族工業品牌的比亞迪，工人的境遇也同樣悲慘，卻無人報導。比亞迪在發展初期為了迅速做大做強，從富士康挖走了400多名技術和管理人員，並以此竊取了富士康的許多秘技，搶佔了富士康一部分的市場份額，沒幾年比亞迪的王傳福一度成為中國首富。這使得郭台銘很是不滿，將王傳福告上了法庭，案件在三四年裡從深圳中院到廣東高院走了一大圈，郭台銘沒有一次勝訴，但郭台銘不肯甘休要繼續上訴，郭台銘這就犯了大忌，得罪了中共。你想王傳福的比亞迪是反映中共改革開放輝煌成就以及民族工業崛起的一面旗幟，你富士康說到底是個外來戶，有點不識相，敢往中共樹的旗幟上抹黑。     搞鬥爭中共是世界第一高手，要搞垮你先要搞臭你，於是開動御用輿論機器，各路記者蜂擁而至，長篇短篇報導不斷，萬箭齊發，萬炮齊轟，大有置郭台銘於死地的架勢，搞得郭台銘滿頭大汗臺灣大陸地來回跑，真快有點招架不住了。可突然間箭停了炮歇了，這可出乎人們的預料，難道聲討富士康這樣的血汗工廠錯了嗎?     原來在聲討富士康暗助比亞迪的同時，富士康事件也使中國工人認識到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了中共和資本家的極大侵害，應當起來為自己的權益抗爭。於是廣東佛山本田；上海夏普；無錫尼康；雲南紅河洲巴士公司司機；河南平頂山棉紡織集團；北京凱萊大酒店等地方相繼爆發抗議和工潮，中共本想要好好整一下富士康，想不到弄巧成拙，搞得工潮四起，抗議不斷，弄不好就要玩火自焚，危及政權穩定，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於是趕快叫停聲討富士康，偃旗息鼓，富士康得以逃過一劫。     以上事實說明 :   1.中共的處事原則是以鞏固其專制政權為標準的，不會顧及民眾的利益。 2. 中國的經濟環境及社會環境沒有公正可言。 3.中國社會由於不公在各個方面積累了很深和大量的矛盾，隨時都有一觸即發的可能。 4.中國工人正在覺醒，一旦行動起來並產生聯動效應的話，中國將發生顏色革命。」     朋友心似明鏡，對“富士康事件”洞若觀火，所以才有以上這些文字。   我們再來看中共的能耐。中共一九十高齡老黨，二十世紀世界兩大邪惡之一，政治操作手法精明嫺熟，爐火純青，玩弄心地善良蒙昧少知的普通民眾於鼓掌之中，如小菜一碟。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到底是日軍肆意挑釁，還是國民黨守軍意外走火，到現在還都是各執一詞，莫衷一是。近年有資料發掘，說是劉少奇領導的華北局有意開火，為的是好讓日軍和蔣介石幹起來，中共可以坐收漁翁之利。1946年的“沈崇事件”轟動全國，矛頭直指美蔣。現在早已解密，純系子虛烏有。不過美蔣關係變化了，國民黨後來也被趕到了臺灣島上去了。這樣的政治技巧，中共在建政以後一路用來，屢試不爽，“富士康跳樓事件”再用一回也不為過。   不過為了比亞迪王傳福，動用媒體煽呼，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這個事情做得就是“殺雞用了宰牛刀”，太不值得，反而引火焚身了，雖然忙不迭地澆滅可以燒死自己的熊熊大火，一身焦臭味還得有時日才能散去。

投書司徒华，中国民运的良师益友

司徒华先生，人们喜欢亲切地称他“华叔”，不论男女老幼。这个称呼始于何时，我还没有弄清楚。其实现在“华叔”早该是“华爷”了，今年已经华诞七十有九，早过了唐代诗圣杜甫“人生七十古来稀”那条人生线。   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以后，“华叔”这个称呼就成了历史的定格，深深地、长久地烙印在海内外华人世界里。而“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港支联”，成立于“六·四事件”的前夕，百万港人上街游行，有力地表示了对发生在中国北京的民主运动的支持。华叔一直是“港支联”的主席，二十多年来，从不间断，一直领导着港支联全力地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呼吁、劝戒中国共产党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营造宽松政治氛围，希望中国共产党认清历史潮流，主动开启政治改革，走向民主社会。   香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从大清国的版图上割了出去给英国，作为英国对大清战争的补偿。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以后到1997年，香港一直是中国瞭望世界的一个窗口，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没有收回香港的强烈意向，是英国首相马格利特·撒切尔的迂腐判断，在1983年的时候，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九龙新界租约到期进行续约。这个要求触动了中国政府的颜面神经，不许续约。英国退而求其次，放弃香港主权换取对九龙新界的治权，简言之“以主权换治权”，也就是猪肉换羊肉。邓小平很强硬，宁愿放弃香港的收回，不再租借九龙新界。撒切尔无可奈何，只留下香港实在是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一咬牙，一狠心，豪气一把，香港也不要了。“铁娘子”84年在北京与赵紫阳签完约，从人民大会堂走出来，一走神，一步没有踩稳，在台阶上摔了一下，成为中国大陆媒体经常援引、北京引以为豪的外交胜利的一个无穷的回味。香港是要回归了，北京内心是担心的。因为香港有言论自由，可以成为颠覆北京专制制度的桥头堡。但是中共是成熟的，也是经验老到的，充分地有效地利用了国际的绥靖主义和相当一部分港人的自律心态，迄今为止，化解了自由香港对中共专制制度可能的冲击。   香港的民主自由在这种环境下受到了制约，民主自由的声音弱小了，民主自由的阵地也缩小了。然而，华叔依然坚守香港的民主阵地居功至伟，不论如何情势变化，只要“六·四事件”不得到最终解决，则坚持初衷不改。甚至在2004年初，北京方面向华叔发出秘密上京的邀请，也被华叔婉言拒绝，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棱棱风骨。   “九七”回归之前漏掉了多次机会去看一看英国殖民主义治下的香港，想起来去香港的时候已经是回归七年以后的2004年的6月末，当时预计有五十万到一百万港人准备7月1日上街要求民主普选。基本可以这么断定，这是一个政治敏感的时刻。香港董建华当局一纸令下，我被挡阻登机进入香港，一直到了2005年的11月末的时候才第一次悄悄地踏上香港土地。   通过辗转介绍，在“港支联”的办公室拜会了华叔。在场有香港作家柳孚三先生陪同，谈了大约一个小时。长者之尊，教诲循循，我作为晚辈受益很深。临别了华叔在他的短篇集《化作春泥》上为我提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八个字作为赠别。说起这八个字，我是情有独钟的，来自诸葛孔明的《诫子书》，此书又引我看了《前、后出师表》。诸葛孔明真是万世师表，人若宗教信仰未明确确立，这些话能够使人在困境和逆境中岿然屹立不倒，在顺境中不至于欣喜若狂而迷失自我。我也体悟到，华叔就是以这些作为他的人生准则和座右铭的一部分，在漫漫的人生路上一路走来做到了刚正不阿，贫贱不移，威武不屈。   回澳洲看了华叔著的《化作春泥》，始知华叔原系香港教育界，育人无数桃李天下。此书原来香港明报专栏文章汇集，行文朴实无华，读来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既明理，又叙事。   2008年12月初再次进入香港，又拜见了华叔。那天在场的还有“港支联”的副主席蔡耀昌和香港民主中国阵线的陈景圣以及好友黄元璋。我不知道华叔有没有来过南半球的澳洲，根据我的记忆，1989年成为华人世界所崇敬的“华叔”以后应该没有来过。后经考证，华叔的确从未踏上过澳洲，但有过其他“港支联”的重要成员来过澳洲，支持澳州地区的中国民运。   人生在世，就是要活的精彩，潇洒如意。或彭祖八百，或蜉蝣天地，皆为造物主所赐。高祖提三尺剑取天下，非人力所及，何时欲乘风归去，实是世间使命完毕。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是人的意念可以自控的，但是人的心态是可以用心理意识进行自我调控的。华叔虽然一辈子单身，未曾婚娶，但是桃李天下，受人敬重，此乃东隅与桑榆之别。华叔教书育人凡三十余年；七十年代投入社运；八十年年跻身香港立法会，成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八九年因“六·四事件”愤而辞职；之后率“港支联”坚守香港民主阵地，誉满全球。有如此骄傲人生，夫复何求？世界很大，也有多重。唯有阅历丰富、参悟力强者可以明了，可以活的精彩走的轻松。今年刚过的庚寅虎年春节前后，华叔一如往年，在香港年宵摊档为市民写挥春。   吾尝“三入三阻”香港纪录，本一介平民，手无尺寸，小鱼掀不起大浪，香港特区政府无需过分焦虑紧张。我与华叔仅谋面两次，无个人私交但有公谊。华叔是香港的骄傲，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良师益友，我们的父辈长者，他为我们树立了为人处事的榜样楷模，因此我希望能够赴香港再次拜会华叔，再受教益。我这里用一个不太贴切的“风树之悲”向港府提交“陈请表”，望港府特首曾荫权真实地表现一回“港人治港”的实权，同时也转呈北京中央政府，恪守“五十年不变”的政治承诺。   2010年复活节

投書世俗與心靈的交匯—政治領袖與精神領袖的會晤

文 / 秦  晉   2010年2月1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地圖廳終於會晤了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此次“奧巴馬-達賴喇嘛”的會晤具有一定的意義。其一，有利於西藏問題在全世界繼續受到關注；其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向中國政府傳送了一個正確資訊，西藏問題不是由中國政府任意獨家操控的，世界還是要進行置評的；其三，這樣的會晤也是向世界最大的政治專制政體保持了一定的政治壓力。     白宮方面曾經一再推遲這個會晤，目的顯然在於不致過分觸怒中國政府。從會晤前後中國外交部對外發言人多次強硬態度來看，此目的並未達到。     西藏問題、對台軍售問題，都是中國政府竭力阻止國際社會染指的“內政”問題。但是國際社會都不認為這兩個問題就是中國政府所指稱的簡單“內政”問題，幾十年來，在國際輿論中一直是極具爭議的問題。     中國政府發言人聲稱，“奧巴馬—達賴喇嘛”會談將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此話太過一廂情願。實際上，絕大多數的中國民眾對這個會晤不知情、不關心、也不在乎。但是，2月18日的會晤的確讓胡錦濤政府感到丟失了面子。中國的政治文化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一個“面子文化”，講究的是“情面、體面和場面”。     中國政府在“奧—達”會晤之前進行的種種努力，多次告誡白宮，“這將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損害中美兩國關係”，等等，其目的就是影響美國取消這次會晤。但奧巴馬總統從自身的立場出發，他無法改變二十年來形成的美國在任總統會見達賴喇嘛這個慣例，雖經幾次推遲，最終還是要有一見的。中國政府的種種努力最終付之東流，應該相信中國政府一定會耿耿於懷的，也一定會尋求以後的機會報一箭之仇。可以預見，下一輪美中關係的進一步惡化，甚至在外交、經濟、貿易、軍事、安全、核不擴散等方面都可能出現新的摩擦和衝突。     此次“奧—達”會晤會產生重要的和深遠的影響和意義嗎，我看未必。首先，這個會晤不是歷史性的突破，更多的是一個慣例的延續。其次，美國不會因為這次會晤而改變其西藏問題上對中國政策，美國將繼續承認中國的主權完整，並不會推動西藏走向獨立。再從西藏方面來考慮，達賴喇嘛一直主張西藏高度自治，並不追求獨立。中國政府實在沒有必要對這個慣例性的會晤如芒在背如坐針氈。     中國政府一定要給達賴喇嘛冠以“分裂分子”的罪名，一定要把達賴喇嘛的自治主張解釋為獨立的訴求，指鹿為馬的痕跡太過明顯。在國際上很難獲得贊同，當然在國內可以通過一律的輿論灌輸給普通民眾。但這畢竟經不起考驗，總有一天事實會說話。     這個會晤能夠產生中國利益的損害？這也是一個面子虛榮的托詞。2007年6月中達賴喇嘛到訪澳洲，中國政府一再告誡澳洲領導人不可會見達賴喇嘛。這個過分要求卻產生了反效果，不但反對黨領袖陸克文會晤了達賴喇嘛，當時的總理霍華德也會晤了達賴喇嘛。會晤了以後有何利益損害？什麼也沒有。還不是澳中雙邊關係繼續發展，貿易照樣正常進行。說實在，本來澳洲總理霍華的會晤達賴喇嘛的意願並非強烈，可見可不見。但是在中國政府的警告下，為了維護澳洲的主權和政府的“面子”，不見也變得非要見一見了。胡錦濤政府不就變得弄巧成拙了嗎？這次在美國奧巴馬總統那裡不又栽了一次？     達賴喇嘛會晤美國總統和其他世界政治領袖由來已久，已逾半個世紀。2月18日的會晤美國總統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根據《臺灣關係法》美國向臺灣出售防禦性武器，以保持臺灣海峽的軍事平衡，也已經三十多年。中國政府堅稱維護主權，內政不得干涉。美國社會崇尚民主自由，訂立相關法案，關注西藏問題，會見西藏精神領袖也是美國的內政，同樣不接受他國干涉。     一希望美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上、在台海兩岸政體的政治軍事對峙上、在中國大陸政治制度上以及世界其他事務的觀察點和考量應該更加採取價值取向，儘量規避利益取向。這樣方可展現領袖群論領導世界正義形象，在變幻多端的國際局勢中不至於作繭自縛、首鼠兩端。     二希望胡錦濤政府以平常心處理和看待西藏問題，遇事自然放鬆，切莫妄自尊大，諱疾棄醫。西藏是一個問題，是一塊心病，北京需要勇氣和智慧，而不是蠻橫和強勢。面對揮之不去的“西藏問題”這一現實，審時度勢，抓住藏人所崇敬領袖仍然在世這個機遇，一勞永逸地解決好西藏問題，為中國其他民族地區和對岸臺灣問題的解決提供借鑒樹立典範。北京如能垂聽，起而行之，將是功德無量，也可名垂青史。何去何從，都在正誤的一念之間。   2010年2月20日   此文英文稿發表於：http://www.onlineopinion.com.au/view.asp?article=10093

投書《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讀後感

今年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二十周年，今年早些時候，趙紫陽的回憶錄問世，為二十年前的那個事件以及趙紫陽活動於中國政治舞臺中心時期的政治作為做出了注解，為後人正確準確瞭解和讀解那個時期中共的政治演變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第一手史實。   中國共產黨1949年建立政權以後的60年中，具有開明政治作派的最高領導人為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三人。但是鄧小平的開明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實用主義，在經濟上放鬆，政治上卻依然強硬。根據剛進行的中共60周年國慶大典上的排序，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被從中共建政之後政治權力最高人物的歷史記載中不留痕跡地抹得一乾二淨。也就是說，華國鋒的短暫時期被鄧小平的強勢完全遮蔽，而胡、趙時期則是晚清同治、光緒二帝晦色于西太后“垂簾聽政”的翻版。雖然如此，胡耀邦和趙紫陽二位總書記時期的政治局面對中國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仍然不可小覷。   普遍認為，鄧小平在毛澤東死後複出，迫於國情，開始了完全抄襲清末西太后的洋務運動的經濟改革。雖然鄧小平也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張，但是，鄧小平的政治改革所要達到的政治目標完全不同於西方的三權分立式的民主憲政，鄧小平的政治改革為了強化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而做的結構調整。趙紫陽的回憶錄證實了這一點。   回憶錄通篇可見趙對鄧的個人情感，一片知遇之心。趙視己為共產黨人，跳不出共產黨的思維框架，只能在共產黨的政治思維模式中發展演變。胡的下臺改變中國改革路線的主導地位形勢，使左派佔據了有利的位置，埋下了89年趙走麥城的伏筆。本來胡主導意識形態，是開放的；趙主導經濟發展，也是開放的。胡的倒臺，由趙接替胡，原來趙的部分由李鵬接替，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由此發生變化，最終導致了左派的全面反攻倒算，鄧無可奈何地在左派壓力下用武力鎮壓學運，將趙罷黜，中國政治改革從此被堵，政局從此逆轉。   根據回憶錄可以看出，趙紫陽處處以鄧小平馬首是瞻，考慮的是鄧小平的個人情感，卻無法考慮歷史關頭民眾的福祉。鄧與趙的角力鄧明白底線在何處，趙不知道。趙習慣於“垂簾聽政”的政治思維，卻不能跳出中共党文化的局限，走出一個新的天地。毫無疑問，中國的“八九”經驗和教訓催生了蘇東波的成功。如果蘇東波發生在中國八九民運之前，中國的“八九”歷史也可改寫。在無歷史先例援引的情況下，趙紫陽是誠實的，墨守成規的，這就註定了趙只是一位有良知的政治悲劇人物，卻成不了繼往開來、扭轉乾坤的偉大政治家。趙紫陽的優柔寡斷導致了中國政治改革滯後至少四分之一世紀。   下令強行清場軍事鎮壓的命令究竟何人下達，時到今日仍然未敢公佈。是鄧小平，是李鵬還是其他何人？這個共和國護國公的殊榮至今無人敢認領，可見這些中共政治人物是明白將來歷史會給他們什麼樣史評的，絕對上不了歷史的淩煙閣，只能上歷史的恥辱柱。   趙紫陽在這種陰謀政治中只能是一敗塗地。趙紫陽缺乏政治家的政治謀略，根本不是政治經驗老道的鄧小平的對手。趙紫陽連的基本的政治韜略都不具備，相比較他的後任江澤民和胡錦濤，趙明顯的弱。   在中國政治上，皇帝一旦被罷黜是被砍頭的，中共專制體制下趙紫陽被限制人身自由是相對君主帝制是一個進步。其實限制人身自由是必然的，趙對此有怨言說明自身對此問題沒有正確地認識，當年與鄧較量敗北是必然結果。根據趙紫陽的回憶錄，中共沒有走西方民主道路的意願，儘管中共一再提出要進行政治改革，是改變中共的執政方式，但不改變中共的執政地位。在起草十三大報告的時候，鄧小平一再提醒趙紫陽不要受西方三權分立的影響，甚至說連三權分立的任何一點痕跡報告上也不能有。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是行政改革，如精簡機構、精簡人員、克服官僚主義、提高效率等，沒有涉及政治制度本質的問題。   趙紫陽產生中國需要進行政治改革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的想法還是在他被軟禁以後有了大量空餘時間的時候的想法，當年會見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的時候還沒有這個想法，故說明戈巴契夫在他的回憶錄裡面提到趙紫陽有這個想法是一個誤解。那麼以後的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也都唱的是80年代相同的政治調子，中共不會進行三權分立具有實際意義的民主憲政改革。 趙還考慮過把中國其他花瓶党轉變成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往通過民主黨派的形式實現他們的政治參與與願望，實際上是從共產黨那裡分一點權，使共產黨不致全面壟斷權力。但不能對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形成挑戰。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共的體制外，都翹首盼望中共進行政治改革，而且相信中共會進行政治改革。根據趙紫陽回憶錄的陳述和解析，人們應該徹底死心了，這種良好的願望其實是一廂情願。即使中共不斷地提出政治改革的口號，也是中共特色的政治改革，與走西方憲政民主道路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有過政治意義的政治改革走憲政民主道路的機會，就是鄧小平“垂簾聽政”的胡、趙主政時期得以延續，如果胡和趙都有一點政治韜略，耐心等待鄧小平退出政治舞臺，他們可能會有意願走民主化道路。如前文所提到的，如果蘇東波發生在中國八九民運之前，中國的“八九”歷史也可改寫。所以有學者發出“上帝對中國不公”的哀歎。   趙紫陽毫無疑問是一位具有良知和道義的政治領袖，但是絕對不是一位在歷史轉捩點上可以決定乾坤的政治偉人。看到這麼一段介紹趙紫陽的往事，文革中，趙紫陽受到衝擊，趙紫陽非常詼諧地把省委圖章如數交給了造反派，心平氣靜地被打倒靠邊站，趙紫陽的真誠配合也使得趙紫陽在文革沒有承受到比較多的苦。由此可以看出，遇到衝突的時候，趙紫陽是非常具有妥協精神的，而且可以隨遇而安。但是趙紫陽能夠在困境中嚴守一條人心和良知的最後底線，寧願承受政治打擊和迫害，也決不違心。趙紫陽的忍讓軟弱性格決定了他以後16年的軟禁生活，命該如此。   根據趙紫陽的回憶錄，不禁引申出這樣的思考，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前蘇聯領導人與中國領導人趙紫陽的不同表現決定了兩個國家的命運和走向。面對軍隊武裝，葉利欽面無懼色，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說，極大的鼓舞和凝聚了俄羅斯民眾的民心。軍人在民眾的示威面前動搖了，懼怕了，最終潰散了。而北京天安門前百萬民眾，與進入北京的野戰軍形成僵持有時日，在如此重大的政治危機和歷史轉機的時刻，中國就缺乏一位有眼光、有勇氣、有決斷的政治人物，登高一呼，整個政治格局也許發生根本性扭轉。趙紫陽是最具有這個權勢的政治人物，但是他沒有這麼做，一是沒有勇氣，二是沒有意識。   蘇聯變化是十月革命以後70年，當政者與打江山沒有關係，因而戈巴契夫所遇的政治阻力相對來說比較小。而中國的89民運時候，一大批打江山的原來仍然健在，胡趙所面臨的保守勢力依然十分強大。   俄羅斯人有政治勇氣，中國人沒有，這就決定了歷史轉捩點上兩個不同民族自甘認受的不同的命運。而蘇聯八十年代初連喪三元，為戈巴契夫鋪平了道路，掃清了政治路障，加上他的銳意革新的思維，最終葬送了共產主義。就握有政治權力來說，戈巴契夫是一位失敗者，但是他懂得人類普世價值，卷旗繳槍結束冷戰，從而推動世界和平和進步，是共產主義世界中無人可以比擬的。   胡、趙沒有戈巴契夫的運勢，鄧小平活得太長了。鄧小平的10年壽命折損了全中國老百姓至少25年的福祉。同樣是劇烈政治衝突，葉利欽跳上坦克鼓勵人民，趙紫陽充其量現身天安門廣場說一聲：“我來晚了，我老了，無所謂了”。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死亡。葉利欽選擇了前者，趙紫陽選擇了後者。   食髓知味，不食髓不知味，民主是何物？中國百姓要否？有點令人困惑。中國人有惰性，知道民主是好東西，也想要。但希望白要，自己不想出力，吃免費午餐。這也許是至今中國形勢形不成民間要求民主政治改革的巨大壓力的原因吧。   2009年9月

投書達賴喇嘛返藏是開啟中國政治大門鑰匙

文/ 秦晉   (中國民運人士/澳洲) 日內瓦漢藏尋求共識會議落下了帷幕，百余名漢藏代表參加了是次盛會，參加會議的還有達賴喇嘛尊者、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中國知名政治學者嚴家祺先生。對於西藏問題的共識的達成，會議是一個表現和宣示形式，而共識的形成還遠在會議之外。誠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是由中國政情和漢藏關係長期的發展和演變逐漸形成的，是嚴酷的中國政治現實而催生的。這個共識是符合達賴喇嘛自1974年起所主張的“中間道路”精神的。 但是要充分認識到，這個共識不是達賴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或者說是流亡在西藏境外的藏人與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政府之間的共識，也不是流亡藏人與被中國共產黨治下受中共60年政治薰陶的中國人民之間的共識。這個共識只是流亡藏人與為數不多的一部分漢人的共識，這部分漢人能夠與流亡藏人達成這樣的共識，必須滿足筆者所能考慮到的幾個條件：能夠自由思考；能夠並且願意瞭解西藏的歷史、文化、宗教以及生活方式；同情流離失所者內心苦楚，也就是能夠理解1931年9月18日以後悲憤地吟唱“松花江上”整日價流浪於關內那個時候的心情。因此，這個共識若要被更為廣泛地認同和接受，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仍有很艱巨的工作要做。 對於西藏問題，要害是西藏的有實際意義的高度自治以及達賴喇嘛返回故里。儘管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一再努力一再退讓，胡錦濤、溫家寶、中國共產黨堅決維持西藏現狀不變，堅拒達賴喇嘛返回西藏。會談和對話可以舉行一輪又一輪，已經進行了八輪，如果流亡藏人願意，中國共產黨還可以提供十六輪，對藏策略只要是共產黨一黨執政，將不會發生變化。為共產黨計，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所期望的西藏的高度自治得以實現，以後的連鎖反應怎麼辦？達賴喇嘛返回拉薩，所產生的政治衝擊波如何應對？ “禦敵於國門之外”應該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選擇。 誠如達賴喇嘛所說，他對中國政府的誠信和信心越來越淡薄，但是對中國人民仍然充滿了信心。這次日內瓦漢藏會議是達賴喇嘛以及流亡藏人尋求與中國人民之間、非官方對話和交流的一個重要標誌。這不是2008年“3.14”拉薩事件之後與中共會談無效而採取的無奈選擇，而是在更早的2007年2月，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流亡藏人對未來漢藏關係走向已經有了一個正確的預計和新的選擇。2007年6月14日和2008年6月15日，達賴喇嘛先後兩次在澳洲悉尼對華人發表公開演講，2008年11月1日、2009年5月5日和6月4日，達賴喇嘛又分別在東京、紐約和阿姆斯特丹與華人進行座談，開始了與海外華人的直接對話和交流。從而開始了漢藏關係處理的兩個層面的對話，即與中國政府的對話以及先通過與海外華人然後延伸到與中國民眾的對話。由過去將近半個世紀的單管道對話轉變為雙管道對話，這毫無疑問是明智的政治舉措，對未來的中國政治格局有前瞻性的預見，對未來漢藏關係的演變有不可估量的效果和作用。 歷史是歷史，現實是現實。在歷史上，西藏是一個具有獨特文化、宗教、語言和生活方式的民族和地域，她有獨立于中原文化和民族的悠久歷史。現實中，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擁有主權，在那裡有駐軍，在國際上獲得外交承認。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基本上繼承自除臺灣澎湖列島以外中華民國的國土，放棄了中華民國聲稱擁有主權的蒙古。中華民國承自滿清王朝，滿清王朝從康熙帝起將西藏再次併入中原。1913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宣佈過西藏獨立，但是沒有通過外交途徑獲得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承認，也遭到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反對。雖然如此，由於中原地區戰亂頻仍，自顧不暇，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的西藏處在實際的獨立但是封閉的狀態下。 作為國家行為體，通過國土的擴張這一手段可以增強國力。獲得的國土，不論是取之有道的還是取之無道的，都不願意輕易交還。日本放棄遼東半島是由於三國干涉，中國收回臺灣是由於日本戰敗，波羅的海三國再獲新生是由於蘇聯解體。由於西方“新綏靖主義”妥協的盛行，由於亞非相類專制國家的喝彩，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怎會有清醒的頭腦體悟“物極必反、否極泰來”這個道理呢？ 西藏與鄰近的兩個大國和民族，中國的漢民族、印度的印度民族，從人種、語言、生活方式等方面看，都有明顯的區別。但是相對而言，還是藏中關係大於藏印關係。西藏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她一定要與其中一個民族結合的，中國相對來說是西藏更好的選擇。西藏已經在中國有效的管轄之內，善待西藏同胞，順從他們的政治訴求是永久挽留住西藏在中國以內最好辦法，為何一定要滿腹狐疑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而採取“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政治下策呢？不在達賴喇嘛有生之年一勞永逸地解決漢藏兩個民族之間的問題，偏執地認為沒有達賴喇嘛就沒有西藏問題，那麼今後的西藏問題將會更加複雜化，只能給漢藏兩個民族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殊不知這是掩耳盜鈴的愚蠢和鴕鳥埋沙的怯弱。因此，剛結束的日內瓦會議，以及從兩年前開始的達賴喇嘛與海外華人的對話，都是對中國現領導人政治頑固和愚昧而給未來漢藏關係和問題留下的禍害進行的一個預防和補救。 中國有兩大需要，一是政治的民主，二是道德和信仰的重建。西藏需要有實際意義的高度自治，保存傳統的文化和習俗。漢藏兩族相互依存，兩者各自的政治訴求也需要相互間的通力合作才能達到。妥善處理好漢藏關係，漢藏和諧相處，可為漢維民族的和諧、漢蒙民族的和諧以及其他少數民族關係的和諧提供典範。 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可以是開啟封閉的中國政治大門的一把鑰匙、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塊。這是中國領導人顛倒黑白地對達賴喇嘛進行妖魔化，牽強附會地尋找藉口阻止達賴喇嘛返回西藏深層原因吧。現任的中國政治領導人有一定的危機感，但是沒有歷史感。有史可鑒，蘇聯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垮臺，都發生在頃刻之間。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個品牌的保值期和使用年限都已經快到了。為了中國，為了這塊土地上的蒼生，我們為之找出路。為共產黨著想，出於善意和悲天憫人，我們為之找退路。

投書祝先驅開創台灣媒體的新風

媒體在臺灣被稱為“第四權力”，不僅具有表達民意、監督“政府”的功能，而且可以影響與主導社會輿論，在現代社會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臺灣的媒體種類繁多，目不暇接，在我這麼一位來自中國大陸人的心目中是自由開放的。相比中國大陸的媒體，一無百花爭豔景象，二無監督政府的功能，三是政府控制民眾的工具。兩相比較，臺灣太幸運了；同時也表明，中國大陸還不是一個完整的現代社會，可悲。 九十年代中，胡元輝先生曾到澳洲悉尼擔任“自立快報”的社長，我們有緣相識。2008年4月中首次踏上臺灣這塊土地，再逢闊別了十數年的胡先生，得贈書《媒體與改造——重建臺灣的關鍵工程》，方知胡先生已經在臺灣的媒體世界裡經過了成就卓著的生涯，對臺灣媒體的現狀有深深地憂慮。 先驅媒體的問世，是否就是胡先生的內心憂慮而付諸行為？面對臺灣媒體的“亂象”與同仁身體力行挽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 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為媒體的競相爭妍提供了良好的氛圍和基本保障。正確地使用“無冕之王”特殊功能造福於社會大眾則取決於每一位的媒體的從業人士的個人質素和職業道德乃至高尚的內心世界。 以西方世界的華文媒體為例，同樣也是處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但是在利與義的取捨面前，幾乎都猶豫了，受制於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影響、利誘和滲透，幾乎無可倖免地逐利忘義。臺灣的媒體只是胡元輝先生所憂慮的“亂”，在進步與落後、文明與蒙昧、正義與邪惡、民主與專制的抉擇上，還沒有落到西方民主國家華文媒體那個地步吧。 胡元輝先生在澳洲的時候就體現了以正直、正義和良心從事媒體事業這個風格。可以預見，有胡先生這樣的媒體從業人士參與，又有相同志趣和秉賦的同仁的同心戮力，先驅媒體定然開創臺灣媒體的新風，領新時代的潮流，成為臺灣媒體中一朵奇葩。 祝先驅媒體的事業一帆風順、一馬平川，欣欣向榮，蒸蒸日上。 秦晉 2009年9月1日於澳洲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