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晉
2013年11月8日，近三百人原中國留學生現在的澳洲永久居民或者澳洲公民在悉尼內西區Ashfield的“天天漁村”華人餐館舉行慶祝紀念活動，感謝前總理霍克、感謝澳洲人民接納因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屠殺事件而產生回中國恐懼感的中國留學生。當天出席這個慶祝晚會的有前總理霍克夫婦、前陸克文政府副總理Anthony Albanese，前陸克文政府移民部長Hon. Tony Bourke, 前國會移民委員會主席Theophanous博士，前紐省上議員何沈慧霞等。
聞訊而來的中國大陸裔澳洲公民得知此訊紛紛報名參加這個紀念慶祝餐會，以期當面感謝霍克和澳洲人民。紀念活動從晚上6點開始，一直到晚上10點才慢慢散去。
霍克先生雖然年過八十，但是依然精神矍鑠，保持著一位國家領袖的氣度和風範，發表了“不忘歷史展望未來”即席精彩演講。當霍克出現時候，近三百名等候的澳籍華裔起立鼓掌，向這位恩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按照議程，霍克先生、副總理Anthony Albanese，前移民部長Hon. Tony Bourke,本次紀念活動發起人秦晉等分別發表演講。
綠党領袖Senator Christine Milne、悉尼智庫The Sydney Institute主持人Gerard Henderson 博士和前紐省工党秘書長Michael Easson等分別發來了信函對於未能參加當天晚上的慶典表示歉意和遺憾。
主持人以英漢兩種文字開場：
晚上好。我是今天晚上慶典活動的主持人辛蒂。
今天是一個很特殊的日子，它的特殊是因為我們今天濟濟一堂在這裡紀念和回憶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件對於澳洲和中國兩個國家和民族都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
中國留學生永久居留澳洲二十周年紀念和慶典現在開始。奏澳洲國歌。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中開始，一大批中國留學生遠離故土來到澳大利亞尋求新生活。由於發生了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當時的澳洲總理霍克和澳洲人民慷慨大度地接納了這一大批中國人士，經過了又四年的奮力爭取，澳洲政府最終於1993年11月1日做出決定讓這批中國人士永久居留在澳洲。從此，大陸中國人士開始了在澳洲安居樂業，彈指一揮間，二十年過去，回顧歷史，我們懷著感恩之情，特意舉行紀念活動，特別感謝前總理霍克Bob Hawke、前總理基廷Paul Keating、前移民部長鮑格斯Bolkus、前國會移民委員會主席Theophanous博士以及澳洲社會和澳洲人民。
我們由當年的4萬多人，經過配偶和家屬團聚已經擴展到了大約二十萬。我們在澳洲幸福地生活了二十多年，融入了澳洲社會，成為澳洲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今天我們懷著感激之情向我們的恩人霍克和全體澳洲人民深情地道謝一聲：感謝你，澳大利亞。Thank you the people of Australia。
紀念活動場面熱烈感人，氣勢如虹。藝術家王旭向霍克贈送一幅悉尼總理官邸附近風景水墨畫，另一位來自上海的報人向霍克贈送帶有中國特色的大花瓶。在此活躍場面下，原中國留學生領袖楊軍先生即席發言，二十年過去，風格依然不變，動情真摯，呼籲大家不要忘記六四，更要記住為中國留學生爭取居留而鬥爭付出所有的安德魯博士，請出受邀參加紀念活動的安德魯博士講話。安德魯博士在他的講話中道出了鮮為人知的當年爭取居留的艱辛。
附：霍克講話中文翻譯：
朋友們：
感謝你們熱忱的歡迎。我和我太太勃朗西以及我的助理吉爾感謝你們的邀請。
我們必須記住對於你們的人生產生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包括我所領導的政府決定確保你們的利益永久居留於澳大利亞。我們當然要記住1989年6月4日的悲劇以及此後我的政府的決定，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當把握當下，放眼未來。
我本人對於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深有感觸。我真誠地熱愛中國和中國人民，並深切緬懷在那次悲劇的死難者。我第一次到訪中國是1978年，當時中國正開始發生劇變。時任領導人鄧小平所做決定之重要，是20世紀和平時期任何別的領導人都無法比擬的。當我提到20世紀最重要的決定時，我指的是它對於中國人民的重要性。中國開放了，採用了市場經濟，使得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國民脫離貧困。當時正值這些重要經濟變革的開端。
在過去30年裡，中國年平均實際經濟增長率為10%，這是史無前例的。中國政府幫助數以千百萬計的人脫離貧困，促進地區經濟增長，刺激地區與全球貿易。我在1983年當選為澳洲總理之後目睹了在趙紫陽總理領導下的這些非同尋常的變化。我於1984年前往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並與中國領導人談論中國經濟。在一次晚宴上，趙紫陽多次提到“社會主義”。我說：“趙總理，要想推動市場經濟同時又保持著社會主義制度似乎有些困難。”他回答：“霍克先生，這沒關係，只要我國人民不再生活在吃大鍋飯的社會主義裡就可以了。”
我很讚賞趙紫陽總理對於他的國家的傑出貢獻。在他領導下的經濟改革以及其中所涉及到的人物都改變了中國。
在1989年6月，我直白地表明了自己的感情，這不僅僅是為了那些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遇難者，我更感覺到使得中國和亞太地區受益的中國經濟轉型可能就此以悲劇結束。我在電視上和在國會簡報中獲悉六四事件詳情之後，深為震驚。當我上樓要宣佈我的決策時，一個公務人員對我說：“總理，我們不能這樣做！”我回答：“我就這麼做了”。
我們和中國的關係在六四之後進入了冷凍期。1992年底，一個中國領事館官員聯繫了我的辦公室，有點緊張地詢問我是否願意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我說：“當然可以！我們需要面向未來。我接受你的邀請。”我飛往北京，並與江澤民和政治局委員進行會談。江澤民從會議室的另一端向我走來，握著我的手說：“霍克先生，有一件事我應當告訴你：中國永遠不會辜負自己的盟友，而澳大利亞永遠是我們的盟友之一。”江澤民明白我對於中國、中國人和中國的未來的信心。此後我國恢復了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到目前為止，我一共造訪中國96次。
我能理解在座各位在六四事件之後所經歷的困苦。將過去暫時放在一邊，各自為自己的事業而努力，是合乎時宜的。你們對於這座城市，這個州，以及這個國家所做的貢獻是卓越的。在此，我想鼓勵大家：繼續向未來邁進，促進澳中兩國人民的合作，但你們不能忘記過去。在座的各位新老澳大利亞人，你們不能忘記中國1978年以來所取得的成就：10%的年平均實際經濟增長率；30-40億人脫離貧困；對於東亞地區以及全球經濟的刺激作用。
請允許我引用一組資料證明中國變化所帶來的影響之大。鄧小平的決定及其實施使得30億人加入了全球貿易體系。其中12.5億是中國公民。
沒有任何因素比起中國的經濟變化以及中國國民收入增長更能導致蘇共倒臺的了。我告訴趙紫陽總理，中國的財富增長將必然通過中蘇漫長的邊境線影響蘇聯。他答道：“霍克先生，你說得對。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蘇聯公民和官員越過中蘇邊境，進入中國考察經濟改革現狀，並回國報告。”
多年後，當我在莫斯科與戈巴契夫總書記會談時，我們著重談論了中國。很明顯，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對於中國經濟轉型所產生的影響深感恐慌。中國經濟變革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深刻地導致蘇聯與東歐共產黨政權的瓦解，從而使得更多的人被納入全球經濟體系。
第三個因素很少有人注意，那就是中國經濟轉型對印度的影響。作為傳統的計劃經濟國家，印度不得不在蘇聯解體後放棄計劃經濟，1991年以後開放其市場。
總共有30億人受益於中國的巨變，這是我們都應銘記的。中國經濟轉型使得它與1978年之前的中國判若兩國。轉型之後的中國社會更加自由。基於這個歷史框架，我們能夠客觀、全面地理解六四事件了。我歡迎就此話題進行私下交流。
最重要的是，中國這個偉大改革中的國家，需要與澳大利亞保持良好關係。你們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唯一的可以扮演獨特角色的人。
我想向天安門事件遇難者致敬，以結束我的發言。同時我想說，是由於你們的辛勤工作使得中國經濟更加富有。
感謝你們邀請我參加本次活動。希望我們能合作把澳大利亞建設得更繁榮，進一步促進澳中關係，並將亞太地區建設得更祥和！
鮑勃·霍克
2013年11月8日於澳洲悉尼埃斯菲“天天漁村餐館” （現場翻譯根據翻譯記錄整理）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