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晉

投書我讀達賴喇嘛924聲明

今年3月，尊者達賴喇嘛做出決定，放棄了他作為西藏政教領袖所擁有的最高政治權力，專心致力於宗教事務，從而改變了西藏400年達賴喇嘛政教合一制度。中 國政府按照自己的策略與達賴喇嘛代表進行了多輪會談，但不產生實質性進展，悄然地等待著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圓寂，利用中央政府從滿清王朝承襲過來的的金瓶 制簽制度，在轉世靈童任命過程中照搬任命第十世班禪喇嘛的模式，按照中共政府的政治意圖一勞永逸地解決西藏問題。達賴喇嘛的這個決定必將打亂中國政府的政 治步驟。同時，也將迫使中共拒絕與境外西藏流亡政府接觸既定方針作出調整。 中國政府眼裡，只有達賴喇嘛問題，沒有西藏問題。所以自從中共恢復與達賴喇嘛的談判或者會談以來，只在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與中共統戰部官員之間進行，而從 不與西藏流亡政府發生往來。既然達賴喇嘛放棄了藏人最高政治領袖的地位，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私人代表之間的談判和協商就不再具有必要性。根據這個道理，中 國政府就不會與新當選的流亡藏人最高政治領袖洛桑桑蓋進行政治談判。 在達賴喇嘛與中共雙方的對弈過程中，中共是強勢的一方，不用講理，只須講力。尊者達賴喇嘛多次表示，他對中國人民依然信心十足，但是他已經對中國共產黨政 府失去了信心。流亡五十多年過去，一切照舊，西藏的處境和地位沒有發生變化。這個時候，達賴喇嘛的3月宣示，就是打破僵局，一個變卦。這個變卦的出現，必 將引出相應的卦變，對手被迫也要應變。果真如中國政府所言，只有達賴喇嘛問題，沒有西藏問題？很顯然，這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西藏問題依然如舊，國際關注 只會強化，而不會弱化。而中共本身，內政外交都發生問題，政治統治更趨弱化。雙方博弈，勢必發生逆轉。流亡藏人新領導人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權力和承擔的政治 重責。假以時日，必有變化。可以預期，中共回過頭來與現流亡藏人最高政治領導人談判的日子不會很遙遠，哪怕這個談判是假的，不具有實質意義的。 比較具有前瞻性的是境外流亡藏人社會已經實行了民主制度，對未來西藏的變化、未來中國的變化具有示範作用。達賴喇嘛表示，他將繼續在人世間37年。略懂佛 之人都能明白，得道高僧在人世間的去留不取決於自然的生老病死，而是取決於高僧自己，取決於世間對高僧存留的需求。很顯然，尊者達賴喇嘛與中共進行的是一 場時間的賽跑，中共有可能贏得這場賽事嗎？ 9月24日，尊者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薩拉發表聲明，是自今年3月公開宣佈放棄西藏四百年傳統的政教領袖其中的政治領袖地位以來，再一次的重大宣示。這一石 激起的千層浪，毫無疑問，將對西藏文化，對藏傳佛教，對西藏與中原未來關係都將有重大的、深遠的影響。達賴喇嘛是世間的覺者，具有不是一般常人所擁有的智 慧，對自己在世間的去留時間年限做出了明確的表示，自然有這個力量察覺中國政府的政治圖謀。今年連續兩次就他本人在政治地位和靈童轉世問題上的宣示，非同 尋常，實在不可等閒視之。9月24日的聲明，給筆者的感覺是剛毅，是對未來變化的深刻洞悉，更是一種“不以霹靂手段怎顯菩薩心腸”的鼓角爭鳴。 中央政府賴以依託的是金瓶制簽規則，達賴喇嘛9月24日的聲明是對這個規則的基本否定，這是筆者第一次看到達賴喇嘛表達的“金瓶制簽規則是滿清強橫的表 現，而非藏人藏傳佛教的儀軌”，從根本上否定了未來中央政府所做的下一世達賴喇嘛的任命的歷史依託。明確表明了“轉世是有轉世者本人的力量，最終的業、福 報、發願力量等構成，是本人的不共因緣，絕非由他人強制、壓迫”。同時昭告世人，所有藏人、國際藏傳佛教團體等都不應予以承認和接受非經達賴喇嘛本人指示 和信託的為下一世達賴喇嘛。這個舉措，更進一步打亂中共在達賴喇嘛轉世問題上任何步驟，阻斷了中共在達賴喇嘛轉世問題上的一廂情願。 是否進行達賴喇嘛轉世，根據聲明，在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到一世達賴喇嘛根敦珠巴的年齡時候，也就是他84歲的時候，他會徵詢各宗派大師、信眾作出轉世與否的 決定。那將是八年以後的事情。未來八年中國的變化將是什麼樣，現在真是只可心會，不可言狀。種種跡象，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很不容易安然度過，變化也許就 在頃刻之間。 對於政治博弈的對手來說，要想西藏問題不再，只有徹底消滅西藏文化，消滅藏傳佛教，讓西藏徹底地被同化。不然，西藏問題就永遠不可能在大中國安然消停。當 然，西藏這個千年佛國，全體民眾都篤信佛教，沒有信與不信的區別，只有在家和出家之別。要讓這個文化和傳統在世上消失，可能真要海枯石爛了。曾經有一首 歌，是臺灣的鄧麗君唱的，叫做“中華民國頌”，有幾句歌詞是這樣的：只要黃河長江的水不斷，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千秋萬代，直到永遠。這是何等悲壯，何等 的氣節啊。那首歌出在蔣經國時期。蔣經國臥薪嚐膽，堅持中華民國，現在的馬英九已經沒有這個氣概了。時代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我們認真體會一下吧。 尊者達賴喇嘛9月24日的聲明有沒有表達藏人堅持自己文化和宗教無畏無懼的這種氣概？有沒有表現了上善若水但又無堅不摧的力量？我似有所感悟。   文：秦晉 2011年9月27日

投書紀念六四，細看中國

6月4日又到了，一年一次，今年是第二十二次。6月4日標誌了1989年民運因為中共的果斷鎮壓而失敗，6月4日也因為鄧小平沒有心理障礙敢於動用保衛國防用的軍隊槍口對內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而成功地保持了又二十多年的中共紅色江山。 6月4日真正意義不應該僅限於一年一度的紀念，更應該是警醒有志者促進中國靠近民主自由每一個日日夜夜月月年年年不間歇地費盡移山心力。中國歷史上一位梟雄人物曹操曾笑滿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能哭死董卓嗎”。中國的6月4日悲劇被一年一度地懷念至今二十二年，情況是否與曹操笑談滿朝公卿有相似之處？ 1989年的武力鎮壓使得中共躲過了王朝傾覆的政治危機，“殺他二十萬，太平二十年”，到如今已經贏得了二十二年的寶貴時光。在這二十多年裡，中共權貴階層和分得一杯羹的新利益集團形成了一個1949年以前中國共產革命目標所指的權貴買辦剝削階級，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新的階級矛盾和階級對立已然形成。文明和王朝總是滅亡於那些使它興起的原則，中國民眾聽到自由民主也許一臉茫然,談到殺富濟貧則是心領神會，無師自通。革命不是哪一個人可以製造的，革命是不以人的意志自然到來的。中共還剩多少年？我看是可數的。中共起於共產,也將亡於共產。 一看，發生於2011年5月26日撫州市連環爆炸案，位於江西省撫州市市內的三處政府辦公地遭到炸彈爆炸襲擊。三起爆炸事件的攻擊目標分別為撫州市檢察院、臨川區政府大樓和及臨川區藥監局大樓。爆炸案肇事者錢明奇表示不想學錢雲會被人弄死，他的行為也表現了不學習多年前連環爆炸居民樓的瘋子，而是學習上海閘北公安局揮刀斬殺員警多人的北京刀客楊佳，更前進一步向政府機構發起神風敢死隊式的進攻，以自己的生命向中共政權挑戰，拼個魚死網破。 二看，發生在最近的爆炸事件：5月20日四川成都富士康廠房爆炸，3死15傷；5月25日黑龍江哈爾濱公車爆炸，一人受傷；5月27日陝西寶雞氮肥廠爆炸，爆炸聲濃煙驚動全市；5月28日成都公交集團公車場爆炸，1死2傷。說明了中國民眾在中共惡政下產生內心憤懣正在選擇宣洩的普遍性。 三看，內蒙古發生近30年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牧民莫日根為保護環境遭碾斃引發全蒙古的抗議潮，持續超過一周。這是繼2008年3月西藏拉薩藏人抗暴和2009年7月新疆烏魯木齊大規模流血騷亂事件以後再一次發生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大規模群體事件。 其他更為深層的矛盾和衝突在中國已經是比比皆是，埋藏在民間的對政府的無奈和怨恨更是無計其數。中共面臨民間的政治對立和反抗正在不斷升級，胡錦濤用政治高壓維持的“和諧社會”越來越走向了反面。尤其是江西撫州爆炸案，更可追根尋源比較中國歷代王朝末年的政治亂相。錢明奇的三連環爆炸案，其想像力和創造力，對當今中國上下腐敗的官場和黑暗政治，威懾力也許可以直追秦末的陳勝吳廣，唐末的王仙芝黃巢，元末韓山童劉通福。中共集團繼續執迷不悟，不儘早改弦更張，“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疾風暴雨不久就要來臨。 發生在中國的“茉莉花革命”，虛擬的大於現實的，雖然未具規模，但已經令中共當局極度恐慌，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中共的嚴密控制下的中國，決定了“茉莉花革命”的特性，就是“無組織啟動和網路的串連”。從2月17日網路啟動，2月20日正式出場，發展到今天，中共嚴密防範，比較有效的遏制住了這場“革命”從虛擬轉變成現實。可以看出，中共政權的恐慌空虛和色厲內荏，採取了一貫的手段，力爭將“茉莉花革命”掐死在繈褓之中，消滅在萌芽狀態。中共自己很清楚，“茉莉花革命”一旦在全中國蔓延開來，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就會如同熊熊烈火或者滔天大水。 今天形勢相對於1989年的那場學生運動有很大的不同。89學運以學生為主體，學生無意要求中共下臺，並不直接造成對中共政權的威脅，但是鄧小平卻實在地感受到那場運動可以成為衝破中共政權最後一道堤壩的滔滔洪水，因而下令武力鎮壓；當時國際環境也有所不同，東西方冷戰還沒有結束，美國為首的西方一無勇氣二無見識，只對中共進行口惠而實不至的道義的譴責和短暫的經濟的制裁。   而今天的“茉莉花革命”通過互聯網發生的時候，中國積壓下來的民怨已經不可能使得中國民眾像八九年時候一樣冷漠旁觀，而會尋求一種歷史機會徹底地改變中共的政治統治；在國際上，由於東西方冷戰不再，中共同意識形態互為依託的政體也不再，雖然西方普遍地對中共綏靖，助長中共的實力，但是一旦中國發生重大政治變化，也會乘勢推波助瀾。當今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即使有決心和意志但卻不再有能力命令野戰軍用武力進行鎮壓，而且美國為首的西方也會由於反恐戰爭已經擒賊擒王擊斃了本拉登，全球戰略進行微調轉而對殘餘專制政權不利。中共動用武力解決的機率在降低，現中共領導人的武力鎮壓的決心和意志也在降低，軍人服從命令鎮壓“茉莉花革命”民眾的可能性更在降低，整個形勢不可於20年前同日而語。 而且可以預見，“茉莉花革命”如果得到進一步激發而啟動，中國的政治變化很有可能是通過民變到兵變再到政變。也就是茉莉花行動引起“民變”，中共高層冒死一博發佈命令進行鎮壓而引起軍隊掉轉槍口產生“兵變”，進一步導致中共的倒臺而形成“政變”。 蓄勢待發的各種力量形成合力，彙聚形成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沖刷中國綿延千年的專制政治，讓中共成為中國最後一個專制王朝，成為歷史翻過的一頁，才是紀念“六四”的真正意義所在，根本之根本。 2011年6月1日

投書格達費和賓拉登

"我叫王小義，他叫艾買提，今年都是十八歲，個頭差不離"。格達費和賓拉登跟歌詞裡的是不是也差不離？ 格達費的小兒子和三個孫子被聯軍的炸死，聯軍武器精良，目標攻擊精確。這給格達費很大的震懾，顯然聯軍的攻擊目標相當於對付薩達姆相同的"斬首行動"，但只做不說。格達費躲避飛彈的追殺的比較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人盾藏身於民眾之中，因為聯軍對平民的傷亡有很大投鼠忌器似的忌諱。格達費強悍異常，雷根總統時期就敢與世界頭號強國叫板，以後雖有所收斂，但是畢竟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面對民眾的自由呼聲，回應的就是槍炮語言，面對國際社會的聲討，就是置若罔聞。這次兒孫被炸死，心裡的慘痛不難想像。本來該死的都是與他血緣親情無關的人，這次卻直刺他的心窩，而且從今往後隨時都在聯軍的衛星探測定位、軍事攻擊精確的威懾之中。 利比亞對外發言人譴責聯軍違反國際法，同時表明格達費願意立刻停火，開始政治轉型，接受全民公投，準備政治選舉。什麼都是可以談的，這是格達費內心受到巨大震撼以後的服輸的跡象。聯軍發言人堅稱聯軍僅對利比亞的軍事設施和戰爭機器發動攻擊，而且最大程度地不造成平民的傷亡。看架勢，格達費的最終結果不是薩達姆*侯賽因就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儘管俄羅斯和中國都對聯軍的軍事行動表示了關注，而且是嚴重的關注。這些都沒有用，除非俄、中聯手也派兵前往戰事地點空襲格達費的反對派武裝力量，使得聯軍對格達費的軍事行動由於反對派的消失最終變得沒有實際意義。可以肯定，俄、中也是說說，不會動真格的，而且到此結束。如果聯軍進一步行動，精確定位格達費的行蹤實行軍事打擊，俄中再說最最嚴重的關注，都無濟於事。這如同西方對中國的人權狀況一再表示關注嚴重關注都不能阻擋中國領導人鎮壓境內政治異己的決心和意志，除非西方動真格地讓中國領導人實實在在地感覺到有後果。可以這麼說，關注之類的話都是空話，無論是俄、中還是西方。 大國和小國就是不一樣，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格達費屠殺本國老百姓，法英美和北約就看不過去了，動手教訓格達費。鄧小平1989年天安門前屠殺學生和市民，西方也看不過去，動嘴批評了鄧小平，但是絕對不敢動手，不久就全部煙消雲散。鄧小平很明白，韜光養晦等待時機，發展才是硬道理。鄧小平成功了，他和他的繼承者擺平了國內外，兩岸猿聲啼不住，安然已過二十年。格達費執政四十年，沒有擴張國土，加強國力，到今天沒有足夠的實力跟美國和西方對抗，等著被聯軍徹底收拾，這是格達費的終身遺憾和無法越過的一道深坎。 西方武器精良令人驚歎。不禁使人回想起1998年的時候的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勒的中國大使館，美國飛彈穿透中國使館，還死了幾位烈士。這段公案到現在世人還是在迷迷瞪瞪之中，炸得這麼準確卻一個勁地向中國表示道歉。炸錯了，是目標定位錯誤。中國領導人也氣的拒而不接美國總統的電話，"你美國欺人太甚，打了我一巴掌還假惺惺地送一顆糖"。江澤民做得很對，表現了大國領導人應有氣勢和架子。中國海外民運鼻祖王炳章不識好歹，在英國倫敦帶了一夥人跑到美國大使館前去抗議。此舉沒有得到中國應該給予的理解和賞識（2001年被中共派人到越南給綁架了進入中國，現在還在廣東韶關服無期徒刑），還開罪了美國，所以現在牢裡呆著，美國不為他講話。這是一個題外話。 賓拉登被美國特工經過近十年的追殺，最終沒有逃過一死，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馬巴德一個地方被驗明正身，實現了小布希針對他的一句豪言壯語，"We will bring him to justice or we will bring justice to him我們一定要將他繩之以法"。賓拉登的策劃的911事件，震驚了美國和世界，也讓一些中國人感到振奮，非常不希望小布希的話得到實現，他們曾經高喊過，一個賓拉登倒下去， 千萬個賓拉登站起來。賓拉登之死，無疑可以使得長達十年的反恐戰爭進入尾聲。賓拉登之死，也是伊斯蘭原教旨恐怖（在中國那裡是超限戰）之魂之死，恐怖與文明之間的鬥爭將告一個段落。世界也將會變得比較安全，奧巴馬剛這麼說。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小布希肯定不是太懂這個中國經典。打垮阿富汗基地組織凱達以後，就以為大功告成，不再奮力抓捕為首者賓拉登，轉而攻打老爸時候的中東仇敵侯賽因，不專心致志做好一件工作，就開始做第二項。不再篦頭髮式地緝拿賓拉登歸案，卻陷於兩條中東戰線的困境之中，因而讓賓拉登有機可乘對世界進行不斷的恐怖威嚇。有人認為，賓拉登之死，將引發恐怖分子對西方和世界的瘋狂報復。也許會這樣。但是賓拉登之死，當代恐怖主義也就魂飛魄散，不可持久。就像中國太平天國一樣，天京一破，殘存的以後是苦苦堅持轉戰南北，但不可死灰復燃，最終徹底滅亡。 賓拉登之死，在心理上對格達費來說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賓拉登在中國粉絲也將心痛萬分，切齒怒向美利堅。賓拉登的被擊斃，格達費在國際孤立受敵國內反對武裝的夾擊下苦苦支撐，讓中國一些年輕人感到憤憤不平，也讓中國領導人承受難言之痛。 國際勢力和格局正在變化之中。一方面美國一國超強霸主地位開始走下坡，經濟疲軟，好在巨額中國外匯儲備在美國幫助支撐著經濟；國際領導上迷失方向，雷根以後沒有一位領導人具有深邃的目光和遠見信念堅定意志堅強領導世界奔向正確的未來；軍事上是戰是和舉措失誤捉襟見肘。另一方面，中國這邊風景獨好，在共產黨一國三公的政治格局下經濟持續發展，社會矛盾加劇看似危如累卵卻總能逢凶化吉轉危為安，政治控制方面胡錦濤表現出色一片肅殺以保持最後兩年的穩定，2012十八大以後交接完成則無須再顧洪水滔天。 世界走向何方？中國走向何方？ 2011年5月3日

投書澳洲總理中國之行談人權

一個星期前，接到一個電話，自報家門是美國之音越洋打來的。提了三個問題，希望我回答。 第一個問題：你知道澳州總理吉拉德即將訪問中國一事嗎，她會在訪問中國期間向中國領導人提出人權問題嗎？回答：我知道，她大概在下周什麼時候訪問中國；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她一定會向中國領導人提出人權問題。 第二個問題：你認為如果吉拉德總理向中國領導人提出人權問題會有助於中國的人權問題得到改善嗎？回答：毫無作用。中國領導人一定會充耳不聞，儘管中國領導人可以表現出一付傾聽的樣子。 第三個問題：你為何這麼認為？回答：在西方政治領導人的心目中，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要比中國的人權問題重要的多。中國領導人也心知肚明西方在這個問題上不是認真的，只是做做樣子走過場的一個表面文章。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在與中國領導人進行政治交手的時候表現地甘處下風進退失據，澳洲不過一個地區性的中等強權，面對一個“和平崛起”又對她有利益索求的中國，我們對她不能期待過高有非分之想。 澳洲總理吉拉德兩天的中國訪問，見了溫總理又見胡主席，兩度提出了澳洲對最近的中國人權狀況關注，表明了澳洲在這個問題上價值觀。吉拉德總理在與溫總理的會談中進行了外交試探，婉轉地表示了澳州政府、澳洲人民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溫家寶則告訴吉拉德，他不相信中國人權問題發生倒退。   舉世都看見了，中國的政治態勢正在快速左轉，政治氣候大有回歸文革時代的趨勢。而溫家寶輕描淡寫地回應了吉拉德，應該說很客氣很禮貌，政治技巧很嫺熟很爐火純青，完全可以比過趙高的指鹿為馬。 中國與西方普遍意義的民主人權在觀念和理解上是不一樣的。在中國領導人的眼裡，人權就是吃飽飯填飽肚子，民主就是1949年的選擇。胡錦濤在2008年訪問日本的時候對日本的小學生講得很清楚，他的國家主席的地位是全國人民選出來的。但是根據筆者對中國的長期和深切地觀察，胡錦濤當上國家主席沒有經過若干年一屆的民主選舉。   不過筆者馬上想明白並且深刻的理解了，中國的民主選舉是1949年一勞永逸地完成的，中國共產黨通過“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狗強盜消滅了蔣匪軍”，在與八百萬蔣匪軍進行的一場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全中國人民在槍桿子的指揮下面興高采烈地不經過投票由掌聲一致通過選擇了勝者共產黨，而且還接受共產黨內部的代代相傳，現在傳到了第四代胡錦濤手上。   從大禹的兒子啟開始政治權力的平穩傳遞，父傳子、子傳孫，這符合中國千年的政治傳統，稍有區別的是中共權力的傳承更類同中國的武林和幫會，不再血脈相傳，而是在同伴中拔擢佼佼者繼承大位。中國就是這樣文化和氛圍，西方的民主不容易被中國領導人接受。同樣是民主和人權，到了中國就走樣了。我們應該善意地從另外一個角度去體會和理解，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 吉拉德很高興，澳洲很光彩。畢竟吉拉德總理兩度在中國領導人面前大膽地直率地提出了此時此刻敏感的人權問題。這不禁使筆者想起了中國的一個典故“按圖索驥”，筆者再複述一遍供讀者回味：伯樂是相馬專家，寫下相馬經。兒子拿著伯樂的相馬經尋找千里馬，提了一匹千里馬來見，伯樂一看，是一隻癩蛤蟆。伯樂苦笑無語。 吉拉德此行中國大獲成功，下面這句話很精確地說清楚了吉拉德此次訪問中國的要害與實質，“我們之間的經濟關係對澳洲的國家利益至關重要，而且這個關係正在蓬勃地發展our（Australia and 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 is a vital one to Australia’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t is growing in leaps and bounce”。對於中國正在發生的戒備狀態下抓捕一些（相比中國的人口實在是一小撮）發出不同聲音的人士，一定要有所表示的。吉拉德兩次提出的人權關注，如隨團記者報導所說的，“Gillard government has a deep concern about the China’ human rights record吉拉德政府對中國的人權紀錄有著深切地關注”。但是在筆者看來，此言差矣，言過其實了。吉拉德的兩次提及對中國人權關注，都是象徵性的，不具有實質性。吉拉德認真地說，胡溫認真地聽。說過了就過去了，聽過了也過去了，沒有後續。 根據記憶，與中國的人權對話首創者為澳洲，早在1990年或者1991年的時候，澳洲霍克政府就派了南澳一位參議員率團開始了破冰之旅，與中國進行人權對話，率先解開1989事件以後中國的外交孤立困境。中國相應地將計就計與西方國家進行一對一的人權對話。二十年過去了，中國從中獲益甚豐，西方也獲得了心理滿足，兩廂情願皆大歡喜。中國的政治結症根本不是人權問題，而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問題。西方視而不見，用西方的諺語就是“屋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 2011年4月28日

投書聽胡錦濤講，隨共產黨想

今天中共掌握著世界最大人口的國家，經濟總量排世界第二，西方經濟學家馬丁*賈克語出驚人，預言到2025年，中國經濟將於美國相等，而到2050年的時候，中國經濟將是美國經濟的一倍。對於這樣的歌德之音，中國領導人當然樂滋滋的。一個網上的匿名帖子搞什麼茉莉花散步，就希望中國領導人拱手交出權力，改弦更張走民主化道路，實在是匪夷所思，天真爛漫。中共一是手上握有強大的經濟實力，連的包括美國在內整個西方都不得不謹慎對待甚至俯首稱臣的，二是手中的國家機器早就與時俱進更加有效和先進，根本不是北非突尼斯、埃及等所能比，面對一盤散沙神經麻木的中國民眾來說，實在是張飛吃豆芽，小菜一碟。 最近中共高層就當前國內外形勢進行了一次會議，總書記胡錦濤發表了一個語重心長的講話，據傳是這麼說的： 我胡錦濤，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承擔著歷史重責，要維護我黨所創下的紅色江山千秋萬代，直到永遠。我莊重地向全世界表明我黨的主張，可見我們的坦誠布公，同時也斷了有覬覦之心人的雜念。我黨擁有黨員七千萬，比起大多數歐洲國家的一國人口還多，所以我黨是強大的，我黨基本上團結一致對外的，自從1989年事件以來，我黨從來沒有鬆懈過，什麼茉莉花、紫金花的，我共產黨這裡都時刻準備著嚴陣以待。 我看清楚了國際上不會對我們有大的麻煩，美國根本就是從骨子裡害怕跟我們發生衝突，因為我懂這個道理，"橫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而美國和西方不懂。現在中國經濟走勢比較好，整個世界的經濟復蘇都期待著我們中國，我們已經成了世界經濟的火車頭，連西方的經濟學家都認為，不出多少年，我們就成為世界第一。我們國際地位越來越高，世界各國都惦記著我們的廣袤無邊的大市場，都想跟我們做買賣，憑什麼我們放棄手中的權力和利益，中斷我們共產黨的偉大事業。 不想想看，如果中國真像中東一樣，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就會中斷，人民生活穩步提高的願望就會落空。更為重要的事，我們一定會面臨中國暴民的秋後算帳，我們的身家性命和子孫後代的幸福就要淪喪。更何況，這是引一發動全身的事情，就我胡錦濤一家還好說，我為中國人民犧牲一下自己也可以，可是我們這個黨的七千萬黨員都不會答應，他們都不想這麼做，我也無能為力。結局真像穆巴拉克一樣，這個可怕局面太不可預想了。看到穆巴拉克的今天，我們要預想我們的明天，所以我們只能採取果斷措施，將任何動亂苗子掐死在繈褓之中，消滅在萌芽狀態。 中國邊緣化百姓的疾苦是一個事情，但算不得什麼，我們已經提倡"和諧社會"這麼多年了，只要沿海城市的市民不反對就可以了，他們已經成了我們權力基礎的穩定部分，犧牲大多數如同牲口般的百姓利益又有何妨。現在我們面對的課題是，對於任何政治上風吹草動，都要嚴加防範，能抓就抓，能關就關。抓了艾未未又怎麼了，國際上的批評只當是蒼蠅嗡嗡，不用在乎，叫幾聲就飛走了。老百姓也老實踏實，沒有人知道是怎麼回事，幾個藝術家猶抱琵琶半遮臉地想搞個什麼活動，把它瓦解了就是了。趙連海也踏實了，給點蠅頭小利都會就範。錢雲會厲害，軟硬不吃，就把他滅了，又咋地。也不是網路虛擬世界裡面咋呼幾聲，過幾天就煙消雲散。中國老百姓就是這個德性，控制嚴密了，他們就是順民；稍一放鬆，他們就成了刁民；再有一個政治上風吹草動，他們就成了暴民。他們沒有能力和意識由刁民轉變成公民，如果中國百姓能夠有這個變化，我們放鬆一些也沒有大關係，我們不會被秋後算帳，我們不上斷頭臺，我們的財產不被充公和沒收，我們的子孫後代可以在海外過著悠閒的寓公生活。當然我們也不會開這個口子去創造中國公民社會。魯迅分析得很到位，中國有的是華老栓，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還是這樣。要不然，怎麼大清辮子進北京了，夾道歡迎；日本人進東北了，東三省人民歡迎；中央軍回南京了，南京人民歡迎；我們共產黨進北平了，北平老百姓也一樣歡迎。誰是贏家就歡迎誰，這是中國人。茉莉花香飄進了中國，但飄不進中國老百姓的心裡，中國老百姓關心的是他們眼前的利益，滿足了就沒事了，這個容易對付，外匯儲備這麼大，拿一點出來擺平一下，分一小杯羹給他們就可以了。 再看看海外那幾個老跟我們共產黨過不去的，不就小貓三五隻。橫看，從北美到歐洲；豎看，從日本到大洋洲；這些人湊在一起還不足一個連，連根上吊繩都買不起，他們開所謂民運會議的時候，還是我們暗中派人過去幫他們撐場子湊人數，還想跟我們共產黨較勁，這不是螳臂擋車不自量嗎。我們從上海特科起就訓練成的情知能力，在三年解放戰爭中打敗國民黨起了重大作用。過去二十年來我們繼續使用這種戰略戰術而讓這些組織和團體渙散了，很多年以前我們對他們的評定就是"不足掛齒，不足為慮"。那些想動真格的，王炳章和彭明之類，他們早就自動送上門在這裡乖乖地服刑。那些只說不練的，我們就讓他們在海外發發牢騷，反正無關痛癢。沒了他們，巨大開支養著的國安和國保的就得失業，在歷史上崇禎皇帝精簡機構把在驛站工作的李自成給精簡了，後來鬧成了李闖王進北京把崇禎逼死在梅山上。這個歷史經驗我們要記取。我們希望他們"政治運動非組織化，組織活動非政治化"，他們也真聽話，就按著我們意思去辦了。沒有一個組織可以像模像樣成形的，只能在海外通過網路發發帖子，派不出一兵一卒進入前線指揮中國老百姓追隨著他們鬧事。 他們還幻想著西方美國幫幫他們，實際上美國是不會幫他們的。當年二次大戰的盟友蔣介石美國都不幫，讓我們共產黨撿了一個便宜。還真多虧了杜魯門總統的糊塗和費正清、謝斯偉、大衛斯等人的從中幫忙，幫我們摧枯拉朽地把蔣介石趕到海島上去了，更不用說現在。從尼克森起，福特、卡特、雷根、老布希、克林頓、小布希到現在奧巴馬，幾乎沒有一位美國總統是有意跟我們作對的。即便是有作對的言論的，都是在他還沒有當選的時候，一旦當選了，他們個個都會修正他們的競選時候反華言論的。具體拿出錢財來支持全球所謂民主和自由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也不會對這人三五隻小貓支持的，因為他們還分不清哪只貓會抓老鼠，哪只貓只會曬太陽而不會抓老鼠的。美國不說話了，其他西方國家就更不會說話了。對於這一塊，我們基本可以高枕無憂。 本來已經向英國訂購了巡洋艦，就是打臺灣用的，蔣介石也已經做好了到菲律賓組建流亡政府的準備。要不是金日成操之過急，一定要搶在我們前面先統一全朝鮮，弄醒了沉睡的杜魯門，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我們共產黨早就打過臺灣海峽全境解放了金馬澎湖列島，就沒有以後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和今天的馬英九什麼事了，臺灣老百姓也都會老老實實地在我們共產黨的一統江山底下。還好，現在臺灣領導人馬英九很合作，對我們這裡的事情基本上不發表冒犯性的言論，更不會幫忙小貓三五隻所謂的民運分子來顛覆我們共產黨的江山，有的時候他被迫無奈做一些支持民主和自由的表態，我們要理解他的難處。我們要在經濟上幫助馬英九，使他在臺灣得到更多的支持，爭取2012年的連任，到那個時候，我們再與他討論兩岸和平統一的事情，估計馬英九會願意，到時候我們兩岸可以共用一次諾貝爾和平獎。所以也不用擔心臺灣會對我們這裡的茉莉花有什麼不利的反應。臺灣綠營更不用擔心，他們的眼睛只盯著2012的總統大選，他們對中國大陸沒有多大的興趣，用他們自己的話講，就是"他們（中國人）的事情不用多管，我們只要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 香港已經回歸了十六年，港人由於殖民地的原因，政治意識不強。中央這麼些年來給了很多優惠條件，前不久還敦促曾蔭權發錢給港人，有效地平息了年輕港人的煩躁心理，也把紫金花的事情安撫了下去。儘管香港在支聯會的領導下每年都有天安門事件的紀念活動，有十好幾萬人港人在維園點蠟燭。已經連續二十多年了，他們從不與時俱進，他們的口號一直不變，只要求我們平反六四，而沒有進一步的政治要求。這樣也好，二十年來，我們也就與香港支聯會形成了了一個心照不宣的默契，他們要求平反六四，可是決定平反六四的是我們共產黨。我們是不可以平反六四的，平反六四也就意味著我們的紅色江山不再。香港人很明白，不再往下要求。我們與他們之間也就相安無事，他們說他們的，我們做我們的，井水不犯河水，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香港立法會的選舉，是一個麻煩，他們如果往前進的話，總有一天整個香港會從部分選舉變成全部選舉，包括特首。這就麻煩大了。捨不得孩子套不著狼，中央做出了犧牲，擴大了一些選舉範圍，泛民主派為此吵個不休，這反而對我們有利。他們內部自己打起來了，就不會步調一致地做出不利於我們中央政府的事情了。不過香港還是絕不可以掉以輕心，支聯會的六四紀念不再對中央構成威脅，而且中央早就習慣了，但是一群街頭上鬧事的要注意觀察，尤其是香港社民聯線的，別看他們偏激，而且人數有限，對香港民眾的動員能力也比不上支聯會。但是他們愛鬧事，特別是那個領頭的在立法會都不守規矩讓董建華和曾蔭權揪心的，他們鬧起事來，一旦有所得逞，就會得寸進尺得隴望蜀，就有可能一發不可收拾了。所我們要警鐘長鳴，不可掉以輕心。 這些年來我們軍費上升很快，引起了西方和周邊國家的疑慮和恐慌，這就說明了他們對我們中國國情的瞭解基本上還是無知的。三年前，部隊的工資長一倍，最近又長了很高百分比，這些主要是用來提高官兵生活水準的，更重要的是提高軍人對党和國家的向心力，在我這裡出事的時候可以聽命驅馳。西方就是不懂，我們每年花費的維穩費要高於軍費，為何？不就是提前預防禍起蕭牆嗎。我們內憂遠遠大於外患，我們好像正在與中國老百姓進行一場戰爭。說實在，茉莉花在老百姓心中作用不大，如果茉莉花開在軍人心中，那就要出大事了。我們應該看清，中國軍人中有的是野心家，歷史上一貫如此，一旦給了他們介入政治的機會，亡黨就在眼前了。過去兩個月來，我們有效地控制了局面，防患於未然，投入大量的警力。尤其是武警，消防工作做得很扎實，有效地撲滅所有可能發生的火苗。預防要比治療有效，我們做到了。我們要繼續這麼做，哪裡出現火星，消防隊般的武警就沖向哪裡。可以預見，如果我們的防範工作出現漏洞，武警不能及時地驅散受茉莉花蠱惑的散步民眾，就會馬上擴展開來，這樣就勢必將軍人捲入維持秩序。到了這一步，那就太危險了。如果軍中出現了野心家，學習埃及軍人，以"不向人民開槍"作為幌子，坐視老百姓鬧事，到那一步，就一切都晚了。 因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並不是沒有軟肋，我們哪怕是力大無比的大力神，我們還是有腳後跟的。千里長堤毀於蟻穴，我們一定要謹小慎微，防微杜漸。我們必須同舟共濟，挺過現階段中東政治變化，不能出事。不然以我們幾百萬拋頭顱灑熱血共產黨人生命換來的紅色江山就會毀於一旦，如果他們地下有知，我們將無法面對的，尤其是毛主席和小平同志。同志們，讓我們團結一致，共同努力，再打勝一場共和國的保衛戰。 根據胡錦濤的講話和精神，中共中央正在一致齊心地緊鑼密鼓地進行這一輪的戰略部署。 2011年4月22日

投書從中東到中國，從穆巴拉克到胡錦

已經下臺的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因為任內的貪瀆問題遭受傳訊，在傳訊過程中因身體不適急送醫院。穆巴拉克的兩個兒子也同時受審，而且不再享受特權，王子與庶民同罪，在監房裡呆著。埃及老百姓對前總統的做法是宜將剩勇追窮寇，一定要對穆巴拉克和他的家族繩之以法。這對埃及老百姓來說，是牆倒眾人推，破鼓亂人槌，人心大快。 穆巴拉克的境遇對仍然堅持不懈地鄰居卡紮菲來說，是一個嚴重的警訊。卡紮菲的個性本來就要比穆巴拉克強悍的多，突尼斯的茉莉花飄香到他的國度，他一點都不含糊，面對民眾的民主呼聲，臨危不亂，使用的就是槍炮語言，不惜重金請來雇傭兵，這一點比起1989年時候中國的鄧小平一點都不遜色。什麼百姓的生命財產，都不在話下，最要緊的是自己的統治地位確保無虞，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政權丟了，全部玩完。 其實穆巴拉克也不是願意放棄權力，實在是因為軍隊的不合作，軍人坐壁上觀。在他下臺前最後一次電視演講中，穆巴拉克向埃及民眾發出了武力彈壓的警告，堅持總統任期屆滿下臺。只是在這個關鍵點上埃及民眾沒有屈服，而是眾志成城破釜沉舟一齊湧上了街頭和廣場，穆巴拉克傻眼了，無可奈何地下臺，靜靜地等著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那一天的到來。這一天也來的忒快，才兩個月的時間，穆巴拉克和他的兩個兒子都要被審了，他三十年執政期間的貪腐問題，下令槍殺埃及革命期間示威者等問題，一旦定罪，就有上絞架的可能。 這些嚴峻的事例，都在卡紮菲腦門前晃悠著，卡紮菲能不做拼死一搏嗎，明白了這個道理，明白了這個後果，就應該明白卡紮菲為何這麼殘忍了。卡紮菲手上沾滿了利比亞人民的鮮血，一旦他敗下陣來，那個結局要比穆巴拉克要慘的多了。所以，在這個時候，有一種同情可憐之心油然而生，就是魯迅說過的，“費爾潑賴，應該緩行” ，窮寇勿追，困獸猶鬥。理解了卡紮菲，但是卡紮菲只打自己的算盤，走自己的棋，不看棋盤上對手的棋。如此看來，在利比亞的變局中，卡紮菲難有善終，因為卡紮菲實在是做過了頭，法英美和北約對付卡紮菲的實力還是綽綽有餘的，金磚五國儘管發出了與聯合國干預不同的聲音，對卡紮菲也只能是愛莫能助。 同樣從穆巴拉克受審這個事情上，可以推出中國政府的心態和行為依據。秋後算帳是很為可怕的事情，鄧小平深諳此理，所以1989年的時候，當機立斷出手狠重，一下子把學運給鎮壓了下去。因為鄧小平看清楚了，雖然是百萬學生和市民在天安門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向政府情願，對執政的共產黨來說，其勢雖緩，但以後的洶湧是不可阻擋的，軍事鎮壓是防止決堤的最後一道堤壩。平心而論，鄧小平當時一人為中共承擔了最大的風險。成功了，中共共同享用二十到三十年；失敗了，上斷頭臺的就他一人。所以鄧小平當時躲在西山不出，一直等到局面穩定才出來慰問“共和國衛士”，鄧小平的確為中共政權做到了挽狂瀾於既倒。今天穆巴拉克受審，進一步提示了中共，證實了中共對局面的分析和觀察，權力在手的時候，能不放就不放，能不與人分享就不與人分享。 穆巴拉克的下場一定不會好，這一點中共比誰都清楚。中共絕對不願意步穆巴拉克的後塵，一定會秉承鄧小平二十多年前果斷鎮壓天安門學運的政治手段。趁著現在手中掌握著國家機器，軍隊、員警和司法，對待任何影響政權穩定的因素絕不心慈手軟，對待境內時而由海外網路鼓噪的“茉莉花”革命，一律擋在境外。對境內回應者，能被和諧的儘量和諧，做到先禮後兵。不能被和諧的就採取被失蹤的方式，對待像艾未未這樣明目張膽挑戰中共的，先給他以經濟犯罪兜頭一盆屎，然後法庭取證，把案子做實了，把全世界的嘴都給堵上了。反正西方民主國家只能裝聾作啞，就是西方媒體報導了，西方也不會動真格的來較勁。中共看准了問題的實質，看到了穆巴拉克的結局，也看到了效仿穆巴拉克的話，穆巴拉克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接下來進一步強硬對待境內的任何民主、自由、公平等要求和呼聲應是必然了。

投書隔岸觀火“中國茉莉花”

全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起源何處？可以比較牽強地視為挪威奧斯陸2010年和平獎頒發大廳，2010年12月10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發儀式上演奏的曲子是中國民歌“茉莉花”。無獨有偶，諾貝爾獎頒發儀式上的“茉莉花”嫋嫋餘音連同茉莉花香從奧斯陸經過了一周的飄逸到了北非的突尼斯，經過了突尼斯全國萬眾一心地不懈鬥爭，“茉莉花”革命成功。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成功又進一步引起了中東地區的政治海嘯，埃及經過了18天的街頭運動，統治長達三十多年的穆巴拉克黯然下臺。在葉門、巴林、利比亞都相繼爆發了類似的翻專制求民主的民眾訴求。 北非的政治變化說明了一個問題，人民的力量是可以改變一個專制政體的。每一個人的個人力量微不足道，但是一旦彙聚一處，則如同大水滔天滾滾而來，獨裁者加高堤壩稍有怠懈，抗洪決心稍有疏忽，就會被大水衝垮。這對中國的獨裁者和中國的民眾同時都是警示和啟示。一旦兩者相抗，則就是哪一方的決心意志和準備的充分與否。顯然統治的一方鎮壓的決心和意志處於常備狀態之中，但是只要民眾一方也抱定決心效仿北非，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大家為一人，一人為大家，那麼 中國的統治一方的鋼鐵意志和決心都會被民眾的滔滔上善弱水沖得無影無蹤。 茉莉花香繼續向東飄進了中國大地，一條匿名的網路帖子號召積怨的中國民眾在2月20日星期天下午2時起在中國13個大城市同時進行“中國茉莉花行動”。這 個帖子真有元末民間通過月餅傳送“八月十五殺韃子”統一號令的異曲同工，更有如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最後的萬人大會演講時的一聲噓聲。當前發生在中國 的茉莉花行動，雖然未具規模，但已經令中共當局極度恐慌，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中共的嚴密控制下的中國，決定了茉莉花行動的特性，就是“無組織啟動和網路 的串連”。從中共過去兩周的嚴密防範上可以看出，中共政權的極度空虛和恐慌，一定要爭取將“茉莉花行動”掐死在繈褓之中，消滅在萌芽狀態。中共是絕對不允許茉莉花行動蔓延開來，因為中共自己很清楚，茉莉花行動一旦在全中國蔓延開來，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就會如同熊熊烈火或者滔天大水，中共是一定會在這場運動中垮臺的。這對中共來說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容不得絲毫的掉以輕心。因此在以後連續的三個星期日，在北京和上海以及其他城市，當局出動的軍警在人數上遠遠超過了回應“中國茉莉花行動”上街散步的可能的潛在的聚眾。 中共很早就準備了一場與他統治下的中國民眾的戰爭，在過去一兩年裡，用於“維穩”的開支已經超過了軍費開支。世界各國對中共的軍費增長持很大的疑慮，擔心中共對國際環境的安全與穩定的威脅。其實國際社會看走了眼，中共針對統治下的民眾的巨額“維穩”開支說明了中共恐懼和擔憂不來自外部列強，而是來自內部草民。大量的軍警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各大中小城市嚴陣以待每週日的茉莉花革命，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政府與被它統治的中國民眾之間的一場戰爭，是一場隨著時 間推移實力此消彼長的戰爭。這個時候的中共當局，握有數百萬由野戰軍經過改頭換面而成的武警部隊，放棄國防，槍口對內，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現在果真要用 上了。面對全國各大中小城市的“茉莉花行動”，裝備精良數百萬武警有能力將“茉莉花行動”一而再，再而三地掐死在繈褓之中，消滅在萌芽狀態。但效果一定也 是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相對的，“茉莉花行動” 在政治策略上則需要進行持久戰，具體的戰略思想可以參照毛澤東剽竊蔣介石的“以空間換取時間”戰略思想在延安窯洞裡寫就的“論持久戰”。如果中國民眾與中 共當局在“無組織啟動、網路串聯”下還需要引進毛澤東的十六字訣，採取“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駐我擾、敵疲我打”的戰術方針，堅持不懈。突尼斯人用了一個月，埃及人用了18天，那麼中國人用18個星期甚至18個月，待以時日，必有變化。 今天的茉莉花行動相對於1989年的那場學生運動有很大的不同。89學運以學生為主體，學生無意要求中共下臺，不直接造成對中共政權的威脅；國際環境也有 所不同，當時的東西方冷戰還沒有結束，美國為首的西方只可對中共進行道義的譴責和經濟的制裁。而今天的茉莉花行動發生的時刻，中國積壓下來的民怨已經使得 民眾不可能再度擁抱中共，而在尋求一種歷史機會徹底地改變中共的政治統治；在國際上，由於東西方冷戰不再，中共同意識形態政體的依託幾乎蕩然無存，已經有 二十年的煢煢孑立形影相弔了，雖然西方普遍地對中共綏靖，助長中共的實力，但是一旦中國發生重大政治變化，當中共如法炮製1989年再次使用武力鎮壓的 話，西方的反應是一定不同於1989年的時候。因此中共動用武力解決的機率大大降低，同時，現中共領導人的武力鎮壓的決心和意志遠不如鄧小平。軍人服從命 令鎮壓茉莉花行動的民眾的可能性大為降低，不可於20年前同日相語。孫子兵法雲：兵者，兇器也；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可以預 見，茉莉花行動如果得到進一步激發而啟動，中國的政治變化很有可能是通過民變到兵變再到政變。也就是茉莉花行動引起“民變”，中共高層冒死一博發佈命令進 行鎮壓而引起軍隊掉轉槍口產生“兵變”，進一步導致中共的倒臺而形成“政變”。 對於中國民眾來說，需要用心去思考一個問題，知道自己作為一個個人的作用，大膽地要求平等地生活在同一個國度，從總理、國家主席到每一個普通民工和農民都 是平等的生命，所有的國人都明白“平等”二字。人民的偉大力量就在於每一個人用自己有限的力量爭取自己權益，十三億的每一個個人的有限力量彙聚在一起，就 可以集腋成裘、聚沙成塔，集流成川，產生巨大的能量，這就是人民的力量。中國人生活在不平等的專制體制之下太長久了，要爭取自己的平等和自由，現在最有效 的、成本和代價最低的，就是每週末兩點去所在城市最繁華的大街和廣場散步，去看熱鬧，去找門道。面對中共武警的拘捕和鎮壓，中國民眾所承受的壓力和風險固 然很大，如果中國民眾明白了“一人為大家，大家為一人”，共同承擔的壓力和風險就降低了，甚至可以是零風險。只要持之以恆，不消數月，中國的獨裁專制大廈 就會轟然倒塌。牆倒眾人推，破鼓人亂槌。中國人民的偉力表現、創造歷史的機會就在眼前。 作壁上觀的西方國際社會對中國發生的“茉莉花革命”會給與口惠而實不至的口頭關注、隨著“茉莉花革命”向前發展，進而給與道義支持，只有等到中國民眾的抗爭有起色和成功跡象了，他們的實質性支持就到來了。 對中共本身來說，亡共在共，救共也在共。防民之口，勝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中共開始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先從實行黨內民主開始，是中共自救的唯一可行出路，但是由於時間緊迫，所剩無幾，時機的流逝，成功的幾率也已經不算高。胡溫慎思再慎思。

投書敦促西方修正新綏靖策略

很榮幸能夠到Sydney Institute 發表關於中國未來政治變化和進程的我個人觀點。我與悉尼學社的交往已經有二十多年了，在這裏發表演講還是第一次。吾爾開希是八九學運的標誌性人物，我很高興與他在此連袂演講。            從1989年以來的中國所發生的變化，我們都在觀察著，只是所看到和理解的內容也許不盡相同。全世界都在讚賞中國的經濟發展與進步，我對於中國的任何進步都由衷的高興。我承認中國在經濟方面的進步與發展，我認為應該更加全面地從政治經濟道德和環境等多方面看待中國的發展與進步。西方往往只願意看到中國經濟發展這方面，對中國其他方面的往往視而不見。近三十年來中國的確經濟進步了，國際影響力也有所提升，再加上中國政府巧妙地使用在國際資本幫助下聚起的巨大購買力和軟實力的輸出進一步迷惑了西方，西方比較心甘情願地對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進行了誇大。而中國其他方面狀態被中國政府有效地掩蓋了，西方也被愚弄了。我們對這方面的觀察和注意則更多更仔細，但是我們的觀察往往不被西方所接受，因為我們的聲音太弱小，中國官方的話語如同巨大的擴音器遮蓋了我們的微弱的呼聲。今天有這麼一個機會到這裏發表這個講話，我得再次好好感謝傑拉德和安妮夫婦。          我們先看看中國的社會道德問題。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帶動了大批貪官污吏和億萬富翁在一夜間出現，他們迅速擁有驚人的社會財富，依靠的是不擇手段、權力與利益的交換和勾結。不公平的致富手段引起了社會道德迅速惡化，為了致富，人們學會了無所不用其極。在中國發生的毒奶粉事件，這只是冰山的一角。很多的食品如水果蔬菜等都含有大量的毒素，農民在受污染的土地上耕種的糧食和蔬菜不敢自己食用，投向市場。但是從市場上買回卻也不能保證不是假劣產品。          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下屬的《國際先驅導報》International Herald Leader最近發表文章說，懷疑和警惕已經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地方政府越來越不被民眾相信，有時越是被官方或專家澄清的事件，越遭遇線民的質疑。中國人曾經對一切都充滿信任，對領袖、對革命、對資本主義的必將滅亡和共產主義的光明未來……但現在卻似乎什麼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態，不相信媒體的報導，不相信身邊人。          這種“不相信”的情緒，已然滲透進多數中國人的生活：飲食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交通部門的能力和誠意，上醫院不相信醫生沒有給自己多開藥，打官司不相信司法會保持公正。普遍的強大的疑慮已經成為社會的“精神疾病”。假的人們不信，真的人們也不信。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的道德體系正在崩潰，一個國家沒有的道德和良知，就沒有了誠信，沒有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凝聚力，這個國家還會有前景嗎？          我們再看中國的環境生態問題。資料表明，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國家就是中國。中國的耕地正在大規地遭受污染，從南到北，從浙江到天津渤海灣的沿海地帶，越來越多的癌症村出現。此外，各地的愛滋病村不斷的上升。過度的放牧和導致水土流失的砍伐、農作和礦業開發，使得原來的草原沙漠化，沙塵暴愈演愈烈，受害範圍從北京的華北地區蔓延到華東、東北，甚至波及鄰國南韓和日本。          我們最後看看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中國依然專制獨裁，沒有領導人的選舉，沒有司法獨立，沒有言論和新聞的自由，沒有結社的自由，政治權力的中共完全壟斷。大約三個星期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中國的人權問題又凸現了出來，很多美國議員敦促奧巴馬總統和美國行政當局把中國的人權議題作為一個政治籌碼向胡錦濤施加所謂的壓力。但是在我看來，這些呼籲和有限的政治壓力對中國人權的根本改善幾乎不起作用。為何？我們首先得搞清楚這麼一個問題，中國的根本問題不是人權問題，卻是中共一黨專制的政治獨裁問題，是一黨獨裁的不受監控的絕對權力不斷衍生了中國嚴重的人權問題，中國的人權問題不存在改善和惡化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存在是以一党專制獨裁根本前提。如果不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專制獨裁問題，要求中國人權問題獲得解決，那是天方夜譚。          今天，許多遭受專制統治的國家的人民已經開始覺醒，開始採取行動要求政治變革。就在最近，突尼斯和埃及成為了這場政治變革的熱點，人民起來尋求他們的權益，他們在遭受了幾十年的專制統治以後醒了過來，表現出了大無畏的氣概。突尼斯的一位青年人的自焚引發了全民行動的巨大浪潮，導致了突尼斯總統的下臺，並且波及到了埃及，還有可能影響其他中東國家。類似的自焚行為在中國發生了多少？數不過來了，但是沒有引發連鎖反應和革命。為何？一方面，中國政府的殘忍和狡猾是北非國家的獨裁者不能比擬的；另一方面，中國民眾的膽小怕事甚至是麻木也是一個原因。     我們是否可以把北非所發生的視作為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開端，是否會波及到亞洲的中國？有可能但不肯定。有一件事情我可以確信，中國的專制統治者對北非發生的事情一定是坐臥不安的，而中國的民眾也一定是可以受到其中的啟迪和鼓舞的。我們所有希望民主自由的中國人民須知，民主和自由是鬥爭得來的，而不是等來的。          我看到了一個嚴峻的現實，柏林牆倒塌了，它標誌了一個時代的終結。而專制中國卻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起一直受到西方的厚愛，在西方民主國家領導人的默許之下，一座“北京牆”正在逐漸築起。          1989年以來，西方一直以人權問題與中共進行交涉，中共也習慣了西方套路，不是動真格的。雙方都清楚，這是一個遊戲。西方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但是不要求中國進行可以根本上改善人權的政治民主化，卻認同中共為維護專制獨裁而提出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不同。根據當今的國際環境，西方要求中共進行政治改革，中共不接受。那麼就退而求其次，不講政治制度，只講人權。所以二十年來西方和中共彼此熟悉對方，互相配合演戲做遊戲。          中國長期專制獨裁，這個狀態不令西方感到煩惱。我常常有這樣的推測：也許這就是西方需要的中國。當然西方的領導人也不會公開場合承認他們對一個獨裁的非民主的中國永久存在感到滿意，因為這麼做了，他們會失去公眾的支持。所以他們就杜撰了一個假想的中國，讓人們相信，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會使得中國不可避免地發生政治變化而走向民主。          去年10月8日，2010年度諾貝爾和平獎被宣佈授予劉曉波。我個人認為這個宣佈對中國的政治變化是有很重大意義的，這是挪威率先給以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問題的一個最大的認可和鼓勵。它可以對中國未來政治變革產生一個推助作用，可以是未來中國變化的新起點，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效應已經可見。我的體會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和人權問題獲得了新的關注，中國人的民主求索因此獲得的道義支持達到了最高點。基於這個原因，我從距離奧斯陸最遙遠的澳洲飛去，親身參加了12月10日頒獎典禮。在過去的諾貝爾和平將歷史上，曾經有過三位得獎人，瓦文薩、曼德拉、金大中，他們都經過了一個相同的不凡的歷程，由囚徒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再成為國家的總統。劉曉波會否步他們的後塵完成相同的三部曲？我懷有這個期盼，因此前往奧斯陸。          中國對這個獎項頒發的反應很負面也很恐慌。政府阻止了境內的中國人前往參加，還用了黑社會的方式對境內的維權人士進行騷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位名叫華澤的新聞工作者居然被納稅人供養的國家公務員採取黑社會的手段用黑頭套蒙住臉綁架和軟禁長達55天，一直到諾貝爾和平獎頒發儀式結束以後才被釋放。          中國這樣一個專治大國的政治轉型，沒有外力的介入幾乎不可能。回顧歷史，不難發現，世界上幾次重大的政治制度的變更都是需要外力作用的。美國的獨立戰爭如果沒有法國的支持，華盛頓是不可能打敗英國而獨立的。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沒有日本的支持，也不太可能成功的。列寧的十月革命如沒有德國皇帝的暗中支持，也是不容易成功的。同樣，毛澤東軍事上打敗蔣介石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史達林的全力支援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現在中國的民主運動希望得到國際民主社會的支持，如果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有力支持，那麼，這個運動的早日成功，中國建立民主制度，中國人權狀況得到一勞永逸的改善，是有可能的，也是可操作的。但是西方民主社會有這個願望和意識嗎，我看沒有。因此我特別的重視諾貝爾和平獎的2010年度的頒發，希望這個獎項對西方是一個鼓勵和引導。這是我的期盼，遠不是現實。我坦率地承認。          世界民主大國的戰略錯誤在於對蘇聯與中國的區別對待，雷根視蘇聯為邪惡的帝國而進行殊死的鬥爭，通過星球大戰拖垮了蘇聯的本來已經脆弱的經濟，而使得蘇聯在兩極競爭中失敗。西方假設共產黨中國可以演變成友善的經濟體而放鬆了警覺，這是很大的錯誤。共產黨中國可以變為與前蘇聯一樣具有實力而對這個世界產生負面影響作用。          本人在這個問題上觀察是，自老布希以來，美國放棄了世界政治格局上的領導地位，對蘇聯和中國採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對中共專制一味地姑息和縱容，錯誤地認為只要中國經濟得到長足發展，民主和人權就會自然到來。老布希數年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的位置與中共高層結下的私誼超越了民主與專制的對壘，克林頓總統更是放棄對中共的政治施壓，將人權與貿易脫鉤，聽任中共獲得西方主要是美國的經濟輸血重新佔據政治有利地位。小布希則被“911”事件轉移了視線，更由於同時開闢兩個反恐戰場而深陷泥潭難以自拔。這都給與中共極大機會，從容對內進行鎮壓任何政治反抗，對外獲得一片新綏靖主義氣氛下的良好國際氛圍。那麼現在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亞格蘭的勇敢決定成了黎明的報曉雞，美國和西方是否應該從熟睡中醒過來。          東西方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競爭和較量遠沒有結束，而克林頓和小布希將中國列為戰略夥伴和戰略競爭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必須有正確的全球戰略目標和眼光，要看到10年、20年甚至30年以後的變化，才能使這個世界長久穩定。蘇聯解體以後中國取代了蘇聯的地位，但是西方陣營依然停留在對付蘇聯打中國牌的時候，意識形態上早就將中國化敵為友了，中國沒有來自西方直接的政治對抗的壓力，巧妙地通過經濟上的平穩發展加固了實力和地位。中國的和平崛起完成以後對世界的危險是什麼，西方民主陣營的政治領導人要有清醒地認識。          上個世紀的兩個對世界造成巨大塗炭的運動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堅稱共產主義的國家前蘇聯和中國都沒有實行過他們的理論和理想，他們實行的是徹頭徹尾的極權主義，專制獨裁。然而令人擔憂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所包含的精神和價值在我看來已經發生變異。中國需要民主制度來根本性改善人權問題，而西方的民主已經發生了變異，西方更多地追求的是利益，誠如西方名言：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對待蘇聯和中國採取的是很不相同的外交政策。西方的精神和原則在與中國的貿易和經濟的交往中被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是作為籌碼被交換了。中國用金錢和換取西方的精神和原則，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下，西方默許了。這是西方民主政治變異的一個普遍現象。那麼，理想中的中國政治變化的模式和榜樣又在哪里，有時候我自已也好像在十字路口，面對著黯淡的前景萬般無奈。          總之，中國除了經濟進步以外，政治制度是沒落的，人權紀錄是惡劣的，道德信仰是缺失的，社會危機是嚴重的，然而西方好像是視而不見。這就讓我回想起了電影The Mummy中的人物，Rick O'Connell，High Priest Imhotep，Beni Gabor。這些人物在當今的與中國關係中都很容易找到對應人和物。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悲哀。          在海外的推動中國走向開放和民主的運動已經淪為一個對中國很難產生影響力的良心運動，諾貝爾和平獎無疑是一支強心劑。這個運動受到了鼓舞，然而我們必須清楚，改變中國的實質性的物質力量遠遠沒有形成，如果沒有民主國家和政府的理解和支持，諾貝爾和平獎所產生的影響力和效應會逐漸消失。          我對下面幾句中國古詩情有獨鍾，幾年前曾經引用過，在這裏我想再次引用，作為我今天演講的結束語。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          謝謝大家。          秦晉     2011年2月9日   附註: 2月9日，吾爾開希和秦晉在澳洲具有重大政策影響力的The Sydney Institute連袂進行演講，此篇為秦晉演講全文，對西方自1989年以後不久開始的國際格局的錯誤政策進行了批評，提出了西方重新陷入的新綏靖主義泥潭對世界帶來的危害。同時承認中國的民主化是中國人民自己的責任和使命，但是國際社會具有道義責任。

投書司徒華---民主自由的守護者

中國民運團體聯合工作委員會祭文 2011年，當新年的太陽剛剛升起，1月2日中午一顆光芒四射的星隕落了，香港的良心司徒華先生，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聖詩的唱頌中他安祥地閉上了眼睛，他留給世人最後的一句話：“建設民主，同志仍須努力”。當噩耗傳來，海外民運人士無不感到悲痛萬分。 去年，當司徒華先生被確診癌症後，我們的心情沉重難以言說，我們清楚司徒華先生與我們一起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但是我們看到他仍然一如繼往地奮發工作，參加集會，進行演講，去年“六四”又為“民主女神像”“六四天安門大屠殺浮雕”到香港展出，親自籌畫並與當局展開鬥爭，使二尊雕像最終參與香港“六四”紀念活動，此後又再一次擔任“支聯會”主席。他抱病工作，我們在心疼之餘，又懷抱著希望，希望他戰勝病魔，繼續伴著我們為民主事業而奮鬥。但是他終於還是走了。去年的一年，他是在與病魔鬥爭，在與時間賽跑，爭取臨終前為民主再多，更多做一點工作。他對香港和大陸中國的民主事業的那一份心，“忠貞日月可鑒，大義天地同存”。 逝者司徒華先生：遙想“六四”當年，你在香港發動了震撼世界的中國民主支持運動，當“六四”屠殺後你又與香港各界組織營救工作，並在長達二十一年的時間，悉心呵護著一息尚存的海內外民主運動，使中國的民主事業香火延綿，旗幟不倒，隊伍不散，聲音不斷。二十年來，你師長般地愛護著我們。因為有了你的關愛，悲傷的時候我們有了安慰，挫折的時候有了信心。當你發現我們的缺點時給予我們批評指正。二十年來，我們中國民運每走的艱難一步，可以說都是有你的悉心呵護。但是你現在走了，再也不能和我們在一起了。先生一生獻于教育與民主，自己孓然一生。當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會有千千萬萬的孩子來為你送葬，我們全體中國民運人士都是你撫棺痛哭的孩子。 司徒華先生一生志力于教育和民主事業，他以一生的行為來告訴世人，什麼是真正的愛國忠誠。愛國不是趨炎附勢，愛國不是趨利忘義。司徒華先生對母語教育嘔心瀝血，對國家的忠誠不是阿諛奉承，而是對正義與公理的守護，不昔冒犯權貴犧牲自己。司徒華先生所表現出來的無私無畏的人格力量，不但受到香港各界人士的愛戴，甚至贏得對手對他懷著一份敬意。二十餘年來，司徒華先生成為了香港正義的中流砥柱，香港良知的擔負者。司徒華先生昂首挺胸帶領香港阻遏了專制政治的倡狂，維護了港人有限的自由權利。因為有了他的堅持，香港依然保有著自由星空的一片尚存，使中國民眾翹首相望懷有希望。 司徒華先生之于香港，可謂有功，名垂千秋。而香港之於中國，均是民主和自由的風向標杆和春江水暖，因之司徒華先生之于中國，可謂有勞，永載史冊。司徒華先生的一生，光彩奪目，活得精彩，走得輕鬆。雖然司徒華先生已走到生命的盡頭離我們而去，但是他的精神和願望將繼續伴隨著我們直到民主在中國大陸成功勝利的那一天。 聯合工作委員會主席團：王國興（民陣）、黃奔（民聯陣）、薛偉（民聯） 秘書長：秦晉 總幹事：汪岷 監事長：錢達 聯合工作委員會成員：秦新民、黃濟人、梅威廉、潘晴、金小炎、劉剛、林牧晨、陳漢中、廖燃 民主中國陣線 主席：     王國興 副主席：林飛、秦晉 理事會：    李松（日本）、林飛（日本）、王戴（日本）、陳景聖（香港）、龍緯汶（香港）、錢達（臺灣）、秦晉（澳洲）、盛文（澳洲）、倪海清（澳洲）、壁立（澳洲）、潘晴（新西蘭）、達爾（新西蘭）、金小炎（英國）、陳乃良（德國）、陳和平（西班牙）、劉剛（丹麥）、劉浩（瑞典）、王國興（荷蘭）、孫延（美國）、杭永健（加拿大） 監事會主席：  錢達（臺灣） 監事會：    黃濟人（澳洲）、楚天舒（澳洲）、丁強（新西蘭）、輝戈（臺灣）、黃鐘（香港）、陸易（比利時） 名譽主席：杜智富、齊墨 秦新民、林光、王進忠、陳維建（本祭文起草人） 2011年1月5日

投書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典禮的人、事和感受

冬天的挪威奧斯陸，氣溫攝氏零下十七度，上午九點不到時候天才開始放亮。原本擔心缺少禦寒衣服，南北溫差巨大。老天惠顧，天氣晴朗，不覺寒冷，因而勃勃興致，觀賞奧斯陸雪景和其他旅遊勝地。車到市中心，路過諾貝爾學院（Nobel Institute），跳下車來，不束之客直奔大門。表達對於頒獎劉曉波誠摯的感謝，受到主管Dag Kühle-Gotovac 先生的熱情接待，介紹認識了學院的主任奧斯陸大學歷史教授Geir Lundestad博士，引領參觀了1905-1946年間和平獎頒發大廳，以及諾貝爾委員會會議廳。會議廳裡面陳列了歷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相片，劉曉波的已經陳列其中。按理說諾獎得主的相片應該頒獎時刻拍攝陳列，鑒於劉曉波不可能到場領獎，也就不可能當場拍攝，遂從已經公開的劉曉波相片挑選了一幅。     1905-1946年間的和平獎頒發大廳   從遙遠南半球飛越一晝夜到達奧斯陸，慶賀劉曉波得獎不是主要目標，只是個附帶效果。最為重要的是2010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了劉曉波可否使得幾乎沉寂不受西方或者民主社會注視的中國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訴求和願望重新回到世界的關注焦點上，進而推動中國產生政治變化。因此筆者一再向諾貝爾學院主任Geir Lundestad博士表示由衷地感激之情，盛讚今年的和平獎的頒發是一個明智的、具有勇氣的決定。得獎人是劉曉波，獲益的是渴望民主和自由的所有中國人。Geir Lundestad博士和主管Dag Kühle-Gotovac 先生也表示，他們也希望能夠發生這個多米諾骨牌效應。     劉曉波得獎，非同凡響。如前所說，這是自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高潮低落以後近20年來再一次重新被放置在了世界關注點上。除了得獎人自己遴選的好友摯愛經過美國的楊建利博士向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推薦，獲得邀請趕赴幾乎是世界北極的挪威奧斯陸參加這個盛典，其他滿懷喜悅和其它複雜心情的不請自來的也不在少數。來自美國的有：海外民運第一筆胡平（頒獎式上還被安排坐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希身邊）、民陣“教父”陳奎德（因為1989年民陣成立時候取名人，故有此殊榮，儘管流傳不廣）、中國人權的呂京花、網路作家蔡楚、民主人士郭岩華、王成、勞改基金會的吳宏達、中國人權的譚競嫦、對華援助協會的傅希秋、天安門學運領袖封從德、天安門前失去雙腿的方政、華裔美國眾議員吳振偉以及長期與中國民主與人權事業緊密關聯的林培瑞先生。還有還有，還有天安門前風雲一時以後不見蹤跡息影民運十數年現又風采不減當年重現江湖的柴玲。   左起：法國張健、柴玲、方政、站立者為南華早報記者（也許是） 來自香港的民主派陣容比較齊全並且強大，展示了香港與中國大陸民主化的休戚相關。他們之中有：長毛梁國雄、陶君行、吳文遠和一位就讀倫敦但叫不上名的年輕小夥子、講一口流利漢語的原住新西蘭現住澳門的JIMMY，民主黨和支聯會的何俊仁、劉慧卿、李卓人等，開放雜誌的蔡詠梅，還有數不過來叫不上名的香港人士。頒獎時前一天，由於飛機誤點，香港民主黨和支聯會的何俊仁、劉慧卿、李卓人等都沒有能夠趕上12月9日下午3點在中國駐挪威大使館門前的由大赦國際、香港支聯會等機構組織的要求釋放劉曉波的抗議示威。也許是由於這個原因，12月11日上午10點，由何俊仁、劉慧卿、李卓人等領銜，再次去中國駐挪威大使館門前補了一次抗議示威。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日本的王進忠攜日本民主黨眾議員牧野先生等一行3人從日本趕來參頒獎式，民陣理事劉浩、前獨立中文筆會秘書長張裕、劉賓雁報告文學中的陳世忠、作家小喬等從瑞典坐火車奔赴奧斯陸，中國民運聯合工作委員會委員劉剛以及其他丹麥的資深民陣成員一行從哥本哈根坐一宿輪船趕到奧斯陸參加這個頒獎典禮。德國的廖天琪、費良勇、郭堅、法國的張健、王龍蒙等從各自所在地向奧斯陸匯攏，參與這個盛事。挪威本地的華人也許僅一位就地作東參加盛典。儘管中共對這次頒獎典禮的刻意阻撓和封殺，從中國大陸出來的幾乎沒有。但是中共的刻意阻撓和封殺還是白密一疏，除了萬延海先前已經離開中國，還是有個別排除萬難抵達奧斯陸參加典禮，其中一位當典禮開始，在這個莊嚴隆重的時刻，不禁百感交集，喜極而泣。他告訴筆者，國內許許多多的普通民眾盼望著中國儘快擺脫專制實現民主。這個時候諾貝爾獎頒發給劉曉波，國內民眾內心大受鼓舞。 距離奧斯陸最遙遠的當屬南半球的澳大利亞，也來了悉尼、墨爾本兩地一共六人。悉尼的鐘錦江和秦晉，墨爾本的中文筆會副會長齊家楨、筆會成員阿木、阿森，以及諾貝爾獎得獎人劉曉波的友好張鶴慈。張鶴慈先生搭乘中國大陸的航空公司的航班，取道中國前往奧斯陸。不想估計嚴重失誤，陰溝翻船。中共正惱，平時往來如履平地的這次卻遇上了麻煩撞上了槍口，被中共方面在上海扣押24小時，送上返回墨爾本的航班，然後重新購買機票飛赴奧斯陸參加這次頒獎活動，毫無疑義是所有赴奧斯陸參加頒獎典禮人中自掏腰包耗資最高的一位。因此特寫。 梁國雄向挪威員警交涉 12月9日中午在奧斯陸中央火車站遇到來自香港的梁國雄等，下午同去中國駐挪威大使館門參加由大赦國際、香港支聯會等機構組織的要求釋放劉曉波的抗議示威。定的時間是下午3點，一行人早到了大約20分鐘，參加集會的人還遠遠沒有到齊，只見一位挪威員警站在路口，告誡示威的人群必須保持一定距離以外，不得隨意靠近。梁國雄向員警交涉，我們大老遠的從香港趕到奧斯陸就是為了向中共傳遞我們的要求中共立即釋放劉曉波的資訊，讓中國政府的駐外機構感受到人民的呼聲，把我們擋在遠遠的地方是何道理。這時候大隊人馬到了，情緒高昂的人群也就不理會員警的阻隔，大概是在梁國雄的帶領下越過員警設定的無形警戒線，湧到了使館內可以聽得 嘉賓招待會上王天安發言 到外面呼喊聲音的地方停了下來開始集會，呼喊口號。在筆者所見到的示威人群中，數來自紐約的呂京花聲音最為嘹亮，也特別的引人注目。   晚上的劉霞邀請嘉賓招待會，給筆者留下最為深刻印象的是王炳章的女兒王天安的發言，她講到傷心處不禁潸然淚下。王炳章是我們這場運動屈指可數的真英雄，但是歷經磨難和坎坷，獲得的認同還比較有限。我發現每到比較重要事件的關頭，王天安總能在楊建利的安排下出現，為他的父親發出一絲求援的呼聲。2001年楊建利被拘以後，王炳章在營救會上的呼籲大家一起闖回中國，他認為這個方式這是救援楊建利的最佳方式，王炳章幾個月後身體力行地做了，也就真的被中共越境綁架扔進了大獄被判了個無期。沒有中國的政治大變化，王炳章的出獄機會比較渺茫。借用各種機會凸現王炳章案列，不管效果如何，至少對王炳章的家人是一個最好的心理寬慰。楊建利站在一旁陪著淚花閃閃，是比較感人的一段。說實在的，晚會上的內容我只記住了這一段，其他的何人講話，講些什麼內容，都沒有印象深刻地記錄在腦海裡。   12月10日，早早到了奧斯陸市政廳，等候著最為莊重的時刻的到來。奧斯陸市政廳的外觀實在不敢恭維，我沒有敢對挪威朋友這麼說，兩位愛爾蘭人在給我的郵件中直言不諱地指出了這一點。但是當進入市政廳準備就座的時候，才發現內部的佈置和裝潢還是非常的出色，那麼的富麗堂皇。按要求應該11點30分可以入場，12點30分就坐完畢。正準備入場，只聽到口號嘹亮喧天，員警已經設隔離欄，隔離欄外舉著橫幅標語的蔡楚、廖天琪、蔡詠梅、張健、胡平、陳奎德、呂京花、郭岩華、劉慧卿、何俊仁、李卓人、陶君行、梁國雄、吳文遠、廖然、劉剛等一字排開，振臂呼喊釋放劉曉波的香港民主人士：劉慧卿、何俊仁、李卓人、陶君行、梁國雄、吳文遠。後面的是法國漢學家白夏遮住了整條街。 德國廖然、秦晉、丹麥劉剛，背後為舉行頒獎典禮的奧斯陸市政廳   頒獎典禮的奧斯陸市政廳座無虛席，一千多人按秩序各就各位。頒獎典禮准一點開始，奏樂，挪威國王、王后入場。女聲獨唱，鋼琴伴奏。一點05分，前總理、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發言。講到精彩之處，掌聲雷動，全場數次起立。大螢幕上看到林培瑞激動得流淚，聽聞吾爾開希和柴玲都為這個激動的時刻留下了喜悅激動淚水。一點36分，諾貝爾獎證書頒發給劉曉波，由於得獎人不在場，遂把證書方在了給得獎人預留的空椅子上，這一瞬間的震撼力難以言表。一點37分小提琴手提琴獨奏，第一首“茉莉花”，第二首“彩雲追月”。只見演奏者雙目緊閉，奮力拉動琴弦，細細的汗珠從腦門上滲了出來。我感覺到，這是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有某種暗示，表現在率領全球，鼓勵世界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積極大膽地鼓勵和支援中國民主化。一點44分，挪威著名女影星Liv Ullmann宣讀劉曉波的陳述：我沒有敵人。筆者即時在想，“我沒有敵人”是真的沒有敵人嗎？心中無敵，並非現實中無敵。二十多年來劉曉波幾進幾出中共大獄，中共是把劉曉波作為敵人對待的，只是劉曉波表現得覺者佛陀般的仁慈和基督般的仁愛，至少人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認為和感覺到了他的仁者無敵的情懷。那麼劉曉波如是說是說給誰聽的？毫無疑問不是說給正在與中共專制進行激烈抗衡並且產生激烈衝突的人聽的。   有人聽懂，有人聽不懂。關鍵是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聽懂了，委員會主席亞格蘭聽懂了，這就夠了，次年獲獎就順理成章，從而一舉完成了世界關注點重新焦距以及中國民運力量的重新聚合。北美有一位人士，早在諾貝爾獎宣佈給予劉曉波之前，就認為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的陳述，是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最要聽的話語，這句話可以被視為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關鍵的關鍵。二點08分陳述完畢。一隊挪威孩童開始合唱。2點15分典禮結束。我的即時感受是，中國民主運動能夠獲得的道義支持已經無以復加地達到最高點，中國民主運動形象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開始向高大全方向發展了，從事這個運動的人士的內心受到了極大的鼓舞。然而改變中國的實質性物質力量遠沒有形成，因而中共的政治反對派還不能有足夠的政治實力，在民主與中共專制之間的政治博弈中還未能擊敗對手而勝出。   頒獎典禮後奧斯陸市政廳外合影留念，左起：阿森、阿木、秦晉、齊家楨、蔡詠梅 頒獎典禮後主辦方還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參加下另外兩個活動，諾貝爾中心的展覽和CNN著名節目主持人的與談，楊建利、譚競嫦以及挪威外長等參加。挪威外長的針對頒獎給劉曉波所面對的來自中國政府方面的政治壓力，是這麼表示的，作為挪威外交部長，他必須維護挪威的尊嚴和完整，他深知挪威與中國之間的交往，利益是雙向的。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是一個獨立與政府之外的機構，挪威政府無權對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做出決定指手畫腳，甚至還不可以用政府的力量去影響它的決定。主持人意味深長的說道：在過去的諾貝爾和平將歷史上，曾經有過三位，瓦文薩、曼德拉、金大中，他們都經過了一個相同的不凡的歷程，由囚徒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再成為國家的總統。劉曉波會否步他們的後塵完成相同的三部曲？ 諾貝爾中心頒獎典禮的參加者之間的交談，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澳洲鐘錦江博士、法國漢學家白夏投影在（Grand Hotel）外牆上的劉曉波頭像每次諾貝爾和平獎頒發以後有一個火炬遊行，從頒發地點到市中心的格蘭大酒店(Grand Hotel)。由於找不到遊行的出發地點，就直接到了遊行的終點等候遊行人的到來，只見劉曉波的巨幅頭像已經投影在了格蘭大酒店的外牆上。格蘭酒店對面的空場上聚滿了人，場面著實壯觀。上千人的舉著火炬的遊行隊伍慢慢走來，走在最前面的還是香港的民主派人士，高喊著“釋放劉曉波”的口號。由於喊叫的多了，隊伍裡的西人也學會了正確地發出“曉”字的發音了。 晚上的諾貝爾晚宴是諾貝爾頒獎典禮中的一個高雅隆重的場合，參加人數有限，聽說是兩百五十人。因為未獲得安排邀請參加，這一盛況無法描述，留待有幸獲邀、有興致描述者補缺。我有幸獲得當地人權組織和筆會聯合舉辦的一個餐會，其中一位挪威的邀請者希望找些講中文的人士做一個廣播節目，向中國內陸民眾講述這次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發與中國未來變化的關係。我一口氣叫了另外６人一同前往。路途並不算遠，也許一天忙碌參加各個活動而沒有顧上爐膛填料，等走到地方的時候已經是人困馬乏，暗暗叫苦，早知如此，何必當初。聽說背後有一個“動議”，準備拿始作俑者者本人開刀，狠宰一頓。好在主辦方提供了比較豐盛的中國餐，相信是比起參加諾貝爾晚宴更加實惠的晚餐，因此大家轉悲為喜，“動議”自動取消，本人也躲過被狠宰的“一劫”。 12月11日下午舉行《劉曉波、零八憲章與中國良心犯》為主題的會議，波蘭的米奇尼克、美國眾議員克裡斯多夫·史密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主席卡爾·戈史曼等參加。在場的記者就數不過來了。史密斯眾議員非常的熱情友好，傅希秋說他是一位議員，而且非常的友善。我在電梯裡就與他交談，對美國政府自從老布希以來的中國政策提出比較尖銳地批評。史密斯眾議員非但不研討會舉辦地的東道主、美國眾議員史密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主席戈史曼惱，還表示完全認同，並且在他的發言中再次表示這點。本人在這個問題上觀點是，自老布希以史密斯眾議員與秦晉在研討會上 來，美國放棄了世界政治格局上的領導地位，對蘇聯和中國採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對中共專制一味地姑息和縱容，錯誤地認為只要中國經濟得到長足發展，民主和人權就會自然到來。老布希數年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的位置與中共高層結下的私誼超越了民主與專制的對壘，後一位總統更是放棄對中共的政治施壓，聽任中共獲得西方主要是美國的經濟輸血重新佔據政治有利地位。小布希則被“911”事件轉移了視線，更由於同時開闢兩個反恐戰場而深陷泥潭難以自拔。這都給與中共極大機會，從容對內進行鎮壓任何政治反抗，對外獲得一片新綏靖主義氣氛下的良好國際氛圍。那麼現在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亞格蘭的勇敢決定成了黎明的報曉雞，美國和西方是否應該從熟睡中醒過來。 來自法國巴黎的雪蓮藝術歌舞團經過38小時的輾轉車程來到奧斯陸，趕赴諾貝爾獎典禮。他們中間有的身著靚麗的蒙古服裝，為整個典禮增添了風采。在研討會將結束的時候獻上一曲“中華民國頌”，演唱者王龍蒙、張逸夢等，伴奏者是75歲的音樂家夾國慶老師。法國巴黎的雪蓮藝術歌舞團奧斯陸演唱“中華民國頌”諾貝爾音樂會晚上的諾貝爾音樂會，是整個奧斯陸頒獎中的最後一項，參加的人數也是最多的，6千觀眾在這個音樂會館享受了世界級高水準的藝術表演。這是劉曉波之夜，音樂會兩位主持人一再說，“今晚是你的，劉曉波Tonight is yours”。隨著諾貝爾音樂會最後迭起的高潮達至最高點，6千余觀眾徐徐湧出奧斯陸市中心的音樂館。整個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過程中的熱情氣氛至此也曲終人散，只留餘音嫋嫋，令人回味。我不禁又想，劉曉波得獎，這一切都過去了。它應該同時是下一步更為重要的中國政治變化的開始。 諾貝爾和平獎宣佈前數周，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中國方面向挪威外長表示嚴重的關切，挪威外長把中方的關切轉述給了亞格蘭。但是亞格蘭不受干擾，不為所動，以他的意志、決心和預見，做出了果敢的、偉大的決定，才有了今天形成的繼08憲章以後對中共專制的來自國際社會的強衝擊波。下一波的政治衝擊波的形成還有賴於各種政治力量的積聚，有賴於世界領袖們的遠見和果斷。中國民主運動方可駕此長風破萬里浪駛抵理想的彼岸，最終衝破中共專制的最後一道堤壩。 這是獎項自1901年設立以來首次一個無可爭議的中國人獲得諾貝爾獎，在中國人中間引來的歡欣、爭議和敵視對諾貝爾獎委員會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獎，中國從來沒有承認他是中國人，說他是藏人；高行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中國說他是法國人；現在劉曉波得獎，中國說他是一個“罪人”。 中國的民主高潮89年後逐漸退去，經過二十年的重新醞釀積累，再次沖向中共專制堤壩。中共視諾貝爾獎如同蝴蝶效應，竭力設防，加高堤壩，以防決堤。劉曉波以及08憲章如浪潮緩緩湧來，中共奮力圍堵，看似堵住了。後一波更大的浪潮諾貝爾獎形成的衝擊波滾滾而來，其勢遠大於兩年前的08憲章，顯然還是不能衝破中共專制的堤壩。下一波更為巨大的衝擊力也許開始走向形成，也可能諾貝爾獎的衝擊波就此消退。從現在起每一個舉措都對未來中國的政治變化舉足輕重，在歷史的高速道上只有進出口，沒有拐彎和反向行使車道。是等候，是前進，還是後退？ 2010年12月16日，奧斯陸返回澳洲的途中匆匆而就

投書和平獎頒獎前夕-------在奧斯陸之見思

中國民運團體聯合工作委員會赴奧斯陸歷史見證2010年諾貝爾獎頒獎式 2010年11月11-13日於臺灣舉行的《2010年中國民主化展望與探索》國際會議作出決議派員赴奧斯陸參加今年多的諾貝爾獎頒獎式，會議產生的中國民運團體聯合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秦晉、委員劉剛、民陣理事劉浩等已經獲得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正式邀請代表大會和中國民運團體聯合工作委員會專程前往參加典禮。     12月7日到達挪威奧斯陸的秦晉當日下午前往頒獎機構諾貝爾學院，表達對於授獎劉曉波誠摯的感謝，受到主管Dag Kühle-Gotovac 先生的熱情接待，介紹認識了機構的主任奧斯陸大學歷史教授Geir Lundestad博士(圖右)，引領參觀了上個世紀早年時候和平獎頒發廳，以及諾貝爾委員會會議廳，會議廳裡面陳列了歷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相片，劉曉波也已經陳列其中。   按理說諾獎得主的相片應該頒獎時刻拍攝陳列，鑒於劉曉波不可能到場領獎，也就不可能當場拍攝，遂從已經公開的劉曉波相片挑選了一幅。 一行人將盡所能地參加這個時段的多項活動。秦晉還將代表臺灣會議以及中國民運團體聯合工作委員會發表奧斯陸感言。 一行人表示聯合工作委員會今次出席是為了表達對於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發的敬重和欽佩。 劉曉波先生畢其一生為社會不公發出呐喊，以其畢生的堅信和學識領銜簽署了零八憲章，在尊重中國現有憲法的前提下，要求中國政府著手政治改革，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提升中國人民的生活品質。 諾貝爾委員會認可了劉曉波的畢生求索，向他頒發這一極具威望的獎項公開地承認他的勇氣、智慧與奉獻，這還是對於劉曉波無私並無畏地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發出與權勢不同的聲音表示肯定。 中國民運團體聯合工作委員會向世界領袖們呼籲，步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後塵，表彰和支持勇敢地為民主自由而大聲呼喊的人，鼓勵每一個與邪惡作抗爭的人。 同時還表示，來到奧斯陸，不是為了慶賀，而是為了見證這個偉大的時刻，希望它能成為吹響中國的政治變化的號角、改變中國完美世界的開端。 聯合工作委員還想借此機會呼籲人們勿忘當代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創始人、被綁架並被終身監禁于中國的王炳章博士，另一位彭明先生也正遭受著與王炳章博士相同坎坷命運。與此同時，同樣向胡佳、郭飛雄以及其他數不清的良心犯們致敬！ 聯合工作委員會還特別地提及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瓦文薩先生，他想代表無法出席頒獎式的劉曉波作象徵性領獎，未被接受。對他的良好願望表示感謝，更加希望瓦文薩先生能一如既往地保持熱情，幫助中國人民贏得抗爭，從而歷史性地終結中共獨裁政權。 2010年12月9日星期四奧斯陸

投書「中國民主化展望和探索」研討會開幕

2010年「中國民主化展望和探索」國際會議11入在臺灣開幕，資深民運人士、前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錢達主持了開幕式，民陣副主席、三民聯合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秦晉致開幕辭，中華大學教授曾建元致歡迎辭。各界致辭的有：臺灣團結聯盟主席黃昆輝，香港立法局議員梁國雄，達瓦才仁代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致辭，澳洲綠党領袖布朗參議員和公民力量召集人楊建利通過錄影方式向大會致辭。中國民主黨聯總主席徐文立、八九學運領袖吾爾開希出席並且致辭。代表民聯陣主席黃奔、民陣主席王國興、民聯代表黃濟人、民聯陣--自民黨主席王策、社會民主黨秘書長劉因全、北京之春經理薛偉致辭。 這次會議是在08憲章簽署人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中國海外民運的第一次大集合。來至美洲、歐洲、日本、香港、澳洲和臺灣本地的近百位專家、學者、政治活動家和民運人士出席這次會議。 本次會議是由傳統的中國民運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主中國陣線、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共同主辦，臺灣民主基金會指導，臺灣發展與文化交流協會承辦，全球治理與區域發展學會協辦。臺灣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和臺灣民主進步黨主席、五都市長參選人蔡英文贈送花籃祝賀大會的成功召開。大會邀請了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出席並且致辭，總統辦公室婉轉表達了謝意和祝福。 附大會籌委會與馬英九總統辦公室之間的信函往來 中華民國 馬總統英九先生： 2010年《中國民主化展望與探索》國際會議將於11月11日-13日在天母農訓中心隆重舉行，主辦單位邀請了海峽兩岸和海外政治經濟專家學者、國際時事觀察家和社會活動人士等參加此次國際會議，專題研討中國大陸未來的政治民主化問題。將有來自北美洲、歐洲、大洋洲、日本、香港、中國大陸和臺灣本地共約百人出席這次會議。 大會籌委會感謝民主的中華民國為本次會議的召開提供了地利之便，使得世界各地推動和 關注中國大陸民主化人士得以奔赴中華民國臺北參加此次盛會。 中華民國經過不到二十年的民主政治的演變和發展，已經成為世界民主大家庭中較為成熟一員而足以引以為豪，更可以對海峽對岸仍然政治專制的中國大陸展示民主的典範。 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是全世界民主社會共同的道義責任，一個民主化的中國更是海峽兩岸和諧共存、中華民國國家安全的切實保障。馬總統身為中華民國最高領袖，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幫助解救中國人民擺脫中共專制，共用民主與自由，是政治領袖所具有的政治智慧和勇氣的清晰展現。 因此，本次會議籌委會竭誠邀請馬總統蒞臨11月11日上午8點30分至10點的開幕式並且發表講話。我們深知馬總統日理萬機政務繁重，但是馬總統能夠撥冗蒞臨大會，是對中國大陸民主的巨大支持和鼓勵，是對13億翹首盼望民主的中國人民的心理寬慰，也是勇於領先世界政治領袖的一種風範。 敬祝 政躬康泰！ 錢達、曾建元、秦晉 頓首 2010年11月4日 2010年《中國民主化展望與探索》國際會議 籌備委員會成員： 莫逢傑（民聯主席） 王國興（民陣主席） 黃奔（民聯陣主席） 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錢達（前中華民國立法委員、"三民"聯合工作委員會監察長） 汪岷（"三民"聯合工作委員會總幹事） 秦新民（中國民聯總幹事） 秦晉（"三民"聯合工作委員會秘書長） 馬英九總統辦公室的回復： 曾建元 ：您好！ 您的電子郵件已經處理完畢，相關資訊如下： 回覆內容：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曾副教授建元道鑒： 本（99）年11月4日致 總統電子郵件敬悉。感謝邀請 總統出席「2010年中國民主化展望與探索」國際會議，惟因 總統另有要公，不克蒞臨，奉 示代致賀忱。知關 錦注，特此函復，請代為轉致聯名之錢達及秦晉先生，並祝會議圓滿成功。 順頌 時祺 總統辦公室 敬啟

投書曉波獲諾獎與中國的民主化

諾貝爾獎從1901年第一次頒發到現在已逾百年，其中只有和平獎這一項是專門表彰對人類社會的進步、世界和平以及對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發生變化做出傑出貢獻的人物。該獎項的頒發可以引起日後的社會和政治的變化，可以引起國際社會對獲獎者所從事的事業有更高的關注和支持，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南非的曼德拉、南韓的金大中、波蘭的瓦文薩、前蘇聯的戈巴契夫、緬甸的昂山素姬等等，都屬此類。     2010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發給身系牢獄的08憲章領銜簽署人劉曉波先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民一個世紀以來爭取民主和自由一個最大的認可和鼓勵。得獎人是劉曉波，但是受益人卻是13億翹首盼望民主自由的中國普通民眾。這個獎項在這個時候讓中國人劉曉波獲得，必將對中國未來政治變革產生一個極大的推助作用，這一定是未來中國變化的新起點。我清楚地感受到了中國嚴重滯後的政治巨變即將到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效應已經清晰可見。用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競選時候用過的一句話，“The wind is behind us”，我的理解就是，中國人民的百年追求如今有了東風，東風送“我”入九霄。     11年前的1999年，中國民主運動的代表人物魏京生和王丹獲得提名，奪標呼聲正高，但是宣佈的結果是“無疆界醫生”。諾貝爾和平獎與中國人失之交臂，也就意味著中國人民民主自由的目標實現還需要延後和推遲，令人扼腕痛惜。當時的中國經濟發展正勁，世界也沒有準備好迎接一個民主中國，美國總統克林頓還率領著世界的錯誤的思想和潮流，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中國的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民主自由會自然到來。又一個十年過去了，中國的經濟實力更加強勁了，經濟總量穩步上升，現在已經到達了僅次於美國的第二位經濟亞軍位置上，但是中國政治民主化仍然沒有在中共高層的政治時間表中。相反，中共卻要充分使用三十年積累的經濟實力，用專制獨裁的價值觀推行與全世界。這就過了，過了也就錯了。     中國總理溫家寶先生，最近在短短一個月內，在中外多個場合，六次談及敏感的政治改革話題，並提出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的成果必將“得而復失”，不改革，死路一條，溫家寶總理在出席聯合國會議和面對美國新聞界的採訪時，強調他對政治改革的決心是：“風雨無阻，至死方休”。我很歡迎也很讚賞溫家寶先生的豪言壯語，現在就要看溫先生的實際行動了，接著中國人獲獎的強勁東風，切實地進行政治改革。我給溫先生支個好招：與胡錦濤總書記商議一下，召集中共政治局九常委，開個會議，認真討論一下，接受國際社會的良好建議，學習肅清王善耆禮遇劉曉波，通知劉曉波收拾行裝前往奧斯陸領獎，主動進行朝野和解和互動，共同進行政治改革。如若不能，或者不做，更為糟糕地對國際社會的勸諭置若罔聞，那麼溫先生所有的豪邁和動情都將是葉公好龍而被貽笑大方。     柏林牆1989年倒了，但是“北京牆”卻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築起。在2010年10月8日星期五，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就好比森嚴的“北京牆”上突然豁開一條巨大的裂縫。 “破曹需用火攻，火攻必須東風”，這個東風我們已經借到了。西方民主世界的領袖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冷漠已經二十多年了，挪威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做出了極為有利於13億中國民眾的明智決定，我由衷地感激。他們率先警醒了過來，聽到了中國人民痛苦的呻吟，開了世界之先河，這將喚醒沉睡或者夢幻中的西方領導人，美國總統奧巴馬醒了過來，世界其他政治領袖們也將醒過來。劉曉波獲得這個獎項，是姍姍來遲了一些，但是還是來了。對於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國來說，實在是可以比得上大洪水以後諾亞方舟上的鴿子放飛銜回了橄欖枝。     下面這段文字相信有很多人知道它的出處：“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這段文字中的“它”是指“中國革命”，今天我引用“它”是指“中國的民主自由”，中國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實際現狀就如同這段文字比喻。     2010年11月14日

投書澳洲大選「馬後砲」

馬後炮是象棋的棋局術語，在日常生活中卻是一種“賊去關門”無用做法。澳洲大選揭曉了，所以就成了“馬後炮”。   2010年澳洲聯邦大選今天落下了帷幕，兩大主要政黨工黨和聯盟黨各自與5位獨立議員和一位綠党議員經過17天艱難的拉鋸，結果出來了，一家歡喜一家愁，救了青蛙餓死了蛇。   還是從這幅漫畫說起吧。經過一番激烈的肉搏，吉拉德和 亞伯特打得難分難解，勝負不分，雙雙懸空懸崖正使勁用力攀住峭壁爬將上來。三位獨立議員怡然自得坐山觀虎鬥，一邊還高喊著“實 在想當總理的把手舉起來”。危急關頭絲毫差錯都會墜落萬丈深淵粉身碎骨。吉拉德和亞伯特都舉不起手，等待著三位伸出手來拉一把。   這次大選出現兩大政黨勢均力敵這一罕見的結果，讓這“一體三位”第 一次成了決定兩大政黨未來三年政治命運中心人物。“一體三位”獨立議員所屬選區的選民以保守主義為主，傾向上自然意屬聯盟黨。其中一位獨立議員突發奇想，希望組成兩個政黨聯合政府，非常理想化。澳洲媒體上因此出現一幅漫畫，好像是仙境之中，兩黨前排議員和部長互相手拉手肩並肩的在一起，共同組閣治理澳洲。這使筆者聯想到來自耶和華見證人宗教團體的另一幅畫，人獸相居一處，互相愛護互 相敬重，感慨地不禁要說，“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一體三位”經過17天的待價而沽，反復權衡，最終打破初始的盟約而解體並且分道揚鑣，一位支持聯盟黨，另二位支持工党，最終吉拉德以76席對亞伯特74席組閣下一屆聯邦政府。險勝。   為何筆者原來就估計吉拉德將慘勝亞伯特，最主要的原因是“一 體三位”矢言對澳州選民的負責，其核心就是下一屆少數政府的執政穩定，要充分利用這次機會保住並且擴大為自己選民所爭取以的往不可能 爭取到的利益。不到萬不得已，不進行重新選舉。多方不希望重新進行選舉：工党不希望，重新選舉也許結果更壞；綠黨不希望重 新選舉，已經登峰造極的結果無需畫蛇添足多此一舉；獨立議員們也不希望重新選舉，重新選舉的結果未必如願，自己獲得的席位未見得保全。只有聯盟党最有意願重新選舉，可以進一步擴大成果，但是不願意承擔挑起重新洗牌而進行新選舉的罪名。這個選舉結果就像一個過了預產期的難產嬰兒，但是還是生產了下來。   吉拉德喜不自禁，記者會上可以明顯地看到她難以掩飾的內心的喜悅，幾乎是強忍著不讓自己的喜悅心情表露無遺，畢竟是真正經過選民選舉出來的貨真價實的總理，而非通過黨內非常程序“僭位”總理，而且是澳洲第一位女總理。五天前財長斯旺在悉尼的經濟政策發佈會上已經暗示工黨將最後挺過這一關上台組閣，同時聯盟黨方面也透露出無可奈何花落去無奈的氣息，估計最終是工黨執政。   仔細回顧一下以往澳洲政黨輪替執政過程，就可以發現新政府上臺一屆以後總是遇到險些翻船的大風浪。霍克政府是如此，霍華德政府也是如此，所以本屆工黨政府險些跌落懸崖也符合澳洲政治的慣例。霍華 德政府1998年選舉的時候一口氣丟失了18個議席，兩黨的支持率還是工黨以51對49壓倒霍華德政府，只是霍華德在邊緣選區的運作得當才險勝了比茲利。   這次大選的結局是否會改變澳洲的政治生態，是一件非常值得觀察的事情。澳洲一向被兩大政黨左右政局，其他小党和獨立議員的作用非常弱小，很難有所作為。   今天澳洲聯邦政府需要依靠幾位獨立議員的支持才能組閣，為了執政，雙方都對獨立議員作了很大的讓步。讓選民看到了獨立議員在這次選舉結果後的巨大作用，也看到了獨立議員選區的選民能夠得到更多的實惠。原來被遺忘的邊緣選民一下子有機會成為中心和寵兒，原因就是政府為了執政不得已與獨立議員達成一些有利於他們選區的協定。   選民會食髓知味繼續選舉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其他地區的選民也會因此效尤。選民因此放棄傳統的盲目的投票方式選擇大的政黨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改選改選獨立議員來確保自身的利益。這樣就會產生新的政治格局的變化，主要政黨會弱化，就必然使得澳洲的政壇更加五彩繽紛，有才華的人士可以得到機會直接面對選民發揮其政治才能，而無需借助大的政黨在政壇發跡。   如果今天的結果在將來進一步發酵和放大的話，那麼這次三位獨立議員與兩大政黨的討價還價就可以為今後澳洲政壇百花爭妍向多極發展開了先河。     這次澳洲綠黨是個大贏家，不僅在選舉中獲得有史以來最高的支持率，而且在選舉以後進退得當，可圈可點。綠黨最先明確表示支持工黨，使得工黨的席位上升到73，對工党以後談判成功最終組閣起到了穩定危局的定海神針作用。然後吉拉德極為耐心地把塔省的獨立議員虹吸近來，上升到了74席。這樣就使得待價而沽的“一體三位”很難搖擺到聯盟黨一邊。   吉拉德組閣了，如何擺正大黨與小黨的關係，與獨立議員的關係，都是需要仔細考慮的。賞罰分明，四方可行。綠党對吉拉德能夠最終執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為了今後三年政 府的平順，吉拉德應該有這個眼界採取分擔政治壓力和責任的做法，這也是進一步穩固自己少數政府的正確做法   少數的弱政府的出現，對澳洲政治未必是一件壞事。   2004年大選以後霍華德掌握上下兩院，一意得志滿就走向反面，三年後大敗，而且敗得赤條條的連自己的議席都丟了，晚節不保貽笑大方。陸克文2007年大勝，民望節節高升，也就開始不知道自己了。先是氣候議題的豪言壯語忘記了，民望大跌；然後又是礦業稅問題上一意孤行，油鹽不進，被同僚逼下了台。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工黨此次險些走麥城，責任源頭應在陸克文。覆巢之下安得完卵乎，還連累了2007年 擊敗霍華的的保持三十餘年席位的前媒體記者女議員。少數政府會時時謹記自己權力有限，不得妄為，反而因為小心謹慎如履薄冰如坐針氈而“業精於勤行成於思”。   聯盟党亞伯特雖敗猶榮，他是一位勇士型的領袖。聯盟黨下野三年，換了兩次領袖，如果是前兩位任何一位在大選中一搏，肯定沒有亞伯特的赫赫戰果。亞伯特未來三年的領袖地位應該穩固，與澳洲第一女總理基拉德還繼續有一搏。   工黨這次雖然最終贏出，實在是很慘烈，幾乎墜落懸崖。工黨需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三年生聚，三年教訓，不謂不深刻啊。吉拉德在誘惑面前還是表現出了動搖性，這也是人的通性。五周的競選中工黨內部事故不斷，吉拉德自己也犯錯誤，卸下化妝露出廬山真面目，這肯定是一個敗筆。吉拉德比較有妥協精神，很有耐心地爭取傳統上屬於聯盟党的獨立議員，儘量採取妥協的辦法，滿足他們的要求，才起死回生得以組建少數政府，終於使得這次聯邦大選落下了帷幕。

投書帷幕難落的澳洲聯邦大選

以往聯邦大選一般都是在大選日當天晚上9點以 前，最晚不超過10點以前揭曉。輸的一方領袖先亮相推盤認輸，致電勝的一方表示良好的祝願，然後勝 的一方亮相，滿懷豪情地一番激情演說，大選落幕。   正如預測，這次大選工黨政府和聯盟反對黨雙方勢均力敵難解難 分。完全可以確定，雙方都不能獲得法定組閣的76席，最後雙方都可能停留在最高73席位 置上止步不前。   今次大選率先亮相的是綠党領袖布朗參議員，這次大 選對綠黨來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總席位翻了一倍，由原來的五個參議院議席增加到9席，再加一個大選零突破的下院議席共10席。布 朗以他一貫渾厚帶有磁性的語音語調宣告了本次大選的勝利，成為本次大選第一大贏家。筆者及時通過布朗參議員的國際事務助理致電祝賀。   第二位亮相的是留守總理吉拉德，堅定地相信工黨會贏得大選，政 府在選舉中獲得了兩黨優先選擇，有資格組閣政府。她自認為有能力與幾位獨立議員進行溝通組建一個可以穩定運作的政府，而且以前就有與 這些獨立議員合作的記錄，並且進而承諾進行議會改革，滿足獨立議員的政治需求。   亞伯特今次大選表現不俗，2009年 末以一票的優勢接過反對黨領袖一職，誰也沒有預料到亞伯特此次大選的精彩表現，以他不凡的體魄，沉著冷靜少犯錯誤，幾乎將 工黨政府推下懸崖創造一屆政府的新記錄。深夜零點之前不久，亞伯特出現在悉尼四季五星酒店，受到英雄凱旋般的歡呼喝彩。艾 伯特聲稱這次選民呼聲已經表明工黨政府失去了領導澳洲的合法性，聯盟黨的基本盤遠大於工黨，有能力組閣政府。   四周前參加亞伯特在悉尼的聯盟黨社會政策發佈會，鄰 座的是自由党曾任移民部長後改任律政部長盧鐸，盧鐸對筆者聲稱誓奪前總理霍華德的Bennelong選區席位，定報一箭之仇一雪前恥。筆者也曾想過，如果不是國家党敢言議員巴納比喬伊絲（正話反說就是大嘴）發難，引 發聯盟黨內重新洗牌，就沒有亞伯特以一票之優勢奪得領袖之地位，就沒有聯盟黨這次強勁有效的選戰。以騰布Turnbul的價值觀和個人性格，在氣候環境問題上會與陸克文政府採取合作態度，那就不會有後來政府方面在亞伯特的猛烈攻勢下門前 告急。亞伯特的個人體能和毅力不可輕視，他的個人爆發力的猛烈一擊幾乎使工黨政府跌落懸崖。   究竟誰能最終入主坎培拉，在未來兩周之內還是一個未定之數。根據選情分析，工党最終重新回 到坎培拉的機會要高出聯盟黨。分析一下已經選出的三位獨立議員和一位綠党議員的支持少數政府的意向，就可分出高下。從澳洲政治光譜來 看，工黨和綠黨同在中線以左，新選出的綠党議員已經明確表示會支持少數工黨政府，相信工黨政府將會是一個穩定的政府，能夠 實現施政綱領。在這一點上，吉拉德略占上風，亞伯特屈居下風。二位紐省獨立議員和一位昆省獨立議員原系聯盟黨系統， “叛出”聯盟黨兩黨同盟之一的國家黨，已經明言結成一體共進退。雖說他們與聯盟黨更具共同理念和語言，但是個人情節難以釋懷，這 個時候呼之即回聯盟黨，在情理上不易通過，更兼大選日當晚國家党副黨魁巴納比喬伊絲對獨立議員多尼溫莎惡言相向，情何以堪。   當然，他 們也非庸碌之輩，只看一己私利惘顧澳洲整體利益。首先，他們要明確他們所支持的少數政府能夠平穩運作下去。根據這個考量， 如果他們支持工党吉拉德政府，這個願望達到的可能性存在；如果他們支持亞伯特政府，平穩運作幾乎不太可能。即使亞伯特下院組閣政府，在 上院幾乎沒有可能獲得新取得權力平衡作用的綠黨的背書，亞伯特政府就必將難以為繼，重新大選就勢在必行。這就與三位獨立議員的同意支 持少數政府的平穩前提相左。在政綱方面，三位獨立議員都比較認同環境氣候議題和工黨的寬頻信訊方案。吉拉德又可獲得積分，而 亞伯特急就章重新考慮寬頻政策就比較顯得大範圍穿插跑位不及。   在西澳O’Conner選區取代老資格自由党議員的新秀Tony Crook明確表示不與聯盟黨為伍，保持其獨立議員本色。若與工黨政府合作，前 提條件就是工黨必須廢除引起陸克文下臺的直接導火索“礦業稅Mining Tax”，對 於這個要求，吉拉德已經予以否決。   澳洲總督平時無事，是一個虛位閒職。今次大選的結果迫使她入圍參與。她的女兒去年嫁給了工党新秀，此 新秀積極參與6月24日“謀刺”陸克文行 動，是吉拉德的背靠力量，如果吉拉德未能保住工黨政府，他有可能問鼎工党領袖一職。總督已經進行法律諮詢，是否需要由於 “利益衝突”而避嫌兩黨組閣之爭。當然，總督有權指定吉拉德和亞伯特之中任何一人組閣政府，這就是總督在這個關鍵時刻的權力和作用。   工党女總理吉拉德艱難的黑夜終將過去，雖然目前尚未露出曙光。亞伯特陣營的絢麗燦爛即將結束，筆者一直稱之為足球比賽的澳洲大選全場90分鐘比賽結束，未有勝負，30分鐘加時賽也已經過去，仍舊不分勝負，現在進入了點球決定的時刻。筆者估計點球結果是吉拉德慘勝。如果反過來亞伯特勝出，澳洲將不久以後重新選舉，幾位獨立議員都表示出於政治責任和政治道德，他們不願讓這個結果出現。   秦晉 2010年8月23日星期一

投書顛來倒去的澳洲大選選情

這幅漫畫約兩周前的“一星期”THE WEEK雜誌封面上刊登，叫做“坎培拉最後的探戈”，吉拉德與亞伯特正在舞池中翩翩起舞。吉拉德和亞伯特背後的數字分別代表了他們各自擁有的支持率。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吉拉德手中握著的一把利刃，意味著吉拉德剛剛宰殺了陸克文。跳交誼舞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情，這幅漫畫中表現出的是表面的優雅輕鬆，卻也表現政治刀光劍影血腥骯髒的一面，是冰炭共冶一爐的寫照。     選舉是澳洲人民生活中的組成部分。每三年一次聯邦大選，全國人民一起參加。每四年一次州大選和地方選舉，所在的州和地方的選民參加。如何比喻形容都無傷大雅。     筆者比較喜歡把它比作一場賽事，這次輸了過若干年再來。參加比賽運動員就必須有勝不驕敗不餒的心境，尤其要多學學中國乒乓球運動長盛不衰雄霸世界小球之冠的那種自我要求，勝了只能說明是過去的成績，一切從零開始；敗了總結經驗和教訓，力爭捲土重來反敗為勝。中國雖然沒有民主選舉，卻率先培養好了垂范民主選舉的體育運動員良好競技的精神。這一點是中國政府可以誇耀並要求西方民主國家反過來先學習一下的。     2010年澳洲聯邦大選的競選活動進程近半，選情顛來倒去已經了發生很大的變化。競選開始時候的政府領先優勢不復存在，原來處於落後的聯盟黨後來居上，到了第二週末的時候，已經反過來52對48領先政府，到今天又變成了50對50的勢均力敵。筆者根據開始的選情曾經認為聯盟黨贏得本次大選不太可能，這樣的早晚快速變化，真是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競選開展以來，發生了好幾件令政府難堪選情逆向的事件。比較嚴重的，對政府選情產生比較大負面影響作用的是內閣商討政策“漏泄”和吉拉德拋開面紗露出真容。是誰洩露了政府內閣政策商討機密，懷疑指向了剛下臺的前總理陸克文。心懷怨恨的前工党領袖雷森出來講話了，說陸克文有這個先例；前聯盟党政府外長唐納出來講話佐證陸克文接受政府有意提供的資訊難堪同為工党的影子外長，最終取而代之。     陸克文斷然否定洩密，並提出訴諸法律對簿公堂。唐納又發表聲明說是他的話被錯誤讀解了。典型的“兜頭一盆屎，不是自己拉的也夠洗的”。工党同僚有評論，如果確證是陸克文的作為“洩密”破壞吉拉德的選舉拉工黨下臺，那陸克文就會與雷森等人一樣，be consigned a permanent place in the gallery of villains，用中文表達就是“被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吉拉德在這個麻煩問題上雖然面臨困境卻還是表現的臨危不亂，說話得體沒有丟分太多。陸克文否認了，疑點轉向了即將退出政壇的商業部長 Lindsay Tanner，他反駁這個指責和猜疑純屬無稽之談，沒有絲毫根據。把這次競選比作一場足球賽，那麼本來賽事有利與政府一邊，後來突然場上風雲突起，在野的開始掌握比賽節奏，扭轉了局面。這個時候政府一方大門前大擺烏龍，險象環生。這是工黨內部陣營潰亂的跡象。     澳洲工党有這麼一個傳統，就是一些少數人握有實力在幕後運作推出政策，根據選情更換前臺人物。一位工党人士告訴筆者，2006年的時候，陸克文被認為形象清新可獲得選民青睞，所以被推到台前與霍華德一爭高下，但是陸克文的孤傲個性使得他在身邊幾乎沒有朋友，所以在受到顛覆的時候幾乎無人出手相助。這是他的個性使然。工黨內部握有實力的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和認知擁立或者罷黜，紐省兩位工党省長冶馬和裡斯以及總理陸克文結局大致都是如此。     中國戰國時代有個很著名的故事，伍子胥過韶關一夜愁白了頭。楚平王為兒子娶媳婦，聽信了費無極的讒言自己納入，以後演義出伍子胥出逃，帥吳兵幾乎滅楚國的故事，全部悲劇的禍根就是小人費無極。     總理吉拉德一改自成為總理五個星期以來的形象和做派，聲稱要返璞歸真成為真正的吉拉德。這等於不打自招自己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五個星期以來的“吉拉德”不是吉拉德，卻是背後蒙著面紗的“神秘人”。這是門前禁區外犯規，雖然不是點球，是一個直接任意球。亞伯特有了射門入網贏得賽事的機會，這一下就要看亞伯特是否有巴西濟科法國普拉蒂尼的腳下功夫，踢出一個能夠繞過人牆直竄網底的“香蕉”球。     2010年8月4日

投書電視辯論和禍從口出

2010年澳洲聯邦大選競選活動已經進行一周，7月25日星期日晚在首都坎培拉進行了本次聯邦大選唯一的一場為時六十分鐘的電視辯論。     總理吉拉德的開場白再次使用了大選開始以後在昆省第一場的演講中使用頻率高達24次的“向前看 Moving forward ”，闡述了工黨的執政主張：增加就業、降低公司稅、增加養老退休金、扶持小生意、完善全國英特網路、完善家庭所必需的設施如醫療和教育，確保每一位澳洲的孩子可以接受一流的教育，爭取在2013年之前將政府預算由赤字變為盈餘，政府投資太陽能和可更新能源。     亞伯特的辯論則對政府的攻擊性比較強，對工黨政府三年來的政績給與全面的否定，針對政府提出的最響亮的主張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消除浪費、償還債務、停止徵稅，阻止船民。亞伯特強調他言必信，行必果。     筆者認為總理吉拉德與反對黨領袖亞伯特這個回合的交手各有千秋，基本打了個平手，雙方都未能通過這個辯論佔據多少先手。雙方唇槍舌劍，互相詰難，盡力打擊對方的軟肋。     顧左右而言其他是雙方的辯論技巧，難以啟齒或者沒有答案的問題，雙方都採取繞著走開的方式。當問及吉拉德在奪過總理一職之前有無提醒陸克文政府政策方面的失誤的時候，吉拉德繞著圈子就是不回答，最後說了一個與問題相去有距離的話，在選擇效力于陸克文和澳洲人民的之間，她選擇了後者。普通民眾可以從中體會到政治人物說話的技巧，避實就虛，避難就易。     一周的競選活動已經過去，執政的工黨支持率有所下降，由上周的55%對45%縮水到了52%對48%。餘下的四周競選活動中雙方都會加大力度，保持平穩的陣勢，力爭勝出。這如同一場基本定局的足球賽，雙方都力保大門不失。大約兩周前一位工党議員在悉尼發表演講，台下有聽眾提問，演講人洋洋灑灑侃侃而談，就是不回應問題本身。演講會後提問人抱怨演講人沒有回答問題，演講人輕聲向提問人說明就裡：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聯邦大選即將進行，為避免不必要引起的軒然大波，影響選情，還是繞開問題為好。     這場政治鏖戰雙方的主將都來自英國，吉拉德來自威爾士，亞伯特來自倫敦，如果按照美國的政治要求，兩位都沒有資格競選國家最高政治領袖的職位。澳洲與英國的關係，如同產後嬰兒與母體之間的臍帶尚未剪斷，兩位英國出生的政治金童玉女，齊齊到了澳洲發揮他們的政治才能。兩人年歲相近，澳洲聯邦議會工作經歷長短相差四年。亞伯特1994年進入聯邦議會，吉拉德1998年衝破黨內政敵重圍殺入聯邦議會。兩人都在黨內扶搖直上，今天對壘2010年澳洲聯邦大選。     兩人都有各自的政治負擔。對於吉拉德，一是陸克文“魂去不遠”，選民記憶猶新；二是背後工會影子太強烈，這些都是負面的作用和影響。對於亞伯特，他不受女性選民的青睞，政治傾向太靠右，宗教色彩過濃。     這次大選，性別一定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吉拉德乃澳洲開山立萬第一位女性總理，占一半女性選民應該支持她成為大選選上的總理，而非內閣政變出來的總理，絕無理由讓她成為澳洲歷史上總理生涯最短的過渡性的人物。吉拉德的暫露頭角可以視作為全體澳洲女性的光榮與驕傲，多數女性將票投給她實在是情理之中。所以才會有媒體為她叫好，認為吉拉德已經在必勝之道上了on the track to win。     另外，工黨已經與具有國會權力平衡作用的綠黨之間進行了“以豬肉換羊肉”互惠互利的交換，這對亞伯特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雖然亞伯特聲稱這次大選應該是治理國家能力的比較，而非性別的比較，而且在辯論的一開始就抬出自己的夫人來壓一下女性人氣正旺的吉拉德。但是這些都將於事無補，難以奏效。     迄今為止總的來說，澳洲的政治鐘擺還在左邊，在工黨一邊，還沒有滑過中線到靠右的自由黨一邊。海浪拍岸，潮漲潮退的時間間隔有規律可循，澳洲的政治有這個意味。亞伯特雖得其位，但不得其時，縱然使出渾身解數，估計也難扭轉乾坤。     2010年7月26日

投書澳洲2010大選工黨策略初奏效

為期五周的澳洲聯邦大選已經開始。7月17日，澳洲女總理吉拉德獲得了澳洲女總督的首肯，解散了執政兩年又九個月的陸克文-吉拉德工黨政府，定於今年8月21日為 大選日。   上 個月24日，民調一路高攀的陸克文總理在數個議題上一意孤行，導致工黨民調直線下跌，引起黨內一片恐慌，為了工黨的集體和最高利益，臨陣換帥，陸克文中箭落馬。近一個月來的民調變化證實了工党更換党領袖的策略基本奏效，支持率已經明顯回升。   吉拉德宣佈大選以後的第一天民意測驗，根據悉尼晨鋒報報導，執政的工黨與反對黨之間的差距之比是55對45，大選勝敗的天平明顯地滑向執政的工黨一邊。但是實情應該對吉拉德沒有這麼樂觀振奮，對亞伯特沒有這麼悲觀沮喪。16日的預測只要百分之二點三的選民投票轉向就可讓政府更迭。這些報導和民意測驗有點通訊聯絡落後的戰地報導意味，不同面和角度看同一事務得出的不同結果。   但是吉拉德還是謹言慎行，聲稱大選將會十分激烈，如同knife-edge，用漢語讀解就是“針尖對麥芒”。另一方的亞伯特雖處下勢，但是信心依飽滿十足，聲稱聯盟黨可以贏得大選。如同2001年的大選，儘管霍華德攜船民事件和反恐事件 突然改變澳洲政治版圖的便利而勝券在握，反對黨領袖比茲利照樣信心堅定地表示：我已經準備好了做一個“全屆”總理，我們將贏得這次大 選。   一個能喝酒的人往往會自謙地表示不勝酒力，一個已經醉得連酒杯都不能準確地送到自己嘴邊的人卻會迷迷糊糊地說自己還能喝。   其實自從澳洲在位最長總理蒙席斯以後澳洲還沒有過一屆被換下的政府，如果要勉強計算的話，與中國建交的惠特拉姆工黨政府可以算一個。當然霍克1985年和霍華德1998年都曾經在第二屆連選的時候分別遇到過反對黨領袖畢考克和比茲利嚴峻挑戰，險些敗選。   根據目前澳洲的國情，政治鐘擺還停留在左邊，還沒有滑過靠右的中線，可見這次大選還沒有更換政府的特別險情出現。這也是筆者所能理解的為何三年前的時候，考斯特羅不願意接 手反對黨領袖一職深層原因。   在野的反對黨已經走馬燈似地三易其主，考斯特羅深諳此道，總理一職對他來說，2007年大選的失利就與他永久無緣了。繼續盤桓政壇是對自己才能和前途的無謂耗費。黨內懷有問鼎之心者眾多，雖然可以領導聯盟党國會裡面奮鬥 一屆時間，奪回執政機會非常渺茫，除非對手出大錯，錯得像93年休森博士一樣輸掉“只贏不輸”的選舉。黨內才 俊個個摩拳擦掌的，怎能讓考斯特羅領袖位置上停留兩屆的時光，豈不為人做嫁衣裳？所以聰明的考斯特羅也就“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   吉拉德在大選前被黨內“無臉人”（亞伯特這麼稱呼他們faceless）拱上臺，內心不服者為數不少，手持的鋒利尖刀上陸克文血還在滴著，心裡總是有點戚戚，昆省選民流失的可能性還是有的。所以本次選戰開始後第一站就是昆士蘭，意味比較明確，儘量給與陸克文和昆省選民以心理安撫。   吉拉德還承諾，會在當選後邀請其前任陸克文入閣。她說：“我說過，陸克文會在重新獲得委任的吉拉德政 府中出任高級部長，我會遵守這個承諾。”不過陸克文會否回到內閣中擔任外交部長？筆者認為不會。曾經滄海難為水啊，當過總理的還會回來當外長？樹不能倒長的。在澳洲歷史上好像還沒有一位先例，霍克和基廷都沒有回過頭，陸克文也應該一去不回頭的。   另一個現象值得注意，以往大選總是兩黨競爭，這次基本格局不會大變，但是第三黨顯然已經出現，不可視而不見。競選廣告招牌上是三個人，現總理女性的吉拉德，反對黨領袖亞伯特和綠党領袖布朗。幽默調侃的廣告不禁使人想起了90年悉尼晨鋒報上一幅漫畫，霍克與畢 考克兩個巨人爭搶著要成為澳洲國會的主人。綠黨所考慮的不是目前主要大黨爭吵的議題，更為重要的是人類社會長期生存和發展的問題，是 子孫後代的問題。誠所謂遠慮者無近憂。　   既然生活在澳洲，澳洲定期的政治選舉是所有澳洲人生活中的大事件，不管是已經根植於此數代的澳洲人，還是剛加入澳洲籍領了新護照的澳洲人，都要履行責任和義務。同時這也是體現“民主是一種理念，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更為重要是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那 麼一種西方民主社會有別於世界上少數存留的專制政體的社會文明。 秦 晉 ２０１０ 年７月２０日

投書旦夕變化的澳洲政治——聯邦大選前政治角逐

2010年6月24日毫無疑問是陸克文進入澳洲政壇以來最為痛心疾首的一天，他傷心地掉下了眼淚。前一天晚上的時候陸克文還在強作顏歡面對媒體，不到12個小時，他就被他的同僚無情地請下總理寶座，結束了兩年又203天的總理生涯。世事難料，數月前，陸克文還是戰後幾十年來很少幾位獲取高民調的澳洲總理，何時開始全面崩潰？其速度之快，來勢之猛，令人眼花繚亂瞠目結舌。       個把月前，陸克文工黨政府民調直線下滑，前工党總理霍克曾經放風由副領袖Julia Gillard吉拉德取代，可以阻止民調繼續下滑，從而保證今年的聯邦大選工黨勝出。然而吉拉德則一再聲明不會接受此議，她更注重的是做好現有的副領袖工作。總理陸克文也斷然拒絕下臺。     筆者曾經推測，工黨政府雖然民調下滑，但不至於成為一屆政府。大選逼近，河中換騎本是大忌。陸克文下臺，換上吉拉德，不一定有效止住民調下滑。繼續陸克文帶領大選，也未必大選必輸。吉拉德上臺的確可以創造一個澳洲女性領袖的歷史記錄。帶著這個問題問了幾位澳洲人，他們的回答都是心理上和感覺上還沒有準備好。     好像三個星期前，看了ABC電視臺晚間7點30分政治評論節目，記者David Marr接受關於他之前寫過的批評陸克文報導的訪談，他說到了總理的個性，難於容人，特別提到了2009年丹麥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的言語粗魯和行為失態，用了英文詞“崩潰debacle”。根據Marr的說法，那是陸克文的總理從頂點開始逆轉的轉捩點。當時為之一震。難道真如希特勒東線戰場看到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頂尖，但從此未能再前行一步，一直到退到柏林第三帝國滅亡？     不過，2007年的聯邦大選工黨勝出，使得澳洲的工黨政府“從牆根到牆根”，聯盟黨輸得精光徹底。但是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了物極必反的進程。凡事不能完美，總需要留有一定的缺失和遺憾，完美了也就開始向“完蛋”進發了。紐省工黨執政時間太長，鐘擺開始向自由黨方向滑去，一個多星期前的紐省Penrith選區補選，這個傳統的工黨選區居然發生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選民的倒戈，其實在一年以前在另一個傳統的工黨選區Fairfield已經發生了高達百分之二十七的倒戈，雖然席位仍然由工黨獲得。可以斷定，明年的紐省大選，工黨將一敗塗地。這次在紐省的州補選，對困擾的聯邦工黨政府是百上加斤，邊緣選區的工党議員開始為自身的席位更加擔憂。在這麼一種心理恐懼之下，換領袖爭取維持選民的支持率。那麼陸克文的總理寶座到了岌岌可危的時刻。     為了工黨下一次聯邦大選的勝利，儘管吉拉德一再表示無意挑戰陸克文，在黨內各派系的支持下，已經陳橋黃袍加身的吉拉德向陸克文攤牌了。陸克文接受了，滿臉堆笑地進行最後的角逐。但是陸克文立刻發現大勢已去，遂俯首稱臣，吉拉德無爭議地成為澳洲第二十七為總理，同時也開了澳洲女總理的先河。     “不謹慎”無疑是陸克文的一大弱點。千里長堤毀於蟻穴。陸克文偶爾出言不遜、錯待身邊的工作人員，一貫強勢高壓作風，累積起來可成大害。按理陸克文深通漢學，當上總理之後更應多用漢文化當中的中庸之道，行事謹慎平穩，善待同僚，善待下屬，善解人意，在危難之時才會得道多助。遠見未萌，避危無形。看來陸克文只得皮毛，未得精髓，遭此敗績，也是定數。     在澳洲政壇上，這樣的政治戲劇不是首出。1990年12月，工黨政府財長基廷逼退了名望甚高的霍克總理。霍克當時說，我是被澳洲人民選上的。今天的陸克文也這麼說，我是由澳洲人民選舉產生的總理。但是澳洲的政治遊戲是允許政黨按照自己的政治意願去選擇領袖的。在澳的二十多年，親眼目睹了兩次總理被趕下臺，都是工黨的。反對黨領袖被逼下臺就數不過來了。簡直就是走馬燈似的，你方唱罷我登臺。執政十一年的聯盟黨政府中的財長考斯特羅缺乏基廷的果敢和無畏，也就失去了榮登總理寶座的政治機會。     1990年基廷取代霍克，後效是好的，基廷不負眾望，獲得了對手的政治失誤的機會，贏得了本無指望獲勝的聯邦大選。那麼這一次，工黨出於恐慌而臨陣換將，把希望寄託在女總理吉拉德的身上，以她新形象贏得和保持選民對政府的支持。對於這個結果，反對黨領袖已經說了，“工黨政府是換了銷售員來銷售原產品”。吉拉德能夠如同二十年前的基廷率領工黨贏得今年的聯邦大選，那麼替換陸克文就無可非議，不然其效果就是“畫虎不成反類犬”而自我貽害。     2010年6月24日於澳洲雪尼

投書中共與西方的“人權”遊戲

有可能成為2012年以後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近日作旋風式四國訪問，最後一站澳洲。習近平此行澳洲的目的還是繼續貫徹中國政府的一貫對外方針和政策，加強更深層次的互惠互利、雙贏合作。拋開另外三個國家不論，單就澳中關係，中國政府的外交策略和手法很能夠獲得澳洲政府的贊許和認同。   現任的陸克文工党政府和前任的霍華德聯盟黨政府，都以比較務實的姿態與共產黨中國維持這種生意式的關係，進行“在商言商”政府間往來，同時帶動兩國之間的其他往來互動。在中國政府方面，有一個“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禁區希望西方不要衝撞。整個西方包括澳洲在內，在與中國政府交往過程中，基於貿易和國家利益的需求，基本上對中國政府的這個要求是給與滿足的。     儘管西方與中國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甚至是對立，卻能夠非常功利地在利益面前把爭議擱置一旁，接受中國政府的“雙贏”主張而被“和諧”。這是這個世界的現實，既無法抗拒，也無法迴避。     我們再來看一看這位可能的、未來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先生，論才幹和能力沒有顯示出比他的前任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有高出之處。毛澤東一代梟雄從蔣介石手中奪過江山，鄧小平三起三落返回政治舞臺中心，江澤民見風使舵投機取巧獲得老人欽定，胡錦濤出生底層綿裡藏針決斷果敢，1989年3月西藏拉薩嚴厲鎮壓藏人奠定了他日後承接大位的根本。     習近平得以冊立王儲靠的是什麼呢？靠的就是他姓習，是習仲勳的後代。其父習仲勳早年遭受黨內左傾路線的迫害，險些死於非命。習仲勳在1978年以後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地方大員，其思想開明也許就是得益於早年所遭受的政治迫害。習仲勳在中國留下了比較好的政治口碑，習近平毫無疑問因此受益，成為中國官方和民間都可以接受的未來政治領導人。     中國官方和民間都對習近平有某種期盼。中國官方對於習近平接掌未來政治權力有一種安全感，因為習近平畢竟中共元老後代，把政治權力移交到這樣出身背景的人物手中，他們離經叛道背棄中共的可能性比起胡錦濤一類要小。中國民間對習近平沒有惡感，不是因為習近平做了什麼，說了什麼，而是他的父親習仲勳主政廣東推動經濟改革的結果。但是中國民間對政治人物的期待可謂毫無作用，民間對政治人物的揀選沒有絲毫發言權，中國政治人物的揀選，全憑中國政治利益集團在黑箱之中操作完成。     2009年2月習近平出訪南美，發表了如下這段精彩絕倫的脫稿即席演講：“有些吃飽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顯然習近平對中國的人權狀況在世界上遭受批評很不耐煩，所以脫口而出表達了中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對西方普世價值的不妥協的立場。     在中國經濟還沒有獲得世界讚歎的時候，中國政府對於西方的批評還能感覺到一點理虧而裝模作樣地聽一聽，西方則要求無關痛癢的人權對話。今天的中國經濟比以前強大了，不順耳的話就不再耐煩聽下去了。     2008年澳洲總理陸克文訪問中國在北大發表了批評中國政府在西藏有嚴重的人權問題。如果這次習近平訪問澳洲的幾天裡，陸克文總理再次當著習近平提出這個問題，按照習近平墨西哥的表現，可以估計不會得到禮貌的回應，這是個自討沒趣地事情。也可以推斷，既然澳洲和中國是一種交易夥伴關係，這次習近平的訪問澳洲，澳洲會一如既往地保持好與中國的關係，不去做無謂的政治冒犯。     中國經濟的發展，掩蓋了它的政治上的滯後和反動。中國政治非民主而帶來的人權惡劣，苦難的承受者是生活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無權無勢的民眾，與西方並無直接關係。所以西方仍然可以心安理得地與中共親善關係，保持良好的貿易往來，哪怕是與狼共舞。     但是中國還是在變化著，這個變化不是朝著中共政權更加鞏固的方向發展，而是朝著它的相反方向發展。1989年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在此以前，無論是中共黨內還是民間，還尚有政治民主的傾向，此後全然無存。到今天中國社會的問題和矛盾，比起1989年以前要更為嚴重。社會亂象比比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高壓統治下，積壓下來的社會矛盾和衝突正在逐步形成猶如火山爆發的社會能量，岩漿噴發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社會反抗此起彼伏，社會矛盾總爆發的臨界點越來越接近。     中共手中雖然擁有三百萬國防軍和二百萬武警，如果是冷兵器時代，中共一定已經被中國的民眾推翻過幾回了。由於時代的不同，中共只承受國內社會壓力，並不受到國際社會的政治壓力，所以暫時還能應付。西方錯誤地認為，一個專制社會只要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自由民主會自然到來。中國二十多年的發展和變化證明了這是一個錯誤，這是西方對中共專制的縱容。     1989年以來，西方一直以人權問題與中共進行交涉，中共也習慣了西方套路，不是動真格的。雙方都清楚，這是一個遊戲。西方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幾乎不要求中國進行可以根本上改善人權的政治民主改革，卻認同中共為維護專制獨裁而提出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不同。這是荒唐可笑的。西方也許要求中共進行政治改革，中共不接受，那麼就退而求其次，不講政治制度，只講人權。所以二十年來西方和中共彼此熟悉對方，互相配合演戲做遊戲。     這次習近平訪問澳洲會做什麼，能做什麼，都無關緊要。澳中兩國政府之間的良好關係會進一步平穩發展，在“雙贏”的策略下面，中共會成功，習近平也會滿意。但是中國民眾在中共的惡政下所發出的痛苦呻吟會加大，中國民眾的積怨所形成的火山爆發遲早會來到。這就會印證中國文化中的一個鐵律：物極必反，否極泰來。   2010年6月18日星期五於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