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時勢的變遷衝擊著絕大多數的人們，顯然地，我也不例外地受到很大的影響。1989年4月7日，台灣發生了一件震撼人心，令人激憤的歷史悲劇。公開主張台灣獨立的鄭南榕先生，為了堅決表達人民百分百的言論自由，拒絕傳喚，出庭應訊，反而把自己鎖在「自由時代」雜誌社的辦公室裡，長達七十一天的自囚行動。最後他以「要抓我，只能抓到我的屍體」的豪情壯志，拒絕被抓，自焚而死。他筆挺地坐著燒焦的遺體，震撼了我的心，也震撼了全國，全世界的人心。我個人認為鄭南榕的殉道精神，不僅是一位無可取代的台灣人精神的瑰寶，及台灣人尊嚴的代表，更是人類為追求自由、公義、真善美的偉大犧牲的象徵。這個撼動人心的事件，對我的衝擊極大，相信在我潛意識裡，影響了我的思維，如同年輕時，受到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的感動及影響一樣（見 #3）。 讀者如能瞭解Bonhoeffer的一生，更能體會到鄭南榕的偉大。人類歷史中，這樣偉大精神的人，比比皆是，但在台灣的歷史中能產生鄭南榕這樣的人，是鳳毛麟角。我無資格說，我為鄭南榕而驕傲，我為台灣而驕傲，也希望台灣人能永遠為他而驕傲！因此，每次看到葉菊蘭時，我都有一份難以自抑的敬意，她嫁了這位偉大的丈夫。

時勢的巧合？命運的捉弄？一九八九年底，解除戒嚴令後的第一次增額立法委員的大選，複雜化了我本來單純加入民主進步黨的理由。 當我加入了民進黨不久後，媒體都以我加入民進黨的動機，乃是為參選年底立委的選舉而來的，並作各種不同猜測性的報導及選情的分析評估等。同時，私下也有不少民進黨人士，一直地說服我參選年底的立委選舉。十多年來，住在偏僻的東海校園裡，教學研究，一輩子也不可能想到參與選舉的事。我在台中地區鮮少涉及台中市的政治活動，因此，對媒體的各種報導，對黨內人士的說服意圖，我雖感到納悶，但都淡然處之。

隨著時勢的快速發展，烏雲密布，似有山雨欲來之勢。 我開始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當時解嚴不久，除了戒嚴前的少數黨外人士外，民進黨想要找到適合及敢出來選舉的候選人也不多。何況，剛出生的民進黨毫未紮根基層，選民還活在戒嚴時代的恐懼中，任何在野的候選人，對抗幾十年來，平時以金錢綁樁腳，選舉時買票賄選伎倆的國民黨，如同以卵擊石，毫無招架的能力。

我即刻北上找上了黃信介主席，請他諒解我的處境。他反而請了幾位負責選舉策略的幹部向我說明，我為什麼必須出來代表民進黨選舉立委的原因。 我告訴主席，我不是政治人物，又不適合選舉的性格。 何況，學校以外，幾無朋友，又無家產，又無地方關係，怎麼能選舉呢？我記得很清楚，黃主席和藹可親地說，「林教授，安心啦，決定不會有問題啦！我們會幫你忙的，放心啦！」我一再地辭謝，黃主席一再地說，「沒問題了，我們會幫你忙的。」我只能默默地離開。

回家途中，整個腦袋都在 to be or not to be來回打轉。翻開上車時順手買的報紙，都是鄭南榕的新聞，看到他筆挺地坐著燒焦的遺體，激動感佩的心情難以壓抑，瞬間我的決定不斷的掃過腦際。呆坐著陷入了沈思，我應當作嗎？這是解嚴後民進黨以合法的政黨與國民黨對抗的第一屆的立委增額大選，因此，從一開始知道黨部有意提名我參選立委的可能性時，我心裡即有很大的掙扎，不過，這個難得的機會，讓我不必經過初選，即被提名，實是千載難逢，我還在猶豫不決？ 對我，這是個全新的生命體驗，我還不嘗試嗎？ 走入現實的政治，不是一種實踐理想的途徑嗎？ 但到了6月中旬，整個局勢已不容我再躊躇下去了，我必須作一個決定。我決定先請教一些東海大學的教授們，他們都一口鼓勵並答應會全力支持我的參選決定。最後，我親身拜訪我很敬重的民進黨的第一屆主席江鵬堅，請教他對我參選的看法。他耐心地分析台中的政治生態及黨內的問題後，坦白的告訴我，「你無人、無錢、又無地方關係，你當選的機率幾近零，希望我多多考慮。」 我懷著沈重的心情回到台中後，也打了電話請教蕭新煌教授，他很客氣地說，「你不妨聽聽另外一種『反對』的聲音。」我心裡明白，我必須孤獨寂寞地決定我的選擇。

我的選擇已變成歷史了；當然，我選舉的結果：落選了，得票率僅12.1% 而已。一切都已變成歷史了；歷史一過去了，就結束了，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我一直都不願回顧這一段令我傷心的選舉經歷，不是因為我落選而傷心，而是我第一次自覺慚愧難過台灣的選舉民主。

選舉結束後回到寧靜的校園，夜闌人靜，獨坐深思時，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一個書呆子？我生於斯，長於斯， 受教於斯，留學美國，擁有碩、博士學位，又經歷多年非洲生命、社會的經驗。但這段選舉的經歷，使我猛然大悟，我竟對台灣人、社會及台灣文化多麼天真陌生，對現實台灣政治的現狀及文化多麼幼稚無知，對國民黨的政治伎倆及奧步多麼輕忽，卻毫無招架能力。在大學教書，只須動用兩片嘴唇，談些理論，學生個個服服貼貼；推動環境、反核運動，搖搖筆桿，寫些理念，引起社會共鳴。回國十四年來，因職業的關係，大部時間都躲在象牙塔中。我雖沒有架子，個性又隨和，但自然來往的對象也都是學界出身，鮮少與外界各行各業人士接觸，不知庶民中臥藏著多少龍虎。認識很多博士教授朋友後，有時還沾沾自喜，自以為我還不像他們那麼拘謹、四方，因為我多了一份別人沒有的生命經驗。

加入民進黨，投入1989年第一屆立委增額選舉，是我生命最大的震撼教育，也讓我有再次蜕變的機會，不是書本教我的，而是選舉使我學習到台灣人與台灣文化真正的現實，親歷「台灣選舉文化」的黑幕，及很多齷齪的台灣人性，識破「民主制度」理論與現實的矛盾、認清「國民黨」的真面目，及台灣利益派系，只問利益，不問是非的運作方式。我恍然醒悟到自己的缺陷  -- 書呆子。我開始思考台灣讀書人的菁英，像我這樣子的書呆子比比皆是，難怪台灣政治人物難以產生偉大的政治家。 一半以上的外省籍，對台灣人、文化、社會及未來大都心不在焉，立足台灣，胸懷大陸；一半以上的台灣人在國民黨長期洗腦下對台灣人、文化、社會、歷史，及未來也語焉不詳，只求善己致富。那麼，台灣這批受過高等教育的書呆子會成為有遠見睿智的政治領袖嗎？ 我懷疑。 知道自己是個書呆子並不是一個很好受的感覺；知道自己不是一個真正台灣人，也不是令我驕傲的感受。美國革命後，文化不斷地更新變化；日本明治文化維新後，國家煥然一新。台灣的文化呢？

退休後，有一次與曾受過日本教育的朋友吃飯聊天時，她很婉轉地告訴大家，「台灣的博士太多了！博士的日文是hakasei，但我常常說，『應該說成bakasei（笨士），笨到常識都沒有。』我哈哈大笑，不斷誠心地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