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東海校園，我開始規劃從此將遠離政治的是非，安心地教學研究。我告訴太太我的想法時，她只笑笑地點頭，也未做任何的評語。二十多年來，我們的生活從未如此平靜規律過。她雖比以前沉默多了，但與校園鄰居的活動卻十分活躍，可是她憂鬱的眼神一直讓我擔心。每次提起，她總是怪我多心。我用盡了各種方法，讓她與我分享她心底的思緒。但她總說，「沒事。」有一晚上，我們躺在床上閒聊，我說，「生命是脆弱而易受到傷害的 (vulnerability)…。」我尚未講完，她馬上衝著我說，「你有嗎？」我停頓了許久後說，「我怕失去你。」她突地坐起來，面對著我「你要我相信你嗎？這麼多年來，你的工作都比我更重要。」我落寞著，不知如何回應，好像說yes也不對，說no也不對。聽她堅定說話的口氣，我相信她知道我做錯了什麼事。
終於生命無法預測的事發生了。
1995年9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時任台北市副市長陳師孟的電話，「俊義兄，陳水扁市長希望藉助你的長才協助台北市的環保工作，希望你不要推辭。」我馬上回說，我必須和我太太商量。
這件突如其來的事，此時此地，茲事體大。當我與太太才開始適應校園平淡的生活，當我覺得與太太緊張的關係開始鬆綁的時候，不管這件事情的選擇如何，都將攪亂我們未來的生命。我的直覺反應是進退維谷的窘境。但當我告訴她時，她卻以很高興的表情說，「好啊，這不是你要的嗎？」沒有聽到她反對的期待，我確有一份失落的感覺。我真希望她給我一個堅決NO的決定，使我不再猶豫，此時，我的心情更感複雜，帶著疑慮，我問，「你真地這麼想嗎？」我想確定。「是啊！你不是關心環保問題？你不是一再地抗議台灣的環境生態問題嗎？這不是你可以發揮的機會嗎？」我還來不及回答時，「Really，go ahead.」她說完，就走開了。我失神地站著，她那堅定的鼓勵卻讓我感到難過，好像什麼事會發生似的。
再度，我必須做一個抉擇，知道它將神秘地擺佈著我未來的生命。 經過一個星期後，我終於做了決定，同意以兩年的時間為限，進入北市環保局工作。當我告訴她我的決定時，”Well, it is your decision，” 她不帶感情地說。
10月17日是環保局長交接的儀式。 太太也很樂意地同意參加，讓我十分高興。陳水扁接任台北市長從國民黨手中接手才短短十個月的時間，環保工作百廢待舉。第二天開始，我的生活進入了每天備戰的狀態，十分辛苦。但我很高興，在兩年的努力下，把台北市被媒體指責為惡劣骯髒的都會，變成一清新、乾淨、舒適的環境。特別，我把局內同仁視為不可能的任務，逾半市民不贊成的政策，「垃圾不落地計畫」，順利完成，成為全國競相模仿實施的政策，並被「讀者文摘」派員訪問，讚譽台北市能在短短兩年變成「綠色生態的都會」。
工作一年多下來，日以繼夜的工作，很少回台中與太太孩子相聚。有一天，他來電哭訴，他已無法接受我，希望帶著西洛回美。我心中的恐懼終於成真。我一再地挽留她，心中知道已無可能。一天下午，我到機場送行，一看到西洛，我就痛哭流涕，抱著母子，一再地抱歉，一再地要她原諒我。看著他們離開，我心如刀割。
就在這樣難忍的心理狀態下，我用工作忘掉一切，熬過約兩年的時間，我終於向陳水扁市長提出辭呈，回到台中。第一次，孤獨一人，進入空空蕩蕩的家，我已無法自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