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到1992年5月5日民進黨國民大會黨團為抗議國民黨以包裹方式處理修憲提案而退出臨時會。國民黨專橫獨霸了近五十年後（1945 -1992）被逼走上民主，社會期待國民黨應對過去戒嚴時代的殘忍壓制產生一些懺悔，一旦有心民主，在修憲的議題上，與反對黨總會有相互讓步的可能，因此民進黨尚存一線希望，決定在二讀會逐條討論前，能與國民黨誠意地協商雙方的修憲提案。不料，國民黨耍詐，在二讀會之前，竟突擊地以「包裹審查」方式，企圖將民進黨所提的修憲提案一次討論完畢，封殺任何逐條討論的空間。
民國35年，當中國正處於兵荒馬亂之時，又無民主基礎下，中國國民大會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全然與台灣無關，台灣也不是中國的領土。民國37年又假借「適應動員戡亂，消滅匪邦，光復大陸」，又無台灣人民的參與，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隨後又四次修正，使台灣人民全然陷入在獨裁專制，毫無自由人權的體制下。台灣人民歷經四十多年的民主奮鬥，終於在1992年，首次參與修憲的機會。按理，國家根本大法的修憲工作，必需經朝野協商以取得共識。 但不幸地，在野政黨提出的憲法修正提案，卻未經討論協商，即全部遭到封殺。民進黨不得不在悲憤下宣布退出臨時會，因為民進黨沒有理由為國民黨「一黨主導」鴨霸的憲改背書，而且也不必為與國民黨沆瀣一氣，一起背負著民主的「惡」名（多數決不是民主體制的真諦）。今天台灣的政局亂象叢生，民主制度窒礙難行，國民黨強制以這一套不合台灣現狀的憲法一而再，再而三地套在台灣人民身上，乃是最大的原因。
這次修憲的經驗讓我看到齷齪的國民黨政治人物的行為及其政治文化。這次國民大會代表的人數，國民黨超過了四分之三的絕大多數，但與其說是「一黨修憲」不如說是黨中央少數人為了維持其政權的壟斷，強迫所有代表通過其欽定的二十一條修憲案。其中絕大多數的代表只是充當舉手部隊。事後，國民黨負責協調角色職務的周勝彥代表無奈地說，「國民黨上層命我釣魚，卻不給釣餌」。當時主席高惠宇臨時收到上層的小條子而變更議事程序，裁示提案一次宣讀，而引發民進黨退出臨時會。在退出臨時會的最後發言，我還傻傻地表示，「今天大家撇開政黨，在座的每個人，都是我的手足同胞，在這塊土地長大，也熱愛這塊土地。私下都有共同的願望----希望台灣會更民主、更合理、更充滿正義的社會。」我繼而提出批判，「整個議事程序根本不符合程序正義及民主法則，連尊重少數提案的權利都沒有，憲改算什麼呢？如果連議事規則都可以隨時違背，民主精髓何在？」最後，我說，「我們用理性的思考、愛的寬容、政治的妥協、民主的呼喚，決定退出臨時會，並期待有良知、熱愛台灣的國民黨同仁，拿出他們的良知，為子孫奠定下真正民主的憲政大道。」
我為什麼會如此天真無邪地說出這番話呢？因為我無法瞭解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國民黨代表，心中如何能夠毫無知識的是非、道德的焦慮、毫無自我、毫無公義、毫無公理、毫無國家觀念，區區為了幾年短暫的「厚祿」，泯滅良心，甘為奴才，欺騙自己，欺騙國人，毀掉國家的前途。我還想向他們道德遊說一番呢！真難想像我的愚昧。
現在，我重讀這段話時，此時此地，我為自己的天真打了個寒顫，有見不得人的感覺。這次的經驗驚醒了我對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真正認識。我一直都受到西方「理想知識」的薰陶，因此很難去相信竟然掌有修憲職責的國民大會代表毫無自我、良知、責任，毫無道德的不安，甘做別人的奴才。以後，我深入瞭解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後，我才恍然大悟。 中國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中國的政治文化就以「專制主義」強行塑造出政治人物同一個模子的「奴才相」。二千多年來，朝代不斷地更換，「專制主義」及「奴才主義」依舊陰魂不散，直至今天。在中國人的官場裡，很少人能夠跳脫出這兩個「緊箍兒」。在二千多年連續不斷的封建體制下所烘焙出來的科舉官僚們，個個都無自我，個個都無人格，個個都無義理，個個都中了「白虎通義」的毒素，個個都是魯迅筆下的阿Q。中國作家張加強在「與歷史對決」(2005)中寫道，「新朝舊府之間，人類多少珍貴的品格灰飛湮滅？鼓聲鑼音之中，多少鮮活的的生命血浸黃沙？」
只有奴才，不把自己當人，才能苟且偷生，享盡榮華富貴，欺凌百姓，毀掉國家。啊，我很慶幸，我出生在台灣，不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