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1988和1990這三年，是台灣民主、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史無前例的三年。顯然地，四十多年來在政治、經濟、社會不公不義的壓抑下，人民的力量終於像火山般地暴發出來。我可感受到一個時代巨變來臨前，人民期待正義的撼動力量。 這是一個狂飆的年代，真令人興奮。
1987年8月底，我在媒體看到蔡有全和許曹德於台北成立黨外「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時，雙雙提議將「台灣應該獨立」列入該會會章，並發表「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宣言，而觸犯所謂「刑法100條叛亂罪」，而遭到通緝的消息。
蔡有全這個名字一直都在我的記憶裡頭。1976年蔡有全與一些台南神學院的學生，包括許天賢、林弘宣等，來到東海大學修習通識課程，選修了我一門環境課。蔡有全十分活躍，熱情健談，好問好辯，我很鼓勵他。他常與南神學生到我家聚會聊天。 一次，我以「耶穌基督的反叛倫理」為題，來提醒他們最早期的基督精神，並鼓勵他們作為基督神職所應有的作為。離開東海後，我們就很少聯繫了。
1979年12月10日發生了震驚國內外的「美麗島事件」。有關「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實情，及其對台灣整個民主運動深遠的影響，已有很多文獻的記載，我不在此贅述。但國民黨以霹靂行動，瘋狂逮捕反對人士，雷厲風行搜查在逃施明德，逮捕藏匿保護施明德的高俊明、林文珍、施瑞雲，及我認識的學生林弘宣、蔡有全、許天賢及陳忠信等（特別把林弘宣視為「叛亂罪嫌」起訴，我難以理解），並故意選擇二二八的日子，執行林義雄家宅的慘絕人寰的滅門慘案，注入台灣人反對國民黨的恐懼意識。對我而言，整個事件是繼二二八、白色恐怖後，再度讓我我深化了我對國民黨乃是一反理性、反民主、反文明的殘暴野蠻政黨的認知。 戰爭雖是殘暴野蠻的，但還是有日內瓦公約(The Geneva Convention)的約束。 發生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你死我活的內戰， 發生在美國與越南的戰爭，反理性、反文明的殘暴野蠻行為，我也難以接受這種反人性的行為。可是當國民黨全盤掌控軍隊、警政、情治的優勢，在西線無戰事之下，還以反理性、反文明的野蠻的行為，對付手無寸鐵的黨外人士，我更無法諒解；以反理性、反人性、反文明的殘暴野蠻的行為屠殺林義雄的老母親及稚齡的女兒，我更無法原諒。1981年，陳文成教授慘遭殺害，並被拋屍於台大校園的慘劇，我也就一點都不驚訝了。拋屍在台大校園的邪惡意圖也是要警告所有知識份子，乖乖的聽話，否則下場就是如此。 誰有這種殘忍野蠻的本質呢？高俊明等藏匿施明德的義行及道德勇氣，一直深藏在我心底深處。
時間一晃，十一年（1976-1987）就過去了。第一次與蔡有全在東海校園的接觸後，我們的兩條平行的生命線，到了1987年底時，突地再度交接。有一天晚上八、九點時，我在東海家裡的書房，專注地準備功課。突然，我聽到輕輕敲在玻璃窗的聲音，仰頭一看，在外面黑漆微亮的玻璃窗外，有一個矇矓的臉型，瞪著我，向我招手。 一時，我也認不出是誰，但我立刻站起來，示意他向前門來。打開門後，「林老師，我是蔡有全。」前一天才在報紙上，看到他與許曹德因主張台灣應該獨立而被通緝的消息，我馬上說，「快進來。」坐定後，我拉上了窗簾，「吃飯了嗎？」「吃了。」我看他疲憊的樣子，建議他是不是先休息？但他卻侃侃而談，說他不想逃亡，給人一種畏罪的感覺。「主張台灣應該獨立，有什麼罪！」他理直氣壯地說。我安排他在我隱密的小書房內，打地舖。他留了兩個晚上，我們談了很多。最後一晚，他說要離開他去。我勸他留在我這裡，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老師，主張台灣獨立而被抓，我也甘之如飴。謝謝你了。」我只能祝福他，請他小心。離開幾天後，他被逮捕了，我心裡感到十分的複雜及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