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香港旅客遭到菲律賓暴徒挾持，造成八名人質被射殺的事件，透過國際媒體，在家家戶戶的新聞台放送。一看到這起事件的第一個直覺是，或許是一樁菲律賓南部的政治激進組織所為。後來真相慢慢明朗才知道，這是單純的社會犯罪事件，由一名高級巡官Rolando del Rosario Mendoza因不滿遭到革職，所犯下的案子。然而，菲國警方在談判中的無能、草率且無顧人質性命安全的荒腔走板、到疑似誤殺多名無辜人質的攻堅行動，受到嚴厲地質疑。或許菲律賓警方不是無能，而是僅想草率地應付涉及華人的案子，這種現象可能反映出的是東南亞社會對華裔族群的忽視與怨恨，這起事件也讓我聯想到華裔法律學者蔡美兒教授（Amy Chua）在她的著作《World on Fire》中所勾勒出的世界。
在社會科學界之中，不論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都試圖提出論述，去解釋國家內、社會間、文化（文明）社群中爆發衝突的原因。例如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衝突常爆發於靠資本主義獲利的老闆與勞工階級的矛盾；文明衝突論認為，未來衝突容易發生於兩個不同文明交界的衝突斷層線上；有的內戰研究認為，衝突常發生於掌權的與無權且分不到資源的團體之間。這些解釋都有獨到之處，但我覺得蔡教授所提出的解釋涵蓋性最廣，解釋了世界上許多衝突發生的原因。
蔡美兒的《World on Fire》跟港客在菲律賓的慘案有何關連？在書中，她一開始就提到她在菲律賓經商的姑姑，於1994年遭司機謀殺的慘案，以及後來菲律賓警方對這起案件表現出無關痛癢的態度。這對在西方受教育的Chua來說，是個難以理解的現象。或許因為她親身經歷過這段過程，因此能夠用難得精闢的分析，去說明衝突發生的原因。她認為世界各地的衝突多是來自於「掌控市場的少數族群」（market-dominant minority）與「佔多數的當地群眾」之間。
在菲律賓與東南亞國家中，華裔商人相當地成功，他們雖然只佔少數，卻掌控了龐大的市場與資源，利用資本主義經商模式，以及上達天聽的政商關係，從當地社會賺了許多錢，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大多淪為華裔族群的工人或幫傭，雖然為他們賣命，確認為沒有分配到足夠且公平的利益。這種憤恨的心情，常導致華裔商人遭到謀殺的悲劇，許多政治人物為了選舉的選票，遂利用華裔與國內群眾的矛盾，鼓動民族主義，讓華裔的處境更危險。因此，電視上的菲律賓警方，或許不是無能，而是無心於涉及華裔性命的犯罪。
除了東南亞，非洲的盧安達、蘇丹、中東的伊拉克與以色列、東歐的波士尼亞與科索沃曾發生過的流血衝突，都可以找到「掌控資源的少數」與「佔多數的當地群眾」矛盾的火種。為什麼在1994年的盧安達，Hutu族要屠殺Tutsi族？因為在被殖民時代，比利時政府重用僅佔不到兩成的Tutsi族，去統治超過八成以上的Hutu族，因而種下種族滅絕的火苗。蘇丹的南北內戰與達佛（Darfur）悲劇根源均來自於政府與當地居民的矛盾。握有資源與權力的中央政府，在南部掌握了當地多數人民認為屬於自己的石油財富；在達佛，政府暗中資助了相對少數的遊牧回教民族，殺害多數以農業定居的人民，導致當地民眾與政府爆發嚴重衝突。
2003年之前的伊拉克，是由海珊率領、佔少數的遜尼派（Sunni），去統治佔多數的什葉派與庫德族，這使得遭到海珊屠殺的什葉派，至今仍不意輕易遜尼派，希望架空遜尼派在新政府的政治權力，這個問題是美軍撤出後，伊拉克所面臨的重大挑戰，稍有不慎，內戰恐一觸即發。以色列位於中東，人口相對少數，卻控制了重要的水源地與宗教聖城耶路薩冷，並獲得美國龐大的援助，少數以色列與背後的美國欲控制中東的野心，導致了周邊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爆發過至少五次規模不小的戰爭。
在二十世紀末，巴爾幹半島爆發了波士尼亞與科索沃種族滅絕，其起因也是由掌控資源與權力的少數塞爾維亞人，屠殺在當地佔多數的回教徒、克羅埃西亞人與阿爾巴尼亞人（其中阿爾巴尼亞裔在科索沃境內佔超過九成）。塞族極端的作法源自於這些多數族群，想脫離塞爾維亞主導的南斯拉夫聯邦。但是主政的塞族無法公平分配資源與其他族群，甚至歧視或惡性騷擾其他族群，以致於種下日後衝突的根源。
世界上仍有許多持續進行的衝突，用蔡教授「掌控市場的少數族群」與「佔多數的當地群眾」的分析邏輯去檢視，可以發現許多衝突的根源相當吻合她的理論。這似乎也告訴我們，資源分配的不均，常導致社會中或國家間嚴重的衝突。對資本主義社會來說，若要避免衝突，企業對外投資，應儘可能將賺取的龐大利益，公平地分配給當地居民；對於正在重建的社會，若要避免衝突，憲法中應公平地制定出適當的權力分配結構，讓各族群均能夠合理地參與政治。許多國家正經歷這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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