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員貪污在世界各地並不是新鮮事，不管國家被認為的政治清廉度有多高，三不五時總是會在媒體上，看到各國公部門的貪腐或舞弊事件發生，在台灣，政黨或政治人物也常被指控貪污，例如台北市政府近來被指控的「新生高架橋」或「花博」案例。撇開單憑直覺或依循個人邏輯所得出的論述後，社會科學界（尤其是公共行政學界）用許多具有科學性的研究方法，試圖找出造成貪污的原因，研究出究竟貪污與哪些因素有相關性與因果關係的存在。藉由這些指標，我們可以檢視台灣的案例。
首先，有研究指出，若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越高，則貪污的情況越輕微。這個論述的邏輯在於經濟發展程度越高，將越能帶動一國的教育程度、都市化程度、媒體發展、運輸與通訊的基礎建設、更進步的管理與會計制度、更多的資產與中產階級、都市的勞工數量、以及提升對政府財政的監督力。這些經濟發展所帶動的因素，能夠有效地抑制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
第二，也有研究發現，若一個地方的所得分配越不均勻，貪污的程度將會越高。當中的邏輯與上述的經濟因素類似，認為所得分配越均勻的地方，將有較多的中產階級存在，而這批中產階級將會透過組織各類的利益團體，去保護自身的利益，這些利益團體的存在，可以扮演監督的角色。當然，因果關係也可能是顛倒的，有就是貪污程度越高，自然造成所得分配的不均，因為龐大的利益將集中在少數透過貪污而得利的人手中。
第三種因素與政府組織的大小有關，認為經濟規模類似的國家之中，若政府部門的規模越大，則貪污發生的可能性越高。因為過渡龐大的官僚體制，將會促使官員挪用資金或非法訂定合約的可能性，因為這些行為更不容易被發現，這將降低公部門官員做壞事被發現的機率，也因而增強了官員嘗試貪污的心態。
皆下來幾個因素與文化有關，也就是一個國家的人（包過政府官員）對於這種價值的取向與看法為何，個人看到事物或對社會的價值觀將影響對於貪污行為的看法。Gerard Hofstede 是荷蘭著名的組織社會學家，他整理出具有文化意涵的四種價值取向，包括「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權力間距」（power distance）、「規避不確定性」（uncertainty avoidance）、「陽剛性格」（masculinity），其中「個人主義」的價值觀為比較不在乎、也較不願意參與個人與社會的關係；「高權力間距」指的是個人強烈感受到並認可來自上位者的權力，並願意視其為合法、合理的社會位階；「規避不確定性」若越高，指的是越不喜歡遇到模糊不明的事件，越喜歡能夠提供明確依據的方式或制度；「陽剛性格」指的是喜歡成就、英雄主義、自信與魄力、與物質上的成就。
根據這些描述文化的因素，有些學者認為在「個人主義」價值越弱的社會中，貪污的情況越糟，因為在這種文化中，家族、團體的利益更為重要，因而越容易傾向於參與貪污行為，或默許自己成為團體中共犯結構的一員，維繫團體中的和諧；「權力間距」程度越高，則貪污的情況越糟，因為在這種社會中，下屬較願意聽從長官的意思，下屬的利益來自長官的施予，因此容易創造出貪腐的氛圍與誘因；在「規避不確定性」傾向越高的社會中，則貪污的情況越糟，因為當遇到不明確的事情時，貪污常被視為解決問題之道，例如略施小賄常能解決許多問題中的環節；「陽剛性格」越高的社會，則貪污的情況越糟，因為這種社會越重視物質上的成就，而貪污能快速達到目標。
綜合以上的各種學界觀點，在一個國家當中，若經濟發展程度越低、所得分配越不均勻、政府規模不成比例地龐大、「個人主義」價值越弱、「權力間距」程度越高、「規避不確定性」傾向越高、與「陽剛性格」越高的社會，則貪腐越嚴重。前三項指標中，台灣似乎只有所得分配日益不均的問題。而在四個文化面向上，Hofstede 的調查發現台灣是屬於「個人主義」價值弱、「權力間距」程度稍高、「規避不確定性」傾向高、「陽剛性格」不明顯的國家，而這些人類所具有的文化與價值取向，常是造成公部門貪污行為的發生。
藉由這些簡單的分析，我們也能去檢視其他國家的貪污狀況，甚至透過這些因素去設想，若政府欲降低公部門的貪污，應該透過政策，致力於消除這些促進貪污行為發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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