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八月號的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處理了一個聳動的議題，雜誌評出了世界前23名的獨裁領袖，前五名分別為讓人民餓死的北韓總統金正日、近來屠殺鑽石礦源民眾的辛巴威總統穆加貝（Robert Mugabe）、囚禁翁山蘇姬的緬甸軍頭丹瑞（Than Shwe）、放縱種族滅絕發生的蘇丹總統巴席爾（Omar Hassan al-Bashir）、與土庫曼總統Gurbanguly Berdimuhamedov。
其他榜上有名的都是鼎鼎大名的劊子手，為了捍衛自己的資源與利益，利用獨裁統治的方式壟斷資源分配體系，使資源分配的權力永遠集中在獨裁勢力當中。他們在國內政治上，想盡辦法壓迫其他政治團體崛起的可能，用極端殘酷的壓迫手段，嚇阻民間社會爭取自由民主的聲浪，且制止媒體勢力的發展，希望政府的惡形惡狀不會被攤開來檢視。
這是我們對獨裁政權的印象，也因此在我們的腦中，每當想到獨裁政權時只剩下這種印象，而忘了去思考即便是獨裁政權也有不同的樣貌，在對內與對外政策的思考上，不同獨裁政權或許會有不同的考量。就如同民主國家一樣，在總統制與內閣制、單一選區或多數選區的制度當中，政治人物必須討好的對象不同、數量也不同，因此政策內容也有或多或少的差異。
美國喬治城大學的學者James Vreeland在2008年冬季號的「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期刊中發現了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文中的問號是在獨裁國家中，為何施用越多酷刑的國家，反而越願意加入聯合國反酷刑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的規範，反之，則不願意加入？這個現象違背了一般對於獨裁政權的運作邏輯，越暴力的政權願常用酷刑去壓迫人民，但為何卻願意加入這種約束他們行為的公約？
Vreeland的答案建立在獨裁政權必須被細分的基礎上，他發現會用酷刑壓迫人民的國家之中，通常擁有兩個或多個政黨存在，在這樣的社會中，獨裁政權漸漸地允許其他政黨或社會團體存在。若獨裁政權沒有政黨或只存在一個政黨，這種獨裁政權不太容易遇到民間的反抗，因此較不需要用酷刑去壓迫，人民自然百依百順。前者是一種正在轉型中的獨裁政權，其領導人必須回應部分社會力量，才能維持國家的運作，加入反酷刑公約是政府必須做的妥協。
舉例來說，中國雖然是獨裁國家，但已不是國家主席說了就算的統治方式。1970年代末開始經濟開放政策不是主席的個人意志，而是在共產黨內邊鬥爭邊磕頭才成形的政策，且為了保住政權，鄧小平必須跟黨內反對派妥協，才能避免權力流失而受到嚴厲的挑戰。另外，在中國發展模式中，地方政府必須自己尋找生財之道，許多權力漸漸下放到各省手中；經濟起飛後，工人與農民因政治貪腐產生的不滿情緒，也是影響政府決策的一股新勢力。中國已經慢慢成為民間、地方力量四散的獨裁政權。
反觀北韓是個所謂個人領導的獨裁政權（Personalist Autocracy），所有權力集中在金氏家族的金正日手中，目前他正在著手將權力傳給兒子。在這種社會中，只要能夠穩定住權力核心內少數菁英的力量，基本上不會受到太多政治挑戰，政府為了保住政權，不用像民主政府考慮選民的需求，不用像中國一樣考慮龐大的共產黨利益與地方勢力，金正日只要能照顧好權力核心份子的利益，就能保住政權。
最後，獨裁政權也有軍事政權（Military Junta）的形式，例如緬甸的軍事政府，這種形式的獨裁權力集中在軍事執政團手中，當中的領袖若想保住政權，必須能夠穩定住這個稍大的軍事團體，避免這些握有軍事力量的親信或地方軍頭叛變，軍政府決策的考量在於如何滿足軍事團體的利益。
對民主國家制度的比較研究相當多，但世人對於獨裁國家的瞭解相對較少，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獨裁國家不願意分享資訊，且管制來自國外人、事、物的干預與影響，更沒有民主制度迫使政府公開資訊。近幾年來民主發展呈現停滯甚至微幅倒退的狀態，上海合作組織更成為亞洲獨裁集團的大本營，吸引其他獨裁國家的加入而擴大勢力，許多獨裁國家開始經濟高速發展，成為驅動世界經濟成長的力量，且握有龐大資源能夠影響國際社會。
在國際獨裁勢力崛起的現在，獨裁政權應該獲得更多的關注與研究，或許可以先從瞭解獨裁政權有幾種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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