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碳監督行動」（Carbon Monitoring for Action, CARMA）持續在監控全世界超過五萬座發電場的溫室氣體排放情形，富比士雜誌在去年十一月在網站上引用該資料庫的數據，製作了全世界前兩百大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圖示中，台中火力發電廠名列全球加重溫室效應發電廠的冠軍，也被雜誌冠上「最糟的犯行者」（Worst Offender），麥寮電廠也名列前茅。

當初的台中電廠僅官腔式地回應將努力改善，卻沒提出任何解決方案，以擺脫溫室效應罪魁禍首之一的惡名。現在從台中發電廠往南不到兩小時車程的濁水溪口海域，恐成為另一個破壞生態環境的兇手。在政府支持下，國光石化擬在此地興建輕油裂解廠，不僅將污染瀕臨絕種的台灣白海豚的生存環境，石化廠排出的氣體，也將對民眾的健康產生影響。

最近挪威與印尼政府達成一項協議，由挪威政府出錢，以換取印尼政府停止濫墾雨林。印尼政府是世界上生產棕櫚油的冠軍，為了維持國家經濟發展，中央政府有誘因容許破壞環境行為存在，即便挪威政府願意提供印尼援助，但外界認為地方勢力不見得會遵守印尼政府在協議內的承諾。

政府的公共政策一項很弔詭，美其名為「公共的」政策，但是政府的政策更常滿足的是少數人或少數團體的利益。其中的原因可以從1965年Mancus Olson的《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書中獲得大部分的解答，也就是所謂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理論。此理論認為在團體中的每個個人，在想要採取集體行動去完成一件任務時，他們會有誘因變成所謂的「搭順風車的人」（Free Rider），他們本身不願意付出心力，只會坐在那邊，讓資源更多或利益涉入更多的人去努力而坐享其成，利益越是分散的集體計畫，越不容易獲得人民積極響應，並出錢出力。

台中電廠製造的污染、國光石化傷害的海洋生態、印尼雨林的濫墾濫伐都不會對社會的大多數人，造成立即的、實際的、感受強烈的傷害，因此與台中電廠休戚與共的少數人、國光石化的老闆們、印尼伐木業的團體才是最關心環境的、生態的議題一群，只是他們關心的是如何破壞環境而獲利。因此影響許多政府公共政策最強的來源並非大多數的民意，而是少數團體的利益，這些利益也常在政治活動中，透過合法或玩法的方式，分配給政治人物。

這種問題是民主國家所必須面對之惡，唯有靠另一群少數利益團體的壓力，才能喚起民眾對公共政策的關心，進而迫使政府必須面對。這群少數團體多是非政府、非營利組織，他們關心的是創造出一個公義的、永續的世界，這對於維持整個團體的運作相當重要，他們必須做出成效，才能社會認同，進而取得繼續推動目標的資源，不論他們行動的動機為何，他們多數時刻是站在政府政策的對立面，迫使政府注重到真正「公共的」政策。

這一次在台灣環境保育團體的努力下，大量宣傳國光石化的計畫，並教育民眾維持海洋生態的重要性，用全民認股的方式，拯救白海豚，並讓政府看到人民拯救生態的力量，世界需要更多這種民間自發性的力量，才能對抗公共政策中「集體行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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