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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選舉制度不應成為公民行使投票權的障礙
民主選舉的核心,在於保障人民透過投票決定公共事務的權利。然而,臺灣現行選舉制度仍高度依賴戶籍地投票,人民必須在特定時間前往指定投票所完成投票。這套制度沿用多年,卻未必能充分回應現代社會人口流動、工作型態及生活方式的變化,甚至連負責執行選務的人員,都可能面臨無法順利行使投票權的困境。以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為例,選舉日當天,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及其他選務人員,往往必須從清晨開始執行勤務,直到投票結束、開票完成及相關程序辦理完畢,才能離開工作崗位。尤其擔任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者,負有投開票所現場管理、指揮及監督責任,實務上幾乎不可能任意離開工作地點前往投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七條雖然規定,投票所工作人員得在戶籍地或工作地投票,但所謂工作地投票並非只要人在同一縣市,就可以就近選擇投票所。除了戶籍地與工作地必須位於同一選舉區及同一直轄市、縣市,實際投票還必須符合該次選舉的選舉人名冊及投票所編組安排。以地方選舉為例,投票資格往往細分至村里層級,並非在同一行政區內任一投票所都能投票。換言之,選務人員即使在自己的工作地服務,如果沒有被安排在符合其投票資格的投票所,也不能因此就近完成投票。對於擔任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的人員而言,這個問題尤其明顯。他們必須留守投開票所,負責現場指揮、管理及監督,幾乎不可能在投票期間離開工作崗位返回戶籍地投票。結果就是,政府徵調人民協助執行選舉,卻未必能確保這些人員在履行勤務的同時,也能實際行使自己的投票權。當制度要求他們全天候維持投票及開票程序的正常運作,卻未能妥善安排其行使投票權的方式,顯然存在制度上的矛盾。這個問題也不應只被視為選務人員的個別困境。現代社會中,跨縣市工作、異地居住、長期出差及因公執勤早已十分普遍。許多公民在投票日可能因工作、交通或其他客觀因素,無法返回戶籍地投票。若投票制度始終以戶籍所在地作為唯一主要依據,便可能使部分公民在形式上享有投票權,實際上卻難以行使。當然,選舉與一般行政服務不同。投票涉及選舉公平、秘密投票、防止冒領及重複投票等重要原則,任何制度改革都必須確保選舉結果具有公信力。政府對於通訊投票及網路投票的安全疑慮,也有必要嚴肅面對。然而,這些風險應該成為制度設計與技術改善的課題,而不應成為長期拒絕檢討投票方式的理由。事實上,選舉制度並非只有傳統投票一種可能。提前投票、移轉投票、特定對象的通訊投票,以及在嚴格身分驗證與資訊安全機制下研議網路投票,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方向。不同方式各有適用條件與風險,不必急於一次全面開放,但政府至少應提出明確的研究計畫、風險評估及改革時程。尤其可以優先檢討選務工作人員的投票保障。既然政府需要大量人力維持選舉運作,就應該在派任及工作安排時,同步考量其投票權益。包括檢討工作地投票的適用限制、研議選務人員專屬的提前投票或其他合法可行的投票方式,讓執行選務的人員不必在履行公共服務與行使公民權利之間作出犧牲。更重要的是,選舉制度改革不能只從行政管理的便利性出發,而應回到人民的權利保障。投票不是政府給予人民的便利措施,而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政治權利。政府有責任設計一套能夠讓更多公民實際參與、同時確保公平與安全的選舉制度。臺灣民主發展多年,選舉制度也應隨著社會變遷持續進步。不能因為過去一直如此,就認為現行制度沒有改善空間;也不能因為改革存在風險,就放棄尋找更好的解決方案。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應只要求人民相信選舉,更應設法讓選舉制度能讓更多人民行使權利。
留言0喜歡投書從黃仁勳辭職事件談利益衝突與公司治理
輝達(NVIDIA)創辦人黃仁勳於11月12日辭去執行長、總裁及董事職務,結束長達33年的企業領導生涯。這場風波從婚外情、中國間諜疑雲,到董事會調查與最終辭職,引發全球科技產業高度關注。然而,從公司治理的角度來看,這起事件真正值得討論的,恐怕不是黃仁勳是否忠於婚姻,也不是媒體熱衷追逐的個人形象崩塌,而是他所涉及的私人關係,已經觸及企業經營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也就是利益衝突。根據媒體報導,黃仁勳涉及的兩段關係,其中一名對象是外部企業的高階主管,該企業與輝達具有重要商業往來;另一名則是輝達內部直接向他報告工作的高階主管。兩種關係看似不同,卻分別涉及企業對外交易及內部權力運作,都是公司治理不能忽視的問題。首先,企業執行長與重要客戶的高階主管發展私人親密關係,最值得關注的是商業決策是否受到私人關係影響。輝達的晶片交易涉及龐大金額,客戶的採購、供貨、價格及商業合作條件,都可能牽涉重大利益。當企業最高負責人與交易對象具有私人關係,即使沒有實際圖利,也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公司的商業決策是否仍然維持公平、透明與可受檢驗?其次,執行長與直接向自己報告的高階主管發展親密關係,則涉及更直接的內部治理問題。執行長掌握人事任命、升遷考核、薪酬及資源分配等權力,部屬與最高主管之間本來就存在明顯的權力不對等。一旦雙方發展私人關係,其他員工如何相信公司的人事決策仍然公平?其他主管又如何確信資源分配沒有受到私人因素影響?這不只是兩個人的私人生活,而是整個組織的信任問題。公司治理最重要的原則之一,就是避免決策者因私人利益而影響其專業判斷。所謂利益衝突,不一定要等到實際發生利益輸送或造成財務損失才成立。只要個人關係已經足以影響客觀判斷,或使外界合理質疑決策的公正性,企業就有必要建立揭露、迴避與監督機制。尤其是創辦人兼執行長,往往因為對公司的重大貢獻而擁有高度影響力,甚至讓董事會與其他經理人難以有效監督。但企業不是創辦人的私人財產,上市公司的經營更涉及股東、員工、客戶及投資人的共同利益。再成功的企業領導人,也不能因為個人能力無可取代,就成為公司治理的例外。當然,目前公開資訊並不足以證明黃仁勳曾經利用職權影響商業交易,或對公司造成實際損害。但這不代表董事會可以忽略潛在的利益衝突。董事會的責任本來就不只是處理已經發生的弊端,更包括預防可能損害公司利益的風險。黃仁勳的離職,值得企業界思考的不是一位明星執行長如何從神壇跌落,而是企業治理不能建立在對個人能力與聲望的無條件信任之上。私人關係可以是個人自由,但當私人關係進入企業權力結構,就必須接受公司治理的檢驗。一家公司可以因為一位傑出的執行長而成功,卻不能因為這位執行長太過成功,就放棄對他的監督。企業真正成熟的標誌,不是永遠不會失去一位領導人,而是即使創辦人離開,公司仍然能夠依照制度運作。這才是黃仁勳辭職事件,留給企業界最值得深思的公司治理課題。
留言0喜歡投書比低薪更傷人的,是努力沒有被公平評價
談到職場不滿,多數人首先想到的是薪資,但勞動部公布的調查,呈現了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2025年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顯示,在對整體工作感到不滿意的受僱勞工中,對「人事考核升遷制度」不滿意的比率達75.5%,高於對「工資」不滿意的68.9%。前一年度的調查也呈現相同趨勢。這些數據不能代表全體勞工的意見,卻提醒我們,職場的不滿除了待遇高低,也可能來自對考核與升遷公平性的質疑。對認真工作的人而言,辛苦未必令人難以忍受,真正令人失望的,是努力與回報之間看不見合理的關聯。有人長期承擔繁重業務、處理棘手問題,即使沒有耀眼的成績,也努力維持組織正常運作;有人則擅長表達、經營人際關係,懂得在主管面前展現自己。假如後者總能獲得更多肯定,前者卻被視為理所當然,員工難免開始懷疑,組織真正獎勵的,究竟是工作成果,還是讓主管滿意的能力?心理學上的「顯著性偏差」,正好可以解釋這種現象。人們容易注意醒目、突出、容易記憶的事物,卻忽略那些不顯眼、但同樣重要的貢獻。當主管過度依賴個人印象,就可能高估善於表達者的能力,低估默默承擔責任者的價值。久而久之,考核不再只是對工作表現的評價,也可能成為個人形象經營的競賽。當然,善於溝通、懂得協調人際關係,本來就是工作能力的一部分;主管也不應只憑一個人是否埋頭苦幹,就判定他是否適合升遷。真正的問題是,這些容易被看見的特質,是否取代了對專業能力、工作成果、責任承擔與領導潛力的實質評估。如果工作能力不再是決定考績的主要依據,那麼再完善的制度,也可能在執行過程中失去公平。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公平的管理會改變員工的行為。當埋頭做事不如善於表現,承擔責任不如懂得規避風險,員工就可能逐漸把心力從工作本身轉向自我保護。有人不再主動承擔額外任務,有人選擇只做不會出錯的事,也有人在累積失望後離開。組織表面上或許仍然維持運作,實際上卻可能正在流失專業經驗、工作熱情與彼此信任。因此,改善職場環境不能只靠加薪,也不能一味要求員工提升抗壓性。管理者更應檢視考核制度是否真正反映工作成果,是否看見那些難以量化的付出,以及升遷決策能否提出具體理由。對於長期承擔責任、協助同事解決問題、維持業務穩定的人,也應建立合理的評價方式,而不是等到工作出現危機,才發現這些看似平凡的付出原來不可或缺。一個成熟的組織,不可能保證每個人都升遷,也不必讓所有人得到相同的獎勵;但它至少應該讓員工理解,什麼樣的努力值得肯定、什麼樣的成果能獲得回報,以及自己還有哪些進步的空間。考核標準應當明確,評價過程應有具體事證,升遷決策也應經得起檢驗。唯有如此,公平才不會只是管理者口中的承諾,而能成為員工實際感受到的制度。薪資決定一份工作的物質回報,公平則影響一個人是否願意長久投入。當員工逐漸不再相信努力能夠改變自己的處境,再高的工作倫理也可能被消磨。真正留不住人才的組織,未必給不起薪水,而可能是讓人看不見努力的意義。
留言0喜歡投書高雄,別再親手銷毀自己的歷史!
近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在官方臉書宣布,該局保存的230多萬張戶口案卡,經過清點、整理與封裝後,已於今年6月30日正式完成銷毀。警察局表示,隨著口卡資料逐步數位化,這套陪伴警政工作數十年的紙本系統,也完成了階段性任務。公告最後寫道:「一張張泛黃紙頁退場,也留下了一段屬於警政的時代記憶。」然而,對於關心臺灣歷史的人而言,這段文字讀來卻令人感到惋惜,也不免產生疑問,如此龐大數量的歷史資料,究竟是否已經完整數位化?銷毀之前,是否經過充分的歷史價值鑑定?又有多少無法重現的歷史訊息,隨著這批紙本資料的消失而永遠流失?圖1、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在官方臉書宣布銷毀230多萬張戶口案卡戶口案卡是過去警察機關進行戶口管理的重要工具,記錄個人姓名、戶籍異動、照片等資訊。這些資料固然是為了行政管理而產生,但對於歷史研究而言,卻可能成為探討人口遷徙、社會變遷、家庭結構及地方發展的重要材料。尤其早年一般民眾留下的照片與文字紀錄相當有限,這些原本看似平凡的行政資料,往往能夠填補官方歷史敘事所忽略的庶民生活。當行政機關認為資料已經失去實用價值時,未必意味著它們也失去了歷史價值。更令人憂心的是,高雄地方歷史文獻的保存問題,恐怕並非始於今日。過去高雄市立圖書館對於早年《臺灣新生報》南部版及《臺灣新聞報》的館藏處理,就留下令人惋惜的問題。《臺灣新生報》於戰後創刊,1949年在高雄成立分社發行南部版,1961年改版為《臺灣新聞報》,長期以高雄為據點,記錄南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生活。相較於臺北出版的全國性報紙,這些地方報紙刊載了大量未必受到其他媒體關注的南部新聞,包括地方人物活動、文化團體、醫療衛生、工商發展及市井生活,對於研究戰後高雄乃至整個南臺灣的歷史,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這些珍貴的地方報紙,卻未能在高雄獲得令人滿意的保存。高雄市政府委託進行的《高雄美術發展大事紀進階研究》,便曾指出,由於高雄地區圖書館報紙館藏不足,研究人員不得不遠赴臺北國家圖書館蒐集資料。即使如此,研究團隊在國家圖書館協助下,仍未能取得1949年至1960年的《臺灣新生報》南部版;《臺灣新聞報》也僅蒐集到1961年至1970年的部分資料。換言之,即使是高雄市政府出資進行的地方歷史研究,也面臨重要史料缺乏的困境。這不禁令人質疑,一座城市如果連記錄自身發展的地方報紙都無法妥善保存,又如何期待後人完整重建這座城市的歷史?尤其令人痛惜的是,這些報紙並非只有一般新聞報導,其中還包括臺灣醫學史重要人物杜聰明等人的投稿文章。杜聰明與戰後高雄醫學教育的發展關係密切,其文字不僅具有個人史料價值,也是理解當時臺灣醫療、教育及知識界的重要線索。倘若這些報紙原件遭到銷毀,而相關內容又未獲完整保存,後人所失去的,可能就是一段無法從其他文獻補回的歷史。更值得注意的是,高雄市立圖書館目前公布的報紙保存原則,未裝訂報紙僅保存三個月,裝訂報紙原則上保存十年。對於一般公共圖書館而言,這或許是基於空間及管理成本的考量,但對於具有特殊地方史料價值的報紙,難道也應適用相同的淘汰標準?如果地方政府只從館藏管理的便利性出發,卻忽略這些文獻的稀有性與歷史價值,最終付出代價的,將是所有希望理解高雄歷史的後代研究者。圖2、高雄市圖書館「連續性出版品保存原則」,未裝訂報紙僅保存三個月,裝訂報紙原則上保存十年。當然,行政機關與公共圖書館不可能無限制地保存所有文件,檔案整理、保存空間及維護經費,都是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然而,正因保存資源有限,更需要建立專業的鑑定制度,而不是將所有過期資料一概視為可以淘汰的物品。尤其在大規模銷毀之前,更應審慎評估資料的歷史價值、稀有程度、其他機關是否已有完整典藏,以及是否有必要保留原件。數位化也不應成為銷毀原件的當然理由。數位影像確實有助於資料保存與利用,但原件本身的材質、筆跡、修改痕跡及其他物質特徵,有時同樣具有研究價值。更重要的是,數位化是否完整、影像品質是否足以辨識、相關資料能否長期保存與查詢,都必須經過確認。倘若只是以「已經數位化」作為銷毀理由,卻沒有完整的保存及利用規劃,仍然可能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高雄近年積極推動城市歷史與文化記憶的保存,從歷史建築修復到地方文史展示,都投入不少資源。然而,歷史保存不能只重視看得見的建築與紀念設施,卻忽略保存在機關庫房與圖書館書庫中的珍貴文獻。當一座城市一方面耗費大量經費重建歷史場景,另一方面卻未能妥善保存記錄真實歷史的原始資料,這樣的文化保存政策,難道不值得深刻反省?高雄市政府有必要向社會清楚交代,這次230多萬張戶口案卡究竟涵蓋哪些年代、是否已經完整數位化、銷毀前是否進行充分的歷史價值鑑定,以及有無保留具有特殊價值的原件。同時,也應重新檢視過去地方報紙館藏的流失問題,釐清相關資料的保存與處置經過,並建立跨機關的史料鑑定及移轉機制。歷史資料的保存不應只是個別機關的行政選擇,更應成為整個城市文化治理的重要責任。一座城市的歷史,不只是市政府可以決定如何處置的行政資產,更是屬於全體市民及後代子孫的共同記憶。行政機關或許可以依照保存年限銷毀文件,卻不能因此忽略自身保存歷史的公共責任。從地方報紙的館藏流失,到如今230多萬張戶口案卡的銷毀,高雄市政府真正需要回答的,不只是這些資料是否已經完成行政程序,而是有沒有認真思考,哪些歷史值得為後代留下。城市可以重建消失的建築,卻無法復原遭到銷毀的史料。高雄不應一面努力尋找自己的歷史,一面又讓記錄歷史的原始資料消失。當我們親手抹去歷史的證據,未來的世代,又該憑什麼認識這座城市?
留言1喜歡投書從黃昭堂的博士證書到日本的「台灣」選項
日本近期調整部分國家證照的登記制度,讓台灣出身者可以在相關文件上以「台灣」標示身分。對許多人而言,這或許只是一項行政制度的修改,但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它其實觸及一個台灣人至今仍必須面對的根本問題,即誰有權決定我們是誰?這個問題,可以從黃昭堂的博士論文談起。黃昭堂於1969年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研究1895年的台灣民主國,後來出版為《台灣民主國之研究》一書。他並非只是要證明台灣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個「獨立國家」,而是試圖透過歷史研究理解台灣民主國的政治性質,以及台灣人民在歷史變局中的位置。從台灣民主國的研究,到後來對台灣國際法地位與台灣人自決問題的討論,可以看出他始終關心的核心問題是,台灣的命運究竟應由誰決定?因此,黃昭堂當年要求東京大學將其博士學位證書上的國籍由「中國」改為「台灣」,其意義也就不只是個人的身分選擇。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一個台灣人要求使用「台灣」來描述自己,本身就是對既有國家權力與身分分類的一種質問,如果一個人的出生地、歷史經驗與自我認同都是台灣,為什麼卻必須由另一個政治權力替他決定「你是誰」?半個多世紀後,日本行政制度出現「台灣」這個選項,看似只是一次制度性的調整,卻形成了一個有趣的歷史對照。當年的黃昭堂必須向大學爭取在一紙證書上寫下「台灣」;今天的台灣人,則逐漸可以在海外的行政制度中,以「台灣」作為自己的身分標示。這不代表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已經獲得完整解決,卻說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台灣人的身分,已經愈來愈難被簡化成一個由他人單方面決定的問題。這也提醒台灣社會,討論台灣地位時,不應只停留在「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的二分法。更根本的問題是,台灣是否存在一個具有共同歷史記憶、生活經驗與政治意志的人民?如果台灣人的身分可以由外部政權任意定義,那麼所謂「人民自決」便無從談起;反過來說,當台灣人能夠在國內外制度中逐漸以自己的名字被看見,這本身就是政治主體性逐步形成的過程。黃昭堂研究台灣民主國,並不是為了讓後人永遠停留在1895年;他真正留下的問題,是台灣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歷史,又如何成為自己命運的主體。今天日本制度中的一個「台灣」選項,看似微小,卻再次把這個問題帶回我們眼前,即一個人的身分,究竟應該由哪一個國家替他命名,還是應該由他自己、由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共同決定?這個問題,或許正是今天重新閱讀黃昭堂最值得思考的意義。
留言0喜歡投書國家榮典不應遺漏民間善行,刈包吉值得明令褒揚!
國家應該表彰什麼樣的人?除了在政治、軍事、學術或其他專業領域具有卓越成就的人物,那些沒有顯赫身分,卻長年以實際行動改善他人處境的平民,同樣值得國家肯定。人稱「刈包吉」的廖榮吉,便是值得政府認真看待的例子。自1987年起,廖榮吉自掏腰包舉辦寒士愛心尾牙,讓街友與弱勢者在農曆春節期間,也能享有一頓溫飽。這項活動從最初的小規模聚餐,逐步發展成席開數百桌、甚至千桌的公益盛事。即使2020年停止舉辦大型尾牙,他仍持續提供便當與民生物資,關懷生活困頓的人們。數十年來,他所做的並非偶一為之的善舉,而是長期投入、始終沒有輕易放下的責任。這樣的付出,值得社會感念,更值得國家思考如何留下正式紀錄。依《褒揚條例》的規定,對於捐獻財物、熱心公益且績效昭著者,國家並非沒有表彰的制度。過去,長期投入慈善公益的溫送珍,以及致力於慈善關懷、急難救助與公益捐輸的陳燕飛,也曾獲得國家明令褒揚。這些案例說明,國家榮典並不應侷限於具有公職或顯赫社會地位的人物,民間公益人士同樣可能因其長期貢獻而獲得肯定。當然,並非所有善行都必須由國家授予榮典,公益的價值也不應以是否獲得褒揚來衡量。然而,國家榮典的意義,從來不只是對個人成就的肯定,也在於透過正式的公共評價,讓社會理解哪些價值值得珍惜、哪些行動值得延續。對長年關懷弱勢的民間人士而言,褒揚不只是榮譽,更是國家對這份社會貢獻的正式承認。廖榮吉的可貴之處,不應只以他曾經舉辦多少桌尾牙來衡量。真正值得肯定的,是他長年將弱勢者的生活放在心上,尤其在多數人與家人團聚、歡度春節之際,仍惦記著那些可能無家可歸、缺乏親友照應的人。他的行動提醒我們,社會的溫暖不只來自制度性的救助,也來自有人願意持續看見那些容易被忽略的需要。因此,政府應依《褒揚條例》及相關程序,調查廖榮吉長年投入公益的具體事蹟,並就其貢獻是否符合明令褒揚的條件進行審議。這不是要求國家為每一位善心人士頒發榮譽,而是希望在既有制度下,對具有長期性、持續性與社會影響力的公益貢獻,給予應有的評價。一個社會如何記得善行,也反映了它重視什麼樣的價值。廖榮吉已經離開,但他多年來對街頭弱勢的關懷,不應只停留在地方記憶與新聞報導之中。若經審議確認符合褒揚條件,政府就應正式予以表彰,讓這位平民慈善家的付出成為國家共同記憶的一部分,也讓更多人知道,就算沒有顯赫身分的人,同樣能以一生的行動,為社會留下值得傳承的價值。
留言0喜歡投書轉型正義不能只喊人力不足:行政院該追的是沒收財產的源頭責任
轉型正義走到今天,許多人談到政治檔案清查與權利回復,第一個想到的往往是「人力不足」。但如果問題始終被歸結為末端承接機關缺人,恐怕反而忽略了更根本的制度問題,當年動用國家權力沒收人民財產的機關,今天是否也應該負起主動查明、清查與公開的責任?2023年6月15日,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與東吳大學政治學系舉辦「真相的稜鏡:轉型正義工程」學術研討會,前促轉會兼任委員徐偉群教授在圓桌論壇指出,威權統治時期遭受國家不法行為的被害者,其財產返還與權利回復正面臨「與時間賽跑」的困境,權利回復基金會受限於人力與資源,目前多只能仰賴申請制。另一方面,2026年5月16日,519行動組合、辜寬敏基金會與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舉辦「2026民間轉型正義推動全國大會」,立法委員張雅琳也指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同樣面臨人力不足問題。這些現象當然值得行政院重視,但如果最後的答案只是「增加人力」,恐怕還是不夠。因為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當年國家可以有能力沒收人民財產,今天卻反而要人民自己尋找證據? 過去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曾向國防部函查沒收財產資料,國防部當時僅提供判決書與案卡,並表示「已無其他檔案」;然而經過此後二十多年的政治檔案清查,相關機關卻陸續發現數量可觀的歷史檔案與紀錄。這段經驗已經說明,「查無資料」未必就是歷史真相的終點,也可能只是既有清查方式的終點。轉型正義不能只查「誰被抓、如何審判」,更必須追問「財產如何被沒收、由誰接收、如何登記、最後又流向何處」。當年執行沒收、接收與處分財產的機關,往往才是最可能掌握第一手資料的「源頭」。如果今天仍然只是由檔案局或權利回復基金會逐案發函、等待各機關回覆,再由被害者自行補充證據,就會形成非常不對等的局面,國家掌握歷史資料,人民卻必須證明國家當年做了什麼。因此,行政院真正應該做的,不只是替檔案局與權利回復基金會補充人力,而是要求源頭機關自己動起來。國防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及歷史上曾經參與沒收、接收、管理或處分財產的相關機關,都應建立專責清查機制,主動盤點沒收財物清冊、移交紀錄、處分文件、帳冊及相關往來公文,並將成果提供檔案局與權利回復基金會交叉比對。如此才能從「人民找資料、政府被動查」轉變成「政府主動清查、人民獲得資料」。這也意味著,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不能只是彙整各部會工作成果,而應真正發揮跨部會統合與課責功能,把源頭機關的清查、檔案移轉與公開納入轉型正義的管考機制,要求各機關提出具體期程與成果。促轉會解散後,轉型正義更不能變成少數承接機關的單打獨鬥。凡是過去曾參與政治案件、掌握相關檔案,或曾經處理被害者財產的機關,都應該被納入責任體系,包括至今仍有必要進一步檢視僑生白色恐怖案件相關檔案的僑務委員會等。「人力不足」確實是問題,但不應成為國家不主動查明歷史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增加末端人力只能讓既有制度跑得更快,改變源頭清查機制,才能讓整個制度走得更遠。 每一筆被沒收的財產背後,可能是一個家庭數十年的生活;每一份財產處分紀錄,也可能是國家不法行為最直接的證據。轉型正義真正要做的,不只是等待人民拿著僅存的資料來申請,而是要求國家把自己過去使用公權力留下的證據找回來。行政院若真要讓權利回復走出困境,就應該從「誰缺人」轉向追問「誰當年掌握資料、誰今天應負責查清楚」。這才是轉型正義常態化後,政府真正應該面對的責任。
留言0喜歡投書考績改革不能只改制度,更要改變主管識人的方式
公務人員考績制度改革持續受到討論。考試院已於今年通過《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並將函請立法院審議,改革能否落實,除了制度設計,更取決於主管如何評價部屬。心理學上的「顯著性偏差」,提醒我們容易注意醒目的人事物,卻忽略那些不顯眼、但真正重要的貢獻。職場上,擅長表達、經營人際關係、迎合主管期待的人,往往容易留下深刻印象;反之,長期埋首業務、默默解決問題、承擔繁重責任的人,卻可能因為表現穩定而被視為理所當然。更值得警惕的是,當外在形象與交際手腕被誤認為工作能力,升遷就可能偏離專業與實績,成為印象管理的結果。問題不在於一個人是否善於交際,而在於主管是否把「容易被看見」當成「真正有貢獻」。對公共組織而言,這不只是個人的升遷公平問題,更攸關行政效能。當認真做事的人長期得不到合理肯定,組織傳遞的訊息便是「把事情做好,不如讓主管覺得你做得很好。」久而久之,員工可能把心力從解決問題轉向經營形象,真正受損的則是公共服務的品質與組織的信任。因此,考績改革不能只著眼於考績等次或獎懲方式,更應檢視評核過程是否有具體事證、工作成果與責任紀錄作為依據。對於難以量化的工作,也應考量其專業難度、協調成本、長期累積及風險承擔,而不能只計算容易呈現的成果。升遷評估則應重視實際績效、專業能力與領導潛力,並讓評核理由經得起檢驗。主管的責任,不只是分配工作,更是辨識人才;不只是獎勵表現突出的人,也要看見那些沒有站在台前、卻始終撐住組織的人。一個組織真正的危機,不是有人擅長表現,而是它逐漸分不清表現與貢獻。考績改革的成敗,最終不在於制度文字寫得多麼完善,而在於能否讓認真做事的人獲得公平評價,讓真正有能力的人得到適當位置。唯有如此,組織才能讓工作者相信「值得追求的不是把自己包裝得比別人更好,而是把事情做得比昨天更好。」
留言0喜歡投書長照第三種選擇並不新,二十年後我們真的算清楚成本了嗎?
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如何讓老人有更多元的居住選擇,確實是長照政策不能迴避的問題。近來「第三種選擇」、「共生宅」等概念受到討論,但如果因此讓人以為這是近年才出現的新構想,其實並不符合台灣的發展經驗。早在1990年代,長庚就已經開始規劃養生文化村,並於2005年正式營運。換句話說,台灣社會對於介於一般住宅與傳統照護機構之間的老人居住模式,已經有超過二十年的實際經驗。這不是一個剛剛提出的政策想像,而是一個早已存在、也經過長期實踐的案例。因此,今天再談長照的「第三種選擇」,真正值得問的或許不是「要不要發展」,而是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究竟從這些經驗中學到了什麼?其中最不能迴避的,就是成本。以長庚養生文化村為例,它提供醫療、生活、休閒與社交等服務,讓長者在相對自主的環境中生活,也確實提供了家庭住宅與傳統機構之外的另一種可能。然而,這樣的生活模式並不代表低成本。目前長庚養生文化村一房二廳房型,單人每月住宿費約四萬元至四萬七千八百元,雙人入住還須加價,餐食、水電等也另計;新入住者還必須辦理二百五十萬元的指定安養信託,另有保證金等相關財務要求。這些數字本身並不是在否定養生文化村,而是提醒我們,理想的老後生活,需要相當的經濟能力支撐。一名老人即使擁有自己的住宅,也不代表退休後每月能拿出數萬元支付住宿與生活費;有退休金,也不代表能夠承擔十年、二十年的長期支出。更不要說隨著年齡增加,健康狀況可能改變,原本只需要住宿與生活服務,未來可能進一步產生照護需求,相關費用也可能隨之增加。這正是長照政策談「第三種選擇」時不能忽略的現實。如果一種居住模式只有經濟條件較好的長者才能長期負擔,它當然可以是一項好的服務,也可以成為高齡者生活的另一種選擇;但如果政府希望把它納入更普遍的長照政策,就必須進一步回答中低收入的家庭該怎麼辦?二十年前,台灣已經有養生文化村;二十年後,我們卻仍在討論老人住宅與共生宅如何成為「第三種選擇」。這或許意味著,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提出一個新的居住概念,而是如何讓這個概念在財務上可以長期運作,而且不只服務少數有能力負擔的人。因此,長照3.0若要推動更多元的高齡居住模式,除了討論空間設計、社區共生、醫療照護與生活服務,更應該把「可負擔性」放在核心位置。租金或住宿費是多少?餐食與水電如何計算?照護需求增加後費用如何增加?中低收入老人是否有補助?當老人無法繼續負擔時,又能不能有合理的轉銜機制?這些問題如果沒有答案,再漂亮的第三種選擇,也可能只是少數人的選擇。台灣其實已經累積了二十年以上的經驗。與其不斷把「第三種選擇」包裝成新的政策創意,不如先回頭看看既有模式走過的路,誠實面對它成功的地方,也檢視它為什麼至今仍難以成為多數長者都能負擔的普遍選項。長照需要創新,但創新不代表忘記過去。第三種選擇不是今天才開始,真正需要回答的是:經過二十年的實踐,我們能不能讓它從「有人住得起」,走到「多數老人住得起、也住得久」。
留言0喜歡投書電子煙不是毒品,但校園安全檢查也不是法律灰區
電子煙不是毒品,這個法律上的區分沒有問題;但如果因此認為校園面對電子煙存在一片沒有規則可循的「灰色地帶」,就有必要重新檢視現行規定。2023年3月22日施行的《菸害防制法》修法,已全面禁止電子煙等類菸品的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廣告及使用;衛生福利部也明確表示,使用電子煙違法,最高可處1萬元罰鍰。教育部更早已要求各級學校依《菸害防制法》訂定校園禁菸規範,將「類菸品(含電子煙)」納入管理,禁止教職員工生攜帶、使用。因此,電子煙是不是毒品,與學校是否可以依法處理,是兩個不同問題。更重要的是,教育部2024年修正的《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已經明文規範「校園安全檢查之限制」。依第二十九點,學校發現或接獲檢舉、通報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違法、違禁物品時,學務處可以與校長、相關教職員、導師或家長代表進行緊急會商;認定學生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時,得進行必要的校園安全檢查。檢查對象也明確包括學生隨身攜帶的書包、手提包等私人物品。這代表真正的法律問題,並不是「教師懷疑電子煙,究竟有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可以介入」,而是何種程度的具體事實足以啟動安全檢查,以及檢查應該如何符合必要性與程序要求。現行規範甚至進一步要求,必要的校園安全檢查應由二人以上執行,被檢查學生希望在場時應同意其在場,檢查過程原則上應全程錄影,並保存檢查結果及影像至少三年。換句話說,制度並不是授予學校一張「隨時搜索學生」的空白支票,而是同時設計了啟動條件與權利保障。當然,這也不表示只要看到電子煙三個字,教師就可以任意翻查學生書包。學生的身體自主權、人格發展權及其他權益仍然受到規範保障。應關注個案是否存在足以啟動安全檢查的具體事由,以及學校是否依照法定程序執行。因此,把「電子煙不是毒品」直接推論成「學校搜索電子煙存在法律灰區」,其實跳過了中間最重要的一層,即我國早已有《菸害防制法》的明文禁制,也有教育部針對校園類菸品及安全檢查所建立的制度。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學校究竟「能不能管」,而是什麼情況可以查、誰可以查、可以查到什麼程度,以及如何確保學生權利不因安全檢查而受到不必要的侵害。法律的精確性,正在於把這些問題一一拆開,而不是把不同法律問題全部歸入「灰色地帶」。電子煙不是毒品,但它也早已不是法律上的未知物;學校不能任意搜索學生,但同樣也不能忽略既有法規與校園安全檢查制度已經建立的處理框架。
留言0喜歡投書體育不是城市行銷工具:別把一場引退賽硬套成城市治理
一位球星的引退賽,當然可以成為城市事件;一場大型國際賽事,也確實可能帶動觀光與消費。但如果看到國外大型體育賽事帶來的經濟效益,就認為台灣也應該把一場球星引退賽轉化成城市品牌、觀光路線甚至跨部會治理模式,恐怕是把不同層次的事情混在一起。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承辦NCAA男子籃球Final Four,並不是單純辦兩場籃球比賽。當地長期累積大型體育賽事、場館、會展、觀光及籃球文化,賽事周邊還有球迷活動、音樂、展演等完整配套。這是一座城市長期經營體育產業的結果,而不是某一場比賽臨時創造出來的奇蹟。因此,拿這樣的城市級大型賽事,與台北一場球星引退賽直接比較,本身就存在尺度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大型賽事所產生的消費與觀光收入,也不能簡單全部歸功於賽事本身。城市原有的觀光、會展、交通與商業條件,以及原本就會發生的消費,都應該納入計算。否則所謂「經濟效益」,很容易變成把城市原有的經濟活動全部算到賽事頭上。更值得思考的是,體育真的必須被換算成觀光人次與消費金額,才算具有公共價值嗎?林志傑代表台灣籃球超過二十年,他的引退賽所承載的世代記憶、球迷情感與運動文化,本身就是體育的價值。當一名球員走完職業生涯,留下的不只是幾千張門票、多少間旅館住房,而是一代人共同的文化記憶。若所有體育活動都必須被要求「創造城市品牌」、「帶動觀光」或「產生產業效益」,反而可能把體育最重要的文化價值給忽略了。當然,這並不是說政府不應該發展運動觀光,也不是說大型賽事不值得被政策整合。問題在於,只要提出跨部會平台、專責單位、城市籃球節或運動文化中心,就必須進一步回答,這些需要多少公共經費?預期帶來多少實際效益?原有機關不能完成嗎?是否值得新增行政組織?公共政策不能只談「應該做什麼」,也要回答「為什麼值得花這筆錢」。台北當然可以發展自己的體育城市模式,但沒有必要把自己變成另一個印第安納波利斯。台北擁有自己的職業運動、國際賽事、公共運動空間與龐大人口市場,也有不同於美國城市的交通與城市條件。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如何把這些既有資源做好,而不是看到國外成功案例就急著複製。體育可以帶來觀光,但體育不只是觀光;賽事可以創造經濟效益,但城市治理也不該只剩下經濟效益。一場引退賽最珍貴的,也許不是能帶來多少旅客,而是讓一代球迷有機會向一名球員告別。政府若能在這份文化情感之上提供更好的運動環境、青少年培訓與場館服務,這本身就是城市對體育最實在的投資。與其急著把每一場比賽包裝成「城市品牌」,不如先問一個更簡單的問題,即我們究竟希望體育為城市帶來什麼?如果答案只有觀光人數與消費金額,那麼我們發展的或許不是體育城市,而只是把體育當成另一種城市行銷工具。
留言0喜歡投書監獄不夠關,不能成為毒品政策的理由
全台監所收容人數突破六萬六千人,超收壓力確實是法務部必須面對的問題。法務部長鄭銘謙因此要求檢察機關,對短期自由刑案件積極運用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等替代措施,降低入監人數。這樣的做法可以討論,但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不能迴避,即監獄不夠關,究竟應該是改善矯正設施的理由,還是改變刑事政策的理由?尤其在毒品犯罪上,更不能把「治療」與「刑罰」當成只能二選一的選項。成癮具有醫療與社會因素,並不代表刑事責任因此消失;反過來說,施以刑罰也不代表可以放棄戒治。真正成熟的制度,應該是依犯罪類型、毒品種類、犯次與再犯風險分層處理。國際上也並非只有「吸毒者不入監」這一條道路。例如日本自2025年3月起,對大麻等不法施用正式適用麻醉藥品相關的禁止規定與施用罪處罰。日本厚生勞動省甚至曾明確說明,大麻使用罪的建立與防止高度依賴有關。新加坡的制度更為嚴格,對非法毒品的持有、使用及販運均設有刑事處罰。這至少證明一件事,即把毒品使用視為公共衛生問題,並不是各國唯一的政策選擇。因此,台灣真正應該討論的,並不是「吸毒的人要不要全部關起來」,而是不同情況究竟應該如何處理。初犯、偶發施用者,可以強化戒治與替代處遇;但如果一個人已經反覆施用、屢次戒治仍然失敗,甚至同時涉及持有、販賣或其他犯罪,難道還能永遠以「他需要治療」作為不必承擔刑事後果的理由?更重要的是,不能因為監所爆滿,就形成「能不關就不關」的政策慣性。刑罰的目的包括應報、一般預防、特別預防與矯治,監所容量只是行政執行條件,不能反過來決定哪些犯罪值得被處罰。否則今天因為床位不足而減少入監,明天床位增加,是不是又可以恢復原來的刑事政策?如果政府認為現行刑事政策造成監所超收,就應該公開分析,究竟是哪類犯罪、哪種刑期、哪些犯次造成收容人口增加,再針對不同類型提出制度改革,而不是籠統要求短期自由刑盡量不用監禁。真正成熟的毒品政策,不是「只關人」或「都不關」,而是讓治療、刑罰與隔離各自發揮作用。監獄爆滿可以促使政府改革矯正制度,卻不應成為降低犯罪處罰強度的理由。人民需要知道的不是監獄還有幾張床位,而是一個人反覆違法、反覆戒治、反覆再犯之後,國家的法律究竟還剩下什麼作用?
留言0喜歡投書兒少上網安全,不能把所有責任都塞給平台
保護兒少免於網路傷害,是政府、平台、家長與社會共同的責任。但正因如此,政策更不能只看到「平台有責任」,就把複雜的兒少網路問題簡化成平台管制。真正需要問的是,什麼風險應該管?誰來管?又要付出什麼代價?以澳洲限制未滿16歲使用部分社群平台的經驗來看,如果青少年仍能透過虛報年齡、技術方式等繞過限制,這首先反映的是執行與驗齡問題,而不能直接證明年齡限制這項政策工具本身無效。政策若要採取年齡門檻,就應誠實面對執法成本,而不是一方面要求平台負責驗齡,另一方面卻忽略驗齡本身可能帶來的隱私風險。更值得警惕的是,「兒少安全預設」看似溫和,實際上仍然需要回答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即平台如何知道使用者是不是兒少?如果要求更精確的年齡辨識,勢必涉及身分驗證、臉部辨識或其他個人資料。為了保護兒少,卻讓所有使用者留下更多敏感資料,究竟是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結果?此外,要求平台負擔「合理注意義務」也不能停留在口號。什麼叫做「合理可預見的風險」?什麼程度算是「已採取合理措施」?如果標準不清楚,最後可能變成主管機關依個案判斷平台的產品設計是否足夠安全。這不只影響業者,也涉及言論自由、資訊取得與創新空間。兒少面臨的網路風險同樣不能一概而論。網路霸凌、性剝削、詐騙、陌生人接觸、沉迷與演算法推薦,各自需要不同的治理工具。限制陌生人私訊、禁止深夜推播、調整推薦機制、強化檢舉處理,與全面限制特定年齡使用社群平台,是完全不同的政策選擇。政府應該針對具體風險選擇最小侵害、最有效的手段,而不是用一套「平台負責」概括所有問題。兒少保護當然不能只靠父母,也不能只靠平台。政府真正該做的,是建立清楚的責任邊界與可驗證的安全標準,要求平台證明它做了什麼,而不是要求平台承擔所有網路世界的風險。保護兒少不是誰喊得最大聲,誰就可以把責任推給別人。好的政策,應該讓兒少更安全,也讓成年人的隱私與權利不必因此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留言0喜歡投書食安治理不能只問「為什麼沒通報」
中聯油脂事件值得社會重新檢視食品安全的風險管理,但討論不能只停留在「原料有問題,為什麼沒有通報」這個問題。食品安全真正要看的,是風險發生在哪一個環節、企業何時發現、發現之後做了什麼,以及問題究竟有沒有進入食品供應鏈。以台糖案例而言,相關粗油是在進貨前自主檢驗發現苯駢芘超標,隨即拒收,並未進入台糖工廠或製程。這種「發現問題、阻斷風險」的情況,與問題原料已經進廠、加工甚至流入市場後仍未通報,顯然不能相提並論。食品安全制度當然可以更完善,高風險原料是否建立分級通報、供應鏈資訊是否即時共享、重大異常是否應讓主管機關及早掌握,都值得檢討。但風險治理不是「通報越多越安全」,更不是所有檢驗異常都用同一套標準處理。如果企業在原料進場前就把問題攔下來,主管機關真正需要思考的,應該是如何讓高風險資訊更有效率地流通,而不是把所有已被企業攔截的風險都轉化成行政通報義務。食安改革最怕的不是沒有新制度,而是制度很多,責任卻越來越模糊。真正需要被追究的,是明知食品存在安全疑慮,卻仍讓它繼續往下游流動的行為;真正值得修法的,是現行制度對不同風險程度缺乏清楚界線的部分。該通報的當然要通報,該追究的也不能放過;但如果連「拒收問題原料」與「放任問題食品流入市場」都分不清楚,再漂亮的風險治理口號,也只是把食安問題越講越複雜。食安不是比誰通報得多,而是比誰能在風險進入消費者之前,把它真正攔下來。
留言0喜歡投書世界級的臺灣之光,不該被國家遺忘──建請政府明令褒揚蝴蝶研究權威陳維壽
日前政府頒發褒揚令予已故香港銅鑼灣書店創辦人林榮基,彰顯臺灣對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重視。民主社會透過褒揚制度,向對國家及社會具有重大貢獻者致上最高敬意,值得肯定。然而,當政府持續以褒揚令彰顯國家價值之際,也應重新檢視那些畢生奉獻臺灣、卻始終未獲國家正式表彰的人物。其中,臺北市立成功高中已故生物教師、臺灣蝴蝶研究權威陳維壽(1931年1月31日—2025年6月30日),正是最值得褒揚的一位。陳維壽畢生投入臺灣蝴蝶研究與自然教育,在研究資源極為有限的年代,自費深入山林調查、採集與研究,建立臺灣蝶類的重要分類與生態資料,並出版多部專著,奠定臺灣蝴蝶研究的重要基礎。他的研究成果不僅受到國內學界肯定,更為國際研究臺灣及東亞蝶類的重要參考,使臺灣豐富而獨特的生物多樣性得以登上世界昆蟲學的舞臺。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從未將一生研究視為個人資產,而是選擇回饋社會。歷經數十年累積的四萬餘件昆蟲與蝴蝶標本,其中包括珍稀標本及具有高度學術價值的模式標本,悉數成為公共教育資源,成為成功高中蝴蝶宮.昆蟲科學博物館最重要的館藏。這些珍貴典藏不僅提供國內外研究者使用,也成為臺灣自然史教育的重要基地。如果說,一位學者最大的成就是留下影響世界的知識,那麼陳維壽已經做到了;如果說,一位教育家最大的價值是培育下一代,那麼陳維壽更是典範。他在成功高中任教數十載,培育無數學生投入生命科學、醫學、環境保育及教育領域;退休後仍持續投入博物館導覽、策展與自然教育推廣,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依然為臺灣的科學教育默默奉獻。令人敬佩的是,他不只是「出力」,更是「出錢」。在那個科研資源有限的年代,他長期自費從事野外調查、標本製作與保存工作,投入畢生積蓄,只為替臺灣留下完整的自然史紀錄。他沒有追逐名利,也沒有將珍貴標本收藏化為私人財富,而是無私地留給社會、留給下一代。這種胸襟與人格,正是國家最值得珍視的典範。褒揚令的意義,不只是追思一位逝者,更是在告訴社會:國家珍惜什麼樣的人才,傳承什麼樣的價值。民主與人權值得尊崇,科學研究、教育奉獻與自然保育同樣是國家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石。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不應只記得政治運動者,也應銘記那些默默累積國家實力、提升國際學術地位的人。陳維壽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鎂光燈下的名人,但他以一生守護臺灣自然,以世界級的研究成果提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以無私奉獻的精神留下珍貴的公共資產。他讓世界看見臺灣,也讓一代又一代臺灣人認識自己的土地。如此卓越的教育家與科學家,理應獲得國家最高的敬意。建請政府依《褒揚條例》精神,重新檢視陳維壽對臺灣教育、科學研究及自然保育的卓越貢獻,明令褒揚這位世界級的臺灣之光。因為,一個真正重視人才的國家,不會讓畢生奉獻土地的人,在歷史中默默淡去;一紙褒揚令,不只是表彰一位典範,更是向下一代宣示:「科學、教育與無私奉獻,同樣是國家最珍貴的價值。」
留言0喜歡1投書政務官的政治責任不能等法院判決——從楊珍妮霸凌案談起
楊珍妮霸凌案爆發後,社會部分人士討論往往圍繞在「有沒有霸凌」、「調查是否公正」、「過去貢獻夠不夠大」。這些問題容易讓人忽略更根本的事情,即在台灣的民主體制裡,政務官的政治責任,從來就不該等到法院判決才開始算起。政務官與事務官最大的差異,不在於專業能力高低,而在於責任的性質。事務官主要受法律與考績規範拘束;政務官則必須同時對任用者、對國會、對社會負責。這項政治責任的核心,是「適不適合繼續掌握權力」。一旦任用者認定其已不適任,政治責任就已發生,無需等待後續的監察或司法程序。楊珍妮霸凌案的時序清楚說明了這一點。行政院外部調查認定職場霸凌成立後,總統在7月1日即發布免職令;監察院則是在7月17日才以全票通過彈劾。免職在前、彈劾在後,這不是程序倒置,而是政治責任優先於行政與法律責任的具體展現。如果政務官必須等懲戒法院判決確定,才能被要求下台,那政治責任就成了空話——高階官員在爭議期間仍可繼續行使權力,組織氣氛與公共信任勢必進一步受損。更值得注意的是回應方式。面對行政調查結果與顏慶章公開提出的具體聲明,我們看到的多是強調程序瑕疵、過去貢獻,以及「嚴格管理非本意」。這些說法可以理解,卻迴避了政務官最該直接面對的問題,即權力被如何行使?部屬的工作環境是否被妥善管理?職位越高,這些問題就越不能用「我有功勞」來抵銷。功勞與責任本來就不是二選一。一名談判能力出色的人,仍可能在管理與權力運用上出現嚴重問題;而政務官的責任,正是要對後者負責。政治責任、行政責任與法律責任,本來就是不同層次。司法程序當然必須被尊重,懲戒法院也會依證據作出判斷。但司法結果不會倒過來消滅已經發生的政治責任。否則,政務官只要堅稱「尚未判決確定」,就可以無限期迴避公共問責。這不僅削弱民主監督,也讓「政治任命」失去應有的重量。楊珍妮霸凌案真正留給台灣政治的,不是單純的個案是非,而是一個制度性提醒,即政務官可以有專業貢獻,也可以為自己辯護,卻不能只談功勞與委屈,而始終迴避自己如何行使權力、如何管理部屬,以及因此必須承擔的政治責任。
留言0喜歡投書從「個人備忘錄」走向「體制防衛」——評《轉型正義教育手冊》與我國轉型正義深化之道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以下稱人權處)作為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之幕僚單位,於近年出版《給民主世代公務員的備忘錄:轉型正義教育手冊》(以下稱《轉型正義教育手冊》)。前行政院長陳建仁在手冊序言中指出,立基於「正義敏感度」(justice-sensitive)的教育取徑,核心在於透過回顧歷史形成批判性思考,從而展望民主未來。這本專為文武職公務員編寫的讀本,標誌著國家在反思自身過錯與落實人權教育上的重要嘗試。然而,面對轉型正義工程進入常設部會機關協同落實的階段,單靠一本開啟個人歷史同理的「備忘錄」遠遠不夠。政府必須從「個人良知的啟發」,跨越至「行政體制防衛與法制究責」的實質深化,才能真正破解轉型正義長年被批評的瓶頸。 一、肯定「去教條化」敘事,但須補足行政實務防衛《轉型正義教育手冊》一書最值得肯定之處,在於其摒棄了傳統政治宣導的冰冷教條,改以歷史脈絡、事件發展與人物故事(如黃溫恭醫師無法送達的遺書、張則周教授塗銷前科紀錄等)作為引導素材。手冊明確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定義為國家權力不可逾越的底線——包含權力分立、司法獨立、人性尊嚴、思想自由與禁止刑求等原則。手冊特別引述東德邊境守衛案「槍口抬高一吋」的法理討論,並舉出白色恐怖時期軍事審判中,軍法官在「李進來案」裡多次拒絕配合上級要求加重判刑、六度維持原判的艱難嘗試,藉此引導公務員思考「奉命行事」與「憲政良知」之間的拉鋸。然而,現實的殘酷在於,要求基層公務人員在缺乏體制保護的情況下獨自對抗不當干預,往往過於苛求。當公務員在實務中面臨上級違憲指令、過度保密要求或政治壓力時,手冊並未提供具體的行政申訴與權益保障機制。人權處應會同人事行政總處,將手冊中的倫理思考轉化為制度保護,制定《公務人員維護憲政秩序與抗拒違法指令處理指引》,使「槍口抬高一吋」從個人道德勇氣,變成受法律制度保障的常態防衛手段。 二、破解「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制度迷思促轉會提交《任務總結報告》解散後,轉型正義任務改由法務部、內政部、文化部、衛福部、教育部及國發會等常設部會分工承接。然而,「釐清壓迫體制加害者與參與者責任」,正是臺灣轉型正義工程長年被批評「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未竟之業。目前將「加害者識別與處置」法案研究交由法務部接棒,在民間團體與法學界引發不少質疑。威權時期許多國家不法行為均有檢調及司法體系參與其中,由主管司法行政的部會主導加害者責任處置,難免有「球員兼裁判」或受到體制內部保守勢力牽制的疑慮。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應發揮院級統合與監督功能,由人權處結合民間專家學者與獨立人權機制,建立具公正性與多元代表性的「壓迫體制責任審查委員會」,加速推動加害者識別法制化與除垢(Lustration)制度研究,徹底撫平歷史傷痕。 三、貫徹「真相權」:突破情治與軍方檔案保密,公開沒收財物清冊真相是推動和解與民主教育的地基。手冊中強調,政治檔案之清查、徵集與公開,是全體社會理解國家不法與歷史真相的關鍵。然而,監察院調查報告與民間團體研究皆指出,情治與軍方機關於受理政治檔案開放時,仍普遍存在「機關本位主義」。除了國安局、調查局常以「國家安全」為由過度遮蔽壓迫體制參與者之姓名外,國防部對於「沒收財物處理委員會」等關鍵檔案至今仍未充分公開,更是一大黑幕。威權時期國家透過《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大規模沒收受難者財產並分發檢舉與承辦獎金,這些沒收財物處理檔案記錄了當年財產剝奪與流向的細節;軍方若持續封鎖或限制調閱,無異於剝奪受難者家屬的真相權,也嚴重阻礙了被害者財產權利回復的進程。人權處作為院級幕僚,應積極督導國發會檔案管理局,會同法務部與國防部,針對情治與軍事機關之檔案保密申請建立嚴格的實質複核審查機制。對於涉及沒收財物清冊、加害者責任與體制運作的歷史檔卷,應貫徹《政治檔案條例》「原則公開、例外保密」之立法精神,最大程度還原於國人面前。沒有徹底的真相,就沒有真正的原諒與信任。 四、結論:讓轉型正義成為跨黨派的民主防衛工程轉型正義從來不是為了復仇或政黨攻防,而是為了鞏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確保國家暴力的悲劇不再重演。《轉型正義教育手冊》踏出了轉型正義教育扎根的關鍵一步。下一步,政府必須展現更堅定的政治意志,將手冊所揭示的價值,化為具體的法制改革、檔案開放與加害者責任釐清。唯有將歷史經驗內化為體制內的防衛機制,臺灣才能在全球威權主義擴張的地緣前線,展現出堅不可摧的民主韌性與人權價值。
留言0喜歡投書在名字之外,重新認識林烈堂
第一次看到「林烈堂」這個名字時,我其實愣了一下。長期從事臺灣史料與歷史研究工作的我,第一個想到的,是霧峰林家的林烈堂——那位活躍於日治時期地方公共事務、教育與社會活動的人物。後來才發現,眼前這位林烈堂,是完全不同的人。這個小小的誤會,卻也讓我開始重新認識一位原本並不熟悉的臺灣人。林烈堂沒有顯赫的政治頭銜,也不是我們熟悉的歷史課本人物。他長年投入水產養殖,從現場經驗出發,不斷摸索魚苗繁殖與培育技術。1963年,他研發草、鰱魚魚苗孵化器,突破魚苗生產的限制;後來又成功繁殖、量產虱目魚苗,對臺灣水產養殖產業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因此被譽為「虱目魚之父」。他的故事讓我想到,臺灣現代化的歷程,其實從來不只是政府政策、學術研究與大型企業的故事,也是一群長年在第一線摸索、實作與累積經驗的民間工作者共同寫下的歷史。也因此,我特別想談國史館早年推動的「出類拔萃人物訪談」計畫。這項工作的意義,不只是替傑出人物留下生平紀錄,更重要的是,它曾經試著把歷史的視野從政治人物與重大事件,延伸到農業、漁業、科技、教育、產業與社會等不同領域。當我們回頭研究臺灣的發展,才會發現,許多真正改變時代的人,未必出現在政治史的聚光燈下。他們可能是一名農民、一位工程師、一個企業家,也可能是一個長年守在魚塭旁、靠著經驗與反覆試驗解決問題的人。林烈堂正是這種歷史觀最好的例子。國史館透過口述訪談留下他的生命經驗,使後來的研究者不只能從統計數字、政策文件與產業資料理解臺灣水產養殖,也能聽見一位第一線工作者如何回憶自己的選擇、技術與時代。這些訪談在完成之初,也許只是一本人物訪談錄;但隨著時間過去,它們逐漸成為研究臺灣產業史、地方社會史與民間技術發展的重要第一手材料。這也是口述歷史最珍貴的地方:它讓那些原本可能隨著歲月消失的聲音,有機會留在歷史裡。對我而言,重新認識林烈堂,也重新理解了「出類拔萃」這四個字。所謂出類拔萃,未必只是因為一個人擁有顯赫的身分或已經被歷史證明偉大;有時候,正是因為有人願意走進歷史現場,去尋找那些不在聚光燈下的人,我們才知道一個時代究竟是由哪些人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所以,今天紀念林烈堂,我想紀念的不只是「虱目魚之父」這個稱號,也包括那些替他留下生命史的歷史工作者,更包括國史館當年願意拓展歷史視野的嘗試。對歷史研究而言,這樣的工作值得珍惜,也值得繼續。我們不能只記得那些已經被歷史證明重要的人,也應該在他們尚未被遺忘以前,主動去尋找那些值得被記住的人。因為臺灣的歷史,從來不只是政治人物與重大事件的歷史;它也是無數普通人用技術、勞動、選擇與生命經驗共同寫成的歷史。而林烈堂的故事,也讓我再次相信,歷史研究最有意思的地方,往往就是當我們以為自己認識一個名字,重新打開史料之後,才發現那個名字背後,原來還有另一段值得被看見的臺灣史。
留言0喜歡投書撈起歷史餘燼的人:紀念蔡寬裕先生逝世兩週年與他的大時代擺渡
歷史的推進,往往不是靠巨大的齒輪,而是靠那些在暗處默默點火、走遍天涯把人一個個牽回來的人。2024年9月5日,台灣轉型正義的關鍵靈魂蔡寬裕先生溘然長逝。兩年過去了,當我們重新翻開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漫長平反史,最令人動容的,不是法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喧囂,而是蔡前輩數十年如一日、跨越政治與地理鴻溝的「人性擺渡」。蔡寬裕先生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台灣現代史。他曾因台獨傳單案身陷囹圄,在1970年那場震驚島內外的「泰源事件」中,他在槍林彈雨與統獨分裂的陰影中,扮演了最關鍵的跨單位聯繫角色。解嚴之後,當台灣政治因統獨光譜撕裂,白色恐怖受難者陣營也因而分立——左統的「互助會」、本土平反派的「促進會」、以及他領導的獨派「關懷協會」。在那個紅白內鬥、政治認同高度敏感的年代,蔡寬裕最可貴的高度,正是他「不分統獨、只問人權」的無私。他穿梭立法院催生《促轉條例》,用他極高的人格信用,聯繫並取得了互助會與促進會的集體認同。他讓所有人理解,追求歷史真相與國家道歉,尊嚴超越了統獨。然而,蔡寬裕的腳步,從不只停留在島內那些看得見的談判桌上。他的關懷,延伸到了歷史最深邃、最遙遠的角落,這也成就了我與蔡前輩的一段珍貴因緣。彼時,我因為投入台灣保險史的研究,早已與台灣金融先驅李延禧的家族熟識,並深深惋惜於李延禧先生在五十年代因政治暴風遭逢的不公審判,因而主動著手展開研究,試圖為其尋求平反。隨著2017年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正式通過、隔年5月促轉會掛牌成立,台灣由國家推動的轉型正義大潮正式開啟。當時正著手凝聚各大受難團體意見、地毯式搜尋失聯遺族的蔡理事長,敏銳地注意到了我的民間研究。2018年7月27日那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則來自陌生人的訊息,那是蔡前輩的助理陳泯瑞先生傳來的:「連先生您好,很抱歉在素昧平生的狀況下突然傳訊息給您……蔡理事長也不斷嘗試聯繫許多目前失聯的海內外政治受難者或家屬,其中包含一位現居東京的『李瑳瑳女士』,其父親是五十年代被國民黨政府判決為叛亂犯的『李延禧先生』。在網路上搜尋的過程中,發現連先生您的著作中,有李瑳瑳女士的推薦序……想冒昧地跟您詢問是否能提供李女士的聯絡方式……」這封訊息,揭開了蔡寬裕晚年最不為大眾所知、卻最令人動容的日常。對多數人而言,斷裂了數十年的海外線索早已是歷史的斷簡殘編;但對蔡寬裕而言,只要那裡還有一個受難者的後代,國家轉型正義的拼圖就少了一塊。透過我的引路,蔡前輩與助理順利聯繫上了遠在東京的李瑳瑳女士。他跨越海洋,努力去撫慰那顆在異鄉漂流、背負著「叛亂犯後代」陰影數十年的心,讓這段斷裂的歷史遺憾得以重新銜接。他一生都在「聯繫」。年輕時,在監獄大門內,他聯繫獨派與統派,試圖衝破威權的鐵牢;晚年時,在民主的陽光下,他聯繫島內的紅白陣營,共同向國家討回尊嚴;而更微觀的,是他和助理在電腦前敲下一封封冒昧卻誠懇的信件,聯繫著像我這樣早已在各個領域默默耕耘的研究者,再去聯繫那些遠在海外、以為自己被台灣遺忘的白恐遺族。在蔡前輩的告別式上,民進黨官員、台獨建國運動者,與堅定主張兩岸統一的「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代表並肩齊聚。那一刻,大家致敬的,不只是一位台獨前輩,而是一個用一生實踐了「人權高度可以超越政治教條」的偉大靈魂。逝世兩週年了,蔡寬裕先生當年的奔走,已化為無數張正式撤銷的有罪判決、遲到的名譽回復證書,以及國家因承認不法而加發的權利回復賠償金。我很榮幸在2018年,因為李延禧案而與他並肩成為歷史的「聯繫者」,一同參與了這場漫長的平反大潮。這段溫暖的因緣證明了,台灣今天擁有的民主與和解,從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因為曾經有像蔡前輩這樣的長者,在歷史的餘燼裡,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地,把散落天涯的我們,重新牽了回來。
留言0喜歡投書北市教育局不能只說「一直都是這樣」:請交出利衝法要求的揭露事項
蔣萬安的兒子獲選臺北市國際交換學生計畫,爭議延燒至今,教育局一直強調申請程序公平、表格也都是依照既有規定辦理。但問題其實已經很清楚,這不是「以前是不是也這樣辦」就可以回答的問題,而是教育局既然辦理的是具有補助性質的計畫,申請文件究竟有沒有落實《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所要求的身分揭露?教育局自己的計畫文件明載,本計畫「屬補助性質」。既然是補助案件,就不能只把它視為一般學生甄選。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及其施行細則第26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時,應於申請文件中據實表明身分關係;法務部公布的作業流程也要求,承辦補助業務的機關應在申請文件中增列提醒文字,並主動提供「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法律要求揭露的內容並不模糊,包括公職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團體、職稱,以及關係人的姓名、與公職人員之法律關係。問題是,從教育局115學年度公開的申請文件來看,並沒有看到這些完整的利衝揭露欄位,也沒有看到「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教育局若認為現有的報名表、家長同意書已經完全符合利衝法,就應該公開指出,哪一份文件、哪一個欄位,分別對應法律要求的哪一項揭露事項?尤其「父親簽章」不能直接等同於利衝法上的身分揭露。家長簽名是同意子女參加交換學生計畫的程序;利衝揭露則是要讓承辦機關知道申請人與特定公職人員之間的法律關係。兩者目的不同,要求的資訊也不同。若教育局主張「父親簽名」已經足以完成揭露,就應該說明這個簽名如何同時完成公職人員姓名、服務機關、職稱、關係人姓名及法律關係等法定事項。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是115學年度才出現的問題。從歷年簡章來看,至少自109學年度至115學年度,申請附件都沒有看到完整的利衝身分揭露表。這反而說明問題未必是「教育局今年為了蔣萬安的兒子才沒有準備」,而更可能是教育局長期沒有把利益衝突揭露制度完整納入這項補助計畫的申請流程。但「以前一直這樣辦」不能成為行政程序永遠不必改進的理由。因此,現在真正該要求教育局交代的,不是再重複一次「蔣萬安的兒子和其他學生一樣填表」,而是把法務部的作業要求、《利衝法》第14條第2項、施行細則第26條所要求的揭露事項,逐項拿來與教育局115學年度申請文件對照。如果已經符合,就請教育局公開對照表,清楚告訴社會哪個欄位完成哪一項法律要求;如果沒有符合,就應承認程序存在疏失,並說明為何多年來都沒有補正。這次爭議最值得留下的,不是政治口水,而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即當公共資源涉及公職人員關係人時,政府有沒有把法律要求的揭露程序做完整?如果教育局確實有疏失,就應該承認並修正,而不是用「歷年都是這樣辦」作為答案。因為行政制度的價值,不是事情發生後要求人民相信承辦機關「沒有偏袒」,而是在事情發生之前,就建立一套足以讓所有人放心的透明程序。所以,教育局現在最該交出的,不是一句「程序公平」,而是一份清清楚楚的答案,法務部要求揭露什麼?法律要求揭露什麼?教育局的申請表又到底揭露了什麼?一項一項對照,缺什麼,就補什麼。這才是面對這場爭議應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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