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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刺客到人權行者──《風吹》讓我們重新認識黃文雄
2026.07.30 | 02:00
去年看完紀錄片《春雨424》，讓我重新理解1970年震撼國際的「四二四刺蔣案」；今年7月18日晚間，我又在濟南教會觀賞李惠仁導演耗時七年拍攝完成的紀錄片《風吹》（Breaking The Wall），心中的感受更加深刻。這部片不只是重述一段歷史，更像是一場跨越半世紀的生命對話，讓觀眾看見一位曾被貼上「刺客」標籤的人，如何走過流亡、返鄉，最終成為台灣人權運動的重要實踐者。過去曾與前輩廖為民先生聊天，他提到「黃文雄」時，我一度疑惑是哪一位黃文雄。他笑著說：「是日本拿筆的黃文雄，不是美國拿槍的黃文雄。」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也讓我對這位「拿槍的黃文雄」始終停留在刺蔣案的歷史印象。直到看完《風吹》，我才真正認識這位年近九旬的黃文雄，以及他豐富而堅定的一生。《風吹》沒有急著歌頌黃文雄，而是讓觀眾看見他最真實的日常。他會忘記事情、需要服藥、做復健運動，也會因珍藏多年的資料遭祝融吞噬而流露不捨。然而，當鏡頭談到民主、人權與台灣時，他的眼神依舊堅定，令人感受到歲月可以削弱身體，卻沒有動搖他的信念。本片真正打動我的，不是那場失敗的刺蔣行動，而是黃文雄此後半個多世紀的人生。許多人知道1970年紐約廣場飯店前那場震驚世界的刺蔣案，卻未必知道事件之後的黃文雄。流亡海外二十餘年，他從事木工、種菜，也曾受邀授課、教人製作風箏；返台後，他沒有追逐權位，而是投入人權運動，擔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推動兩公約國內法化，更透過司法途徑促成大法官釋字第五五八號解釋，終結《國家安全法》黑名單制度。後來，即使已年逾七旬，他仍站上苗栗大埔事件抗爭第一線，始終相信人民的權利需要有人守護。片名《風吹》，其實也是一種隱喻。風箏之所以能飛，不只是因為有風，更因為有人始終握著那條線。自由與民主亦然，它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在一次次拉扯與堅持中逐步建立。黃文雄的人生，正如風箏，即使逆風，也始終沒有放棄飛翔。更令人動容的是，黃文雄不喜歡別人稱他為英雄。或許正因如此，更讓人看見他的可貴。他從未把自己放在歷史高處，他認為自己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事。這樣的態度，反而讓人更能理解何謂真正的信念。真正的理想，不是追求掌聲，而是在沒有掌聲時，依然願意付出。民主與自由在今日台灣已成為許多人習以為常的日常，但越是如此，越容易忘記它們曾經得來不易。這也是《風吹》最珍貴之處，它不是要求觀眾認同黃文雄人生中的每一個決定，而是邀請我們重新理解，一位歷史人物不能只用一個事件、一個標籤來定義，而應放在他漫長的一生中加以理解。如果《春雨424》讓人理解刺蔣案發生的歷史背景，那麼《風吹》則讓人真正認識黃文雄這個人。這部紀錄片不只記錄了一位重要的台灣人，它更讓我們重新思考：在民主社會中，什麼是勇氣？什麼是信念？而我們，又該如何承接前人努力留下來的自由與人權。或許，這正是《風吹》真正留下的，不是一個標準答案，而是一個值得每一位台灣人持續思索的問題。（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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