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球星的引退賽，當然可以成為城市事件；一場大型國際賽事，也確實可能帶動觀光與消費。但如果看到國外大型體育賽事帶來的經濟效益，就認為台灣也應該把一場球星引退賽轉化成城市品牌、觀光路線甚至跨部會治理模式，恐怕是把不同層次的事情混在一起。
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承辦NCAA男子籃球Final Four，並不是單純辦兩場籃球比賽。當地長期累積大型體育賽事、場館、會展、觀光及籃球文化，賽事周邊還有球迷活動、音樂、展演等完整配套。這是一座城市長期經營體育產業的結果，而不是某一場比賽臨時創造出來的奇蹟。
因此，拿這樣的城市級大型賽事，與台北一場球星引退賽直接比較，本身就存在尺度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大型賽事所產生的消費與觀光收入，也不能簡單全部歸功於賽事本身。城市原有的觀光、會展、交通與商業條件，以及原本就會發生的消費，都應該納入計算。否則所謂「經濟效益」，很容易變成把城市原有的經濟活動全部算到賽事頭上。
更值得思考的是，體育真的必須被換算成觀光人次與消費金額，才算具有公共價值嗎？
林志傑代表台灣籃球超過二十年，他的引退賽所承載的世代記憶、球迷情感與運動文化，本身就是體育的價值。當一名球員走完職業生涯，留下的不只是幾千張門票、多少間旅館住房，而是一代人共同的文化記憶。若所有體育活動都必須被要求「創造城市品牌」、「帶動觀光」或「產生產業效益」，反而可能把體育最重要的文化價值給忽略了。
當然，這並不是說政府不應該發展運動觀光，也不是說大型賽事不值得被政策整合。問題在於，只要提出跨部會平台、專責單位、城市籃球節或運動文化中心，就必須進一步回答，這些需要多少公共經費？預期帶來多少實際效益？原有機關不能完成嗎？是否值得新增行政組織？
公共政策不能只談「應該做什麼」，也要回答「為什麼值得花這筆錢」。
台北當然可以發展自己的體育城市模式，但沒有必要把自己變成另一個印第安納波利斯。台北擁有自己的職業運動、國際賽事、公共運動空間與龐大人口市場，也有不同於美國城市的交通與城市條件。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如何把這些既有資源做好，而不是看到國外成功案例就急著複製。
體育可以帶來觀光，但體育不只是觀光；賽事可以創造經濟效益，但城市治理也不該只剩下經濟效益。一場引退賽最珍貴的，也許不是能帶來多少旅客，而是讓一代球迷有機會向一名球員告別。政府若能在這份文化情感之上提供更好的運動環境、青少年培訓與場館服務，這本身就是城市對體育最實在的投資。
與其急著把每一場比賽包裝成「城市品牌」，不如先問一個更簡單的問題，即我們究竟希望體育為城市帶來什麼？如果答案只有觀光人數與消費金額，那麼我們發展的或許不是體育城市，而只是把體育當成另一種城市行銷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