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推進，往往不是靠巨大的齒輪，而是靠那些在暗處默默點火、走遍天涯把人一個個牽回來的人。
2024年9月5日，台灣轉型正義的關鍵靈魂蔡寬裕先生溘然長逝。兩年過去了，當我們重新翻開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漫長平反史，最令人動容的，不是法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喧囂，而是蔡前輩數十年如一日、跨越政治與地理鴻溝的「人性擺渡」。
蔡寬裕先生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台灣現代史。他曾因台獨傳單案身陷囹圄，在1970年那場震驚島內外的「泰源事件」中，他在槍林彈雨與統獨分裂的陰影中，扮演了最關鍵的跨單位聯繫角色。解嚴之後，當台灣政治因統獨光譜撕裂，白色恐怖受難者陣營也因而分立——左統的「互助會」、本土平反派的「促進會」、以及他領導的獨派「關懷協會」。在那個紅白內鬥、政治認同高度敏感的年代，蔡寬裕最可貴的高度，正是他「不分統獨、只問人權」的無私。他穿梭立法院催生《促轉條例》，用他極高的人格信用，聯繫並取得了互助會與促進會的集體認同。他讓所有人理解，追求歷史真相與國家道歉，尊嚴超越了統獨。
然而，蔡寬裕的腳步，從不只停留在島內那些看得見的談判桌上。他的關懷，延伸到了歷史最深邃、最遙遠的角落，這也成就了我與蔡前輩的一段珍貴因緣。
彼時，我因為投入台灣保險史的研究，早已與台灣金融先驅李延禧的家族熟識，並深深惋惜於李延禧先生在五十年代因政治暴風遭逢的不公審判，因而主動著手展開研究，試圖為其尋求平反。隨著2017年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正式通過、隔年5月促轉會掛牌成立，台灣由國家推動的轉型正義大潮正式開啟。當時正著手凝聚各大受難團體意見、地毯式搜尋失聯遺族的蔡理事長，敏銳地注意到了我的民間研究。
2018年7月27日那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則來自陌生人的訊息，那是蔡前輩的助理陳泯瑞先生傳來的：「連先生您好，很抱歉在素昧平生的狀況下突然傳訊息給您……蔡理事長也不斷嘗試聯繫許多目前失聯的海內外政治受難者或家屬，其中包含一位現居東京的『李瑳瑳女士』，其父親是五十年代被國民黨政府判決為叛亂犯的『李延禧先生』。在網路上搜尋的過程中，發現連先生您的著作中，有李瑳瑳女士的推薦序……想冒昧地跟您詢問是否能提供李女士的聯絡方式……」
這封訊息，揭開了蔡寬裕晚年最不為大眾所知、卻最令人動容的日常。對多數人而言，斷裂了數十年的海外線索早已是歷史的斷簡殘編；但對蔡寬裕而言，只要那裡還有一個受難者的後代，國家轉型正義的拼圖就少了一塊。透過我的引路，蔡前輩與助理順利聯繫上了遠在東京的李瑳瑳女士。他跨越海洋，努力去撫慰那顆在異鄉漂流、背負著「叛亂犯後代」陰影數十年的心，讓這段斷裂的歷史遺憾得以重新銜接。
他一生都在「聯繫」。年輕時，在監獄大門內，他聯繫獨派與統派，試圖衝破威權的鐵牢；晚年時，在民主的陽光下，他聯繫島內的紅白陣營，共同向國家討回尊嚴；而更微觀的，是他和助理在電腦前敲下一封封冒昧卻誠懇的信件，聯繫著像我這樣早已在各個領域默默耕耘的研究者，再去聯繫那些遠在海外、以為自己被台灣遺忘的白恐遺族。
在蔡前輩的告別式上，民進黨官員、台獨建國運動者，與堅定主張兩岸統一的「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代表並肩齊聚。那一刻，大家致敬的，不只是一位台獨前輩，而是一個用一生實踐了「人權高度可以超越政治教條」的偉大靈魂。
逝世兩週年了，蔡寬裕先生當年的奔走，已化為無數張正式撤銷的有罪判決、遲到的名譽回復證書，以及國家因承認不法而加發的權利回復賠償金。我很榮幸在2018年，因為李延禧案而與他並肩成為歷史的「聯繫者」，一同參與了這場漫長的平反大潮。這段溫暖的因緣證明了，台灣今天擁有的民主與和解，從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因為曾經有像蔡前輩這樣的長者，在歷史的餘燼裡，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地，把散落天涯的我們，重新牽了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