杲杲時間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近年來，台灣社會對外籍勞工權益的重視程度可謂空前。從1955申訴專線、安置中心、法律扶助、翻譯服務，到各種補助計畫與倡議團體，政府投注了大量資源，試圖打造一套被國際稱讚的人權保障制度。保障移工權益當然沒有錯。但我想問政府一句話：當你們把所有目光都放在80萬名外籍勞工身上時，是否已經忘了台灣還有超過1000萬名本國勞工？今天的台灣勞工，真的過得比較好嗎？房價愈來愈高，年輕人買不起房；物價愈來愈貴，薪資卻追不上通膨；長照壓力沉重，養兒育女成本高昂。許多基層勞工每天辛苦工作十幾個小時，卻依然對未來感到焦慮。然而，政府談論勞工政策時，似乎只剩下外籍勞工。最諷刺的是，每次基本工資調漲，政府總是大張旗鼓宣傳勞工受惠。但許多台灣勞工心裡都明白，事情根本不是如此。薪水增加一千元，房租、水電、餐飲、交通卻可能增加三千元。表面上薪資調高了，實際購買力反而下降。對許多台灣勞工而言，基本工資愈調愈高，生活壓力卻愈來愈重。反觀外籍勞工，由於多數由雇主提供宿舍與生活管理，同樣增加的一千元薪資，往往更能直接反映在可支配所得上。這不是外籍勞工的錯。問題在於政府從未認真思考，本國勞工與外籍勞工所面對的生活成本結構根本不同，卻用同一套思維處理所有問題。更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部分政策已逐漸出現失衡現象。許多倡議團體不斷要求提高外籍勞工待遇、降低來台成本、擴大權益保障，但對企業經營壓力、本國勞工就業權益以及整體產業競爭力卻鮮少著墨。任何權利的保障都必須建立在平衡之上。當一項政策只考慮一方利益，而忽略其他人的生存空間時，最終受害的往往是整個社會。近期備受矚目的企業工會爭議，就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警訊。一家擁有近千名本國籍員工、百餘名外籍員工的上市公司，卻可能因少數人的爭議而陷入重大經營風險。當企業受到衝擊，真正承擔後果的是誰？不是官員。不是倡議團體。而是成千上萬依靠這份工作養家活口的台灣勞工。企業如果倒下，失業的不只是外籍勞工，更包括大量本國勞工及其家庭。這正是政府長期忽略的一個事實：勞工權益與企業生存從來不是對立關係，而是共生關係。沒有企業，哪來工作？沒有工作，何來勞工權益？三十年來，台灣對外籍勞工的照顧有目共睹；但同樣三十年來，台灣勞工卻逐漸成為政策討論中最沉默的一群人。他們沒有國際組織替他們發聲。沒有倡議團體天天替他們開記者會。沒有媒體長期關注他們的困境。但他們才是支撐這個國家運作的最大力量。政府當然應該保障外籍勞工權益，但更應該記住：台灣勞工不是配角。當政策天平開始失衡，當1000萬台灣勞工的聲音被忽略，當照顧弱勢變成忽略多數，政府就必須重新思考：究竟是在解決問題，還是在感動自己？如果連台灣勞工都開始覺得自己成了被遺忘的一群，那麼真正需要檢討的，恐怕已經不是勞工，而是整個政策方向。(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黃杲傑)

——從《外籍勞工發生行蹤不明原因分析探討》研究報告，看台灣移工政策的根本盲點近年來，台灣失聯移工人數持續攀升，但社會對於問題的討論，卻逐漸偏離真正核心。部分學者、社運團體與政治人物，長期將失聯移工問題簡化為「仲介制度剝削」，進而主張取消仲介、推動海外零付費、降低移工來台成本，甚至提出各種形式的「特赦」與「有償特赦」方案，彷彿只要讓失聯移工重新合法化，問題就能自然解決。然而，如果真正回到政府自己的研究報告，就會發現，這些看似理想化的政策方向，其實並沒有真正抓到問題核心。早在十多年前，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勞動部）所進行的《外籍勞工發生行蹤不明原因分析探討》研究報告，就已經清楚揭露失聯移工問題的真正結構。該研究透過實際訪談失聯移工後發現，造成移工逃逸最主要的原因，並不是外界長期渲染的仲介費問題，而是極其現實的「經濟誘因」。其中，報告中的「表4－金錢相關原因統計表」顯示，高達56.1%的受訪者表示：「我認為外面賺的錢較多」；27.2%認為「加班減少導致薪資減少」；18.6%則表示「工作天數不足造成收入降低」。這些官方數據，其實已經非常清楚地告訴台灣社會：失聯移工問題的真正核心，是地下非法黑工市場的薪資誘惑與龐大利益。換句話說，如果台灣沒有非法工地、地下工廠、非法農業、地下看護等黑市工作機會，沒有非法雇主願意支付更高薪資，移工根本不會願意冒著被查緝、遣返，甚至終身不得來台的風險逃跑。因此，真正應該被檢討的，是長期存在的地下非法用工市場，以及對非法雇主過於寬鬆的管理制度。更令人費解的是，這份攸關台灣移工政策的重要研究，早在十多年前政府就已經掌握問題核心，但相關研究內容卻長期未被社會充分重視，甚至一度近乎被封存般地淡出公共討論。這種現象，不但令人匪夷所思，也讓人不得不質疑，政府是否長期刻意淡化真正問題的核心。因為一旦社會真正理解官方研究內容，就會發現：許多長期被包裝成「改革」的政策方向，其實根本沒有真正對準問題本質。尤其近年來，部分學者與倡議團體開始主張所謂「有償特赦」，其實只是面對社會普遍反對全面特赦壓力後，所提出的一種變形訴求，本質上仍然是換湯不換藥。因為問題從來不是「有沒有收費」，而是：政府是否正在向社會釋放錯誤訊號？當逃逸後仍有機會重新合法化，甚至可以透過繳費、補辦程序重新取得身分時，等於是在降低逃逸成本，也提高未來更多人選擇失聯的心理誘因。這其實是最基本的人性與市場邏輯。如果外面的非法工作收入更高，而逃逸之後未來又有機會被重新合法化，那麼失聯人數自然只會持續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政府在部分團體與特定學者倡議下，也不斷推動所謂「外籍勞工海外零付費政策」，主張移工來台不應負擔仲介費與相關海外費用。表面上看似是在保障移工權益，但實際上，政策成本並不會憑空消失，而是逐漸轉嫁到台灣合法雇主與整體產業身上。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如果政府沒有真正針對失聯移工最核心的原因，也就是地下非法黑工市場進行全面性管理與查緝，那麼單純降低移工來台成本，根本無法真正減少逃逸問題。因為根據前勞委會官方研究，移工逃逸最主要的原因，並不是來台前支付費用，而是「外面可以賺更多錢」。當非法市場仍然存在、非法工作收入仍然高於合法工作時，即使推動所謂「海外零付費」，逃逸誘因依然不會消失。更現實的是，當合法聘僱成本持續提高、管理責任不斷加重，而非法市場卻未被有效打擊時，最後只會造成：守法的人越來越辛苦，違法的人反而越來越有利。這其實是一種制度上的反向淘汰。任何制度改革，都不能建立在犧牲守法者公平性的基礎之上。更諷刺的是，在同一份官方調查中，「台灣仲介向我收超出約定費用」的比例，其實只有1.7%。這個數字，與台灣社會長期塑造的印象，存在極大落差。這並不是說仲介制度完全沒有檢討空間，而是我們必須誠實面對一件事情：失聯移工問題，從來不是單靠取消仲介、降低費用或特赦政策就能解決。只要地下非法市場仍然存在，只要非法工作仍然比合法工作更有利可圖，那麼任何形式的特赦與變相合法化，都只是治標不治本。甚至可能讓問題更加惡化。真正負責任的政策，應該是：* 強力打擊非法雇主* 查緝地下轉介集團* 建立合理轉換制度* 改善合法工作條件* 維持制度公平性* 讓守法者不再成為吃虧的一方否則，台灣只會在一次又一次看似進步、實際卻脫離現實的政策中，不斷擴大失聯移工問題。如果政策始終不願正視地下非法黑工市場這個真正根源，再多包裝過的改革，也只會讓台灣失聯移工問題陷入惡性循環。(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黃杲傑 )

一名實際從事就業服務工作長達三十五年以上專家之研究報告摘要台灣跨國勞動力聘僱制度長期受到「去仲介化」、「全面直聘」、「自由轉換雇主」等政策主張影響。這些主張表面上以人權保障、勞動平權與制度進步為名，但在實務推行中，往往忽略了第一線雇主、合法私立就服務機構，以及長照與產業現場的真實運作成本與國家外交現實。本文從移工福利、轉換制度、民間仲介功能、非營利組織（NGO）安置體系、政府財務預算與最新社福政策方向等面向切入，指出台灣現行移工政策存在權責失衡之處：一方面，合法仲介完全依賴市場自力更生，承擔繁重稅務、營運、人力與全天候服務成本；另一方面，部分倡議團體與官方系統則大量依賴政府補助與公帑支撐，卻未受到同等嚴格的績效評估與責任監督，甚至使部分安置制度衍生出法規灰色地帶之轉介套利空間。尤其在政府提出「0到18歲每人每月5000元成長津貼」及家庭主婦國民年金保障調整後，更凸顯台灣本國家庭、育兒家庭與照顧者長期承受的巨大壓力。政府既然承認少子化、育兒與家庭照顧已經需要大規模財政介入，就更應全面檢討移工制度中每年高達近三百億元的就業安定費、直聘中心預算、安置補助與相關外包經費，是否真正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本文主張，資源配置必須接受公平性、必要性與績效性的檢驗，唯有回歸合理的自由市場運作與健全的法治雙向保障，才能維持跨國聘僱市場的長遠穩定。關鍵字： 移工政策、就業安定費、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直聘中心、國對國引進、零付費政策、黑工市場、非正式經濟、使用者付費、市場機制一、前言：理想倡議藍圖與現實市場邏輯的結構性落差長期以來，台灣的跨國勞動力政策討論，多由學界、部分人權團體與倡議組織所主導。其所提出之「去仲介化」、「全面直聘」、「自由轉換雇主」與「有償特赦」等政策藍圖，宣稱是改善移工處境、防範不當剝削、落實勞動人權的關鍵改革。然而，當這些主張進入實際市場結構、長照家庭需求、製造業用工現場，並與勞動部官方預算資料交叉檢視時，便會顯露出結構性的落差與制度運作之矛盾。事實上，早在十幾年前，政府內部完成的一份未對外公開之研究報告中即指出，移工選擇離開原雇主（失聯）之核心主因，高居第一項與第二項的皆為「追求更高薪資與實質經濟報酬之市場本能」，而「仲介超收費用」在調查中僅排在第九項。然而，過去的政策方針往往對前兩項核心市場誘因缺乏相應的制度防範，亦未針對非法雇主與非法黑工市場進行高強度的執法取締。反之，在倡議團體的推動下，將政策重心置於對合法仲介的限縮與管束，未能從根本解決市場失聯問題。這套「因高額仲介費逼迫外勞逃逸」的偽論，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官方產出的《逃逸萬勞原因分析》專案調查中被徹底粉碎。根據該報告中〈金錢相關原因統計表〉的複選調查數據顯示，高達 56.1% 的移工明確表示失聯主因為「我認為外面賺的錢較多」；其次為「加班減少，致薪資減少」（27.2%）與「上班天數太少，致薪資減少」（18.6%）**。反觀挺外勞團體與冷氣房學者天天掛在嘴邊、用來打壓合法機構的「來台支付之仲介費太高」此一選項，在官方統計中僅佔區區 9.2%，直接落入主管機關「其餘選項皆不超過一成」的極低評估區間。 國家白紙黑字的統計數據直接證實：移工失聯的本質，從來不是逃避剝削，而是追逐黑工市場高報酬、完全理性的自由市場經濟套利行為。相較之下，國際實務界對台灣民間之就業服務體系給予了高度評價。前兩年，日本早稻田大學大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科之教授，在歐洲研究委員會（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與日本學術振興會之資助下，特別帶領研究團隊（包含印度尼西亞研究所之資深研究員，該職能類似台灣中央研究院之研究員）前來台灣進行實地訪問。該國際研究旨在比較印尼移工前往不同國家（包括台灣、日本、馬來西亞與歐洲國家）的引進途徑與實務經驗。國際學術研究之實證發現國際專家在對比各國制度後指出，台灣在印尼移工的引進效率、流程流暢度以及民間網絡的服務完善度上，編織出極高效率的供應鏈，皆居於全球領先地位。國際學術界積極效法台灣人力仲介之管理與服務經驗，這顯示出民間就業服務機構在跨國人力供應鏈中，具有不可替代之實務價值。然而，台灣政府與部分倡議團體卻傾向忽略此項優勢，轉而倡導在外交結構與來源國實務上皆難以落實的「國對國（G2G）引進」。這種單方面一廂情願的主張，往往忽視了國際政治與經濟體制的現實。以台灣宣布引進印度勞工的談判為例，在堅持國對國對接的框架下，合約與行政程序一拖延便是兩年，至今仍未有實質進展。盲目追求理想化的官方通道，反而阻礙了台灣長照與基層產業急迫的用工需求。二、台灣移工制度之特殊悖論：高隱形福利與本勞資源配置之結構對比從表面帳面薪資來看，台灣相較日本、韓國並不具備絕對優勢。然而，東南亞移工仍持續將台灣列為首選，核心原因在於台灣提供了高度特殊的「隱形福利與生活支持結構」：福利零時差： 移工一入境台灣，即可無縫接軌納入健保與勞保體系。例如，到台短短三天的移工，若家鄉直系親屬不幸過世，依法可直接向勞保局申請3個月之家屬死亡津貼（約新台幣九萬元）。膳宿全包之淨利： 台灣多數雇主依法提供膳宿（包吃包住），且嚴格計算加班費。移工在日韓雖領取較高的表面薪資，卻必須承擔當地高昂的租屋、物價與伙食成本；而在台灣賺取的實質所得，幾乎多能完整匯回鄉，投報率（ROI）極高。高額之幼童安置支持： 台灣基於人道考量，對非本國籍兒童（黑戶寶寶）提供產檢、生產服務，並給予每日800元托嬰補助與500元生活津貼。雖然主管機關常說明「該筆補助係撥給收容之托嬰單位，而非直接發給工人」，但就實務效果而言，等同於外籍勞工在台生育子女，可享有每個月由國家實質撥款達 39,000元 之全額照護與托育支持。相較之下，這項高額支持與本國勞工、台灣年輕家庭的育兒壓力形成了強烈對比。政府最新規劃之「0到18歲國家養」政策，預計每人每月發放 5,000 元之成長津貼。兩相權衡，非本國籍幼童安置補貼所獲得的實質資源，是本國勞工育兒津貼的五倍以上。台灣年輕家庭真正需要的，並非單純的微薄現金補貼，而是低成本、可長期依賴的完整公托與照護體系。外籍黑戶幼童能獲得系統性的全面照護，試問，如果台灣人今天生小孩，亦能享有同等對待——直接享有全額免費的托兒所幫忙帶大，通通給國家養，台灣是否還會陷入今日少子化與生育率全球墊底的國安危機？此外，政策在邊境防疫與公衛上的放寬亦帶來相應代價。多年前取消移工入境驗孕與愛滋病（AIDS）檢驗，導致黑戶小孩數量顯著增加，亦有部分境外愛滋病患者透過此管道來台免費享受昂貴的健保醫療。而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相關問答輯之規定，受聘僱外國人於定期健檢或因病確診肺結核、結核性肋膜炎、漢生病或阿米巴性痢疾者，只要申請在台都治服務並配合用藥，即可留台醫治並繼續工作。這在實務上帶來巨大的公衛挑戰。當新入境的移工在國內複檢時被發現患有梅毒、淋病、肺結核或其他傳染病時，依據規定，對於確診結核病等不需住院之個案，雇主宜提供通風良好的單人房進行隔離照顧。然而，絕大數長照家庭與工廠宿舍根本不具備此類獨立養病空間，往往造成疾病傳染風險與移工、仲介及雇主間的實務糾紛。疾病在台確診後，海外仲介與國內機構均難以實質負責。相較之下，新加坡採取一律原機遣返之果斷做法，不僅能有效保障其本國公衛安全，亦能避免外部勞動力過度消耗其醫療與勞健保資源。三、民間仲介的實務功能：維繫長照與產業運轉之基礎設施台灣跨國人力制度之所以能維持三十年穩定運作，關鍵在於遍布全國一千多家合法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與數萬名第一線從業人員所構成的服務網絡。這些機構扮演了維持長照家庭與基層產業運轉的基礎設施。合法仲介公司每月向移工收取之平均1,500元服務費（折合每日約50元），在經濟學與商業邏輯上，並非倡議團體所指責的「不當剝削」，而是一筆極度低廉的「全天候保姆級風險管理與經紀費」。除了各項法定的引進手續、許可申辦、入國通報外，民間仲介針對移工與雇主所提供的「法定外服務項目」高達160幾項。包含半夜陪同緊急就醫、處理傷病補助、外勞心理諮商、生活糾紛調解，甚至包括協助外勞坐月子、處理生產後嬰兒回國等極具在地人情味的綜合照顧。這些就業服務規定之外的密集勞力服務，是仲介在自由市場中爭取訂單必須承擔的實務成本。然而，這筆每月1,500元的服務費已有20年未曾調整。面對近年物價指數飛漲，即使調整至3,000元，在龐大的人力與全天候待命成本下依然是微利經營。在商言商，若缺乏合理的利潤支撐，正派經營的就服機構將難以維繫高水準的服務品質。專業經紀人關係之商業鐵律借鏡職業運動經紀人模式，美國職棒大聯盟（MLB）或 NBA 的頂級球星，其動輒千萬美金的經紀人費用完全由球員（勞方）自行支付，而非球團（雇主）代付。正因為是勞方付錢，經紀人才能維持獨立立場，全心全意站在球員的角度爭取最高薪資與最大權益。若將經紀費用強制改由球團支付，經紀人必然產生利益衝突，轉而偏向雇主壓低勞方待遇。「使用者付費」是維持雙向負責之經紀關係的核心。若政策盲目推動「全面零付費、所有費用通通由雇主支付」，仲介機構在商言商必然全面倒向出錢的雇主。未來移工若面臨生活適應不良、欲辦理期滿轉出或勞資申訴時，完全依賴雇主給付報酬的仲介，將徹底失去為勞方奔走、媒合轉出的商業誘因。這類主張表面上減輕勞方負擔，實質上卻是在商業機制上閹割了移工尋求獨立經紀人保障的權利，使其在台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四、立足點之不對等：自力更生之就業服務機構 vs. 坐領補助之倡議團體當前政策討論中，最嚴重的制度不公之一，在於合法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與部分非營利組織（NGO）之間的立足點完全不對等。合法仲介公司必須在市場中自負盈虧，自行承擔所有人事、辦公、訓練與全天候服務之營業成本。它們不但無法從政府取得任何補助，還必須依法開立發票、繳納營業稅與高額之營業所得稅。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賺取的合理利潤，有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會先被政府課稅課走。合法業者是在無國家財政支持下，完全依賴市場機制自力更生，為國家撐起基層穩定的隱形力量。反觀部分高舉人權旗幟的NGO團體，完全沒有營業成本壓力。他們主導政策修法，促使收容安置單位的權限持續擴張，甚至能以非營利組織之表象成立仲介公司，不需要繳納保證金、不用繳稅，卻實質從事跨國引進與轉介行為。安置補助政策之財務誘因與法規空間分析這些倡議團體物色或介入勞資個案後，即可公然尋找法規中的灰色漏洞與特例，向政府請領每名勞工每日500元之收容安置費用。這些被包裝為人道關懷的特例，實質上多是透過行政巧門衍生而來的制度空間。只要教唆外勞走上法庭，訴訟拖得越久，向政府請領的補助與津貼（如律師費、翻譯費、交通費、心理輔導費）就越多。這類補助在缺乏嚴格第三方審查時，極易衍生出「將勞資爭議延長化以持續支領補助」之道德風險與轉介套利空間。更甚者，部分安置機構更公然鑽營法規漏洞，讓安置期間的移工外出從事與原引進目的完全不符之工作以獲取報酬，達成「兩頭獲利」的無本生意。此外，政府規定私立仲介機構必須接受嚴格的官方實地評鑑，但這些耗費國家龐大經費的NGO團體與收容單位，政府卻從未公開評估過其服務績效，亦無同等標準之評鑑機制。甚至，部分安置團體已屢次被媒體與檢警踢爆隱藏於內部之弊端：媒體真實揭露之案例涉嫌餵毒與拘禁個案之弊端： 媒體深度報導，曾開辦移工庇護中心、並高調上媒體批評非法仲介剝削的民間人士，被警方查出涉嫌向逃逸移工詐取代辦費，甚至集體餵毒、拘禁、逼迫移工超時打工謀利，受害者高達數百人。領取高額公帑卻給予惡劣環境： 據週刊爆料調查，特定倡議團體之庇護中心若收容接近滿額，每月可獲得政府高達數十萬元之安置補助，且對外募集大量物資。然而中心內部管理極差，酗酒、聚賭頻傳，移工每天只能吃枯黃爛菜根與長芽馬鈴薯。許多涉及長期安置（最高可達2年）的移工，平時在外打工、根本不在中心用餐，但該協會依然天天向政府白領每人500元之補助費。與合法仲介每日僅能向工人收取約50元服務費（每月1500元）的法規限制相比，NGO安置補助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雙重標準。若這群NGO團體真認為其模式優於民間，理應完全斷開政府的財政財源，在不拿公帑、依法繳稅、接受相同評鑑的前提下，進入自由市場與民間仲介公平競爭。五、轉換制度之僵化與法規：擺爛怠工與不實指控之制度套利在「一個蘿蔔一個坑」之剛性配額制度下，外籍看護或廠工對應的是固定的照護或生產職缺。然而，在缺乏雙向對等保障的現行法規下，自由轉換之主張在實務環境中，已異化為部分工人規避責任、勒索雇主之工具：擺爛怠工，雇主獨扛成本： 若工人不欲繼續工作，只要雇主不同意其自由轉出，工人往往直接以「怠工、擺爛」因應。在此期間，雇主不僅薪水照給、生活照顧、必須持續供應食宿，甚至還要按月幫他繳交就業安定費。轉出過渡期之單向負擔： 哪怕雇主無奈同意工人轉出，在工人正式找到新東家並「成功轉出之前」的漫長過渡期內，政府一樣強迫雇主必須持續、不斷地繳交就業安定費。出錢的雇主形同被剝了數層皮。配額遭卡死，重症面臨斷炊： 只要轉換程序未完成，雇主的聘僱配額就硬生生被這名工人卡死。工廠生產線面臨停擺，需要全天候長照的重病患者更直接面臨照顧中斷之生命危險，雇主完全無法引進新的好工人。NGO教唆不實指控的惡意圈套部分挺外勞團體常在背後「套公式」慫恿、教唆外勞對雇主進行不實指控，在實務上，甚至發展出一套令人匪夷所思的惡意申訴手段：虛構性騷擾： 將重癱臥病在床、完全沒有行為能力的阿公誣指為性騷擾加害者；或是刻意放大阿嬤無意間的肢體碰觸，直接控告阿嬤性騷擾。其核心目的，就是以此為藉口，強行達到「自由轉換雇主」的目的。誣告人口販運： 更惡劣的是，外勞會利用雇主出於常理或善意代為保管居留證及護照的行為，順水推舟直接控告雇主涉嫌「人口販運」。司法漫長、照顧空窗 雇主面臨雙重夾擊一旦移工扣上性騷擾或人口販運的重罪，主管機關多會基於保護原則將移工先行安置。然而，這對雇主家庭而言卻是毀滅性的打擊：巨大的法律與精神壓力： 莫名背負刑事重罪，家屬一邊跑法院、一邊承受鄰里指點，精神面臨崩潰。重病患者無人照顧的空窗期： 家中重症患者頓時失去看護，家屬必須心力交瘁地在工作、官司與照顧重擔之間兩頭燒。不少雇主坦言，面對排山倒海的不實指控與家庭停擺的危機，為了「急於止損」並讓家中照顧重回正軌，最後在精神崩潰邊緣，只能無奈落入對方設好的圈套——被迫吞下莫須有的罪名，並支付數個月的薪資或高額和解金，才換得對方願意簽字轉換、撤銷告訴。更不合理的在於法規對外勞無故逃逸失聯之處分機制。當外勞無故逃逸時，制度面首先處罰的竟是身為受害者的合法雇主（依《就業服務法》規定，廠工雇主須等待三個月、家庭看護工須等待一個月方能遞補新移工）。這種不對等的處分機制造成雇主心理上的集體恐慌，使惡質工人得以對雇主予取予求。這種嚴重失衡的法規，早已引發全台合法雇主集體走上街頭抗議，成為另類的「世界經濟奇蹟」，政府不應持續迴避此一現實。逃逸外勞之分布現況與「特赦」口號的荒謬現實倡議團體天真地以為推動「有償特赦」或「全面零付費」就能遏止失聯，這完全無視了官方《逃逸萬勞原因分析》所揭露的底層商業運作模式。官方數據顯示，除了 56.1% 奔著黑工市場高薪而去的基本盤外，高達 27.2% 的移工是因為「加班減少」而選擇逃跑。這意味著，當台灣合法企業與長照雇主嚴格遵守一例一休、按法規保障基本勞權與調整產線時，合法的「制度剛性」反而成了將移工推向地下市場的推手。因為這群被特赦口號豢養、相對投機的移工，對短期現金流與薪資數字極度敏感。在外面打黑工，他們可以徹底跳過所有勞動法令、免除就安費與營業稅，獲得高達合法體制數倍的淨報酬。在如此巨大的非正式經濟利潤誘惑下，任何「特赦重來、重回長照」的文青式倡議，在冷酷的貨幣購買力面前，都只是一廂情願的烏托邦幻想。此外，倡議團體一再推動政府對目前失聯在外的九萬多名非法黑工實施「全面特赦」。然而，這些非法黑工如今廣泛分布於山區農務、地下工廠、建築工地或北中南全國各地之聲色場所。甚至已發展出「結黨建派、化整為零」的地下包商經濟，組成免稅的工程團隊，在颱風天進行高風險灌漿施工，嚴重打擊守法、遵循一例一休與基本工資的合法契作企業及營造廠。在這種殘酷現實下，部分學者與團體進一步拋出所謂的「有償特赦」主張。這本質上只是面對輿論壓力而衍生出的變形包裝，完全是一種流於浪漫想像、文青式的空談，根本經不起市場的嚴格考驗：缺乏市場從良的實質誘因： 這些非法黑工早已在地下市場建立起龐大的變相事業體。他們透過承攬各種工程、農務、甚至在特定場所打工，獲取的實質利益往往是原本法律體制內基本薪資的兩倍、三倍、甚至高達數十倍。在如此高額的非法利潤誘惑下，他們怎麼可能願意主動「有償投案」？又怎麼可能心甘情願地回到合法、低薪、受到高度管束的基層勞務崗位？嚴重衝擊本國勞工與合法商社： 必須正視的是，這群能夠長期滯留、開闢地下經濟網絡的逃逸外勞，往往是移工群體中相對投機取巧且能力極強的「聰明人」。政府若一再縱容他們在外部違法工作，甚至是推行荒謬的特赦（不論是有償或無償），只會讓合法契作的農企業、合法營造廠直接被競爭壓力重挫。因為這群外勞不僅能力不輸本國勞工，更藉由完全跳脫《勞基法》限制（規避一例一休、加班費與營業稅金）而形成不公平競爭，這不僅無法解決缺工，反而直接侵蝕了本國勞工的工作機會，更培育出本國合法公司營業的最大對手。六、國對國（G2G）引進之國情誤區與歷史鏡鑑：實務不可行的盲點與高捷事件之啟示政策倡導者常盲目推崇日本與韓國之「國對國（G2G）引進」或「公設仲介」模式。然而，這種論述完全忽略了台灣與日韓之間巨大的外交實力落差，以及全球勞動力輸出國基層運作的殘酷現實。 跨國引進的根本盲點：國際上無專設輸出部門之國家從實務面來談，全世界除了北韓以外，沒有任何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會專門成立一個政府部門，去招募、培訓本國籍勞工，然後大量輸送到世界各國去打工。在缺乏對應官方機構的情況下，所謂的「國對國引進」根本是空中樓閣。全球主要的勞力輸出國（如菲律賓、泰國、印尼、越南）多屬於相對貧窮落後的地區。這些國家國土面積巨大，有著無數的離島與窮鄉僻壤，基層民眾普遍教育程度不高、不識字，且多在當地依靠微薄的日薪（甚至日薪不到新台幣百元）維生。在當地政府部門毫無行政覆蓋率、更沒有類似台灣「就業服務站」的現狀下，官方管道根本無法主動觸及這些基層勞工。 民間市場的「人工協尋網絡」與辦證死角跨國人力資源的開發，實質上完全依賴來源國當地的私立仲介、地方仕紳及俗稱的「牛頭/莊腳」，透過發放安家費與承諾保障，進行高度勞力密集的人工協尋。找到工人後，要將其輸出至台灣，涉及繁複的跨國行政手續。在落後地區，多數勞工是在家出生，根本沒有「出生證明書」，到了二十歲要辦理出國，光是向地方政府補申辦證明就極其艱難；更遑論要跨越各部會申辦良民證、在有效期限（一至兩個月）內完成體檢，並至我國駐外辦事處排隊申辦簽證。實務上，若由勞工自行辦理這些文件，最快需要耗時八個月，且往往在後續文件辦妥前，前期的體檢與居留證明早已過期。民營仲介機構之所以能在短短一、兩個月內將流程高度壓縮通關，完全是依靠商業網絡的跨國高效率運作。以年輸出百萬人口的菲律賓為例，其官方部門根本不可能為了台灣區區數萬名的配額，專門提供如此高時效、高彈性的對接服務。 官方通道的利益壟斷：2005年高雄捷運泰勞暴動案之歷史鏡鑑當跨國人力聘僱脫離了自由市場的公開競爭，轉而依賴特定行政力量集中調控時，非但無法減少剝削，反而往往因缺乏市場制衡而流於官商暗盤勾結。2005年爆發的高雄捷運泰籍移工爭議事件（高捷案），就是最血淋淋的歷史教訓。當年高雄捷運工程所引進之泰籍勞工，表面上宣稱係由政府官方管道（國對國模式）直接對接引進。然而在實務操作上，台灣端實質由特定管理公司進行獨家壟斷包辦，泰國端則由官員交予特定具備政治交情之私立機構進行聯合承攬。在缺乏自由市場透明機制的監督下，最終演變成嚴重的行政弊端與權益剝削。依據當時勞委會之調查指出，在缺乏公開評鑑的壟斷管理下，移工宿舍環境極其惡劣（40多人共用一個便坑、通風不良且飲水髒亂），甚至實施強制的「代幣管理制度」進行內部剝削。泰籍勞工不僅每月被扣除高昂的管理費、食宿費與翻譯費，其在海外被迫支付的隱形官員回扣與暗盤規費更高達約12萬元台幣，引進費用反而是當時合法自由市場行情的兩倍以上。這場體制失衡最終引發了集體抗議與震驚全台的移工宿舍暴動案，甚至牽連出龐大的官商特權風暴，導致多位部會首長及地方首長雙雙請辭。這歷史鏡鑑清晰地證明：明面上的民營仲介雖然消失了，但私底下的利益輸送與行政回扣只會變本加厲，兩邊官員的索賄成本最終依然全數轉嫁至雇主與移工身上。當年高捷案至少還是由民間配合特定特權形成壟斷；令人費解的是，如今政府相關部門不思吸取歷史教訓，竟然企圖動用公帑成立功能殘缺的直聘中心去干預、甚至實質壟斷這套跨國人力供應鏈，這無異於緣木求魚，恐流於重蹈覆轍。七、全面「零付費」政策的偽善陷阱與大盤子風險面對國對國引進的實務死角，政府近年配合部分挺外勞團體，企圖推行所謂「釜底抽薪、工人零付費」的極左政策，強制將移工在海外的所有仲介費、訓練費及勞務費用全數轉嫁由台灣雇主負擔。這套違反市場機制的作法，實質上是引鴆止渴，將使台灣雇主淪為全世界的「國際大盤子」。 境外市場的「就地喊價」與買人頭費黑幕跨國人力的來源端引進權，完全掌握在國外的仲介與地方牛頭手中。在每年全球好幾千萬名的藍領外勞市場中，台灣區區一、二十萬名的配額有如滄海之一粟，根本不具備制定國際市場規則的議價能力。一旦台灣單方面實施「工人零付費」，國外仲介與來源端牛頭非但不會減少收費，反而會因為雇主具備更強的支付能力，直接形成跨國聯合壟斷、就地喊價。目前在第一線實務中，台灣雇主為爭取優秀工人，早已被迫私下向國外仲介支付高昂的「買人頭費/市場暗盤規費」；未來若法制化，海外索取的費用只會更加失控。 台灣淪為免付費「備胎市場」與集體逃逸的必然在「零付費」架構下，台灣將面臨嚴重的劣幣驅逐良幣。部分東南亞勞工在海外為爭取前往日本、韓國工作，通常需要自費支付昂貴的語文學習與技術培訓費用。當他們花了大筆金錢卻未被日韓選中、面臨沉重學貸壓力時，由於台灣採取「完全免付費」政策，這群勞工便會順理成章將台灣當成不用花錢的「轉運備胎市場」。然而，這群工人雖然入境台灣時「零付費」，但其身上依然背負著在海外培訓期間的龐大貸款與負債。入境之後，面對台灣現行合法的基本工資，在沉重的債務壓力下，他們根本不可能安分屈就於辛苦的長照照護（看護工）或製造業基層（3K）工作。為了快速還清海外債務，他們必然會在最短時間內選擇逃跑，投入日薪高出兩、三倍的地下非法黑工市場。結果，台灣雇主平白無故為其支付了高昂的跨國引進與人頭規費，換來的卻是外勞一入境便集體逃逸、產線與照護瞬間斷炊的悲慘結局。政府與勞團一廂情願幻想的「零負擔引進」，實質上是徹底摧毀了市場的防衛機制，所有損失最終由無辜的台灣雇主全數吞忍。八、失控的黑工經濟：消失的本國技術傳承與管理體制之盲點台灣當前移工治理最大的核心病灶，在於法規執法不嚴，未能徹底追查並重罰「非法雇主」與「非法仲介」，才會導致地下黑工市場氾濫失控。非法黑工市場的運轉完全符合資本市場之供需定律：非法仲介所收取的黑市規費，是台灣合法仲介的三到四倍；而非法黑工在地下市場賺取的薪資，亦比合法基本工資高出二到三倍。這個巨大的暴利市場全台灣皆知，唯有主管機關視而不見。更嚴重的是，這些逃逸外勞在外面打黑工，爭奪的全是台灣傳統「師徒制」的基層技術工作（如水電、裝潢、泥作及小型修繕工程），或是工讀生與外送員之機會。地下黑工的大量湧入與削價競爭，將直接導致台灣民間的基層技術傳承連根斷掉。此時，倡議團體竟然還在空中樓閣倡導「移工在工作下班時間外可以合法打工」之主張。這無疑是加速本國產業技術災難的催化劑。一旦實施，台灣的民間基層技術市場將從此消失，本國年輕人與工讀生的基層就業機會也將被徹底拋棄。這些倡議者常盲目套用「白領外籍勞工」之管理制度，完全忽略了白領與藍領在管理本質上的根本不同：白領（高階技術／經理人）： 具備高專業知識、高產值與對等的合約議價能力，其移動本身能帶來高經濟效益。藍領（基層勞動力）： 屬於低階、替代性高的基層勞力，必須依賴嚴格的配額、契約與實務管理來維繫勞動市場聘僱秩序。將連者混為一談，完全違反基本經濟學常識。此外，官方盲目迎合倡議團體所做出的政策，已對國家社會發展造成嚴重的隱形傷害：多年前通過「取消移工入境驗孕與愛滋病（AIDS）檢驗」，導致黑戶小孩數量全面失控，國外愛滋病患者更利用此管道來台免費享受昂貴的健保醫療。而通過「入境體檢有法定傳染病之外籍勞工不必原機遣返、准予就地醫治」，境外登革熱近年更在南部基層蔓延失控。九、115年度官方預算書鐵證：預算低效與將近300億之提款機體制當我們翻開勞動部115年度就業安定基金官方預算說明書，政府在財務與行政上的低效、虛榮與偽善，在數據面前徹底現形： 砸重金自辦直聘，卻自證「96%的民間仲介表現優良」官方財務數據： 政府每年編列 9,828.3 萬元 維持北中南直聘聯合服務中心運作；另外又編列了 8,430 萬元 的外包業務費，去維持一個在國內外總共僅 10 人編制的「外國技術人力延攬中心」。政府光是搞這兩個系統，一年就要燒掉將近 1.8 億元的民脂民膏。數據自我打臉： 但預算書卻白紙黑字寫著：官方委託辦理的仲介評鑑中，A級高達 710 家（65.19%）、B級 340 家（31.22%）。勞動部自己認證全台灣有高達 96.41% 的民間仲介表現優良或合格！既然民間仲介效率高、表現好，政府憑什麼還要年燒 1.8 億元搞一個功能殘缺的直聘系統去「制衡」民間？ 公立轉介媒合率「過半失敗」，行政無能現形財務數據： 預算書顯示，經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移工轉換雇主，受理 44,933 人，成功轉換僅 21,869 人，轉換成功率僅 48.6%。超過五成失敗或滯留的案件，最後全都丟回給民間仲介收尾。政府公設系統在海外根本沒有基層的「求才網絡」，職聘中心最終要媒合，依然得厚著臉皮去求助外國當地的私立仲介或協會，流於形式。 就安費年收「將近300億」，催款像催命，雇主卻毫無保障財務數據與驚人吸血盤： 預算書中官方依據條例寄發就安費繳款單高達 96 萬多件，因欠繳被政府移送強制執行的案件更高達 8,299 件。兩兩對比的荒謬： 許多政策研究常以「數十億」帶過這筆基金，這完全是避重就輕、掩蓋真相！以全台現行 80 幾萬名外籍勞工計算，光是每人每月 2,000 元的基本額度，一年就高達兩百多億；若再加上製造業超額跟政府買配額的費用更是高的嚇死人，一年收取的就業安定費實際上高達將近 300 億元！ 隨著未來配額持續增加，這筆把雇主當提款機的龐大基金還會再極速擴張。出錢的形同棄嬰： 政府收錢、移送強制執行時雷厲風行，但拿了這筆每年將近 300 億元 的就安費，卻連一個「外勞失聯或有惡行時，雇主免責即時遞補」的法律保障都不願意給。出錢的雇主，成了毫無保障的「頭號提款機」。 肥水狂流大外宣，核心審查全靠「廉價外包」財務數據： 預算書大方補助廣播電台製播節目、衝 LINE@ 移點通與 FB 觸及量、投放關鍵字廣告。打壓核心聘僱許可審查時效，卻只進用了 134 名 外包承攬人員，去不眠不休地審查高達 154 萬 2,612 件 的繁複公文。虛榮的表象業績： 幾百萬、幾千萬的預算拿去刷虛浮的點閱率數字；攸關產業與家庭生死的核心許可審查，卻丟給 134 個血汗的外包人員通關。這就是為什麼官方審查永遠官僚、永遠比民間慢的根本原因。 媲美超商的密集網絡：民間仲介的實質覆蓋價值與安定力量全台灣80幾萬名外籍勞工在全國各地工作，產業與家庭能相安無事，依靠的絕非三個直聘中心或少數非營利組織。人力仲介公司的核心價值，除了擁有這3、4萬名的專業同業從業人員外，最關鍵的是其服務網絡遍布全國各城市，連花蓮、台東、乃至離島的澎湖、金門皆有設立，總計高達2,000多個營業點。這種極其密集的服務網覆蓋率堪稱世界第一，實質上媲美台灣的「7-11」超商，提供全年無休、全日隨傳隨到的即時服務品質。對照之下，國家每年耗費將近1.8億元公帑在台灣北中南僅成立三個直聘中心，試圖以此薄弱的公設據點，全面服務全國80幾萬名外籍勞工及數十萬名雇主，在實務執行上無異於緣木求魚，亦暴露出政策規劃與市場現實的巨大脫節。從財政效益來看，公設機構在缺乏地方一線網絡的情況下投入鉅資，非但未能達到實質治理效果，反而流於預算虛耗。與其由政府盲目擴張低效的公設介入，倒不如正視並放手讓早已無縫接軌、深度頂上市場需求的民間成熟力量，持續發揮其穩定社會與長照體系的強大功能。十、 改革建議：建立公平、透明、雙向負責的市場化移工制度綜合以上分析，台灣移工政策應徹底告別流於形式的意識形態調控，朝著尊重市場機制、權責對等的法治方向改革：第一，全面刪減並徹查直聘與延攬中心預算，嚴格稽核績效政府應公開揭露官方平台每年的實質績效。立法院與審計部應啟動專案稽核，算出「平均每媒合成功一個案件，所耗費的實質公帑成本」。既然其海外求才依然依賴民間網絡，就應務實精簡其編制與預算規模，杜絕民脂民膏的揮霍。第二，重新檢討「將近300億就安費」的用途與對等保障就業安定費不能只成為政府單向吸血的提款機。凡雇主遇到移工怠工擺爛、惡意脅迫、無預警失聯或有重大惡行，政府必須承諾雇主即享有免責、立即遞補新移工的權利，並暫停計收轉換期間的就安費與薪資義務，不可再將雇主當成單向提款機。第三，打破「使用者不付費」的偽善陷阱，維持雙向經紀人制度正視移工按月支付 1,500 元服務費的實務價值與法律保障。反對盲目推動全額由雇主負擔之左派政策。唯有確保勞方自付經紀服務費，仲介機構才具備全力捍衛勞方、處理生活溝通與轉出媒合的「商業誘因」與「中立立場」。否則一旦改由雇主全包，將破壞商業制衡，等同於在體制上剝奪了移工尋求獨立經紀人保障的權利，直接將外勞推向絕境。第四，建立「惡行外勞與惡意申訴汰除黑名單」，停止雙重標準自由轉聘平台絕不能成為惡質外勞的風險洗白機制。凡經查證存在偷竊、吸毒、毆打、賣淫，或經查證屬惡意捏造指控（如誣告重病阿嬤性騷擾）以威脅、特意脅迫雇主轉出之外勞，必須在官方系統上強制註記、永久凍結其轉聘權利並直接遣返。同時，對於耗費龐大公帑的NGO收容安置機構，應引入與民間仲介完全相同的嚴格實地評鑑機制，全面稽核其經費使用流向與績效，徹底打破「公然鑽漏洞抓交替」並禍害下一個長照家庭與製造業工廠的惡性循環！十一、 結論：別讓台灣雇主與合法仲介成為制度崩壞的代罪羔羊台灣移工政策最大的問題，從來不是民間仲介的存在，而是政府主管機關長期未能正視市場現實，任由少數大玩制度漏洞以坐領龐大公帑的特定團體影響決策方向。八十多萬名移工能在台灣各地工作，長照家庭能維持基本照護，產業能持續運轉，靠的不是冷氣房學者的理想口號，而是每天在第一線處理生老病死、白手起家承擔所有風險的合法仲介與台灣雇主。這些人承擔巨額成本、繳納發票營業稅、接受嚴格評鑑，卻長期在體制下被單向壓榨與污名化。當政府願意為本國家庭編列每年上千億規模的成長津貼與國民年金調整時，就代表政府正式承認台灣家庭的照顧與生養成本已經高到必須由國家大規模介入。既然如此，政府就更沒有資格一邊向雇主強徵每年將近 300 億元的就業安定費，一邊放任公帑流向低效的官方直聘平台與缺乏審查的NGO漏洞體系。台灣是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不應以反市場、反人性、過度集中管制的強硬思維來處理跨國勞動體制。政府若做不到比市場更有效率，就不該利用公帑製造低效系統，再反過來壓迫真正支撐國家穩定的合法民間力量。台灣需要的不是人權大外宣，而是能面對外交現實、尊重市場機制、保障守法雇主與仲介、嚴厲汰除惡質外勞，並對全民納稅錢負責的健康移工制度。(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黃杲傑)

被國際學界高度重視、卻長期遭污名化的台灣移工管理模式台灣社會長期對人力仲介產業存在許多誤解。很多人以為：仲介只是辦文件、只是抽服務費、是制度問題來源、直聘就能全面取代仲介、NGO就能承接所有服務。但真正接觸第一線實務的人都知道：台灣的人力仲介，早已不是一般人理解中的「仲介公司」，而是一套經過35年演變後，逐漸形成的：「全國性移工第一線服務管理系統。」台灣真正厲害的不是制度，而是「人」真正支撐台灣80多萬名移工制度運作的，其實不是文件。而是背後那：3、4萬名學有專精的第一線專業服務從業人員。他們長期遍布全台灣。從台北、桃園、台中、高雄到宜蘭、花蓮、台東、屏東，甚至澎湖、金門，幾乎全台灣每個角落，都有第一線服務人員在處理問題。這種服務密度，幾乎就像台灣的7-11系統。只要有移工的地方，就有服務能量。這在全世界其實非常少見。台灣的人力仲介早已不是一般仲介很多國家的仲介公司，只負責招募、媒合、文件辦理。移工入境後，通常由政府、社工系統、工會、雇主HR分散管理。但台灣完全不同。台灣的人力仲介，早已演變成：深入基層、24小時運作的第一線服務體系。目前台灣仲介公司實際提供的服務，超過156項。內容包括：緊急送醫、職災協調、法院出庭翻譯、長照衝突處理、心理輔導、多語翻譯、外勞失聯協調、防疫隔離、宿舍管理、法律協助、勞資糾紛、外勞死亡後續、國外家屬聯繫、新生兒護照與居留證、毒品勒戒、酒駕筆錄、肺結核與精神異常後續處理。甚至：半夜送醫、假日突發事故、家庭崩潰、工安事件，也都必須第一時間處理。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引進外勞」。而是：「後端第一線管理。」全世界最不可思議的是：這套系統竟然建立在每月1500元之上最讓國際學界震撼的，其實不是規模。而是成本。因為這套：深入全台、遍布偏鄉、多語言、24小時、即時反應的服務網絡，竟然是建立在：每名移工每月平均約1500元服務費之上。而且：這還是20年前制定的法定價格。20年前到今天：油價、房租、人事成本、基本工資、醫療成本幾乎都已翻倍。但服務費制度卻長期沒有合理調整。更重要的是：台灣法令甚至規定，仲介公司不得向外籍勞工收取仲介費。換句話說：這3、4萬名第一線服務從業人員，長期是在極低資源下，支撐整個台灣移工制度。這在世界各國其實非常罕見。為什麼日本會專程來台灣研究？因為日本是一個極度嚴謹的國家。尤其對於：外國人口治理、社會秩序、長照問題、治安、勞動市場，始終抱持高度戒慎恐懼。所以當日本準備正式開放外籍勞工制度時，他們開始研究：亞洲哪個國家，真正有能力管理大量外籍勞工？最後，他們注意到的，就是台灣。日本最大的媒體專程來台研究台灣經驗8年前，日本第一大報社《讀賣新聞》專程來台灣訪問。而《讀賣新聞》不是一般媒體。它是：日本第一大報、全球發行量最大的主流媒體之一、日本政界、學界、產業界高度重視的媒體。而當時日本真正想知道的是：台灣究竟如何在30多年內，建立出這套能支撐80多萬名移工的第一線管理模式？所以他們專程來訪問我。因為當時我擔任理事長，長期深耕第一線外勞實務與管理工作。連日本頂尖學界也專程來台灣研究「台灣模式」不只是媒體。兩年前，日本早稻田大學大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科教授，也專程來台灣訪問我。而這並不是普通學術交流。而是一項由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ERC）與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共同資助的重要國際研究計畫。研究主題是：比較印尼移工前往：台灣、日本、馬來西亞、歐洲國家的制度、路徑與實際經驗。因為台灣是：印尼最大的勞務輸出市場之一。更是亞洲輸入效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國際學界真正想研究的是：台灣究竟如何做到：用極低成本，建立起如此高密度的第一線管理能力？日本最後才發現：「直聘」最困難的不是申請，而是管理日本後來開始推動直聘制度時，很快就發現：理論跟實際，是兩回事。因為文件可以直聘。但：語言、文化、長照、情緒、醫療、法律、緊急事故這些問題，根本不是一個窗口就能承接。當日本發現直聘制度困難重重時，日本學者最後還是再次回到台灣取經。因為他們終於理解：真正支撐移工制度的，從來不是文件。而是：那套深入基層、24小時運作的第一線服務能力。最諷刺的是：全世界都在研究台灣，只有台灣自己還在踐踏自己最令人遺憾的是：日本最大的媒體在研究台灣。日本頂尖學者在研究台灣。歐洲研究機構也在研究台灣。因為國際學界真正看見：台灣這套制度的特殊價值。但反而只有台灣自己內部，部分挺外籍勞工團體與部分政府官員，長期不斷：污名化仲介、打壓仲介、否定仲介、貶低仲介，甚至把所有制度問題，全部推到仲介身上。卻刻意忽略：如果今天沒有這3、4萬名第一線專業服務從業人員，台灣這80多萬名移工制度，根本不可能正常運作。更不可能支撐：台灣長照體系、中小企業、傳統產業、高齡化社會、基層勞動市場。台灣真正的世界級實力，是這套被自己人忽略的第一線服務能力很多人都說：台灣半導體是世界奇蹟。但很少人真正看見：台灣竟然能靠著：3、4萬名第一線專業服務從業人員，以及每月約1500元的服務費，建立出一套：深入全台、遍布偏鄉、多語言、高密度、24小時即時反應的移工第一線服務網絡。這不只是仲介制度。更是一套：支撐台灣高齡社會、支撐基層產業、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這才是真正被世界看見，卻長期被台灣自己忽略的：「台灣奇蹟。」(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黃杲傑)

台灣外勞失聯率（逃跑率）逐年攀升，行政院與勞動部近期強推的「零付費」政策再度引發各界譁然。身為資深從業人員，我要嚴正抨擊政府長期採取「治標不治本」的鴕鳥心態。這種無視市場現況與數據真相的作法，不僅無法根除剝削，反而讓台灣雇主淪為國際社會眼中的「盤子」，恐將引發更大規模的外勞失聯潮與社會治安危機。歷史的教訓：失靈的《就服法》第52條修正案十年前，勞動部配合特定挺外勞團體主導下，修正《就業服務法》第52條，廢除「外勞期滿須出國一天」的規定（俗稱旋轉門條款）。當時政府樂觀宣稱，此舉能防止國外仲介剝削、縮短雇主照護空窗期，甚至預期失聯率將隨之下降。然而，十年的實踐證明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策災難。數據顯示，法案通過後外勞失聯率激增兩倍，全台非法失聯外勞已突破九萬大關，雇主面臨的遞補空窗期更是遙遙無期。當年主導修法的官員早已卸任，留給台灣社會的卻是「壞的趕不走、好的進不來」的惡劣環境。由於缺乏返國約束機制，部分勞工動輒以「逃逸」威脅雇主，甚至在熟悉環境後直接轉入黑市領取高薪。「零付費」政策：是人權升級，還是神之邏輯？面對失聯潮，勞動部不僅未反思管理漏洞，反而再度拋出「零付費」政策，要求由台灣雇主全額支付外勞來台費用。這背後隱藏三大荒謬：無視國際市場運作： 台灣在國際藍領勞工市場的份額極小，根本無力干涉勞力輸出國仲介的收費行為，最終成本只會轉嫁到雇主身上。變相鼓勵「跳機」： 過去越南旅行團免簽來台，曾發生「百人入境、百人失聯」的慘劇。如今政府主張外勞「分文不付」即可入境，對投機份子而言，來台成本歸零，逃跑獲利的誘因將達到史無前例的新高。雇主淪為唯一受害者： 一旦投機者入境後立即棄職投向黑市，雇主預付的各項規費將血本無歸。這無異於要求雇主埋單，任由人蛇集團宰割。數據會說話：誰在扭曲事實、昧於良心？針對挺外勞團體主張「逃跑是因為債務壓力」，根據我超過三十年的從業經驗，這完全是誤導。事實上，目前外勞來台費用已較十年前大幅降低，工作期限也已延長。然而，許多續聘或已轉任「中階技術人力」的外勞照樣失聯，這證明問題不在於債務，而在於「非法打工」的高額利誘以及政府查緝的無能。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政府竟一再研議讓九萬名失聯外勞「原地合法」。外務外勞選擇逃跑，是為了追求高出合規薪資二至三倍的非法收入，政府憑什麼認為他們會願意「從良」回到低薪崗位？這種天真的想法，簡直是在開納稅人的玩笑。結語：部長隨時會下台，爛攤子誰收？「不要小看第一線工作者的苦口婆心。」在此公開呼籲勞動部長洪申翰應回頭是岸，停止異想天開的玩火政策。官員下台後無需承擔社會動盪的後果，但九萬名黑工產生的長照破口、醫療資源冒用及治安隱憂，將成為台灣社會難以承受之重。政府應誠實面對數據，落實有效的管理機制，而非一味討好特定團體，將台灣的外勞政策推向萬劫不復的無底深淵。(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黃杲傑)

呼籲勞健保費率與財務風險應重新精算，研議「本外分流」制度設計台灣全民健康保險與勞工保險，是支撐社會安全網的核心制度，也是台灣長期引以為傲的公共資產。然而，隨著高齡化、少子化、勞保基金財務壓力升高，以及外籍勞工人數持續增加，現行勞健保制度已面臨結構性挑戰。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是否保障外籍勞工，而在於制度設計是否仍符合財務永續、公平負擔與風險分攤的原則。現行制度多半以本國勞工的生命週期、就業年限、退休年齡、平均餘命與家庭結構作為精算基礎；但近年外籍勞工人數已達數十萬規模，且其工作型態、居留期間、繳費週期與福利使用模式，與本國勞工明顯不同。若仍以同一套費率、同一套風險池處理，長期下來恐使制度承擔未被充分精算的財務壓力。因此，政府應立即啟動外籍勞工勞健保制度的專案檢討，研議建立「本外分流、專款專用、獨立精算」的管理模式，使台灣的社會保險制度既能保障外籍勞工基本權益，也能維護本國勞工與雇主的合理負擔，避免制度風險持續累積。一、制度設計已出現落差：現行精算基礎未充分反映外籍勞工規模台灣勞健保制度建立之初，主要是以本國人口結構與本國勞動市場為基礎進行規劃。當時外籍勞工人數有限，對整體社會保險財務影響相對可控。然而，今日外籍勞工已成為台灣產業與照護體系的重要勞動來源，規模不可同日而語。這代表制度必須重新面對三個現實：第一，外籍勞工多屬階段性、短中期勞動力，其在台工作年限、離台時間、轉換雇主頻率與本國勞工不同。第二，外籍勞工的納保與使用行為，可能與本國勞工存在不同風險結構，不能簡單視為同一群體處理。第三，當納保人口組成大幅改變，若費率、補助、給付與風險承擔機制未同步調整，社會保險制度就可能出現「成本未被正確反映」的問題。因此，政策討論的重點不是排除外籍勞工，而是要求政府進行專業精算，確認不同納保群體的成本、風險與負擔是否相稱。二、公平不等於完全相同：不同風險結構應有不同制度安排社會保險的公平，不是所有人一律適用相同費率，而是不同群體應依其風險、繳費能力、受益模式與制度目的，承擔合理比例的責任。本國勞工長期繳納勞健保，並承擔台灣人口老化、退休給付、家庭照護與社會安全網的共同責任。外籍勞工則多數屬於因產業需求而進入台灣的短期或中期勞動人口，其制度定位與本國勞工並不完全相同。若兩者在風險結構、居留期間與制度責任上存在差異，卻完全使用同一套費率與管理方式，表面上看似平等，實際上可能造成成本轉嫁。長期而言，這不僅會壓縮本國勞工權益，也會增加雇主、政府與保險基金的財務不確定性。因此，政府應研議外籍勞工勞健保專案帳戶，建立獨立收支、獨立精算、定期檢討的制度。這樣做並非否定外籍勞工權益，而是讓權益保障建立在可負擔、可監督、可永續的財務基礎上。三、政策討論應回歸專業，不應被簡化為情緒對立近年只要涉及外籍勞工政策調整，公共討論往往容易被貼上「歧視」或「排外」標籤，導致真正需要處理的制度問題被模糊化。然而，檢討勞健保財務結構，並不等於否定外籍勞工對台灣產業的貢獻；要求費率合理化，也不等於剝奪基本保障。台灣需要的是一場成熟、理性、以數據為基礎的政策討論，而不是將所有制度改革都推向道德對立。政府部門、立法機關、勞工團體、雇主團體與移工權益團體，都應共同面對一個問題：當外籍勞工已成為台灣勞動市場的重要組成，現行勞健保制度是否仍具備足夠的財務承受能力？若答案存在疑慮，就應該以公開資料、專業精算與制度比較作為改革基礎。四、國際經驗顯示：外籍勞動力通常需要專門制度管理許多勞力輸入國家面對外籍勞動人口時，並非單純套用本國國民的完整社會保險制度，而是透過專法、專戶、特定保險、雇主責任或差別費率進行管理。這些制度背後的邏輯很清楚：外籍勞工的居留身分、工作期間、福利使用模式與本國國民不同，因此需要另外設計可控、可追蹤、可精算的制度安排。台灣若要持續引進外籍勞動力，就更應建立清楚的財務邊界。否則，當勞健保財務問題惡化時，最終受衝擊的不只是本國勞工，也包括依法來台工作的外籍勞工，以及仰賴外籍勞動力的產業與家庭。五、具體呼籲：建立「本外分流、專款專用、定期精算」制度為避免勞健保財務風險持續擴大，本文呼籲行政院、立法院、勞動部、衛福部及相關主管機關，立即啟動以下改革：第一，針對外籍勞工納保情形進行完整財務精算，公開其保費收入、醫療支出、勞保給付與行政成本。第二，研議設立外籍勞工勞健保專案帳戶，讓相關收支透明化，避免與本國勞工保險財務混同。第三，檢討現行費率是否足以反映外籍勞工的實際風險與制度成本，必要時建立差別費率或雇主補充負擔機制。第四，建立定期檢討制度，依外籍勞工人數、產業分布、醫療使用狀況及基金收支變化，動態調整費率與管理規則。第五，在保障基本人權與必要醫療照護的前提下，重新界定外籍勞工可享有的保險項目、給付條件與責任分攤方式。結語：守護制度永續，才是真正的公平台灣需要外籍勞工，也應保障外籍勞工的基本權益。但同時，政府更有責任守護本國勞工長期繳費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險制度。真正負責任的政策，不是迴避問題，也不是用情緒口號壓過財務現實，而是勇敢面對制度落差，重新建立公平、透明、可永續的保險機制。勞健保是全民的重要安全網，不應在缺乏精算、缺乏分流、缺乏透明管理的情況下承受無止境的財務壓力。政府應立即推動「本外分流」與專案管理制度，讓台灣的社會福利資源能夠用得公平、管得清楚、撐得長久。(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黃杲傑)

台灣的健保與勞保制度雖享譽國際，但鮮為人知的是，我們對藍領外籍勞工的福利慷慨程度，已悄然位居全球之冠。當政府不斷強調「多元包容」時，民眾必須正視：這份慷慨，是否正建立在對本國納稅人的剝削與社會保險制度的崩潰之上？ 一、 國際對比：台灣為何淪為「全球唯一」的全民買單？放眼全球主要移工輸入國，澳洲、美國、新加坡對外籍人士的醫療多採「高額自費」或「商業保險」；即便鄰近的日、韓，亦設有嚴格的門檻與差別負擔機制。反觀台灣，移工僅需負擔與本國人無異的小額保費，即可享受世界級醫療資源。必須認清的是，勞健保絕非無中生有的福利，面對數千億的財務黑洞，台灣納稅人每年需撥補巨額稅金「救市」。然而，多數移工因薪資水準及稅制，幾乎無需繳納所得稅與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卻能直接取用台灣人奮鬥數十年累積的社會資源。二、 財務陷阱：勞保負債 13 兆，納入移工是救命還是催命？有人辯稱移工能「稀釋」勞保危機，這完全是混淆視聽。事實上，勞保潛在負債已達 13 兆元，目前的政府撥補僅是延後倒閉的「強心針」。從精算邏輯來看，目前的保費費率（含雇主負擔 70%、政府補助 10%，移工僅自付 20%）完全入不敷出。移工來台短時間內，即可領取高額津貼：喪葬給付： 投保沒多久即可領取父母喪葬補助 300%。生育給付： 女性移工生育補助 200%。老後領取： 65 歲時還能請領投保年資給付。這種「低支出、高領取」的模式，在精算上只會加速財務缺口擴大，而非幫助勞保轉虧為盈。三、 分配失衡：一輩子的貢獻，抵不過短時間的收割？最令基層勞工感到剝奪的，是福利取得的「難易度」。台灣平均壽命近 80 歲，一般家庭通常有數名子女。以一個 8 人的家庭為例，子女辛苦繳納保費 20、30 年，最終只有「其中一人」能在 50、60 歲時領取父母的喪葬津貼。然而，許多 20、30 歲的年輕移工，來台短短幾年內，父母「雙亡」領取給付的比例卻異常高出本土勞工數十倍。這背後究是假文件偽造、外國平均壽命過短，還是移工來台前父母早已重病在床、預謀領取給付？這種「領好領滿」的現狀，對守法納稅、面臨退休金縮水的台灣民眾而言，是公平性的二度傷害。四、 結論：社會福利的優先順序在哪？移工政策本應是為了增加國家收益、填補勞動力，台灣卻演變成「全民補貼外籍勞工」。在勞退制度、勞保倒閉危機迫在眉睫的當下，挺移工團體甚至要求全面納入勞退制度，這無疑是在掏空台灣的根基。這並非排外，而是資源配置的理性思考。政府應重新審視移工福利門檻，建立更合理的「外國人自費/保險機制」。我們絕不能讓國民辛苦工作的汗水錢，成了揮霍無度的國際慈善金。(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黃杲傑)

台灣外籍勞工總數正式突破 80 萬大關，本應是支撐產業的鋼筋與水泥，如今卻在勞動部與特定意識形態團體的聯手推動下，正演變成一場足以撼動國本的制度性崩解。政府假借「台美貿易談判」之名，試圖強行要求台灣雇主全額吸收移工來台前的海外仲介費、訓練費及機票費。這不只是行政機關的「夜郎自大」，更是將台灣全民的安全與基層雇主的生計，作為國際政治博弈的「自殺式籌碼」！一、 失血的 80 萬大軍：被《就服法》52 條鎖死的勞動力死水台灣號稱擁有 80 萬移工，實則是「活水變死水」。自 2016 年《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修正，取消移工每 3 年須出國一日的規定後，表面上是提升權益，實則讓台灣競爭力全面陪葬。僵化的結構： 「年年展延、年年續聘」導致新血引進管道嚴重萎縮，每年新血僅剩區區 10 萬人。國際邊緣化： 當印度、菲律賓正積極向全球輸出千萬級勞動力時，台灣卻守著日益老化、產能下降的「既有庫存」沾沾自喜。這種「閉門造車」的僵化政策，正讓台灣在國際勞力獵才競賽中淪為二流選擇。二、 誰是國際冤大頭？「零付費」政策背後的跨國大騙局勞動部近期企圖以「符合國際人權趨勢」與「台美談判」為掩護，推動所謂「零付費」政策（即由雇主負擔所有國外成本）。這不僅是欺瞞雇主，更是國際間聞所未聞的荒謬條件：國際真相的落差： 日本、韓國、新加坡及歐美強國，從未有法律規定雇主須全額負擔移工在「輸出國」的仲介與訓練費用。「國對國」的遮羞布： 挺移工團體極力吹捧日韓模式，卻隱瞞了真相：官員承攬後轉包給利益團體，移工付出的「規費」竟高達民間仲介的 2 至 3 倍，且引進效率極其低落。台灣淪為「避險備胎」： 日韓設有嚴苛的語言與技術門檻，沒考過，補習費自負且求職無門。反觀台灣，因為門檻最低、收費最廉，已成為移工圈公認的「保底選項」。若再實施「零付費」，等於是「台灣雇主出錢請移工來台跳機打黑工」，這是集體被當成國際大水魚的悲劇！三、 劣幣驅逐良幣：從「失聯移工」到「黑道溫床」的國安黑洞當政策徹底向一方傾斜且缺乏管理配套，台灣社會正在替這份狂妄買單。移工圈流傳：「你不聘我，我就跑；你聘我，你就得忍耐我。」這種畸形的勞雇關係，已引發嚴重的社會癌變：失聯移工的地下王國： 當非法打工的利潤遠高於合法勞務，移工隨時「一走了之」。目前全台失聯移工數量完全失控，已形成法外之地。「黑戶寶寶」社會毒瘤： 失聯移工在台生育，產生大量無身分、無醫保的黑戶兒童，這將是台灣未來數十年最難解的人道與治安炸彈。治安崩潰的癌細胞： 熟悉環境後的失聯移工，正快速滲入地下產業鏈，涉及販毒、非法色情、幫派鬥毆與電信詐騙。他們與本土黑幫深度掛鉤，台灣社區的安全防線已瀕臨潰散。四、誰來為這場「夜郎自大」的豪賭買單？政府目前對失聯移工束手無策，卻仍執意推行「雇主全額付費」，這無異於「緣木求魚」。如果移工政策繼續被一群躲在象牙塔裡、缺乏實務經驗的特定團體主導，忽視最基本的管理與治安配套，那麼最終引發的龐大社會成本，難道又要由沈默的納稅人與苦撐的雇主來概括承受？當政者若執意玩火，最終燒掉的將是台灣的社會安全與國際競爭力。請勞動部停止這場以人權為名的「割地賠款」！(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榮譽理事長 / 黃杲傑)

中華民國自民國 80 年正式開放引進製造業外籍勞工，至今已走過 35 個年頭。這段期間，政府享受著廉價勞動力帶來的經濟紅利，卻在管理職責上交出了一張令人心寒的「不及格」成績單。當法治淪為口號，台灣正步步走向失控。一、 法治防線全面失守：國庫竟為違法者買單？早年的《就業服務法》設有嚴格的健康篩檢門檻，凡患有法定傳染病或懷孕者，基於社會安全與防疫原則必須原機遣返。然而，這道守護公眾衛生的防線如今已被撤除。更荒謬的現象正在發生：消極遣返： 針對非法逃逸移工，政府缺乏強硬處置。全民買單： 當逃逸移工自稱「沒錢」回國時，政府竟然動用公帑為其購買機票。這種「凡事好商量」的姑息態度，已導致國庫虧空數億元，無異於變相鼓勵非法行為：「違法沒關係，國家還送你回家」。二、 畸形的懲罰機制：移工追求高薪，雇主卻要坐牢？現行制度下，雇主與移工的權益呈現極度扭曲的「不對等」：雇主申訴無門： 當面對移工偷竊、吸毒、毆打病患或惡意破壞生產線時，雇主往往缺乏立即解約或更換名額的彈性，只能任人宰割。懲罰受害者： 這是全世界最奇特的邏輯——當移工為了高薪惡意逃逸時，政府第一時間不是追緝違法者，而是凍結雇主的聘僱權（看護工 1 個月、產業工 3 個月）。這造成了一個荒謬現狀：外勞違法違約，受罰的卻是守法的雇主。三、 十萬黑工大軍：社會公平正義的崩解目前台灣逃逸移工已逼近 10 萬大關，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地下社會。這不僅是管理問題，更是國安危機：地下經濟： 黑工不需繳稅，薪資甚至比合法移工高出 2-3 倍，嚴重擾亂勞動市場。醫療寄生： 冒用健保卡的現象叢生，嚴重侵蝕台灣珍貴的醫療資源。執法失焦： 政府長期缺乏嚇阻力，對非法工作場所消極查緝，甚至將收容業務外包給立場偏頗的團體，被質疑存在圖利與資源錯置。四、 被遺忘的本勞權益：制度性的集體歧視政府在高度關注移工福利的同時，卻對本土勞工與業者的生存困境視而不見：仲介服務費 20 年未漲： 合法仲介提供 24 小時待命服務，收費卻停留在 20 年前。在物價翻倍、移工薪資調升 3 倍的背景下，這是在變相壓榨本國服務業勞工。福利標準雙標： 法律強制雇主必須為移工提供膳宿，但本國勞工卻得自行負擔食宿。這種「厚外薄內」的制度，正不斷撕裂社會感情。別讓「逃逸天堂」毀掉台灣的未來「逃逸天堂」不應是台灣的代名詞。管理不等於壓迫，而是法治社會的基本底線。如果政府持續採取消極、逃避、甚至討好特定團體的態度，毀掉的不僅是產業競爭力，更是人民對政府治理的最後一絲信任。請問政府：針對這 10 萬逃逸黑工，你們到底何時才要拿出血性，撕掉這個恥辱的標籤？(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黃杲傑)

{韓國合法引進不到 20 萬外籍勞工，非法滯留卻高達 39 至 43 萬人；台灣若不及早補破網，恐步其後塵)台灣失聯移工人數已突破 9.4 萬人，這不再只是勞動市場管理問題，而是涉及治安、產業公平、邊境治理與國家安全的複合型危機。若以每日查獲 300 人計算，即使全年無休，也需要一年左右才可能清空現有存量；若以現行行政量能每日查獲約 50 人估算，清理期更可能長達數年。更嚴重的是，在查緝速度有限的同時，新的失聯人數仍持續累積，形成「越抓越多、越補越破」的治理困境。從國際比較來看，台灣情況更不容輕忽。根據近年國際移民研究與公開估算資料，全球非法移工或無證移民人數最高的國家，多集中於美國、印度、巴基斯坦、南非、沙烏地阿拉伯、英國、泰國、德國、馬來西亞與法國等國。值得警惕的是，韓國合法引進外籍勞工人數不到 20 萬人，非法滯留外籍人口卻被估計高達 39 萬至 43 萬人，非法人數遠超合法管道規模，凸顯一旦制度失控，移民治理將迅速從勞動政策問題升級為社會安全問題。台灣目前失聯移工約 9.2 萬至 9.5 萬人，已被列入全球非法移工或無證移民人數較高的地區之一。若政府仍以零碎修補方式處理，而非全面檢討制度設計、查緝量能與遣返機制，台灣極可能重演韓國非法滯留人口失控的經驗。黑工市場擴張，合法業者反成受害者失聯移工並非單純「失去聯絡」。大量失聯移工流入地下勞動市場，已對台灣基層產業結構造成實質衝擊。從水電維修、裝潢工程、建築工地，到鋼筋、水泥、板模、農業採收、山區茶園與果園作業，許多原本由合法廠商、合法勞工或在地技術人員承接的工作，正被非法黑工低價競爭取代。非法雇用模式不繳稅、不投保、不負擔合法聘僱成本，也不受勞動契約與雇主責任規範。結果是守法雇主成本較高，非法雇主反而享有價格優勢，形成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長期下去，受害的不只是合法仲介、合法雇主或本國勞工，更是整體產業秩序。當非法低價勞動成為市場常態，守法者被迫退出，地下經濟將進一步擴大，政府稅收、勞動安全與社會信任也將同步流失。治安風險升高，失聯移工不應被浪漫化多數移工來台是為了改善家庭經濟，合法移工也確實支撐台灣長照、製造、營造與農業等重要產業。然而，這並不代表失聯問題可以被淡化。失聯移工一旦脫離合法雇主與政府管理，就容易落入地下仲介、非法雇主甚至犯罪集團控制。近年部分案件已涉及偷竊、詐騙、毒品、暴力、非法色情產業與人口剝削等問題。這些現象不應被簡化為個案，而應視為制度失靈後產生的結構性風險。真正的人權保障，不是放任失聯人口在地下社會生存，而是建立有效、透明、可執行的合法移動、合法轉換雇主、快速查緝與迅速遣返制度。否則，政府表面上保護移工，實際上卻讓更多人被地下市場剝削。政策失焦：只談福利，卻不談管理與責任近年政府常以「與日韓搶工」為理由，主張提高移工福利、放寬制度、推動直聘或降低仲介角色。然而，移工政策不能只談吸引力，也必須談管理能力。台灣過去相較日韓具有一套較完整的民間仲介服務網絡，能處理招募、翻譯、安置、生活管理、雇主溝通與糾紛協調等問題。若政府一味將問題簡化為「仲介費過高」或「直聘最理想」，卻未同步建立足夠的行政服務能力，最後可能只是把原本由民間承擔的管理成本，轉嫁給雇主、地方政府與整體社會。日韓所謂「國對國」引進制度，也並非沒有成本。許多移工仍須負擔訓練費、行政費、文件費、交通費或其他隱性支出。若台灣只看到口號，未看見制度成本，恐怕會誤判政策方向。移工制度改革應建立在現實基礎上：合法管道要順暢，轉換雇主要合理，仲介責任要透明，雇主義務要明確，違法雇用要重罰，逃逸與非法滯留則必須有可執行的處理機制。大法官釋字第 708 號後，收容與遣返制度出現執法困境第一線執法人員長期反映，失聯移工查獲後，後續收容、文件確認、護照協尋與購票遣返程序往往耗時。民國 102 年作成的大法官釋字第 708 號，基於人身自由與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對外國人收容制度提出限制與要求。人權保障本身值得尊重，但問題在於，若法律修正、行政量能與遣返程序沒有同步到位，就會造成制度空窗。當收容期間不足以完成身分確認與遣返作業，部分失聯移工可能在程序中再度失聯，讓查緝成果大打折扣。釋字第 708 號至今已逾 12 年，政府與立法機關不應再以人權之名迴避治理責任。真正成熟的法治國家，應同時保障人權與維護秩序，而不是讓制度漏洞成為非法滯留者的「護身符」。台灣需要的是全面移工治理改革台灣不能沒有移工。長照、製造、營造、農業、漁業與家庭照護，都高度依賴外籍勞動力。但正因如此，台灣更不能放任移工制度失控。政府應立即推動以下改革方向：第一，公開透明公布失聯移工人數、查獲人數、遣返人數、再逃逸比例與非法雇用裁罰資料，讓社會看見真實全貌。第二，提高查緝與遣返效率，整合移民署、勞動部、警政、地方政府與外國駐台機構作業流程，避免查獲後無法即時處理。第三，重罰非法雇主與地下仲介。沒有非法雇主，就沒有龐大黑工市場。只追移工、不追雇主，永遠治標不治本。第四，檢討轉換雇主與聘僱制度，讓合法移工有合理申訴與轉換管道，降低逃逸誘因。第五，建立國安層級的移民治理資料庫，針對長期失聯、重複違法、涉及犯罪或組織性非法仲介者，採取更高強度管理。結語：今天的九萬人，可能就是明天的四十萬人韓國合法引進外籍勞工不到 20 萬人，非法滯留卻高達 39 萬至 43 萬人，這個案例對台灣是一記警鐘。當合法制度無法滿足市場需求，當非法雇用成本過低，當查緝與遣返機制失效，非法人口就會快速累積，直到政府難以收拾。台灣目前失聯移工已突破 9 萬人。這個數字背後，是產業秩序的鬆動、地下經濟的擴張、合法雇主的挫敗、基層治安的風險，以及國家治理能力的考驗。移工不是敵人，失控的制度才是問題。政府若再不正視，今天的九萬人，恐怕就是明天的四十萬人。台灣必須在仍有機會補破網之前，重新建立一套兼顧人權、產業需求與國家安全的移工治理制度。(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黃杲傑)

# 主客易位：當勞動部淪為「外勞部」，台灣的未來何去何從？當前的台灣外勞政策，似乎正走在一條「主客易位」的險路上。原本應以保護本土產業與勞工權益為核心職能的勞動部，如今在輿論眼中卻被譏為「外勞部」。在極端左派挺移工利益集團的連番壓力下，政府一步步棄守底線。然而，這種近乎「割肉餵鷹」的退讓，換來的並非勞資和諧，而是移工逃逸人數創下歷史新高、醫療資源被佔用，以及雇主生存空間被壓縮的三重危機。### 政策失控：從「補充人力」到「變相移民」的質變台灣早期對外勞留台年限有著嚴格限制，核心邏輯在於「勞動力補充」。但在挺移工團體不斷以人權為名的訴求下，政策從最初的嚴格管制，放寬到「三年二展」，如今甚至推出只要待滿六年即可轉為「中階技術人力」的制度。這在實質上已達成「無限期居留」的門檻，讓短期補充演變成了變相的移民政策。諷刺的是，法規越寬鬆，逃逸亂象反而越慘烈。目前全台逃逸移工已逼近「10 萬大軍」關卡，顯示政策引導已與市場現狀完全脫節。更令雇主憤慨的是，政府甚至規劃立法要求台灣雇主負擔海外所有的訓練費、機票及仲介費。這種將雇主當作取之不盡提款機的作法，不僅無視中小企業的經營壓力，更助長了移工投機的心態。### 醫療破口：健保資源淪為國際「醫療觀光」提款機？政府取消「法定傳染病原機遣返」的規定，被視為壓垮醫療體系的最後一根稻草。在缺乏嚴格入境篩檢與遣返機制的狀況下，台灣優質的健保竟成了吸引外籍人士「帶病投保」的誘因。許多移工在母國得知患有重病或懷孕後，設法以外勞身分入境，來台後隨即「坐享」健保資源。目前，許多醫院的核磁共振（MRI）、癌症標靶治療，甚至是昂貴的愛滋病雞尾酒療法，正被大量移工佔用。雇主往往在工人進家門後，才發現對方患有重病，不僅無法提供勞動力，更得承擔龐大的照護與法律責任。隨之而來的「黑戶寶寶」潮，更讓台灣社會承擔了原本不屬於我們的沉重負擔，讓全民買單的健保體系岌岌可危。### 仲介亂象：韓國「國對國」模式的崩潰與迷思挺移工團體常以韓國「國對國」（G2G）模式要求台灣跟進。但實際狀況卻是國際醜聞，以越南為例，去年多名官員因介入赴韓勞工仲介費被捕，顯示在政府介入後，黑市仲介費反而比民間時期貴了兩到三倍。兩國政府根本無力招募及服務龐大族群，最終仍須委託代辦，卻造成了更隱蔽且昂貴的腐敗鏈，這對改善移工待遇毫無幫助。### 飼鳥鼠咬布袋：公帑補貼下的「抗爭工業鏈」最令雇主寒心的是，全台林立的移工收容中心，其背後的挺外勞利益集團每年向政府申請數億元預算補貼。這些團體領著納稅人的錢，卻教導移工利用勞資糾紛、控告雇主甚至逃逸來達成目的，甚至在國際上抹黑台灣。這種「飼鳥鼠，咬布袋」的抗爭工業鏈，不僅沒解決缺工，反而鼓勵了不穩定性，摧毀了勞資互信。**結語：政府應從「緣木求魚」的幻夢中覺醒**少掉一個外籍勞工，背後代表的是數個工廠職位的空缺與本土產業鏈的崩潰。當雇主因成本失控而倒閉，失業浪潮終將席捲本土勞工。政府若持續一意孤行、縱容利益團體予取予求，最終賠上的將是台灣的醫療競爭力與經濟命脈。面對 10 萬逃逸移工與被掏空的健保，勞動部真的還能坐視不管嗎？**這不是在保護人權，這是在摧毀台灣的未來。**(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 / 黃杲傑)

今年5月1日、2日，全台雇主自發走上街頭，反映的不是單一抗議，而是《就業服務法》運作三十多年後，已與現實嚴重脫節。若政府繼續漠視，下一波不滿可能來自本國勞工，進一步衝擊社會秩序。《就業服務法》制定時，台灣基本工資、物價、房租與管理成本都遠低於今日。如今基本工資逼近三萬元，雇主聘用外籍勞工除薪資外，還須負擔勞健保、退休準備金、就業安定費、膳宿與管理成本，實際支出可能高達六、七萬元，早已不是外界想像的「便宜勞力」。政府卻只會調漲費用，對膳宿費、仲介服務費與制度成本缺乏合理檢討，讓雇主與本國勞工都產生不平衡感。膳宿費制度尤其混亂。政府規定可扣每月五千元，但各輸出國契約、台灣法令與實務執行常互相矛盾，導致雇主長期暴露於法律風險。合理改革應明確規範膳宿津貼、責任與費用標準，避免雙方在灰色地帶爭議不斷。就業安定費原應協助本國勞工轉職、訓練與提升技能，但多年來收取龐大金額，社會卻看不到明確成效。若這筆錢只被用於補助、活動或行政支出，而未真正改善基層勞工處境，就會被視為變相人頭稅，甚至形成不願改革的利益結構。逃逸移工問題更是制度全面失靈的結果。當移工失聯、遺棄病患或轉入黑工市場，雇主往往承受空窗期與損失，家庭照護甚至面臨生命風險。政府不應只要求雇主提告，而應建立快速遞補、有效查緝、收容與遣返機制。若黑工薪資遠高於合法工作，且逃逸代價低，制度本身就是在製造誘因。台灣少子化、老化與缺工已成結構性問題，不能再用片段開放處理。合法雇主與仲介承受高成本、高責任，非法市場卻責任低、獲利高，長期下來必然劣幣驅逐良幣。政府若真要保障移工，就不能把合法業者逼向牆角。轉換雇主制度也應兼顧雙方。移工遇惡劣雇主應可轉換，但雇主面對不適任、怠工、暴力、偷竊或遺棄照護責任者，也應有合理終止與揭露機制。勞動契約是雙方關係，不應只保障單方權利。真正改革不是反外勞，而是救制度。外籍勞工、本國勞工、雇主與合法仲介都應被公平對待。《就業服務法》必須全面修正，就業安定費應公開檢討，膳宿制度要明確重建，逃逸與黑工須有責任機制，仲介服務費應合理化，政府也應建立收容中心與快速遞補制度。雇主上街是警鐘；若政府再不聽，下一次可能就是整個社會撕裂前的最後警報。

勞動部長近日於立法院表示，預計年底前以「國對國直聘」方式引進首批一千名印度籍移工，引發社會強烈反彈。兩年前相同議題尚能理性討論，如今卻引爆集體焦慮，關鍵在於政府以脫離現實的理想模式介入複雜勞動市場，導致政策信任崩解。首先，「國對國直聘」恐怕只是單方想像。政府宣稱可透過官方直聘中心對接，替移工節省仲介費、降低債務；但印度勞工輸出主要由民間人力資源機構運作，並不存在我方想像中的官方直聘窗口。台印MOU簽署兩年仍無明顯進展，正反映雙方制度難以對接。若政府甚至試圖跳過印度中央、改與地方邦政府洽談，不但削弱「國對國」的正當性，也暴露政策設計的空洞。其次，「零成本」引進可能擴大失聯與治安風險。台灣目前已有近十萬名失聯移工，黑工市場與管理漏洞尚未解決。若再要求雇主全額負擔海外仲介及訓練費，讓移工零成本入境，一旦不適應工作或發生爭議，棄職逃逸的門檻將更低。更令人憂心的是，低成本甚至無成本的移動管道，可能被非法組織利用，使台灣成為黑工或非法入境的跳板。民眾對治安與社會秩序的擔憂，不應被簡化為歧視，而是對現有管理失靈的合理反應。第三，政府不應藐視民間專業。過去三十年，台灣移工制度能運作，仰賴全台三千多家合法仲介與數萬名從業人員，提供跨語言溝通、生活輔導、勞資協調與緊急處理。這些工作高度繁瑣，並非少數政府直聘中心人員即可取代。若政府一面妖魔化仲介業，一面又缺乏足夠行政量能，最後只會造成服務斷層與管理癱瘓。政府的角色應是制定規則、強化監督與守住安全底線，而不是親自下場經營人力仲介。真正可行的方向，應是開放民間專業機構協助招募，同時加強後端追蹤、查緝與管理。唯有尊重市場機制、正視民間量能，才能補足人力缺口，也維持台灣社會安定。若政府繼續沉迷於直聘口號，社會恐慌只會進一步擴大，最終形成更嚴重的信任危機。(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黃杲傑)

最近，勞動部透過媒體頻頻放話即將修法，打算強制要求**「台灣雇主必須全額支付外籍勞工在海外的招募及訓練費用」**。政府給出了一個聽似悲情的理由：因為移工在母國背負龐大債務，來台後為了還債「不得不」逃跑。但，這真的是事實嗎？還是政府為了掩蓋管理無能，而一廂情願地將雇主推上火線？我們從以下五個殘酷的現實來扒開這項政策的荒謬：一、 漠視全球市場機制，為何只拿台灣雇主開刀？放眼全球勞力輸出大國——印度（輸出逾千萬人）、菲律賓（每年逾百萬人），再到泰國、越南、印尼、緬甸、寮國、柬埔寨、尼泊爾、孟加拉、斯里蘭卡….等國，這些勞力輸出國的移工到世界各地打工，「沒有一個工人是不需要自行支付海外招募或訓練費用的」。出國工作是一種追求高薪的投資，這是全球皆然的市場機制。日、韓、歐美、以色列、香港新、加坡坡、沙烏地阿拉伯，甚至，馬來西亞及泰國都大量引進移工，都未曾聽聞政府強迫其國家的雇主必須替移工結清海外招募及訓練費用。台灣政府憑什麼慷雇主之慨，強迫我們國家的雇主必須獨自吞下這筆帳？二、 把雇主當「提款機」，政府收的人頭稅又花去了哪裡？台灣雇主真的剝削移工了嗎？事實上，雇主的負擔早已無比沉重：薪資平權： 每月除了支付移工與本國籍勞工相同的基本工資（近3萬元），且供吃供住。各項規費： 負擔勞健保，還要額外繳納昂貴的**「就業安定費」**（每人每月 2,000 元起跳，甚至高達上萬元）。政府痛批仲介每月收 1,500 到 1,800 元的服務費是「剝削」，但政府自己每月向雇主雷打不動抽取的「就業安定費」，卻只有漲價、從未跌價！這些每年高達數百億的錢到底花去哪了？外勞的防逃機制做好了嗎？如果仲介收費叫剝削，那政府對雇主的予取予求，難道不是另一種剝削？三、 無視跨國供需，強逼雇主吞下「無底洞」能吸引移工離鄉背井，是因為台灣的薪資往往是他們母國的 5 到 10 倍（在母國月薪可能不到 3,000 元，來台加上加班費與福利，實質獲利可達 4、5 萬元以上）。因為有著十倍以上的薪資誘因，他們才自願支付招募費，交由當地仲介進行遴選與媒合。每個國家的招募成本截然不同（例如越南最高、菲律賓較低）。台灣政府有什麼通天本領，去跨國訂定、限制他國仲介的收費標準？一旦強制雇主買單，只會任由國外黑心仲介漫天喊價，把台灣雇主當成待宰的肥羊。四、 逃跑的真相是「黑工暴利」，絕非「招募負債」！這是政策最荒唐的盲點：免除招募費用，移工就不會跑了嗎？錯了，只會跑得更肆無忌憚！台灣目前高達 9 萬多名逃逸移工，真正的原因是台灣並未常態性開放各行各業引進外籍勞工，導致民間各地充滿了「打黑工」的機會。黑工的薪水是合法勞力的 3 到 5 倍！台灣早已淪為外勞界口耳相傳的**「逃逸天堂」**：逃逸無罪、抓到沒事、等賺飽了再投案，甚至台灣政府還會出機票送你回家。如今，如果連來台灣的機票、招募費都不用付，等於政府大開方便之門，讓移工「零成本」大搖大擺來到台灣，然後轉頭就跑去賺黑市暴利。這不是解決問題，這是製造更大的災難。五、 只有要求沒有保障：誰來保護台灣雇主？我們來看看現在已經實施 RBA（責任商業聯盟）零付費規範的移工：費用全由台灣雇主出了，結果呢？照樣跑！如果這項修法通過，移工大剌剌進到台灣，做一兩天、一兩個月，一句「我不喜歡這份工作」要求轉換雇主，甚至直接逃跑，請問：雇主先墊付的龐大海外費用，找誰求償？政府對台灣雇主的權益，提出了什麼保障機制？完全沒有！結語：別讓台灣淪為國際笑柄的「盤子」我們支持保障移工人權，但絕不接受昧著良心、一廂情願的惡法。把「防堵逃逸」的責任與成本全部推給雇主，不僅治標不治本，更會讓外籍勞工看破手腳——他們不會感謝台灣政府，只會笑台灣政府是個「盤子」。呼籲勞動部正視「黑市高薪誘因」與「查緝嚇阻力不足」的根本問題，別再拿無辜的合法雇主開刀！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黃杲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