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地檢署破獲一起橫跨台灣、馬來西亞、泰國的「訂製嬰兒」集團。

我看到這則新聞，第一個想到的不是「代理孕母到底該不該合法」，而是一個更現實的問題：

當法律說不可以，需求真的就會消失嗎？

答案恐怕已經擺在我們眼前。

根據台中地檢署公布的資料，這個集團從2025年2月至2026年6月間，接受22名台灣男性委託，共有25名嬰兒在台灣出生，每名收費約200萬元至450萬元。

整個流程更已經發展成跨國「一條龍」：生父前往馬來西亞採集精子，在泰國挑選卵母及代理孕母，卵母赴馬來西亞取卵、進行體外受精，代理孕母懷孕超過8個月後，再以觀光免簽方式來台生產，最後進行DNA鑑定，由生父辦理出生及認領登記。

這已經不是一、兩個人偷偷找代理孕母。

這是一條產業鏈。

法律禁止了，市場卻自己找到了一條路

台灣目前沒有開放代理孕母。

但是有生育需求的人仍然存在。

當合法制度沒有出口，有能力負擔的人便可能跨越國境尋找其他方法。只要需求存在，而且有人願意支付200萬、300萬甚至450萬元，市場自然就可能出現供給。

於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就是台灣不准做，轉到國外做；國外完成人工生殖，再回到台灣生產、認領。

法律擋住了合法市場，卻沒有讓需求消失，最後反而可能讓地下仲介找到商機。

這才是這個案件真正值得政府思考的地方。

更令人不安的是「21個男嬰」

這個案件還有一個數字，我認為比450萬元更加值得注意。

25名嬰兒當中，竟然有21名是男嬰，占84%。

檢方指出，集團提供指定性別服務；而《人工生殖法》原則上禁止非因遺傳疾病而選擇胚胎性別。檢方也因此提出性別平衡、生殖商品化與「訂製生命」等倫理風險。

這就已經超越「想不想生孩子」的問題。

今天可以指定男生女生，明天呢？

當科技、金錢與市場結合之後，生命究竟可以被「訂製」到什麼程度？

這條界線，台灣不能假裝不存在。

450萬元，我更想知道：到底誰拿走了？

另外一個我非常想知道、但目前檢方公開資料還沒有完整回答的問題是：

一個孩子收費200萬到450萬元，這些錢到底流到哪裡？

真正承擔取卵風險的女性拿多少？

懷孕八、九個月、承擔生產風險的代理孕母拿多少？

醫療機構拿多少？

跨境交通、住宿是多少？

最後地下仲介又抽走多少？

這些數字應該被查清楚。

因為如果委託人付了450萬元，而真正承擔身體風險的女性只拿到其中一小部分，那麼我們面對的就不只是代理孕母合法化的問題，而是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女性的生育能力，是不是已經被地下產業鏈商品化？

但是，也不能只譴責這22個人

另一方面，我也不認為事情可以簡化成「有錢人花錢買小孩」。

這22名委託人為什麼願意付出200萬至450萬元，甚至承擔法律風險，也要得到一個孩子？

每個人的原因可能不同，目前公開資料不足以替他們下結論。

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已經很清楚：

需求是真實存在的。

如果政策只談倫理，卻完全不處理需求，最後可能只是把有需求的人推到海外、推給地下仲介。

而一旦進入地下市場，政府原本想保護的東西反而更難保護。

代理孕母是否真正自願？

有沒有受到經濟壓迫？

卵母健康有沒有保障？

懷孕發生併發症誰負責？

孩子出生後如果有重大疾病，委託人可不可以反悔？

仲介可以抽多少？

孩子的國籍、親權與身分如何保障？

這些問題，在完全地下化的市場裡，反而更加危險。

禁止，不等於管理

所以我認為，這起案件真正值得台灣社會重新思考的，不應該只有兩個選項：

「支持代理孕母」或「反對代理孕母」。

真正的問題應該是：

什麼樣的制度，最能降低女性被剝削、兒童被商品化，以及地下仲介牟取暴利的風險？

答案可能是繼續禁止。

也可能是有限度開放。

也可能建立更嚴格的非營利制度。

不同國家有不同選擇，台灣社會當然可以辯論。

但是有一件事情不能再假裝沒看到：

禁止本身，不等於問題已經解決。

台中地檢署這次查到25名嬰兒，而且是經由相似模式反覆操作後才被發現。

檢方也明確指出，代理孕母牽涉生育權、家庭生活、女性身體自主、兒童最佳利益、生殖商品化、經濟剝削及親子身分等多重問題，制度是否開放及如何保障各方權益，需要充分公共討論。

我認為這才是這次案件留給台灣最重要的一課。

不要以為法律寫著「禁止」，事情就不存在。

當需求還在、金錢還在、科技也做得到，市場就可能自己找到出口。

而當合法的大門完全關上，最後開出來的，往往就是地下市場的後門。

所以我真正想問政府的只有一句：

我們究竟是要管理這個問題，還是繼續假裝禁止就代表問題不存在？

25名嬰兒、22名委託人、一個最高450萬元。

這些數字已經提醒我們：

代理孕母的爭議，早就不是「要不要討論」。

而是地下市場已經替我們開始做了。

(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黃杲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