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談失聯移工談了幾十年。
這些年，我們聽到最多的解釋，大概都是：仲介費太高、仲介剝削、雇主待遇不好、工作太辛苦、轉換制度不友善，所以移工不得已才選擇失聯。
這些情形有沒有？當然有。
仲介違法超收費用，就應該處罰；雇主虐待、欠薪或剝削移工，更應該依法究責；政府制度有問題，也當然必須改革。
但是我從事外籍人力服務三十五年，始終不能接受一件事情：
為什麼每一次討論失聯移工，所有人的責任都有人談，唯獨失聯者自己的選擇與責任，卻愈來愈沒有人敢談？
好像只要一名移工失聯，他就必然是制度的受害者；背後一定有一個壞仲介、一個壞雇主，或者一個失靈的政府。
可是，真實世界真的這麼簡單嗎？
仲介費一直降，保障一直增加，為什麼失聯問題沒有消失？如果仲介費與債務真的是造成失聯最主要、甚至壓倒性的因素，那麼這些年來，隨著制度改革、費用規範、申訴管道與移工保障逐步增加，失聯問題理論上應該出現相對應的改善。
如果沒有，我們就應該勇敢重新檢驗原來的假設。
尤其有一個問題，政府始終應該把數據拿出來回答：
移工到底來台多久以後才失聯？
7天內？30天內？半年？一年？兩年？
還是工作三年、契約即將期滿之後才失聯？
這個數據非常重要。
因為一個抵台三天就失聯的人，和一個已經合法工作兩、三年之後才失聯的人，怎麼可以假設他們是因為同一個原因？如果有人抵台幾天就離開，而且立即有人接送、有地方住宿、有地下工作可以銜接，那麼政府應該調查的是：有沒有預謀性失聯？有沒有地下仲介？有沒有事先安排的非法雇主？
相反地，如果一個人已經在台灣合法工作一、兩年甚至更久，才選擇離開原雇主進入地下市場，那麼「當初仲介費太高」還能解釋多少？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要求：
勞動部、移民署，請公布「入境日至失聯通報日」的完整統計。
不要再由不同團體各說各話。讓數字說話。有些人失聯，就是因為外面的錢比較好賺；這句話在台灣的公共討論裡，似乎愈來愈難講。可是難講，不代表不存在。
我三十五年的實務經驗告訴我，移工失聯的原因非常複雜。
有人因為工作不適應，有人與雇主發生衝突，有人希望與伴侶住在一起，有人不喜歡團體宿舍，有人擔心健康檢查不合格遭遣返，也有人就是因為外面的非法工作薪水更高。
這沒有什麼不能討論。
人會往收入比較高的地方移動，本來就是最基本的人性與經濟選擇。問題在於，合法移工必須受到工作許可、工作地點、聘僱關係等制度規範；地下市場卻可能因為缺工，願意用更高的價格搶人。只要非法工作的預期收益，高於被查獲的預期成本，地下市場就一定會產生吸引力。
所以真正值得政府研究的，不只是：「他為什麼離開原雇主？」
而是：「外面到底有什麼力量，讓他願意放棄合法身分？」
如果不研究地下市場，只研究移工受到什麼委屈，我們永遠只看見問題的一半。
九萬名失聯移工，越南籍長期占最大宗，這不是小問題
過去官方公開資料中，越南籍失聯移工長期都是最大群體之一，某些統計時點甚至達四萬多人。如果整體失聯人數約九萬人的量級，其中越南籍就占如此龐大的比例，那麼越南政府如何看待自己國民在海外違法滯留與工作，當然值得台灣注意。有意思的是，越南並沒有因為這些人是自己的國民，就認為所有責任都是外國政府、仲介與雇主造成。越南自己的法制，同樣會對特定海外違法滯留等行為設定處罰。這讓我產生一個非常強烈的反差感。
在台灣，我們有些人不斷替失聯行為尋找外部原因。到了原籍國，自己的政府反而告訴國民：你在海外違反規定，你自己也要承擔責任。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完整的人權觀？
我認為答案很簡單：權利應該受到保障，責任也不能因此消失。
最諷刺的一幕：越南政府收罰款，台灣政府忙著遣返，這也是我最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我要先說清楚，「逃逸稅」當然不是正式法律名稱，罰鍰也不是稅。但是我想用「逃逸稅」這三個字，反諷一個非常值得台灣思考的現象。
假設一名移工在台灣失聯後，在地下市場非法工作一年、兩年甚至更久。他工作的地方在台灣。非法所得是在台灣取得。被破壞的是台灣合法勞動市場秩序。非法雇主用的是台灣的地下人力。政府動用的是台灣警察、移民、勞政、收容與遣返資源。
結果最後呢？台灣查獲他、辦理收容與遣返；在符合特定條件、本人無力負擔等情況下，部分遣返成本甚至仍可能必須由公部門處理。而回到越南之後，越南政府還可能依自己的法律制度追究違規責任。
於是形成一個非常諷刺的畫面：「越南政府收罰款，台灣政府送機票？」我真正要問的不是台灣政府為什麼不跟著「賺錢」。政府處罰人民，本來就不是為了增加國庫收入。
我要問的是：為什麼違法行為發生在台灣，台灣卻沒有建立與長期失聯、非法工作期間及違法利益相稱的責任制度？
如果以四萬多人的規模來看，即使只有其中一部分符合原籍國的裁罰要件，累積起來都可能是一筆非常可觀的金額。但真正重要的還不是這筆錢。而是背後代表的國家治理態度：越南知道違法必須有成本；台灣卻長期把大量政策力氣放在解釋「他為什麼不得已違法」。兩者之間是不是已經失去平衡？如果違法工作三年，成本與三個月差不多，誰會怕？
任何法律制度要有效，都離不開一個很簡單的概念：違法必須有足以改變行為的成本。如果一個人在地下市場工作三年，因為缺工而取得比合法工作更高的收入，最後被查獲時所付出的成本，與三年來累積的收益相比仍然非常低，那麼從經濟行為來看，違法可能仍然「划算」。這才是政府真正應該研究的事情。
所以我主張重新討論責任分級。失聯一個月與三年，不應完全用相同思維處理。偶發違規與長期故意規避管理，也不應完全一樣。對人口販運、暴力、脅迫、強迫勞動的被害人，國家當然應該提供完整保護。但如果經過調查確認，一個人並非遭受不法侵害，而是明知自己已經失去合法工作資格，仍然選擇長期進入地下市場非法工作，那麼隨著違法期間增加，法律責任也應該研究是否相應提高。這才是真正的比例原則。
但不能只罰移工，非法雇主與地下仲介更要往上追，講到這裡，也有人可能會說：「黃杲傑是不是主張只處罰失聯移工？」完全不是。
我的原則始終只有一句：誰違法，誰負責。仲介違法超收，罰仲介。雇主非法聘僱，罰雇主。地下仲介抽佣牟利，追地下仲介。政府制度設計錯誤，政府就改革。移工遭人口販運或剝削，保護移工。但是如果移工明知違法仍長期非法工作，也不能假裝本人完全沒有責任。這才叫公平。
更重要的是，抓到一名失聯移工，不應只是「準備送回去」。他其實可能是政府了解地下市場最重要的一個入口。誰介紹第一份黑工？誰來接？住在哪裡？誰提供交通？換過多少非法雇主？薪水多少？仲介抽多少？還有多少人在同一個網絡？這些資料才真正有價值。
所以我一直主張：
抓到一名失聯移工，不應只是遣返程序的開始，更應該是追查地下市場的起點。
台灣最大的問題，是一直在處理「人」，沒有處理「市場」，這也是失聯移工為什麼愈抓愈多、永遠抓不完的根本原因之一。今天抓到一個，明天再抓一個。今年遣返一萬個，明年再補進來一批。只要地下雇主還在。地下仲介還在。
高薪黑工還在。媒合網絡還在。那麼人走了，工作機會還在。市場自然會重新找人。所以我常說：政府處理的是存量，地下市場卻持續製造流量。更直接一點：政府送走的是人，留下來的卻是市場。這樣的政策怎麼可能成功？
政府不能只是某一方的倡議團體，民間人權團體替移工說話，我完全尊重。這就是民主社會。雇主團體替雇主發聲，仲介業者替產業發聲，勞工團體替勞工爭取權益，都很正常。但是政府不一樣。政府不能只代表其中任何一方。政府必須同時保障：移工的人權、雇主的權益、合法仲介的生存、國內勞工的工作機會、產業秩序、國境管理，以及整體社會利益。所以政府不能因為某一種說法比較符合當下輿論，就直接把它當成政策答案。
仲介費是不是失聯主因？拿數據證明。雇主不當對待是不是主因？拿數據證明。地下高薪是不是主要誘因？一樣拿數據證明。有多少人7天內跑？多少人一年後跑？多少人工作三年後才跑？全部公布。政策不能建立在誰的聲音比較大，而應該建立在證據上。人權不是免責牌，責任也不能變成歧視
我支持移工人權。因為任何來台灣工作的人，都應該受到法律保障。但是人權與責任從來不是二選一。
一個成熟的法治國家應該做到：
被剝削的人，我們保護。
違法的仲介，我們處罰。
違法的雇主，我們處罰。
長期故意非法工作的移工，也依法承擔相稱責任。
這四件事情可以同時存在。不需要為了保障移工，就把雇主與仲介預設成加害者。也不需要為了維護管理，就把所有失聯移工都當成犯罪者。先查明事實，再決定責任。這才是法治。
結語：越南政府收罰款，台灣政府還在買單？
所以我最後還是想把這個問題丟給勞動部與移民署：如果越南政府都知道，自己的國民在海外違反法律與契約規範，不能永遠只把責任推給別人，那麼台灣政府為什麼不敢重新檢討自己的失聯移工政策？我不是要求政府靠處罰移工賺錢。
我要的是一套正常的制度：違法有成本，被害有保護，協助調查有誘因，地下雇主有人追，非法仲介有人查，長期失聯有責任分級。而不是：失聯了，怪仲介。工作不好，怪雇主。制度不好，怪政府。非法工作多年，卻很少談行為人自己的責任。最後被抓到了——台灣投入人力查緝、收容、行政與遣返；在特定情況下，還得處理返國費用；回到原籍國後，反而由原籍國政府依法追究違規責任。這才是我最難理解的地方。
違法發生在台灣，錢賺在台灣，地下市場也長在台灣。為什麼最後竟然可能變成——越南政府收罰款，台灣政府承擔成本？政府真正該做的，不是繼續替任何一方尋找一個最方便的答案。而是把資料公開，把地下市場挖出來，把責任一個一個找回來。仲介的責任，仲介承擔。雇主的責任，雇主承擔。政府的責任，政府改革。
同樣地——移工自己的選擇，也應該有他自己的責任。這不是排外，這叫法治。
而一個連「誰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都不敢討論的政府，再多的人權口號，也解決不了九萬名失聯移工背後真正的問題。
文：黃杲傑（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