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讓法律有牙齒，再讓制度有人性，從「抓人遣返」走向「追鏈斷源」
台灣失聯移工長期維持在龐大規模。政府年年查緝、年年遣返，社會也年年要求加強取締，但問題為什麼始終沒有消失？
也許真正應該問的，不是「今年又抓了多少人」，而是：
抓到一個失聯移工以後，我們究竟做了什麼？
最近甚至發生兩名越南籍人士涉及刑案，卻遭遣返回國的重大烏龍。個案責任當然應由主管機關調查釐清，但它暴露出一個更值得正視的制度問題：一個失聯外籍人士如果留下來，承辦人員可能要安排翻譯、製作筆錄、調查、安置、出庭、跨機關協調；如果再往下追非法雇主與地下仲介，工作更多。
反過來，人一離境，許多後續程序不是中斷，就是追查難度大幅增加。
如果制度最後形成「追得愈深，事情愈多；趕快遣返，最快結案」，我們就不能只要求第一線人員更認真，而必須重新設計整套制度。
一、其他勞動力輸入國家的啟示：先把違法代價訂出來
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乃至中東部分勞動力輸入國家，制度並不完全相同，有的採刑罰、有的採罰金、監禁、遣返或其他處遇。
真正值得台灣思考的，不是哪一國「關得比較久」，而是一個更基本的法治原則：
法律先把違法的代價明確訂出來。
至於監禁多久、罰多少、能否用其他方式替代，再依比例原則、人權保障與違法情節設計。
台灣最不能接受的情況，是一個人違法後，既無力繳納罰款，又拒絕協助調查，最後反而因為政府缺乏有效的後續執行工具，成為最快離境、責任最難真正執行的人。
這才是制度真正的漏洞。
因此我的第一個主張非常簡單：
先立責任，再開人道出口；先讓法律有牙齒，再讓制度有人性。
失聯、逾期居留、非法工作，該負什麼責任，就應由法律清楚規定。現行行政處罰不足，就檢討修法；若涉及限制人身自由，更應由法律明定構成要件、期間、司法審查及救濟程序，而不是讓第一線承辦人員自行決定。
願意履行責任者依法履行；沒有能力履行者，也不能因此等於沒有責任。
「沒有錢」不能成為法律責任的句點。
二、第一筆帳：該罰的要罰；第二筆帳：地下所得也要算
查獲失聯移工後，我認為首先應把兩筆帳算清楚。
第一筆，是失聯、逾期居留、非法工作等行為依法應負的責任與罰鍰。
該罰就罰。
不能因為當事人兩手一攤說「我沒有錢」，最後買張機票就離開台灣，讓裁罰失去實質意義。
第二筆，則是長期被忽略的：
失聯期間的地下工作所得。
一個人在台灣失聯三年、五年，可以吃飯、租房、生活，甚至匯錢回國，錢從哪裡來？
政府不應只問：「你有沒有錢繳罰款？」
而應該問：
「你這幾年到底賺了多少錢？」
在哪裡工作？工作多久？每個月收入多少？誰支付？換過多少雇主？透過誰介紹？
有所得，就應依現行稅法及個案事實查核納稅義務；該補稅就補稅，涉及其他違法責任則依法處理。
這會徹底翻轉現在地下市場的誘因。
如果今天是：
逃得愈久、賺得愈多。
改革之後就應該變成：
逃得愈久，工作軌跡愈長；地下所得愈高，最後依法查核的稅務與法律責任也可能愈大。
只有這樣，地下高薪才不會成為「違法紅利」。
三、能長期賺錢，就代表背後一定有人讓他賺錢
而這筆所得一查，真正的大魚自然會浮出來。
一個失聯移工為什麼能在台灣地下工作五年？
因為有人聘僱。
如果他五年可以取得可觀所得，就表示背後存在長期提供工作機會的非法雇主；如果工作還可以不斷轉換，就可能有人負責媒合；有人媒合，就可能存在地下仲介甚至組織化網絡。
所以政府應該順著錢一路往回追：
誰付薪水？誰介紹工作？誰是工頭？工作場所在哪裡？還有多少失聯移工？錢最後流到哪裡？
於是一名失聯移工，就可能拉出：
失聯移工 → 工頭 → 非法雇主 → 地下仲介 → 地下金流 → 稅務與其他違法問題。
這才是我所說的：
抓到一個，不是遣返一個，而是利用一個，追出一串。
四、建立「協力證人制度」：不免責，但可以將功抵過
但是接下來一定有人問：
失聯移工為什麼願意把這些事情全部說出來？
這就是我主張建立「協力證人制度」的原因。
首先必須講清楚：
協力不是免責。
他的罰鍰、依法核定的稅務責任及其他法定負擔，先算清楚。
如果有能力履行，就依法履行；如果沒有能力，法律可以提供另一個選擇：
自願協助國家瓦解地下經濟。
他可以簽署協力文件，完整供出曾經非法聘僱他的雇主、工頭、地下仲介、工作場所及相關金流，並配合筆錄、指認、調查及必要的司法程序。
經政府查證，真正協助查獲一個非法雇主，就有一個成果；追出地下仲介，又是一個成果；如果進一步破獲集團性地下農業、營造工班或重大地下經濟案件，成果更高。
再依法律建立協力或檢舉獎勵，在法定範圍內折抵其罰鍰或其他可依法折抵的金錢責任。
這就是：
將功抵過。
但必須設一道紅線：
有功可以抵過，不能先違法、再檢舉，最後反而靠檢舉致富。
超過依法可折抵範圍的部分，不應讓協力者因此取得額外暴利，而應透過法制回歸安置或其他公益用途。
不願意協力，當然是他的權利。
但是——
不協力不能變成免責的捷徑。
否則整套制度馬上又會出現新的漏洞：「我沒錢、我也不說，那就把我送回國。」
這正是修法必須堵住的出口。
五、協助辦案期間，不是監獄，而是「協力安置」
另一個現實問題是：
願意留下協助政府辦案，他住哪裡？
這也是制度必須一起解決的。
我主張建立「協力安置」機制，盤點北、中、南既有公有安置資源，能整修就整修、能活化就活化。
協力者在調查期間可以自願入住，政府提供基本住宿、膳食、醫療、翻譯、通訊與合理生活照顧。
這不是監獄。
更不能只是把「收容」換一個名字，實際上仍然拘禁。
真正自願、非拘禁性的協力安置，應與強制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明確區隔；若因其他法律原因必須限制自由，仍應有法律依據並接受必要的司法審查。
這也提供一個重新思考司法院釋字第708號之後行政收容問題的方向：
不要把長期辦案的需求建立在長期行政收容上，而應另行建立合法、自願、人道的協力安置制度。
如此既保障人權，又不必因為擔心收容期間問題，急著把重要證人送離台灣。
六、從農業到營造業：地下市場早已不只是「幾個黑工」
為什麼我認為這麼迫切？
因為今天的問題可能早已不是幾名失聯移工偷偷打零工而已。
媒體曾報導高山農業大量使用失聯移工的現象。當地下人力逐漸形成固定工班，甚至深入種植、採收、運輸與銷售環節，問題就可能從非法打工演變成具有分工的地下產業鏈。
營造業也有類似風險。
當失聯移工形成工班，甚至由熟悉市場的外籍人士擔任工頭，負責召集人力、介紹工程、分配工作，地下人力就可能直接與合法小包商競爭。
問題最不公平的地方就在這裡。
合法農民、營造公司及小包商，要依法聘僱、投保、納稅，遵守工時、休息、職業安全及其他法定規範。
地下經營者卻可能透過規避部分法定成本，以更低價格、更高彈性搶占市場。
結果竟然變成：
守法者成本比較高，違法者反而比較有競爭力。
這才是最嚴重的「劣幣驅逐良幣」。
七、不要只罰非法聘僱，要把非法經濟的利潤拿掉
所以，只提高非法聘僱罰鍰仍然不夠。
如果一個地下業者利用非法人力所得到的利益，遠高於被查獲的成本，再高的固定罰鍰，都可能只是他的「營業風險」。
政府真正應該做的是：
查帳、查所得、查金流、查稅，符合其他違法或沒收要件的，再依法追究。
失聯移工的地下所得依法查核；非法雇主的營業、帳務與稅務依法查核；地下仲介取得的報酬同樣追查；涉及依法得沒收的不法所得，就依法處理。
如果現行法不足以處理組織化地下經濟產生的巨大利益，就應修法，使法律責任與違法規模、獲利程度相稱。
因為真正的政策目標不是「多開幾張罰單」，而是：
不能讓非法所得比合法所得更有利，更不能讓非法經營比守法經營更有競爭力。
只要把這個價格優勢拿掉，地下市場的經濟基礎才會真正動搖。
甚至如果實務上出現失聯外籍人士長期累積財富，乃至疑似透過他人名義持有資產的個案，政府真正該問的也不是他的國籍，而是：
資金從哪裡來？所得是否依法申報？背後有哪些工作、雇主與金流？
這不是排外，而是最基本的公平：
合法工作者依法納稅，地下所得同樣應依法查核。
八、員警也要有誘因：不是「抓得多」，而是「破得大」
但是只改失聯移工的誘因還不夠。
第一線執法人員的制度也要一起改。
查獲一名失聯移工只是基本工作；如果承辦人願意繼續往下追，要找翻譯、做更多筆錄、查工作場所、追工頭、追雇主、找地下仲介、調金流、跨機關協調，事情只會愈來愈多。
如果最後績效跟「抓到一個、送走一個」差不多，制度本身就沒有鼓勵深挖。
因此應建立「地下經濟追查績效」制度。
從一名失聯移工循線查獲非法雇主，有績效；追出地下仲介，績效更高；破獲集團性非法聘僱、重大地下金流或其他重大案件，再依案件規模及複雜程度提高績效。
並在符合人事法制的前提下，真正與嘉獎、記功、考績、職務遴選及升遷連結。
如此，第一線看到一名失聯移工時，想的才可能不再是：
「怎麼趕快把這個人處理掉？」
而是：
「這個人背後，究竟藏著多大的地下經濟？」
九、政府的KPI也要改：九萬人不是九萬個案件，而是九萬條線索
因此政府未來公布失聯移工執法成果，不應只告訴人民：
今年抓了多少人？
遣返多少人？
更應該公布：
每查獲一百名失聯移工，追出多少非法雇主？
破獲多少地下仲介？
查出多少地下工作場所？
追出多少地下金流與稅務違章？
真正瓦解多少非法就業網絡？
因為九萬多名失聯移工不是九萬個孤立的案件。
換一個角度看：
他們也是九萬多條可能通往地下經濟的線索。
今天抓到一個就送走一個，可能等於親手把線索剪斷。
如果順著這條線往後追，拉出來的可能是一名非法雇主，也可能是一個地下仲介；再往下追，甚至可能是一整個農業、營造業或其他產業的地下經濟網絡。
結語：先讓法律有牙齒，再讓制度有人性
失聯移工問題真正需要的，不是再喊一次「加強取締」。
而是重新設計制度。
先讓法律有牙齒，再讓制度有人性。
違法者先算責任，該罰的依法罰；地下所得依法查核；有能力履行就履行。
無力負擔而願意協助國家的人，則提供一條自願協力、妥善安置、將功抵過的道路。
不願意協力，可以；但不能因此反而得到「最快離境、最難究責」的結果。
而協力證人供出的每一條線，都繼續往後追：
追工頭、追非法雇主、追地下仲介、追金流、查帳、查稅、依法追究不法利益。
執法人員追得愈深、破得愈大，就應有功可記；政府也不要再只以遣返多少人衡量政績，而要用瓦解多少地下經濟衡量成果。
台灣真正要解決的，從來不只是九萬個「人」。
而是：
究竟是什麼樣的地下市場，可以長期養活九萬名失聯移工？
如果那個市場還在，今天遣返九萬人，明天仍可能有人補進來。
只有當失聯不再比較好賺、非法聘僱不再比較便宜、地下仲介不再有暴利，合法農民、合法營造業者與所有依法經營的台灣企業，才真正站回公平的競爭起跑點。
我們不是要用監獄解決九萬名失聯移工，而是要先讓法律長出牙齒，再給願意協助國家的人一條人道的路；最後利用這九萬條線索，反過來瓦解養活九萬人的地下經濟。
人送走了，可能只是少了一件案子；地下市場被打掉，才是真的少了一個問題。
這才是台灣失聯移工制度真正需要的改革。
(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黃杲傑)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