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社會對外籍勞工權益的重視程度可謂空前。從1955申訴專線、安置中心、法律扶助、翻譯服務，到各種補助計畫與倡議團體，政府投注了大量資源，試圖打造一套被國際稱讚的人權保障制度。
保障移工權益當然沒有錯。
但我想問政府一句話：
當你們把所有目光都放在80萬名外籍勞工身上時，是否已經忘了台灣還有超過1000萬名本國勞工？
今天的台灣勞工，真的過得比較好嗎？
房價愈來愈高，年輕人買不起房；物價愈來愈貴，薪資卻追不上通膨；長照壓力沉重，養兒育女成本高昂。許多基層勞工每天辛苦工作十幾個小時，卻依然對未來感到焦慮。
然而，政府談論勞工政策時，似乎只剩下外籍勞工。
最諷刺的是，每次基本工資調漲，政府總是大張旗鼓宣傳勞工受惠。但許多台灣勞工心裡都明白，事情根本不是如此。
薪水增加一千元，房租、水電、餐飲、交通卻可能增加三千元。表面上薪資調高了，實際購買力反而下降。對許多台灣勞工而言，基本工資愈調愈高，生活壓力卻愈來愈重。
反觀外籍勞工，由於多數由雇主提供宿舍與生活管理，同樣增加的一千元薪資，往往更能直接反映在可支配所得上。
這不是外籍勞工的錯。
問題在於政府從未認真思考，本國勞工與外籍勞工所面對的生活成本結構根本不同，卻用同一套思維處理所有問題。
更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部分政策已逐漸出現失衡現象。
許多倡議團體不斷要求提高外籍勞工待遇、降低來台成本、擴大權益保障，但對企業經營壓力、本國勞工就業權益以及整體產業競爭力卻鮮少著墨。
任何權利的保障都必須建立在平衡之上。
當一項政策只考慮一方利益，而忽略其他人的生存空間時，最終受害的往往是整個社會。
近期備受矚目的企業工會爭議，就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警訊。
一家擁有近千名本國籍員工、百餘名外籍員工的上市公司，卻可能因少數人的爭議而陷入重大經營風險。當企業受到衝擊，真正承擔後果的是誰？
不是官員。
不是倡議團體。
而是成千上萬依靠這份工作養家活口的台灣勞工。
企業如果倒下，失業的不只是外籍勞工，更包括大量本國勞工及其家庭。
這正是政府長期忽略的一個事實：
勞工權益與企業生存從來不是對立關係，而是共生關係。
沒有企業，哪來工作？
沒有工作，何來勞工權益？
三十年來，台灣對外籍勞工的照顧有目共睹；但同樣三十年來，台灣勞工卻逐漸成為政策討論中最沉默的一群人。
他們沒有國際組織替他們發聲。
沒有倡議團體天天替他們開記者會。
沒有媒體長期關注他們的困境。
但他們才是支撐這個國家運作的最大力量。
政府當然應該保障外籍勞工權益，但更應該記住：
台灣勞工不是配角。
當政策天平開始失衡，當1000萬台灣勞工的聲音被忽略，當照顧弱勢變成忽略多數，政府就必須重新思考：
究竟是在解決問題，還是在感動自己？
如果連台灣勞工都開始覺得自己成了被遺忘的一群，那麼真正需要檢討的，恐怕已經不是勞工，而是整個政策方向。
(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黃杲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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