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名暉

投書RDX火藥破局 印度拒售的考量與國防供應鏈啟示

2026年7月，國防部軍備局採購高能炸藥「RDX（海掃更）」標案因得標廠商無法取得外方輸出許可而宣告解約，並遭沒收履約保證金與重罰，隨後國防部更宣布將追加預算擴建自製產線，改由軍備局全數自主生產。這起看似單純的國防採購履約爭議，背後卻揭示了當前台灣在建構「彈藥庫存韌性」時，所面臨的全球軍工原料供應鏈瓶頸，以及微觀外交情資揭露後引發的地緣政治連鎖反應。RDX 作為高能量密度化學炸藥，是現代各式大口徑砲彈、飛彈彈頭、魚雷與高爆破障器材不可或缺的核心火藥原料。由於台灣本土化學工業過去缺乏規模化產製 RDX 的安全化學反應設施與供應鏈，國軍在急需提升防衛彈藥儲備天數的壓力下，試圖透過國際市場進行跨國外購。然而，當該標案的火藥來源地——印度——在台灣國會質詢場合公開曝露後，新德里外交與國防當局最終以「地緣政治敏感性」為由，拒絕向得標廠商核發 RDX 出口許可，直接導致此項金額高達數億新台幣的火藥採購案全面破局。印度拒售 RDX 的深層地緣與內部考量解析新德里決定拒發 RDX 出口許可的政策邏輯，不能僅以「受到北京外交施壓」的單一視角簡化，而必須放回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的大國外交總體架構、國內經濟治理危機與印度軍工戰略進行多維度剖析：第一，莫迪政府「內向聚焦」與印太戰略承諾的實質鬆動。近年來，隨著美歐大國戰略注意力被俄烏戰爭與中東衝突高度分散，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在實體安全承諾上呈現出結構性鬆動。在此背景下，莫迪政府更加明確地回歸「印度優先」（India First）與「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的外交本位。莫迪雖然在四方安全對話（Quad）架構下參與海域態勢感知（IPMDA）等低敏感度功能性合作，但其核心立場極度排斥捲入東亞或台海的外部軍事衝突。直接向台灣軍方出口敏感的軍用高爆 RDX 火藥，實質上已超越了印台非官方合作的紅線，將印度置於非必要的台海地緣風浪前線，這完全違背了莫迪避免捲入外海對抗的戰略避險原則。第二，中印關係出現緩和徵兆與邊界風險控管。自2020年加勒萬河谷（Galwan Valley）爆發流血衝突以來，中印兩國經歷了長達數年的邊界軍事高壓對峙。然而進入2025至2026年，中印雙邊外交與軍事談判取得實質突破，兩國在喜馬拉雅山脈邊界（LAC）多個對峙點完成兵力脫離，並逐步重啟直航、商貿對話與高層外交互動，雙邊關係呈現出明確的「止跌緩和」徵兆。新德里決策層極度珍惜這一來之不易的邊界緩和窗口，嚴格避免因向台灣提供直接的軍用炸藥原料，給予北京在邊界談判或金磚國家（BRICS）等多邊場合發動對等報復的口實。在新德里眼中，為了一筆微小的火藥商業訂單而破壞中印關係緩和的大局，極不符合其國家利益。第三，印度本土氣候威脅與經濟焦頭爛額的政治張力。莫迪政府當前在國內面臨著極其嚴峻的經濟與社會治理挑戰。極端氣候（極端高溫與季風降雨失調）正在嚴重衝擊印度的農業產出與糧食安全，引發國內通膨壓力；同時，高青年失業率與國內製造業轉型瓶頸，使得莫迪政府的政治資本高度消耗於國內經濟維穩。在「內政危機焦頭爛額」的現實下，新德里的所有政策資源與外交注意力均高度優先鎖定於本國經濟、氣候與社會穩定，根本無意也無力承擔因涉足台海敏感軍品出口所引發的額外外交衝突。第四，國防軍品出口密約暴露後的政治代價。國際敏感軍工原料與武器零組件的交易，高度依賴台面下的低調默契與轉口掩護機制。當台灣立法院質詢過程中，公開指名印度為該批 RDX 的實際供應來源時，等於將新德里的國防審查許可直接推向了國際鎂光燈下。在被公開點名且遭遇中國外交部正式交涉的情況下，印度若繼續核發許可，等於在國際政治上公開宣告立場站隊，其面臨的外交成本飆升至新德里無法承受的高度。第五，全球火藥危機與「印度製造」（Atmanirbhar Bharat）的國內優先。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全球傳統火藥原料（包括硝化棉、TNT 與 RDX）遭遇冷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產能排擠與供應鏈短缺。印度自身亦正積極推動軍工國產化（Atmanirbhar Bharat），全力充實本國陸軍與海軍的戰備彈藥庫存。在全球 RDX 產能極其緊缺的背景下，印度優先保留本國戰略物資以滿足自身防衛需求，亦是不可忽視的實務因素。 對台灣國防供應鏈與彈藥韌性的啟示印度拒售 RDX 事件，為台灣當前全力推動的「國防自主」與「全民防衛韌性」帶來三項警示：其一，國防採購資訊透明度與情報保密的承重平衡。民主國家的國會監督與預算審查固然不可或缺，但在涉及非同盟國家之敏感軍工原料外購時，如何建立分級保密與安全的溝通機制，避免因公開質詢而提前洩漏供應鏈節點、致使敵對陣營發動外交攔截，是國安團隊與國會必須共同建立的制度共識。其二，戰略物資「外部依賴」的風險與自製產線的必要性。RDX 風波證明，在國際局勢動盪與威權陣營施壓下，即使是理念相近或具備印太合作基礎的國家，其軍用物資的出口許可依然隨時可能因地緣政治變數而告吹。國防部決議追加預算、由軍備局擴建自製產線，雖需要數年時間進行工廠建置與安全驗證，卻是徹底擺脫「戰略關鍵原料遭人掐脖子」的唯一根本解方。其三，理性評估「印太民主同盟」的功能性邊界。台灣社會與決策圈不應過度樂觀假設 Quad 或印太夥伴會在非官方層面無條件提供軍用物資支援。各國在面對台海議題時，均有其複雜的本土利益與外交對沖考量。台灣的防衛韌性，終究必須建立在本土國防工業的實體產能、關鍵原料儲備，以及去中心化的供應鏈安全之上。印度拒售 RDX 炸藥案，是國際地緣政治現實對台灣國防供應鏈的一記警鐘。它證明在強權博弈的高壓下，戰略關鍵物資的取得不能寄託於外交幸運。唯有落實國防關鍵原料的自主研發與產線擴建，並在採購機制上建立高度專業的保密防線，台灣才能在風雨飄搖的第一島鏈前緣，築起真正無法被外部撼動的國防韌性。

投書南海仲裁十週年 中國如何以執法治理重塑海洋秩序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南海仲裁案裁決出爐。十年後，菲律賓以全國性活動紀念裁決，美國、菲律賓、日本、德國、英國等十四國也發表聯合聲明，重申裁決對中國與菲律賓具有法律拘束力，應成為處理南海爭端的規則基礎。北京則再次宣稱裁決「非法、無效」，不接受也不承認。十週年之際，各國面對的核心問題已不是裁決是否存在，而是法律如何在持續的權力競逐中發揮效力。中國在南海投入大量政治、行政與軍事資源，正把主權爭議轉化為日常化的灰色治理：巡航被包裝為執法，對爭議海域的控制也被拆解為漁業、治安、救援與海上執法等程序。這套做法不只出現在南海，也正逐步延伸至台灣周邊，尤其是東部海域。法律沒有失效，但是執行始終不足二〇一六年裁決最重要的意義，是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澄清海洋權利的法律基礎：中國對「九段線」內資源主張的廣泛歷史性權利，沒有超越公約的法律依據；裁決並處理若干島礁地位及中國行動侵害菲律賓權利的問題。十年前的裁決是被國際法所認可的，對案件當事國具有拘束力。即使中國拒絕參與程序，也未使裁決消滅。然而，仲裁庭沒有海警，國際法也沒有無上的執法機構。當一方拒絕履行，裁決能否轉化為秩序，取決於其他國家是否持續引用、實踐與制度化。十週年聯合聲明的作用，就在於防止裁決被時間沖淡；菲律賓主張把裁決作為南海行為準則的法律基線，則試圖把一次性的司法判斷轉化為區域談判的制度起點。當前海上秩序真正的問題，是各國如何堅定執行。北京理解這一點，因此它的回應也不只停留在外交抗議，而是透過更頻密、更程序化的海上行動，讓法律爭議逐步變成現場治理的競爭，並且以海上軍事力量作為後盾，迫使各國不敢強硬對待中國海警。中國把主權爭議改寫成執法程序軍艦進入爭議海域，容易被理解為軍事升高；海警船以「巡航」「維權」「海上執法」名義出現，則更容易被描述為行政常態。這正是中國海警制度化運用的政治價值：它把高強度的主權主張，放進低於戰爭門檻的日常程序中。這種治理有三個連續動作。首先，北京以國內法與官方用語，把爭議空間命名為中國的「管轄海域」。其次，海警以巡航、查驗、驅離或秩序維護累積在場紀錄。最後，當這些行動反覆發生，其他國家就被迫在中國設定的「執法」語境內回應。主權並未因一次行動而確立，但事實狀態會因行政行為的重複而沉積。因此，中國與南海聲索國之間的競爭，不只是艦艇數量的比較，而是誰能把自身的權利主張轉化為可重複、可記錄、可被外界視為每日正常的治理活動。北京要的未必是立即解決爭端，而是讓「中國正在管理這片海域」成為先於法律裁決的日常印象。南海是第一島鏈的試驗沙盒從這個角度看，南海不只是資源、航道或軍事縱深，也是中國測試海洋治理工具的場域。它測試的是一套完整流程：先以法律與行政語言建立管轄敘事，再以海警與海上民兵維持存在，最後把他國的抵抗描述為干擾正常執法。這套模式正在第一島鏈其他區域出現。二〇二六年六月與七月，中國海警公開宣稱在台灣以東海域進行「常態化執法巡查」。台灣海巡署指出，相關船隻位於蘭嶼東南至東南東約五十一至五十二浬，並未進入台灣限制水域；台灣方面仍派艦監控，並明確拒絕北京的「執法」框架。地理位置固然不同，南海仲裁也不能直接套用於台灣海峽與台灣東部海域。但兩者的制度邏輯相通：中國先以「執法」宣告管轄，再以反覆出現製造常態，最後迫使對手在是否接受這個命名上作出反應。南海因而成為外界最好的觀察窗口，讓外界理解北京如何在不正式開戰的情況下，生產有利於自身的海洋秩序。台灣不能照單全收，也不能置身事外台灣對南海仲裁有自己的法律難題。二〇一六年，中華民國政府不接受裁決對其拘束，理由包括台灣未受邀參與程序、裁決以不適當名稱指稱台灣，以及太平島地位被認定為無法產生專屬經濟區的「岩礁」。這些爭點至今不能被簡化為台灣應當全面支持或全面反對裁決。但台灣對裁決部分內容的異議，不等於台灣與北京擁有相同利益。台灣可以維持自身對太平島與南海權利的法律主張，同時反對任何國家以單方面、脅迫性的海上執法，逐步侵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與和平解決爭端的原則。真正需要避免的，是讓北京把兩岸立場表面上的重疊，轉化為其代表台灣處理海洋秩序的政治資產。台灣也需要把海巡、外交與國安論述接合起來。面對中國海警在台灣東部海域的活動，單純公布船位只能證明事件發生；更重要的是說明這些行動如何企圖把主權爭議行政化，以及台灣依何種法律與治理實踐拒絕這種管轄主張。讓裁決成為可運作的秩序南海仲裁十週年不應只是一場法律紀念。對菲律賓及其夥伴而言，至少包括三件準備工作：在南海行為準則談判中守住不低於裁決的法律基線；建立更穩定的海警協作、航跡公開與事件紀錄機制；並讓每一次反脅迫行動都能回到明確的法律主張，而不是只以軍事平衡回應。對台灣而言，則應提出一套不依附北京、也不放棄自身權利的海洋法論述，並與理念相近國家建立海巡資訊、海域態勢與法律敘事的合作。如此才能把台灣從南海秩序的旁觀者，轉變為第一島鏈海洋治理的參與者。裁決可以界定權利，卻不能替國家維持秩序。過去十年，南海的教訓已十分清楚：海洋秩序不會因一次判決而自動保存，而是要靠各國日復一日的法律主張、行政實踐與政治協作共同維繫。面對北京以「執法」製造既成事實，其他國家若要守住規則，就必須建立可信的協作機制，讓執法能力能在海上持續展現。二〇二六年五月，美國海岸防衛隊與菲律賓武裝部隊在菲律賓專屬經濟區進行海上合作活動；六月，雙方再度展開聯合巡航與訓練。這種把同盟合作由軍事嚇阻延伸至海上執法的安排，顯示美菲正以更常態化、可持續的現場協作，回應中國以海警推進管轄主張的策略，也讓仲裁裁決的法律原則逐步轉化為海上的制度實踐。

投書法國的核保護傘揭示歐洲防務整合的矛盾

持續承受烏克蘭戰爭壓力的歐洲，至今仍然在安全領域出現尖銳的悖論。作為歐陸唯一核武國家的法國，試圖把自身核嚇阻提升為歐洲安全的戰略支柱，並邀請各國加入其核保護傘。另一方面，象徵德法防務一體化雄心的未來空中作戰系統（Future Combat Air System）卻在第六代戰機核心項目上再度崩解。這不只是歐洲軍工合作的再次失敗，而是歐洲長期性的戰略問題。無論外部威脅如何，德法兩國的合作總是開高走低，大敵當前依舊合作困難；當烏克蘭戰爭證明歐洲必須團結，德法卻持續陷入「誰來定義歐洲防務」的核心矛盾。未來空戰系統原本是德法和西班牙共同打造下一代空戰體系的旗艦工程，目標不只是替代法國的陣風戰鬥機(Rafale)與德國、西班牙的歐洲戰鬥機計畫，更要整合有人戰機、無人僚機、作戰雲、感測器與跨域指管系統。換言之，它不是一架飛機，而是一整套未來戰爭系統的核心。正因如此，專案的主導權不只是商業問題，而是戰略主權（Strategic Autonomy）問題，國家在關鍵領域的獨立與自主決策能力。對法國而言，達梭(Dassault) 掌握戰鬥機設計傳統，未來空戰系統的「心臟」是新一代戰機；對德國與 Airbus 而言，未來空戰系統的核心更像是網路化戰場管理與多平台整合。兩者表面上爭的是工作分配，實際上爭執的是未來歐洲空權的本體論問題：歐洲所想像的空戰究竟是一架展現主權的戰機，還是實現去中心化的供應鏈網路？第一個根本原因，是德法戰略文化並未因烏克蘭戰爭而真正融合。法國的防務思想長期圍繞「戰略自主」、「核嚇阻」與總統主導的高政治決斷。巴黎可以接受北約，但不願把歐洲防務完全鎖定於美國安全保證之下，但是德國則相反。即使在「時代轉折」演講（Zeitenwende）之後，柏林啟動大幅增加國防支出，德國的安全想像仍深嵌於北約、美國核保護傘、議會監督與多邊程序之中。法國希望戰爭迫使歐洲更能自主行動，但德國的實際採購與戰略調整，仍偏向跨大西洋與現成裝備，而非長期歐洲共同研發。這使法國看到的是德國缺乏歐洲雄心；德國看到的則是法國單邊、過於強硬且政治化。第二個原因，是核嚇阻問題使未來空戰系統不可能只是一般軍購合作。法國戰機必須服務於其核任務，包括未來替代陣風戰鬥機、搭載空射核巡弋飛彈、並可能具備航空母艦的操作能力。德國則沒有獨立核武，也不可能在政治上把空軍主力機種完全綁定於法國的核戰略需求。法國近來提出更明確的歐洲核保護傘討論，表面上是強化歐洲安全；但對柏林而言，問題在於：若法國保留核武使用的最終決定權，德國如何向國內社會與歐洲夥伴說明其「共同」性？若德國要求共同規劃與平等保護，法國又如何避免觸碰其第五共和以來的核主權核心？因此，法國的核保護傘主張與未來空戰系統崩盤不是兩件孤立事件，而是一體兩面：巴黎要歐洲承認法國戰略能力的特殊地位；柏林則要求能力、風險與決策權之間必須更對稱。第三個原因，是國防工業合作中的「Juste Retour」(理所當然的報償)的邏輯，已經與當代的高科技戰爭體系不相容。傳統歐洲軍備合作常以參與國出資比例換取相應工業回報，藉此安撫國內企業與就業利益。但第六代戰機、人工智慧、作戰雲、隱形設計與感測融合高度依賴系統架構控制權；若每一項核心技術都依國旗分割，最終結果通常是讓技術碎片化，未能有一方取得完整的技術自主能力ˋ。未來空戰系統與主地面作戰系統（Main Ground Combat System）自2017年啟動以來，即持續受工作分配、產品規格與政治介入困擾。換言之，德法兩國不是不知道問題，而是一直用政治象徵壓制國防工程的現實。第四個原因，是烏克蘭戰爭改變德國的時間感。對法國而言，大型歐洲研發計畫是通往長期戰略自主的道路；對德國而言，俄羅斯威脅使「可立即取得的能力」更具政治優先性。柏林在防空、重裝甲、彈藥與空軍更新上的壓力，促使其傾向購買現成裝備或強化既有工業基礎。皇家聯合研究所的分析指出，未來空戰系統與主地面作戰系統必須一起理解：德國陸戰工業因歐洲重整軍備而重新獲得市場信心，柏林不再必須為了保住未來空戰系統，而在主地面作戰系統上向巴黎妥。戰爭愈迫近，德國愈重視短中期可部署的能力；法國愈強調長期主權能力。共同威脅沒有創造共同時間表，反而放大彼此優先順序的差異。第五個原因，是歐盟層級的防務工業政策仍無法馴服國家主權。歐盟的《歐洲防務工業戰略》（EDIS）主張到2035年前強化歐洲防務工業準備，鼓勵更多共同採購與歐洲內部投資，並降低對非歐盟裝備的依賴。歐盟可以設計誘因，卻不能替成員國決定威脅認知、核武政策、出口規則與產業方向。德法合作之所以反覆觸礁，是因為它經常被當作「歐洲政治象徵」啟動，卻缺乏足以約束企業、軍方與議會的治理機制。歐盟有戰略自主的語言，卻沒有真正的戰略主權。每個國家都尚未做好自主的心理準備，以及徹底擺脫美國保護傘的決心。因此，歐洲未來空戰系統的崩盤不代表歐洲防務合作必然終結，而是必須告別舊有局限於軍工產業的模式：以德法政治宣示先行、工業分工、戰略差異暫時擱置的模式，已無法支撐高強度戰爭時代的軍備創新。未來歐洲若要避免重蹈覆轍，必須承認三個現實。其一，共同研發必須承認政治現實；有些項目應採模組化、開放架構與互通標準，而非強行製造單一平台。其二，核武政策、航母航空兵，與戰術空軍更新涉及國家生存政治，不能假裝只是工業分包的層面。其三，歐洲戰略自主若要成立，必須先形成「誰決定戰略」的制度，以及核威懾在內的核戰略與政策。法國提出的核保護傘與未來空戰系統的矛盾，共同揭示歐洲今日的核心困境：歐洲正在重新發現權力政治，卻仍以後主權時代的程序語言處理軍事主權問題。烏克蘭戰爭逼迫歐洲增加軍費、重啟軍工、思考核嚇阻；但它沒有自動產生歐洲戰略共同體。相反地，戰爭把德法之間長期被歐盟話語包裹的分歧重新暴露出來。巴黎要的是一個能承認法國戰略特殊性的歐洲；柏林要的是嵌入北約、程序可控、工業利益平衡的歐洲。兩者都自稱在捍衛歐洲，但它們想像的歐洲並不是同一個。歐洲如果持續以「德法雙引擎」作為生產共同戰略的核心，當下一次當戰略自主遇上核主權、工業主權與戰爭的壓力，仍然會面對政策的分裂，並且再次暴露出戰略自主只能是一種想像。歐洲若要在後美國時代的安全保證不確定、俄羅斯威脅長期化、以及亞洲軍事技術競爭加速的時代維持戰略能動性，就必須從象徵性整合轉向功能性整合：少談歐洲大敘事，多建立可執行的共同需求、共同標準與共同指揮關係。歐洲知道自己必須團結，走向戰略自主，卻尚未決定願意為團結放棄什麼。

投書中國的關鍵礦產隱形戰爭：稀土之後還有鎢

當前的美中戰略競爭已不再只是晶片、人工智慧、關稅或軍事衝突，另一條攸關國計民生與國家安全的戰線，正在從礦產的制度性管制迅速延伸。近期鎢況與重稀土的出口管制，顯示中國正把其長期累積的礦產、冶煉、分離與加工優勢，轉化為低可見度、高槓桿的地緣經濟武器。這種隱藏於經濟的灰色地帶手段，不必以封鎖、制裁或地緣衝突出現，卻可能在導彈、雷達、永磁體、半導體設備、航太製造與精密彈藥的供應節點發揮作用，逐步削弱西方的戰略持久性。鎢礦的戰略意義，在於其高密度、耐熱性、硬度與軍工可塑性，它與重稀土同樣都是影響軍功產業的關鍵礦產。它不僅是切削工具與工業加工的基礎材料，也被廣泛用於穿甲彈、航太零組件、高溫合金與精密軍事設備。中國於2025年2月起，進行對鎢、碲、鉍、鉬、銦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官方理由是維護國家安全與履行防擴散義務。這套政策修辭表面上屬於常規出口管制，但其實質效果是將礦產、加工品、技術資料與終端用途審查進行整合性的制度管理，使原本屬於市場交易的物資供應，進入中國的國家安全審批體系。重稀土則更貼近大國戰略競爭的核心關鍵。釤、釓、鋱、鏑、鎦、鈧與釔等元素，雖然不像石油、天然氣或糧食那樣具有日常能見度，卻深度嵌入高性能磁材、感測器、導引系統、風力渦輪、電動車、雷射與半導體供應鏈之中。2025 年 4 月，中國對部分中重稀土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要求出口商取得許可。這些材料與磁材直接影響國防、能源與汽車產業，尤其美國在若干相關材料供應上高度依賴中國。如今的鎢礦與稀土家族同樣成為管制大宗，而是針對西方軍工與高科技體系中最不易替代環節的壓力測試。中國能夠掌控礦產的關鍵並不只是礦源的多寡，而是中國控制關鍵的精鍊與加工能力。西方國家的政策討論常偏重於關鍵礦產問題簡化為礦山開發，彷彿只要在澳洲、加拿大、美國或非洲增加開採，即可取代中國供應。然而，真正的瓶頸不是礦源，而是分離、冶煉、精煉、合金化、磁材製造、廢料回收與軍規認證。美國地質調查局發布的《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顯示，多項關鍵礦產的全球生產、加工與供應結構高度依賴中國，且美國在上述的稀土與鎢礦的原材料，仍存在對中國的進口依賴。換言之，即使盟國擁有礦山，若缺乏可量產、可認證、可長期維持成本競爭力的中游體系，仍無法迅速替代中國。北京的策略之所以有效，正是因為它攻擊的是供應鏈的時間維度。出口管制未必立即造成全面斷供，但它會製造價格、交期、合規與庫存的不確定性。對軍工企業而言，不確定性本身就是成本。飛彈、雷達、戰機、無人系統與精密彈藥的採購，不可能像消費性電子產品一樣快速更換供應商。這些關鍵原材料一旦改變供應鏈，往往牽涉測試、驗證、標準、責任歸屬與國防採購流程。因此，中國不需要完全切斷供應，只要讓供應變得不穩定、不透明且政治化，就足以迫使西方企業提高庫存、重新簽約、延遲生產，並承擔更高的風險溢價。更重要的是，中國正在將礦產出口制度化。2025 年 10 月，北京提出更具域外色彩的稀土管制措施，將含有一定比例中國原產稀土、或使用中國稀土加工技術在境外製造的相關物項，也納入可能需要中國許可的範圍。雖然部分措施後續暫停至2026年11月，但是這並不代表威脅解除，而是顯示北京已經建立一套可收放的制度性槓桿。它可以在談判前夕升級管制，也可以在外交緩和時暫停實施，中國已經建立鎢礦與稀土礦產的操作制度。這種做法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美國出口管制政治的反向模仿。自 2022 年以來，美國透過先進晶片、半導體設備、人工智慧加速器與外國直接產品規則，限制中國取得高階技術。北京則以關鍵礦產與稀土加工能力回應，將西方的技術優勢與中國的材料優勢置於同一個場域進行對決。這意味著，美中競爭已不只是技術與資本的競逐，而是誰能控制對方技術體系所必需的基礎條件。晶片需要設備，設備需要材料；導彈需要感測器，感測器需要稀土；高溫合金需要鎢礦與其他特殊金屬。原先位於供應鏈的底層的礦產，已被推往權力政治的前線。倘若西方只在危機爆發時尋找替代供應，將永遠落後於中國以國家政策、企業網絡、庫存管理與出口許可構成的長期佈局。更現實地說，供應鏈重組不可能在一兩年內完成；礦山開發、分離廠建設、環境審查、人才培養與客戶認證，通常需要多年甚至十年以上。因此，西方與台灣的回應不應只是「非紅供應鏈」，而應建立關鍵礦產安全架構。盟國需要建立共同庫存與需求預測機制，避免各國在危機中相互競標，推高價格卻無法增加實際供給。政策重點必須從採礦延伸至中游加工、稀土分離、磁材製造、鎢回收與軍規材料認證。國防採購應納入供應鏈韌性指標，不能只以最低成本與短期交付為標準。第四，台灣、日本與韓國等高度依賴精密製造的經濟體，應與美歐澳建立材料預警機制，將半導體、國防與能源轉型政策連結起來。對台灣而言，這場隱形戰爭尤其值得警惕。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短期內未必直接受到每一項稀土管制衝擊，但台灣身處美中技術競爭、印太安全與高科技供應鏈的交會點，不可能置身事外。若未來中國將稀土、鎢、石墨、鎵、鍺等材料管制與台海危機、對美談判或科技封鎖結合，台灣面臨的將不只是軍事威脅，而是供應鏈心理戰與產業信心戰。台灣的戰略位置不僅在第一島鏈，也在全球科技生產網絡的中樞；因此，材料安全本身就是國家安全。

投書捷克展現的民主韌性 值得台灣深思

2026年2月的布拉格，寒風刺骨，但比氣溫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這座城市正在經歷的一場政治風暴。在布拉格城堡（Prague Castle）那俯瞰全城的辦公室裡，現任總統帕維爾（Petr Pavel），這位前北約將軍、堅定的親歐派，剛剛做出了他任期內最具爭議、也最為勇敢的決定：他拒絕簽署新聯合政府提出的一項內閣任命。理由很簡單，也很沉重，該名被提名人不僅與新納粹組織有著長期且有據可查的聯繫，更曾公開發表過否認大屠殺的言論。在民粹主義浪潮席捲歐洲、極右翼勢力從邊緣走向主流的當下，帕維爾的堅持，展現自由世界對抗極權主義的底線。來自歐洲友台國家展現的民主韌性，值得同樣面臨民主制度遭受危害的台灣正視。當歷史的幽靈叩響權力之門這起事件正是近年歐洲政治版圖劇烈重組的縮影，直到近年前，歐洲主流政壇還維持著不成文的底線：無論政治版圖如何變動，公開擁抱納粹主義、種族主義或極端主義的人物，都應被隔離在行政權力核心之外。然而，隨著2024年至2025年間多國選舉的結果，這條紅線已被踐踏得面目全非。在捷克，為了組建多數聯盟，主流的民粹主義政黨選擇了與極右翼邊緣勢力結盟。這種政治算計賦予極端分子前所未有的籌碼。被提名的這位部長人選，其背景在十年前足以讓他被社會性死亡，但在2026年的今天，卻被包裝成「反建制」和「愛國主義」的代表。帕維爾總統的拒絕，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極端主義不再需要通過政變奪權，他們正搭乘著民主程序的便車，堂而皇之地進入內閣會議室。捷克憲法賦予總統的權力在傳統上被視為半儀式性的。總理提名部長，總統任命，這通常只是過場。然而，憲法學者長期爭論總統是否有權基於「道德」或「國家安全」理由拒絕任命。帕維爾此舉，實際上是在重新定義國家元首的職責。他拒絕成為民主自殺過程中的「橡皮圖章」。他的邏輯清晰而有力：如果一個民主國家的憲法建立在反法西斯和尊重人權的基礎上，那麼任命一名反對這些核心價值的人掌握公權力，本身就是違憲的。這場博弈將捷克推向憲政危機的邊緣。總理威脅向憲法法院提告，指控總統濫權。這恰恰是極權主義的慣用伎倆，利用法治的工具來瓦解民主國家的法治精神。對於捷克這個國家而言，納粹背景的部長提名具有極其荒謬且悲劇性的歷史諷刺。這片土地曾是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鐵腕統治下的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這裡有過利迪策（Lidice）大屠殺的慘痛記憶。當一位同情納粹意識形態的政客可能掌管教育、文化或內政部門時，正是對捷克抵抗侵略的歷史背叛。帕維爾總統的軍人背景，深知歷史記憶對國家認同的重要性。歐洲十字路口的警鐘這場發生在布拉格的對峙，其意義遠超捷克一國。它向西方世界甚至整個民主陣營提出命題：民主制度是否有權利，甚至有義務，採取非傳統手段來自我防衛？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曾提出著名的「寬容悖論」：如果我們無限制地寬容不寬容者，最後寬容將被毀滅。帕維爾總統的行動，正是這一哲學命題的現實實踐。在2026年的歐洲，我們看到斯洛伐克、匈牙利等鄰國的民主倒退已成定局。如果捷克，這個曾被視為中歐自由主義堡壘的國家，也因為政治妥協而讓納粹幽靈登堂入室，那麼歐盟內部的價值觀裂痕，將可能擴大為無法彌合的鴻溝。勇氣的代價帕維爾總統的決定是孤獨的。在政治極化的時代，堅持原則往往被解讀為「不顧大局」或「精英傲慢」。然而，歷史將會記住這一刻。如果捷克政府最終強行通過這項任命，那將標誌著歐洲戰後秩序的某種終結，更可能激勵其他民主國家境內的潛在極端主義或民粹主義者。但只要帕維爾總統拒絕簽字的那支筆還握在手中，布拉格就依然守住它的靈魂。這不僅是遠方的友台國家如何處理部長的去留，而是讓我們回顧現實，我們是否有勇氣捍衛民主韌性，對於法治的威脅說不。

投書伊朗抗爭下的中國困境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爆發自1979年革命以來最為嚴峻的生存危機，這場始於2025年底的社會動盪，不僅是對德黑蘭神權統治的挑戰，更是對北京「一帶一路」倡議西翼支點的一次地緣政治壓力測試。在歷經2025年6月美以聯合空襲（「十二日戰爭」）的重創後，伊朗經濟結構的崩解與社會契約的斷裂，使其政權穩定性跌至歷史低點，抗爭性質從「權利訴求」向「生存訴求」的質變。2026年1月的伊朗街頭，燃燒的輪胎與催淚瓦斯的煙霧交織，其背後所折射的社會怒火，已從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Woman, Life, Freedom）運動的文化與權利訴求，徹底轉向了關於生存本身的基本命題。始於2025年12月28日的抗爭浪潮，其爆發點在於伊朗貨幣里亞爾（Rial）的斷崖式貶值與惡性通貨膨脹，這標誌著伊朗社會契約的徹底崩塌。這場危機的根源並非單一的政治事件，而是長期結構性矛盾與2025年戰爭創傷的疊加。在2025年6月經歷以色列與美國的「十二日戰爭」（The 12-Day War）後，伊朗的關鍵防空系統與核基礎設施遭受重創。儘管伊斯蘭共和國政權在形式上勉強倖存，但戰爭的次生災害，經濟封鎖的加劇、基礎設施的癱瘓以及投資信心的歸零，並且在半年後全面發酵。至2026年初，伊朗官方通膨率已突破42.2%，黑市匯率更是跌至1美元兌換147萬里亞爾的歷史低點，導致進口藥品、糧食等基本民生斷鏈。這種經濟崩潰對於北京而言，具有極高的警示意義。中國對於「顏色革命」的恐懼，核心在於經濟契約的失效導致政治合法性的喪失。當一個威權政權無法再通過分配經濟剩餘來購買忠誠，且其強制機器（Coercive Apparatus）因財政枯竭而出現裂痕時，政權更迭的風險將呈指數級上升。伊朗當前的局勢，正是這種邏輯的極端展現。抗爭的社會特徵發生根本性轉變。如果說2009年的「綠色運動」是中產階級的政治覺醒，2022年的「阿米尼運動」是Z世代的文化反叛，那麼2026年的抗爭則是全社會的「生存吶喊」。抗爭不再侷限於德黑蘭北部的富裕社區或大學校園，而是迅速蔓延至庫德斯坦（Kurdistan）、錫斯坦-俾路支斯坦（Sistan and Baluchistan）等長期被邊緣化的省份。更令人震驚的是，示威活動深入到了伊斯法罕（Isfahan）、馬什哈德（Mashhad）以及洛雷斯坦省的庫赫達什特（Kuhdasht）等傳統宗教保守勢力的大本營。這些地區傳統上是伊斯蘭共和國的社會基礎（Social Base），是政權動員力的來源。當這些「基本盤」開始高喊「推翻獨裁者」與「麵包大於導彈」時，北京意識到德黑蘭面臨的不再是簡單的治安問題，而是統治根基的動搖。特別是「巴扎商人」（Bazaaris），這一曾在1979年革命中資助霍梅尼推翻巴列維王朝的關鍵階層，此次也加入了罷市行列，這對哈梅內伊政權構成了致命的歷史諷刺與現實威脅。表 1：2026年初伊朗抗爭與過往運動之結構性比較特徵維度2009年綠色運動2022年阿米尼運動2025-2026年生存抗爭中國戰略視角的評估核心訴求選舉舞弊、政治改革女性權利、反強制頭巾、個人自由經濟生存、反飢餓、推翻神權體制從「上層建築」挑戰轉向「經濟基礎」崩潰，威脅等級最高。主力階層城市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青年、女性、大學生底層貧民、巴扎商人、公務員、退休人員「統一戰線」瓦解，政權失去階級緩衝區。地理範圍主要集中於德黑蘭及大城市全國性，但在邊疆區最為激烈泛全國性，農村與中小城鎮(如Kuhdasht)參與度激增「農村包圍城市」的反向演演，增加維穩成本與難度。觸發事件總統選舉結果爭議瑪莎·阿米尼之死里亞爾崩盤、預算案削減福利、戰後重建失敗系統性失靈，無單一「替罪羊」可供犧牲以平息民憤。政權反應暴力鎮壓、軟禁反對派領袖極度暴力、公開處決、網路斷網軍事化鎮壓、定點清除、網路「工程化降級」強制手段邊際效應遞減，依賴技術手段維持控制。 此次抗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伊朗當局在資訊控制手段上的變化與困境。與2019年「血腥十一月」（Bloody Aban）採取的全國性物理斷網（Internet Blackout）不同，2026年的伊朗政府實施被稱為「工程化降級」（Engineered Degradation）的策略。這並非出於裴澤斯基安（Masoud Pezeshkian）政府的政治開明，而是基於冷酷的成本收益計算與技術現實的無奈。首先，經過2025年的戰爭摧殘與持續制裁，伊朗脆弱的經濟體系已無法承受全面斷網帶來的商業停擺。數位經濟是伊朗在制裁下維持內部流通的少數渠道之一，全面斷網無異於經濟自殺。其次，技術環境的變遷使得傳統的國家防火牆（Filtering）逐漸失效。以「星鏈」（Starlink）為代表的低軌道衛星網路終端，通過走私渠道大量流入伊朗。這些終端體積小、易於隱藏，且直接繞過伊朗電信基礎設施的物理節點，打破了國家對資訊流動的壟斷。這使得抗爭者能夠在官方網路降速的情況下，依然保持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上傳鎮壓影片，協調抗爭行動。北京對此現象保持著高度的技術敏感性與戰略焦慮，密切關注西方衛星網路技術在社會動員中的角色，這直接觸及中共「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網絡安全」與「政治安全」核心。伊朗無法完全切斷網路的窘境，被北京視為「數位主權」防禦失敗的典型案例，也是美國在灰色地帶的成功應用。因此，中國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強烈譴責「外部勢力利用網路技術干涉伊朗內政」，將抗爭定性為西方情報機構策動的混合戰爭；另一方面，則暗中加速對伊朗輸出更為精細化的網路監控與流量識別技術。北京的目標是協助盟友修補數位長城，從粗糙的「斷網」轉向精準的「內容過濾」與「用戶識別」，試圖在保持經濟聯通與壓制異議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這種技術輸出的成敗，不僅關乎伊朗政權的存亡，更是中國「數位威權主義」模式在全球範圍內的一次重要實戰檢驗。抗爭的持續不僅在街頭，更延伸至伊朗權力核心的深處。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與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之間的權力動態正在發生微妙且危險的變化。面對示威，哈梅內伊罕見地承認「巴扎商人的抗議是有效的」，試圖通過承認經濟困境來安撫傳統支持者，並試圖將責任推給裴澤斯基安政府的經濟管理失敗。然而，掌握槍桿子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則堅持強硬路線，將抗爭定性為西方的混合戰爭（Hybrid War），暗示任何妥協都是叛國。這種敘事的差異，暴露神權體制內部的認知分裂。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中國最擔憂的並非溫和派裴澤斯基安總統的倒台，而是伊朗國家機器的分裂與碎片化。2025年的空襲已經暴露伊朗防空系統的技術漏洞，而2026年的抗爭進一步揭示其內部治理的政治失能，伊朗可能從神權共和國，演變為世俗的軍事政權（Praetorian Military Dictatorship）。雖然一個由革命衛隊主導的軍事政權對北京而言是「可以接受的」，但過渡期的權力真空與派系清洗，將嚴重威脅中國在波斯灣的能源安全與投資利益。中國擔心，一個不穩定的伊朗可能會為了轉移內部矛盾，而在波斯灣發動冒險主義的軍事行動，這將直接衝擊中國的能源進口生命線。目前中國的策略是極力維持伊朗統治集團的內部團結，利用其影響力協調各派系，避免政權內部的公開破裂。但是隨著巴勒維王室的口號成為政治話語後，中國不可避免的面對在伊朗的戰略崩潰，以及「一帶一路」和能源生命線的投資困境。

投書中國正在透過突發事件 觀察臺灣的「癱瘓閾值」

在台海安全局勢日益晦暗的戰略背景下，和平與戰爭的傳統界線正被一種更為隱蔽、精密的算計所模糊化。2025年末發生的一連串看似獨立的社會與基礎設施災難：「1219事件」的台北捷運事故、新北淡水區的災難性停水，以及基隆河流域的嚴重油汙染，若僅被視為市政管理的疏失或治安事件，將低估其對於國家安全的嚴重性。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不斷演進的戰略教條，特別是「體系破擊戰」（System Destruction Warfare）的研究。中國除了傳統的大規模兩棲登陸思維，同時也重視以「癱瘓」為核心的混合戰。中國不僅在研究如何摧毀臺灣的軍隊，更在精算臺灣社會「自我毀滅」所需的確切時間與條件。經由這些事件與近年包括「正義使命-2025」的對臺演習觀察臺灣的，或是進行高度真實情境的「壓力測試」（Stress Test）。其核心目標不再是單純的物理摧毀，而是透過精確計算臺灣社會秩序崩潰、政府職能失靈以及民眾心理防線瓦解的臨界點，即所謂的「癱瘓閾值」（Paralysis Threshold）。「1219事件」與混合戰的迷霧2025年12月19日，「1219事件」震驚臺灣社會然而，在中國的觀察重點，該事件的重要性在於臺灣社會在突發攻擊事件下的反應。「1219」的價值不在於具體的傷亡數字，而在於其生成的「社會恐慌指數」（Social Panic Index）數據。這場危機提供一個極為罕見的實證場域，讓解放軍得以觀察恐懼如何在一個高度封閉、人口密集的現代化城市交通節點中輻射擴散，進而癱瘓城市的商業機能與社會運作。它驗證了在數位時代，物理空間的局部暴力如何透過認知領域的放大，轉化為全社會的心理癱瘓。淡水與基隆的「基礎設施壓力測試」除了「1219」事件，11月發生的兩起「水問題」，同樣暴露臺灣基礎設施韌性的要害。2025年11月，新北市淡水區因工程疏失導致直徑1200毫米的自來水主管線爆裂，造成超過15萬居民面臨長達近100小時的停水困境 。幾乎在同一時間，作為基隆河爆發嚴重油汙染，而設於八堵抽水站的油膜偵測器竟因故障與報廢而未能發出預警，導致汙染擴大。當臺灣輿論聚焦於對臺灣自來水公司與地方政府的究責時，中國正在密切紀錄癱瘓閾值。他們在計算，究竟需要多長時間的資源剝奪，才能將一群守法、溫和的現代市民轉變為憤怒的暴民。從近年的停水事件數據顯示，現代臺灣都市人口的心理崩潰臨界點約為七日。在此之前是焦慮與抱怨；在此之後，則是放大混亂的機會。「正義使命」製造負面情緒「正義使命-2025」舉行的時間剛好是跨年前夕，對於重視生活品質的臺灣人而言也是出國的高峰。第一天的軍演已影響進臺灣十萬名旅客進出的時程，中國正在觀察與利用影響所造成的情緒，並且藉由特定媒體或網紅放大不滿。對中國而言，若能進一步造成機場的動亂，或是進一步利用「1219事件」製造謠言，都能進一步充實其模擬事故的演算法。這些事件為解放軍提供了寶貴的參數，用於修正其推演模型。面對近年來臺灣的天災和意外，中國實際上正在進行一場「影子」科學研究，利用臺灣的每一次天災人禍來完善其致勝演算法。這標誌著台海戰略環境的結構性質變，威脅不再僅來自海峽中線的軍機，更來自埋藏在於基礎設施與社會秩序。中國正在研究透過操縱關鍵節點的失效，誘發臺灣社會走向失序。過往解放軍對臺灣的想定主要圍繞著「殲滅戰」（Annihilation War）展開，即透過諾曼第登陸式的兩棲作戰，在物理上消滅臺灣的防衛能力。然而，隨著飛彈技術的進步與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政治與軍事成本已高到難以承受。對於中國而言，製造臺灣陷入失序還能轉移國內的矛盾。由於不用付出可見的成本，還能產出報告或績效對內交代。進一步面向全球，「癱瘓閾值」的模型還能應用於其他民主國家，藉由各國的政局動盪，減少「天下圍中」對中國帶來的壓力。

投書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暴露的危機

2025年12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本屆召開的背景極為特殊，內部面臨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引發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地方財政償付能力危機以及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壓力；外部則遭遇全球供應鏈重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以及川普政府帶來的地緣政治衝擊。會議公報背後投射出的中共「治理性問題」，中共中央對於地方官員「數字注水」、「內捲式競爭」的嚴厲批評，揭示中央集權體制在經濟下行週期中面臨的委託代理困境與執行力危機。一、    驚滔駭浪的內部環境要理解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決策邏輯，首先必須還原會議召開時的宏觀經濟與政治氣候。這不是一次在「鶯歌燕舞」中召開的慶功會，而是一次在「驚濤駭浪」前夕召開的危機應對會。會議公報將2025年定性為「很不平凡的一年」。這一措辭背後，隱藏著中國經濟在後疫情時代復甦乏力的殘酷現實。截至會議召開前的11月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呈現出鮮明的「非對稱性特徵」：供給側強於需求側，新動能強於舊動能，外需強於內需。2025年11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僅為1.3%，較10月份的2.9%大幅回落，創下自2022年12月以來的最低增速。細分數據顯示，家電類產品消費暴跌19.4%，建築裝潢材料下跌17.0%，汽車類下跌8.3%。受房地產危機影響，中國家庭正在進行防禦性儲蓄，大幅削減耐用品和非必要開支，消費信心處於歷史低位。雖然11月CPI同比上漲0.7%，創下21個月新高，但這主要是受天氣因素導致鮮菜價格飆升14.5%的供給側衝擊所致，而非核心需求提升。更具殺傷力的是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連續第38個月下降，跌幅為2.2%。PPI的長期負增長意味著工業企業利潤持續被壓縮，企業陷入「增收不增利」的困境，這正是會議中反復提及的「內捲」在價格機制上的直接體現。1-11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2.6%，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更是重挫15.9%。房地產作為曾經拉動中國GDP增長近30%（含上下游）的支柱產業，如今已成為最大的拖累項。儘管製造業投資維持增長，但無法完全填補房地產留下的巨大缺口。二、    外部環境變數有增無減會議公報中雖然依舊使用「外部環境複雜嚴峻」等標準表述，但其政策部署已明顯指向對2026年可能爆發的新一輪貿易戰的防禦。高盛（Goldman Sachs）等國際投行的分析指出，中國出口在2025年表現出人意料的韌性，成為支撐增長的主要動力。然而，這種依賴外需的模式在2026年將面臨極大風險。由於美國實施高關稅，疊加歐盟對中國電動車（EV）的反補貼調查，中國的「新三樣」（電動車、鋰電池、太陽能）出口將遭遇天花板。因此，本次會議必須在「保出口」與「擴內需」之間尋找極其艱難的平衡。會議中對「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新變種的痛斥，以及對「數字注水」的零容忍態度，表明最高層對經濟數據的真實性以及地方政府的執行效能產生嚴重的信任危機 6。這場會議不僅是經濟政策的調整，更是一場政治紀律的整頓。三、    政策轉向的歷史維度 從「穩健」到「適度寬鬆」本次會議最核心、最具信號意義的成果，莫過於貨幣政策表述的根本性變化。公報明確提出2026年將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自2011年以來，中國央行（PBOC）一直堅持「穩健」（Prudent）的貨幣政策基調，即便在經濟下行壓力巨大的年份（如2015年股災、2020年疫情初期），也未曾改變這一表述，僅通過「靈活適度」、「精準有力」等副詞進行微調。上一次中國使用「適度寬鬆」（Moderately Loose）這一表述，還要追溯到2008年底至2010年，那正是為了應對全球金融海嘯而推出「四萬億」刺激計畫的時期。重回「適度寬鬆」，意味著決策層已經確認，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風險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2008年的嚴重程度。不同的是，2008年的危機主要是外部的金融風暴，而2025年的危機則是內外雙重夾擊，且內部面臨深刻的結構性通縮壓力（Liquidity Trap Risk）。與貨幣政策同樣，財政政策被定調為「更加積極」。這預示著財政赤字率的紅線將被打破。市場普遍預期，2026年的官方赤字率可能從3%提升至4%左右，甚至更高。財政政策的另一大重心是支持地方政府化解隱性債務。通過發行置換債券，將高息、短期的城投債（LGFV Debt）置換為低息、長期的政府債券，以此釋放地方財政的流動性空間。四、    內捲式競爭與投機發展本次會議出現了一個極具社會學色彩但被官方正式納入經濟治理範疇的詞彙——「內捲式競爭」（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在中共官方語境中，「內捲」不再是指個人的努力無效，而是指產業層面的惡性競爭。具體表現為：在缺乏實質性技術突破的情況下，企業通過極致的價格戰（Price War）爭奪市場份額，導致全行業虧損，雖然產量增加（GDP增長），但利潤和工資卻停滯甚至下降。最典型的案例即是「新三樣」產業。雖然中國在電動車、光伏、電池領域取得全球主導地位，但企業利潤率卻在崩潰。新能源車價格戰從2024年延續至2025年，車企「賣一輛虧一輛」成為常態。比亞迪（BYD）高管甚至公開承認這種競爭是「不可持續的」 29。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內捲」？這反映中共治理體系的一個深刻悖論。中央要求發展「新質生產力」，將其作為打破美國科技封鎖的關鍵。但是地方官員為了在「錦標賽體制」（Tournament System）中獲得晉升，或者為了尋找房地產之外的新稅源，一窩蜂地將資源投入到中央指定的熱門賽道。最後，這種「投機式」的產業政策導致嚴重的資源錯配和重複建設。每個省都想造車，每個市都想搞晶片，最終導致全國範圍內的產能過剩。國內的「內捲」不可避免地外溢為國際貿易摩擦。由於國內消費不足以消化巨大的工業產能，中國企業只能通過低價出口「去庫存」。這直接給美國和歐盟實施反補貼、反傾銷調查的事實。至連巴西、土耳其等全球南方國家，也開始對中國商品的傾銷感到警惕，採取保護措施。五、    結構性的官僚虛假與躺平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最值得深究的部分，在於其暴露出的「治理性問題」（Governance Issues）。習近平嚴厲批評地方搞「數字注水」、「虛假開工」、「開票經濟」。在沒有實際項目開工的情況下謊報數據，或者通過國企之間的虛假交易來虛增產值。在經濟下行期，中央設定的增長目標，與地方實際的經濟情況存在巨大缺口。最終導致決策層獲取的數據失真，導致宏觀調控政策可能基於錯誤的信息制定。習近平的怒火，反映中央試圖重新掌握信息主導權的焦慮。雖然會議公報中強調要「激發全社會幹事創業活力」，但實際上官僚體系中瀰漫著「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避險心態。持續的高壓反腐和終身追責制，使得官員在決策時極度謹慎。面對複雜的經濟形勢，許多官員選擇「躺平」，等待中央的明確指令，缺乏主動創新精神。中央要求地方既要「化解債務」（收縮），又要「保增長」（擴張），既要「轉型升級」（長痛），又要「民生穩定」（短悅）。這種既要又要的多重目標，超出許多基層單位的治理能力邊界。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內捲」和「造假」的體現，可說是長期的結構性危機。面對房地產去泡沫的痛苦過程遠未結束，人口老齡化的長週期壓力日益顯現，地緣政治的圍堵正在收緊。中共則試圖通過「新質生產力」來實現突圍，這是一場豪賭。即使光刻機問世，以挖角團隊和二手零件打造的原型設備，要能真正本土化最快也要三年的時間，期間已不知道西方與台灣企業拉開多遠的距離。2026年，註定將是中國經濟在風暴中艱難的一年。

投書從淡北道路停水事件看國土韌性

2025年11月28日，新北市淡水區發生重大停水事件，其導火線並非天災，而是公共工程施工的人為疏失，更牽動國土韌性的重大問題。淡北道路高架橋工程團隊在鑽挖基樁時，不慎挖破位於地下約8公尺深的自來水幹管，導致淡水區16個里、逾6萬戶居民自27日晚間起面臨至少兩天無水可用的窘境。破損點不僅湧出大量地下水造成搶修困難，施工坑穴甚至一度坍方被迫停工，延宕修復進度。此事件嚴重衝擊當地民生：居民生活全面停擺，提桶排隊取水、廁所無法沖水的情景比比皆是。多位里長受訪時痛批這並非天然災害，並稱「分明是人禍」。他們呼籲相關單位正視問題，改善供水系統的韌性，同時加強緊急供水應變，以減少未來類似事件發生的機會，新北市政府卻遲至11月30日才有回應。根據後續調查，施工單位雖於動工前完成了必要的管線調查和試挖作業，但該幹管是十多年前埋設，因圖資資料與實際埋設情形存在落差，使工程人員誤判位置而鑽破管線。由於相關單位對國土韌性的認識缺乏，並未注重系統性的圖資管理，加上對施工品質的漠視，正是此次淡北道路停水事故的根源。一、    人為疏失工程案例：近年公共工程的教訓淡北道路停水事件並非個案。回顧近年台灣公共工程領域，屢屢可見因人為疏忽或管理不當而引發的重大事故。以下舉出幾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桃園捷運綠線施工瑕疵（2025年）：在建設中的桃園捷運綠線工程中，媒體調查揭露多項施工弊端，例如：趕工導致「邊設計邊施工」、使用不符規定的材料、忽視監造單位意見等。《鏡週刊》的報導曾指出，該工程疑似採用中國製石材、車站地磚伸縮縫不足等重大施工疏失；甚至監造單位提出的警示意見遭漠視，工程局人員還被爆出假考察之名公費出國。後續桃園地檢署主動分案調查此事，凸顯此類人為管理問題已引起司法與社會高度關注。南投鹿谷鄉擋土牆坍塌（2023年）：2023年6月，南投縣鹿谷鄉發生災後重建工程意外。一處在九二一地震災後復建的邊坡擋土牆工程，在暴雨過後出現大規模土石崩塌。坍方導致山坡上一家民宿地基嚴重流失，建物懸掛在峭壁邊緣，隨時有倒塌危險。儘管承包商否認施工有瑕疵，此事件仍暴露出災後復建工程監督與坡地施工技術上的不足。擋土牆本應提供防災保護，卻在施工期間引發二次災害，顯示施工單位與主管機關在風險評估及過程管控上存在疏漏。二、    制度與政策層面的原因分析為何人為疏失在台灣公共工程中屢見不鮮？究其制度與政策層面的深層原因，主要可歸納為以下幾點：首先，工程發包與監督機制的缺陷：台灣的政府採購制度長期採取最低標或最有利標，雖保障了公平競爭，卻可能誘發廠商為壓低成本而偷工減料或趕工搶進度的行為。以桃園捷運綠線為例，媒體質疑為了如期通車而邊設計邊施工，就是一種趕工下的體制病象。此外，不當廠商的進用與管制不嚴也是因素之一：上述案例中桃園捷運工程被指有遭政府停權的廠商透過分包參與工程。雖然工程會法規允許已得標之停權廠商續行既有契約，但此類廠商的施工品質與紀錄往往令人存疑。監造單位原本應把關品質，卻可能在實務上缺乏充分授權或人力，使監督流於形式。此外，多數公共工程由不同單位分別管理，如設計、監造、施工分判，權責劃分不清與溝通不良容易導致安全隱患被推諉或忽視。再者，地下設施與圖資管理不足：現代城市地下管線密如蛛網，但整合的管線圖資管理與掘挖管制機制明顯不足。淡水停水事件中，施工單位雖進行管線探測，但仍因圖資不精確而誤挖水管。施工前未能取得或閱讀最新正確的地下管線資訊，相關單位間缺乏資訊共享平台，導致承包商在挖掘時如同盲作。在制度面，雖有「挖掘許可」制度要求施工單位申請並協調管線單位，但執行上是否確實落實協調與現場監看，往往打折扣。管線單位各自為政、缺乏統合管理的情形，使地下基礎建設風險難以從源頭消弭。第三，風險評估與施工安全文化不健全：從上述案例可見，許多災難發生前往往出現異常徵兆，但沒有被有效處置。究其原因，在於政府過去並無強制規範，企業便欠缺誘因主動投入預防性設備。類似的情況也見於其他工程領域，如坡地工法是否考慮極端降雨情境、橋梁建造是否預留超載冗餘等，都涉及是否有把潛在災害場景納入工程規劃與安全係數計算。顯然，目前許多工程專案在前期風險評估與安全設計上仍嫌不足，施工現場的安全文化與即時應變機制也亟待強化。第四，基礎設施與韌性的認識欠缺：從供水、供電到交通運輸，台灣許多基礎設施系統的冗餘設計與緊急備援能力不夠完善，難以在局部受損時維持服務。以淡水停水案為例，一條幹管遭誤挖即讓10萬人無水可用。這說明當地自來水供應對單一管線依賴度過高，缺乏環狀備援或雙路供水機制。淡水的里長們也反映，每逢類似事故，高地用戶往往最早停水、最晚復水，凸顯供水分區調配的機制不健全。總體而言，台灣在基礎設施韌性規劃上尚有不足：各類公共設施缺少整體性的韌性評估，過去較偏重平時效益最大化，忽略災時承受、快速恢復的能力建構。三、    「國土韌性」視角下的風險治理與防災不足上述種種原因交織，使得台灣公共工程領域在人為疏失面前顯得脆弱。從「國土韌性」（national resilience）的高度來檢視，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風險治理、災害預防、基礎設施管理上皆有不足之處。國土韌性強調整體環境和社會系統面對衝擊時的承受力與恢復力，它涉及政府跨部門協調、長遠規劃以及科技應用等多方面。然而，此理念在台灣尚未充分落實到工程治理實務中：首先，在風險治理方面，地方政府往往側重於災後處置多於災前預防，缺乏系統性的危機管理機制。以高雄氣爆為例，事發前新北市政府並未針對工業管線分布的高風險社區制定明確的應急預案，相關單位彼此間也沒有建立起即時資訊共享與聯防機制。風險治理應包含風險辨識、監測預警、預防減災、應急處置和事後檢討等全周期。但在現實中，許多地方政府僅在災後成立調查或善後小組，缺乏常態化的跨部門風險監管機制來及早發現問題、督促改進，市長也未於第一時間反應。例如，誰來定期盤點城市地下所有高危管線？誰來審核大型公共工程的風險評估報告並追蹤改善？這些工作若無明確法令授權與統籌單位，往往會被忽略。中央雖設有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機構，但角色偏重技術支援，對地方的督導權限不足。其次，在災害預防與減災計畫方面，中央政府雖提出加強「國土安全韌性」的政策，也編列前瞻基建預算投入治水、防震等工程，但是地方政府對於預防性的制度設計仍嫌不夠。比如針對老舊管線更新、危險設施區位重整等，尚未有全國性的強制計畫，多依賴事故驅動才局部改善。國土韌性理念要求在規劃階段即考量最不利情境，但目前災防體系多半關注天然災害（颱風、地震）對既有設施的影響，對工程施工過程中的風險防控未給予等同重視。在制度上，公共工程環評、都計審查等程序雖部分涵蓋風險評估，但實務運作往往流於形式；施工許可與監管更著眼進度和品質，較少把「韌性」納入KPI。此外，地方政府在落實社區層級的防災演練、宣導方面也有強化空間，提升民眾和基層人員對工程事故的應變能力，亦是韌性治理的一環。再次，在基礎設施管理方面，中央與地方缺乏整合的平台與制度，以致各類設施由不同單位管理，難以協同提升韌性。比如臺灣自來水公司、台電、中油、各地方政府工務單位各自掌管水電油管與道路橋梁，平時各管各的，缺乏定期會商檢討機制，更遑論共同為提升整體韌性而規劃投資。國土韌性需要一種系統性視角，將城市作為一個生命體：道路施工會影響下水道與管線安全，工業區的變更涉及周邊住商避險，各地方政府仍然缺乏分散式儲能系統，這些都需要中央制定跨部門協調框架，以國土韌性的高度來督促各單位將目標納入業務流程。目前看來，此類頂層設計仍付之闕如。例如：這次的淡北道路停水事件顯示，新北市缺乏管線地理資訊系統，但在執行與維護上缺乏後續督導，許多縣市仍未完全建檔或定期更新。從全國尺度看，一套「國土韌性指標」或評估機制尚未建立，各地政府也缺少壓力去主動強化基礎設施的韌性。「國土韌性」概念雖逐漸被提及，但尚未成為公共工程標案設計與監督的制度核心。各級政府對於韌性治理的認識與重視程度有待提升。如果韌性理念能內化為工程採購與驗收的硬性要求。例如：在評選廠商時增加防災韌性方案評分、在工程驗收時核查韌性指標是否達標，例如：儲能系統與備援系統的觀念同等重要，應當要則可望促使業者投入更多資源於預防與備援措施。唯有當韌性從口號變成硬性規範，公共工程的整體品質與安全水準才能更上層樓。四、    強化國土韌性的未來方向近年一連串公共工程人為疏失事件，不僅暴露出台灣工程管理體系的漏洞，更凸顯「國土韌性」理念在制度落實上的缺位。面對氣候變遷加劇與社會高度城市化，未來類似風險只會有增無減，政府必須痛定思痛，在政策與實務上做出改變。首先是強化制度改革，將韌性思維納入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管理。在規劃階段強制要求風險情境評估與備援方案；在招標評選時提高安全與韌性權重，杜絕惡性低價搶標；在施工監督中賦予監造單位更大權力介入品質與安全管理；在驗收與維運階段，引入第三方檢核工程韌性指標，定期回顧更新。中央應研議建立國土韌性指標與稽核制度，對各縣市的基礎建設韌性進行評比，作為預算補助與政績考核依據，以激勵地方政府主動作為。其次，需要促進科技融入治理，加速數位轉型提升預警與應變能力。例如：地質感測與物聯網，可即時監測邊坡橋梁的異動；人工智慧與數位孿生分析，可提前預測工程施工風險點；大數據整合與數位車牌，可勾勒出交通基礎設施的脆弱環節並優先強化。第三，政府應打造跨部會的AI數位治理平台，打破資訊孤島，讓災防、交通、工務、經濟等部門共享資料、協同決策，特別是水電和交通層面，都是攸關民生的大動脈，都應被納入即時監測。尤其是數據量龐大，僅次於健保的車籍資料，更應納入AI科技於新一代防偽車牌，作為算力產業的發展基礎。最後，「國土韌性」的實現不僅在於硬體與技術，更在於軟實力與意識的提升。這意味著政府官員、工程業者乃至全體公民都需轉變觀念，從重視事後處理轉為強調事前預防，從追求效率至上轉為在效率與安全間取得平衡。每一次震撼社會的工程事故都是一堂課，警示我們忽視風險終將付出更沉重的代價。也唯有將這些教訓內化為改變的動力，我們才能在下一次面對挑戰時不再重蹈覆轍。

投書淺論福建號航艦成軍的虛實

2025年11月5日，中國第三艘航空母艦「福建艦」（舷號18）在海南三亞正式入列成軍。作為中國首艘完全自主設計建造的航艦，福建艦採用平直全通甲板、電磁彈射（EMALS）和先進的綜合電力推進等尖端技術。然而，福建號仍有現實上的技術限制，以及整體運用的挑戰，美國也不是沒有反制航艦的手段，國人應持平看待其真實的技術水平，福建號目前只是中國航艦發展的階段，仍具備科技與戰術試驗的性質。福建艦的技術水準為何?作為中國最新銳的航空母艦，福建艦在許多技術指標上相較前兩艘遼寧號（舷號16）與山東號（舷號17）有顯著提升，同時也開始縮小與美國等西方航艦之間的差距。然而，包含福建浩在內的前三艘中國航艦都只是發展的過程，一如台灣獨立研製的「海鯤號」潛艦，都有著試誤的必然過程。福建艦排水量約8萬噸，首次採用電磁彈射起飛方式，一舉跨越傳統滑跳甲板與蒸汽彈射技術，成為繼美國福特級之後，全球第二種配備電磁彈射系統的航艦。這使其能夠彈射起飛更重的固定翼艦載機，以及更有效率的編隊出擊，同時攜帶更多燃油與武器，有效提升作戰效能和戰術空間。福建艦能攜帶更大型、更重裝的艦載機，包括新一代隱形戰機殲-35和固定翼預警機空警-600，這是前兩艘滑躍起飛航艦無法做到的突破。福建艦未來將形成高低搭配的艦載航空兵力，對於沒有航艦的對手而言，其陣容與功能性足以形成區域壓制的優勢。福建號預計搭載殲-35執行匿蹤滲透和制空任務，殲-15T/D則執行對海對地打擊和電子作戰任務，固定翼預警機提供遠程預警與指揮管制，使航艦編隊在遠洋具備更完善的空中態勢感知與打擊能力。然而，其整體戰力與美國最先進的核動力航艦相比仍有差距。美國福特級航艦擁有更大的排水量和核動力裝置，航速和續航力幾乎不受限制，單艦搭載的飛機數量與出擊架次也更多。例如，福特級可搭載約75架各型飛機（最大可達90架），在高強度作戰時每天可出動高達160架次的-sorties；相比之下，福建艦預計搭載約60～70架飛機，因採用3條彈射軌而非4條，最大架次率可能低於福特級。福特級在更強的動力、較高的架次出動率、成熟的艦載機聯隊運用以及全頻譜作戰能力等方面，仍然保持明顯優勢。此外，福特級配備雙波段AESA雷達並整合「協同作戰能力（CEC）」資料鏈，可與艦隊及友軍實時共享目標資訊。福建艦雖裝備先進的346A型雙波段相控陣雷達，以及自衛用的海紅旗-10近防飛彈，但這些系統在網絡化聯合作戰中的實戰效能尚未經驗證，而且缺乏足夠開放的海域進行檢驗，這些都是美國坐擁兩大洋才有的優勢。歸根究底，美國經過數十年戰爭考驗和聯盟合作所累積的航艦運用經驗與戰術，大幅超越了中國剛起步的航艦部隊。即便中國未來建造出與美國規模相當的航艦艦隊，若缺乏實戰與聯合作戰經驗，其戰力亦難與美軍等量齊觀。福建艦雖在電磁彈射等局部技術上實現領先，但在艦體規模、人員配備及綜合作戰性能上，仍不如美國福特級核航艦。綜合來看，最多可以將福建艦視為美國小鷹級（Kitty Hawk class aircraft carrier）以上，部分戰力高過尼米茲級，但距離美國最新一代福特級的「全球遠征打擊」能力仍有一段差距。即便如此，也讓解放軍海軍具備了某些過去只有美軍才能實現的先進作戰能力。像是東亞各國所不樂見的島鏈控制，以及增加與俄國聯合行動的資本。福建艦現階段的突破與限制雖然福建艦在技術和規模上令世人矚目，但作為一艘剛剛成軍的新航艦，其目前仍存在諸多不足和挑戰，需要時間與經驗來克服。艦載機起降與飛行員訓練挑戰：福建艦是中國首艘採用電磁彈射起飛的航艦，這對解放軍航艦飛行員來說是一項全新課題。此前遼寧艦和山東艦一直使用滑跳甲板起飛，飛行員養成和操作習慣都圍繞滑躍起飛模式。雖然中國在黃海內有模擬彈射的設備，但是面對動態運作的航艦，飛行員必須重新適應彈射加速、甲板運作節奏，在艦載機編隊與營運的思維也會截然不同。福建號航艦需要將大量的承重和空間搭載油料，無法和核動力航艦一樣搭載大量航空油料，這將對於任務編組和出擊的任務有著一定的限制。福建艦雖成功彈射起飛了殲-15T、殲-35和空警-600等新型艦載機，甚至還有艦載無人機。從現階段來看，福建號除了威懾的意義之外，更大的用途是混和試驗的訓練載台，最大的用途是未來第四和第五艘可能的核動力航艦做準備。福建艦採用常規動力推進，雖然裝備了全電力推進系統支援電磁彈射運作，但其能源供給仍遠不及核動力航艦充沛穩定。由於預留配置雷射武器與電磁砲的空間，這些功能更像是額外的試驗性質，並不像是成熟系統。僅是電磁彈射的耗電將用掉大量油料，若要同時發揮全功能，航艦的運作時間將很難超過三個月。若是遇到真實任務，每一次彈射或是雷射攔截，都將考驗油料調度的能力。福建艦大量採用新技術，例如：電磁彈射與先進攔阻裝置、相控陣雷達、新型通信指管系統等，幾乎是跨越式發展，實際上仍有許多問題需要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才能獲得反饋。美國福特級在引入類似的新技術時曾遇到不少問題，EMALS與AAG初期可靠性不佳、彈射電力管理軟體故障等，解放軍自然也需面對相似挑戰。截至2025年福建艦已進行了九次海試，但真正的考驗在於未來全載荷、高強度運轉下，這些新設備能否保持穩定。誠如上文所論，若要進行全功能的戰力驗證，最快也要2030年才能成熟，屆時新型號航艦竣工，或許才能讓中國航艦「三步走」的計畫展現一定的成果。福建艦的運用遠離不了本土雖然福建艦仍有不成熟之處，但是在實際運作時，其最直接的優勢在於部署於中國近海時，能受益於本土強大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體系支援，並充分利用地理縱深獲取戰術優勢。首先，從地緣位置看，福建艦常駐母港預計在南海的三亞基地，地處中國大陸沿岸，靠近中國本土防禦圈。當其在第一島鏈內活動時，可處於中國大陸岸基導彈火力和防空網的掩護之下。若福建艦部署於臺灣西南方向200～300浬的海域，這一區域在解放軍陸基飛彈與遠程火力的覆蓋範圍內，同時又卡住巴士海峽、巴林塘海峽（呂宋海峽的一部分）、臺灣海峽南端及南海進出要道等戰略航道。換言之，靠近本土沿岸部署時，福建艦航母編隊背靠著中國強大的陸基防空和對艦打擊體系，如東風-21D/26反艦彈道飛彈、陸基遠程對空飛彈與戰鬥機等，使其自身較難受到敵方中遠程反艦武器的打擊，同時可以對區域內的海空目標形成較大威脅。在本土情報監視偵察（ISR）系統與通信網絡的支援下，福建艦編隊能充分共享中國軍方的衛星、地面雷達和岸基飛機所提供的目標資訊，使其在西太平洋近海的「態勢感知」能力大為提升。此外，沿岸基地的強大後勤補給能力也可為航母編隊提供支持：在近海行動時，航母編隊可隨時返回友港進行維修補給，或由港口出發的綜合補給艦運補，因此在本土沿岸作戰的持續性與續航力更有保障。其次，在電子戰與水下作戰方面，福建艦編隊可與岸基和周邊海域部署的力量形成協同，構築立體作戰優勢。譬如，福建艦自身攜帶有電子戰型殲-15D戰機，可對敵方雷達通訊實施干擾壓制；若在近岸，其行動還能得到陸基電子戰部隊的支援。此外，航母編隊通常包含數艘055型驅逐艦和052D型驅逐艦，這些艦艇裝備有先進的相控陣雷達（346A雷達）和遠程防空飛彈，可為編隊提供中遠層的防空掩護，部分艦型已開始搭載雷射武器，可用於攔截無人機和飛彈；同時驅逐艦、護衛艦還裝備有拖曳聲納和反潛直升機，能在航母周邊構築反潛警戒網。在靠近中國近海的情況下，解放軍的固定水下聲納觀測網與潛艇部隊也可加入協同，增強編隊反潛能力。再加上岸基戰機（如殲-16、殲-20）可在航母作戰半徑外提供額外的空優與掩護。整體而言，福建艦在中國「近海防禦圈」內作戰時，可以得到海、陸、空一體的聯合支援，其艦隊綜合作戰生存能力和殺傷力都將顯著提升。雖然日韓能給予美軍協助，但是中國的調度和支援能夠不計代價，這種「陸海一體」的支援是美國等域外航母在西太平洋作戰時，正是福建艦的一大戰術強項。由於具備地理位置優勢，在臺灣周邊衝突場景下，解放軍可能不會讓航母貼近臺灣本島，而是部署在臺灣導彈射程以外、相對安全的遠海，藉以拒止外軍介入並對臺實施間接壓力。解放軍有大量價格低廉且效能高的陸基戰機和彈道飛彈可對台灣地面攻擊，無須冒險讓昂貴的艦載機深入臺灣防空網執行對地打擊。因此，航母更多是作為遠距離威懾和封鎖的工具。和平時期或灰色地帶衝突的情況下，解放軍未來可能同時出動三艘航母，在東海、宮古海峽、南海或巴士海峽不同海域巡弋或集結擺拍，以製造強大聲勢，對區域內對手形成視覺和心理壓力。概言之，福建艦在地理與戰術上兼具「近可守、遠能攻」的優勢：近岸時融入中國強大的本土防禦體系，提升編隊生存力與持久力。然而，若前往第二島鍊活動時，仍不免在美軍的火網之下。美軍具備水下優勢，標準六型飛彈也能用於超音速攻擊船隻，空中方面能以LRASM (AGM-158C)在900公里外攻擊，只是外界較少關注美軍的「航母殺手」有哪些。雖然福建號有能力在第一島鏈外的靠近第二島鏈的位置，對美軍和印太盟國造成一定壓力。但是美國也有反制手段，福建號在成軍初期仍然無法遠行，最大的戰略意義仍在於威懾印太周邊國家。

投書非洲豬瘟事件的警示 台灣內部也需要「台灣之盾」

一、非洲豬瘟流竄全台：物流防線的滲透與防疫漏洞近期臺中市出現首例本土非洲豬瘟案例，引發全國警戒。政府對跨縣市運豬全面禁運、撲殺染疫豬隻等措施紛紛啟動。然而，此次疫情暴露出台灣物流與交通防線中的滲透與防疫漏洞。首先，負責運送疑似染疫豬肉的嘉里大榮貨運公司在事件中被指隱匿問題車輛行蹤，延宕超過40小時才提供運送清單。部份立委質疑，嘉里大榮遭中國資金滲透，物流業一旦被「滲透」將構成國安威脅。其次，有立委點出許多民眾透過淘寶等中國電商購買香腸、肉乾等肉品進口臺灣，這類「小包裹」可能夾帶病毒成為防疫破口。非洲豬瘟疫情在全台擴散的背景下，凸顯臺灣物流與交通領域長期潛藏的中國因素與防疫管理漏洞：從中資物流業者的不配合調查，到跨境電商包裹的檢疫缺口，均暴露出台灣內部防線的脆弱。交通領域若持續缺乏識別管理機制，作為境內防護的數位治理制度，未來類似的事態仍將層出不窮。二、中資電商與物流滲透：資料政治下主權與韌性治理的衝擊中國資本企業在臺灣電商與物流產業的佈局，正從資料政治（data politics）的視角對臺灣主權與韌性治理構成新衝擊。以嘉里大榮為例，表面上是臺灣大型物流業者，實則母公司嘉里物流與中國順豐交叉持股，背後經營者更具中國政治背景。該公司近期在新北汐止啟用大型醫藥冷鏈中心，承攬雙北醫院藥品配送，卻被踢爆具有中資色彩。順豐控股早已與中國解放軍空軍簽署軍民融合物流合作協議。專家憂心，戰時臺灣醫療物資調度恐被中國「摸透」，此種物流命脈被中資掌控無異於國安隱患。另一方面，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等中國電商雖因法規曾一度退出臺灣，但透過第三方轉運等形式依然滲透市場。這些平台不僅攫取臺灣消費者行為數據，更可能將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邏輯引入臺灣，利用使用者數據作為「行為剩餘」牟利，同時配合中國政府的監管需求。在資料政治層面，誰掌握物流與電商數據，誰就擁有對社會經濟的隱性影響力。當前，中資物流與電商深耕臺灣已對我國數位主權（digital sovereignty）構成挑戰。本應屬於臺灣的物流數據與供應鏈控制權，部分落入中國企業手中，削弱了政府面對風險時的韌性治理能力，物流業若被中國滲透將成為國安危機。因此，臺灣須以資料政治的視角審視物流領域的滲透問題，強化自身在數據與基礎設施上的主導權，避免讓關鍵經濟動脈淪為他國操控的「黑箱」。唯有確保物流數據與平台掌握在可信賴的手中，才能增進國家治理的韌性，抵禦跨境滲透帶來的衝擊。三、國安威脅與交通治理的優先升級賴清德總統上任後明確將交通與物流治理提升為國安議題的一環。在今年3月的國安高層會議上，首度提出臺灣當前面臨的五大國安及統戰威脅，以及17項因應策略。其背後均隱含人流、物流滲透的風險，尤其在經貿領域要對兩岸經貿關係進行結構調整，針對其中涉及的人流、物流、金流及技術進行必要且有序的管控調整。這表示，政府已將物流與人員流動視作統戰滲透與經濟脅迫的重要管道，需上升到國安層次加以防範。非洲豬瘟事件更加深此共識：從中央到地方迅速動員警察、海巡、農業等多單位攔查違規運輸，即是將交通物流置於防疫安全、甚至國安的高度來對待。基於「全社會防衛韌性」的政策，強調除傳統國防，也要動員各領域抵禦混合威脅。交通與物流領域正是全社會防衛的一環，不僅關乎經濟運轉，更關乎生物安全和治安穩定。可以說，交通與物流治理同樣需要被被納入國家安全優先事項，其法制強化與跨部門協調正提上日程。未來相關法律（國安法、反滲透法等）修法，也應當補強對人流物流的安全管理，確保臺灣能更有力地防範滲透，捍衛主權與社會安全。四、物流治理與疫病擴散：國內外案例的連動警示非洲豬瘟疫情凸顯物流治理與疫病風險密不可分，國內外多起案例帶來警示。國際方面，10月下旬我國海巡接獲情資，在高雄外海攔檢一艘坦尚尼亞籍貨輪，查獲高達133公噸的走私冷凍肉品（含豬肉、雞肉等）及大批私菸。由於正值本土豬瘟爆發敏感時刻，警方和海巡迅速行動，有效防堵境外動物疫病隨不明肉品入境。若這批走私肉品未被攔截，極可能夾帶非洲豬瘟病菌流入市面，對防疫造成破口。此案顯示全球化物流鏈已成疫病傳播的新路徑：遠在非洲的肉品可以透過地下貿易跨洋抵台，傳統邊境檢疫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國內方面，物流管理的亂象同樣加劇疫病擴散風險。台中市政府竟然以民間物流寄送檢體到新北市淡水區的農業部獸醫研究所，台中的餐廚廢棄物也非經允許運輸至南投焚燒，都有可能散播到原本未受污染的地區。此外，由於全面禁止廚餘養豬，短時間產生大量無處安置的廚餘，不當掩埋和非法棄置問題凸顯。例如：中部地區臨時掩埋場無防水襯墊，廚餘直接倒入土坑，不僅污染水土，更可能成為野豬等動物的覓食源，增加病毒擴散機率。綜合而言，物流治理失序往往與疫病傳播互為因果：跨境走私使疫病遠距離傳入本土，廢棄物流的不法流動又助長疫病在區域內擴散。這些案例強調，強化物流治理，例如：邊境走私管制、廚餘流向監控。已成防疫政策不可或缺的一環。一個縝密的物流管理體系，能將疫情風險阻絕於源頭或縮小於局部，反之，任何物流漏洞都可能令防疫功虧一簣。五、從「台灣之盾」到「內部之盾」：車牌與交通漏洞帶來的跨域威脅今年國慶日，賴清德總統宣示加速打造「台灣之盾」（T-Dome），也就是整合多層次防空飛彈和感測網的嚴密防空系統，藉由高度感知、有效攔截來守護台灣安全。這個「外部的台灣之盾」著眼於應對解放軍飛彈、無人機等外來軍事威脅，相當於台版的鐵穹。然而，對比之下，對內尚缺乏一套基於上述探討關於交通管理的「內部之盾」。當前臺灣社會的交通與運輸監管體系，並未有一套如同防空網般的嚴密構想，使得諸多跨域問題，透過交通網路漏洞四處擴散，近期的非洲豬瘟即是一例。例如：假冒或變造車牌已成各類犯罪的必備工具，從詐欺車手到槍械毒品走私者，無不以假車牌來規避查緝。累犯酒駕者在號牌被吊扣後，竟可輕易購得假牌繼續上路肇事；詐騙集團成員為躲避監控，常以偽造牌照懸掛在車輛上四處提領贓款。假車牌氾濫導致警察臨檢時僅憑肉眼難辨真偽，加重取締困難。從非洲豬瘟，電商漏洞，到「黑金槍毒詐」，都是以交通的身份識別機制的缺陷作為破口。更嚴重的是，非法營運的廢棄物載運車輛也可能更換車牌、偽裝身份，在夜間前往山區傾倒有害廢棄物而不易追查，造成環境和治安的雙重危害。台灣國家有計畫地建構對外禦敵的「台灣之盾」，但對內尚缺一道防範物流和車輛違法的堅實盾牌。在數位化與全球化時代，內部安全的威脅樣態已跨越傳統治安與國安的分野：它們往往游移於灰色地帶，如同慢性疫病或隱形戰術，需要制度性防線加以識別攔截。打造「內部的台灣之盾」，即建立先進的車牌防偽以及數位化ID識別機制，作為邊境到國內的交通韌性的重要防禦措施，方能修補車輛管理和物流監管的缺口：使跨域犯罪無隱身空間，未來的無人機管理同樣也需要相應的機制，避免再現之前中國製機器狗在台北市活動的重大安全漏洞。在全球風險日益交織的時代，內外兼顧、數據驅動的「台灣之盾」將不僅是一道安全防線，更是一套持續進化的數位治理策略，保障我國在資料政治與數位主權的安全。

投書識讀美國政 破解「美國反對台灣」的錯誤認知

近期美國時代雜誌出現對台灣強硬的評論，一部分代表著該刊物的立場，但也同時展現美國的輿論多元性。此次的投書者戈德斯坦(Lyle Goldstein），以及之前的國務院顧問惠頓（Christian Whiton）普遍上被視為熊貓擁抱者，或是調適派的一員，其代表的意見是華府各方意見之一，既不能代表政府，也不能被稱為主流。雖然政府不能輕忽近期一系列對台灣的批判性評論，仍需準備一定的攻防或回應工作。但是少數個別意見不應被有心人扭曲為主流，對美國對華政策的正確識讀，或是科普性的說明，也應當被各界重視，避免被中國視為「美國反對台灣」的工具，在美國與台灣製造影響民心的破口。熊貓擁抱者（Panda Huggers / 接觸派）熊貓擁抱者通常是長期研究或參與對華關係的資深人士，包括前外交官與學者。例如：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弗里曼（Chas Freeman，曾任駐華大使館官員，中文名傅立民）、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授謝淑麗（Susan Shirk）、前駐華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等。一些知名智庫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傅瑞珍（Michael Swaine）和亞洲協會的夏偉（Orville Schell）也傾向此派立場。它們主張維持與中國的接觸與對話，認為過去數十年的「接觸政策」（engagement）有其合理性和成就。他們通常持較為樂觀的長遠視角，強調美中合作的潛力，認為即便中國體制與價值觀不同，美國透過外交、經貿和文化往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行為，同時維護美國利益。熊貓擁抱者的敘事語言較少使用意識形態對立詞彙，更偏好描述美中關係為競爭中有合作的關係，強調「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與「雙贏」（win-win）等概念。對於台灣政策，熊貓擁抱者大多主張謹慎克制，避免刺激美中對抗升級，秉持維持現狀與戰略克制的態度。他們通常支持美國依據《台灣關係法》提供防衛性武器給台灣，但強調應低調處理、避免刺激北京。同時，他們強烈主張維持美國長期的「戰略模糊」政策，不公開承諾是否軍事保衛台灣，以免挑發北京或縱容台灣趨向法理獨立。他們認為北京目前仍希望以非和平方式以外的途徑實現統一，因此美方不應誤判形勢而採取過度軍事介入的政策。知華派（China Hands / 中國通）知華派與熊貓擁抱者有一定重疊，許多知華派人士過去也是接觸政策的設計者或參與者，但這一稱謂更強調其對中國的深入瞭解背景和專業經歷。例如，前美國駐華大使李侃如（Ken Lieberthal）、前國務院亞太副助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白宮國安會前中國主任韓儒伯（Ryan Hass）等都是通曉中國事務，且交流活動多年的專家。知華派並非一個明確的政策主張團體，而更像是一個專業共同體，其成員可能在政策立場上分屬鴿派或鷹派。共同點在於，他們強調對中國現實的深入認識和理性分析。知華派的論述風格突出專業性與現實考量。他們在政策辯論中往往扮演「事實提供者」或「語境解釋者」的角色，強調理解中國政策背後的歷史文化因素，以及中國決策者的思維方式。知華派的核心特徵是強調專業知識和經驗，他們常用詳實數據、歷史案例和親身經歷來支持觀點，避免過度簡化的比喻，如「新冷戰」、「文明衝突」來定性中美關係。在近年戰略競爭升溫的背景下，部分知華派也在調整立場。一些資深中國通（謝淑麗、傅高義等）過去是積極的接觸政策支持者，但面對習近平時代中國的強硬，他們開始承認舊路線需要調整，主張「競爭性共存」的新框架。知華派對台灣問題的看法通常基於地緣現實和風險評估，而非意識形態。由於他們深知台海問題對北京的重要性，以及其中的紅線與灰色地帶，他們傾向建議美國審慎維持現狀。在軍售方面，多數知華派支持依照《台灣關係法》持續對台軍售，以增強台自我防衛能力，但同時強調軍售應「質重於量」，避免過度挑釁北京。例如，具有知華背景的前官員卜睿哲（Richard Bush）與卜大年（Douglas Paal）均主張美國提供台灣必要防衛裝備是維持嚇阻的關鍵，但應避免高調宣傳或售予進攻性武器，以免被北京視為改變台海力量平衡。調適派（Accommodationists / 和解派）調適派主張美國應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中國的崛起，透過妥協讓步來避免陷入直接對抗的危險，部份調適派與前兩派的立場相近，近年有意見交互整合的趨勢。這一派別的觀點常見於現實主義學者，以及強調戰略克制的政策研究者。例如：哈佛大學的葛來儀（Graham Allison）雖未必自稱調適派，但其「修昔底德陷阱」論點警告中美可能因權力轉移而戰爭，實質上強調美方應謹慎行事、避免刺激衝突。前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高蓮怡（Lyle Goldstein）也屬此派，他在著作《各讓一步》(Meeting China Halfway)中提出美中應透過相互讓步來減少誤解與衝突風險。華府的新興智庫如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提倡的「負責任的克制」（Restraint）外交，也與調適派思路相通，強調避免無謂衝突、尋求力量均勢下的共存。調適派的核心信念是，適度讓步換取戰略穩定。他們認為在某些議題上美國若一味強硬，代價可能高於利益，因此不如務實考慮有限度的讓步，換取中國的合作或緩和緊張。他們使用的關鍵詞包括「權力移轉」（power transition）、「戰略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等，主張透過外交手段讓中國對美國的意圖放心，同時美國也對中國展示一定尊重，以防止誤解升級。因此，他們敘事中常出現「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s）、「管控分歧」（manage differences）等表述，試圖營造一種競爭中帶有合作的語境，而非純粹敵對。調適派在台灣問題的觀點最為引人關注，也最具爭議。他們主張美國應極力避免因台灣導致與中國的軍事對抗，必要時可對政策做出調整以降低衝突風險。一些調適派觀點認為，美國可以在不背棄臺灣安全的前提下，更清晰地表態不支持台獨、甚至在措辭上接近中國所謂「一中原則」，以換取北京降低對台軍事壓力。然而，這種觀點在實際政策中少有決策者採納，因為美國國內政治和道義承諾使對台讓步極為困難。在戰略模糊問題上，調適派幾乎與知華派和熊貓派立場一致，甚至更加堅定支持模糊政策。因為在他們看來，任何明確承諾防衛台灣的表態，都可能被北京視為挑戰其核心利益的嚴重挑釁，從而大幅提高開戰風險。極端而言，有少數調適派學者，像是葛雷澤(Charles Glaser）曾提出「大戰略交易」的構想，建議美國長期而言或許不得不考慮放棄對台灣的某些承諾，以換取中國對國際秩序其他部分的遵守。然而，這一類的觀點遭到絕大多數決策圈人士反對，認為其道義和戰略代價過高。遏制派（強硬鷹派 / Hawks，主張遏制中國）遏制派是華府對華政策較強硬的陣營，主張對中國採取全面的戰略遏制甚至對抗。他們包括一些政客、政策顧問和評論員。川普政府內的對華強硬派如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和前國防部官員余茂春（Yu Maochun，又名Miles Yu）等。智庫方面，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中國中心，都是強硬路線的推動者。遏制派堅信中國已構成對美國的綜合性威脅，必須以強硬手段遏制其勢力擴張。他們常用的敘事是「新冷戰」框架，將中國描繪為蘇聯之後美國自由世界的主要對手。在他們看來，中國不僅是地緣政治和經濟上的競爭者，更是意識形態上的敵手，一個試圖顛覆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國際秩序的威權強國。相較於其他派別，遏制派對美中任何形式的合作抱持深度懷疑，認為中國會利用合作來壯大自身、削弱美國。他們推崇「以實力求和平」的信條，主張以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優勢來迫使中國改弦易轍或者予以牽制。在台灣議題的立場，他們敦促大幅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力部署和同盟關係，以形成對中國的嚇阻網絡。例如，在台海方面，遏制派支持增加美國在第一島鏈的前沿軍事存在，強化與日本、澳洲等盟國以及與台灣的準盟友關係，藉此構築對解放軍的「嚴格遏制」。他們高度贊成大幅對台軍售，包括先進戰機、飛彈防禦系統，以確保台灣有足夠「刺猬」能力抵抗中國侵略。同時，他們傾向於主張提升美台軍事合作的層級，如派遣美軍顧問赴台訓練、邀請台軍參與美國軍演等，藉以提高聯合應對能力。競爭現實主義者（Hard Realists / 戰略競爭派）競爭現實主義者是建立在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基礎上的對華政策派別。他們認為中美關係本質上是大國權力競爭，意識形態和價值差異雖存在但非主要驅動因素，重點在於實力消長和戰略佈局。代表性人物包括學者與政策規劃者兩方面：在學界，有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是突出代表，他早在2000年代初即預測中國崛起將導致與美國不可避免的衝突，主張美國應及早採取措施維持優勢。還有哈佛大學的艾利森（Graham Allison）從歷史大國興衰規律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警示。政策規劃者如國防部副部長科爾比（Elbridge Colby），他在川普政府起草的《國防戰略》強調「大國競爭回歸」，並著書《拒止戰略》(Strategy of Denial)詳細闡述如何軍事拒止中國。主要智庫如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亞洲項目、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等都聚集不少持類似競爭觀點的專家。競爭現實主義者的基本觀點是，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不可避免且將長期持續。他們認為隨著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快速增長，美中已進入一場全方位的權力競賽，包括地緣政治影響力、先進技術主導權、軍事實力對比等。這種競爭並非出於誤解或某一方的政策選擇，而是結構性現實，一個新興強國挑戰既有強權的典型態勢。競爭現實主義者強調「硬實力」與「權力平衡」。他們經常引用冷戰經驗但謹慎地避免直接類比，因為在他們看來，當前情勢與意識形態對抗的冷戰有相同的權力競逐本質，但同時存在深度經貿互動這一冷戰所無的要素。因此，他們提倡所謂「競爭性共存」或「負責任的競爭」框架：美國要在軍事、科技、經濟上全面加強自身實力並團結盟友以遏制（deterrence）中國的擴張企圖；同時也必須管理競爭，以避免局勢失控導致災難性衝突。他們常用的語彙包括「戰略競爭」（Strategic Competition）、「集體威懾」（collective deterrence）等。值得注意的是，競爭現實主義者雖然主張強力應對中國，但與純粹意識形態導向的鷹派不同，他們的出發點是國家利益和國際體系平衡，而非價值觀輸出。因此，他們有時對於過度聚焦人權或民主議題心存保留，因為擔心這會分散戰略競爭的重點，或阻礙在必要領域和中國合作的可能。對競爭現實主義者而言，台灣是評估中美實力角逐的一個試金石，也是維繫區域力量平衡的關鍵樞紐。他們大致同意鷹派關於加強台灣防衛的重要性，但動機更多是出於戰略計算而非道德承諾。他們認為如果中國武力佔領台灣，將極大改變西太平洋的力量平衡，使美國及盟國在第一島鏈的防禦前沿大幅後退，嚴重削弱美國的區域威懾力。因此，美國有切實的戰略利益不讓台灣落入中國手中。因此，他們支持大幅強化對台防務協助，也強調台灣自身也須大幅提升防務投入，以成為可靠的夥伴。美國與台灣同屬自由開放的社會，多元意見是社會活力的象徵，但也容易遭受威權政體誤導認知。台灣在強化數位治理的同時，媒體識讀與統戰手段的科普，也同樣是數位治理，強化社會韌性的重要工作。

投書中國式的數位治理為何成為「Z世代革命」反噬的引信

從奈洛比到加德滿都、從塔那那利佛到利馬，近兩年一波又一波以年輕世代為主的街頭動員，表面上各有導火線：增稅法案、社群平台封鎖、斷水斷電與壟斷式大型專案。但若以「威權擴散（governance & digital control diffusion）」為鏡，我們會看到一套可被威權國家快速複製的治理工具。這些工具在危機時刻被地方政府迅速上線，與Z世代的去中心化動員正面相撞，反而強化了反威權的政治認同與街頭能量。以肯亞為例，奈洛比自2014年起導入華為與本地電信商合作的「Safe City／公共安全監控」系統，串接逾千路CCTV、交通監測與警政指揮中心，形成低邊際成本、可即刻啟用的群眾控管基礎設施。此後城市監控密度持續上升，形成可操作的秩序技術。部份全球南方國家以「打擊假訊息、仇恨言論、匿名犯罪」為名，將平台註冊制、實名制與臨時封鎖納入法律語彙。中國近年對臉部辨識、網路實名與數位身分的規範更新，提供可被模仿的治理性與範式。在大型港口、礦業或都更專案中，排他性經營與監管反覆，易被社會解讀為「精英協議」與主權稀釋，成為青年動員的象徵性靶標。祕魯錢凱港圍繞中遠海運的獨家經營權出現的監管擺盪，正是對中國不滿的展現。進一步來看各國的案例，2024年6月，肯亞政府推動《財政法案2024》大幅加稅，引發以Z世代為主的#RejectFinanceBill2024動員。示威當日出現全國性網路中斷，國會周邊爆發衝突與死傷；翌日總統宣布撤回法案。表面上是城市監控與指揮平台提供即時部署能力，但是臨時性網路封鎖壓制資訊流，卻因可見度極高而加深「政府在遮蔽反對聲音」的Z世代直覺，迅速轉化為更大規模的政治反彈。肯亞的Z世代並非臨時起意，奈洛比自2014年即成為非洲首個大規模「Safe City」試點，CCTV與警政指揮中心長年監控人民，這種「平時積累、戰時即用」的監控基建，降低動用硬控管的政治門檻，卻提高社會不信任與正當性成本，最終引起反彈。2025年9月，尼泊爾政府以「未註冊平台」為由，一口氣封鎖包含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與X在內的26個社群平台，短短數日引爆以年輕人為主的全國性抗議，造成至少19人喪生。在強烈國內外壓力下，政府被迫解除封鎖。政府先以秩序與安全之名建立「平台必須納管」的話語，再在危機時將之升級為封禁。結果卻證明，對於依靠社群協調的Z世代來說，封鎖本身就是一種動員的訊號。2025年9月起，馬達加斯加因為長時間的斷水斷電，引發青年主導的連日抗議，造成至少22人死亡與百餘人受傷；總統被迫解散政府以止血。政府優先祭出宵禁與強力鎮壓，而非以問責與修復服務回應，反而擴散不滿。這裡並非要簡化為「中資監控技術直接介入」，而是要看見一種治理偏好的擴散，中國的基建和投資並未改善馬達加斯加人民的生活，面對治理赤字，政府先啟動秩序控管，再談結構改革，正是中國的威權治理在全球南方傳播的共同語法。錢凱港是中國在拉美的旗艦港口專案。2024年3月，祕魯港務局（APN）稱先前給予中遠的獨家經營權屬「行政錯誤」並提起司法撤銷；到6月，國會修法賦予授權、APN撤回訴訟，獨家權恢復。對年輕世代而言，這種「先撤後復」的監管回旋，與港口作為全球供應鏈飛地的想像疊加，構成典型的「精英協議」敘事，削弱了發展的社會正當性，也為抗爭提供新的符號資源。為何說「中國式發展模式」在幫倒忙？這是由於它降低動用管控的短期成本，反而助長Z世代積累的壓力。 可即啟用的監控系統和法規，讓政府在壓力臨界點選擇封網、封鎖、速捕而非對話與問責。肯亞的斷網與尼泊爾的封鎖，皆屬此列。短期看似能維持穩定，長期卻加劇對合法性的侵蝕，尤其在高度連結、媒體素養高的Z世代更是出現反效果。第二，它輸出的是「穩定大於發展」的向外輸出。中國近年的臉辨、實名與數位身分規範升級，為許多政府提供可複製的治理詞彙與制度樣板。問題在於，當地的問責與救濟機制往往更薄弱，導致同一套規則在輸出地被更偏執地用於內容與社群治理，衝撞了Z世代對表意自由與數位權的核心期待。第三，它以排他性的大專案鞏固精英交易，擠壓社會契約空間。錢凱港的監管擺盪說明：當國家把發展押注於單一外資主導的關鍵基建，監管為配合專案而調整的訊號本身，就足以被社會解讀為主權稀釋與分配不公。這不僅激發地方與青年對「誰決定發展路徑」的質問，也把原本的經濟議題政治化、世代化。本文不是把一切歸因於北京。事實上，這些抗爭都有在地結構性原因：財政擠壓與生活成本衝擊（肯亞）、腐敗與政治停滯（尼泊爾）、公共服務失靈（馬達加斯加）、監管正當性流失（祕魯）。不同的是，中國作為「技術—規範—資本」的公共財供應者，並未真正的理解和所在國家溝通。於是這一套治理模式在面臨壓力時，看似有一套能迅速上線的控管方案與可搬用的標準程序。事實上卻是這種自以為，讓整套方案遇上以社群、自媒體、開源工具為骨幹的Z世代動員時，極易引發「控制—反控制」的快速升級循環。全球南方的Z世代並不是反對發展，而是反對以發展之名的失衡權力。當「中國式治理」作為工具箱被套入全球南方的危機治理中，它往往幫倒忙：短期降低控管的政治門檻，長期卻破壞社會信任。Z世代能以更快的資訊流通、更多元的語言，把監控、封網與壟斷式發展，本身就具備網路民主治理的基因。他們能自發性的形成契約精神，以去中心化的形式百花齊放，展現對於威權治理，或是統戰手段的反治理性，更是社會韌性的自發性展現。這種遍地開花的火種，同樣也在中國境內以「躺平」的形式呈現，對於威權提出自身能夠呈現的最大程度的動員。

投書馬克宏的困局與法國政局的地緣政治考驗

2025年10月6日，法國總理勒科爾紐（Sébastien Lecornu）在總理官邸馬提尼翁宮發表聲明，宣布僅上任27天的政府請辭。這是法國在不到兩年內出現的第五位總理下台，凸顯法國政局罕見的動盪。從2024年提前國會選舉以來，法國陷入「懸峙國會」的困境：左翼新人民陣線、中間派（馬克宏陣營）與極右派國民聯盟三足鼎立，沒有任何一方擁有穩定多數，可以順利組閣。在內外交困的壓力下，馬克宏政府反覆經歷總理辭職與內閣重組的風波，也引發了對第五共和制度設計和統治正當性的嚴峻質疑。懸峙國會與短命內閣2024年中，馬克宏在執政黨失去絕對多數後被迫提前舉行國民議會選舉。選舉結果造成懸峙國會——左翼「新人民陣線」雖贏得最多席次但未過半，馬克宏所屬的中間派淪為少數，極右國民聯盟則成為另一股主要勢力。面對三分天下的局面，任何單一政黨都無法組建穩定多數政府。自此，法國內閣如走馬燈般輪替，21個月內已經五度更換總理。2024年1月，時任總理伊麗莎白·博恩（Élisabeth Borne）因強推爭議政策（如退休制度改革）引發反彈而請辭下台。接任的年輕中生代政治人物加布里埃爾·阿塔爾（Gabriel Attal）僅執政數月，之後馬克宏為打破僵局而訴諸解散國會重新大選，阿塔爾遂在新選舉後去職。馬克宏嘗試引入政治經驗豐富的技術型官僚米歇爾·巴尼耶（Michel Barnier）出任總理，然而其內閣不到一年也宣告垮台。2025年，資深中間派領袖弗朗索瓦·貝魯（François Bayrou）接掌政府，試圖以削減開支、提高稅收等財政緊縮手段控制赤字，但因改革得罪各方利益而在國會信任投票中失利，下台收場。最新上任的勒科爾紐本是年富力強的國防事務專家，被視為馬克宏挽救局面的「技術型」總理人選，卻仍撐不過一個月便請辭。頻繁的內閣更迭使得政府決策陷於癱瘓，也讓法國民眾對政治領導的信任不斷流失。法國第五共和體制原本賦予總統強大的行政權，以避免第四共和時期內閣頻繁垮台的亂象。總統握有任命總理和解散國會的權力，正常情況下可作為打破僵局的憲法工具。馬克宏多次暗示可能解散國民議會重新選舉，以迫使反對黨妥協。在當前碎片化的議會與總統民意支持下滑的形勢下，解散國會變成一把雙刃劍：選民對頻繁選舉日益反感，新的選舉很可能依然產生類似席次分佈的懸峙結果，甚至可能讓極右反對勢力更壯大。這使得馬克宏不敢輕易動用解散權，轉而反覆採取總理「辭職—看守內閣—協商」的模式延續統治。憲法學者迪桑（Mathieu Disant）指出，在議會支離破碎時，政府即使總辭仍常以看守內閣形式續任，只處理日常行政而無法推動新政策。馬克宏多次利用總理解職和內閣改組來向議會和輿論展示承擔責任的姿態，但這種旋轉門式的權宜做法無法根本解決僵局，反而讓執政穩定性每況愈下。外部壓力與戰略自主：馬克宏的治國賭注陷入內政困境的馬克宏，試圖藉由地緣政治壓力來重塑施政正當性。他不斷強調法國和歐洲當前所處的險惡國際環境：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打破了歐洲的和平局面，美中大國競逐使全球局勢更形緊張，歐洲必須追求戰略自主以保障自身安全與利益。在國防與軍事領域，外部威脅成為馬克宏推動政策的主要理由。面對俄烏戰爭帶來的安全挑戰，馬克宏政府以「安全環境惡化」為由，大幅提高國防預算，承諾將法國軍費在未來數年提升到佔GDP的3%以上。馬克宏甚至警告全民，稱當前歐洲所面臨的威脅程度「比冷戰結束時更加嚴峻」，呼籲法國人做好犧牲以強化軍備、備戰未來。提升軍費被他定位為國家戰略核心，此舉呼應了他一貫倡導的「歐洲戰略自主」理念，即歐洲應減少對美國依賴，在防務上擁有自主能力，以在美中對抗的夾縫中維護自身利益。然而，馬克宏的對外強硬路線在國內引發了強烈反彈和左右夾擊。左翼陣營譴責政府藉外交危機之名壓縮社會福利，批評馬克宏把增加軍費開支建立在削減民生支出的代價上，是對社會正義的侵犯。他們不滿俄烏戰爭造成的預算排擠效應——更多資源流向國防和外交，導致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投入相對減少。2023年爆發的大規模養老金改革抗議和罷工，即反映出民眾對政府「有錢增加軍費，卻沒錢保障退休者權益」的不滿情緒。一系列經濟壓力與外交投入的此消彼長，加深了法國國內的社會撕裂。在右翼方面，極右的國民聯盟同樣批評馬克宏政府的表現，只不過角度不同。他們一方面主張對內優先解決治安和移民等問題，對外則要求強硬捍衛法國主權利益，不滿意馬克宏在對美關係和歐盟事務上的某些讓步。他們利用政府的亂局作為政治宣傳，要求立即解散國會重新選舉，以期藉民粹動員在下一輪選戰中取得更大斬獲。極右派領袖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及其政黨聲稱，目前的議會已無法反映民意，他們拒絕參與馬克宏陣營主導的任何協商，轉而呼籲直接訴諸選舉。民調顯示如果重新大選，國民聯盟有望成為國會第一大黨。這對馬克宏而言形成巨大外在壓力：他必須在滿足美國和北約要求歐洲增加防務承擔的同時，設法遏制極右翼勢力的崛起。然而，只要內政僵局持續不決，馬克宏在對外推動歐洲團結、自主防務方面的領導力也難免大打折扣。法國政治的不穩定將削弱巴黎在歐盟內推動安全合作與軍工自主的能力。尤其在2025年美國政壇再度出現「川普現象」的背景下，美國總統川普對歐洲提高自我防衛和增加對烏克蘭軍援的要求更高。此時如果法國內閣無法穩定運作，將動搖歐洲應對俄羅斯威脅的統一戰線，讓華盛頓對歐洲戰略前景產生疑慮。統治正當性的危機與展望頻繁的政府危機與馬克宏強調外部威脅的治國話語，兩者交織出法國當前統治正當性的危機。一方面，馬克宏透過宰制議程的憲法手段，如多次動用憲法第49條第3項強行通過預算和改革法案繞過國會，強硬推行他認為攸關國家未來的政策。在非常時期，他傾向以非常措施因應，要求全民展現「團結」與「服從」，以對抗外部風險。這種將地緣政治危機作為統治語言的策略，表面上為政府集中權力、迅速行動提供正當性依據，但也被越來越多民眾視為是以危機之名行過度之實。當政府動輒援引外部威脅要求國內讓步時，許多法國人質疑馬克宏是否藉此迴避民主程序、壓制異議聲音。特別是當民生議題讓位於國防優先，而執政黨又屢屢利用制度優勢強行表決時，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逐漸瓦解。馬克宏政府目前的處境可謂進退維谷：若繼續拖延不解散國會，少數政府的窘境將持續，政策難有作為，民怨與經濟風險只會累積；但一旦解散重新大選，在反對勢力高漲與總統聲望低迷的情況下，選舉結果對執政陣營恐更不利。更極端的呼聲甚至已浮現——連馬克宏昔日的盟友、前總理艾德華·菲利普也公開表示總統應「有序地下台」，以讓法國政治找到新的出路。要求馬克宏辭職的呼聲從邊緣走向主流，顯示第五共和建立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正在上演。雖然馬克宏強調會堅持任滿第二任期至2027年，但在野與民間的不滿使其統治基礎岌岌可危。回顧歷史，法國今日的亂局讓人不禁聯想到第四共和時期的政壇亂象——1946至1958年的十二年間，法國產生了18位總理、26屆政府，被譏為「內閣墳場」。戴高樂將軍推動建立的第五共和憲法，本意就是透過強化總統權力和理性化議會機制，來避免重蹈政府頻繁垮台的覆轍。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法國再度陷入政治支離破碎的困境——強總統制度雖然仍在，卻因民意反彈和政黨版圖重組而難以發揮穩定作用。馬克宏以地緣政治壓力為由集中權力、延續統治的策略，在內部共識破裂的情況下正走到十字路口：繼續下去將進一步侵蝕民主的正當性，但退讓則可能令極端勢力乘虛而入。這場政治考驗的不僅是馬克宏個人的領導前途，也是第五共和體制能否扛住21世紀新挑戰的試煉。

投書高市早苗當選與日本新政權的制度張力

高市早苗擊敗四位男性對手，於2025年9月出任自民黨總裁並成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她的出線既被視為安倍路線的延續，也象徵著日本的派閥政治出現轉變。自民黨長期以派閥制衡維持內部協調。2025年黨魁選舉中，原本由岸田文雄領導的宏池會因經濟停滯、物價高漲與美日貿易僵局而民望低迷。高市以非派閥背景在黨內支援不足，但她巧妙繞過派閥餐敘，專注政策研究與地方基層經營，以及政務研究。在第一輪投票中，高市借重安倍派與地方黨員票優勢領先，在第二輪擊敗小泉進次郎等人。這場選戰凸顯後安倍時代的派閥鬆動：宏池會與志公會（麻生派）未能形成強力聯盟，原二階派因腐敗醜聞聲勢下滑；與此同時，安倍派（清和會）與草根保守力量集結，選擇以高市為旗手推進國族主義議程。性別再現：玻璃天花板抑或性別包裝？高市的勝選引發全球媒體對日本性別政治的關注。支持者歡呼日本終於有女性領導人，然而批評者指出她未必帶來性別正義。日本政治文化重視年功序列與男性集體主義，女性政治家常被安排接待工作，缺乏實權。高市本人也曾透露遭到黨內男性同僚要求當主持人或接待賓客的經歷。她拒絕這些陋習，試圖超越傳統性別角色才能在保守政黨出線。然而，高市對性別平權的政策主張有限。媒體指出，她支持儒家式家庭價值與延續男系皇統，反對夫婦別姓等改革。學者金斯頓（Jeff Kingston）與武田祐子指出，高市缺乏推動女性權益的政績，她的崛起只是「安倍式政治」的延伸。因此，派閥女性領導的象徵性突破反而掩蓋了政權的性別保守本質。這一矛盾構成了性別再現的第一重張力：女性身影被用來為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添加柔性包裝，但性別制度本身並未鬆動。戰略自主或戰略再建構高市自2021年擔任「經濟安全保障擔當相」以來，主張日本應強化國家安全框架。她倡議建立國家安全戰略委員會，並承諾在上任後重新檢討《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畫大綱》和《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三份文件。她在《哈德遜研究所》撰文稱，面對俄烏戰爭與中國軍力崛起，日本需要持續檢討防衛策略與裝備。她支持設立類似美國CFIUS的外資審查委員會與反間諜法，並主張保護衛星與海底電纜等關鍵基礎設施。高市亦強調經濟安全與科技投資。她提出「危機管理投資」框架，國家將對食物、能源、人工智慧、半導體、核融合、先進醫療和國防等領域提供資金。該政策顯示她擔憂日本對外依賴度過高，試圖通過國家投資與供應鏈多元化。她也支持多邊同盟深化，呼籲加強與美國、澳洲、英國等國的合作，並在選前接受智庫訪談時提及與台灣建立「準同盟」的想法。在對外聲明中，她多次強調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認為不容許任何一方以武力改變現狀。然而，高市的戰略自主論仍受制於美日同盟結構。她承諾維持對美同盟並支持強化嚇阻力；但她亦批評日本對美國安全依賴過深，主張日本要能自主決策。這種在自主與從屬之間的拉扯構成第二重張力：擴充軍備與經濟安全政策反映對中國崛起的憂慮，同時日本仍需依賴美國核保護傘和安全合作。海底電纜與韌性合作的新議題在國防藍圖中，高市特別強調保護海底電纜。台灣與日本周邊的海底通信纜線是數位經濟的生命線。美國智庫報告指出，日本擁有20個國際電纜登陸站並主導海纜製造，是連接美國、澳洲、韓國、東南亞、俄羅斯與地中海的重要樞紐。為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岸田政府在2022年設立440億日圓基金鼓勵新纜線與資料中心建設。報告強調，中國在海纜產業的掌控可能成為未來危機，要求日本加強產業能力並與盟國合作。高市的政策延續此一基礎，要求提升海纜與衛星防護能。在目前南海與台海局勢緊張的背景下，日本深化與澳洲、菲律賓及台灣的多邊安全合作已成優先議程。經濟民族主義與對美摩擦：關稅與投資備忘錄爭議除了安全議題，高市亦面臨對美經貿談判的挑戰。2025年夏，日美達成投資備忘錄，日本同意五年內投資5,500億美元換取美國將汽車及工業產品關稅從25%降至15%。日本三大經濟團體對此「勉強接受」，認為雖避免更高關稅，但仍衝擊GDP與汽車產業。經濟團體呼籲政府強化國內產業並倡導國際協調，以減輕美國「美國優先」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高市則表示若協議不公平，未來將要求重新談判。她在競選期間還曾主張設立外資審查制度，顯示對美投資審查採取強硬姿態。這種經濟民族主義不僅出於維護工業利益，也與性別及制度因素相互作用。作為首位女性領導人，高市須在強硬姿態與社會期待間取得平衡。媒體形容她是「鐵娘子」，喜愛柴契爾夫人，強調經濟安全與對中強硬，這有助於打破對女性領袖柔弱的刻板印象。但是她的經濟政策受制於自民黨財政保守派與經濟團體壓力，貿易與投資談判與國家安全糾纏在一起，高市恐陷入在民族主義與同盟責任間的矛盾。美日同盟的潛在摩擦高市當選後，世界各國反應褒貶不一。我國總統賴清德公開祝賀並希望深化台日合作。中國外交部則提醒日本應遵守中日四份政治文件並改善雙邊關係。美國駐日大使格拉斯（George Glass）代表拜登政府祝賀，表示期待加強伙伴關係。然而，美國智庫對她的鷹派立場存有保留。《富比士》分析指出，高市暗示可能重新談判貿易協定，強調日本在經濟上要「敢於說不」。這些反應預示美日同盟可能出現結構性摩擦，美國期待日本扮演印太安全支柱，增強國防預算並支持美國遏制中國；但是高市要求經濟自主與公平貿易，對美國投資審查採取更嚴格態度，這可能挑戰美國企業在日本的投資環境。台灣的多層次應對：從基礎設施到議員外交面對日本新政權的雙重張力，台灣需制定分層策略，既把握新機遇，也預防政策風險。以下提出幾點建議：電纜與關鍵基礎設施強化：日本智庫提醒海底纜線的戰略脆。台灣應加快建設備援路線及陸上衛星站，參與日本440億日圓海纜計畫；短期內提升海巡與海纜維修能量，中期與日本、菲律賓建立共享報警機制。日台菲三邊對話機制：鑑於南海與巴士海峽對海纜安全的影響，建議以經濟、韌性，或是永續治理為主題，建立日台菲常設對話機制，共同演練海纜防護與人道救援；這也是對抗灰色地帶行動的重要平台。經濟安全與科技合作：高市的危機管理投資聚焦AI與半導體。台灣可與日本合作共同開發量子、核融合及生技等領域。利用台積電熊本廠的合作經驗，推動互惠投資與人才流動。高市早苗的當選是日本政治史上的重要轉折，但它既是突破也是侷限。她作為保守派女將象徵玻璃天花板被打破，卻並未能翻轉自民黨的性別保守文化；她主張戰略自主與經濟安全，但依賴美國的制度性從屬使其政策充滿矛盾；她在派閥鬆動中崛起，代表草根保守力量的再結盟，也折射出後安倍時代仍未能擺脫派閥政治的陰影。對台灣而言，高市政權既可能帶來安全與經濟合作新契機，如何建構準同盟的議程，以及在韌性與安全上的共同圖像，是台灣持續強化對日關係的歷史性機會。

投書「亞洲之春」的中國因素：從尼泊爾到菲律賓的地緣陰霾

「亞洲之春」（Asian Spring）一詞近來在國際時事評論中頻繁出現，借喻中東「阿拉伯之春」浪潮，比擬亞洲各國正爆發新世代領導的群眾運動。2025年9月《紐約時報》評論〈一個無領導且互聯的 Z 世代正接管亞洲〉指出，亞洲的 Z 世代將數位動員視為政治本身，透過去中心化、流動的方式推動改變。同時，印度媒體《India Today》直接發問：「這是亞洲之春嗎？」文章比較南亞各國的抗爭走向與阿拉伯之春的相似處。在該報導中，尼泊爾、印尼、孟加拉、斯里蘭卡、泰國、巴基斯坦等國近年陸續出現以青年為主力的大規模抗爭，議題涵蓋貪腐、威權、經濟不公，且多由社群媒體動員。不過，相較於阿拉伯之春的同步爆發，亞洲各國的抗爭呈現漸進且各異的節奏。即便如此，觀察家普遍認為這股「亞洲之春」浪潮正席捲南亞和東南亞，引發地緣政治的關注與聯想。值得注意的是，外部大國在這波亞洲抗爭中的影響不容忽視。在中東，美國經常透過軍事與外交介入影響局勢；而在南亞，美中兩國的利益角力同樣形塑了部分運動的進程與結果。因此，要全面理解「亞洲之春」，須特別關注中國因素：包括中國在區域內透過經濟、外交與資訊等手段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尼泊爾：Z世代反貪革命與中國變數2025年9月，尼泊爾爆發該國數十年來最激烈的政治抗爭。這場以Z世代青年為主體的反腐敗運動，導致時任總理奧利（K.P. Oli）下台。抗爭導火線是政府於9月初頒布的社群媒體禁令：尼泊爾政府以未註冊為由封鎖了包含Facebook、X（Twitter）、YouTube等26個網路平臺。表面上此舉是為加強數位服務稅與管制，但外界普遍質疑真正原因是社群上發起的一股揭露權貴子弟享樂特權的浪潮。事實上，禁令一出即激怒了高度倚賴社群的年輕世代，尼泊爾25歲以下人口佔全國近半，青年失業率高達20%，許多青年透過線上經濟或海外工作養家。禁社群被視為既斷人生計又箝制言論的暴政，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中國因素的牽動作為內陸國且夾處中印兩大國之間，尼泊爾的劇變對區域強權中國格外敏感。奧利本人所屬的尼共（UML）與中國關係友好，其政府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中尼在加德滿都的基礎建設合作緊密。2024年奧利還曾訪華強化雙邊合作。因此奧利政府的垮臺令北京高度關注。然而，尼泊爾抗爭背後的貪腐問題恰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多年來，尼國多項重大基建出現貪腐醜聞，其中一些項目由中方企業承建或融資。例如耗資約14億尼幣的新博克拉國際機場被揭發施工階段涉嫌巨額挪用。該機場由中國承包並提供貸款，被視為「一帶一路」旗艦工程之一，卻傳出貪污醜聞，引發民怨。又如尼泊爾電信監控系統採購案中，價值32億尼幣的設備合同疑雲重重。這些傳言和不滿在年輕世代中發酵，強化了抗議者對「權貴與外國勾結掏空國家」的憤怒。中國在尼泊爾案例中的角色複雜，作為投資者和奧利政權的友好夥伴，因貪腐醜聞而成眾矢之的；又以區域強權身份關注和影響事態發展，顧及印度的態度又不能光明正大出手。菲律賓：反貪浪潮與南海對抗交織與內陸小國尼泊爾不同，菲律賓作為東南亞的重要島國，2025年9月的動盪體現出內政反貪抗議與外部海上博弈的雙重壓力。在馬尼拉街頭，高漲的民怨針對國內龐大的基礎建設貪腐醜聞；而在菲律賓西部海域，馬尼拉政府同時面對來自中國的強大海上壓力。兩條戰線交織，使得菲律賓的「亞洲之春」帶有不同於尼泊爾的地緣特色。2025年年中，菲律賓媒體接連曝光政府治水工程的嚴重貪腐：數十億披索的防洪款項被挪用，大量「幽靈水利工程」從未真正施工卻報帳領款。隨即參眾兩院展開調查，牽扯出多名國會議員和高官收受回扣、偷工減料的驚人內幕。其中一項調查指出，2013-2025年間預算編列中，參議員伍德隆·吳Maynard Ngu(時任對華特使）曾要求提供項目清單，暗定預算抽成20%作為回扣。此人也是參議長艾斯庫德羅（Chiz Escudero）的競選金主，說明中國商界與菲國政客之間的裙帶關係。醜聞引發菲律賓民間強烈憤慨。2025年9月12日起，全國多地爆發大規模反貪腐示威。在馬尼拉黎薩公園（Rizal Park）及人民力量紀念碑附近，同時聚集了不同群體的兩場抗議：一場由學生與公民團體發起，以「淹沒在貪腐」（Baha sa Luneta）為題，象徵政府貪腐如洪水氾濫；另一場由宗教界號召，被稱為「一兆披索大遊行」（Trillion Peso March），抗議政府在防洪工程中貪汙上千億披索。隨著抗議升溫，菲律賓政府迅速讓步：總統小馬可仕在全國演說中承諾支持反貪行動，呼籲和平示威，並宣布成立獨立基礎建設調查委員會深入追查。國會亦火速展開肅貪行動，參議長艾斯庫德羅被免職，由反對黨的前議長索托（Tito Sotto）接替；眾議長羅慕爾德斯（Martin Romualdez，總統之堂弟）也在壓力下辭職；公共工程部長博諾安（Manuel Bonoan）請辭，由廉政形象良好的狄松（Vince Dizon）取代。9月下旬，菲律賓上訴法院應獨立委員會申請，凍結了135個銀行帳戶、27份保單，涉及26名官員及承包商，規模之大前所未見。據估計，2023至2025年間有高達1,185億披索（約20億美元）的公共資金遭貪汙浪費。在輿論與司法的雙重壓力下，全國反貪示威於9月下旬逐漸平息。這場和平但有力的群眾運動，迫使菲國政壇進行多年未見的大清帳，堪稱「菲律賓之春」的重要里程碑。海上爭端與民族情緒巧合的是，就在民眾舉行反貪示威的同一時間，菲中兩國在南海的緊張對峙也達到高峰。2025年9月中旬，中國政府突然宣布在中菲爭議的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設立「國家級海洋保護區」。北京聲稱此舉是為了環境保護，但菲律賓政府痛斥這明顯是藉環保之名行實質佔領之實，批評該計畫「非法且只是侵占藉口」。此外，菲中在仁愛礁（Second Thomas Shoal）和周邊海域的緊張也持續。9月上旬，菲律賓與美日盟友首次在菲專屬經濟區內舉行海上聯合巡航與人道演習，中方警告此類舉動「極具破壞性」並在演習區附近增加軍機軍艦活動，以示威懾。這些事件都在菲國媒體上不斷發酵，刺激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值得注意的是，9月11日至17日正值菲律賓民眾街頭抗議貪腐高峰，同期社群媒體上充斥著要求政府更強硬對抗中國的聲浪。許多示威者在現場揮舞國旗，高喊「保衛祖國海域」等口號，將反貪腐與反對外來壓迫相提並論。天主教會等團體也在遊行講臺上呼籲政府「不但要清除國賊，也要抵禦外侮」。由此可見，中國在南海的強勢作為無形中助長了菲律賓群眾對中國的不信任與反感，與國內反貪情緒交織成更高漲的社會憤怒。在菲律賓這波「亞洲之春」浪潮中，中國扮演了微妙的雙面角色，是引發民憤的間接因素，也是局勢中的關鍵外部角色。這種雙重角色意味著菲律賓未來的政治走向，將對中菲關係產生重要影響。北京需要慎思：若繼續在南海咄咄逼人或對菲內政輸出不透明的經濟模式，可能進一步激化菲國民族主義，推動馬尼拉更倒向美日同盟。中國的四種力量：硬壓力、敘事戰、資訊戰、經濟外部性「亞洲之春」背後，可以清晰看到中國運用四種力量在區域內進行影響或介入：硬壓力（Hard Power Pressure）：這主要指軍事和安全層面的直接壓力，典型如對鄰國的海上或邊境行動。以上菲律賓的案例中，中國在南海頻頻出動海警船、軍機，以實力維護其領土聲索，對菲產生直接威懾。這種硬實力壓力往往激起對方國內更強烈的反彈情緒，正如菲律賓民眾因黃岩島事件群起抗議。再如印度近年在中印邊境拉達克地區與中國對峙，印度國內民族主義升溫，一度出現抵制中貨浪潮。敘事戰（Narrative Warfare）：中國非常重視話語權，透過官方媒體、外交辭令和友好智庫文章，塑造有利於己的敘事。在這波亞洲抗爭中，北京頻頻強調「保持穩定」「反對外部干涉」，試圖將抗議定性為外國勢力煽動的結果。在尼泊爾與孟加拉，親中媒體或官員暗示美國在背後作祟，以削弱抗爭的正當性。又如對菲律賓，宣傳強調中國設立海洋保護區是環保善意，指責菲方「炒作」南海議題。這些敘事戰的目的在於，一方面爭取國際輿論同情，另一方面影響對方國內親中群體的看法，使其質疑抗議的正當性。資訊干預（Information Interference / Cognitive Warfare）：此指利用網絡和資訊科技影響他國民意與認知，包括假訊息、網軍、水軍等操作。「亞洲之春」的爆發與擴散，本身就深受社群媒體影響。中國一方面在自家嚴控網絡輿論，另一方面對外卻積極經營數位影響力。在南亞，印度情報部門多次警告中國駭客和宣傳網絡滲透印度社媒。在東南亞，越南和菲律賓也揭發過疑似中國來源的假消息。資訊干預的目的在於扭曲事實、分化對手、塑造恐懼，以利於中國的戰略敘事。經濟治理外部性（Economic Governance Externalities）：中國近年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在亞洲遍地開花，帶來龐大資金與工程，客觀上也改變了當地經濟治理生態。一中國資金提供南亞、東南亞的基健資源板，同時也讓大量不透明貸款與工程湧入，使某些國家原已脆弱的治理體系更加難以監督。地緣意涵與風險展望：中國該如何自處？「亞洲之春」展現了亞洲新生代追求公義與變革的強大力量，各國政治版圖為之重塑。北京長期以來仰賴與亞洲各國執政菁英建立緊密關係，透過高層交往和經貿往來鞏固自身影響。然而，當這些菁英因民意壓力垮臺或被迫讓步時，中國過往投注的資源和心血可能付諸東流，甚至成為新政權眼中的負資產。更甚者，若中國被視為舊腐敗體制的一部分，新生代領袖勢將與之保持距離乃至敵視，以迎合人民對改革的期盼。這對中國在亞洲的地緣政治版圖是不利信號。「亞洲之春」對中國最直接的風險，莫過於類似運動的思潮穿透邊界，引發中國境內民眾的聯想與共鳴。中國政府對此高度敏感，早在阿拉伯之春時期就曾嚴防所謂「茉莉花革命」輸入。同樣地，針對近期南鄰國家的抗爭，中國加強輿論管控，避免國內媒體詳盡報導，社交平臺上也迅速屏蔽相關討論。資訊時代下，完全封鎖訊息並不現實，中國年輕人透過翻牆等方式仍可了解外界動態。這對北京是一大警鐘：鄰國青年反抗貪腐威權的成功案例，可能激發中國公眾對自身問題的反思，潛在地增加國內維穩成本。北京未來在處理亞洲鄰國民主抗爭時，或將更加低調審慎，避免激起聯動效應。對中國決策者來說，如何在維護自身利益與尊重鄰國民意間拿捏分寸，是繼續崛起所繞不開的課題。如果仍一味以硬實力壓制與各種手段操控，只會加劇鄰國的疑懼與反彈，區域穩定亦難以長久維持。

投書以色列空襲卡達後的中東地緣與安全話語

以色列空襲卡達後的中東地緣與安全話語2025年9月9日，以色列首次對卡達領土發動空襲，直接瞄準位於多哈的哈瑪斯流亡領導人會晤地點，此舉開創了以美國盟友身份攻擊另一美國盟友的先例。由於空襲時間點恰逢哈瑪斯準備回應美方停火提案之前數小時，等同於摧毀關鍵的斡旋進程。卡達代表的中東地緣話語正在碎裂這場空襲事件引發了對「多哈」這一空間與符號在地緣政治語境下重新定義的討論。長期以來，多哈被視為中東衝突中的安全中立地帶和外交調停中心：塔利班辦事處、巴以和談以及蘇丹衝突談判等多項國際斡旋都選址於此，賦予卡達首都一種「安全避風港」與和平對話平臺的象徵意涵。然而，以色列此番行動顯然意在打破多哈作為安全區域的神話。納坦雅胡在事後強硬表態稱，此次針對哈瑪斯高層的行動是「完全由以色列自主發起並執行」，警告卡達等「庇護恐怖分子」的國家務必自行將其驅逐或繩之以法，否則「我們（以色列）會親自出手」。對以色列而言，多哈不再是被動接受談判的和平場域，而被刻畫為恐怖組織藏匿的前線，必須以武力淨化。此番語意上的轉變，等於宣稱「沒有任何地方對恐怖分子而言是安全的」，即使是遠在海灣、曾被視為外交中立區的多哈也不例外。美國的消極作為也引發區域國家的強烈反應。歷來在對以色列立場上不一的海灣合作理事會（GCC）國家，此刻罕見地站到一起，將對卡達的攻擊視為對集體主權的侵犯。曾與卡達有齟齬的阿拉伯鄰國如阿聯大公國（UAE）和沙烏地，紛紛致電或親訪表示聲援；約旦王儲、阿聯總統、埃及外長相繼現身多哈。9月15日，多哈召開阿拉伯-伊斯蘭緊急峰會，海合會各國聯袂譴責以色列，強調任何對卡達的攻擊即是對所有阿拉伯與穆斯林國家的攻擊，以色列的突襲成為凝聚阿拉伯團結的催化劑。相形之下，西方國家的反應明顯溫和許多，美國政府僅以「遺憾」一詞帶過，並未直接譴責以色列，此種落差加深海灣國家的觀感。正因為時機、規模和對象的特殊性，這次空襲從一場軍事打擊升級為地緣政治風暴。中東安全社群的幻滅以色列空襲卡達的行動，對於中東地區的安全與互信造成顯著的影響。首先，海灣國家對美國安全保證的信任被嚴重侵蝕。卡達過去數十年甘願提供領土供美軍進駐，交換來的正是華盛頓對其安全的承諾。然而，美軍此次未能阻止甚至未提前警告盟友受到攻擊，令多哈質疑駐軍存在的意義。這種不安全感不僅籠罩卡達，也在中東地區間蔓延。長期以來，沙烏地、阿聯酋等國家視與美結盟為生存保險，如今則開始認清「美國的保護是有條件且不可靠的」。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美國在海灣的戰略地位或許不會立刻被取代，但這次事件無疑加速了阿拉伯盟友尋求安全多元化的趨勢。其次，區域內部的互信與合作前景同樣遭到重挫。集體防禦機制的缺位在此次事件中暴露無遺，作為區域多邊組織的阿拉伯聯盟和海灣合作會議雖齊聲譴責，但缺乏實質性的威懾或反制措施。海灣國家近年來在對以關係上意見不一，有的加入《亞伯拉罕協議》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有的則保持距離。然而，這次多哈遇襲成為契機，沙烏地、阿聯、科威特、阿曼、巴林等國意識到，如果連卡達這樣的美國非北約主要盟國都難逃一擊，那麼任何一座海灣國家都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各國產生了加強集體防禦和協調外交的強烈動機。區域領袖們認識到，唯有透過可信的嚇阻機制與緊密的政治協調，才能避免各個擊破的命運。此次事件稱作海合會的「統一震撼」（unifying shock），外部威脅正在重塑區域認同，迫使各國優先考量集體安全而非內部爭端。然而，要真正建立中東版的「安全社群」仍困難重重。所謂安全社群，指的是區內國家形成一種穩定和平的架構，以致成員國不再將戰爭視作解決爭端的選項。然而當前中東的現實與此相去甚遠，戰爭和武力依舊是政治工具，區域內缺乏有效的衝突解決機制。海灣國家本希望透過正常化關係和經濟融合來換取和平，以色列此番行動無疑扼殺了這些希望，擴大《亞伯拉罕協議》版圖的美國計劃更是遙遙無期，沙烏地已明言在巴勒斯坦問題解決前不可能與以色列建交，而阿聯酋和巴林等已建交國家也面臨強大壓力要求凍結合作。在這樣的困境下，各國勢將持續尋求新的戰略支點，以彌補集體防禦的失靈。第三方核武引進 沙烏地—巴基斯坦安全合作以色列空襲卡達的餘波促使沙烏地阿拉伯迅速調整安全戰略，將目光投向擁有核武實力的巴基斯坦，試圖透過加強雙邊防務合作來填補自身安全缺陷。2025年9月17日，也就是多哈事件發生一週後，沙烏地與巴基斯坦在利雅德簽署《戰略互防協定》。根據協定，任何對一方的侵略都將被視為對雙方的攻擊。這一措辭與北約第五條款如出一轍，標誌著沙巴兩國傳統軍事盟誼的正式制度化。儘管兩國軍事合作由來已久，巴基斯坦部隊數十年來一直駐紮沙國協訓護衛，但是這份協定仍被視為雙方聯盟的里程碑，它幾乎結合了「利雅德的財力」與「伊斯蘭堡的武力」為一體。巴基斯坦是當今世上唯一擁核的穆斯林國家，擁有強大的軍隊和導彈實力；而沙烏地作為伊斯蘭世界領袖和能源巨擘，財力雄厚卻缺乏核威懾手段。沙國意在透過這項協議將巴基斯坦的「核保護傘」引入中東，彌補自己在面對以色列這一核武國家時缺乏戰略威懾的劣勢。這項協定被視為沙國在卡達事件後尋求安全再平衡的重要舉措，透露出幾層戰略意涵：首先，它象徵著核威懾的外部引進。儘管協定公開文本未明示任何核合作，巴基斯坦官員也聲稱其核武器僅針對印度而非用於中東；但是沙烏地方面釋放的訊號相當明確利雅德方面高層暗示，在協定框架下沙國將實質上享有「核保護傘」的庇護。藉由與巴基斯坦結盟，沙烏地等於擁有了一道第三方核保險。其次，此舉反映出沙烏地對美國安全承諾信心的下滑以及尋求安全多元化的迫切。過去沙美安全關係雖偶有嫌隙，但基本互賴。然而，多哈事件中美方的不作為，加之美國近年重心轉向亞太、對區域承諾顯得搖擺不定，使利雅德決心建立替代選項。沙烏地—巴基斯坦防務合作的影響，可能不僅是當下的中東安全格局的再平衡，而是整個印度洋沿岸的秩序重置。核威懾現已明確地被引入海灣地區，為中東原已複雜的安全格局再添變數。中國未必能趁虛而入在中東安全版圖劇烈變動之際，中國也不放棄趁虛而入，特別是2023年3月中國促成沙烏地與伊朗的歷史性和解之後，中國的調停能力引發各界關注。中東國家對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在幾乎一邊倒支持以色列感到失望，希望中國平衡西方影響力；另一方面，中國自身在中東也有重大利益，作為區域能源和市場的最大買家，維護中東穩定符合其經濟安全需求，中國也有著自身的地緣政治企圖。北京近年明顯加強在中東的安全參與度，設立特使參與耶路撒冷問題斡旋、提出「全球安全倡議」（GSI）主張新的中東安全架構、積極參與多邊論壇等。2024年7月，中方更斡旋巴勒斯坦14個派別的和解會談，顯示其調停版圖拓展至巴勒斯坦內部事務。儘管如此，中國在中東扮演安全角色也面臨諸多侷限與平衡。首先，中國奉行的不干涉政策和非結盟理念與西方截然不同。北京長期強調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反對干預內政，也不傾向於建立軍事同盟。即便面對中東盟友要求其提供更明確的安全支持，中方仍保持謹慎，不願捲入地緣衝突的泥沼。同時，美國在中東的傳統軍事優勢依然明顯。即便近年華府有所收縮，但截至2025年，美國仍在海灣多國維持基地並與盟友有緊密防務協定，對區內安全格局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美國在中東地區常駐的第五艦隊並不是虛有其表，是印度洋地區最強的大軍事力量。再次，中東國家本身亦講求自主多元。海灣阿拉伯國家近年推行經濟多元化和軍事現代化，以減少對外部的依賴。這意味著它們不希望重新陷入對另一個大國亦步亦趨的模式，即使與中國交好，也更傾向於在中美、俄之間保持平衡，藉此爭取最大利益。在軍武的採購方面，英國和法國的優先度仍高於中國，這種基於歷史與事實的影響力仍然領先中國。這種趨勢意味著中國很難在中東參與安全社群，而須以更靈活的方式參與安全事務。在多邊安全機制方面，中國可能扮演有限的促成者角色。自2019年起，中國已主辦兩屆「中東安全論壇」，提出許多中國視角的安全新理念，如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等，希望為中東提供除美國「安全傘」之外的另類方案。但是迄今這些倡議多停留在原則宣示和學術交流層面，未對現實衝突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安全社群的遙望與核陰影下的現實以色列空襲卡達事件反映出當前中東安全架構的脆弱與失序，區域內缺乏互信、集體防禦機制無力，再加上外部大國介入不均，使得中東距離形成杜伊契所謂「安全社群」的理想狀態相去甚遠。更為棘手的是，未來中東安全格局可能滑向另一個極端。即陷入核陰影與破碎多極交織的分裂狀態。此次沙烏地—巴基斯坦防務協定的簽署，標誌著核威懾正式成為中東安全的一部分。一旦未來伊朗或其他國家跨越核門檻，區域將出現多方核威懾並存的局面。在缺乏區域信任機制和軍控框架的情況下，核威懾的多邊化使誤判與升級風險與日俱增。如果這種碎片化趨勢持續，中東將進入一種「沒有統一規則的安全競賽」狀態，將嚴重影響化石燃料進出口的安全。對我國而言，在完成能源轉型之前，仍需加速投入其他能源避險方案。綠能等其他可執行的方案仍得維持，不能輕易偏廢。

投書太平洋島國論壇觀察：中國為何未能如願軍事化

2025年9月，在所羅門群島霍尼亞拉舉行的太平洋島國論壇上，18個南太平洋國家首次集體排除包括中國、美國在內的域外夥伴參與討論。儘管近年來美中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競逐不斷升溫，太平洋國家以這一前所未有的舉動表明了它們對外部軍事介入的警覺。由於美國、澳紐等地區國家和台灣的努力，北京試圖在南太平洋推動建立軍事據點和安全架構，迄今才未能實現。一、    「和平之洋」與生存環境優先南太平洋長期以來強調自身作為「和平之洋」的區域定位，對任何形式的軍事化都抱持警惕態度。在1985年，南太平洋國家與澳紐共同簽署無核區條約(South Pacific Nuclear Free Zone Treat)，明確禁止在區域內試驗、部署核武器。這一條約以及隨後數十年的區域倡議，反映出當地對軍事擴張的排拒，更承載著數百次核試驗帶來的慘痛歷史記憶。同時，氣候變化被視為該區域面臨的最嚴峻安全挑戰，而非傳統軍事威脅。2018年的《波耶宣言》（Boe Declaration），太平洋島國領袖就一致宣示「氣候變遷是太平洋人民生計與安全的首要威脅」。2023年太平洋安全展望報告進一步重申，氣候變遷、自然災害和人類安全議題應是區域安全工作的核心優先事項。在環境優先的的話語框架下，域外大國在南太推進軍事部署，顯然違背區域對「和平與人類安全」的共識，也難以獲得當地輿論與政府的認可。二、    從軍事到警務的暗渡陳倉中國近年來試圖通過與個別島國簽署安全協議，以建立進駐南太平洋的門戶。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2022年與所羅門群島草簽的《中所安全合作協定》。根據當時外洩的協議草案，該協定允許中國軍艦赴所羅門群島訪問補給，並可應請求部署武裝警察維護當地社會秩序。此舉激起美澳紐等國強烈警覺，擔憂所羅門群島可能成為北京在南太的第一個軍事前哨。所羅門雖一再保證不會允許中國建立永久軍事基地，但在西方壓力下，中國的安全角色不得不保持低調。北京逐漸調整策略，將合作重心從傳統軍事拓展轉向警務領域，以降低敏感度。2022年底，中方向所國捐贈防暴車、警用摩托車等裝備，用於加強當地警察維穩能力。此後，中國派遣了公安人員赴所國指導訓練，甚至穿上制服與所羅門警方共同執勤。2023年7月，所羅門總理索加瓦雷訪華期間，雙方簽署了《警察合作協議》等九項協定，正式將安全合作聚焦於警務執法和內部安全領域。中國將安全合作從軍事轉為警務治理，滿足了部分國家加強社會治安的需求，也試圖以較不敏感的方式保持影響力，從而暗渡陳倉，控制當地的治安力量。然而，這種轉向在區域內仍面臨進展有限的困境，不少太平洋國家對北京的警務介入態度謹慎，擔心其最終目的是變相建立軍事存在。三、    美澳盟友的反制 提高中國的邊際成本北京在南太推動安全布局受挫的另一大原因，在於美國、澳洲及台灣在內的盟友積極反制，顯著提高中國深化軍事存在的政治和戰略成本。所羅門群島與中國簽署安全協定後，美澳紐迅速展開一系列補救行動：美國政府高層親赴所羅門施壓。澳洲情報部門則協助將協議草案提前曝光，以激發區內和國內輿論阻止協定落地。這些早期干預使北京意識到，強行於所國設基地將招致難以承受的外交後果。更重要的是，美國及盟友開始全方位強化在太平洋的存在，以搶佔地緣主導權。華盛頓於2022年和2023年兩度邀請南太平洋國家領袖赴美出席峰會，承諾在經濟發展、氣候變化領域提供超過10億美元的新援助，同時重啟在所羅門群島和萬那杜等國的美國大使館，以彌補以往的外交疏漏。2023年，美國與巴布亞紐幾內亞簽署《防務合作協定》，未來美軍可使用巴國部分軍事設施進行部署支援，相當於在南太平洋北部新增了一處戰略立足點。華府也加緊與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帛琉、馬紹爾群島續簽《自由聯合協定》，繼續掌控北太平洋廣袤海域的防務權，確保美軍擁有一條從夏威夷經關島通往亞洲的「軍力投射公路」。澳洲作為傳統的地區守護者，亦在此期間啟動「太平洋重振」（Pacific Step-up）政策，向島國加碼援助並加強安全合作，包括協助建設巴布亞紐幾內亞馬努斯島（Manus Island）的隆布倫，以及承諾為太平洋國家提供更多海上巡邏艇和訓練名額等。這些舉措在客觀上壓縮中國在南太平洋擴張軍事足跡的空間，當地政府有了更強的激勵依賴傳統夥伴提供安全保障。同時，美澳透過情報共享、聯合演習等方式嚴密監控中國在南太的動向，一旦發現異常跡象即進行干預。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等盟友的部署不僅出於對抗中國，也是回應南太國家的自身訴求。例如，吉里巴斯在2019年轉向與中國建交後，北京曾協助其評估重修坎頓島(Canton Island)二戰時期機場跑道，用意被解讀為中國提供一個距夏威夷僅3,000公里的戰略前哨。2023年，美國與澳洲聯手向吉里巴斯提供經濟支持，宣布將共同出資重建坎頓島碼頭等關鍵基礎設施，以利當地民生發展，同時阻斷中國將該島軍事化的圖謀。吉里巴斯最終放棄出席當年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在大國競爭夾縫中尋求自保的考量。中國解放軍海軍特遣隊三艘軍艦在今年2月21日至22日航行至澳洲東岸塔斯曼海，並且在無預警情況下進行「實彈演習」，並在此後一個星期向南繞過澳洲最南端。這種突襲性的演習加深美澳等國對安全層面的關注，也使得這次峰會加強抗拒中國參與的力道。四、    歷史記憶與文化敏感 存在軍事禁忌南太平洋島國對外國軍事進駐的疑慮，不僅源自現實政治計算，更深植於歷史經驗與政治文化。二戰期間，南太眾多島嶼成為戰場前線，戰後又成為核試驗場。1940-90年代，美、英、法在於比基尼環礁、馬紹爾群島、法屬玻里尼西亞等地進行核武試驗，給當地居民帶來長達數代的輻射傷害與流離失所。殖民時期的創傷與記憶，令太平洋人民對外來軍隊格外敏感。他們普遍將軍事化視為殖民主義的新化身，認為強權利用島國作軍事用途往往伴隨對主權的侵犯和對人民福祉的漠視。正如夏威夷大學塔卡瓦卡拉卡（Tarcisius Kabutaulaka）教授所言：「不理解殖民主義，就無法理解太平洋島嶼被用於軍事化的過程」。此外，當地政治文化強調「太平洋方式」（Pacific Way）的協商共識和區域自主性。這意味著任何涉及外國軍事力量的決定，都可能被視為對島國團結和自主的挑戰。例如，所羅門群島在與中國簽署安全協議後，不少鄰國領袖私下表達了不安，認為此舉打破了南太地區長久以來避免外部軍事介入的默契。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下，任何太平洋國家領袖若考慮引進中國的軍事設施，都將面臨巨大的國內阻力和聲譽風險。所羅門群島經驗即可看出，因親中政策引發國內省份不滿，2021年甚至爆發騷亂，並波及華人社區。五、    南太軍事部署的侷限最後，需要從現實條件評估中國在南太平洋軍事化的可行性。地理後勤上的挑戰首當其衝：南太平洋距離中國本土遙遠，幅員遼闊且島嶼分散，一旦設立軍事據點，後勤補給線漫長且易受他國封鎖。由於美國在關島、帛琉等地擁有前沿基地，戰時有能力迅速切斷中國對遠端前哨的補給，使其難以為繼。在和平時期，要維持一個遠離本土的海外基地也需投入巨大資源，包括駐軍輪換、物資運輸、設施維護等長期開銷。基礎設施的可轉用性同樣有限。外界時常猜測中國對南太平洋一些大型港口和機場建設項目懷有軍事意圖，例如：洛根維爾港(Luganville)、所羅門群島的霍尼亞拉港(Honiara)改造計畫，或薩摩亞的阿紹港（Avarua Harbour）等。然而，中國在南太平洋承諾的經援常常雷聲大雨點小。據統計，2008-2022年間中國承諾向太平洋島國提供約106億美元發展資金，但實際支出不到一半。這表明北京自身在區內的資源投入也有局限，或因項目執行困難、或因內部預算調整而縮水。如果連經濟項目都難以及時兌現，更昂貴的軍事設施建設與長期駐軍，勢必更加遙遙無期。相比之下，澳洲在同期對太平洋地區投入的援助遠超中國，島國領袖們也深諳在美中之間騎牆平衡之道，而且澳洲是他們面臨環境問題的最終居所。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更願意接受不涉軍事顏色的基建投資或民生援助，因為中國不可能接納環境難民。六、    南太平洋的未來定位與中國的抉擇總的來說，南太平洋迄今依然維持著「大國競爭但非軍事化」的微妙平衡，這也是全球南方社群表現堅持主權的特徵，他們與中國的共性不是建立在價值，而是即興的利益。中國未能在該地區實現軍事駐點，既有太平洋國家內部規範與意識形態的堅拒，也有美澳等傳統強權合縱連橫的遏制，對中國而言已足以成為宣傳的話語。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任何試圖打破南太平洋無軍事基地現狀的行動，都將面臨重重阻力。南太平洋國家集體抵制域外軍事介入的姿態，已經明確是太平洋島國的共識。在太平洋這片曾經深受殖民與核陰影籠罩的海域，真正的安全伙伴關係應當建立在對地區和平願景和優先需求的尊重之上，而非軍事野心的角力。

投書閱兵中的虛假記憶 中國「九三閱兵」的歷史落差

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勝利日」閱兵式，中俄等國領等人並肩出席，刻意營造出中俄再度聯手戰勝法西斯的歷史情境。此次閱兵不僅展示中國的軍事科技與力量，更試圖傳達反西方的政治敘事。包括俄國、伊朗、北韓等長期與西方對立的政權，以及若干亞洲、非洲、拉美國家元首，試圖透過歷史勝利日閱兵與外交峰會的結合，塑造一幅非西方國家主導的「反法西斯」歷史。這場「九三閱兵」是中國高層試圖抗衡川普拉攏俄國的的重要動作，它藉由回溯二戰記憶強化中俄並肩抗敵的歷史聯結，即使當初主導中國戰場的並非是中共，蘇聯更是趁機掠奪中國資源，但是俄國也配合演出。其他外賓方面，閱兵邀集數十國領袖觀禮，包括伊朗、白俄國、緬甸、古巴、津巴布韋等，僅有塞爾維亞和斯洛伐克出現在受邀名單上。西方主要國家幾乎集體缺席，這也側面回應當時西方在中國戰區的盟友並非是中共。這幅由閱兵式呈現的「新反法西斯聯盟」圖像，隱藏著深刻的歷史記憶錯位與現實矛盾。北京高舉二戰勝利大旗召集盟友之際，這些參與國與中國和前蘇聯並非是真的共享過並肩作戰歷史的夥伴，反而是一種集體的政治想像。歷史落差：缺席的戰友記憶儘管中國官方宣傳強調，二戰時中國抗擊日本的勝利，鼓舞了許多被殖民國家的獨立鬥爭。然而，這種「共同勝利者」的敘事在具體國家層面上顯得牽強：大多數出席閱兵的國家當年並非同盟國的成員，也未曾與中國或蘇聯協同作戰。相反，其中一些國家在二戰期間或戰後，反倒與蘇聯發生過嚴重衝突，東歐國家甚至被蘇聯軍隊佔領，並沒有融洽的歷史記憶，像是素來親近中俄的匈牙利總統奧班並未出席。以斯洛伐克為例：二戰時期，捷克斯洛伐克政權是納粹德國的衛星國，從未與中、蘇並肩抗敵；戰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遭到蘇聯主導的華約部隊武力入侵鎮壓，約50萬蘇聯及盟國軍隊開入布拉格，反而成為新的侵略者。侵略成為捷克和斯洛伐克集體記憶中的創傷。如今斯洛伐克總理菲佐站在天安門觀禮，他的國家曾是蘇聯坦克履帶下的受害者之一，與北京宣傳的「反法西斯戰友」形象形成諷刺對比。同樣地，伊朗在二戰前夕的經歷也是被「盟友」入侵，1941年時蘇聯入侵伊朗，這場入侵加深伊朗對外部強權的不信任，也絕非「並肩反法西斯」的愉快記憶。朝鮮半島北部的歷史亦透露出記憶的矛盾，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此次罕見出訪北京，成為1959年以來首位出席中國閱兵的北韓領袖。朝中兩國官方強調抗日戰爭期間「兩國人民並肩作出重要貢獻」。然而，真實的歷史情況是，1945年8月蘇聯紅軍迅速佔領了朝鮮半島北部，扶植金日成建立共產政權。對於整個朝鮮民族而言，戰後的半島分裂、造就南北長久分裂的殖民歷史悲劇，無疑複雜且沉重。此外，多數受閱國家在二戰時甚至立場各異：當時的英屬緬甸曾出現親日政權與反日力量的反復，古巴和尼加拉瓜等拉美國家雖在形式上對軸心國宣戰，實際戰事參與有限，更談不上與中蘇並肩。多數與會者並非二戰同盟的直接參與者，甚至是被侵略者，或是被「赤化」的對象。北京將他們納入「勝利者」的歷史敘事，更多是基於當今政治需求的延伸，與真實的二戰歷史存在明顯的事實落差。當代矛盾：表面團結下的地緣現實除了歷史記憶的錯位，中國與此次閱兵參與國之間的當代關係亦存在諸多地緣戰略矛盾。北京雖試圖透過共同的反西方姿態凝聚陣營，但各國基於自身利益的盤算，使這種團結更像策略性的權宜合作，而非穩固的戰略同盟。首先，南亞地區的緊張局勢凸顯出北京「拉一派、得罪一派」的兩難。中國近年加強對巴基斯坦的軍事援助，包括提供先進殲-10C戰機等裝備，此類事件無疑加劇了印度對中國的不信任與警戒。儘管印度總理莫迪受邀出席同一時期在天津舉行的上合組織峰會並短暫訪華，但他考量與美國的關係，明確婉拒觀禮北京閱兵，刻意與北京保持距離。同樣地，東南亞與東亞一些國家對「九三閱兵」採取觀望甚至缺席的態度。越南作為曾與中國並肩抗日，在戰後又與中共交惡，此次雖有國家主席代表與會，但其內心顯然對北京存有戒心。例如，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和馬來西亞首相安瓦爾，都同時維持與美國的合作關係，新加坡則僅派副總理代表。歐盟駐華外交團也集體降級參與或缺席，以示對俄國參與閱兵及中國立場的不滿，同時也暴露親俄的戰略選擇將賠上與歐洲的關係。上合組織等框架下的合作雖提供中亞地區的對話平台，但遠未達到軍事同盟的緊密程度。緬甸軍政府依賴中國支持的同時，也擔心成為附庸；哈薩克、烏茲別克等中亞國家雖派元首出席，事實上則是利用中俄的相互平衡保持獨立性。這些矛盾與算計，使得「九三閱兵」的團結場面更帶有象徵意義，難掩其內在脆弱性。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關係出現的分歧與不平衡，從長遠看將限制北京整合「全球南方」支持的能力，閱兵式上的合影並不能抹平地緣現實中的分野。敘事張力與國際觀感：同盟幻象的脆弱性透過高規格的閱兵典禮和蜂擁而至的外國元首，中國成功製造了一種「幻象聯盟」的視覺效果。然而，這種透過儀式拼湊的聯盟空有外表團結，結構鬆散，難以轉化為持久有力的國際政治聯結。北京試圖重塑二戰歷史敘事服務國際戰略的意圖是明顯的，但是這種敘事在國內輿論場或許能凝聚部分民眾認同，但在無法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共鳴，反而是引發陣營之間的競爭想像。首先，缺乏制度化的戰略協調機制，很難形成具體的團體圖像。儘管領袖們在天安門城樓上並肩，但他們之間沒有共同防務條約或經濟整合協定的支撐。許多國家參與此次活動僅止於外交象徵姿態，並未承諾任何具體的集體行動，但是中國卻是先期付出相當的投資，無論是基礎建設還是。相較之下，美歐盟友體系有北約、安全條約和緊密經貿聯繫作背書，雖然正受到破壞，但是相對於被想像的共同歷史敘事，並不足以形成實質約束力。例如，閱兵次日，這些國家各自回到現實軌道，該與美國做生意的繼續做生意，該向IMF貸款的仍得貸款。對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與中國「站隊」並非零成本，中國方案對於政權的可持續性有益，但不足以替代與西方的長遠合作，因此在行動上勢必謹慎克制。其次，國際輿論對此次閱兵的觀感褒貶不一，西方國家的視角將其視作中國攜手「修正主義國家」對抗現有國際秩序。但是過往既沒有這段共同對抗的歷史，成形中的「新軸心」更多基於即興式的利益，而非長久一致的理念或目標。更深一層來看，北京訴諸歷史記憶所形成的號召力可能難以持久。歷史敘事固然是軟實力的一部分，但若無現實利益紐帶維繫，僅靠道義號召難以塑造堅實同盟。中國能否提供普遍性的治理能力，已經在「一帶一路」看到階段性的答案，許多國家已陷入以資源換取建設，但附帶債務增長和市場被壟斷的境遇。中國的「九三勝利日」閱兵展示敘事動員能力，但未能掩蓋各國的歷史記憶與現實的巨大差異，即使在形式上創造了反西方聯合的高光時刻，卻無法從根本上彌合參與各方的歷史觀，以及戰略訴求的裂痕。這種記憶分裂和利益落差，將持續削弱中國敘事的可信度和感召力。對中國而言，要真正打造一個有影響力的多國聯盟，除了儀式上的共情之外，更需要在現實政策和互惠機制上讓伙伴國信服。歷史可以被選擇性紀念，但未必能成為外交動員的基石，全球治理的改變，終究要靠實質利益和公認價值的連結，而非僅靠一次輝煌的閱兵的滿足視覺與心理。

投書美俄恢復接觸後 中國「九三閱兵」呈現敘事矛盾

中國即將於2025年九月三日舉行「八十年勝利日」閱兵，此舉原本意在彰顯中俄團結、凝聚反西方陣營，並強調中國對二戰勝利及戰後國際秩序的「正統」敘事。北京近年來熱衷於將這類閱兵轉化為一場「記憶戰爭」，透過詮釋二戰史實來重構國際秩序的合法性基礎，強調自身在戰勝法西斯中的巨大貢獻，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話語權。然而，當前的國際局勢出現了耐人尋味的變化：俄國總統普京與美國總統川普在阿拉斯加舉行高峰會，重啟了自俄烏戰爭以來中斷多時的美俄直接對話。同時，俄烏停火談判出現升溫跡象。在美俄高層互動恢復的映襯下，北京原計劃透過「九三閱兵」高調展示中俄並肩、號召「反法西斯陣營」的戰略意圖，正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一旦美俄談判取得進展，北京苦心營造的敘事恐將因情勢突變而失焦，甚至淪為尷尬的獨腳戲。美俄接觸重啟：三角關係生變與中國地位下滑2025年8月中旬，川普與普京在美國阿拉斯加州的峰會上實現了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美俄領袖的首次面對面會談。這場「雙普會」標誌著美俄高層直接溝通的重啟。川普總統在峰會後公開表示，可能很快促成他、普京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三方會談。雖然會談成果有限，但是美俄之間的氣氛仍顯示係係出現解凍跡象。川普政府與克里姆林宮重新接觸的動作，暗示著莫斯科正獲得除北京之外的另一條重回國際的路徑。對中國而言，這改變過去兩年「反西方」的地緣政秩敘事，俄國不再只能仰賴中國來突圍西方封鎖，其在中美俄三角關係中的戰略自主性上升，使北京相對影響力下降。美俄互動的新動向也顯示華府試圖複製冷戰時期的三角外交，只不過這次角色對調，變成美國拉攏莫斯科以牽制北京的「逆季辛吉」策略。儘管部分學者質疑在當今中俄關係「上不封頂」的背景下此計劃能否如願，川普政府的確在主動探索與俄和解，淡化對俄敵意。隨著美俄恢復接觸，以正在削弱「俄依賴中」的趨勢，令北京在三角關係中的支點作用明顯下降。中國的閱兵企圖與俄國別有心思為了應對美俄關係可能緩和對自身地緣處境的衝擊，北京在「九三閱兵」的籌劃上加強了政治宣傳和外交布局。中國外交部高調宣布，包括俄國總統普京、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內的26國元首或政府首腦將齊聚天安門廣場。這將是普京和金正恩首次在公開場合，與習近平同台亮相。北京邀請他們以及伊朗、緬甸等「全球南方」或遭西方制裁的國家領袖出席，試圖營造出一幅反西方力量大集結的壯觀圖景。這些受邀國普遍被視為意圖重塑西方主導秩序的「不安軸心（Axis of Upheaval）」：它們在臺海問題上支持中國，並透過相互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削弱美國及其盟友對俄國制裁的效果。與此同時，幾乎沒有主要西方國家領袖出現在北京的嘉賓名單上；歐洲唯二的例外是斯洛伐克總理菲科和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他們均以對俄友好著稱。中國設計這場閱兵儀式，無疑是為透過關係外交，將俄朝等核心夥伴緊密繫於中國領導的敘事框架內。北京有意以此鎖定俄方在自身陣營中的位置，降低普京向華府單飛的動能。各國領袖親臨現場等於向世界表態與中國站在同一陣線，也等於向俄國承諾「共同進退」，試圖讓普京即便與華府接觸升溫，仍不至輕易疏遠北京。三角互動與戰略困境：中國的影響力邊緣化儘管九三閱兵在聲勢上營造出中俄等「歐亞軸心」國家抱團取暖的景象，但實質效果卻可能強化一種反差：北京在高調聯俄抗西方的同時，卻發現自己在真正的和平斡旋進程中被邊緣化了。目前歐洲安全的主導節奏依然掌握在華盛頓和莫斯科手中，川普與普京正直接討論烏克蘭停戰安排，而中國既未參與阿拉斯加峰會，更無法左右俄烏談判走向。北京雖然提出過所謂「十二點和平建議」等方案並派特使穿梭歐洲，但相較於美俄總統直談停火，中國的角色幾乎被排除在外。北京並非沒有察覺自身影響力的滑落。為了避免在國際事務中被冷落，中國近來積極經營「全球南方」聯結和平行機制峰會。例如，在「九三閱兵」同週，中國於天津主辦了上合組織峰會，吸引印度總理莫迪等區域大國與會；此外亦藉由金磚國家擴容、「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等多邊平台，試圖延續對國際秩序變遷的話語權。但這些努力能否彌補北京在歐洲安全議題上的缺口，效果相當有限。歐洲許多國家對中國與俄國走近本已疑慮重重，中俄兩國互為閱兵站臺的舉動更加深外界對「新歐亞軸心」的戒心。北京雖極力拉攏非西方國家，宣傳「南南合作」與多邊主義，但在攸關歐洲戰爭與和平的核心談判桌上，卻幾乎沒有中國的座位。這種反差突顯出中國在三角互動中的戰略困境，一方面與莫斯科高調結盟對抗西方，卻發現重大議程上自己成了局外人。更令北京尷尬的是，普京正巧妙利用中國提供的舞台為自身謀利。在「九三閱兵」這樣的場合，表面看是習近平在主導一場反西方的團結秀，但從另一角度看，普京同時也在將其包裝為俄國外交的勝利：他不但與金正恩一同現身，向世界展示自己擁有強大盟友陣營，還可藉機宣示西方孤立政策的失敗、凸顯俄國「朋友眾多」。許多出席閱兵的嘉賓實際上是奔著與普京團結抗西方而來，而非單純為支持中國的全球議程赴約。換言之，北京風風光光當了一回東道主，卻可能為普京的外交加分做了嫁衣。俄朝關係的近期進展就是一例。自2024年以來，莫斯科與平壤在軍事上迅速走近，普京破例訪問平壤，雙方簽署防務協定，北韓甚至被指派遣志願兵赴烏克蘭助戰。這些動向加劇東北亞局勢對中國的不利影響，朝鮮有了俄國撐腰更有恃無恐地發展核武，刺激日韓投入軍備競賽，另一方面也稀釋北京對平壤的影響力。長期以來中國是朝鮮最大的靠山與調停者，但如今金正恩多了一個莫斯科選項；甚至在未來朝核問題上，華府都可能拉攏俄方介入以取代中國的中間人角色。隨著俄國擴展自身外交迴旋，中國在其周邊關鍵議題上的主導地位正面臨被削弱的趨勢。閱兵的象徵意義與中國戰略稀釋的抵消努力對北京而言，九三閱兵承載了提振國內信心與防範國際影響力下滑的雙重任務。習近平政權希望透過這場隆重的閱兵式，在國內重申中國作為二戰戰勝國的歷史榮光，激發民族主義熱情並強化政權正當性；同時向外界展示中國軍力與國際號召力，試圖鞏固其作為反西方「領頭羊」的地位。然而，現實地緣環境的演變使這場閱兵更像是一種象徵性的防守姿態。面對美俄重啟對話帶來的衝擊，北京以高調政治秀來抵消自身戰略角色被稀釋的危機感。畢竟，一場閱兵無法改變俄國與美國重新接近的事實，也無法真正將中國重新拉回歐洲安全議題的核心決策圈。「九三閱兵」所能達到的，更多是在視覺層面向國內表明：中國並未在大國角力中被邊緣化，中俄朝等盟友依然緊密團結在自己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