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勝利日」閱兵式，中俄等國領等人並肩出席，刻意營造出中俄再度聯手戰勝法西斯的歷史情境。此次閱兵不僅展示中國的軍事科技與力量，更試圖傳達反西方的政治敘事。
包括俄國、伊朗、北韓等長期與西方對立的政權，以及若干亞洲、非洲、拉美國家元首，試圖透過歷史勝利日閱兵與外交峰會的結合，塑造一幅非西方國家主導的「反法西斯」歷史。
這場「九三閱兵」是中國高層試圖抗衡川普拉攏俄國的的重要動作，它藉由回溯二戰記憶強化中俄並肩抗敵的歷史聯結，即使當初主導中國戰場的並非是中共，蘇聯更是趁機掠奪中國資源，但是俄國也配合演出。
其他外賓方面，閱兵邀集數十國領袖觀禮，包括伊朗、白俄國、緬甸、古巴、津巴布韋等，僅有塞爾維亞和斯洛伐克出現在受邀名單上。西方主要國家幾乎集體缺席，這也側面回應當時西方在中國戰區的盟友並非是中共。
這幅由閱兵式呈現的「新反法西斯聯盟」圖像，隱藏著深刻的歷史記憶錯位與現實矛盾。北京高舉二戰勝利大旗召集盟友之際，這些參與國與中國和前蘇聯並非是真的共享過並肩作戰歷史的夥伴，反而是一種集體的政治想像。
歷史落差：缺席的戰友記憶
儘管中國官方宣傳強調，二戰時中國抗擊日本的勝利，鼓舞了許多被殖民國家的獨立鬥爭。然而，這種「共同勝利者」的敘事在具體國家層面上顯得牽強：大多數出席閱兵的國家當年並非同盟國的成員，也未曾與中國或蘇聯協同作戰。
相反，其中一些國家在二戰期間或戰後，反倒與蘇聯發生過嚴重衝突，東歐國家甚至被蘇聯軍隊佔領，並沒有融洽的歷史記憶，像是素來親近中俄的匈牙利總統奧班並未出席。
以斯洛伐克為例：二戰時期，捷克斯洛伐克政權是納粹德國的衛星國，從未與中、蘇並肩抗敵；戰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遭到蘇聯主導的華約部隊武力入侵鎮壓，約50萬蘇聯及盟國軍隊開入布拉格，反而成為新的侵略者。
侵略成為捷克和斯洛伐克集體記憶中的創傷。如今斯洛伐克總理菲佐站在天安門觀禮，他的國家曾是蘇聯坦克履帶下的受害者之一，與北京宣傳的「反法西斯戰友」形象形成諷刺對比。
同樣地，伊朗在二戰前夕的經歷也是被「盟友」入侵，1941年時蘇聯入侵伊朗，這場入侵加深伊朗對外部強權的不信任，也絕非「並肩反法西斯」的愉快記憶。朝鮮半島北部的歷史亦透露出記憶的矛盾，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此次罕見出訪北京，成為1959年以來首位出席中國閱兵的北韓領袖。朝中兩國官方強調抗日戰爭期間「兩國人民並肩作出重要貢獻」。
然而，真實的歷史情況是，1945年8月蘇聯紅軍迅速佔領了朝鮮半島北部，扶植金日成建立共產政權。對於整個朝鮮民族而言，戰後的半島分裂、造就南北長久分裂的殖民歷史悲劇，無疑複雜且沉重。
此外，多數受閱國家在二戰時甚至立場各異：當時的英屬緬甸曾出現親日政權與反日力量的反復，古巴和尼加拉瓜等拉美國家雖在形式上對軸心國宣戰，實際戰事參與有限，更談不上與中蘇並肩。
多數與會者並非二戰同盟的直接參與者，甚至是被侵略者，或是被「赤化」的對象。北京將他們納入「勝利者」的歷史敘事，更多是基於當今政治需求的延伸，與真實的二戰歷史存在明顯的事實落差。
當代矛盾：表面團結下的地緣現實
除了歷史記憶的錯位，中國與此次閱兵參與國之間的當代關係亦存在諸多地緣戰略矛盾。北京雖試圖透過共同的反西方姿態凝聚陣營，但各國基於自身利益的盤算，使這種團結更像策略性的權宜合作，而非穩固的戰略同盟。
首先，南亞地區的緊張局勢凸顯出北京「拉一派、得罪一派」的兩難。中國近年加強對巴基斯坦的軍事援助，包括提供先進殲-10C戰機等裝備，此類事件無疑加劇了印度對中國的不信任與警戒。儘管印度總理莫迪受邀出席同一時期在天津舉行的上合組織峰會並短暫訪華，但他考量與美國的關係，明確婉拒觀禮北京閱兵，刻意與北京保持距離。
同樣地，東南亞與東亞一些國家對「九三閱兵」採取觀望甚至缺席的態度。越南作為曾與中國並肩抗日，在戰後又與中共交惡，此次雖有國家主席代表與會，但其內心顯然對北京存有戒心。
例如，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和馬來西亞首相安瓦爾，都同時維持與美國的合作關係，新加坡則僅派副總理代表。歐盟駐華外交團也集體降級參與或缺席，以示對俄國參與閱兵及中國立場的不滿，同時也暴露親俄的戰略選擇將賠上與歐洲的關係。
上合組織等框架下的合作雖提供中亞地區的對話平台，但遠未達到軍事同盟的緊密程度。緬甸軍政府依賴中國支持的同時，也擔心成為附庸；哈薩克、烏茲別克等中亞國家雖派元首出席，事實上則是利用中俄的相互平衡保持獨立性。
這些矛盾與算計，使得「九三閱兵」的團結場面更帶有象徵意義，難掩其內在脆弱性。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關係出現的分歧與不平衡，從長遠看將限制北京整合「全球南方」支持的能力，閱兵式上的合影並不能抹平地緣現實中的分野。
敘事張力與國際觀感：同盟幻象的脆弱性
透過高規格的閱兵典禮和蜂擁而至的外國元首，中國成功製造了一種「幻象聯盟」的視覺效果。然而，這種透過儀式拼湊的聯盟空有外表團結，結構鬆散，難以轉化為持久有力的國際政治聯結。
北京試圖重塑二戰歷史敘事服務國際戰略的意圖是明顯的，但是這種敘事在國內輿論場或許能凝聚部分民眾認同，但在無法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共鳴，反而是引發陣營之間的競爭想像。
首先，缺乏制度化的戰略協調機制，很難形成具體的團體圖像。儘管領袖們在天安門城樓上並肩，但他們之間沒有共同防務條約或經濟整合協定的支撐。許多國家參與此次活動僅止於外交象徵姿態，並未承諾任何具體的集體行動，但是中國卻是先期付出相當的投資，無論是基礎建設還是。
相較之下，美歐盟友體系有北約、安全條約和緊密經貿聯繫作背書，雖然正受到破壞，但是相對於被想像的共同歷史敘事，並不足以形成實質約束力。
例如，閱兵次日，這些國家各自回到現實軌道，該與美國做生意的繼續做生意，該向IMF貸款的仍得貸款。對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與中國「站隊」並非零成本，中國方案對於政權的可持續性有益，但不足以替代與西方的長遠合作，因此在行動上勢必謹慎克制。
其次，國際輿論對此次閱兵的觀感褒貶不一，西方國家的視角將其視作中國攜手「修正主義國家」對抗現有國際秩序。但是過往既沒有這段共同對抗的歷史，成形中的「新軸心」更多基於即興式的利益，而非長久一致的理念或目標。
更深一層來看，北京訴諸歷史記憶所形成的號召力可能難以持久。歷史敘事固然是軟實力的一部分，但若無現實利益紐帶維繫，僅靠道義號召難以塑造堅實同盟。中國能否提供普遍性的治理能力，已經在「一帶一路」看到階段性的答案，許多國家已陷入以資源換取建設，但附帶債務增長和市場被壟斷的境遇。
中國的「九三勝利日」閱兵展示敘事動員能力，但未能掩蓋各國的歷史記憶與現實的巨大差異，即使在形式上創造了反西方聯合的高光時刻，卻無法從根本上彌合參與各方的歷史觀，以及戰略訴求的裂痕。
這種記憶分裂和利益落差，將持續削弱中國敘事的可信度和感召力。對中國而言，要真正打造一個有影響力的多國聯盟，除了儀式上的共情之外，更需要在現實政策和互惠機制上讓伙伴國信服。
歷史可以被選擇性紀念，但未必能成為外交動員的基石，全球治理的改變，終究要靠實質利益和公認價值的連結，而非僅靠一次輝煌的閱兵的滿足視覺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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