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奈洛比到加德滿都、從塔那那利佛到利馬，近兩年一波又一波以年輕世代為主的街頭動員，表面上各有導火線：增稅法案、社群平台封鎖、斷水斷電與壟斷式大型專案。但若以「威權擴散（governance & digital control diffusion）」為鏡，我們會看到一套可被威權國家快速複製的治理工具。這些工具在危機時刻被地方政府迅速上線，與Z世代的去中心化動員正面相撞，反而強化了反威權的政治認同與街頭能量。

以肯亞為例，奈洛比自2014年起導入華為與本地電信商合作的「Safe City／公共安全監控」系統，串接逾千路CCTV、交通監測與警政指揮中心，形成低邊際成本、可即刻啟用的群眾控管基礎設施。此後城市監控密度持續上升，形成可操作的秩序技術。

部份全球南方國家以「打擊假訊息、仇恨言論、匿名犯罪」為名，將平台註冊制、實名制與臨時封鎖納入法律語彙。中國近年對臉部辨識、網路實名與數位身分的規範更新，提供可被模仿的治理性與範式。

在大型港口、礦業或都更專案中，排他性經營與監管反覆，易被社會解讀為「精英協議」與主權稀釋，成為青年動員的象徵性靶標。祕魯錢凱港圍繞中遠海運的獨家經營權出現的監管擺盪，正是對中國不滿的展現。

進一步來看各國的案例，2024年6月，肯亞政府推動《財政法案2024》大幅加稅，引發以Z世代為主的#RejectFinanceBill2024動員。示威當日出現全國性網路中斷，國會周邊爆發衝突與死傷；翌日總統宣布撤回法案。表面上是城市監控與指揮平台提供即時部署能力，但是臨時性網路封鎖壓制資訊流，卻因可見度極高而加深「政府在遮蔽反對聲音」的Z世代直覺，迅速轉化為更大規模的政治反彈。

肯亞的Z世代並非臨時起意，奈洛比自2014年即成為非洲首個大規模「Safe City」試點，CCTV與警政指揮中心長年監控人民，這種「平時積累、戰時即用」的監控基建，降低動用硬控管的政治門檻，卻提高社會不信任與正當性成本，最終引起反彈。

2025年9月，尼泊爾政府以「未註冊平台」為由，一口氣封鎖包含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與X在內的26個社群平台，短短數日引爆以年輕人為主的全國性抗議，造成至少19人喪生。在強烈國內外壓力下，政府被迫解除封鎖。政府先以秩序與安全之名建立「平台必須納管」的話語，再在危機時將之升級為封禁。結果卻證明，對於依靠社群協調的Z世代來說，封鎖本身就是一種動員的訊號。

2025年9月起，馬達加斯加因為長時間的斷水斷電，引發青年主導的連日抗議，造成至少22人死亡與百餘人受傷；總統被迫解散政府以止血。政府優先祭出宵禁與強力鎮壓，而非以問責與修復服務回應，反而擴散不滿。

這裡並非要簡化為「中資監控技術直接介入」，而是要看見一種治理偏好的擴散，中國的基建和投資並未改善馬達加斯加人民的生活，面對治理赤字，政府先啟動秩序控管，再談結構改革，正是中國的威權治理在全球南方傳播的共同語法。

錢凱港是中國在拉美的旗艦港口專案。2024年3月，祕魯港務局（APN）稱先前給予中遠的獨家經營權屬「行政錯誤」並提起司法撤銷；到6月，國會修法賦予授權、APN撤回訴訟，獨家權恢復。對年輕世代而言，這種「先撤後復」的監管回旋，與港口作為全球供應鏈飛地的想像疊加，構成典型的「精英協議」敘事，削弱了發展的社會正當性，也為抗爭提供新的符號資源。

為何說「中國式發展模式」在幫倒忙？這是由於它降低動用管控的短期成本，反而助長Z世代積累的壓力。 可即啟用的監控系統和法規，讓政府在壓力臨界點選擇封網、封鎖、速捕而非對話與問責。肯亞的斷網與尼泊爾的封鎖，皆屬此列。短期看似能維持穩定，長期卻加劇對合法性的侵蝕，尤其在高度連結、媒體素養高的Z世代更是出現反效果。

第二，它輸出的是「穩定大於發展」的向外輸出。中國近年的臉辨、實名與數位身分規範升級，為許多政府提供可複製的治理詞彙與制度樣板。問題在於，當地的問責與救濟機制往往更薄弱，導致同一套規則在輸出地被更偏執地用於內容與社群治理，衝撞了Z世代對表意自由與數位權的核心期待。

第三，它以排他性的大專案鞏固精英交易，擠壓社會契約空間。錢凱港的監管擺盪說明：當國家把發展押注於單一外資主導的關鍵基建，監管為配合專案而調整的訊號本身，就足以被社會解讀為主權稀釋與分配不公。這不僅激發地方與青年對「誰決定發展路徑」的質問，也把原本的經濟議題政治化、世代化。

本文不是把一切歸因於北京。事實上，這些抗爭都有在地結構性原因：財政擠壓與生活成本衝擊（肯亞）、腐敗與政治停滯（尼泊爾）、公共服務失靈（馬達加斯加）、監管正當性流失（祕魯）。不同的是，中國作為「技術—規範—資本」的公共財供應者，並未真正的理解和所在國家溝通。

於是這一套治理模式在面臨壓力時，看似有一套能迅速上線的控管方案與可搬用的標準程序。事實上卻是這種自以為，讓整套方案遇上以社群、自媒體、開源工具為骨幹的Z世代動員時，極易引發「控制—反控制」的快速升級循環。

全球南方的Z世代並不是反對發展，而是反對以發展之名的失衡權力。當「中國式治理」作為工具箱被套入全球南方的危機治理中，它往往幫倒忙：短期降低控管的政治門檻，長期卻破壞社會信任。

Z世代能以更快的資訊流通、更多元的語言，把監控、封網與壟斷式發展，本身就具備網路民主治理的基因。他們能自發性的形成契約精神，以去中心化的形式百花齊放，展現對於威權治理，或是統戰手段的反治理性，更是社會韌性的自發性展現。這種遍地開花的火種，同樣也在中國境內以「躺平」的形式呈現，對於威權提出自身能夠呈現的最大程度的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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