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本屆召開的背景極為特殊，內部面臨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引發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地方財政償付能力危機以及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壓力；外部則遭遇全球供應鏈重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以及川普政府帶來的地緣政治衝擊。
會議公報背後投射出的中共「治理性問題」，中共中央對於地方官員「數字注水」、「內捲式競爭」的嚴厲批評，揭示中央集權體制在經濟下行週期中面臨的委託代理困境與執行力危機。

一、    驚滔駭浪的內部環境
要理解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決策邏輯，首先必須還原會議召開時的宏觀經濟與政治氣候。這不是一次在「鶯歌燕舞」中召開的慶功會，而是一次在「驚濤駭浪」前夕召開的危機應對會。
會議公報將2025年定性為「很不平凡的一年」。這一措辭背後，隱藏著中國經濟在後疫情時代復甦乏力的殘酷現實。截至會議召開前的11月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呈現出鮮明的「非對稱性特徵」：供給側強於需求側，新動能強於舊動能，外需強於內需。
2025年11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僅為1.3%，較10月份的2.9%大幅回落，創下自2022年12月以來的最低增速。細分數據顯示，家電類產品消費暴跌19.4%，建築裝潢材料下跌17.0%，汽車類下跌8.3%。受房地產危機影響，中國家庭正在進行防禦性儲蓄，大幅削減耐用品和非必要開支，消費信心處於歷史低位。
雖然11月CPI同比上漲0.7%，創下21個月新高，但這主要是受天氣因素導致鮮菜價格飆升14.5%的供給側衝擊所致，而非核心需求提升。更具殺傷力的是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連續第38個月下降，跌幅為2.2%。
PPI的長期負增長意味著工業企業利潤持續被壓縮，企業陷入「增收不增利」的困境，這正是會議中反復提及的「內捲」在價格機制上的直接體現。
1-11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2.6%，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更是重挫15.9%。房地產作為曾經拉動中國GDP增長近30%（含上下游）的支柱產業，如今已成為最大的拖累項。儘管製造業投資維持增長，但無法完全填補房地產留下的巨大缺口。

二、    外部環境變數有增無減
會議公報中雖然依舊使用「外部環境複雜嚴峻」等標準表述，但其政策部署已明顯指向對2026年可能爆發的新一輪貿易戰的防禦。
高盛（Goldman Sachs）等國際投行的分析指出，中國出口在2025年表現出人意料的韌性，成為支撐增長的主要動力。然而，這種依賴外需的模式在2026年將面臨極大風險。
由於美國實施高關稅，疊加歐盟對中國電動車（EV）的反補貼調查，中國的「新三樣」（電動車、鋰電池、太陽能）出口將遭遇天花板。因此，本次會議必須在「保出口」與「擴內需」之間尋找極其艱難的平衡。
會議中對「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新變種的痛斥，以及對「數字注水」的零容忍態度，表明最高層對經濟數據的真實性以及地方政府的執行效能產生嚴重的信任危機 6。這場會議不僅是經濟政策的調整，更是一場政治紀律的整頓。

三、    政策轉向的歷史維度 從「穩健」到「適度寬鬆」
本次會議最核心、最具信號意義的成果，莫過於貨幣政策表述的根本性變化。公報明確提出2026年將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自2011年以來，中國央行（PBOC）一直堅持「穩健」（Prudent）的貨幣政策基調，即便在經濟下行壓力巨大的年份（如2015年股災、2020年疫情初期），也未曾改變這一表述，僅通過「靈活適度」、「精準有力」等副詞進行微調。
上一次中國使用「適度寬鬆」（Moderately Loose）這一表述，還要追溯到2008年底至2010年，那正是為了應對全球金融海嘯而推出「四萬億」刺激計畫的時期。重回「適度寬鬆」，意味著決策層已經確認，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風險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2008年的嚴重程度。
不同的是，2008年的危機主要是外部的金融風暴，而2025年的危機則是內外雙重夾擊，且內部面臨深刻的結構性通縮壓力（Liquidity Trap Risk）。
與貨幣政策同樣，財政政策被定調為「更加積極」。這預示著財政赤字率的紅線將被打破。市場普遍預期，2026年的官方赤字率可能從3%提升至4%左右，甚至更高。
財政政策的另一大重心是支持地方政府化解隱性債務。通過發行置換債券，將高息、短期的城投債（LGFV Debt）置換為低息、長期的政府債券，以此釋放地方財政的流動性空間。


四、    內捲式競爭與投機發展
本次會議出現了一個極具社會學色彩但被官方正式納入經濟治理範疇的詞彙——「內捲式競爭」（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在中共官方語境中，「內捲」不再是指個人的努力無效，而是指產業層面的惡性競爭。
具體表現為：在缺乏實質性技術突破的情況下，企業通過極致的價格戰（Price War）爭奪市場份額，導致全行業虧損，雖然產量增加（GDP增長），但利潤和工資卻停滯甚至下降。
最典型的案例即是「新三樣」產業。雖然中國在電動車、光伏、電池領域取得全球主導地位，但企業利潤率卻在崩潰。新能源車價格戰從2024年延續至2025年，車企「賣一輛虧一輛」成為常態。比亞迪（BYD）高管甚至公開承認這種競爭是「不可持續的」 29。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內捲」？這反映中共治理體系的一個深刻悖論。
中央要求發展「新質生產力」，將其作為打破美國科技封鎖的關鍵。但是地方官員為了在「錦標賽體制」（Tournament System）中獲得晉升，或者為了尋找房地產之外的新稅源，一窩蜂地將資源投入到中央指定的熱門賽道。最後，這種「投機式」的產業政策導致嚴重的資源錯配和重複建設。每個省都想造車，每個市都想搞晶片，最終導致全國範圍內的產能過剩。
國內的「內捲」不可避免地外溢為國際貿易摩擦。由於國內消費不足以消化巨大的工業產能，中國企業只能通過低價出口「去庫存」。這直接給美國和歐盟實施反補貼、反傾銷調查的事實。至連巴西、土耳其等全球南方國家，也開始對中國商品的傾銷感到警惕，採取保護措施。


五、    結構性的官僚虛假與躺平
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最值得深究的部分，在於其暴露出的「治理性問題」（Governance Issues）。習近平嚴厲批評地方搞「數字注水」、「虛假開工」、「開票經濟」。在沒有實際項目開工的情況下謊報數據，或者通過國企之間的虛假交易來虛增產值。
在經濟下行期，中央設定的增長目標，與地方實際的經濟情況存在巨大缺口。最終導致決策層獲取的數據失真，導致宏觀調控政策可能基於錯誤的信息制定。習近平的怒火，反映中央試圖重新掌握信息主導權的焦慮。
雖然會議公報中強調要「激發全社會幹事創業活力」，但實際上官僚體系中瀰漫著「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避險心態。持續的高壓反腐和終身追責制，使得官員在決策時極度謹慎。面對複雜的經濟形勢，許多官員選擇「躺平」，等待中央的明確指令，缺乏主動創新精神。
中央要求地方既要「化解債務」（收縮），又要「保增長」（擴張），既要「轉型升級」（長痛），又要「民生穩定」（短悅）。這種既要又要的多重目標，超出許多基層單位的治理能力邊界。
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內捲」和「造假」的體現，可說是長期的結構性危機。面對房地產去泡沫的痛苦過程遠未結束，人口老齡化的長週期壓力日益顯現，地緣政治的圍堵正在收緊。
中共則試圖通過「新質生產力」來實現突圍，這是一場豪賭。即使光刻機問世，以挖角團隊和二手零件打造的原型設備，要能真正本土化最快也要三年的時間，期間已不知道西方與台灣企業拉開多遠的距離。
2026年，註定將是中國經濟在風暴中艱難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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