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時代雜誌出現對台灣強硬的評論，一部分代表著該刊物的立場，但也同時展現美國的輿論多元性。此次的投書者戈德斯坦(Lyle Goldstein），以及之前的國務院顧問惠頓（Christian Whiton）普遍上被視為熊貓擁抱者，或是調適派的一員，其代表的意見是華府各方意見之一，既不能代表政府，也不能被稱為主流。
雖然政府不能輕忽近期一系列對台灣的批判性評論，仍需準備一定的攻防或回應工作。但是少數個別意見不應被有心人扭曲為主流，對美國對華政策的正確識讀，或是科普性的說明，也應當被各界重視，避免被中國視為「美國反對台灣」的工具，在美國與台灣製造影響民心的破口。
熊貓擁抱者（Panda Huggers / 接觸派）
熊貓擁抱者通常是長期研究或參與對華關係的資深人士，包括前外交官與學者。例如：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弗里曼（Chas Freeman，曾任駐華大使館官員，中文名傅立民）、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授謝淑麗（Susan Shirk）、前駐華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等。一些知名智庫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傅瑞珍（Michael Swaine）和亞洲協會的夏偉（Orville Schell）也傾向此派立場。
它們主張維持與中國的接觸與對話，認為過去數十年的「接觸政策」（engagement）有其合理性和成就。他們通常持較為樂觀的長遠視角，強調美中合作的潛力，認為即便中國體制與價值觀不同，美國透過外交、經貿和文化往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行為，同時維護美國利益。
熊貓擁抱者的敘事語言較少使用意識形態對立詞彙，更偏好描述美中關係為競爭中有合作的關係，強調「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與「雙贏」（win-win）等概念。
對於台灣政策，熊貓擁抱者大多主張謹慎克制，避免刺激美中對抗升級，秉持維持現狀與戰略克制的態度。他們通常支持美國依據《台灣關係法》提供防衛性武器給台灣，但強調應低調處理、避免刺激北京。
同時，他們強烈主張維持美國長期的「戰略模糊」政策，不公開承諾是否軍事保衛台灣，以免挑發北京或縱容台灣趨向法理獨立。他們認為北京目前仍希望以非和平方式以外的途徑實現統一，因此美方不應誤判形勢而採取過度軍事介入的政策。
知華派（China Hands / 中國通）
知華派與熊貓擁抱者有一定重疊，許多知華派人士過去也是接觸政策的設計者或參與者，但這一稱謂更強調其對中國的深入瞭解背景和專業經歷。
例如，前美國駐華大使李侃如（Ken Lieberthal）、前國務院亞太副助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白宮國安會前中國主任韓儒伯（Ryan Hass）等都是通曉中國事務，且交流活動多年的專家。
知華派並非一個明確的政策主張團體，而更像是一個專業共同體，其成員可能在政策立場上分屬鴿派或鷹派。共同點在於，他們強調對中國現實的深入認識和理性分析。
知華派的論述風格突出專業性與現實考量。他們在政策辯論中往往扮演「事實提供者」或「語境解釋者」的角色，強調理解中國政策背後的歷史文化因素，以及中國決策者的思維方式。
知華派的核心特徵是強調專業知識和經驗，他們常用詳實數據、歷史案例和親身經歷來支持觀點，避免過度簡化的比喻，如「新冷戰」、「文明衝突」來定性中美關係。
在近年戰略競爭升溫的背景下，部分知華派也在調整立場。一些資深中國通（謝淑麗、傅高義等）過去是積極的接觸政策支持者，但面對習近平時代中國的強硬，他們開始承認舊路線需要調整，主張「競爭性共存」的新框架。
知華派對台灣問題的看法通常基於地緣現實和風險評估，而非意識形態。由於他們深知台海問題對北京的重要性，以及其中的紅線與灰色地帶，他們傾向建議美國審慎維持現狀。
在軍售方面，多數知華派支持依照《台灣關係法》持續對台軍售，以增強台自我防衛能力，但同時強調軍售應「質重於量」，避免過度挑釁北京。
例如，具有知華背景的前官員卜睿哲（Richard Bush）與卜大年（Douglas Paal）均主張美國提供台灣必要防衛裝備是維持嚇阻的關鍵，但應避免高調宣傳或售予進攻性武器，以免被北京視為改變台海力量平衡。
調適派（Accommodationists / 和解派）
調適派主張美國應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中國的崛起，透過妥協讓步來避免陷入直接對抗的危險，部份調適派與前兩派的立場相近，近年有意見交互整合的趨勢。這一派別的觀點常見於現實主義學者，以及強調戰略克制的政策研究者。
例如：哈佛大學的葛來儀（Graham Allison）雖未必自稱調適派，但其「修昔底德陷阱」論點警告中美可能因權力轉移而戰爭，實質上強調美方應謹慎行事、避免刺激衝突。
前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高蓮怡（Lyle Goldstein）也屬此派，他在著作《各讓一步》(Meeting China Halfway)中提出美中應透過相互讓步來減少誤解與衝突風險。
華府的新興智庫如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提倡的「負責任的克制」（Restraint）外交，也與調適派思路相通，強調避免無謂衝突、尋求力量均勢下的共存。
調適派的核心信念是，適度讓步換取戰略穩定。他們認為在某些議題上美國若一味強硬，代價可能高於利益，因此不如務實考慮有限度的讓步，換取中國的合作或緩和緊張。
他們使用的關鍵詞包括「權力移轉」（power transition）、「戰略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等，主張透過外交手段讓中國對美國的意圖放心，同時美國也對中國展示一定尊重，以防止誤解升級。
因此，他們敘事中常出現「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s）、「管控分歧」（manage differences）等表述，試圖營造一種競爭中帶有合作的語境，而非純粹敵對。
調適派在台灣問題的觀點最為引人關注，也最具爭議。他們主張美國應極力避免因台灣導致與中國的軍事對抗，必要時可對政策做出調整以降低衝突風險。
一些調適派觀點認為，美國可以在不背棄臺灣安全的前提下，更清晰地表態不支持台獨、甚至在措辭上接近中國所謂「一中原則」，以換取北京降低對台軍事壓力。
然而，這種觀點在實際政策中少有決策者採納，因為美國國內政治和道義承諾使對台讓步極為困難。
在戰略模糊問題上，調適派幾乎與知華派和熊貓派立場一致，甚至更加堅定支持模糊政策。因為在他們看來，任何明確承諾防衛台灣的表態，都可能被北京視為挑戰其核心利益的嚴重挑釁，從而大幅提高開戰風險。
極端而言，有少數調適派學者，像是葛雷澤(Charles Glaser）曾提出「大戰略交易」的構想，建議美國長期而言或許不得不考慮放棄對台灣的某些承諾，以換取中國對國際秩序其他部分的遵守。
然而，這一類的觀點遭到絕大多數決策圈人士反對，認為其道義和戰略代價過高。
遏制派（強硬鷹派 / Hawks，主張遏制中國）
遏制派是華府對華政策較強硬的陣營，主張對中國採取全面的戰略遏制甚至對抗。他們包括一些政客、政策顧問和評論員。川普政府內的對華強硬派如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和前國防部官員余茂春（Yu Maochun，又名Miles Yu）等。
智庫方面，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中國中心，都是強硬路線的推動者。
遏制派堅信中國已構成對美國的綜合性威脅，必須以強硬手段遏制其勢力擴張。他們常用的敘事是「新冷戰」框架，將中國描繪為蘇聯之後美國自由世界的主要對手。在他們看來，中國不僅是地緣政治和經濟上的競爭者，更是意識形態上的敵手，一個試圖顛覆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國際秩序的威權強國。
相較於其他派別，遏制派對美中任何形式的合作抱持深度懷疑，認為中國會利用合作來壯大自身、削弱美國。他們推崇「以實力求和平」的信條，主張以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優勢來迫使中國改弦易轍或者予以牽制。
在台灣議題的立場，他們敦促大幅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力部署和同盟關係，以形成對中國的嚇阻網絡。例如，在台海方面，遏制派支持增加美國在第一島鏈的前沿軍事存在，強化與日本、澳洲等盟國以及與台灣的準盟友關係，藉此構築對解放軍的「嚴格遏制」。
他們高度贊成大幅對台軍售，包括先進戰機、飛彈防禦系統，以確保台灣有足夠「刺猬」能力抵抗中國侵略。同時，他們傾向於主張提升美台軍事合作的層級，如派遣美軍顧問赴台訓練、邀請台軍參與美國軍演等，藉以提高聯合應對能力。
競爭現實主義者（Hard Realists / 戰略競爭派）
競爭現實主義者是建立在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基礎上的對華政策派別。他們認為中美關係本質上是大國權力競爭，意識形態和價值差異雖存在但非主要驅動因素，重點在於實力消長和戰略佈局。
代表性人物包括學者與政策規劃者兩方面：在學界，有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是突出代表，他早在2000年代初即預測中國崛起將導致與美國不可避免的衝突，主張美國應及早採取措施維持優勢。還有哈佛大學的艾利森（Graham Allison）從歷史大國興衰規律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警示。
政策規劃者如國防部副部長科爾比（Elbridge Colby），他在川普政府起草的《國防戰略》強調「大國競爭回歸」，並著書《拒止戰略》(Strategy of Denial)詳細闡述如何軍事拒止中國。主要智庫如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亞洲項目、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等都聚集不少持類似競爭觀點的專家。
競爭現實主義者的基本觀點是，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不可避免且將長期持續。他們認為隨著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快速增長，美中已進入一場全方位的權力競賽，包括地緣政治影響力、先進技術主導權、軍事實力對比等。
這種競爭並非出於誤解或某一方的政策選擇，而是結構性現實，一個新興強國挑戰既有強權的典型態勢。競爭現實主義者強調「硬實力」與「權力平衡」。他們經常引用冷戰經驗但謹慎地避免直接類比，因為在他們看來，當前情勢與意識形態對抗的冷戰有相同的權力競逐本質，但同時存在深度經貿互動這一冷戰所無的要素。
因此，他們提倡所謂「競爭性共存」或「負責任的競爭」框架：美國要在軍事、科技、經濟上全面加強自身實力並團結盟友以遏制（deterrence）中國的擴張企圖；同時也必須管理競爭，以避免局勢失控導致災難性衝突。他們常用的語彙包括「戰略競爭」（Strategic Competition）、「集體威懾」（collective deterrence）等。
值得注意的是，競爭現實主義者雖然主張強力應對中國，但與純粹意識形態導向的鷹派不同，他們的出發點是國家利益和國際體系平衡，而非價值觀輸出。因此，他們有時對於過度聚焦人權或民主議題心存保留，因為擔心這會分散戰略競爭的重點，或阻礙在必要領域和中國合作的可能。
對競爭現實主義者而言，台灣是評估中美實力角逐的一個試金石，也是維繫區域力量平衡的關鍵樞紐。他們大致同意鷹派關於加強台灣防衛的重要性，但動機更多是出於戰略計算而非道德承諾。
他們認為如果中國武力佔領台灣，將極大改變西太平洋的力量平衡，使美國及盟國在第一島鏈的防禦前沿大幅後退，嚴重削弱美國的區域威懾力。因此，美國有切實的戰略利益不讓台灣落入中國手中。因此，他們支持大幅強化對台防務協助，也強調台灣自身也須大幅提升防務投入，以成為可靠的夥伴。
美國與台灣同屬自由開放的社會，多元意見是社會活力的象徵，但也容易遭受威權政體誤導認知。台灣在強化數位治理的同時，媒體識讀與統戰手段的科普，也同樣是數位治理，強化社會韌性的重要工作。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