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在所羅門群島霍尼亞拉舉行的太平洋島國論壇上,18個南太平洋國家首次集體排除包括中國、美國在內的域外夥伴參與討論。儘管近年來美中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競逐不斷升溫,太平洋國家以這一前所未有的舉動表明了它們對外部軍事介入的警覺。由於美國、澳紐等地區國家和台灣的努力,北京試圖在南太平洋推動建立軍事據點和安全架構,迄今才未能實現。


一、    「和平之洋」與生存環境優先
南太平洋長期以來強調自身作為「和平之洋」的區域定位,對任何形式的軍事化都抱持警惕態度。在1985年,南太平洋國家與澳紐共同簽署無核區條約(South Pacific Nuclear Free Zone Treat),明確禁止在區域內試驗、部署核武器。這一條約以及隨後數十年的區域倡議,反映出當地對軍事擴張的排拒,更承載著數百次核試驗帶來的慘痛歷史記憶。


同時,氣候變化被視為該區域面臨的最嚴峻安全挑戰,而非傳統軍事威脅。2018年的《波耶宣言》(Boe Declaration),太平洋島國領袖就一致宣示「氣候變遷是太平洋人民生計與安全的首要威脅」。2023年太平洋安全展望報告進一步重申,氣候變遷、自然災害和人類安全議題應是區域安全工作的核心優先事項。


在環境優先的的話語框架下,域外大國在南太推進軍事部署,顯然違背區域對「和平與人類安全」的共識,也難以獲得當地輿論與政府的認可。


二、    從軍事到警務的暗渡陳倉
中國近年來試圖通過與個別島國簽署安全協議,以建立進駐南太平洋的門戶。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2022年與所羅門群島草簽的《中所安全合作協定》。


根據當時外洩的協議草案,該協定允許中國軍艦赴所羅門群島訪問補給,並可應請求部署武裝警察維護當地社會秩序。此舉激起美澳紐等國強烈警覺,擔憂所羅門群島可能成為北京在南太的第一個軍事前哨。


所羅門雖一再保證不會允許中國建立永久軍事基地,但在西方壓力下,中國的安全角色不得不保持低調。北京逐漸調整策略,將合作重心從傳統軍事拓展轉向警務領域,以降低敏感度。


2022年底,中方向所國捐贈防暴車、警用摩托車等裝備,用於加強當地警察維穩能力。此後,中國派遣了公安人員赴所國指導訓練,甚至穿上制服與所羅門警方共同執勤。2023年7月,所羅門總理索加瓦雷訪華期間,雙方簽署了《警察合作協議》等九項協定,正式將安全合作聚焦於警務執法和內部安全領域。


中國將安全合作從軍事轉為警務治理,滿足了部分國家加強社會治安的需求,也試圖以較不敏感的方式保持影響力,從而暗渡陳倉,控制當地的治安力量。
然而,這種轉向在區域內仍面臨進展有限的困境,不少太平洋國家對北京的警務介入態度謹慎,擔心其最終目的是變相建立軍事存在。


三、    美澳盟友的反制 提高中國的邊際成本
北京在南太推動安全布局受挫的另一大原因,在於美國、澳洲及台灣在內的盟友積極反制,顯著提高中國深化軍事存在的政治和戰略成本。所羅門群島與中國簽署安全協定後,美澳紐迅速展開一系列補救行動:美國政府高層親赴所羅門施壓。
澳洲情報部門則協助將協議草案提前曝光,以激發區內和國內輿論阻止協定落地。

這些早期干預使北京意識到,強行於所國設基地將招致難以承受的外交後果。
更重要的是,美國及盟友開始全方位強化在太平洋的存在,以搶佔地緣主導權。華盛頓於2022年和2023年兩度邀請南太平洋國家領袖赴美出席峰會,承諾在經濟發展、氣候變化領域提供超過10億美元的新援助,同時重啟在所羅門群島和萬那杜等國的美國大使館,以彌補以往的外交疏漏。


2023年,美國與巴布亞紐幾內亞簽署《防務合作協定》,未來美軍可使用巴國部分軍事設施進行部署支援,相當於在南太平洋北部新增了一處戰略立足點。華府也加緊與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帛琉、馬紹爾群島續簽《自由聯合協定》,繼續掌控北太平洋廣袤海域的防務權,確保美軍擁有一條從夏威夷經關島通往亞洲的「軍力投射公路」。


澳洲作為傳統的地區守護者,亦在此期間啟動「太平洋重振」(Pacific Step-up)政策,向島國加碼援助並加強安全合作,包括協助建設巴布亞紐幾內亞馬努斯島(Manus Island)的隆布倫,以及承諾為太平洋國家提供更多海上巡邏艇和訓練名額等。


這些舉措在客觀上壓縮中國在南太平洋擴張軍事足跡的空間,當地政府有了更強的激勵依賴傳統夥伴提供安全保障。同時,美澳透過情報共享、聯合演習等方式嚴密監控中國在南太的動向,一旦發現異常跡象即進行干預。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等盟友的部署不僅出於對抗中國,也是回應南太國家的自身訴求。例如,吉里巴斯在2019年轉向與中國建交後,北京曾協助其評估重修坎頓島(Canton Island)二戰時期機場跑道,用意被解讀為中國提供一個距夏威夷僅3,000公里的戰略前哨。


2023年,美國與澳洲聯手向吉里巴斯提供經濟支持,宣布將共同出資重建坎頓島碼頭等關鍵基礎設施,以利當地民生發展,同時阻斷中國將該島軍事化的圖謀。吉里巴斯最終放棄出席當年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在大國競爭夾縫中尋求自保的考量。


中國解放軍海軍特遣隊三艘軍艦在今年2月21日至22日航行至澳洲東岸塔斯曼海,並且在無預警情況下進行「實彈演習」,並在此後一個星期向南繞過澳洲最南端。這種突襲性的演習加深美澳等國對安全層面的關注,也使得這次峰會加強抗拒中國參與的力道。


四、    歷史記憶與文化敏感 存在軍事禁忌
南太平洋島國對外國軍事進駐的疑慮,不僅源自現實政治計算,更深植於歷史經驗與政治文化。二戰期間,南太眾多島嶼成為戰場前線,戰後又成為核試驗場。
1940-90年代,美、英、法在於比基尼環礁、馬紹爾群島、法屬玻里尼西亞等地進行核武試驗,給當地居民帶來長達數代的輻射傷害與流離失所。殖民時期的創傷與記憶,令太平洋人民對外來軍隊格外敏感。


他們普遍將軍事化視為殖民主義的新化身,認為強權利用島國作軍事用途往往伴隨對主權的侵犯和對人民福祉的漠視。正如夏威夷大學塔卡瓦卡拉卡(Tarcisius Kabutaulaka)教授所言:「不理解殖民主義,就無法理解太平洋島嶼被用於軍事化的過程」。


此外,當地政治文化強調「太平洋方式」(Pacific Way)的協商共識和區域自主性。這意味著任何涉及外國軍事力量的決定,都可能被視為對島國團結和自主的挑戰。例如,所羅門群島在與中國簽署安全協議後,不少鄰國領袖私下表達了不安,認為此舉打破了南太地區長久以來避免外部軍事介入的默契。


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下,任何太平洋國家領袖若考慮引進中國的軍事設施,都將面臨巨大的國內阻力和聲譽風險。所羅門群島經驗即可看出,因親中政策引發國內省份不滿,2021年甚至爆發騷亂,並波及華人社區。


五、    南太軍事部署的侷限
最後,需要從現實條件評估中國在南太平洋軍事化的可行性。地理後勤上的挑戰首當其衝:南太平洋距離中國本土遙遠,幅員遼闊且島嶼分散,一旦設立軍事據點,後勤補給線漫長且易受他國封鎖。


由於美國在關島、帛琉等地擁有前沿基地,戰時有能力迅速切斷中國對遠端前哨的補給,使其難以為繼。在和平時期,要維持一個遠離本土的海外基地也需投入巨大資源,包括駐軍輪換、物資運輸、設施維護等長期開銷。


基礎設施的可轉用性同樣有限。外界時常猜測中國對南太平洋一些大型港口和機場建設項目懷有軍事意圖,例如:洛根維爾港(Luganville)、所羅門群島的霍尼亞拉港(Honiara)改造計畫,或薩摩亞的阿紹港(Avarua Harbour)等。


然而,中國在南太平洋承諾的經援常常雷聲大雨點小。據統計,2008-2022年間中國承諾向太平洋島國提供約106億美元發展資金,但實際支出不到一半。這表明北京自身在區內的資源投入也有局限,或因項目執行困難、或因內部預算調整而縮水。如果連經濟項目都難以及時兌現,更昂貴的軍事設施建設與長期駐軍,勢必更加遙遙無期。


相比之下,澳洲在同期對太平洋地區投入的援助遠超中國,島國領袖們也深諳在美中之間騎牆平衡之道,而且澳洲是他們面臨環境問題的最終居所。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更願意接受不涉軍事顏色的基建投資或民生援助,因為中國不可能接納環境難民。


六、    南太平洋的未來定位與中國的抉擇
總的來說,南太平洋迄今依然維持著「大國競爭但非軍事化」的微妙平衡,這也是全球南方社群表現堅持主權的特徵,他們與中國的共性不是建立在價值,而是即興的利益。


中國未能在該地區實現軍事駐點,既有太平洋國家內部規範與意識形態的堅拒,也有美澳等傳統強權合縱連橫的遏制,對中國而言已足以成為宣傳的話語。


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任何試圖打破南太平洋無軍事基地現狀的行動,都將面臨重重阻力。南太平洋國家集體抵制域外軍事介入的姿態,已經明確是太平洋島國的共識。


在太平洋這片曾經深受殖民與核陰影籠罩的海域,真正的安全伙伴關係應當建立在對地區和平願景和優先需求的尊重之上,而非軍事野心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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