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燈泡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有一種演化，不發生在叢林裡，而發生在人心裡。起初，他是個追光的人。他相信真相，相信揭露的力量能讓世界更明亮。他拿著手電筒，照向陰暗的角落。那時候，我們都以為他是帶路的人。但後來，燈光越來越亮，他站在舞台中央，我們發現，那束光已經不再照向黑暗，而是反射在他自己的臉上。鏡頭轉動、畫面切換、字幕閃爍，揭弊成了一場節目，真相成了收視率。我們開始分不清，他是在追尋真相，還是在追逐掌聲。媒體和政治在台上共舞，一方扮演正義，一方扮演受害，然後互相換角色。舞台下的觀眾沉迷其中，以為自己在見證歷史，其實只是參加一場極為精緻的煙火秀。有時我會想，他是不是也迷路了?在那七彩的燈光之間，他或許看見了自己夢想的影子，只是那影子早已被煙霧吞沒。「良心算什麼?千瘡百孔。矇住我的眼，放掉我的手。孤獨的遊魂，迷失了的我。何處是依歸，哪裡是盡頭」。這不只是他一個人的歌，更是整個時代的大合唱。我們都曾想做那個舉燈的人，但燈太亮，手很酸，有一天，我們也放下了。任由那些擅於操弄光影的人，替我們照亮、替我們遮蔽。巨獸不是別的什麼，正是我們心裡那個渴望被關注、被認同的部分。它在我們的掌聲裡甦醒，在我們的沉默裡長大。演化的結局，不是誰被吞噬，而是誰願意醒來。

針對《憲法訴訟法》修法案，三位大法官楊惠欽、蔡宗珍、朱富美日前發表聯合聲明，這份聲明在法界引起極大爭議。許多人已就法理問題提出批判，但更值得警惕的是，它其實為未來的憲法法庭訂下了一個危險的標準。那就是，讓大法官可以在憲政危機面前選擇沉默。這一年多來，台灣政治爭議不斷。從立法院藍白聯手推法案，政黨對立延燒民間，社會撕裂愈演愈烈。面對這樣的政治氛圍，政府部門在每次應對時都該思考：這樣做，會不會為未來開惡例?當初藍白合謀強行通過「普發現金法案」，甚至明訂即使舉債也得發放。若是行政院當時選擇退讓，不但等於承認立法權可以干預行政決策，還會讓立院日後食髓知味，再次用相同手法挾持行政權。憲政體制一旦退了一步，往往就無法回頭。事實上，這個原則對憲法法庭同樣適用。每一次釋憲都是為憲法秩序立下標竿。除非情勢有重大變化，否則大法官不該輕易背離過去的見解，因為那會影響日後審查的依據與標準。要改變見解，就必須提出充分理由並承擔政治壓力。這正是憲法守護者應有的勇氣與責任。然而，三位大法官的聲明卻反其道而行。他們以程序為由，拒絕讓憲法法庭在明知憲法秩序被破壞的情況下採取行動，等於承認大法官可以在憲政遭破壞時袖手旁觀。這種態度，不只是怯懦，更是在為未來的怯懦找藉口。憲法訴訟法的修法，明顯讓立法權能輕易製造憲政僵局，削弱行政與司法的制衡機制。當憲法法庭不願出手糾正，憲政的安全閥就失效了。今天看似風平浪靜，只是因為現任政府仍然自制、謹慎；但若哪天政權落入濫權者手中，而憲法法庭又因這份「前例」綁住手腳，誰還能阻止行政暴走?若總統以國安為由宣布戒嚴，甚至命令軍警對付異議人士，整個體制將無力反抗。那將是台灣民主的末日。大法官是憲法最後的守門人。當體制被破壞時，他們的責任不是退一步，而是應該站出來恢復秩序。三位大法官的聲明，也許出於「法律謙抑」，但在憲政崩壞的邊緣，這樣的謙抑可能是一種危險。因為一旦守門人選擇沉默，憲政就會真的被關在門外。綜言之，有些底線，不能退。否則今天的沉默，就是明天的災難。

台灣健保走過三十年，今年預算第一次破兆元。政治人物們喜孜孜宣告「全民健康的保障」，彷彿這是台灣醫療的最好時代。但現實是什麼？醫師大量出走，急診、麻醉、小兒外科等「五大皆空」，病人看診要排隊，醫護疲於奔命。事實上，這樣的「最好」，卻有可能是全民健康的「最壞」。新任衛福部長石崇良提出「擇優特約」：不再讓健保特約成為終身保障，品質差、違規、誘導自費的醫院診所，將被剔除。聽來大快人心，但問題是誰來評估?標準透明嗎?還是最後變成官員說了算?若沒有公開監督，「擇優」很快就可能淪為「擇人」，從改革進步變成行政懲罰條款。醫師人力荒更是冰冷的現實。最辛苦的專科，待遇卻最低；最高風險的科別，卻沒人願意做。年輕醫師寧願跑去醫美，也不願熬夜救命。石崇良打算靠補助冷門專科來填補缺口，卻沒看到根本原因：制度設計讓「做苦工者收入最少」。只要健保給付結構不改，補助只會是止痛藥，最終仍是留不住人。再者是醫師留任與醫美亂象。診所醫師有免稅優惠，醫院醫師卻沒有，這是制度上的荒謬。石崇良提出加班費免稅，算是遲來的正義。同時，針對醫美亂象，他要規定醫學生必須完成訓練才能做微整形手術，並建立代位求償，避免全民健保為醫美意外買單。這些措施方向正確，但問題是，台灣醫療資源，難道是得要靠醫美事故來推動改革嗎?真正的炸彈是健保財務。2026年恐赤字707億元，依法應調漲健保費，但歷來政府怕得罪選民，總是用特別預算補貼。這等於把全民健康權交給政治算計。今天可以補，明天一旦財政吃緊，最先被砍掉的就是病人的權益。難道我們要等健保破產，才來補破網嗎?值得提醒的是，這一切改革都少了最該被關注的「病人視角」。健保三十年來追逐效率：多少人次、多少花費，但病人要的是「安全」與「品質」。當醫生過勞、醫院拚評鑑、制度玩數字遊戲，誰還在乎病人真的得到什麼?健保破兆，看似全民保障，實則掩蓋諸多危機。如果再不正視財務制度化、醫療資源再分配與醫療品質改革，這個號稱「最好時代」的健保，很快就會把我們帶向全民健康的最壞結局。

當我們談論珍古德(Jane Goodall)，並不只是懷念一位自然學家，而是在回望一個人如何改變了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她的一生，讓科學更有溫度，也讓人類重新學會謙卑。在1960年代之前，科學界深信「人類獨一無二」：只有人類會製造與使用工具，只有人類擁有文化與情感。然而她改變了人類對動物的理解，在非洲的岡貝森林裡，26歲的她以驚人的耐心觀察，記錄到黑猩猩會折樹枝撈白蟻、分享食物、展現母愛與悲傷。這一發現推翻了學界的教條，也動搖了人類自居為萬物之靈的輕慢。從那一刻起，科學被迫承認「人並非自然的主宰，而只是生命長河中的一支延續」。在她之前，研究動物多依賴捕捉、解剖與短期觀察。她開創了全新的研究方法，選擇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她長年駐守叢林，給每一隻黑猩猩取名，而不是冷冰冰的編號；她用共情去理解牠們的情緒與社會結構，以觀察、理解、尊重取代測量、控制、支配。這種以個體到群體、從行為到文化的觀察，被視為現代靈長類學與動物行為學的分水嶺，也讓動物有個性與文化成為可以被科學驗證的命題。1960年代的科學界仍是男性的堡壘。她讓科學突破性別與學術的壁壘，她既非名門出身，也沒有大學學位，卻憑直覺與勇氣被劍橋破格錄取為博士生。面對冷嘲與質疑，她用成果回應，不靠權威，不靠儀器，而是靠長年與自然為伴的真實經驗。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女性不能做科學」這種偏見的最有力反證。珍古德沒有停留在論文，她讓科學走入社會與行動。1977年，她創立珍古德研究協會，推動靈長類保育；1991年，她發起根與芽計畫，讓全球青年參與環保。她從科學家成為行動者、教育者與聯合國和平使者，讓保育不再只是專家語言，而是人類共同的信念。珍古德用一生留給世界的啟示是，我們並非自然的主人，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動物有情感、有文化，值得尊重；環保不是抽象理想，而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在氣候危機與生態崩壞的時代，她的聲音依舊溫柔而堅定的提醒我們，重新思考「人，究竟是自然的破壞者，還是守護者?」。珍古德的偉大，不僅在於改寫科學，更在於她讓我們重新理解「做人」的意義。她用一生告訴人類：謙卑，不是退讓，而是一種更深的智慧。

近日，花蓮馬太鞍溪上游的堰塞湖在短短半小時內潰堤，傾瀉超過一千五百萬噸泥水，洪流沖毀橋梁、掩沒道路，下游村落頓成孤島，交通中斷、居民受困。表面上，這是典型的天災，但仔細檢視，卻隱藏著人為與體制的多重問題與警訊。首先，從科學角度看，馬太鞍溪事件並非全然「不可預測」。該流域本屬脆弱地質帶，坡度陡峭、岩層破碎，早在歷次颱風豪雨中便有零星崩塌紀錄。專家學者曾提醒地方政府，堰塞湖、河道改道的風險極高。然而，災防體系長期習慣將警戒簡化為「土石流紅黃線」與「是否撤離」，忽略了複雜災害的連鎖效應。結果，災害一旦發生，政府只能被動處置，缺乏即時應變能力。其次，地方政治的反應模式同樣值得深思。災前，縣市政府往往強調「地方自理」，對中央的專業建議不願積極對接，甚至將監測、預警資源視為「干預」。災後，卻又立刻高調要求中央支援、加碼補助，並以視察、重建藍圖作為表演舞台。這種「災前裝傻、災後裝忙」的治理文化，不僅削弱了專業防災的效能，也讓居民失去對政府的信任感。    再者，台灣整體災防體制仍偏重事後工程。每逢災後，總能迅速編列鉅額經費興建堤防、護岸或重鋪道路，卻鮮少投資在事前的監測系統、跨部門演練，或社區層級的防災教育。這正是「重建比預防容易獲得政治掌聲」的體制性扭曲。國際經驗提供了明顯對照。日本在新潟與熊本堰塞湖事件後，建立跨部會「災害應變中心」，結合地質、氣象、水利等單位的專業，並透過衛星、無人機及即時通報系統，快速研判潰堤風險。更重要的是，他們讓居民成為防災的主角，定期舉行避難演練，讓社區熟悉撤離動線與緊急應變。相比之下，台灣的災防制度過度依賴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社區居民多半是被動接受，而非積極參與。科學研究指出，堰塞湖的性質極不穩定，其潰堤往往在數小時或數日內發生，造成下游毀滅性洪流。這意味著防災不能只靠「災後動員」，而必須建立「事前預警+事中演練+社區自主」的完整環節。簡單來說，硬體工程固然重要，但軟性的治理更是關鍵：資訊透明、警報即時、避難教育與社會動員，才是真正能挽救生命的關鍵之鑰。    花蓮馬太鞍溪事件也提醒我們一個根本問題：台灣處於板塊交會帶，山川陡峭脆弱，加上氣候變遷加劇，極端降雨頻率已大幅提升。災害不再是「是否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何時」以及「如何減輕損害」的問題。如果我們仍把這類的災害視為偶發意外，僅以臨時補救應付，而不進行制度性改革，那麼下一場災難仍將重演同樣的悲劇。這場堰塞湖災害不只是花蓮的地方問題，而是全台的縮影。它突顯了科學、政治與體制的三重警訊：一、科學資訊雖存在，但若無制度化應用，就形同虛設。二、政治人物若只計算選舉得失，防災將淪為秀場。三、災防若缺乏社區參與，人民將永遠處於被動。因此，唯有透過制度改革，將防災視為日常治理的一部分，才可能在未來真正減輕災害的代價。馬太鞍溪提醒我們的是，「災難或許不可避免，但悲劇可以避免」。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從這次事件學習，將災害轉化為制度進步的契機。

近期的花蓮堰塞湖災害事件，再次突顯台灣防災治理的結構性問題。雖然中央與地方在《災害防救法》下分工明確，中央負責監測、預警與資源調度，地方負責疏散與安置。然而實際情況卻是，中央早已備妥人力與裝備，並多次提醒縣府啟動撤離，卻因縣府遲疑與推諉，導致防災體系名存實亡，無法有效運作。這並非單一事件，而是台灣地方治理文化長期積弊的縮影。事實上，中央在事前已展開完整部署。9月19日中央的跨部會會議已明確告知花蓮縣府，若需國軍支援可即刻提出；9月21日內政部也透過疊圖評估1,837戶需撤離，並將完整門牌名冊交給縣府。光復、萬榮、鳳林鄉鎮也依需求申請國軍與替代役支援，中央立即派遣。制度與資源充足，但縣府未即刻行動，事後卻將責任指向中央，突顯地方政治文化與責任承擔的落差。值得注意的是，社會輿論中也出現資訊混淆。例如媒體將林業保育署通報中的「影響範圍」與「疏散範圍」混為一談，誤導大眾以為疏散人口從數百戶暴增到上千戶。事實上，林保署的職責僅止於監測；真正的撤離名冊，是內政部依科學模型計算後交付地方。這種混淆既反映了傳播的不嚴謹，也突顯地方政府在資訊澄清與行動上的怠惰。從國際經驗來看，地方政府在防災中的即時決斷，往往是降低傷亡的關鍵。以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為例，雖然中央的海嘯警報系統高度精確，但不同地方自治體的反應卻差異極大。宮城縣部分市町立即依預警疏散，傷亡相對較少；福島部分地區則因遲疑與資訊傳達不全，造成更大規模的死傷。這正印證了「制度設計」與「治理文化」之間的落差。換言之，儘管中央周詳規劃，也需要地方願意承擔政治風險，才能落實成為具體行動。歐洲的經驗也可為殷鑑。2021年德國西部大洪水，中央的氣象與水文機構已經發出極端警告，但部分市鎮政府未能及時疏散居民，導致逾180人罹難。事後調查直指「資訊到地方層級斷鏈」與「地方政治人物遲疑不決」是傷亡擴大的原因。這與花蓮縣府的猶豫如出一轍，突顯地方執行層面的決策遲疑，才是制度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美國加州的野火防災體系，則提供另一種對比。加州州政府建立了州級的紅旗警戒和跨郡的應變機制，但實際的撤離命令仍由郡政府發布。若地方首長遲疑，延誤撤離時機，後果極其嚴重。2018年天堂鎮(Paradise)的營溪大火，就是因撤離指令下達過晚，最終造成85人罹難。事後的改革，要求郡政府必須依據州政府的風險評估快速下達指令，並建立責任檢討制度。這正是台灣可以師法的方向。台灣地方治理的政治文化問題尤為顯著。縣市首長平時「裝傻」規避責任，災後「裝忙」掩飾失職，將批評轉嫁中央。這種行為模式，不僅侵蝕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也讓防災治理淪為政治秀場。具體而言，花蓮堰塞湖災害事件至少提供三項政策上的警示與必須強化的作為：一、建立責任追蹤機制：應強化地方政府在災害應變的紀錄與稽核，將疏散命令與應變決策納入「問責報告」，避免責任模糊化。二、提升資訊整合透明度：中央各部會的通報、分析與撤離名冊，應透過統一平台公開，降低地方或媒體二次詮釋的空間。三、培養地方專業決策文化：除了硬體資源，中央應推動縣市長與一級主管的專業訓練，讓他們理解「延遲決策」的實際風險，並在災害中勇於承擔責任。綜言之，堰塞湖危機不僅是單純的自然災害，更是台灣防災體制與地方治理文化的一面鏡子。雖然中央資源充足、制度完善，但若責任政治持續缺席，再多預算、再多資源投入，最終都將淪為空轉，也難以保障民眾安全。因此，唯有從防災制度與決策文化兩面同時改革，台灣的防災治理才能真正成熟。

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近期的專訪引發台灣社會熱烈討論，也讓疑美的親中陣營信心大增。然而，若仔細分析，他的核心觀點並非「美國要棄台」，而是對台美在晶片戰略上的脆弱現況提出警訊。真正的問題出在他的表達方式過於情緒化，使訊息被誤解、焦點偏離。盧特尼克指出，川普政府的戰略重點是把晶片製造能力帶回美國，「無法自己製造晶片，要怎麼自保?」這句話其實切中美國的國安焦慮。現代飛彈與無人機等關鍵武器全仰賴晶片運作；若缺乏晶片供應，即便是先進武器也無法維持戰力。目前，台灣掌握全球約九成五的先進晶片產能，地理位置又靠近中國。盧特尼克真正憂慮的是：一旦台海爆發衝突，晶片可能無法運送到美國。當美國庫存飛彈和無人機消耗殆盡後，如果沒有自主晶片生產能力，就無法再迅速補充軍備支援台灣。換言之，美國強化本土晶片製造，也是兼顧維護自身與盟友安全的戰略需要。然而，他在受訪時批評「矽盾」概念、暗示台灣「自我感覺良好」等語句，轉移了焦點，使許多人誤以為美國只是想掠奪晶片、棄台不顧，而忽略他後續強調的美國對台灣晶片的深度依賴。某些發言並非必要，反而削弱了原本合理的政策主張，也在台灣社會引發不必要的焦慮與誤會。盧特尼克的說話方式，其實與許多創業家相似，直率但缺乏政治語境的敏感度。政策傳達不同於商業演講，過於直接容易激發惡感，也可能對台美經貿與安全合作產生負面影響。如果回到戰略層面，美國希望台灣與美國本土的晶片產能各占一半，其實是合理的風險分散做法。把所有產能集中在台灣，一旦發生戰事，全球供應鏈將全面中斷；這不僅是經濟風險，更是國安隱憂。從這個角度看，產能分散並非對台不利，而是台美共同利益所在。總而言之，盧特尼克的發言方式確實值得檢討，但他傳遞的核心訊息「晶片產能分散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值得台灣社會認真思考。在全球科技與軍事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台灣應以更宏觀的視野規劃產能布局，兼顧經濟利益與安全戰略，避免被情緒性的話語所誤導。

近年來，ESG(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已成為全球企業的關鍵指標。從跨國資金流向到供應鏈要求，ESG已不只是形象工程，而是關乎企業競爭力與產業存亡的硬道理。在這樣的國際趨勢下，中油與台電這兩家國營企業的表現，尤其受到矚目。因為它們肩負台灣能源供應與產業基礎，其環境治理表現，不僅影響社會信任，更直接關乎台灣在國際舞台的地位。然而，檢視現況，卻是看到「口號下的ESG」困境。表面上，中油與台電每年都會發表永續報告，列出減碳、再生能源、社會責任等面向的努力，似乎也都能與國際趨勢接軌。但實際上，許多作為卻是流於形式，很顯然與核心挑戰有所脫節。首先是「資源錯置」。中油投入不少資金在社區回饋與再生能源示範專案，但真正關鍵的老舊管線更新、污染治理與碳排管理，卻是進度緩慢。台電則熱衷於展示再生能源的裝置容量，卻忽視電網韌性與實質減碳，導致火力發電依舊主導供電結構。這些現象顯示ESG並未能內化為企業經營的核心，而只是「加分題」。其次是「治理困境」。中油與台電兼具政策工具與企業角色，一方面必須配合政府政策，另一方面又須回應市場壓力。這樣的雙重身分讓它們常陷入兩面不討好的狀況，國內被批評轉型太慢，在國際又被質疑永續承諾不足。第三則是「國際挑戰」。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即將上路，中油的石化產品與台電供應的高碳電力，若缺乏可信賴的碳管理，將削弱台灣出口產業的競爭力。這已不是單純的企業責任，而是國家層次的經濟風險。因此，若要真正擺脫「口號下的ESG」，中油與台電必須從三個方向著手：一、將ESG核心化，把污染治理、減碳排與能源韌性納入長期投資策略。二、提高透明度，公開具體數據，讓社會能以事實檢驗治理成效。三、將風險轉化為機會，把綠色金融、碳中和、能源管理等新市場視為競爭優勢。值得提醒的是，專業建議若只停留在報告裡，恐怕也會淪為另一種口號。中油與台電早已習慣用「漂綠」的方式粉飾太平。中油高喊永續，卻無法解決石化產業的結構性污染與碳排放，更對老舊管線潛藏的環境風險避而不談。它投資再生能源，卻把贊助地方活動、植樹造林當成止痛藥。這不是轉型，而是延緩改革的藉口。台電則把再生能源的裝置容量當成政績，卻沒有勇氣面對燃煤燃氣依賴的現實。當空氣污染與碳排放持續侵蝕健康，當電網脆弱無法承受再生能源波動時，所謂的「能源轉型」究竟是真轉型，還是另一種口號治國?更令人憂心的是，當國際市場要求透明數據、可驗證的減碳實績時，這些「紙上永續」終將原形畢露。屆時，中油與台電不只會失去社會信任，更可能讓台灣產業在國際碳競爭中付出沉重代價。換言之，ESG的真義，不是用華麗詞藻包裝報告，而是用具體行動定義未來。中油與台電若繼續停留在口號遊戲，最終輸掉的不只是國營事業的信譽，更是台灣在國際舞台的未來。綜言之，唯有讓ESG融入企業經營的核心，並以公開透明、可驗證的數據接受社會與市場檢驗，中油與台電才能真正成為台灣能源轉型的推手，而不是拖累國家前進的包袱。

歷史是一面鏡子，有人從中看見未來，有人卻只看見童年的倒影。新竹市民政處長施淑婷，便屬於後者。她在公開場合高唱「打罵教育是競爭力根基」，還加上愛心符號，宛如掘出的文化化石，暴露出前啟蒙時代的思維。她所迷戀的「藤條神話」，自以為是淬煉精英的祖傳祕方，卻早被文明社會掃入歷史的垃圾堆。廢除校園體罰不是「白左小清新」的時髦發明，而是三百年來的文明覺醒。1783年，波蘭率先立法禁止體罰。當時美國憲法尚在起草，法國大革命尚未爆發，東方帝國仍是以廷杖為榮。二戰後人權思潮興起，英國1967年《普勞頓報告》已指出體罰對兒童心理的戕害大於紀律效益；1986年，英國全面禁止公校體罰，1998年私校也被納入。美國雖因聯邦制度還未統一，教育家們早已呼籲學校應是啟迪思想之地，而非恐懼迫害之所。如今，大多數的州已立法禁止體罰，僅存允許者，反被視為教育與社會的落後象徵。反觀新竹這座以科技文化自豪的城市，施處長卻在孔子誕辰祭典上，用粗糙語言緬懷野蠻年代，不僅思想錯亂，更羞辱了新竹這塊金字招牌。她甚至試圖把孔子拉來為暴力背書，卻極端誤讀。孔子「叩其兩端而竭焉」是啟發式引導，不是「打其兩頭而屈焉」的威嚇。將儒家傳統典禮與過時體罰連結，非但不是尊孔崇儒，而是把孔子降格為威權象徵，供奉於落伍的神龕。社會文明的進步體現在它選擇拋棄什麼。當歐洲已把體罰掃入歷史，並討論兒童的數位人權與身心健康時，新竹市政府卻還有人在垃圾堆裡翻找，撿起腐朽的藤條，並將其視若珍寶，宣稱這是未來的船票。這不是懷舊，而是對文明的背叛與褻瀆。真正的競爭力，來自獨立思考、創新精神與健全人格。若地方官員仍以棍棒為榮，那才是真正的時代錯置。

日前爆破藝術家蔡國強在西藏喜馬拉雅山脈舉辦名為「升龍」的大型煙火秀，再度引起爭議。有人批評這是「公關災難」，傷害了戶外品牌形象；有人認為是「生態災難」，破壞了珍貴的高山環境；也有人指出他的「道德風險」，長年為政權形象服務。然而，真正需要被正視的是更根本的美學問題。那就是，蔡國強的作品究竟還有多少藝術價值?筆者支持藝術不斷革新，並肯定現代藝術挑戰傳統、突破框架的初心。但藝術並不該無限擴張。若一切都能被稱為藝術，藝術反而失去尊嚴與力量。藝術仍是需要邊界，需要嚴謹的美學素養。當代藝術的危機，正在於過度依賴奇觀與話語。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在1967年創作的《景觀社會》深刻反思了當代社會及其與媒體、大眾文化和社會異化的關係。在書中，德波早就提醒我們，現代社會習慣以「奇觀」遮蔽真實。蔡國強正是這現象的代表人物。蔡國強的火藥爆破確實能帶來震撼。現場觀眾往往脫口而出：「好壯觀!」然而，這樣的感受多半止於短暫的驚嘆，而非真正進入形式語言的探究或精神層次的提升。這種體驗更接近一場大型煙火晚會，而非嚴格意義上的藝術展演。換言之，蔡國強多半依賴物理效果製造震撼，而不是深化藝術語言。與其說他延續了現代藝術的革新，不如說是當代藝術過度膨脹的典型。再者，蔡國強的作品與政治、與市場的糾葛，也進一步削弱了藝術的獨立性與主體性。北京奧運的煙火，本質上是國家形象工程；火藥畫在國際拍賣場的高價，則讓作品成了「奇觀紀念品」。藝術家於是成了政權與市場的服務者，而不再是獨立的創作者。這並非蔡國強一人之責，而是當代藝術生態的結構性問題。但他的作品，卻是最鮮明的象徵。更值得深思的是，當藝術為了奇觀不惜破壞自然，它還能被稱為藝術嗎?在高山爆破、影響生態的表演中，我們看到的不是藝術對自然的深刻理解，而是對自然的極大消耗。這讓藝術本身淪為破壞的幫兇，而不是探索或反思自然的媒介。當藝術以破壞作為震撼的代價，很顯然，它已經遠離藝術的本質。蔡國強的火藥創作雖然引人關注，卻更清楚地顯露了當代藝術的危機。它不再是藝術語言的革新，而是社會事件、政治工具與市場商品的綜合體。觀眾體驗的不是美學深度，而是短暫的奇觀與集體的驚嘆。這樣的放煙火，究竟還有多少藝術價值?這正是大家對蔡國強最根本的質疑。真正的藝術，應當是真實、真誠的創作。它不必追求最大聲的爆破，也不必依賴最華麗的煙火，而是透過形式與精神的探究，帶給人們更深刻的感受與啟發。藝術不應只是奇觀的表象，而該是人類精神的深究。蔡國強的煙火或許耀眼，但當煙霧散去，留下的卻是當代藝術最值得警惕的空洞。

台北市政府員工餐廳在去年四月份爆出廠商使用多種過期食材與環境不潔的情事。因已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契約約定，市府隨即依法開罰108萬，並處以懲罰性違約金100萬元，繼而終止契約，要求返還場地，十足展現了食安治理的決心。然而，後續市府選擇放棄中央廚房，改由廠商販售便當，看似成功止血，卻讓公共投資閒置，更是突顯台灣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ESG)上的短視與盲點。從環境保護(E)面向而言，中央廚房的停止運作確實能減少廚餘，但一次性餐具、免洗筷、以及塑膠袋的使用量反而大幅增加，製造更多垃圾。反觀歐洲城市多已導入循環餐盒或押金制度，台北卻走回一次性依賴，與「永續之都」的形象背道而馳。社會責任(S)面向上，員工雖然有更多用餐選擇，但失去集中監管，食安風險反而分散。便當品質參差不齊，餐費上漲的疑慮也一一浮現。事實上，ESG的核心在於保障利害關係人，若連市府員工都無法獲得穩定、安全的飲食環境，市府如何說服市民能守護公共利益?公司治理(G)面向則最令人憂慮。市府對違規廠商執法果斷，但後續政策卻使中央廚房閒置，公共投資付諸流水，顯示缺乏長遠一致性。治理不只是懲戒，更是建立長遠制度化、公開透明化的永續策略。否則，北市府的ESG形象將停留在口號層次。這起事件提醒我們，台灣公共治理往往陷於「短期危機處理」的慣性。當問題爆發，政府迅速止血，但卻忽略如何在修補過程中落實永續原則。市府員工餐廳事件不是單一的食安問題，而是城市治理的縮影。換言之，我們是否已習慣犧牲長期效益，卻只求得眼前安穩?因此，未來市府若要扭轉局勢，應思考以下幾點：一、重啟中央廚房改革，引入更嚴謹的食材驗收、供應鏈透明化與AI食安監測，讓公共投資發揮應有價值與效益。二、推動商販便當使用循環餐盒，逐步取代一次性包材，已減少垃圾量。三、建立「剩食」變「續食」的共享平台，將廚餘轉化為社會公益。更進一步，將ESG原則長遠制度化，避免政策因個案因素而搖擺。綜言之，北市府員工餐廳使用逾期食品事件是一場食安危機，也是一面照見治理缺陷的鏡子。若台北要成為國際級永續城市，就必須把這場危機化為進步的契機，真正實踐公共資源有效利用、食安把關、以及永續治理一致性。唯有如此，北市府才能在ESG的模範道路上，走得更加踏實穩健，也更有社會信任與說服力。

馬太鞍溪因地震與豪雨形成巨大的堰塞湖，潛藏下游居民的生命風險。然而，在罹難者尚待辨識之際，國民黨立委傅崐萁急於高喊：「為何不爆破?」這樣的語言，表面上果敢，實際卻把高度複雜的工程地質問題，簡化成一個「敢不敢」的政治選擇。這種民粹式喊話，對災民毫無助益，卻能快速累積聲量，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消費。事實上，馬太鞍溪堰塞壩並非堅固的水泥結構，而是由鬆散土石堆積而成。任何爆破行動，極可能瞬間引發潰決，將億噸水土傾瀉而下，下游村落難逃滅頂。正如前內政部長、水利專家李鴻源所言：「唯一方法就是預警、疏散」。這不是懦弱，而是基於工程倫理的唯一選擇。國際經驗也早有明示。1959年美國蒙大拿州形成「地震湖」，美國陸軍工兵團權衡後否決爆破，因為那等同拿數萬人性命豪賭。最終，他們耗時一個月，以機械開挖溢洪道，雖笨重卻穩妥，才避免了慘劇。這些案例證明，台灣選擇監測、模擬、預警與疏散的策略，正是遵循全球最佳實踐。更關鍵的是，這次中央政府確實透過模擬，提前疏散七、八千人，避免了更大規模的傷亡。這才是真正的防災成效，卻被傅崐萁的噪音掩蓋。問題的癥結，不在「為何不爆破」，而在於：地方是否徹底落實疏散?災難資訊是否有效傳達?民眾是否理解風險?這些才是該被檢討的重點。台灣防災的最大挑戰，不在技術不足，而在專業判斷被政治化、民粹化。當專家與前線人員默默守護人民時，政客卻以廉價口號佔據舞台，侵蝕社會對專業的信任。傅崐萁式的「爆破政治」，其實築起另一座更危險的「政治堰塞壩」，它堵塞了理性的討論，阻礙了制度的檢討，沖毀了社會面對天災時應有的謙卑與團結。真正需要被「爆破」的，不是馬太鞍溪那座終將回歸自然的土石壩，而是由傲慢、無知與算計堆積成的政治障礙。唯有拆除它，台灣才能建立以科學為核心的防災治理，讓每一次天災，不再淪為政客的表演，而是社會集體進步的契機。

近期媒體報導，截至2025年8月底已有188名台灣人在赴中國大陸後失聯、遭留置盤查或被限制人身自由，僅一個月內又新增多起案例。很顯然，這不是單一偶發事件，而是必須嚴肅看待的結構性風險。這些案例並非是單純刑事犯罪，更反映在兩岸緊張情勢下，中國不斷透過法律與行政手段對台人施壓。根據陸委會資料，119人疑似遭關押，突顯中國司法對人權保障的欠缺。中國司法常以「維護國安」為由，管制範圍卻被無限擴張，任何政治表態、參與交流，甚至因交友或臉孔相似，都可能成為被調查的對象。這種隨機性與不確定性，讓赴陸旅行的風險遠高於一般國際旅行。更令人擔憂的是，部分台灣旅客在海關遭錯誤拘留，最後證實「抓錯人」。這種「先懷疑、再釐清」的邏輯，不僅是行政疏失，更暴露中國司法體系缺乏透明與制衡。對台灣民眾而言，即使無涉敏感活動，仍可能無端被捲入調查，心理壓力不可謂不大。陸委會指出，不少人因「高薪、低門檻」的工作邀約赴陸，最後捲入詐騙、淪為犯罪集團工具或成為被利用的受害者。這顯示台灣社會對風險教育不足，也暴露出薪資停滯下，民眾更容易迫於經濟壓力而降低該有的警戒心。因此，政府部門與媒體界更是有責任加強必要的宣導，讓社會公眾能正視背後的結構性問題，避免更多台灣人落入無底陷阱。目前，陸委會僅是呼籲「避免非必要前往」以及推動「赴陸港澳登錄」來降低赴陸風險，但這顯然遠遠不足。因為這些遭遇不是單純個人選擇的後果，而是結構性風險。真正的挑戰是，當中國將法律手段與政治工具相結合時，單純依賴當前兩岸官方的溝通管道進行處理，往往成效有限。換言之，若缺乏制度性保障與國際聲援，類似案例恐怕只會持續累積。因此，台灣更應積極推動以下具體的外交策略與人權保障工作：一、設立救援基金，協助家屬處理跨境法律程序。二、建立國際合作機制，與日韓、歐美等民主國家共同監督。三、分級風險警示，針對特定地區或身份別提出差異化限制。綜言之，這則報導讓我們再度認清「赴陸不再只是旅行，而是危險押注」。188起案件是一個警訊：它提醒我們，兩岸之間已不再是單純的經貿往來或文化交流，而是一種深受政治結構與權力不對等影響的互動，更是台灣民主能否抵禦威權滲透的試金石。最後，要強調的是，「赴陸風險」並非抽象概念，而是可能切身發生的現實危機。政府必須提供更具體作為與支持措施，保障國人能安全往返，不致淪為地緣政治下的犧牲品。這是台灣社會共同的課題：若我們無法保障人民自由，就等於坐視威權滲透。唯有正視風險、強化保護，民主社會才能真正守護自己人民的安全。

近日，國民黨立委柯志恩在大阪世博議題上的發言，再次引發各界議論。她把文化部的「We TAIWAN」文化展演與經濟部主導的台灣「TECH WORLD館」混為一談，甚至誤以為區區一億元經費即可「搬回高雄」，這般的「世博錯置」足以顯示她對專業的輕忽怠慢與極大漠視。其實，這並非她首次或是單純的口誤，而是長期暴露出一位國會立委在文化政策與國際展演上的知識落差，以及將公共事務當作政治秀場的慣性。事實上，「We TAIWAN」是一項跨領域的文化展演，從文學、表演藝術到文化科技，意在透過世博舞台向國際展示台灣多元文化能量。這正是文化外交的核心戰略：「在全球聚光燈下，展現台灣不僅是科技島，更是文化大國」。然而，當初立法院在刪減相關宣傳預算時，柯委員選擇沉默，沒有為文化部說一句話。如今卻試圖以爭取搬回來塑造自己積極爭取的形象，卻連展演與展館都分不清楚。這不只是烏龍，而是嚴重誤導民眾。對比之下，台灣「TECH WORLD館」是斥資20億打造的高科技館，擁有巨型螢幕、560台平板與360度4K投影，是完整結合產業與科技的國家展示。柯志恩立委若真認為一億元即可搬回高雄，不僅是對專案規模的無知，也等於把國際博覽會的專業視為「地方活動」等級，更是矮化國際文化外交的格局。更令人遺憾的是，這樣的矛盾行徑並非首例。財劃法修法時，她高喊「顧高雄」，但在國民黨智庫任內卻推動「首都加給3%」，為台北加碼。前後立場的落差，突顯她的政治盤算遠大於理念一致性。相同的，在美濃砂石案中，民眾期待她公益揭弊，但卻是淪為同台演戲，把事實真相耗損在表演效果裡。一次又一次的經驗，都讓人看見她慣於將公共議題轉化為個人曝光的操作模式。柯立委的「世博錯置」很顯然的再次證明，她的核心專業不是教育，也不是文化，而是政治表演。台灣社會需要反思：我們是否願意繼續把公共資源交付給一位「矛盾與錯誤不斷卻仍能上位」的政治人物?平心而論，這次柯志恩立委的「世博錯置」事件，或許正是我們重新檢視台灣政治文化的最佳契機。這不僅是柯志恩立委的問題，而是台灣政治的結構性困境。當專業被忽視、當知識被廉價化、當政策辯論被娛樂化，政治人物就容易把國際外交當作地方造勢，把專業監督當作個人舞台。換言之，柯志恩立委的「世博錯置」事件只是一個縮影，提醒我們台灣若要在國際舞台上真正立足，需要的是具備知識邏輯、能捍衛國家長遠利益的政治人物，而非耽溺於媒體短期效果的表演者。

近日，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簡稱國原院)爆發重大漏油事故，2.4萬公升廢油流入石門大圳農業灌溉系統，粗估污染土壤面積達1.2公頃，所測得地下水污染濃度更是高出標準264倍，甚至可能會波及平鎮淨水廠，對農業與民生用水安全都造成莫大的威脅。然而，這起重大環境汙染事件卻僅停留在「行政檢討」，等同為環境正義打折。事實上，對比過往的「中油湖西漏油案」，兩者本質並無差異，都是設施老舊、管理鬆散，導致土壤與地下水嚴重污染，直接威脅民生用水安全。但不同的是，湖西漏油案的中油管理人員因涉嫌隱匿未呈報而遭到司法判刑，中油公司也被迫承擔汙染整治善後與高額賠償責任，甚至受到監察院提案糾正；反觀國原院，即使污染程度更為嚴重，目前卻僅止於「內部調查」與「後續改善措施」，政治與司法責任的追究部分仍是付之闕如。漏油就是漏油，不會因加害者身分不同而改變責任。國營企業若須承擔刑責，為何國家級研究機構卻能以行政檢討輕忽帶過?這樣的差別待遇，不僅削弱社會公眾對政府機關的信任感，更將動搖了環境法治的公信力。換言之，環境正義不該因加害者是誰而有所打折。此次國原院漏油事件突顯三大問題。一、責任追究不足。國原院造成重大污染，必須接受司法調查，若僅行政檢討，形同縱容。二、資訊透明不足。事件由下游發現才曝光，顯示通報延誤，資訊應強制公開。三、監管制度鬆散。老舊設施「帶病上路」，檢修鬆散，缺乏汰換與監管標準。因此，政府若真重視環境正義，必須提出具體的改革作為。一、污染事件必須司法介入，明確責任歸屬，否則環境法治淪為空談。二、建立強制性的資訊公開制度，包括污染程度、整治進度，並納入社會監督機制，避免黑箱操作。三、針對高風險設施，強制檢修與汰換，導入即時監測與警示系統，避免再次發生同樣的事故。最後，要提醒的是，中油湖西漏油案已證明司法介入的必要性。倘若國原院漏油案僅以「行政檢討」收場，不只是雙重標準，更將侵蝕社會信任。因此，唯有責任到位，並建立公開透明、嚴謹可追溯的制度，才能確保此類事件不再重演，真正守護台灣的環境正義。

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國原院)近期爆發重大漏油事故，污染土壤1.2公頃，地下水污染更超標264倍，範圍波及石門大圳與平鎮淨水廠，直接威脅數十萬人口的用水安全。很顯然，這不只是技術疏失，更暴露出制度失靈與責任缺陷，改革刻不容緩。首先，檢查制度形同虛設。國原院雖宣稱每月檢查儲油槽油量，卻未能偵測到管線滲漏，更缺乏即時監測與自動警示系統，使得油料長期洩漏卻不自知。單靠例行人工檢查，顯然不足以應對高風險設施，更缺乏獨立第三方監督，讓「自我管理」淪為制度漏洞。其次，通報與應變嚴重遲緩。事件並非院方主動揭露，而是由下游淨水廠發現異常才曝光。國原院不僅延誤通報，也未能立即啟動應變，導致民生用水安全受到威脅。這顯示即使技術上具備管控能力，若缺乏完整的應變與通報機制，災害仍可能失控。再者，監管責任並未落實。作為國家級研究機構，國原院理應成為遵守規範的模範，卻讓老舊設施長期「帶病上路」，防滲容器不足，檢修鬆散，顯然違背最基本的環境安全原則。制度與責任缺陷在此事件中暴露無遺：沒有即時監測、缺乏透明通報、設備老舊未汰換更新，所有問題交織，讓可控事故演變為重大環境危機。因此，面對如此嚴重的漏油污染事件，政府必須展現決心，從制度面做以下的補強：一、司法介入，責任必須明確。漏油事件不是內部檢討就能交代，必須由司法單位調查追責，否則形同縱容。二、資訊公開，監督必須透明。應建立強制性通報制度，定期揭露污染範圍與整治進度，並納入民間監督，避免資訊封閉。三、設施更新，監管必須嚴謹。高風險設施應強制檢修與汰換，導入國際最新安全規範，設置即時監測與警示系統，確保問題能及早發現並處理。國原院漏油案不是偶發意外，而是環境治理體系的重大警訊。如果政府僅以「行政檢討」收場，環境正義將淪為空談，社會信任也將不斷流失。最後，要強調的是，「環境正義不是口號，而是人民生存的底線」。唯有責任到位、制度嚴謹、資訊透明，才能避免類似事件的重演，真正的守護人民信任與環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