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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宣布不再資助事實查核機構，改採「社群筆記」模式，表面理由是捍衛言論自由，實際上反映的是平台在政治風險升高下，重新配置責任的位置。事實查核機構從未擁有刪文或審查權，卻長期被描繪為「言論警察」，最終在政治攻防中成為最安靜、也最無力反擊的一群。這並非突發事件。事實查核圈內早已預期此一轉折，台灣亦曾提前召開國際座談試圖因應。然而現實是殘酷的：當近半經費來自單一科技平台，撤資意味著裁員、縮編，甚至關門。企業捐助因顧慮政治風險而卻步，民眾募款則高度仰賴公共信任，而這正是多數事實查核機構在高度對立的輿論環境中，最難累積的資本。相較於調查報導型媒體，事實查核的工作往往零碎、不即時，也難以在重大新聞事件中成為敘事核心。當一項公共功能未被社會視為「不可或缺」，支持自然難以形成；但若資金來自特定立場者，又勢必侵蝕其獨立性。至於法定補助，在政治攻防激烈的今日，更容易被質疑為工具，而非制度保障。「社群筆記」是否能有效對抗假訊息，仍缺乏充分證據；但它至少完成了一件事：將真偽判斷重新丟回使用者手中，平台得以抽身於政治風險之外。這或許是企業治理上的解套，卻也意味著公共資訊環境中，原本有限的專業把關機制正式退場。或許最令人不安的，不是事實查核可能走向衰落，而是即便它們消失，社會也未必會出現足夠的反應。當真相需要有人付出時間、專業與成本維護，而我們卻習慣免費、快速與立場先行，那麼事實查核的退場，並非被迫，而是被默許的結果。

日本濱岡核電廠近日爆出耐震資料疑似造假、並低估地震強度的爭議，再度警醒核電廠安全的關鍵，從來不只是工程技術，而是制度是否能誠實面對最壞情境。中部電力公司坦承，提交重啟審查的耐震資料，實際採用的代表性地震波與正式報告不一致，已迫使監管機關暫停審查，相關責任仍有待釐清。濱岡核電廠位於靜岡縣沿海，緊鄰被視為全球高風險的南海海槽地震帶。歷史紀錄與科學評估皆顯示，該區未來發生大規模地震與海嘯的可能性甚高。在此背景下，耐震評估若出現資料選擇性使用或風險被低估，便不只是技術瑕疵，而是對公共安全的制度性挑戰。這樣的情境，對台灣並不陌生。位於恆春斷層帶附近的核三廠，同樣座落於地震活動頻繁區域，恆春斷層甚至就從核三廠區下通過，距離該廠核島區僅約七百公尺，且面臨地震與海嘯的複合風險。然而，相關討論往往被簡化為「耐震係數是否足夠」、「設備是否符合標準」，卻較少正面檢視制度是否具備承擔極端風險的能力。濱岡事件顯示，即便在福島核災後大幅強化法規的日本，核能體系仍可能在資料審查、風險假設與監管關係中出現結構性鬆動。這正是核電最難以被「技術保證」完全涵蓋的灰色地帶。制度若缺乏公開透明、可驗證與獨立監督，再嚴格的設計標準，也可能淪為文件上的安全。對台灣而言，核三是否延役或重啟，不能只是一道能源選項的選擇題，而是一道治理能力的考題。關鍵不在於「核電需不需要」，而在於最壞情境是否被完整納入評估，耐震與防災、避難疏散資料能否接受第三方檢驗，以及一旦風險成真，誰能在極短時間內做出具正當性的決策。濱岡是一面鏡子。它提醒我們，在地震高風險區域發展核能，真正的安全並非來自技術自信，而是來自制度是否經得起公開檢視。若無法正面承擔這個問題，核電帶來的，恐怕不只是能源爭議，而是社會信任的再次崩解。

近年來，國際政治敘事出現轉折。過去中共盛傳「美國衰退」、「美國不會為台灣承擔成本」，形成「疑美論」。然而，從美國在外交、經濟與安全領域的實際行動來看，這套說法已明顯失效。需要強調，美國並非完美。其行動仍受國內政治、民意與制度限制，也可能帶來誤判與副作用。但與中國或俄羅斯的直接侵略不同，美國主要是透過經濟制裁、外交孤立與安全同盟施壓，促使對手的海外支點失血，進而產生結構性壓力，而非全面佔領或消滅國家。這種策略低成本、可控，對國際體系影響有限，也降低平民傷亡。中國與俄羅斯則不同，其軍事行動具有領土擴張和直接征服意圖，造成持續高強度的衝突與人員傷亡。將美國有限行動與中俄侵略混為一談，是典型的脈絡化謬誤。對台灣而言，重要的是理解：國家安全不在於短期軍事承諾，而在於國際體系中民主陣營是否仍掌握主導權，以及台灣如何以政策、外交與防衛措施降低風險。保持清醒、理性分析美國的角色，拒絕「疑美論」的過度悲觀，才能為台灣制定合理的安全策略。

中央研究院作為我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其院長人選的討論，時常被政治語言與輿論聲量所淹沒。近期圍繞陳建仁院士接任中研院院長的議題，亦出現將其與具高度政治知名度人物相提並論的說法。然而，若回到法律制度與學術評價機制本身，這類對照在專業上並不存在實質討論空間。首先，院長資格具有明確的法定門檻。依《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中研院院長須自「院士」中遴選。此一條文並非形式設計，而是中研院作為學術自治機構的制度核心。換言之，院士身分是進入院長遴選程序的必要條件，而非可依政治聲望或公共影響力彈性調整的選項。其次，院士制度本身代表的是學術評價體系中的最高肯定。院士並非行政職務，而是對長期、穩定且具國際影響力研究成果的終身認證，其產生過程高度仰賴同儕審查與國際學界的專業評價。即便具備學界經歷或曾任研究機構職務，若未達院士等級，制度上即無法與之相提並論。這並非價值高低之分，而是不同制度體系的自然分工。從制度適格性檢視，陳建仁具備院長任命的關鍵正當性，並非源自其政治歷練，而在於其早於從政之前，即已完成學術體系中最嚴格的專業驗證。他於1998年即當選中研院院士，長期深耕流行病學與公共衛生研究，並獲得美國國家科學院、世界科學院及宗座科學院等國際頂尖學術機構的肯定。這些榮譽並非國內政治權力所能主導，而是建立在跨國同儕審查基礎之上。此外，其曾任中研院副院長及多項學術與研究機構主管職務，對研究治理、資源配置與學術政策具有實務理解，亦符合院長職務對學術領導能力的制度期待。再者，中研院院長的產生程序，本身即設計為高度學術自主。候選人須經院士組成的遴選委員會提名，並由評議體系完成推薦後，始送交總統特任。此一多層次機制，正是為了降低單一政治權力對學術領導職位的直接影響。在此架構下，政治聲量無法取代學術同儕的專業認可。中研院院長的任命，本質上是一項制度與專業的選擇，而非政治立場的競逐。回到法律條文與學術評價機制本身，或許才能讓相關討論回歸理性，也有助於維護我國學術自治與制度公信力。

關於柯文哲，常見的爭論多半聚焦於政治立場的轉變、政策搖擺或選舉策略。然而，若僅停留在路線分析，往往無法解釋其行為長期呈現的高度一致性。從政治心理學與權力人格的角度來看，柯文哲的問題，並非「後來變質」，而是其性格結構在取得權力後被充分放大。首先必須釐清一個關鍵概念：權力並不必然腐化人，但會放大原本的人格特質。一個高度自戀、低共感、工具化他人的人格，在權力尚未到手前，或許仍能被制度與專業倫理約束；一旦站上權力舞台，這些特質便會迅速成為其決策核心。回顧柯文哲早年的公共言論，許多被支持者稱為「直白」、「真性情」的表現，實際上符合典型的低共感溝通模式：對女性的貶抑、對弱勢的嘲諷、以羞辱作為幽默。這類語言並非偶發失言，而是反映其內在價值排序—他人尊嚴並非優先考量，自我表現與控制感才是。2014年後，太陽花運動所創造的政治真空，讓柯文哲快速獲得權力位置。此時，他展現的並非政治新手的學習曲線，而是一種高度工具理性的行為模式：盟友被視為資源，制度被視為可操控的工具，道德則是可以被延後處理的成本。這種人格特質，在其對待幕僚與部屬的方式中表露無遺。簡余晏、蘇麗瓊等人離任時，柯文哲所使用的語言，不僅缺乏基本尊重，更透露出一種投射心理：他無法理解「為理念承擔責任」的行為，因此只能將對方動機解釋為失利、逐利或逃避。這正是低信任人格的典型表現—因為自身只以利益為行動依據，便假定他人亦然。然而，真正能作為人格分析關鍵案例的，是愛滋器捐事件。此案並非單一疏失，而是高度符合「權威型管理人格」的組織失靈模式：極端追求效率與成本壓縮、權責不對等的制度設計、將風險外包給位階最低且最無防禦能力的角色。當危機發生，領導者選擇切割責任、保全自我敘事，而非承擔制度後果。從組織心理學角度看，這是一種典型的「向下歸責、向上邀功」結構，其前提正是領導者將他人視為可替換耗材，而非具有專業尊嚴的行動主體。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行為模式在其後政治生涯中反覆出現：從政策失誤到財務爭議，責任總是「下面的人處理不當」，而非決策結構本身出了問題。這種高度一致性，恰恰證明問題並非偶發失誤，而是人格結構的穩定展現。因此，討論柯文哲，與其爭論他是否「背叛」了某種政治期待，不如正視一個更根本的事實：當一個低共感、強自我中心的人獲得制度縫隙中的權力，他所展現的，正是其一貫的樣貌。政治的危險，從來不只是錯誤的政策，而是錯置的人格。當社會將羞辱包裝成直率，將冷酷誤認為務實，最終付出的代價，往往遠超過一次選舉的輸贏。

近期藍白陣營在社群平台大力抹黑國防預算，最常見的攻擊不外乎兩句話：「上兆的預算，只有幾張 A4 紙？」以及「以前買的武器都還沒到貨，為什麼還要再編新預算？」這兩個說法，乍聽合理，實際上卻是對制度與產業現實的刻意誤導。第一，「幾張 A4 紙就要上兆？」完全搞錯審查對象。目前卡在立法院的，並不是 1.25 兆元的國防特別預算內容，而是為期八年的《國防特別預算條例草案》。這個條例的功能，是建立法源依據，讓行政院日後可以依法提出具體的特別預算案。條例本來就只規範原則、期間與程序，條文自然不會厚如預算書。只有在條例三讀通過後，行政院才能依法提出真正的「1.25 兆元國防特別預算細項」，逐項交由立法院實質審查。如今藍白卻利用人數優勢，連條例草案都卡在程序委員會，連「付委審查」都不給，等同於先關門，再指責對方沒拿出菜單。這種「連審都不審」的作法，與監督無關，只是技術性癱瘓。第二，「武器沒到貨，為何還要再買？」忽視軍工產業現實。這個說法，把國防採購當成一般消費行為，卻忽略軍武與高階科技產業的共通特性：產能高度集中、交期長、全球排隊。美國延遲交付 F-16，不只影響台灣，全球買家都在排隊。國防部也已說明，台灣對美軍購採「按進度付款」，目前仍有約 200 億美元存放在美國聯邦準備銀行帳戶，款項未消失，甚至還在生息。如果把「武器」換成「晶片」，問題立刻荒謬起來。台積電訂單延遲交貨，科技公司會因此停止下新訂單嗎？黃仁勳會等眼前這批晶片全數交完，才去排下一年的產能嗎？答案顯而易見。軍備採購同理。正因為交期長、產能稀缺，才更需要提早下單、建立長期計畫，而不是用「還沒到貨」當藉口全面停擺。國防預算不是政治口號，也不是情緒勒索，而是一套需要制度連續性與時間換安全的工程。把程序卡死，再指責政府沒有細項；把產業現實抹平，再煽動「亂花錢」的恐慌，這不叫監督，只是對國安不負責任的政治操作。在這個時代，拖延本身，就是一種風險。

2025 年5月17日，台灣正式邁入「非核家園」，這是一個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歷史節點。然而，若從能源轉型的實質結構來檢視，原本設定的「50：30：20」(燃氣、燃煤、再生能源)目標，並未如期達成，這提醒我們：非核只是轉型的一個階段性結果，而非終點。若僅觀察台電系統，2025年1至11月的電力結構為燃氣約53%、燃煤約27%、再生能源約13%。但若進一步納入自發自用的汽電共生系統，以及已簽署直轉供合約的再生能源發電量，整體結構更接近燃氣48%、燃煤35%、再生能源14%。這個差距突顯一個關鍵事實：再生能源推動進度的落後，直接牽制了減煤的實質進展。在此背景下，麥寮火力發電廠的角色尤為關鍵。曾被部分媒體形塑為「核三除役後的救星」，麥寮電廠卻在今年底完成解聯，正式退出台電系統。這座曾在Climate TRACE排名中列為全球第68大排碳電廠的設施，其停機本身即具有重要的氣候與治理意義，至少說明台灣並非只能以「高碳替代高碳」的方式來填補非核缺口。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既有燃煤機組的退場，而是燃氣擴張路徑所潛藏的結構風險。根據《大象還不願意跳舞》報告中的分析，即便假設碳捕捉與封存(CCS)技術能如期商業化，2035年官方規劃的燃氣發電量，仍將超出淨零情境限制的1.18至1.3倍；若採更積極的再生能源情境，差距甚至接近兩倍。這意味著，在淨零轉型路徑下，燃氣機組的平均容量因數勢必下降。即使依官方政策推估，2035年燃氣機組的容量因數亦難以超過50%，若再生能源加速佈建，甚至可能降至30%左右。至於2050年，即便全面導入CCS或氫能，整體燃氣容量因數仍僅約43%。問題在於，麥寮新燃氣機組的環評規劃，卻以2400 MW裝置容量、年發電量178億度為前提，意味其容量因數須長期維持在84%以上。依照現行淨零政策推估，該機組至2035年的實際運轉年限可能僅約7年，其後即需大幅降載，投資回收風險極高，形成典型的擱淺資產情境。這正是當前台灣能源轉型的核心矛盾：在再生能源推進受阻的情況下，燃氣被迫承擔過度的過渡角色，卻又在淨零框架下難以長期高負載運轉。若缺乏更清晰的退場與調整機制，燃氣將從過渡解方，轉為新的結構性包袱。總結而言，非核家園的實現，並不意味能源轉型的勝利，而只是揭開下一階段困難的序幕。能源轉型從來不是單一技術或單一電源的選擇，而是涉及投資回收、產業風險與治理能力的系統工程。未來的關鍵，不在於再「敲掉」多少舊怪，而在於能否建立足以支撐低碳結構的替代方案。這條路註定漫長，也註定充滿代價，但已無退路可言。

國民黨立委翁曉玲近日提出修法主張，認為「人民可以直接罷免總統與副總統」，隨即獲得部分支持者高聲喝采，稱此舉才是「真正的民主」，並指控任何反對者都是在阻擋台灣民主發展。然而，若真要嚴肅討論民主制度，問題恐怕不在於口號是否響亮，而在於制度是否一致。時間拉回不到一年。正是藍白立委聯手修法，大幅提高人民罷免立委的門檻：不僅要求第一階段、第二階段連署皆須附上身分證影本，也同步強化程序審查，實質效果是讓罷免門檻急遽升高，幾近形同沒收人民的罷免權。也正因如此，今年初才會引爆遍及全台的大規模罷免行動，反映出社會對制度倒退的強烈反彈。那麼，問題來了——若藍白真心主張「還權於民」，為何在立委罷免制度上選擇設下重重關卡？又為何在總統罷免議題上，忽然高舉民主大旗？民主制度的核心，從來不是「選擇性適用」。如果罷免是人民的權利，就應該適用於所有公職人員，且標準一致、程序公平。否則，所謂的制度改革，不過是政治操作。更值得追問的是，翁曉玲此次提出的總統、副總統罷免構想，是否願意比照先前藍白所推動的高門檻設計？是否同樣要求身分證連署？是否同樣提高程序審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這套「民主論述」顯然只是量身訂做的政治工具。事實上，依照現行憲政設計，人民並非完全無法罷免總統，而是需經由立法院提案並通過相關程序。這樣的設計，正是為了在民主與憲政穩定之間取得平衡，而非任由政治情緒牽動國家最高權力。最後，若要真正落實「權力可被監督」，是否也該誠實面對另一個長期被迴避的問題：不分區立委是否應納入罷免機制？當部分立委並非由選民一人一票選出，卻掌握完整立法權，民主正當性本就備受質疑。民主不是口號，更不是用來打擊對手的工具。誰在降低人民的罷免權、誰在選擇性高喊民主，社會其實看得很清楚。制度可以討論，但雙重標準，終究會被民主本身揭穿。

台灣政治人物一談到年輕世代，往往流於表面工程：造型年輕化、語言年輕化、政策貼上「青年」標籤，彷彿穿牛仔褲、拍短影音、加幾項補助，就能換得支持。然而現實恰恰相反，年輕人對政治的疏離與反感，正持續加深。對照日本政治人物高市早苗，這樣的落差格外明顯。她並不年輕，也不刻意討好年輕選民。她談的是國家安全、制度選擇、科技與產業自主，以及日本在國際秩序中的長期定位。這些議題不輕鬆，也意味著代價與風險，卻反而在不少關注公共議題的年輕人之中，獲得尊重。原因並不複雜。年輕世代關心政治，從來不只是關心當下的自己，而是關心十年、二十年後，這個國家是否仍然有方向、有制度韌性，是否值得他們投注人生。相較於短期補助，他們更在意的是長期的不確定性，與政治人物是否願意誠實面對未來。反觀台灣，越來越多年輕人對三大黨感到失望，關鍵並不全在政策內容，而在政治態度本身。選舉時滿口承諾，執政或掌權後卻沉溺於政治鬥爭，把結構性問題一再延後，將財政壓力、制度風險與國家安全成本不斷往未來推移。年輕人看得很清楚，這些被閃避的問題，最後終究要由他們承擔。更致命的是，三大黨普遍習慣將年輕人視為需要被安撫的對象，而非必須共同承擔未來的一代。政治語言充滿施捨式關懷，政策設計著眼短期效果，卻欠缺對長期代價的誠實說明。這種迴避責任的政治文化，才是真正讓年輕世代心生反感的原因。高市早苗能吸引年輕人，並不在於她是否「照顧青年」，而在於她願意把選擇與代價說清楚，也願意為此承擔政治風險。年輕人未必全然認同她的立場，但至少知道，她不是在欺騙，也不是在卸責。年輕世代要的不是年輕的政治人物，而是成熟、負責任的政治態度。他們拒絕的不是嚴肅，而是虛假；拒絕的不是承擔，而是被愚弄。誰想重新贏得年輕人的信任，關鍵從來不在討好，而在是否真正對國家的未來負起責任。

日前國民黨與民眾黨提出的「兒童未來帳戶」方案，看似關注下一代，實則突顯政策設計失焦與潛在社會風險。事實上，政府已推行「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民進黨持續優化制度，核心在於確保弱勢家庭子女受益，而非單純給予每個孩子同額資金。從年初起，衛福部與民間團體就持續討論《社會救助法》修正，調整家庭收入認定，將「近貧」家庭完整納入補助範圍，讓資源精準分配。唯有確保真正需要的家庭受益，兒童及少年帳戶才能發揮教育與發展功能，避免變成富人專享的稅務優惠工具。藍白版本存在三大結構性問題：其一，財務規模龐大且缺乏財源說明。每名兒童出生給予5萬元，1至12歲每年再給1萬元，總額超過4,000億元，若未妥善規劃，將排擠托育、教育與社福既有資源。其二，制度偏向高收入家庭。方案允許家長自願每年存10萬元並抵稅，對高收入家庭輕而易舉，對中低收入家庭卻幾乎不可行，恐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其三，可能排斥弱勢家庭。現行弱勢兒少帳戶每月存款僅1,250元，已有三分之一家庭無法開戶。若依藍白方案，中低收入家庭將更難參與，政策公平性顯然不足。政策的核心應是「縮小差距、補足弱勢」，而非表面公平或政治操作。孩子的教育與發展需要穩定且可及的資源配置，財政規模、受益族群及長期可行性，都是衡量政策成效的關鍵指標。倘若政策僅以全民平均補助為表象，忽略弱勢家庭實際需求，不僅無助縮小教育落差，還可能加深社會不平等。兒童未來帳戶應回歸其制度本質—真正保障每一個孩子公平的發展機會，而非成為政治口號或富人遊戲。這是一個制度設計的基本原則：在有限財源下，政策必須精準、有針對性，才能真正投資下一代，也才能避免社會結構性不平等被政策放大。

「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二十年養出一個殺人犯。」這句話像烙印般刻在我心裡。北捷中山事件後，新聞畫面中，兇手父母在鏡頭前下跪道歉，那兩個蒼老、顫抖的身影，徘徊在我腦海。身為一個孩子的父親，看著另一對父母絕望的眼淚，我的心卻無比沈重。如果，那是我的孩子呢？理智上，成年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感性上，父母面對孩子犯下的滔天大錯，那種「我養出了殺人犯」的罪惡感，足以淹沒他們。我理解為什麼他們會選擇道歉—那是最本能、最心碎的承擔。然而，道歉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崩壞的生命絕非一朝一夕，家庭、學校、職場或軍隊，每一個環節都有可能影響孩子的走向。司法與行政機關應找出完整答案，這才是防止下一次悲劇的關鍵。社會憤怒之餘，也應避免肉搜加害者家屬，給予他們最基本的尊重與時間。最讓我動容的，是受害者母親的善意：「希望社會不要再苛責兇手的父母，也祝福他們放下，平安過日子。」這份理解艱難卻偉大，提醒我們，正義與善良並非對立。如果只能給社會一句話，我會說：請珍惜每一天，把時間留給父母、孩子與愛的人。不要吝嗇擁抱，記得道歉、道謝、道愛。生而為人，很幸福，也很不容易，別留下遺憾。

近期台北發生的隨機殺人事件，社會輿論多聚焦於治安維護、資金來源或是否存在共犯。然而，從國際研究與既有案例來看，這類事件多屬於高度孤立的個人行為，其成因往往並不在於組織化犯罪，而是長期累積的心理與社會因素。在美國、日本等國，對隨機殺人的研究已累積相當成果。常見的輪廓包括：以年輕男性為主、單人犯案、長期社交孤立、工作與人際關係不穩定、對自身處境高度挫折，並逐漸將不滿歸咎於整體社會。這類行為者往往對陌生大眾產生敵意，同時又強烈渴望被看見、被記住。值得注意的是，大規模隨機殺人的犯案者中，約有三成最終死於自殺，顯示其行動往往伴隨強烈的厭世與自我毀滅傾向。這也意味著，事件本身並非一時衝動，而是長期心理失衡的結果。隨著現代社會型態改變，個人孤立感正在加劇。日本近年隨機攻擊事件增加，正與高孤立、高疏離的社會結構密切相關。台灣過去因嚴格的武器管制，使類似事件相對較少，但這並不代表相關風險不存在。另一個較少被討論的面向，是「前例效應」。當特定案件在社會中被高度關注、反覆討論，甚至被簡化為單一符號時，對部分心理脆弱者而言，可能產生模仿與投射效果。這並非為任何犯罪行為辯護，而是提醒社會必須謹慎看待事件的敘事方式，避免無意中放大其吸引力。心理學研究也顯示，這類行為者未必以反社會人格為主，反而常見的是強烈自戀與羞辱感並存的狀態：渴望被肯定，卻屢遭挫敗，最終轉化為對社會的報復想像。因此，隨機殺人並非單一家庭、單一教育或單一制度可以解釋的結果，而是一個長期、複合的社會歷程。公共安全固然重要，但這類事件無法透過全面改變生活方式或高度恐慌來避免。真正需要調整的，是社會如何面對個人挫折、孤立與失敗。當經濟與社會快速變遷，若大量個人的怨恨與無力感長期被忽視，便可能在極端情境下以最悲劇的方式爆發。理解成因，不是寬恕行為，而是為了防止下一次發生。這是所有現代社會都無法迴避的課題。

每當街頭暴力或隨機攻擊事件發生，社會往往很快以「孤狼犯案」作結，將問題歸因於個人的心理失序。然而，若放在更長的時間尺度觀察，當類似事件的出現頻率上升，且伴隨整體社會情緒的高度焦躁，這樣的現象就已不只是個案，而是結構性警訊。一個健康的社會，確實會有犯罪與失序，但不會普遍瀰漫著不信任、憤怒與絕望感。當隨機傷人、公共空間恐懼、以及動輒升高的群體衝突逐漸成為日常，這往往反映的不是單一城市治安問題，而是社會「免疫系統」正在被削弱。在國際安全研究中，這種現象常被放入「去穩定化」的脈絡理解。現代衝突不必透過軍事入侵，而是藉由長期操弄情緒、製造不信任與價值混亂，使社會自行失衡。隨機暴力者或街頭騷動者，在這樣的過程中，並非被直接指揮，而是被推向臨界點的「結果」。當公共輿論長期被負面敘事包圍，例如不斷強化體制無能、法律失靈、彼此不可共存的對立想像，對心理本就脆弱的人而言，這些訊息會逐步將個人的挫敗，轉化為對社會的敵意。於是，極端行為便被視為「出口」。更值得警惕的是，事件發生後的輿論反應，往往成為裂痕擴大的加速器。恐懼被放大，制度被全面否定，社會迅速被推向兩極對立。當中間理性空間消失，信任瓦解，社會契約也隨之鬆動。真正的風險不在於某一次事件本身，而在於社會是否因此陷入惡性循環。當人民不再相信制度能提供安全與正義，任何突發事件，都可能成為引爆更大混亂的引信。因此，回應這類事件的關鍵，不是情緒性的相互指責，而是重建「社會韌性」。這包括穩定而可信的司法體系、補強心理健康支持網絡、負責任的媒體與平台治理，以及公民對資訊操弄的基本辨識能力。孤狼行兇，表面上是一個人的崩潰；但對整個社會而言，那是一道裂縫。是否任由裂縫擴大，或是及時修補，考驗的正是我們能否在恐懼中保持理性，在動盪中維持制度信任。這不只是治安問題，而是民主社會能否長期穩定運作的關鍵課題。

近期圍繞《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所引發的政治爭議，表面上看似是一場行政與立法之間的權力衝突，但若僅停留在「誰比較強勢」、「是否構成獨裁」的口水對立，反而可能忽略了更值得社會深思的問題：台灣現行憲政體制下，權力制衡機制是否正在出現結構性失衡？行政院依憲法規定，對立法院通過的法律行使不予副署權，依法提出不同意見，這本是憲政制度中設計用以避免權力過度集中的正常機制。然而，相關行使卻迅速被部分政治力量定性為「行政獨裁」，使討論焦點從制度運作，轉移為政治動機的相互指控。這樣的簡化論述，反而模糊了真正需要被檢驗的核心問題。從程序面觀察，此次財劃法修法過程中，立法院被外界質疑壓縮實質審議、快速表決，對財政結構可能帶來的長期影響，未進行充分的政策說明與社會溝通。財政制度牽涉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資源配置、責任分擔與治理能力，其影響絕非短期可逆。當重大制度調整缺乏充分討論，立法的形式合法性或許仍在，但實質正當性卻容易受到質疑。更值得注意的是，立法權在行使過程中，若同時削弱行政部門的執行彈性，並限制司法部門進行憲法審查的實質功能，便可能導致「單一權力過度集中」的結構風險。民主制度的核心，並非任何一個機關的絕對優位，而在於權力彼此牽制、相互校正的動態平衡。一旦這種平衡被打破，即使程序看似合法，制度仍可能朝向失靈方向滑動。從比較憲政的角度來看，多數民主國家皆高度重視重大財政與制度改革的審議品質，而非僅追求表決速度。因為一旦制度性錯誤被寫入法律，其修正成本往往極高，對治理穩定性與公共信任造成長期傷害。制度運作若逐漸轉向「以表決取代說服、以數量取代論證」，民主政治便容易流於形式。然而，這類結構性問題在公共討論中，往往難以獲得足夠關注。不是因為社會缺乏理性論述，而是因為制度議題本身不易被快速理解，也不容易在短時間內形成集體討論焦點。當公共理解的節奏落後於制度變動，民主監督自然只能事後反應，進而累積失望與對立。因此，當前真正值得警惕的，並非單一政策的成敗，而是制度運作邏輯是否仍符合憲政民主的基本精神。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間是否仍保有足夠的對話空間？是否仍允許不同意見透過制度程序被充分表達與檢驗？這些問題，遠比政治口號更關乎民主的實質運作。在高度對立的政治環境中，冷靜回到制度本身，或許不容易，但卻是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自我修正能力。真正的風險，從來不只是誰輸誰贏，而是當制度失去制衡時，所有人都將成為長期的承擔者。

在這個資訊快速流動的時代，新聞每天如潮水般湧來，卻往往隨著下一波事件而被淹沒。許多攸關環境、公共健康與社會正義的重要議題，總是在短暫的爭論後悄然退場。然而，這些重要的課題不會因爭議消散而自動解決，它們依舊持續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為人提燈，明在我前」。因此，我們更應該照亮前路，為公共利益點亮一盞微光。當權力者選擇迴避、當責任被推託、當真相模糊不清時，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提醒人們：這裡還有問題存在，不能被忽略。誠然，有時無法以一己之力改變結構性的問題，但善盡言責為社會的盲點與被忽視的議題照亮一角，試圖用微弱的光，照亮城市治理與環境政策的盲點，正是我們所應當要做的事情。回顧過去對公共政策、居民健康與社會正義的呼喚，希望喚起更多民眾關注我們共同的生活環境。我們看到城市治理中存在多層問題：政策落實延宕、透明度不足、跨部門協作缺乏，以及弱勢群體承擔過多環境風險。台中掩埋場與文山焚化爐的案例，不僅反映治理盲點，更提醒我們，空氣、土地與水資源安全，不能僅靠口號與承諾維持。居民的健康與生活品質，更應該是政策設計與落實的核心。從歐美經驗中，我們看到成功的環境治理必須兼顧技術升級、透明公開與民眾參與，才能真正改善生活環境、增進社會信任。在能源議題上，核電重啟與再生能源發展的辯論，同樣突顯了政策短視與社會溝通的不足。能源轉型不是單純的供電問題，而是影響空氣品質、環境永續與世代正義的重要議題。此外，環境政策與公共健康息息相關，卻常被忽略。廢棄物管理、焚化爐排放、空污防制，與每個居民的日常生活密切連結。政策若無法落實，弱勢社群將承受最大風險，而這種環境不正義不僅損害健康，也削弱社會信任。總結而言，社會需要批判，但更需要希望，希望來自於每一個不願沉默的公民。因此，我們都應善盡所能，讓公共利益不被遺忘，讓政策的真相被看見。環境、能源、公共治理與社會正義等議題值得更多的關注，或許我們的聲音仍是微小，但若有更多人願意點亮自己的燈泡，微光匯聚，也能照亮前路。環境與政策的改善，需要每一個人的關注與行動。願這些微光，照亮我們走向更乾淨、更公平、更可持續的美好未來。

近年美國國會一直被批評助理流動率高，但原因從來不神祕：高工時、巨大壓力與偏低薪資。問題核心在於助理薪水並非獨立預算，而是被納入眾議員的「議員津貼」(MRA)之中。MRA用途繁雜，既要支付助理薪水，又要負擔辦公室運作、差旅、選區服務等大小開支；在每位議員平均僅約190萬美元的年度額度下，除非議員願意削減自身公務花費，否則助理薪資自然難與民間相比。因此，美國國會歷年來雖多次改革MRA的計算公式與使用規範，使其更符合物價、地理距離與行政需求，但有一項原則從未改變：全面透明、逐筆核銷。不論是薪資、影印、郵件費、辦公用品、差旅，所有開支都必須留下「憑證」；剩餘款項更須全數返還。此制度的目的很清楚—保護公帑不被濫用，確保議員對選民負責。事實上，美國近年也有助理因竄改薪資遭判刑，就是因為MRA財務公開，使不法行為無所遁形。哈佛學者也強調，凡是涉及議員自身利益的立法，更必須強化監督機制，避免外界事後還得挖掘是否存在不當利益。回看國內，當立委陳玉珍提出修法，主張將立委補助費改由議員「統籌運用」並「免檢據核銷」，其精神不僅與MRA背道而馳，更是直接抽掉民主政治的最低倫理要求：用公帑，必須留痕跡。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制度可以放寬、流程可以簡化，但透明與問責永遠不能退縮。台灣納稅人同樣有權追問一句：立委補助費若免檢據，人民又要如何確信這筆錢沒有被用在不該用的地方？

中華民國核能學會近期頒發「特殊貢獻獎」予民進黨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同時也是國民黨長風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的童子賢，引發外界高度關注。比起獎項本身，更值得檢視的是：此一表彰所象徵的，是科學貢獻，還是台灣能源政策正逐漸落入少數固定人脈圈的影響軌道?首先，頒獎者與得獎者的角色位置本身便具政治與政策意涵。核能學會理事長葉宗洸多年積極推動小型模組化反應器(SMR)，是國內最具影響力的核能倡議者；童子賢則透過媒體、論壇與政黨智庫，長期推動核電復辟、核綠共存及SMR論述。當一位深度參與SMR技術與政策研議的學者，親手頒獎給一位在產業界與政黨智庫皆具擴散力的核能推手，社會自然會擔憂：這是一項專業成就的肯定，還是核能政策社群內部的策略結盟?其次，SMR的技術性與政策合理性本身仍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國際上，美國NuScale示範案因成本暴漲而終止；加拿大、英國等國雖投入研發，但迄今仍無任何SMR實際商轉。安全規範、燃料供應、核廢處置與經濟性仍待驗證。國際研究也指出：SMR雖小，但若大量布建，反可能增加系統性風險與後端處置複雜度。因此，將SMR視為「成熟解方」，或以行政時程替代工程與監管事實，恐造成政策誤導。然而，在這些重大不確定性仍未釐清之際，台灣的SMR論述卻由少數固定人士壟斷資訊解讀。從企業界、學界到政黨智庫，逐漸形成一種「核能學會—特定企業—特定智庫」的政策三角結構。這樣的結構既能主導公共敘事，也可能在未經充分社會辯論前，將某種能源選項包裝為「國家既定方向」。這不僅壓縮了多元討論空間，也使能源決策面臨偏離公共利益、落入特定利益軸線的風險。能源政策牽動國安、財政、產業與國際承諾，任何重大技術與路線都需要透明資訊、制度性監督與可檢驗的技術證據，而非以人脈網絡或獎項象徵形成的「社群共識」。尤其是SMR這類尚在國際示範階段、缺乏完整商轉經驗的技術，更不應由封閉人脈圈以輿論塑造方式提前定調。因此，比起祝賀獎項，台灣更需要的是制度性保障。凡涉及核能推廣、SMR倡議、政策遊說或智庫參與者，都應揭露資金、合作關係與政策介入角色，讓社會能判斷其論述的立場來源與可能利益。唯有透過透明資訊、公開審查與跨領域評估，核能與能源討論才能回到科學與公共利益的基礎，而非落入技術社群與政治團體交織的人脈結構。台灣正走在務實的非核能源轉型路線上，而未來二十年能源方向將影響所有世代。人民有權知道：今日被強烈推動的核二核三重啟、SMR前景與核能敘事，究竟建立在科學事實與公共利益之上，還是建立在少數人脈結構與政策結盟的一致立場之中。

近年來，台灣民主社會中一個愈發顯著的現象，是公共監督的正當性逐漸被情緒化的輿論文化侵蝕。無論是政治領域的民代，或教育現場的教師，都愈來愈常在未經查證、資訊片段化的情境下，遭遇過度指責甚至全面性的輿論攻擊。這種趨勢不僅反映監督文化的變質，更可能對國家治理與教育品質造成長遠而深刻的制度性傷害。在政治領域，立法委員作為民意代表，本應接受監督。然而，當監督不再區分事實與情緒、不再強調程序正義，而流於「預設罪責」或「放大瑕疵」的集體撻伐時，監督便偏離其本意，轉變為一種政治性的社會懲罰。近年的案例顯示，只要出現一段未經查證的訊息，便可能引發全面性的社群攻擊，使個案尚未釐清之前，當事人已承受名譽損害與政治壓力。此一現象，是典型的「輿論先行、事實靠後」問題。教育現場亦有相同困境。教師專業長期缺乏社會理解，而匿名檢舉制度更使教師經常無法得知具體指控或釐清誤會。此類投訴往往基於個別家長的不滿、對教學專業的誤解，甚至是單一事件的片段資訊。當家長可以以極低成本發動匿名指控，而教師卻需承受高風險的輿論與行政壓力時，教育環境便逐漸形成「高風險、低保障」的專業場域。這些現象共同指向同一社會變遷：民主化後的公民社會雖獲得更多權利，但監督文化背後的倫理與責任卻未能同步成熟。權利若缺乏約束，便易淪為「濫權」。而這樣的濫權並非由制度本身造成，而是由監督文化的退化所導致——監督者免責、被監督者承擔所有後果。此趨勢所帶來的結構性後果不容忽視。政治與教育本屬高度專業且亟需穩定的人才投入，但當社會環境形成：不容許犯錯的零容忍文化以情緒代替事實的輿論審判匿名指控成本極低、證明清白成本極高專業不受尊重、程序正義不被重視最終便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制度性問題。優秀人才將更加排斥投入政治與教育，而留下的是更願意迎合情緒、回避責任或不在意專業倫理的人。政治治理品質下降，教育投資報酬減弱，國家軟實力則會在長期中遭到侵蝕。要扭轉此一趨勢，必須從制度與文化兩方面著手。制度面可改善匿名投訴程序、增加查證機制、確保當事人的回應權與資訊透明。文化面則需重建理性公共討論的基礎，讓監督回到事實、程序與比例原則，而非以輿論壓力作為工具。民主的力量不在於監督是否尖銳，而在於監督是否正當。唯有建立健康的監督文化，才能讓政治與教育這兩大社會基石重新獲得信任，也才可能避免整體制度隨情緒潮流而不斷下沉。

在氣候危機日益加劇、國際政經局勢高度變動的今天，能源安全的定義已經轉變。對台灣而言，能源安全不只是備轉容量或燃料存量，而是建立具韌性、分散化、在地化與民主治理特質的能源系統，能抵禦極端氣候、地緣政治風險及供應鏈中斷的衝擊。全球趨勢清楚指向再生能源。聯合國與國際能源總署報告指出，2024年全球新增電力裝置中92.5%來自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在2050年將成為全球電力供應主力，而核能比例維持約10%，未見大幅擴張。再生能源不僅便宜、快速佈署，且透過分散式發電、微電網與儲能，可提升系統靈活性與抗災能力。俄烏戰爭經驗亦顯示，依賴集中式核電或化石燃料的國家，在戰爭與地緣政治衝擊下極易受制於人。台灣的能源政策與國際趨勢一致，逐步減少燃煤發電並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在能源轉型上已有具體進展。自2016年起，風力與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已增超過五倍，2024年燃煤發電占比已降至39%，低於燃氣占比42%。2025年5月17日核電已歸零，再生能源占比達18%。離岸風電併網量突破3GW，居全球前五，綠電交易制度與再生能源憑證已建立，30多家企業投入百分之百綠電(RE100)目標，形成中央與地方、政策與市場的互補機制。台灣的能源安全策略必須以多元、分散、在地、民主為核心，降低對外部燃料依賴，提升韌性與快速回復能力。再生能源不僅是淨零與氣候政策，更是保障國安、產業競爭力與能源自主的核心策略。當能源政策是選擇題而非是非題時，聰明的選擇就是投資未來：擁抱再生能源，構建韌性與永續的能源系統，走向安全、綠色、創新的台灣能源新世代。

台灣社會持續爭論核能是否是能源轉型的出路，但烏俄戰爭的經驗已清楚顯示：核能並非穩定與便宜的選項，而是在戰爭與氣候危機下極度脆弱的設施。首先，戰火證明核電廠無法被視為安全堡壘。俄軍佔領札波羅熱核電廠、以核災風險作為戰略威脅，打破過去「交戰雙方不會攻擊核設施」的假設。核電廠必須仰賴外部電力維持冷卻，一旦電力中斷便可能熔毀；而核廢料儲存設施更脆弱難防。這意味著，核電在戰時非但不能提供保護，反而可能成為人質與攻擊焦點。身處地緣政治高風險的台灣，更無法忽視此一教訓。其次，核能也正被武器化為地緣政治工具。俄國Rosatom在普丁政權支持下援建多國核電廠，使他國長期依賴俄國燃料與技術，形成能源控制。台灣雖無俄國核能依賴，但仍透過化石燃料供應鏈(如石腦油)與俄國連動，顯示能源依賴與國安、民主自主息息相關。第三，國內近年被炒熱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同樣存在迷思。各國SMR 計畫普遍延宕與成本失控，美國NuScale甚至因預算暴增而取消。以發電量計算，SMR單位成本遠高於宣稱，且無法證明能提供更高的韌性。連俄國本身都未大規模部署SMR，顯見其技術仍不成熟。相較之下，再生能源與儲能十年來大幅降成本，並已在全球快速擴張。烏俄戰爭的另一個啟示是，依賴國外燃料的國家在衝突中更加脆弱。歐洲痛苦減少俄國能源依賴後，反而加速投入再生能源，如今已全面禁止俄國燃煤，綠能占比大幅提升。德國則以25年時間穩健推動「核能歸零」，仍保持工業強國地位，證明能源轉型並非不可能。更重要的是，核能在氣候變遷下本身也不具韌性。熱浪會使冷卻水溫過高、迫使反應爐停機；颱風與洪水可能摧毀外部供電或淹沒沿海核電廠。面對極端氣候加劇，核能將更難維持運轉。台灣的能源政策不應落回舊思維，而必須從戰爭與氣候的教訓重新定位。降低能源依賴、提升系統韌性並加速再生能源與儲能布建，才是能同時守住國安、民主與永續的真正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