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燈泡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近年來，台灣的能源政策爭議，常因立場不同而出現「選擇性環保」。有人高喊烏山頭水庫光電板污染水源，卻對台中市廚餘傾倒污染土地與水源視而不見。然而，環保若是淪為政治動員的工具，而非以科學與制度為依據，就會失去了社會公信力。環境正義的核心，在於標準的一致。無論是光電、核電、廚餘處理或工業排放，都應接受同樣嚴格的監督與檢驗。只對再生能源特別苛刻，卻對其他污染事件沉默，並非真正的環保，而是政治操作。換言之，台灣的能源決策與環境治理，必須建立一致、公正且透明的監管制度，才能贏得社會信任。的確，再生能源並非完美，但它是國際能源發展的趨勢，也是台灣強化能源自主與氣候責任的關鍵。因此，台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指責，而是更誠實的比較與更一致的標準來面對能源與環境風險。唯有如此，才能讓台灣的能源轉型真正成為環境永續的起點，而非政治分裂的延伸。

最近政府高喊要成立「SMR國家隊」，核安會還特別編列預算，要推動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研究與法規建置。但一看數字，真讓人笑出來。韓國投入的是四千億韓元，折合新台幣八十億；台灣的計畫呢？四年八億。要靠八億建立法規、培養人才、縮短開發時程，還能發展國家級技術，簡直是靠信仰運作的核能奇蹟。很顯然，這個政府根本沒打算自己發展SMR技術。這套路，風電國家隊早演過。從風機到葉片，台灣技術都做不起來，最後，還是外國供應商賺走大錢。如今核能更高階、更嚴格的領域，怎可能靠「國產」突圍？所以，這個國家隊或許只是為核電民營化鋪路、補助幾個可「台製」的零組件開發的包裝手法。說白了，SMR國家隊，只剩補助沒有技術，政治利益與產學補助又將開展新局。至於核一、核二、核三能否延役、核四會不會重啟？就別想太多了—那只是拿來喊口號的政治煙幕而已。

美國總統川普一句「台灣就是台灣(Taiwan is Taiwan)」，震撼北京，也震醒世界。這句看似簡短的話，卻等於重新劃下印太新秩序的紅線。他赴南韓前受訪時說：「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會談到台灣，他(習近平)也許會想問，但沒什麼好問的—台灣就是台灣。」這句話延續他早前的表態：「我很尊重台灣。」語氣平靜，態度卻堅定，傳遞出美國對台立場的明確轉變—不再模糊，而是直白。與此同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美日峰會後強調：「確保台海安全與穩定，是最重要的。」美國國務卿盧比歐也明言：「美國不會為與中國達成協議而放棄台灣。」從川普、高市到盧比歐，三位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跨越黨派與國界，形成清晰共識：台海安全，是自由世界的底線；台灣民主，是不可讓渡的價值。這不僅是對北京的政治宣示，更是對世界秩序的再定義。中國長年以軍事恫嚇、假訊息與經濟脅迫削弱台灣，試圖在灰色地帶模糊戰線；但這些行為反而促成了自由陣營更緊密的結盟。從美日安保合作到「四方安全對話」(Quad)、再到歐盟連續挺台決議，「台灣」已成為全球民主防線的關鍵節點。「台灣就是台灣」，不只是政治口號，而是一種世界觀的選擇—自由與威權的界線，已在台灣被重新劃出。這句話背後的力量，來自台灣社會四十年民主深化的積累：自由選舉、法治制度、新聞與言論自由，構成一個能自我防衛、又能貢獻國際社會的成熟民主體。對美國與其盟友而言，這句話更像是一種新語法。它象徵印太戰略已從「避免衝突」轉為「維護自由秩序」。對北京而言，這句話則是最清楚的警告：任何改變現狀的企圖，都將觸動自由世界的集體反應。對台灣而言，這是榮耀，更是責任。我們必須讓「台灣就是台灣」成為可持續的政治現實—不只靠國際支持，更靠自我堅韌。強化防衛、提升韌性、深化民主，是確保國際信任的三大支柱。唯有如此，世界才會相信這句話，不只是川普的表態，而是歷史的方向。「台灣就是台灣」，是戰略宣示，更是民主信仰。在威權復辟與秩序重組的年代，這句話已超越外交語言，成為自由世界的共同語言，更是對二十一世紀國際秩序的重新定義。

城市的發展，常伴隨著資源集聚與人口成長，但廢棄物問題卻往往成為治理盲點。台中市近年來的大里掩埋場垃圾山、文山焚化爐延宕升級，突顯地方政府在廢棄物管理上的制度缺陷，也暴露出市民健康受到長期忽視的風險。首先，政策落實與規劃脫節，是城市治理的主要盲點。政府在規劃焚化爐升級或垃圾場擴建時，往往著眼於成本、招標程序或行政便利，而非從居民健康與長期環境影響出發。文山焚化爐升級案延宕七年，原本為保障空氣品質的政策，因行政拖延而變成民眾吸入髒空氣的風險源。大里掩埋場垃圾超載，污水與臭氣外溢，更是制度疏漏的直接後果。其次，廢棄物治理缺乏透明與參與機制。居民難以取得即時監測數據，也缺乏管道表達意見或參與決策，政策過程完全被行政封閉化。這種「缺席的治理」，使市民成為被動受害者，無法對危害提出監督或建議，環境不正義問題因此加劇。再者，跨部門協作不足，造成政策碎片化。廢棄物處理涉及環保局、工務局、衛生局甚至中央單位，但缺乏統一協調與監督。結果是，垃圾山問題未被即時解決，焚化爐延宕亦缺乏有效追蹤，市民健康風險長期累積，卻無人承擔責任。要解決這些盲點，需要多層次的改革：一、政策設計應以健康風險為核心：無論焚化爐升級或垃圾場規劃，都要納入居民健康評估與風險緩解措施。二、建立透明監測與民眾參與機制：污染數據、施工進度、政策決策過程應公開，居民可提出意見並參與監督。三、跨部門協作與責任明確化：環保、工務、衛生等部門需共同制定長期廢棄物治理計畫，明確責任分工與追蹤機制。城市治理的核心，不只是建築、道路或經濟成長，更關乎每一位市民的生活安全與健康。當政策忽略居民日常環境的實際風險，治理盲點就會形成，社會信任隨之下降。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每一個垃圾山、每一次空污超標，都是治理缺失的警示。唯有以健康為核心、透明參與、跨部門協作，才能讓城市真正為人民而存在，而非成為制度疏漏下的受害地。

台中出現首例非洲豬瘟確診後，政府宣布全台禁止廚餘餵豬。筆者理解防疫的急迫性，但也提醒：防疫不能以焚化取代循環。防疫與永續並非零和，應趁此機會建立安全廚餘再生制度，化危為轉機。非洲豬瘟雖不影響人類健康，卻會重創畜牧產業。病毒能在低溫環境長期存活，短期全面禁餵確有必要。然而，若禁令成為常態，台灣每年近五十萬公噸廚餘將被迫送進焚化或掩埋系統，不僅加重焚化廠負荷、增加碳排，更背離政府推動的循環經濟與淨零減碳承諾。防疫是一時，循環是永續。國際經驗顯示，廚餘經高溫殺菌、乾燥、發酵等技術，可安全再利用。日本採行Eco-Feed認證制度，確保飼料可追溯；韓國則推動食品廢棄物再利用法，讓超過四成廚餘安全飼料化。台灣應從防疫恐慌中學習，建立屬於自己的「安全再生制度」。廚餘再利用不只是廢棄物管理，更是減碳與糧食韌性的關鍵。台灣豬隻每年仰賴大量進口穀物飼料，若廚餘再利用機制停擺，糧食自給率與碳中和目標都將倒退。農業部資料顯示，廚餘飼料化每年可減少進口飼料上億公斤，節省上億元成本，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每回收一公噸的廚餘，相當於減少約0.3公噸二氧化碳排放。此外，廚餘經厭氧消化可產生再生能源，堆肥化則能提升土壤碳匯與有機質含量，強化糧食系統的韌性。未來政策可結合社區堆肥、校園食農教育與餐飲業分流制度，讓民眾直接參與循環過程，打造「零浪費、低碳、可再生」的城市糧食體系。因此，建議政府儘速啟動五項行動：一、建立安全廚餘再利用登錄制，參考日本Eco-feed制度，制定高溫滅菌與追溯流程。二、補助地方建置中小型乾燥、發酵設備，降低集中處理風險。三、公開廚餘流向資訊，建立透明溯源平台。四、推動《食物資源循環法》，整合防疫、減碳與糧安政策。五、將廚餘循環成果納入減碳與糧食政策指標。台灣從SARS、口蹄疫到非洲豬瘟，屢屢陷入「防疫與永續」的兩難。如今正是制度轉型的契機。顯而易見的，以科學管理取代恐懼封鎖，以制度升級取代一禁了之，讓防疫、循環、減量與惜食同行，才能在防疫安全的基礎上，重建安全循環體系，並守護台灣的糧食安全、氣候行動與永續未來。

環境政策不是口號，而是日常生活中每一口空氣、每一滴水、每一塊土地的安全保證。台灣長期面臨空污、廢棄物累積與能源轉型壓力，但許多政策往往停留在計畫與承諾，真正落實的措施卻仍是有限。透過觀察歐洲與日本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城市或國家的環境治理，只有落實在制度、技術與透明監督上，才能真正守護居民健康與生活品質。以焚化爐與廢棄物管理為例，日本多數城市早在十年前就將焚化爐設備升級為「高效減污＋能源回收」模式，每座焚化爐都設有完整的排放監測系統，並向居民公開數據。同時，廢棄物分類與回收政策非常細緻，居民必須依規定回收不同種類垃圾，政府提供完善的收運與處理系統，確保垃圾量與焚化爐負荷合理化。因此，日本城市的焚化爐汙染排放大幅降低，公共健康的真實風險也隨之下降。歐洲則以公開透明、公眾參與、以及長期規劃見長。例如德國、瑞典不僅推動能源回收與廢棄物最小化政策，更將環境影響納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標。居民與NGO團體有權監督焚化爐、垃圾場與工業排放，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高度透明。因此，污染排放降低，城市居民對政策信任度也能大幅提升。對照台灣，尤其是台中市的現況，落差極為明顯。文山焚化爐升級延宕七年，大里掩埋場垃圾山仍然堆積如山，市府雖有監測，但缺乏即時公開與民眾參與機制。政策落實度低，不僅增加居民健康風險，也削弱社會信任。若台灣希望改善空污與廢棄物管理，僅靠口號或短期政績宣傳，絕對是無法建立長久信任與成果的。從日本與歐洲的經驗可以看出三個關鍵方向：一、技術與設備升級必須跟上國際標準：焚化爐、污水處理及污染防制設備必須符合最基本安全規範。二、政策透明與民眾參與：任何排放數據、改建計畫與環評結果都應公開，讓民眾能監督決策。三、長期規劃與跨部門協作：環境治理不能只看一年或兩年的政績，需要跨年度、跨單位協調，確保政策可持續落地。台灣的環境挑戰雖特殊，但歐日的案例提供了明確方向。那就是，政策若停留在口號，無法改善空氣品質、垃圾管理與能源轉型問題；政策若落實在技術、透明與參與協作上，才能真正確保市民健康。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環保政策不是紙上談兵，而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安全與公平。唯有學習國際經驗、落實本地行動，才能讓城市真正呼吸自由空氣，居民生活安心無虞。

在這起非洲豬瘟事件中，「廚餘」原是日常語彙，卻成了防疫體系中最危險的導火線。當社會追問病毒從何而來、責任誰屬時，真正的警訊早已赤裸裸呈現：廚餘，是所有潛在傳播途徑中風險最高的一個環節。而我們這次看到的，不只是病毒的頑強，而是行政制度與風險意識的全面失能。非洲豬瘟病毒(ASFV)極為堅韌，可在豬肉製品與血液中存活數週乃至數月，冷凍狀態下仍具毒性。這也讓廚餘變成病毒理想的藏身之所。當未經妥善處理的肉渣與血液被倒入豬舍餵養系統，就像一顆外觀平凡、內藏殺機的定時炸彈。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因此要求，廚餘必須在90°C以上長時間加熱或高壓滅菌，處理後更不得與污染源接觸。這不是繁文縟節，而是針對ASFV耐活性的最低防線。唯有達標，廚餘再利用才安全，否則便是病毒直通豬舍的捷徑。但這樣的標準，在台灣卻往往只停留在紙上。涉案養豬場自六月起，連續四個月未依規定上傳該廠的蒸煮紀錄。更諷刺的是，環境部設有具影像驗證與時間戳記的廚餘蒸煮申報系統，地方政府卻幾乎未監督。制度的眼睛原本開著，卻選擇閉上。這不只是行政懈怠，而是風險管理的斷線。10月10日該場豬隻已出現異常死亡，中央的化製廠系統早有異常訊號，但地方在四天後仍決定「不採樣，持續觀察」。這不是資訊不足，而是對風險判斷出了錯。在手握紅燈訊號時卻不轉方向盤，錯過了阻止疫情擴大的黃金時刻。更嚴重的是，疫調發現有11頭病死豬下落不明。ASFV雖然不會感染人，卻對豬群具高度致死性。若這些病豬被非法棄置或流入黑市，病毒就可能透過野生動物、器具或人員擴散。這些「去向不明」不只是行政漏洞，而是活生生的病毒破口。回頭檢視制度，我們早有完整的數位監控與自動通報機制，但一切都敗在「看見卻不作為」的地方執行。數據可以警醒，制度可以防堵，但唯有人能決定要不要採樣、要不要稽查。因此，這次的災難，不是資料斷訊，而是判斷斷線。有人辯稱「國外也用廚餘養豬」，但事實恰相反。歐盟早在2002年全面禁止餐廚廢棄物餵養家畜；日本、韓國雖採取技術開放制，但都以高門檻與嚴格監督為前提。台灣若執行鬆散，只會讓「技術容許」變成「風險容忍」。這次事件不是單一錯誤，而是高風險技術、紀錄掛零與風險判讀失靈所交織而成的結構崩壞。「制度不是沒設計，而是沒使用；資訊不是沒提供，而是被忽視」。防疫最大的破口，從來不是病毒本身，而是我們對風險的輕忽。當系統長期「看見卻不行動」，高風險就會一點一滴積累，直到壓垮整個體系。那根稻草，也許只是原本該丟入高壓鍋、卻被輕忽的一塊豬骨。這次我們付出了代價；下一次，倘若仍是學不會，恐怕是要付出更大代價。

台中養豬場爆發非洲豬瘟，全國輿論立刻聚焦在豬場管理與地方政府的查驗缺失。錯誤的確該究責，地方執行也必須改進，但若是問題只談一半，就看不見真正的防疫破口。非洲豬瘟不會憑空出現。無論是使用廚餘餵豬形成病毒溫床，或是查驗疏漏導致傳播，疫情爆發的前提，必定是病毒進入境內。也就是說，境內出現非洲豬瘟，表示防疫體系最外層的「邊境防堵」已經出現漏洞。根據行政院長卓榮泰在2024年的說明，自2018年8月至2024年5月，邊境查獲7,232件違規輸入的豬肉製品，其中707件檢出非洲豬瘟病毒核酸陽性，陽性率高達9.8%。換句話說，每十件違規郵寄肉品中，就有一件帶毒。這數據著實令人震驚，也說明病毒其實是不斷叩關，讓邊境防線長期處於高壓狀態。防檢署與海關人員確實非常努力，但現實是，病毒只要一次成功「闖關」，就可能在國內找到破口擴散。此次台中豬瘟疫情，專家研判病毒株疑似來自越南系統，更印證境外傳入的可能。邊境若不補強，國內查驗再嚴，也只是補破網。因此，當社會聚焦於地方責任與廚餘管理時，中央政府更應回頭檢討邊境防堵策略。違規輸入的肉品郵包屢禁不止，背後涉及民眾法治意識、跨境物流漏洞與刑責不足等多重問題。僅靠罰款與宣導，難以遏止違規；唯有加重刑責、強化跨部會監控與國際合作，才能真正減少病毒入侵的風險。同時，邊境檢疫的科技化也應加速推進。運用AI掃描、郵包X光影像比對與風險分級系統，可有效提高查獲率；而地方層面的教育宣導與業者通報制度，也應同步強化，才能形成從邊境到豬場的多層防線。非洲豬瘟的威脅，不僅是畜牧業的危機，更是國家防疫體系的壓力測試。地方政府該負的責任不能推卸，但若不正視病毒從哪裡進來，究責再多也無法防止下一次悲劇。真正的防疫，不是找到替罪羊，而是補上那個最外層的破洞。

有人問起盧秀燕的台中政績是什麼？說真的，答案很明確：幾乎沒有。除非你把「賣地」、「購物節」列入政績清單，否則幾年下來，真正讓城市進步向前的實質建設少之又少；反而，過去已有的公共資產與城市文化環境，卻出現明顯退步。以台中公園為例，經過林佳龍任內整修後，湖心亭重現風采，綠地乾淨整齊，親子和市民都願意去散步。現在呢？湖裡的魚比人多，水質惡化，環境管理退步，遊憩體驗大打折扣。城市的治理能力，光從這一點就能看出落差。台中車站也是明顯例子。林佳龍改建後，車站周邊不僅乾淨，景觀與交通也大幅改善；幾年來，車站旁成了露營聖地，空氣裡甚至飄著「人類活動特有氣味」。綠川也從清澈活水變成臭味撲鼻。公共空間，本該是城市門面，結果卻成了「聞得到政績缺席的地方」。文化資產活化也未能倖免。國家漫畫博物館、舊台中酒廠文化園區、台中市役所……原本能提升市民生活質感與觀光價值，但盧秀燕接手後缺乏後續規劃，資源潛力未發揮，甚至出現退步。連城市品牌活動也被拖累。台中爵士音樂節，曾是城市名片，如今在管理疏失下流於形式，市民與遊客體驗大打折扣。可見，市政核心不是活動包裝，而是長期規劃、公共資源管理與城市品質的持續提升。對比之下，林佳龍四年翻轉中西區的建設，幾乎做了其他市長三十年的份量。盧秀燕的「政績」，不過是表面活動與招商宣傳，對城市實質改善幫助有限。公共建設老化、文化資產活化缺位、環境維護不力—這才是真實的四年成果。台中市民應該反思：城市治理不是購物節、不是新聞宣傳，而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改變。幾年的觀察告訴我們，表面光鮮、短期包裝無法取代城市治理的本質。否則，每天聞到的，不只是空氣，而是政績缺席的味道。

城市發展與高度工業化帶來了經濟成長，卻也累積了沉重的環境成本。台灣空氣污染嚴重，尤其是工業區、焚化爐周邊以及交通繁忙地帶，居民長期暴露在懸浮微粒、氮氧化物等有害物質中。然而，環境風險並非公平承擔，弱勢族群往往承受最多傷害，而社會公眾的關注卻最少。這就是典型的「環境不正義」現象。以台中市為例，大里掩埋場垃圾堆積超過38萬噸，臭氣與汙水四溢，附近居民飽受惡臭與健康風險之苦。文山焚化爐的升級延宕七年，缺乏必要的氮氧化物去除設備，使周邊居民長期暴露在超標污染中。顯而易見的，這些問題影響的不只是生活品質，更可能引發呼吸道疾病、心血管問題等健康危害。相比市中心的高收入區域，弱勢居民缺乏選擇，無法逃離污染環境，形成非常不公平的負擔分配。環境不正義不僅是地理問題，更是政策與治理缺失的結果。政府在規劃垃圾場或焚化爐時，應優先評估對當地居民健康的潛在影響，並納入公平性考量。然而，台中案例顯示，政策推動經常以「成本效率」或「行政便利」為優先，忽略了弱勢族群的健康風險。市府拖延改建、設備落後，讓弱勢居民成為治理缺失的直接受害者。此外，資訊透明度不足，也加深了環境不正義。居民往往無法獲得完整公開的污染監測數據或健康風險資訊，無法對市府決策提出有效監督。當公共政策缺乏公開透明，弱勢居民就更容易被排除在決策之外，形成「沉默受害者」的困境。因此，解決之道不僅是要管制與減少污染，更要建立公平正義的機制。政策制定者應該要：第一，優先改善高風險社區的焚化爐與垃圾處理設備；第二，確保透明公開污染監測數據，並納入民眾參與；第三，考量環境公平，將弱勢群體健康納入政策優先指標。唯有如此，城市治理才不會只是數字上的合格，而是真正守護每位市民的生活與健康。最後，要提醒的是，我們不能只關注總體空氣品質或全市污染指數，更要看誰在承受最直接的傷害。公共政策若忽略弱勢族群，就不是全體市民的福祉。環境正義的實現，需要所有公民的共同關注與監督，才能使政策回到最基本的價值—守護人的生命與健康。

台中市近期所爆發的廢棄物爭議，再度讓市政治理能力受到檢驗。盧秀燕市長在九月十五日回應此事時，竟將問題歸因於「有心人士挑撥、製造恐慌」，彷彿一切都只是外界的抹黑。然而，市民每天呼吸的空氣、隨處可見的垃圾山，是真切存在的事實。這些問題不是別人製造的，而是市府長期失能的結果。首先，文山焚化爐改建案的延宕，已是市府無力的象徵。早在前市長林佳龍任內，便已編列十億元預算要進行舊焚化爐的升級工程。然而，盧秀燕上任後卻喊停，改以BOT推動，結果拖了近七年。環保局長五度對外承諾開工卻是接連跳票，直到今年才首次招標。這些年來，無法處理的垃圾持續累積，市民卻得忍受惡臭與空污。其次，大里掩埋場的垃圾山更是觸目驚心。場內堆積超過38.5萬噸垃圾，遠超過大設計容量。現場垃圾裸露，污水外溢，惡臭四散，不僅影響市民觀感，更威脅居民健康。事實上，垃圾山不會一夜之間形成，而是長期缺乏積極治理的後果。市府若及早推動焚化爐升級，問題不至於惡化至此。令人遺憾的是，台中市民被迫多吸了七年髒空氣。根據媒體報導，全台焚化爐幾乎都設有氮氧化物去除設備，僅剩新竹市與台中文山焚化爐落後。然而新竹已確定於年底完成設置，台中卻依舊停滯。換言之，市府團隊的怠惰拖延，讓市民無辜承受長達七年的空污風險。台中市空氣品質本來就因產業發展與境外污染而一再惡化，如今因焚化爐設備落後，更是雪上加霜。盧秀燕市長經常強調「市政優先」，但市民看到的卻是「市政擺爛」。當垃圾山矗立、空污加劇，她不檢討市府責任，反而指控外界挑撥。這種推諉的態度，才是市民真正的恐慌來源。因為它意味著市府沒有準備好解決問題，只想把責任推給別人。市民要的不是口號，而是具體行動。文山焚化爐改建必須立即啟動，並提出可供檢驗的時間表；大里垃圾山需要公開透明的處置計畫，不能再任其堆積；焚化爐的污染防制設備也必須加速建置，否則市府就是在犧牲市民健康。一座城市的價值，不在於市長的口號，而在於人民的生活品質。當垃圾山與髒空氣成為台中的代名詞，這是對市民的不公不義，也是對治理失能的明證。台中需要的不只是大街小巷燈火通明的市政宣傳，而是真正能照亮未來的公共政策與積極作為。

政治的墮落，往往不是突如其來的墜落，而是一場層層升級的過程。黃國昌從昔日的吹哨者，到今日被質疑與狗仔、網軍、甚至駭客入侵有關，這條路線圖幾乎是一齣政治倫理的警世劇。這不只是個人的墮落失守，更是台灣政治道德的鏡中黑影。當年的黃國昌，以學者之姿揭弊、敢言，曾被視為改革象徵。然而，權力的誘惑總在不知不覺間滲透人心。當他自信能主導輿論，將監督化為鬥爭的武器，政治人格也開始扭曲。狗仔式偷拍與「反蒐證」說辭，暴露的不是正義，而是權力的偏執與恐懼。當揭弊成了設局，正義也隨之失去了靈魂。接下來的「網軍時代」，讓墮落走向體系化。從社群帶風向到匿名帳號圍攻異己，民眾黨的輿論操作愈發精密冷血，卻愈遠離民主的底線。網軍，本是威權時代用來監控輿論的工具，如今竟在自詡改革者之手中重生，這樣的反諷令人唏噓。而當「駭客入侵」的指控浮現，整場政治劇似乎走向黑暗的巔峰。若政治鬥爭已可跨越法律邊界，動用駭客技術竊取或外流資料，這不只是個人操守問題，而是對法治與資訊安全的直接威脅。台灣社會費盡心力防範外部滲透，如今卻可能因內部政客的越界行為而破口。更諷刺的是，這些手段依舊披上「正義」與「透明」的外衣。黃國昌似乎忘了，監督政府不是以侵害隱私為代價，揭弊也不等於無限上綱的監控與騷擾。當權力者以道德之名踐踏法治，摧毀的不只是對手，更是社會對公平與正義的信任。台灣民主的可貴，在於權力能被監督，監督者也受法治節制。若自詡正義者沉迷於揭露的快感，以狗仔、網軍、駭客等手段構築「數位私刑」，民主自由的基石將被一點一滴掏空。真正的改革者，不是誰喊得最大聲，而是誰願意受法律與良知的約束。當黃國昌從吹哨者變成操盤者，從監督者變成威權手段的繼承人，他所映射出的，不只是個人的墮落，更是一面映照台灣政治現況的黑鏡。

上個月中旬，台中市長盧秀燕首度回應台中市「廢棄物處理」的爭議，她將問題歸咎於「有心人士挑撥、製造恐慌」。然而，事實擺在眼前，台中市民每天呼吸的空氣、城市環境的品質，都在市府多年怠惰下不斷惡化。因此，這不是誰挑撥的結果，而是台中市政府長期失能的佐證。首先，文山焚化爐改建案的拖延，已成台中市政最大的笑話。前市長林佳龍時代就已規畫投入十億元預算進行舊焚化爐升級，卻因盧秀燕上任後喊停，改以BOT案推動，導致工程延宕至今近七年。期間環保局長五度對外承諾開工，卻次次跳票，直到今年才首次招標。這段時間，垃圾處理量的缺口持續累積，市民只能默默承受臭氣、污染與焦躁不安。令人遺憾的是，台中市民這七年來也因此被迫吸進更多髒空氣。根據媒體報導，全台僅剩新竹市與台中文山焚化爐煙囪沒有設置氮氧化物(NOx)脫除設備。儘管如此，新竹市已確定在今年底將完成裝設，唯獨台中仍是原地踏步。換言之，市府的輕忽與拖延讓市民平白多承受七年的空污危害。台中市空氣品質原本就受到工業排放與境外污染影響，如今垃圾處理設施又落後全國，市民的健康顯然是被當作政治操作下的犧牲品。其次，大里垃圾掩埋場成為「全國最大垃圾山」，已是台中的城市之恥。超過三十八萬噸的垃圾堆積裸露，汙水四溢、惡臭撲鼻，對周遭居民造成的影響，不僅止於視覺與嗅覺的衝擊，更是潛藏公共衛生與土壤、水源污染的長期風險。倘若地方政府無力解決，中央環保署的確有責任必須介入與協處，但淪為這樣的狀態，難道不正是台中市府放任問題惡化的明證嗎?市政不是口號，更不是選舉語言，而是關乎公共安全與生活品質的具體作為。盧秀燕市長上任以來，常以「市政優先」自詡，卻在焚化爐改建、空污防制、以及垃圾掩埋等環境政策上表現荒腔走板。而當問題被媒體揭露，她不是檢討市府執行力不足，而是指控外界挑撥、製造市民恐慌。這種推諉心態，無疑的是讓市民失望的根源。台中市是全國人口第二大城市，市府責任重大。市民需要的是乾淨空氣、有效垃圾處理、公開透明的市政規劃，絕非是一再的拖延與推託。文山焚化爐若早已完成改建，垃圾山問題是否會擴大至此?若市府能積極裝設氮氧化物去除設備，市民是否就能減少多年來的健康風險? 其實，這些答案早已勿庸置疑。最後，要強調的是，市民的健康與環境安全，不容任何人以政治算計來交換。台中市府必須立即停止推諉，正視廢棄物與空污治理等關鍵問題，並提出清楚且可被檢驗的時程與措施。盧秀燕市長若繼續無心，無視現實，恐怕台中最終留給社會公眾的印象，將不再是文化城，而是「垃圾山、髒空氣」的代名詞。

十月十九日下午，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與中國國民黨新任主席當選人鄭麗文互致賀電與覆電。乍看之下只是政治禮儀，但對懂政治語言的人來說，這不是寒暄，而是宣告。顯而易見的，這封賀電幾乎就是一份兩岸政治共同聲明，甚至可說是公開的併吞意向書。值得提醒的是，中共的賀電從來不是禮貌而已，而是一種政治信號。2015年馬習會前夕、2022年朱立倫上任時，北京都曾以賀電鋪陳「九二共識、一中原則」的主軸，接著推動統戰布局。這次更直接。因為鄭麗文本人早已公開主張兩岸政治談判、終結敵對狀態，甚至提出「一國兩制的創新版本」。她的語言與中共的話語體系幾乎同步，連節奏都一樣。當兩邊的賀電在同一天出現、同時上新聞，這其實就是政治對話的啟動儀式。這不是猜測，而是脈絡。中國正在等待可以談的人，而鄭麗文，恰好成了這個角色的完美人選。這封賀電，某種程度上正式讓北京宣告：統戰對象已經明確，窗口已經開啟。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揭露也不是壞事。至少，真相終於擺上檯面。從此，不必再有臆測，也不必再說誰抹黑誰。國民黨內確實有一條親中脈絡，願意接受中國設定的政治框架；而北京也不再裝溫和，直接以制度滲透、輿論操作、選舉干預取代過去的軍事威嚇。這是統戰策略的升級版。問題是，台灣準備好了嗎?中共看到島內有人願意合作，會怎麼做？會加速。它會放大那股聲音，製造和平統一的假象，讓民主社會內部出現分裂與疲乏。這是心理戰、資訊戰、認知戰的結合，真正的戰場已經在每個人的手機螢幕裡。面對這種局勢，民進黨政府能否穩得住民心，變得關鍵。若仍陷於短期選舉算計，只會讓社會更分裂。對抗統戰的關鍵不是喊口號，而是建立社會的民主免疫力。那便是從資訊透明、教育培力到媒體識讀，讓人民有足夠的判斷力，不再被操弄。台灣真正的危機，不只是中共的謀台野心，而是我們自己對現狀的麻痺。當統戰賀電都能被視為例行公事、當兩岸政治談判被包裝成和平選項，那才是真正的警訊。給鄭麗文的賀電不是終點，而是起點。它提醒我們的是，台灣的未來，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重寫。如果我們繼續習慣、繼續麻木，下一封賀電恐怕就不再是問候，而是最後的通知書。

國民黨主席選舉落幕，鄭麗文以54%的得票率擊敗郝龍斌，成為黨史上第一位紅化色彩最鮮明的領導人。這不僅是一場黨內權力更替，更象徵著國民黨路線的歷史轉折—從「藍色保守」正式邁入「紅色附庸」。首先，這次選舉標誌著國民黨從「緩衝地帶」走向「直接接軌」。過去國民黨雖親中，但仍強調維持現狀，試圖在兩岸之間扮演中介角色。然而鄭麗文的當選，反映出基層黨員已不再滿足於模糊立場，而是選擇全面擁抱「和平統一」話術。這意味著，北京對台政治影響力的滲透，將不再需要經過藍營的中介層，而可直達台灣政治的核心。其次，鄭麗文的政治風格與傳統國民黨菁英截然不同。她擅長民粹動員與網路操作，熟悉衝突政治與對抗語言。未來國民黨的反對戰略，將可能從「宮廷內鬥」轉向「街頭對撞」，以激烈手段取代菁英協商。這不僅可能造成社會對立擴大，也讓理性討論的空間更加萎縮。最後，值得提醒的是，兩岸政治的灰色操作。鄭麗文多次公開表達願意赴中「對話」，即便缺乏政府授權，仍可能被中共包裝為「民間談判」。若此舉成真，不僅削弱我國主權，也將模糊「合法代表」的邊界，讓國際社會誤判台灣內部的政治立場。當藍變紅，國民黨不再只是台灣政治的在野力量，而可能成為北京的代理話筒。這場選舉的結果，不只是國民黨的轉型，更是台灣民主體制面臨的一次重大壓力測試。

馬治薇涉收受中國資金參選立委，遭高等法院依《反滲透法》第四條判刑二年八個月。她辯稱與資助者「只是朋友」，並無政治交易。然而，法院查出她不僅接受約新台幣百萬元資金，還提供政府機關聯絡名冊與政治活動資訊。這樣的「友情」，早已跨越私人交誼的界線，進入政治滲透的領域。自《反滲透法》2020年上路以來，社會對其適用始終存疑。有人擔心難以舉證，有人質疑恐致寒蟬效應。但這起判決說明，只要檢方掌握金流、通訊與行為對價等具體證據，法院仍能認定構成滲透事實。這是台灣首批具實質意義的案例之一，象徵法律不再停留於象徵性宣示，而能在司法實務中防衛民主。「只是朋友」的辯詞，看似無辜，卻揭露了滲透的微妙手法。對統戰單位而言，「友誼」是最柔軟、也最有效的政治滲透工具。金錢、邀約、人脈與資訊交換，都可能在「交朋友」的名義下展開。當候選人甘願接受外來金援，台灣的選舉主權，已被外力預付訂金。這不僅是個人的貪婪問題，更是民主制度被試探與滲入的警訊。更值得關注的是，這起案件能曝光，是因為檢方成功追蹤金流與虛擬貨幣交易。但更多未被查出的、無法追蹤的資金呢？在數位金融與境外匯款的年代，滲透手段更加隱密。這意味著，事後偵辦的能力再強，也不如事前防堵來得有效。政治獻金透明化、候選人財務揭露、與境外資金監管，才是防滲透的根本工程。《反滲透法》的目的，不是懲罰與中國往來的人，而是防止外部勢力藉金流與影響力操控民主程序。民主社會最怕的，不是外來敵人，而是內部對敵意的遲鈍。當有人以「朋友」之名為外力鋪路，當社會對這種辯詞仍報以寬容，那正是滲透最成功的時刻。這起判決提醒我們：法律只是防線的最後一層，制度才是民主的根基。要守護台灣的自由，必須讓政治金流透明、資訊公開、責任明確。當「只是朋友」成為政治遮羞布，我們就更需要法律的清晰與社會的明辨，讓友情不再成為滲透的偽裝。

中華足協國家隊總教練日前因長期資源不到位、行政支援失能，憤而請辭。這起事件不只是教練個人的退場，而是一次對台灣體育治理體制的照妖鏡。新任體育部長李洋上任後，面對的第一場危機，就是如何讓體育協會不再是「退休官員與退役球員的俱樂部」。台灣的大多數體育協會，長期由退休官員或資深球員主導，組織結構封閉，思維仍停留在官大學長制的年代。他們習慣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辦活動，用關係決定資源分配，卻鮮少問自己：這筆錢花下去有沒有回報?是否能讓更多年輕人投入體育?事實上，問題的根源在於資金結構。這些協會幾乎完全仰賴政府補助，沒有市場化壓力，也缺乏成本效益的概念。當資源來自納稅人的口袋，而非參與者或贊助者時，管理者自然只需向上交代，而不需向社會負責。這樣的體系再有熱情的人也會被磨耗，最終只剩下例行公事與儀式性比賽。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陋習，最快的辦法也許不是再開公聽會、再修法，而是引入企業的力量。可以考慮讓台灣前50大企業「一公司認養一協會」，並給予一定的抵稅誘因。企業若能派人進入協會理事會參與決策，導入企業治理的思維與績效考核機制，體育協會才有可能真正「動起來」。企業認養的模式，也許不是最純粹的經濟學解方，但可能是最現實、最快速的改革路徑。畢竟企業懂得衡量投入與產出，也願意用行銷與品牌的思維培養運動文化，這正是目前體育協會最欠缺的能力。誠然，不是每項運動都有吸引企業投資的市場魅力，但政府若能建立透明的配對平台，提供企業命名權、行銷曝光或CSR認證等誘因，即使冷門運動也能找到願意扶持的企業。這樣的改革不僅能改善協會治理，也能讓體育真正成為社會共榮的產業，而非官場餘興節目。李洋部長是少數從運動員出身、了解基層困境的人。若他真想扭轉體育體系的慣性，就必須突破「補助思維」，建立一套讓企業、社會與政府共同負責的體育生態。換言之，只有當協會能對社會而非對官員負責，台灣的體育才可能真正脫離停滯。

近期烏山頭水庫光電案遭質疑，輿論紛擾，但討論應回到科學事實與法規制度，而不是讓假訊息與錯誤認知推翻「綠色成長與2050淨零轉型」的政策方向。因為台灣若要務實邁向淨零，水面型光電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早在2016年全國水論壇，政府便將「於埤塘、水庫、滯洪池與灌溉渠道設置水域型太陽能光電」列為行動方案之一，並優先推動150 MW示範計畫。2017年水利署也完成《湖庫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初步規劃評估》，提出設計與管理指引。八年下來，制度並非真空。若有人主張應環評或監管不足，就該提出具體缺失與事實證據，而非單憑片面印象論斷。事實上，水庫分屬不同主管機關。烏山頭水庫由農業部管轄，因此不在水利署的水面光電專區內。農業部目前管理的水庫型光電案場還包括內埔子(1.97 MW)、鹽水埤(1.99 MW)與烏山頭(13.71 MW)。若真要檢視管理問題，應是釐清權責、資料公開，而非混為一談。另外，綠電制度的公信力，不能被假訊息動搖。烏山頭案場有販售再生能源憑證，購買者包括富邦與證交所。目前面對網路謠言，這些企業也應說明其盡職調查與購電依據，甚至與光電開發商共同提告，以捍衛市場與社會信任。值得正視的是，若每遇爭議即「暫緩推動」，後果是整體能源轉型的滑坡。2025年農業水域光電目標為600 MW，但去年底僅完成三成。今年原規畫新增 300 MW，烏山頭二期的13 MW就占十分之一。若這樣的案子都能被輕易喊停，地方政府與業者勢必退縮，中央再難喊出「2026年底光電可達標」的口號。再者，根據2050淨零排放路徑，光電總裝置需達80 GW，其中水面型光電占19 GW，年發電量約237億度，相當於一座中火。這不是雞肋選項，而是能源轉型的關鍵之鑰。烏山頭事件提醒我們的是，推動再生能源必須公開透明，更不能因一時爭議讓國家方向動搖。顯而易見的，政府部門應把事實說清楚、資料攤開來，讓社會公眾在理性監督中，共同守住台灣邁向淨零碳排的正道。

最近館長陳之漢一句「台灣靠美國不如靠中國」，在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混亂的社會氛圍中引發議論。很顯然，這並不只是失言，而是中共滲透的信號。言論自由不是問題，問題是有人在利用言論自由來拆解民主的防線。中共的統戰策略，從來不靠坦克，而是靠情感、利益與話術。它懂得以誘因滲透、以利益麻醉、以分化摧毀抵抗意志。當「和平統一」被包裝成務實、「靠中國」被粉飾成現實，也就意味著統戰的木馬已經進城。在馬太鞍溪的泥濘裡，志工、居民、醫師、學生自發地救災、重建。這是真正的台灣精神，一種公民自組、自助的力量。但這樣的精神，卻被政客的口水與名嘴的投機言論所掩埋。有人在現場流汗，有人卻在鏡頭前替境外敵對勢力吹哨壯膽。當自由被濫用為說謊的盾牌，社會就成為資訊戰的戰場。台灣面臨的不只是外敵的威脅，而是內部被動員的冷漠。許多人相信「兩岸和平」只是少數政客的談判議題，卻忽略它背後的心理戰。統戰不是統一的準備，而是「自我投降」的工程。當越多人開始覺得「中國也沒那麼壞」，那正是台灣被瓦解的開始。我們不能再假裝中立。中共的統戰話術每進一步，台灣的民主自由就退一步。言論自由的邊界，是當它成為敵人宣傳的工具時，就該被辨識、被揭穿。對抗不是仇恨，而是一種愛，是一種愛同胞、愛土地、愛我們能自由思考的權利。這場戰爭沒有前線，每一個鍵盤、每一場對話、每一次投票，都是防線。台灣不應是靠軍事武力或外交手段存活，而該是靠人民拒絕被馴化。當身為台灣公民的你拒絕被統戰話術所操弄、當你選擇支持真實而非假和平的政治口號，那一刻，你就是民主的守衛者。館長的話，是一個滲透的信號。值得提醒的是，我們是否還有足夠的警覺，不讓木馬進城?言論自由不是什麼都能說，而是要懂得為何而說、為誰而說。台灣的未來，絕不在某個領袖或黨派手裡，而在每一位願意清醒行動的公民心中。因此，台灣公民務要守住民主的底線。

在立法院本會期，若真如傳聞所言，有立委提案「永久廢除憲法法庭」，那麼這不只是制度爭議，而是對憲政秩序的根本挑戰。更值得關注的是，當這樣的提案出現，三位曾明確關心憲政體制的大法官，是否仍選擇沈默?憲法法庭雖然裁判件數不多，但已逐步建立台灣的憲法審查機制，將違憲審查、統一解釋、憲法訴訟等功能整合於一體。這是台灣憲政史上極為重要的一步。它讓人民得以以具體案件為基礎，透過訴訟途徑檢驗法律與行政措施是否違憲。這並非多餘的制度，而是民主國家防止權力濫用的最後防線。因此，若有民意代表主張「永久廢除」此制度，無疑等於否定憲法審查權本身，將司法院退回到「無權過問立法與行政」的時代。如此一來，任何法律即便侵害人民基本權，也將無從救濟。這不僅是制度倒退，更是對憲法核心價值的侵蝕。在這種情況下，大法官能否保持沈默？理論上，司法機關須維持中立，不介入政治爭議；但當政治爭議本身指向「廢除司法的憲法審查功能」時，這已不再是政治，而是憲政危機。面對對制度根本的挑戰，沈默不再是中立，而是退讓。回顧歷史，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冷戰時期面對國會削減其權限的威脅，曾以公開聲明維護司法獨立。美國最高法院也在多次政治壓力中堅持司法審查原則。憲政民主能長久維繫，不只是因為憲法條文存在，更因為大法官願意在關鍵時刻發聲，提醒社會何謂「憲政底線」。台灣社會對憲法法庭的理解仍有限，但其存在價值，正是在於讓少數者仍有說理的空間，讓行政與立法不致於「無可審查」。若制度遭到政治否定，損害的不只是法庭，更將是人民對憲政秩序的信任。我們期待大法官的克制與謙抑，但更期待他們的勇氣與責任感。當政治風向試圖動搖司法的根本職權時，守護憲法的法官不該只是旁觀者。對於「永久廢除憲法法庭」這樣的提案，若司法界選擇沈默，那將是對台灣民主制度最深一層的背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