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燈泡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多數人對政治人物在鏡頭前「剛好救人」的畫面，本能反應都是：這是不是設計好的公關橋段?直到大年初二那天，賴清德 在台南武廟發福袋時，遭遇一場完全無法排練的突發狀況—身旁人士因身體不適突然嘔吐，穢物濺上他的衣袖與肩膀。那一刻，如果這是劇本，未免太荒謬。更值得觀察的不是意外本身，而是他的反應。他沒有立即退開，而是第一時間靠近評估狀況，與現場醫療專業人員初步確認血糖與血壓，向群眾說明情況後，行程繼續。稍晚在屏東，又有長者因曝曬不適，他同樣上前關心。這種模式，並非第一次。從1990年代踏入政壇至今，「賴醫師」在公開場合出手協助突發健康狀況的案例，屢見不鮮。高鐵車廂、廟會現場、典禮活動、甚至國外行程，場景各異，但行為模式幾乎一致：迅速靠近、初步判斷、穩定當事人，再交由專業醫護接手。這種一致性，構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現象。政治人物的形象通常有保存期限。親民、強勢、溫情或理性，都可能因過度使用而被質疑「過度包裝」。但醫師身分不同。那是一張國家認證的專業執照，是長期臨床訓練與制度考驗的結果。當賴清德在公開場合判斷健康狀況時，那並非情緒姿態，而是專業反射。這正是所謂「專業護城河」。在台灣社會，醫師長期承載高度信任感。從日治時期的 蔣渭水、杜聰明 等知識分子投身公共事務以來，「醫者從政」往往帶著一種專業倫理與社會責任的象徵意義。這種文化脈絡，使醫師身分在政治場域中具備額外加成。也因此，外界質疑「是不是作秀」時，焦點其實落在另一個問題：這種行為是否可以長期偽裝？如果是精密安排，那代表二、三十年間，在高鐵、廟口、飛機、總統府、國外場合都能「剛好」安排突發事件，幾乎不可能。民主政治的公共現場，本來就充滿不可控變數。有趣的是，部分中國官媒與網路輿論對此類畫面的解讀，多半以「設計橋段」視之。這種觀看方式，或許反映的是不同政治文化的差異。在高度控管的政治體制中，公開畫面通常經過層層安排；因此當他們看到一位元首在群眾中遭遇失序場面仍繼續行程，直覺會以「安排」理解。但台灣民主政治的日常，恰恰常常是混亂、貼近與不可預期。網路上也形成兩派討論：一派肯定專業與即時反應；另一派質疑「為何總是那麼巧」。若以統計角度觀察，長年跑基層行程、面對高齡族群與長時間曝曬環境，本就屬於高風險場景。當政治人物參與數千場活動，偶發健康事件並不罕見。差別在於，是否具備即時處理能力。真正值得分析的，是事件後的轉化能力。當天下午，賴清德在社群平台發布自嘲迷因，隨後轉入諾羅病毒衛教提醒。從突發意外，到幽默化解，再到公共健康訊息傳達，形成一條完整敘事線。這不只是公關技巧，而是將專業背景轉化為公共溝通資產的能力。因此，問題或許不在於「是不是人設」，而在於這種人設是否建立在真實能力之上。當一個形象可以在不同場合、不同年份、不同身份階段中持續自洽，並且在壓力下維持一致行為模式，那更接近性格與專業的自然延伸，而非包裝。政治人物終究要面對政策與治理的考驗。但在瞬間失序的公共現場，一個能穩定情勢、提供專業判斷的領導者，至少展現了一種能力：在意外發生時，不逃避、不失措。至於這是否加分，民眾自有判斷。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在台灣的民主現場，一位被吐了一身仍繼續發福袋的總統，至少證明了一件事：有些畫面，是無法排練的。

「當飛機被閃電擊中的時候，你會希望開飛機的人是她！」這句話出自教練之口，用來形容劉美賢在關鍵時刻的穩定與冷靜。讀完《The New York Times》對她的專訪，再回頭看她在 2022 與 2026 兩屆冬奧的對照畫面，你會明白，那不只是技術成長，而是一場關於掌控權與自我定義的革命。一、從天安門到滑冰場的父女故事劉美賢的父親 劉俊，35 年前因參與天安門學運流亡美國，以政治難民身分落腳，後來成為律師。單親撫養五個孩子的他，把資源與期待投注在女兒身上。五歲起規劃滑冰生涯，以 關穎珊 為榜樣；投入鉅額資金，緊盯訓練細節，甚至多次更換教練。成果耀眼。2019 年，13 歲的她成為美國史上最年輕全國冠軍；2020 年再奪一冠；2022 年在北京冬奧取得第六名。然而光環背後，是逐漸耗盡的熱情。北京賽後不久，她宣布退役。二、離開冰面，找回熱情退役後，她進入 UCLA 讀書，去尼泊爾徒步到珠穆朗瑪峰基地營，去公路旅行、參加留宿派對，讓人生不再只剩冰場。2024 年一次滑雪旅程中，她重新感受到高速運動的腎上腺素與純粹快樂，決定復出，目標 米蘭冬奧。但這次不同。她告訴父親：復出團隊不包括你。從教練、編舞到服裝音樂，她要有決定權。「我要拍一部自己的電影。」她說。成績不再是唯一劇本，主體性才是。三、把壓力轉化為風格復出後，她的改變不只在心態，也在風格。染成浣熊尾巴般的條紋髮色，不用定型噴霧；唇繫帶環的穿洞；熱身時和朋友 FaceTime；上場前與隊友說笑。別人全神貫注時，她看起來像來參加派對——卻在長曲中綻放燦爛笑容與流暢技術，為美國拿下 24 年來該項目的首金。教練形容她幾乎不緊張。「那不是選擇，是她的大腦化學。」而她自己說，她有一套呼吸技巧，確保專注與流暢，能在舞步轉換時抬頭望向觀眾。這不是漫不經心，而是把掌控權拿回來之後的鬆弛與自信。四、給所有父母與孩子的啟示劉美賢的故事，並不是簡單的「虎爸錯了」或「放飛自我就會成功」。相反地，她的基礎、技術與紀律，正來自父親早年的嚴格訓練；但真正讓她重返巔峰的，是對人生方向的主導權。當一個人能同時擁有專業能力與心理主權，他在壓力情境中的穩定，就會成為真正的「硬核秘密」。因此，她的蛻變不只是兩張冬奧照片的對比，而是一種更成熟的宣言：成績可以是目標，但不該是枷鎖。專業可以是基礎，但不該吞噬自我。所有虎爸虎媽或許都該認識她；所有曾被期待推著走的人，也該認識她。因為當風暴來臨、飛機被閃電擊中時——真正能穩住方向盤的人，往往是那個終於為自己而飛的人。

許多台灣人仍記得，小學走廊裡造型特殊的回收桶。洗瓶子、壓紙盒、分類投放，是1990年代校園最基本的公民教育。那堂課提醒我們，垃圾並非單純丟棄的物品，而是資源管理的一環。多年後，南投縣面臨垃圾處理壓力，政策討論逐漸聚焦於興建大型焚化設施。然而，在走向最終處理之前，我們或許可以先重新檢視治理結構本身。南投縣每年產生約9.5萬公噸家戶垃圾，平均每日約250至260公噸，長期仰賴外縣市協助處理。堆置問題確實存在。但根據縣府環保統計資料，垃圾成分中紙類約占四成、塑膠約四分之一、廚餘約兩成，合計超過八成屬可回收或可資源化項目。這樣的結構顯示，目前所處理的「垃圾」，仍有相當比例具有再利用潛力，反映分類與資源化制度尚有改善空間。若能強化垃圾費隨量徵收、加強分類稽查、提升回收誘因並擴大廚餘回收範圍，實際進入最終處理系統的殘餘垃圾量，有機會在短期內明顯下降。這些政策工具，已在多個城市被證實具有成效。即使完成源頭減量，仍會存在無法回收的殘餘廢棄物。處理方式也不必然僅限焚化。近年有學界與地方團體提出水熱碳化技術，作為非焚化處理的替代路徑。該技術透過高溫高壓水相反應處理廢棄物，其運作模式不同於傳統焚化的煙道排放系統，產物具一定熱值潛力，仍有待進一步環境與經濟評估。因此，一套較為完整的垃圾治理策略，或可從三個層面同步推動：其一，強化源頭減量與分類制度；其二，多元評估包括焚化與非焚化技術的適用性與成本效益；其三，透過區域合作與能源整合，分散單一縣市的制度與財政風險。垃圾問題的本質，並非單純工程容量不足，而是制度設計與治理優先順序的選擇。焚化設施是一種成熟且制度上較為直接的處理選項，但在最終決策前，若能完整檢視源頭減量與替代技術的可能性，或許更有助於建立長期且具社會共識的治理模式。真正進步的垃圾政策，不僅在於處理廢棄物，更在於讓制度有效運作，使資源循環回到日常生活之中。

如果核電真的是「最便宜、最穩定的電」，為什麼核廢料最終處置的完整成本，從來不敢誠實列入電價?如果核電真的是「不可或缺的國安電力」，為什麼一座需要高度集中、防災半徑外溢、事故無法快速止血的設施，反而被視為安全選項?如果核電真的只是「理性能源選擇」，為什麼支持者總是熱衷談發電效率，卻對核廢去向、世代責任與地方承擔保持沉默?如果「世界正在重返核能」是充分理由，那為何同樣的世界，也正在為核廢選址、成本失控與社會衝突付出高昂代價?如果核電重啟真是務實政策，為什麼每次討論，都必須先避開核廢、風險分配與最終責任?當一項能源選擇，永遠只談好處、不談去處，那它就不再是技術方案，而是一套用來轉移責任的政治語言。

台灣國會的核心問題並非選舉輸贏，而是台灣政黨體系在美中競逐下的實際運作邏輯。中國國民黨究竟被北京影響到什麼程度？這個問題本身，其實隱含一個錯誤前提。國民黨並非單一親中政黨，而是長期處於兩股力量的結構性拉扯之中：一端是深度依賴中國市場的台商體系，另一端則是以美國與全球供應鏈為核心的本土產業。這種拉鋸，使國民黨在國會中的表現經常呈現高度矛盾。一方面配合中國政府論述，阻擋國防特別預算與安全相關法案；另一方面，黨內實務派立委卻非常清楚，台灣當前與美國的貿易談判成果，已接近所有現實條件下的最佳結果。問題不在於「是否親美」，而在於是否願意承認一個現實：台灣的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已高度連動，任何刻意削弱台美合作的政治操作，最終都將反映在關稅待遇、產業信心與投資風險上。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政府真正的戰略目標並非單純拉攏台灣，而是試圖破壞台灣與美國之間日益緊密的經濟互賴關係。國民黨在立法院阻擋國防預算，並非單點事件，而是這套戰略的一環。相較之下，民眾黨在國際議題上的角色更為邊緣。該黨缺乏完整外交與貿易政策論述，其部分領導人甚至主張「自行與美國談判」，這類說法顯示其對國際談判實務的理解仍停留在高度簡化的想像層次。在制度層面上，真正具有調整空間的反而不是民眾黨，而是國民黨內部的結構平衡。黨內確實存在一批具備國際經驗、能理解台灣產業利益與安全現實的務實派立委，他們才是可能影響國會走向的關鍵變數。台灣當前的政治僵局，不是單純的藍綠對抗，而是一場更深層的結構性衝突：是選擇繼續嵌入美日主導的民主供應鏈體系，還是被動滑向以中國為核心的經濟依附關係。這場拉鋸目前仍在國民黨內部進行。對台灣而言，這種內部矛盾本身，反而是一種制度安全裝置—至少意味著中國政府尚未能完全掌控台灣國會的政策方向。真正的風險，從來不是誰說了什麼話，而是哪一套結構最終成為不可逆的現實。

《世紀血案》所引發的爭議，早已不只是單一作品的好壞問題，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公共提問：在台灣，任何人是否都可以在未取得家屬同意、未經歷史檔案解密的情況下，任意改編真實政治血案並作為商業影像販售？這部作品所指涉的事件，至今仍屬重大政治傷痕，不僅牽涉國家暴力、司法爭議，也牽動當事人與家屬數十年未癒的創傷。然而，製作團隊卻選擇以「虛構推理」之名，將未經證實的敘事包裝成影像版本，並直接使用真實人物背景，對歷史事件給出單方面詮釋。更值得關注的是，部分演員事後表示，拍攝前曾被告知「已取得家屬授權」，實際上卻並非如此。這不只是創作自由的問題，而是涉及合約誠信與專業倫理。當演員是在錯誤資訊下參與創作，整個製作流程本身就已出現結構性瑕疵。問題的核心並非「能不能拍政治題材」，而是：誰有權定義真實悲劇？誰負責承擔詮釋後果？在許多國家，改編真實政治受害事件，通常需取得家屬同意，或至少建立審議機制，以避免二次傷害與歷史失真。但在台灣，這類制度幾乎不存在，只要資金到位，任何人都能先拍、先說、先定調。這種模式，實際上是一種「影像先行、史實追不上」的危險邏輯。當商業作品比歷史調查更快佔據公共記憶，觀眾所接受的往往不是事實，而是創作者的單方想像。久而久之，真正的歷史真相反而被淹沒在戲劇敘事中。更令人憂心的是，面對社會質疑，製作團隊選擇集體神隱，僅以簡短聲明回應，卻未正面說明授權程序、家屬溝通過程與倫理判斷標準。這種態度本身，正反映出台灣影像產業對「公共歷史責任」的制度真空。民主社會固然保障創作自由，但自由從來不等於免責。尤其當題材涉及真實受害者與尚未定論的政治事件，創作本身就不只是藝術選擇，而是公共行動。若缺乏最低限度的倫理邊界，最終受傷的不只是家屬，更是整個社會對歷史的理解能力。《世紀血案》的爭議，應成為一次制度反思的起點：台灣是否需要建立政治歷史改編的倫理準則？是否應要求重大案件改編須揭露授權狀況？是否該引入第三方審議機制，避免商業影像恣意定義國家傷痕？如果這些問題無法被正視，那麼下一部、再下一部作品，仍將重複同樣的模式：先拍、先賣、先說，至於誰被傷害、誰被誤解，從來不是創作者必須回答的問題。但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恰恰應該相反——歷史不是誰出錢誰說了算，而是所有人共同承擔的公共責任。

依照憲法設計，行政院長對法律案負有副署責任。若行政院長拒絕副署，立法院作為多數權力機關，理論上可以透過提出不信任案(倒閣)來回應，形成典型的責任政治機制：行政阻擋立法，立法即可追究行政責任。然而，近期面對副署爭議，國會多數黨委員卻公開表示「等政黨輪替」，此一說法本身即具有高度憲政意涵。因為這代表在現任期內，國會多數黨實質上接受行政院長可以透過拒絕副署來阻斷法案生效，卻不選擇啟動倒閣程序。無論當事人是否主觀承認這個解讀，從制度效果來看，這等於是在憲政實務上，確認了行政院長副署權具有實質否決功能，而立法院選擇不動用其最強制衡工具。這不只是政治策略問題，而是憲政運作模式的重大轉變。副署權原本設計為責任連動機制，而非單方面的否決權。當國會多數黨明知可以倒閣卻選擇放棄，實際上就是將行政否決轉化為制度常態，卻未同步建立任何政治責任回路，這將使責任政治出現結構性空洞。更令人憂慮的是，這樣的權力配置，與近期眷改條例修法事件相互呼應，構成更深層的法治風險。位於台北市大安區的慈仁八村，是否符合改建資格，早已經由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408號判決確認不符。然而，立法院卻選擇直接修法，替個案開啟特殊通道，使原本經司法確定的法律效果，透過立法程序被全面翻轉。形式上這是立法權的行使，但實質上卻是以修法方式推翻既有判決所建立的法秩序基礎。這種作法一旦成為常態，就等於傳遞一個危險訊號：司法裁判不再是終局，只要政治關係足夠穩固，敗訴後仍可透過修法重來。法治國家的核心，不只是「有法律」，而是法律對所有人具有穩定可預期性。如果法院判決可以隨時被政治多數修掉，那麼法律不再是規範權力，而只是權力的工具。從副署權的實質擴張，到修法對抗判決，這兩件事共同指向一個問題：權力正在逐步脫離責任機制，而制度卻沒有同步補上制衡裝置。這不是單一事件的爭議，而是整個憲政運作邏輯正在發生的偏移。若這種模式持續下去，最終被侵蝕的，不只是某一項政策或某一個案件，而是整個法治國家的制度信任基礎。

近日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會面，引發社群熱議。但比起政治畫面，更值得關注的是魏哲家當天宣布的一項關鍵決策：台積電熊本第二廠將直接導入三奈米製程。這不僅是單一投資案升級，而是台積電全球戰略布局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項宣布，也正好與近來部分網路論述形成對照。近期因台美關稅談判，出現不少說法，指稱台積電是被美國政府「逼迫」赴美設廠，甚至渲染成「美積電」、「美國掏空台灣」。但現實是，日本並未對台積電施加任何政治性壓力，雙方也不存在關稅談判問題，台積電卻仍主動將最先進製程導入熊本。若照同樣邏輯，是否也要稱之為「日積電」?台積電走向海外的真正原因，其實並不複雜：全球AI與高效能運算(HPC)需求爆發，先進製程產能長期處於供不應求狀態。魏哲家過去一年多次公開表示，不論是在美國、日本或歐洲設廠，核心理由都只有一個—產能不夠。台灣本地在土地、水電、人力與環境承載能力上，已逐漸逼近成長的物理極限。這不是政治問題，而是產業擴張的結構性限制。因此，台積電必須走向全球，在主要市場就地取得資源，同時回應國際客戶分散地緣風險的需求。這不只是生產布局，而是競爭戰略：在美國設廠，綁定蘋果、輝達、AMD等核心客戶，直接壓縮英特爾等潛在競爭者空間；在德國德勒斯登投資車用製程，則讓歐洲市場幾乎不可能再培養出另一家可對抗台積電的先進晶圓代工廠。此次熊本第二廠原本規劃為6至12奈米製程，但台積電直接跳升三奈米，等同讓日本首次具備AI級先進晶片的量產能力，投資金額也因此從原先約122億美元上修至170億美元。日本政府已表態，將評估提高原本最高7320億日圓的補助額度，顯示其對此案的戰略重視程度。對日本而言，這項投資還具有另一層政策意義。日本政府近年押注本土國家隊 Rapidus，試圖直接挑戰二奈米製程，但市場普遍對其跳過多代技術的可行性抱持保留態度。台積電三奈米落地熊本，某種程度也成為日本半導體政策的「保險機制」—即使本土計畫不順，至少仍握有全球最先進製程之一的實際產能。換言之，連日本自己都在分散風險。從這個角度看，台積電並非被任何國家「逼迫外移」，而是主動走向全球、爭奪關鍵資源、擠壓潛在對手，並同時鞏固自身在AI世代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這不是產業被掏空，而是台灣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進一步取得制度性主導權。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台積電走出去，而是如果它沒有能力走出去，才會真的被擠出下一個科技世代。

近日，華府罕見出現高度一致的政治訊號。多位重量級參議員公開對台灣立法院阻擋軍購案表達關切，其中包括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Roger Wicker以及長期關注印太安全的資深參議員蘇利文。這些人一向被視為最堅定、最具影響力的挺台派，其發言特別值得台灣嚴肅看待。在華府的現實判斷中，軍購並非單一的技術性議題，而是整體台美戰略合作的一環。尤其在當前地緣政治高度緊張的情勢下，軍購、貿易協議、關稅安排與安全承諾，在美國決策圈早已高度連動，而非彼此獨立。因此，當台灣內部出現一方面阻擋軍購、另一方面又對台美經貿合作設下重重政治障礙的情況時，在華府眼中，這不再只是國會監督的正常表現，而可能被解讀為台灣整體對自我防衛與戰略合作缺乏共識。更現實的是，美國近年對盟友的基本判準已十分明確：安全承諾必須建立在「自助」基礎上。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美方的核心邏輯都是—盟友若無法說服自己國內民意支持國防投資，就很難說服美國納稅人持續承擔戰略風險。這也是為何華府高度關切台灣國會對軍購的態度。問題不在於單一武器系統，而在於制度訊號本身：台灣是否仍被視為一個願意承擔自身安全責任的夥伴。國際政治從來不是道德比賽，而是可信度競爭。一個國家若被主要盟友認為內部連最基本的防衛共識都不存在，後果不一定立刻顯現，但長期必然反映在談判力、政策優先順序與戰略信任上。而這種損耗，最終承擔成本的不是某個政黨，而是整個台灣的產業、外交空間與安全環境。隨著美中高層互動再度升溫，台灣重新被放置在大國戰略核心議題之中。此刻外界真正觀察的，不只是台灣對中國的立場，而是台灣是否仍展現出清楚一致的自我防衛意志。對華府而言，軍購不是商品交易，而是政治訊號。台灣若無法在內部維持最基本的戰略一致性，就等於主動削弱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可信度。這才是眼前真正值得警惕的風險。

近日有部分言論試圖將在地居民對焚化爐的健康疑慮，簡化為「政治動員」或「情緒反對」，卻刻意忽略公共建設最基本的專業檢核原則：焚化爐本身是一項高度依賴工程條件與地形限制的設施，選址錯誤，本質上就是公共風險，而非意識形態之爭。首先，焚化爐不是卡車，也不是發電機，並不存在「容量越大、負載越低就越安全」的邏輯。焚化爐必須長期維持攝氏 850 度以上高溫，才能有效分解戴奧辛等高毒性有機污染物。若設計容量過大、實際垃圾量不足，反而會導致爐溫不穩，必須大量噴油助燃，否則容易出現低溫燃燒區段，正是戴奧辛生成的主要條件。這在國際焚化工程文獻中，早已被視為基本技術原則。換言之，「大爐燒小量」不是效率提升，而是高成本、低效率、高污染的組合，既增加公共財政負擔，也同步放大居民的長期暴露風險。其次，焚化爐的環境影響，與地形條件高度相關，不能簡單類比不同縣市經驗。南投名間屬於內陸盆地與台地地形，擴散條件與沿海城市完全不同。盆地地形容易形成逆溫層與沉降氣流，污染物不易向外擴散，反而在低空滯留累積。這也是為何多數國家焚化設施選址，普遍避開內陸盆地與山谷型地形。即使煙囪高度達二十層樓，在山區複雜地形中，仍可能發生「下洗效應」，排放氣體受地形與氣流影響重新回流地面，實際沉降位置往往就在周邊農地與聚落。這並非假設，而是環境流體力學中早已被大量實證的現象。再者，有人以「廠內養魚、養鳥」作為安全象徵，這在工程風險評估上，並不構成有效證據。廠內展示的生物使用的是處理後的循環水系統，與煙囪排放的氣體沉降風險毫無直接關聯。水質指標不能等同空氣暴露，更無法反映下風處農作物與居民長期吸入的實際風險。真正的環境評估，關鍵不在於視覺展示，而在於排放物在真實地形條件下的傳輸、累積與生物放大效應。空氣污染不分政治立場，致癌物也不會辨認政黨顏色。名間居民的疑慮，並非反對處理垃圾，而是反對在不適合的地形條件下，興建規模過大的高風險設施。這不是情緒問題，而是工程現實。公共建設若無法通過最基本的科學與地形檢驗，即便擁有再多政治資源，也無法替錯誤的工程判斷提供正當性。真正負責任的做法，不是貼標籤，而是回到專業，重新評估是否存在更合理、風險更低的替代方案。

近日有電影以1980年的「林宅血案」為題材，片名《世紀血案》，導演聲稱「無意識形態」。這樣的說法，表面上看似中立，實際上卻令人憂心。因為林宅血案本身，就是一樁無法去除意識形態的政治案件。這並非價值判斷，而是台灣轉型正義研究中的基本共識。1980年2月28日，正在軍法審判中的美麗島事件被告林義雄，其台北住家遭歹徒闖入，母親與兩名六歲雙胞胎女兒遭殺害，手段極其殘忍，僅九歲長女重傷倖存。案發當時，林宅處於情治單位24小時監控之下，卻發生滅門血案，在當時社會引發極大震撼。這並非單純刑案，而是發生在威權統治時期、針對民主運動核心人物的政治恐嚇。2020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公布調查報告，揭露案發當日情治單位完整監聽林宅動態，從中午到案發後報案，整整一個半小時，全程在監控中。兇手卻能從容進出，甚至在案發後仍於屋內撥打電話。若非監控體系與兇手行動之間存在高度結構性失職，幾乎難以解釋。2023年，監察院進一步發布研究報告，指出當年以警備總部為主的專案小組刻意誤導辦案方向，排除情治人員涉案可能，隱匿兇嫌圖像，並散布不實資訊，嚴重妨礙偵查。此案之所以成為懸案，關鍵不在破案能力不足，而在於國家機器本身涉入其中。這正是國家暴力最典型的樣態之一：不只是直接加害，而是透過權力結構遮蔽真相。2025年2月28日，總統賴清德首度代表國家向林家道歉，明確表示近年調查報告均無法排除國家涉入，且情治機關確實妨礙偵辦，政府難辭其咎。這些官方文件與道歉，已構成台灣官方體制內罕見且明確的歷史定性：林宅血案是在國家監控體系下發生的國家暴力事件。因此，任何以此為題材的創作，若刻意宣稱「不談意識形態」，實際上就是在進行政治去責任化。就如同處理納粹屠殺卻刻意宣稱「不談政治」，最終只會留下加害者的日常形象，而抹去制度性暴力本身。林宅血案不是偶發悲劇，而是威權體制對民主運動的恐嚇行動，是國家對人民使用暴力的具體案例。這一點若被模糊、淡化或中性化，等同再次對歷史受害者造成傷害。亡者已矣，但歷史不能被重新粉刷。林宅血案不是中立事件，而是民主台灣必須正視、承擔並記住的國家暴力經驗。

近期南投縣名間鄉焚化爐選址引發激烈爭議，不僅涉及茶產業存續與生態風險，更凸顯地方環評程序在資訊公開、行政中立與公民參與上的嚴重缺陷。首先，縣府在初期說明會的處理方式，即已引發制度性質疑。居民指出，焚化爐相關說明會未於地方公告欄完整張貼，導致多數村民事前不知情。縣府則回應該場說明會屬「非法定程序」，因此不受公告期限限制。此種說法雖形式合法，卻在實質上架空資訊公開精神。攸關七公頃農地、水源安全與長期健康風險的重大建設，卻可因程序定義模糊而規避基本告知義務，顯示環評制度與民主參與間存在明顯落差。其次，焚化爐規模與地方實際需求高度不符。南投縣每日垃圾量約二百五十噸，但原規劃處理量高達七百噸，即便後續調降至五百噸，仍超出在地需求一倍以上。環境部長亦公開指出規模過大問題，顯示此案並非單純的地方清潔設施，而更接近區域性廢棄物處理場。當公共建設的設計邏輯脫離地方實際產生量，卻未明確交代多餘產能來源與風險分配，其公共性即值得重新檢視。第三，環評會議本身的程序爭議，更動搖制度正當性。地方代表在審查會中遭排除發言，甚至動用警力處理異議者；部分會議規劃將民眾安排於轉播室旁聽，實質限制現場表達權利。更關鍵的是，進入二階環評前，獨立聯外道路與私人土地同意書等關鍵文件仍未齊備，卻仍試圖推進程序，違背環評「先充分揭露、再進行審查」的基本原則。此外，焚化爐預定地出現石虎等保育類動物紀錄，亦引發生態層面的疑慮。即便技術評估聲稱污染可控，仍無法回應市場信任與品牌風險問題。名間作為全台重要茶葉產區，其產業價值不僅來自產量，更來自消費者對環境純淨的信任。當公共設施選址直接衝擊產地形象，政府卻僅以科學數據回應，而未處理社會風險，顯然低估產業外部成本。此案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僅是一座焚化爐，而是地方治理邏輯的轉變：程序成為工具、參與變成障礙、風險轉嫁給最弱勢群體。環評本應是風險治理機制，而非政策正當化儀式。若地方政府無法正面回應規模合理性、資訊透明度與社會授權問題，再多補償設施，也無法彌補制度信任的流失。公共建設的核心不在「蓋不蓋」，而在「為誰蓋、如何蓋、風險由誰承擔」。名間焚化爐爭議，已不只是地方抗爭，而是台灣環評制度是否仍具民主意義的試金石。

近日南投名間鄉焚化爐環評會議上，農民當場下跪陳情的畫面，引發社會震撼。這一幕不只是情緒事件，而是揭露出台灣地方公共建設決策中，一個長期存在卻被忽視的問題：高風險設施的選址，究竟是基於公共利益，還是行政便利與政治現實？根據縣府過去專案資料，焚化爐曾評估包括南投市、草屯鎮、竹山鎮、國姓鄉與名間鄉等多個場址。然而最終選定的，卻是全台手搖飲茶葉重要產區之一的名間鄉。此一結果，讓在地農民普遍無法理解：為何高產值農業區，反而成為最適合承擔環境風險的地點？焚化爐不同於一般建設，它涉及長期空氣品質、微粒沉降、農產安全與地方經濟結構，一旦設置，影響跨越世代，難以回復。對於高度依賴品牌形象與食安信任的農業產區而言，風險更非單一數值可衡量。更引發質疑的是產能設計。南投縣目前每日家戶垃圾量約 250 噸，但規劃焚化爐處理量能卻高達 500 至 700 噸，遠高於實際需求。這樣的產能規模，在國際環境治理中通常被視為「產能過剩」，容易導致為填滿爐量而引進外縣市或事業廢棄物，反而增加污染風險與運輸成本。換言之，名義上是解決垃圾問題，實質上卻可能變成高度商業化的廢棄物處理設施，承擔風險的是地方居民，受益的卻未必是地方社會。此外，程序正當性同樣令人憂心。焚化爐由縣政府提出計畫，再由縣府所屬單位進行環評審查，形成「開發者與審查者同體」的結構性問題。即便符合法規形式，仍難以避免外界質疑是否缺乏真正的第三方監督與利益迴避機制。名間新民村地形相對封閉，氣流擴散條件有限，一旦設施運轉，污染物累積風險本就高於平原區域。這不是情緒問題，而是標準環境工程評估中的基本風險因子。公共建設真正的關鍵不在於「是否需要焚化爐」，而在於：風險是否公平分配？決策是否透明可監督？選址是否建立在最小化社會成本，而非行政方便？當農民必須以下跪方式才能被聽見，這本身就代表治理機制已經失靈。焚化爐爭議不只是名間鄉的問題，而是提醒我們：在地方治理中，誰承擔風險，誰享受利益，從來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民主品質的問題。真正該被問的，不是誰反對建設，而是：這樣的建設，是否真的服務公共利益，還是只是讓少數人決定多數人的風險承擔方式。

近來有些論述認為，台灣在國際經貿布局上不宜過度倚賴美國，應以中國市場作為談判籌碼，才能在對美關係中取得更大空間。這種說法乍聽之下似乎合理，實際上卻忽略了當前中國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也高估了中國對台灣的實質經濟價值。從現實數據來看，中國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並非外部封鎖，而是內需長期疲弱、產能嚴重過剩。無論是房地產、製造業或消費市場，皆出現供給遠大於需求的結構性失衡。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下，中國自身產品都難以消化，更遑論成為穩定吸納台灣出口的「替代市場」。事實上，近年已有大量台商選擇撤離中國，將產線轉回台灣或移往東南亞，正反映中國市場已不具過去吸引力。這並非政治因素所致，而是單純的經濟理性選擇。即使兩岸關係回到高度和緩，中國內需結構並不會因此改善，台灣也不可能靠政治友好換得實質市場空間。反觀近期台美貿易談判結果，美方對台整體關稅呈現下降趨勢，對出口產業帶來實質利多。這代表台灣與美國的經貿關係並非零和對抗，而是可以透過制度性談判獲得實際收益。在此情況下，所謂「拿中國當籌碼與美國叫板」的說法，反而顯得缺乏經濟邏輯。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市場不僅吸納能力下降，競爭結構也已劇烈轉變。中國企業大量複製台灣品牌、壓低價格進行內卷式競爭，甚至反向進入台灣市場，對本土產業形成壓力。這種「去技術化、去品牌化」的競爭環境，並非健康市場，而是高度扭曲的產業生態。從產業政策角度來看，台灣真正需要的是深化與高所得國家的制度性連結，包括供應鏈整合、技術標準接軌與市場法規互認，而非回頭押注一個內需停滯、制度風險極高的經濟體。中國或許仍是全球製造體系的一部分，但已不再是可靠的消費市場，更不可能成為台灣經濟轉型的支撐力量。台灣對外經貿策略的核心，不應建立在情緒、歷史或政治象徵之上，而必須回到最基本的治理原則：市場規模是否真實存在?制度是否可預期?產業是否能升級?如果答案皆是否定，那再多的政治想像，也無法替代經濟現實。台灣真正的夥伴，是在價值、制度與產業結構上能共同成長的對象，而不是只能提供短期政治安慰、卻無法承擔長期經濟風險的鄰居。從經濟治理的理性判斷來看，與西方持續深化結盟，仍是台灣最穩定、也最務實的發展路徑。

立法院本會期即將結束，距離最後一次院會僅剩不到一天時間。依慣例，會期末往往是重要法案密集處理的時刻，但問題在於，這些被急著推上議程的修法，究竟是在回應公共需求，還是服務特定政治利益，社會有必要保持高度警覺。近期多項爭議法案，被安排在會期最後階段集中處理，包括涉及媒體監理制度的修正、黨產相關條例、立法院組織運作規範，以及國防採購程序調整等。這些議題本身都高度敏感，牽涉民主制度設計、國家安全與公共資源分配，本應經過充分討論與社會對話，而非在時程壓力下匆促定案。立法本質上是一種公共治理工程，不是政治表演。法案的品質，取決於論證是否完整、影響評估是否充分、制度後果是否可預期，而非通過速度有多快。當重大制度變革集中在會期末倉促推進，社會難免質疑，這樣的立法動能究竟是為了解決問題，還是為了累積政治聲量。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修法內容直接涉及政治權力本身的結構設計，包括媒體監督機制、政黨資源分配、立法者自身的組織規範，以及國防決策程序。這類法案若缺乏透明討論，極容易引發利益衝突疑慮，也會削弱制度正當性。民主制度的穩定，仰賴的是程序可信度，而不是政治效率。再合理的政策目標，只要在程序上缺乏正當性，都會轉化為社會不信任；再高尚的口號，只要制度設計模糊，都可能留下長期治理風險。公民社會有權要求立法機關回歸基本原則：重大制度改革不應在最後時刻倉促通過，政治衝刺不應凌駕公共審議，立法責任更不該被短期聲量邏輯取代。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靠一次次激烈對抗堆疊出來，而是靠一個個制度細節慢慢累積。立法院的戰場不會消失，但能否讓這個戰場產生公共價值，而非只是政治消耗，才是所有選民真正該關心的核心問題。

近期藍白陣營以「監督政府」之名，質疑台美關稅協議內容，甚至以南韓國會延宕韓美關稅談判為例，認為此舉值得效法。然而，這類論述若未先理解關稅的本質與國際貿易權力結構，恐將公共監督導向錯誤方向。關稅本質上是一國的主權行為。任何國家都有權決定外國商品進入本國市場時需負擔的稅率，並不需要他國同意。國際間之所以會進行關稅談判，並非因為關稅需要「雙方批准」，而是因為貿易報復具有對等性：你可以課我關稅，我也可以課你關稅，於是各國才選擇協商以降低衝突成本。但當前情勢與過往不同。美國作為全球最大進口市場，同時也是長期的貿易逆差國，對多數貿易夥伴而言，美國都是「最大買方」。在此結構下，美國具備單邊調升關稅、而不必過度擔心報復的能力。這也是為何近年美國得以以關稅作為談判工具，要求他國調整貿易結構、增加對美投資。南韓近期即是一例。美方宣布調升關稅後，南韓汽車產業立即面臨巨額損失評估，政府也隨即派遣特使赴美磋商。這顯示在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的情況下，關稅延宕並非「成功監督」，而是直接轉化為產業風險。回到台灣。隨著AI與半導體供應鏈需求快速成長，美國已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也是最重要的出超來源。台美關稅談判的核心，正是在此結構下，如何在維持產業競爭力的同時，降低整體關稅風險。任何對協議內容的監督，理應建立在對市場結構與談判現實的理解之上。在野黨當然有權監督政府，但監督不等於否定談判本身，更不應忽略關稅作為主權工具的現實後果。當最大客戶握有更大的籌碼時，政策選項的邊界就已被結構所限定。忽視這一點，只會讓風險從談判桌，轉移到產業與出口端承擔。

近期立法院出現一項國防特別條例草案，引發國防部高階將領罕見對外說明。這樣的情況本身，已顯示制度層面的高度警訊。對美軍購並非單純的價格談判，而是一套高度制度化的安全合作流程。台灣需先提出作戰需求，經美方駐在國評估、作戰需求審查、跨部會程序，最終由國務院正式告知國會。每一項裝備的取得，都是多年協調與審核的結果，而非即時可調整的政治操作。問題不在於是否支持軍購，而在於立法是否理解軍事能力建構的整體邏輯。相關條例僅列舉特定武器項目與數量，卻未同步納入不可或缺的配套，包括掩體、庫儲設施、後勤維保與人員訓練。若僅完成採購，卻未完成部署與維運規劃，反而可能形成戰力斷裂。此外，條例將武器數量與採購金額直接寫入法律，也引發制度疑慮。法律本應提供授權與彈性，但軍購實務需因應國際供應鏈、技術調整與匯率變動，若任何修正都必須回到修法程序，反而增加不確定性，延誤既有合作。尤其對美軍購以美元計價，卻以新台幣金額僵化入法，等同將匯率風險制度化，與財務管理原則並不相符。國防能力並非單一裝備的堆疊，而是一套可部署、可維持、可指揮的系統工程。立法若介入技術細節，卻缺乏對整體制度的理解，即便名義上支持軍購，實質上也可能削弱國防治理的穩定性。國防政策需要的是制度理性，而非程序失配所帶來的額外風險。

Alex Honnold 徒手攀登台北 101，引發全球關注。這不僅是一場極限運動，更是一個難得的公共事件：它同時具備風險、專業、科學與教育意義，理應成為公共媒體展現「知識轉譯」與「公共策展能力」的舞台。然而，對照多數國內新聞台的即時轉播，卻不免令人遺憾。長時間的直播，多半流於反覆強調緊張與刺激，缺乏對風險評估、科學背景與專業判斷的深入說明，最終讓觀眾只能「看熱鬧」，卻難以真正理解事件本身。公共媒體存在的核心價值，本就不在於追逐最快或最刺激的畫面，而在於把複雜的事件，轉譯為社會可理解、可討論的公共知識。這正是公廣體系與商業媒體最根本的分野。以 Netflix 此次直播為對照，並非因其預算雄厚，而是其明確展現了「策展思維」：透過科學專家、運動專業者與經驗豐富的主持人分工合作，將一場高度危險、冗長的攀登過程，轉化為兼具娛樂性、教育性與公共理解的內容。這並不是炫技，而是對觀眾時間與注意力的尊重。反觀台灣的公共媒體政策，長期陷入角色模糊。一方面被要求與商業台競爭收視率，另一方面卻缺乏足夠的制度支持，來培養長期的專業策展能力與跨領域製作團隊。於是，當重大公共事件發生時，即便擁有轉譯知識、深化討論的絕佳機會，仍只能以最低成本的直播形式交差了事。這並非第一線記者或製作人的問題，而是制度設計的結果。當公共媒體的考核與資源配置，仍以「是否即時、是否熱鬧」作為隱性指標時，深度與公共價值自然成為最先被犧牲的選項。101 攀登事件提醒我們，公共媒體不該只是把鏡頭對準事件，而應該替社會「搭好理解的鷹架」。如果連這樣兼具風險、科學與國際關注的事件，都只能被處理成即時刺激的背景聲，那麼公共媒體的存在意義，恐怕需要被重新檢視。

近來公共討論中，圍繞國防預算、對外合作與關鍵產業的爭議再度升溫。表面看來，這些爭論屬於正常的政策歧見；但若從治理結構的角度觀察，卻浮現一個更值得警惕的問題：部分國安與產業議題，仍被置於過時的政治想像中，而未能完整納入現代民主國家的制度理性。在當代民主體制中，國防政策已不再只是軍事採購的技術問題，而是結合財政紀律、資訊安全、產業供應鏈與盟友互信的綜合治理工程。其核心不在於「是否投入」，而在於能否以透明、可監督、可預期的制度運作，確保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然而，當公共論述反覆以模糊的財政恐懼或零和敘事取代具體制度討論時，決策便容易偏離專業軌道。這類論述往往忽略一個基本事實：國防與安全支出本身，正是維持國家正常運作與經濟活動的前提，而非可隨意抽離的附屬選項。同樣的治理挑戰，也出現在對關鍵產業與對外經貿連結的看法上。對高度依賴國際分工的經濟體而言，與民主夥伴建立穩定、可驗證的合作關係，是降低風險的重要手段，而非風險本身。將制度化合作簡化為「依賴」或「讓渡」，不僅無助於風險管理，反而可能削弱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可信度。從國際經驗來看，真正提高國安風險的，往往不是外部壓力，而是內部治理的不確定性。當重大政策缺乏清晰程序與穩定預期，市場與盟友便難以形成長期信任，制度成本也隨之升高。因此，國安討論若停留在情緒動員或象徵性對立，反而可能遮蔽真正需要被檢視的問題：決策流程是否足夠透明？監督機制是否有效？公共論述是否建立在事實與專業評估之上？面對快速變動的國際環境，台灣的關鍵不在於選擇「對抗或退讓」，而在於能否持續強化制度韌性。透過明確的規則、公開的資訊與穩定的治理框架，國防與產業政策才能脫離短期政治波動，成為長期安全的基石。國家安全最終並非來自單一決策，而是來自一整套能被社會信任、被外界理解的制度運作。這，才是當前公共討論最需要回歸的核心。

日本中部電力公司濱岡核電廠近日被揭露，在攸關反應爐結構安全的「基準地震動」評估中，刻意操弄地震波資料，以經過篩選與美化的「代表波」通過審查。更嚴重的是，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早在2022年便在正式審查中認定該數據「大致妥當」，直到內部吹哨者出現，造假才被揭發。這起事件的關鍵不在於一家電力公司的失德，而在於一個自稱高度嚴格的核安制度，如何讓攸關反應爐安全的核心數據，在制度程序中被「合法化」。日本長期被視為全球核安制度的典範。福島事故後，審查標準大幅提高，耐震與防災門檻被重新設計，而濱岡電廠更位於南海海槽巨大地震帶上，被公認為高風險中的高風險。正是在這樣被視為「全球最嚴格」的制度與高風險地理條件下，關鍵耐震數據仍能被業者系統性操弄，卻未被監管機構即時識破。這不是執行疏失，而是制度結構本身的問題：核安監管高度依賴業者提供的專業模型與原始資料，形成無法消除的資訊不對稱。監管者再專業，也難以重做所有計算，只能在業者設定的模型與假設框架中「審查合理性」。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NRC)以獨立與嚴謹著稱，其延役審查同樣建立在業者提出的地震模型、老化評估與機率式風險分析之上；歐盟福島後的跨國壓力測試亦坦承，監管無法取代業者的完整安全分析，只能進行制度性檢核。這意味著，即使在被視為民主國家最成熟的核安體系中，制度仍不可避免地押注於申請者的誠信。濱岡事件因此不只是日本的醜聞，而是核電治理的結構性警訊。放到台灣，這個問題更加尖銳。台灣位於高地震帶，現有核電廠設計年代久遠，卻不斷被要求延役或重啟。但我們的核安審查機構，是否真的有能力不受台電提供的模型與數據所制約，獨立驗證耐震、老化與事故風險?當日本與歐美的制度都必須仰賴事後揭露來糾錯，台灣社會是否承擔得起，一次核安審查失靈所帶來的不可逆代價?核電的風險從來不只是工程問題，而是制度可信度的問題。當一項能源選擇的最小失誤成本可能是國土、世代與民主的不可逆傷害，社會有權要求的不只是「程序上的合規」，而是能被驗證、能被問責，並且能抵抗不誠實的制度能力。這正是核電重啟與延役論述最難面對、卻最關鍵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