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燈泡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台中大里掩埋場的「垃圾山」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長期結構性失衡的結果。台中三座公有焚化爐—文山、后里、烏日—本就處理量能不足，連市民的家戶垃圾都無法消化；然而，在這種本務已經吃緊的情況下，台中市環保局卻長期、大量承接外縣市垃圾與一般事業廢棄物，形成嚴重的制度性倒置。結果就是：市民的垃圾堆在大里，焚化爐卻忙著替外地與業者「代工」。《廢棄物清理法》第 28 條規定得非常明確：焚化爐必須優先處理本市家戶垃圾；只有在本務處理完畢，且仍有剩餘量能時，才可協助外縣市家戶垃圾，最後最後，才是一般事業廢棄物。然而，台中的實際作法卻恰好反過來：先燒一般事業廢棄物，再燒外縣市垃圾，最後才輪到台中市民的垃圾。這不只是行政治理的錯置，更是對市民權益的輕忽。從資料可清楚看出其嚴重程度。以后里焚化廠為例，2018 至 2021 年，每年一般事業廢棄物僅不到 2 萬公噸；但從 2022 年開始急速飆升，2024 年竟暴增至 12 萬 7619 公噸，是前一年的兩倍以上。2025 年截至 9 月底，已超過 9 萬公噸，幾乎追上前一整年。烏日焚化廠更呈現同樣趨勢。該廠 BOT 期滿後於 2024 年由市府環保局自行營運，結果一般事業廢棄物焚燒量較 2023 年增加兩倍以上；2025 年甚至在僅統計至 9 月時就比 2024 全年多燒 12,125 公噸。更驚人的是，烏日廠焚燒外縣市垃圾的量在 2024 年暴增三十倍。僅后里與烏日兩廠，去年合計燒掉外來垃圾 24.5 萬公噸—其量已相當於大里掩埋場垃圾山(38 萬公噸)的六成。換言之，台中焚化爐正全力幫別人燒垃圾，而台中市民的垃圾卻因此被迫堆積如山。這已非單純的管理失當，而是公共資源被錯置使用的重大治理問題。為何台中會吸引如此大量的一般事業廢棄物湧入？答案其實非常制度性：台中的焚化費率太便宜了。從 2015 年至今，台中市一般事業廢棄物焚化費用始終維持每公噸 2250 元，為全台最低之一，而且「不分重量、不分體積」。相比之下，台北市為每噸 3603 元；高雄市則依重量與體積分級，最低約 3150 元、最高可達 6300 元。對清運業者而言，這樣的價差意味著：左手向客戶收上萬元處理費，右手只需付台中 2250 元即可；成本低、利潤高，自然大量傾向湧入台中。在費率長期沒調整、量能不足又欠缺控管的制度下，外縣市垃圾與一般事業廢棄物湧入台中，幾乎是可預期的結果。令人遺憾的是，代價卻由台中市民承擔：自己城市的家戶垃圾無處可燒，只能堆在大里掩埋場，形成巨大的環境風險與社會不信任。盧秀燕市長在議會質詢時，承諾「會檢討，該調就調，台中正處垃圾艱困時刻，不該燒的就不該燒」。然而，制度性失衡已延續十年以上，改革不能停留在口號；費率、量能、優先順序、外縣市管制都需要一次到位的制度盤整。因此，筆者呼籲台中市的公有焚化爐應回到公共本務，不應成為清運業者的套利工具。垃圾處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礎工程，更是城市永續韌性的根本。唯有正視問題、恢復制度秩序，台中才能真正從垃圾危機中走出來。

國際能源總署(IEA)在COP30期間發布《2025年世界能源展望》(World Energy Outlook 2025)，以三大情境描繪未來能源轉型的路徑。無論情境如何變動，有一點幾乎完全一致，那正是全球正邁向「全面電力化的時代」。首先，IEA指出，全球能源服務需求在未來數十年將持續攀升，尤其是資料處理、AI與雲端運算對電力的需求暴增，使電力成為能源安全的新核心。傳統石油與天然氣供應風險並未消失，但新的脆弱性正在形成，尤其是關鍵礦物供應鏈的高度集中，使能源安全更具地緣政治風險。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電力需求的增量遠超總能源需求的增量。投資者也已嗅到趨勢：全球能源投資已有一半流向電力供應與終端電氣化。雖然目前電力僅占最終能源消費的20%，但已支撐全球40%以上GDP的部門，也是多數家庭的主力能源。然而，電力時代真正的瓶頸並不在發電，而在電網與儲能。自2015年以來全球發電投資成長近70%，但電網投資只跟上不到一半。當再生能源迅速擴張，而輸配電系統卻無法同步升級，能源安全反而可能面臨新的不穩定。在所有情境中，以太陽光電為主的再生能源都是成長最快的能源來源。「現行政策情境」預估太陽光電至2035年新增量達每年540GW；「已公布政策情境」雖因美國政策變動使部分預期下降，但全球再生能源擴張趨勢並未逆轉，發電占比將在2035年突破一半，到2050年將達到三分之二。能源效率則是另一個被忽視的危機。IEA指出，全球能效提升速度自2019 年後下滑至年平均僅1.3%，距離 2030年「年提升逾4%」的杜拜宣言目標相差甚遠。工業能效停滯、老舊電力系統運轉增加、政策落後於技術發展，都是背後原因。IEA的訊息很清楚：「發電不是問題，電網才是關鍵；技術不是問題，政策才是核心。」世界正站在「電力時代」的關口，而我們準備好了嗎?

近期曝光的大量Epstein文件，再度撕開國際學術界的遮羞布。最新資料顯示，語言學泰斗Noam Chomsky不僅在Epstein 2008年被起訴後仍與其通信，甚至在2015–2016年間多次於哈佛大學與他會面，討論範圍從神經科學、電腦科學到政治議題。這些資訊來自Epstein的行事曆與Harvard Crimson等媒體揭露，並已被多方查證與報導。更關鍵的是，安排這些會面的地點之一，是由Epstein捐款設立的「演化動力學研究中心」(Program for Evolutionary Dynamics)。一個掌握龐大財富、身負性犯罪指控的財團人物，能夠自由出入學術殿堂、安排學術巨擘出席密會。這顯然不是巧合，而是一種結構性的滲透。Chomsky對此的回應更令人震驚。他說：「我們偶爾見面；這是私人事務，關你們什麼事。」這句話不只冷漠，更顯示部分學者對自身權力與公共責任毫無自覺。學術象牙塔並非私人俱樂部，當學者掌握輿論、思想與影響力，他們與權勢人物的互動，就是公共議題。回頭看台灣，我們真的比世界乾淨嗎？事實上，台灣學界並非「清水」。只是我們習慣不說、習慣看不見：ㄧ、大型企業基金會長期資助研究計畫，研究結果卻高度偏向業者立場，例如某些能源、農藥、食品議題中的委託研究，結論與業者需求「高度一致」，卻避談利益關係。二、大學教授為政府部會或財團兼任顧問，卻未清楚揭露利益衝突；重大政策的專家審查會議中，時常出現「長期領政府經費者審政府案」「長期領企業案者審企業案」的荒謬現象。三、一些知名教授與科技業、建商、政治人物互動密切，甚至以學術或研究名義幫特定政策背書，卻從不說明是否取得企業贊助或私下資源。台灣沒有Epstein，但我們是否就沒有「Epstein式的黑影」？沒有富豪私島、沒有密會行事曆，但我們有看不見的研究案、未公開的顧問費、跨界游移的學術權力網絡。這些灰色地帶同樣可能影響政策、改變輿論，甚至扭曲學術的判斷。Chomsky與Epstein的曝光，是世界學界的一面鏡子。照進台灣的時候，我們準備好正視自己的倒影了嗎？

近日藍白陣營頻頻操作「高雄垃圾山」議題，然而事實是，高雄市府在短時間內即完成清理與後續處置規劃，證明地方政府只要制度健全、資源到位，問題並非無法解決。與其持續以政治攻防消費地方治理，不如回到全國廢棄物管理的結構性挑戰。事實上，垃圾山並非高雄專屬，而是多年累積的全台性問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台中市近年出現的「廚餘堆谷」與多座未及時處理的垃圾堆置點，已對環境衛生與社區安全造成壓力。這反映的不只是個別縣市的管理疏漏，更突顯台灣在垃圾減量、焚化爐更新、廢棄物回收能量與地方協作上的不足。如果中央與地方只在彼此攻訐、互相切割責任，廢棄物治理永遠無法進入系統性的改革。真正需要討論的是：台灣是否建立起跨縣市的調度平台？是否啟動焚化設施的汰舊換新與大型區域化規劃？廚餘資源化、堆肥與生質能源系統是否能獲得穩定投資？再者，地方政府是否能定期公開堆置量、去化進度與環境監測資料，讓民眾不必靠爆料才能得知真相？把焦點集中在單一城市，既遮蔽了問題，也無助於改善。重要的不是「哪裡有垃圾山」，而是「台灣如何避免下一座垃圾山」。因此，唯有以制度治理取代政治口水，才能真正解決廢棄物危機，提升環境品質，也重建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立法院日前在缺乏充分討論與跨部會評估下，快速推動光電禁建與環評加嚴修法。這種「一刀切」的規範，將原本能提升農漁村防災能力的小規模光電案場，一律納入更嚴格限制，恐使地方社區難以利用再生能源強化韌性。事實上，光電案場的環評不應以單一標準套用，而應依地理區位、案場規模、生態敏感度與土地利用差異精細分級，才能兼顧生態保護與農漁村的能源自主。更值得關注的是，立法院對光電全面收緊的同時，對核電延役(重啟)卻完全沒有要求環評。核電延役牽涉老舊設施持續運轉、核廢料處置、地震與極端氣候衝擊、區域避難及國安風險，屬典型「高風險重大開發」。將其排除在環評之外，不僅違反程序正義，也與國際實務背道而馳。歐美皆將核電延役視為重大環境變更行為，需透過公開透明的環評進行科學與公眾參與的審查及。地震頻繁、人口密度高的台灣，更沒有迴避環評的空間。在光電被提高行政負擔、核電卻免除基本審查的情況下，制度雙標已成事實。這將削弱能源政策的一致性，使地方社區失去推動再生能源的誘因，也使高風險核電缺少應有的治理機制。長期而言，不但不利台灣能源安全，也削弱社會對國家治理的信任。若立法院真正重視永續發展與公共安全，就應體現民主法治的精神，增補上核電延役與重啟的環評規範，並回應社會公眾的期待，建立一致可預期的制度框架。因此，筆者呼籲以理性專業與程序正義取代政治操弄，台灣才能務實的在能源轉型上走得更穩健、更具韌性。

台灣長期面臨能源結構與空氣污染的雙重挑戰。工業化與交通密集帶來的污染，與核能、火力發電的排放問題交織，使居民長期暴露於 PM2.5、氮氧化物等有害物質中。能源轉型不只是電力供應問題，更直接關乎空氣品質與公共健康，是城市治理與政策決策不可忽視的核心議題。首先，能源結構的現實限制了空污防制成效。核電雖可降低燃煤依賴，但設備老化與核廢料問題仍不可忽視；燃煤與燃油發電仍占一定比例，造成持續污染排放。加上交通排放與工業廢氣，空氣品質改善成效有限，居民健康受損的問題依舊突出。換言之，單靠現有發電結構，無法徹底解決空污問題。其次，能源轉型與空污防制必須同步規劃。台灣已有再生能源政策，但推動速度仍遠低於需求增量。因此，政府應加速太陽能、風能發展，同時建立穩定的電網與儲能系統，減少對污染發電的依賴。此外，現有火力發電廠應加裝高效率的空污防制設備，確保每一度電都符合健康標準。這樣才能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同步降低空氣污染對民眾的影響。第三，政策透明與民眾參與是能源轉型成功的關鍵。政策若缺乏資訊公開與民眾參與，不僅容易引發疑慮，更可能導致執行落差。居民有權了解能源來源、排放數據與污染風險，並可對政策提出建議。唯有將民眾納入決策過程，能源轉型與空污防制才有社會支持，才能真正落地。國際經驗顯示，成功的能源轉型並非一蹴可幾，而是技術、制度與公民參與同行的長期實踐。歐洲國家透過再生能源併網、燃煤替代與嚴格排放標準，大幅改善空氣品質；日本則結合能源效率提升與污染監控，降低居民健康風險。台灣在政策設計上若能借鏡這些經驗，兼顧能源安全與健康防護，才能逐步擺脫空污困境。能源轉型不只是經濟議題，更是民生與公共健康議題。值得提醒大家的是，每一度空污減排、每一度再生能源發電，都直接影響居民呼吸的空氣與健康。因此，台灣下一步，必須以能源轉型帶動空污防制，落實在技術、政策與民眾參與上，才能讓城市呼吸自由空氣，居民安心生活。

2025年11月6日，詹姆斯．華生(James D. Watson, 1928–2025)辭世，享壽97歲。他與克里克共同發表的DNA雙螺旋結構，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突破之一。然而，這位改寫生物學史的科學家晚年卻因爭議言論，特別是涉及種族與性別的偏見，引發科學界與社會廣泛討論。華生的一生，是科學成就與倫理反思交織的縮影。1953年，華生與克里克發表DNA雙螺旋結構，為遺傳學、癌症研究與基因療法開啟新時代。《Nature》引用科學家Bruce Stillman的話說：「DNA雙螺旋的揭示，開啟了人類基因組定序與癌症抗體的時代。」他曾任哈佛生物學系教授，領導冷泉港實驗室(CSHL)，並推動人類基因組計畫，其科學成就無可置疑。然而，華生晚年的言論，對種族與性別的偏見，引起社會與科學界的強烈譴責。2007年，他接受《星期日泰晤士報》訪問時稱：「我對非洲的前景本質上感到悲觀，因為所有社會政策都建立在智力平等的假設上—但測試結果並非如此。」2019年，他又在PBS訪談中表示：「黑人與白人在智商測驗上存在平均差異，我認為這是基因造成的。」他還曾以基因為由評價女性在科學的能力，及同性戀的「選擇性」問題。這些言論違背科學倫理與人文價值，也引起冷泉港實驗室撤銷其所有榮譽職位。華生的悲劇，不是無知，而是過度自信的「化約主義」。他將生命、人格、智力乃至倫理，都視為基因的直接結果，忽略了環境、文化與人性的複雜性。漢娜．鄂蘭曾說：「現代人的危險在於以思考取代行動，以知識取代理解。」華生正是這種人類頂尖學者的張力化身：站在真理的高地，自信且挑釁，卻忽略了人性與倫理。科學自由，從來不是「說出一切可能的話」的權利，而是「知道何時沉默、何時謙卑」的智慧。華生的失誤提醒我們，科學事實若脫離倫理脈絡，將可能被政客誤用，成為偏見與壓迫的工具。基因並非唯一答案，環境、教育、文化、選擇與行動，同樣塑造人類的命運。華生的一生呈現極端矛盾：他讓我們第一次以清晰幾何語言凝視生命本質，但也讓我們看到科學家自身的脆弱。當他以基因解釋智力、種族與性別時，他已不再單純探索生命，而是在對人進行定義。這種「科學化的傲慢」，提醒後人：知識並不自動導向善，理解結構未必等於理解意義。追悼華生，最好的方式，並非只記得DNA雙螺旋的偉大，而是學會反思他所未能反思的部分。科學家不只是尋找生命的構造，更要尊重生命的複雜性。記住華生，不僅是紀念一位科學巨人，也要警醒：科學若失去倫理，理性可能成為冷酷的力量。真正難解的，不是DNA，而是人心。那條更難的螺旋，是倫理與人性的曲線—非線性、複雜，甚至比最精密的基因結構更難測度。

城市的垃圾問題，不只是市容問題，更是公共健康與社會正義的警訊。台中大里掩埋場超過38萬噸垃圾堆積成山，文山焚化爐升級多年延宕，讓居民長期暴露在惡臭與污染之中。這些現象提醒我們：市民不是消耗品，政策不能將人的健康擺於邊緣。首先，垃圾山與焚化爐延宕的現象，顯見治理缺失。舊焚化爐未按時升級，缺乏氮氧化物去除設備，周邊居民多呼吸七年的髒空氣。掩埋場垃圾裸露、污水外溢，不僅危害健康，也帶來心理壓力與生活不便。政策的延宕與執行落差，讓民眾承擔長期風險，而市府卻無有效解決方案，反映出公共治理的盲點。其次，這是典型的環境不正義。垃圾場與焚化爐往往設在低收入或弱勢社區，居民缺乏選擇，無法逃離這些污染的影響。城市決策若只考慮成本或行政便利，而忽略居民健康與公平，便形成「弱勢受害者承擔風險」的現象。這不僅是健康問題，更是社會正義的考驗。第三，透明與參與不足，使問題惡化。當地居民往往難以即時取得空氣監測數據，也缺乏政策參與管道。當公共政策封閉、缺乏民意介入時，治理失能便成為常態。垃圾山不僅是物理堆積，更是制度疏漏的象徵。要改變現狀，政策必須以居民健康與公平為核心：一、立即啟動焚化爐升級與污染防制，確保排放符合標準。二、建立掩埋場與焚化爐監測透明機制，公開數據，並納入民眾參與。三、長期廢棄物治理規劃，跨部門協作，將健康影響納入政策優先指標。城市治理的目標，不只是整潔或數字上的合格，更是居民能夠安心生活、呼吸乾淨空氣。垃圾山與污染延宕提醒我們的是，市民不是消耗品，政策不能把風險轉嫁給弱勢族群。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公共政策的每一次延誤，每一個治理盲點，都直接影響居民生活。唯有以健康、公平與透明為核心理念，才能讓城市的發展真正為人而存在，而不是把人當成承受風險的消耗品。

近期核電議題再度引發社會熱議。隨著核電廠可能的延役計畫與老舊設備維護問題浮上檯面，台灣面臨的不只是能源供應的挑戰，更牽動能源安全、環境保護與世代正義。社會各界對核電延役抱持不同立場，但值得思考的是：政策是否以科學、透明、長遠的角度來決策?還是被政治算計與短期利益牽制?首先，核電延役的風險本質不可忽視。老舊核電機組皆已服役超過原設計年限，設備老化、維修難度增加，對運轉安全造成壓力。國際上，美國核管會(NRC)與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均要求核電廠延役前必須進行嚴謹的安全審核與環境影響評估，確保在任何自然與社會風險情境下，對周邊居民與周遭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然而台灣現行的審查制度，雖有安全檢測，但在環評、核廢料處理及事故應變計畫上仍存在漏洞，治理決策也未能公開透明並充分與民眾溝通。其次，核能的環境影響與核廢料管理問題不容忽略。核廢料長期處置困難，涉及龐大成本與世代責任。核電廠延役雖能短期穩定供電，但核廢料管理問題與核子事故風險將由下一代承擔。相較之下，投資再生能源、強化能源儲存與電網調度，雖需時間與資源，但長遠來看更符合環境正義與永續發展原則。第三，政策制定過程的透明度，是社會信任的基礎。核電延役涉及全國能源供應與公共安全，決策不能僅停留在行政部門的內部討論。政府應主動公開審查過程與討論內容、風險評估及替代方案，並納入公眾意見。否則，核電延役將成為民眾恐慌與社會分裂的來源，而非真正的能源解方。台灣面臨的不是單一選擇，而是一系列平衡：能源穩定、環境安全、經濟成本與社會信任。核電延役若無充分安全保障與透明審查，只是將風險留給未來世代。相對地，加速再生能源發展、完善電網調度與儲電系統，將能逐步降低核能依賴，達到供電維穩與環境保護的雙贏。作為公民，我們需要的不只是短期口號與政策承諾，而是清楚、可檢驗的行動計畫。核電延役與廢核的討論，不該停留在立場對立，而應以科學、透明、世代責任為核心。台灣的能源政策，應當成為人民信任與安全的保障，而非不確定風險的承擔。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政策的每一個決定，都影響每一個人、甚至未來世代的生活品質。唯有理性討論與透明決策，才能讓台灣在能源轉型中，走得更穩、更遠。

台電近日宣稱，核二、核三「具備重啟條件」，引發社會議論。所謂「具備條件」，究竟指的是技術能力，還是政治意圖？若最後無法重啟，責任該由誰承擔，是台電？經濟部？行政院？抑或是總統府？這樣的問題，不只是能源政策的技術爭論，更是治理體系的誠信與能力考驗。台灣的核電問題，已走過半世紀的曲折歷程。從核一、核二、核三的興建，到核四的爭議與封存，最大的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核電」，而是「這個體系能不能管好核電」。從藍到綠，從行政到立法，歷屆政府在核電工程、監管制度、資訊透明與風險評估上，都留下沉重的失敗紀錄。核四蓋了二十多年、花了三千多億，最後仍因安全疑慮與程序瑕疵被迫封存。這樣的歷史，不容再次重演。如今宣稱核二、核三「可以重啟」，其實更像一場政治豪賭。台電若真有把握，為何不公開所有設備檢測報告、安檢紀錄與國際評估？若經濟部認為技術可行，為何不明確承諾安全標準與責任歸屬？若行政院與總統府支持重啟，是否願意面對潛在的社會風險與國際觀感？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只剩下一句模糊的「具備條件」，讓人難以信服。核電不是「重啟就好」，更不是「回到過去」。核電廠的壽命、安全設計、燃料供應與廢料處理，都涉及高度專業與長期規劃。核二、核三運轉已逾三、四十年，其設計壽命原本就接近極限。即便勉強重啟，也難以符合現今國際最新的安全規範。更何況，台灣目前的核廢料問題尚未解決，乾式貯存場爭議仍在，何來「可安全重啟」的條件？事實上，台灣社會早已厭倦政治人物在核能議題上的反覆與推諉。藍綠輪流執政，卻都在同一套體制裡製造問題、逃避責任。從核四的施工黑箱，到核電延役的法律模糊，這群人一次又一次證明，他們連一座核四都蓋不好，怎麼可能有能力管理老舊核電廠的重啟與安全？若真的要談能源轉型與穩定供電，應該先建立透明監管、誠實資訊與長期規劃的能力，而非再用核電作為政治話術的籌碼。當前的問題不是「核能是否必要」，而是「誰有資格談核能」。若治理能力依舊不足，重啟的不是電廠，而是下一場災難。

台灣的年金制度，其實是一部財政警鐘的歷史。最初，公教人員的退休金全由政府支付。隨著退休人口增加，財政壓力愈來愈沉重，1995年國民黨政府進行第一次年金改革，成立退撫基金，由政府與現職人員共同提撥。然而，這次改革忽略了兩個關鍵：第一，台灣進入高齡化社會，退休人數持續增加，基金撥付愈加沉重，若不再改革終將破產；第二，未設所得替代率上限，導致部分退休公教人員月領所得高於現職，並衍生18%優存的不公平現象。2005年扁政府進行第二次改革，設定所得替代率上限為九成，但偏高且對高職等者有利，被批為「肥高官、瘦小吏」。馬政府於2010、2011年推動第三與第四次改革，卻未從根本解決基金收支失衡的問題，破產危機依舊未除。直到2017年蔡英文政府推動第五次年改，才真正讓年金制度回歸永續。改革措施包括：提高現職提撥率、調降退休所得替代率、逐步延後退休年齡至65歲，並在2023年起為新進公教人員導入「儲金制」，由政府每月提撥固定比例至個人帳戶，讓退休金制度更公平且不再依賴退撫基金。這是台灣年金走向永續的重要轉折點。從歷史脈絡可見，年金破產的根源在於國民黨執政時期的錯誤設計與長期怠惰。馬政府明知問題嚴重，卻不敢得罪基本盤，只留下爛攤子給後任。蔡政府雖承受巨大政治代價，仍勇於改革，使制度免於崩壞。年金改革本質上是一項「犧牲部分既得利益，以保障全體公教與全民財政」的必要工程。如今國民黨為鞏固鐵票，推動修法讓年改開倒車，不僅將讓退撫基金重回破產之路，最終也會使現職公教退休時領不到退休金；若政府為防破產再度以預算撥補，勢必排擠其他民生經費，讓全民買單。這樣的做法，等同拿未來世代的權益換取短期政治利益。年金改革是一場艱難但必要的制度重建。唯有堅守改革方向，維持財政與社會正義的平衡，才能讓公教制度永續、讓台灣社會繼續向前。

台中梧棲非洲豬瘟案，震撼全台。日前該養豬場負責人父子被法院以「業務登載不實」為由收押禁見，引起各界關注。社會輿論或許支持嚴懲防疫漏洞，但冷靜想想：這是一場動物傳染病，不是人傳人的公共衛生危機。試問，全世界有哪個國家，會為了非洲豬瘟而將豬農收押？非洲豬瘟病毒不會感染人，防疫的重點應在於制度、管理與源頭防堵。台灣近年自豪「三豬病絕跡」，但這樣的自信，讓中央與地方在制度維護上漸漸鬆懈。廚餘蒸煮的設備老舊、登錄系統繁瑣、回報流程形式化，一旦地方政府防疫能量不足，最終受害的往往是最末端的豬農。這次疫情被爆發後，社會焦點卻集中在「豬農造假」或「登載不實」。但問題不在報表，而在制度。若防疫系統必須依靠一位老豬農「手寫登錄」才能生效，那表示整個防疫資訊鏈本身早已落後時代。如今疫情爆發，政府第一時間選擇以刑罰究責，將個別豬農以羈押手段控制，似乎是政治回應快、制度反省慢的又一例。政府若真要嚴防廚餘傳染，為何不早就禁止廚餘餵豬？若認為蒸煮可行，為何不設集中蒸煮場、專責監控？許多歐洲國家早已改採能源化與集中熱處理，減少風險，也減少基層壓力。台灣卻長期讓數千戶小農各自為政，以簡易蒸煮桶應付檢查，防疫的責任被切割、被稀釋，最終卻又落在最無力的一端。司法在此扮演的角色，也值得省思。收押是一種最嚴厲的刑事手段，應限於有逃亡、滅證或反覆實施重大犯罪之虞。對一位豬農父子而言，既無串證能力，也無逃亡可能，卻被羈押禁見，難免讓人懷疑這是否是防疫焦慮下的「象徵性懲罰」。防疫不是懲罰，司法也不是政策遮羞布。病毒的擴散是結構性問題，需要跨部門合作與系統檢討。當政策失靈被轉化為個人責任，社會就容易在「抓戰犯」的氛圍中迷失真正的教訓。豬瘟不是人瘟。這場疫情的重點，不在豬農是否登載錯誤，而在政府是否勇於檢討整個廚餘管理、防檢體系與應變機制。唯有正視制度漏洞、建立透明責任鏈，才能防止下一次悲劇。收押豬農，救不了防疫；只有制度的反省與改革，才能真正守護台灣。

台中梧棲爆發非洲豬瘟後，養豬場負責人父子日前被法院收押，理由是「業務登載不實」。這件事震撼社會，也讓人重新思考：非洲豬瘟是一種動物傳染病，並非人傳人，真的需要把豬農關起來嗎？世界上少有國家因豬瘟而收押農民。病毒不是他們製造的，而是制度鬆散、防線失守的結果。疫情爆發後，政府應該追查病毒從哪裡來、廚餘管理為何出問題、蒸煮制度為何形同虛設，而不是急著用刑事手段交差。老豬農養了一輩子的豬，靠社區回收的廚餘度日，幾十年沒出事。過去政府宣稱「三豬病絕跡」，防疫要求自然鬆散，地方也早把廚餘蒸煮、回報系統當成形式。如今疫情爆發，卻怪罪基層登錄錯誤，甚至收押豬農，這樣的處理方式，不但無助防疫，更顯出政策的失衡。如果政府真擔心病毒經廚餘傳染，為何不早就禁止廚餘餵豬？若認為蒸煮可行，為何不設集中蒸煮場、統一管理？防疫不應靠恐懼與懲罰，而應靠制度與信任。收押豬農，也許能換來短暫的輿論平息，但防疫的漏洞依舊存在。防疫不是懲罰，司法也不是防疫工具。病毒的源頭不在豬農，而在政府長期忽視的系統風險。防疫需要改革，不需要替罪羊。收押豬農，救不了防疫。

近年來，台灣的能源政策爭議，常因立場不同而出現「選擇性環保」。有人高喊烏山頭水庫光電板污染水源，卻對台中市廚餘傾倒污染土地與水源視而不見。然而，環保若是淪為政治動員的工具，而非以科學與制度為依據，就會失去了社會公信力。環境正義的核心，在於標準的一致。無論是光電、核電、廚餘處理或工業排放，都應接受同樣嚴格的監督與檢驗。只對再生能源特別苛刻，卻對其他污染事件沉默，並非真正的環保，而是政治操作。換言之，台灣的能源決策與環境治理，必須建立一致、公正且透明的監管制度，才能贏得社會信任。的確，再生能源並非完美，但它是國際能源發展的趨勢，也是台灣強化能源自主與氣候責任的關鍵。因此，台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指責，而是更誠實的比較與更一致的標準來面對能源與環境風險。唯有如此，才能讓台灣的能源轉型真正成為環境永續的起點，而非政治分裂的延伸。

最近政府高喊要成立「SMR國家隊」，核安會還特別編列預算，要推動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研究與法規建置。但一看數字，真讓人笑出來。韓國投入的是四千億韓元，折合新台幣八十億；台灣的計畫呢？四年八億。要靠八億建立法規、培養人才、縮短開發時程，還能發展國家級技術，簡直是靠信仰運作的核能奇蹟。很顯然，這個政府根本沒打算自己發展SMR技術。這套路，風電國家隊早演過。從風機到葉片，台灣技術都做不起來，最後，還是外國供應商賺走大錢。如今核能更高階、更嚴格的領域，怎可能靠「國產」突圍？所以，這個國家隊或許只是為核電民營化鋪路、補助幾個可「台製」的零組件開發的包裝手法。說白了，SMR國家隊，只剩補助沒有技術，政治利益與產學補助又將開展新局。至於核一、核二、核三能否延役、核四會不會重啟？就別想太多了—那只是拿來喊口號的政治煙幕而已。

美國總統川普一句「台灣就是台灣(Taiwan is Taiwan)」，震撼北京，也震醒世界。這句看似簡短的話，卻等於重新劃下印太新秩序的紅線。他赴南韓前受訪時說：「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會談到台灣，他(習近平)也許會想問，但沒什麼好問的—台灣就是台灣。」這句話延續他早前的表態：「我很尊重台灣。」語氣平靜，態度卻堅定，傳遞出美國對台立場的明確轉變—不再模糊，而是直白。與此同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美日峰會後強調：「確保台海安全與穩定，是最重要的。」美國國務卿盧比歐也明言：「美國不會為與中國達成協議而放棄台灣。」從川普、高市到盧比歐，三位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跨越黨派與國界，形成清晰共識：台海安全，是自由世界的底線；台灣民主，是不可讓渡的價值。這不僅是對北京的政治宣示，更是對世界秩序的再定義。中國長年以軍事恫嚇、假訊息與經濟脅迫削弱台灣，試圖在灰色地帶模糊戰線；但這些行為反而促成了自由陣營更緊密的結盟。從美日安保合作到「四方安全對話」(Quad)、再到歐盟連續挺台決議，「台灣」已成為全球民主防線的關鍵節點。「台灣就是台灣」，不只是政治口號，而是一種世界觀的選擇—自由與威權的界線，已在台灣被重新劃出。這句話背後的力量，來自台灣社會四十年民主深化的積累：自由選舉、法治制度、新聞與言論自由，構成一個能自我防衛、又能貢獻國際社會的成熟民主體。對美國與其盟友而言，這句話更像是一種新語法。它象徵印太戰略已從「避免衝突」轉為「維護自由秩序」。對北京而言，這句話則是最清楚的警告：任何改變現狀的企圖，都將觸動自由世界的集體反應。對台灣而言，這是榮耀，更是責任。我們必須讓「台灣就是台灣」成為可持續的政治現實—不只靠國際支持，更靠自我堅韌。強化防衛、提升韌性、深化民主，是確保國際信任的三大支柱。唯有如此，世界才會相信這句話，不只是川普的表態，而是歷史的方向。「台灣就是台灣」，是戰略宣示，更是民主信仰。在威權復辟與秩序重組的年代，這句話已超越外交語言，成為自由世界的共同語言，更是對二十一世紀國際秩序的重新定義。

城市的發展，常伴隨著資源集聚與人口成長，但廢棄物問題卻往往成為治理盲點。台中市近年來的大里掩埋場垃圾山、文山焚化爐延宕升級，突顯地方政府在廢棄物管理上的制度缺陷，也暴露出市民健康受到長期忽視的風險。首先，政策落實與規劃脫節，是城市治理的主要盲點。政府在規劃焚化爐升級或垃圾場擴建時，往往著眼於成本、招標程序或行政便利，而非從居民健康與長期環境影響出發。文山焚化爐升級案延宕七年，原本為保障空氣品質的政策，因行政拖延而變成民眾吸入髒空氣的風險源。大里掩埋場垃圾超載，污水與臭氣外溢，更是制度疏漏的直接後果。其次，廢棄物治理缺乏透明與參與機制。居民難以取得即時監測數據，也缺乏管道表達意見或參與決策，政策過程完全被行政封閉化。這種「缺席的治理」，使市民成為被動受害者，無法對危害提出監督或建議，環境不正義問題因此加劇。再者，跨部門協作不足，造成政策碎片化。廢棄物處理涉及環保局、工務局、衛生局甚至中央單位，但缺乏統一協調與監督。結果是，垃圾山問題未被即時解決，焚化爐延宕亦缺乏有效追蹤，市民健康風險長期累積，卻無人承擔責任。要解決這些盲點，需要多層次的改革：一、政策設計應以健康風險為核心：無論焚化爐升級或垃圾場規劃，都要納入居民健康評估與風險緩解措施。二、建立透明監測與民眾參與機制：污染數據、施工進度、政策決策過程應公開，居民可提出意見並參與監督。三、跨部門協作與責任明確化：環保、工務、衛生等部門需共同制定長期廢棄物治理計畫，明確責任分工與追蹤機制。城市治理的核心，不只是建築、道路或經濟成長，更關乎每一位市民的生活安全與健康。當政策忽略居民日常環境的實際風險，治理盲點就會形成，社會信任隨之下降。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每一個垃圾山、每一次空污超標，都是治理缺失的警示。唯有以健康為核心、透明參與、跨部門協作，才能讓城市真正為人民而存在，而非成為制度疏漏下的受害地。

台中出現首例非洲豬瘟確診後，政府宣布全台禁止廚餘餵豬。筆者理解防疫的急迫性，但也提醒：防疫不能以焚化取代循環。防疫與永續並非零和，應趁此機會建立安全廚餘再生制度，化危為轉機。非洲豬瘟雖不影響人類健康，卻會重創畜牧產業。病毒能在低溫環境長期存活，短期全面禁餵確有必要。然而，若禁令成為常態，台灣每年近五十萬公噸廚餘將被迫送進焚化或掩埋系統，不僅加重焚化廠負荷、增加碳排，更背離政府推動的循環經濟與淨零減碳承諾。防疫是一時，循環是永續。國際經驗顯示，廚餘經高溫殺菌、乾燥、發酵等技術，可安全再利用。日本採行Eco-Feed認證制度，確保飼料可追溯；韓國則推動食品廢棄物再利用法，讓超過四成廚餘安全飼料化。台灣應從防疫恐慌中學習，建立屬於自己的「安全再生制度」。廚餘再利用不只是廢棄物管理，更是減碳與糧食韌性的關鍵。台灣豬隻每年仰賴大量進口穀物飼料，若廚餘再利用機制停擺，糧食自給率與碳中和目標都將倒退。農業部資料顯示，廚餘飼料化每年可減少進口飼料上億公斤，節省上億元成本，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每回收一公噸的廚餘，相當於減少約0.3公噸二氧化碳排放。此外，廚餘經厭氧消化可產生再生能源，堆肥化則能提升土壤碳匯與有機質含量，強化糧食系統的韌性。未來政策可結合社區堆肥、校園食農教育與餐飲業分流制度，讓民眾直接參與循環過程，打造「零浪費、低碳、可再生」的城市糧食體系。因此，建議政府儘速啟動五項行動：一、建立安全廚餘再利用登錄制，參考日本Eco-feed制度，制定高溫滅菌與追溯流程。二、補助地方建置中小型乾燥、發酵設備，降低集中處理風險。三、公開廚餘流向資訊，建立透明溯源平台。四、推動《食物資源循環法》，整合防疫、減碳與糧安政策。五、將廚餘循環成果納入減碳與糧食政策指標。台灣從SARS、口蹄疫到非洲豬瘟，屢屢陷入「防疫與永續」的兩難。如今正是制度轉型的契機。顯而易見的，以科學管理取代恐懼封鎖，以制度升級取代一禁了之，讓防疫、循環、減量與惜食同行，才能在防疫安全的基礎上，重建安全循環體系，並守護台灣的糧食安全、氣候行動與永續未來。

環境政策不是口號，而是日常生活中每一口空氣、每一滴水、每一塊土地的安全保證。台灣長期面臨空污、廢棄物累積與能源轉型壓力，但許多政策往往停留在計畫與承諾，真正落實的措施卻仍是有限。透過觀察歐洲與日本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城市或國家的環境治理，只有落實在制度、技術與透明監督上，才能真正守護居民健康與生活品質。以焚化爐與廢棄物管理為例，日本多數城市早在十年前就將焚化爐設備升級為「高效減污＋能源回收」模式，每座焚化爐都設有完整的排放監測系統，並向居民公開數據。同時，廢棄物分類與回收政策非常細緻，居民必須依規定回收不同種類垃圾，政府提供完善的收運與處理系統，確保垃圾量與焚化爐負荷合理化。因此，日本城市的焚化爐汙染排放大幅降低，公共健康的真實風險也隨之下降。歐洲則以公開透明、公眾參與、以及長期規劃見長。例如德國、瑞典不僅推動能源回收與廢棄物最小化政策，更將環境影響納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標。居民與NGO團體有權監督焚化爐、垃圾場與工業排放，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高度透明。因此，污染排放降低，城市居民對政策信任度也能大幅提升。對照台灣，尤其是台中市的現況，落差極為明顯。文山焚化爐升級延宕七年，大里掩埋場垃圾山仍然堆積如山，市府雖有監測，但缺乏即時公開與民眾參與機制。政策落實度低，不僅增加居民健康風險，也削弱社會信任。若台灣希望改善空污與廢棄物管理，僅靠口號或短期政績宣傳，絕對是無法建立長久信任與成果的。從日本與歐洲的經驗可以看出三個關鍵方向：一、技術與設備升級必須跟上國際標準：焚化爐、污水處理及污染防制設備必須符合最基本安全規範。二、政策透明與民眾參與：任何排放數據、改建計畫與環評結果都應公開，讓民眾能監督決策。三、長期規劃與跨部門協作：環境治理不能只看一年或兩年的政績，需要跨年度、跨單位協調，確保政策可持續落地。台灣的環境挑戰雖特殊，但歐日的案例提供了明確方向。那就是，政策若停留在口號，無法改善空氣品質、垃圾管理與能源轉型問題；政策若落實在技術、透明與參與協作上，才能真正確保市民健康。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環保政策不是紙上談兵，而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安全與公平。唯有學習國際經驗、落實本地行動，才能讓城市真正呼吸自由空氣，居民生活安心無虞。

在這起非洲豬瘟事件中，「廚餘」原是日常語彙，卻成了防疫體系中最危險的導火線。當社會追問病毒從何而來、責任誰屬時，真正的警訊早已赤裸裸呈現：廚餘，是所有潛在傳播途徑中風險最高的一個環節。而我們這次看到的，不只是病毒的頑強，而是行政制度與風險意識的全面失能。非洲豬瘟病毒(ASFV)極為堅韌，可在豬肉製品與血液中存活數週乃至數月，冷凍狀態下仍具毒性。這也讓廚餘變成病毒理想的藏身之所。當未經妥善處理的肉渣與血液被倒入豬舍餵養系統，就像一顆外觀平凡、內藏殺機的定時炸彈。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因此要求，廚餘必須在90°C以上長時間加熱或高壓滅菌，處理後更不得與污染源接觸。這不是繁文縟節，而是針對ASFV耐活性的最低防線。唯有達標，廚餘再利用才安全，否則便是病毒直通豬舍的捷徑。但這樣的標準，在台灣卻往往只停留在紙上。涉案養豬場自六月起，連續四個月未依規定上傳該廠的蒸煮紀錄。更諷刺的是，環境部設有具影像驗證與時間戳記的廚餘蒸煮申報系統，地方政府卻幾乎未監督。制度的眼睛原本開著，卻選擇閉上。這不只是行政懈怠，而是風險管理的斷線。10月10日該場豬隻已出現異常死亡，中央的化製廠系統早有異常訊號，但地方在四天後仍決定「不採樣，持續觀察」。這不是資訊不足，而是對風險判斷出了錯。在手握紅燈訊號時卻不轉方向盤，錯過了阻止疫情擴大的黃金時刻。更嚴重的是，疫調發現有11頭病死豬下落不明。ASFV雖然不會感染人，卻對豬群具高度致死性。若這些病豬被非法棄置或流入黑市，病毒就可能透過野生動物、器具或人員擴散。這些「去向不明」不只是行政漏洞，而是活生生的病毒破口。回頭檢視制度，我們早有完整的數位監控與自動通報機制，但一切都敗在「看見卻不作為」的地方執行。數據可以警醒，制度可以防堵，但唯有人能決定要不要採樣、要不要稽查。因此，這次的災難，不是資料斷訊，而是判斷斷線。有人辯稱「國外也用廚餘養豬」，但事實恰相反。歐盟早在2002年全面禁止餐廚廢棄物餵養家畜；日本、韓國雖採取技術開放制，但都以高門檻與嚴格監督為前提。台灣若執行鬆散，只會讓「技術容許」變成「風險容忍」。這次事件不是單一錯誤，而是高風險技術、紀錄掛零與風險判讀失靈所交織而成的結構崩壞。「制度不是沒設計，而是沒使用；資訊不是沒提供，而是被忽視」。防疫最大的破口，從來不是病毒本身，而是我們對風險的輕忽。當系統長期「看見卻不行動」，高風險就會一點一滴積累，直到壓垮整個體系。那根稻草，也許只是原本該丟入高壓鍋、卻被輕忽的一塊豬骨。這次我們付出了代價；下一次，倘若仍是學不會，恐怕是要付出更大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