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核能公投理由書的科學考驗:國際趨勢不等於政策答案
11月28日,台灣將舉行全國性公民投票第22案,討論是否支持政府使用核電振興經濟,以廢除「非核家園」政策。核電可以討論,能源政策也可以檢討;但公投理由書援引的國際趨勢與科技論據,是否足以支持政策結論,仍須接受檢驗。理由書援引「國際官方的綠能標準」作為論據,更需要釐清其適用範圍。歐盟確實在嚴格條件下,將特定核能活動納入永續金融分類架構,但這不等於核能被定義為再生能源,也不代表核電已被證明是各國唯一或最佳的能源選擇。國際重新重視核能,可以作為政策討論的參考,卻不能取代台灣自身的條件評估。同樣地,24/7無碳電力追求的是每個時段都以無碳電力滿足用電需求,重點在供需的逐時匹配,而非指定某一種電源。核能可以是其中一項選擇,卻不是唯一途徑。AI與資料中心需要大量、穩定的低碳電力,也不能直接推導出「沒有核電就沒有AI未來」。政府應比較新增用電需求、供電時程、電網、儲能與各種電源的成本及可靠性,而不是先決定答案,再替答案尋找理由。核能是低碳電力來源之一,但完整評估不能只看發電階段的碳排放。核安、冷卻水、用過核燃料、除役成本與長期廢棄物管理,都應納入全生命週期評估。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也不能因機組較小,就免除依法應辦的選址、安全與環境審查。另一方面,再生能源也不能只看裝置容量,仍須考量電網、儲能、土地使用與系統穩定性。不同能源應以共同標準比較成本、建置時程、碳排、可靠性與風險,才能攤開真正完整的能源帳本。核燃料屬於有限資源,核電也有其特定的安全、地理與地緣政治風險。台灣面臨地震、颱風、人口密度與安全情勢等多重條件,是否適合擴大核電使用,應有具體風險評估,而不能只以國際趨勢作答。尤其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址尚未確定,長期處置仍有選址、法制與社會共識等關鍵工作待完成。從能源韌性出發,台灣也應加速發展本土、多元、分散的再生能源,並同步強化電網、儲能與需求管理。公投可以表達人民對政策方向的選擇,卻不能取代證據與政策分析。人民有權選擇台灣的能源未來,也有權在投票前了解各方案的成本、限制與風險。政策選項可以競爭,科學證據不能被口號取代;政府更應清楚說明核電重啟所需符合的安全、核廢料處置與社會共識等前提,以及如何判定、由誰負責。這場公投不應只比較政治口號,更應檢驗每一項能源主張背後的證據、成本與責任。人民應在充分理解各種方案的限制與風險後作出選擇;無論結果如何,政府都不能免除提出可行能源方案、公開政策依據與承擔執行責任的義務。
留言0喜歡投書保農地不能只靠喊口號,科技業更應投資農村與能源韌性
童子賢呼籲保護農地、重視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這些議題確實不容忽視。但糧食安全不只取決於農地是否保留,也取決於農業勞動力、經營資源與氣候調適能力。同樣地,AI需要電力,不代表重啟核電就是唯一答案。農業不只需要土地,更需要農民、資金與持續的經營管理。缺乏持續耕作與資源投入,即使保住農地,生產能力仍可能萎縮;面對氣候變遷,灌溉、作物調適與農業技術投資更不可少。保住土地卻無法維持生產,仍不足以保障糧食安全。韓國推動「陽光收入村」,由村落共同參與太陽光電、共享收益,為農村發展增加資源。台灣值得借鏡的,是讓農民參與決策、共享收益的合作機制,而非照搬規模。農電共生能否兼顧發電與農業生產,仍取決於作物、遮蔭、設計及管理。前提是維持實際耕作、監測產量,並公平分配收益,不能讓光電取代農業。科技企業若要支持農村永續,就應投入資金、技術與長期合作,協助農民建立合作組織。土地使用、設施設計與收益分配,也應充分協商,保障農民的知情權與參與權。企業不應只把農村視為土地與電力來源,更應成為農業永續的長期夥伴。至於童子賢主張以重啟核電因應AI用電、穩定電價及提升能源安全,也應接受具體評估。AI與半導體產業需要穩定電力,也需要符合供應鏈要求的低碳能源。核電能否滿足需求,須比較機組安全、重啟時程、全生命週期成本、核廢料處置及電網韌性,不能預設核電就是答案。糧食與能源安全,都不能只靠保留土地或押注單一能源。台灣需要加速再生能源、儲能與電網建設,也需要科技企業以長期投資參與其成。保護農地不應只是限制開發,更要讓農村有持續發展的條件。科技業若受益於穩定的土地、能源與公共建設,也應以具體投資回應地方需求,讓能源韌性與農業永續成為可以共同實現的目標。真正的永續,不是讓農村提供土地、讓電力系統承擔需求,卻把成本與風險留給社會;而是讓科技發展的收益,實際回饋農業、農村與能源韌性。
留言0喜歡投書核電可以重啟,核安信任呢?從核電廠弊案看能源治理的破口
核電廠採購弊案再添一樁。11月9日,檢廉搜索台電核一廠等17處,偵辦採購標案規格疑遭洩漏、廠商涉嫌圍標案件;隔日,核一廠修配組謝姓經理及涉案廠商遭法院裁定羈押禁見。這起案件涉及2024年採購標案,檢方懷疑內部人員洩漏規格,業者則以利潤分配協調其他廠商退出競標,最後以376萬9500元得標。這並非單一事件。今年6月,檢廉在核二廠前廠長曾文煌住處天花板夾層查獲250萬元現金,另在時任經理、後升任副廠長的陳聰德所租用的迷你倉庫,查獲700多萬元現金。8月,檢方又就核二廠5件採購案,起訴相關人員涉嫌收賄,金額合計逾千萬元。從核二廠多起採購弊案,到核一廠最新的標案洩密與圍標疑雲,已經不能只當成個別人員的違法事件看待。為什麼核電廠的採購弊案一再重演?問題究竟只是少數人貪腐,還是整個管理與監督制度存在長期漏洞?核電工程具有高度專業門檻,但專業不應成為拒絕監督的理由。當採購規格、工程審查、驗收程序及資訊流通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卻缺乏獨立稽核、利益迴避與外部監督,專業壁壘就可能轉化為權力壁壘,甚至成為利益輸送的溫床。當外界質疑時,如果得到的只是「你們不懂專業」的回應,真正需要檢討的制度缺口,反而可能被掩蓋。監察院2025年公布的核一、二廠工程採購調查報告,早已指出相關採購案件涉及圍標、行賄及內部管理缺失,並要求檢討採購程序與廉政風險防弊機制。2026年核二廠前廠長等人又因多件採購案遭起訴,如今核一廠再爆標案規格外洩與圍標疑雲,顯示問題不應只停留在個別人員的究責,更必須追問組織內部控制及監督機制是否真正發揮作用。當然,並非每一件採購弊案都直接涉及反應爐核心設備,也不能將涉嫌犯罪等同於已經造成核安事故。然而,核電廠的安全從來不只取決於反應爐設計、設備規格與操作技術,也仰賴工程品質、採購公正、驗收獨立及組織誠信。任何不當利益介入,都可能侵蝕這些制度環節。即使個別案件尚未證明造成直接安全損害,也不能因此低估其對核安文化的長期傷害。曾長期參與核能專業討論的核工博士賀立維,也曾公開質疑台灣核安文化及核電工程管理問題。這些來自核能專業領域內部的警訊,更值得社會正視。核安不應只是主管機關的專業宣示,更不能只靠業者自律,而必須建立在可以被外界檢驗的制度之上。當然,任何制度都可以透過改革降低風險,核電廠也不例外。問題是,改革不能只停留在事後懲處,而必須真正建立採購透明、獨立稽核、工程驗收分權及外部監督機制。政府若認為台灣已具備重新啟動核電的條件,就更應公開說明過去弊案的制度缺失如何改善、責任如何追究,以及未來如何避免相同問題重演。台灣既已進入核電歸零的階段,若要重新啟動核電,就不能只談發電效益與供電需求,更必須先回答:採購如何防弊?工程如何監督?核安文化如何重建?又由誰來確保改革真正落實?核電可以是能源選項,但核安不能建立在對專業的盲目信任,更不能要求人民以承擔風險的方式,替制度缺失買單。11月28日第22案核能公投,人民面對的不只是要不要重新使用核電,更是要不要在制度改革尚未充分交代之前,重新把國家能源安全交給一套仍有待證明其治理能力的體系。能源選擇可以重新討論,制度信任卻不能靠公投授權憑空取得。核電可以重啟,核安信任不能打折。
留言0喜歡投書供電不確定,不等於核電不可或缺:台灣能源論述的系統性誤讀
近期有評論質疑能源署最新電力供需報告,認為政府低估AI與產業用電成長、未充分反映再生能源效益,並以備轉容量變化推論台灣供電風險升高,進而主張擴大核電占比。然而,真正值得釐清的,不只是供電是否面臨壓力,而是我們是否把電力系統的不確定性,直接轉譯成特定能源不可或缺的政策結論。首先,電力需求推估並非對未來作出毫無誤差的單一預言,而是依據經濟成長、產業擴張、氣溫變化與節能成效等假設,推估不同時期的用電需求。能源署公布的《114年度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已將AI資料中心與半導體產業用電納入未來十年評估,目的在於預先檢視供需缺口與電源建置需求,而非宣稱未來用電必然依照單一數字發展。若未先釐清模型假設、推估期間與情境差異,就把需求推估當成確定預測,便是混淆了規劃工具與預言的不同功能。至於將AI用電成長與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的供電前景直接連結,也必須區分需求與供給兩個不同問題。AI資料中心增加的是實際用電負載;SMR則是被提出來因應未來供電需求的潛在技術選項。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即使SMR具有未來供電潛力,也必須考量設計成熟度、建造時程、可用容量、併網條件與實際運轉表現,才能估算其對電力系統的貢獻。技術願景不會自動轉化為可調度電力,正如預期負載也不能直接等同實際用電。其次,備轉容量不能被簡化為供電緊繃的證據。電力系統必須保留一定的可調度餘裕,以因應負載預測誤差、機組故障及頻率調整等需求,這是維持系統可靠度的重要設計。但備轉容量高低仍須結合尖峰負載、機組可用率、燃料供應與電網限制判讀;備轉容量下降可能代表供電餘裕縮小,值得警覺,卻不能單憑一項指標就判定系統失衡。更重要的是,備用容量與備轉容量並非相同概念:前者偏向中長期供電規劃,後者反映短期調度餘裕,不能混為一談。同樣地,裝置容量、發電量與容量因數,也不是彼此取代的統計指標。裝置容量反映設備規模,發電量呈現一段期間的實際產出,容量因數則衡量實際發電量相對於理論滿載發電量的程度。不同指標回答不同問題,不能只選擇其中一項,就判斷能源供應的全貌。統計基準可以檢討,資料也必須透明,但不能把指標的差異直接等同資訊品質的高低。當需求成長、備轉容量、再生能源間歇性與新技術成熟度等不同問題,最後都被收束成「唯有核電」的結論,論證便已從系統分析滑向單一能源解方。核電可以是能源組合中的選項,但不能因此免除對其他電源、儲能、電網、需求管理與燃料供應風險的整體評估。現代電力系統的能源安全,從來不是單一能源占比的競賽,而是多元資源能否協同運作的系統問題。AI時代確實正在改變能源需求的規模、時間與區域分布,但並未改變現代電力系統的基本原理:供電可靠度取決於多元電源、電網、儲能、調度與需求管理的協同,而不是單一能源能否獨力承擔。需求結構改變,不等於某一種供給方案就自然成立。能源爭論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模型存在誤差,而是把模型的限制當成政治結論的起點,再把複雜的系統風險簡化成單一能源答案。電力系統需要的不是更響亮的能源口號,而是更完整的數據、更透明的假設,以及能夠承擔後果的政策治理。
留言0喜歡投書SMR不是能源捷徑:新式核能的全球現實與治理考驗
「國力就是電力」,近來常被用來強調台灣除了發展再生能源、強化電網韌性,也應積極評估新式核能技術。然而,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雖受到高度關注,卻尚未證明能成為短期內可大規模部署、具經濟競爭力的可靠電源。所謂「新式核能」,並不是單一技術名稱,而是涵蓋多種反應爐設計的政策與產業用語。SMR仍屬核分裂技術,並非核融合;其基本構想早已存在,主要是透過縮小機組規模、標準化設計與模組化製造,期待降低建設門檻、縮短工期。然而,設計上的創新不等於商業上的成熟。歷經多年發展,SMR仍須面對建造成本、核廢料處置、核安監管與長期營運責任等問題。近年部分企業與科技業者投入相關研發或投資,帶動市場對SMR的高度期待,甚至出現「一縣市一核電」的構想。然而,企業宣布投資、政府表態支持,與反應爐真正完成建造、取得運轉許可並穩定供電,是完全不同的階段。《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長期追蹤指出,SMR雖受到政策與資本市場追捧,實際建造與商業化進展卻遠不如宣傳聲勢。具體案例更值得審視。美國NuScale與猶他州相關公共電力系統合作推動的示範計畫,原被視為SMR商業化的重要指標,卻因預估成本大幅上升、用戶認購與財務可行性不足,於2023年宣告終止。阿根廷CAREM計畫則自2014年動工,歷經多年延宕後,於2024年因預算與財務問題停工,相關主管機關人士也曾指出其經濟競爭力不足。這些案例顯示,SMR面臨的挑戰不只是技術能否運作,更在於能否以可負擔的成本完成建造並持續營運。即使在積極發展核能的國家,SMR的實際運轉表現與經濟性仍有待長期檢驗。中國與俄羅斯已有小型反應爐投入運轉,但有限的運轉經驗,尚不足以證明其能以預期成本穩定、大規模供電。更值得注意的是,小型化不必然降低單位發電成本;機組規模縮小,可能同時失去大型電廠的規模經濟。若再採取多點分散設置,場址評估、核安監管、保全及緊急應變的行政與社會成本,也必須一併計入。更重要的是,SMR並未因機組縮小,就自動消除核能的核心風險。不同設計或許具備被動安全、降低事故機率等技術構想,但仍須經過嚴格的個別設計審查、場址評估與長期運轉驗證。核廢料的最終處置、事故應變、外部攻擊防護,以及退役責任,也不會因為反應爐變小就自然消失。安全不能只靠設計宣稱,還必須有可驗證的監管制度與長期承擔機制。能源政策不能建立在技術想像或市場敘事之上。台灣當然可以持續研究SMR,也不必預先排除任何低碳能源選項;但在技術成熟、成本透明、核安審查、核廢料處置與責任分工尚未獲得充分驗證之前,不能將其當成解決短期供電壓力的現成答案。相較於追逐尚未證明可行的技術承諾,台灣更應優先強化電網韌性、儲能調度、需求管理與再生能源治理。現實上,台灣若要採用SMR,必須先回答設計選型、場址條件、核安審查、建造時程、燃料供應、核廢料處置、電網整合與退役財務等問題。這些不是反對者提出的額外門檻,而是任何核電計畫都應履行的基本責任。真正的國力,不是能喊出多少新技術,而是能否把每一項能源選擇的成本、風險與責任交代清楚。SMR可以是未來的技術選項,卻不應成為今天能源政策逃避現實的捷徑。
留言0喜歡投書能源政策不能躲在專業背後:公投不能代替決策,政府更不能免責
經濟部近日表示,能源政策涉及科學專業與整體電力供需規劃,不應透過公民投票反覆進行政治操作。這番說法固然提醒了能源政策的專業性,卻也帶出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能源政策究竟是科學問題,還是民主問題?能源政策既是科學問題,也是民主問題。電力供需、發電成本、碳排放與核電安全,需要科學證據支撐;但社會願意承擔多少風險、如何分配成本,以及誰應為政策後果負責,不能只靠專業模型決定。人民可以透過民主程序表達政策選擇,公投卻不能取代法定安全審查。真正的關鍵,是政府如何區分政策立場、技術評估與行政決策,又由誰為每個階段負責。科學可以評估風險,不能替社會決定如何承擔核電在特定電力系統條件下,能否降低碳排、增加供電穩定性,可以透過數據與情境分析檢驗;但核廢料由誰長期管理、核電廠周邊居民承擔何種風險、事故發生時由誰負責,則涉及法律、倫理與公共利益的選擇。再生能源、天然氣與儲能同樣有成本。土地使用、環境衝擊、燃料進口依賴、電網投資及供電調度,都應在一致假設下公開比較。政府不能把科學當成排除民主討論的理由。專業不是政策決定者的防火牆,而是政府向社會提出充分說明、接受檢驗的起點。核三再運轉計畫獲核定,不等於取得重啟許可另一個爭議焦點,是政府對核三再運轉準備釋出訊息之際,卻由經濟部次長賴建信擔任核電公投反方代表,引發在野黨對政府政策立場是否一致的質疑。這項質疑不能只用政黨攻防帶過,政府確實有必要說明核三再運轉程序目前進展到哪個階段。核安會於2026年9月24日核定核三再運轉計畫,是進入後續準備與審查程序的重要一步,卻不等於核三已取得重新運轉許可。台電仍須依規定完成各項檢查與評估、提出相關報告,再由核安主管機關依法審查是否符合再運轉安全要求。政府必須清楚區分三個層次:再運轉計畫是否獲得核定、各項安全審查是否完成並取得法定許可,以及行政部門是否據此作成實際重啟的政策與執行決定。三者具有不同的法律意義,也有不同的責任主體。政府不能把程序進展包裝成重啟成果,在野黨也不能把計畫核定直接解讀為核電已經重啟。能源政策需要的是公開證據、清楚程序與明確責任,而不是各說各話的政治攻防。公投表達政策選擇,不能取代核安審查第22案公投將使用核電振興經濟與廢除非核家園政策相互連結,涉及台灣未來能源方向的公共選擇。但選民必須理解,公投表達的是人民對政策方向的選擇,不是核電廠的安全證明。即使公投通過,也不代表核三可以立即重啟,更不代表核電廠因此自動取得運轉許可;核安審查仍須依法律、技術資料及法定程序進行。反過來說,公投未通過,也不代表政府可以停止檢討能源政策、改善供電規劃或檢驗既有方案的成效。公投不是安全審查,專業審查也不是民主授權。若把兩者混為一談,公投可能被過度解讀為技術許可,專業審查則可能被誤用為排除民意的工具。更值得檢驗的是,公投主文將核電與振興經濟直接連結,卻未必充分呈現產業發展所需的完整能源條件。產業競爭力不只取決於電力來源,還包括供電時程、電價、電網品質、低碳電力、能源進口依賴及長期投資環境。核電可以是能源選項,卻不能因此被簡化成經濟發展的唯一答案。政府不能躲在專業背後,在野黨也不能只談核電效益政府最應該做的,不是反覆強調能源政策需要理性與科學,而是公開不同能源組合的完整比較,包括成本、碳排、供電可靠度、建設時程、燃料依賴、核安風險及長期廢棄物管理,並在相同假設下接受檢驗。若政府認為核電重啟必須符合核安法規與再運轉安全要求,就應公開審查進度、尚待完成的工作及判斷標準;若認為現有能源組合足以支應未來AI與半導體產業需求,也應提出可供檢驗的供需情境,而不是只用經濟成長數字證明政策正確。在野黨同樣不能只提出核電效益。既然主張以核電振興經濟,就必須回答核電在何種條件下、最快何時能夠提供電力,需要多少投資,核廢料如何處理,事故風險由誰承擔,以及重啟所需的法定程序能否完成。不能只談供電利益,卻把安全與成本留給未來政府處理。民主不是反科學,科學也不能成為政治免責的盾牌台灣的能源問題,從來不是核電與非核電的單選題,而是如何在供電穩定、減碳、成本、能源安全及社會風險之間,建立一套經得起檢驗的決策制度。政府必須公開證據、提出方案並接受監督;在野黨必須提出完整替代方案;人民則應有充分資訊,透過民主程序表達政策選擇。科學不能替政治決定價值,公投也不能替專業承擔風險。成熟的能源治理,應讓科學證據成為民主決策的基礎,讓民主程序形成公共政策的正當性,再由政府與專業機關依法承擔各自責任。公投可以表達人民希望政府走向何方,卻不能替政府決定如何走,更不能替任何政黨承擔走錯方向的代價。
留言0喜歡投書社子島不缺溫暖承諾,缺的是不再跳票的政治誠信
社子島不缺溫暖承諾,缺的是不再跳票的政治誠信。過去十多年,有兩段政治人物對社子島的承諾,曾讓不少居民看見希望。因為他們終於感覺,有人願意關心這片土地,也願意聆聽居民長年累積的心聲。第一段出自2014年柯文哲的新政文宣。他強調,社子島開發不應引進大量高樓、娛樂財團或賭場,都市計畫的基本目的,是讓在地居民過得更好,而不是把原本居住在這裡的人趕走。另一段則是2022年7月蔣萬安走訪社子島時的發言。他強調,政治人物應走入基層、了解居民需求,體諒長年禁建造成的生活困境,並重視居民重建家園、改善生活品質及保存傳統聚落文化的期待。兩段話的政治背景雖然不同,卻都觸及社子島居民長年以來的核心期待:改善生活、保留聚落,不要在開發過程中被迫離開家園。然而,選前說得溫暖,不代表選後做得到。柯文哲執政期間推動社子島都市計畫,所引發的全面徵收、居民安置與聚落保存爭議,始終沒有消失。蔣萬安接任市長後,也延續既有都市計畫方向。當年選前強調不要讓居民被迫離開、要保存聚落文化的承諾,究竟有多少真正轉化為政策?政治人物最令人失望的,不只是選前說了多少動人的話,而是當承諾與政策現實發生衝突時,原本對居民的保證竟然可以被擱置。如今,沈伯洋提出社子島政策構想,包括檢討限建、改善基礎設施、尋求開發與居民權益之間的調和方式,並主張分區逐一協商。這些主張確實提出新的可能,也回應了居民長期以來對改善生活與保存聚落的期待。但更根本的問題是:這些主張與當年柯文哲、蔣萬安對社子島居民作出的承諾,究竟有什麼實質不同?社子島的問題,從來不只是缺少政治人物傾聽,也不是沒有舉辦座談會、公聽會或到府溝通。居民早已反覆表達對全面徵收、聚落保存與生活改善的意見。真正的問題在於:當居民反對全面徵收、要求保留既有聚落,而政府仍然堅持原有開發方向時,這些溝通究竟能不能改變政策?如果政府一方面持續推進徵收相關程序,一方面又邀請居民協商;要求居民提出意見,卻不願說明協商期間是否暫停相關程序,那麼居民在談判桌上的位置究竟在哪裡?這不是溝通技巧的問題,而是權力與程序是否對等的問題。因此,沈伯洋既然主張分區協商,就應進一步說明:當選後是否願意暫停全面徵收及相關執行程序?九大聚落是否列為優先協商與保存對象?居民參與的結果,是否具有實質影響都市計畫調整的可能?這些問題不能只用「尊重文化」、「創造雙贏」等抽象語言帶過。哪些聚落應予保存、保存範圍如何劃定、居民如何參與決策,都應提出具體方案。此外,沈伯洋也必須面對政黨內部的政策一致性問題。民進黨內不同政治人物對社子島開發、徵收與居民權益的主張,並非必然一致。沈伯洋若要提出不同於既有政策的新方向,就不能只向居民說明,也必須向自己的政黨、政治盟友及支持既有開發方向的力量交代清楚。否則,若選前承諾分區協商,選後卻因黨內協調或行政執行壓力而回到原有方向,居民究竟應該相信哪一個版本?我理解,選舉本來就是在有限選項中尋找希望。對長期感到無力的居民而言,遇到一位願意傾聽、提出不同政策方向的政治人物,重新燃起期待並不難理解。但是,尚未跳票,不等於已經值得信任;願意傾聽,也不等於願意改變。沈伯洋可以提出新的社子島願景,但居民需要的不是另一份選前文宣,而是具體、可執行、能被檢驗的政策承諾。全面徵收及相關程序是否暫停?何時暫停?九大聚落如何保存?居民意見如何納入決策?如果協商結果與原有開發計畫衝突,市府是否願意調整計畫?社子島居民已經等待半個多世紀,不應再用下一個選舉週期,交換另一個沒有期限的承諾。選舉可以選希望,但希望不能只是政治人物說給人民聽的故事。真正的溫暖,不是站在居民面前說幾句感人的話,而是在掌握權力之後,仍然願意為居民的權益踩下煞車。社子島需要的,不是另一位善於說出溫暖承諾的政治人物,而是一位願意把承諾寫進政策、把居民意見納入決策,並對執行結果負責的決策者。
留言0喜歡投書政治破圈不在聲量,而在願意把話聽完
政治影響力不一定來自一夕之間的聲量,也可能從一次次微小的理解與對話開始。看完沈伯洋上《新聞面對面》,我認為值得注意的,不只是他的節目表現,更是他如何與不同立場的來賓對話。對立場早已確定的人,這類節目的影響或許有限;但對仍在觀望、心存疑問,甚至對他抱持保留的人而言,卻可能提供重新理解的機會。節目中,蘭萱提出的問題尤其值得注意。她的追問,也讓部分觀眾可能關心的疑惑浮現。當然,不能僅憑鏡頭中的微笑或點頭,就認定沈伯洋已經說服了她;但至少,節目呈現了不同立場之間認真聆聽、持續追問的可能。政治破圈的價值,不是讓原本支持的人更加激動,而是讓原本有疑問的人願意繼續聽下去。政治節目的價值,不應只在鞏固支持者,也不應停留在不同陣營的相互叫陣。更重要的是,能否讓有疑問的人願意聽,讓不認同的人有機會理解,甚至重新思考。我欣賞沈伯洋的地方,不只是他的政治主張與我有多少重疊,更在於他願意清楚表達自己的信念,不刻意把自己包裝成人人都能接受的政治人物。面對過去的爭議與外界質疑,他選擇說明自己的立場,而不是一味迴避。無論是國安議題、國會運作或政治攻防,他都清楚表達自己的判斷,也不迴避對黃國昌、傅崐萁及藍白立院黨團的批判。這種不迴避衝突的風格,當然有人認同,也有人反感。但政治人物應讓社會看見自己的立場,也必須接受外界追問與檢驗。堅持立場不等於拒絕對話,敢於批判也不代表可以免於檢驗。面對爭議,關鍵不在於迎合所有人,而在於能否正視質疑、清楚說明自己的判斷。節目中的提問並非一味附和,而是從不同角度檢視他的論述與回答。有人追問他掌握多少資訊,也有人試圖找出論述中的疑點。正因為存在質疑,願意讓對方把話說完,才更顯得難得。節目結束後,來賓仍進一步交流,甚至互加LINE。這個畫面不能代表立場已經轉變,卻至少顯示,政治對話不必隨著節目結束而停止。不同立場的人,不必先放棄自己的主張,仍能透過對話增進理解,甚至建立基本信任。這才是政治影響力值得期待的方向。政治影響力不一定來自一次聲量驚人的動員,也可能始於一個問題被認真回答、一個原本不理解的人願意多聽幾分鐘。一次對話未必立即改變立場,但無數次真誠交流,卻可能逐漸改變公共討論的方向。破圈不嫌多,也不嫌小。政治不該只在同溫層裡互相取暖,更要讓不同立場的人願意靠近、聆聽與對話。當一次次微小的理解持續累積,涓滴終能成洋;真正的政治影響力,也就在這樣的交流中逐漸形成。
留言0喜歡投書辯論不是比誰罵得狠:沈伯洋的克制,能否成為台北選戰的優勢?
有評論認為,沈伯洋在電視辯論會上的表現大致符合預期,相較之下,蔣萬安展現較強硬的攻防姿態,反而帶來一些意外感。依照這種看法,電視辯論就該「刀刀見骨」,候選人交鋒愈激烈,觀眾才愈過癮。但電視辯論帶給觀眾的爽感,並不必然能轉換成選票。對市長候選人而言,辯論真正的考驗,不只是能否在台上壓過對手,更是能否讓選民相信,自己有能力處理城市問題。沈伯洋在台上的一項重要策略,是刻意維持克制,沒有把攻防帶向對蔣萬安的人身攻擊。這不只是個人風格,也是一種政治上的拆彈:當對手試圖將市長選舉拉進藍綠對決的框架,他選擇把討論拉回市政問題,避免讓辯論失去原本應有的焦點。從攻防安排來看,蔣萬安一方不斷將議題帶往沈伯洋過去的政治立場與爭議言論,客觀上也形成一種壓力:迫使沈伯洋回應政治標籤,甚至跟著進入相互攻擊的節奏。如果沈伯洋也選擇對罵,辯論焦點就可能從市政能力轉向政治立場,讓熟悉的藍綠對立重新成為選戰主軸。但沈伯洋沒有完全順著這個節奏走。蔣萬安提出廢死、政治立場與過去言論等質疑,沈伯洋選擇回應,卻沒有以相同方式反擊,反而試圖將話題帶回行道樹、托育與兒虐防治等市政議題。兩人的表現因此形成對比:一方較積極運用政治攻防,另一方則試圖維持平穩語氣,讓市民看見城市治理的具體問題。這種差異未必能立即改變選票,卻可能影響尚未決定投票方向的選民。對許多每天為房貸、托育、老屋都更與通勤問題奔波的台北市民而言,市長辯論真正重要的,不是候選人能否在台上互相壓倒,而是能否提出具體解方,讓市民看見未來四年的生活會有什麼改變。候選人的可信度,除了來自專業能力,也來自面對質疑時能否保持情緒穩定、清楚說明問題。這種差異在職場並不難理解:會議中真正能解決問題的人,不只是提出批評,更必須釐清問題、說明原因、提出步驟,並承擔執行責任。市長辯論同樣如此,情緒穩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否把問題說清楚,並提出可檢驗的解決方案。當然,語氣平穩不等於政策完整,克制也不能取代行政能力。沈伯洋提出的市政主張,仍須接受預算、執行時程與行政團隊的檢驗;蔣萬安所強調的施政成果,也應接受成效、缺失與責任歸屬的追問。兩位候選人都不能只靠辯論風格取得市民信任。這場辯論中,蔣萬安試圖以既有政績與政治攻防鞏固優勢;沈伯洋則試圖以市政議題、行政責任與未來承諾建立自己的可信度。兩人的策略不同,最後仍要接受同一個檢驗:提出的主張能否落實,承諾能否兌現。攻擊金句或許能創造一時聲量,但市長選舉終究不是口才競賽。沈伯洋在結論階段以「市民有問題時找得到市長」作為訴求,試圖將候選人的角色從政治攻防者重新拉回公共服務者。這句話能否轉化為選票,仍有待選民檢驗;但它確實點出市長職務最基本的要求:市民遇到問題時,政府必須有人回應,也必須有人負責。電視辯論可以讓觀眾看得過癮,但市民真正需要的,不是台上誰的聲音最大、攻擊最犀利,而是誰能在選後把問題接過來,並且負起解決問題的責任。
留言0喜歡投書民主不能只監督在野黨:從傅崐萁到沙崙園區,人民參與不能只是形式
民主不能只拿來檢驗在野黨,執政者更不能享有不同的標準。民主的價值,不在於掌權者是哪個政黨,而在於政府是否真正讓人民參與決策,並願意因為人民的意見而改變決定。傅崐萁在花蓮光復災後座談會中,讓部分災民被擋在會場外,引發張峻及地方民眾抗議。這件事受到批評,理由並不複雜:災後重建攸關受災者的生活與權益,政府與民意代表召開座談會,怎麼能讓真正受影響的人無法進入會場表達意見?但如果民主標準只用來批評在野黨,卻不願同樣檢驗自己支持的執政者,民主就會淪為政治攻防的工具。以台南沙崙生態科學園區為例,民進黨政府同樣必須回答幾個問題。行政院已於2025年12月30日同意推動籌設計畫,規劃開發面積約531.76公頃。這項核定不等於環評、土地使用審議與用地取得程序都已完成。沙崙案目前已進入第二階段環評,並於今年10月完成範疇界定,後續仍須進行詳細調查與評估。這些程序不能混為一談。然而,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當政府已經將園區列為重大政策,後續環評是否仍能實質檢驗開發必要性、規模與替代方案?當開發方向已經確立,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國土功能分區及相關土地使用審議,是否仍有要求調整甚至不予通過的空間?當土地取得與交付逐步推進,現有農地承租戶的安置、補償及生計安排,能否真正納入農民意見?法定程序仍在進行,不代表政策就仍然開放;人民可以發言,也不代表人民有能力改變決策。這才是沙崙案最值得檢驗的民主問題。尤其沙崙園區涉及草鴞等保育類動物棲地,第二階段環評範疇界定已將草鴞復育、開發迴避及滯洪池配置列入後續評估。民間團體也提出應保留足夠草生地等建議,開發單位則表示將進一步評估。這些討論不應只是讓開發計畫增加幾項生態配套,而應真正檢驗:如果調查發現重大生態衝擊,政府是否願意縮小開發範圍、改變設施配置,甚至重新檢討開發必要性?如果農民的安置與補償問題無法妥善解決,是否可能調整土地交付安排?政府必須說清楚,哪些條件會讓計畫改變,而不是只告訴人民如何配合計畫。這不是反對產業發展,也不是否定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性。沙崙園區的開發利益由誰享有?生態成本由誰承擔?農民生計如何安置?地方居民又能否參與決定?這些問題不應被「重大建設」或「國家發展」的政策目標輕易帶過。行政院核定籌設計畫時,也已要求相關機關處理地方溝通、農地承租戶安置及生態補償等事項,更顯示這些不是開發完成後才需要面對的附帶問題。台灣行政體系長期存在的發展主義與由上而下決策慣性,不會因為政黨輪替就自然消失。從過去國民黨政府到蔡英文、賴清德政府,如果仍習慣先確立政策方向,再要求人民配合後續程序,就必須接受相同的民主檢驗。民主化不能只停留在選舉與政黨輪替,也必須落實到行政決策的形成過程。傅崐萁讓部分光復災民被擋在會場外,與沙崙案中人民能否實質影響重大開發決策,當然是不同政治情境,也不是相同程度的排除。但兩者都提醒我們:掌握權力的人,是否真正願意讓受影響者進入決策過程?人民究竟是政策的參與者,還是只能在政策確立後被通知、被說明、被要求配合?民主的價值,不是政府願意舉辦多少場公聽會,而是人民的意見能不能真正改變政府的決定。公聽會不是民主的終點,程序完備也不能取代實質參與。不論藍綠,權力都應受到監督;不論中央地方,人民都不該被排除在決策之外。民主不只是讓人民有機會說話,更是讓掌權者必須為人民的意見,留下改變決策的空間。
留言0喜歡投書「溫書假」還是「背書假」?蔣萬安辯論真正要考的是什麼
學生時代有「溫書假」,選戰到了關鍵時刻,政治人物也讓人想到另一種假:「背書假」?蔣萬安競選團隊昨晚表示,他行程結束後身體稍感不適,因此取消後續行程,休息調整並準備10月31日的辯論。健康永遠優先,身體不適就應休息,不必揣測,更不應拿來嘲諷。但健康需要休息,辯論也需要準備;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候選人能否在辯論場上展現自己的判斷力。市民期待的辯論,不只是看候選人是否熟悉講稿,更要看他能否理解問題、即時回應、說明政策依據,並提出可檢驗的市政主張。講稿可以準備,數據可以確認,政策也應充分演練;但當對手提出不同觀點,或主持人追問預設之外的問題時,候選人能否說清自己的判斷,才是更重要的考驗。辯論不是朗讀比賽,市政治理也不是照本宣科。交通、居住、社會福利與城市發展,往往沒有簡單的標準答案,卻有必須交代的政策理由、執行成本與決策後果。候選人不只要說明主張什麼,更要回答為什麼這樣主張、如何落實,以及遇到困難時如何修正。事前準備本來就是政治工作的必要環節,問題不在於候選人有沒有背稿,而在於講稿之外,是否真正理解政策。講稿可以呈現事先準備的立場,卻不能單獨證明候選人掌握問題的深度。真正的政治能力,在於能否提出證據、回應質疑,並為自己的承諾負責。當然,辯論也不應淪為抓一句失言、挑一個表情,或比較誰更會搶話。好的辯論,應讓市民看見不同政策的取捨、執行上的限制,以及候選人面對不確定性時的思考。選民要評估的不是舞台效果,而是政策是否有根據、執行是否可行,以及候選人是否願意接受公眾檢驗。學生放「溫書假」,是為了在考場交出成績;政治人物準備辯論,則應在台上交出自己的判斷。祝福蔣萬安早日恢復,週六也期待市民聽見清楚、有根據、負責任的回答。畢竟,答案可以事先準備,判斷與責任卻不能交由幕僚代打。
留言0喜歡投書台北砍樹爭議背後:別讓錯置的KPI,決定一棵樹的命運
台北市路樹移除爭議,問題可能不只在個別樹木如何處理,更在最初的KPI是否設計錯了。委外養護行道樹,真正的目標應是維持樹木健康、降低風險,並減少不必要的移除。然而,當市府以計點方式考核工作量,就必須追問:制度究竟獎勵的是樹木照顧得好,還是問題處理得快、工作點數達標?依據台北市行道樹維護工程相關規範,樹穴維護每穴計0.2點,維護性修剪每株計1點;枯木、病株、雜木及廢樹處理,則依工作項目與樹木規格計2至8點。廠商每組每月須依實際工作天數達到基本點數,未達標時,每少1點計罰500元。這套制度的關鍵,不只是不同工作為何有不同點數,更在於點數如何換算工時、成本與績效,以及預防性養護是否得到合理評價。市府已說明,樹木移除涉及專業人員、機具與較高作業難度,因此點數不能只看表面高低。這項解釋有其合理性,不能僅因移除項目點數較高,就斷言砍樹比較有利。但另一個問題仍待回答:日常巡檢、預防性養護與樹木健康維護,是否也有合理的工時認列與績效評價?當養護成功使問題不再發生,制度又如何呈現這份成果?這就像只計算消防隊撲滅多少場火,卻不計算防火措施避免了多少災害。公共治理不能只獎勵看得見的事後處理,卻忽略不容易被量化的事前預防。若績效制度只認列完成多少工作,沒有衡量風險降低多少、問題避免多少,第一線就可能被迫追求可計分的產出,而不是最終的公共利益。更值得檢視的是,市府表示工作由機關依樹木需要派工,廠商並不能自行挑選項目。既然工作內容、難度與派工數量主要由機關決定,契約就應說清楚:如何依實際工時、工作條件及派工差異調整基本點數?遇到特殊案件或不可歸責於廠商的情況,又有沒有合理的展延、調整或免計機制?如果派工者掌握工作安排,考核制度就更應讓工作量與責任相互對應。目前不能僅憑點數差異,就認定這套制度已造成濫砍;但市府也不能只以「外界誤解」作為回應。應公開各項工作配點的計算依據、工時與成本估算、基本點數的設定方式,以及未達標的調整與免計條件。同時,應建立預防性養護的績效指標,讓巡檢、病害早期處理、樹木保存及風險降低,都能成為可衡量的工作成果。更重要的是,樹木移除不能只留下施工紀錄,還應有清楚的判定標準、替代處理方案與事後追蹤。哪些樹木確實存在無法合理排除的安全風險?哪些可以透過修剪、治療或其他養護方式保留?市府應讓相關決策有據可查,讓市民能理解每一次移除的必要性,而不是只能在樹木倒下或遭到砍除後,才開始追問原因。把樹照顧好、降低風險、減少不必要的移除,才應是行道樹管理真正的成績。如果預防養護不容易被考核,事後處理卻容易取得可量化的績效,制度就有重新檢視的必要。政府委外管理的目的,不是讓廠商完成最多點數,而是讓公共資源換來更好的公共服務。KPI不該只是方便計算的數字,更應反映政策真正想達成的目標。路樹管理要追求的,不是移除了多少問題,而是避免了多少問題。該改的是考核制度,不該讓路樹承擔制度設計不周的代價。
留言0喜歡投書誰來守住氣候資訊?台灣不能讓闢謠取代治理
氣候假資訊不只是環保問題,更是民主治理的考驗。當錯誤訊息扭曲氣候科學、能源政策與環境風險的公共討論,受影響的不只是民眾對科學的理解,也包括政策能否理性辯論、社會能否形成共識,以及政府與媒體的公信力。資訊與民主論壇(FID)2026年10月發布的氣候與環境資訊誠信政策盤點報告,檢視各國如何運用法律、監管、教育與跨部門合作因應氣候假資訊。報告指出,儘管國際社會逐漸重視這項問題,多數國家仍缺乏專門的國家行動策略,環境新聞工作者的安全與公共利益新聞的永續,也未獲充分保障。這提醒台灣:面對假資訊,不能只在謠言流傳後忙著澄清,更需要建立完整的制度。國際案例已提供不同的治理方向。巴西推動跨部會協調並提出氣候與環境資訊誠信專法草案,試圖將可靠資訊取得、災害溝通與政府責任納入制度;波蘭成立專責單位,結合研究機構、記者及政府部門監測氣候與能源假資訊;加拿大則強調事前預防、偵測、評估與分級回應,避免治理只停留在事後查核。法國運用既有媒體監管制度處理廣播內容中的氣候錯誤資訊,澳洲則透過國會調查,檢視假資訊對能源政策與公共信任的影響。各國作法不盡相同,卻都顯示資訊誠信已逐漸成為氣候治理的一環。台灣首先需要的是跨部會協調。氣候假資訊可能涉及環境科學、能源供應、數位平台、廣告、教育與境外資訊操弄,單一機關難以獨立處理。政府應建立明確的協調機制,整合科學資訊、平台風險監測、公共溝通與教育資源,並公開政策依據及執行成效。其次,資訊治理必須兼顧言論自由。政府不能把對能源政策的批評、對再生能源的疑慮,或對氣候措施的不同主張,一概貼上假資訊標籤。真正需要處理的,是可以查證的錯誤陳述、蓄意操弄、隱匿利益關係,以及透過不透明的傳播機制放大誤導訊息。制度應具備清楚標準、透明程序、獨立監督與申訴管道,避免反假資訊成為壓縮公共討論的工具。第三,應保障環境新聞工作者,並支持公共利益新聞。調查污染、追蹤企業排放或檢視能源政策,往往需要長期投入與專業查證;若記者面臨威脅、騷擾或濫訴,可靠資訊的生產就會受到損害。政府可強化新聞工作者安全措施、完善反制策略性公共參與訴訟的制度,並透過公開透明、保持編輯自主的機制,支持環境調查報導、獨立研究與事實查核。生成式AI使假資訊製作更快、成本更低,政治極化與資訊落差又增加辨識難度。單靠民眾自行查證,並不足以抵禦整個資訊環境的結構性問題。媒體素養與環境教育固然重要,但也必須搭配平台透明、可靠資訊的可近性、民間監測及政府問責。氣候資訊誠信的目的,不是讓所有人接受同一種能源選擇,而是讓社會能在可信的事實基礎上,公開討論不同政策的成本、風險與利益。台灣若要提升氣候治理能力,就不能只在假資訊出現時闢謠,而應建立能預防操弄、保障新聞、公開資訊並維護言論自由的制度。真正需要守住的,不只是氣候資訊的正確性,更是人民依據可靠資訊參與公共決策的權利。
留言0喜歡投書從科技島到永續島:台灣能源轉型不能只算發電量
台灣能源轉型正進入新的階段。從太陽光電、離岸風電、儲能到綠色金融,淨零產業已逐步形成涵蓋能源供應、技術整合、資金投入與碳管理的生態系。然而,當AI浪潮推升用電需求、國際供應鏈加速低碳轉型,台灣真正需要回答的,已不只是能建置多少綠電,而是能否將科技優勢轉化為長期競爭力,並讓能源轉型的機會與成果由更多人共享。今年台灣國際淨零永續展與智慧能源週匯集超過430家參展企業,展現台灣淨零與智慧能源產業拓展國際市場的企圖。總統賴清德在開幕致詞時指出,台灣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已從2016年的4.7 GW增至25 GW,離岸風電累積裝置容量則居全球第五。這些進展值得肯定,但裝置容量與參展規模只是起點。如何將技術與設備的成長,轉化為可持續的產業競爭力,才是台灣下一個十年真正的考驗。AI產業的快速擴張,使這項考驗更加迫切。半導體、伺服器與資料中心不僅要求穩定供電,國際供應鏈也日益重視產品與製程的碳排表現。台灣未來的競爭力,不只取決於晶片製造與算力規模,也取決於能否提供穩定、低碳且具韌性的能源系統。因此,能源政策不能只追求發電量成長,還必須同步強化電網、儲能、需求管理與能源效率,讓新增電力真正轉化為可用、可靠且低碳的供電能力。政府已提出新的國家減碳目標,以2005年為基準,2030年溫室氣體淨排放量減少28%±2%,2032年減少32%±2%,2035年減少38%±2%。但目標只是起點,真正影響產業長期投資的,是政策是否穩定、決策程序是否透明,以及電網建設、能源開發與減碳措施能否如期落實。再生能源與相關基礎設施仰賴長期資本投入及技術累積,政策若反覆變動,企業便難以評估投資風險。政府還須提出可檢驗的執行時程、建設進度與責任分工,才能將政策承諾轉化為投資信心。然而,產業發展不能凌駕於環境保護、地方權益與公共監督之上。再生能源開發涉及土地使用、生態環境、漁業權益與地方利益。面對不實資訊,政府應以公開資料與具體證據加以澄清;對於合理疑慮與不同意見,也必須正面回應,不能一概貼上假訊息的標籤。資訊公開、疑慮回應、獨立監督與實質社區參與,才是建立公共信任的制度基礎。無論核能與綠能如何辯論,台灣都不應忽略另一項同樣重要的課題:能源民主。再生能源的意義,不僅在於提供低碳電力,也在於其分散式發展的可能性,能為地方社區、中小企業與一般家庭創造參與能源生產及投資的機會。透過適當的制度設計,民眾才有機會參與能源投資、分享合理收益,並在影響自身生活的開發決策中取得實質發言權。能源民主不會隨著太陽能板或風機的增加而自然實現。若投資機會與收益持續集中於少數大型開發商,而地方社區卻承擔土地使用、生態衝擊與生活環境改變的成本,能源轉型就難以取得公平性與社會正當性。政府應建立透明的收益分享機制、具實質影響力的社區參與程序,以及公平、公開的電網接入規則,使人民不只是能源政策的承受者,更能成為能源轉型的參與者與受益者。德國公民能源合作社與地方參與的經驗,提供台灣思考能源民主的參照。台灣無須照搬外國制度,而應依自身的市場規則、土地制度與地方條件,建立適合本地的參與模式,使能源轉型的投資機會與收益不再只集中於大型開發商。唯有讓地方社區、中小企業與一般家庭具備實際參與的管道,能源轉型才能從大型建設計畫,進一步成為社會共同參與的發展工程。台灣已憑藉半導體與科技產業建立國際地位,如今面對AI浪潮與全球淨零轉型,更必須回答下一階段的發展問題。唯有將科技優勢、低碳能源、穩定政策與民主參與相互結合,能源轉型才能超越單純的減碳工程,成為推動產業升級與社會進步的力量。從科技島走向永續島,台灣下一個十年的關鍵,不只是增加多少綠電、吸引多少投資,更是能否建立穩定、低碳且公平的能源體系,讓更多人參與轉型並分享成果。能源轉型不只是改變電力的來源,更是重新界定參與機會、利益分配與成本責任的制度工程。唯有讓決策更透明、參與更公平、責任更明確,台灣才可能真正從科技島邁向永續島。
留言0喜歡投書AI要電,核電就該回來?台灣真正缺的是能源治理
2025年5月17日,台灣最後一部核電機組停止運轉;同月,立法院三讀修正《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為核電廠申請再運轉開啟法制途徑。如今,「廢除非核家園」公投再度引發討論。當公投將「使用核電振興經濟」與廢除非核家園連結,我們更該追問:能源選擇究竟是技術問題,還是涉及成本、權力與風險分配的治理問題?能源與社會科學家蘇瓦庫爾(Benjamin K. Sovacool)接受《RECCESSARY》專訪時,借用科技史學家奈爾提出的「技術崇高」概念,解釋社會為何容易對核電等大型工程產生憧憬。台灣以科技與工程能力為傲,自然可能將核電視為人類掌握複雜技術的象徵。然而,大型電廠往往遠離多數用電者的日常生活,設施帶來的環境影響、事故風險與長期成本,也容易被忽略。核能不只是技術,更承載政治與歷史意義。蘇瓦庫爾提醒,核能計畫通常需要長期規劃、龐大投資與國家資源支持;當決策權過度集中,公共參與與資訊透明也可能受到壓縮。這並不表示核電必然與民主不相容,而是提醒我們:電價若無法充分反映建置、融資、環境及風險成本,能源決策就容易被短期價格與政治口號牽著走。AI與資料中心快速擴張,使核能再次成為部分國家與科技企業考慮的選項。但「AI需要更多電」不等於「答案就是重啟核電」。既有核電廠重啟仍須經過安全審查、設備整備、許可與電網併接;新建機組的時程更長,SMR的商業化也仍有不確定性。不能把尚待完成的程序或未成熟的技術,直接當成近期確定可用的電力。面對新增需求,政府也應要求大型用電者提高能源效率,從伺服器配置、運算排程、冷卻與廢熱利用著手,降低不必要的消耗;同時公開新增用電對電網、備援與基礎設施的成本,建立合理的分攤機制。AI產業享有經濟利益,不應讓一般用戶在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承擔全部新增成本。核能與再生能源能否共存,也不能只靠口號回答。蘇瓦庫爾指出,兩者未必在技術上不能並存,卻可能在預算、補貼、電網規劃與政策優先順序上互相競逐。台灣應比較不同能源組合的成本、供電可靠度、碳排、建置時程與風險,而非先選定答案,再要求數據配合。能源治理還必須正視地方承擔。核電廠、太陽能案場與風電設施的環境衝擊各不相同,但都應回答:誰受益?誰承擔土地、環境與安全風險?發生損害時,責任與賠償機制是否明確?對再生能源而言,社區福利協議、資訊公開與實質參與,也應成為規劃初期的重要制度,而非爭議發生後才補救。台灣對科學與工程專業的信任,是能源轉型可以善用的資產,但科學數據不能取代民主決策,更不能消除價值衝突。真正的能源治理,不是迷信某一種技術,也不是把任何選項排除在討論之外;而是公開計算成本、誠實揭露不確定性,公平分配利益與風險,並讓決策者承擔長期責任。核能可以討論,核綠也可以比較。但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個被包裝成唯一答案的能源選項,而是一套能讓人民看清代價、參與決策並追究責任的制度。
留言0喜歡投書AI園區要電不要地?松山機場開發不能跳過能源帳本
談台北AI園區,首先必須釐清:它究竟是包含研發與製造的產業園區,還是以伺服器機房為核心的算力中心?兩者都需要電力,但用電規模、基礎設施與選址條件截然不同。不能因為松山機場可能釋出土地,就認為台北自然具備發展大型AI算力園區的條件。AI算力的瓶頸是電,不是地。判斷一塊土地能否承載大型算力中心,第一步不是看面積,而是查明附近變電所的剩餘容量、供電線路能否接入,以及新增負載所需的電網工程與備援條件。土地決定能蓋多少建築,電網才決定這些建築能否承載預定的算力。新一代AI機櫃的用電密度,已經改變傳統機房的設計前提。一般企業機櫃的功率可能只有數個至十餘kW;GB200 NVL72等整櫃式AI系統,規劃功率可達約120 kW。GB300 NVL72的部分廠商規格則列出約132 kW額定功率,配電設施甚至須預留更高容量。相同機櫃占地,可能承載數倍、部分情境接近十倍的用電需求。而且,機櫃用電還不是整座設施的全部需求。資料中心必須計入冷卻、配電損耗與備援等用電。若以PUE 1.1至1.3估算,100 MW的IT負載,將使設施總用電達約110至130 MW。這已不是一般辦公大樓可以比擬的負載,而是必須納入區域電力系統規劃的重大建設。台電自2023年9月起,暫緩桃園以北5 MW以上資料中心的用電申請,原因包括北部電網負載增加,以及避免業者在尚未確定投資前占用供電容量。台電董事長曾文生也曾以實際用電規模說明,5 MW資料中心的需求約相當於台北車站附近新光三越整棟大樓的用電量,台電總部兩棟大樓則約為4 MW。這些數字說明,大型資料中心不是找到土地、取得建照就能落地。當用電需求擴大至數十甚至上百MW,專用線路、變電所容量與備援設計都必須同步規劃。《報導者》整理台電截至2025年11月的資料指出,資料中心用電申請合計約4,758 MW,其中約3,033 MW曾獲同意、約1,725 MW未獲同意;但獲同意容量中,超過七成後續因未完成正式申請程序而失效。這些數字不是實際用電量,卻反映出申請、核供與建置之間存在巨大落差,也突顯電力接入是資料中心選址的重要門檻。2026年7月,曾文生表示,隨著大潭電廠7至9號機逐步接受調度、協和電廠改建通過環評,若桃園、基隆能在電廠附近規劃AI資料中心專區,台電可與地方政府合作。這不是宣告北部所有地區都已解除限制,而是顯示政策正朝向算力與電源、電網相互配合的方向調整。反觀松山機場,若要規劃大型算力中心,市府就應先提出具體的供電可行性評估:附近變電所還有多少容量?需要新增哪些線路與設施?工程成本由誰負擔?何時能夠供電?在這些問題尚未獲得回答前,就把大片土地直接定位為AI算力園區,顯然跳過了最關鍵的產業條件。如果規劃的是企業總部、研發辦公室與產業服務空間,市府可以據此說明產業定位與土地使用效益;如果要建設真正的算力園區,就必須證明電力供應與電網建設能夠配合。兩種定位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只靠「AI」兩個字,便把土地開發包裝成產業政策。土地開發本身不是原罪,但公共土地的規劃必須交代產業內容、能源成本與公共利益。如果沒有足以支撐算力園區的供電方案,就應坦白說明開發的真正定位,而不是先喊AI,再把電力問題留給未來。松山機場釋出多少公頃土地,都不能取代能源帳本。AI園區要的不是一塊看起來夠大的地,而是一套能真正支撐產業運作的電力與基礎設施。
留言0喜歡投書杉原灣美麗灣開發案 環評真正評估的是風險,不是名稱
台東杉原灣美麗灣開發案,歷經二十多年爭議,從環境保育、原住民族權益到環境影響評估是否合法,早已成為台灣環境治理的重要案例。如今地方政府規劃以ROT模式重新招商,並將原有建築定位為文教設施,再度引發社會關注。然而,比起是否重新招商,更值得追問的是制度本身:同一棟建築,若只是改變用途名稱,就可能適用不同環評門檻,那麼環評究竟是在評估環境風險,還是在管理行政分類?這才是台灣環評制度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的目的,在於預先辨識開發可能造成的環境衝擊,透過資訊公開、專業審查、公民參與及後續監測,降低決策風險。因此,環評真正評估的,應是環境是否足以承受開發,而不是開發案採用什麼行政名稱。現行制度依不同開發用途設計審查門檻,本有行政管理上的便利;但若行政分類逐漸取代實際環境風險,制度便可能出現偏差。畢竟,大自然不會因建築名稱改變,而改變生態承載能力。真正決定環境衝擊的,從來不是招牌寫著旅館、文教園區或遊憩設施,而是實際的人流、車流、水資源利用、能源消耗、污水排放及土地利用強度。如果同一基地、同一建築、相同量體,只因用途重新分類,就適用不同環評程序,那麼制度真正管理的,恐怕不是環境負荷,而是行政標籤。杉原灣的重要性,也正來自其生態敏感性。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建築未來叫什麼,而是每天將增加多少人流、交通與污染負荷,對海岸生態、水資源及整體環境承載能力造成多少影響。真正影響自然的,始終不是名稱,而是使用強度。近年全球環境治理逐漸由「開發類型管理」轉向「環境影響管理」,愈來愈重視實際污染、碳排、交通負荷及生態承載,而非行政分類本身。台灣環評制度若仍過度依賴用途分類,而忽略實際環境負荷,便可能形成制度落差,也削弱社會對環評的信任。因此,未來環評制度真正需要改革的,也許不是門檻,而是評估邏輯。主管機關評估的不應只是開發名稱,而應更重視營運規模、累積環境負荷、生態敏感程度及長期管理能力,讓環評真正回到風險治理,而非行政分類。即使依法未必需要重新辦理完整環評,主管機關仍應主動公開遊客承載量、水資源配置、污水處理、生態監測、交通管理及能源使用等資訊,接受持續性的社會檢視。真正能建立公共信任的,從來不是程序最少,而是資訊最透明。美麗灣留給台灣最大的課題,或許不是應不應該開發,而是提醒我們重新思考:環評真正評估的,究竟是風險,還是名稱?一套成熟的環評制度,不會讓行政分類決定審查強度,而是讓每一項開發,都依其可能造成的環境負荷接受相應檢驗。因為環評真正守護的,不只是自然環境,更是人民相信公共決策建立在風險評估而非行政分類上的制度信任。
留言0喜歡投書光電板蓋起來,不等於能源轉型完成
台南七股一大片光電設施,如今成為地方居民眼中的特殊景觀。但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它看起來有多壯觀,而是部分案場出現停擺、養殖未同步落實與設備堆置等問題後,我們才開始重新追問:能源開發完成之後,誰負責把它管理到底?公視《我們的島》近期報導,七股、將軍部分漁電共生場址出現停擺,並發生廢棄或尚未安裝光電板堆置後起火的情況。這些案例未必代表整個漁電共生產業,但確實提醒我們,綠能設施一旦完成設置,後續的維護、管理與退役責任同樣是政策的一部分。誠新綠能的發展更值得觀察。這家公司曾是國內大型漁電共生開發商,2023年與誠新電力共同參與台積電的再生能源聯合採購,台積電簽訂20年、總量200億度的採購合約;但近年誠新又因案場停工、工程款與財務問題受到關注。9月11日,台南地檢署偵辦相關案件時,包括新光國際投資負責人在內的3人遭法院裁定羈押禁見,檢方指涉有假出資、虛偽金流等情節,相關指控仍待司法程序釐清。這裡真正值得社會思考的,不是「光電是不是騙局」。單一企業的司法案件,也不能被拿來證明整個綠能產業失敗。但當企業出現財務危機、案場停擺甚至退出時,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便浮現:原本由企業承擔的土地、設備與環境責任,最後由誰接手?漁電共生原本的政策邏輯很清楚,就是「養殖為主、綠能為輔」。台南市政府甚至明確強調「先有魚才有電」,並建立養殖事實查核制度;未依核定計畫養殖者,限期改善後仍不符合規定,可以廢止農業容許使用許可。因此,如果一個案場出現光電設施已完成、養殖沒有依核定計畫落實,相關程序又長期無法推進,最後甚至開始閒置,那麼我們究竟是在做漁電共生,還是在以漁電共生之名進行土地與能源開發?這才是政府真正應該回答的問題。業者倒了,誰拆?光電板毀了,誰清?魚塭荒了,誰復原?工程款、租賃與地方契約出了問題,誰善後?如果這些問題都只能等到企業倒閉、案場停工甚至發生火災之後,才開始尋找答案,那就代表政策的退出機制仍然沒有設計完整。能源轉型真正困難的地方,從來不是把光電板裝上去,而是裝上去之後,土地還能不能維持原有功能,養殖產業能不能持續,環境風險能不能被管理,業者能不能負責到底,以及企業退出時,有沒有足夠的財務保障讓土地恢復。這也是台灣綠能政策下一步最需要補上的一課:不能只管「能不能蓋」,還要管「蓋了之後怎麼營運、不做了怎麼退出」。綠能本身不是問題;真正需要被檢驗的,是土地選擇、資本紀律、環境監督與退出責任。因此,台灣不能因為反對核電,就認為所有光電都是好事;也不能因為少數光電案場出問題,就反過來認定再生能源都是騙局。兩種說法都太簡單。真正成熟的能源治理,應該把一個案場從選址、審查、建設、營運、監督到退役、拆除與土地復原的整條責任鏈全部設計好。七股真正留下的問題,不是「光電要不要做」。而是四個最基本的問題:什麼地方可以做?誰有資格做?做了之後誰負責?退出之後誰善後?如果這四個問題沒有清楚答案,光電板裝得再多,也不等於完成了能源轉型。能源轉型不是把設備裝上去,而是把責任也一起裝進制度裡。
留言0喜歡投書真正的永續,不是種了多少棵樹,而是幾十年後還剩多少棵
行道樹不只是一棵樹,更映照著一個時代的城市思想。我們常常在課堂上談行道樹的歷史與思想,因為面對今天的氣候暖化與都市高溫,種樹早已不能只是「景觀工程」。一棵樹要不要種、種什麼樹、給它多少空間、土壤怎麼配置、根系未來往哪裡生長,以及二十年、五十年後如何修剪與養護,這些問題其實都在問同一件事:我們到底把樹當成一項工程,還是一個需要陪伴幾十年的生命?什麼叫永續?不是今天把樹種下去,工程驗收完成,就叫永續。真正的永續,是二十年、五十年之後,這棵樹仍然擁有足夠的土壤、空氣、水分與生長空間,能夠健康地留在城市裡。也因此,都市樹木從來不只是「樹」的問題。它背後牽涉都市計畫、道路工程、景觀設計、植栽基盤、土壤與排水、樹木生理,以及未來數十年的管理制度。更重要的是,它牽涉一個我們經常忽略的時間問題:工程的生命週期可能只有幾年,但樹木的生命週期可以是幾十年。道路完工了,樹還在長。工程驗收了,根還在長。景觀設計完成了,樹冠仍然會繼續發展。一個標案結束了,這棵樹卻可能才剛剛走進它真正的成熟期。如果我們用幾年的工程邏輯,去處理一個幾十年的生命,問題其實從一開始就已經埋下來了。台灣的氣候其實相當適合植物生長。除了褐根病、松材線蟲等特定病害之外,許多都市樹木長期承受的,反而是人為環境所造成的慢性傷害。樹穴太小、廢棄土回填、土壤壓實、水泥與柏油包覆、覆土過高、排水不良、反覆強剪、過度施肥……我們讓一棵樹在一個不適合它生長的環境裡,撐了二、三十年。等它腐朽了,我們說它危險;等它的根為了生存往外竄,我們說它破壞鋪面;等它因為長期修剪造成結構問題,我們說它容易斷枝;最後,再以「安全」為理由將它移除。但真正值得追問的是:問題究竟是在伐除的那一天才發生,還是在種下它的第一天就已經開始?最近大家可能產生一種印象,好像「砍樹」就等於「褐根病」。其實並不是。病害只是樹木移除的原因之一。腐朽、結構性問題、根系與公共設施衝突,以及長期生育環境不良,都可能成為最後不得不移除的原因。因此,真正的問題也不是「樹到底能不能砍」。有些具有明確風險的樹木,移除本來就是必要的公共安全措施。真正需要問的是:誰來判斷?依據什麼標準判斷?有沒有其他處置方式?判斷的過程能不能被檢驗?如果一棵樹真的具有公共安全風險,我們當然不能為了保樹而忽略人的安全。但反過來說,如果一棵樹之所以走到今天,部分原因正是因為長期沒有得到適當的生育空間與養護,那麼最後只把它視為一棵「危險樹」來處理,也未免太簡單了。因為我們處理的只是最後一個症狀。沒有處理製造問題的環境。如果我們永遠只處理最後出現的那一棵「問題樹」,卻沒有改善製造問題樹的環境,那麼今天砍掉一棵,明天再種十棵,二十年後仍然可能重演相同的故事。這也是「適地適木」最重要的一課。不是哪裡有空位,就往哪裡塞一棵樹;而是先了解樹,再決定什麼地方適合它。甚至可以說,真正的「適地適木」,不是找到一個空位再找一棵樹,而是先問:這個地方,有沒有條件讓一棵樹健康地活幾十年?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問題就不是「要種哪一種樹」,而是我們是不是應該先改變這個地方。樹穴夠不夠大?土壤是不是適合根系生長?排水是不是良好?地下是不是有足夠的根系空間?未來道路維修時,會不會又把根系切斷?樹冠長大之後,有沒有足夠的空間?這些事情如果在一開始沒有想清楚,等樹長大之後再來處理,往往就只剩下兩個選項:修剪,或者移除。所以,都市綠化真正困難的地方,從來不是「種樹」。而是:讓一棵樹有條件活下去。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棵樹的生命可以跨越數十年,但我們的行政責任,卻經常只跟著一個工程標案走。道路工程單位負責道路。景觀單位負責景觀。工程單位負責施工。養護單位負責後續維護。等到十幾年、二十年後樹木出現問題,當初參與種樹的人可能早已不在原來的位置。於是,一棵樹的生命跨越了很多個行政任期、工程標案與管理單位,卻可能沒有一個制度真正對「二十年後這棵樹能不能健康活著」負責。這才是都市樹木治理最需要面對的問題。我們不能只問:今年種了多少棵樹?新增了多少綠地?完成了多少植栽工程?更應該問:五年後活下來多少?十年後還有多少?二十年後,它們是不是仍然健康?如果城市綠化的績效只計算「種了多少」,卻不計算「活了多久」,那麼我們很容易得到一個漂亮的數字,卻得到一座不一定更健康的城市。真正的永續,不是今天種了多少棵樹。而是今天種下的樹,幾十年後還能留下多少棵。這也是為什麼都市樹木不能只被視為景觀工程。它是一項跨越數十年的公共政策。從都市計畫、道路設計,到景觀工程、土壤條件、排水系統,再到樹木養護與風險評估,每一個環節都可能決定一棵樹的命運。如果每一個單位只完成自己的工程,卻沒有人負責一棵樹從幼苗到成熟樹木的完整生命週期,那麼我們就會一直重複同一個循環:種樹、長大、出問題、砍掉、再補種。看起來城市一直在綠化。但實際上,我們可能只是在不停地重新開始。這也是「適地適木」真正重要的意義。它不是一句園藝口號,而是一種城市治理的思維:不要先問哪裡可以種樹,而要先問這個城市能不能讓樹好好活著。如果不了解樹木的特性,也不了解環境能提供什麼條件,再漂亮的景觀設計,幾十年後都可能變成下一代必須收拾的問題。而一座城市如何對待樹木,其實也反映了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未來。我們究竟是只在乎今天的工程驗收、今天的景觀效果、今天的統計數字,還是願意替二十年、三十年後的人留下更好的城市?這才是都市綠化真正的考題。因為樹木不會在工程完工的那一天停止生長。城市也不會在一個標案結束的那一天停止運作。一棵樹今天被種下去,真正的考驗其實才剛剛開始。所以,真正成熟的都市綠化,不是一直種、一直砍、再一直補種。真正的永續,是讓我們今天種下的每一棵樹,都有機會成為下一代仍然可以乘涼、遮蔭、呼吸與記憶的城市風景。因為一座城市真正的綠,不應該只存在於今天的工程報告裡。而應該存在於幾十年後,仍然站在街頭的那些樹。
留言0喜歡投書超級聖嬰已經敲響警鐘,台灣準備好了嗎?
今年的聖嬰,正在從一個氣候現象,變成一場全球治理預警。世界氣象組織最新預測顯示,聖嬰已經確立,未來幾個月還會進一步增強,延續至2027年初的機率接近百分之百。更值得注意的是,國際氣象體系現在談的已經不只是「會不會發生」,而是如何提前準備、降低衝擊。這與台灣近期的秋季展望形成一個值得思考的對照。氣象預測指出,中東太平洋海溫持續升高,聖嬰可能延續至明年春季,台灣秋季降雨則有偏少趨勢。這並不表示台灣低估了風險;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當科學預測已經出現高度警訊,政府是否也同步把預測轉換成具體的治理行動?因為聖嬰的影響,從來不只是「今年會不會下雨」。乾旱、豪雨與高溫可能同時衝擊農業、漁業、水資源、航運與食品供應,最後一路傳導到物價、產業與民生。這也是為什麼國際社會現在開始把聖嬰當成經濟與國家韌性問題,而不只是氣象新聞。更值得台灣注意的是,各國已經開始把「預警」轉成「行動」。秘魯提前針對聖嬰可能造成的洪水、農漁業與基礎設施風險部署;巴拿馬甚至在8月宣布緊急狀態,將乾旱、洪水、水資源及運河營運風險一併納入;印度則針對315個可能受低雨量影響的行政區提前建立農業應變方案;新加坡也透過既有跨部門機制,在霾害升高後迅速啟動應變。英國的做法也值得台灣思考:政府不只預測天氣,更開始把極端氣候轉化成全民防災議題,要求家庭提前準備基本食物與物資。這背後真正重要的,不是「囤罐頭」,而是政府願意在災害發生之前,就要求社會進入準備狀態。台灣當然不是完全沒有準備。近期環境部與地方政府進行高溫應變演練,就是制度量能建構的一部分。但面對可能同時牽動水資源、農業、能源、健康、交通與供應鏈的複合風險,我們需要的恐怕不只是一次演練,而是一套「預警一到、跨部會就動」的前置治理機制。因為氣候治理最大的悲劇,不是沒有預警,而是預警出現之後,制度仍然按照原來的時間表慢慢走。這也是超級聖嬰給台灣最重要的提醒。第四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不應只是另一份計畫,更不能讓龐大的調適預算成為「已經在做」的答案。真正應該被檢驗的,是哪些高風險地區已經完成盤點、哪些脆弱族群已有應變方案、哪些維生基礎設施能承受下一次極端衝擊,以及跨部會決策能不能在災害發生前就啟動。聖嬰終究會消退,但它留下的風險不會隨著海溫下降立即消失。如果國際社會已經開始敲響警鐘,台灣真正需要做的,就不是把警報聲調小,而是把預警轉成行動。因為真正的氣候韌性,不是災害來了以後我們多會救,而是災害還沒來以前,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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