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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立法院出現一項國防特別條例草案，引發國防部高階將領罕見對外說明。這樣的情況本身，已顯示制度層面的高度警訊。對美軍購並非單純的價格談判，而是一套高度制度化的安全合作流程。台灣需先提出作戰需求，經美方駐在國評估、作戰需求審查、跨部會程序，最終由國務院正式告知國會。每一項裝備的取得，都是多年協調與審核的結果，而非即時可調整的政治操作。問題不在於是否支持軍購，而在於立法是否理解軍事能力建構的整體邏輯。相關條例僅列舉特定武器項目與數量，卻未同步納入不可或缺的配套，包括掩體、庫儲設施、後勤維保與人員訓練。若僅完成採購，卻未完成部署與維運規劃，反而可能形成戰力斷裂。此外，條例將武器數量與採購金額直接寫入法律，也引發制度疑慮。法律本應提供授權與彈性，但軍購實務需因應國際供應鏈、技術調整與匯率變動，若任何修正都必須回到修法程序，反而增加不確定性，延誤既有合作。尤其對美軍購以美元計價，卻以新台幣金額僵化入法，等同將匯率風險制度化，與財務管理原則並不相符。國防能力並非單一裝備的堆疊，而是一套可部署、可維持、可指揮的系統工程。立法若介入技術細節，卻缺乏對整體制度的理解，即便名義上支持軍購，實質上也可能削弱國防治理的穩定性。國防政策需要的是制度理性，而非程序失配所帶來的額外風險。

Alex Honnold 徒手攀登台北 101，引發全球關注。這不僅是一場極限運動，更是一個難得的公共事件：它同時具備風險、專業、科學與教育意義，理應成為公共媒體展現「知識轉譯」與「公共策展能力」的舞台。然而，對照多數國內新聞台的即時轉播，卻不免令人遺憾。長時間的直播，多半流於反覆強調緊張與刺激，缺乏對風險評估、科學背景與專業判斷的深入說明，最終讓觀眾只能「看熱鬧」，卻難以真正理解事件本身。公共媒體存在的核心價值，本就不在於追逐最快或最刺激的畫面，而在於把複雜的事件，轉譯為社會可理解、可討論的公共知識。這正是公廣體系與商業媒體最根本的分野。以 Netflix 此次直播為對照，並非因其預算雄厚，而是其明確展現了「策展思維」：透過科學專家、運動專業者與經驗豐富的主持人分工合作，將一場高度危險、冗長的攀登過程，轉化為兼具娛樂性、教育性與公共理解的內容。這並不是炫技，而是對觀眾時間與注意力的尊重。反觀台灣的公共媒體政策，長期陷入角色模糊。一方面被要求與商業台競爭收視率，另一方面卻缺乏足夠的制度支持，來培養長期的專業策展能力與跨領域製作團隊。於是，當重大公共事件發生時，即便擁有轉譯知識、深化討論的絕佳機會，仍只能以最低成本的直播形式交差了事。這並非第一線記者或製作人的問題，而是制度設計的結果。當公共媒體的考核與資源配置，仍以「是否即時、是否熱鬧」作為隱性指標時，深度與公共價值自然成為最先被犧牲的選項。101 攀登事件提醒我們，公共媒體不該只是把鏡頭對準事件，而應該替社會「搭好理解的鷹架」。如果連這樣兼具風險、科學與國際關注的事件，都只能被處理成即時刺激的背景聲，那麼公共媒體的存在意義，恐怕需要被重新檢視。

近來公共討論中，圍繞國防預算、對外合作與關鍵產業的爭議再度升溫。表面看來，這些爭論屬於正常的政策歧見；但若從治理結構的角度觀察，卻浮現一個更值得警惕的問題：部分國安與產業議題，仍被置於過時的政治想像中，而未能完整納入現代民主國家的制度理性。在當代民主體制中，國防政策已不再只是軍事採購的技術問題，而是結合財政紀律、資訊安全、產業供應鏈與盟友互信的綜合治理工程。其核心不在於「是否投入」，而在於能否以透明、可監督、可預期的制度運作，確保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然而，當公共論述反覆以模糊的財政恐懼或零和敘事取代具體制度討論時，決策便容易偏離專業軌道。這類論述往往忽略一個基本事實：國防與安全支出本身，正是維持國家正常運作與經濟活動的前提，而非可隨意抽離的附屬選項。同樣的治理挑戰，也出現在對關鍵產業與對外經貿連結的看法上。對高度依賴國際分工的經濟體而言，與民主夥伴建立穩定、可驗證的合作關係，是降低風險的重要手段，而非風險本身。將制度化合作簡化為「依賴」或「讓渡」，不僅無助於風險管理，反而可能削弱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可信度。從國際經驗來看，真正提高國安風險的，往往不是外部壓力，而是內部治理的不確定性。當重大政策缺乏清晰程序與穩定預期，市場與盟友便難以形成長期信任，制度成本也隨之升高。因此，國安討論若停留在情緒動員或象徵性對立，反而可能遮蔽真正需要被檢視的問題：決策流程是否足夠透明？監督機制是否有效？公共論述是否建立在事實與專業評估之上？面對快速變動的國際環境，台灣的關鍵不在於選擇「對抗或退讓」，而在於能否持續強化制度韌性。透過明確的規則、公開的資訊與穩定的治理框架，國防與產業政策才能脫離短期政治波動，成為長期安全的基石。國家安全最終並非來自單一決策，而是來自一整套能被社會信任、被外界理解的制度運作。這，才是當前公共討論最需要回歸的核心。

日本中部電力公司濱岡核電廠近日被揭露，在攸關反應爐結構安全的「基準地震動」評估中，刻意操弄地震波資料，以經過篩選與美化的「代表波」通過審查。更嚴重的是，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早在2022年便在正式審查中認定該數據「大致妥當」，直到內部吹哨者出現，造假才被揭發。這起事件的關鍵不在於一家電力公司的失德，而在於一個自稱高度嚴格的核安制度，如何讓攸關反應爐安全的核心數據，在制度程序中被「合法化」。日本長期被視為全球核安制度的典範。福島事故後，審查標準大幅提高，耐震與防災門檻被重新設計，而濱岡電廠更位於南海海槽巨大地震帶上，被公認為高風險中的高風險。正是在這樣被視為「全球最嚴格」的制度與高風險地理條件下，關鍵耐震數據仍能被業者系統性操弄，卻未被監管機構即時識破。這不是執行疏失，而是制度結構本身的問題：核安監管高度依賴業者提供的專業模型與原始資料，形成無法消除的資訊不對稱。監管者再專業，也難以重做所有計算，只能在業者設定的模型與假設框架中「審查合理性」。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NRC)以獨立與嚴謹著稱，其延役審查同樣建立在業者提出的地震模型、老化評估與機率式風險分析之上；歐盟福島後的跨國壓力測試亦坦承，監管無法取代業者的完整安全分析，只能進行制度性檢核。這意味著，即使在被視為民主國家最成熟的核安體系中，制度仍不可避免地押注於申請者的誠信。濱岡事件因此不只是日本的醜聞，而是核電治理的結構性警訊。放到台灣，這個問題更加尖銳。台灣位於高地震帶，現有核電廠設計年代久遠，卻不斷被要求延役或重啟。但我們的核安審查機構，是否真的有能力不受台電提供的模型與數據所制約，獨立驗證耐震、老化與事故風險?當日本與歐美的制度都必須仰賴事後揭露來糾錯，台灣社會是否承擔得起，一次核安審查失靈所帶來的不可逆代價?核電的風險從來不只是工程問題，而是制度可信度的問題。當一項能源選擇的最小失誤成本可能是國土、世代與民主的不可逆傷害，社會有權要求的不只是「程序上的合規」，而是能被驗證、能被問責，並且能抵抗不誠實的制度能力。這正是核電重啟與延役論述最難面對、卻最關鍵的核心問題。

近期圍繞中央政府總預算的政治操作，逐漸偏離制度正軌，甚至出現要求「總統親自下場電視辯論」的聲音，令人不禁要問：我們究竟是在進行憲政監督，還是在製造政治秀場？依憲法體制，總預算的提出、說明與答詢，屬於行政院對立法院的責任範圍。行政院長與相關部會首長，才是依法應受質詢的對象。將總預算爭議刻意拉高到總統層級，不僅於法無據，也模糊了責任政治的基本分工。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類「越級挑戰」的政治語言，並非為了釐清預算內容或政策選擇，而更像是一種高度個人化的政治動員策略。透過點名總統、要求電視辯論，將制度性議題轉化為個人對決，試圖創造聲量與對立，而非實質監督。若真關心總預算，理應聚焦於三個核心問題：政策優先順序是否合理？資源配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行政院是否具備清楚的執行與評估機制？這些問題，都需要專業問政與長時間審查，而不是舞台式的政治對嗆。制度民主的價值，在於角色分工與責任清楚。當立法監督被包裝成「誰敢單挑誰」、當預算審議被簡化為「要不要上電視辯論」，受損的不只是政治品質，更是公眾對憲政運作的理解。政治人物當然可以有風格、有主張，但不該以扭曲制度為代價。總預算是國家治理的核心工具，不是個人政治情緒投射的舞台。回到制度、回到職權，才是對民主最基本的尊重。

每當環境事件被揭露，社會情緒往往迅速升溫。然而，民主社會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憤怒，而是能承受複雜事實的理性討論。近期圍繞營建剩餘土石方是否可回填農地的爭議，正是一個典型案例：在高度剪輯與簡化的資訊傳播下，恐懼被快速放大，制度卻被迫退居次位。營建剩餘土石方並非單一物質，而是一整套被法律與管理制度細分的分類體系。事實上，其中大多數為天然土石，本身並非污染源。問題真正出現的，往往不是「土石方能不能用」，而是「混合物如何被非法夾帶」、「監管如何被規避」，以及「去化管道是否長期失衡」。當這些結構性問題未被說清楚，卻直接將焦點轉為「農地恐被污染」，社會自然陷入恐慌。回顧制度演進，政府近年對農地回填的管制趨嚴，正是為了防堵合法掩護非法的漏洞。這些修正並非為了替任何產業開後門，而是回應長期存在的非法棄填現實。然而，在公共討論中，制度背景經常被抽離，只留下高度情緒化的風險敘事，使得「不信任」成為主旋律。這種信任崩解，並非憑空而來。地方治理長期承受民意代表、產業利益與執法資源不足的交織壓力，中央制度再完備，也需要透明與可驗證的執行才能建立信心。問題在於，當公共討論只剩下「怕不怕」，而不是「怎麼管」、「誰來查」、「如何公開監督」，民主就被迫在情緒中空轉。媒體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將複雜議題濃縮為單一風險敘事，或許能迅速吸引注意，卻也可能誤導公共判斷。正常來源、經檢驗的營建土石，並不必然帶有重金屬或病原；真正危險的，是制度縫隙中被夾帶的非法廢棄物。若不區分兩者，只會讓所有治理工具一併被否定。民主社會的成熟，不在於避免風險，而在於能否設計出可被監督的制度。與其用恐懼情勒政策選擇，不如要求更嚴謹的分類標準、更透明的流向追蹤，以及真正獨立的查核機制。唯有如此，環境正義才能從口號，轉化為可長可久的治理能力。

近日，一句「回去教好小孩」的發言，引發教育界與社會高度憤怒。新聞標題指稱教育部長「冷回」、「嗆聲」教師，輿論迅速定調，情緒瞬間爆炸。然而，當爭議建立在單一句話之上，我們真正該問的問題，不只是「誰失言了」，而是：這樣的資訊呈現方式，是否正在傷害民主社會的理性討論能力？不可否認，這句話本身確實不精準。在高度政治對立的場域中，「回去教好小孩」極易被理解為對教師專業的否定，任何執政者都應為溝通失誤負起責任。但同樣重要的是，這句話並非獨立存在，而是出現在長時間的立法院質詢脈絡中：涉及制度改革、行政溝通與政策進度，且發言語氣並非怒嗆，而是在被多次打斷下的回應。問題在於，部分媒體選擇只擷取最具衝突性的片段，搭配高度情緒化的形容詞，將一場數小時的政策質詢，濃縮成六個字的對立敘事。這種剪輯方式，並不是為了幫助社會理解政策，而是直接將討論導向情緒動員。長此以往，這樣的報導模式會產生三個嚴重後果。第一，它會讓公共討論「去脈絡化」。政策改革的複雜性被抹平，只剩下立場對抗，理性討論的空間被擠壓殆盡。第二，它會製造持續的信任流失。當民眾不斷被告知政府「冷漠」、「傲慢」、「對立」，即使實際政策仍在推動，社會對制度的耐心也會被快速消耗。第三，它會反過來懲罰願意溝通的人。任何一句不夠完美的話，都可能被放大成政治武器，久而久之，公共官員只剩下官話，真正的政策對話反而消失。民主社會當然需要監督，也需要對失言提出批評；但監督不等於情緒操弄，批評也不該建立在刻意剪輯的片段之上。當我們只剩下憤怒，而沒有完整資訊時，真正被削弱的，並不是某一位部長，而是整個社會對公共事務進行理性判斷的能力。在資訊快速流動、情緒高度對立的時代，公民社會更需要警覺：一句話可以被剪輯，但民主不能被剪碎。

台美關稅談判告一段落後，網路上迅速出現兩種高度相似、卻同樣失真的論述：一是宣稱台灣「被迫投資美國 5,000 億美元」，二是渲染美國「要求台灣讓出 40% 半導體產能、掏空台灣」。這兩種說法，若非基本經濟素養不足，就是刻意操作恐慌。先談投資金額。台美關稅協議中，台灣承諾的實質投資金額為 2,500 億美元，其餘所謂「再加 2,500 億」指的是政府信用擔保機制，並非實際資金支出。將「投資額」與「信用擔保額度」直接相加，稱為 5,000 億美元，是對金融概念的根本誤解。信用擔保確實有成本與風險，但前提是資金借貸無法償還。問題在於，若投資對象是半導體供應鏈這類具備高度可預期現金流、全球競逐的產業，實務上是銀行搶著放款，而非政府被迫埋單。把擔保額度當成實際投資，無異於把保險額度當成已經發生的損失。更何況，2,500 億美元的民間投資，早已有高度可行性。僅台積電既有的對美投資承諾就已占去大半，其餘由供應鏈企業分攤，並非憑空追加的新負擔。第二個爭議點，是所謂「40% 半導體產能外移」。美國官員所提及的 40%，實際上指的是美國希望在全球晶圓製造中，達到 40% 的本土製造占比，而非要求台灣交出自身 40% 產能。這其中還包括英特爾、德州儀器等美國本土 IDM 廠的擴產，並非單向從台灣抽離。更關鍵的是，這個數字並未以「白紙黑字」寫入任何雙邊協議，而是美國政府對國內選民的政策目標宣示。它是一份努力方向，而非具有強制力的配額條款。將政策願景渲染成對台強制要求，是刻意混淆外交語言與法律承諾的差別。事實上，美國在意的從來不是台灣的貿易順差，而是半導體供應鏈的安全與可靠性。而美國也非常清楚，沒有台灣的參與，任何本土化目標都無法實現。能被需要，本身就是籌碼。台灣的半導體產業不是被掏空的對象，而是談判桌上的核心資產。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合作本身，而是在關鍵時刻，選擇低估自己的價值。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結束快閃華府行程返台後，隨即在記者會上質疑《國防特別預算條例》中，僅約三千億元涉及美國軍售，其餘經費「不清不楚」，並指控美國軍火商「放話造謠」。然而，就在同一天下午，美國在台協會(AIT)即罕見透過回應媒體，明確重申美方支持台灣推動「1.25 兆元國防特別預算」的立場。AIT的回應語言相當克制：不評論私人會談內容，但強調美國「強力支持台灣持續強化防衛能力與嚇阻力的努力」。這段話表面看似中性，實際上卻具有高度政治訊號意涵——美方選擇直接對「預算整體正當性」表態，而非回應個別政治人物的說法。更值得注意的是，AIT在公開社群平台上，並未提及黃國昌的華府行程，反而持續發布與文化交流、公共安全等例行內容相關的貼文。這樣的「刻意不點名」，在外交實務上，往往比正面回擊更清楚地劃出距離。為何美方此時選擇迅速定錨？關鍵在於，這並非單一立委的發言，而是發生在《國防特別預算條例》長期遭程序杯葛、台灣國會遲遲無法進入實質審查的背景之下。對華府而言，真正關切的不是誰去過華府、見過誰，而是台灣是否能透過制度正常處理自身防衛需求。事實上，AIT處長谷立言在去年國內政治重大動盪結束後，已多次公開表示，美方願意向台灣各政黨、各界政治人物說明與軍售、國防合作相關的任何問題。換言之，資訊管道並未封閉，問題也不在「美方不願說明」。從華府政策圈的角度觀察，真正令人困惑的，是為何在既有溝通機制存在的情況下，仍需要透過高度戲劇化的政治動作，將國防議題包裝成對外「驗證真偽」的表演。這不僅無助於提升台灣的談判籌碼，反而容易讓外界質疑，台灣內部是否仍缺乏對國防議題的基本共識與制度成熟度。美國是否支持台灣，從來不是靠某一次短暫訪問來決定；同樣地，台灣是否被視為可信賴的夥伴，也取決於國會是否能讓重大國安法案回到正常審議軌道。AIT這次即時而克制的表態，與其說是回應某位政治人物，不如說是在對台灣整個政治體系發出提醒。

近日《紐約時報》報導，台美關稅談判可能落在「15% 不疊加」，比照日本、韓國與歐盟的待遇，且未納入具高度政治風險的232條款。若此結果屬實，這並非所謂「對美讓利」，而是一項在現實條件下，對台灣相對有利、且可長期承受的結構性選擇。首先，必須釐清一個被刻意模糊的前提：台積電的海外擴產，並非談判交換才「被迫發生」，而是早已存在的產業趨勢。台積電產能長期吃緊，台灣在土地、水電與高階人才上的承載力終究有限，擴產走向海外，本來就是必然路徑。尤其美國客戶佔台積電營收七成以上，供應鏈在地化的壓力，來自市場需求，而非單純政治施壓。事實上，台積電早在2020年即宣布赴美設廠，當時主要回應的是美國客戶因地緣政治而提出的風險分散需求；拜登政府《晶片法案》的補助，則是2022年後才加入的變數。換言之，這次談判中，台積電承諾在美國多蓋晶圓廠，更像是將「本來就要做的事」轉化為談判籌碼，而且並未被綁死時程，保留了相當彈性。至於反覆被炒作的「美積電」說法，則刻意忽略真正關鍵的核心：最先進製程的研發、良率模型與技術整合能力，仍然牢牢掌握在台灣。只要這個結構不變，台積電在美國、日本或歐洲的擴產，都是供應鏈分工，而非產業空洞化。更進一步看，台積電的全球布局，反而讓台美供應鏈形成更緊密、難以切割的「命運共同體」。這種深度嵌合的產業結構，不僅提高台灣在國際體系中的不可替代性，也正是中國最不樂見的結果。於是，「台積電變美積電」的敘事再次被搬出來，作為製造恐慌的政治話術。回顧歷史，不難發現這類話術的反覆失準。2019年，還有人擔心「中國紅色供應鏈一旦切斷，台灣是否撐得住」。幾年過去，事實已經給出答案。產業政策從來不是靠口號，而是基於結構、趨勢與風險管理。就此而言，若台美關稅談判真能落在目前傳出的條件，這不僅不是失分，而是一個清醒而務實的選擇。

代理孕母修法爭議，真正令人不安的，早已不是立場不同，而是藍白逐漸形成一套彼此護航、拒絕正面回應制度風險的共犯結構。國民黨立委陳菁徽在立委任內，兼任生醫公司董事，同時提案推動代理孕母合法化，並增訂「代孕服務機構得收費」。立法者與潛在受益產業高度重疊，本就應接受最嚴格的利益迴避檢驗，這不是政治鬥爭，而是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然而，民眾黨立委陳昭姿非但沒有要求釐清，反而選擇護航，甚至將「圖利疑慮」偷換成「醫師服務病人」。這種說法刻意模糊公共權力與專業行為的界線。醫師依法行醫不是問題，問題是立委修法是否為特定產業創造制度紅利。更荒謬的是，陳昭姿試圖拿其他醫師立委推動公共醫療政策來類比。主治醫師在醫院執業，與兼任醫療機構董事、同時推動制度開放，兩者在制度風險與利益結構上，根本不能相提並論。這種比擬，只是轉移焦點。表面上，陳菁徽宣稱「退出審查」，但提案仍留在委員會內，由同黨立委繼續推動；形式退場、實質續推，無法消除任何疑慮。更令人震驚的是，民眾黨高層公開表示，因為前黨主席曾私下承諾要推動代理孕母法案，所以必須「信守承諾」。但請問，政黨內部的私人承諾，憑什麼要全民承擔制度、醫療與法律風險?當立法不再以公共利益為唯一標準，而是為了兌現政治交易與個人承諾，這不只是代孕法案的問題，而是台灣民主政治是否還守得住制度底線的問題。

民眾黨立委陳昭姿與國民黨陳菁徽正推動代理孕母合法化。表面上訴求是保障不孕者的生育權，但倉促立法涉及的不只是個人需求，而是整個社會與制度的承載力。代理孕母牽涉委託方、孕母、胎兒、出生嬰兒，以及龐大的醫療仲介體系，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可能引發倫理、法律與社會衝突。從國際經驗觀察，代理孕母合法化後，子宮必然會商業化。美國代孕市場一個案例的費用動輒十萬到二十萬美元，孕母可收三萬到四萬美元不等；仲介、醫療、律師及行政流程構成完整產業鏈。烏克蘭、印度、泰國、部分墨西哥，因貧窮與制度不完備，孕母被剝削或人口販運，最後導致法律與社會爭議。義大利、西班牙則全面禁止商業代孕，即使在海外參與亦視為犯罪。英國、加拿大亦因倫理爭議與亂象，開始限制商業代孕。這些案例清楚顯示：代理孕母合法化並非單純保障生育權，而涉及複雜的社會風險管理。在台灣，這個問題更加敏感。孕母若為年輕、貧窮女性，在利益鏈與醫療體系不對等下，風險極高。倘若委託方或仲介有資源與法律支援，而孕母缺乏保障，糾紛與剝削幾乎不可避免。更甚者，胎兒與嬰兒的權益如何保障?中途終止或委託方拒收的情況如何處理?現行健保、社會福利及司法制度，是否有能力應對這些潛在問題?代理孕母的合法化還可能引發跨國代孕的繁榮。若立法沒有國籍、戶籍限制，台灣可能成為亞洲生殖旅遊熱點，孕母的子宮可能成為市場商品化的對象。長遠而言，這不僅是倫理議題，也涉及社會階級與基因資源分配—富者能透過資源控制後代的生育，弱勢女性承擔身體風險，甚至出現以金錢規劃人口的可能。因此，代理孕母合法化應慎之又慎。在制度尚未完善、社會保障不足的前提下，過快立法，不僅可能無法保護孕母和胎兒，也會對社會整體造成倫理與法律負擔。正如人生無法樣樣如願，社會在面對生命創造時，也必須學會承受「求而不得」的局限。倉促開放，只會讓整個制度與社會承擔不可預期的代價。最後，值得提醒的是，對於立委自身是否存在利益衝突—尤其是整合生殖醫療產業的背景—應由立法者自己公開面對與說明。制度透明與倫理審視，是保障社會信任的基礎。

制度的價值，不在於是否存在例外，而在於例外是否被制度本身所規範。近期民眾黨不分區立委「兩年條款」爭議，引發社會質疑的關鍵，並不在於個別立委的能力或去留，而在於一項曾被作為選前承諾的制度安排，是否仍具有普遍性與可預期性。民主政治中的政黨承諾，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契約。選民依據政黨所揭示的規則投票，政黨則有責任依該規則行事。當黨內要角事後坦承，部分立委「原本就沒有簽署兩年條款」，甚至存在事前的個別默契，這等於將公開制度，降格為可透過私下協商調整的彈性安排。比較政治早已指出，比例代表制最容易產生名單人治與裁量過大的問題，因此成熟民主國家往往透過嚴格程序來降低不透明空間。制度的核心，不在於杜絕所有爭議，而在於避免「選後才揭露的例外」。以德國為例，德國綠黨過去曾推動立委輪替制度，目的在於防止權力集中與政治職業化。即使後來因治理需求調整，其例外條件也必須經過黨內正式決議，並向黨員與選民清楚說明。重點在於，例外必須是集體決策，而非領導者的個別承諾。日本的比例代表制度亦提供重要對照。雖然法律賦予政黨高度名單裁量權，但主流政黨普遍在選前即固定排序與遞補規則，若選後任意變更，往往會引發嚴重的政治反彈與信任危機。比例代表制的正當性，仰賴的正是事前可預期性。回到台灣情境，民眾黨的兩年條款原本具有清楚的政治象徵意義：反對立委職業化，降低個人對席次的長期占有。然而，當條款被揭露存在未公開的例外，甚至被形容為「可以再談」，其制度功能便已實質瓦解。因為制度一旦必須透過「找誰談」來啟動，就已回到人治邏輯。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是否修改兩年條款，而是政黨是否願意承認，任何制度調整都必須回到正式程序、清楚說明，並對選民負責。否則，再多關於制度與理性的政治語言，都只會淪為修辭。制度不能只約束部分人。否則，它就不再是制度。

低碳全球經濟正在成形，而其核心正是能源轉型。只是走進2026年，這顆引擎運轉得並不平順。氣候投資降溫、政策雜音增加，各國優先順序分歧，使人誤以為轉型正在後退；但若看清全局，結論其實更為冷靜—能源轉型不再整齊劃一，卻仍持續前進。最大的改變，在於主要經濟體已不再共享同一套氣候敘事。美國的政策重心，正從「潔淨能源競賽」轉向「AI與地緣戰略競爭」。資料中心爆炸式用電，反而同時推升再生能源與化石燃料需求；美國在國際上更頻繁以油氣出口與地緣影響力作為政策工具，近期對委內瑞拉的行動，正突顯其戰略優先順序的轉移。中國則走另一條路。能源安全與潔淨能源產業，仍被視為國力核心。電動車的普及已使中國石油需求觸頂，再生能源擴張也讓煤炭成長趨緩。即便面臨關稅、產能過剩與專案延宕，中國潔淨科技仍持續透過出口與海外投資擴張影響力。歐洲依然自視為氣候領導者，但在車輛排放與永續揭露上已有退讓。真正的挑戰，是如何在「中國製造」與「美國科技」主導的格局下，重建自身競爭力；而降低能源價格、減少對LNG的依賴，正成為其現實選項。在這樣的碎片化背景下，減碳不再是所有國家的第一順位，這也反映在各國提交的氣候承諾上。然而，市場力量並未停下。去年全球新增風電與太陽能裝置量超過800GW，創下新高；儲能成本三年內跌至原本三分之一，正成為支撐高再生能源滲透率的關鍵。電動車更已進入不可逆的顛覆階段。全球每四輛新車就有一輛是電動車，中國更已超過半數。當價格優勢確立，轉型不再仰賴理想，而是經濟現實。誠然，工業、航運與航空等難減排部門仍進展緩慢，但碳定價、邊境調整與氫能、碳捕捉等工具已逐步就位。氣候行動的節奏或許放慢，方向卻未改變。真正不會等待的，是氣候本身。極端氣候造成的經濟損失正快速攀升。能源轉型若失敗，代價將由所有人承擔；而現實是，它並未停滯。即使無法守住1.5°C，通往較低風險未來的道路仍存在—問題不在於是否轉型，而在於誰能在變動中走得更穩、更遠。

Meta宣布不再資助事實查核機構，改採「社群筆記」模式，表面理由是捍衛言論自由，實際上反映的是平台在政治風險升高下，重新配置責任的位置。事實查核機構從未擁有刪文或審查權，卻長期被描繪為「言論警察」，最終在政治攻防中成為最安靜、也最無力反擊的一群。這並非突發事件。事實查核圈內早已預期此一轉折，台灣亦曾提前召開國際座談試圖因應。然而現實是殘酷的：當近半經費來自單一科技平台，撤資意味著裁員、縮編，甚至關門。企業捐助因顧慮政治風險而卻步，民眾募款則高度仰賴公共信任，而這正是多數事實查核機構在高度對立的輿論環境中，最難累積的資本。相較於調查報導型媒體，事實查核的工作往往零碎、不即時，也難以在重大新聞事件中成為敘事核心。當一項公共功能未被社會視為「不可或缺」，支持自然難以形成；但若資金來自特定立場者，又勢必侵蝕其獨立性。至於法定補助，在政治攻防激烈的今日，更容易被質疑為工具，而非制度保障。「社群筆記」是否能有效對抗假訊息，仍缺乏充分證據；但它至少完成了一件事：將真偽判斷重新丟回使用者手中，平台得以抽身於政治風險之外。這或許是企業治理上的解套，卻也意味著公共資訊環境中，原本有限的專業把關機制正式退場。或許最令人不安的，不是事實查核可能走向衰落，而是即便它們消失，社會也未必會出現足夠的反應。當真相需要有人付出時間、專業與成本維護，而我們卻習慣免費、快速與立場先行，那麼事實查核的退場，並非被迫，而是被默許的結果。

日本濱岡核電廠近日爆出耐震資料疑似造假、並低估地震強度的爭議，再度警醒核電廠安全的關鍵，從來不只是工程技術，而是制度是否能誠實面對最壞情境。中部電力公司坦承，提交重啟審查的耐震資料，實際採用的代表性地震波與正式報告不一致，已迫使監管機關暫停審查，相關責任仍有待釐清。濱岡核電廠位於靜岡縣沿海，緊鄰被視為全球高風險的南海海槽地震帶。歷史紀錄與科學評估皆顯示，該區未來發生大規模地震與海嘯的可能性甚高。在此背景下，耐震評估若出現資料選擇性使用或風險被低估，便不只是技術瑕疵，而是對公共安全的制度性挑戰。這樣的情境，對台灣並不陌生。位於恆春斷層帶附近的核三廠，同樣座落於地震活動頻繁區域，恆春斷層甚至就從核三廠區下通過，距離該廠核島區僅約七百公尺，且面臨地震與海嘯的複合風險。然而，相關討論往往被簡化為「耐震係數是否足夠」、「設備是否符合標準」，卻較少正面檢視制度是否具備承擔極端風險的能力。濱岡事件顯示，即便在福島核災後大幅強化法規的日本，核能體系仍可能在資料審查、風險假設與監管關係中出現結構性鬆動。這正是核電最難以被「技術保證」完全涵蓋的灰色地帶。制度若缺乏公開透明、可驗證與獨立監督，再嚴格的設計標準，也可能淪為文件上的安全。對台灣而言，核三是否延役或重啟，不能只是一道能源選項的選擇題，而是一道治理能力的考題。關鍵不在於「核電需不需要」，而在於最壞情境是否被完整納入評估，耐震與防災、避難疏散資料能否接受第三方檢驗，以及一旦風險成真，誰能在極短時間內做出具正當性的決策。濱岡是一面鏡子。它提醒我們，在地震高風險區域發展核能，真正的安全並非來自技術自信，而是來自制度是否經得起公開檢視。若無法正面承擔這個問題，核電帶來的，恐怕不只是能源爭議，而是社會信任的再次崩解。

近年來，國際政治敘事出現轉折。過去中共盛傳「美國衰退」、「美國不會為台灣承擔成本」，形成「疑美論」。然而，從美國在外交、經濟與安全領域的實際行動來看，這套說法已明顯失效。需要強調，美國並非完美。其行動仍受國內政治、民意與制度限制，也可能帶來誤判與副作用。但與中國或俄羅斯的直接侵略不同，美國主要是透過經濟制裁、外交孤立與安全同盟施壓，促使對手的海外支點失血，進而產生結構性壓力，而非全面佔領或消滅國家。這種策略低成本、可控，對國際體系影響有限，也降低平民傷亡。中國與俄羅斯則不同，其軍事行動具有領土擴張和直接征服意圖，造成持續高強度的衝突與人員傷亡。將美國有限行動與中俄侵略混為一談，是典型的脈絡化謬誤。對台灣而言，重要的是理解：國家安全不在於短期軍事承諾，而在於國際體系中民主陣營是否仍掌握主導權，以及台灣如何以政策、外交與防衛措施降低風險。保持清醒、理性分析美國的角色，拒絕「疑美論」的過度悲觀，才能為台灣制定合理的安全策略。

中央研究院作為我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其院長人選的討論，時常被政治語言與輿論聲量所淹沒。近期圍繞陳建仁院士接任中研院院長的議題，亦出現將其與具高度政治知名度人物相提並論的說法。然而，若回到法律制度與學術評價機制本身，這類對照在專業上並不存在實質討論空間。首先，院長資格具有明確的法定門檻。依《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中研院院長須自「院士」中遴選。此一條文並非形式設計，而是中研院作為學術自治機構的制度核心。換言之，院士身分是進入院長遴選程序的必要條件，而非可依政治聲望或公共影響力彈性調整的選項。其次，院士制度本身代表的是學術評價體系中的最高肯定。院士並非行政職務，而是對長期、穩定且具國際影響力研究成果的終身認證，其產生過程高度仰賴同儕審查與國際學界的專業評價。即便具備學界經歷或曾任研究機構職務，若未達院士等級，制度上即無法與之相提並論。這並非價值高低之分，而是不同制度體系的自然分工。從制度適格性檢視，陳建仁具備院長任命的關鍵正當性，並非源自其政治歷練，而在於其早於從政之前，即已完成學術體系中最嚴格的專業驗證。他於1998年即當選中研院院士，長期深耕流行病學與公共衛生研究，並獲得美國國家科學院、世界科學院及宗座科學院等國際頂尖學術機構的肯定。這些榮譽並非國內政治權力所能主導，而是建立在跨國同儕審查基礎之上。此外，其曾任中研院副院長及多項學術與研究機構主管職務，對研究治理、資源配置與學術政策具有實務理解，亦符合院長職務對學術領導能力的制度期待。再者，中研院院長的產生程序，本身即設計為高度學術自主。候選人須經院士組成的遴選委員會提名，並由評議體系完成推薦後，始送交總統特任。此一多層次機制，正是為了降低單一政治權力對學術領導職位的直接影響。在此架構下，政治聲量無法取代學術同儕的專業認可。中研院院長的任命，本質上是一項制度與專業的選擇，而非政治立場的競逐。回到法律條文與學術評價機制本身，或許才能讓相關討論回歸理性，也有助於維護我國學術自治與制度公信力。

關於柯文哲，常見的爭論多半聚焦於政治立場的轉變、政策搖擺或選舉策略。然而，若僅停留在路線分析，往往無法解釋其行為長期呈現的高度一致性。從政治心理學與權力人格的角度來看，柯文哲的問題，並非「後來變質」，而是其性格結構在取得權力後被充分放大。首先必須釐清一個關鍵概念：權力並不必然腐化人，但會放大原本的人格特質。一個高度自戀、低共感、工具化他人的人格，在權力尚未到手前，或許仍能被制度與專業倫理約束；一旦站上權力舞台，這些特質便會迅速成為其決策核心。回顧柯文哲早年的公共言論，許多被支持者稱為「直白」、「真性情」的表現，實際上符合典型的低共感溝通模式：對女性的貶抑、對弱勢的嘲諷、以羞辱作為幽默。這類語言並非偶發失言，而是反映其內在價值排序—他人尊嚴並非優先考量，自我表現與控制感才是。2014年後，太陽花運動所創造的政治真空，讓柯文哲快速獲得權力位置。此時，他展現的並非政治新手的學習曲線，而是一種高度工具理性的行為模式：盟友被視為資源，制度被視為可操控的工具，道德則是可以被延後處理的成本。這種人格特質，在其對待幕僚與部屬的方式中表露無遺。簡余晏、蘇麗瓊等人離任時，柯文哲所使用的語言，不僅缺乏基本尊重，更透露出一種投射心理：他無法理解「為理念承擔責任」的行為，因此只能將對方動機解釋為失利、逐利或逃避。這正是低信任人格的典型表現—因為自身只以利益為行動依據，便假定他人亦然。然而，真正能作為人格分析關鍵案例的，是愛滋器捐事件。此案並非單一疏失，而是高度符合「權威型管理人格」的組織失靈模式：極端追求效率與成本壓縮、權責不對等的制度設計、將風險外包給位階最低且最無防禦能力的角色。當危機發生，領導者選擇切割責任、保全自我敘事，而非承擔制度後果。從組織心理學角度看，這是一種典型的「向下歸責、向上邀功」結構，其前提正是領導者將他人視為可替換耗材，而非具有專業尊嚴的行動主體。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行為模式在其後政治生涯中反覆出現：從政策失誤到財務爭議，責任總是「下面的人處理不當」，而非決策結構本身出了問題。這種高度一致性，恰恰證明問題並非偶發失誤，而是人格結構的穩定展現。因此，討論柯文哲，與其爭論他是否「背叛」了某種政治期待，不如正視一個更根本的事實：當一個低共感、強自我中心的人獲得制度縫隙中的權力，他所展現的，正是其一貫的樣貌。政治的危險，從來不只是錯誤的政策，而是錯置的人格。當社會將羞辱包裝成直率，將冷酷誤認為務實，最終付出的代價，往往遠超過一次選舉的輸贏。

近期藍白陣營在社群平台大力抹黑國防預算，最常見的攻擊不外乎兩句話：「上兆的預算，只有幾張 A4 紙？」以及「以前買的武器都還沒到貨，為什麼還要再編新預算？」這兩個說法，乍聽合理，實際上卻是對制度與產業現實的刻意誤導。第一，「幾張 A4 紙就要上兆？」完全搞錯審查對象。目前卡在立法院的，並不是 1.25 兆元的國防特別預算內容，而是為期八年的《國防特別預算條例草案》。這個條例的功能，是建立法源依據，讓行政院日後可以依法提出具體的特別預算案。條例本來就只規範原則、期間與程序，條文自然不會厚如預算書。只有在條例三讀通過後，行政院才能依法提出真正的「1.25 兆元國防特別預算細項」，逐項交由立法院實質審查。如今藍白卻利用人數優勢，連條例草案都卡在程序委員會，連「付委審查」都不給，等同於先關門，再指責對方沒拿出菜單。這種「連審都不審」的作法，與監督無關，只是技術性癱瘓。第二，「武器沒到貨，為何還要再買？」忽視軍工產業現實。這個說法，把國防採購當成一般消費行為，卻忽略軍武與高階科技產業的共通特性：產能高度集中、交期長、全球排隊。美國延遲交付 F-16，不只影響台灣，全球買家都在排隊。國防部也已說明，台灣對美軍購採「按進度付款」，目前仍有約 200 億美元存放在美國聯邦準備銀行帳戶，款項未消失，甚至還在生息。如果把「武器」換成「晶片」，問題立刻荒謬起來。台積電訂單延遲交貨，科技公司會因此停止下新訂單嗎？黃仁勳會等眼前這批晶片全數交完，才去排下一年的產能嗎？答案顯而易見。軍備採購同理。正因為交期長、產能稀缺，才更需要提早下單、建立長期計畫，而不是用「還沒到貨」當藉口全面停擺。國防預算不是政治口號，也不是情緒勒索，而是一套需要制度連續性與時間換安全的工程。把程序卡死，再指責政府沒有細項；把產業現實抹平，再煽動「亂花錢」的恐慌，這不叫監督，只是對國安不負責任的政治操作。在這個時代，拖延本身，就是一種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