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6日，詹姆斯．華生(James D. Watson, 1928–2025)辭世，享壽97歲。他與克里克共同發表的DNA雙螺旋結構，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突破之一。然而，這位改寫生物學史的科學家晚年卻因爭議言論，特別是涉及種族與性別的偏見，引發科學界與社會廣泛討論。華生的一生，是科學成就與倫理反思交織的縮影。

1953年，華生與克里克發表DNA雙螺旋結構，為遺傳學、癌症研究與基因療法開啟新時代。《Nature》引用科學家Bruce Stillman的話說：「DNA雙螺旋的揭示，開啟了人類基因組定序與癌症抗體的時代。」他曾任哈佛生物學系教授，領導冷泉港實驗室(CSHL)，並推動人類基因組計畫，其科學成就無可置疑。

然而，華生晚年的言論，對種族與性別的偏見，引起社會與科學界的強烈譴責。2007年，他接受《星期日泰晤士報》訪問時稱：「我對非洲的前景本質上感到悲觀，因為所有社會政策都建立在智力平等的假設上—但測試結果並非如此。」2019年，他又在PBS訪談中表示：「黑人與白人在智商測驗上存在平均差異，我認為這是基因造成的。」他還曾以基因為由評價女性在科學的能力，及同性戀的「選擇性」問題。這些言論違背科學倫理與人文價值，也引起冷泉港實驗室撤銷其所有榮譽職位。

華生的悲劇，不是無知，而是過度自信的「化約主義」。他將生命、人格、智力乃至倫理，都視為基因的直接結果，忽略了環境、文化與人性的複雜性。漢娜．鄂蘭曾說：「現代人的危險在於以思考取代行動，以知識取代理解。」華生正是這種人類頂尖學者的張力化身：站在真理的高地，自信且挑釁，卻忽略了人性與倫理。

科學自由，從來不是「說出一切可能的話」的權利，而是「知道何時沉默、何時謙卑」的智慧。華生的失誤提醒我們，科學事實若脫離倫理脈絡，將可能被政客誤用，成為偏見與壓迫的工具。基因並非唯一答案，環境、教育、文化、選擇與行動，同樣塑造人類的命運。

華生的一生呈現極端矛盾：他讓我們第一次以清晰幾何語言凝視生命本質，但也讓我們看到科學家自身的脆弱。當他以基因解釋智力、種族與性別時，他已不再單純探索生命，而是在對人進行定義。這種「科學化的傲慢」，提醒後人：知識並不自動導向善，理解結構未必等於理解意義。

追悼華生，最好的方式，並非只記得DNA雙螺旋的偉大，而是學會反思他所未能反思的部分。科學家不只是尋找生命的構造，更要尊重生命的複雜性。記住華生，不僅是紀念一位科學巨人，也要警醒：科學若失去倫理，理性可能成為冷酷的力量。

真正難解的，不是DNA，而是人心。那條更難的螺旋，是倫理與人性的曲線—非線性、複雜，甚至比最精密的基因結構更難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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