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ah

投書三起中毒案，不只是食物有毒，是整個中國的信任中毒

十天內，中國接連發生三起中毒案，校園、工廠、家庭餐桌，一樣都沒少，從孩童到勞工，人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看似偶發，其實是社會整體失序的縮影。當「吃飯」這件最基本的事，都要帶著恐懼與懷疑，那已經不是食安危機，而是整個社會的失控徵兆。每當食安事件爆發，中國官方的第一反應從來不是查真相，而是封消息。校園裡的監控畫面被刪、家長被警告「不要傳謠」、相關影片在網路上幾分鐘內消失，媒體被要求「低調處理」，輿論只剩下一句模糊的「案件正在調查中」。結果就是病因查不清、數據不可信、責任沒人扛，這就是中國式的封閉治理。台灣人看這些新聞，難免感到震驚又無奈。畢竟我們也走過黑心食品的年代，但不同的是，台灣還有透明的制度、還有媒體能追問、民眾能抗議、政府必須回應社會的疑慮。那些看似混亂的吵鬧，其實是一種自我修復的力量。而中國的「安靜」反而是壓抑的表象，一切看似有秩序，實際上沒有人能問責，也沒有人敢說真話。近年來，我們也面臨兩岸食品進口的爭議，國內消費者越來越關心中國食品安全，政府也必須謹慎評估風險。中國食安問題的根源，不只是生產環節，而是整個社會的信任體系早已崩塌。食物有毒、造假的新聞一再重演，而我們能做的，是守住透明、守住監督，不讓同樣的毒，悄悄滲進我們的社會。

投書從「矽盾」到外交籌碼：台灣晶片不再只是被動保護

台灣宣布對南非實施半導體晶片出口管制，背後意義不容小覷，這是我們近年少見，甚至可以說是第一次，主動把手中的晶片轉化為外交籌碼，過去外界談到「矽盾」，總是指別的國家因為需要台灣晶片，才不得不在意我們；那是一種被動的保護，而不是我們自己出牌。這次不同，出口管制等於公開宣示晶片不只是商品，也是戰略資產，足以影響國際關係。這轉變值得注意。因為在美中科技戰持續升溫的情況下，半導體早已不是單純的就業或GDP來源，而是國家安全的核心。站在台灣的立場，如果我們還只把晶片當生意做，終究會在談判桌上失利，因為規則是由敢出牌的人來制定的，我們明明手握世界都需要的籌碼，如果只是收在口袋裡，寄望別人來保護，最後犧牲的就是自己。當然，晶片外交有風險，把產業和外交綁在一起，可能讓我們更快捲入大國角力，也可能引來反彈。但這一步遲早要走，因為台灣沒有能源，也沒有龐大市場，能讓世界真正重視的，就是晶片。這同時提醒我們，國內社會要重新定位半導體；它不是單純的護國神山，也不只是薪資和出口，而是台灣能否在國際上被看見的關鍵。當我們看到各國大力投資晶片產業，那不是遙遠的競爭，而是和台灣未來直接相連。所以這次對南非的出口管制，不只是南非的事，而是台灣在告訴世界，我們不是只能依賴矽盾，我們也能自己出手。這樣的台灣，才有機會在國際舞台上站穩位置，也讓我們更清楚，手中的晶片價值有多重要。

投書「愛國者治港」踢到鐵板，香港的今天就是台灣的警鐘

香港這幾年的變化，讓「愛國者治港」顯得格外諷刺；在北京的想像裡，只要把議會換上一批「聽話的人」，就能換回穩定繁榮。但民調結果擺在眼前，過半受訪者對立法會表現不滿，這不是冷冰冰的數字，而是市民心裡的落差；議會不再代表他們，監督的功能也不見了，生活的困境和壓力一天天堆積，卻始終沒有人能替他們說話。少了多元聲音，立法會像是空著的殼；公民社會和言論自由的空間也被一點一點壓縮，留下的只是單調的口號和愈來愈窄的討論場域；原本說要帶來「更有效率的治理」，最後只換來更僵硬的制度，還有更多沉默。說是「愛國者治港」，其實更像是「中央治港」，「一國兩制」在這樣的邏輯下，早已不再是當初承諾的高度自治，而是全面管治的另一種說法。沒有監督、沒有質疑、沒有彈性，制度自然也失去了創新的可能。從「高度自治」到「愛國者治港」，在在證明「一國兩制」無法兌現民主承諾。我們看著香港，很難不心驚，因為香港的今天，就是「一國兩制」最真實的試驗結果；所謂的保障和承諾，最後只剩下政治控制。也因此，台灣社會幾乎沒有再抱幻想，香港的經驗，已經清楚提醒我們，守住自由，才是唯一的路。

投書「民族團結」的口號下，中共正在抹滅少數民族的語言與存在

在中國，只要說錯一句話都可能出事，現在連「說哪種語言」也被盯上了；中共推出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表面上說是要促進和諧，實際上卻是另一種「同化工程」；學校裡規定只能講普通話，課本裡少數民族的文字一頁頁被刪光，孩子們從小就被洗進腦子，只有說普通話，才算是「真正的中國人」。這樣的場景一再上演，一個藏族小孩，回家想跟祖母說母語，卻被老師警告「這樣是不愛國」；一位維吾爾族父親，在街頭用母語打招呼，卻換來異樣眼光和警察的審視。語言，本該是心靈的歸屬，卻在「民族團結」的口號下，成了被消音的罪證。中共口口聲聲說要「促進和諧」，實際上卻是在掏空少數民族的靈魂；母語消失的不只是字句，而是整個群體的記憶與身份；當一代人不敢再說母語，下一代就會真的忘記，這才是真正的抹滅歷史。看似是語言政策，背後卻使得少數民族不敢公開展現自我，只能在同化與沉默之間掙扎；久而久之，「民族團結」成了諷刺的標籤，因為一個不能容納差異的社會，怎麼可能真正團結呢？對台灣來說，今天他們可以強迫藏人、維吾爾人放下母語，明天也可能強迫任何一群人放下自我，當中共標榜「一個聲音、一個國家」，它要消滅的不只是語言，而是多元與自由。我們或許習慣了在便利商店裡，聽見店員用閩南語、客語、甚至原住民族語跟顧客打招呼；我們在學校裡，還能選修不同的母語課程；這些看似平常的場景，在中國卻正被一點一滴抹去。如果有一天，台灣也只能剩下一種聲音，那不只是語言的死亡，更是生活的窒息。

投書我們只是籌碼？從AIT「未定論」到川普拒批軍援

今天一早看到新聞，心裡真的很不是滋味。AIT代表前陣子才說「台灣地位未定」，那句話聽起來冷冰冰，好像我們在這裡生活的人都不存在一樣。每天繳稅、努力過日子，結果別人口中一句「未定」，就能把我們的存在感抹掉。結果才過沒幾天，川普為了跟習近平會面，把原先給台灣的121億元的軍援硬生生壓下來不批。理由不是台灣不需要，而是要留著，拿去當籌碼。對川普來說，這是一筆可以交易的數字；對我們來說，卻是國防該有的武器，這一來一回，我們的安全就成了美中之間的「手段」。不是我們不知道大國都在算計，而是當事情被攤開來，才會那麼清楚地感受到：我們在這裡拼命守護的家園，在別人眼裡只是籌碼而已。就像颱風要來了，你急著補屋頂，鄰居卻說：「這工具我先留著，等我跟另一戶談完再看要不要借你。」風雨最後是我們自己扛，可是工具卻先被拿去當談判的籌碼。有人會說，這些都是外交手段，美國這樣做是為了空間、為了利益。也許吧，但問題是，承受不安的從來不是他們，而是住在台灣的我們。軍援可以拖、地位可以模糊，因為這些都只是他們手上的籌碼；但對我們來說，這關乎生死。這些新聞看多了，只能更清楚一件事：台灣不能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的算盤。因為在大國眼裡，我們永遠只是「可以交換的東西」，可我們自己很清楚，這裡是我們的家，不該是任何人的籌碼。

投書在台灣能自由的唱搖滾，在中國卻要唱到流亡

或許有人會問一個在北京唱金屬樂的樂隊，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問題就在，當一首歌能讓政府緊張到關場子、抓人，甚至逼人流亡，這不只是音樂，而是關於一個社會能不能容下不同聲音。北京的重金屬樂隊「軍械所」就是例子，光聽他們的歌名就知道踩到紅線：《人民需要反抗》《我反對》《推倒那堵牆》；在台灣，這樣的作品或許只是地下樂團的怒吼，可是在中國，卻足以招來公安監控，甚至讓酒吧被迫關門。最後，主唱劉立新選擇流亡美國，不是因為他唱不好，而是因為中國沒有任何舞台容得下這樣的聲音。那樣的嘶吼聲，本來只是音樂，可在中共眼裡卻成了威脅，真正可怕的，不是旋律，而是眾人一起大喊「我反對」。於是，中共的審查、經濟打壓、甚至騷擾接踵而來。主唱劉立新的流亡，說穿了就是另一種「消音」，只是換個地方繼續唱。在中國，搖滾可能招來麻煩；在台灣，它只是我們吼一吼、喝一杯的自在。這樣的對比，不該只是讓我們慶幸自己比較幸運，而是提醒我們去思考這樣的故事，永遠不會在台灣上演。

投書從證監會主席易會滿落馬，看見台灣不能忽視的中國風險

昨天還在台上喊「金融要穩定」的人，是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今天，他卻成了被調查的階下囚。這樣的急轉直下，不是偶然插曲，而是中國官場的日常風景。在中國，規則看似寫在法律裡，實際卻握在權力者的手裡。所謂的反腐，更多時候只是派系清算的工具。真正讓人驚訝的，不只是某個高官的命運，而是連掌管金融市場、身居要職的證監會主席，都能在一夕之間被拉下馬。那麼，中國市場的可信度，又從哪裡來？台灣人常以為，這只是中國內部的戲碼，和我們無關。但試想，如果我們的金融環境受制於這樣的體制，今天的投資規則，明天還能不能兌現？誰能保證？今天允許，明天取消；昨天保證，今天翻盤。這樣的地方，哪個台商能安心？哪個外資敢放心投入？這些年，台灣社會其實愈來愈清楚這點。民調顯示，超過六成民眾認為中國對台滲透嚴重，也普遍支持嚴防境外勢力影響我們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為我們一次又一次看見，中國的不透明與不穩定，不僅能瞬間毀掉一個人的前途，也足以拖垮整個市場的信心。易會滿的落馬，不只是中國官場的一段暗黑插曲，更是最赤裸的「中國風險」教材。它提醒我們，唯有堅守透明與法治，人民與市場才能在一個真正穩定的環境裡，不必活在隨時可能被翻桌的恐懼中。

投書坦克耀武揚威，卻怕廁所生事：93閱兵的荒謬真相

今年9月3日，北京再次舉行盛大的「93閱兵」，滿街鋼鐵長龍、飛彈列隊，但真正讓人難以忘懷的，是閱兵背後的種種荒謬情形，有人被派去盯著廁所，有人守著垃圾桶，甚至連電線桿、天橋下也有人駐點看守，北京城在那幾天，不像首都更像一座「戒嚴展示館」。能想像嗎？上個廁所還得登記實名，路邊的垃圾桶旁邊有人站崗，仿佛哪怕一張廢紙、一個投影，都可能被視為「安全隱患」。這樣的畫面，一邊是閱兵台上揚言「國家強大」，另一邊卻是基層警力草木皆兵、嚴防死守的過度「維穩」。最諷刺的是，守垃圾桶、守電線桿的人，不過是這個體制機器的小齒輪，因為人人都知道這毫無意義，卻只能照做。中共口口聲聲要透過閱兵嚇阻外部威脅，但最怕的其實是自己人民。當一個政權要靠「看守垃圾桶」來證明安全，這份「強大」到底能撐多久？這種自由與不自由的差距，不需要再解釋，任何生活細節都能讓人感受到，這也提醒我們，台灣與國際社會不該只盯著那些飛彈與戰車，更要看到這個政權背後的脆弱，因為那才是中共真正的寫照。

投書台灣能提問，中國只能沉默：歷史的真正差別

北京這陣子大肆的紀念「抗戰勝利」，這一次，我們的陸委倒是說到了重點，既然要回顧歷史，為什麼對蘇聯當年奪走東北領土的事隻字不提呢？我們都知道，歷史怎麼寫，本來就會隨著政權不同而改變，記得我們小時候的課本，曾經只有單一的「官方版本」，但後來逐漸加入二二八、白色恐怖、民主化進程，雖然爭議不斷，至少學生能讀到不同的歷史切入面。今天在教室裡，你可以舉手提問：為什麼要這樣寫？是不是還有別的觀點？老師甚至會鼓勵辯論，這就是民主社會的日常。反觀中國，課堂上只有唯一的標準答案，誰多問一句，就被視為「思想有問題」。電視上高喊「勿忘國恥」，卻刻意忽略真正的割地喪權。更可怕的是，一個社會習慣修改歷史，未來發生的事也都可能被「改寫」，今天是抗戰史被刪掉，明天可能是一場疫情、一場抗議，被重新包裝成另一種「中國官方式的真相」。站在台灣，我們至少還能公開提問，還能質疑、辯論，甚至在公民平台上投稿，把不同的聲音說出來。這些在日常生活裡看似日常的自由，其實就是我們和中國最根本的差別不僅是歷史，也正是生活的真正分界線。

投書法治排名下跌、民調自我限縮：香港的今天，就是台灣的警告

短短幾年，香港變了。一九九七年回歸時，北京拍胸脯保證「五十年不變」，「一國兩制」還被說成是東西方制度的奇蹟。那時候的香港人或許真相信，自己還能在中國的屋簷下，自由地呼吸幾十年。但二十多年過去，承諾像被風吹散的紙片。從民主派議員一個個被取消資格，到街頭爆發反送中運動，再到國安法正式上路，香港的法治指數年年往下掉，新聞愈來愈單調，法院判決愈來愈像照稿念。更荒謬的是，不用有人下命令，民調機構就自己縮起來，不敢再碰政治題目，只剩「安全的數字」能問。表面上看起來還有調查、還有制度，但大家心裡都明白，那只是空殼。就像魚缸裡水還在，可氧氣早就被抽乾，魚活得越來越艱難。對比台灣，我們還能每天滑手機看不同立場的新聞，輕鬆參加一場集會遊行，在早餐店隨口抱怨政府，甚至大聲批評總統也不怕有人來敲門。這些吵雜的聲音，有時讓人嫌煩，但正是民主最真實的模樣。香港的沉淪不是一夕之間，而是每天「少一點」。少一篇敢言的報導，少一次公開的討論，少一句批評的聲音。當大家都說「忍一下就好」，最後就變成整座城市一起沉默。今天我們還能在早餐店安心聊天，是因為台灣的空氣裡還有自由。但要記住，空氣一旦被抽走，就很難再回來。香港的今天，不只是香港人的悲劇，更是台灣的前車之鑑。

投書中國式善終？老人未死先被催火化：當政績凌駕於尊嚴

中國安徽近日傳出一樁荒謬至極的亂象：地方政府人員竟在老人還未斷氣前，就上門要求簽署火化同意書；當人還活著，卻被國家當作「待處理的遺體」，這背後反映的正是專制政績掛帥下的人性崩壞。在華人文化裡，「善終」與「入土為安」象徵子女對長輩最後的守護。然而在中國，孝道卻被火化率的政績指標輾壓。基層官員為了保命升遷，寧可將活人當死人，任由文化與倫理被踐踏。這起事件的本質，並非殯葬習俗的差異，而是人權與尊嚴的徹底否定。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早已指出「人的尊嚴不可被剝奪」，但在中國，生命自主卻始終屈從於國家機器。與此對照，台灣早已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安寧療護，讓病人與家屬共同決定最後一程。這樣的「選擇權」，在中國卻是奢望。這帶給台灣的提醒是：我們不能視現有制度為理所當然；健保、安寧療護與言論自由，都是多年努力爭取而來。因為，當一個國家能剝奪你「好好死去」的權利，它也能剝奪你「好好活著」的自由。

投書北京把廣告變成審查，台灣該從中警惕什麼？

一張廣告，照理說只是生意，但在北京眼裡，它卻成了「忠誠測驗」；台灣企業要不要在某些媒體下廣告，居然得先想想會不會惹怒中國，這不是市場邏輯，而是審查邏輯。這樣的滲透，已經在對台灣的言論自由構成間接威脅。因為當企業開始自我審查，媒體就會失去一部分生存空間；當媒體逐漸噤聲，整個社會聽到的聲音就只剩下一種。這不是中國第一次用經濟手段箝制自由，但這一次，它不是針對對岸，而是滲進了我們自己的日常。最令人擔心的，是台灣人慢慢習慣這種邏輯，覺得「少說一點沒差」「不惹麻煩就好」。真正危險的不是北京的壓力，而是我們自己打開了審查的大門。也正因如此，才顯得台灣的言論自由格外珍貴。這片土地和對岸最大的差別，不在於壓力大小，而在於依然有人願意發聲，依然有媒體和評論者敢於批判。如果有一天，連一張廣告都必須看北京的臉色，那我們就得正面思考：這份自由，是要牢牢守住，還是任由它在妥協中一點一滴被出讓。

投書台灣有防線，中國只有鬥爭

在中國，公共資源往往不是用來服務人民，而是被官僚視為可以任意支配的財源，貴州一名大數據局長，能靠「公費挖礦」撈走超過 1.5 億人民幣多年無人揭發；另一邊，華裔女子楊蘭蘭則因權力庇蔭，在澳洲過著遠超常人的奢華生活。這些案例看似荒謬，其實只是同一個制度邏輯的投射，當權力缺乏監督，貪腐層出不窮，這就不是偶發事件了，更凸顯台灣與中國的根本差別：台灣至少還有防線能監督，而在中國，真相只能等到鬥爭需要時才被揭開。表面上，中國從來不缺「反腐運動」，真正的矛盾在於，這些行動從未觸及根源，權力高度集中，司法缺乏獨立，媒體被嚴密管控，人民也沒有追問的管道；於是貪瀆能夠長期潛伏，直到政治需要時才被揭開，所謂「反腐」更像是舞台上的大戲，用來清洗異己與鞏固權力。很難不想到，若同樣的事件發生在台灣，媒體早就追到天翻地覆，司法必須介入調查，民意也會逼迫政治人物承擔責任；台灣並非沒有貪腐，但至少還有幾道防線，讓問題有機會攤在陽光下，這就是差別，清廉從來不是靠領導人的意志，而是靠司法以及社會來限制權力。中國的貪腐案例，也提醒台灣，必須珍惜並強化能約束權力的機制，因為一旦防線失守，社會也會像中國一樣，讓權力毫無節制地蠶食人民。

投書1.2 萬人被遣返，中共輸出「無邊界維穩」 台灣更應警惕

人權衛士 2024 年的報告指出，自 2014 年以來，已有超過 1.2 萬名海外華人被中共強制遣返，這些案例遍及歐洲、亞洲、非洲，名義上是「打擊犯罪」，實際上卻是把國內的維穩手段延伸到國際，即使遠離中國，他們仍無法脫離政權的掌控。中共透過外交壓力、與各國簽署協議，甚至設立「海外警察站」，讓境內那套監控邏輯無縫擴張，這背後不是單純的司法合作，而是一種制度輸出；對北京而言，公民不是自由的個體，而是必須隨時受控的「國家資源」，一旦被視為「不穩定因素」，就可能成為跨境遣返的對象。問題在於，這種做法正在侵蝕全球秩序，當庇護制度被架空、國家主權被繞過，等於默認了「無邊界的鎮壓模式」──當一個政權可以跨境追捕、任意帶走人時，挑戰的不只是人權，而是整個自由社會的根基。今天被帶走的是中國公民，明天可能就是在國際場合發聲的台灣人，中共以「法律合作」之名消除異議，它輸出的不只是影響力，而是一種制度性的恐懼，對台灣而言，這不是遙遠的新聞，如果我們仍把這看成「別人的人權問題」，那才是真正的危險。

投書坦克掩不住失業潮：中共閱兵背後的民生焦慮

當北京長安街響起口號，坦克與飛彈車隊整齊劃一地通過天安門廣場，盛大的閱兵準備向世界展示中國的強大國力；但在這排場之外，卻有無數家庭在為房貸奔波，為醫療焦慮，為找不到工作徹夜失眠，閱兵的隆重與民生的困頓形成強烈落差。中國經濟正承受多重壓力，房地產泡沫讓許多人被困在爛尾樓與高額貸款，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低迷、商場冷清、店家倒閉，官方甚至乾脆停發數據來掩蓋，這些問題是每個家庭正在面對的真實情形。當中共無法解決民生難題，就把「國家安全」「民族尊嚴」推到前面，要求人民用愛國激情掩蓋焦慮，這不只是一次的閱兵表演，而是當內部矛盾無解，就製造外部威脅與人民集體情緒，台上喊著榮光，台下卻是一張張焦慮的臉，心裡盤算的不是榮耀，而是下個月怎麼過。坦克掩不住失業潮，飛彈也解決不了債務壓力，房貸依舊要繳，工作依舊難找，消費依舊低迷，閱兵可以暫時喚起激情，卻無法替人民的生計找到答案，也無法替未來帶來確定感，坦克再多，也掩不住正在滲透整個社會的失業潮與不安。

投書從比亞迪崛起看台灣汽車市場的隱憂與政策盲點

身為一個關注產業發展的讀者，當我看到比亞迪在 2024 年超越特斯拉時，想到的不是「中國崛起」的驚嘆，而是背後潛藏的結構問題，當這股浪潮可能衝擊台灣市場時，我們是否已經做好準備？中國電動車的狂飆，靠的並非單純的技術優勢，而是長期補貼與低價傾銷，這種模式雖能在短期內推高銷量，卻埋下「制度性泡沫」的隱憂：一旦補貼退場、國際市場設下關稅壁壘，還能否繼續站穩？太陽能板與鋼鐵的經驗早已顯示，中國往往先大舉擴張，最終陷入產能過剩與崩盤。歐盟近期對中國電動車課以高額關稅，美國更早就採取設限，這些措施都反映出主要經濟體對「不公平競爭」的警惕；相比之下，若台灣在缺乏關稅或其他制度防線的情況下開放市場，本地車廠與零組件供應鏈將直接面臨中國低價傾銷的衝擊。這已經不只是能否買到便宜車的問題，而是攸關產業安全與政策選擇的關鍵。比亞迪的崛起提醒台灣，產業政策不能只停留在「多一個消費選擇」的層次，而必須思考如何建立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表面上的低價或許能贏得一時掌聲，但真正需要守護的，是能維持產業穩健發展、讓社會長遠受益的制度基礎，若台灣忽視這一點，後果將不只是汽車產業，而是整體產業競爭力的動搖。

投書Cosplay 成為禁忌：中國年輕人連「做自己」都不行

Cosplay 在我眼中，是最純粹的次文化了，許多人因為喜歡某個角色，就勇敢展現自己，不需要理由，也不用誰允許誰，它原本是一種自由、快樂，甚至帶點叛逆的文化；但在中國，卻成了需要國家「過濾」的行為，中國把38 部動漫作品的角色列入黑名單，不是因為違法，更不是因為傷害誰，而是因為「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種說法，本身就荒謬至極。一個政府如果連動漫角色都害怕，還有什麼能放心的？從限制未成年人打遊戲、封殺「陰柔偶像」，到如今連 Cosplay 都要列黑名單，背後其實是一樣的邏輯──凡是年輕人能找到自由的地方，就要先「管起來」。在台灣，我們參加動漫展，或許只是拍照、買周邊，但那其實正是「言論自由」最貼近日常生活的顯現：可以自由打扮；自由表達；自由喜歡任何角色；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小事，在另一個制度下卻可能是遙不可及的奢望，當創意與想像力被迫停止，失去的不只是娛樂，而是整個中國年輕世代的未來。這件事提醒台灣要從兩個層面思考：一是，自由其實無處不在，不僅在新聞或選舉，也在生活的細節，今天是 Cosplay、明天可能就是穿著、書籍；甚至是興趣；再者，當中國愈加嚴控年輕世代的文化表達，台灣更要堅守多元價值，讓年輕人能想像、創作，甚至挑戰現有秩序。上海的黑名單或許只是動漫展上的一個插曲，卻提醒我們與中國真正的差異，不只是政治制度，能不能喜歡一個角色、能不能穿上想穿的衣服、能不能在公共場合自在表達；這些權利一旦消失，就很難再回來；也正因如此，我們更要珍惜台灣的空間，因為能自由「做自己」，才是最該守護的幸福。

投書從紀念到仇恨：看中國民族主義失控，台灣該警惕什麼

今年是抗戰爆發80周年，中國各地正舉辦各式紀念活動，從電視劇到展覽，處處充斥「民族勝利」與「國恥記憶」的敘事，這個時候卻又傳出日本人在中國境內再度遇襲，本應提醒後人珍惜和平的紀念，在民族情緒的催化下，反而被扭曲成仇恨的出口。過去十年，中國多次出現針對日本人的攻擊：汽車被砸、商店被毀，甚至校園裡的日籍學生也遭排擠，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結構性的後果，顯示當民族主義成為政權操作的工具，社會的不滿、經濟的壓力與內部矛盾，往往都能被轉嫁到「外部敵人」身上。中國的統治者早已把抗戰記憶當成政治資本，要凝聚人心就高喊「勝利」，要轉移矛盾就放大「仇日」，這種做法讓民族主義成為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庫，更被用來壓制內部聲音，異議人士動輒被扣上「勾結外國勢力」，媒體與網路也在高壓下噤聲，令人擔心的是，當仇恨成了最方便的動員手段，社會的理性與多元就會一點一滴被掏空，最後留下的，只剩下情緒在主導。作為台灣人，看到這些新聞時特別感慨，我們同樣背負著殖民與戰爭的記憶，但選擇的道路卻不同，在台灣，歷史記憶仍能被公開討論，雖然常有爭辯，卻因此多了反思的空間，我深深覺得，正因為有這樣的討論，歷史才可能成為理解的基礎，而不是被壟斷的政治武器。如果有一天，我們的社會也習慣用情緒來處理問題，把複雜的矛盾簡化為「敵人就是某某國」，那麼我們同樣會失去理性討論的能力，當民族主義被操弄，最終犧牲的往往不是他人，而是我們自己的自由。

投書中國災難不只在水裡，也在被封鎖的真相裡

在當前的中國，封口的速度往往比洪水更快，近日北京密雲暴雨成災，河北、黑龍江等多地也同時陷入水患，一名女子拍下洪水湧入家中的畫面，不到幾分鐘，影片與帳號便雙雙消失；災民的呼救，就這樣被「維穩」的鐵幕徹底遮蔽。官方理由依舊如出一轍，為了防止「謠言」引發恐慌，然而現實卻是許多第一手的災情影像與求救訊息，甚至是被困者的定位分享，都被平臺迅速刪除，網友無奈地說：「洪水奪走家園，刪帖奪走活路」，有些災民只能透過加密訊息，把照片與位置發給外地朋友，再請對方代為求援。這種繞道求救，本身就是對體制信任徹底崩壞的一種證明。中國式的「維穩邏輯」在任何災難面前都不會缺席，疫情如此、地震如此，如今的洪水依然如此，在這個社會裡，情緒失控比人命流失更可怕，真相被視為風險，而不是解方；問題是，當透明訊息消失，謠言反而更快傳播，恐慌更容易蔓延，人民對官方的信任度持續下降，當真相被封鎖的那一刻，災難就不只發生在水裡，也發生在中國的人心裡。相比之下，我國雖然也有假訊息問題，但面對天災時媒體、政府與民間之間仍能透過多方驗證來補足訊息缺口，社群平臺雖然也會刪除造假內容，但不會全面下架第一手現場的資訊，因為大家明白，自由流通的訊息，不只是民主的附屬品，更是救命的基礎設施

投書孩子沒人生、方丈被拔掉、高官落馬──中國正陷入全域不安全感

中國的家長正面臨一個奇怪的現象──不是幼兒園學位不足，而是園所一間間關門，官方數據顯示，一年之間，全國少了兩萬多所幼兒園；原因表面上是生育率下滑，實際上是年輕家庭不敢生、高房價、職場性別歧視、教育競爭以及醫療負擔，早已蓋過育兒補貼的誘因，孩子沒出生，學校自然關門，這不是一個產業的衰退，而是人口結構崩塌與社會壓力失控的現象。同一時間，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在「開除風暴」中被推下舞台，這位曾被官方塑造成「武術外交」與宗教文化代表的人物，如今成了統戰的棄子，少林寺一直是中國對外的形象工程之一，但是在權力邏輯下，宗教與文化從來不是自主實體，而是隨時可被利用、隨時丟棄的政治工具。再看遼寧公安廳原副廳長收受「東北前首富」賄賂落馬的新聞，所謂中國的反腐運動，往往不是純粹的清廉工程，而是權力再分配的手段，一旦失去靠山，過去的利益往來就會成為致命證據。三件事看似毫不相干，實則勾勒出同一條裂縫：基層的家庭在高房價與生活壓力下不敢生育，人口結構日益惡化；中層的文化與宗教機構失去獨立性，淪為徹底政治化的工具；而上層則陷於權力鬥爭之中，連最親近的親信也可能在瞬間被拋棄。這種「全域不安全感」從上到下，就像裂縫一樣延伸──裂在經濟，裂在社會，裂進制度深處；對中國而言，這是全面失穩的前兆，然而對台灣而言，反倒是鄰國社會運作的真實現象，這種權力至上的體制，安全感從來不是與生俱來，而是需要制度與社會信任共同守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