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ah

投書港澳示範跨境鎮壓 中國法律伸向全球 台灣人別心存僥倖

最近，港府宣布通緝「香港議會」的組織者與當選議員，賞金最高達港幣一百萬元；幾天後，澳門又用《維護國家安全法》拘捕前民主派議員區錦新；這兩起事件看似發生在港澳，其實是中國法律跨境伸手的現場示範，也是一記打在台灣臉上的警鐘。法律可以越洋，下一個會不會是你？香港《國安法》直接宣稱「全球適用」。不論你是不是香港人，只要被北京認定「顛覆國家政權」，哪怕你人在台灣、倫敦或東京，都可能被列入通緝名單；這意味著，在台灣聲援港人的朋友、在國際場合批評中國政策的公民，都存在風險，今天是港人被跨國追捕，那明天呢？「一國兩制」已成廢紙澳門的區錦新，被指與境外「反華組織」合作而遭羈押，不准保釋，罪名定義模糊，只要政治上被劃為「敵對」，司法就成了壓制異議的工具；北京口中的「高度自治」在港澳已經全面失靈，也讓我們看到所謂「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早已破產，這樣的制度，台灣怎能不防？國際譴責，台灣要跟上美國、G7、歐盟都公開譴責中共跨國鎮壓，認為這是對全球民主的威脅，我們應該趁勢與這些國家合作，把「抵抗法律域外化」和「保護民主價值」變成共同議題；國際社會在港澳議題上劃下的底線，也會成為台灣未來的重要防護線。不要等到失去才後悔港澳的故事告訴我們：當法律被武器化，民主會倒退得比我們想像得更快，台灣必須確保不會被中國法律滲透、不留引渡漏洞，並保護境內外的民主人士，因為這次跨境鎮壓的目標雖然不是我們，但下一次，說不定就輪到了。

投書《F1》的成功，反思台灣電影的技術困境與市場格局

電影《F1》的全球熱映，為台灣電影產業帶來了重要的啟示與對比，這部電影不僅僅是關於賽車，它更像一面鏡子，照映出我國電影在技術、製作模式與市場策略上，可以突破與成長的方向。《F1》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電影團隊不僅在真正的F1賽事中拍攝，藉由蘋果以iPhone 15 Pro相機模組，開發了專屬攝影系統，來捕捉賽車上的第一視角，這種不計成本追求逼真體驗的製作方式，帶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提醒：技術創新不僅可以提升觀影體驗，也是吸引觀眾的關鍵；相較之下，我國電影在技術應用上相對保守，多半聚焦於文藝、愛情或社會寫實題材，雖然有助於發展獨特的敘事風格，同時也限制了題材的廣度，如果能善用新技術，例如無人機拍攝、虛擬實境（VR）或沉浸式音效，也能製作出更具視覺衝擊力與臨場感的長影片，來拓展市場。《F1》是由 Apple TV+ 投資，卻選擇先在院線上映，後續再上架串流平台，這種「院線先行，串流接力」的模式，為台灣影視產業提供了新的思路；過去，台灣電影的製作與發行多為傳統模式，面對串流平台的崛起，這樣的模式顯得有些僵化；《F1》的成功證明，即便有串流平台作為主要投資方，院線的票房與口碑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這種模式既能兼顧大銀幕的聲光震撼，又能觸及更廣泛的串流觀眾，為我國電影開拓了更靈活的資金來源與發行管道。《F1》的熱賣，成功地將這個相對小眾的運動，透過電影敘事與視覺震撼推廣給社會大眾，也反映出台灣觀眾對高規格動作與運動類型片仍有著強烈的需求，說明了常見的愛情、喜劇、恐怖片之外，高成本製作的動作、科幻或運動題材電影，只要內容扎實、技術到位，同樣可以獲得市場的青睞，這或許能鼓勵更多台灣影視工作者勇於挑戰新題材，不再侷限於傳統的類型框架，從而催生更為多元且豐富的電影生態，為台灣影視產業注入新活力。

投書從中國「網證網號」制度，看見台灣自由制度的珍貴

近期中國青島街頭出現了幾張引人注目的抗議傳單，上面寫著「抵制網證網號」的口號，透露出中國民眾對一項新政策的深層憂慮。所謂的「網證網號」制度，是將實體身分證與個人的網路帳號及行為強制綁定，意味著你在網路上的每一次發文、留言甚至點讚，都將直接對應到現實生活中的真實身分。這項制度的推行，是中國當局繼「天網」工程和社會信用體系後，進一步強化數位監控的關鍵政策，意圖將所有網路行為全面納入國家監控網絡之中。當發聲變得不再匿名，當批評政府的代價可能隨時從「帳號被封」升級為「現實生活中的懲戒」，言論自由便無從談起了。幾年前中國各地政府曾要求外賣員、快遞員必須下載一個政府監控的APP時，隨即引發過中國人民的抵制，這些事件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當國家權力無限擴張，個人的隱私與自由將被壓縮到何種地步？反觀台灣，我們的網路環境雖然也面臨假訊息的挑戰，但公民社會對隱私權與言論自由的捍衛從未鬆懈；當中國的「網證網號」意圖讓每個人的網路行為無所遁形時，我們應當警惕，因為這不只是一項遙遠的政策，更是對我們所珍視的民主價值的直接反證，提醒著我們，網路自由並非理所當然，而是需要持續捍衛的。

投書中國越談越讓──台灣別把北京當榜樣

中國政府長年宣稱自己是「不容挑戰的崛起強權」，但當我們回頭看這幾年的美中關稅談判，卻看到的是中方一次次讓步，換來的卻不是對等，而是不斷延長的壓力與依賴。最近傳出美中將展開第三輪關稅談判，北京內部再度釋出善意，顯示中國正處於一個進退兩難的局面──不談，經濟撐不住；談了，又不得不讓。這一幕幕，讓人想起百年前的辛丑條約：只是如今割的不是地，而是經濟主權；賠的不是白銀，而是國內政策空間。 從川普1.0時代的貿易戰爆發以來，中方談判的姿態始終強硬，但實際內容卻步步退讓，第一階段協議中，被迫大幅購買美國農產品、開放部分市場，這些都是中國口中「堅決不能接受的條件」，卻最後都默默照辦。進入拜登時代後，情況並未改善，美方延續高關稅政策，中方雖持續喊話反對，卻始終沒有實質反制，反而在每一次談判中低調讓步，只求維持現狀。 這種局面不是偶然，一方面中國對經濟放緩壓力極為敏感，對內要維穩，對外又缺乏談判彈性；另一方面，對外又必須維持「不低頭」的姿態，因此才會出現「表面抗美、實際讓美」的矛盾狀況，說白了，談判越久，讓步越多，卻越難向內部解釋，這才是真正的困境。對台灣而言，這是一面鏡子，也是一個提醒，很多人過去相信，中國崛起是機會，搭上它的經濟列車就能一帆風順，但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自稱強大、實則焦慮的政權，面對全球壓力束手無策，只能靠不斷讓步維持面子工程。我們不該也不能走同一條路。我們與其仰賴中國市場，不如持續鞏固與真正對等的經貿夥伴合作，參與國際自由貿易機制，強化自身談判籌碼，這才是站得住腳的策略。

投書一封賀電都容不下？中國要讓「台灣」從世界消失

最近在德國舉行的一場國際體育賽事中，我國選手奪得好成績，我們教育部特地準備了賀電祝賀，卻被中國代表團兩次搶走。這樣的畫面，讓不少人又氣又無奈。對很多台灣民眾來說，這不只是體育場上的小插曲，連一封祝賀的信都容不下台灣的存在，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現實。更讓人擔心的是，中共黨媒《人民日報》在這件事之後，刊出一篇文章，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有管轄權」，甚至說國際社會都「普遍同意」這件事。文章還把共軍繞台、台灣參加國際組織時使用的名稱，都列為他們「統治台灣」的證據，還說我們用的「Chinese Taipei」是「中國台北」——這根本就是在睜眼說瞎話。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種文章看看就算了，不會真的有人信。但其實，這就是中國對台灣發動的「認知戰」的一部分。他們不是一天之內要台灣被世界承認為中國的一省，而是想用各種方式、在各種場合，慢慢讓「台灣不存在」這件事，變成世界的日常。以前我們會覺得，搶奪邦交國、阻擋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是外交戰；但現在，中共連我們的選手參加國際比賽、拿獎、接受祝賀的權利都要剝奪；這種無所不在的打壓，目的就是想讓世界習慣「沒有台灣」的狀態。長期下來，不只是我們的名字、國旗、身分都有可能會被模糊甚至抹去。這不是一場體育比賽上的意外，而是一場針對台灣存在的長期消音計畫。當台灣在國際上努力爭取每一次被看見的機會，中共就用各種手段試圖讓我們「被看不見」。從歷史論述到法律詮釋，從政論到場邊事件，他們想做的，就是把「台灣」這兩個字從世界記憶裡一點一滴抹去。但與其被動防守，我們更需要主動說出自己的故事，更要讓世界認識真實的台灣，不管是在賽場上拚搏、在會議中提出見解，還是在科技領域貢獻成果，台灣早就用行動證明：我們不是誰的附屬，而是世界上值得被尊重的一份子。

投書白蝦換回外交？宏都拉斯大選，台灣該看的不只是邦交數字

宏都拉斯將於今年11月舉行總統大選，意外的是，多位候選人表態「若當選將與台灣恢復邦交」。這不是出於意識形態，也不是外交轉向的政治表態，而是來自基層經濟的壓力──白蝦出口中國不如預期，產業幾近崩潰。原本穩定外銷台灣的白蝦，在與中國建交後轉向中國市場，卻因為檢疫標準、進口限制與價格競爭等問題，無法打開通路。產業界怨聲載道，迫使候選人重新評估過去一年「外交斷交」的經濟後果，讓白蝦成為推動政策翻轉的關鍵動能。這場白蝦風波，正好反映出台灣在中南美洲外交的真正價值。多年來，外界時常以「金援外交」定義台灣與拉美邦交國的關係，但實際上，台灣提供的不只是資金，而是長期、穩定、可預測的合作機制。台灣曾是宏都拉斯白蝦最穩定的買主之一，不僅採購流程透明，也不附帶政治條件。這種制度化的合作模式，反而比中國式的「一次性兌現」更能支持當地產業發展。外交不是純粹的金錢交易，而是一種互信與制度合作的總和。這場因白蝦而起的反彈，正說明了這一點。對台灣而言，問題也在於：若宏都拉斯真的想恢復邦交，我們準備好了嗎？過去，邦交的建立與斷裂大多倉促決定，缺乏與產業、民間或地方政府的長期佈局。如果宏國產業真有強烈動機回頭，那麼台灣是否能提供穩定的市場條件與合作平台？是否能將邦交轉為實質經濟合作的延伸？從農業技術到貿易網絡，外交不該只是儀式，而應是具體的產業策略一環。否則，即使重拾邦交，也可能重蹈斷交的循環。當我們面對宏都拉斯這場「外交回頭」的可能，不應只把焦點放在外交數字的加減上。真正值得思考的是，我國能否轉向一種以「可信賴經濟夥伴」為核心的外交策略，強化與中小型經濟體之間的可持續合作。比起爭取更多邦交國，我們更需要讓世界知道：台灣是一個值得長期合作的對象，能帶來穩定、市場信任與制度價值；當全球意識到這一點，台灣的國際空間，才不會只建立在援助與轉向的變動之間。

投書從醫療事故到器官爭議：中國社會信任為何逐步崩解

中國近來一連串兒童與年輕人「手術後死亡」的新聞，讓人坐立難安。廣東一名 3 歲男童接受簡單的扁桃體微創手術，卻離奇腦死亡；黑龍江 10 歲女童與汕頭 22 歲女子，也在就醫過程中意外身亡，事後卻難以取得病歷或說法一致的醫療報告。無法不懷疑：這些孩子與年輕人，真的是死於「醫療事故」嗎？還是，我們都不願面對的事，早已默默在中國社會某處發生？無解的死因與消失的器官這些案例看似孤立，卻有太多共通點：原本不是重大手術、死亡來得突然、家屬被要求「低調處理」、遺體交還不完整。我並不是醫療專業人士，無法直接證實什麼，但正因為如此，更希望看到真相。問題是，在中國的制度下，當一切檔案都「不予公開」、調查也不了了之，這些家庭到底要怎麼找回基本的知情權和公義？我們不該假裝不知道，中國的非法器官市場存在已久。過去國際人權組織曾多次指出，中國器官移植的「高效率」令人質疑其來源正當性。我相信，中國社會中也有認真、專業的醫者，但當一個體制能容忍某些人為利益動用國家資源、掌控病患生死時，這不僅是道德崩壞，更是文明社會的底線正在被踐踏。底層成了沉默的器官供體中國的問題，不只在於有沒有「黑醫生」，而是整個監督與問責機制的缺位。在中國，醫患權力極不對等，普通家庭幾乎沒有辦法挑戰權威醫院。當孩子出事時，連看病紀錄都拿不到，這樣的體制不只令人心寒，也讓最沒有資源的底層民眾，可能成為器官市場上最無聲、最容易被犧牲的一群。這不是陰謀論，而是一個社會信任正一點一滴流失的真實場景。如果我們只能在社群媒體上看到這些新聞碎片，而媒體與司法都保持沉默，那我們還能指望誰來守護生命的尊嚴？兩岸制度差異的放大鏡這樣的事件，也在無形中擴大兩岸社會的制度落差與信任鴻溝。在台灣，病患死亡需要解剖、程序需要授權，家屬能取得醫療紀錄，媒體也可以公開追蹤報導；但在中國，真相常常被鎖在體制之內，留給家屬的，只有沉默與恐懼。這樣的制度差異，不只是價值觀的分歧，更會直接影響台灣社會對兩岸交流的觀感與風險評估。結語當一個社會連基本的生命尊嚴都無法保障，我們還能談什麼「發展」、「富強」或「文明」？無論你是否相信中國存在器官黑市，我們至少該同意一件事——一個制度若讓人民害怕進醫院、家屬害怕追問真相，那絕不是一個健康社會應有的樣貌。

投書中國言論自由受限：周歆昕被開除與電影寒冬的雙重警示

近年來，中國在政治敏感言論與文化產業方面的管控日益嚴格，這不僅限制了公民的言論空間，也讓文化創作遭遇嚴峻挑戰。透過周歆昕被開除黨籍的事件和電影業寒冬的現象，我們可以看見言論自由受限對中國社會與兩岸關係可能帶來的深遠影響。政治敏感文本嚴控：言論自由面臨壓力中國政府對涉及政治敏感的網路文本實施嚴密監控，特別是對批評政府或涉及敏感歷史議題的內容，態度嚴厲。周歆昕因私自閱覽並評論這類文本，被開除黨籍，成為言論自由受限的典型案例。此事件向社會傳遞明確訊息：政治話題依舊是言論的「禁區」，普通民眾也因此多半選擇自我審查，避免觸及敏感議題。這種環境下，公眾批判和多元討論空間縮減，影響社會透明度和公民參與，對民主監督和社會進步構成挑戰。電影寒冬：嚴審限縮文化多樣性中國電影業同樣面臨寒冬。嚴格的審查制度限制了電影題材，尤其是涉及政治和社會敏感的內容難以上映，導致作品趨於單一與保守。觀眾流失明顯，內地影院空場率高達40%，反映文化消費熱情下滑。電影作為文化表達的重要載體，其限制不只抑制創作者自由，也影響大眾獲取多元價值觀的機會，尤其年輕觀眾的文化需求未被滿足，這對社會創新與文化活力都是長遠的隱憂。兩岸關係的文化與言論挑戰這種嚴格管控的言論與文化環境，也對兩岸關係產生影響。台灣社會普遍重視言論自由與多元文化，中國言論限制使得兩岸在價值觀和社會制度上存在明顯差異。這不僅影響兩岸人民的相互理解，也加深了政治與文化上的隔閡。台灣年輕一代在網路和文化消費上更傾向自由開放的環境，對中國文化產品的吸引力減弱，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兩岸文化交流的困難，也使政治溝通更為複雜。結語綜合來看，中國對政治敏感言論的嚴控與文化產業的嚴格審查，造成言論自由與文化多樣性的雙重收縮，對社會的活力與公民自由帶來長遠挑戰。對兩岸而言，這種差異不僅是文化現象，更牽動政治與社會互動的深層結構。

投書假裝上班、全職乖孫：中國社會亂象如何影響年輕一代？

中國經濟近年增長放慢，加上結構性問題，使得就業變得越來越難，很多地方出現了「假裝上班」的奇怪現象——公司看起來像正常運作，員工每天打卡，但實際上根本沒什麼工作可做。與此同時，「全職兒女」和「全職乖孫」成了網路熱詞，反映出年輕人在家庭與現實壓力中掙扎的現狀。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政治體制的集中與缺乏透明，加上經濟轉型困難和社會保障不完善，讓很多年輕人陷入表面上有工作、實際上沒保障的困境。首先，「假裝上班」不是單純經濟不好造成的，而是體制問題。政府官員為了政績，常常搞形式化的數字遊戲，企業被迫設立空殼公司，讓員工打卡好看，卻沒有實際產出。這種做法不只浪費資源，也誤導了大家對經濟的認知，讓真正能做事的產業受到影響。其次，「全職兒女」現象揭示了社會保障體系的漏洞。很多年輕人找不到穩定工作，只能回家照顧家人，成了「全職子女」。這不是他們想要的，而是因為政府沒有做好長照和青年支持，家庭成了唯一的依靠，讓年輕人壓力山大，難以自由發展。這些亂象對台灣來說，是重要的提醒。中國用高壓和集中權力維持表面穩定，結果卻導致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我們必須避免走上這條路，強化制度透明和多元就業機會，建立更健全的社會保障，幫助年輕人減輕負擔，過更有尊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