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ah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北京這陣子大肆的紀念「抗戰勝利」，這一次，我們的陸委倒是說到了重點，既然要回顧歷史，為什麼對蘇聯當年奪走東北領土的事隻字不提呢？我們都知道，歷史怎麼寫，本來就會隨著政權不同而改變，記得我們小時候的課本，曾經只有單一的「官方版本」，但後來逐漸加入二二八、白色恐怖、民主化進程，雖然爭議不斷，至少學生能讀到不同的歷史切入面。今天在教室裡，你可以舉手提問：為什麼要這樣寫？是不是還有別的觀點？老師甚至會鼓勵辯論，這就是民主社會的日常。反觀中國，課堂上只有唯一的標準答案，誰多問一句，就被視為「思想有問題」。電視上高喊「勿忘國恥」，卻刻意忽略真正的割地喪權。更可怕的是，一個社會習慣修改歷史，未來發生的事也都可能被「改寫」，今天是抗戰史被刪掉，明天可能是一場疫情、一場抗議，被重新包裝成另一種「中國官方式的真相」。站在台灣，我們至少還能公開提問，還能質疑、辯論，甚至在公民平台上投稿，把不同的聲音說出來。這些在日常生活裡看似日常的自由，其實就是我們和中國最根本的差別不僅是歷史，也正是生活的真正分界線。

短短幾年，香港變了。一九九七年回歸時，北京拍胸脯保證「五十年不變」，「一國兩制」還被說成是東西方制度的奇蹟。那時候的香港人或許真相信，自己還能在中國的屋簷下，自由地呼吸幾十年。但二十多年過去，承諾像被風吹散的紙片。從民主派議員一個個被取消資格，到街頭爆發反送中運動，再到國安法正式上路，香港的法治指數年年往下掉，新聞愈來愈單調，法院判決愈來愈像照稿念。更荒謬的是，不用有人下命令，民調機構就自己縮起來，不敢再碰政治題目，只剩「安全的數字」能問。表面上看起來還有調查、還有制度，但大家心裡都明白，那只是空殼。就像魚缸裡水還在，可氧氣早就被抽乾，魚活得越來越艱難。對比台灣，我們還能每天滑手機看不同立場的新聞，輕鬆參加一場集會遊行，在早餐店隨口抱怨政府，甚至大聲批評總統也不怕有人來敲門。這些吵雜的聲音，有時讓人嫌煩，但正是民主最真實的模樣。香港的沉淪不是一夕之間，而是每天「少一點」。少一篇敢言的報導，少一次公開的討論，少一句批評的聲音。當大家都說「忍一下就好」，最後就變成整座城市一起沉默。今天我們還能在早餐店安心聊天，是因為台灣的空氣裡還有自由。但要記住，空氣一旦被抽走，就很難再回來。香港的今天，不只是香港人的悲劇，更是台灣的前車之鑑。

中國安徽近日傳出一樁荒謬至極的亂象：地方政府人員竟在老人還未斷氣前，就上門要求簽署火化同意書；當人還活著，卻被國家當作「待處理的遺體」，這背後反映的正是專制政績掛帥下的人性崩壞。在華人文化裡，「善終」與「入土為安」象徵子女對長輩最後的守護。然而在中國，孝道卻被火化率的政績指標輾壓。基層官員為了保命升遷，寧可將活人當死人，任由文化與倫理被踐踏。這起事件的本質，並非殯葬習俗的差異，而是人權與尊嚴的徹底否定。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早已指出「人的尊嚴不可被剝奪」，但在中國，生命自主卻始終屈從於國家機器。與此對照，台灣早已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安寧療護，讓病人與家屬共同決定最後一程。這樣的「選擇權」，在中國卻是奢望。這帶給台灣的提醒是：我們不能視現有制度為理所當然；健保、安寧療護與言論自由，都是多年努力爭取而來。因為，當一個國家能剝奪你「好好死去」的權利，它也能剝奪你「好好活著」的自由。

一張廣告，照理說只是生意，但在北京眼裡，它卻成了「忠誠測驗」；台灣企業要不要在某些媒體下廣告，居然得先想想會不會惹怒中國，這不是市場邏輯，而是審查邏輯。這樣的滲透，已經在對台灣的言論自由構成間接威脅。因為當企業開始自我審查，媒體就會失去一部分生存空間；當媒體逐漸噤聲，整個社會聽到的聲音就只剩下一種。這不是中國第一次用經濟手段箝制自由，但這一次，它不是針對對岸，而是滲進了我們自己的日常。最令人擔心的，是台灣人慢慢習慣這種邏輯，覺得「少說一點沒差」「不惹麻煩就好」。真正危險的不是北京的壓力，而是我們自己打開了審查的大門。也正因如此，才顯得台灣的言論自由格外珍貴。這片土地和對岸最大的差別，不在於壓力大小，而在於依然有人願意發聲，依然有媒體和評論者敢於批判。如果有一天，連一張廣告都必須看北京的臉色，那我們就得正面思考：這份自由，是要牢牢守住，還是任由它在妥協中一點一滴被出讓。

在中國，公共資源往往不是用來服務人民，而是被官僚視為可以任意支配的財源，貴州一名大數據局長，能靠「公費挖礦」撈走超過 1.5 億人民幣多年無人揭發；另一邊，華裔女子楊蘭蘭則因權力庇蔭，在澳洲過著遠超常人的奢華生活。這些案例看似荒謬，其實只是同一個制度邏輯的投射，當權力缺乏監督，貪腐層出不窮，這就不是偶發事件了，更凸顯台灣與中國的根本差別：台灣至少還有防線能監督，而在中國，真相只能等到鬥爭需要時才被揭開。表面上，中國從來不缺「反腐運動」，真正的矛盾在於，這些行動從未觸及根源，權力高度集中，司法缺乏獨立，媒體被嚴密管控，人民也沒有追問的管道；於是貪瀆能夠長期潛伏，直到政治需要時才被揭開，所謂「反腐」更像是舞台上的大戲，用來清洗異己與鞏固權力。很難不想到，若同樣的事件發生在台灣，媒體早就追到天翻地覆，司法必須介入調查，民意也會逼迫政治人物承擔責任；台灣並非沒有貪腐，但至少還有幾道防線，讓問題有機會攤在陽光下，這就是差別，清廉從來不是靠領導人的意志，而是靠司法以及社會來限制權力。中國的貪腐案例，也提醒台灣，必須珍惜並強化能約束權力的機制，因為一旦防線失守，社會也會像中國一樣，讓權力毫無節制地蠶食人民。

人權衛士 2024 年的報告指出，自 2014 年以來，已有超過 1.2 萬名海外華人被中共強制遣返，這些案例遍及歐洲、亞洲、非洲，名義上是「打擊犯罪」，實際上卻是把國內的維穩手段延伸到國際，即使遠離中國，他們仍無法脫離政權的掌控。中共透過外交壓力、與各國簽署協議，甚至設立「海外警察站」，讓境內那套監控邏輯無縫擴張，這背後不是單純的司法合作，而是一種制度輸出；對北京而言，公民不是自由的個體，而是必須隨時受控的「國家資源」，一旦被視為「不穩定因素」，就可能成為跨境遣返的對象。問題在於，這種做法正在侵蝕全球秩序，當庇護制度被架空、國家主權被繞過，等於默認了「無邊界的鎮壓模式」──當一個政權可以跨境追捕、任意帶走人時，挑戰的不只是人權，而是整個自由社會的根基。今天被帶走的是中國公民，明天可能就是在國際場合發聲的台灣人，中共以「法律合作」之名消除異議，它輸出的不只是影響力，而是一種制度性的恐懼，對台灣而言，這不是遙遠的新聞，如果我們仍把這看成「別人的人權問題」，那才是真正的危險。

當北京長安街響起口號，坦克與飛彈車隊整齊劃一地通過天安門廣場，盛大的閱兵準備向世界展示中國的強大國力；但在這排場之外，卻有無數家庭在為房貸奔波，為醫療焦慮，為找不到工作徹夜失眠，閱兵的隆重與民生的困頓形成強烈落差。中國經濟正承受多重壓力，房地產泡沫讓許多人被困在爛尾樓與高額貸款，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低迷、商場冷清、店家倒閉，官方甚至乾脆停發數據來掩蓋，這些問題是每個家庭正在面對的真實情形。當中共無法解決民生難題，就把「國家安全」「民族尊嚴」推到前面，要求人民用愛國激情掩蓋焦慮，這不只是一次的閱兵表演，而是當內部矛盾無解，就製造外部威脅與人民集體情緒，台上喊著榮光，台下卻是一張張焦慮的臉，心裡盤算的不是榮耀，而是下個月怎麼過。坦克掩不住失業潮，飛彈也解決不了債務壓力，房貸依舊要繳，工作依舊難找，消費依舊低迷，閱兵可以暫時喚起激情，卻無法替人民的生計找到答案，也無法替未來帶來確定感，坦克再多，也掩不住正在滲透整個社會的失業潮與不安。

身為一個關注產業發展的讀者，當我看到比亞迪在 2024 年超越特斯拉時，想到的不是「中國崛起」的驚嘆，而是背後潛藏的結構問題，當這股浪潮可能衝擊台灣市場時，我們是否已經做好準備？中國電動車的狂飆，靠的並非單純的技術優勢，而是長期補貼與低價傾銷，這種模式雖能在短期內推高銷量，卻埋下「制度性泡沫」的隱憂：一旦補貼退場、國際市場設下關稅壁壘，還能否繼續站穩？太陽能板與鋼鐵的經驗早已顯示，中國往往先大舉擴張，最終陷入產能過剩與崩盤。歐盟近期對中國電動車課以高額關稅，美國更早就採取設限，這些措施都反映出主要經濟體對「不公平競爭」的警惕；相比之下，若台灣在缺乏關稅或其他制度防線的情況下開放市場，本地車廠與零組件供應鏈將直接面臨中國低價傾銷的衝擊。這已經不只是能否買到便宜車的問題，而是攸關產業安全與政策選擇的關鍵。比亞迪的崛起提醒台灣，產業政策不能只停留在「多一個消費選擇」的層次，而必須思考如何建立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表面上的低價或許能贏得一時掌聲，但真正需要守護的，是能維持產業穩健發展、讓社會長遠受益的制度基礎，若台灣忽視這一點，後果將不只是汽車產業，而是整體產業競爭力的動搖。

Cosplay 在我眼中，是最純粹的次文化了，許多人因為喜歡某個角色，就勇敢展現自己，不需要理由，也不用誰允許誰，它原本是一種自由、快樂，甚至帶點叛逆的文化；但在中國，卻成了需要國家「過濾」的行為，中國把38 部動漫作品的角色列入黑名單，不是因為違法，更不是因為傷害誰，而是因為「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種說法，本身就荒謬至極。一個政府如果連動漫角色都害怕，還有什麼能放心的？從限制未成年人打遊戲、封殺「陰柔偶像」，到如今連 Cosplay 都要列黑名單，背後其實是一樣的邏輯──凡是年輕人能找到自由的地方，就要先「管起來」。在台灣，我們參加動漫展，或許只是拍照、買周邊，但那其實正是「言論自由」最貼近日常生活的顯現：可以自由打扮；自由表達；自由喜歡任何角色；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小事，在另一個制度下卻可能是遙不可及的奢望，當創意與想像力被迫停止，失去的不只是娛樂，而是整個中國年輕世代的未來。這件事提醒台灣要從兩個層面思考：一是，自由其實無處不在，不僅在新聞或選舉，也在生活的細節，今天是 Cosplay、明天可能就是穿著、書籍；甚至是興趣；再者，當中國愈加嚴控年輕世代的文化表達，台灣更要堅守多元價值，讓年輕人能想像、創作，甚至挑戰現有秩序。上海的黑名單或許只是動漫展上的一個插曲，卻提醒我們與中國真正的差異，不只是政治制度，能不能喜歡一個角色、能不能穿上想穿的衣服、能不能在公共場合自在表達；這些權利一旦消失，就很難再回來；也正因如此，我們更要珍惜台灣的空間，因為能自由「做自己」，才是最該守護的幸福。

今年是抗戰爆發80周年，中國各地正舉辦各式紀念活動，從電視劇到展覽，處處充斥「民族勝利」與「國恥記憶」的敘事，這個時候卻又傳出日本人在中國境內再度遇襲，本應提醒後人珍惜和平的紀念，在民族情緒的催化下，反而被扭曲成仇恨的出口。過去十年，中國多次出現針對日本人的攻擊：汽車被砸、商店被毀，甚至校園裡的日籍學生也遭排擠，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結構性的後果，顯示當民族主義成為政權操作的工具，社會的不滿、經濟的壓力與內部矛盾，往往都能被轉嫁到「外部敵人」身上。中國的統治者早已把抗戰記憶當成政治資本，要凝聚人心就高喊「勝利」，要轉移矛盾就放大「仇日」，這種做法讓民族主義成為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庫，更被用來壓制內部聲音，異議人士動輒被扣上「勾結外國勢力」，媒體與網路也在高壓下噤聲，令人擔心的是，當仇恨成了最方便的動員手段，社會的理性與多元就會一點一滴被掏空，最後留下的，只剩下情緒在主導。作為台灣人，看到這些新聞時特別感慨，我們同樣背負著殖民與戰爭的記憶，但選擇的道路卻不同，在台灣，歷史記憶仍能被公開討論，雖然常有爭辯，卻因此多了反思的空間，我深深覺得，正因為有這樣的討論，歷史才可能成為理解的基礎，而不是被壟斷的政治武器。如果有一天，我們的社會也習慣用情緒來處理問題，把複雜的矛盾簡化為「敵人就是某某國」，那麼我們同樣會失去理性討論的能力，當民族主義被操弄，最終犧牲的往往不是他人，而是我們自己的自由。

在當前的中國，封口的速度往往比洪水更快，近日北京密雲暴雨成災，河北、黑龍江等多地也同時陷入水患，一名女子拍下洪水湧入家中的畫面，不到幾分鐘，影片與帳號便雙雙消失；災民的呼救，就這樣被「維穩」的鐵幕徹底遮蔽。官方理由依舊如出一轍，為了防止「謠言」引發恐慌，然而現實卻是許多第一手的災情影像與求救訊息，甚至是被困者的定位分享，都被平臺迅速刪除，網友無奈地說：「洪水奪走家園，刪帖奪走活路」，有些災民只能透過加密訊息，把照片與位置發給外地朋友，再請對方代為求援。這種繞道求救，本身就是對體制信任徹底崩壞的一種證明。中國式的「維穩邏輯」在任何災難面前都不會缺席，疫情如此、地震如此，如今的洪水依然如此，在這個社會裡，情緒失控比人命流失更可怕，真相被視為風險，而不是解方；問題是，當透明訊息消失，謠言反而更快傳播，恐慌更容易蔓延，人民對官方的信任度持續下降，當真相被封鎖的那一刻，災難就不只發生在水裡，也發生在中國的人心裡。相比之下，我國雖然也有假訊息問題，但面對天災時媒體、政府與民間之間仍能透過多方驗證來補足訊息缺口，社群平臺雖然也會刪除造假內容，但不會全面下架第一手現場的資訊，因為大家明白，自由流通的訊息，不只是民主的附屬品，更是救命的基礎設施

中國的家長正面臨一個奇怪的現象──不是幼兒園學位不足，而是園所一間間關門，官方數據顯示，一年之間，全國少了兩萬多所幼兒園；原因表面上是生育率下滑，實際上是年輕家庭不敢生、高房價、職場性別歧視、教育競爭以及醫療負擔，早已蓋過育兒補貼的誘因，孩子沒出生，學校自然關門，這不是一個產業的衰退，而是人口結構崩塌與社會壓力失控的現象。同一時間，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在「開除風暴」中被推下舞台，這位曾被官方塑造成「武術外交」與宗教文化代表的人物，如今成了統戰的棄子，少林寺一直是中國對外的形象工程之一，但是在權力邏輯下，宗教與文化從來不是自主實體，而是隨時可被利用、隨時丟棄的政治工具。再看遼寧公安廳原副廳長收受「東北前首富」賄賂落馬的新聞，所謂中國的反腐運動，往往不是純粹的清廉工程，而是權力再分配的手段，一旦失去靠山，過去的利益往來就會成為致命證據。三件事看似毫不相干，實則勾勒出同一條裂縫：基層的家庭在高房價與生活壓力下不敢生育，人口結構日益惡化；中層的文化與宗教機構失去獨立性，淪為徹底政治化的工具；而上層則陷於權力鬥爭之中，連最親近的親信也可能在瞬間被拋棄。這種「全域不安全感」從上到下，就像裂縫一樣延伸──裂在經濟，裂在社會，裂進制度深處；對中國而言，這是全面失穩的前兆，然而對台灣而言，反倒是鄰國社會運作的真實現象，這種權力至上的體制，安全感從來不是與生俱來，而是需要制度與社會信任共同守住的。

最近，港府宣布通緝「香港議會」的組織者與當選議員，賞金最高達港幣一百萬元；幾天後，澳門又用《維護國家安全法》拘捕前民主派議員區錦新；這兩起事件看似發生在港澳，其實是中國法律跨境伸手的現場示範，也是一記打在台灣臉上的警鐘。法律可以越洋，下一個會不會是你？香港《國安法》直接宣稱「全球適用」。不論你是不是香港人，只要被北京認定「顛覆國家政權」，哪怕你人在台灣、倫敦或東京，都可能被列入通緝名單；這意味著，在台灣聲援港人的朋友、在國際場合批評中國政策的公民，都存在風險，今天是港人被跨國追捕，那明天呢？「一國兩制」已成廢紙澳門的區錦新，被指與境外「反華組織」合作而遭羈押，不准保釋，罪名定義模糊，只要政治上被劃為「敵對」，司法就成了壓制異議的工具；北京口中的「高度自治」在港澳已經全面失靈，也讓我們看到所謂「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早已破產，這樣的制度，台灣怎能不防？國際譴責，台灣要跟上美國、G7、歐盟都公開譴責中共跨國鎮壓，認為這是對全球民主的威脅，我們應該趁勢與這些國家合作，把「抵抗法律域外化」和「保護民主價值」變成共同議題；國際社會在港澳議題上劃下的底線，也會成為台灣未來的重要防護線。不要等到失去才後悔港澳的故事告訴我們：當法律被武器化，民主會倒退得比我們想像得更快，台灣必須確保不會被中國法律滲透、不留引渡漏洞，並保護境內外的民主人士，因為這次跨境鎮壓的目標雖然不是我們，但下一次，說不定就輪到了。

電影《F1》的全球熱映，為台灣電影產業帶來了重要的啟示與對比，這部電影不僅僅是關於賽車，它更像一面鏡子，照映出我國電影在技術、製作模式與市場策略上，可以突破與成長的方向。《F1》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電影團隊不僅在真正的F1賽事中拍攝，藉由蘋果以iPhone 15 Pro相機模組，開發了專屬攝影系統，來捕捉賽車上的第一視角，這種不計成本追求逼真體驗的製作方式，帶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提醒：技術創新不僅可以提升觀影體驗，也是吸引觀眾的關鍵；相較之下，我國電影在技術應用上相對保守，多半聚焦於文藝、愛情或社會寫實題材，雖然有助於發展獨特的敘事風格，同時也限制了題材的廣度，如果能善用新技術，例如無人機拍攝、虛擬實境（VR）或沉浸式音效，也能製作出更具視覺衝擊力與臨場感的長影片，來拓展市場。《F1》是由 Apple TV+ 投資，卻選擇先在院線上映，後續再上架串流平台，這種「院線先行，串流接力」的模式，為台灣影視產業提供了新的思路；過去，台灣電影的製作與發行多為傳統模式，面對串流平台的崛起，這樣的模式顯得有些僵化；《F1》的成功證明，即便有串流平台作為主要投資方，院線的票房與口碑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這種模式既能兼顧大銀幕的聲光震撼，又能觸及更廣泛的串流觀眾，為我國電影開拓了更靈活的資金來源與發行管道。《F1》的熱賣，成功地將這個相對小眾的運動，透過電影敘事與視覺震撼推廣給社會大眾，也反映出台灣觀眾對高規格動作與運動類型片仍有著強烈的需求，說明了常見的愛情、喜劇、恐怖片之外，高成本製作的動作、科幻或運動題材電影，只要內容扎實、技術到位，同樣可以獲得市場的青睞，這或許能鼓勵更多台灣影視工作者勇於挑戰新題材，不再侷限於傳統的類型框架，從而催生更為多元且豐富的電影生態，為台灣影視產業注入新活力。

近期中國青島街頭出現了幾張引人注目的抗議傳單，上面寫著「抵制網證網號」的口號，透露出中國民眾對一項新政策的深層憂慮。所謂的「網證網號」制度，是將實體身分證與個人的網路帳號及行為強制綁定，意味著你在網路上的每一次發文、留言甚至點讚，都將直接對應到現實生活中的真實身分。這項制度的推行，是中國當局繼「天網」工程和社會信用體系後，進一步強化數位監控的關鍵政策，意圖將所有網路行為全面納入國家監控網絡之中。當發聲變得不再匿名，當批評政府的代價可能隨時從「帳號被封」升級為「現實生活中的懲戒」，言論自由便無從談起了。幾年前中國各地政府曾要求外賣員、快遞員必須下載一個政府監控的APP時，隨即引發過中國人民的抵制，這些事件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當國家權力無限擴張，個人的隱私與自由將被壓縮到何種地步？反觀台灣，我們的網路環境雖然也面臨假訊息的挑戰，但公民社會對隱私權與言論自由的捍衛從未鬆懈；當中國的「網證網號」意圖讓每個人的網路行為無所遁形時，我們應當警惕，因為這不只是一項遙遠的政策，更是對我們所珍視的民主價值的直接反證，提醒著我們，網路自由並非理所當然，而是需要持續捍衛的。

中國政府長年宣稱自己是「不容挑戰的崛起強權」，但當我們回頭看這幾年的美中關稅談判，卻看到的是中方一次次讓步，換來的卻不是對等，而是不斷延長的壓力與依賴。最近傳出美中將展開第三輪關稅談判，北京內部再度釋出善意，顯示中國正處於一個進退兩難的局面──不談，經濟撐不住；談了，又不得不讓。這一幕幕，讓人想起百年前的辛丑條約：只是如今割的不是地，而是經濟主權；賠的不是白銀，而是國內政策空間。 從川普1.0時代的貿易戰爆發以來，中方談判的姿態始終強硬，但實際內容卻步步退讓，第一階段協議中，被迫大幅購買美國農產品、開放部分市場，這些都是中國口中「堅決不能接受的條件」，卻最後都默默照辦。進入拜登時代後，情況並未改善，美方延續高關稅政策，中方雖持續喊話反對，卻始終沒有實質反制，反而在每一次談判中低調讓步，只求維持現狀。 這種局面不是偶然，一方面中國對經濟放緩壓力極為敏感，對內要維穩，對外又缺乏談判彈性；另一方面，對外又必須維持「不低頭」的姿態，因此才會出現「表面抗美、實際讓美」的矛盾狀況，說白了，談判越久，讓步越多，卻越難向內部解釋，這才是真正的困境。對台灣而言，這是一面鏡子，也是一個提醒，很多人過去相信，中國崛起是機會，搭上它的經濟列車就能一帆風順，但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自稱強大、實則焦慮的政權，面對全球壓力束手無策，只能靠不斷讓步維持面子工程。我們不該也不能走同一條路。我們與其仰賴中國市場，不如持續鞏固與真正對等的經貿夥伴合作，參與國際自由貿易機制，強化自身談判籌碼，這才是站得住腳的策略。

最近在德國舉行的一場國際體育賽事中，我國選手奪得好成績，我們教育部特地準備了賀電祝賀，卻被中國代表團兩次搶走。這樣的畫面，讓不少人又氣又無奈。對很多台灣民眾來說，這不只是體育場上的小插曲，連一封祝賀的信都容不下台灣的存在，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現實。更讓人擔心的是，中共黨媒《人民日報》在這件事之後，刊出一篇文章，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有管轄權」，甚至說國際社會都「普遍同意」這件事。文章還把共軍繞台、台灣參加國際組織時使用的名稱，都列為他們「統治台灣」的證據，還說我們用的「Chinese Taipei」是「中國台北」——這根本就是在睜眼說瞎話。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種文章看看就算了，不會真的有人信。但其實，這就是中國對台灣發動的「認知戰」的一部分。他們不是一天之內要台灣被世界承認為中國的一省，而是想用各種方式、在各種場合，慢慢讓「台灣不存在」這件事，變成世界的日常。以前我們會覺得，搶奪邦交國、阻擋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是外交戰；但現在，中共連我們的選手參加國際比賽、拿獎、接受祝賀的權利都要剝奪；這種無所不在的打壓，目的就是想讓世界習慣「沒有台灣」的狀態。長期下來，不只是我們的名字、國旗、身分都有可能會被模糊甚至抹去。這不是一場體育比賽上的意外，而是一場針對台灣存在的長期消音計畫。當台灣在國際上努力爭取每一次被看見的機會，中共就用各種手段試圖讓我們「被看不見」。從歷史論述到法律詮釋，從政論到場邊事件，他們想做的，就是把「台灣」這兩個字從世界記憶裡一點一滴抹去。但與其被動防守，我們更需要主動說出自己的故事，更要讓世界認識真實的台灣，不管是在賽場上拚搏、在會議中提出見解，還是在科技領域貢獻成果，台灣早就用行動證明：我們不是誰的附屬，而是世界上值得被尊重的一份子。

宏都拉斯將於今年11月舉行總統大選，意外的是，多位候選人表態「若當選將與台灣恢復邦交」。這不是出於意識形態，也不是外交轉向的政治表態，而是來自基層經濟的壓力──白蝦出口中國不如預期，產業幾近崩潰。原本穩定外銷台灣的白蝦，在與中國建交後轉向中國市場，卻因為檢疫標準、進口限制與價格競爭等問題，無法打開通路。產業界怨聲載道，迫使候選人重新評估過去一年「外交斷交」的經濟後果，讓白蝦成為推動政策翻轉的關鍵動能。這場白蝦風波，正好反映出台灣在中南美洲外交的真正價值。多年來，外界時常以「金援外交」定義台灣與拉美邦交國的關係，但實際上，台灣提供的不只是資金，而是長期、穩定、可預測的合作機制。台灣曾是宏都拉斯白蝦最穩定的買主之一，不僅採購流程透明，也不附帶政治條件。這種制度化的合作模式，反而比中國式的「一次性兌現」更能支持當地產業發展。外交不是純粹的金錢交易，而是一種互信與制度合作的總和。這場因白蝦而起的反彈，正說明了這一點。對台灣而言，問題也在於：若宏都拉斯真的想恢復邦交，我們準備好了嗎？過去，邦交的建立與斷裂大多倉促決定，缺乏與產業、民間或地方政府的長期佈局。如果宏國產業真有強烈動機回頭，那麼台灣是否能提供穩定的市場條件與合作平台？是否能將邦交轉為實質經濟合作的延伸？從農業技術到貿易網絡，外交不該只是儀式，而應是具體的產業策略一環。否則，即使重拾邦交，也可能重蹈斷交的循環。當我們面對宏都拉斯這場「外交回頭」的可能，不應只把焦點放在外交數字的加減上。真正值得思考的是，我國能否轉向一種以「可信賴經濟夥伴」為核心的外交策略，強化與中小型經濟體之間的可持續合作。比起爭取更多邦交國，我們更需要讓世界知道：台灣是一個值得長期合作的對象，能帶來穩定、市場信任與制度價值；當全球意識到這一點，台灣的國際空間，才不會只建立在援助與轉向的變動之間。

中國近來一連串兒童與年輕人「手術後死亡」的新聞，讓人坐立難安。廣東一名 3 歲男童接受簡單的扁桃體微創手術，卻離奇腦死亡；黑龍江 10 歲女童與汕頭 22 歲女子，也在就醫過程中意外身亡，事後卻難以取得病歷或說法一致的醫療報告。無法不懷疑：這些孩子與年輕人，真的是死於「醫療事故」嗎？還是，我們都不願面對的事，早已默默在中國社會某處發生？無解的死因與消失的器官這些案例看似孤立，卻有太多共通點：原本不是重大手術、死亡來得突然、家屬被要求「低調處理」、遺體交還不完整。我並不是醫療專業人士，無法直接證實什麼，但正因為如此，更希望看到真相。問題是，在中國的制度下，當一切檔案都「不予公開」、調查也不了了之，這些家庭到底要怎麼找回基本的知情權和公義？我們不該假裝不知道，中國的非法器官市場存在已久。過去國際人權組織曾多次指出，中國器官移植的「高效率」令人質疑其來源正當性。我相信，中國社會中也有認真、專業的醫者，但當一個體制能容忍某些人為利益動用國家資源、掌控病患生死時，這不僅是道德崩壞，更是文明社會的底線正在被踐踏。底層成了沉默的器官供體中國的問題，不只在於有沒有「黑醫生」，而是整個監督與問責機制的缺位。在中國，醫患權力極不對等，普通家庭幾乎沒有辦法挑戰權威醫院。當孩子出事時，連看病紀錄都拿不到，這樣的體制不只令人心寒，也讓最沒有資源的底層民眾，可能成為器官市場上最無聲、最容易被犧牲的一群。這不是陰謀論，而是一個社會信任正一點一滴流失的真實場景。如果我們只能在社群媒體上看到這些新聞碎片，而媒體與司法都保持沉默，那我們還能指望誰來守護生命的尊嚴？兩岸制度差異的放大鏡這樣的事件，也在無形中擴大兩岸社會的制度落差與信任鴻溝。在台灣，病患死亡需要解剖、程序需要授權，家屬能取得醫療紀錄，媒體也可以公開追蹤報導；但在中國，真相常常被鎖在體制之內，留給家屬的，只有沉默與恐懼。這樣的制度差異，不只是價值觀的分歧，更會直接影響台灣社會對兩岸交流的觀感與風險評估。結語當一個社會連基本的生命尊嚴都無法保障，我們還能談什麼「發展」、「富強」或「文明」？無論你是否相信中國存在器官黑市，我們至少該同意一件事——一個制度若讓人民害怕進醫院、家屬害怕追問真相，那絕不是一個健康社會應有的樣貌。

近年來，中國在政治敏感言論與文化產業方面的管控日益嚴格，這不僅限制了公民的言論空間，也讓文化創作遭遇嚴峻挑戰。透過周歆昕被開除黨籍的事件和電影業寒冬的現象，我們可以看見言論自由受限對中國社會與兩岸關係可能帶來的深遠影響。政治敏感文本嚴控：言論自由面臨壓力中國政府對涉及政治敏感的網路文本實施嚴密監控，特別是對批評政府或涉及敏感歷史議題的內容，態度嚴厲。周歆昕因私自閱覽並評論這類文本，被開除黨籍，成為言論自由受限的典型案例。此事件向社會傳遞明確訊息：政治話題依舊是言論的「禁區」，普通民眾也因此多半選擇自我審查，避免觸及敏感議題。這種環境下，公眾批判和多元討論空間縮減，影響社會透明度和公民參與，對民主監督和社會進步構成挑戰。電影寒冬：嚴審限縮文化多樣性中國電影業同樣面臨寒冬。嚴格的審查制度限制了電影題材，尤其是涉及政治和社會敏感的內容難以上映，導致作品趨於單一與保守。觀眾流失明顯，內地影院空場率高達40%，反映文化消費熱情下滑。電影作為文化表達的重要載體，其限制不只抑制創作者自由，也影響大眾獲取多元價值觀的機會，尤其年輕觀眾的文化需求未被滿足，這對社會創新與文化活力都是長遠的隱憂。兩岸關係的文化與言論挑戰這種嚴格管控的言論與文化環境，也對兩岸關係產生影響。台灣社會普遍重視言論自由與多元文化，中國言論限制使得兩岸在價值觀和社會制度上存在明顯差異。這不僅影響兩岸人民的相互理解，也加深了政治與文化上的隔閡。台灣年輕一代在網路和文化消費上更傾向自由開放的環境，對中國文化產品的吸引力減弱，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兩岸文化交流的困難，也使政治溝通更為複雜。結語綜合來看，中國對政治敏感言論的嚴控與文化產業的嚴格審查，造成言論自由與文化多樣性的雙重收縮，對社會的活力與公民自由帶來長遠挑戰。對兩岸而言，這種差異不僅是文化現象，更牽動政治與社會互動的深層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