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作為亞洲少數擁有健全民主制度的國家之一，人民不僅享有選舉權，更擁有罷免權，這是民主政治深化的重要體現。罷免制度賦予選民在民意轉向時重新審視民意代表的權力，既是監督政府的工具，也是台灣民主活力的象徵。在當前台灣熱議美國關稅問題的時間點，罷免活動不僅未受影響，反而應持續推動，甚至進一步深化。美國關稅政策的潛在衝擊不僅關乎經濟層面，更深化了罷免活動的議題，從單純的政治監督延伸至對經濟政策走向的討論，凸顯其在當前局勢下的重要性。
美國關稅政策對台灣經濟的影響不容忽視，特別是對出口導向的產業。隨著全球貿易格局變化，台灣的投資路線從過去聚焦中國逐漸轉向美國，這一轉變伴隨美國關稅議題的熱議，讓民眾開始質疑政府的經濟政策。尤其是藍白立法委員提出「疑美論」後，部分地區民眾對民意代表的信任度下降，進而推動罷免連署，試圖透過民主機制表達不滿。這種背景下，罷免活動成為民眾參與經濟議題討論的重要途徑，顯示其功能已超越傳統政治監督，深化至影響政策調整的層面。
台灣的罷免制度源於民主轉型的努力，旨在確保民選官員持續反映選民意志，而非當選後高枕無憂。2016年修法降低罷免門檻後，公民發起罷免的案例顯著增加，例如2025年罷免連署已進入第二階段，顯示民眾對政治問責的高度關注。這不僅展現了台灣民主的成熟，也讓民眾從被動接受選舉結果轉為主動參與政治變革。無論罷免案最終成敗，公民社會的積極參與已成為台灣民主運作的一大特色。在關稅問題引發經濟焦慮的此刻，罷免活動的持續推動更顯得迫切與必要，讓人民有機會對政策失當的民意代表發聲。
罷免的實踐證明台灣民主的多元與開放，人民有權透過合法程序表達不滿，甚至挑戰權力結構。2025年的罷免熱潮中，支持與反對罷免的陣營展開激烈辯論，從街頭動員到網路論戰，展現了民眾的政治自主性與公共參與熱情。在美國關稅問題的背景下，這些辯論不僅關乎政治信任，更觸及經濟政策的走向。隨著罷免活動的深化與經濟議題的交織，民眾質疑民意代表在貿易政策上的立場，進而發起罷免，這使得罷免活動從單純的政治工具深化為經濟議題的討論平台，進一步豐富了其意義。
罷免制度的價值在於，罷免權的行使可以讓選民能在官員失職或背離民意時行使權力。以近期案例為例，某地方首長因政策執行不力引發罷免連署，迫使當事人公開回應並調整施政方向，這正是民主監督的具體成效。在經濟面臨外部挑戰如關稅問題時，罷免活動更能促使政府正視民眾對政策調整的期待。然而，若罷免淪為常態性政治報復，則可能削弱民眾對制度的信任，甚至影響治理穩定。如何平衡民主自由與政治秩序，仍是台灣未來的關鍵挑戰。
其實罷免推動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推動罷免的過程本身就是台灣民主活力的縮影。根據最新民調，超過六成民眾認同罷免權是民主的重要保障，顯示制度已深入民心。只要罷免過程保持公開透明並遵循程序正義，無論結果如何，都能真實反映民意。在關稅問題引發的經濟不確定性中，罷免活動更能促使政府與民意代表積極回應民眾關切，推動政策透明化與溝通。例如，近期罷免案引發的社會討論，已促使政府重新審視地方治理與經濟政策，這種動態互動正是台灣民主的優勢。
我們可以得到簡單的結論，罷免活動的深化是民主精神的展現。罷免制度的持續運作，不僅是台灣民主韌性的證明，也為全球民主發展提供啟發。在美國關稅問題與經濟轉型的當下，罷免活動的持續推動與深化，不僅讓民眾有機會表達對政策的不滿，更促使政府與民意代表正視經濟挑戰。無論2025年的罷免浪潮結果如何，這一過程都讓世界看見，台灣人民如何以制度化的方式參與政治、塑造未來。罷免活動所彰顯的公民力量與民主精神，不僅是台灣對世界的獨特貢獻，更是在經濟與政治交織的挑戰中，推動社會進步的關鍵動力。
楊聰榮（新東向產業聯盟理事/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台灣師範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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