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停火不等於和平，烏克蘭真正需要的是一套能撐過下一場危機的安全架構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臺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烏俄戰爭持續多年，國際社會要求停火的壓力愈來愈大。近期各種和平方案不斷浮上檯面，甚至出現以今年夏季作為政治時間表的構想。儘快停止傷亡當然具有強烈的人道正當性，真正困難的問題卻不是何時簽署協議，而是簽署之後能否避免下一場戰爭。對烏克蘭而言，一份缺乏安全保障、重建資源與違約機制的和平協議，很可能只是把戰爭從現在延後到未來。這也是評估烏克蘭和平方案最重要的出發點。停火只是停止當下的軍事行動，和平則需要建立一套讓重新開戰成本大幅提高的制度。俄羅斯與烏克蘭經歷多年戰爭，領土、安全、軍事部署與政治互信都已遭到嚴重破壞。如果國際社會為了在特定期限前取得外交成果，要求雙方先簽署協議，再把最困難的問題留待日後處理，短期可能得到停火，長期卻可能製造更大的安全風險。烏克蘭戰後重建規模已經說明問題有多麼龐大。世界銀行、歐盟、聯合國與烏克蘭政府公布的最新評估顯示，未來10年烏克蘭重建與復原需求已接近6000億美元。住宅、能源、交通、醫療、教育與產業設施都需要長期投入。這筆資金不是戰爭結束後才需要處理的經濟問題，而是和平協議本身的一部分。一個城市如果沒有電力、工作、住房與公共服務，即使前線停止砲擊，居民仍然無法恢復正常生活。大量人口如果無法返鄉，地方產業無法復甦，中央政府又長期承受龐大的財政與國防負擔，社會不滿便可能持續累積。重建能力與國家治理能力其實就是安全能力，和平協議若沒有同步安排資金來源、援助條件與執行機制，停火留下的經濟廢墟很可能成為下一輪政治動盪的溫床。安全保證更是整個和平架構最困難的部分。基輔真正關心的是停火之後，如果俄羅斯重新整軍、補充武器並再次發動攻擊，誰會立即提供協助。單純寫下支持烏克蘭安全的政治聲明並不足夠，真正有效的安全保障必須回答幾個具體問題，包括誰負責監控停火線，誰提供防空與情報支援，違反停火協議會遭遇什麼制裁，歐美軍事援助在什麼條件下重新啟動。這些問題如果沒有答案，停火甚至可能形成新的軍事風險。俄羅斯可以利用休戰時間重新整補軍隊，烏克蘭卻可能因西方國家認定戰爭已經結束而失去部分軍事援助。表面上雙方停止交火，實際上的軍事平衡反而可能逐漸改變。和平協議若降低侵略者重新發動戰爭的成本，和平本身就會變得非常脆弱。國際援助也不能在簽署協議之後迅速退場。美國與歐洲長期提供烏克蘭軍事、財政與人道支援，這些資源未來應逐步轉化成戰後安全與重建機制。比較務實的方式，是把援助與和平協議的執行情況連結，建立分階段、可驗證的資源配置制度。停火線穩定、戰俘交換、基礎設施恢復、軍事部署符合約定之後，再逐步啟動不同階段的重建資金與國際合作。這種安排的重要性在於把外交承諾轉化成具體誘因。和平不能只依賴政治人物的善意，而要讓遵守協議得到實際利益，破壞協議付出明確代價。國際監督機制也需要具有獨立調查能力，衛星、無人機、電子監測與第三方觀察團都可以成為驗證工具。現代停火監督早已不是派遣幾名觀察員站在邊境，而是一套結合科技、情報與外交的長期治理工程。更需要警惕的是，把領土與政治安排過早放在談判最前面。領土問題牽涉主權、歷史、人口與國家認同，幾乎不可能在短期談判中真正解決。若為了趕上政治時間表而迫使任何一方接受缺乏社會支持的安排，簽署文件不代表爭議已經消失。比較穩健的做法，是先處理停止軍事行動、保障平民、戰俘交換、安全監督與重建，再逐步處理最困難的政治問題。烏克蘭戰爭也提供台灣一個值得注意的戰略觀察。國家安全不能只討論戰爭如何開始，更要思考戰爭如何結束。真正可靠的安全體系除了武器與軍隊，也包含能源韌性、基礎設施、金融能力、國際支援與社會復原。戰爭結束後能不能迅速恢復政府與社會運作，本身就是嚇阻能力的一部分。國際社會現在真正需要避免的，是把簽署和平協議當成外交成功的終點。政治人物需要時間表，國際新聞需要宣布和平的歷史畫面，真正的和平卻沒有辦法按照政治行事曆生產。烏克蘭需要的不是一份趕在夏季完成的漂亮文件，而是一套即使面對違約、政權更替與國際情勢變化，仍然能夠繼續運作的安全架構。停火可以在一天之內宣布，和平卻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長時間建立。判斷一份烏克蘭和平方案是否成功，不應看簽字日期有多早，而要看10年後是否仍然沒有戰爭。這才是烏克蘭和平談判真正應該設定的戰略標準。

安全韌性不能只是演習，漢光演訓真正要驗證的是國家執行力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臺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近年國防政策愈來愈強調安全韌性、全社會防衛與軍民協力，漢光演習也逐步從傳統軍事科目，擴大到動員、通訊、交通、醫療、物資與地方政府應變。真正值得關注的已經不是演習規模有多大，也不只是總統是否到場視導，而是危機真正發生時，中央、地方、軍方、企業與民間能不能按照既定制度迅速運作。安全韌性的核心從來不是演給外界看的場面，而是平時建立、危機時可以立即啟動的執行能力。從漢光演習觀察台灣防衛轉型，可以看到一個重要變化。現代戰爭早已不是國軍單獨面對敵軍的問題。電力遭到破壞，地方政府要維持基本服務。基地台失效，通訊業者必須啟動備援。交通設施受損，中央與地方要重新調度運輸。大量傷患出現，醫療體系必須維持運作。無人機、網路攻擊、假訊息與灰色地帶行動更可能在正式戰爭之前就開始。這些情境都表示，防衛能力已經從單純的軍事問題，轉變成整個國家治理系統能否持續運作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漢光演習不能只追求場面完整。真正具有價值的演習應該容許失敗，甚至主動製造失敗。通訊中斷之後還能不能指揮，主要道路不能使用之後還能不能補給，中央指令無法即時傳達時地方政府能不能依照授權自行處置，關鍵系統遭到網路攻擊後能不能快速恢復，這些才是演習應該回答的問題。如果所有科目都按照劇本順利完成，演習反而很難找到真正的制度弱點。政治領導人的視導同樣應從這個角度理解。民主國家的文人統制本來就要求政治領導人對軍事政策負起最終責任，高層了解演訓狀況、確認資源需求並向社會傳達防衛決心，具有合理性。真正需要避免的是政治行程反過來改變訓練節奏，讓部隊為了視導重新安排科目，甚至把原本應該驗證失敗與突發狀況的演練變成可以預期的展示活動。合理的制度應該把政治視導與軍事專業分開處理。視導時間、安全規範、資訊發布與可公開範圍可以事先建立標準，軍事科目則應維持由演訓需求主導。如此才能同時維持文人統制與軍事專業，也避免國防議題不必要地陷入政黨攻防。更大的問題仍然在中央與地方。台灣長期習慣由中央制定政策、地方負責執行，真正進入重大危機時，地方政府卻可能是第一線決策者。避難場所能否開放、醫療量能如何調度、物資從哪裡取得、通訊中斷後如何發布訊息，往往不可能等待中央逐項下令。總體防衛韌性如果沒有把地方政府納入平時訓練，中央規畫再完整，也可能在執行端出現斷層。地方參與也不能停留在配合中央演習。各縣市面對的風險不同，港口城市、科技產業聚落、人口密集都會區與偏遠地區，需要的備援方案不可能完全相同。中央應建立共同標準，地方則必須依照人口、產業、交通與基礎設施條件提出自己的韌性計畫，並定期透過演習驗證。企業與民間力量更是台灣不能忽略的資源。通訊、能源、物流、資安、無人機與醫療能力大量掌握在民間，真正的危機應變不可能只靠政府。問題在於平時是否已經建立合作方式。企業在什麼情況下進入應變體系，資料如何共享，人員如何動員，設備如何徵用或調度，都需要平時透過法規、契約與演練建立清楚規則。安全韌性還有一項容易被忽略的條件，就是允許公開檢討。軍事機密當然不能全部揭露，但演習結束後仍應適度說明發現哪些制度問題、哪些能力需要補強，以及下一階段如何改善。真正成熟的防衛體系不會假裝演習沒有問題，而是透過演習找問題。社會看見政府願意承認缺口並持續修正，反而更有助於建立長期信任。台灣面對的安全環境，已經不允許把國防理解成軍方自己的事情。漢光演習真正要測試的是一個更大的問題，當正常生活受到嚴重衝擊，國家能不能繼續運作，地方能不能自行應變，企業能不能維持關鍵服務，社會能不能保持基本秩序。安全韌性不是每年舉行一次大型演習就能建立，而是把軍事、行政、產業與社會能力長期連接起來。漢光演習最大的價值，也不在展示台灣準備得多完善，而在每一次演練之後，能不能比前一次少一個制度斷點、多一項備援能力。真正能在危機時救命的，從來不是口號與儀式，而是平時已經反覆驗證過的制度與執行力。

台灣繁榮底下的能源缺口，最強的成長配上最短的緩衝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臺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026年的全球能源危機把各國經濟推向兩極。國際貨幣基金7月的報告把全球成長預測訂在3.0%，並指出這場戰爭衝擊壓在能源進口國身上，人工智慧帶動的需求則拉抬了嵌在全球科技價值鏈裡的國家。 全球整體通膨則從2025年的4.1%升到2026年的4.7%，主因就是能源與食品價格上漲。 世界銀行的估計更低，只有2.5%。可是同一段時間， 台灣經濟研究院把台灣今年的成長率預測從4月的7.56%大幅上修到10.38%，全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預估1.98%。同一場危機，兩組完全相反的數字，這個落差正是理解台灣處境的起點。 台灣表現亮眼的原因並不神秘。國際貨幣基金特別點名，這波衝擊對各國並不平均，位在人工智慧硬體供應鏈核心的台灣、南韓、泰國與馬來西亞，表現都優於原先預期。 台經院的數字指向同一件事，電子及資通產品的實質輸出成長率上修到21.24%，半導體業者持續擴充先進製程與高階產能，民間投資成長率上修到7.09%。全球買算力的錢，有很大一部分流進了台灣。 問題在於，賺算力的錢，燒的卻是中東的氣。經濟部能源署的統計顯示，今年1月底台灣液化天然氣進口來源以卡達41.9%居首，其次是澳洲26%、美國17.3%。核電機組全數屆期停轉之後，3月的天然氣發電占比一度高達48.2%。石油安全存量超過100天、煤炭36天，天然氣卻只有11天。相較之下，日本的天然氣安全存量大約3週，南韓接近1個月。台灣的緩衝時間明顯偏短。 這個弱點在今年3月已經真實演練過一次。荷姆茲海峽輸運路線遇阻、卡達停產，台灣每月抵港的30艘液化天然氣船中有10艘來自中東，經濟部只能責成中油同時走提前調貨、亞鄰調貨與市場買現貨三條路線搶氣，現貨難度最低但價格最高， 當時每一船比先前高出約10億元，中油也宣布4月起調漲電業用戶天然氣價格41.58%。台灣沒有斷氣，靠的是應變速度與付得起的價格，不是制度上的餘裕。這兩者的差別，在下一次危機時會被放大。 真正需要正視的結構性矛盾就在這裡。人工智慧帶來的成長，本身是耗電的成長。先進製程擴產、資料中心進駐、高效能運算需求上升，都會把用電曲線往上推，而支撐這條曲線的燃料，多數仍需通過幾條容易被切斷的海運航道。台灣的經濟優勢建立在算力上，算力的基礎是穩定供電，穩定供電的基礎目前卻是11天的存量。把繁榮和脆弱放在同一條線上看，政策的優先順序就會不一樣。政策上有幾件事應該立刻推進。天然氣安全存量的法定天數必須調高，現行制度要到2027年才達到14天、儲槽容積天數24天，對照日韓水準明顯不足。進口來源要繼續分散， 去年經由荷姆茲海峽進口的原油比例已比10年前下降11個百分點到62%，天然氣下降13個百分點到34%，方向正確，速度仍需加快。 核三再運轉的時程，核安會評估合理時間落在2028年，這條路徑就算成立也緩不濟急，短期缺口還是要靠儲備與分散來補。 供給端之外，需求端與電網同樣重要。台灣能源安全的弱點不只是燃料來自海外，還包括尖峰負載高、夏季空調需求集中，以及再生能源波動需要更好的調節。降低尖峰需求，搭配分散式儲能與更靈活的電網，效果常常勝過多買幾船天然氣。電價是另一個必須面對的變數。 經濟部3月底的電價費率審議會以穩定物價為優先，決定上半年不調漲，維持平均每度3.78元，並表示將視國際能源價格走勢於9月再行評估。凍漲穩住了物價，也把成本留在台電的帳上，9月的這場審議，將是檢驗政府願不願意讓價格訊號回到市場的關鍵時刻。 10.38%與11天，是台灣2026年最需要並排閱讀的兩個數字。前者說明台灣在全球產業重組中站對了位置，後者說明這個位置的地基還不夠厚。能源韌性不是景氣好的時候可以延後處理的配套，而是繁榮能不能延續的前提。趁著現在有成長、有稅收、也有國際合作空間，把儲備、電網與能源結構的欠帳補起來，才是把全球危機真正轉化為競爭優勢的做法。

．全球南方正在重寫民主座標，從加薩、北非到新興國家的政治重組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臺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近年談到「全球南方」，已經不能再把這個概念簡單理解為貧窮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的集合。從加薩戰爭、北非政治變化，到債務危機與青年抗爭，愈來愈多國家正在形成一套不同於歐美傳統政治論述的國際秩序觀。全球南方真正發生的變化，是許多國家開始重新追問一個根本問題，現行國際秩序所強調的民主、人權、國際法與公平發展，究竟是不是對所有國家採取相同標準。加薩戰爭正好把這種矛盾推到最前線。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當然有複雜的歷史、安全與政治背景，不能簡化成單一的善惡敘事。可是對許多全球南方國家而言，真正引起強烈反應的問題，是國際法與人道原則能不能一致適用。當大量平民傷亡、基礎設施遭到破壞、人道援助受阻，以及約旦河西岸屯墾區持續擴張時，歐美國家採取什麼政策，就不只是中東外交問題，而成為全球南方衡量西方民主價值可信度的重要尺度。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巴勒斯坦問題在北非具有遠超過地理距離的政治影響力。阿爾及利亞長期以反殖民歷史作為國家認同的重要來源，1954年至1962年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更使反殖民論述深深進入外交政策。阿爾及利亞對巴勒斯坦的支持，除了宗教與阿拉伯民族認同，也與自身歷史記憶密切相關。相較之下，摩洛哥2020年與以色列恢復正式外交關係，背後又牽涉美國承認摩洛哥對西撒哈拉主權主張的交換關係。光是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兩國的差異，就足以說明北非政治不能單純用「親西方」或「反西方」理解，殖民歷史、領土爭議、國家利益與政權安全彼此交織，形成非常現實的外交計算。沙烏地阿拉伯的角色更值得觀察。沙國一方面希望透過經濟轉型與外交自主提升區域領導地位，另一方面又必須處理與美國的安全關係、對伊朗的競爭與和解，以及國內和阿拉伯世界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高度關切。以色列與沙國關係正常化原本被視為中東秩序重組的重要一步，加薩戰爭卻大幅提高政治成本。未來沙國若繼續推動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巴勒斯坦建國進程以及實質政治安排勢必成為無法輕易迴避的議題。伊朗問題則展現另一種權力結構。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美伊關係長期處於高度對立，以色列又將伊朗核計畫、飛彈能力及區域代理武裝視為重大安全威脅。沙烏地阿拉伯等海灣國家同時擔心伊朗擴張區域影響力。這幾組關係並不是單純的兩國衝突，而是一套相互牽制的安全網絡。任何一方採取軍事行動，都可能迫使其他國家重新選邊，也可能使原本局部的安全問題迅速擴大。全球南方對現行國際秩序的不滿，也不只來自戰爭。債務問題可能才是更深層的結構性矛盾。許多中低所得國家同時面臨外債償還、貨幣貶值、能源與糧食價格上升，以及教育、醫療和基礎建設不足等壓力。當政府必須把大量財政收入用於償還債務，公共支出自然受到排擠。問題便不再只是政府有沒有遵守財政紀律，而是國際金融制度如何分配經濟危機的成本。這種現象讓「民主」的意義也開始改變。傳統民主評估經常關注選舉是否自由、政黨能否競爭、新聞是否獨立以及司法是否自主，這些標準仍然非常重要。全球南方愈來愈多政治運動同時追問另一組問題，人民是否享有教育、醫療與基本生活機會，政府是否能抵抗權貴壟斷，國家是否具有自主決定經濟政策的能力。如果一個國家定期舉行選舉，卻長期無法處理青年失業、貧富差距與公共服務崩解，民主制度仍可能逐漸失去社會支持。突尼斯就是非常具有警示性的案例。2010年底從突尼斯爆發的抗爭最終推翻班阿里政權，並引發席捲中東與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突尼斯一度被視為這波民主化浪潮中最成功的國家，2014年新憲法、政黨競爭與公民社會發展都曾受到國際肯定。2021年後，總統凱斯．賽義德逐步集中行政權力，國會與司法制衡受到削弱，反對力量活動空間也持續縮小。值得注意的是，權力集中並沒有自動解決失業、財政壓力與經濟停滯。突尼斯的經驗再次提醒世人，強人政治經常宣稱可以用效率取代民主程序，實際治理結果卻未必能兌現這項承諾。這正是全球南方政治最值得關注的轉變。過去的問題經常被設定為一個國家究竟選擇西方式民主，還是選擇威權發展模式。現在真正出現的問題更加複雜。許多社會要求的不是放棄民主，而是要求民主必須具有實質內容。選舉之外還要有經濟公平，政治自由之外還要有社會流動，國際法不能只約束弱國，人權標準也不能因盟友與對手不同而改變。年輕世代在這場轉變中的作用尤其重要。南亞、中東、非洲與拉丁美洲近年的學生與青年運動，都顯示數位世代已經形成新的政治動員能力。社群媒體降低組織成本，也讓地方事件迅速進入跨國公共空間。教育、就業、居住成本、政府腐敗與世代不平等等問題，很容易從單一政策爭議演變成對整套政治制度的質疑。政府可以控制傳統媒體，可以限制街頭集會，卻愈來愈難完全控制分散式的數位政治網絡。全球南方的崛起也不代表這些國家正在形成一個立場一致的新集團。印度、巴西、南非、沙烏地阿拉伯、印尼、阿爾及利亞與其他新興國家，各自具有不同的安全利益、經濟結構與外交傳統。所謂全球南方更像是一個正在擴大的政治談判空間。各國未必同意彼此的政策，卻愈來愈不願意接受由少數傳統強權單方面決定國際議題的優先順序。這種變化已經反映在BRICS擴張、聯合國改革討論、氣候融資、主權債務重整與國際金融機構改革等議題。新興國家要求增加代表性，也要求重新討論誰制定規則、誰承擔成本，以及誰能決定什麼才算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這不是單純的反西方浪潮，而是世界權力分布改變之後，國際制度必然面對的合法性問題。真正值得注意的戰略訊息也正在這裡。未來國際競爭不會只發生在軍事力量、科技與經濟規模，也會發生在「誰能提出更有說服力的秩序」這個層次。美國與歐洲如果希望維持民主、人權與法治的國際吸引力，就必須降低價值標準與實際政策之間的落差。中國、俄羅斯或其他挑戰現行秩序的國家，同樣不能只靠批判西方雙重標準取得長期支持，因為全球南方國家追求的核心仍然是自主性，而不是從依賴一個強權轉向依賴另一個強權。從加薩到突尼斯，從北非外交競爭到主權債務，表面上看似彼此分散的事件，其實都指向同一場更大的政治變化。21世紀的民主價值正在接受兩重檢驗，一方面是國家內部能否維持自由、制衡與公民參與，另一方面則是國際制度能否公平對待不同國家與人民。只有前者而缺乏後者，民主價值很容易被批評為強權政治的修辭工具。只有後者而犧牲前者，又可能讓主權成為威權政府壓制人民的藉口。全球南方真正帶來的挑戰，正是要求這兩套標準不能再彼此分離。國際秩序若希望維持合法性，就必須讓國際法、人權、經濟發展與國家自主具有更高程度的一致性。這場重新定義民主與國際秩序的競爭才剛開始，未來真正具有影響力的國家，不會只是軍力最強或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而是能夠讓更多社會相信，現行制度確實能提供尊嚴、公平、安全與發展機會的國家。這才是全球南方政治崛起最值得理解的戰略意義。

伊朗若擁核，中東將步入最危險的時期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伊朗核武問題再次成為國際焦點，真正值得關注的已不只是伊朗是否有能力製造核子武器，而是伊朗政治領導階層是否決定跨越核武門檻。當技術能力逐漸成熟，核武發展就不再只是科學與工程問題，而會轉變為政治意志、政權安全與區域權力競爭的綜合選擇。伊朗一旦正式取得核武，中東可能進入數十年來最危險的安全階段。區域內原本已存在宗派衝突、代理人戰爭、能源競爭與強權角力，核武加入後不會自然形成穩定，反而可能降低伊朗發動有限衝突的顧慮，也會迫使其他國家重新評估自身安全保障。美國與伊朗長期試圖透過談判、制裁與外交施壓，避免伊朗發展核子武器。伊朗強硬派近來不斷釋放警告，宣稱若再次遭受軍事攻擊，可能考慮退出《不擴散核武條約》，調整既有核政策，甚至威脅封鎖荷姆茲海峽與曼德海峽等重要航道。這些言論不能只被理解為談判桌上的喊價。伊朗國內政治權力正逐漸向強硬派集中，部分政治人物與宗教勢力主張放棄過去相對模糊的核政策，改以更直接的軍事威嚇維持政權安全。當溫和派失去影響力，核武可能不再只是最後手段，而會被視為確保政權生存與提升區域地位的工具。伊朗目前面臨的困境，在於國家既無法完全融入國際體系，也難以真正複製北韓式的封閉模式。伊朗社會長期保有教育、商業與國際交流經驗，海外社群規模龐大，都市中產階級對經濟與社會開放仍有明顯期待。政權若持續走向全面封閉，將承受嚴重的經濟衰退與社會反彈。伊朗也難以仿效中國過去透過經濟改革換取國際資金、技術與政治空間的發展路線。西方制裁、區域衝突與政權意識型態，使伊朗缺乏大規模融入全球經濟的條件。巴基斯坦依靠核武、軍方統治與外部安全合作維持戰略地位的模式，同樣難以直接套用在伊朗身上。正因沒有清楚可行的安全發展模式，伊朗政權更可能把核武視為突破困局的捷徑。部分強硬派人物已公開宣稱，伊朗距離核武只剩政治決定，而非技術能力。這種說法反映出核武討論已從技術可行性，逐步轉向政權是否願意承擔制裁、軍事攻擊與區域軍備競賽的代價。強硬派所強調的「實力語言」，本質上是一種高風險脅迫策略。伊朗透過核能力、飛彈、武裝組織與航道封鎖威脅，試圖迫使美國、歐洲與周邊國家接受伊朗的區域地位。這套做法可能在短期內提高談判籌碼，長期卻會造成更嚴重的軍事包圍與安全焦慮。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政權逐步建立以宗教革命、反美立場與反以色列論述為核心的國家認同。伊斯蘭革命衛隊也透過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武裝、伊拉克民兵與其他區域組織擴張影響力。核武若成為這套區域網絡的戰略保護傘，代理人戰爭的風險將明顯升高。伊朗可能認為，擁有核武之後，美國與以色列將更難直接攻擊伊朗本土。這種安全保證也可能讓伊朗更有信心支持區域武裝團體，因為外部國家必須擔心衝突升高為核危機。核武在此不只是防禦工具，更可能成為擴大非對稱戰爭的掩護。這種局勢與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之間的相互保證毀滅並不相同。美蘇兩國雖然長期對抗，仍建立熱線、軍控談判、預警系統與相對穩定的危機管理制度。中東目前缺乏同等成熟的溝通管道，各國之間也存在宗教、領土與政權合法性的多重衝突。中東的軍事預警時間較短，重要城市與戰略設施距離接近，飛彈發射後可供判斷的時間有限。區域國家彼此缺乏信任，情報判讀又常受政治立場影響。任何雷達誤判、軍事演習、無人機攻擊或代理組織行動，都可能被誤認為更大規模攻擊的前兆。以色列長期維持核武模糊政策，外界普遍認為以色列具備核子武器能力。伊朗正式擁核後，中東將可能從單一核武國家的不透明平衡，轉變為兩個敵對國家之間的核對峙。雙方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缺少固定危機溝通機制，政治領導人又經常公開否定對方的安全正當性。沙烏地阿拉伯也可能加速發展核子能力。沙烏地政府過去已多次表明，若伊朗取得核武，沙烏地不會放棄相同選項。土耳其、埃及與其他區域強權也可能重新評估核政策，避免在新的安全秩序中處於劣勢。一旦核武競賽展開，中東各國不一定立即製造核彈，更可能先發展濃縮鈾、核燃料循環、彈道飛彈與核技術人才。這些國家可能維持接近核武門檻的狀態，在不正式宣布擁核的情況下，保留短時間內製造核武的能力。核門檻國家增加後，《不擴散核武條約》的約束力將受到嚴重衝擊。其他地區的國家也可能認為，遵守核不擴散規範無法換取可靠安全保障，反而是核武才能阻止外部干預。這種示範效果會逐漸侵蝕國際軍控秩序。面對這種風險，各國政策不能只停留在是否支持軍事攻擊伊朗的二元選擇。真正有效的戰略必須同時處理核查、制裁、外交溝通、軍事嚇阻、能源安全與區域安全保障。單靠軍事打擊可能延緩核計畫，卻未必能消除技術、人才與政治動機。外交談判也不能只追求短期凍結核活動。新的協議必須建立更嚴格的濃縮限制、即時監控、突擊查核與違規處理機制，也要處理彈道飛彈與核武載具問題。核協議若沒有可執行的監督制度，只會再次成為爭取時間的政治安排。區域國家需要建立危機溝通管道，包括軍事熱線、海上衝突準則、飛彈試射通報與核設施安全合作。即使彼此沒有外交關係，也應透過國際組織或中立國家建立最低程度的資訊交換。核危機最危險的來源，往往不是蓄意發動全面戰爭，而是誤判與失控。伊朗核武問題最重要的警示，在於核武不一定帶來安全。對伊朗政權而言，核武可能降低遭受外部攻擊的風險，卻也會引發更強烈的軍事包圍、經濟制裁與區域軍備競賽。對中東其他國家而言，追求核武可能帶來短期心理保障，長期卻會使每一場危機都具有毀滅性。國際社會真正需要防止的，不只是伊朗完成第1枚核武，而是核武逐步成為區域政治的正常工具。當各國開始依賴核威脅處理外交爭端，國際規範、危機管理與政治互信都會快速退化。軍事誤判的代價也將從局部衝突，升高為跨國災難。伊朗若擁核，中東將步入最危險的時期。真正危險的並不只是核彈本身，而是核武與宗教意識型態、代理人戰爭、能源航道及政權生存結合後，形成更難控制的安全結構。世界沒有足夠理由相信，更多核武會自然帶來更多理性。過去說討論的由核子武器所形成的恐怖平衡，可以保持穩定的和平狀態，應該是不適用於中東地區，這應該是多數國家的看法，也是伊朗戰爭仍然持續的重要背景。

ISO 9001:2026最大的改變，不是品質管理而是永續治理  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臺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ISO 9001作為全球企業極為熟悉的品質管理標準，長年來支撐各行各業的產品與服務流程優化，在制度化下確保製程穩定、降低錯誤、提升市場信任。隨著國際產業組成與地緣政治風險日益劇變，針對品質的單一強調已不再能反映市場與社會對於企業的完整期待。2026年即將生效的新版ISO 9001，正展現這一轉折的歷史意義。從目前資料可見，標準的焦點不僅僅是提升產品品質，而是帶領企業跨入永續治理（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新階段，進一步重塑全球產業的競爭規則。回顧品質管理歷程，持續改善、責任追蹤、標準化流程這些管理語彙始終貫穿ISO 9001的發展，最初其目標無非是協助企業達到「產品或服務符合客戶需求」這個底線。企業導入ISO 9001，即是希望透過一套科學體系管理日常營運，確保生產過程中減少缺失，既提升效率也零距離接軌市場信任。這套模式在全球化與工業化進程中成果卓著，造就了IT、電子、半導體、機械等多元產業體系的茁壯。不過，今日全球產業環境以及社會責任標準早已產生巨變，單純的品質保障已不可與未來企業整體價值畫上等號。品質管理標準的內涵升級，因應的不只是產品錯誤率，更著眼於氣候變遷、能源轉型、全球供應鏈重組、地緣風險、AI崛起與ESG治理等重大潮流。現今的消費者、市場與國際監管，不再滿足於企業單純有無將產品做好，而是進一步追問這些產品在製造、銷售、使用甚至回收過程中，是否善盡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與治理（Governance）責任。產品品質的價值評價方式，從品質與價格擴展到「賦予長遠利益的綜合能力」，這也呼應ISO 9001:2026新版最深遠的變革—將品質改善緊密結合永續價值，要求企業在品質提升之時，全面評估對周遭資源、社會與治理結構長期帶來的正負影響。在此架構下，企業的品質改善目標正式離開單純製程或財務效率，轉向全方位的永續競爭力。企業再也不能在優化生產流程或壓低製造成本時，無視能源消耗、碳排放，或供應鏈任一環節的社會負面影響。面對日益嚴格的利害關係人要求，企業若僅以ISO 9001作為「取得證書」的工具，難以應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市場篩選與國際標準審查。現代的品質管理策略，朝向資源高效、碳管理、風險韌性、資訊安全、供應鏈責任等新指標靠攏，甚至已被視為建立企業長期價值與競爭不墜的基本門檻。品質管理自單一的內部操作管理系統，已被國際產業界視為企業永續治理架構的核心。新版ISO 9001，特別強調風險與機會管理的高度結合，傳統上風險規避只著眼於減少損失，然全球產業巨變下，標準要求企業由風險中尋找機會，並藉由完善機制將其轉化為競爭優勢。當生態規範日益嚴峻—如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企業永續揭露法規（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s, CSRD）、供應鏈ESG查核成為國際合作先決條件時，台灣企業不可再以「合規負擔」自我設限。事實證明，領先納入永續管理、綠色供應鏈、循環經濟、透明治理元素的企業，反而能把過去被視為管理風險的要求，轉化為吸引高端市場與全球合作的新護照。此轉型趨勢也隨著AI技術加入，徹底顛覆了品質管理的操作樣態。人工在生產監控、缺失分析的效率有限，AI透過高效數據收集和即時分析能力，協助企業隨時監控能源消耗、生產線效能、供應鏈異常、即時碳排放甚至消費端使用行為。台灣產業的轉型源頭，透過AI驅動的品質與永續績效查核，不僅讓企業管理流程更科學，也提升即時應變與預判新風險帶來機會的靈活性。AI已不只是資訊化工具，更成為企業決策、預警、永續表現的策略引擎。這樣的變化直接牽動產業生態和人才需求。過去圍繞ISO管理體系的市場，大多為驗證稽核等專項服務。未來新興的產業需求會推升永續顧問、AI治理平台、碳管理系統、供應鏈風險監控、ESG資料平台、知識管理與智慧稽核等新型態產業鏈興起。對台灣而言，這不僅是生意規模的轉換，更是國際供應鏈話語權的再分配—台灣企業必須徹底擺脫「只為取得品質證書」的思維，全面整合ISO 9001與環境管理（ISO 14001）、ESG治理、AI解決方案、數位產品護照、資料交換標準、智慧製造等，才有機會在新型國際合作網絡裡取得定錨角色。本次ISO 9001改版的深遠意義，在於徹底重塑品質管理的核心定位。過去品質管理代表「符合標準」的最低要求，其後演進為「持續改善」的組織文化。展望未來，品質管理的定義將是：企業是否有能力不斷創造永續價值，不僅讓產品超越規範，組織本身也能成為市場、社會、環境共贏的創新者。這不再只關乎一份證書或短期競爭力，而是「誰能把品質、永續、創新完整整合進核心管理能力，誰就掌握全球下一波產業重組的門票」。台灣身為全球供應鏈重要樞紐，若能積極發揮這類整合優勢，深化與國際規範的對接與創新，從半導體到智慧製造再到綠色供應鏈，不僅可保持產業優勢，更能在新興的國際產業秩序中發聲。台灣產業界、政策智庫與高等教育共同推動相關人才培養與跨界策略，這將成為台灣未來十年全球布局的關鍵戰略。當全球市場一致朝向高品質、高永續、高透明度的價值體系演進，台灣若只將品質管理視為被動應付的「證書工程」，必定錯失成為世界級產業升級領頭羊的大好先機。從品質管理到永續治理的升級，是台灣產業長期競爭力、社會永續與國際話語權同步進化的必經之路。

南極無限期礦業禁令背後的人類共識與地緣關卡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臺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馬德里議定書》（Protocol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e Antarctic Treaty）自1991年簽訂、1998年生效後，由其第7條（Article 7）所構築的南極地區無限期礦業禁令，一直是全球環境治理史上最具標誌性的條文之一。這條以絕對、無條件方式凍結商業性礦產開發企圖的法規，既簡短卻又極具約束力，成為南極「自然保護區」法律地位的重要基礎。從目前資料可見，在全球陸續見證資源壓力、地緣角力升溫與氣候變遷的大背景下，Article 7仍維持著對南極開發「零容忍」的基本態度，但相關架構所面臨的新挑戰與潛在隱憂不容忽視。要理解Article 7的現代意義，必須回顧其立法背景。1980年代，隨全球技術躍進與能源轉型，各國對極地資源—包括鐵礦、煤炭、石油、稀土甚至貴金屬等—的想像從未止息。當時國際社會曾經試圖以《南極礦產資源活動管理公約》（CRAMRA）建立可控開發架構，但這套機制因為沒有得到主要國家內部與國際環保團體的支持而胎死腹中。轉折點來自冷戰結構崩解後全球環保主義的興起。尤其在澳洲與法國等國牽頭下，最終1991年南極條約諮詢會議達成的《馬德里議定書》，不僅將南極明確定位為「自然保護區」，更以Article 7為核心徹底封殺一切商業性礦產與相關活動。除了經過嚴格審核與環境評估的科學研究例外，所有礦產活動一律禁絕，這在全球任何一個資源豐富地區幾乎難以想像。制度設計上，Article 7條文非但適用於南緯60度以南整個南極大陸及其冰架、島嶼，也明確授予無限期效力，不預留任何過渡或例外條款。即便到了2048年經過Article 25規定的50年「期滿」，除非所有諮詢國達成共識並同時建立全新的有約束規範，禁令仍持續發揮效力，事實等同永久凍結南極礦業。這種高門檻的修正機制，也反映出國際治理上對於「不可逆破壞」風險的集體高度警覺。執行上雖然沒有中央性的超國家強制力，卻充分仰賴各締約國國內法配合，在南極站點活動上須提前通報、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維持高度透明。違規時通過外交壓力、舉報及站點檢查機制達到實質監督效果。目前仍未出現嚴重破壞禁令的跨國事件，整體上可以說這項制度為南極地區維持了獨到的和平秩序。不過輿論必須正視地緣與科學發展對Article 7穩定性的雙重考驗。在理論上，南極扮演著氣候穩定、生態緩衝和「未來資源庫」多重角色。隨著全球暖化而加速的冰層融解，不僅揭露出更多潛在礦產，連帶也進一步激發大國科學據點擴張的地緣企圖。例如中國於近年完成第五個南極科考站，俄羅斯則重啟鑽探、新增設施，許多研究均指這些行動很可能具有「雙重用途」，即表面上進行科學研究，實際借機掌握資源資訊與未來開發優勢。與此同時，老牌諮詢國如美國、澳洲、英國等，近年在條約實際運作與檢查制度上加強透明化與規範化，強調「紅線」不容觸碰，以確保環保安定壓倒一切資源誘因。可以預見這一動態博弈在中長期將持續升溫，成為環保法制之外一大地緣焦點。此外，西方智庫與政策圈早已指出，雖然Article 7目前可說運作平穩，但「審議減堅」的爭議點隱藏在未來。到2048年，即便觸發審議程序，欲打破現有禁令的門檻極高，但國際形勢若產生劇變，部分新興強權可能主張以全球資源需求或技術突破為由推動鬆綁。屆時南極礦產（尤其是稀土、貴金屬等對高科技產業供應鏈的戰略價值資源）將成為另一波國際談判的籌碼。如同現在北極地區因氣候變遷逐漸開啟新的商業航線與能源疆界，南極一旦開放資源利用，對全球供應鏈、生態安全的影響將極為深遠。這種動態對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小經濟體來說，意義不僅限於遠方極地，更涉及產業安全與永續發展的戰略配置。值得注意的是，Article 7雖明顯具備高度環保色彩，但同時也賦予小國家或非條約國以和平與科學外交爭取話語權的典範。台灣雖非南極條約締約國，但在極地科考如冰架監測、生態資料蒐集上有長期貢獻。由於南極冰層融解對全球海平面、生物多樣性，以及亞洲沿岸地區氣候風險日益重大，台灣參與南極研究不僅有助於提升國際科學形象，也直接連帶防災減害政策。本地產業供應鏈與能源安全結構，尤其對中國稀土依賴程度偏高，更可藉由支持南極生態維護與科學資訊透明化，間接促進全球綠色轉型、分散接近壟斷的戰略原物料風險。文章建議台灣可進一步擴大與澳洲、挪威等國合作，不但增加國際可見度，也利用和平與科學的外交路徑，在資源地緣競爭中爭取未來主體性。從現行資料分析，Article 7的巨大意義不僅止於南極現實的環保成效，其簡潔而堅決的條文設計，也是多邊主義運作的經典範例。它將某一區域的資源野心，以法治與全球共識合力加以凍結，展現了國際社會對「人類共同財產」保護的最高規格。這套機制雖然無力對抗全球結構性的資源壓力，但至少提供了一個人類對未來世代負責、文明自我約束的治理想像。氣候危機與科技加速發展預計將給該機制帶來複雜考驗。西方陣營需長期保持嚴密檢查，防範灰色地帶擴大。中國與俄羅斯等新興強權則會維持在「科學研究」框架下測試制度邊界。由於國際局勢難以預測，除非全球性災難或重大政治變局，現有框架預期仍將維持，但需在操作層面持續加強透明與查核機制。最終《馬德里議定書》Article 7的強大力量來自於簡潔明確的限制，而這種限制不只是法律設計，更是人類理性共同體對自身慾望邊界的一種集體協商。對台灣而言，這條文提醒我們，全球性和平與永續機制並非大國專利。以科學和環保為名，尋求國際合作及抗衡壟斷，是台灣這類中小國家拓展國際空間的現代戰略選擇。南極經驗證明，只要理性底線堅定、集體監督綿密，即使面對再大的資源誘惑，也能用簡單的條文遏止分裂與爭奪的原始本能，造就人類共處共榮的一道極地防線。

全球競爭力躍升世界第4，台灣迎向新的黃金年代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社會近年充滿各種政治攻防與內部爭論，許多人每天接收到的資訊，多半聚焦在各種衝突與問題，容易忽略一件正在發生的重要事實，世界對台灣的評價，正持續向上提升。如果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達到約10.5%，將寫下開國以來最亮眼的經濟成績之一，這不只是單一年度的景氣循環，更代表台灣已逐漸建立起新的國際競爭優勢。 更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評比也印證了這項變化。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的2026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台灣一舉躍升至全球第4名，不僅創下歷史最佳成績，也僅次於新加坡、香港及瑞士。IMD從經濟表現、政府效率、企業效率及基礎建設四大面向評估全球70個經濟體，台灣能夠名列前茅，代表國際社會已普遍肯定台灣整體競爭力，而非只是半導體產業表現突出。 近年網路流傳的一系列數據，也反映出台灣經濟結構確實出現重大改變。人均GDP持續提高，出口總值大幅成長，基本工資逐年提升，長照預算快速增加，台股站上歷史新高，企業海外布局更加多元，對中國投資占比則持續下降。雖然不同統計數據仍應以政府及國際機構公布資料為準，各項指標也會受到全球景氣循環、匯率及產業景氣影響，但整體趨勢相當一致，台灣經濟正在朝向更高附加價值、更高韌性的方向發展。 台灣今天的成績，不是來自廉價勞力，而是建立在科技創新能力。全球人工智慧快速發展，高效能運算、先進半導體、AI伺服器及資通訊設備需求持續增加，台灣完整的產業聚落正好成為全球供應鏈最重要的一環。從晶片設計、晶圓製造、封裝測試到電子零組件，台灣企業幾乎參與了每一項AI基礎建設，也因此帶動出口、投資及經濟成長同步攀升。 另一項重要變化，是台灣企業的全球布局更加成熟。過去數十年，台商大量投資中國市場，形成高度集中風險。近年在地緣政治變化與供應鏈重組下，企業逐步擴展至美國、日本、歐洲、東南亞及印度，降低單一市場依賴，也提升整體經濟韌性。這種供應鏈重組，不只是企業經營策略，更成為台灣國際競爭力的重要來源。公共政策同樣反映出國家整體實力。基本工資提高、長照制度擴充、社會福利增加，代表經濟成長開始逐步轉化為公共服務能力。當然，房價偏高、所得差距、青年居住負擔及少子化等問題依然存在，不能因為GDP成長而忽略。真正成功的經濟，不只是總量增加，更必須讓更多人民共享成長成果。GDP也不是唯一衡量國家進步的指標。一個成熟國家的競爭力，還包括教育品質、法治制度、科技創新、企業治理、人才培育、社會信任與永續發展。IMD世界競爭力排名之所以具有高度參考價值，正因為評估的不只是經濟規模，而是整體制度能否支持長期發展。台灣能夠排名世界第4，代表國家的整體治理能力已獲得國際高度肯定，而不是僅依靠單一產業支撐。 長久以來，台灣社會有一種習慣，就是容易放大自己的缺點，卻低估自己的成就。自我反省固然重要，但如果長期陷入悲觀情緒，反而容易削弱社會信心。今天的台灣，已是全球AI供應鏈的重要核心，也是世界競爭力排名前段班的經濟體，更逐步成為民主國家可信賴的合作夥伴。這些成果並非偶然，而是數十年教育累積、產業升級、企業努力及民主制度共同建立的成果。真正值得台灣人建立的，不是盲目的樂觀，而是建立在事實與數據上的信心。當世界正在重新認識台灣，台灣人民更應該重新認識自己。未來的挑戰仍然存在，但只要持續推動科技創新、培育人才、深化民主治理、落實永續發展，並把經濟成果轉化為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質，台灣就有機會把眼前這一波AI帶來的成長，轉化為下一個二十年的國家競爭力。真正的崛起，不只是GDP創下新高，也不是世界排名向前推進，而是全體國民開始相信，台灣有能力在全球舞台上持續向前。

AI強化民主的關鍵力量在於擴大參與、提升透明、優化政策決策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技術迅速擴展，社會上常有人討論AI是否可能取代民主，但真正需要理解的是，AI無法取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公民參與、價值辯論與權力制衡始終是民主的本質。AI能做的不是替代，而是補強，讓民主更透明、更有效率、更能照顧到被忽略的人群。當AI從資訊處理工具成為參與式政治的基礎設施，民主反而能變得更加可及與可監督。以下從民主運作的不同階段整理AI短期可帶來的實際貢獻，也呈現可能的風險與所需的防火牆。AI能讓資訊透明與公民教育變得更易取得。選舉期間的事實查核與假訊息辨識是最直接的例子。AI能針對政見、廣告或社群貼文即時比對資料來源並標註可信度，避免選民受到誤導。台灣的MyGoPen與Cofacts在2024年已以AI輔助查核並可望未來直接嵌入常用通訊平台。AI也能協助建立個人化政策模擬器，讓公民輸入收入、家庭成員或居住地後即可模擬不同政見對自身生活的具體影響。美國Vote.org已有雛形，未來若結合政府開放資料，將使公共議題理解不再只是專家能力，而是每個選民都能享有的民主權利。AI也能擴大參與並降低政治參與門檻。AI代理投票顧問能協助選民透過語音詢問哪些候選人支持托育或哪些法案涉及地方發展，AI再根據政見逐字稿與歷史投票紀錄給出客觀比對。新加坡在2025年試行的PolicyBot已踏出第一步。地方議會若能整合AI字幕系統、即時翻譯或手語生成，將讓聽障者、移工與語言不通者也能即時參與政治討論。歐盟議會已用AI支援24種語言的同步翻譯，顯示技術已具備推廣條件。AI也能提升立法與行政效率。法案審查若能使用AI進行影響預測，立委可在審議前掌握政策對GDP、就業或碳排放的影響程度。丹麥在2024年以AI模擬能源稅改革對不同所得階層的影響，讓政策討論更有數據基礎。行政流程也因AI自動化而能縮短等待時間。公民申請補助或提出陳情時，AI先行分類資料並比對法規，可減少約70%的處理時間。愛沙尼亞的電子政府系統已用AI處理八成行政申請，行政效率大幅提升。AI協助防範民主病灶的效果同樣重要。深度偽造技術愈趨普及，AI偵測工具可標記選舉期間的假影片與假語音，避免資訊戰扭曲選民決策。Google的SynthID與各種開源偵測模型已能辨識多數影像生成特徵。AI也能協助檢測不公平選區劃分，透過數學模型找出最公正的選區方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GerryChain開源工具已被多州採納作為輔助分析。更往未來看，AI也可能推動民主結構的創新。區塊鏈結合AI的流動民主模型讓公民能隨時把票委託給信任的專家或AI代理，若受託者違背承諾AI可自動撤回委託。台灣g0v社群的vTaiwan已在部分議題中進行小規模試驗。AI也能執行預測式治理，透過社群情緒與經濟數據，預測三個月後可能浮現的抗議議題，協助政府提前對話與回應。AI帶來的風險同樣需要被放在民主治理核心來看。偏見可能被放大，隱私可能遭濫用，民意也可能因AI生成內容而被操縱。科技治理必須同步建立防火牆，以確保民主不被侵蝕。訓練資料必須多元並接受第三方稽核，以避免偏見系統化。隱私保護則需運用邊緣運算與聯邦學習，使資料盡量不離開個人裝置。內容若由AI生成必須強制標示並對爭議案件由人工複核，避免公共討論被不透明的演算法帶偏。AI不該也不會替民主做決定。AI民主的功能在於把民主從每四年按一次按鈕的制度型參與，轉向每天都能加入討論的動態參與模式。民主的未來不是科技取代人，而是科技讓更多人能進入公共討論。關鍵在於技術開放、資料公共與演算法可稽核。如果能做到這三點，AI將成為民主史上最強大的參與放大器，也是讓政治重新回到公民手中的關鍵力量。

從GPU利用率看台灣產業升級的策略挑戰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全球AI浪潮席捲下，企業爭相升級運算基礎設施，GPU（圖型處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需求因此大幅成長，特別是在AI模型訓練與推論的高速運算場景。不過從目前資料可見，產業界存在明顯的資源浪費問題。報告顯示，不僅GPU，連帶CPU（中央處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與記憶體資源利用率也持續下滑，企業運算基礎設施投資產生了嚴重效率偏差。對高度數位化需求、力拼升級轉型的台灣產業而言，這個現象值得高度關注並思考策略對應。AI產業基礎設施的結構性資源浪費，預示著企業決策與管理模式正遭遇轉型壓力。報告內容提到，企業平均GPU利用率僅5%，等於有95%的容量閒置，這樣的數據直接說明公司購買GPU的數量約為實際需求的20倍。這不單造成高昂的設備資本投入，其每小時數美元的運算硬體閒置成本，也讓企業難以承受AI轉型初期的資金消耗。產業界過度配置運算資源的模式，誘因來自供應鏈因素與市場預期心理。原始資料提到Nvidia GPU交貨期普遍需36到52週，這使許多企業認為「先囤先贏」，進而以恐慌性心理提前下單、簽長期合約。這種「FOMO」（Fear of Missing Out，錯過恐懼症候群）驅動的囤積行為，導致價格持續上漲、有效分配困難，企業反而陷入更惡性的成本循環。尤有甚者，隨著AWS等雲服務業者預計在2026年再度調漲H200 Capacity Block價格，結束過去20年運算成本持續下降的黃金期，產業將被推向資本使用效率的瓶頸。AI轉型未能同步導入高效率自動化資源管理系統，企業運算設施操作模式多停留於靜態配置。根據報告，比較基準，健康的GPU利用率需達到約50%。事實上，僅有頂尖企業藉由動態調整、自動擴展器（Auto Scaler）、節點生命週期管理等自動化解決方案，成功將H200型GPU做到49%利用率，H100達30%，但多數企業離此水平甚遠。這正暴露出一個結構性難題：傳統IT管理思維與AI超大算力需求之間，仍有顯著鴻溝。當企業平均僅5%的GPU利用率時，即使擁有最尖端的AI硬體，實質產能都被綁死，資金調度的靈活性與競爭力大受局限。尤其在台灣這樣強調「高密度ICT（資訊與通訊技術）產業群聚」、「全球供應鏈核心」的產業環境下，資本投資錯配代表的不只是短期成本負擔，還示警國家戰略資源配置的長期隱憂。AI基礎設施建置的資源效率問題，顯然不能視為單次性優化項目。報告指出，企業除了不應迷信單次硬體採購或靜態規格設定，還必須把「提升資源利用率」納為持續自動化管理與數據驅動調度流程的核心部分。也就是，運算資源的管理要像供應鏈或生產線優化一樣，成為每天都需要反覆檢討與動態調校的標準作業流程。台灣產業於過去數十年間，靠著IT硬體設計、製造與全球出貨能力馳名國際。當進入AI運算主導的新效能競爭時代，若只依賴傳統採買硬體、確保產能的直線思維，極有可能面臨投資報酬率低落與競爭力流失困境。尤其產業界一旦受制於全球性缺貨與供應商調漲價格，資本支出結構將愈加吃緊。這代表不只單一企業需調整策略，整體產業政策與創新生態圈都必須將「智能優化、動態資源管理」作為競爭力核心。技術層面可以參考國際領先企業的做法，推動AI基礎設施導入自動擴展、即時資源調度與預測性維護等新型管理架構。產業端可和雲服務提供商、軟體開發業者深度合作，打造跨企業、跨雲平台的高彈性資源分配網絡，提升整體利用率並分散單一企業被困於硬體囤積的高風險。如果企業只是照著預期模型，按最大運算負載一次購足大批GPU，反而將自己鎖進供應緊張與價格高點的惡性迴圈。再者，政策設計端也應納入「資源調度效率」作為產業發展與創新補助的評核要件。政府相關單位可考量推動AI產業基礎設施公私協作模式，例如虛擬共享運算平台、分時租用機制，協助中小企業突破自建AI算力瓶頸，促進資源有效周轉。透過產業標竿案例分享與跨域人才培訓計畫，讓企業加速導入實時動態資源管理成為普遍認知，也能擴大產業升級的基礎盤。從全球供應鏈動態與台灣產業競爭定位來觀察，AI運算資源的高效使用，非只是成本面考量，更牽動長期創新動能培養與數位主權維護。只有持續檢視並優化硬體資源分配結構，逐步轉型為AI數據驅動、彈性管理的新型基礎設施格局，台灣才有機會在AI技術全面滲透產業升級的時代，真正掌握競爭主動權。此刻產業界與政策端都該以數據現實為鏡，認真回頭檢驗資源錯置的狀況，把供給與需求的落差轉化為推動智能化管理與運算價值創新的新契機。

當國會程序成為戰場，誰來承擔台灣錯失無人機產業契機的代價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全球無人機產業正快速成長，軍事應用與民間應用同步擴大，美國、日本、歐洲等民主國家都積極建立自主供應鏈，希望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台灣憑藉半導體、資通訊與精密製造的基礎，已逐步建立無人機國家隊，也開始進軍國際市場，爭取全球合作機會。在這樣的重要時刻，國內政策能否提供穩定的法制與資源支持，將直接影響產業競爭力與國家安全布局。令人關注的是，在野黨先前於國防特別條例中刪除無人機相關預算，隨後又在立法院程序委員會聯手阻擋《無人載具產業創建特別條例》草案進入實質審查。與此同時，台灣無人機產業正積極赴日本等國參展，爭取國際合作與市場訂單，國外正在尋找值得信任的合作夥伴，國內卻讓法案持續停留在程序階段，形成相當鮮明的反差。民主政治中，在野黨監督政府本來就是重要職責。要求財政紀律、避免行政部門濫用特別預算，也具有合理性。任何重大法案都應接受公開討論與國會審查，而不是因為政策目標值得支持，就可以免除監督程序。這是成熟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環。問題在於，監督並不等於全面阻擋。當在野黨一方面表示支持國防自主與產業發展，另一方面卻持續利用程序延後相關法案，社會自然會開始質疑，究竟反對的是法案內容、預算編列方式，還是單純因為朝野對立而採取全面杯葛策略。如果真正反對的是特別條例，就應提出具體替代方案，例如如何改由年度預算推動、如何維持產業發展速度、如何確保企業投資信心，而不是只讓法案停留在程序攻防。產業界最擔心的不是嚴格監督，而是不確定性。企業投入研發、生產線建置、人才培育與國際合作，都需要數年的規劃。如果法源遲遲無法確定，政府政策反覆延宕，企業自然降低投資意願，國際合作夥伴也可能轉向其他國家。全球無人機供應鏈正快速重組，每一個國家都希望搶占市場先機，時間成本往往比資金成本更高。當其他國家持續推進政策，台灣如果仍陷入長期政治僵局，失去的不只是幾項法案，而是整個產業發展節奏。從國家安全角度來看，無人機早已不是單純的軍事項目，而是結合AI、半導體、資通訊、智慧製造與自主控制技術的戰略產業。民主國家近年積極建立非紅供應鏈，希望降低地緣政治風險，台灣正好具有參與重組的重要條件。如果國內政治持續消耗改革能量，外部市場不會因為等待台灣完成朝野協商而放慢腳步。國民黨與民眾黨若認為目前阻擋法案的策略符合公共利益，就必須向選民提出完整說明。究竟哪些條文存在重大問題，哪些預算配置需要調整，哪些制度設計可能造成財政風險，都應公開論述並接受社會檢驗。民主政治重視責任政治，每一次程序表決都代表一項公共政策選擇，也必須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對執政黨而言，同樣不能將所有責任歸咎於在野黨。行政部門必須提出更完整的政策說明、更清楚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及更具說服力的執行規畫，降低社會對特別條例與特別預算的疑慮。只有建立充分透明的制度設計，才能提高跨黨派合作的可能性。台灣未來真正需要的，不是讓國會持續陷入程序攻防，而是讓政策回到實質討論。支持或反對都可以成為民主的一部分，但任何立場都必須提出可以接受公眾檢驗的理由與替代方案。如果各政黨長期以阻擋作為主要政治策略，而無法提出具體政策選項，選民最終評價的不只是一次表決結果，而是整體治理能力與國家競爭力是否因此受到影響。民主可以有競爭，但不能讓競爭持續削弱台灣把握全球戰略機遇的能力。

瑞士能和中國對話，為何不能和台灣對話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026年7月5日，瑞士義大利語公共媒體RSI播出對台灣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的專訪。吳志中在訪談中提出一個直接的問題。瑞士長期表示希望維持中立，實際上卻能與中國政府進行政治對話，對台灣高階官員的訪問與政治接觸則設下許多限制。這樣的差別待遇，究竟還能不能稱為中立。吳志中強調，台灣並不是要求瑞士轉向支持台灣，也不是要求瑞士立即改變外交承認政策。台灣期待的是更公平的接觸空間。若中立代表不預先判斷爭議雙方，瑞士至少應該允許台灣官員與瑞士政府進行正常對話。吳志中也提到，台灣政治人物前往瑞士並不容易，台灣過去希望在日內瓦刊登支持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廣告，也曾遭遇限制。RSI刊出的完整訪談⁠顯示，吳志中的重點不是責難瑞士，而是要求瑞士重新檢查中立原則在台灣議題上的實際運用。這場對話很快在瑞士國會引起反應。瑞士人民黨國會議員Piero Marchesi表示，瑞士確實應該盡可能維持公正，面對台灣時是否符合不偏不倚的原則，值得瑞士社會討論。社會民主黨國會議員Jon Pult則從另一個角度回應，瑞士中立主要是指不參與戰爭，並不代表所有外交關係都必須保持完全等距。Jon Pult同時承認，瑞士政治人物確實因為擔心激怒北京，對台灣採取過度保守的態度。瑞士應該更有勇氣，在不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情況下，與台灣發展具體而穩定的經濟、文化及社會交流。Piero Marchesi也坦言，瑞士在中國擁有重要經濟利益，瑞士是否公平對待台灣仍然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兩位國會議員來自不同政治陣營，對中立的定義也不完全相同，卻都承認瑞士對台政策存在過度自我限制。這項交集比單純支持台灣更有意義。瑞士內部已經有人開始區分一中政策、中立原則與對北京的政治顧慮，不再把3個不同問題混成同一件事。從國際法與瑞士政治制度來看，吳志中的說法具有政治穿透力，也需要更精確地理解。瑞士的永久中立主要規範戰爭與軍事參與，一中政策則屬於外交承認與國家利益的選擇。瑞士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承認台灣，並不是中立原則必然產生的結果。瑞士政府若以中立為理由限制台灣官員訪問或阻止正常對話，便可能把軍事中立擴張成政治沉默。瑞士外交部公布的政策資料顯示，瑞士自1950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便不再與台灣維持正式外交關係。瑞士政府同時明確表示，與台灣進行技術層級合作是可能而且受到歡迎的，台灣也是瑞士在亞洲第5大出口市場。瑞士外交部的官方說明⁠證明，一中政策並未禁止瑞士與台灣往來。真正的問題在於，瑞士把許多原本可以進行的交流，長期限制在低政治敏感度的技術與民間層級。台灣必須承認這項現實。瑞士不太可能因為一次訪談便改變延續數十年的外交承認政策。中國是瑞士重要的經貿夥伴，北京也會對任何提升台灣政治地位的行動施加壓力。瑞士政府需要考量經濟利益、外交傳統與國內政治，政策轉變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承認現狀不代表接受現狀永遠不變。外交關係的改變很少從正式承認開始，往往先從國會訪問、媒體對話、學術交流、產業合作與公共政策討論逐步累積。每一次公開對話，都會讓台灣從抽象的中國議題，轉變成具有民主制度、產業能力與社會經驗的合作夥伴。瑞士國會下院早在2023年便通過動議，主張深化與台灣國會的交流，並擴大貿易、創新、文化、科技、研究及教育合作。中國駐瑞士使館隨即表達反對，瑞士國會議員並未放棄相關主張。瑞士國會表決的相關報導⁠顯示，台灣與瑞士的政治關係並非完全沒有空間，瑞士政府、國會兩院與不同政黨之間仍存在可以推動改變的政策縫隙。台灣現階段不宜把目標只設定為正式建交，也不應把每次交流簡化成親台或親中的選邊。更實際的目標，是讓台灣與瑞士的接觸逐漸正常化與制度化。國會議員互訪、地方政府合作、大學研究計畫、智庫對話及產業交流，都可以降低瑞士政治人物與台灣接觸的成本。台灣也需要提出瑞士無法忽視的合作內容。瑞士在精密製造、製藥、金融、職業教育與科研體系具有優勢，台灣則在半導體、人工智慧、數位治理、公共衛生、資安與防災領域累積重要能力。雙方若能建立定期政策對話，將合作從單次訪問推進到共同研究、人才培育與供應鏈布局，政治關係便會獲得更穩定的實質基礎。現在也是台灣擴大與國際民主夥伴對話的重要時機。烏克蘭戰爭、關鍵供應鏈風險與中國對外政治施壓，已使歐洲國家重新思考經濟安全、民主韌性與對中依賴。台灣不需要要求歐洲國家在台灣與中國之間立刻選邊，台灣應該要求民主國家保有自主決策的空間，不要讓北京替歐洲政府決定誰可以進入、誰可以發言，以及誰能參與國際合作。台灣外交的成效不能只用邦交國數量衡量。政治人物能否正常互訪，國會支持能否跨越政黨，合作計畫能否編列預算，媒體與學術界能否持續討論台灣，這些變化同樣構成國際空間。正式承認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正常對話卻可以從現在開始。吳志中與瑞士媒體的這場對話不會立即改變瑞士政策，卻已促使瑞士國會議員公開承認對北京的顧慮，也讓瑞士社會重新討論中立、公平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台灣需要持續提出問題，也需要提供合作方案與制度管道。當對話持續累積，今天看似有限的媒體訪談，才可能成為明天政策改變的起點。

英國國家風險登錄的新啟示，AI與民主干預納入國安治理，台灣可以學習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英國政府於2026年7月14日公布新版《國家風險登錄冊》（National Risk Register），首度將干預民主程序與數位韌性失靈列入公開的國家風險清單，也新增資料基礎設施、水利系統與警政系統遭受網路攻擊等風險。這項更新不只是增加幾個風險名稱，而是反映民主國家面對數位化、人工智慧與混合威脅時，已開始重新界定國家安全的範圍。過去談到國家安全，社會通常想到軍事衝突、恐怖攻擊、能源中斷、重大疫情與天然災害。新版登錄冊進一步提醒，民主制度本身、資料中心、政府資訊系統與數位服務，同樣可能成為足以造成全國性衝擊的弱點。選舉仍可如期舉行，投票所也可能正常運作，但若社會長期遭到虛假資訊、境外資金、網路攻擊與人工智慧生成內容操弄，民主程序的可信度仍可能被逐步侵蝕。英國新增的民主干預風險，涵蓋外國勢力、代理人與其他惡意行動者對民主程序的破壞。相關威脅不一定以竄改選票的方式出現，也可能透過非法政治資金、網路入侵、資訊操弄、騷擾候選人或削弱民眾對選舉制度的信任達成目的。這種風險很難只由選務機關處理，因為涉及金融監理、警政、情報、資安、平台治理與社會溝通等不同領域。數位韌性失靈則是另一項具有時代意義的新風險。英國政府明確指出，這項風險吸收了2024年7月CrowdStrike軟體更新事故的教訓。當時一項錯誤更新造成航空、醫療、金融與公共服務大規模中斷，事件並非敵國攻擊，產生的效果卻近似重大國家危機。這說明現代社會不只可能因駭客入侵停擺，也可能因軟體錯誤、供應鏈集中、雲端服務故障或系統相依性過高而陷入混亂。這項區分對台灣尤其重要。資安政策若只注意惡意攻擊，便可能忽略非惡意事故帶來的系統性風險。醫院、銀行、電信、交通與政府服務大量依賴少數軟體、雲端平台與資訊供應商，一個核心系統失效，影響可能沿著數位供應鏈快速擴散。國家韌性不能只問防火牆是否擋住攻擊，也要問關鍵服務能否在系統故障時維持最低運作。人工智慧在新版登錄冊中的位置也需要準確理解。英國並未把AI單獨列為一項國家風險，而是指出人工智慧快速發展，正在提高網路攻擊的規模、速度與複雜程度。AI可以協助攻擊者尋找漏洞、蒐集情報、製作釣魚內容與自動化部分攻擊流程，也可以協助防守方識別異常、修補漏洞與加速事件處理。AI在這套架構中既是風險放大器，也是防禦工具。英國國家網路安全中心（NCSC）與科學、創新暨技術部正在發展名為Cyber Shield的國家級資安藍圖，希望運用前沿AI與代理型AI建立大規模協同防禦能力。規劃中的系統將包括自動尋找漏洞的紅隊代理、即時防禦與處置的藍隊代理，以及跨組織交換威脅資訊的協作機制。相關代理仍須在政府、企業與系統所有者的控制與授權下運作，並建立資料、身分、可靠性、法規遵循與資安等基礎。Cyber Shield目前仍屬於政策藍圖與合作倡議，不是已經覆蓋全英國的完整系統。這一點反而更值得台灣注意。英國沒有假裝技術已經成熟，而是提出「測試、反覆修正、逐步擴大」的路徑，先與政府機關、關鍵基礎設施、產業界與學術機構共同試驗，再尋找可以商業化與大規模部署的方案。面對快速變化的AI風險，政策不可能等到所有答案齊備才開始行動，也不能把願景簡報當成建設完成。英國的另一項重要作法，是把新風險嵌入原有的國家韌性與危機管理制度。《國家風險登錄冊》是機密版《國家安全風險評估》的公開版本，用來協助政府、地方機關、企業與風險管理人員規劃應變。每項風險都有主管部門負責，並依未來2年至5年內的發生可能性與衝擊進行評估。這種制度讓不同部門能使用相對一致的風險語言，也使資源配置與演習設計具有共同基礎。英國政府也正在更新俗稱War Books的機密危機應變計畫。相關文件上一次大規模更新是在2004年，內容用來協助各部門準備面對國家級威脅。英國預定於2027年舉行數十年來規模最大的本土防衛演習Operation ALBISTON SHADOW，由部長、中央政府、公共部門與其他單位共同參與，測試面對混合攻擊時的應變能力，並與北約CMX27演習相互配合。這些措施顯示，英國並未把AI治理、資安治理、民主防護與危機管理分成互不相干的政策盒子。民主干預被放入國家風險評估，數位韌性被納入危機準備，AI資安被連結至關鍵基礎設施防護，大型演習則用來檢驗跨部門協調。真正的創新不只是新增一個AI辦公室，而是讓新興風險進入既有的決策、預算、演習與問責機制。台灣面臨的風險環境比英國更加直接。中國長期運用軍事威懾、網路攻擊、假訊息、經濟壓力與統戰滲透影響台灣社會，生成式AI又降低製作假影像、假聲音、假文件與大量社群內容的成本。未來的認知作戰不一定只在選舉前突然出現，也可能圍繞戰爭、能源、疫病、金融與天然災害持續操作，目標是讓民眾在真正危機發生時，不再相信政府、媒體或公共機構。台灣目前由國安、國防、數位發展、警政、調查、選務與通訊傳播等不同機關分別處理相關問題，各部門都有專業，也累積不少經驗。真正的缺口不是完全沒有制度，而是缺少一套公開、定期更新、跨部門共用的國家風險總表。各機關可能知道自己面對哪些威脅，社會卻難以看見不同風險如何相互連動，也不容易判斷國家是否已準備好面對複合型危機。例如海底電纜中斷可以同時造成通訊障礙、金融交易受阻、政府資訊發布困難與假訊息擴散。電力系統遭到網路攻擊，可能進一步影響醫療、供水、交通與通訊。選舉期間出現深偽影音，也可能搭配境外資金、帳號網路與駭客竊取文件共同運作。若每個部門只處理自身權責中的單一事件，政府就可能錯過威脅之間的連動關係。台灣可以參考英國模式，建立公開版的國家風險登錄制度，由行政院統籌，結合國安會、相關部會、地方政府、產業界與學術專家共同評估。公開版本不必揭露敏感情報或作戰細節，但應說明主要風險、可能衝擊、主管機關、基本應變能力與民眾可採取的準備措施。機密版本則可進一步處理威脅來源、能力缺口、預警指標與資源配置。這套制度也需要建立一致的評估方法。風險不能只依政治關注度排序，也不能等事件登上新聞後才列入議程。台灣可依發生機率、衝擊程度、持續時間、受影響人口、區域範圍與恢復難度進行評估，並納入不同風險同時發生的複合情境。AI生成假訊息與電力中斷各自可能不至於癱瘓國家，兩者若同時出現，造成的社會恐慌可能遠高於單項風險相加。AI與民主干預也應納入常態演習。台灣現有防災、資安與軍事演練，可以增加跨域資訊攻擊情境。例如重大災害期間出現偽造總統談話、假冒地方政府的撤離通知、金融機構遭到網路攻擊，以及通訊平台被大量錯誤資訊淹沒。演習應測試政府能否快速查證、跨機關共享資訊、維持必要服務並向社會提出可信說明。民主防護仍須注意權力界線。政府處理境外干預與假訊息時，不能把不同意見一律視為威脅，也不能以國安名義建立不透明的言論審查制度。真正需要處理的是冒用身分、偽造證據、非法資金、協同行為、網路攻擊與受外國勢力指揮的操作。政府應公開判定標準、保留救濟程序，並接受國會、司法與社會監督。國家風險登錄的價值也不只在中央政府。英國正強化地方首長、地方韌性論壇、企業、學校與社區的角色，並準備推動全國公共韌性宣導。國家安全不是把所有責任交給情報機關，家庭、醫院、電信業者、金融機構、地方政府與社區組織都需要知道危機發生時應該如何維持基本運作。台灣可建立面向民眾的風險溝通平台，提供停電、斷網、網路攻擊、假訊息與重大災害的簡明應變指引。學校可納入資訊辨識與緊急通訊教育，企業則應定期檢查營運持續計畫、備援系統與供應鏈依賴。國家韌性不是要求每個家庭把住家改造成堡壘，而是讓社會知道危機可能如何發生，也知道遭遇中斷時能做什麼。英國新版《國家風險登錄冊》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把AI寫進一份政府文件，而是開始把民主干預、數位失靈、基礎設施攻擊與人工智慧帶來的變化，放入同一套國家風險管理架構。風險評估、政策準備、跨部門演習、地方韌性與公共溝通彼此連結，國家安全才不會停留在各機關各自發布的報告。台灣已經具備資安、災防、國防與認知作戰的多項能力，下一步應該把分散能力整合成可持續檢驗的國家韌性體系。建立公開且定期更新的國家風險登錄冊，訂定跨部門共通評估方法，將AI與資訊操弄納入危機演習，並讓地方政府、企業與民眾參與準備，會比再成立一個名稱響亮卻權責模糊的委員會更有價值。AI時代的國家安全，不只在於保護機場、港口、電網與資料中心，也在於守住社會共同判斷現實的能力。當敵對勢力可以同時攻擊數位系統與人民信任，台灣需要的便不只是更強的防火牆，而是一套能看見風險全貌、整合政府能力並維持民主界線的治理架構。這才是英國新版國家風險登錄制度帶給台灣最具實務價值的啟示。

從《海洋奇緣》重讀台灣的南島身世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觀看2026年上映的《海洋奇緣》，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壯闊的海洋場景或熟悉的角色，而是電影背後所呈現的文化視角。當世界各地觀眾將這部作品視為一段太平洋島嶼的冒險故事時，台灣觀眾或許更值得思考另一個問題，這部作品是否也提供一個重新認識台灣南島文化身分的契機。長久以來，台灣社會對自身歷史的理解，多半建立在漢文化、殖民歷史與現代國家發展的框架之中，對於原住民族所代表的南島文化傳統，相對缺乏完整的公共敘事。近年語言學、考古學與人類學的研究逐漸形成共識，台灣在南島語族的發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台灣保存了世界最多元的南島語言，也是理解南島民族早期擴散的重要起點之一。這項研究成果在國際學界已累積數十年，但在台灣社會的文化認同中，仍未真正成為普遍理解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海洋奇緣》的價值並不只是講述一位少女航向未知海洋的成長故事，而是在全球流行文化中，首次讓數億觀眾看見太平洋島嶼民族擁有完整而成熟的海洋文明。電影所描繪的航海技術、祖先記憶、自然觀以及部落治理，都不是神話式的浪漫想像，而是建立在真實的南島文化基礎之上。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航海文化所代表的知識體系。西方近代文明往往將海洋視為需要征服的疆域，但南島民族長期將海洋理解為生活空間，也是文化交流與生命延續的重要媒介。航海不是冒險，而是一套完整的知識系統，包括星象判讀、洋流變化、季風方向、海鳥飛行、水色與雲層判讀等自然觀察能力。1970年代開始，夏威夷航海者以雙體獨木舟 Hōkūleʻa 復興傳統無儀器航海，不僅證明祖先具有跨越整個太平洋的能力，也重新恢復南島民族對自身文明的信心。這場文化復振運動的重要意義，在於重新確認知識可以透過文化延續，而不只是依靠現代科技保存。電影創作正是受到這股文化運動的影響，才將航海知識重新帶回全球觀眾的視野。從這個角度來看，《海洋奇緣》真正呈現的是一場文化復興，而不是單純的娛樂作品。電影中另一個值得深思的文化特色，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南島文化並未將自然理解為等待開發利用的資源，而是共同生活的夥伴。海洋、森林、山川與祖靈共同構成人類生活的一部分，人類必須維持彼此之間的平衡，而不是追求無限制的征服。這種世界觀與今日永續發展、生態治理以及環境倫理所強調的理念高度契合，也提供現代社會重新思考人與自然關係的重要參考。這樣的文化觀點，對台灣尤其具有特殊意義。台灣四面環海，但過去數十年的發展模式卻逐漸形成「向陸看」的社會結構，海洋更多被視為交通、漁業或軍事防線，而較少成為文化認同的重要來源。原住民族長期保存的海洋知識、祭典、口傳歷史與生活方式，也未能充分融入主流教育與公共文化。近年政府積極推動海洋國家政策，也持續推動原住民族語言復振與文化保存，但真正的文化重建，並不只是增加課程、成立博物館或舉辦文化活動，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社會理解自身歷史的方式。當台灣開始重新認識自己也是南島世界的重要一員，台灣與太平洋島國之間的交流便不再只是外交合作，而具有共同文化記憶與文明連結的基礎。當然，台灣也不能因此將整個南島文明簡化為自己的文化延伸。波利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美拉尼西亞，以及台灣各原住民族，都經歷數千年的獨立發展，各自形成不同語言、宗教、社會制度與文化傳統。尊重文化差異，正是理解南島文明最重要的前提。真正值得珍惜的，不是爭論誰才是文化起源，而是在彼此尊重下，共同保存這片海洋所孕育的多元文明。《海洋奇緣》真正留給台灣的啟發，也許不是電影本身，而是一個重新理解自身文化位置的機會。全球觀眾因為一部電影開始認識南島文化，台灣更應把握這個契機，重新看見原住民族所承載的語言、航海知識、生態智慧與文化價值，並將這些珍貴資產視為台灣文化的重要組成，而不是邊緣的少數文化。未來若希望讓世界真正理解台灣，答案未必只有半導體、人工智慧或科技產業。台灣同時擁有世界最重要的南島文化資源之一，也擁有豐富的海洋文明歷史。如果能夠由原住民族作為文化主體，持續深化文化研究、教育推廣、國際交流與創作能量，台灣不只是南島文化的重要研究基地，更有機會成為連結整個太平洋文明的重要文化節點。如此一來，《海洋奇緣》帶來的價值，就不只是一次電影觀賞經驗，而是一面重新認識台灣文化身世的鏡子。

全球航道重組，台灣必須建立新的國家安全思維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2026年的國際局勢持續快速變化，全球地緣政治已從單純的軍事競賽，逐漸演變成對全球交通、能源與物流命脈的競爭。從中東的荷姆茲海峽、西半球的巴拿馬運河與加勒比海，到印太地區的麻六甲海峽，美國近年的外交與軍事部署，都反映出一項愈來愈清楚的戰略方向。現代國際競爭的重點，不只是控制領土，更重要的是掌握全球資源流動與物流運輸的重要節點。誰能控制關鍵航道，誰就能影響全球能源供應、國際貿易與戰略安全。美國近年的一連串行動，也反映這種戰略思維正在成形。荷姆茲海峽向來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運輸航道之一，美國持續強調維護國際航行自由，目的不只是維護盟友利益，更希望確保全球能源供應不受到任何國家封鎖或干擾。當國際社會認知到，美國願意投入軍事與外交資源維持航道安全，也等於向各國傳達一項訊息，全球重要海上交通線仍然屬於國際公共利益，不容任何單一國家任意改變現狀。另一方面，美國持續強化加勒比海與巴拿馬運河周邊的安全部署，同樣具有深遠意義。巴拿馬運河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不僅是全球航運的重要樞紐，也是美國維持西半球戰略安全的重要據點。美國近年的安全政策，不只是處理犯罪、毒品或區域治安問題，更希望確保運河周邊維持穩定，避免外部勢力影響全球航運秩序。這種布局代表美國已經把重要航道安全提升到國家戰略層級。印太地區則是另一個競爭焦點。美國與印尼近年深化國防合作，最值得關注的原因，在於麻六甲海峽的重要戰略地位。全球大量能源、原物料與貨櫃航運都必須經過麻六甲海峽，中國超過半數以上的能源進口也高度依賴這條航道。美國透過軍事合作、情報共享、無人機監測與海域監控能力建設，提高整體海域透明度，也提升對重要航道的掌握能力。當海域監控能力愈來愈完整，任何異常船舶活動或企圖規避監測的行為，都更容易被即時掌握。這些國際發展對台灣具有直接影響。台灣高度依賴進口能源，大部分原油與液化天然氣都必須經過荷姆茲海峽與麻六甲海峽，再進入台灣周邊海域。台灣海峽本身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線之一，每年有大量國際商船通行。全球航道一旦受到封鎖、干擾或發生衝突，不只是國際油價上漲，台灣的能源安全、民生物資供應、出口產業與半導體供應鏈都可能受到連鎖影響。這也代表台灣未來的安全規劃不能只停留在軍事防衛，而必須同步建立國家韌性。能源政策應持續提升安全存量，建立更多元的能源來源與進口管道，降低對單一路徑的依賴。供應鏈政策也應從企業經營提升到國家戰略層次，深化與民主國家的合作，共同建立具有韌性的供應鏈網絡，降低全球物流中斷帶來的衝擊。台灣也應積極參與國際海洋安全、航運安全與供應鏈安全等合作機制。台灣在半導體、高科技製造、智慧物流、海事資訊、無人機技術及數位治理等領域都具有競爭優勢，可以將科技能力結合航道安全管理，成為全球供應鏈安全的重要合作夥伴。當國際社會愈來愈重視航道安全，台灣也有機會從過去被動接受保護，逐步轉型成為區域安全的重要貢獻者。全球戰略競爭已經從陸地延伸到海洋，也從軍事力量延伸到能源、物流、資訊與供應鏈。掌握航道，不只是掌握船舶航行，更代表掌握全球經濟運作的節奏。對台灣而言，真正需要建立的不只是更完整的防衛能力，而是涵蓋能源安全、供應鏈韌性、海洋治理、國際合作與科技實力的整體國家安全戰略。只有將國家發展放進全球航道重組的新格局，台灣才能在國際權力重新分配的過程中，維持安全、穩定與長期競爭力。

日本國會友台組織更名背後的訊號，台日關係正在進入新階段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日本國會跨黨派最大友台組織「日華議員懇談會」於2026年6月11日正式更名為「日本台灣友好議員聯盟」，以「台灣」直接取代沿用多年的「華」字稱呼。從表面上看，這是一項名稱調整，但若放在近年東亞安全局勢變化、台日合作深化以及印太戰略重組的背景下觀察，這項決定其實具有高度政治與戰略意涵。這不只是名稱的改變，更反映日本政界對台灣定位的變化，也象徵台日關係正從傳統友好交流逐步邁向更具制度性與戰略性的合作階段。回顧歷史背景，日華議員懇談會成立於台日斷交之後，長期扮演雙方國會交流的重要橋梁。在過去特殊的國際政治環境下，使用「華」字具有歷史因素與外交考量，也反映當時各方對敏感議題的謹慎態度。如今正式改用「台灣」作為組織名稱，代表日本國會議員選擇以更直接、更明確的方式表達對台灣的認知與支持。這項調整不只是文字上的變化，也代表日本政治人物逐漸擺脫過去的模糊表述，願意以公開且清晰的方式看待台灣與日本之間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這項更名並非少數政治人物的個人倡議，而是獲得跨黨派廣泛支持的共識行動。更名後的日本台灣友好議員聯盟擁有超過300位國會議員參與，是日本國會規模最大的議員聯盟之一。這樣的規模代表相關主張不再只是象徵性的政治表態，而是具備影響政策討論、預算配置以及國會決策的實際力量。當支持台灣的聲音逐漸成為日本政壇主流意見之一，台日關係的發展基礎也將更加穩固。同一時間，日本國會另一個跨黨派組織「思考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國會議員之會」也正式成立，直接將「台灣海峽」納入組織名稱。這項發展顯示，日本已經不再將台海問題視為單純的兩岸議題，而是認為台海穩定與日本國家安全、區域和平以及國際航運秩序密切相關。過去幾年，日本政府與安全部門多次強調台海局勢的重要性，現在相關認知正逐漸反映在國會組織與政策討論之中。從戰略角度來看，日本國會更名反映出台日關係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最明顯的變化來自安全利益的高度連結。日本西南群島與台灣距離相近，台海一旦發生重大衝突，不僅影響區域安全，更可能衝擊日本能源運輸航線、海上交通以及整體防衛部署。近年來日本政府多次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觀點，背後反映的是現實安全利益的重新評估，而非單純的政治口號。除了安全因素之外，民主價值也是雙方關係持續深化的重要基礎。台灣與日本同樣擁有民主制度、市場經濟與法治社會，在印太地區民主合作架構逐漸形成的過程中，雙方具備高度價值共通性。日本國會透過更名向國際社會傳遞的訊息十分清楚，台灣不是一個需要被迴避的敏感名詞，而是一個擁有民主制度、經濟實力與國際貢獻能力的重要夥伴。經濟與科技合作則是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近年來全球供應鏈重組加速進行，半導體、人工智慧、資通訊設備以及先進製造技術已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基礎。台積電熊本廠的投資象徵台日產業合作進入新階段，也顯示雙方正透過供應鏈整合建立更深層的互賴關係。當日本需要台灣的先進晶片製造能力，台灣也需要日本的設備、材料與技術支援時，雙方合作已經超越一般經貿往來，而逐漸形成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夥伴關係。對台灣而言，日本國會此次更名具有重要啟示。過去多年來，台灣透過國會外交、地方交流、產業合作以及民間互動累積的成果，正在逐步轉化為具體政治支持。面對新的發展契機，台灣應進一步推動更高層級的經貿對話、強化科技合作、深化教育與文化交流，並持續爭取日本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及區域經濟整合機制。除了中央政府之間的合作之外，也應鼓勵地方政府、產業界與民間社會建立更多長期合作網絡，讓台日關係擁有更深厚的社會基礎。中國對於此次更名表達不滿並不令人意外。從近年的國際發展趨勢來看，愈來愈多民主國家開始以更務實的態度與台灣發展關係。日本國會此次更名的重要性，不在於是否引發短期政治爭議，而在於反映國際社會對台灣角色的認知正在逐步改變。當台灣在民主治理、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方面持續展現實力，國際支持也將持續增加。日本國會跨黨派友台組織完成更名，象徵台日關係正式跨越過去的模糊空間，邁向更公開、更直接且更具戰略深度的新階段。從安全合作、民主價值到產業供應鏈，台灣與日本之間已逐漸形成共同利益網絡。在全球地緣政治快速變動的今天，這項更名不只是雙邊關係的重要里程碑，也代表印太民主合作正在持續深化。未來真正值得期待的，不只是名稱上的改變，而是雙方能否將政治支持轉化為制度合作，將友好關係轉化為具體成果。當台灣與日本持續在安全、經濟、科技與國際事務領域深化合作，台日關係將不只是友好夥伴關係，而有機會逐步發展成為支撐區域穩定與民主韌性的重要戰略夥伴。

前線不是宿命，波蘭如何把危機轉化為戰略優勢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俄烏戰爭爆發後，歐洲安全局勢徹底改變，位於北約東翼、與俄羅斯飛地加里寧格勒及白俄羅斯接壤的波蘭，直接站上歐洲安全的最前線。面對持續升高的軍事壓力，波蘭沒有把地理位置視為無法改變的劣勢，而是重新設計整個國家安全體系，透過邊境工事、軍備現代化、全民動員與聯盟整合四個方向，把原本容易遭受第一波攻擊的前線，逐步轉變成讓攻擊者必須付出極高代價的戰略地帶。波蘭最具代表性的措施，就是推動「東方之盾」（East Shield）計畫。這項工程並非只是興建幾座碉堡，而是建立一套完整的邊境防禦系統。波蘭沿著與俄羅斯及白俄羅斯交界約700至800公里的邊境，規畫興建反戰車障礙、龍牙、防禦壕溝、雷區、射擊陣地、掩體、監視設備及各種電子感測系統，並結合反無人機技術、熱影像、雷達及聲學監測設備，提高邊境預警能力。同時，道路、橋梁與交通設施也依照軍民兩用標準規畫，平時服務地方交通，戰時則能快速支援部隊調動與後勤補給。這種做法讓國防建設與公共建設結合，提升國家韌性，也降低社會對大型國防投資的排斥感。硬體建設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建立足夠的人力支撐整套防衛體系。波蘭近年積極擴充兵力，希望在2030年前建立約50萬人的軍事力量，包括約30萬名現役軍人及20萬名後備軍人，並持續增加國防預算，占GDP比重已接近5%，位居北約國家前列。大量採購美國M1A2 Abrams主戰坦克、韓國K2主戰坦克、HIMARS多管火箭系統、F-35戰機、AH-64阿帕契攻擊直升機及愛國者防空飛彈系統，建立兼具重裝甲、遠程打擊、防空及聯合作戰能力的現代化部隊。值得注意的是，波蘭並沒有把現代化軍備視為唯一答案，而是同步提升後備戰力與動員能力。政府規畫每年訓練約10萬名公民，逐步擴大軍事訓練規模，同時推出全民危機手冊、民防教育及各類防災訓練，鼓勵民眾學習急救、避難、基礎戰術及危機應變能力。國防部也提供短期軍事課程，讓不同年齡層民眾都能參與。這種制度讓備戰逐漸成為全民共同參與的公共事務，而不是只屬於軍方的專業領域。攻擊者即使突破第一道防線，仍然必須面對持續補充戰力、具備高度韌性的整個社會。波蘭另一項重要策略，就是把國家安全與北約集體防禦緊密結合。波蘭積極接受北約部隊長期駐紮，持續舉辦大型聯合演習，加強與美國、英國、德國及波羅的海國家的軍事合作，並推動區域聯合防空與聯合作戰機制。東方之盾工程也納入歐盟及北約相關安全計畫，讓波蘭邊境安全不再只是波蘭自己的問題，而是整個北約東翼共同承擔的戰略責任。任何針對波蘭的軍事行動，都可能立即引發北約集體防禦機制，大幅提高潛在攻擊者必須承擔的政治與軍事成本。從整體架構來看，波蘭真正值得研究的地方，不是投入多少軍費，也不是採購多少武器，而是建立一套高度整合的國家防衛模式。邊境工程、軍備建設、後備動員、民防教育及國際聯盟彼此相互支援，每一項政策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服務同一個戰略目標，也就是提高敵方發動攻擊的成本，同時提升國家的持續作戰能力與社會韌性。對台灣而言，波蘭經驗具有高度參考價值。兩地都位於地緣政治競爭的重要位置，也都必須面對強大鄰國帶來的安全壓力。近年台灣積極推動後備改革、民防訓練、無人機產業發展及不對稱作戰能力建設，方向與波蘭有不少相似之處。不過，波蘭更值得借鏡的是跨部門整合能力。波蘭把國防建設、地方發展、公民教育、基礎建設及國際合作整合成一套完整的國家安全戰略，讓每一項投資都同時提升軍事能力、經濟韌性及社會凝聚力。豪豬戰略強調讓攻擊者難以下口，波蘭則把這項理念進一步擴展成整個國家的治理模式。真正具有嚇阻效果的，不只是先進武器，也不是堅固工事，而是一個能夠快速動員、持續運作、獲得盟友支持，並具備高度社會韌性的國家。當前線不再只是軍隊駐守的地理位置，而是整個社會共同建構的防衛體系，任何潛在攻擊者都必須重新評估戰爭是否值得付出如此龐大的代價。這正是波蘭近年國家安全戰略帶給台灣最重要的啟示。

烏克蘭戰場經驗正在改變全球軍事思維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俄烏戰爭爆發初期，烏克蘭最大的形象就是向歐美持續爭取軍事援助，希望獲得更多武器、彈藥、防空系統與財政支持。國際社會普遍將烏克蘭定位為受援國，許多重大軍事裝備都依賴美國與歐洲提供。短短數年後，全球軍事發展卻出現令人意外的變化，美國開始積極研究烏克蘭在戰場累積的反無人機經驗，甚至將許多實戰成果納入自身戰術改革。這項轉變代表烏克蘭已經不只是接受援助，更開始向盟友輸出戰術知識與作戰經驗。真正改變國際軍事思維的，不只是無人機大量投入戰場，而是低成本武器徹底改寫戰爭的成本結構。過去各國空防系統主要設計用來攔截戰鬥機、巡弋飛彈與彈道飛彈，每一次攔截都可以接受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美元的成本。如今面對大量廉價自殺式無人機，舊有防空模式開始出現嚴重失衡。例如部分自殺式無人機造價可能僅約數千美元到數萬美元，美軍過去卻可能必須動用單價數十萬美元的 AIM-9X 飛彈，甚至超過百萬美元的愛國者飛彈進行攔截。當攻擊方不斷使用廉價無人機消耗防空飛彈，真正流失的不只是彈藥，更是整體國防預算與後勤補充能力。戰場開始從火力競賽演變成成本競賽，誰能以更低成本持續作戰，誰就更有機會取得長期優勢。正因如此，美軍近年快速調整思維，加速建立專責反無人機能力，希望用更便宜、更大量、更快速部署的方法對抗廉價無人機。整個改革方向已不再追求單一高性能武器，而是建立完整、多層次的反制體系。新一代反無人機作戰最大的特色，就是大量運用電子戰能力。許多無人機高度依賴衛星導航與無線電控制，只要有效干擾導航訊號、資料鏈路或控制頻率，就能讓部分無人機偏離航線、失去控制甚至提前墜落。相較於發射飛彈，電子干擾成本極低，而且可以反覆使用，已逐漸成為反制低成本無人機的重要防線。雷射武器同樣逐漸成熟。過去雷射一直停留在技術展示階段，如今實戰需求加速相關技術發展。雷射最大的優勢並非威力，而是每次發射成本極低，只要持續供電，就能反覆攔截大量低速無人機。面對蜂群攻擊時，雷射能有效降低整體防空成本，也讓未來防空系統開始從消耗飛彈轉向消耗電力。高能微波則提供另一種全新的解決方案。不同於逐架擊落，高能微波能利用強烈電磁能量癱瘓一定範圍內大量電子設備，特別適合應對蜂群無人機。未來戰場比拼的不只是火力，更包括電子頻譜控制能力與能源管理能力。即使需要動用傳統武器，美軍也開始大量尋找價格合理的攔截方案。例如利用成本遠低於傳統防空飛彈的雷射導引火箭彈改裝為防空用途，讓每一次攔截逐步接近成本對等。當攻擊成本與防禦成本逐漸平衡，不對稱消耗戰便難以持續。另一項重要發展，是開始以低成本無人機對抗低成本無人機。過去無人機主要擔任偵察或攻擊任務，如今愈來愈多國家投入發展攔截型無人機、自主協同飛行與蜂群作戰技術。未來空域可能同時存在攻擊無人機、防禦無人機、電子干擾無人機與誘餌無人機，各種自主系統彼此對抗，人員反而退居幕後指揮。人工智慧、自主導航與群體協同能力，將成為下一階段競爭核心。烏克蘭最大的價值，不只是成功抵抗俄羅斯，更重要的是累積全球最完整的低成本無人機作戰資料。每天面對大量攻擊，每一次成功與失敗都成為寶貴的實戰數據。世界各國雖然擁有先進武器，卻沒有如此密集且長時間的戰場驗證。正因如此，烏克蘭逐漸從武器使用者轉變為戰術創新者，再進一步成為軍事經驗輸出者。這項變化對台灣具有高度參考價值。台灣長期擁有半導體、電子製造、通訊設備、人工智慧與精密機械等完整產業基礎，本來就具備發展低成本智慧無人機的能力。真正需要建立的是整體作戰思維，而不是只追求少量昂貴武器。未來國防建設應同步發展低成本攻擊無人機、反制無人機的無人機、電子干擾設備、雷射防空系統、高能微波技術，以及自主蜂群控制能力，形成完整的不對稱防衛架構。大量生產、快速更新、持續改良，將比少量高價裝備更符合未來戰場需求。俄烏戰爭證明，未來軍事競爭已經從平台性能轉向整體系統競爭，從單件武器競賽轉向產業鏈競賽，從科技領先轉向成本效率競賽。烏克蘭能夠從受援國逐漸成為戰術輸出國，真正依靠的不是經濟規模，而是在高強度戰場中快速學習、快速修正、快速創新的能力。這也是台灣最值得借鏡的地方。真正決定下一場戰爭勝負的，未必是誰擁有最昂貴的武器，而是誰能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與最大規模，持續建立具有韌性的智慧作戰體系。

AI代筆風波敲警鐘，從德國女部長爭議看政治人物署名文章的政治誠信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德國近日爆發一場AI代筆爭議。德國聯邦經濟暨能源部長萊赫（Katherina Reiche）4月分別在《商報》與《法蘭克福匯報》發表署名評論文章，後來遭《明鏡週刊》以AI檢測工具分析，部分段落被判定具有高度AI生成可能性。事件真正引爆輿論的關鍵，不只是AI檢測結果，而是德國經濟部面對追問時沒有正面否認，反而表示人工智慧已成為政治工作中自然而然、日常化的一部分。這句官方回應引報了更大的爭議，從單一部長的文章風波，擴大成民主政治的新問題。政治人物使用AI協助寫作，到底是正常行政工具，還是對公眾誠信的模糊處理？署名文章究竟代表本人思想，還是代表幕僚、機器與審稿流程共同加工後的政治產品？這些問題對台灣同樣重要，因為台灣政治人物、政府機關、候選人與政黨團隊，也正在快速導入AI工具。從技術角度來看，AI檢測工具本身不能被當成最後證據。Pangram、GPTZero這類工具主要透過詞彙分布、句型結構與統計特徵，推估文章由AI生成的可能性。這種判斷存在誤判風險，也可能因文章風格過於制式、官樣或平鋪直敘而提高疑似AI生成的分數。換句話說，AI檢測結果只能作為警訊，不能直接等同於判決。可悲的是，官樣文章寫得像AI，有時候不是AI太強，而是官樣文章本來就像一台缺乏靈魂的影印機，這是任何不夠用心的政治人物隨時可能會面臨的問題。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萊赫文章是否百分之百由AI完成，而是政治人物公開署名文章的責任界線。政治人物的文章不同於一般企業文案，也不同於個人社群貼文。當部長在主流媒體發表署名評論，文章內容通常被視為政策立場、價值主張與政治責任的表達。讀者相信文章代表部長本人對公共政策的理解與承諾，媒體也因為作者具有公共職務而給予發表空間。如果文章只是由AI生成初稿，再由幕僚稍作修改，最後掛上部長姓名，問題就不只是寫作流程，而是政治責任是否被稀釋。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文字漂亮，而是人民可以追問，這個主張是誰負責？這個政策判斷來自誰的思考？這個公共承諾將由誰承擔？德國經濟部的說法具有一定現實基礎。現代政府工作本來就大量依賴幕僚協助。演講稿、政策說帖、新聞稿與專欄文章，很少完全由首長一人從零開始撰寫。AI進入這個流程，本質上只是把文字整理、資料摘要與草稿生成的效率再提高一層。從行政效率來看，禁止政府使用AI並不實際，也沒有必要。問題在於，AI輔助與AI代筆之間必須有清楚界線。AI可以協助整理資料、比較政策案例、檢查文字邏輯、提出草稿架構，也可以協助翻譯與潤飾語句。政治人物必須親自決定核心觀點、政策立場、價值判斷與最終責任。若AI只是行政工具，透明揭露不會傷害政治人物。若AI實際替代思考，透明揭露就會暴露政治人物缺乏主體判斷。台灣更應從這場爭議中提前建立規範。台灣選舉密度高，政治傳播速度快，LINE、Facebook、YouTube、短影音平台與即時新聞共同塑造輿論。未來AI不只會協助寫文章，也會協助產生政策懶人包、社群貼文、影片腳本、競選文案、攻防語句與選民分眾訊息。若沒有透明原則，政治溝通將愈來愈像自動化內容工廠，選民看到的是候選人名字，背後卻可能是AI與資料團隊不斷測試後的語言產品。台灣可以從3個層次建立基本規範。第1個層次是政府機關應建立AI使用揭露原則。政府部會若使用AI協助產生公開政策文件、首長署名文章或正式演講稿，至少應內部留存使用紀錄，明確區分資料整理、草稿生成、文字潤飾與內容決策。對外公開文件若高度仰賴AI生成，應以適當方式標示AI參與程度。這不是為了羞辱使用AI的人，而是為了保護公共信任。第2個層次是媒體應建立署名文章投稿規範。媒體可以要求作者聲明是否使用AI大量生成內文，並說明最終責任由作者本人承擔。這類規範不需要把AI視為禁忌，重點是避免讀者誤以為文章完全出自作者本人思考。當AI已能大量生成貌似有道理的文字時，媒體把關不能只看文句通順，還要看作者責任是否清楚。第3個層次是政治人物應建立自己的誠信標準。政治人物可以使用AI，但不能把AI當成逃避思考的外包工具。尤其涉及政策主張、價值立場與公共承諾時，政治人物必須能夠親自說明文章核心論點。若一位政治人物無法清楚回答自己署名文章中的主張，問題不在AI，而在政治責任已經空洞化。這場德國風波對台灣的實務戰略價值，在於提醒政府與政黨不要等到爭議爆發後才補破網。AI治理不是只管企業、學校與科技公司，也必須管到政府本身。公共部門若要推動AI應用，更應先示範透明、負責與可追溯的使用方式。否則政府一方面要求社會建立AI倫理，一方面自己在政治傳播上模糊帶過，公信力自然會被削弱。AI時代的政治寫作，不應回到手寫草稿的浪漫想像，也不必假裝每篇文章都由政治人物在深夜獨自完成。真正重要的是誠實揭露與責任承擔。AI可以協助政治人物寫得更快、更清楚、更有條理，但AI不能替政治人物承擔公共責任。民主社會需要的不是完全沒有AI的政治，而是能夠說清楚AI如何被使用的政治。當政治人物署名一篇文章，選民真正要問的不是每一個字是不是本人打出來，而是文章中的主張是否由本人理解、認可並承擔。這條界線若守不住，未來政治人物的名字可能還在文章上，政治責任卻早已消失在演算法與幕僚流程之中。

AI 帳單失控，企業開始學習 Token 成本控制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過去幾年，生成式AI快速崛起，許多企業擔心錯過技術浪潮，紛紛投入AI工具與平台。從客服系統、文件管理、程式開發到市場分析，幾乎所有部門都開始導入AI。市場普遍認為，AI將如同當年的網際網路與雲端運算一樣，成為企業競爭力的重要基礎。當企業大規模使用AI之後，一個過去較少被討論的問題逐漸浮現，也就是Token成本失控。近期國際顧問公司Accenture便要求部分員工減少不必要的AI使用。管理階層發現，大量員工使用AI執行簡單工作，例如將PDF轉換成簡報、整理會議紀錄、格式化文件或進行基礎資料查詢。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操作，在數萬名員工同時使用的情況下，累積出驚人的Token支出。Accenture內部主管甚至直接指出，企業目前看到的是AI Token成本快速上升的現象，而非對應比例的生產力提升。Uber的案例更加具有代表性。根據多家媒體報導，Uber原本編列的2026年AI開發預算，在短短4個月內便已消耗殆盡。公司將Claude Code等AI程式開發工具開放給約5,000名工程師使用，結果AI支出遠超預期。最後管理階層不得不限制員工使用額度，並重新檢討AI工具的採購與管理方式。更值得注意的是，Uber高層公開表示，目前仍看不出大量Token消耗與產品成功之間存在明確關聯。類似情況也出現在微軟。部分部門曾經積極導入Claude Code等AI開發工具，但由於使用量快速增加，相關授權成本超出預期，最後不得不重新評估授權策略與使用規範。企業管理者開始發現，AI的問題不在於單價昂貴，而在於使用量成長速度遠遠超過預期。旅遊平台Priceline同樣面臨類似挑戰。根據企業資訊主管分享的經驗，原本的AI工具續約報價竟比前一年度高出4至5倍。原因並非模型價格上漲，而是企業內部使用量快速增加，使得整體帳單持續擴大。這些案例顯示，AI產業正在從「授權經濟」進入「消耗經濟」。過去企業購買軟體，多半採用固定授權模式。企業每年支付固定費用後，成本大致可以預測。生成式AI則完全不同。無論是輸入資料、生成內容、執行分析或啟動AI代理人，每一次操作都會消耗Token。當使用規模擴大後，成本將呈現非線性成長。瑞銀近期訪談多家大型企業資訊主管後發現，約60%的企業已開始限制AI支出。部分企業建立Token預算制度，部分企業限制高成本模型使用權限，也有企業減少AI工具數量，以避免年度預算失控。這代表市場正在從追求使用量成長，轉向追求投資報酬率。這種現象背後反映的是AI產業的根本矛盾。過去幾年，OpenAI、Anthropic、Google、Meta等企業透過補貼與低價策略快速擴大市場規模。大量投資人願意投入資金，是因為相信未來企業將願意支付更高價格使用AI服務。當市場進入實際營運階段後，企業開始要求證明AI是否真的創造價值。企業管理者真正關心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如果每月花費100萬元購買AI服務，能否創造超過100萬元的效益。如果答案無法被證明，再先進的模型也難以長期獲得企業支持。從目前發展趨勢來看，AI產業已經進入第二階段競爭。第一階段比的是模型能力與市場聲量。第二階段比的則是成本效率與商業價值。未來勝出的企業不一定擁有最大的模型，而是能夠以最低成本創造最大價值的企業。這對台灣企業具有重要啟示。過去兩年許多企業將AI視為數位轉型的象徵，只要導入AI似乎就代表企業具有創新能力。未來這種思維將逐漸失效。企業需要建立新的管理能力，也就是AI財務治理能力。企業在導入AI時，應建立明確的Token預算制度，針對不同部門設定使用上限。高成本模型應優先用於高價值工作，例如研發、策略分析或技術開發。行政文書、資料整理與一般查詢則可採用成本較低的小型模型或開源模型。所有AI專案都應建立投資報酬率指標，包括節省工時、增加營收、降低錯誤率與提升客戶滿意度等具體成果。未來企業競爭力的差異，可能不在於誰擁有最多AI工具，而在於誰最懂得管理AI成本。過去企業管理水電費、設備折舊與雲端資源，未來還要管理Token消耗。董事會、財務長與資訊長必須共同參與AI治理，因為AI已經不只是技術議題，而是經營管理議題。AI技術仍然具有改變世界的潛力，但市場已經開始進入現實階段。當企業開始逐筆檢查AI帳單，當財務部門開始追蹤每一個Token的支出，產業競爭的焦點將從技術神話回到商業本質。真正重要的問題不再是企業用了多少AI，而是企業透過AI創造了多少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