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從杜勒斯證言看台灣地位，舊金山和約並非取代而是落實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兩會期間再度拿出《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來主張中國對台灣的主權，這種論調在國際法理上其實充滿瑕疵。外交部長林佳龍雖然對此做出了回應，卻主張《舊金山和約》已經「取代」了《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這個回應應該是非常清楚的立場，社會應該與予肯任。不過這種說法還可以再精確一些，因為這樣說似乎意味著默認了台灣曾經透過這些宣言交給中國，再試圖用後來的條約來否定，至少會給別人這樣的印象。其實，這樣的印象是不必要的，這種回應方式並非最理想的策略。我們應該直接指出歷史真相，那就是《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從頭到尾都沒有把台灣的主權交給中國。這並非憑空杜撰，2025年9月12日美國在台協會以及2025年11月25日總統府都已經明確表達，這兩份宣言並未決定台灣的地位。我們在面對國際社會時，與其糾結於條約的先後取代關係，不如直接點出宣言性質文件在國際法上的局限性，以及宣言中並未白紙黑字完成領土移轉的事實。更深入來看，《舊金山和約》與《開羅宣言》的關係並非單純的取代，而是根據的關係。當年《舊金山和約》的起草人杜勒斯在1951年9月5日就曾公開說明，和約第2條要求日本放棄台灣與澎湖，完全是依照《波茨坦公告》第8條的規定。這項規定是為了實施《開羅宣言》，讓日本的主權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等島嶼。正因為《開羅宣言》本身沒有具備決定台灣地位的終局法律效力，所以《舊金山和約》才必須依照程序要求日本放棄領土，這證明了《舊金山和約》是落實法律程序的根據。對於王毅宣稱台灣自古屬於中國的說法，台灣社會更應該有底氣地回應。歷史學者沈建德與前總統陳水扁在訪談中曾引用邱吉爾與杜勒斯的證詞，明確駁斥這種片面的主權主張。台灣讀者應該理解，國際條約的法律效力遠高於戰時的公報或宣言，日本正式批准《波茨坦投降條件》後，其領土條款已經在1945年後付諸實施，而《舊金山和約》第2章第2條所包含的放棄領土條款，正是嚴格且謹慎地符合當年的投降條件，並沒有將台灣主權轉讓給特定國家的法律記載。我們在處理這種外交攻防時，應該站穩法理立場。既然《開羅宣言》性質上只是戰時意向的陳述，而非具備領土移轉效力的條約，我們就沒必要採取「後法取代前法」的論點，因為這等於變相承認前法曾有過處分台灣主權的效力。我們應該堅定主張，台灣的地位在《舊金山和約》中僅由日本聲明放棄，並未確定歸屬，而這才是台灣走向國際社會、守護主權最真實的法律基礎。

戰火陰影下的觀光治理，阿聯大公國如何用國家資源守住旅遊信任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中東地區地緣政治局勢升高，航空交通往往成為最先受到衝擊的領域。當空域因安全考量被迫關閉，航班取消與大量旅客滯留便迅速出現。近期因伊朗與以色列衝突升溫，多國航空路線被迫調整或暫停，造成大批旅客無法如期離境。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境內約有 2 萬名觀光客與轉機旅客因此滯留，杜拜與阿布達比等主要航空樞紐承受巨大的壓力。面對突發局勢，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政府宣布由國家全額承擔受困旅客的住宿費用，為滯留旅客提供臨時安置。這項政策在全球旅遊產業中相當罕見。多數國家在航班大規模取消時，旅客通常需要自行負擔住宿與延誤成本。阿聯大公國政府選擇由公共資源吸收這些費用，目的不僅是人道支援，也是一種高度策略化的觀光治理手段。阿聯大公國長期將航空與觀光產業視為國家經濟的重要支柱。杜拜國際機場長期名列全球最繁忙的國際旅客機場之一，阿布達比也積極發展為區域航空樞紐。大量轉機旅客與觀光客使整體經濟高度依賴國際航運與旅遊市場信心。當區域衝突造成航空秩序混亂，旅客安全與服務品質便直接影響國家品牌形象。阿聯大公國政府選擇承擔住宿費用，背後反映出對觀光品牌的高度重視。旅客在危機期間獲得妥善安置，能夠留下正面的旅遊經驗。當局在國際媒體與社群網路上建立「可靠旅遊目的地」的形象，長期效果可能遠超過短期支出。觀光產業競爭激烈的時代，國家形象本身就是一種重要資產。中東區域局勢對航空交通造成的衝擊也再次顯示全球化旅遊體系的脆弱性。航線高度集中於幾個大型樞紐機場，一旦空域安全情勢惡化，航班取消與轉機混亂便迅速擴散。旅客滯留事件不僅考驗航空公司，也考驗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公共部門是否願意投入資源維持旅客權益，往往成為觀光信任度的重要指標。阿聯大公國在此次事件中的處理方式也提供台灣值得思考的治理經驗。台灣每年接待大量國際旅客，同時也是亞太地區的重要航空轉運點。當區域衝突或大型災害造成航班停飛，大量旅客滯留的情況同樣可能發生。政府與觀光產業是否具備快速協調與紓困機制，將直接影響國際旅客對台灣的信任。觀光產業不只是經濟活動，也是國家形象的延伸。旅客在突發危機中的體驗，往往比平時的服務更具有象徵意義。阿聯大公國透過國家資源支撐旅客住宿費用，向全球旅遊市場傳遞一個清楚訊號。當困難出現時，國家願意承擔責任並保護旅客權益。中東戰火仍可能持續一段時間，航空交通的不確定性仍然存在。各國政府如何在安全、經濟與觀光之間取得平衡，將成為未來全球旅遊治理的重要課題。阿聯大公國此次政策不僅是臨時紓困措施，也是一種以國家品牌為核心的危機管理策略。對於依賴國際交流的經濟體而言，這樣的治理思維值得深入觀察與討論。

看不見的戰場，金融體系如何成為戰略武器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現代戰爭的形態正在快速改變。軍事衝突仍然是國際政治的重要工具，金融體系逐漸成為另一條戰線。過去戰爭主要依賴軍隊、飛彈與武器系統，當代衝突開始結合金融監管與國際結算制度。美國對伊朗所採取的策略顯示軍事力量與金融制裁可以形成雙軌威懾結構。飛彈與金融清算共同運作，構成多層次的戰略壓力。軍事力量在衝突中負責直接打擊目標。空襲、飛彈與無人機攻擊可以摧毀軍事設施與基礎建設，短時間內改變戰場局勢。軍事行動同時具有威懾效果，向對手展示武力與決心。城市、港口與能源設施逐漸成為攻擊目標，軍事衝突的影響範圍從戰場擴展到整體經濟體系。金融體系則形成另一種戰略壓力。全球銀行體系長期依賴美元清算與跨境金融網絡。當企業或個人被列入制裁名單，銀行帳戶可能被凍結，跨境交易受到限制。金融資產無法轉移，企業難以取得外匯，貿易活動逐漸受到壓縮。沒有爆炸聲的金融制裁，卻能對國家經濟造成深遠影響。伊朗長期面臨金融制裁壓力。許多企業透過海外金融中心維持資金流動。杜拜與阿聯酋曾經扮演重要金融門戶，大量資金透過當地金融市場進入國際貿易體系。當阿聯酋開始凍結資產並打擊地下金融網絡，伊朗經濟承受更大壓力。金融封鎖與軍事威脅同時出現，使戰略壓力迅速提高。金融戰的威力來自全球金融網絡的連結結構。美元在國際貿易與金融市場仍然佔據核心地位。跨境支付系統與銀行清算機制使金融監管可以影響全球資金流動。關鍵機構如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提供國際銀行之間的金融通訊與結算網絡。一旦金融機構被排除在這些系統之外，國際貿易與金融活動將面臨巨大障礙。軍事戰與金融戰在現代衝突中逐漸形成互補關係。軍事力量提供短期衝擊，金融制裁則形成長期消耗。軍事打擊可以削弱基礎設施與軍事能力，金融封鎖則影響能源收入與貿易活動。兩種力量同時運作，對國家戰略能力形成多層壓力。這種雙軌威懾模式逐漸成為大國戰略的重要工具。金融制裁還具有政治層面的影響。企業資金被凍結，金融交易受到限制，經濟活動開始收縮。國內企業與金融機構面臨巨大壓力，經濟困境可能轉化為政治壓力。金融體系因此成為影響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這種無形戰場不需要軍事衝突，就能在長期競爭中削弱對手。對台灣觀察國際政治而言，金融戰的重要性值得高度關注。未來衝突可能同時出現在軍事與金融領域。銀行體系、科技供應鏈與貿易制度都可能成為戰略工具。國家安全不再只涉及軍事力量，也涉及金融監管、科技政策與國際經濟制度。金融與軍事力量的結合正在重新定義戰爭。戰場不再只存在於地面、海洋與空中，金融市場與銀行系統也成為重要戰略空間。能源交易、金融結算與資本流動逐漸與國家安全議題連結。伊朗與阿聯酋的案例顯示金融體系在地緣政治中的角色將持續增加。這種變化對全球安全架構具有深遠影響。軍事衝突與金融競爭將同時存在，形成新的戰略結構。對台灣而言，理解這種趨勢有助於更全面觀察國際政治環境。未來國際衝突的樣貌，可能同時出現在飛彈發射與銀行帳戶凍結之間。看不見的金融戰場，正在成為現代戰略競爭的重要舞台。

1950到2027，台灣在地緣政治中的地位並未改變，歷史符號回到現代戰場，台灣價值被國際重新確認楊聰榮（公督盟評審委員，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1950到2027，台灣在地緣政治中的地位並未改變。時代語言改變，技術改變，供應鏈改變，世界對台灣的關注方式也改變，台灣依然站在同一條斷層線上，民主與威權的結構性競爭，海上交通與島鏈防線，區域秩序與全球經濟的關鍵節點。2026年3月，美國國務卿盧比歐在談到對伊朗行動升級時，公開使用「unleash Chiang」這種冷戰語彙，指涉接下來幾小時到幾天內的強化打擊。媒體與外交圈普遍解讀，這句話不是召喚歷史人物，而是宣告解除束縛、動用壓倒性武力，也就是準備全力開打。  這個用法最刺眼的地方，不在於伊朗戰場，而在於語言選擇。美國政治人物需要一個象徵，拿來包裝「火力全開」的訊號，最後選到蔣介石。歷史符號被改寫成現代軍事術語，反而把台灣的戰略位置照得更清楚，台灣在美國政治語言的深層記憶中仍然屬於前線，仍然是牽動威權擴張與民主防線的那個點。把時間往回推，這段語彙的根脈就落在韓戰。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介入朝鮮半島，同時把台灣納入戰略管控。杜魯門政府的邏輯是控制衝突外溢，避免戰爭擴大為更全面的對抗。麥克阿瑟的路線更激進，主張把更大範圍的共產陣營壓力納入戰略盤算，也將台灣視為可用的牽制支點。麥克阿瑟與杜魯門對「有限戰爭」的分歧走到公開衝突，最後以麥克阿瑟被解除職務收場。這段歷史留下的不是八卦，而是一種結構記憶，台灣一旦被納入大國對抗框架，就很難被當成純粹的地方議題。回到2026到2027，類似的結構再次浮現，只是名詞換了。美國眾議院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穆勒納爾在2026年2月的大西洋理事會活動中提到，美國情報指出習近平下達指令，要求解放軍在2027年前具備佔領台灣的能力。   這種說法把焦點放在能力門檻而不是日期本身，2027不是開戰日，2027是實力轉折點，一旦北京自認具備拒止美軍介入的把握，台海的現狀就會被重新定價。這種警示並非一場演說的即興發言，而是被制度化、文件化的政策論述。特設委員會發布的 Ten More for Taiwan 報告在文本中直接寫出，2027是習近平為解放軍設定的期限，目標是具備入侵台灣的能力，同時在印太地區對抗美軍。   這句話把台海的本質講得很直白，台海不是單純主權爭議，台海同時是美中區域主導權與戰後秩序的競爭場域。美國情報圈對2027的評估也反覆出現。CIA局長伯恩斯曾公開表示，美國掌握情報顯示習近平指示解放軍在2027前做好準備，並強調這不等於已經決定在2027動手。   這種表述的功能就是把壓力釘在能力建軍與拒止介入的方向，提醒政策界與盟友把準備做在前面。這裡就能看出1950到2027的連續性。1950年代，台灣的戰略價值來自島鏈位置與冷戰前線。2020年代，台灣的戰略價值同時疊加制度意義與產業節點，民主對威權的對抗、印太秩序的防線、全球供應鏈的核心零件。語言會換，工具會換，結構不會換，台灣仍然是那個會牽動整個區域算盤的關鍵點。政治預警也早就外溢到市場語言。去風險化不是口號，是董事會議程。供應鏈重組不是情緒，是成本與風險的重新計價。台灣社會若把2027當成政客喊話，國際資本就會用最現實的方式回答，保險費率、航運成本、融資條件、備援庫存、產能外移，每一項都會變成具體代價。這就是所謂的倒數計時中的和平，和平的維持不是寄託對方克制，而是建立在對方無能為力。「蔣介石」被美國政治人物拿來當作全力開打的代稱，對台灣而言不是懷舊，而是提醒。歷史符號能在2026被重新啟用，代表台灣在大國競逐的語境裡仍然是一個可被動員的關鍵詞，台灣的地緣政治價值並未改變。1950如此，2027仍然如此。台灣要做的事情也很清楚，站穩民主陣營的位置，把威懾做實，把韌性做深，把國際信任變成可以被依賴的行動，而不是被質疑的話術。

美國中東計畫的希望與侷限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行動，再次展現了華盛頓在全球軍事體系中的壓倒性優勢。當美軍動用高精度武器與長程打擊能力時，區域軍事平衡往往會迅速改變。伊朗相關軍事設施遭到鑽地彈打擊的行動，讓外界清楚看到美國依然具備在短時間內重塑戰場局勢的能力。軍事力量在當代國際政治中仍然是重要的決定因素。然而軍事力量只能改變戰場，卻不一定能夠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美國在完成軍事行動之後，並未立即提出新的全面政治解決方案，而是逐漸將政策重心轉向經濟合作與區域發展。這種策略反映出一種新的政策思考，亦即透過經濟整合與產業合作，降低衝突動機，逐步重塑區域秩序。在軍事力量之外，經濟發展被視為推動和平的重要工具。美國與部分中東國家正在推動合作開發計畫，內容涵蓋能源產業升級、基礎建設投資，以及人工智慧與高科技產業的合作。這些計畫試圖將中東從長期的衝突地區轉變為新的經濟合作空間。當區域國家逐漸建立共同的經濟利益，彼此之間的衝突成本便會上升，經濟利益也可能成為抑制戰爭的重要力量。這種以經濟整合推動和平的模式，過去在歐洲曾經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國家透過煤鋼共同體逐步發展出歐洲整合的制度框架，經濟合作成為避免戰爭的重要基礎。部分美國政策制定者也期待，中東未來能在能源合作與產業整合之中逐漸形成新的區域秩序。經濟合作雖然具有降低衝突的潛力，但仍然無法直接解決中東長期累積的宗教、民族與領土問題。巴勒斯坦問題、伊朗與以色列的對立，以及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宗教分歧，都是深層歷史衝突。這些矛盾往往涉及身份認同、歷史記憶與政治主權，並非單純的經濟利益可以完全化解。在實際政策操作上，美國的中東政策仍然明顯偏重於維護盟友的安全與利益。以色列長期被視為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戰略夥伴，因此華盛頓在安全政策上通常優先考量以色列的戰略需求。對伊朗與巴勒斯坦而言，這樣的政策安排往往被視為缺乏公平性。若區域各方無法在政治層面建立基本的互信，單純依靠經濟合作很難消除長期對立。中東局勢也不再只是美國單一力量主導的格局。俄羅斯、中國與土耳其近年來都逐漸擴大在中東的影響力。俄羅斯透過敘利亞戰爭建立軍事存在，中國則以能源合作與基礎建設投資深化與區域國家的關係。土耳其則在北敘利亞與東地中海地區積極展現區域強權角色。這些外部力量的介入，使中東成為全球地緣政治競逐的重要舞台。不同國家在此推動各自的戰略利益，也讓區域政治結構變得更加複雜。任何單一國家的政策方案，都難以完全主導整個中東秩序。伊朗在這個地緣政治格局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作為中東人口最多、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之一，伊朗在歷史與宗教層面都具有深厚影響力。伊朗同時也是什葉派世界的重要中心，對伊拉克、敘利亞與黎巴嫩等地的政治力量具有長期影響。這使得伊朗既是區域秩序中的重要參與者，也經常被視為潛在的戰略挑戰者。美國對伊朗的軍事壓力與經濟制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伊朗的發展空間，但也讓伊朗更加傾向尋求其他大國支持。伊朗與俄羅斯的軍事合作，以及與中國的能源合作，都顯示出新的地緣政治連結正在形成。這種新的國際網絡，使中東局勢更加複雜，也讓任何單邊政策更難取得長期效果。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所推動的合作開發計畫確實帶來某種程度的和平紅利。部分中東國家在能源轉型與科技產業方面開始出現新的發展機會。就業機會增加與產業結構升級，對穩定社會具有一定正面效果。不過真正長期的和平仍然需要更全面的政治安排。若區域各方無法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協商機制，深層衝突仍可能在未來再次浮現。歷史經驗顯示，經濟合作雖然能夠降低衝突頻率，但若政治矛盾長期被忽視，衝突仍可能在新的條件下重新爆發。中東問題之所以長期難解，原因在於這片土地同時承載宗教、民族、能源與地緣政治等多重因素。不同層面的矛盾彼此交織，使問題變得格外複雜。任何試圖以單一工具解決所有問題的政策，都可能面臨侷限。從長期角度來看，美國若希望建立穩定的中東秩序，仍然需要在軍事威懾、經濟合作與政治協商之間取得平衡。軍事力量可以維持基本安全環境，經濟合作能夠提供發展動能，政治協商則是解決深層衝突不可或缺的機制。當政治、經濟與安全三個層面逐步形成互相支撐的制度架構時，中東地區才有可能走向更穩定的未來。經濟合作確實是重要的和平催化劑，但真正的區域秩序仍然需要更長時間的制度建構與政治智慧。

詐騙專業化的時代，法律設計防迷打詐機制才是反詐騙關鍵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最近泰國公布一項新規定，2026年起電信詐騙受害者可以直接向電信商或銀行申請賠償，報案後甚至能先行取得賠付。這則消息之所以在台灣引起震盪，不只是制度本身，而是讓我們不得不對照自身的社會文化。每當詐騙新聞曝光，留言區總會湧現熟悉的聲音，「誰叫你貪」、「這也會信」。騙子當然可惡，被騙的人卻往往同時承受輿論審判。久而久之，羞辱受害者幾乎成為公共討論的預設立場。這種嘲諷文化表面上是在強調警覺，實際上卻轉移了焦點。當討論集中在個人是否貪心、是否判斷失準，制度設計的責任便悄悄退到背景。社會將詐騙理解為道德失誤，而不是風險管理失靈。防詐宣導鋪天蓋地，簡訊提醒不斷跳出，ATM貼滿警語，卻很少有人追問，為何大量異常門號可以長期存在，為何可疑金流未能即時攔阻。當所有批評都指向受害者，掌握通訊與金融通道的產業便不必承受同等程度的檢視。詐騙手法早已高度專業化。詐騙集團可以掌握精準個資，模擬官方語氣，甚至偽裝成銀行或電信客服。分工細緻、話術訓練完整，背後往往有跨境組織運作。面對這樣的產業化犯罪結構，單靠個人提高警覺難以形成有效防線。當犯罪技術不斷進化，若制度與監理標準停留在宣導層次，風險自然會落在最末端的個人身上。泰國的新制度提供了另一種方向。2026年起受害者可以向電信商或銀行申請賠償，報案後能先行取得部分補償。這項設計不只是賠償機制，更是一種文化與制度的轉向。焦點不再是受害者是否足夠聰明，而是產業是否盡到合理風控義務。當賠償責任與經濟成本明確落在業者身上，風險不再完全由個人吸收。制度訊號會影響社會訊號，當法律承認結構責任，公共討論的語氣也會改變。有人擔心，將責任擴及電信與金融業者，可能提高營運成本，甚至轉嫁給消費者。這確實是政策辯論必須面對的議題。風險重新分配並不等於無限制擴張責任，而是建立清楚標準與合理比例，例如在重大疏失或未達基本風控要求時啟動賠償機制。透過監理規範與準備金制度，可以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取得平衡。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是否完全免責或全面負責，而是如何讓風險分配更符合現代數位社會的實際權力結構。當制度開始承擔責任，社會態度自然會調整。若法律與政策明確指出詐騙防制是系統工程，輿論就較難再輕易把責任推給個人。當門號審核更嚴格，當異常金流能即時凍結，社會會理解詐騙防制是一場集體治理，而不是單兵作戰。羞辱文化往往源於無力感，當制度提供清楚的責任架構，無力感才有機會轉化為具體改革的要求。台灣在數位化程度與科技能力上並不落後，卻長期讓詐騙討論停留在道德層次。停止羞辱受害者，不代表否定個人警覺的重要，而是承認風險早已超出個人可以完全掌控的範圍。若修法方向能從教育宣導轉向結構問責，從個人責任轉向制度設計，反詐政策才可能真正進入理性辯論的階段。與其在每一次新聞事件後重複指責，不如正面檢視風險如何分配，這才是台灣需要展開的公共討論。

從伊朗戰爭看現代戰力的決勝關鍵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伊朗戰爭的最新發展，再次凸顯現代戰爭的本質並不在於火力數量，而在於精準程度與指揮效率。美國與以色列在第一波行動中，迅速鎖定高階軍事與指揮節點，完成具有戰略意義的斬首式打擊。這類軍事行動並未追求全面摧毀，而是以有限火力達成最大戰略效果。從戰場結果來看，軍事優勢並非來自武器總量，而是來自情報整合、精準導引與即時決策能力。伊朗隨後展開大規模報復。導彈與無人機攻擊遍及巴林、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卡達、約旦與沙烏地阿拉伯等地的美軍設施與盟國基地。公開資料顯示，美軍已有6名士兵死亡，18人受傷，伊朗方面死亡人數超過550人。戰火在短時間內外溢至整個波斯灣區域，地區緊張情勢迅速升高。在這些報復行動中，精準度問題成為觀察焦點。多起導彈遭防空系統攔截後碎片散落市區，造成民間設施受損與平民傷亡。阿布達比市區的高級飯店附近出現碎片墜落並引發火災，巴林首都Manama市區的住宅與商業區遭波及，港口與石油平台亦出現附帶損害。伊朗官方聲明強調攻擊鎖定軍事目標，但實際效果顯示導引精度與抗干擾能力存在落差。當攻擊方式依賴數量優勢而非精準命中，戰場風險自然擴散至軍事目標之外。霍爾木茲海峽局勢更凸顯戰略層面的差異。伊朗宣布封鎖該水道，全球約20%石油運輸需經此航道。油輪遇襲與航運風險推升油價，能源市場立刻反應。能源壓力成為間接戰場，顯示不對稱反擊多半集中於擴散成本與提高對手負擔，而非直接改變戰場優勢。這場衝突中呈現出兩種軍事邏輯的差異。一方以情報導向與精準斬首為核心，降低附帶損害並控制升級幅度。另一方以大量飛彈與無人機飽和攻擊，試圖以數量彌補精準不足。結果顯示，真正能夠改變戰場態勢的，是高精度與高整合度的作戰能力，而非單純火力展示。對台灣而言，這場戰爭提供清楚的戰略啟示。軍事投資若只追求武器數量，而忽略情報、通訊整合與精準打擊能力，戰場效果將大打折扣。現代戰爭已進入高度數位化與即時化時代，命中率往往比彈藥庫存更具決定性。戰場畫面看似混亂，真正決定勝負的是能否在第一時間精準鎖定核心目標。從目前消耗速度判斷，雙方都缺乏長期全面戰的誘因。高強度交鋒可能在數週內出現降溫趨勢。短期內衝突仍可能震盪能源市場與區域安全局勢。戰爭過程已清楚顯示一個現實，精準打擊能力才是現代軍事實力的核心指標。台灣在觀察這場衝突時，應該思考的不只是誰發射多少飛彈，而是誰真正改變戰略平衡。軍事優勢並不來自聲勢浩大的攻擊，而是來自能夠在關鍵時刻精準命中並迅速收束戰場。這正是中東戰場給台灣最值得深思的一課。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美國與伊朗的衝突楊聰榮（公督盟評審委員，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國與伊朗的對立常被描述成宗教與意識形態衝突，真正拉長到歷史縱深，會看到更核心的因素，國家主權與資源控制的挫折感，外部介入造成的集體記憶，革命後的新政權需要一個長期可用的敵人敘事，美國在中東安全架構裡又需要一個可被管理的威脅對象。美伊衝突在今天之所以反覆升級，不是因為某一次摩擦特別嚴重，而是因為每一次摩擦都會被舊傷口放大。1953年政變是這段歷史的起點之一。伊朗民選總理摩薩台推動石油國有化，觸動英國石油利益，美國與英國情報機構介入，最終推翻摩薩台並強化沙阿統治。這件事在伊朗政治記憶裡不只是一次權力更替，更像一次主權被外力折斷的示範，反美敘事從此有了可反覆引用的史實骨架。 冷戰年代的美伊同盟建立在共同利益，美國需要區域反共支點，沙阿需要外援鞏固政權與現代化工程。合作越緊密，反彈也越集中。對不少伊朗民眾而言，沙阿的安全體系與政治高壓與外援密不可分，這種連結在1979年革命爆發後迅速轉化為對美國的敵意。1979年革命改變伊朗國家性格，也改變美國理解伊朗的方式。同年11月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遭佔領，人質危機持續444天，52名美國人被扣留到1981年1月20日。事件不只導致兩國外交關係徹底崩解，也在美國國內留下長期政治陰影。對伊朗革命陣營而言，大使館象徵外力干預的延伸，佔領行動可被包裝成革命延續。對美國而言，大使館象徵國家尊嚴與國際秩序，人質危機成為伊朗不可被信任的證據。 人質危機期間與之後，美國在1980年4月嘗試以特種作戰救援，鷹爪行動在伊朗境內失敗並造成8名美軍死亡。對美國來說，行動失敗凸顯區域作戰限制。對伊朗來說，行動失敗強化革命政權的正當性與抗美神話。這類事件會把衝突從外交層級推向心理層級，情緒成本開始累積，讓後續任何談判都背負更高的國內政治代價。 1980到1988年的伊朗伊拉克戰爭把美伊互動推進到更殘酷的安全競逐。伊拉克入侵伊朗後，美國逐步採取偏向伊拉克的政策，包括經濟與情報等形式的支持。伊朗在戰爭記憶中常把這段經驗視為被圍堵，被背叛，被迫以非常手段求生。美國則把伊朗視為可能輸出革命的不穩定源。這種互相定義讓雙方更難回到互信狀態。 波斯灣油輪戰期間，美國在1987到1988年展開護航行動。大型海上護航與衝突擦槍走火的風險共存。1988年7月3日，美國軍艦誤認目標後擊落伊朗航空655班機，造成290名乘客與機組人員全數罹難。事件成為伊朗社會對美國不信任的另一個永久符號。即使美方主張誤判，伊朗仍把悲劇嵌入國家敘事。 進入21世紀後，美伊關係更像多層代理戰與制裁體系的綜合體。2003年伊拉克戰後的權力真空，讓伊朗的區域影響力與各式武裝網絡更容易伸展，美國在伊拉克與敘利亞周邊也更頻繁面對與伊朗相關的攻擊風險。雙方很多時候避免正面開戰，卻在灰色地帶互相加碼，互相測試底線，衝突門檻看似很高，誤判機率反而容易上升。 2015年核協議曾短暫打開降溫窗口。JCPOA在2015年7月達成，聯合國安理會第2231號決議與相關機制提供國際框架。美國在2018年5月8日宣布退出並重啟制裁，伊朗隨後逐步降低履約。核議題回到制裁與反制裁的循環，協議本身從外交成果變成彼此指控的證據。 2020年1月3日，美軍在巴格達附近以無人機攻擊擊殺伊朗指揮官蘇雷曼尼。行動把美伊衝突推向更直接的國家對國家報復邏輯，也讓伊朗更傾向用代理網絡與非對稱手段回應。美國在法律與戰略上把行動定位為反制威脅，伊朗在政治上把行動定位為主權遭侵犯，兩種敘事都能在各自國內獲得動員效果，降溫空間進一步縮小。 台灣讀者理解美伊衝突，值得把焦點放在時間尺度與結構條件。美伊之間存在一條很長的記憶鏈，1953年的外部介入，1979年的革命與人質危機，兩伊戰爭期間的偏向政策，波斯灣擦槍走火造成的民航悲劇，核協議的起落與制裁循環，目標式擊殺與代理戰的擴張。每一段都讓下一段更難回到零點，衝突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個不斷自我強化的關係結構。歷史結構對美國和伊朗的政策選項都有一定的限制。美國在中東的嚇阻需要盟友網絡與軍事部署，伊朗的政權合法性需要抵抗敘事與對外對抗姿態，雙方都有內政壓力，外交談判很難只靠理性成本效益計算。理解這些限制，才能看懂為何降溫窗口常短暫，為何每一次升級都像回到舊劇本，衝突不斷地發生，然後一次又一次地升高。

商業軟體COBOL舊程式可以用AI來更新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026 年 2 月，科技產業出現一個值得記錄的轉折時刻。市場將這段變化稱為「大崩塌」。長期以來，全球金融與政府體系的核心邏輯，被鎖在數十億行 COBOL 代碼之中。複雜性與人才斷層交織成一道難以跨越的護城河，讓少數企業握有龐大議價能力。當 Anthropic 展現對大規模遺留系統的高精度重構能力，這道建立數十年的屏障開始鬆動。IBM 股價出現 13% 的劇烈修正，市場不只在調整財務預期，也在重新評估一整個商業模式的可持續性。生成式 AI 過去被多數人視為對話工具，擅長生成文案與簡單程式碼。Anthropic 這次的技術展現，象徵生成式 AI 從對話介面走向工業級生產線。模型不再只處理單段程式，而能閱讀數百萬行缺乏文件的舊有架構，從龐雜邏輯中梳理出業務脈絡。透過大規模並行算力與驗證流程，系統能將 COBOL 遷移至雲端原生 Java 或 Go 架構，同步進行邏輯優化與安全檢測。這種能力不是翻譯，而是重構與再設計。生成式 AI 正式跨出實驗室階段，進入企業核心系統。IBM 多年來依靠龐大全球業務服務部與顧問體系，在遺留系統維護與更新市場占據主導地位。商業模式建立在人力密集的專案流程上，透過大量顧問以數年時間消化技術債。這套模式在過去 30 年有效運作，因為複雜性構成門檻，資訊不對稱形成利潤來源。當算力規模與模型理解能力大幅提升，競爭邏輯開始改變。時間成本正在崩塌。過去需要 3 年、投入數億美元的現代化專案，理論上可能壓縮至 3 個月完成初步遷移與測試。成功率結構也出現翻轉，人力重構常因溝通與文件缺失導致高風險，AI 系統透過持續驗證與單元測試降低不確定性。複雜性不再是天然屏障，當黑盒被拆解，市場意識到過去高額顧問費的一部分，其實建立在維護舊架構的必要性之上。看護舊資產的權利，逐漸被自動化重構工具取代。這場變化對台灣企業具有直接啟示。台灣銀行、保險、製造與公部門系統同樣存在長期技術債。許多核心系統建於 20 年前，維護成本年年上升，卻因風險顧慮而延後改造。當 AI 能降低重構成本與不確定性，決策結構將面臨重新評估。企業不再只比較導入成本，而必須衡量停滯成本。若全球主要經濟體率先完成系統現代化，台灣企業若仍被舊架構綁住，競爭力落差會逐步擴大。資訊產業的權力結構也正在重排。軟體可能不再隨時間腐化，透過 AI 的持續重構與最佳化，系統可以維持長期現代化狀態。創新不再被底層架構限制，更新將成為常態流程。產業焦點將從擁有多少初階工程師，轉向誰掌握最強的架構重塑工具。諮詢巨頭的優勢，會被工具主權重新定義。全球經濟中長期投入在維護模式的龐大預算，可能被重新釋放。當維運成本下降，資本將流向產品創新與服務設計。對台灣以製造與科技代工為主的經濟體而言，這代表一個轉型機會。若能將 AI 工具納入核心改造計畫，企業可以減少對外部顧問的長期依賴，將技術主導權留在組織內部。這場變局象徵經驗驅動模式向算力驅動模式的交接。過去仰賴資深顧問與少數專家掌握系統全貌，未來則由模型協助理解與驗證。工程師角色將重新定義，從維護既有結構轉向設計新架構，從避免錯誤轉向創造可能性。教育與培訓體系若無法同步調整，人才落差會迅速擴大。沒有拆不掉的堡壘，只有尚未被發明的工具。當算力與模型理解能力持續進化，以複雜性為名的護城河將變得脆弱。企業競爭將不再比誰累積多少歷史包袱，而比誰能以最快速度重構資產，轉化為敏捷行動。新舊秩序正在完成交接。遺留系統時代的終章，同時也是 AI 時代的開場。對台灣企業而言，關鍵問題不在於是否發生轉變，而在於是否選擇站在轉變的一側。

世界母語日之後，台灣的語言轉型正義的未竟之路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 月 21 日剛過，世界母語日再次提醒我們，語言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語言會死亡，而且往往比我們想像中更快。復振卻需要好幾代人的時間與意志。1952 年的孟加拉語言運動，學生在達卡街頭為了母語權倒下，最終促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1999 年將 2 月 21 日定為世界母語日。這個紀念日並不溫馨，而是以生命為代價換來的語言尊嚴。對照台灣的處境，語言問題同樣牽動歷史與權力。戰後數十年的國語政策，不只是一套行政規範，更是一種價值排序。母語被標籤為不正式、不高級、不利競爭。這種低俗化與邊緣化的心理結構，深深內化在幾代人的認知之中。即使後來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法律承認多元語言地位，社會心態的轉型卻遠未完成。許多家長仍直覺認為，國語與英語才是向上流動的工具。母語在家庭中逐漸退場，往往不是因為被禁止，而是被主動放棄。這種結構性選擇，比行政命令更難扭轉。當語言失去家庭場域支撐，學校每週 1 小時的課程顯得格外單薄。語言習得理論早已指出，語言需要沉浸，而不是零碎補強。若母語僅存在於課表的一小時，卻缺席於日常生活、媒體內容與同儕互動，學生很難建立情感連結。教室裡的背誦與測驗，無法替代真實交流的經驗。當學生感受不到語言的功能性與價值，自然會把學習視為負擔。更嚴峻的是世代斷層正在加深。祖父母輩能說能聽，卻難以與孫輩順暢溝通。父母輩多半聽得懂卻說不流利，成為語言傳承的斷裂帶。學生輩對母語的聽說能力快速流失，語言從生活語碼退化為考試科目。家庭這座最重要的堡壘若崩塌，校園教育再努力也難以逆轉趨勢。語言復振需要從教學思維轉向生活思維。沉浸式教學是關鍵方向，讓體育、美術或地方文化課程以母語進行，而非只學習語言本身。數位環境同樣重要，年輕人主要透過影音平台與遊戲建立語感。若母語缺席於數位市場，便會從日常感知中消失。職場與公共服務的正常化也不可或缺，讓在政府機關、醫院或銀行使用母語成為理所當然的權利，而非對長者的特別照顧。世界母語日的精神提醒我們，語言權從來不是附屬權利，而是文化與尊嚴的核心。當一種語言消失，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也隨之消逝。台灣的轉型正義若要真正完成，不能只停留在歷史道歉或法條制定，而是要讓被壓抑的語言重新成為有功能、有價值、有未來的選擇。語言復振是一場長期工程，需要政策決心，也需要社會共識。當更多教師、家長與創作者願意投入，母語才有可能重新回到生活現場。2 月 21 日不只是紀念日，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台灣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無條約時代來臨，核軍備競賽再起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2026 年 2 月 5 日，《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正式到期失效。這項由美國與俄羅斯簽署的條約，是過去 50 多年來限制雙方戰略核武數量的最後一道法律防線。條約終止後，美俄首次進入沒有任何具法律約束力上限的核武狀態。雖然 2025 年底雙方曾提出暫時遵守上限的說法，缺乏核查機制的安排，使這種承諾難以建立信任基礎。核武透明度下降，戰略誤判風險同步升高。條約失效的直接後果，是戰略穩定性開始鬆動。美俄均有能力擴充彈頭數量與投射載具，也都在規劃現代化工程。當核武部署缺乏明確上限與定期查核，對手只能依賴最壞情境推估對方實力。軍備競賽的邏輯往往源於不確定感，而非實際攻擊意圖。這種安全困境一旦形成，便會推動更多軍事投資與升級計畫。核戰略的風險不僅來自彈頭數量，資訊與網路安全也成為關鍵軟肋。現代核指揮、控制與通訊系統，也就是 NC3，高度依賴數位網路與即時資料傳輸。如果偵測系統遭入侵並出現虛假攻擊警報，決策者可能在極短時間內面臨是否報復的壓力。冷戰時期曾出現多次誤判險情，如今在網路攻擊能力更成熟的環境下，誤判來源更加多元。核戰略已不再只是飛彈與潛艦的問題，也涉及資安防護與系統韌性。全球核格局同時出現結構性轉變。過去數十年，美俄構成雙強對峙架構。中國近年快速擴充核武庫與洲際飛彈發射井建設，逐步改變力量平衡。趨勢顯示，中國正朝向與美俄並列的核三強格局前進。三方互動比雙邊對峙更加複雜，任何兩國之間的軍備安排，都難以忽視第三方的存在。美國面臨的戰略壓力明顯上升。華盛頓必須思考如何同時威懾兩個具備龐大核武能力的國家。這種壓力促使美國加速推動核武現代化計畫，包括 Sentinel 洲際彈道飛彈與新一代核潛艦。軍事升級被視為維持可信嚇阻的必要條件，軍備升級也可能刺激其他國家跟進。對台灣而言，這些變化並非遙遠議題。亞太地區正處於大國競逐核心地帶，核戰略穩定性的鬆動會影響整體安全環境。核威懾架構若出現裂縫，區域軍事布局與危機管理難度都將提升。數位時代的核風險更提醒各國，科技與安全已高度交織。《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走入歷史，象徵一個管控核武的時代告一段落。新的規範尚未出現，三強競逐與網路風險交織，全球核秩序正進入高度不確定期。未來能否重建信任機制與核查安排，將決定世界是走向可控競爭，還是滑入新一輪失序軍備競賽。

AI信任危機：專業顧問也被幻覺誤導，企業該如何自保？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勤業眾信（Deloitte）澳洲分公司，近日因一份AI生成報告的嚴重錯誤而陷入信任風暴。這份長達237頁、價值44萬澳幣的政府委託報告，原本旨在協助澳洲就業及工作關係部（DEWR）檢討「目標合規框架」（Targeted Compliance Framework），卻被揭發包含多項虛構的學術引用、捏造的聯邦法院判決，甚至連教授姓名都被AI「幻覺」出來。這起事件不僅重創勤業眾信的專業形象，也讓全球顧問業對AI工具的濫用問題造成衝擊很大這次醜聞由雪梨大學健康與福利法研究中心副主任Christopher Rudge博士揭露。他指出報告中多項資料根本查無實據，明顯是生成式AI在「缺乏足夠資料」時自動編造的產物。這種現象被稱為AI的「幻覺」（hallucination），但當這樣的錯誤出現在政府委託、涉及公共政策的正式報告中，問題已不僅是技術缺陷，而是制度信任的崩塌。其實澳洲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早在2023年就曾被揭發使用Google Bard產生假資訊，事後雖公開道歉，但仍未建立嚴謹的AI審核機制。如今AI幻覺再度釀成公關災難，讓「專業顧問」這一行的招牌蒙上陰影。勤業眾信在澳洲負責審計全國前200大企業中的193家，其報告被信任為政策依據，如今的錯誤，等於動搖了整個專業諮詢業的根基。在輿論壓力下，勤業眾信雖承認使用了微軟Azure OpenAI的GPT-4o模型，但聲稱AI僅用於「文件補足與追溯用途」，錯誤應歸因於人為疏失。公司同時宣布放棄合約尾款，退還部分費用。然而令人諷刺的是，幾乎在同一天，勤業眾信又宣布與AI新創公司Anthropic擴大合作，讓全球47萬名員工全面使用Claude聊天機器人，並計畫培訓1.5萬名員工取得AI認證。這種「一邊道歉、一邊加碼」的作法，凸顯了企業在AI時代的矛盾處境，既想展現創新能力，又害怕失控風險。顧問業專家指出，顧問公司目前面臨雙重壓力：若不導入AI，會被視為落後；導入AI，若未監管好，又容易因幻覺與誤用引發信任危機。KPMG近期的內部報告就直言：「在AI主導的時代，最該強化的不是演算法，而是人工驗證與倫理治理。」這起事件同時揭露了澳洲政府在AI使用規範上的監管缺口。Rudge博士指出，勤業眾信的修訂報告雖刪除部分錯誤引用，但新增內容仍有多處無法查證，顯示問題根本未解決。澳洲參議員Deborah O’Neill批評該公司「不只是AI出了問題，而是人腦也出了問題」，並揶揄政府「乾脆直接訂閱ChatGPT就好」。專家建議，政府未來在採購案中應強制要求明確揭露AI使用比例與工具來源，設立人工審核檢查點，並將AI幻覺列入違約條款。根據國際律師協會統計，僅2025年7月，全球就有超過50宗AI生成虛假法律引用的案例，顯示問題已非個案，而是制度層面的警訊。Gartner數據指出，近半數企業因AI錯誤而蒙受聲譽損失，平均每起事件損失高達55萬美元。儘管GPT-4o以多模態處理能力與高速反應著稱，但在引用驗證與邏輯推理上仍顯得不穩定。AI風險顧問公司Resilience Forward提醒，生成式AI的輸出應具備「實體密度控制」，也就是每段文字中應包含可驗證的事實比例，並由人工審核確保資料真實。德國聯邦資訊安全局（BSI）甚至建議，對法律、財務、政府顧問等高風險領域，應禁止單獨使用AI生成內容。勤業眾信事件再次證明，再強大的AI，也無法取代人類的專業判斷。專業報告若缺乏嚴謹的審核機制，AI生成的速度優勢就會變成最大的風險來源。這場AI信任危機為企業帶來深刻啟示。未來的商業合作，不再是「付錢買專業」，而是「付錢買透明」。企業應要求顧問公司提供研究方法論、原始數據與第三方驗證報告，並將AI生成內容納入揭露義務。企業AI治理的重點應包括三項原則：合約條款中明確規定揭露與稽核機制、成立AI倫理與風險治理委員會，以及加強員工辨識AI幻覺與錯誤資訊的能力。隨著各國監管機構效法歐盟AI法案，強制要求高風險應用納入人工審核，若企業仍盲目依賴AI而忽略驗證，不僅聲譽受損，還可能觸及法律責任。勤業眾信事件不只是一次技術事故，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人類在AI浪潮下的焦慮與盲點。生成式AI的出現讓知識生產更快、更廣，但也讓真實與虛構的界線越來越模糊。對企業而言，AI不再只是效率工具，而是信任治理的新考驗。唯有在透明、驗證與倫理監管的基礎上，AI才能真正成為專業的助力，而非信任的毒藥。台灣企業在積極導入AI之際，更應汲取這起國際案例的教訓，在追求創新的同時，絕不能忽略「真實」、「責任」與「信任」這三項民主經濟的根本價值。

繞過否決權的和平新路，川普和平委員會能否開創國際秩序新頁？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川普「和平委員會」（Board of Peace）自問世以來，外界對其法理定位的質疑從未停歇，尤其圍繞聯合國安理會第2803號決議的「歡迎」措辭，批評者認為這與正式授權之間仍有落差。這樣的觀察並非全無道理，然而若將視野拉得更寬，換一個角度來理解這套架構的設計邏輯，或許會看到一種刻意為之的制度創新，而非單純的法理漏洞。聯合國安理會第2803號決議將和平委員會納入整體加薩方案的框架，並明確表示歡迎，這在國際政治上已具備相當的正當性基礎。這份背書固然不等同於將和平委員會轉化為聯合國正式機構，但正是這個「不等同」，反而可能是整個設計中最關鍵的一步棋。國際社會對聯合國安理會運作機制的挫折感，並非今日才有。長期以來，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屢屢在關鍵時刻阻擋國際行動，無論是敘利亞、烏克蘭還是加薩，現實政治的博弈往往使聯合國集體行動陷入僵局。川普選擇以聯合國決議作為政治背書的起點，同時刻意將和平委員會保持在聯合國正式體系之外，這並非規避責任，而是一種務實的制度設計，讓行動本身得以擺脫否決權的拘束，在各方取得共識的框架下靈活推進。委員會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其集資能力。在首屆會議上，川普宣布已籌集超過70億美元的重建資金，其中美國承諾貢獻100億美元，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籌集20億美元，國際足總（FIFA）貢獻7,500萬美元用於加薩體育項目。此外，九個成員國，包括卡達、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摩洛哥、巴林等，額外承諾70億美元用於加薩人道主義和重建工作。這些資金遠低於估計的700億美元加薩重建總需求，但已展現出委員會在短期內動員資源的一定效率。這樣的思路在歷史上並非沒有先例。許多成功的國際合作機制，最初都並非依賴嚴格的條約授權，而是在既有國際法框架的默許與背書下，逐步建立運作慣例、積累行動正當性，最終形成有效的協調平台。波士尼亞和平實施委員會的完整法律基礎，也是在衝突各方反覆磋商後才逐步成形，而非一開始便完備。和平委員會目前的法理模糊，未必是終點，更可能是一個制度建構過程的起點。從實際成果來看，和平委員會在短時間內已展現出相當的動員能量。超過45個國家加入或承諾參與，首屆會議籌得逾70億美元重建資金，五個國家承諾派兵參與國際穩定部隊，這些都是具體且可量化的進展。批評者固然可以指出這距離700億美元的加薩重建總需求仍遠，但任何大規模國際合作機制在初期都必然面臨資源不足的挑戰，重要的是方向是否正確、動能是否持續。對台灣讀者而言，觀察這個機制的演變有其現實意義。國際秩序正在經歷深刻的結構性變化，既有的多邊機制在面對複雜衝突時愈來愈顯得力不從心，新型態的合作架構是否能填補這個空缺，是整個國際社會都在摸索的問題。和平委員會的嘗試，無論最終成效如何，都提供了一個值得認真觀察的案例。質疑並不因此消失。治權安排、部隊部署的法律基礎、資金分配的問責機制，這些都需要在推進過程中逐步釐清和補強。然而制度的成熟往往需要時間，在法理框架尚未完備之前便斷言失敗，恐怕過於倉促。這套以聯合國背書為起點、以美國主導為動力、以多邊參與為形式的新架構，究竟能否在加薩乃至更廣泛的衝突地區創造真正的和平紅利，答案尚未揭曉。值得做的，或許是保持開放的眼光，靜觀這場制度實驗如何走向下一步。​​​​​​​​​​​​​​​​

紅色滲透南非：解析南非違法輸出中國有關北約戰術的前因後果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南非近期捲入的一起軍事技術轉移爭議，不只是單一企業的法律問題，而是清楚揭露南非在中美地緣對抗中逐步向北京靠攏的結構性選擇。南非的 Test Flying Academy of South Africa，簡稱 TFASA，被美國政府指控協助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飛行員，並非法輸出涉及北約體系的軍事訓練技術。美國司法部在 2026 年 1 月正式提起民事沒收訴訟，鎖定兩套自南非運往中國途中遭到攔截的軍事訓練設備，事件迅速升高為國際安全層級的對抗。整起事件的脈絡早在 2023 年便已浮現。當年美國商務部將 TFASA 及其多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實體清單，理由是該學院長期使用西方與北約來源的訓練技術，培訓中國軍事飛行員，違反美國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利益。這是美國首次針對南非相關企業祭出如此明確的國安制裁，美國政府已經正式提出對第三國協助中國軍事能力提升的容忍底線。在 2024 年至 2025 年間，美國當局於設備運輸途中攔截兩套代號為 MCTs 的使命組員訓練器。這類設備外觀為可移動式教室貨櫃，內部整合高階模擬系統，主要用於訓練空中預警與反潛作戰任務，功能與美軍 P-8 Poseidon 反潛機的訓練邏輯高度相似。美方認定，相關設備已構成受管制軍事訓練技術的非法出口。針對被內部稱為 Project Elgar 的整體計畫，美國司法部現在已經提起民事沒收訴訟，要求法院正式扣押遭攔截設備。司法部與聯邦調查局指控 TFASA 對外包裝為民用飛行訓練機構，實際運作卻成為中國空軍與海軍的重要支援管道，將北約航空專長、戰術操作經驗與受限的美國軍事技術轉移給解放軍。具體作法包括使用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開發的 Prepar3D 模擬軟體，並整合西方反潛戰戰術資料進行訓練設計。更引發安全疑慮的是 TFASA 招募來自英國、美國等前北約成員國的退休飛行員，直接傳授反潛作戰與協同戰術經驗。這種以顧問與訓練名義進行的知識移轉，讓軍事專業與戰術流程成為無形卻高度致命的戰略資產。美國官員明確指出，相關行為可能直接威脅美軍水下作戰優勢，並且會在未來衝突中增加美軍人員風險。TFASA 成立於 2003 年，長期被視為南非推動中南合作的重要平台，據稱獲得政府層級的政策支持，甚至在中國境內設有訓練據點。面對美方指控，南非試飛學院全面否認違法行為，聲稱未刻意招募現役北約軍人，也未轉移北約專長或非法出口技術，並對 2023 年遭制裁表達不滿，強調訓練內容屬於民用航空範疇。南非政府尚未就最新訴訟發表正式立場，但在南非身為金磚國家成員，且與中國持續深化軍事互動，包括 2025 年聯合演習的背景下，事件已無可避免地加劇美南關係緊張。從地緣政治角度觀察，這起案件具有高度指標性意義。美國正把反中戰略延伸至非洲與第三國，透過司法行動與出口管制，切斷中國間接取得西方軍事知識與訓練能力的管道。過去英國、澳洲已多次警告中國招募前北約飛行員的風險，如今美國選擇以具體法律行動回應，顯示相關灰色地帶正在快速消失。若把視角拉回台灣，這起南非事件並非孤立案例，而是與台灣近年在南非遭遇的外交困境形成清楚對照。台灣與南非曾有一段特殊且緊密的歷史連結，尤其在 1948 年至 1994 年南非種族隔離時期。雙方於 1976 年正式建交，台灣成為當時亞洲唯三與南非維持外交關係的國家之一。在南非遭國際孤立期間，台灣提供經濟援助與軍事技術合作，高層互訪頻繁，雙邊貿易額自 1970 年的 700 萬美元，成長至 1980 年代近 10 億美元。1993 年曼德拉訪台與 1994 年李登輝出席曼德拉就職典禮，象徵雙邊關係的高峰。1994 年南非民主轉型與非洲人國民大會執政，成為雙邊關係的關鍵轉折。ANC 長期將台灣視為舊種族隔離政權的盟友，政治認知上始終保持距離。1998 年 1 月 1 日南非與中國建交，雖依據 1997 年協議維持具準外交性質的聯絡辦事處安排，但政治結構已決定南非逐步疏遠台灣的方向。ANC 自 1994 年起長期執政，其左傾與社會主義路線，與中國高度契合。深層原因可追溯至冷戰後期與解放運動年代。中國在 1960 至 1980 年代對 ANC 的反種族隔離運動提供武器、訓練與資金，加上 ANC 內部南非共產黨勢力影響深遠，形塑強烈的親中政治路線。在意識形態層面，ANC 將中國視為反帝國主義夥伴，共同對抗西方霸權。即使曼德拉個人曾對台灣援助表達感謝，ANC 全國執行委員會仍集體選擇優先深化對中關係。經濟現實進一步強化此一選擇，中國已成為南非最大貿易夥伴，2023 年雙邊貿易額超過 500 億美元，並在礦業與基礎建設領域大量投資。南非於 2010 年加入金磚國家後，雙方連結更為緊密。在一中原則的政治壓力與貿易報復威脅下，南非不僅與台灣斷交，近年更加速推動去台化政策。2023 年起雙邊關係急轉直下，南非多次片面違反既有默契。2023 年 12 月南非口頭要求台灣駐普利托利亞辦事處遷往約翰尼斯堡，遭台灣抗議。2024 年 4 月南非發出正式行政命令，要求半年內遷館，台灣拒絕並警告將採取對等措施。2025 年 3 月南非政府網站擅自將台灣代表處更名為台北商務辦事處並更改地址，同年 7 月更透過政府公報公告降級，不承認首都辦事處地位。面對持續打壓，台灣經濟部預告將對南非實施晶片出口管制，涉及 47 項貨品。雖然 2025 年 9 月南非方面主動尋求協商，台灣暫緩反制，但仍保留進一步行動空間。從 TFASA 協助解放軍訓練飛行員，到系統性逼迫台灣代表處降級，這一連串發展清楚顯示，南非在 ANC 長期主導下，已逐步成為中國全球戰略布局中的重要節點。台灣若無法正確認清這一現實，未來在非洲乃至全球南方的外交與經貿布局，勢必持續承受結構性壓力。

新核能時代的理性抉擇，超越政黨對立的能源轉型新思維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2026年2月，隨著行政院長卓榮泰對新核能技術展現開放態度，台灣能源政策正式走到一個關鍵轉折點。這不僅是一次政策語氣的變化，更是一場攸關國家產業結構、能源安全與國際競爭力的深層討論。面對在野黨立委的質詢與批評，社會輿論不應只停留在政治攻防，而應從國家發展與科學研究的長期視角重新檢視這場能源對話。立法委員基於過去政策脈絡提出質疑，本就是憲政體制中的監督機制。民主制度的成熟度，正體現在政策轉向時是否能接受檢驗與辯論。行政院在此時更需要承擔主動說明的責任，提出清楚、透明且具有科學基礎的論述。這份論述必須建立在對歷史發展的尊重之上，必須肯認非核家園政策在過去十多年所累積的階段性成果。再生能源占比的提升，民眾對能源風險的認識深化，企業對永續與淨零碳排的重視增加，都是這段政策歷程的重要成就。能源政策不可能停留在某一個時間點的社會共識。全球科技快速演進，小型模組化反應爐 SMR 與先進核能技術正在多國推動示範與測試。這些技術在安全設計、被動式冷卻機制與廢料管理模式上持續優化，帶來新的討論空間。政府若選擇關注並研究這些發展，並不等同於否定過去理念，而是回應產業結構變化與 AI 時代電力需求成長的現實條件。晶片製造、高效能運算與資料中心擴張，都將使基載電力的重要性再度浮現。真正需要建立的是一套科學導向的評估框架。這套框架必須涵蓋技術成熟度分析、國際實證資料比較、環境影響評估、社會成本與風險分攤機制。所有數據都應公開，所有假設都應被檢驗。能源決策不應建立在情緒動員之上，而應建立在跨部門專業審議與長期國家利益的計算之上。在野陣營若以髮夾彎或立場轉移作為主要批評工具，將無助於問題解決。能源安全涉及供電穩定、產業競爭與國際投資信心，這些議題都超越單一政黨的政治利益。執政團隊若能清楚說明研究方向與評估原則，在野黨若能以專業監督回應，台灣政治將展現更成熟的治理能力。未來能源決策需要一個嚴謹而神聖的過程。這是一條需要時間的路徑，需要反覆論證與公開辯論。任何執政者都無法迴避這種科學與社會雙重檢驗。AI 時代正在改變電力需求結構，全球淨零趨勢正在重塑能源版圖。台灣若希望維持科技島的競爭優勢，就必須在能源供應穩定與環境永續之間找到更精準的平衡。新核能是否成為未來選項，並不應由口號決定，而應由證據與評估決定。當透明論述取代情緒標籤，當專業研究取代政黨對立，台灣才能真正進入能源轉型的下半場。

高市早苗的重金屬政治，喚醒沈睡的日本年輕世代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日本政壇長期以來被視為充滿妥協與模糊語言的場域，導致年輕世代普遍存在政治冷感。高市早苗在這次大選中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領導風格，她意圖扭轉這種社會氛圍，選擇果斷持球對決的姿態，直接向選民訴求要讓日本列島更加強盛富裕。這種直截了當的強國論述，不僅打破了傳統政治人物的保守框架，更成功激發了選民的熱情，將一場原本被視為沈悶的選舉轉化為對國家未來的熱血公投。高市早苗作為日本憲政史上首位女性首相，本身就具有打破玻璃天花板的象徵意義。這位被稱為日本鐵娘子的領導人，並未受限於性別角色的傳統期待，反而以強硬的保守派立場著稱。這種個人魅力在這次選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別是對年輕選民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吸引力。過去自民黨總給人一種高齡男性主導、與年輕人脫節的刻板印象，高市的出現徹底翻轉了這個老舊政黨的公眾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獨特的文化背景與溝通方式。她不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公開熱愛重金屬音樂的前搖滾鼓手。這種非典型的文化元素讓她與年輕世代建立了獨特的連結，重金屬音樂所代表的直率、強烈與不妥協，恰好呼應了她在政治上清晰明確的溝通風格。高市在演說中往往捨棄晦澀難懂的永田町語言，改用節奏明快且充滿力量的語彙，這種風格成功將自民黨轉化為一個具備現代感與戰鬥力的政黨。這次選舉結果顯示高市早苗的策略獲得了巨大成功。她所提出的讓日本列島更加強盛富裕，不只是一句空洞的競選口號，而是對日本長期經濟停滯與國際地位下滑的正面回應。年輕選民支持高市，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厭倦了無止境的協商與推託，渴望看到一位敢於承擔責任、敢於正面迎戰困難的領導者。高市這種持球對決的態度，讓選民相信日本有能力在全球競爭中重新站穩腳步。高市早苗的勝利象徵著日本政治文化的深層轉變。當一位喜愛重金屬音樂的女首相能夠獲得壓倒性支持，代表日本社會已經準備好接受更具個性的領導風格。這對台灣而言也是一個重要訊號，一個由高市領導的日本，將會是一個更自信、更勇於表達立場，且在文化與價值觀上更願意與年輕世代對話的日本。這種新氣象不只改變了自民黨，也將深刻影響未來東亞的地緣政治格局。

眷改不是提款機，政治不該消費歷史奉獻楊聰榮（前外省台灣人協會理事長，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近期《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的修法爭議，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立法院通過的修正方向，將原本限定於民國69年前的老舊眷村，大幅放寬至民國85年，並新增所謂有改建必要的彈性條款。這樣的調整，已不再單純針對居住條件惡劣、急需改善的老舊眷戶，而是可能讓地段精華、屋況良好的國宅一併納入補助範圍，修法是否仍符合原條例精神，自然引發廣泛質疑。修法帶來的後果，並不只停留在制度層面。隨著適用範圍大幅放寬，國家財政風險同步浮現。相關估算指出，潛在支出規模可能高達2000億元，這不只是單一年度的預算壓力，而是牽動長期稅賦負擔與公共資源配置的結構問題。當有限的社會福利資源，被用於改善原本就具備良好資產條件的住宅，真正需要協助的弱勢族群，反而可能被排擠在外，這樣的結果，難以說服社會。更令人憂心的是，修法論述大量訴諸照顧榮民的情感語言，卻在實際效果上，將榮民群體推向社會對立的風口。當民眾開始質疑，納稅人的錢是否被用來替少數人創造更高的資產利益，原本長年累積的正面形象，反而成為政治操作下的犧牲品。這種以情感包裝政策爭議的作法，對榮民與軍眷而言，並非尊重，而是一種變相的消費。回顧《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的歷史定位，更能看出今日爭議的落差。條例在台灣歷史上，曾是一項少見的跨黨派共識。制度設計的初衷，在於讓在戰亂年代隨政府來台、歷經顛沛流離的老兵與眷屬，能夠擁有基本而有尊嚴的居住環境。條例推動過程中，不僅完成多處老舊眷村的更新安置，也讓國家在制度層面，回應了一整個世代的犧牲與奉獻。那是一段光榮的公共政策記憶，時代任務也早已在當年完成。正因為如此，行政院對修正案採取不副署立場，具有清楚而正當的憲政意義。這不只是行政與立法之間的權力互動，更是對財政紀律與社會公平的制度性表態。當立法內容已引發廣泛爭議，且可能造成長期結構性後果，行政體系站出來踩下煞車，本身就是憲政制衡機制應有的功能。眷村改建是一項有清楚歷史定位的政策，不應被無限延伸，更不該被反覆挪用作為政治交易的籌碼。真正值得被守護的，是當年基於公共利益所形成的共識精神，而不是在情感包裝下進行的利益重分配。支持對弱勢榮民的實質照顧，與反對圖利性修法，本就不相衝突。台灣社會此刻更需要清楚分辨，什麼是照顧，什麼是操弄。拒絕讓眷改榮光淪為政治分贓的遮羞布，並非否定歷史，而是為了守住制度的正當性與社會的信任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還給榮民與軍眷一份不被政治污染的尊重，也為公共財政與社會和諧留下必要的底線。

美國海外軍事基地治理經驗，從帛琉到關達拉摩，美國如何重塑格陵蘭的戰略位置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格陵蘭議題再度升溫，關鍵早已不在於是否出售土地，而在於北極戰略如何被重新配置。隨著美國重新拋出購島論述，並以關稅、國會授權與外交施壓多線並進，丹麥與格陵蘭迅速劃下政治紅線，明確排除主權移轉的可能性。表面上購島方案被封殺，實際上，美國的戰略操作並未因此停滯，而是轉入更細膩、更具制度彈性的治理路徑。格陵蘭的未來選項，正逐步被納入美國長期累積的海外治理經驗之中。考慮美國已經存在的海外軍事基地治理經驗，從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到擴大原有的軍事基地，美國有各種不同的經驗，我們將這所有不同的經驗整理成光譜的兩端，是一條從形式獨立到實質控制的連續光譜。光譜一端，是以太平洋島國為代表的緊密自由聯合模式，另一端，則是以長期軍事基地租借為核心的實質管轄區。格陵蘭的位置，正被拉向這條光譜的中段，依政治承受度與戰略需求動態調整。在成為獨立國家的方案中，有一種自由聯合的構想，在緊密自由聯合的構想中，形式主權得以保留，外交人格仍然存在，國防與戰略設施使用權則高度集中於美國。謝謝謝謝謝謝OK OK這樣可以嗎？想說能夠能夠對美國而言，這種安排的價值不在於行政管理，而在於以條約形式確保排他性的軍事與資源可及性。對格陵蘭社會而言，自由聯合提供了一條理論上的出路，可以降低對丹麥長期財政補貼的依賴，同時回應部分政治力量對更大自治空間的期待。這種交換關係看似折衷，實質上卻是高度制度化的戰略依附。另一條同步推進的路徑，則更為低調也更為務實。美國在格陵蘭北部既有的軍事存在，正成為擴張實質控制力的核心支點。依據 1951 年美丹防禦協定，美國得以在不重新觸碰主權議題的情況下，持續擴建與升級既有基地設施。跑道整修、港口強化與監測系統現代化，這些技術性工程正在把單一基地轉化為北極戰略網絡的重要節點。名義上的主權結構維持不變，實務上的行動自由度卻不斷向美國傾斜。更關鍵的是，美國的實際操作並未在這兩條路徑之間擇一，而是採取分層疊加的治理方式。在政治與經濟層面，持續釋放擴大自治與制度選項的討論空間，降低當地社會對外部介入的警惕感。在軍事與安全層面，則透過既有法律架構，逐步累積難以逆轉的既成事實。這種作法讓主權在形式上保持模糊，實質權力卻穩定集中，既顧及盟友顏面，也確保戰略控制不受政治波動影響。這樣的發展，使格陵蘭問題不再是是否出售或是否獨立的簡化命題，而是一個逐步被納入美國北極戰略架構的過程。從高度自治但安全依附的政治設計，到事實上長期化的軍事存在，所有選項都服務於同一個核心目標，也就是確保北極的軍事排他性與資源安全。當稀土供應鏈與航道控制成為大國競逐焦點，戰略可及性正逐步取代傳統領土主權，成為真正的權力指標。對台灣而言，這場北極對奕具有間接卻實質的意義。美國若能穩固北極防線，將有效牽制中俄在極地與繞道航運上的布局，對全球高科技產業與關鍵資源供應鏈形成穩定效果。同時這套灰色、漸進且高度制度化的治理模式，也提供了一個觀察美式權力運作的窗口。主權未必消失，但在制度設計與軍事現實的層層包覆下，實質影響力的轉移往往早於政治宣告完成。北極競逐已進入新的階段。格陵蘭的未來，不再只是地方政治或象徵主權的爭論，而是將在未來數十年內，深刻影響大國戰略版圖重組的重要環節。

從安理會到董事會，加薩走廊和平機制的治理轉移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圍繞美國主導提出的「和平理事會」構想，國際社會最核心的疑問並非多了一個處理衝突的機構，而是這樣的機制是否正在改變過去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安全治理慣例。答案其實同時存在兩個方向，在形式與法理層面，和平理事會並未完全凌駕聯合國，在實質運作與權力配置上，卻已明顯偏離多邊體系原有的設計邏輯。從法理結構來看，和平理事會並非完全繞過聯合國而存在。相關安排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的框架下成立，授權範圍以加薩走廊的戰後穩定與治理為核心，並設定明確期限與任務邊界。這讓美國主導的機制在國際法形式上仍具正當性，也避免直接挑戰聯合國憲章的法律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和平理事會並不是一個脫離聯合國的非法組織，而是一個掛靠在聯合國授權之下的特殊安排。問題出現在實務設計與權力運作層面。和平理事會的組成方式與決策邏輯，已不再遵循主權平等與集體決策的原則，而是引入高度交易化的制度門檻。草案設計中，成員資格與席次長短與出資金額直接掛鉤，永久參與權被明確與高額資金承諾綁定，決策權隨財力集中。這樣的結構，讓和平理事會在運作上更接近企業董事會，而非以公共責任為導向的國際組織。這種轉變也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角色出現微妙位移。安理會仍然負責授權，卻逐步退出實質治理核心，從衝突處理的中樞，轉為為他國設計的機制提供合法性背書。過去安理會即使陷入僵局，至少仍是唯一具有普遍性與法理權威的安全決策平台，如今卻面臨被功能性外包的風險。加薩走廊成為這套新治理模式的第一個實驗場。和平理事會被賦予對停戰監督、重建資金、治權安排與去軍事化的整體統籌權，實際上主導了戰後治理的關鍵方向。地方社會與既有政治實體在決策結構中的位置相對邊緣，治理權力集中於由少數國家與政治人物主導的理事會之中。這樣的安排，雖然以效率與穩定為名，卻讓和平逐漸被重新定義為一種由外部管理與資本運作維繫的狀態。對多邊秩序而言，真正的衝擊不在於是否需要改革聯合國，而在於改革的方式是否正在改變國際治理的價值基礎。當和平機制開始以出資能力決定參與深度，當治理權力由少數人長期掌握，聯合國長期累積的普遍性正當性便被逐步侵蝕。聯合國沒有被正式取代，卻在實務中被降格為眾多權力平台之一。從台灣視角觀察，這樣的轉變具有高度警示意義。國際秩序正在從以規則與程序為核心，轉向以效率、資金與政治影響力為導向的治理模式。和平理事會是否成功運作仍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加薩走廊已成為一個象徵性節點，標示出全球安全治理正從安理會模式，滑向董事會模式。這不只是中東問題，而是整個多邊體系未來走向的縮影。對關心規則為本秩序的國家與社會而言，關鍵不在於支持或反對某一位政治人物，而在於是否願意接受一個以財力與個人權威為核心的平行安保機制，逐步改寫原本以國際法與普遍性為基礎的聯合國架構。這場關於和平理事會的爭論，本質上是一場關於全球治理未來形態的選擇題。

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誰才是美國真正的血盟，從韓戰記憶到台海現實在中文語境中，「血盟」向來不是輕率使用的詞彙，這個詞彙所指涉的關係，往往建立在共同作戰與實際犧牲之上，強調的是願意為彼此承擔戰爭風險的承諾。放在美國的同盟體系中檢視，真正符合這種定義的案例並不多。回顧美國歷史，美國最常被形容為擁有血盟關係的國家，是韓國。1950 年至 1953 年的韓戰期間，美軍為協防韓國投入大量兵力，美方陣亡超過 3.6 萬名士兵，韓國社會同樣付出極為沉重的代價。這段經驗深刻塑造了韓美同盟的政治語言，韓國政界與媒體長期使用「血盟」來形容雙方關係，將這種連結視為用鮮血鍛造而成的安全共同體。歷任韓國領導人，包括朴槿惠與尹錫悅，都曾公開使用這個詞彙，凸顯美韓關係在韓國政治想像中的特殊地位。相較之下，日本、英國與澳洲雖然都是美國極為重要的盟友，但在中文討論中被稱為血盟的情況相對有限。日本在安倍晉三時期曾強調美日共同防衛的深度，但多半仍以同盟或夥伴來描述。英美之間的「特殊關係」更多來自歷史、文化與制度的連結，而非戰場上的共同流血。澳洲長期與美國並肩參與多場軍事行動，卻較少被直接冠上血盟之名。整體而言，血盟這個詞彙在美國同盟敘事中，仍然主要指向韓國。這樣的背景，讓近期圍繞在台海周邊的軍事動態顯得格外值得關注。近期出現的所謂「飛虎隊 2.0」並非重現二戰時期的秘密志願編制，而是美軍將具有飛虎隊歷史血統的正規精銳部隊，重新調整編制與部署方式，以回應台海高度緊張的安全環境。2026 年初，美國空軍進行名為「馬賽克老虎 26-1」的大規模演習，演習的核心單位是第 23 戰鬥機群，這支部隊正是二戰期間陳納德將軍飛虎隊的直系傳承者，戰機至今仍保留鯊魚頭塗裝。演習的重點放在敏捷戰鬥部署，模擬在通訊受阻、補給受限的孤島環境下，小規模分散單位如何自行維修、起降與作戰。這種設計，刻意呼應當年飛虎隊在資源極端匱乏條件下仍能維持戰力的經驗。與此同時，美軍近年推動的空中遠征聯隊 2.0，也被外界視為現代版飛虎隊的組織轉型。作戰思維不再依賴單一大型基地，而是將兵力拆解為多個具備獨立作戰能力的單位，能夠迅速進駐第一島鏈各個節點。這類單位的設計目標，是能與盟友部隊即時銜接，進行情報共享與戰術協同，形成真正的並肩作戰。2026 年 2 月初，台美雙方被證實正推動設立「聯合火力協調中心」。這項規劃的意義，不只是技術交流，而是戰力整合的制度化安排。透過這個平台，美軍的打擊能力將與台灣既有防禦系統進行整合，涵蓋無人機運用、反艦飛彈部署與精準打擊協調。相關報導指出，美方將派遣顧問與技術人員進駐，協助台灣精銳部隊熟悉非對稱作戰武器的實際運用，這種深度合作，已經超越象徵性的軍事互動。從戰略層次來看，這些動作與美國在《2026 年國防戰略報告》中所強調的「拒止式嚇阻」高度一致。文件雖然未在標題中直接點名台灣，但透過分散式部署、快速反應部隊與台美軍工體系的緊密勾連，實際上正在建構一套讓北京無法在短時間內掌握台海控制權的防禦架構。這種策略不是事後反擊，而是讓進攻成本高到難以承受。對台灣而言，關鍵不在於是否被正式稱為血盟，而在於美國是否願意為協防台海，預先調整兵力結構、承擔前線風險，並將自身作戰體系與台灣防衛需求深度連結。當軍事部署開始以台海情境為核心進行設計，當聯合協調機制不再停留在演訓層次，而是進入制度化運作，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投入，已經超越口頭承諾的層次。血盟從來不是靠宣示獲得，而是靠準備流血的決心來證明。從當前的軍事調整來看，美國正在用行動重新定義何謂並肩作戰，而台海正處於這個定義被實際演練的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