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巴西在COP30前夕提出數位解方與氣候治理新藍圖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全球暖化逼近1.5°C臨界點之際，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30次締約方會議即將於11月10日至21日在巴西貝倫（Belém）登場。這是首次由亞馬遜（Amazon）地區的城市主辦氣候峰會，象徵全球對熱帶雨林保護與南半球氣候正義的高度關注，也凸顯巴西總統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在氣候治理上的企圖。面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反對氣候行動的政治逆風，巴西選擇強勢推進改革，提出五個R行動策略與全球公共數位基礎建設氣候計畫，試圖重新塑造全球氣候融資與技術治理架構。這些提案展現創新視野也暴露國際合作的長期困難，承諾易立落實卻需要更強的政治意志與穩定投入。巴西此刻端出的藍圖可能成為新的轉折點但仍須警惕避免峰會流於宣示。巴西提出的五個R策略包含補充資源（Replenish）、重新平衡（Rebalance）、重新導向（Redirect）、更新架構（Renew）與重塑規則（Reshape）。這五項行動直指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融資上的結構性困難，目標是協助資源有限的國家取得資金、減輕債務與強化氣候韌性。此策略已引起多國與國際組織關注，被視為重建全球氣候融資規則的起點。補充資源延續COP29在亞塞拜然巴庫（Baku）達成的每年至少3000億美元融資承諾，並推動擴大至1.3兆美元的巴庫至貝倫融資路線圖。重新平衡強調債務減免與公平轉型，希望讓氣候適應不再是富國單方面的善意，而是全球共同承擔的責任。COP30主席安德烈科雷亞多拉戈（André Corrêa do Lago）已致函各國，呼籲強化巴黎協定的執行並建議在聯合國大會（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下，設立氣候變化理事會以補強治理缺口。這套策略的特色在於試圖把氣候行動納入多邊發展銀行的貸款體系與各國國內投資架構，使其成為可持續運作的制度。相較之下全球公共數位基礎建設氣候計畫（Climate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Climate DPI）呈現另一種改革路徑。此計畫由巴西科技與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TS Rio）研究員羅納多李莫斯（Ronaldo Lemos）提出主張以數位技術強化全球氣候治理。旨在建立一個全球開放的數位網絡整合資料資金與參與者，以提升碳市場透明度並加快災害應對。此架構預期能縮短災害反應時間達40%，並在2035年前實現全球氣候警報的全覆蓋。李莫斯借鏡物聯網（IoT）與開源技術提出以系統運作於氣候行動的概念，讓分散的努力變成可連動的即時監測與協作。例如AI排放追蹤與區塊鏈碳交易，可幫助發展中國家避免陷入富國主導的碳市場壟斷並提高定價公平性。在亞馬遜這類數位基礎薄弱的地區，此計畫不只是技術方案也是社會正義工具。原住民社群能參與森林監測並以成效獲得保護獎勵，如即將推出的熱帶森林永續基金（Tropical Forest Forever Facility）以績效支付方式支持森林保護。這些提案的推出時機格外重要。全球排放在2023年雖小幅下降，但若各國不提出新的國家自主貢獻承諾暖化路徑將朝1.8°C前進。巴西因此將貝倫峰會定位為適應與韌性轉型的場域，並把國家適應計畫轉為可投資策略嵌入財政政策與企業決策。魯拉總統在公開專文指出，華麗演講與善意表態的時代已過去，COP30必須進入行動時代。面對川普的氣候懷疑論，巴西的南半球觀點更具提醒效果。亞馬遜不僅是全球碳匯，也是全球糧食與水資源的核心樞紐，一旦失守巴西經濟恐損失10% GDP。現實仍需審慎評估。巴西在2023年成功降低亞馬遜森林砍伐，但2024年乾旱引發的野火暴露執行缺口。五個R若無具體資金，如每年3100億美元的全球適應融資缺口恐難落地。Climate DPI強調數位包容，但數據隱私治理能力與技術落差仍可能成為阻力。主要大國如中國與歐盟尚未提交新的國家自主貢獻承諾，巴西自身排放表現也需要進一步改善。若本次峰會能推出如貝倫公正轉型機制，使國家政策與私人投資更緊密結合，COP30有機會從實施之COP提升為真正推動全球轉型的催化者。巴西提出的五個R與Climate DPI不僅是政策創新，也是對全球氣候危機的務實回應。南半球正藉此展現前所未有的治理領導力，從融資改革到數位賦權共同推動守住1.5°C防線。隨著貝倫峰會倒數全球領袖應把握這次機會，把逆風化為推動行動的力量。氣候行動的成敗不取決於峰會舞台而取決於各國是否真正實施改革，否則亞馬遜的呼聲終將化為歷史的警鐘。

韓國主權AI的戰略布局，正在重塑亞洲科技競爭的新秩序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韓國政府近期宣布全面發展「主權AI」，試圖在全球AI競爭中成為美中之外的第三勢力，建立自主、安全、可控的AI產業生態系統。這場政策推動不只是科技計畫，更是國家戰略的延伸，標誌著AI時代的「數位主權」正式成為國家安全與產業政策的核心議題。韓國於2025年9月成立「國家人工智慧戰略委員會」，由總統李在明親自擔任委員長，並發布AI國家發展戰略，提出在2027年前投入5300億韓元建置國家級算力與AI基礎設施，目標是進入全球前三大AI強國。這項戰略強調「全端自主」（full-stack autonomy），從算力晶片、演算法、資料中心到應用服務都要國產化，特別是強化韓語與在地產業專用模型的研發，以確保數據主權與技術安全。這樣的策略既是產業升級，也是國家治理模式的變革。在產業合作與基礎設施面向，韓國攜手輝達（NVIDIA）採購26萬顆AI GPU，用於建構主權AI雲與AI工廠，推動本地大模型訓練與產業升級。三星、SK集團、現代汽車與Naver Cloud等巨頭共同參與，讓AI技術深入半導體製造、自駕車、雲端運算與產業自動化領域。Naver Cloud更建置超過6萬顆GPU的算力叢集，專為本地資料與演算法創新而設，顯示韓國正以「國家級算力」作為AI產業競爭的起點。在生態激勵上，韓國政府設計出兼具競賽與創新的機制。五大財團，包括LG AI Research、SK Telecom、Naver Cloud、NC AI與Upstage，被選為主權AI模型研發的核心團隊，並以半年為週期進行淘汰賽制，最終選出兩家進入決賽。政府同時建立公開排行榜，促進透明競爭與公眾參與，並以開放生態與開源戰略吸引全球開發者，打造能出口至第三國的AI解決方案。這樣的模式結合國家主導與市場活力，是「國家競技場式創新」的代表。從國際視角觀察，韓國主權AI的雄心不只是技術挑戰，更是地緣政治的回應。面對美中科技壁壘，韓國希望成為「第三選擇」，降低對兩大強權的依賴，同時保持科技合作的彈性。這也是一場「自主性」與「互聯性」的平衡挑戰。韓國能否在開放中保持自主、在競爭中建立標準，將決定其能否真正成為AI強國。整體而言，韓國主權AI的發展政策不僅是一場科技競賽，更是一次國家治理思維的轉型。韓國主權AI展現了政府與產業深度結盟的戰略企圖，把AI當作與電力、鐵路、網路同等級的基礎建設。這不只是韓國的AI計畫，更是全球主權科技競賽的新標竿。

東協2030願景是區域整合的新里程碑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東協經濟共同體2030願景的推出，標誌著這個擁有6.7億人口的區域經濟體正邁向新的整合階段。這份於2025年5月通過的戰略計劃，不僅是東協自身發展的藍圖，也將重塑亞太經濟格局，值得台灣高度關注並積極參與。東協設定在2030年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的目標並非空談，而是建立在務實雄心之上。六大戰略目標與192項具體措施展現了清晰的行動路徑，尤其在數位經濟領域，《東協數位經濟框架協定》(DEFA)的推進，為區域數位貿易建立了首個系統性規範，具有全球開創性意義。這項協定若能順利落實，將使東協成為連結亞洲與世界數位市場的關鍵節點。挑戰也同樣存在。新加坡與緬甸之間超過十倍的寬頻速度差距，突顯成員國間發展落差。這種不均衡若處理不當，可能形成「雙速東協」，讓後進國家被邊緣化。成功機率被評估為65%到70%，這個數字既反映務實判斷，也提醒東協必須加強包容性成長機制，確保整合紅利能被更廣泛地分享。計劃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將數位經濟規模倍增至2兆美元的企圖心，這展現了東協面對數位轉型的雄心與信心。微軟在印尼的17億美元AI投資、馬來西亞主辦的東協AI高峰會，顯示這個區域正快速躍入人工智慧與雲端運算的新時代。都市中產階層正在擁抱AI紅利，但偏遠地區仍受限於網路基礎建設落後。數位落差不僅影響公平，也可能阻礙長期的社會穩定與創新生態。AI治理將成為東協的制度考驗。資料自由流通與個資隱私、創新推動與風險管控之間需要取得微妙平衡。若DEFA能在跨境資料流通、AI倫理與平台責任等面向建立有效架構，東協有機會形成具代表性的「東協模式」，成為介於歐盟嚴格監管與美國市場導向之間的第三條路徑。2030願景另一項值得肯定的亮點是將綠色轉型納入核心目標，使永續發展成為區域治理的主軸。在氣候變遷壓力下，東協50%的都市化率帶來嚴峻環境挑戰。馬來西亞推動電網升級、Petronas發展碳捕捉技術、越南擴增離岸風電規模，這些行動反映出區域能源結構的轉變。整體而言，東協仍需加快再生能源與循環經濟的落實腳步，才能真正邁向永續成長。對台灣而言，東協2030願景不僅是觀察對象，更是戰略契機。台灣應從旁觀者轉變為參與者，運用自身在半導體、精密製造與數位科技領域的優勢，積極融入區域發展進程。台灣可在三個層面發揮作用。一是成為技術合作夥伴。台灣在AI應用、智慧製造與5G基礎技術方面具備成熟能力，能協助東協中小企業提升數位轉型能力。台商長期深耕東協，已建立穩固產業網絡，可成為技術移轉與培訓的重要橋樑。二是扮演供應鏈整合者。全球供應鏈重組正加速，台灣與東協的產業互補性極高。透過「新南向政策」深化合作，雙方能共同打造更具韌性的區域供應鏈，分散地緣政治風險，同時提升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三是成為永續發展推手。台灣在綠能技術、循環經濟與智慧城市發展上的經驗，能協助東協國家加速綠色轉型。這不僅可開拓台灣企業的新市場，也能將永續治理理念擴散至更廣泛的區域層面。具體而言，台灣應積極參與東協數位標準制定、推動與成員國的雙邊經濟協定、支持台商在地技術升級與人才培育。透過民間交流、產業對接與學術合作，台灣能在東協2030願景的實踐中扮演積極角色，從被動受益者轉為共同塑造者。東協2030願景的成敗將深刻影響亞太經濟格局，並形塑亞洲未來。這份計劃結合雄心與務實，展現了區域合作的新高度，也揭示治理落差與永續挑戰的現實。未來五年是決定成敗的關鍵期，東協必須在包容、永續與競爭力之間找到平衡。對台灣而言，這是不可錯過的戰略時刻。與其等待整合紅利外溢，不如主動參與、積極布局。以技術、資金與經驗為基礎深化夥伴關係，台灣能在東協整合進程中發揮關鍵作用。東協2030願景的實現，需要所有區域夥伴共同努力，台灣既有能力也有責任成為這場亞洲新秩序建構的積極力量。

律師誤用AI的代價：當法律專業陷入幻覺的陷阱 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生成式人工智慧（AI）在近年迅速滲入各種專業領域，但在法律界，AI不僅帶來效率，也會帶來錯誤，更暴露出一場關於誠信與責任的危機。過去兩年，全球已有多起律師因未查證AI生成內容而誤植虛假資訊、引用不存在的判例，導致案件延誤、當事人權益受損，甚至引發紀律處分。這些事件顯示，AI的「幻覺」（hallucination）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專業倫理的試煉。在澳洲，一起維多利亞高等法院的謀殺案成為警訊。該案律師為節省撰稿時間，直接使用AI生成法庭文件，卻未加核對內容。結果文件中竟出現虛構的州議會演說引述與不存在的最高法院判決，使整份陳述書淪為錯誤文件。該名律師最終在法庭上公開道歉，承認「完全負責」這項AI導致的錯誤。法官嚴正指出：「律師提交的資料必須確保準確，AI生成的內容需經獨立且嚴格查證後方可採用。」這不僅延宕案件進度，更重創律師的職業信譽，也揭露出專業工作若過度倚賴AI而忽略查核，後果可能極為嚴重。在美國、英國與澳洲等地，類似的情況也層出不窮。多起案件顯示，律師在使用AI撰寫法庭文件時誤引虛構判例、誤植資料或引用無法查證的內容，導致法官拒收文件，甚至對律師開罰或停權。美國有一名專家證人在AI造假引用事件後被撤銷資格，法院明確指出：「AI產生的錯誤會徹底破壞專業信用。」這些案例使司法界逐漸形成共識，所有法律文件都必須由律師親自查核事實，AI只能作為輔助工具，絕不能取代人為驗證。自2023年以來，多國法院已陸續對AI誤用者祭出罰款、訓誡及紀律處分，特別是在涉及虛構判例或法律引用時，這類AI錯誤已被視為對司法信任體系的嚴重威脅。法律工作的根本在於事實與證據，而AI並不具備理解真實與責任的能力。AI的運作原理是根據語料生成看似合理的文字，卻無法區分真偽與邏輯。當律師將AI視為「可靠助手」而非「輔助工具」，就可能讓虛構的內容進入正式文件，進而誤導法庭。法律倫理明確規定，律師對文件真實性負有不可轉委的責任。AI可以協助搜尋資料、整理論點或草擬文字，但任何引述、判例與陳述內容都必須由律師本人核對與確認，否則不僅違反專業倫理，也可能構成對法庭的不實陳述。面對這些事件，法律界需要的不只是懊悔，而是制度性的防線。律師公會與司法機關應訂定AI使用準則，要求所有提交法院的文件揭露AI使用比例、資料驗證流程與人工審核紀錄，確保透明。法律教育也應納入「AI倫理與資料查證」課程，讓未來的法律人理解AI的限制與風險。同時，AI平台開發者也應負起責任，提供來源追蹤與引用驗證工具，減少使用者誤信AI生成內容的風險。唯有透過技術透明與人為責任並行，AI才能真正成為法律工作的輔助力量，而非信任崩潰的導火線。AI的進步固然令人驚嘆，但再先進的技術，也不能取代誠信與責任。當律師誤用AI、放棄查證，最終失去的不只是案件，而是整個法律體系的公信力。科技應該服務正義，而不是製造幻覺。唯有在AI時代中堅守專業、維護真實，法律才能在變動的科技浪潮裡，持續成為社會信任的最後防線。

全球著名的會計公司也裁跟頭：勤業眾信誤用AI錯誤資料出大包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全球知名的會計與顧問公司勤業眾信（Deloitte）公司近日在澳洲爆發AI報告醜聞，這起事件已不僅是單一企業的失誤，更是對整個專業服務產業與政府AI監管體系的一記警鐘。勤業眾信為澳洲政府撰寫一份價值44萬澳幣的福利監督報告，承認部分內容使用了生成式AI（Azure OpenAI GPT-4o），結果卻出現大量虛構的學術引用、偽造的法院判決與捏造的教授姓名，嚴重損及報告的專業性與公信力。事件曝光後，勤業眾信公司被迫退還部分款項並修改內容，聲稱結論未受影響，但損害已然造成，政府與社會對AI使用透明度的疑慮也隨之升高。這起事件最早由雪梨大學學者Chris Rudge揭發，他發現報告內出現不存在的資料與錯誤拼寫的法官名字，顯示AI「幻覺」問題仍難以根除，更嚴重的是報告未明確揭露AI的參與。這種隱瞞不僅違反專業倫理，也讓政府決策建立在不透明的資訊之上。Rudge的揭露促使相關單位全面重審報告，並在更新版本中承認AI介入，讓AI信任度與查證機制成為輿論焦點。勤業眾信事件反映出全球顧問業普遍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為了提升效率，大量導入AI協助撰寫與分析。另一方面，人工審查與驗證卻未能同步跟上。根據多國調查，約有四成的專業人員每日需花近兩小時修正AI產生的錯誤，導致工作效率不增反降。對以精準為核心價值的顧問產業而言，若未落實人為把關，就讓AI成為專業信任的破口。澳洲參議員Deborah O’Neill更以諷刺口吻指出，「或許政府還不如直接訂閱ChatGPT」，凸顯AI監督不足所帶來的荒謬。更令人警惕的是，AI幻覺問題並非僅出現在顧問業。2025年，澳洲維多利亞高等法院一名律師在謀殺案辯護中引用AI生成文件，結果文中出現根本不存在的最高法院案例與演說紀錄。該律師不得不在法庭上公開道歉並承認全責。此後，美國、英國、澳洲等地也接連爆發多起AI造假引用事件，許多律師甚至因此遭罰款、訓誡或失去執業信任。法院普遍強調，「AI錯誤會摧毀專業信用」，任何AI生成內容若未經人工查證即提交，將構成倫理違反。這些案例說明，即使AI工具能提升生產力，若忽略驗證，就可能帶來毀滅性的信任災難。對政策制定者而言，勤業眾信事件提供了具體的警示與改革方向。政府應在所有公共採購契約中，明確要求承包單位揭露AI使用比例、模型種類與資料來源，並強制記錄人工審核過程。政府應建立第三方AI產出審查機制，由獨立專家抽查AI生成內容的真實性，防止專業報告內部自我審查的盲點。政府部門需定期舉辦AI倫理與風險培訓，培養公務人員辨識AI幻覺與審查能力，真正落實「人機協作」的責任分工。也應該推動AI透明問責平台，公開政府AI報告的生成紀錄與審查流程，接受社會監督，讓AI應用回歸信任與可檢驗的軌道。台灣正處於積極導入智慧治理與AI決策的關鍵時期，勤業眾信事件無疑是一面鏡子。科技帶來便利，但若缺乏透明與監督，最終將損害的是政府公信與社會信任。唯有在制度上強化AI使用揭露、責任歸屬與審查流程，台灣才能在推動AI創新的同時，確保每一份政策分析都站得住腳，讓智慧治理成為民主與信任的延伸，而非其瓦解的起點。

工作雜渣：AI 生成工作的隱藏成本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近年被視為提升企業效率與創造力的關鍵工具，成為數位轉型與組織升級的象徵。史丹佛大學與 BetterUp 實驗室的最新研究卻揭露了一個令人意外的現實：AI 不僅未必帶來生產力革命，反而在許多情況下製造出一種昂貴的「假效率」。這種現象被研究團隊命名為「工作雜渣」（workslop），意指那些看似專業、實際空洞的 AI 生成內容。這個新詞由「work（工作）」與「slop（潦草、混亂、低品質的東西）」組合而成，形象地指出了當前職場的矛盾：AI 生成的成果外表完整，語氣專業、排版整齊，卻缺乏推進任務所需的實質價值。這些內容往往只是「看起來像成果」的假象，實際上增加了他人的認知負擔。根據研究，平均每位員工每月需花近兩小時修正 AI 生成的錯誤，形成每月約 186 美元的「隱形成本」。若以一萬名員工的企業計算，這樣的浪費一年可高達九百萬美元。更令人擔憂的是，AI 所造成的問題並非僅止於效率低落。它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工作的結構與責任分配。過去人們希望透過 AI 把重複的認知工作外包給機器，如今卻出現了反向現象：AI 把不完整的思考與瑕疵輸出轉包給人類來收拾。研究發現，約有四成的工作雜渣發生在同事之間，近兩成從下屬流向主管，還有一成六由主管流向團隊，顯示這是一個全層級的系統性問題。特別是在專業服務與科技產業，這種情況尤為嚴重。這樣的假效率除了浪費時間與金錢，更嚴重地侵蝕了職場信任。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在收到 AI 生成內容時感到惱怒，三分之一的人覺得困惑，甚至有部分人感到被冒犯。約有一半的受訪者因此認為這些產出者缺乏創造力與能力，甚至質疑他們的智慧與誠信。一位金融從業者坦言，他常陷入「到底要自己重寫、要對方重寫，還是乾脆算了」的兩難；另一位零售主管則抱怨，他必須花更多時間查證資料、開會溝通，最後仍得親自重做報告。AI 原本應該減輕負擔，如今卻讓工作更加繁瑣。這項研究也揭示了更深層的組織困境：許多企業雖然積極導入生成式 AI，但投資報酬卻幾乎為零。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調查指出，95% 的企業在生成式 AI 投資上沒有可量化的成效。這並非技術的問題，而是治理與文化的錯誤。許多企業將使用 AI 當成績效指標，卻沒有明確的應用準則與品質標準。員工被要求「一定要用 AI」，卻沒被教導「該怎麼用得正確」。結果，AI 成為逃避工作的捷徑，而非創造價值的工具。研究團隊進一步區分了兩種 AI 使用者：「領航員」懂得以 AI 增強創造力與分析力，「乘客」則被動依賴 AI 取代思考。前者提升生產力，後者製造雜渣。當組織過度迷信自動化，批判思考、專業判斷與協作精神就會逐漸消失。這種錯置的信仰，不僅削弱決策品質，也讓 AI 從助力變成拖累。AI 的導入應該回歸本質——它應該是輔助思考的工具，而不是取代人腦的捷徑。企業領導者必須以身作則，示範如何審慎使用 AI，並建立明確的規範與審查機制，確保所有 AI 產出都符合專業與倫理標準。只有當人機協作能維持與純人工工作同等的品質時，AI 才能真正成為效率的夥伴。生成式 AI 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重新定義「效率」與「價值」的關係。AI 可以幫助我們更快完成任務，但唯有人類能判斷什麼才值得完成。當我們為了速度而犧牲深度，為了便利而放棄思考，所謂的「智慧科技」最終只會讓組織陷入認知退化。真正的挑戰不在於 AI 能做什麼，而在於我們是否還保有批判、思考與創造的能力。AI 時代的智慧，不是更快，而是更真。

台灣應該推動新台幣穩定幣監管機制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在2025年積極推動新台幣穩定幣監管，這不僅是回應全球數位貨幣浪潮的必要舉措，更是強化金融主權與提升支付效率的重要關鍵。所謂新台幣穩定幣，是以新台幣為錨定的加密貨幣，其價格穩定、不易波動，能被應用於跨境支付、數位資產轉移等領域。金管會自2023年開始布局，至2025年已將相關規範納入草案條文，使台灣成為亞洲區內具潛力的穩定幣監管新勢力。對出口導向的台灣經濟而言，未來若能以新台幣穩定幣進行跨境結算，將有助於降低對美元體系的依賴，並增強貿易自主性。從發展脈絡來看，台灣於2023年《虛擬資產管理條例草案》中首度引入穩定幣概念，2024年完成公開諮詢後，正式納入發行許可、資格審核與資產隔離等條款。真正的政策轉折點出現在2025年7月，美國通過「GENIUS法案」後，台灣央行隨即表態，認為新台幣穩定幣雖對國內支付影響有限，但必須設立嚴格監管框架以防範風險。金管會銀行局副局長侯立洋表示，已有銀行正在研議發行新台幣穩定幣，草案規定所有發行人須經主管機關核准，並確保儲備資產經第三方審計，具備穩定價格機制與完善的反洗錢措施。整體監管方向參考歐盟MiCA及美國法案，優先授權受監管的金融機構發行，以避免新創公司因風險控管不足而造成市場不穩。台灣央行的態度亦顯示，新台幣穩定幣可作為央行數位貨幣（CBDC）的過渡方案，結合央行公信力，強化金融體系穩定性。雖然目前尚未有正式發行的新台幣穩定幣，但金管會預計於2026年開放首批許可，業者須於10月底前提出申請。在實際應用面，新台幣穩定幣的潛力主要集中於跨境支付、國際貿易與金融包容等領域。對企業而言，能有效降低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加快資金流通效率。若未來能與數位人民幣互通，更可能在兩岸與大灣區經濟合作中，提供匯兌及結算的新解方。對金融機構而言，獲准發行穩定幣後，也能進一步拓展至資產代幣化與數位金融創新業務，開啟房地產或股權的數位化新市場。學界與產業界普遍認為，穩定幣對中小企業尤具吸引力，能節省傳統匯款的高額手續費，提升貿易靈活度。然而挑戰同樣不容忽視。首先監管門檻高，申請者必須具備強大的資產管理、風險控管與反洗錢能力，尤其涉及跨境業務時，審查更為嚴格。金管會明確提出「同活動、同風險、同監管」原則，與國際標準接軌，但也意味著業者須投入大量合規成本。未獲許可的穩定幣僅能販售予專業投資人，且交易須透過銀行或持牌平台，限制了一般投資者的參與空間。此外監管條例排除算法型穩定幣，相關業者仍須依其他虛擬資產規範設計結構，以避免觸法。整體而言，潛在風險包括脫鉤危機、資金洗錢或國際制裁壓力，央行與金管會均保留調查與執法權，違規者將面臨高額罰款。展望未來，隨著2026年首批新台幣穩定幣上線，台灣有機會在亞洲穩定幣市場占據一席之地。美元穩定幣的市值已突破千億美元，顯示這是一條具龐大成長潛力的金融軌道。若台灣能結合央行信譽與產業創新，在穩定幣監管制度下培育新商模，不僅能提升國際金融競爭力，還能促進綠色融資、能源轉型與數位貿易發展。借鏡香港經驗，嚴謹監管並不會抑制創新，反而能強化市場信任。當新台幣穩定幣真正啟動，這將是台灣數位經濟轉型的重要里程碑。

在集體談判中形成歐盟支持烏克蘭的堅定立場楊聰榮（台灣新國策智庫諮詢委員 / 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已成為歐洲安全與國際秩序的核心焦點。過去兩年，戰局長期陷入僵持，俄烏雙方皆難以取得決定性勝利，而美國及歐洲盟友的軍援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戰場的變化。然而隨著美國總統川普展現出與前期截然不同的政策思維，這場衝突正進入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不是戰場上的突破，而是外交版圖的重新劃分。川普在第二任期初期，對於援助烏克蘭的態度逐漸從「全面支持」轉向「有限協助」。他主張美國不應無限制承擔戰爭成本，強調應以談判與地緣政治交換條件來尋求和平，甚至提出「土地換和平」的務實路線。這種觀念的改變，不僅衝擊北約內部的共識，也讓戰局出現新的不確定性。當美俄領導人即將在阿拉斯加會晤的消息傳出，歐洲的焦慮與警覺感達到高點，歐盟深怕在和談中被邊緣化，淪為大國博弈的旁觀者。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歐盟展現了前所未有的戰略自主性。歐盟外交首長卡拉斯公開警告川普政府不要落入蒲亭的陷阱，直言若美國片面與俄羅斯達成不符合歐盟共識的和平方案，將因歐洲不執行而失敗。這番強硬發言，不僅展現歐盟對俄烏戰爭的原則態度，更凸顯歐洲在全球安全談判中的自主性與不可或缺地位。卡拉斯明確指出，俄羅斯藉由拉攏各方營造「必須帶著條件找莫斯科」的氛圍，意圖在談判桌上坐實其戰場優勢。她強調，歐洲若不同意的方案將無法落實，因為這樣的方案既缺乏歐洲執行力，也缺乏合法性。歐盟在緊急高峰會上，雖因匈牙利反對未能形成完整共識，但仍以26國共同聲明附件形式，提出五大原則，沒有烏克蘭參與的談判不算數，影響歐洲安全的協議必須有歐洲參與，任何休戰或停火只能是全面和平的一部分，和平協議需伴隨強有力的安全保障，且必須尊重烏克蘭的獨立與領土完整。這些原則既是烏克蘭的紅線，也是歐盟形成外交陣線的重要基礎。更重要的是，歐盟同步啟動多重手段來支撐這些原則：持續軍援與安全保障，規劃透過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工具來強化保護；推動第19輪對俄制裁，以經濟壓力削弱克里姆林宮的戰爭能力；建立高達400億歐元的新援助基金，確保烏克蘭在財政與軍工體系上能持續運作。隨著美國政策出現轉向，局勢的新發展與可能影響正逐漸浮現。烏克蘭被迫重新評估戰略選項，一方面必須更緊密地與歐洲盟友合作，另一方面也需強化自身的談判籌碼。卡拉斯特別強調，烏克蘭必須藉由持續獲得軍援才能在戰場與談判桌上維持籌碼，否則任何妥協都將淪為「壞方案」。俄羅斯則可能利用美方態度的鬆動來強化談判籌碼，但面對歐盟的堅定立場，莫斯科也必須重新計算其戰略選項。這種變化不僅牽動俄烏雙方的軍事行動，也可能推動戰爭從「軍事對抗」逐步轉向「政治博弈」。然而挑戰依舊存在。歐盟內部對制裁與援助分歧不小，匈牙利與斯洛伐克多次表達保留意見，凸顯歐洲團結並非鐵板一塊。北約內部也面臨類似的緊張，部分成員國擔心過度投入可能招致俄羅斯更激烈的反應。但從整體來看，歐盟已逐步展現出強化自主防衛的決心，透過援助、制裁與制度性安排，確保自己在未來和平協議的制定中握有實質影響力。綜合來看，川普的政策轉變使得烏克蘭戰爭進入一個新階段，戰場之外的外交談判與權力交換將成為新的焦點，但與過去不同的是，歐洲不再只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附庸。歐洲在俄烏和談中不只是「參與者」，更是未來安全架構的主要承擔者。無論是提供軍援、承擔重建經費，或是處理凍結俄羅斯資產，歐盟的角色無法被取代。若川普政府忽視歐洲立場，推動的和平方案只會淪為紙上談兵。澤倫斯基與歐洲領導人已堅決拒絕「土地換和平」的提議，再三強調國際邊界不得以武力改變，任何協議若損及烏克蘭領土完整，都將是短命且危險的假和平。這不僅影響歐洲安全格局，也對全球衝突調解提供一個重要案例——大國領袖的觀念轉換，往往能迅速改變戰爭的走向，但區域大國的集體意志同樣不可忽視。對台灣與其他地緣熱點而言，這也是值得警惕與借鏡的發展。台灣應該從歐盟的經驗中學習：面對強權的壓力與盟友政策的不確定性，建立自主防衛能力、強化區域夥伴關係、堅守核心原則，才是確保長期安全的關鍵。總而言之，歐盟的堅定立場顯示出，沒有歐洲參與的和平不會長久。俄烏戰爭不僅是烏克蘭的存亡之戰，也是歐洲安全秩序的考驗，更是全球多極化趨勢中區域力量崛起的見證。未來能否達成持久和平，取決於歐洲能否將團結轉化為行動，並在與美國、俄羅斯的角力中，捍衛自身的戰略利益與價值立場。從被動配角到和平主導者，歐洲正在書寫屬於自己的新篇章。​​​​​​​​​​​​​​​​

圖靈測試75週年談台灣科學基礎研究的未來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在2025年邁入歷史性新階段。大型語言模型GPT-4.5在標準三方圖靈測試中，以73%的誤判率讓人類評測者誤以為對方是真人，首次正式通關。這場實驗不只是技術奇蹟，更是人類科學認知的里程碑。圖靈測試提出至今已75年，AI從模仿者變成潛在的思考主體，逼使全球重新思考智能或者是智慧的定義。對台灣而言，這正是重新檢視科學基礎研究定位的關鍵契機。AI革命揭示了基礎研究的戰略缺口。這次AI通過測試的關鍵不在算力堆疊，而在語言學、心理學、神經科學與邏輯學等跨領域知識的整合。它提醒我們，科學突破往往誕生於長期的基礎研究積累。台灣長年將科研投資集中於應用與產業導向，雖提升了產能與出口，但在認知科學、計算語言學、倫理學、神經科學等AI基石學科上仍相對薄弱。若沒有基礎理論的支撐，AI創新終將受制於他國框架，難以形成自主科技文化。從模仿到創新，台灣的科研體系亟需重新設計。圖靈測試的精神在於創造能思考的機器，而非僅讓機器模仿人類。台灣的科研體制若仍停留在追隨應用與國際趨勢的階段，將難以在下一波意識AI浪潮中突圍。未來十年，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應將基礎科學研究列為AI戰略核心，建立AI認知科學研究中心，結合腦科學、語言學與哲學。推動跨領域博士後研究計畫，鼓勵年輕學者探索AI倫理、機器感知與智能架構。建構開放科研資料信任平台，讓科研成果能與國際開源社群對接。強化與歐盟Horizon Europe計畫與美國NSF基金等機制的接軌，讓台灣科研鏈結全球。進入意識時代，科學倫理與治理也面臨新挑戰。當AI能欺騙人類感知，意識與感知權的問題不再是哲學假設，而是治理現實。歐美學界已提出AI福祉倫理，要求在實驗階段即納入AI行為準則。台灣的AI倫理白皮書修訂雖已啟動，但執行層面仍停留在指導階段。未來應將倫理審查納入研究補助機制，並設立跨部會AI倫理審議委員會，確保科技創新與人文價值並進，讓台灣的AI發展更具信任與深度。從AI的突破回望人類理性與創造力，科學主權的建立成為台灣的長遠課題。圖靈測試通過的那一刻，是對人類知識積累的致敬。AI的成就源自數十年基礎理論的累積。台灣若要在未來科技秩序中擁有話語權，必須從科技應用國轉型為知識創新國。這需要提高基礎研究經費比重，讓年輕科學家能專注探索未知。鼓勵哲學、語言、藝術與AI交會研究，培養多元思考的科研人才。以主權AI為核心，發展自主模型與資料治理標準，確保國家科技安全與科研自主。未來七十五年，AI與人類的關係將不再是工具與使用者，而是共生與共學。圖靈的問題「機器能思考嗎」已轉化為更深的命題「我們能否繼續理解思考的本質」。對台灣而言，答案不只在實驗室，更在教育、政策與文化的每一個轉折點。唯有重視基礎研究，建立自主的科學文化，台灣才能在下一個AI時代中，以創新的姿態與世界對話。

歐洲安全新時代：擺脫美國依賴，打造自主防衛戰略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國對烏克蘭政策的反覆不定，使歐洲陷入前所未有的安全焦慮。川普政府單方面與俄羅斯展開停火談判，排除歐洲盟友的影響力，迫使歐洲國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安全架構。過去歐洲長期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然而當華府的政策不再穩定時，歐洲別無選擇，必須迎向一個新的安全時代，發展自主的防衛戰略，確保自身在國際舞台上的話語權與影響力。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讓歐洲別無選擇只能自立。歐洲在烏克蘭戰爭中的立場向來與美國緊密相連，然而美國政策的變化讓歐洲各國開始意識到倚賴華盛頓已經不再是可靠的長期策略。川普政府與俄羅斯的談判可能導致烏克蘭被迫接受不利的和解條件，甚至削弱歐洲東部國家的安全。而在未與歐洲盟友協商的情況下，美國直接與俄羅斯進行接觸，不僅顯示跨大西洋關係的裂痕，也讓歐洲深刻體認到當美國的國家利益轉向時，歐洲無法再被動等待，而必須主動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防禦計畫。「威瑪+」聯盟的形成標誌著歐洲安全戰略的新起點。歐洲國家意識到必須團結起來，才能在美俄談判之外發揮影響力。因此，法國、德國、波蘭等國家迅速召開緊急會議，並擴大「威瑪三角」，納入英國、義大利、西班牙及歐盟執委會，組成「威瑪+」聯盟。這象徵著歐洲各國已經不再等待美國的領導，而是開始建立自主的區域安全框架。該聯盟強調歐洲必須在烏克蘭的和平進程中發揮主導作用，確保歐洲的安全利益不被美俄談判所犧牲。歐洲正逐步推動獨立於美國之外的軍事行動。除了強化政治影響力，歐洲國家也逐步推動獨立於美國之外的軍事行動。英國與法國已提議派遣最多3萬名歐洲部隊進駐烏克蘭，負責保護關鍵基礎設施，並阻止俄羅斯進一步擴張。這項計畫標誌著歐洲在戰略安全問題上正從過去的依賴美國轉向獨立行動。即便該提議仍面臨內部討論與執行挑戰，但它釋放出的訊號相當明確——歐洲正邁向自主防衛的新時代。歐洲正在加速國防自主，提高軍事預算與合作。在美國逐步減少對烏克蘭的軍援後，歐洲各國認識到國防自主的必要性。德國、法國、波蘭等國已計劃提高國防預算，以減少對美國軍事力量的依賴。這與歐洲防務合作的加強相呼應，例如歐盟防務基金（EDF）擴大資金規模，加強歐洲內部的軍工產業發展，確保歐洲能夠自主生產關鍵軍事設備。這些行動顯示歐洲不再只是依賴美國提供安全保障，而是試圖透過內部整合，建立更強大的軍事防禦能力。歐洲對烏克蘭的承諾已超越美國的不穩定立場。在美國前總統川普質疑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領導能力，甚至考慮削減對烏克蘭的軍援之際，歐洲國家選擇站在基輔一方，持續強化對烏克蘭的支持。英國首相施凱爾（Keir Starmer）與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均公開聲援烏克蘭，強調歐洲對基輔的承諾不會因美國的政策搖擺而改變。這反映出歐洲已不再被美國政策所牽動，而是以自身的價值觀與戰略利益為優先考量。歐洲正進入一個新的安全世代。美國對烏克蘭政策的轉變迫使歐洲重新審視自己的戰略自主權，進入一個新的安全時代。從「威瑪+」聯盟的成立，到計劃部署歐洲部隊，從提升國防預算，到獨立支持烏克蘭，歐洲已逐步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朝向更獨立、更具影響力的安全戰略邁進。雖然這條道路仍充滿挑戰，但歐洲已經無法再回到過去單純依賴美國的時代。這場地緣政治的變局，將決定歐洲未來數十年的安全格局，也將改變全球權力平衡的結構。

三國聯手打造世界最大的瑪雅森林生物文化廊道 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墨西哥、瓜地馬拉與貝里斯在2025年簽署《卡拉克穆爾宣言》，共同創建涵蓋570萬公頃的偉大瑪雅森林生物文化廊道。這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森林保護走廊，更是中美洲在環境保護與跨境合作上的重大突破。這片僅次於亞馬遜的美洲第二大森林保護區，擁有約7,000種動植物，其中包含200種瀕危物種，對全球生物多樣性維護具有深遠意義。這項倡議展現三國對永續發展的承諾，也為國際保育合作樹立了新典範。這項計畫的重要性首先體現在生態價值與合作示範作用。偉大瑪雅森林生物文化廊道涵蓋從熱帶雨林到濕地的多樣生態系統，保護中美洲獨特的自然資源。三國透過共享資源與技術，打破國界限制，展現了跨境保育的可能性，不僅能保護如美洲豹、紅鸚鵡等瀕危物種，也能穩定區域氣候、減緩全球暖化。相較於單一國家的保護行動，這項跨境合作展現更高效的資源整合與政策協調，為其他地區提供了可複製的模式。這項倡議同時融入社會與經濟面向。墨西哥總統克勞迪亞·申鮑姆推動的「播種生命」造林計劃第二階段，將擴展至瓜地馬拉與貝里斯，帶動農村發展、土壤再生與原住民社區糧食自給。這樣的設計，不僅有助於生態復育，也能改善當地居民生活，提升計畫的永續性。這種以社區發展為基礎的保育思維，有別於傳統僅著眼於生態的策略，更符合人與自然共生的理念。計畫中的基礎設施合作更展現出經濟與環境的雙重考量。三國領導人正研究將墨西哥的瑪雅火車延伸至瓜地馬拉與貝里斯，透過鐵路互聯來促進區域經濟與旅遊發展。若能確保建設過程兼顧生態保護，這將是一種兼具經濟成長與環境永續的雙贏方案。這種長遠的思維，凸顯三國在永續發展上的戰略眼光。然而挑戰仍不容忽視。跨境合作需要克服政策協調、資金分配與技術整合等問題；鐵路擴建等大型基礎建設，更需要嚴格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如何建立透明的監管機制、引入國際資金支持，將是計畫能否長期成功的關鍵。對台灣而言，這項計畫帶來了重要啟示。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台灣可以借鑑中美洲的跨境合作模式，積極參與區域生態保護與永續發展計畫。例如可與東南亞國家合作推動珊瑚礁或熱帶森林的跨境保育，結合台灣的科技優勢與在地知識，打造具區域特色的生物文化廊道。這不僅能提升台灣的國際影響力，也能為全球氣候行動提供實質貢獻。偉大瑪雅森林生物文化廊道的建立，證明國際合作是應對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危機的關鍵途徑。這不僅是中美洲的環境勝利，更是全球保育的里程碑。透過這樣的合作，人類或許能在氣候危機的挑戰中，找到一條共存共榮的永續之路。

戰斧飛彈的抉擇：烏俄衝突與全球戰略格局的臨界點楊聰榮（台灣新國策智庫諮詢委員 / 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俄羅斯總統普丁在瓦爾代討論俱樂部近四小時的演說中，對美國可能向烏克蘭提供戰斧巡弋飛彈發出嚴厲警告，稱此舉將使俄美關係進入「全新且質變的升級階段」。這一表態不僅凸顯俄羅斯對烏克蘭局勢的高度敏感，更將戰斧飛彈的潛在轉移置於當前地緣政治博弈的焦點。美國是否採取這一行動，將成為決定烏俄衝突未來走向及全球戰略平衡是否劇變的關鍵變數。戰斧巡弋飛彈以其超過1500公里的射程和精準打擊能力聞名，增程型的還可以達到2500公里射程成範圍，這樣俄羅斯的主要城市，包含莫斯科，都可以從烏克蘭直接攻擊。若烏克蘭獲得此類武器，其戰略打擊範圍將從前線擴展至俄羅斯境內的關鍵軍事與物流設施。這不僅將改變戰場的「量」，即打擊範圍與火力，更將引發衝突「質」的轉變，從當前的代理戰爭升級為更接近直接大國對峙的危險局面。普丁的警告直指美軍若深度參與飛彈操作，俄羅斯將視之為直接挑釁，勢必採取強硬反制措施。這可能包括對烏克蘭境內目標的更大規模打擊，甚至針對北約成員國的軍事資產採取報復行動，進一步推高衝突失控的風險。美國副總統Vance「正考慮」售予戰斧飛彈的表態，顯示美國內部對此決策的審慎權衡。普丁預測美國總統最終可能採取克制路線，這或許反映出美方對後果的清醒認知，提供戰斧飛彈不僅會激化俄羅斯的反應，還可能迫使北約其他成員國在更大範圍內捲入衝突。美國若最終選擇提供飛彈，則表明其願意承擔更高風險，以強化對俄的戰略壓力，支持烏克蘭改變戰場態勢。這一抉擇將考驗美國對俄政策的天平，這是在代理戰爭框架內繼續有限支持烏克蘭，還是邁向更直接的對抗。普丁在演說中試圖以穩健姿態降低全面衝突風險，駁斥俄羅斯將攻擊北約的說法，並將北約空域遭侵犯事件歸咎於對方的挑釁行為。同時他點名德國的軍事化動向並警告「反制措施將很快出現」，顯示俄羅斯在試圖穩定局勢的同時，保持對西方的高壓姿態。這種雙重策略既是對內鞏固國內支持，也是對外試探西方的底線。值得注意的是，普丁將阻止烏克蘭和平的責任歸咎於歐洲，試圖分化美歐陣營。這一策略反映出俄羅斯對北約內部立場不一的精準洞察。相較於美國的全球戰略考量，歐洲國家因地理鄰近和能源依賴，對衝突升級的後果更為敏感。普丁的言論也可能加劇歐洲內部的緊張情緒，進一步推動北約的軍事化進程，形成惡性循環。總體而言，美國是否向烏克蘭提供戰斧巡弋飛彈，不僅關乎烏俄戰場的軍事平衡，更將深刻影響俄美關係、北約團結以及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穩定性。這一決策的後果將遠超烏克蘭邊界，可能成為冷戰後大國博弈的又一轉捩點。國際社會應高度警惕這一關鍵時刻，並敦促各方在決策中保持克制，尋求外交途徑以避免衝突進一步升級。

歐盟與美國在數位稅的攻防戰鹿死誰手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當前全球數位經濟的主導權之爭，再次因歐盟撤回數位稅計畫而浮上檯面。歐盟宣布不再推動對美國科技巨頭課徵數位稅，這場歷時多年的國際稅務與貿易角力暫時告一段落，也讓川普政府的強硬貿易手段贏得階段性勝利。對蘋果、Google、Meta 等企業而言，這是一次喘息機會，但對歐盟而言，這不過是戰略調整的過程，數位主權的對抗才正要展開。歐盟原先推動數位稅的目的，是為了填補數位經濟下的稅收落差。傳統稅制以實體營業據點為基礎，使得跨國科技公司能在歐洲創造龐大收益卻僅繳納極低稅款。歐盟設想針對全球營收超過7.5億歐元且在歐洲境內數位收入逾1,000萬歐元的企業課徵1%至5%稅率，預估每年能增加375億歐元的收入。這項計畫原被視為重塑稅制公平的重要一步，卻從一開始就遭遇美國強烈反彈。川普政府將數位稅視為對美國企業的歧視性措施，並威脅動用關稅反制。當前歐美貿易談判進入敏感階段，美方已對歐洲多項產品課徵10%關稅，並預告將於8月提高至30%甚至50%。加拿大為換取貿易談判契機，已率先撤銷其數位稅案，為歐盟提供現實參照。歐盟內部在經濟壓力與成員分歧下，最終決定暫時退讓，把數位稅從2028至2035年的預算藍圖中刪除，以維持短期貿易穩定。對蘋果而言，這是一次重大的政策勝利。該公司長期與歐盟稅務機構爭鋒，2016年被要求向愛爾蘭補繳130億歐元稅款，雖在2020年獲法院撤銷裁決，卻始終被視為歐盟監管的焦點。如今數位稅撤回，使蘋果得以減輕負擔，穩固其在歐洲的成本優勢。不過，歐盟的監管手段已轉向制度化，透過《數位市場法》（DMA）與《數位服務法》（DSA）建立普世規範。2024年4月，歐盟以違反市場公平為由，對蘋果開罰5億歐元，指其限制開發者引導用戶使用其他支付方式。蘋果隨即提起上訴，指控執委會干預過度。歐盟的退讓並不意味其放棄數位主權，而是顯示其在統一稅制上的制度困境。成員國對稅收主權各有堅持，難以形成一致立場。外部面臨美國壓力，內部又陷入碎片化，歐盟選擇暫時收手，但仍可能透過擴大增值稅範圍、加強平台責任或推動 OECD 全球課稅協議等方式，間接追求稅收公平。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亦指出，未來將尋求與非美系夥伴合作，如加深與 CPTPP 成員的經濟連結，以分散對美依賴。回顧這場歷程，從2018年提出草案到2025年取消規劃，數位稅成為全球化與主權衝突的縮影。OECD 的雙支柱方案試圖建立國際共識，美國卻在部分議題上退場，使歐盟陷入兩難。川普政府再次利用關稅與貿易談判作為外交槓桿，迫使歐盟讓步，展現「稅制外交」的新樣貌，也鞏固了美國科技企業的全球優勢。歐盟雖暫時退一步，但並未退出戰局。數位稅只是監管戰略的一環，DMA、反壟斷與平台透明化政策才是下一階段主戰場。蘋果與美國科技公司贏得短期勝利，卻無法擺脫歐洲對市場壟斷與資料治理的長期關注。這場博弈的真正啟示在於，數位經濟的全球規則仍待重建。當科技跨越國界，主權與公平將決定未來數位秩序的方向，歐盟的退讓只是一個逗點，不是一個句點。

真正的社會責任在於找到最低工資微妙的平衡點楊聰榮（勞動法權益維護促進會副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自2016年起連續十年調升基本工資，2025年月薪將達2萬9500元、時薪196元，累計受惠人數超過200萬人。這項政策讓台灣成為亞洲地區少數能夠持續十年調薪的國家，展現政府保障基層勞工生活權益的堅定決心。從數字來看，月薪從原本的2萬多元提升至近3萬元，不僅是量的改變，更代表台灣對於社會公平的質的追求。政府連續調薪的政策背景，正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最佳佐證。主管機關已明令上市櫃企業應在永續報告書中強化薪酬政策揭露，這不僅是法規遵循的要求，更符合當今ESG框架下的社會責任精神。企業應將「配合政府基本工資調整」、「員工薪酬透明化」等措施詳實記載於永續報告書中，向投資人和社會大眾展現與政府政策同步、共同促進社會公平的積極態度。這種作法不僅提升企業的社會形象，也符合國際投資市場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期待。當政府率先建立薪資保障的制度框架時，企業的響應與配合就成為衡量其社會責任承諾的重要指標，這正是永續發展報告書中最具說服力的內容。然而連續調薪對不同產業的衝擊程度並不相同。商總已為弱勢產業發聲，呼籲政府儘快提出配套措施，協助承受能力較弱的中小企業度過調薪壓力。政府在追求社會公平的同時，也應該正視產業結構的差異性，針對勞力密集型產業、傳統製造業、服務業等提供差異化的輔導與支持。這些配套可能包括稅賦減免、融資優惠、技術升級輔導等措施，讓企業有能力在提升員工待遇的同時，維持營運的穩定性。唯有如此，最低工資調升才能真正達到保障勞工與維護產業發展的雙贏局面，避免部分企業因成本壓力而縮減人力或影響經營。最低工資的調升不應該只是政府單方面的政策宣示，而是需要勞資雙方共同參與、相互理解的社會對話過程。勞工期待合理的薪資待遇以維持生活品質，企業也需要適當的營運空間來創造就業機會與經濟價值。真正的社會責任，在於找到這個微妙的平衡點。政府提供政策框架與配套支持，企業積極配合並善盡照顧員工的責任，勞工也應理解不同產業的經營現況與挑戰。透過三方的良性互動與溝通，台灣才能建立一個既保障基層勞工權益，又維持產業競爭力的永續發展模式。這十年的連續調薪，不只是數字的累積，更是台灣社會走向成熟、理性對話的重要里程碑。讓我們期待未來能在這個基礎上，持續深化勞資合作，共同打造更加公平、包容且具競爭力的台灣經濟環境。

從邱吉爾證詞的討論看台灣地位的國際法律基礎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地位的歷史與法律基礎一直是國際社會與兩岸關係中極具爭議的話題。今年初一位北一女中文教師因配合中國國台辦的論調登上央視，並在台灣記者會上批評賴清德，引發輿論熱議。這不僅凸顯了台灣內部對國家認同的分歧，也讓人們重新審視歷史文件與國際法對台灣地位的影響。1955年2月1日，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在英國議會中的發言，作為《開羅宣言》的起草者之一，為這一問題提供了關鍵視角。我們這裡將以邱吉爾的證詞為起點，結合歷史文件與當代事件，探討台灣地位在國際法與歷史中的複雜性，並反思教育者與公眾對此應有的態度。我們建議要持續檢討這些歷史文件的國際理解，而不是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複地散播有問題的陳述。1943年的《開羅宣言》由邱吉爾、羅斯福與蔣介石共同發表，聲明日本竊取的中國領土，包括台灣與澎湖群島，應「歸還中華民國」。1945年的《波茨坦宣言》重申了這一立場，並在日本投降時成為其履行條件之一。中國政府長期以此主張台灣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這些宣言的國際理解，連當事人都有不同的說法。邱吉爾在1955年英國議會中明確指出，《開羅宣言》僅為「共同目的的聲明」（a statement of common purpose），而非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他強調，自宣言發表以來，「許多事情已經發生變化」，台灣問題已演變成一個國際問題，且《舊金山和約》未確定其主權歸屬。這一觀點與國際法學界的共識相符。戰時宣言並非正式條約，其內容在法律上不構成主權轉移的直接依據。日本在1945年的《降伏文書》中僅承諾履行《波茨坦宣言》，但波斯坦宣言未詳細規定台灣的歸屬細節。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是戰後處理日本領土問題的核心文件。第2條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一切權利，但未指明接收國。這種「未定論」為台灣地位留下了法律模糊性。1952年，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曾坦言，《舊金山和約》及《中日和約》均未明定台灣歸屬，更未規定歸還中華民國。這顯示即便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承認台灣地位在法律上的複雜性。邱吉爾在議會中進一步確認了這一點，指出日本和平條約（即《舊金山和約》）刻意將台灣主權問題留白，使其成為多國關注的國際議題。這與中國國台辦及前述教師所稱「台灣是中國內戰遺留問題」的說法形成鮮明對比。事實上，台灣地位的爭議遠超內戰範疇，涉及戰後國際秩序的重塑。邱吉爾的發言不僅是歷史見證，也對當代具有深遠意義。2025年5月7日，習近平在俄媒署名文章中仍援引《開羅宣言》主張台灣歸還中國，但邱吉爾早在70年前已否定了這一說法的絕對性。他作為《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的參與者，他並不認可這種說法。這提醒我們歷史文件的解釋不能脫離其制定者的原意，更不能被單方面政治宣傳所扭曲。沈建德曾經回憶了不同的說法會改變人們的行為，1998年達賴喇嘛曾考慮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以換取西藏自治，但在得知《開羅宣言》的不同討論後改變立場，不再支持這種片面的說法。這表明歷史事實的澄清能影響國際行為者的決策。若能將邱吉爾的證詞傳達給當今國際社會，如川普或IPAC（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成員，或許有助於破除對台灣地位的錯誤認知。台灣地位的國際法與歷史爭議，無法僅憑《開羅宣言》或單一政治立場定論。《舊金山和約》的未定論、邱吉爾的證詞，以及國際社會的多元態度，共同構成了這一問題的複雜圖景。無論是教育者還是公眾，面對這一議題時，應回歸歷史事實與國際法原則，而非被宣傳牽引。在當今地緣政治局勢下，台灣地位不僅是法律與歷史之爭，更是國際對話的焦點。唯有以理性與真相為基礎，方能超越分歧，為台灣的未來尋求和平穩定的出路。這也是每位教師與公民應共同承擔的責任。

美國關鍵製造業重建的可能性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國總統川普推動製造業回流政策，試圖提振就業、降低對中國的依賴並強化國家安全。然而美國製造業是否真正都外移而產空洞化的現象？那倒未必。美國在高端製造與軍工領域仍領先全球，但半導體、造船、製藥、鋼鐵及稀土等產業因供應鏈外移與地緣政治風險，凸顯重建需求。在一起此分析各產業的回流必要性、重建可能性及具體進展，並總評整體狀況。半導體產業是現代科技與軍事的核心，美國在晶片設計領先全球，如輝達、高通等，但製造環節高度依賴亞洲，尤其是台積電。地緣政治緊張與供應鏈斷裂風險促使美國推出《晶片法案》（CHIPS Act），旨在重建國內先進製程，顯示其必要性無可爭議。高昂建廠成本與人才短缺，預估2030年前缺30萬工程師與9萬技術人員，這些因素才構成挑戰。具體進展上，2025年蘋果投資6000億美元打造美國晶片供應鏈，與德州儀器、GlobalWafers合作，在德州與猶他州設廠；台積電、英特爾亦擴建晶圓廠。政策補貼與企業投資使半導體回流可能性高，但需持續解決勞動力與成本問題。反方觀點認為，全球化供應鏈效率更高，美國應專注設計而非製造，但國安考量使回流成為必然趨勢。造船業的衰退直接威脅美國海軍實力與海運穩定性。2023年美國造船份額僅占全球0.13%，遠落後中日韓，軍艦建造速度與數量不及中國，凸顯重建的迫切性。高勞動成本與技術差距使重建難度大，中國船廠雖2025年上半年訂單下降68%，仍主導市場。美國正尋求與日本等盟友合作，推動技術升級與供應鏈整合，但勞動力短缺與長期投資需求限制進展，回流可能性中低。反方可能認為，國際合作與外包能更有效滿足需求，但戰時海運依賴外國的風險使國內造船不可或缺。具體做法包括政府補貼船廠現代化與吸引外資，進展緩慢但方向明確。製藥業的回流需求源於美國對中國與印度仿製藥及原料藥的高度依賴，戰時供應鏈斷裂將危及醫療安全。美國高端醫療器械（如嬌生、美敦力）領先全球，但低端仿製藥製造外包嚴重，凸顯國安隱憂。政策鼓勵國內生產，但企業因成本高與市場競爭猶豫不決，回流可能性中等。具體措施包括補貼國內製藥廠與技術轉移，但進展緩慢，企業更傾向維持海外低成本生產。反方可能主張，全球化供應鏈能確保低價藥品供應，但國安考量與疫情暴露的供應鏈脆弱性支持回流必要性。鋼鐵、鋁與稀土是工業基礎，美國依賴中國＇進口導致「鐵鏽帶」沒落與國安風險，川普的關稅政策與企業顯示重視程度。美國鋼鐵業有一定基礎，但稀土開採與加工技術落後，重建完整供應鏈需大量資金與時間，回流可能性中等。具體進展包括政府補貼鋼鐵廠現代化與稀土開採項目，但技術與規模差距仍存。反方可能認為，進口低成本材料更具經濟效益，但國安與就業需求使重建不可避免。其他產業如紡織業與低端製造回流必要性較低。財長貝森特指出，美國紡織業已雇用47萬人，產出8000多種產品，成本高限制擴張。軍工複合產業無需回流，僅需技術升級。AI與高科技製造則因美國技術領先，應擴大投資而非回流，機器人與自動化可彌補高勞動成本。總體評估來說美國製造業並非全面衰弱，高科技與軍工領域仍具優勢，但半導體、造船、製藥、鋼鐵及稀土因國安與供應鏈考量亟需重建。半導體回流進展最快，得益於政策與投資，造船業因成本與技術差距進展緩慢，需國際合作，製藥與鋼鐵，稀土具潛力，但成本與時間是挑戰。美國勞動成本高，iPhone組裝成本差數百美元。勞動力短缺，僅25%民眾願進工廠。加上與全球競爭，世界各地有自己的競爭優勢，以上這些因素都是主要障礙。AI時代的到來或許有機會重塑全球分工，以經濟結構來看，美國應聚焦高端製造與技術創新，而非一味追求低端產業回流。政治上誇大的論調掩蓋了美國製造業的潛力，實際上美國的目標是關鍵產業的重建，這是確保國安與經濟穩定的戰略核心，而不是單純的經濟秩序的重整。

瑞士視角下的台灣無人機革命：中立國眼中的科技地緣戰略轉型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瑞士最具權威的德語媒體《新蘇黎世報》（NZZ）近日刊出一篇深度報導，直指台灣如何在無人機產業中打造「非紅色供應鏈」，一個完全排除中國零件的生產體系。這篇文章不僅展現台灣科技產業的戰略轉型，也反映出在全球地緣政治日益緊繃的情勢下，民主國家對中國科技依賴的高度警覺。作為來自中立國瑞士的分析報導，《新蘇黎世報》以一貫的理性與數據導向風格，揭示台灣無人機崛起的現象如何成為繼半導體之後的另一張「台灣牌」。瑞士雖然以中立著稱，但在面對當前國際情勢時，其態度正發生微妙變化。位於歐洲心臟地帶、擁有近兩百年中立傳統的瑞士，長期以來能在國際風暴中保持穩定、扮演調停者角色。然而2025年3月13日外交部長凱西斯針對台海軍事局勢發表的「深切關切」聲明，打破了這份長久以來中立國不表態的作風。中國在台海進行的無預警實彈軍演，不僅讓亞洲鄰國感到不安，也震動了遠在歐洲的瑞士。瑞士對中立的理解，已不再侷限於「不選邊」，而是進一步延伸為維護國際秩序與和平的責任。自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瑞士對俄羅斯祭出制裁，象徵其中立政策出現重大轉向。如今針對台海議題發聲，正是這種新路線的延續。瑞士國會議員讓盧克．阿多爾指出，台海的穩定對瑞士經濟至關重要，這一觀點說明了瑞士立場背後的現實考量，經濟安全、地緣穩定與國際法原則，已是無法迴避的核心議題。瑞士媒體特別關注的焦點，是台灣無人機出口的爆炸性成長。根據NZZ的報導，2025年上半年台灣無人機出口總值達1,200萬美元，較去年同期暴增約750%。其中超過一半出口至波蘭，其次是美國與德國。2024年全年台灣出口至波蘭的無人機僅約3,000架，但2025年8月單月就飆升至1.8萬架。這樣的數據不只是經濟成長的指標，更反映出歐洲在烏克蘭戰爭陰影下對可靠供應來源的迫切需求。對歐洲而言，透過相關報導，台灣的無人機不只是商品，而是「安全供應鏈」的象徵。報導指出，台灣的最大優勢來自「非紅色供應鏈」的堅持。政府要求供應商建立完全不含中國零件的生產系統，確保安全與可控性。這對歐美國家尤為重要，因為它們擔心中國製造的無人機可能被嵌入後門，在戰時或危機時被遠端操控或洩露資訊。NZZ以中立的視角指出，這樣的疑慮並非毫無根據，過去華為5G的安全爭議就是前例。報導引述台灣民主、社會與新興科技研究院（DSET）專家Cathy Fang的話指出，台灣的無人機組件正成為「民主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句話精準捕捉了台灣科技產業的戰略雄心。報導也深入描繪台灣無人機生態系的多元與創新。從掌上型偵察機到可載重數十公斤的運輸機，乃至自爆式「神風特攻」無人機與大型海上無人艇，台灣產品涵蓋各類應用層面。更重要的是，許多傳統產業正轉型投入國防科技。例如遊艇製造商崑崙（Kunlun）開發的「Piranha 9」無人艇，長達九公尺，可執行偵察與對艦攻擊任務。這樣的創新顯示出台灣製造業的靈活性與OEM能量，能迅速量產並控制成本，逐步縮小與中國產品之間的價格落差。這不僅是技術進步，更代表台灣在全球防衛產業鏈中的新角色。然而NZZ也誠實指出台灣的挑戰。無人機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供應鏈純淨性仍有瓶頸。特別是在稀土磁鐵與電池材料方面，中國仍佔據全球主導地位。這意味著台灣要達成完全脫鉤，仍需國際協力。例如與美國、歐盟共同開發替代性稀土來源，或建立區域供應鏈合作機制。否則「非紅色供應鏈」可能在成本與時間壓力下難以長期維持。瑞士媒體的觀察因此具有警示意涵，產業自主的追求若沒有國際夥伴的支撐，可能淪為理想化的短期口號。從瑞士的中立視角看，台灣無人機革命不只是產業故事，而是民主國家如何面對科技戰與供應鏈安全挑戰的縮影。NZZ的報導以理性筆調對比中國敘事，中國將此視為「分裂活動」的延伸，而瑞士媒體則將之視為科技自主與安全防護的展現。這樣的觀點不僅揭示歐洲對台灣角色的重新評估，也反映出瑞士自身在全球化與道德責任間的掙扎。總結來說，《新蘇黎世報》的這篇報導是一份對台灣科技韌性的肯定，同時也是對脫鉤中國供應鏈之路的清醒提醒。若台灣能突破稀土與能源材料的瓶頸，其無人機產業有望如半導體般，成為民主陣營的「新盾牌」。對全球而言，這場來自瑞士視角的觀察，不僅是關於台灣，更是關於科技、地緣政治與民主聯盟未來走向的深刻寓言。

歐盟對烏克蘭加大援助支持力度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烏克蘭戰爭的局勢似乎還在膠著狀態，但是發展到現在，歐洲跟美國都站到烏克蘭這一邊。美國與烏克蘭於2025年4月30日簽署的《烏克蘭—美國礦產資源協議》標誌著兩國在經濟與地緣政治領域的深化合作，同時也對歐盟的對烏策略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一協議不僅為烏克蘭提供了重建所需的資金與技術支持，還凸顯了美國在東歐地區，尤其是稀土與關鍵礦產供應鏈上的戰略主導地位。面對這一新局面，歐盟迅速調整其對烏克蘭的援助策略，通過加大經濟、軍事與人道支持力度，來維護歐洲安全、平衡美國的影響，並確保自身在該地區的地緣政治地位。歐盟的這些舉措既回應了礦場協議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也為烏克蘭的長期穩定與區域和平奠定了基礎。在經濟援助方面，歐盟以「烏克蘭設施」（Ukraine Facility）為核心，計劃在2024-2027年間提供500億歐元的金融支持，其中包括330億歐元貸款和170億歐元贈款，以穩定烏克蘭經濟並推動戰後重建。2025年，歐盟已實施多項具體措施，例如支付50億歐元宏觀金融援助（MFA）貸款，這是G7「特別收入加速」（ERA）計劃的一部分，資金來源於凍結的俄羅斯資產收益。此外，歐盟推出了「烏克蘭投資框架」，鼓勵企業參與烏克蘭的重建工作，並將對烏克蘭出口的免關稅、免配額政策延長至2025年6月5日。這些措施旨在幫助烏克蘭充分利用其豐富的礦產資源（如鋰和稀土），實現經濟復甦，同時減少對美國等單一外資的過度依賴，確保其經濟自主性。歐盟的經濟策略不僅抓住了礦場協議創造的機遇，也為烏克蘭的長期發展提供了堅實支撐。在軍事援助層面，歐盟積極應對美國軍援減少的不確定性，2025年初，美國軍援佔烏克蘭總軍援的比例從2024年的40%降至20%。為填補這一缺口，歐盟在2025年2月計劃提供200億歐元軍事援助，包括火砲彈藥、防空系統和無人機，並於5月追加10億歐元用於武器生產。歐盟外交負責人卡婕·卡拉斯（Kaja Kallas）提出的「鋼刺策略」（Porcupine Strategy）成為軍援的核心，分為兩個階段：首先為烏克蘭採購更多武器，其次投資其國防工業以提升自產能力。此外，歐盟通過「歐洲和平基金」（EPF）提供35億歐元支持，並與北約及國際烏克蘭基金（IFU）合作，採購新武器以應對俄羅斯的長期威脅。這些軍事舉措不僅回應了美國礦場協議帶來的戰略變化，也旨在強化烏克蘭的防禦能力，同時提升歐盟在東歐的安全影響力。在人道與重建援助方面，歐盟持續應對俄烏戰爭帶來的嚴重後果。截至2025年1月，歐盟通過「歐盟民防機制」交付超過15.3萬噸援助物資，包括醫療用品和發電機，並協調4000名烏克蘭病患轉移至歐洲醫院。2025年，歐盟追加1.48億歐元人道援助，其中1.4億歐元專注於支持烏克蘭戰區內的脆弱家庭，確保其冬季基本需求。歐盟還支持烏克蘭基礎設施修復，例如能源和運輸系統，並通過歐洲投資銀行（EIB）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提供擔保，吸引私人投資參與重建。這些努力與礦場協議的資源開發目標相輔相成，共同促進烏克蘭社會與經濟的長期穩定。礦場協議的簽署顯著刺激了歐盟加大對烏克蘭的援助力度。美國在礦產領域的投資促使歐盟加速整合其援烏政策，例如利用凍結的俄羅斯資產收益來融資援助項目，從而減輕財政壓力。然而，歐盟內部也面臨挑戰，例如匈牙利等國反對部分軍援計劃，顯示出團結的困難。地緣政治層面，俄羅斯試圖通過向美國供應烏東礦產來分化美烏關係，但未獲成功，這進一步凸顯了歐盟需要更積極介入以平衡俄羅斯影響力。同時，中國在稀土市場的主導地位也推動歐盟與烏克蘭合作，建立替代供應鏈。礦場協議為烏克蘭創造了更多外交空間，而歐盟的支持，包括推動其2030年前加入歐盟，則強化了烏克蘭的國際地位，緩解了地區緊張局勢。儘管如此，歐盟的2025年援烏策略仍面臨諸多挑戰。財政壓力因歐盟經濟增長放緩而加劇，如德國持續衰退，軍事能力不足則因缺乏美國的情報共享和高階武器技術而受限，內部分歧如匈牙利總理奧班的反對，這些都影響了決策效率。歐盟需要進一步加強與北約及G7等多邊合作，並確保烏克蘭在礦產開發中保留自主權，以實現區域穩定與雙贏格局。總體而言，歐盟通過經濟、軍事與人道援助的全面升級，成功因應了美烏礦產協議後的新局面，不僅鞏固了其在東歐的戰略影響力，也為烏克蘭的未來發展提供了關鍵支持。未來歐盟需在內部協調與資源調配上持續努力，以確保援烏策略的可持續性與成效。

金磚國家還是金磚嗎？楊聰榮（新東向產業聯盟理事／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正值今年金磚峰會召開的時間，美國總統川普威脅將對「與 BRICS 採取反美政策（anti‑American policies）」的國家額外課徵 10% 關稅，不過後來也沒有明確採取什麼行動，應該就算是一個口頭的威脅。美國高關稅壓力也成為里約熱內盧第17屆金磚峰會的政治氛圍主軸。然而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雙雙缺席，內部裂縫清晰浮現。金磚國家是當今國際關係中的一股力量嗎？還是只是開開會說說話而已？面對外部挑戰，金磚是否仍是堅固的「金磚」，抑或已鬆散成一盤散沙？這是2025年峰會留給國際社會的深刻反思。BRICS 領導人也對川普總統所稱的「任意性高的進口關稅」表達關切，並譴責其威脅行為 。不過現實上好像起不了什麼作用，印度總理莫迪受到了美國懲罰性的高關稅，忿忿不平並且立刻大動作和其他金磚國家領袖聯絡，好像也只能抱怨一下。金磚國家有用嗎？金磚峰會確有針對貿易保護主義、全球治理改革、AI 管理、健康、環境等議題達成共識，BRICS 也對保護主義議題發表抨擊聲明，不過就像是開個會說一說，表達一下立場，也並沒有特別強調，顯然金磚國家大家立場各異，要變成一個具有對抗力量的集體意志，目前還說不上來，當然也就沒有辦法在這邊發揮什麼力量。習近平與普京是否雙雙缺席？是否顯示內部裂縫？習近平首次缺席 BRICS 峰會，由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出席 。普京因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而僅以視訊方式參與，由俄羅斯外長代表出席。這反映峰會在象徵層面上的弱化，但也不代表整體解體；峰會仍達成多項宣言，且強調改革全球治理、AI 管理、氣候、健康、制度發展等合作 。金磚是否變成鬆散的一盤散沙？峰會的擴展與內部分歧確實帶來挑戰，例如民主與威權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以及參與領導人的不同方式（如缺席或視訊），都凸顯了協調困難，但峰會仍就多項議題發表《里約宣言》（Rio Declaration），顯示仍有運作與合作意願。金磚峰會最終通過《里約宣言》，譴責保護主義，並強調推動新開發銀行（NDB）與「金磚支付系統」（BRICS Pay），以降低對美元結算的依賴。這顯示金磚國家在美國高關稅壓力下試圖展現團結。然而深入觀察，這種團結更像是表面文章，掩蓋了嚴重的內部分歧。其實金磚國家每個國家各有自己的盤算，能夠有共同意見的成果就算是不錯了。對中國而言確實如此，習近平首次缺席金磚峰會，官方理由是「日程衝突」，但背後反映出中國經濟放緩、房地產危機與消費信心下滑等挑戰。習近平選擇聚焦國內治理，為「十五五計劃」做準備。隨著2024年埃及、伊朗、阿聯酋、埃塞俄比亞與印尼加入金磚，內部利益分歧擴大，北京對「大金磚」戰略價值的運用顯得猶豫。相較於在複雜的多邊框架中協調，北京更傾向投入一帶一路、上海合作組織或雙邊外交，這些領域更易由中國主導。普京的缺席則更顯尷尬。受國際刑事法院（ICC）逮捕令限制，他無法親赴巴西，只能透過視訊參會，由外長拉夫羅夫代為出席。這不僅削弱俄羅斯在金磚的象徵地位，也凸顯其因烏克蘭戰爭導致的孤立。俄羅斯經濟正面臨油氣收入下降、通脹高企與金融不穩，普京即使親自到場，也難以為金磚議程注入實質能量。其他成員國各有盤算。印度將於2026年接任主席國，積極推動數位轉型與綠色能源合作，但在「去美元化」議題上謹慎以對，避免觸怒西方貿易夥伴。巴西在盧拉政府下聲援「全球南方」，但仍小心維持與美國及歐盟的經濟關係。南非希望透過金磚提升國際能見度，但國內經濟疲弱，難以主導議程。新成員中，伊朗尋求突破制裁孤立，阿聯酋聚焦能源合作，埃及與埃塞俄比亞則希望爭取基建投資。這些目標多為各自國家利益，難以形成金磚共同戰略，甚至可能加劇分歧。在金融與經貿合作上，金磚的「去美元化」進展緩慢。新開發銀行貸款規模僅約400億美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的影響力相去甚遠。金磚支付系統仍處於試行階段，難以撼動美元主導地位。印度與巴西的保守態度進一步拖累進程，顯示金磚的金融替代方案仍停留在象徵層面，無法挑戰現有國際金融秩序。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金磚地緣政治凝聚力的流失。習近平與普京的缺席削弱了「反西方」敘事，中印邊境衝突與戰略競爭未解，兩國難以協調；巴西與南非則傾向左右逢源，不願將金磚推向對抗西方的前沿。金磚既無歐盟的制度化合作機制，也無G7的意識形態與戰略一致性，更像一個各懷心思的鬆散聯盟，缺乏將團體能量轉為行動的領導核心。只要欠缺共同戰略目標，金磚國家究竟在國際政治現實上能夠起什麼作用，答案並不樂觀。川普的關稅壓力雖促使金磚成員在言辭上團結，但內部現實顯示這種團結僅是防禦性反應，而非戰略共識。若金磚無法在擴張中找到平衡、無法落實金融合作、無法提升政策執行力，其影響力恐將逐漸消散。金磚曾被視為「全球南方」挑戰西方霸權的旗手，但如今更像一個龐大卻鬆散的舞台。若無法將規模優勢轉化為實質影響力，金磚國家恐難維持昔日光環，即使現在金山國家變成了大金磚國家，成員國已經超過10國，金磚國家會議也是只能開開會講講話，還沒有辦法發揮國際聯盟國家組織的作用。

從關稅衝擊到戰略重塑的台灣經濟轉型之路
楊聰榮（新東向產業聯盟理事/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台灣師範大學）美國總統川普正式啟動「對等關稅」政策，針對全球主要貿易夥伴全面調升關稅，對高度依賴對美出口的台灣構成重大挑戰。儘管在美台半導體及部分高科技產品尚在談判之中，但此舉仍如警鐘般提醒台灣長期以來的貿易結構風險，過度集中、過度依賴單一市場。面對這場地緣經貿突變，台灣不僅展開短期危機處置，更啟動中長期的經濟安全重建，藉此轉危機為轉機、重新定位全球角色。在短期應對上，台灣展現出高度的談判靈活性與政策反應速度。政府迅速啟動外交協商，積極向美方陳述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戰略價值，並提出實質讓步方案，如增加美國商品採購與投資承諾，換取半導體、ICT等核心產業的關稅減免。同時政府也推出緊急支援措施，為遭受出口成本壓力的企業提供短期紓困與融資支持，協助企業與國際客戶協調契約與價格調整，穩住產線與就業。中期發展策略則聚焦於供應鏈與市場的雙重重構。一方面，政府與企業合力推動生產基地多元化，從台積電在美日德的落地設廠，到中小企業在東南亞與印度的布局加速，皆旨在降低地緣風險與關稅衝擊。另一方面，台灣亦積極尋求區域與雙邊貿易合作的深化，強化與東協、韓國、日本等鄰近經濟體的實質連結，同時持續推動加入區域合作組織、提升與美歐在關鍵技術協議上的合作層級。數位與綠色轉型也在此階段加速推進，企業將智慧製造與ESG標準納入生產流程，不僅提升競爭力，也有助於取得更多國際認證與市場通行證。從長遠來看，台灣的因應策略已升級為國家級科技與戰略安全工程。面對中美科技戰與全球供應鏈重整的新局，台灣加速推動「科技自主」，以半導體、AI、電動車與先進通訊為核心，加大研發與人才培育投入，透過「2030科技藍圖」塑造台灣作為全球高科技樞紐的不可替代地位。同時台灣也深化與美、日、歐盟等民主盟友的「矽盾同盟」戰略，參與晶片四方聯盟、強化國際技術分工與標準協調，建構一個橫跨經濟、科技與安全的夥伴網絡。更關鍵的是，台灣正逐步建構一套制度化的經濟安全網，從知識產權保障、產學研合作，到建立半導體學校與人才全球交流體系，這些舉措不僅提升產業自主性，更打造出一個能應對未來風險、具備政策韌性的「矽島堡壘」。川普「對等關稅」所引爆的不僅是一場短期貿易衝擊，更是對台灣長期經貿戰略的深刻檢驗。而台灣的回應，也展現出一個中等規模經濟體如何在全球動盪中運用談判智慧、產業轉型與聯盟戰略，將危機轉化為重塑國家競爭力的契機。這不只是關於關稅的故事，更是一場台灣自主命運的實戰演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