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歐洲半導體聚落成形，台灣供應鏈的新機會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德勒斯登矽谷的崛起，反映歐洲半導體政策正在從口號走向實體布局。這個位於德國薩克森邦的產業聚落，不只是幾家大廠集中設廠的地理現象，而是歐盟在供應鏈安全、車用電子、能源轉型與工業數位化壓力下形成的戰略支點。對台灣企業來說，德勒斯登的價值不只在於進入歐洲市場，更在於提供一個可以分散地緣風險、貼近終端客戶、參與歐洲產業政策的操作平台。德勒斯登的優勢來自長期累積的微電子基礎。當地已有超過3,600家相關企業，員工總數接近80,000人，格芯、英飛凌與博世等大廠形成核心需求，周邊材料、設備、測試與研發機構則提供支援。這種聚落結構讓半導體生產不再只是單一晶圓廠的投資，而是製造、研發、人才與公共基礎設施共同運作的生態系。台積電透過ESMC進入德勒斯登，使這個聚落取得更高的國際能見度。ESMC投資超過100億歐元，預計2027年量產，採用28/22奈米與16/12奈米FinFET技術，月產能達40,000片300毫米晶圓。這些製程不是全球最尖端節點，卻正好對應歐洲汽車、工業控制與數位應用的需求。從實務角度看，歐洲需要的是可靠、可預期、能支撐長生命週期產品的半導體產能，這正是德勒斯登布局的關鍵。德勒斯登的另一個價值在政策與市場連動。歐盟晶片法案、薩克森邦補貼、租稅優惠與人才培訓，讓企業投資不只是追逐單一訂單，而是進入一套由公共政策支撐的產業路線。德勒斯登工業大學與研究機構提供材料科學、系統整合與製程研發能量，附近又連結歐洲製造重鎮，物流與技術交流成本相對較低。台灣企業若只把德勒斯登視為海外設點，戰略價值會被低估。比較務實的作法，是把德勒斯登定位為歐洲供應鏈前進基地。設備商、材料商、封測服務與設計支援團隊，可以先從服務ESMC和周邊大廠開始，逐步建立在地客戶關係，再進一步參與共同研發、人才交流與市場拓展。這種方式比一次性大規模投資更穩健，也更符合中小型供應鏈廠商的能力。德勒斯登仍面臨人才不足、能源供應、用水設施與建設速度等挑戰。這些問題提醒企業，歐洲布局不是單純複製台灣經驗，而是需要理解當地法規、工會、環評、社區溝通與補貼制度。真正的競爭力不只來自技術，也來自跨文化管理與長期信任。德勒斯登矽谷的意義，在於讓台灣半導體供應鏈多一個可操作的戰略支點。全球供應鏈不可能回到單一效率最大化的年代，未來更重視韌性、區域化與政治風險管理。台灣企業若能把技術能力、客戶需求與歐洲政策資源結合，德勒斯登就不只是海外產線，而會成為台灣半導體深化全球布局的重要平台。

從配額到關稅，歐盟向中國鋼鐵補貼正式宣戰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全球鋼鐵產業正面臨一場由中國產能過剩所引發的結構性危機，而歐盟的回應，揭示了西方工業民主國家如何在貿易開放與產業自保之間重新劃定邊界。2026年5月19日，歐洲議會以606票贊成、16票反對的壓倒性比例，通過了一項針對全球鋼鐵貿易失衡的新保護措施，預計於同年7月1日正式生效。這項決定不僅是貿易政策的技術調整，更標誌著歐盟對中國經濟模式的公開宣戰。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的鋼鐵產業政策。中國目前生產的鋼鐵佔全球總產量的一半以上，而這一規模背後，是長期且大規模的國家補貼體系。廉價的中國鋼鐵透過各種直接與迂迴的路徑持續湧入歐洲市場，造成歐盟本土鋼鐵業的系統性萎縮。自2008年以來，歐洲鋼鐵產業已流失約10萬個就業崗位，相關企業的投資意願與競爭力也逐年下滑。歐盟官員將2013年視為市場失衡的起始點，並以當年的進口水準作為新政策的基準線。新法規的核心機制包含三個層次。免稅進口配額將大幅削減至1,830萬噸，相當於2013年的水準，較現行上限砍半。超出配額部分的關稅將由現行的25%提升至50%，等同加倍懲罰過量進口。新法更引進「熔煉與澆鑄」的溯源制度，要求進口商提供鋼鐵實際熔鑄地點的證明，藉此堵住透過第三國轉口規避原產地規定的漏洞。此外，新法明確排除俄羅斯鋼鐵的進口配額資格，並設定在2028年9月前逐步淘汰俄國鋼鐵進口的時間表，這一條款同時回應了歐盟對俄烏戰爭以來的能源與安全政策再定位。這套措施在歐盟內部的政策邏輯上，具有更深層的戰略意義。鋼鐵被明確定性為戰略性產業，其重要性不僅在於工業產值，更在於國防製造能力的基礎支撐。當歐洲各國政府正積極推動重整軍備、提升國防自主能力之際，確保本土鋼鐵供應鏈的韌性，已成為安全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歐盟此舉，與美國近年來針對中國鋼鐵與鋁產品所採取的一系列限制措施方向高度一致，顯示西方主要經濟體正形成某種程度的協調立場，共同應對中國製造業補貼所帶來的全球市場扭曲。對台灣而言，這項政策的影響不容小覷。台灣的鋼鐵產業以外銷為主要導向，中鋼等主要業者長期佈局歐洲市場。新制度上路後，台灣業者必須嚴格符合「熔煉與澆鑄」溯源要求，提供具體且可查核的生產地證明，而無法提供完整文件的出口商，將面臨觸發50%高額關稅的風險。與此同時，歐盟對台灣所分配的免稅進口配額是否遭到壓縮，也將直接影響台灣鋼鐵出口的獲利空間。台灣業者若要維持在歐洲市場的競爭地位，必須及早因應這套更為嚴格的合規體系。從更宏觀的角度觀察，歐盟這項鋼鐵新政是全球貿易秩序重組過程中的一個縮影。自由貿易的規則框架並未崩潰，但其運作前提正在被重新詮釋，亦即當一方的「競爭優勢」來自國家補貼而非市場效率，接受國有權採取系統性的防禦措施。這套論述，正在從個別貿易糾紛，演變為西方對中國經濟模式的整體性回應。台灣身處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節點，既與歐美市場高度連結，又難以完全脫離與中國的產業關係，如何在這場規則重寫的過程中找到精準定位，是政府與產業界共同面對的課題。

從世界咖啡冠軍到美國公民證書談台灣的名稱身分與國際人格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近年來台灣在國際社會面臨的挑戰，早已不只是外交承認或國際參與問題，更逐漸延伸到名稱、身份與歷史記憶的爭奪。近期世界咖啡賽事組織（World Coffee Championships，WCC）無預警將台灣選手代表名稱由Taiwan改為Chinese Taipei，甚至連過去19年的歷史紀錄都進行回溯修改，引發台灣咖啡界與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幾乎同一時間，美國公民及移民管理局則在行政實務上持續明確要求來自台灣的申請人以Taiwan作為原籍國標示。兩件事件發生在不同領域，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國際治理邏輯，也讓台灣社會看見國際政治現實中的兩種力量。WCC的改名事件之所以引起爭議，不只是因為名稱遭到更動，更在於這項決定直接影響台灣選手多年來累積的榮耀與歷史紀錄。從2007年開始，台灣選手一直以Taiwan名義參與世界咖啡相關賽事。2016年世界咖啡師冠軍吳則霖，以及近年在國際賽場嶄露頭角的眾多台灣選手，所有獲獎紀錄原本都以Taiwan標示。此次不僅未經充分溝通便更改現行名稱，更進一步回溯修改過去資料，等同重新定義已經存在近20年的歷史紀錄。對於選手而言，這不只是資料庫中的文字調整，而是多年努力成果與國家代表身份被重新詮釋的問題。這場風波也再次反映許多國際組織面對中國市場與政治壓力時的現實困境。近年來中國市場規模與企業資金逐漸成為國際體育、文化與專業組織的重要財務來源。當組織治理高度依賴大型贊助商時，商業利益往往可能影響決策方向。此次事件中，外界普遍質疑中國企業瑞幸咖啡作為主要贊助商所產生的影響力。無論實際決策過程為何，社會大眾已經清楚看見一項現象，國際組織並非完全中立的公共空間，而是經常受到政治力量與資本力量共同塑造。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行政體系對台灣身份的處理方式。美國政府並未因為複雜的外交現實而刻意模糊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區別。相反地，在移民與入籍行政程序中，美國長期要求台灣出生的申請人以Taiwan作為原籍國標示。美國相關行政規範認為，Republic of China、ROC(Taiwan)、Taiwan, ROC等寫法容易與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產生混淆，因此採用Taiwan作為唯一且清楚的辨識方式。最終核發的公民證書也直接標示Taiwan，而非其他模糊稱呼。這項行政措施背後反映的是務實治理思維。對行政機關而言，最重要的是避免身分辨識錯誤、減少法律文件爭議，以及確保資料管理一致性。當美國政府在行政文件上使用Taiwan時，實際上已經承認台灣與中國屬於不同的行政管理對象。雖然這並不等同於外交承認，但在日常治理與法律實務層面，已經建立清楚且穩定的區分標準。從更大的國際政治角度觀察，WCC事件與美國行政實務呈現兩種不同的全球化模式。一種是受到市場規模與政治壓力影響的國際組織治理模式，另一種則是基於法律制度與行政效率建立的治理模式。前者容易因政治環境變化而調整立場，後者則更重視制度穩定與實務需求。台灣近年在許多國際場合遭遇名稱爭議，大多來自第一種模式的影響，而能夠獲得較明確定位的領域，往往來自第二種制度化治理架構。這也讓台灣社會必須重新思考國際參與策略。名稱權的維護不能只依靠政府外交工作，更需要產業界、專業社群與公民社會共同投入。此次咖啡社群發起的一人一信行動，展現出民間力量對於程序正義與身份認同的重視。即使未必能立即改變國際組織決策，仍然能夠讓國際社會看見台灣社會對自身名稱與歷史紀錄的重視程度。從世界咖啡賽事到美國入籍文件，表面上看似毫不相關的兩個案例，其實共同揭示了當代國際社會對台灣身份定位的複雜現實。名稱從來不只是文字問題，而是歷史記憶、制度認定、國際參與與集體認同的交會點。當國際組織因政治與商業因素選擇淡化Taiwan時，也有部分國家的制度與法律文件持續以Taiwan作為明確稱呼。這場名稱之爭短期內不會結束，但對台灣而言，持續累積國際實力、深化專業影響力、建立更多制度性連結，才是守護Taiwan這個名字最穩固也最長遠的道路。

一杯咖啡引爆治理危機，從韓國星巴克事件看ESG的真實考驗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跨國品牌經常相信標準化管理可以複製成功模式，總部制定策略，地方市場執行，再配合社群行銷與促銷操作，就能建立全球一致的品牌形象。現實世界偏偏喜歡用最昂貴的方式提醒企業，歷史記憶也不是可以隨手貼上的行銷素材。韓國星巴克近期爆發的「Tank Day」公關危機，表面上看似是一場促銷活動踩雷事件，實際上卻揭露出更深層問題，這並非單純的行銷失誤，而是一場完整的ESG治理失能案例。從台灣視角觀察這起事件，更值得注意的不是韓國市場如何反應，而是全球企業在地化經營已進入新的風險階段。企業面對的不再只是產品品質、價格競爭或數位轉型挑戰，而是能否理解不同社會的歷史脈絡、文化記憶與集體情感。當品牌跨入不同國家市場，企業必須意識到，每一個社會都存在不可輕忽的敏感界線。從ESG中的社會面向分析，韓國星巴克最根本問題，在於忽略了企業與社會之間存在一種無形契約。ESG中的Social不只是公益捐款、員工福利與社區服務，更包含企業是否理解所在地社會的歷史背景，以及是否尊重當地集體記憶。韓國社會對民主運動與歷史傷痕有高度敏感性，光州事件、民主抗爭以及軍事統治時期，至今仍深刻影響韓國政治文化與世代認同。若企業將具有軍事象徵、政治記憶或歷史創傷的元素，包裝成促銷話題，很容易被民眾解讀為消費傷痛甚至嘲弄歷史。這類問題並非「不知道就沒責任」，因為企業進入一個市場，本來就包含理解社會環境的責任。當民眾認為品牌缺乏尊重時，真正受損的不只是單次活動，而是品牌在當地社會的信任基礎。企業管理領域存在一個概念稱為「社會授權」，意思是企業除了法規授權之外，還需要獲得社會接受。法律允許企業營運，不代表社會必然支持企業存在。一旦社會授權被破壞，即使沒有法律處罰，消費者也可能透過抵制、輿論壓力與形象反制形成新的懲罰力量。治理層面的問題更值得台灣企業警惕。從公司治理角度觀察，這場事件暴露出典型的內部決策失靈。大型跨國企業的行銷活動通常經過多層審核，包括品牌管理、法務、風險管理、公關與高階主管決策。活動竟然能夠一路通過，表示內部缺少文化風險評估，也缺少多元觀點檢核機制。許多企業治理討論仍停留在董事會獨立性、資訊揭露或財務監督，現代ESG治理已出現新的挑戰。未來董事會可能需要面對文化風險、認同風險與社會敏感度風險。這些問題看似抽象，真正爆發時卻可能比財務危機更具破壞性。高層快速切割與懲處主管，確實能達到短期止血效果，但外界也會反向解讀，認為企業內部原有機制失去作用。如果危機只能靠解僱高層處理，代表事前預警系統已完全失效。若從ESG標準架構進一步觀察，真正成熟企業應建立三層防護機制。第一層是文化敏感度審查制度。跨國企業不應只依賴總部觀點，而應建立由在地顧問、歷史研究者、社會學背景人才與地方團隊共同組成的審查機制。第二層是建立風險紅旗資料庫。企業可針對重要歷史事件、民主紀念日、社會衝突紀念日建立內部資料系統。某些日期適合促銷，某些日期則應避免商業操作。企業避開敏感區域，不是政治正確，而是基本風險管理。第三層則是危機發生後的利害關係人修復機制。發布道歉聲明只是開始，真正重要的是與受影響社群展開對話。企業若能支持歷史保存、教育研究或民主紀念活動，才可能重新建立信任。從台灣企業角度觀察，這起事件具有高度參考價值。台灣企業近年大量布局東南亞、日本、美國與歐洲市場，跨國經營已成常態。不同國家具有不同政治禁忌、文化敏感區與歷史背景。日本對戰爭歷史敏感，美國對種族與身份議題高度重視，歐洲關注殖民與人權問題，東南亞則存在宗教與民族議題。企業未來進行跨國風險評估時，除了匯率、供應鏈、關稅與地緣政治因素之外，文化風險與歷史敏感度也可能成為重要指標。過去企業評估海外市場，主要考量政治穩定、法規制度與財務環境。未來還必須評估社會認同結構與集體記憶。韓國星巴克事件真正揭露的問題，在於ESG早已不是環境永續報告上的碳排數字，也不只是公司治理評分表上的合規項目。企業是否真正理解所在地社會，是否願意尊重地方價值與歷史脈絡，正在成為新的競爭能力。品牌全球化的時代已經結束，真正開始的是社會脈絡全球化時代。企業若忽略這項變化，再大的品牌規模也可能在一場看似微小的行銷活動中付出巨大代價。人類總愛以為全球化代表世界越來越像，現實倒比較像，全世界都在提醒企業，每個地方都不一樣，而且提醒方式通常很貴。

解讀美國藍天法案地緣政治的戰略考量，台灣無人機產業升級進入民主空防圈的核心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國國會近期推動的《Blue Skies for Taiwan Act》的這個法案，媒體將之翻譯為台灣藍天法案，正為台美關係注入全新且強烈的戰略訊號，顯示出台灣與美國在無人機領域的合作，正在跨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制度整合時代。過去雙方的防務合作多半停留在台灣單向編列預算採購美方現成武器的傳統模式，這項嶄新的法案則徹底打破了既有的框架，將台灣本土的無人機產業與技術，正式納入美國印太安全核心架構的藍圖當中。透過法律位階的制度化保障，台美雙方不再只是單純的軍售中的買賣關係，而是將研發、生產與戰術應用進行深度綁定，這項合作關係的轉變促使台灣軍工產業迎來了歷史性的轉折點。深入解讀這項法案背後的地緣政治盤算，可以發現美國政府與國會正在積極替台灣打造一條無人機的快速通道。華府之所以大動作加速這項建置程序，主要是因為意識到印太區域的防衛威脅迫在眉睫，傳統軍售的繁瑣流程與產能瓶頸，已經無法應付台海可能發生的不對稱作戰需求。因此美國希望透過這項法案授權，將台灣打造為無人機的生產與維修基地。這項戰略舉措在實務上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因為建立快速通道不僅能大幅縮短無人機從工廠交貨到前線部署的時間，更能確保在關鍵時刻，防衛能量不會因為國際供應鏈中斷而產生缺口。在這項制度整合的推波助瀾下，台灣在國際安全舞台上不再只是扮演被動的採購者，法案正在重新定義台灣作為安全夥伴的核心角色。過去台灣在軍事合作上往往處於接受協助的弱勢地位，現在美方則將台灣視為不可或缺的產業共同體。台灣產業具備極高的精密製造能力以及靈活的客製化研發速度，這些工藝優勢剛好能填補美國本土軍工產能嚴重不足的短板。從軍售走向共製的過程，意味著未來的無人機將結合美國的關鍵感測晶片與台灣的優質載具載台，這種互補的合作型態讓台灣從防衛資源的消耗者，晉升為區域安全的共同締造者。從非紅供應鏈的落實到民主空防圈的構築，台灣無人機產業正迎來前所未有的全新戰略窗口。全球地緣政治的競爭核心在於排除紅色供應鏈的潛在資安風險，台灣在擺脫對岸零組件依賴的努力上早已走在最前線。這項法案正是看中了台灣在乾淨供應鏈上的實力，透過雙方標準的對接，將台灣的無人機產業與自由民主國家的防衛體系緊密縫合。台灣廠商在迎接這項巨大商機的同時，也必須面對美軍軍規在資安以及耐空性上的極高要求，唯有加速提升自身的技術規格，才能在這波民主空防圈的重組浪潮中，牢牢掌握住走向國際市場的戰略話語權。

台灣預算僵局可列國際排行榜：預算空轉應改進，以免民主效能延宕楊聰榮（時事評論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臺灣立法院日前終於讓僵持已久的 11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步入實質審查階段。回顧這段歷程，行政院自 2025 年 8 月 29 日送交預算案至立法院起，朝野歷經了長達近 230 天的政治對峙，直到今年 4 月中旬才達成共識，並於 4 月 21 日正式付委。隨著預算付委，立法院各委員會已於 4 月 22 日至 5 月 14 日期間密集完成公務預算之實質審查，並預計於 5 月 21 日由財政委員會處理審查總報告，整體預算案有機會於 6 月中旬前完成三讀。表面上看來這只是一次遲來的程序啟動，但背後橫跨三個季度的拉鋸，已讓年度治理節奏出現明顯斷裂，更對我國的民主效能敲響了警鐘。這場長期的制度延宕並非單一事件，而是行政與立法權在多項關鍵政策上的實力對決。本年度總預算案卡關的核心癥結，主要聚焦於立法院先前通過的「志願役軍人加薪（普加3萬）」遭行政院因衡平性與違憲疑慮而暫緩編列，以及在野黨團要求全面「提高警消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等軍警消權益爭議。至於前一年度曾引發朝野強烈攻防的「原住民禁伐補償」問題，在先前確立以追加預算處理後，已非本次卡關的主戰場。直到今年 4 月 15 日，在立法院長韓國瑜主持的朝野黨團協商下，雙方各退一步達成共識，行政院允諾於付委半年內提出相關修法與保障方案，總預算案才迎來解套曙光。預算案應該在年度開始之前通過，去年八月提出，光是付委就延宕了兩百多天，壓縮的實際審查的時間。立法院各委員會只好密集開會完成公務預算，熟悉立法院運作的人一定知道，這樣的預算實際審查品質不會好，也發揮不了立法院監督的職能。雖然整體預算案有機會於 6 月中旬前完成三讀，這樣的時間壓縮安排，意味著本應在元旦即開始執行的年度計畫，在程序層面上已實質延後將近半年。將這段長達近八個月的僵局放入國際政治視野中，其特殊性不言而喻。台灣目前的政治僵局在長度上已經可以與世界知名的政治僵局相提並論，列在國際排行榜之上。民主國家歷史上曾出現過幾次極端的政治停擺案例，例如比利時在 2010 至 2011 年間歷經 541 天的無政府狀態，西班牙在 2015 至 2016 年間也有長達 315 天的政權難產。雖然上述國際案例本質上屬於選後「組閣僵局」，與台灣在既有政府常態運作下發生的「立法預算卡關」屬性不同，但台灣此次延宕的時間跨度，在近年全球穩定運作的民主政體中已屬極其罕見的漫長紀錄。這顯示出我國當前「朝小野大」的政治生態下，朝野協商機制在面對重大政策與財政分歧時，缺乏快速凝聚共識、跨越僵局的運作效率。比較重要的問題是，各國通常會有一個制度性的機制設定，在國家政府運作陷入僵局的時候能夠發揮作用，避免政府運作的停滯損害民主國家的公民利益。若拿美國的情況來對比，其體制差異更為顯著。美國聯邦政府有一個運作，國會僵局不得超過35天，美國實行嚴格的預算權力限制，當年度預算或臨時撥款法案卡關時，聯邦政府便會面臨全面或部分停擺，公務員被迫無薪休假、公共服務中斷。這種立即且巨大的社會與政治壓力，逼得美國行政與立法體系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尋求妥協。反觀台灣，因《預算法》第 54 條的「保護傘」設計，使政府在總預算未完成審議時，仍可依上年度執行數維持經常性基本支出與法定義務支出。這項制度安排確實在政治風暴中維持了社會基本運作的穩定性，降低了立即性衝擊，但卻也在無形中成為朝野的退路，抽離了預算審查應有的時效壓力與政治責任感，間接拉長了政治僵局的生命週期。在當前的壓縮時程下，立法院從 4 月下旬付委到預計 6 月中旬完成三讀，整體實質審議的進度呈現高度緊繃狀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集中審查龐大且繁複的中央政府總預算，高度考驗國會在專業審議品質與程序妥協之間的平衡能力。新興計畫如交通建設（如TPASS延續）、治水防災與科技發展等經費，雖然在朝野共識下先行放行或不予凍結，但大量公務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的審查品質一旦受到時間擠壓，長期的政策效果與財政紀律也可能隨之打折。預算僵局的情況必須要設法避免，最後一個設計一個機制性的協商方式，限期必須達成朝野共識，讓預算不延宕，政府運作不受影響，人民權利不受損害。當一個年度總預算必須延宕超過 230 天才進入實質審查，這已不再只是單一的朝野攻防事件，而是憲政與立法制度運作的結構性訊號。這段歷程雖然依靠《預算法》第 54 條避免了政府停擺，卻也赤裸裸地暴露出決策效率的延宕。這樣的延宕紀錄不具榮耀意義，反而是在提醒社會與政治領袖，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在維持制度穩定的同時，優化朝野協商與決策效率。民主制度的優越性不應僅體現在程序的拉鋸與完整，更應展現在回應時代變局的治理效能與國家競爭力之上。

全民AI時代正式開始，馬爾他AI島實驗給台灣的啟示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從AI工具到AI國家，馬爾他正在測試下一代國家治理模式。這句話聽起來像科技產業宣傳口號，放進近期國際發展脈絡觀察，背後其實透露一個更深層的轉變。OpenAI與馬爾他的合作，並不是科技公司送出免費帳號的行銷活動，而可能是全球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民AI國家」制度實驗。這場合作若成功，影響的可能不是一個小國，而是未來國家治理與科技競爭的方向。根據公開內容，馬爾他與OpenAI合作推動「AI for All」計畫，所有居民完成由馬爾他大學設計的課程後，即可獲得一年免費 ChatGPT Plus 使用資格。課程內容不只是教導如何使用AI工具，也包括AI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以及如何在工作與日常生活中負責任使用人工智慧。從表面看起來，這像是大型數位教育活動。往更深層看，馬爾他正在做的事情，是把AI從個人手機中的應用程式，正式拉進國家治理體系。更值得注意的是，帳號並非由OpenAI自行大量發放，而是結合馬爾他既有數位身分系統，再透過政府與創新機構統一管理。這代表人工智慧開始從市場商品轉向公共政策工具。過去科技公司設計產品，政府負責制定規則。現在開始出現另一種模式，政府、教育體系與科技平台共同參與制度設計。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一年免費Plus帳號，而是OpenAI的整體戰略方向正在改變。過去大型科技公司的核心目標，是追求更多使用者。Facebook追求社群規模，Google追求搜尋流量，Netflix追求訂閱戶數。OpenAI現在呈現出來的模式，更接近國家級平台布局。OpenAI提出「OpenAI for Countries」架構，希望與各國合作建立資料中心、客製化國家版ChatGPT、成立國家創新基金，以及協助建構在地AI基礎設施。這個變化透露出一個重要訊號，AI競爭開始進入下一階段。過去幾年各家公司比的是模型能力，比誰更聰明、誰更快、誰能寫更好的內容。模型能力逐漸接近之後，競爭焦點開始轉向誰能建立完整生態系。如果一個國家的教育系統使用某家公司模型，政府部門導入相同架構，創業團隊使用同樣API，公民逐漸養成固定使用習慣，最後形成的就不是單純使用者數量，而是國家層級依賴結構。過去微軟透過Office建立企業工作生態系，Google透過Android建立全球行動平台。OpenAI可能正在進行AI時代的新版本。這種布局很像古代港口競爭。真正強大的人不一定擁有最多船隻，而是控制港口與航線。當港口形成後，商人、資金與貨物流動自然跟著進來。AI世界未來可能也是相同邏輯。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模型，而是知識入口。其他國家其實可以從馬爾他案例學到幾個重要啟示。很多國家談AI發展時，第一反應都是建立超級電腦、投資大型資料中心、喊出數千億元產業計畫。馬爾他人口約55萬，甚至比許多城市還小，也沒有大型模型與龐大算力中心。馬爾他選擇先做另一件事情，就是讓人民先開始使用。這個選擇非常重要。真正改變社會生產力的，不是技術存在，而是技術進入工作流程。1990年代網際網路興起時，真正勝出的不是最早架設網站的人，而是最早把網路導入工作與商業模式的人。AI未來可能也是相同模式。馬爾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安排，是要求先完成課程，而不是直接發送帳號。這種設計很有意思。因為AI最大的問題，逐漸不是不會使用，而是誤用、過度依賴、資訊污染與判斷能力下降。未來國家競爭可能出現一個新的概念，不是文字識字率，而是AI識字率。人民是否知道如何提問、如何驗證答案、如何辨識錯誤資訊、如何避免盲目相信AI，可能成為下一個世代的重要能力。小國往往更容易進行制度實驗。馬爾他過去曾積極布局區塊鏈制度，也曾被視為數位監管實驗場。人口少、行政系統集中、決策速度快，使小國更容易快速調整方向。這種模式有點像新加坡過去扮演的角色。大國比較像航空母艦。轉向穩定，但速度較慢。小國更像快艇。規模小，但能快速試錯與修正。很多制度創新，往往不是先出現在大國，而是在小型國家完成測試。未來5到10年，AI與國家合作的範圍可能遠超現在想像。國家版ChatGPT、AI公務員、AI教育助手、AI醫療平台、AI法律顧問與國家知識系統，都可能逐步出現。未來甚至可能出現國家級AI身份，每個人從出生開始就擁有終身AI助理，一路陪伴教育、工作、醫療與行政服務。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也在這裡開始出現。當AI逐漸成為公共基礎設施，新的治理問題也隨之產生。誰擁有資料。誰決定模型價值觀。誰修正偏誤。誰掌握知識入口。過去全球競爭焦點圍繞石油、港口、電信、海底電纜與能源。未來世界可能增加另一項戰略資源，就是智慧系統。對台灣而言，馬爾他案例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要不要複製模式，而是如何提前布局。台灣在半導體、ICT與數位能力具備優勢，真正挑戰未必是能不能製造AI晶片，而是如何建立全民AI能力、教育制度與智慧治理架構。馬爾他表面上只是地中海上的小島，真正測試的卻可能是全球下一個世代的國家治理模式。小國先開始實驗，等到世界發現方向已經改變，新的規則往往早已寫好了。

 從 101 的高度看台灣，賈永婕的認同呼喚與國家凝聚戰略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北101董事長 賈永婕 近期在YouTube節目上對台灣認同議題的直言，引發社會廣泛討論。賈永婕一句「你當然可以選擇不要當台灣人，那你就不要在這裡啊」，立即掀起大量爭議，也引發部分藍營人士強烈批評。這場風波表面上看似只是公眾人物的一段發言，實際上反映出台灣社會長期存在的國家認同張力，以及共同體意識如何被政治化的深層問題。這番話出現在主持人 邰智源 感嘆「全世界都在幫助台灣時，只有台灣人在拆自己的台」的脈絡之下。賈永婕的回應，本質上是一種對內部團結與國家認同的呼喚。從賈永婕的思考脈絡觀察，邏輯其實並不複雜，既然選擇生活在這塊土地、享有公共資源與制度保障，也應該對共同生活的社會產生情感連結與責任感。這種將生活共同體與身份認同連結的說法，具有強烈情緒感染力，也容易在短時間內引起支持與反彈。公開發言只要觸及「台灣人」這個高度敏感的核心詞彙，就很難避免被捲入政治漩渦。部分政治力量迅速將原本偏向情感表達的內容，轉化成政治立場攻防。駐德代表 謝志偉 曾評論賈永婕「還是太善良了」，這段話某種程度點出當前政治環境的特殊現象。在高度政治化氛圍之下，直接而真誠的語言，反而容易因為缺乏政治修辭保護而成為攻擊焦點。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支持或反對，而是認同的呼喚與認同政治之間存在根本差異。認同政治往往建立在區隔與對立之上，透過劃分敵我、區分內外來形成政治動員。認同的呼喚則是另一種邏輯，希望生活在同一塊土地的人，能找到共同基礎與共享價值。兩種方式表面都談認同，社會效果卻可能完全不同。從全球環境觀察，尋找共同身份與共同價值，其實是許多國家近年的共同現象。地緣政治競爭、供應鏈重組、戰略安全壓力與國際秩序變動，讓許多國家重新思考內部凝聚力的重要性。當外部世界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國家越需要內部信任與共同敘事支撐。安全不只建立在軍事力量，也建立在社會心理韌性。台灣的特殊處境，又讓認同議題比其他地方更複雜。殖民歷史、民主化歷程、族群結構、世代差異與兩岸因素長期交互影響，使「台灣人」這個概念同時包含歷史、文化、政治與情感層面。不同背景的人，即使聽見同一句話，也可能產生完全不同感受。有人感受到共同體的召喚，有人感受到價值排除。賈永婕從演藝圈跨入公共領域，再成為台北101董事長，個人角色也出現明顯轉變。101不只是商業建築，更是國際旅客認識台灣的重要地標，也象徵台灣對外展示的形象。從101的高度看台灣，董事長身分已經不只是企業管理者，更具有公共象徵意義。由一位從民間走入公共舞台的人提出認同呼喚，本身就帶有某種時代象徵。從實務戰略角度觀察，這場爭議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在於網路上的支持與反對，而是台灣如何把內部討論轉化成更大的共同敘事能力。國家競爭已經不只是軍備、科技或經濟競賽，社會內部是否存在共同目標與共同信念，也逐漸成為國家韌性的核心指標。近年許多台灣電影、戲劇與公益內容之所以能感動人，不是因為政治口號，而是因為呈現出民間社會的真實生命力。當大愛故事能被拍成作品，當地方故事能被看見，文化力量開始超越政治立場。這種由民間累積出來的溫暖與韌性，可能才是台灣真正難以被複製的競爭力。賈永婕事件留下的重要提問，不只是誰是台灣人，而是台灣未來想成為什麼樣的共同體。成熟社會不是要求每個人說出相同答案，而是在意見不同時，仍願意相信彼此屬於同一個未來。國家凝聚力的真正考驗，不在掌聲最大的時候，而在爭議最激烈的時候。人類很擅長把一句話升級成陣營戰爭，再花十年修補裂痕，這項技能倒是從古至今都維持高度穩定。

美國提出台灣無人機法案改變軍售架構變成共製，代表台灣無人機產業正被納入美國印太安全核心架構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過去談到台美安全合作，多數台灣民眾最熟悉的畫面大概都是軍售案、武器清單與國防預算。美國出售武器，台灣負責採購與接收，雙方形成供需關係。近幾年國際局勢出現明顯變化，無人機、人工智慧與供應鏈安全逐漸改變全球軍事架構。新的合作模式開始出現，合作焦點不再只是「買什麼武器」，而逐步轉向「一起生產什麼系統」、「一起建立什麼安全架構」。2026年3月由共和黨參議員Ted Cruz、John Curtis，以及民主黨參議員Jeff Merkley、Andy Kim共同提出的《Blue Skies for Taiwan Act》，正是這種轉變的代表案例。法案目前仍在美國國會審議階段，但釋放出的戰略訊號已經十分明確，美國正嘗試把台灣納入未來無人機安全體系核心架構。法案重點不只是支持台灣產業，而是在制度層級建立長期合作基礎。 若仔細觀察法案內容，可以看出三個重要方向。第一個方向是成立Blue UAS工作小組。工作小組由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共同主導，任務不是單純交流，而是評估台灣無人機製造能力，找出能夠納入Blue UAS體系的機會與障礙。工作內容包括供應鏈檢視、技術能力分析、制度對接以及產品評估。這代表美方已經不是零星採購，而是開始盤點台灣整體產業能力。 第二個方向則是建立快速認證流程。法案提出fast-track認證機制，希望簡化出口管制程序、技術審查流程與產品驗證時間，優先處理台灣與盟友共同開發的無人機零組件。過去軍規體系常見的問題，就是驗證流程冗長，有時產品技術已經更新兩個世代，行政程序還停留在原地。人類世界很喜歡設計層層關卡，彷彿文件厚度與安全程度成正比。現實卻是科技演進速度往往比官僚系統快。美國此次主動建立快速通道，代表政策思維開始從管制轉向加速整合。 第三個方向則更值得台灣注意。法案明確鼓勵區域盟友採用台灣Blue UAS產品，逐步取代中國來源零組件與系統。這項設計已經不是單一產業政策，而是整體供應鏈重組工程。法案目標是建立不依賴中國的無人機製造網絡。這也是《Blue Skies for Taiwan Act》最值得觀察的地方。過去全球無人機市場長期受到中國供應鏈主導。中國企業依靠大量製造、低價格與完整零組件優勢，取得極高市占率。商業市場可以優先考慮價格，軍事市場邏輯卻完全不同。戰場不只需要便宜設備，更需要可信任設備。俄烏戰爭已經讓各國重新理解一件事。無人機不是只有飛行能力。現代無人機同時具備空中感測器、即時情報系統、資料傳輸節點與人工智慧平台功能。戰場影像、座標資料、目標辨識與部隊資訊，都可能經由無人機系統流通。任何供應鏈漏洞，都可能變成國安破口。Blue UAS體系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美國建立白名單制度，希望確認設備來源、軟體安全、資料保護能力與供應鏈透明程度。通過Blue UAS，不只是取得採購資格，更像取得安全信任認證。台灣近年能夠在Blue UAS領域取得突破，背後其實累積很久。半導體、資通訊、網通設備、資安能力、精密製造與電子供應鏈，形成完整產業基礎。過去這些能力主要支撐消費電子與資訊產品。如今國際局勢變化後，原本的商業能力開始轉化成安全能力。從戰略角度來看，《Blue Skies for Taiwan Act》真正有趣的地方，不只是提供產業機會，而是改變台灣角色定位。過去國際社會談台灣，多半聚焦地理位置。第一島鏈、台海風險、半導體重鎮，這些標籤多半強調台灣「在哪裡」。新的無人機合作架構則開始強調台灣「能做什麼」。角色差異很大。一種角色是戰略位置。另一種角色是戰略能力。若未來台灣無人機系統能持續進入Blue UAS體系，後續可能延伸到飛控系統、感測設備、通訊模組、人工智慧、自主飛行與軍民整合技術。台灣未來輸出的可能不只是產品，而是一套可信任安全能力。真正值得注意的問題不是下一家通過認證的企業是誰，而是台灣能不能利用這個機會建立完整制度、形成產業群聚、累積國際規格制定能力。因為國際競爭的下一階段，很可能不只是比誰技術強，而是比誰值得信任。《Blue Skies for Taiwan Act》若順利推進，象徵的不只是一項法案通過，而是台美關係開始從軍售合作走向共同建構安全生態圈。對台灣而言，真正打開的新局，不只是天空，而是整個地緣政治座標系。

強制險升級不只是數字變動，交通安全網重構與強制車險調整的政策意義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AI與ESG的社會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行政院宣布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額由20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死亡給付與第一等級失能給付同步調升，醫療給付維持20萬元，使每人最高理賠金額由220萬元增加至320萬元，預計於2026年7月1日實施。政策設計強調在不調整保費的前提下，由保險安定基金與準備金支應新增成本，讓多數車主在負擔不增加的情況下獲得更高保障。這項調整的背景其實不複雜，200萬元的保額自2012年以來已超過13年未變動，在所得成長、醫療費用上升與法院賠償標準提高的情況下，原有制度逐漸與現實脫節。當事故賠償動輒超過數百萬元，強制險的基本保障反而顯得不足，使受害者家庭承受過高風險，也讓肇事者面臨龐大財務壓力。提高保額的直接效果，在於縮小保險理賠與實際損失之間的落差。對受害者家屬而言，300萬元的給付雖然仍難完全彌補生命損失，但至少能在事故發生後提供更穩定的基本經濟支撐，降低家庭陷入財務危機的機率。對肇事者而言，保險承擔比例提升，有助於減少個人需負擔的差額，進一步提高和解可能性，降低訴訟成本與社會衝突。政策設計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是在保費不調整的前提下完成保障提升。這種作法短期內確實具有政治與社會接受度優勢，但也意味著制度成本轉由基金與準備金吸收，未來仍需觀察財務穩定性。若事故理賠持續增加，制度是否需要進一步調整費率或結構，將成為下一階段無法迴避的問題。從制度發展角度來看，這次調整反映出一種補課式改革，並非前瞻設計，而是回應長期累積的落差。強制險作為基礎保障機制，本質上應隨經濟與社會條件動態調整，而不是長時間凍結後一次性修正。未來若缺乏定期檢討機制，類似問題仍可能重演。對台灣而言，交通安全體系不只是事故預防，也包括事故後的風險分擔能力。當車輛數量與道路使用密度持續上升，單純依賴駕駛自律已難以支撐整體安全結構，制度性的保險設計成為不可或缺的一環。提高保額只是其中一步，如何結合交通工程改善、違規管理與保險機制，才是完整的政策方向。整體來看，強制險保額從20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象徵台灣在交通事故風險分擔機制上的一次現實校正，在不增加保費的條件下擴大保障確實具有政策正面意義，但制度長期穩定與動態調整能力仍待持續檢驗，否則今天補上的缺口，幾年後很可能再次出現。

北歐能源、台灣晶片與美國戰略，矽盛世正在重組全球科技秩序楊聰榮（時事評論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國主導的「矽盛世（Pax Silica）」倡議，原本被不少人視為川普政府版本的科技外交口號。到了2026年，情勢已經逐漸清晰，這並不只是單純的半導體合作平台，而是一套重新建構全球AI與高科技供應鏈秩序的戰略工程。挪威正式宣布加入，更代表這場供應鏈重組已經從亞洲與印太，開始延伸到北歐與歐洲能源體系。對台灣讀者而言，挪威加入矽盛世，真正重要的並不是「多一個盟友」這麼簡單。真正需要注意的是，美國正在把AI時代最核心的幾個戰略元素，半導體、能源、稀土、資料中心、海底電纜、算力基礎設施與出口管制，逐步整合成一個新的聯盟架構。全球供應鏈正在從「效率優先」，轉向「可信任優先」。這種轉變，其實就是AI時代版本的地緣政治重組。過去30年，全球化邏輯強調最低成本與最大效率。企業只要找到最便宜的勞工、最低的製造成本與最有效率的物流，就能建立競爭優勢。AI時代改變了這個公式。現在最重要的問題已經變成，關鍵技術是否安全、資料是否可信、供應鏈是否可控、能源是否穩定、晶片是否不會被地緣政治切斷。川普政府提出的矽盛世，本質上就是科技版的「去風險化（de-risking）」架構。美國希望建立一個由盟友組成的技術共同體，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同時確保AI發展不會受到戰略對手牽制。挪威在這個架構中的角色，比表面上看起來更重要。很多人提到挪威，第一印象仍停留在石油、天然氣與北海能源。但在AI時代，挪威真正的戰略價值正在快速上升。北歐擁有大量潔淨能源、低溫氣候、穩定政治環境與關鍵礦產資源，這些條件對AI資料中心與高效能運算極具吸引力。AI產業正在進入「電力即算力」的新階段。大型AI模型的訓練與推論，需要驚人的能源供應。未來真正限制AI發展的因素，未必是演算法，而可能是電力容量與散熱能力。挪威的水力發電優勢，使北歐逐漸成為全球AI資料中心的新熱區。美國科技企業近年持續布局北歐，就是因為低碳能源與穩定電力已成為AI競爭的重要基礎。這也是台灣必須高度警惕的地方。台灣目前在全球半導體製造中仍具有難以取代的地位，尤其是先進製程與AI晶片供應鏈。但AI時代的競爭，已經不是只有晶圓代工。真正的新戰場是「整體AI基礎設施聯盟」。換句話說，未來競爭的不是單一公司，而是整個供應鏈體系。美國負責晶片架構與AI平台。台灣負責高階製造。日本提供材料與設備。韓國負責記憶體。挪威與北歐提供綠能與資料中心。印度提供軟體人才與市場。菲律賓則開始布局AI原生工業區與地緣節點。這種模式，已經越來越接近冷戰時代的產業分工聯盟。台灣在這個架構中雖然仍是核心角色，但也不能過度樂觀。因為矽盛世的另一層意義，是美國正在推動供應鏈「盟邦化」。也就是說，美國希望所有關鍵環節都建立在政治可信任的國家之間。這會帶來兩種結果。一種是台灣的重要性持續上升。另一種則是，美國也會同步推動供應鏈分散化，避免過度集中於單一地區。近年美國積極推動先進封裝、晶片製造與AI基礎建設回流本土，同時鼓勵盟邦建立區域供應鏈節點，就是這種思維的延伸。台灣若只把自身定位為「晶片工廠」，未來可能逐漸面臨角色被稀釋的壓力。真正關鍵的是，台灣能否進一步掌握AI平台、生態系、系統整合、資料治理與高階應用能力。否則未來即使仍擁有先進製程，也可能逐漸被壓縮成大型供應鏈中的製造環節。挪威加入矽盛世，還反映另一個值得台灣觀察的訊號。歐洲正在重新調整對美中科技競爭的態度。過去幾年，歐洲對「戰略自主」相當重視，希望在美中之間維持平衡空間。AI與半導體競爭升溫後，歐洲開始發現，真正掌握核心算力、晶片與AI平台的仍是美國陣營。中國雖然在部分市場與應用快速發展，但在高階晶片、EDA工具、先進設備與AI基礎架構上，仍受到明顯限制。挪威此次加入矽盛世，其實反映歐洲部分國家正在逐漸向美國技術聯盟靠攏。對台灣而言，這代表未來國際供應鏈不再只是商業問題，而是安全問題、政治問題與戰略問題的綜合體。半導體不只是商品，而是國家力量的一部分。AI不只是科技產業，而是下一階段全球權力結構的核心。某種程度上，矽盛世其實正在建立一種新的科技世界秩序。過去的世界霸權圍繞石油、海權與金融體系。現在的新秩序，逐漸轉向晶片、算力、能源與AI平台。挪威的加入，看似只是新增一個北歐成員，背後卻代表全球AI供應鏈聯盟正在擴張，也意味著美國正試圖建立一個橫跨印太與歐洲的科技共同體。台灣位於這場變局的中心位置。問題不在於台灣會不會被捲入，而是台灣能否在這場供應鏈重組中，從「關鍵製造者」升級為「規則參與者」。這才是真正決定下一個20年台灣戰略位置的核心問題。

注意能源危機可能造成糧食危機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AI與ESG的社會轉型，任教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當前中東戰事的外溢效應，正迅速從能源市場蔓延至全球糧食體系，一場潛在的糧食危機，正在能源供應受阻的陰影下逐步成形。自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升高以來，戰火已不僅限於地緣政治層面，更直接衝擊全球最關鍵的能源運輸命脈荷莫茲海峽。該水道承載全球約四成以上的尿素貿易，一旦接近全面封鎖，立即對農業生產投入品造成劇烈衝擊。世界銀行預估，2026年尿素價格將年增近六成，聯合國糧農組織亦警告，若供應持續中斷，全球恐面臨「糧食災難」。能源與肥料市場的聯動效應正在快速放大。在美國市場，新奧爾良港的尿素價格自戰事爆發以來上漲近五成，無水氨價格亦上升近四成。成本壓力已實質改變農業決策：根據美國農業部數據，農民正從高肥料需求的玉米轉向較低投入的黃豆種植，顯示供應鏈衝擊已開始改寫全球作物結構。然而，真正的風險並不在已開發國家，而在對價格更為敏感的發展中國家。東南亞的「亞洲糧倉」正首當其衝。泰國農民因柴油價格飆升而放棄收割成熟稻作，部分農戶甚至考慮放棄即將到來的主種植季。當地政府亦警告，國內肥料庫存已接近枯竭，不得不緊急向俄羅斯洽購每年100至200萬噸尿素，以填補供應缺口。南亞與非洲的情勢更加嚴峻。孟加拉在主要水稻種植季前出現約10萬噸尿素缺口，本地肥料工廠因天然氣短缺自3月起停產，國際採購亦屢次流標，反映全球供應緊縮程度。政府被迫規劃進口170萬噸肥料，以勉強支撐全年農業需求。在非洲，問題甚至超越農業本身。由於約七成航空燃料依賴經由荷莫茲運輸，戰事已導致航空燃油價格暴漲約76%，威脅區域運輸與物流體系，進一步削弱糧食分配能力。聯合國糧農組織警告，即便肥料供應僅減少一成，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玉米、稻米與小麥產量可能下降高達四分之一。世界糧食計畫署則預測，若油價持續高於每桶100美元並延續至年中，全球恐新增4500萬人口陷入嚴重糧食不安全。這一連串發展凸顯一個關鍵結構性問題：現代糧食體系對能源的高度依賴。從天然氣作為氮肥生產原料，到柴油支撐農機運作與物流運輸，能源不僅是經濟運作的基礎，更是糧食安全的隱性支柱。一旦能源供應遭遇地緣政治衝擊，其影響將透過肥料價格、農業投入與運輸成本層層傳導，最終反映在全球糧價與糧食可得性上。當前危機的本質，並非單一市場的波動，而是能源、農業與地緣政治高度耦合下的系統性風險。若國際社會未能及時穩定能源供應鏈，或建立更具韌性的肥料與農業體系，能源危機轉化為糧食危機，將不再只是風險預測，而可能成為正在發生的現實。

當紀錄片成為行動，超人再起如何重寫台灣公益模式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金獎導演曲全立在臺灣超人創下 3200 萬票房並進入紀錄片票房前 10 名之後，再度推出續作超人再起。這部作品延續前作的情感厚度，同時將紀錄片的定位從影像敘事推進為社會參與的實踐場域。導演在歷經腦瘤手術後留下的身體後遺症，使創作動機更貼近生命本質，拍攝不再圍繞商業成功，而是透過真實故事走入偏鄉，讓更多孩子看見逆境中的可能性。這樣的創作方向，使紀錄片從觀看經驗轉化為一種公共行動的入口，也讓生命教育不再停留在抽象概念，而是具體發生在社會之中。續作在敘事上擴大了視野，納入 7 段逆境重生的真實人生，形塑出一種跨越個體的精神網絡。片中人物包含失去雙手卻以雙腳作畫的楊恩典，長期推動身障政策的楊玉欣，靠拾荒扶養百位孩子的趙文正，重返火場的消防員余泰運，全盲音樂家周軒瑋，截肢鐵人阮錦源，以及打破亞洲紀錄的盲跑者楊川輝。這些故事共同指向一個核心訊息，超人並非無所不能，而是在極限條件下仍選擇前行的人。這種敘事不再將弱勢角色化為被同情的對象，而是讓每一段生命成為行動的啟發來源，形成一種可被社會接續的力量。電影的真正轉折，發生在影像之外。製作團隊同步推動募集 8 萬張公益待用票計畫，使觀影從個人情感延伸為集體參與。透過認養票券，社會大眾得以邀請偏鄉學童與社福機構成員進入戲院，讓原本可能無法接觸這些內容的群體，成為這場影像行動的一部分。門票在這個過程中被重新定義，不只是進場憑證，而是承載善意的媒介。每一張票都代表一段被傳遞的機會，也讓觀看行為轉化為具體的社會連結。在影像製作層面，團隊邀請鍾興民與李竺芯參與音樂創作，使作品在情感表達上更具層次。高品質製作讓觀眾在感官層面產生更深刻的共鳴，同時導演選擇以節制而真誠的方式記錄人物，避免將苦難轉化為情緒消費，而是強調行動與尊嚴。這種敘事策略改變了台灣觀眾對生命教育題材的既有印象，使感動不再停留在淚水，而是進一步轉化為支持與參與。這部作品所呈現的，更像是一種「行動型紀錄片」的實驗。影像不再只是被觀看的內容，而是可以被延伸、被複製、被參與的社會過程。當電影透過待用票機制進入偏鄉，影像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被大幅縮短，一種以文化為媒介的公益模式逐漸成形。這種模式不同於傳統捐贈，而是讓每一位參與者都成為傳遞者，使善意在社會中形成可擴散的結構。當超人再起於 5 月 8 日全台上映，這股由影像引動的力量將持續擴散。從大螢幕走向偏鄉角落，從個人故事走向集體行動，這部作品所創造的並不是短暫的情緒高峰，而是一種可被延續的社會動能。真正的光並非來自完美無缺，而是來自在黑暗中仍願意向前的人。當這樣的光被一張一張待用票接力傳遞，台灣社會也在無聲之中完成了一次關於善意的擴散實驗。

從邊境到制度，美國與歐洲如何走向不同的移民治理模式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AI與ESG的社會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全球移民壓力持續升高的背景下，美國與歐盟對邊境與移民治理的態度逐漸分化。2025年至2026年初，美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採取高度集中且強硬的執法策略，使非法越境人數降至50年來低點。歐洲則在《移民與庇護新公約》架構下試圖兼顧人道與控管，不規則入境下降26%，卻伴隨內部分歧與人權爭議持續擴大。制度設計、政治文化與安全認知的差異，使兩個體系在同一場危機中走向不同方向。美國南部邊境曾是全球移民焦點，拜登時期單月遭遇人數一度超過25萬，引發高度政治對立。2025年特朗普上任後迅速轉向全面執法優先，透過《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投入1700億美元擴充邊境巡邏、拘留設施與驅逐能力。政策效果在數據上表現明顯，2025財年邊境遭遇人數降至23.75萬，12月更進一步降至3.07萬，與過去高峰相比減少92%。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全年移除人數達62.2萬，淨移民甚至出現負成長。這種模式的核心在於將非法移民直接納入國家安全框架，透過取消大規模臨時保護資格與強化生物識別管理，降低潛在風險。政策執行效率確實顯著，邊境秩序短時間內得到控制，但隨之而來的是人權批評與國際形象壓力。快速壓低數字的同時，也把成本轉移到道德與外交層面。歐洲的處境則顯得更加複雜。2015年難民潮之後，移民議題始終沒有真正退場，2022年俄烏戰爭又帶來新一波人口流動。歐盟在2024年通過《移民與庇護新公約》，並於2026年全面適用，試圖透過強制團結機制分攤庇護壓力。成員國可以選擇接收難民或提供資源支持，設計上兼顧彈性與責任，但實際運作卻受到政治分歧制約。德國等前線國家承受較大壓力，東歐部分國家長期反對配額制度，使政策推動難以一致。2025年不規則入境下降26%，庇護申請同步減少，顯示控管措施開始發揮作用，但地中海路線仍維持高風險狀態，代表問題並未真正解決。歐洲同時強化與突尼斯、利比亞等國的合作，在出發端進行攔截，這種外部化策略降低入境數量，也引發更多人權爭議。安全觀點的差異進一步擴大政策分歧。美國將移民與犯罪、毒品與恐怖主義風險緊密連結，使政策更容易正當化強硬手段。歐洲則在安全與人道之間反覆調整，既擔憂社會融合與極端主義，也無法忽視國際法與庇護義務。這種內在矛盾讓政策既無法徹底收緊，也難以維持高度開放。這種分歧帶來的影響已經超越移民本身。美國模式展現高效率與強執行力，卻付出人權與國際形象的代價。歐洲模式維持價值正當性，但決策遲滯與內部分裂削弱治理效果，也讓右翼勢力持續擴張。當全球衝突與氣候變遷持續推動人口流動，美歐之間的政策距離可能進一步擴大，甚至影響跨大西洋合作基礎。這種分化提供一個重要參考。移民議題並不只是人口流動問題，而是國家安全、制度能力與價值選擇的綜合體。如何在安全控管與人道責任之間取得平衡，不存在簡單答案，任何選擇都會伴隨成本與風險。綜合來看，美國與歐洲在移民治理上的分歧，反映的不只是政策差異，而是兩種治理邏輯的競爭，一種以國家安全與執行效率為核心，另一種試圖維持人道價值與多邊協調，在全球移民壓力持續上升的結構下，這兩條路線不僅難以收斂，還可能在未來長期並行，並重塑國際政治與制度秩序的基本樣貌。

澳洲蜜蜂危機：從焦土政策到共存之路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澳洲曾是全球蜜蜂防疫的最後一片淨土，而這片淨土的失守，折射出人類在面對自然威脅時的傲慢與侷限。2022年6月，瓦蟎（Varroa mite）在紐卡索港口現蹤，終結了澳洲數十年來免於這種寄生蟲侵害的奇蹟。瓦蟎會吸食蜜蜂的脂肪體並傳播致命病毒，導致蜂群崩潰，其殺傷力對商業授粉農業而言無異於一顆慢速炸彈。能夠維持如此長久的防線，並非偶然。澳洲政府長期運作一套極為嚴密的國家生物安全體系，在全國各大港口部署哨兵蜂箱，每6至8週由專業官員徹底檢查，並以糖粉滾動法或酒精沖洗法篩查寄生蟲。與此同時，全面禁止活蜜蜂進口，即便是合法蜂后也須在隔離設施中培育數代方可進入市場。每位蜂農，無論規模大小，都依法負有強制通報義務，一旦發現疑似感染，必須在24小時內向主管機關申報。這套體系在數十年間確實發揮了作用，卻在全球化貿易量持續攀升的壓力下，終究出現了致命缺口，野外蜂群生活在森林樹洞之中，是預警系統無法觸及的死角，只要一群藏匿於貨櫃深處的帶蟎蜜蜂未被攔截，防線便宣告潰決。面對入侵，澳洲政府採取了「焦土政策」，下令毒殺、焚燒並深埋發現點半徑10公里內的所有蜂巢，無論健康與否。在此後逾一年的時間裡，超過3,000萬隻蜜蜂遭到銷毀，蜂農眼睜睜看著守護數十年的蜂箱化為灰燼。這不僅是一場經濟重創，更動搖了杏仁、酪梨、蘋果等倚賴蜜蜂授粉的整體農業生產鏈。然而如此慘烈的代價，並未換來期待中的根除結果。2023年底，當局不得不承認瓦蟎已無法被徹底消滅，政策方向從銷毀轉向「減緩擴散」與學習共存。這場危機映照出一種根深蒂固的管理邏輯，消滅載體就能消滅問題。這套思維出於保護農業的良善動機，卻忽略了自然的流動性與演化速度。數百萬蜜蜂的犧牲換來的結論是，生物入侵物種的演化往往跑得比政策快，試圖以暴力維持生物「純粹性」，在自然面前終究只能爭取時間，而無法買到永久的和平。危機也揭示了現代農業結構性的脆弱。高度依賴單一物種，也就是義大利蜂，進行大規模商業授粉，一旦這個環節受挫，整個產業鏈便隨之動搖。這提醒我們，真正的安全不在於防線有多高，而在於系統本身的多樣性與韌性。台灣同樣面臨農業高度整合、生態緩衝空間有限的結構問題，澳洲的教訓對台灣並非遙遠的他山之石。當人類放下噴霧器與焚燒爐，轉而研究蜜蜂自身的抵抗能力時，真正的希望才開始萌芽。科學家發現，某些蜂群具備「瓦蟎敏感衛生行為」（VSH），能察覺受感染的幼蟲並主動將其踢出巢穴。透過減少人工干預，讓具備抗性的蜂群在自然選擇下存活，可以培育出更強韌的蜂后世代。此外，研究人員也嘗試利用蜜蜂腸道共生菌製造抗體，從內部瓦解病毒。這些方向共同指向一個核心觀念，生命本身就具備應對危機的藍圖，人類的角色應是協助開啟這個藍圖，而非用焚火取而代之。澳洲蜜蜂事件不應被定性為一場徹底的失敗，而應被視為一次昂貴的進化課。這場危機提醒所有仰賴農業生態穩定的社會，應對自然威脅的最佳方式，往往不是毀滅受害者，而是給予生命足夠的空間完成自我的演化與反擊，並在這個過程中，學習以更謙遜的姿態與自然共存。

AI 改寫學涯選擇，大學生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時代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正在重新塑造全球高等教育的運作邏輯，也深刻影響學生對未來職涯的判斷與選擇。一項由 Lumina 基金會與蓋洛普發布的 2026 年高等教育現況報告顯示，約 47% 的美國大學生曾認真考慮因人工智慧影響而轉換主修，顯示技術變遷已從產業端延伸至教育端，成為學生做出學習決策時的重要依據。這項調查於 2025 年 10 月進行，針對 3801 名就讀學士或副學士學位的學生進行分析。數據顯示，已有約六分之一學生實際因人工智慧調整主修方向，其中學士生為 13%，副學士生則達 19%。若觀察尚未行動但已進入評估階段的學生，比例更高達 47%，學士生為 42%，副學士生則達 56%，顯示技職導向較強的學習群體對市場變動的敏感度更高。這樣的變化反映出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即學生對未來就業市場的不確定感正在快速上升。人工智慧不僅改變工作內容，也正在改變工作是否存在的預期。許多學生在媒體與產業訊息的影響下，開始質疑長時間投入某一專業領域是否仍具回報價值，進而出現重新評估甚至轉換學習方向的行為。學生在選擇主修時，已不再僅以興趣或傳統職涯路徑為依據，而是轉向「畢業後能否順利就業」的現實考量。副學士體系學生轉換比例較高，與其課程設計較貼近就業市場需求有關，也反映出職業導向教育在不確定環境中具有較高的彈性。然而，這種高度貼近市場的優勢，同時也使學生更容易受到短期產業變化的影響。在科技與技職領域中，出現一種值得注意的矛盾現象。一方面，分別有 27% 與 17% 的學生曾高度考慮離開相關領域，另一方面，這些領域同時也是主要的轉入選擇。這樣的現象顯示，學生對未來方向的判斷並非單一趨勢，而是在風險與機會之間反覆權衡。科技領域被視為最可能受到人工智慧衝擊的產業之一，同時也是最具成長潛力的領域，這種雙重特性使學生在選擇時呈現高度猶豫。人工智慧的影響已不僅限於科系選擇，也開始左右學生是否進入高等教育體系的決策。約七分之一學生將因應科技進步視為升學動機之一，另有 12% 的學生因擔憂人工智慧對就業市場的衝擊而選擇繼續就學。高等教育在此情境下逐漸轉變為一種延後進入不確定市場的策略性選擇，而非單純的知識累積過程。教育體系在人工智慧能力培養上的落差，進一步加劇學生的不安。約 29% 的學生認為學校未能充分協助建立未來使用人工智慧的能力，顯示各校在課程設計與政策推動上存在顯著差異。當學生缺乏明確指引時，所做出的學習決策往往建立在片段資訊與市場想像之上，這將影響長期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在這樣的變動環境中，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正在被重新檢視。溝通能力、批判思考、團隊合作與跨領域整合能力等長期被視為基礎素養的能力，在人工智慧時代反而更加重要。這些能力無法被短期技術取代，也難以透過單一工具快速取得，成為個人在快速變動環境中維持競爭力的關鍵。這項調查提供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警訊。長期以科系分流為核心的教育制度，正面臨人工智慧帶來的結構性挑戰。當學生對未來的不確定感持續升高，教育體系若無法提供清晰的能力培養路徑與職涯連結機制，將難以回應新世代的學習需求。人工智慧並未單純改變產業，也正在重新定義學習的意義。當知識取得的門檻下降，學習的重點將從知識累積轉向能力建構。高等教育若能順勢轉型，將人工智慧納入基礎素養並強化跨領域能力培養，反而有機會在不確定時代中建立新的穩定結構。

面對製造業與服務業缺工問題，別讓經驗提早出場，台灣應建構中高齡友善職場環境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AI與ESG社會轉型，任教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五一勞動節應該反省台灣勞動力的結構問題，台灣社會應該重新思考勞動市場的核心問題。當產業界不斷喊缺工，政策討論常常很快轉向移工、少子化與薪資條件，卻忽略台灣內部仍有一批龐大、成熟、穩定，而且具備工作能力與貢獻意願的中高齡勞動人口。面對日益嚴峻的缺工危機，台灣不能只把中高齡人口視為照顧對象，更應該把55歲以上仍具工作能力者，視為產業韌性與社會穩定的重要資本。勞動部2026年4月公布的114年12月底職位空缺調查顯示，工業及服務業職缺數為26.3萬個，職缺率為3%。製造業職缺8.5萬個，占32.4%，住宿及餐飲業職缺率4.3%最高，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平均招募時間達4.2個月。這些數據反映出台灣缺工已經不是單一產業的短期現象，而是製造、旅宿、餐飲、照護與服務業共同承受的人力結構壓力。 中高齡勞參率的下降，更凸顯台灣勞動市場的年齡斷崖。勞動部資料顯示，台灣中高齡及高齡民間人口持續增加，113年45歲以上民間人口達1,148.7萬人，較103年增加198.6萬人，增幅20.9%。同一份資料也指出，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雖然增加，但勞動市場參與仍明顯受到年齡影響，許多具備經驗、技術與職場判斷力的人，被過早排除在正式職場之外。 台灣不是沒有可用人力，而是太早讓可用人力離開職場。許多人在55歲之後，仍然具備專業能力、服務經驗、管理經驗與現場判斷力，卻因為企業用人習慣、退休制度、職場文化與家庭照顧壓力，被迫退出勞動市場。這種現象不只是個人職涯問題，也是產業競爭力問題。當企業一方面抱怨找不到人，另一方面又偏好年輕、便宜、可高度配合加班的人力，台灣勞動市場就會陷入一種矛盾局面，一邊缺工，一邊浪費最有經驗的人。曾經有一段時間，中高齡就業相關議題被特定名稱過度包裝，甚至出現搶先註冊政策名詞的爭議。這種做法容易讓原本應該深入討論的制度改革，被名詞包裝與個人操作牽著走。制定相關專法或推動跨部會政策的參與者必須記取教訓，台灣不缺新穎的政策術語，真正缺乏的是能讓勞工留下來、回得去、做得久的制度設計。中高齡就業如果只停留在宣傳活動、表揚故事與短期補助，很快就會變成另一套漂亮但薄弱的政策作文。真正有意義的改革，應該把就業服務、職業訓練、企業誘因、職場安全、彈性工時、退休制度與長照支持整合起來。中高齡者重返職場，不應只是被要求延後退休，而是要在更友善、更彈性、更符合身體狀況與生活節奏的工作環境中，繼續發揮專長。旅宿、製造、醫療照護與服務業正承受最直接的缺工壓力。引進移工雖然可以處理部分短期人力缺口，但不能成為台灣勞動政策的唯一答案。移工政策涉及國際人權、薪資結構、產業升級與社會融合，不能被簡化成補洞工具。台灣真正需要的是雙軌思維，一方面合理引進必要外籍勞動力，另一方面把本土中高齡勞動力重新納入人力規劃。修正《勞動基準法》關於強制退休的規定，是打開中高齡就業空間的重要一步。現行制度若過度依賴固定年齡作為退場標準，就容易讓勞雇雙方即使有繼續合作意願，也受到制度限制。政府應推動第54條修正，新增強制退休年齡例外情況，允許勞雇雙方協商延後退休年齡，並明文規定雇主不得對留任的資深勞工有薪資歧視。這項改革能讓退休不退場正式法制化，也能切實保障資深勞工的勞動權。企業也必須改變對年齡的想像。中高齡勞工不一定適合回到高工時、高壓力、高體力負擔的工作模式，但可以透過兼職、顧問、師徒制、彈性工時、分段工作與經驗傳承，繼續在產業中發揮作用。許多中小企業真正需要的，不只是年輕體力，而是穩定度、服務經驗、現場判斷與人際溝通能力。這些條件，正是許多中高齡工作者的優勢。政府若要鼓勵企業聘用65歲以上本國籍基層員工，可以搭配薪資費用抵減、職務再設計補助、職場安全改善補助與職業訓練資源。這些政策不能只是零散補助，而應該成為產業人力政策的一部分。台灣中小企業數量龐大，只要制度誘因設計得宜，中高齡勞動力就能成為穩定服務業、支撐製造業、補強照護體系的重要力量。家庭照顧壓力也是中高齡勞動力退場的重要原因。許多50多歲、60多歲的人，原本仍有工作能力，卻因照顧年邁父母、配偶或家中病患，不得不離開職場。若長照服務、外籍看護聘僱、喘息服務與行政流程能更加合理，中高齡勞動者就有更大機會維持工作。這不只是照顧政策，也是勞動政策，更是性別平等政策，因為家庭照顧負擔常常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身上。五一勞動節不應只是向勞工致敬的例行儀式，更應該成為檢討台灣勞動制度的時刻。當年輕世代承受低薪、高房價與高工時壓力，中高齡世代又被過早推離職場，整個社會就會陷入一種荒謬局面。一邊說缺工，一邊浪費人力。一邊喊高齡化，一邊讓高齡者失去繼續參與的機會。台灣需要的不是把中高齡者重新推進舊式勞動市場，而是創造更友善、更彈性、更重視經驗價值的新職場。讓中高齡者繼續工作，不只是為了解決缺工，也不是單純為了延後退休，而是讓每一個仍願意貢獻的人，都能在合適的位置上維持尊嚴、收入與社會連結。面對少子化、高齡化與產業缺工三重壓力，翻轉年齡斷崖，已經不是選項，而是台灣維持競爭力的必要工程。

AI從雲端走向桌面，台灣如何抓住下一波軟硬整合機會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不是單純效能提升，而是角色轉變。過去生成式AI讓機器具備語言與知識能力，現在代理式AI開始具備行動能力，能夠拆解任務、規劃流程並持續執行。這種變化讓AI從工具轉向代理人，生產模式也因此出現結構性的調整。當機器不再只是回應問題，而是可以完成工作，人類與技術之間的關係開始被重新定義。個人獨角獸的概念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浮現。過去建立一家企業需要龐大組織與資本支持，現在一個人可以透過多個AI代理完成原本需要整個團隊的任務。市場分析、產品設計、程式開發與行銷流程可以被整合到單一決策者手中。這種能力的集中不是因為人類變強，而是因為工具開始具備執行力。企業邊界逐漸模糊，規模優勢的意義被重新檢視，小型高效率團隊開始具備與大型組織競爭的條件。這種轉變延續了過去兩次重要的技術浪潮。個人電腦讓知識工作從組織中釋放，網際網路讓個體直接進入全球市場，代理式AI則把這兩種能力整合並推向極端。數位代理可以全天運作，在不同平台之間協調任務，並在短時間內完成複雜流程。台灣社會若仍將人工智慧視為單一產業議題，很容易錯過結構性轉變帶來的衝擊當成只是工具的改善。其實AI從生成式AI到代理人AI，是一場工作型態的革命，在新時代中，創業模式、就業結構與教育方向都將因此改變，未來進入大型企業不再是唯一發展路徑。全球競爭的邏輯也正在改寫。過去競爭集中在國家與大型企業之間，未來創新能力可能更加分散。當個體生產力被放大，具備技術與創意的人才有機會直接創造全球影響力產品。台灣在這一波變化中並非沒有優勢，半導體與資訊產業提供了硬體基礎，軟體能力與新創文化逐漸成熟。真正關鍵在於整合能力，而不是單一技術領域的發展。教育體系面臨的挑戰也變得明確。過去強調專業分工的訓練模式，難以應對跨領域整合需求。能夠同時理解科技、商業與社會脈絡的人才，更有機會在代理式AI時代創造價值。當AI從輔助工具轉為能力延伸系統，學習方式與人才評估標準都需要重新設計。另一個更關鍵的轉折發生在運算架構上。人工智慧正在從雲端回到裝置端，這不是簡單的部署位置改變，而是權力結構的調整。過去AI主要集中在大型資料中心，算力與資料控制權掌握在少數企業手中。隨著本地端算力提升，個人電腦與邊緣裝置開始具備高階推論能力，終端逐漸成為分散的計算節點。在這種情況下，一般預料在3年到5年內相關硬體普及，雲端與終端之間的界線將被重新劃分。這種變化意味著算力模式走向去租用化。雲端仍然存在，但企業與個人不再完全依賴租用算力。當本地設備能處理大量AI任務，資料中心的議價能力將被削弱。AI PC逐漸成為個人級微型資料中心，長時間在本地執行AI任務，例如即時語音處理、智慧助理與隱私敏感資料分析。這些應用不再需要完全依賴雲端運算，使用者對資料與模型的掌控能力因此提升。這場變革同時也是產業機會的重新分配。算力從集中走向分散，軟體從封閉走向開放，AI從雲端服務轉為本地能力。當每一台裝置都可能成為智能節點，產業競爭不再只圍繞資料中心與大型平台，而是擴展到終端設備與應用整合能力。這種轉變為台灣帶來一個少見的機會窗口，硬體製造優勢與軟體整合能力可以在同一波浪潮中產生交集。下一個10年的關鍵可能不在於誰擁有最大算力的資料中心，而在於誰能有效整合分散算力與代理式AI能力。這對台灣來說可能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優勢條件，當人工智慧從雲端回到桌面，科技產業的競爭基礎正在重新設定。對台灣而言，又是新的一波好機會的開始，新的AI革命將產生新的軟硬整合的機會，其中關鍵就是在於台灣能否在這次重組中取得主導位置。

從石油到晶片，資源匱乏國家的翻身之路與台灣啟示楊聰榮（時事評論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的轉折往往不是從戰爭開始，而是從一紙契約悄然展開。1901年，一名英國投資者威廉·諾克斯·達西進入波斯王宮，透過一筆僅約2萬英鎊的資金與少量股份承諾，取得長達60年的石油探勘與開採權。波斯僅能分得16%的利潤，這不只是商業交易，更象徵一個國家對自身資源失去主導權的開端。1908年，伊朗西南部發現大型油田，中東正式進入石油時代。1914年英國政府入股石油公司，後來發展為英國石油公司，石油從商品轉變為國家戰略資產。對伊朗而言，能源帶來的不是全面繁榮，而是外力介入與制度失衡。當地勞工待遇遠低於外籍員工，基礎設施優先服務外國人，國家資源逐漸演變為外國勢力主導的經濟結構。1951年，伊朗首相摩薩台推動石油國有化，試圖奪回資源主權。這項政策引發國際震盪，也促成1953年由美國與英國支持的政變。民主制度中斷，國家重新回到威權體制，石油問題從經濟議題轉化為地緣政治核心衝突。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伊朗與美國全面對立，能源資源最終演變為長達數十年的衝突根源。這段歷史呈現一個關鍵命題，自然資源若無法被制度與能力有效掌握，反而可能成為外力介入與內部動盪的起點。台灣的發展路徑形成鮮明對比。1970年代，台灣沒有石油，也缺乏天然資源，面對1973年全球石油危機，社會開始思考國家發展的根本方向。當資源無法依賴土地取得，唯一的選擇是從技術與人才尋找突破。1974年工研院電子所成立，1976年導入美國RCA積體電路技術，培養第一批半導體工程師。這群工程師在極為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學習先進製程，帶著明確目標回到台灣，逐步建立產業基礎。這是一種以人為核心的資源累積方式，也是一種長期投資的國家戰略選擇。1987年台積電成立，提出專注晶圓代工的商業模式，與當時主流垂直整合模式不同。這項決策需要承擔高度不確定性，也意味著長時間沒有回報的投入。台灣選擇讓技術深耕本土，逐步形成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核心節點。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產業面臨收縮壓力，台積電反而擴大資本支出，為智慧型手機與高效運算時代提前布局。這種在逆風中加碼投資的決策，展現出長期戰略思維，也讓台灣在全球科技競爭中占據關鍵位置。伊朗的石油來自地質條件，台灣的晶片來自長期累積的人才與技術。兩種資源的本質差異，決定國家在全球體系中的角色。石油容易引發外部爭奪，技術則需要持續投入與制度支持。能源屬於可被奪取的資產，技術則是難以複製的能力。當世界進入21世紀，石油仍然是能源體系的重要基礎，半導體則成為資訊社會的核心神經。掌握晶片製造能力的國家，能影響全球產業運作與科技發展方向。台灣在這一波轉變中，不再是資源不足的邊緣國家，而是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節點。這兩段歷史同時揭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國家命運並非由資源多寡決定，而取決於如何回應挑戰。自然資源可以帶來短期優勢，也可能引發長期風險。人力資本與制度建設雖然需要時間累積，卻能形成更穩定的競爭力。台灣的經驗顯示，當一個社會能夠在資源不足的條件下，持續投入教育、技術與制度建設，就有機會在全球體系中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伊朗的經驗則提醒，資源若缺乏自主掌控能力，容易成為外部勢力競逐的場域。當前台灣因半導體產業成為全球關注焦點，地緣政治壓力同步升高。能源時代的石油與科技時代的晶片，在不同歷史階段扮演相似角色，都是國際競爭的核心資源。差異在於，晶片的形成來自長期累積的人才、制度與產業鏈，這種能力更難被外力直接取代。歷史從波斯油田走向新竹科學園區，全球權力結構隨之轉移。真正能讓國家翻身的關鍵，從來不是地下的礦藏，而是地面上的人，以及持續做出長期選擇的能力。

川普與盧比歐的雙軌戰略，美國對台安全框架的升級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川普與國務卿盧比歐所展現的政策組合，逐漸形成一種具有高度辨識度的戰略模式，透過角色分工強化對中國的威懾力，也同時提升台灣的安全保障。這種黑臉與白臉的配置並非偶然，而是一種結合交易邏輯與戰略清晰度的操作方式。川普維持彈性與不確定性的談判風格，盧比歐則以明確且強硬的政策立場對外傳達訊號，兩者相互搭配，使台海議題在國際政治中呈現更高的可預測性與威懾效果。盧比歐長期以來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在擔任國務卿後更進一步將相關立場制度化，透過推動對台軍售與強化安全合作，讓政策從理念轉為具體行動。這種作法使台灣防衛能力不再只是象徵性的支持，而是逐步形成實質戰力的累積。當外界觀察美國對台政策時，可以清楚看到一條從法律承諾延伸到軍事實踐的連續路徑。在法源基礎方面，《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仍然是美國對台政策的重要支柱，這些制度性安排提供了穩定的政策依據，使美國在不同政權更替之下仍能維持基本一致的對台承諾。盧比歐的政策操作，讓這些既有框架不再停留於歷史文件，而是轉化為當前戰略環境中的實際行動準則，進一步提升其在區域安全架構中的功能性。2026年前後的台海局勢呈現高度緊張與不確定並存的特徵，美國行政團隊在此背景下逐步推動更深層的軍事合作。合作內容不僅限於武器採購，而是延伸至作戰概念、訓練模式與戰略協調層面，使台美之間的安全連結更加緊密。這種轉變顯示，美國對台政策正在從單向支援轉向更具整合性的安全夥伴關係。川普的交易式風格在這樣的架構中發揮另一種作用，透過維持政策彈性與談判空間，使對手難以準確預測其行動邏輯。這種不確定性本身成為一種戰略工具，與盧比歐的明確立場形成互補關係，進一步提高中國在評估行動成本時的難度。當對手無法確定底線所在時，決策風險自然上升，進而產生抑制效果。從台灣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美國政策組合帶來新的機會與挑戰。一方面，防衛能力的提升與國際支持的強化，有助於穩定區域安全環境。另一方面，台灣也必須理解這種結構仍然建立在美國整體戰略利益之上，並非單純的安全保證。如何在強化自身防衛的同時維持戰略自主，將成為未來政策思考的重要課題。美國新政府在台海議題上的操作，呈現出一種由模糊走向結構化的趨勢。盧比歐的強硬路線與川普的交易思維交織，使台海安全架構進入新的階段。對台灣而言，關鍵不僅在於理解這套模式，更在於如何在其中找到自身定位，將外部支持轉化為內部實力，才能在變動的國際局勢中維持長期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