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為什麼努力減塑，世界卻用得更多塑膠，塑膠危機卡在生產結構 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當前塑膠危機的真正困境，早已不是民眾是否願意減塑。許多人從生活中做出改變，拒用一次性塑膠袋，改用環保吸管，參與淨灘與分類回收，這些行動確實具有象徵意義，也能累積社會共識，但越來越多人感受到一種無力感。即使個人努力持續擴散，全球塑膠問題仍在惡化，原因不在於公眾冷漠，而在於生產體系本身幾乎沒有被撼動。數據已清楚揭示這場危機的速度與規模。2024年全球塑膠生產量已超過4.3億噸，年增率達4.1%，2025年預計突破5億噸。在缺乏有效干預的情況下，2050年前後的年產量可能再翻倍，累積廢棄塑膠將以數十億噸計。每年約有1900萬至2300萬噸塑膠廢棄物進入河川、湖泊與海洋，對生態系統造成長期破壞，也透過食物鏈回到人類身上。微塑膠已被發現存在於空氣、水源、人體血液與器官之中，顯示污染早已成為日常的一部分。回收並未如宣傳所說成為解方。全球塑膠回收率長期低於10%，距離真正有效的循環體系仍有巨大落差。多數塑膠最終走向焚化或掩埋，過程中持續排放溫室氣體與有毒物質，讓減碳與減塑目標彼此牴觸。當回收被過度強調為萬靈丹，反而模糊了最關鍵的問題，塑膠生產仍在不斷擴張。這種結構性失衡，與石化產業的影響力密切相關。2025年聯合國塑膠污染條約談判在8月未能取得共識而休會，至少234名化石燃料與石化產業遊說者進入會場，規模創下紀錄。相關勢力持續反對設定生產上限或原料減量條款，轉而主張將重心放在回收與廢棄物管理等下游措施。這樣的策略成功延宕了條約進度，也讓全球塑膠生產持續按照既有軌道前進。多份國際報告已指出，石化企業的作法並非否認環保，而是採取對沖策略，在話語上支持永續，在實際政策上維持高度依賴化石燃料的塑膠生產模式。當下游解決方案被無限放大，上游減產便被系統性排除在討論之外，塑膠危機自然難以逆轉。這正是環保團體長期指出的結構問題。個人減塑可以改變消費文化，也能對市場形成壓力，但在缺乏政策強制力的情況下，這些努力終究會被龐大的生產洪流抵消。若沒有明確的減產目標、對高風險塑膠的禁限措施、塑膠稅或企業延伸生產者責任制度，減塑行動只會停留在道德層次，而無法成為制度轉型。聯合國塑膠條約原本被視為一次難得的歷史機會，卻在產業遊說與國際政治角力中陷入僵局。2026年初談判將產生新主席，是否能重新聚焦上游減產，將直接影響未來數十年的塑膠軌跡。若任由「商業如常」的邏輯主導，環境與健康成本只會持續外部化給社會與下一代。要真正改變現況，關鍵不在於要求個人做得更多，而在於推動集體層級的選擇。支持具約束力的全球條約，要求政府優先處理生產端問題，監督企業遊說行為的透明化，並投入替代材料與循環經濟的實質創新，才有可能讓塑膠使用總量真正下降。

說話代替滑鼠：代理人 AI 接管桌面後的數位治理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科技發展的重心正從功能導向轉向介面革命，從滑鼠點擊的圖形化操作邁向以語言為核心的語義導向互動。這場轉變不只是使用方式的改良，更是整個產業整合邏輯的重寫。OpenAI、Google Gemini、Claude 與 Grok 等 AI 平台正在以語言介面為核心，串聯起半導體、雲端、零售、金融與娛樂產業，逐步形成一張新的全球經濟地圖。說一句話就能驅動世界不再只是想像，而是已經開始落地的產業現實。2026 年的科技競逐已經進入全新階段。人機介面產生巨大的進展，特別是 OpenClaw 這種代理人模式開始接管電腦使用，讓人類不再需要受限於傳統的視窗操作。語音說話正在取代滑鼠點擊，這種變革重新定義了使用者與數位世界的關係。當代理人軟體可以直接模擬人類在螢幕上的視覺判斷與操作路徑，應用程式之間的界線將徹底消失。語言正在被重新定義為數位世界的底層作業方式。過去使用者必須在不同應用程式之間切換，透過點擊與選單完成任務，如今自然語言逐漸成為統一入口。搜尋、購物、支付、學習與創作都可以透過對話完成。OpenAI 透過 ChatGPT 的外掛生態與跨裝置整合，嘗試成為個人數位助理的總入口。Google Gemini 依託 Android 與 Workspace，讓 AI 深度嵌入數十億人的日常工作流程。OpenClaw 與 Claude Code 等技術發展出電腦操控能力，讓 AI 直接模擬人類操作軟體。這些代理人工具透過視覺解析螢幕畫面，自動執行點擊、拖曳與輸入文字等繁瑣動作。代理人模式接管電腦操作意味著複雜的跨軟體協作將由系統自動完成，使用者只需要下達高階意圖。這些路徑各自不同，卻共同指向同一個方向，也就是讓語言成為所有數位行為的起點。這套語言作業方式背後需要龐大的跨界聯盟支撐。AI 平台與算力供應商、硬體製造商、生活服務企業緊密結合，形成從資料中心到日常消費的全覆蓋結構。資料中心建設與自研晶片持續擴張，確保推論與訓練需求不斷放大。另一方面，零售、電商、旅遊與支付服務被嵌入語言介面之中，使用者只需描述需求，後端的供應鏈與交易流程便能自動完成。平台不再只是單一應用，而是隱身於生活中的語意網絡。這樣的發展對台灣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會。隨著全球 AI 平台對算力需求快速成長，台灣在半導體、伺服器、關鍵零組件與散熱技術上的優勢正在被重新放大。台灣角色不再只是供應鏈的一環，而是全球 AI 算力地圖中不可或缺的物理基礎。同時，語言介面降低了進入全球市場的門檻，台灣的內容創作者與服務業者能夠透過這些入口直接接觸國際用戶，突破過去受限於通路與規模的天花板。風險也在同步累積。當入口高度集中於少數 AI 平台，資料與市場權力勢必加速集中。說話取代滑鼠帶來的便利，背後其實是平台重新分配控制權的過程。企業若過度依賴單一平台的介接服務，顧客關係與定價能力可能逐漸被稀釋。消費者若習慣將選擇完全交由演算法代辦，決策主權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轉移到黑盒模型之中。這是一場以語言為核心的產業整合工程。未來的競爭不再只是產品規格或功能比較，而是能否在語言入口被即時辨識與召喚。在這個由語意驅動的新世界，誰能掌握連結權，誰就更有機會掌握商業與影響力的發言權。對台灣而言，如何在算力優勢之外進一步思考制度、語言與在地應用的主體性，將是下一階段無法迴避的關鍵課題。

印太安全結構的試金石，澳洲正在成為台海危機的關鍵節點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分析師厄崔爾（Nathan Attrill）近期提出的分析提醒國際社會，台海衝突的地理範圍遠不只是台灣海峽本身。在北京的戰略規畫中，台海危機一旦爆發，整個印太區域都可能成為戰略競爭場域。澳洲長期被視為距離衝突較遠的後方國家，在新的戰略環境下已逐漸被納入北京的壓力目標。北京的政策設計並不只是針對台灣與美國，同時也透過多層次手段試圖削弱澳洲在區域安全體系中的角色。這種策略可以理解為一種「全域脅迫」。軍事威懾、經濟依賴、資訊操作與網路攻擊同時運作，目的在於改變澳洲的戰略計算。當北京成功讓坎培拉在台海危機中感受到直接威脅，澳洲政府在支援盟友與保護自身安全之間就可能出現猶豫。對台灣而言，這項分析具有重要意義。台海安全問題本質上已經與整個印太戰略架構緊密相連。北京透過遠程軍事能力的展示逐步改變澳洲長期依賴的地理安全想像。澳洲長久以來被海洋距離所保護，外部軍事力量難以直接威脅本土。近年中國軍力快速發展，遠程轟炸機、長程飛彈與潛艦活動範圍逐漸延伸至南太平洋周邊海域。軍事行動的真正目的並非為了入侵澳洲，而是透過戰略展示重塑安全認知。當澳洲社會逐漸接受本土也可能受到遠程火力威脅，坎培拉在台海問題上的政策空間就可能縮小。北京同時在心理與政治層面對澳洲社會施加壓力。民主國家的政策決策依賴公共共識，社會內部分歧越大，政府行動能力越容易受到限制。北京透過不同敘事強調對中國市場的經濟依賴，將安全政策描繪為破壞經濟利益的冒險行動。當台海衝突被描述為「不必要的戰爭」，澳洲社會對區域安全責任的認知可能逐漸削弱。移民社群也成為北京進行影響力操作的重要領域。澳洲社會的多元族群結構使政治環境容易受到外部敘事影響。透過在華裔社群散播特定政治訊息，北京試圖將地緣政治議題轉化為澳洲國內政治爭議。當政府在對華政策上必須同時面對國內社會壓力，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決策空間就會受到限制。經濟依賴構成另一項重要施壓工具。澳洲對中國市場的出口依賴程度長期居高不下，鐵礦石、農產品與能源產業都深受影響。北京已多次利用貿易限制對澳洲政府施加壓力。經濟手段往往與資訊操作結合運作。當出口受阻或物價上升，北京的宣傳敘事會將經濟痛苦歸因於澳洲政府追隨美國的戰略選擇。當民眾將經濟困境與外交政策連結，政府在區域安全議題上的政策支持度就可能下降。網路攻擊則成為最具隱蔽性的戰略工具。針對電力系統、通訊網路、水資源管理與交通控制系統的滲透行動可以在短時間內製造社會混亂。北京透過展示網路能力傳達一個訊息，若澳洲在台海危機中採取軍事或政治介入行動，本土社會運作可能面臨嚴重干擾。這種威懾方式不需要實際戰爭，也能改變政策決策者的風險評估。從印太戰略的角度觀察，北京對澳洲施壓的真正目標在於削弱區域安全網絡。澳洲是美國在南太平洋最重要的安全夥伴之一，同時也是多項區域安全合作機制的核心成員。AUKUS安全協議、四方安全對話（Quad）以及多項軍事合作計畫都將澳洲納入印太安全架構。若北京成功削弱澳洲在台海問題上的政策意志，整個區域安全體系的協調能力將受到影響。北京的戰略思考並不只是台海戰場的軍事勝負，而是整個區域政治環境的塑造。當印太主要民主國家在衝突爆發時選擇保持距離，北京的軍事與政治壓力就能集中在第一島鏈。若澳洲、日本與其他區域國家保持積極合作，北京面臨的戰略壓力就會大幅增加。這正是印太戰略的核心邏輯。安全合作網絡越完整，單一國家遭受壓力的風險就越低。澳洲政府近年逐漸意識到這種安全環境的轉變。AUKUS潛艦計畫象徵澳洲開始將自身安全政策與印太戰略更緊密結合。軍事能力的提升仍不足以回應複合威脅。真正的挑戰在於建立整體社會韌性。供應鏈去風險化、反外國干預法律、資訊安全防護與公共輿論教育都成為新的安全政策領域。對台灣而言，這項發展提供一個重要觀察角度。台海衝突早已不只是兩岸軍事對峙，而是整個印太安全架構的核心議題。北京若能在區域內逐步削弱民主國家的政策意志，台海防衛環境將變得更加孤立。理解北京如何對澳洲施壓，有助於台灣掌握未來區域戰略互動的可能方向。從這個角度來說，台灣應該特別重視與澳洲發展安全協防的特殊關係。過去台灣對待印太安全議題，最主要是將重心放在美國與日本的關係上。現在印太安全秩序正在進入新的轉折點。台海危機一旦升高，戰略壓力將沿著同盟與經濟網絡迅速擴散，在這種情況下不妨把澳洲列為未來的重點。我們也必須理解澳洲在這種情況下所受到的壓力。其實就整個印太區域安全結構而言，澳洲將成為未來是否能夠維持安定的重要指標。

行政減量為起點，人才培育為目標，AI 驅動的教育轉型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教育現場長期面臨一項結構性困境。教師除了承擔教學任務，還需耗費大量時間處理資料填報、訪視評鑑、研習訓練與競賽活動等行政事項。這些工作年復一年地積累，逐漸佔據教師原本應該用於備課、輔導與教育創新的時間。教育行政工作減量變成教育改革的重大問題。教育部近年針對每年例行辦理的約 150 項行政事項進行全面檢視，依據簡併項目、精簡流程與減少重複填報等原則推動改革，並透過數位系統介接降低行政負擔。目前已有 104 項完成調整或精進，占整體比例約 69%。政府也規劃舉辦 10 場分區座談會，邀請地方政府、校長與教師代表共同討論行政改革方向，讓教學現場的意見能夠直接反映到制度調整。然而教育行政減量並不只是減少表單與報告的行政改革，更是一場攸關國家人才培養能力的制度轉型。教師的專業時間若能回到教學與學生培養，教育體系便能持續累積知識與創新能力。反之，當行政工作長期消耗教師的心力，教育創新能力將逐漸下降，人才供應的品質也將隨之弱化。這個看似內部的治理議題，實際上牽動台灣整體的長期競爭力。如果我們能夠結合AI時代的教育改革，正好把兩個改革的目標結合在一起，以教育行政減量為起點，培養人才為目標，讓教育的專業回歸教育的現場，能夠同時推動兩者結合的目標，畢其功於一役，可能是最名正言順的做法。以AI技術上的進步，正好對應可以把教育行政工作做效率提升，這正是AI代理人平台的發展，是現在AI發展的重點，人工智慧的發展已經從原來的大型語言模型的訓練，改變成為能夠執行任務的代理人模式，這正是作為行政減量最好的解決方案。人工智慧技術正快速成為新一代產業核心，全球科技企業競逐 AI 模型、算力與平台基礎設施，各國政府也將 AI 視為國家競爭的重要資源。目前 AI 產業鏈呈現出高度分工的結構，底層大型語言模型由 OpenAI、Anthropic、Google 與 Meta 等企業提供核心技術，算力與雲端基礎設施則主要由 NVIDIA、Amazon Web Services、Microsoft Azure 與 Google Cloud 等公司提供，而 AI 代理與應用框架則逐漸形成新的平台層級， OpenClaw 、Claude Code、Gemini Google Desk等技術框架正在快速發展。這種結構性的分工顯示 AI 產業正進入新的平台競爭階段。科技產業的競爭焦點也正在發生本質性的轉移。當人工智慧從單純的對話工具逐漸演變為能夠自主執行任務的代理系統，串接模型與應用的代理平台便成為新的技術樞紐。NVIDIA 推動的 NeMo AI 工具與企業 AI 平台，便嘗試建立企業端的完整 AI 應用框架。科技產業歷史顯示一個規律，能夠定義平台架構的企業通常能掌握整個生態系的發展方向。AI 代理框架可能在未來扮演類似作業系統的角色，這也是全球科技企業競相投入的重要原因。台灣在這場競賽中具有特殊的起點優勢。半導體與硬體製造能力為全球 AI 計算提供重要基礎，高效能晶片與伺服器製造能力構成台灣的重要戰略資產。當 AI 產業鏈快速分工、硬體需求持續攀升，台灣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變得更加關鍵。國際科技合作模式也正在逐漸變化，台灣在硬體製造與系統整合方面的優勢，若能與印度龐大的軟體工程人才庫與快速成長的科技市場形成互補，可能催生出新的科技產業分工模式，讓台灣在全球 AI 供應鏈中取得更具策略性的位置。硬體優勢需要制度配套才能轉化為持久的國家競爭力。除了晶片與製造能力之外，台灣也需要培養更多能夠理解 AI 應用與平台技術的人才，教育制度在這個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教育體系若能培養出具備 AI 思維的新世代，才能真正支撐台灣從硬體供應者轉型為 AI 時代的全方位參與者。這種轉型需要正確的制度環境作為基礎。部分國家將人工智慧技術用於監控與高度集中管理，使科技成為控制社會的工具。這種模式可能在短期內提高行政效率，長期卻可能削弱創新能力與社會活力。台灣社會的開放環境與科技產業結合，形成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制度條件。教育制度若能鼓勵思考與創新，科技產業就能持續吸收新的知識與人才，形成良性循環。由此看來，教育行政減量正是這個循環的起點。當 AI 工具能夠協助教師處理部分例行行政工作，教師便能把更多精力投入課程設計、學生輔導與教學創新。這不只是減輕教師負擔的善意政策，更是讓教育體系在 AI 時代重新找回創新動能的關鍵一步。AI 時代的國家競爭並不只是科技企業之間的競賽，制度競爭同樣重要。科技能力、教育制度與社會治理模式正重新塑造國家競爭力，而台灣的機會，就在於能否讓這三者形成相互增強的制度優勢。台灣在全球 AI 產業鏈中已經擁有重要的硬體基礎，未來若能在教育制度、科技應用與民主治理之間建立新的制度優勢，在 AI 時代的國際競爭中將可能取得更關鍵的位置。教育行政減量表面上是一項教育治理改革，實際上卻是整個國家迎接 AI 新時代、重建人才培養能力的深層布局。

核軍備競賽的法律危機，全球核規範走向失序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2026 年初，《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正式失效，象徵一個核武軍備控制時代的終結。這項條約長期限制美俄部署的戰略核彈頭與投射載具數量，也建立通報演習與現場核查機制。條約終止後，人類首次在 50 多年來進入缺乏雙邊法律約束的核競賽階段。問題不僅在於數量可能增加，更在於透明度迅速下降。核武穩定的關鍵從來不是善意，而是可驗證的機制。過去條約要求雙方定期交換資料、接受查核、提前通報重大部署。這些制度安排降低誤判機率，避免將軍事演習誤解為攻擊前兆。當核查機制消失，各國只能依賴情報推估對手動向。推估若偏向最壞情境，決策壓力便會升高。誤判風險被不少學者形容為接近古巴飛彈危機以來的新高。條約規範的真空，也為軍備擴張打開空間。美俄在 2026 年 2 月 5 日之後，不再受到戰略核彈頭數量上限約束。2025 年底曾出現暫時遵守上限的說法，缺乏查核機制使承諾難以驗證。雙方均有能力擴充彈頭與載具部署，戰略穩定性逐漸鬆動。當對手無法確認真實規模，軍事規劃勢必以更保守甚至更強硬的方式回應。全球核格局同時從雙強對峙轉向三足鼎立。中國快速擴充核武庫並建設洲際飛彈發射井，使原有平衡產生變化。三方互動遠比雙邊談判複雜，美國面臨同時威懾兩個核武強權的戰略壓力。為維持嚇阻可信度，美國加速推動 Sentinel 洲際彈道飛彈與新一代核潛艦計畫。軍備升級被視為必要選項，也為未來談判增添變數。區域層面的多米諾效應正在浮現。北韓於 2025 年底宣布火星-20 洲際飛彈研發取得重大進展，顯示其遠程打擊能力持續提升。伊朗與國際原子能總署之間的緊張關係加劇，外界對核門檻突破的疑慮增加。面對周邊威脅，南韓、日本與沙烏地阿拉伯內部關於核保護傘可靠性與自主研發核武的討論明顯升溫。區域安全焦慮可能進一步削弱不擴散體系。全球正處於核規則重塑期。既有軍備控制架構鬆動，新制度尚未成形。2026 年 4 月即將召開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審議大會，將成為觀察各國是否願意重建共識的重要節點。若缺乏新的透明機制與可驗證安排，軍備競賽與誤判風險將長期存在。法律規範的力量在於提供預測性與穩定性。當條約消失，國際秩序更依賴權力與猜疑。核武時代的教訓一再提醒世人，制度真空往往比武器本身更危險。能否在競逐中重建最低限度的規則，將決定未來數十年的全球安全走向。

安全議題被置換成主權指控，北京的敘事陷阱與日本的回應考驗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在2026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中國外長王毅把矛頭指向日本，宣稱日本的相關言論挑戰台灣已被歸還中國的戰後國際秩序，並以聯合國憲章語彙包裝自身立場，試圖把台海現狀的安全討論框進主權指控的框架之中。  台灣外交部長林佳龍隨即回應，強調台灣主權從未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指出中國以軍事挑釁破壞和平，真正威脅區域安全的是中國。 對台灣讀者而言，重點不只在於中國如何發言，更在於日本如何接招。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近期確實在慕尼黑出席相關會議行程，也在面對中方批評時表示相關指控缺乏事實基礎。只是日本若把回應重心停留在政治情緒或一般性的安全環境敘述，容易被北京帶進固定劇本，安全議題被扭轉為主權議題，討論台海和平就被貼上挑戰主權與戰後秩序的標籤，外交空間隨之被壓縮。茂木敏充更需要把話說清楚，戰後歷史文件屬於全世界共同面對的歷史記憶與國際安排，不是任何單一國家可以獨占詮釋權的政治資產。北京一再把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包裝成主權移轉的法律結論，卻刻意淡化戰後和平條約體系中最關鍵的法律文件脈絡。日本的回應若只說中方說法不符合事實，卻不指出問題出在把戰時政治宣示等同主權判決，就會讓北京的歷史定錨策略持續累積效果。同樣重要的是，日本不該把台海和平與區域安全的討論，讓北京置換成主權歸屬的爭論。日本可以談風險管理與危機溝通，可以談海空活動升高帶來的誤判風險，也可以談國際法反對以武力或脅迫改變現狀的原則，這些都屬於安全議題的正當範圍。北京最想達成的效果，是把所有安全語言重新命名為主權挑戰，讓外界連談和平都要先接受北京對台灣的結論。  日本若不在語言層次劃清界線，就會在不知不覺間替北京完成框架轉換。台灣社會也該看見，這場敘事攻防與台灣利益高度重疊。林佳龍指出台灣主權從未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點出中國以軍事作為破壞聯合國憲章精神，這套說法直指核心，安全議題要回到行為與風險，不該被歷史話術牽引。當北京宣稱台灣在1945年被歸還中國，台北指出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存在，北京沒有理由把歷史直接折算成今日的主權結論，這正是國際社會在法律與政治實務上必須面對的現實。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若真要避免落入中國論述，就該把兩件事同時做到。第一件事是把歷史文件的世界性講清楚，戰時宣言與投降條件屬於同盟國共同政治安排，不能被單方改寫為不可質疑的主權判決。第二件事是把安全議題與主權議題的界線講清楚，台海和平穩定可以討論，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可以主張，國際社會的正當關切不等於介入內政。做到這兩點，日本才有可能在慕尼黑這類舞台上守住論述主導權，也讓台灣不被迫在北京設定的語言牢籠裡被寫成既定結局。 

從AI幻覺到論文造假只有一步之隔，台灣的大學必須儘早建立 AI 使用的明確規範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近來台灣學術界再度出現 AI 虛構文獻爭議。政治大學國發所本月已表示，一篇博士論文的最終上傳版本參考文獻出現 AI 工具生成書目錯漏，校方已先將論文自資料庫下架，並啟動學術倫理調查程序。這件事之所以引發高度關注，不只是因為個案本身，而是因為它揭露了一個更大的結構性問題，生成式 AI 已經普遍進入研究生的寫作現場，但多數大學對於如何正確使用 AI，仍在規範補課與教學摸索的階段。 對台灣讀者而言，這個問題不能只看成單一學生的疏失。真正值得警惕的是，AI 所造成的風險並不是只有抄襲，而是更隱蔽、也更危險的「看起來很像真的」的虛構資訊。生成式 AI 可以快速生成作者姓名、論文題目、期刊名稱、卷期頁碼，甚至連格式都模仿得相當逼真。對沒有經過完整研究方法訓練的人來說，這些內容很容易被誤認為是真實文獻，再被直接放進論文、報告或計畫書之中。一旦研究者沒有逐筆核對原始來源，論文表面上像是完成了文獻回顧，實際上卻可能已經踩入學術失信的紅線。 筆者以實際的經驗來說，過去指導了接近 100 篇的論文。到了最近兩年，AI 的使用，對於臺灣的研究生而言，已經是越來越普遍的事實。目前 AI 的普遍發展，已經讓大學研究所本身，幾乎沒有辦法禁止 研究生在論文的寫作過程中使用AI。實際上在 研究生利用AI 的論文寫作過程中，經常可以發現因產生 AI 幻覺而出現虛假的陳述，或是不存在的文獻。這種情況的確令人憂心，如果研究生或指導老師對此沒有嚴格加以體察，一不小心踏入陷阱的機會很大。這也是為什麼國際學術規範近兩年對生成式 AI 的態度越來越明確。ICMJE 已明文指出，聊天機器人與 AI 工具不能列為作者，因為作者資格包含對內容的準確性、完整性與原創性負責，而 AI 無法承擔這種責任。Nature 也明確表示，大型語言模型不符合作者資格，若在研究寫作中使用 LLM，應在方法段落或適當位置揭露。Science 體系則同樣強調，AI 不能成為作者，作者本人必須對提交內容負責。這幾套規範共同傳達的訊息非常清楚，AI 可以是工具，但責任永遠回到人。 從研究倫理的角度來看，若研究者把 AI 編造出來的資料、文獻或結果當成真實內容加以記錄與報告，確實可能落入 論文造假fabrication 或 falsification 的範疇。美國研究誠信辦公室 ORI 對 fabrication 的定義是「捏造資料或結果並予以記錄或報告」，對 falsification 的定義則是操弄研究材料、流程或改變、遺漏資料，使研究紀錄無法正確呈現。也就是說，AI 並不會成為責任主體，真正必須負責的仍是把內容放進學術作品中的研究者本人。 在台灣，大學端也開始逐步建立規範，但目前仍呈現校級原則與系所指引並行的狀態。成功大學 2025 年公告的學術誠信指引明確要求，使用生成式 AI 時應查驗其準確性，並禁止用 AI 進行剽竊、偽造、變造資料、圖表等違反學術誠信的行為。台灣師範大學的生成式 AI 學習應用指引則強調，使用者應對成果內容負完全責任，並揭露工具名稱、使用方式與角色。台師大部分系所進一步要求，若 AI 提供文獻或資料建議，學生必須自行查證出處、親自查閱原始資料，不能只憑 AI 提供資訊直接引用。這代表校園的方向已經逐漸清楚，問題不在於可不可以用 AI，而在於能不能把使用範圍、揭露義務與查證責任講清楚、教到位。 真正麻煩的地方在於，很多研究生並不是故意造假，而是在一個規範尚未完全成熟的環境裡，把 AI 當成搜尋引擎、文獻管理工具或初稿助手，卻沒有受過足夠訓練，不知道 AI 最危險的地方恰恰就在於「會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最需要補強的，不只是技術使用能力，而是研究方法課程中的查證訓練、引註訓練與學術責任教育。學生若不知道每一則引用都必須回到原始來源確認，那麼 AI 帶來的不是效率，而是把錯誤高速複製到論文裡。 這種風險並不限於研究生或學術界。過去兩三年，國外已經有多起知名案例顯示，連律師與法律從業人員都曾把 AI 生成的虛構判例提交法院，最後遭到法官制裁或罰款。這些案例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們發生在法律界，而是因為它們證明一件事，專業身分本身並不會自動抵抗 AI 幻覺。只要使用者把 AI 誤認為可靠資料庫，而不是需要被審核的文字生成工具，就可能付出非常高的代價。 因此，今天討論 AI 與論文倫理，不能只停留在譴責個案，也不能只用「不要用 AI」這種過於簡化的結論來回應。更合理的方向應該是把 AI 視為高風險輔助工具，建立清楚的使用邊界。語言潤飾、翻譯、摘要整理、架構建議、程式碼除錯，這些用途在嚴格人工覆核下，仍有一定實用性。文獻搜尋、引註編製、理論歸納、研究結果判讀，這些部分則必須列為高風險區，不能交由 AI 直接生成後照單全收。特別是參考書目，最安全的原則不是「讓 AI 先列一份再挑」，而是研究者先進入 Scholar、Scopus、Web of Science、華藝或各大圖書館資料庫，找到原始資料後再自行整理。 對大學治理來說，下一步最重要的不是增加更多抽象口號，而是盡快把規範落地成可操作的教學制度。研究方法課要納入 AI 使用與查證模組。論文寫作課要教學生如何保存提示詞與修改紀錄。指導教授要在論文初期就明確講清楚哪些用途可接受、哪些用途不可接受。系所與學校也應建立一致的揭露格式，讓學生在致謝、方法或附錄中清楚交代 AI 的工具名稱、版本、用途與人工覆核方式。當規則清楚，學生才知道紅線在哪裡，教師也才有一致的評量依據。 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不能把這場爭議理解成單純的技術問題。這其實是在問，學術訓練的核心究竟是什麼。論文從來不只是把資訊拼湊成一篇看起來完整的文章，真正重要的是研究者如何追問、如何查證、如何判斷證據可信度，最後如何對自己的文字負責。AI 可以幫忙加快表達，但不能替代誠實。AI 可以整理材料，但不能代替判斷。學術的根本，不在於寫得多快，而在於能否對每一條引文、每一個判斷、每一段論證負責到底。這一點，在 AI 時代不但沒有改變，反而變得更重要。 如果今天政大事件能夠帶來一個正面作用，那應該不是讓大家更害怕 AI，而是讓大學與研究者都更清楚看到，從 AI 虛構文獻到論文造假，中間其實只隔著一道「有沒有查證」的門檻。只要學術界還把 AI 當成方便的捷徑，而不是需要嚴格監督的工具，同樣的事件就一定還會再發生。台灣現在最需要的，不是對 AI 的盲目樂觀，也不是情緒化的全面排斥，而是用制度、教育與查核，把生成式 AI 拉回學術誠信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 

無人機消耗戰時代來臨，台灣必須建立自己的無人機防衛工業體系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近年的戰爭顯示，現代戰場正在出現一種新的戰爭型態。廉價無人機大量出現，使戰爭逐漸演變為一種消耗戰。過去以高價精密武器為核心的軍事思維，正在受到根本性的挑戰。俄烏戰爭與中東衝突都顯示，低成本無人機可以對軍事基地、能源設施與防空系統造成實質破壞。這種武器價格低廉，部署快速，數量龐大，使防守方必須付出極高成本才能維持防禦能力。自殺式無人機的製造成本約 2,000 至 2 萬美元。防守方若使用單枚價格約 48.5 萬美元的 AIM-9X 飛彈，甚至 210 萬美元的愛國者飛彈進行攔截，防禦體系很快就會陷入成本消耗的困境。這種成本不對稱讓戰場逐漸變成一場價格競賽。誰能以更低成本生產更多武器，誰就能在長期衝突中維持優勢。這種戰爭型態的出現，使烏克蘭在國際軍事合作中獲得新的地位。俄烏戰爭長期面對大量無人機攻擊，烏克蘭逐漸發展出一整套反制技術與作戰方法。電子干擾、低成本攔截武器、無人機反制無人機的戰術逐漸成熟。當中東戰場出現類似威脅時，美國與歐洲開始重視烏克蘭累積的戰場經驗。烏克蘭不再只是軍事援助的接受者，而是戰術知識的重要提供者。戰爭經驗轉化為國際合作中的談判籌碼。戰場變化同時迫使美國軍事體系進行調整。面對大量廉價無人機攻擊，單純依賴昂貴防空飛彈已難以維持長期防禦能力。新的戰術逐漸強調低成本反制。電子干擾設備能在距離目標約 3 至 5 公里的範圍內切斷衛星導航訊號，使無人機失去飛行控制。雷射武器可以在 3 至 5 秒內燒穿無人機外殼，單次發射成本極低。高能微波系統能在短時間內破壞一片空域中的電子設備，特別適合對付蜂群式攻擊。防空武器本身也逐漸走向低成本化。單枚價格不到 3 萬美元的雷射導引火箭彈可以改裝為防空武器，使攔截成本接近攻擊成本。當防禦成本與攻擊成本接近時，消耗戰的壓力便不再集中在防守方身上。戰場逐漸回到成本平衡的狀態。無人機本身也成為新的攻擊工具。低成本無人機系統可以進行協同作戰，透過群體搜尋與攻擊方式壓制敵方雷達與防空設施。單架造價約 3.5 萬美元的無人機可以從卡車或軍艦快速部署，大規模機群能在短時間內形成攻擊壓力。這種狼群式作戰模式正在改變傳統空防體系。這種變化的核心在於戰爭已經從單純的軍事競賽，逐漸轉變為產業能力與技術創新的競爭。能夠快速生產武器、快速改進設計、快速部署裝備的國家，在消耗戰中將更具優勢。戰場不再只是軍隊之間的對抗，而是整個國家產業體系的競爭。對台灣而言，這種戰爭型態具有高度警示意義。台灣過去的防衛思維多集中在高性能武器，例如戰機、飛彈與大型防空系統。這些武器在高強度衝突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但面對大量廉價無人機攻擊，單純依賴昂貴武器進行攔截將難以維持長期作戰能力。台灣需要建立新的防衛模式。建立無人機防衛工業體系，將是台灣未來國防戰略的重要方向。這個體系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低成本無人機的大量生產。無人機應被視為一種可以快速製造與消耗的武器，而不是少量昂貴裝備。台灣電子與半導體產業具有高度技術能力，可以支援無人機控制系統、導航設備與感測器的開發。透過產業整合，台灣可以建立快速生產無人機的能力，使防衛體系具備足夠數量的戰術裝備。第二個層次是反無人機防禦系統。電子干擾設備、雷射武器與低成本攔截武器應形成多層防禦網。當敵方無人機接近時，電子干擾可以破壞導航系統，雷射武器可以快速擊落單架目標，低成本防空武器可以應付中距離威脅。多層防禦系統能夠在消耗戰中維持可負擔的成本結構。第三個層次是無人機對抗無人機的作戰模式。低成本無人機可以形成機群，主動搜尋並攔截敵方無人機。這種作戰方式可以將戰場從昂貴飛彈對抗廉價無人機，轉變為廉價無人機對抗廉價無人機。當雙方成本接近時，數量與產能將成為關鍵因素。這種防衛模式不僅是軍事戰略，同時也是產業政策。建立無人機防衛工業體系需要整合科技企業、電子產業與國防研究機構。當產業體系能夠快速設計與製造無人機裝備，軍事體系便能在短時間內調整戰術並部署新技術。無人機戰爭顯示，未來戰場的勝負將取決於成本、產能與技術創新。低成本武器的大量使用正在改變全球軍事格局。烏克蘭在戰爭中累積的經驗證明，戰場創新可以迅速改變國際軍事合作關係。對台灣而言，理解這種戰爭型態並建立自己的無人機防衛工業體系，將是維持國家安全的重要關鍵。

團結工聯的歷史記憶，當華勒沙出現在台北，東歐民主革命的記憶再次被喚醒楊聰榮（公督盟評審委員，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當前全球民主政治面臨挑戰的時刻，一些歷史人物的出現往往能夠帶來深刻的象徵意義。當波蘭民主運動的重要人物 Lech Wałęsa 出現在台北的論壇現場，許多人感受到的不只是一次國際交流活動，更像是一場跨越數十年的歷史對話。82 歲的華勒沙坐在台北萬豪酒店的會場之中，這一幕讓人不禁回想起 1980 年代東歐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華勒沙原本只是波蘭格但斯克造船廠的一名電工。1980 年，這名工人領袖在造船廠罷工運動中站上歷史舞台，帶領工人組織起名為 團結工聯 的獨立工會。當時的波蘭仍處於共產黨統治之下，任何獨立組織都被視為對政權的挑戰。團結工聯的出現打破了這種政治控制，並迅速吸引數百萬名成員加入。工人、知識分子與社會各界逐漸形成一股和平而堅定的改革力量。1980 年代的波蘭民主運動並沒有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展開。團結工聯主張透過社會團結、非暴力抗爭與談判方式推動政治改革。即使在政府宣布戒嚴、逮捕運動領袖的情況下，民主運動仍然持續存在於社會之中。多年之後，隨著東歐政治局勢的變化，波蘭最終走向民主轉型。華勒沙在 1990 年當選波蘭總統，象徵東歐共產政權逐步瓦解的重要歷史時刻。這段歷史往往被視為 東歐劇變 的重要起點之一。1989 年前後，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與其他東歐國家陸續走向政治改革，象徵冷戰時期東歐鐵幕逐漸崩解。當年在格但斯克造船廠圍牆上的一次罷工行動，最終改變了整個區域的政治命運。當華勒沙在 40 多年後出現在台北的論壇場合，這個畫面自然引發許多聯想。對台灣社會而言，這不僅是一場外交場合的交流，也是一種民主歷史的象徵連結。波蘭民主運動的經驗提醒世人，民主制度往往不是一夜之間建立，而是透過長期的社會努力逐漸形成。台灣自身的民主發展同樣經歷過漫長過程。從威權統治時期走向民主體制，社會運動、政治改革與公民參與共同塑造了今日的制度基礎。當一位曾經推動東歐民主變革的重要人物坐在台北的論壇會場，這種歷史重疊帶來某種特殊的象徵意義。華勒沙在格但斯克造船廠圍牆上的一聲呼喊，象徵人民對自由與尊嚴的追求。多年之後，這名民主運動的見證者來到台北，讓人重新思考民主制度的價值。民主不只是政治制度的名稱，更是一種需要持續維護的社會共識。在當今世界局勢持續變動的背景下，歷史往往提供重要的提醒。當年波蘭人民透過團結與非暴力抗爭改變政治制度，這段歷史仍然具有深遠意義。台灣社會在觀察這段歷史時，也能從中看到民主制度形成的艱辛過程，以及維護自由價值所需要的長期努力。當 82 歲的華勒沙坐在台北的論壇現場，時間彷彿在不同歷史時刻之間建立連結。40 多年前在造船廠圍牆上的呼喊，象徵威權體制逐漸走向終結。多年後在台北出現的身影，則讓人再次感受到民主歷史留下的回聲。

明星政治的褪色，為泰黨為何失去光環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2026 年 2 月泰國大選，塔克辛家族領導的為泰黨落居第三，長期以來被視為「選戰不敗」的光環正式褪色。這場敗選並非短期操作失誤，而是多年來政治信任耗損與領導層震盪累積的結果。對台灣讀者而言，這不只是泰國政局的更替，更是一堂關於明星政治與家族接班風險的現實教材。塔克辛家族的政治繼承在 2025 年遭遇重大挫敗，成為動搖支持基礎的關鍵因素。塔克辛的小女兒貝東丹於 2025 年 8 月因涉及柬埔寨邊境爭議中的道德違規問題，遭憲法法院解除總理職務。短時間內連續 2 任總理下台，前一任賽塔黯然離任，接任的貝東丹也未能完成任期，執政團隊的穩定性受到質疑。選民開始懷疑，為泰黨是否仍具備長期治理能力，而非只依賴家族聲望撐場。家族光環的消逝，使原本以明星級領袖為核心的政治敘事失去吸引力。塔克辛過去憑藉個人魅力與強勢風格，在軍方與保守勢力夾擊下仍能凝聚支持者。隨著時代轉變，選民對政治人物的期待逐漸轉向制度改革與專業治理，單靠家族品牌已難以說服新世代。當接班人未能展現足以獨當一面的政治能量，家族傳承反而成為包袱。權力斷層的出現，也凸顯泰國傳統政治結構對塔克辛家族的警戒未曾消失。過去塔克辛即便身在海外，仍能透過影響力左右局勢。2025 年接連出現的政治挫敗顯示，這種隔空影響的能力已大不如前。保守勢力與司法體系的制衡力量仍然強大，家族政治的操作空間被大幅壓縮。選民在反覆動盪中逐漸感到疲憊，對穩定與可預測性的需求上升。明星政治的邏輯在社群媒體時代面臨挑戰。曝光度與聲量不再保證選票，輿論環境變得更加碎片化。當政治人物被放在放大鏡下檢視，家族背景與權力傳承安排容易引發質疑。對年輕選民而言，政治應回歸公共政策與價值辯論，而非個人崇拜。為泰黨未能完成從魅力動員轉向制度論述的轉型，失去部分都市與青年選票。任何政黨若過度依賴單一政治明星，風險始終存在。領導人一旦遭遇司法爭議或政治挫折，整個組織便可能陷入信任危機。政黨的長期競爭力建立在制度化與人才培養，而非家族血緣。泰國 2026 年選舉結果提醒外界，選民會在穩定與改革之間重新權衡，也會在情感支持與治理能力之間做出選擇。為泰黨的敗選象徵一個時代的轉折。塔克辛家族曾經代表草根動員與強人領導的結合，如今面臨世代與制度雙重考驗。政治舞台仍會有明星人物出現，真正決定勝負的關鍵，仍在於能否建立持久的信任基礎與穩定治理能力。

OpenClaw 帶來的新資安風險，AI 代理時代的資安治理挑戰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近年來 AI 代理技術快速發展，各類自治代理工具開始進入企業工作流程。這些工具能夠自動執行任務、連接外部服務、處理資料與完成各種自動化流程。效率提升的同時，新的資安問題也逐漸浮現。開源 AI 代理 OpenClaw 的發展過程正成為一個值得注意的案例。曾經因為公開展示 OpenClaw 惡意技能而在資安社群引起關注的資安研究者 Jamieson O’Reilly，如今成為 OpenClaw 官方資安顧問。角色的轉變具有高度象徵意義。最早發現系統弱點的人，往往也最了解漏洞可能造成的風險。這種情況在資安領域並不罕見。攻擊與防禦之間的界線經常出現在同一群技術專家之中。OpenClaw 在開源社群中快速走紅，同時也引發愈來愈多資安疑慮。資安研究人員、政府電腦應變機構與企業資訊安全長陸續提出警告。OpenClaw 並不是一般的自動化工具，而是一種具備高度權限並能與多個系統互動的自治代理。當這種代理進入企業內部網路環境，風險層級與傳統軟體完全不同。問題並不只來自幾個單一漏洞。真正的風險來自整個生態系統。OpenClaw 技能市集 ClawHub 提供大量第三方技能，使代理可以快速擴展功能。安全研究人員在抽樣檢查時發現數百個惡意技能。後續調查顯示惡意套件數量仍在持續增加。一些掃描結果甚至接近 900 個惡意技能。這些程式常被包裝為生產力工具或自動化插件，實際上內含資料竊取程式與監控腳本。這種攻擊模式的危險之處在於權限層級。自治代理通常被授予大量系統權限。代理可以讀取檔案、存取憑證、登入服務平台或執行自動化操作。一旦惡意技能被安裝，攻擊者便可能透過代理取得企業系統的高權限存取能力。風險已不只是下載惡意程式，而是把整個企業系統入口交給攻擊者。系統本身的技術漏洞也加深了風險。近期揭露的一個漏洞被評為 CVSS 8.8，高風險等級允許攻擊者透過 WebSocket 劫持執行遠端程式碼。另一個被稱為 ClawJacked 的弱點使惡意網站能夠接管本地執行中的 OpenClaw 實例。在企業環境中，只要員工瀏覽一個看似正常的網站，OpenClaw 代理可能在背景中被外部操控。這種情境可能導致公司檔案、憑證與系統設定被讀取或修改。技術問題之外，自治代理的行為模式也帶來新的管理困難。一名大型科技公司 AI 對齊主管分享過一個案例。代理被要求在每一步操作之前先進行確認。任務過程中仍然進入連續刪除郵件的狀態。使用者最後必須手動中斷系統。這個事件顯示自治代理與傳統自動化程式存在本質差異。當 AI 代理能夠自主決策並連結外部服務，一個小小的判斷錯誤就可能在短時間內造成大量資料損失。部分政府機構已經開始採取強硬措施。中國政府近期向國有企業與政府機關發出內部通知，要求不得在辦公設備上安裝 OpenClaw。禁令涵蓋電腦與連接公務網路的個人裝置。部分敏感單位甚至提醒家屬設備可能帶來間接風險。官方理由是防止敏感資料外洩或遭供應鏈攻擊。從政策角度觀察，這種措施同時反映資安與產業政策考量。中國近年積極推動本土 AI 生態系發展。當外部 AI 代理工具被視為潛在安全風險，限制使用也能為本土替代方案提供空間。安全與產業競爭往往在同一個政策框架下出現。AI 代理正在被許多企業視為提高效率的新工具。當代理能夠存取內部資料與自動執行任務，導入風險不再只是一般 IT 工具的評估問題。資訊安全、法規遵循與資料治理都必須重新檢視。開源模式也出現新的挑戰。過去開源軟體常被視為透明且安全，因為社群可以共同檢視程式碼。AI 代理生態系鼓勵大量第三方技能上架。供應鏈複雜度迅速提高。攻擊者只需要在技能市集中植入惡意程式，就有機會接觸大量企業系統。開源優勢在新的生態環境中也可能轉變為攻擊面。資安研究者 O’Reilly 提出一項改革方向。OpenClaw 技能應該像手機應用程式一樣接受審查與權限分級。技能上架前需要經過安全驗證，並建立供應鏈信任機制。這種構想顯示 AI 代理需要新的治理框架。即使如此，現階段仍然沒有完全安全的部署方式。企業只能在效率與風險之間尋找平衡。OpenClaw 的案例其實反映更大的趨勢。自治代理代表一種新的運算模式。系統不再只是執行固定程式，而是根據指令自主決策並操作多個服務平台。當這種能力被賦予接近 root 權限的系統存取能力，資安風險將出現新的形態。企業若仍以傳統 IT 管理方式面對這類工具，很可能重演同樣的問題。更務實的策略是將 AI 代理視為外部合作人員。系統需要限制代理可接觸的資料、網路範圍與操作權限。所有行為必須留下完整紀錄。企業也需要假設代理系統終有一天可能被攻破，並為最壞情境建立防護機制。OpenClaw 成為資安討論焦點，並不是因為某個產品特別危險，而是造成治安問題的來源隱藏在任何一個角落。更深層原因在於 AI 自治代理正在改變人們對自動化與開源軟體的理解。當一個可被提示操控、可被內容誘導的 AI 系統擁有系統層級權限，傳統資安邊界勢必重新劃定。最重要的地方是，不論你是否自己安裝Open Claw，都得要面對這種新的治安挑戰。各國政府、企業與開發社群正站在新的轉折點。AI 代理帶來巨大效率潛力，也帶來新的安全挑戰。能否在技術發展與安全治理之間建立平衡，將決定未來 AI 自動化時代的發展方向。

從龍蝦熱潮到個人獨角獸，個人代理 AI 正在創造新的經濟物種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過去幾年，人們已逐漸習慣使用生成式 AI 進行寫作、搜尋與資料整理。技術發展的速度仍然持續加快，新一波浪潮開始出現新的形態。生成式 AI 讓機器擁有語言與知識能力，具身智能 AI 讓機器能與現實世界互動，代理式人工智慧則讓機器開始能夠自行規劃與執行任務。近期引發廣泛討論的 OpenClaw 龍蝦熱潮，正顯示人工智慧正在進入代理式 AI 的階段。與過去單純回應問題的聊天模型不同，新一代 AI 系統可以根據目標進行任務拆解、制定計畫並持續執行。人工智慧的角色開始從被動工具轉變為可行動的數位代理人。這個轉變看似技術細節，實際上正在重新定義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這種技術變化帶來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就是「個人獨角獸」。在過去的商業世界，創造一家價值 上億美元的企業需要龐大的組織結構。大量資本、人力與管理體系構成公司運作的基礎。新一代 AI 代理系統逐漸降低組織規模的重要性。當一個人能同時指揮數十個甚至數百個 AI 代理，過去需要整個企業部門才能完成的任務，可能只需要一個人進行決策與監督。這樣的變化意味著生產力結構正在重新分配。過去企業競爭依賴規模優勢與資本力量，大型組織在市場競爭中佔據主導地位。代理式 AI 使個體能力出現倍增效果。擁有創意與決策能力的個人，可以透過 AI 代理完成市場分析、產品設計、程式開發、行銷操作與客戶服務。企業組織的邊界開始變得模糊，個人創業的門檻也持續降低。科技史曾經出現類似轉折。個人電腦讓知識工作者能夠獨立完成大量工作，網際網路讓個人能夠直接進入全球市場。代理式 AI 則將這兩次革命進一步推進。數位代理系統可以全天候運作，能夠在不同平台之間協調任務，也能在短時間內完成複雜流程。台灣社會面對這種變化，不能只把人工智慧當成科技產業的議題。代理式 AI 可能改變創業模式、就業結構與教育制度。年輕世代未來不一定需要加入大型企業才能發揮能力，許多產業可能出現由少數人與 AI 代理共同組成的小型高效率團隊。產業結構的變化也可能重新塑造全球競爭。過去科技競爭主要集中在大型企業與國家力量之間。當 AI 代理能夠大幅提升個體生產力，創新能力可能更加分散。擁有創意與技術能力的人才，將有更大的機會創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產品與服務。台灣在這個新時代具有某些優勢。半導體產業與資訊產業提供了重要的技術基礎，軟體人才與新創文化也逐漸成形。代理式 AI 時代真正需要的能力，往往不是龐大的組織，而是快速整合技術與創意的能力。教育體系也必須重新思考培養人才的方向。過去教育強調專業分工，未來社會可能更加重視跨領域能力。能夠理解科技、商業與社會問題的人才，更容易在 AI 代理時代創造新的機會。龍蝦熱潮看似只是科技社群中的一場話題，背後卻透露出文明轉折的訊號。當 AI 從工具變成代理人，人類社會的經濟結構與工作模式都可能出現新的形態。未來世界的競爭不再只是國家與企業之間的競爭，也可能成為「個人能力與 AI 代理組合」之間的競爭。當一個人能夠指揮整個數位代理團隊，人類社會可能迎來前所未見的創新爆發期。從龍蝦熱潮到個人獨角獸，這個轉變象徵人工智慧發展正在跨越新的門檻。AI 不再只是輔助工具，而逐漸成為人類能力的延伸系統。當代理式 AI 開始普及，下一個十年的全球經濟結構很可能因此重新排列。

從杜勒斯證言看台灣地位，舊金山和約並非取代而是落實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兩會期間再度拿出《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來主張中國對台灣的主權，這種論調在國際法理上其實充滿瑕疵。外交部長林佳龍雖然對此做出了回應，卻主張《舊金山和約》已經「取代」了《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這個回應應該是非常清楚的立場，社會應該與予肯任。不過這種說法還可以再精確一些，因為這樣說似乎意味著默認了台灣曾經透過這些宣言交給中國，再試圖用後來的條約來否定，至少會給別人這樣的印象。其實，這樣的印象是不必要的，這種回應方式並非最理想的策略。我們應該直接指出歷史真相，那就是《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從頭到尾都沒有把台灣的主權交給中國。這並非憑空杜撰，2025年9月12日美國在台協會以及2025年11月25日總統府都已經明確表達，這兩份宣言並未決定台灣的地位。我們在面對國際社會時，與其糾結於條約的先後取代關係，不如直接點出宣言性質文件在國際法上的局限性，以及宣言中並未白紙黑字完成領土移轉的事實。更深入來看，《舊金山和約》與《開羅宣言》的關係並非單純的取代，而是根據的關係。當年《舊金山和約》的起草人杜勒斯在1951年9月5日就曾公開說明，和約第2條要求日本放棄台灣與澎湖，完全是依照《波茨坦公告》第8條的規定。這項規定是為了實施《開羅宣言》，讓日本的主權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等島嶼。正因為《開羅宣言》本身沒有具備決定台灣地位的終局法律效力，所以《舊金山和約》才必須依照程序要求日本放棄領土，這證明了《舊金山和約》是落實法律程序的根據。對於王毅宣稱台灣自古屬於中國的說法，台灣社會更應該有底氣地回應。歷史學者沈建德與前總統陳水扁在訪談中曾引用邱吉爾與杜勒斯的證詞，明確駁斥這種片面的主權主張。台灣讀者應該理解，國際條約的法律效力遠高於戰時的公報或宣言，日本正式批准《波茨坦投降條件》後，其領土條款已經在1945年後付諸實施，而《舊金山和約》第2章第2條所包含的放棄領土條款，正是嚴格且謹慎地符合當年的投降條件，並沒有將台灣主權轉讓給特定國家的法律記載。我們在處理這種外交攻防時，應該站穩法理立場。既然《開羅宣言》性質上只是戰時意向的陳述，而非具備領土移轉效力的條約，我們就沒必要採取「後法取代前法」的論點，因為這等於變相承認前法曾有過處分台灣主權的效力。我們應該堅定主張，台灣的地位在《舊金山和約》中僅由日本聲明放棄，並未確定歸屬，而這才是台灣走向國際社會、守護主權最真實的法律基礎。

戰火陰影下的觀光治理，阿聯大公國如何用國家資源守住旅遊信任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中東地區地緣政治局勢升高，航空交通往往成為最先受到衝擊的領域。當空域因安全考量被迫關閉，航班取消與大量旅客滯留便迅速出現。近期因伊朗與以色列衝突升溫，多國航空路線被迫調整或暫停，造成大批旅客無法如期離境。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境內約有 2 萬名觀光客與轉機旅客因此滯留，杜拜與阿布達比等主要航空樞紐承受巨大的壓力。面對突發局勢，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政府宣布由國家全額承擔受困旅客的住宿費用，為滯留旅客提供臨時安置。這項政策在全球旅遊產業中相當罕見。多數國家在航班大規模取消時，旅客通常需要自行負擔住宿與延誤成本。阿聯大公國政府選擇由公共資源吸收這些費用，目的不僅是人道支援，也是一種高度策略化的觀光治理手段。阿聯大公國長期將航空與觀光產業視為國家經濟的重要支柱。杜拜國際機場長期名列全球最繁忙的國際旅客機場之一，阿布達比也積極發展為區域航空樞紐。大量轉機旅客與觀光客使整體經濟高度依賴國際航運與旅遊市場信心。當區域衝突造成航空秩序混亂，旅客安全與服務品質便直接影響國家品牌形象。阿聯大公國政府選擇承擔住宿費用，背後反映出對觀光品牌的高度重視。旅客在危機期間獲得妥善安置，能夠留下正面的旅遊經驗。當局在國際媒體與社群網路上建立「可靠旅遊目的地」的形象，長期效果可能遠超過短期支出。觀光產業競爭激烈的時代，國家形象本身就是一種重要資產。中東區域局勢對航空交通造成的衝擊也再次顯示全球化旅遊體系的脆弱性。航線高度集中於幾個大型樞紐機場，一旦空域安全情勢惡化，航班取消與轉機混亂便迅速擴散。旅客滯留事件不僅考驗航空公司，也考驗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公共部門是否願意投入資源維持旅客權益，往往成為觀光信任度的重要指標。阿聯大公國在此次事件中的處理方式也提供台灣值得思考的治理經驗。台灣每年接待大量國際旅客，同時也是亞太地區的重要航空轉運點。當區域衝突或大型災害造成航班停飛，大量旅客滯留的情況同樣可能發生。政府與觀光產業是否具備快速協調與紓困機制，將直接影響國際旅客對台灣的信任。觀光產業不只是經濟活動，也是國家形象的延伸。旅客在突發危機中的體驗，往往比平時的服務更具有象徵意義。阿聯大公國透過國家資源支撐旅客住宿費用，向全球旅遊市場傳遞一個清楚訊號。當困難出現時，國家願意承擔責任並保護旅客權益。中東戰火仍可能持續一段時間，航空交通的不確定性仍然存在。各國政府如何在安全、經濟與觀光之間取得平衡，將成為未來全球旅遊治理的重要課題。阿聯大公國此次政策不僅是臨時紓困措施，也是一種以國家品牌為核心的危機管理策略。對於依賴國際交流的經濟體而言，這樣的治理思維值得深入觀察與討論。

看不見的戰場，金融體系如何成為戰略武器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現代戰爭的形態正在快速改變。軍事衝突仍然是國際政治的重要工具，金融體系逐漸成為另一條戰線。過去戰爭主要依賴軍隊、飛彈與武器系統，當代衝突開始結合金融監管與國際結算制度。美國對伊朗所採取的策略顯示軍事力量與金融制裁可以形成雙軌威懾結構。飛彈與金融清算共同運作，構成多層次的戰略壓力。軍事力量在衝突中負責直接打擊目標。空襲、飛彈與無人機攻擊可以摧毀軍事設施與基礎建設，短時間內改變戰場局勢。軍事行動同時具有威懾效果，向對手展示武力與決心。城市、港口與能源設施逐漸成為攻擊目標，軍事衝突的影響範圍從戰場擴展到整體經濟體系。金融體系則形成另一種戰略壓力。全球銀行體系長期依賴美元清算與跨境金融網絡。當企業或個人被列入制裁名單，銀行帳戶可能被凍結，跨境交易受到限制。金融資產無法轉移，企業難以取得外匯，貿易活動逐漸受到壓縮。沒有爆炸聲的金融制裁，卻能對國家經濟造成深遠影響。伊朗長期面臨金融制裁壓力。許多企業透過海外金融中心維持資金流動。杜拜與阿聯酋曾經扮演重要金融門戶，大量資金透過當地金融市場進入國際貿易體系。當阿聯酋開始凍結資產並打擊地下金融網絡，伊朗經濟承受更大壓力。金融封鎖與軍事威脅同時出現，使戰略壓力迅速提高。金融戰的威力來自全球金融網絡的連結結構。美元在國際貿易與金融市場仍然佔據核心地位。跨境支付系統與銀行清算機制使金融監管可以影響全球資金流動。關鍵機構如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提供國際銀行之間的金融通訊與結算網絡。一旦金融機構被排除在這些系統之外，國際貿易與金融活動將面臨巨大障礙。軍事戰與金融戰在現代衝突中逐漸形成互補關係。軍事力量提供短期衝擊，金融制裁則形成長期消耗。軍事打擊可以削弱基礎設施與軍事能力，金融封鎖則影響能源收入與貿易活動。兩種力量同時運作，對國家戰略能力形成多層壓力。這種雙軌威懾模式逐漸成為大國戰略的重要工具。金融制裁還具有政治層面的影響。企業資金被凍結，金融交易受到限制，經濟活動開始收縮。國內企業與金融機構面臨巨大壓力，經濟困境可能轉化為政治壓力。金融體系因此成為影響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這種無形戰場不需要軍事衝突，就能在長期競爭中削弱對手。對台灣觀察國際政治而言，金融戰的重要性值得高度關注。未來衝突可能同時出現在軍事與金融領域。銀行體系、科技供應鏈與貿易制度都可能成為戰略工具。國家安全不再只涉及軍事力量，也涉及金融監管、科技政策與國際經濟制度。金融與軍事力量的結合正在重新定義戰爭。戰場不再只存在於地面、海洋與空中，金融市場與銀行系統也成為重要戰略空間。能源交易、金融結算與資本流動逐漸與國家安全議題連結。伊朗與阿聯酋的案例顯示金融體系在地緣政治中的角色將持續增加。這種變化對全球安全架構具有深遠影響。軍事衝突與金融競爭將同時存在，形成新的戰略結構。對台灣而言，理解這種趨勢有助於更全面觀察國際政治環境。未來國際衝突的樣貌，可能同時出現在飛彈發射與銀行帳戶凍結之間。看不見的金融戰場，正在成為現代戰略競爭的重要舞台。

1950到2027，台灣在地緣政治中的地位並未改變，歷史符號回到現代戰場，台灣價值被國際重新確認楊聰榮（公督盟評審委員，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1950到2027，台灣在地緣政治中的地位並未改變。時代語言改變，技術改變，供應鏈改變，世界對台灣的關注方式也改變，台灣依然站在同一條斷層線上，民主與威權的結構性競爭，海上交通與島鏈防線，區域秩序與全球經濟的關鍵節點。2026年3月，美國國務卿盧比歐在談到對伊朗行動升級時，公開使用「unleash Chiang」這種冷戰語彙，指涉接下來幾小時到幾天內的強化打擊。媒體與外交圈普遍解讀，這句話不是召喚歷史人物，而是宣告解除束縛、動用壓倒性武力，也就是準備全力開打。  這個用法最刺眼的地方，不在於伊朗戰場，而在於語言選擇。美國政治人物需要一個象徵，拿來包裝「火力全開」的訊號，最後選到蔣介石。歷史符號被改寫成現代軍事術語，反而把台灣的戰略位置照得更清楚，台灣在美國政治語言的深層記憶中仍然屬於前線，仍然是牽動威權擴張與民主防線的那個點。把時間往回推，這段語彙的根脈就落在韓戰。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介入朝鮮半島，同時把台灣納入戰略管控。杜魯門政府的邏輯是控制衝突外溢，避免戰爭擴大為更全面的對抗。麥克阿瑟的路線更激進，主張把更大範圍的共產陣營壓力納入戰略盤算，也將台灣視為可用的牽制支點。麥克阿瑟與杜魯門對「有限戰爭」的分歧走到公開衝突，最後以麥克阿瑟被解除職務收場。這段歷史留下的不是八卦，而是一種結構記憶，台灣一旦被納入大國對抗框架，就很難被當成純粹的地方議題。回到2026到2027，類似的結構再次浮現，只是名詞換了。美國眾議院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穆勒納爾在2026年2月的大西洋理事會活動中提到，美國情報指出習近平下達指令，要求解放軍在2027年前具備佔領台灣的能力。   這種說法把焦點放在能力門檻而不是日期本身，2027不是開戰日，2027是實力轉折點，一旦北京自認具備拒止美軍介入的把握，台海的現狀就會被重新定價。這種警示並非一場演說的即興發言，而是被制度化、文件化的政策論述。特設委員會發布的 Ten More for Taiwan 報告在文本中直接寫出，2027是習近平為解放軍設定的期限，目標是具備入侵台灣的能力，同時在印太地區對抗美軍。   這句話把台海的本質講得很直白，台海不是單純主權爭議，台海同時是美中區域主導權與戰後秩序的競爭場域。美國情報圈對2027的評估也反覆出現。CIA局長伯恩斯曾公開表示，美國掌握情報顯示習近平指示解放軍在2027前做好準備，並強調這不等於已經決定在2027動手。   這種表述的功能就是把壓力釘在能力建軍與拒止介入的方向，提醒政策界與盟友把準備做在前面。這裡就能看出1950到2027的連續性。1950年代，台灣的戰略價值來自島鏈位置與冷戰前線。2020年代，台灣的戰略價值同時疊加制度意義與產業節點，民主對威權的對抗、印太秩序的防線、全球供應鏈的核心零件。語言會換，工具會換，結構不會換，台灣仍然是那個會牽動整個區域算盤的關鍵點。政治預警也早就外溢到市場語言。去風險化不是口號，是董事會議程。供應鏈重組不是情緒，是成本與風險的重新計價。台灣社會若把2027當成政客喊話，國際資本就會用最現實的方式回答，保險費率、航運成本、融資條件、備援庫存、產能外移，每一項都會變成具體代價。這就是所謂的倒數計時中的和平，和平的維持不是寄託對方克制，而是建立在對方無能為力。「蔣介石」被美國政治人物拿來當作全力開打的代稱，對台灣而言不是懷舊，而是提醒。歷史符號能在2026被重新啟用，代表台灣在大國競逐的語境裡仍然是一個可被動員的關鍵詞，台灣的地緣政治價值並未改變。1950如此，2027仍然如此。台灣要做的事情也很清楚，站穩民主陣營的位置，把威懾做實，把韌性做深，把國際信任變成可以被依賴的行動，而不是被質疑的話術。

美國中東計畫的希望與侷限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行動，再次展現了華盛頓在全球軍事體系中的壓倒性優勢。當美軍動用高精度武器與長程打擊能力時，區域軍事平衡往往會迅速改變。伊朗相關軍事設施遭到鑽地彈打擊的行動，讓外界清楚看到美國依然具備在短時間內重塑戰場局勢的能力。軍事力量在當代國際政治中仍然是重要的決定因素。然而軍事力量只能改變戰場，卻不一定能夠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美國在完成軍事行動之後，並未立即提出新的全面政治解決方案，而是逐漸將政策重心轉向經濟合作與區域發展。這種策略反映出一種新的政策思考，亦即透過經濟整合與產業合作，降低衝突動機，逐步重塑區域秩序。在軍事力量之外，經濟發展被視為推動和平的重要工具。美國與部分中東國家正在推動合作開發計畫，內容涵蓋能源產業升級、基礎建設投資，以及人工智慧與高科技產業的合作。這些計畫試圖將中東從長期的衝突地區轉變為新的經濟合作空間。當區域國家逐漸建立共同的經濟利益，彼此之間的衝突成本便會上升，經濟利益也可能成為抑制戰爭的重要力量。這種以經濟整合推動和平的模式，過去在歐洲曾經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國家透過煤鋼共同體逐步發展出歐洲整合的制度框架，經濟合作成為避免戰爭的重要基礎。部分美國政策制定者也期待，中東未來能在能源合作與產業整合之中逐漸形成新的區域秩序。經濟合作雖然具有降低衝突的潛力，但仍然無法直接解決中東長期累積的宗教、民族與領土問題。巴勒斯坦問題、伊朗與以色列的對立，以及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宗教分歧，都是深層歷史衝突。這些矛盾往往涉及身份認同、歷史記憶與政治主權，並非單純的經濟利益可以完全化解。在實際政策操作上，美國的中東政策仍然明顯偏重於維護盟友的安全與利益。以色列長期被視為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戰略夥伴，因此華盛頓在安全政策上通常優先考量以色列的戰略需求。對伊朗與巴勒斯坦而言，這樣的政策安排往往被視為缺乏公平性。若區域各方無法在政治層面建立基本的互信，單純依靠經濟合作很難消除長期對立。中東局勢也不再只是美國單一力量主導的格局。俄羅斯、中國與土耳其近年來都逐漸擴大在中東的影響力。俄羅斯透過敘利亞戰爭建立軍事存在，中國則以能源合作與基礎建設投資深化與區域國家的關係。土耳其則在北敘利亞與東地中海地區積極展現區域強權角色。這些外部力量的介入，使中東成為全球地緣政治競逐的重要舞台。不同國家在此推動各自的戰略利益，也讓區域政治結構變得更加複雜。任何單一國家的政策方案，都難以完全主導整個中東秩序。伊朗在這個地緣政治格局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作為中東人口最多、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之一，伊朗在歷史與宗教層面都具有深厚影響力。伊朗同時也是什葉派世界的重要中心，對伊拉克、敘利亞與黎巴嫩等地的政治力量具有長期影響。這使得伊朗既是區域秩序中的重要參與者，也經常被視為潛在的戰略挑戰者。美國對伊朗的軍事壓力與經濟制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伊朗的發展空間，但也讓伊朗更加傾向尋求其他大國支持。伊朗與俄羅斯的軍事合作，以及與中國的能源合作，都顯示出新的地緣政治連結正在形成。這種新的國際網絡，使中東局勢更加複雜，也讓任何單邊政策更難取得長期效果。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所推動的合作開發計畫確實帶來某種程度的和平紅利。部分中東國家在能源轉型與科技產業方面開始出現新的發展機會。就業機會增加與產業結構升級，對穩定社會具有一定正面效果。不過真正長期的和平仍然需要更全面的政治安排。若區域各方無法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協商機制，深層衝突仍可能在未來再次浮現。歷史經驗顯示，經濟合作雖然能夠降低衝突頻率，但若政治矛盾長期被忽視，衝突仍可能在新的條件下重新爆發。中東問題之所以長期難解，原因在於這片土地同時承載宗教、民族、能源與地緣政治等多重因素。不同層面的矛盾彼此交織，使問題變得格外複雜。任何試圖以單一工具解決所有問題的政策，都可能面臨侷限。從長期角度來看，美國若希望建立穩定的中東秩序，仍然需要在軍事威懾、經濟合作與政治協商之間取得平衡。軍事力量可以維持基本安全環境，經濟合作能夠提供發展動能，政治協商則是解決深層衝突不可或缺的機制。當政治、經濟與安全三個層面逐步形成互相支撐的制度架構時，中東地區才有可能走向更穩定的未來。經濟合作確實是重要的和平催化劑，但真正的區域秩序仍然需要更長時間的制度建構與政治智慧。

詐騙專業化的時代，法律設計防迷打詐機制才是反詐騙關鍵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最近泰國公布一項新規定，2026年起電信詐騙受害者可以直接向電信商或銀行申請賠償，報案後甚至能先行取得賠付。這則消息之所以在台灣引起震盪，不只是制度本身，而是讓我們不得不對照自身的社會文化。每當詐騙新聞曝光，留言區總會湧現熟悉的聲音，「誰叫你貪」、「這也會信」。騙子當然可惡，被騙的人卻往往同時承受輿論審判。久而久之，羞辱受害者幾乎成為公共討論的預設立場。這種嘲諷文化表面上是在強調警覺，實際上卻轉移了焦點。當討論集中在個人是否貪心、是否判斷失準，制度設計的責任便悄悄退到背景。社會將詐騙理解為道德失誤，而不是風險管理失靈。防詐宣導鋪天蓋地，簡訊提醒不斷跳出，ATM貼滿警語，卻很少有人追問，為何大量異常門號可以長期存在，為何可疑金流未能即時攔阻。當所有批評都指向受害者，掌握通訊與金融通道的產業便不必承受同等程度的檢視。詐騙手法早已高度專業化。詐騙集團可以掌握精準個資，模擬官方語氣，甚至偽裝成銀行或電信客服。分工細緻、話術訓練完整，背後往往有跨境組織運作。面對這樣的產業化犯罪結構，單靠個人提高警覺難以形成有效防線。當犯罪技術不斷進化，若制度與監理標準停留在宣導層次，風險自然會落在最末端的個人身上。泰國的新制度提供了另一種方向。2026年起受害者可以向電信商或銀行申請賠償，報案後能先行取得部分補償。這項設計不只是賠償機制，更是一種文化與制度的轉向。焦點不再是受害者是否足夠聰明，而是產業是否盡到合理風控義務。當賠償責任與經濟成本明確落在業者身上，風險不再完全由個人吸收。制度訊號會影響社會訊號，當法律承認結構責任，公共討論的語氣也會改變。有人擔心，將責任擴及電信與金融業者，可能提高營運成本，甚至轉嫁給消費者。這確實是政策辯論必須面對的議題。風險重新分配並不等於無限制擴張責任，而是建立清楚標準與合理比例，例如在重大疏失或未達基本風控要求時啟動賠償機制。透過監理規範與準備金制度，可以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取得平衡。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是否完全免責或全面負責，而是如何讓風險分配更符合現代數位社會的實際權力結構。當制度開始承擔責任，社會態度自然會調整。若法律與政策明確指出詐騙防制是系統工程，輿論就較難再輕易把責任推給個人。當門號審核更嚴格，當異常金流能即時凍結，社會會理解詐騙防制是一場集體治理，而不是單兵作戰。羞辱文化往往源於無力感，當制度提供清楚的責任架構，無力感才有機會轉化為具體改革的要求。台灣在數位化程度與科技能力上並不落後，卻長期讓詐騙討論停留在道德層次。停止羞辱受害者，不代表否定個人警覺的重要，而是承認風險早已超出個人可以完全掌控的範圍。若修法方向能從教育宣導轉向結構問責，從個人責任轉向制度設計，反詐政策才可能真正進入理性辯論的階段。與其在每一次新聞事件後重複指責，不如正面檢視風險如何分配，這才是台灣需要展開的公共討論。

從伊朗戰爭看現代戰力的決勝關鍵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伊朗戰爭的最新發展，再次凸顯現代戰爭的本質並不在於火力數量，而在於精準程度與指揮效率。美國與以色列在第一波行動中，迅速鎖定高階軍事與指揮節點，完成具有戰略意義的斬首式打擊。這類軍事行動並未追求全面摧毀，而是以有限火力達成最大戰略效果。從戰場結果來看，軍事優勢並非來自武器總量，而是來自情報整合、精準導引與即時決策能力。伊朗隨後展開大規模報復。導彈與無人機攻擊遍及巴林、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卡達、約旦與沙烏地阿拉伯等地的美軍設施與盟國基地。公開資料顯示，美軍已有6名士兵死亡，18人受傷，伊朗方面死亡人數超過550人。戰火在短時間內外溢至整個波斯灣區域，地區緊張情勢迅速升高。在這些報復行動中，精準度問題成為觀察焦點。多起導彈遭防空系統攔截後碎片散落市區，造成民間設施受損與平民傷亡。阿布達比市區的高級飯店附近出現碎片墜落並引發火災，巴林首都Manama市區的住宅與商業區遭波及，港口與石油平台亦出現附帶損害。伊朗官方聲明強調攻擊鎖定軍事目標，但實際效果顯示導引精度與抗干擾能力存在落差。當攻擊方式依賴數量優勢而非精準命中，戰場風險自然擴散至軍事目標之外。霍爾木茲海峽局勢更凸顯戰略層面的差異。伊朗宣布封鎖該水道，全球約20%石油運輸需經此航道。油輪遇襲與航運風險推升油價，能源市場立刻反應。能源壓力成為間接戰場，顯示不對稱反擊多半集中於擴散成本與提高對手負擔，而非直接改變戰場優勢。這場衝突中呈現出兩種軍事邏輯的差異。一方以情報導向與精準斬首為核心，降低附帶損害並控制升級幅度。另一方以大量飛彈與無人機飽和攻擊，試圖以數量彌補精準不足。結果顯示，真正能夠改變戰場態勢的，是高精度與高整合度的作戰能力，而非單純火力展示。對台灣而言，這場戰爭提供清楚的戰略啟示。軍事投資若只追求武器數量，而忽略情報、通訊整合與精準打擊能力，戰場效果將大打折扣。現代戰爭已進入高度數位化與即時化時代，命中率往往比彈藥庫存更具決定性。戰場畫面看似混亂，真正決定勝負的是能否在第一時間精準鎖定核心目標。從目前消耗速度判斷，雙方都缺乏長期全面戰的誘因。高強度交鋒可能在數週內出現降溫趨勢。短期內衝突仍可能震盪能源市場與區域安全局勢。戰爭過程已清楚顯示一個現實，精準打擊能力才是現代軍事實力的核心指標。台灣在觀察這場衝突時，應該思考的不只是誰發射多少飛彈，而是誰真正改變戰略平衡。軍事優勢並不來自聲勢浩大的攻擊，而是來自能夠在關鍵時刻精準命中並迅速收束戰場。這正是中東戰場給台灣最值得深思的一課。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美國與伊朗的衝突楊聰榮（公督盟評審委員，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國與伊朗的對立常被描述成宗教與意識形態衝突，真正拉長到歷史縱深，會看到更核心的因素，國家主權與資源控制的挫折感，外部介入造成的集體記憶，革命後的新政權需要一個長期可用的敵人敘事，美國在中東安全架構裡又需要一個可被管理的威脅對象。美伊衝突在今天之所以反覆升級，不是因為某一次摩擦特別嚴重，而是因為每一次摩擦都會被舊傷口放大。1953年政變是這段歷史的起點之一。伊朗民選總理摩薩台推動石油國有化，觸動英國石油利益，美國與英國情報機構介入，最終推翻摩薩台並強化沙阿統治。這件事在伊朗政治記憶裡不只是一次權力更替，更像一次主權被外力折斷的示範，反美敘事從此有了可反覆引用的史實骨架。 冷戰年代的美伊同盟建立在共同利益，美國需要區域反共支點，沙阿需要外援鞏固政權與現代化工程。合作越緊密，反彈也越集中。對不少伊朗民眾而言，沙阿的安全體系與政治高壓與外援密不可分，這種連結在1979年革命爆發後迅速轉化為對美國的敵意。1979年革命改變伊朗國家性格，也改變美國理解伊朗的方式。同年11月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遭佔領，人質危機持續444天，52名美國人被扣留到1981年1月20日。事件不只導致兩國外交關係徹底崩解，也在美國國內留下長期政治陰影。對伊朗革命陣營而言，大使館象徵外力干預的延伸，佔領行動可被包裝成革命延續。對美國而言，大使館象徵國家尊嚴與國際秩序，人質危機成為伊朗不可被信任的證據。 人質危機期間與之後，美國在1980年4月嘗試以特種作戰救援，鷹爪行動在伊朗境內失敗並造成8名美軍死亡。對美國來說，行動失敗凸顯區域作戰限制。對伊朗來說，行動失敗強化革命政權的正當性與抗美神話。這類事件會把衝突從外交層級推向心理層級，情緒成本開始累積，讓後續任何談判都背負更高的國內政治代價。 1980到1988年的伊朗伊拉克戰爭把美伊互動推進到更殘酷的安全競逐。伊拉克入侵伊朗後，美國逐步採取偏向伊拉克的政策，包括經濟與情報等形式的支持。伊朗在戰爭記憶中常把這段經驗視為被圍堵，被背叛，被迫以非常手段求生。美國則把伊朗視為可能輸出革命的不穩定源。這種互相定義讓雙方更難回到互信狀態。 波斯灣油輪戰期間，美國在1987到1988年展開護航行動。大型海上護航與衝突擦槍走火的風險共存。1988年7月3日，美國軍艦誤認目標後擊落伊朗航空655班機，造成290名乘客與機組人員全數罹難。事件成為伊朗社會對美國不信任的另一個永久符號。即使美方主張誤判，伊朗仍把悲劇嵌入國家敘事。 進入21世紀後，美伊關係更像多層代理戰與制裁體系的綜合體。2003年伊拉克戰後的權力真空，讓伊朗的區域影響力與各式武裝網絡更容易伸展，美國在伊拉克與敘利亞周邊也更頻繁面對與伊朗相關的攻擊風險。雙方很多時候避免正面開戰，卻在灰色地帶互相加碼，互相測試底線，衝突門檻看似很高，誤判機率反而容易上升。 2015年核協議曾短暫打開降溫窗口。JCPOA在2015年7月達成，聯合國安理會第2231號決議與相關機制提供國際框架。美國在2018年5月8日宣布退出並重啟制裁，伊朗隨後逐步降低履約。核議題回到制裁與反制裁的循環，協議本身從外交成果變成彼此指控的證據。 2020年1月3日，美軍在巴格達附近以無人機攻擊擊殺伊朗指揮官蘇雷曼尼。行動把美伊衝突推向更直接的國家對國家報復邏輯，也讓伊朗更傾向用代理網絡與非對稱手段回應。美國在法律與戰略上把行動定位為反制威脅，伊朗在政治上把行動定位為主權遭侵犯，兩種敘事都能在各自國內獲得動員效果，降溫空間進一步縮小。 台灣讀者理解美伊衝突，值得把焦點放在時間尺度與結構條件。美伊之間存在一條很長的記憶鏈，1953年的外部介入，1979年的革命與人質危機，兩伊戰爭期間的偏向政策，波斯灣擦槍走火造成的民航悲劇，核協議的起落與制裁循環，目標式擊殺與代理戰的擴張。每一段都讓下一段更難回到零點，衝突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個不斷自我強化的關係結構。歷史結構對美國和伊朗的政策選項都有一定的限制。美國在中東的嚇阻需要盟友網絡與軍事部署，伊朗的政權合法性需要抵抗敘事與對外對抗姿態，雙方都有內政壓力，外交談判很難只靠理性成本效益計算。理解這些限制，才能看懂為何降溫窗口常短暫，為何每一次升級都像回到舊劇本，衝突不斷地發生，然後一次又一次地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