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全民AI時代正式開始，馬爾他AI島實驗給台灣的啟示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從AI工具到AI國家，馬爾他正在測試下一代國家治理模式。這句話聽起來像科技產業宣傳口號，放進近期國際發展脈絡觀察，背後其實透露一個更深層的轉變。OpenAI與馬爾他的合作，並不是科技公司送出免費帳號的行銷活動，而可能是全球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民AI國家」制度實驗。這場合作若成功，影響的可能不是一個小國，而是未來國家治理與科技競爭的方向。根據公開內容，馬爾他與OpenAI合作推動「AI for All」計畫，所有居民完成由馬爾他大學設計的課程後，即可獲得一年免費 ChatGPT Plus 使用資格。課程內容不只是教導如何使用AI工具，也包括AI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以及如何在工作與日常生活中負責任使用人工智慧。從表面看起來，這像是大型數位教育活動。往更深層看，馬爾他正在做的事情，是把AI從個人手機中的應用程式，正式拉進國家治理體系。更值得注意的是，帳號並非由OpenAI自行大量發放，而是結合馬爾他既有數位身分系統，再透過政府與創新機構統一管理。這代表人工智慧開始從市場商品轉向公共政策工具。過去科技公司設計產品，政府負責制定規則。現在開始出現另一種模式，政府、教育體系與科技平台共同參與制度設計。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一年免費Plus帳號，而是OpenAI的整體戰略方向正在改變。過去大型科技公司的核心目標，是追求更多使用者。Facebook追求社群規模，Google追求搜尋流量，Netflix追求訂閱戶數。OpenAI現在呈現出來的模式，更接近國家級平台布局。OpenAI提出「OpenAI for Countries」架構，希望與各國合作建立資料中心、客製化國家版ChatGPT、成立國家創新基金，以及協助建構在地AI基礎設施。這個變化透露出一個重要訊號，AI競爭開始進入下一階段。過去幾年各家公司比的是模型能力，比誰更聰明、誰更快、誰能寫更好的內容。模型能力逐漸接近之後，競爭焦點開始轉向誰能建立完整生態系。如果一個國家的教育系統使用某家公司模型，政府部門導入相同架構，創業團隊使用同樣API，公民逐漸養成固定使用習慣，最後形成的就不是單純使用者數量，而是國家層級依賴結構。過去微軟透過Office建立企業工作生態系，Google透過Android建立全球行動平台。OpenAI可能正在進行AI時代的新版本。這種布局很像古代港口競爭。真正強大的人不一定擁有最多船隻，而是控制港口與航線。當港口形成後，商人、資金與貨物流動自然跟著進來。AI世界未來可能也是相同邏輯。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模型，而是知識入口。其他國家其實可以從馬爾他案例學到幾個重要啟示。很多國家談AI發展時，第一反應都是建立超級電腦、投資大型資料中心、喊出數千億元產業計畫。馬爾他人口約55萬，甚至比許多城市還小，也沒有大型模型與龐大算力中心。馬爾他選擇先做另一件事情，就是讓人民先開始使用。這個選擇非常重要。真正改變社會生產力的，不是技術存在，而是技術進入工作流程。1990年代網際網路興起時，真正勝出的不是最早架設網站的人，而是最早把網路導入工作與商業模式的人。AI未來可能也是相同模式。馬爾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安排，是要求先完成課程，而不是直接發送帳號。這種設計很有意思。因為AI最大的問題，逐漸不是不會使用，而是誤用、過度依賴、資訊污染與判斷能力下降。未來國家競爭可能出現一個新的概念，不是文字識字率，而是AI識字率。人民是否知道如何提問、如何驗證答案、如何辨識錯誤資訊、如何避免盲目相信AI，可能成為下一個世代的重要能力。小國往往更容易進行制度實驗。馬爾他過去曾積極布局區塊鏈制度，也曾被視為數位監管實驗場。人口少、行政系統集中、決策速度快，使小國更容易快速調整方向。這種模式有點像新加坡過去扮演的角色。大國比較像航空母艦。轉向穩定，但速度較慢。小國更像快艇。規模小，但能快速試錯與修正。很多制度創新，往往不是先出現在大國，而是在小型國家完成測試。未來5到10年，AI與國家合作的範圍可能遠超現在想像。國家版ChatGPT、AI公務員、AI教育助手、AI醫療平台、AI法律顧問與國家知識系統，都可能逐步出現。未來甚至可能出現國家級AI身份，每個人從出生開始就擁有終身AI助理，一路陪伴教育、工作、醫療與行政服務。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也在這裡開始出現。當AI逐漸成為公共基礎設施，新的治理問題也隨之產生。誰擁有資料。誰決定模型價值觀。誰修正偏誤。誰掌握知識入口。過去全球競爭焦點圍繞石油、港口、電信、海底電纜與能源。未來世界可能增加另一項戰略資源，就是智慧系統。對台灣而言，馬爾他案例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要不要複製模式，而是如何提前布局。台灣在半導體、ICT與數位能力具備優勢，真正挑戰未必是能不能製造AI晶片，而是如何建立全民AI能力、教育制度與智慧治理架構。馬爾他表面上只是地中海上的小島，真正測試的卻可能是全球下一個世代的國家治理模式。小國先開始實驗，等到世界發現方向已經改變，新的規則往往早已寫好了。

 從 101 的高度看台灣，賈永婕的認同呼喚與國家凝聚戰略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北101董事長 賈永婕 近期在YouTube節目上對台灣認同議題的直言，引發社會廣泛討論。賈永婕一句「你當然可以選擇不要當台灣人，那你就不要在這裡啊」，立即掀起大量爭議，也引發部分藍營人士強烈批評。這場風波表面上看似只是公眾人物的一段發言，實際上反映出台灣社會長期存在的國家認同張力，以及共同體意識如何被政治化的深層問題。這番話出現在主持人 邰智源 感嘆「全世界都在幫助台灣時，只有台灣人在拆自己的台」的脈絡之下。賈永婕的回應，本質上是一種對內部團結與國家認同的呼喚。從賈永婕的思考脈絡觀察，邏輯其實並不複雜，既然選擇生活在這塊土地、享有公共資源與制度保障，也應該對共同生活的社會產生情感連結與責任感。這種將生活共同體與身份認同連結的說法，具有強烈情緒感染力，也容易在短時間內引起支持與反彈。公開發言只要觸及「台灣人」這個高度敏感的核心詞彙，就很難避免被捲入政治漩渦。部分政治力量迅速將原本偏向情感表達的內容，轉化成政治立場攻防。駐德代表 謝志偉 曾評論賈永婕「還是太善良了」，這段話某種程度點出當前政治環境的特殊現象。在高度政治化氛圍之下，直接而真誠的語言，反而容易因為缺乏政治修辭保護而成為攻擊焦點。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支持或反對，而是認同的呼喚與認同政治之間存在根本差異。認同政治往往建立在區隔與對立之上，透過劃分敵我、區分內外來形成政治動員。認同的呼喚則是另一種邏輯，希望生活在同一塊土地的人，能找到共同基礎與共享價值。兩種方式表面都談認同，社會效果卻可能完全不同。從全球環境觀察，尋找共同身份與共同價值，其實是許多國家近年的共同現象。地緣政治競爭、供應鏈重組、戰略安全壓力與國際秩序變動，讓許多國家重新思考內部凝聚力的重要性。當外部世界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國家越需要內部信任與共同敘事支撐。安全不只建立在軍事力量，也建立在社會心理韌性。台灣的特殊處境，又讓認同議題比其他地方更複雜。殖民歷史、民主化歷程、族群結構、世代差異與兩岸因素長期交互影響，使「台灣人」這個概念同時包含歷史、文化、政治與情感層面。不同背景的人，即使聽見同一句話，也可能產生完全不同感受。有人感受到共同體的召喚，有人感受到價值排除。賈永婕從演藝圈跨入公共領域，再成為台北101董事長，個人角色也出現明顯轉變。101不只是商業建築，更是國際旅客認識台灣的重要地標，也象徵台灣對外展示的形象。從101的高度看台灣，董事長身分已經不只是企業管理者，更具有公共象徵意義。由一位從民間走入公共舞台的人提出認同呼喚，本身就帶有某種時代象徵。從實務戰略角度觀察，這場爭議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在於網路上的支持與反對，而是台灣如何把內部討論轉化成更大的共同敘事能力。國家競爭已經不只是軍備、科技或經濟競賽，社會內部是否存在共同目標與共同信念，也逐漸成為國家韌性的核心指標。近年許多台灣電影、戲劇與公益內容之所以能感動人，不是因為政治口號，而是因為呈現出民間社會的真實生命力。當大愛故事能被拍成作品，當地方故事能被看見，文化力量開始超越政治立場。這種由民間累積出來的溫暖與韌性，可能才是台灣真正難以被複製的競爭力。賈永婕事件留下的重要提問，不只是誰是台灣人，而是台灣未來想成為什麼樣的共同體。成熟社會不是要求每個人說出相同答案，而是在意見不同時，仍願意相信彼此屬於同一個未來。國家凝聚力的真正考驗，不在掌聲最大的時候，而在爭議最激烈的時候。人類很擅長把一句話升級成陣營戰爭，再花十年修補裂痕，這項技能倒是從古至今都維持高度穩定。

美國提出台灣無人機法案改變軍售架構變成共製，代表台灣無人機產業正被納入美國印太安全核心架構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過去談到台美安全合作，多數台灣民眾最熟悉的畫面大概都是軍售案、武器清單與國防預算。美國出售武器，台灣負責採購與接收，雙方形成供需關係。近幾年國際局勢出現明顯變化，無人機、人工智慧與供應鏈安全逐漸改變全球軍事架構。新的合作模式開始出現，合作焦點不再只是「買什麼武器」，而逐步轉向「一起生產什麼系統」、「一起建立什麼安全架構」。2026年3月由共和黨參議員Ted Cruz、John Curtis，以及民主黨參議員Jeff Merkley、Andy Kim共同提出的《Blue Skies for Taiwan Act》，正是這種轉變的代表案例。法案目前仍在美國國會審議階段，但釋放出的戰略訊號已經十分明確，美國正嘗試把台灣納入未來無人機安全體系核心架構。法案重點不只是支持台灣產業，而是在制度層級建立長期合作基礎。 若仔細觀察法案內容，可以看出三個重要方向。第一個方向是成立Blue UAS工作小組。工作小組由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共同主導，任務不是單純交流，而是評估台灣無人機製造能力，找出能夠納入Blue UAS體系的機會與障礙。工作內容包括供應鏈檢視、技術能力分析、制度對接以及產品評估。這代表美方已經不是零星採購，而是開始盤點台灣整體產業能力。 第二個方向則是建立快速認證流程。法案提出fast-track認證機制，希望簡化出口管制程序、技術審查流程與產品驗證時間，優先處理台灣與盟友共同開發的無人機零組件。過去軍規體系常見的問題，就是驗證流程冗長，有時產品技術已經更新兩個世代，行政程序還停留在原地。人類世界很喜歡設計層層關卡，彷彿文件厚度與安全程度成正比。現實卻是科技演進速度往往比官僚系統快。美國此次主動建立快速通道，代表政策思維開始從管制轉向加速整合。 第三個方向則更值得台灣注意。法案明確鼓勵區域盟友採用台灣Blue UAS產品，逐步取代中國來源零組件與系統。這項設計已經不是單一產業政策，而是整體供應鏈重組工程。法案目標是建立不依賴中國的無人機製造網絡。這也是《Blue Skies for Taiwan Act》最值得觀察的地方。過去全球無人機市場長期受到中國供應鏈主導。中國企業依靠大量製造、低價格與完整零組件優勢，取得極高市占率。商業市場可以優先考慮價格，軍事市場邏輯卻完全不同。戰場不只需要便宜設備，更需要可信任設備。俄烏戰爭已經讓各國重新理解一件事。無人機不是只有飛行能力。現代無人機同時具備空中感測器、即時情報系統、資料傳輸節點與人工智慧平台功能。戰場影像、座標資料、目標辨識與部隊資訊，都可能經由無人機系統流通。任何供應鏈漏洞，都可能變成國安破口。Blue UAS體系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美國建立白名單制度，希望確認設備來源、軟體安全、資料保護能力與供應鏈透明程度。通過Blue UAS，不只是取得採購資格，更像取得安全信任認證。台灣近年能夠在Blue UAS領域取得突破，背後其實累積很久。半導體、資通訊、網通設備、資安能力、精密製造與電子供應鏈，形成完整產業基礎。過去這些能力主要支撐消費電子與資訊產品。如今國際局勢變化後，原本的商業能力開始轉化成安全能力。從戰略角度來看，《Blue Skies for Taiwan Act》真正有趣的地方，不只是提供產業機會，而是改變台灣角色定位。過去國際社會談台灣，多半聚焦地理位置。第一島鏈、台海風險、半導體重鎮，這些標籤多半強調台灣「在哪裡」。新的無人機合作架構則開始強調台灣「能做什麼」。角色差異很大。一種角色是戰略位置。另一種角色是戰略能力。若未來台灣無人機系統能持續進入Blue UAS體系，後續可能延伸到飛控系統、感測設備、通訊模組、人工智慧、自主飛行與軍民整合技術。台灣未來輸出的可能不只是產品，而是一套可信任安全能力。真正值得注意的問題不是下一家通過認證的企業是誰，而是台灣能不能利用這個機會建立完整制度、形成產業群聚、累積國際規格制定能力。因為國際競爭的下一階段，很可能不只是比誰技術強，而是比誰值得信任。《Blue Skies for Taiwan Act》若順利推進，象徵的不只是一項法案通過，而是台美關係開始從軍售合作走向共同建構安全生態圈。對台灣而言，真正打開的新局，不只是天空，而是整個地緣政治座標系。

強制險升級不只是數字變動，交通安全網重構與強制車險調整的政策意義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AI與ESG的社會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行政院宣布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額由20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死亡給付與第一等級失能給付同步調升，醫療給付維持20萬元，使每人最高理賠金額由220萬元增加至320萬元，預計於2026年7月1日實施。政策設計強調在不調整保費的前提下，由保險安定基金與準備金支應新增成本，讓多數車主在負擔不增加的情況下獲得更高保障。這項調整的背景其實不複雜，200萬元的保額自2012年以來已超過13年未變動，在所得成長、醫療費用上升與法院賠償標準提高的情況下，原有制度逐漸與現實脫節。當事故賠償動輒超過數百萬元，強制險的基本保障反而顯得不足，使受害者家庭承受過高風險，也讓肇事者面臨龐大財務壓力。提高保額的直接效果，在於縮小保險理賠與實際損失之間的落差。對受害者家屬而言，300萬元的給付雖然仍難完全彌補生命損失，但至少能在事故發生後提供更穩定的基本經濟支撐，降低家庭陷入財務危機的機率。對肇事者而言，保險承擔比例提升，有助於減少個人需負擔的差額，進一步提高和解可能性，降低訴訟成本與社會衝突。政策設計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是在保費不調整的前提下完成保障提升。這種作法短期內確實具有政治與社會接受度優勢，但也意味著制度成本轉由基金與準備金吸收，未來仍需觀察財務穩定性。若事故理賠持續增加，制度是否需要進一步調整費率或結構，將成為下一階段無法迴避的問題。從制度發展角度來看，這次調整反映出一種補課式改革，並非前瞻設計，而是回應長期累積的落差。強制險作為基礎保障機制，本質上應隨經濟與社會條件動態調整，而不是長時間凍結後一次性修正。未來若缺乏定期檢討機制，類似問題仍可能重演。對台灣而言，交通安全體系不只是事故預防，也包括事故後的風險分擔能力。當車輛數量與道路使用密度持續上升，單純依賴駕駛自律已難以支撐整體安全結構，制度性的保險設計成為不可或缺的一環。提高保額只是其中一步，如何結合交通工程改善、違規管理與保險機制，才是完整的政策方向。整體來看，強制險保額從20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象徵台灣在交通事故風險分擔機制上的一次現實校正，在不增加保費的條件下擴大保障確實具有政策正面意義，但制度長期穩定與動態調整能力仍待持續檢驗，否則今天補上的缺口，幾年後很可能再次出現。

北歐能源、台灣晶片與美國戰略，矽盛世正在重組全球科技秩序楊聰榮（時事評論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國主導的「矽盛世（Pax Silica）」倡議，原本被不少人視為川普政府版本的科技外交口號。到了2026年，情勢已經逐漸清晰，這並不只是單純的半導體合作平台，而是一套重新建構全球AI與高科技供應鏈秩序的戰略工程。挪威正式宣布加入，更代表這場供應鏈重組已經從亞洲與印太，開始延伸到北歐與歐洲能源體系。對台灣讀者而言，挪威加入矽盛世，真正重要的並不是「多一個盟友」這麼簡單。真正需要注意的是，美國正在把AI時代最核心的幾個戰略元素，半導體、能源、稀土、資料中心、海底電纜、算力基礎設施與出口管制，逐步整合成一個新的聯盟架構。全球供應鏈正在從「效率優先」，轉向「可信任優先」。這種轉變，其實就是AI時代版本的地緣政治重組。過去30年，全球化邏輯強調最低成本與最大效率。企業只要找到最便宜的勞工、最低的製造成本與最有效率的物流，就能建立競爭優勢。AI時代改變了這個公式。現在最重要的問題已經變成，關鍵技術是否安全、資料是否可信、供應鏈是否可控、能源是否穩定、晶片是否不會被地緣政治切斷。川普政府提出的矽盛世，本質上就是科技版的「去風險化（de-risking）」架構。美國希望建立一個由盟友組成的技術共同體，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同時確保AI發展不會受到戰略對手牽制。挪威在這個架構中的角色，比表面上看起來更重要。很多人提到挪威，第一印象仍停留在石油、天然氣與北海能源。但在AI時代，挪威真正的戰略價值正在快速上升。北歐擁有大量潔淨能源、低溫氣候、穩定政治環境與關鍵礦產資源，這些條件對AI資料中心與高效能運算極具吸引力。AI產業正在進入「電力即算力」的新階段。大型AI模型的訓練與推論，需要驚人的能源供應。未來真正限制AI發展的因素，未必是演算法，而可能是電力容量與散熱能力。挪威的水力發電優勢，使北歐逐漸成為全球AI資料中心的新熱區。美國科技企業近年持續布局北歐，就是因為低碳能源與穩定電力已成為AI競爭的重要基礎。這也是台灣必須高度警惕的地方。台灣目前在全球半導體製造中仍具有難以取代的地位，尤其是先進製程與AI晶片供應鏈。但AI時代的競爭，已經不是只有晶圓代工。真正的新戰場是「整體AI基礎設施聯盟」。換句話說，未來競爭的不是單一公司，而是整個供應鏈體系。美國負責晶片架構與AI平台。台灣負責高階製造。日本提供材料與設備。韓國負責記憶體。挪威與北歐提供綠能與資料中心。印度提供軟體人才與市場。菲律賓則開始布局AI原生工業區與地緣節點。這種模式，已經越來越接近冷戰時代的產業分工聯盟。台灣在這個架構中雖然仍是核心角色，但也不能過度樂觀。因為矽盛世的另一層意義，是美國正在推動供應鏈「盟邦化」。也就是說，美國希望所有關鍵環節都建立在政治可信任的國家之間。這會帶來兩種結果。一種是台灣的重要性持續上升。另一種則是，美國也會同步推動供應鏈分散化，避免過度集中於單一地區。近年美國積極推動先進封裝、晶片製造與AI基礎建設回流本土，同時鼓勵盟邦建立區域供應鏈節點，就是這種思維的延伸。台灣若只把自身定位為「晶片工廠」，未來可能逐漸面臨角色被稀釋的壓力。真正關鍵的是，台灣能否進一步掌握AI平台、生態系、系統整合、資料治理與高階應用能力。否則未來即使仍擁有先進製程，也可能逐漸被壓縮成大型供應鏈中的製造環節。挪威加入矽盛世，還反映另一個值得台灣觀察的訊號。歐洲正在重新調整對美中科技競爭的態度。過去幾年，歐洲對「戰略自主」相當重視，希望在美中之間維持平衡空間。AI與半導體競爭升溫後，歐洲開始發現，真正掌握核心算力、晶片與AI平台的仍是美國陣營。中國雖然在部分市場與應用快速發展，但在高階晶片、EDA工具、先進設備與AI基礎架構上，仍受到明顯限制。挪威此次加入矽盛世，其實反映歐洲部分國家正在逐漸向美國技術聯盟靠攏。對台灣而言，這代表未來國際供應鏈不再只是商業問題，而是安全問題、政治問題與戰略問題的綜合體。半導體不只是商品，而是國家力量的一部分。AI不只是科技產業，而是下一階段全球權力結構的核心。某種程度上，矽盛世其實正在建立一種新的科技世界秩序。過去的世界霸權圍繞石油、海權與金融體系。現在的新秩序，逐漸轉向晶片、算力、能源與AI平台。挪威的加入，看似只是新增一個北歐成員，背後卻代表全球AI供應鏈聯盟正在擴張，也意味著美國正試圖建立一個橫跨印太與歐洲的科技共同體。台灣位於這場變局的中心位置。問題不在於台灣會不會被捲入，而是台灣能否在這場供應鏈重組中，從「關鍵製造者」升級為「規則參與者」。這才是真正決定下一個20年台灣戰略位置的核心問題。

注意能源危機可能造成糧食危機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AI與ESG的社會轉型，任教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當前中東戰事的外溢效應，正迅速從能源市場蔓延至全球糧食體系，一場潛在的糧食危機，正在能源供應受阻的陰影下逐步成形。自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升高以來，戰火已不僅限於地緣政治層面，更直接衝擊全球最關鍵的能源運輸命脈荷莫茲海峽。該水道承載全球約四成以上的尿素貿易，一旦接近全面封鎖，立即對農業生產投入品造成劇烈衝擊。世界銀行預估，2026年尿素價格將年增近六成，聯合國糧農組織亦警告，若供應持續中斷，全球恐面臨「糧食災難」。能源與肥料市場的聯動效應正在快速放大。在美國市場，新奧爾良港的尿素價格自戰事爆發以來上漲近五成，無水氨價格亦上升近四成。成本壓力已實質改變農業決策：根據美國農業部數據，農民正從高肥料需求的玉米轉向較低投入的黃豆種植，顯示供應鏈衝擊已開始改寫全球作物結構。然而，真正的風險並不在已開發國家，而在對價格更為敏感的發展中國家。東南亞的「亞洲糧倉」正首當其衝。泰國農民因柴油價格飆升而放棄收割成熟稻作，部分農戶甚至考慮放棄即將到來的主種植季。當地政府亦警告，國內肥料庫存已接近枯竭，不得不緊急向俄羅斯洽購每年100至200萬噸尿素，以填補供應缺口。南亞與非洲的情勢更加嚴峻。孟加拉在主要水稻種植季前出現約10萬噸尿素缺口，本地肥料工廠因天然氣短缺自3月起停產，國際採購亦屢次流標，反映全球供應緊縮程度。政府被迫規劃進口170萬噸肥料，以勉強支撐全年農業需求。在非洲，問題甚至超越農業本身。由於約七成航空燃料依賴經由荷莫茲運輸，戰事已導致航空燃油價格暴漲約76%，威脅區域運輸與物流體系，進一步削弱糧食分配能力。聯合國糧農組織警告，即便肥料供應僅減少一成，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玉米、稻米與小麥產量可能下降高達四分之一。世界糧食計畫署則預測，若油價持續高於每桶100美元並延續至年中，全球恐新增4500萬人口陷入嚴重糧食不安全。這一連串發展凸顯一個關鍵結構性問題：現代糧食體系對能源的高度依賴。從天然氣作為氮肥生產原料，到柴油支撐農機運作與物流運輸，能源不僅是經濟運作的基礎，更是糧食安全的隱性支柱。一旦能源供應遭遇地緣政治衝擊，其影響將透過肥料價格、農業投入與運輸成本層層傳導，最終反映在全球糧價與糧食可得性上。當前危機的本質，並非單一市場的波動，而是能源、農業與地緣政治高度耦合下的系統性風險。若國際社會未能及時穩定能源供應鏈，或建立更具韌性的肥料與農業體系，能源危機轉化為糧食危機，將不再只是風險預測，而可能成為正在發生的現實。

當紀錄片成為行動，超人再起如何重寫台灣公益模式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金獎導演曲全立在臺灣超人創下 3200 萬票房並進入紀錄片票房前 10 名之後，再度推出續作超人再起。這部作品延續前作的情感厚度，同時將紀錄片的定位從影像敘事推進為社會參與的實踐場域。導演在歷經腦瘤手術後留下的身體後遺症，使創作動機更貼近生命本質，拍攝不再圍繞商業成功，而是透過真實故事走入偏鄉，讓更多孩子看見逆境中的可能性。這樣的創作方向，使紀錄片從觀看經驗轉化為一種公共行動的入口，也讓生命教育不再停留在抽象概念，而是具體發生在社會之中。續作在敘事上擴大了視野，納入 7 段逆境重生的真實人生，形塑出一種跨越個體的精神網絡。片中人物包含失去雙手卻以雙腳作畫的楊恩典，長期推動身障政策的楊玉欣，靠拾荒扶養百位孩子的趙文正，重返火場的消防員余泰運，全盲音樂家周軒瑋，截肢鐵人阮錦源，以及打破亞洲紀錄的盲跑者楊川輝。這些故事共同指向一個核心訊息，超人並非無所不能，而是在極限條件下仍選擇前行的人。這種敘事不再將弱勢角色化為被同情的對象，而是讓每一段生命成為行動的啟發來源，形成一種可被社會接續的力量。電影的真正轉折，發生在影像之外。製作團隊同步推動募集 8 萬張公益待用票計畫，使觀影從個人情感延伸為集體參與。透過認養票券，社會大眾得以邀請偏鄉學童與社福機構成員進入戲院，讓原本可能無法接觸這些內容的群體，成為這場影像行動的一部分。門票在這個過程中被重新定義，不只是進場憑證，而是承載善意的媒介。每一張票都代表一段被傳遞的機會，也讓觀看行為轉化為具體的社會連結。在影像製作層面，團隊邀請鍾興民與李竺芯參與音樂創作，使作品在情感表達上更具層次。高品質製作讓觀眾在感官層面產生更深刻的共鳴，同時導演選擇以節制而真誠的方式記錄人物，避免將苦難轉化為情緒消費，而是強調行動與尊嚴。這種敘事策略改變了台灣觀眾對生命教育題材的既有印象，使感動不再停留在淚水，而是進一步轉化為支持與參與。這部作品所呈現的，更像是一種「行動型紀錄片」的實驗。影像不再只是被觀看的內容，而是可以被延伸、被複製、被參與的社會過程。當電影透過待用票機制進入偏鄉，影像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被大幅縮短，一種以文化為媒介的公益模式逐漸成形。這種模式不同於傳統捐贈，而是讓每一位參與者都成為傳遞者，使善意在社會中形成可擴散的結構。當超人再起於 5 月 8 日全台上映，這股由影像引動的力量將持續擴散。從大螢幕走向偏鄉角落，從個人故事走向集體行動，這部作品所創造的並不是短暫的情緒高峰，而是一種可被延續的社會動能。真正的光並非來自完美無缺，而是來自在黑暗中仍願意向前的人。當這樣的光被一張一張待用票接力傳遞，台灣社會也在無聲之中完成了一次關於善意的擴散實驗。

從邊境到制度，美國與歐洲如何走向不同的移民治理模式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AI與ESG的社會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全球移民壓力持續升高的背景下，美國與歐盟對邊境與移民治理的態度逐漸分化。2025年至2026年初，美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採取高度集中且強硬的執法策略，使非法越境人數降至50年來低點。歐洲則在《移民與庇護新公約》架構下試圖兼顧人道與控管，不規則入境下降26%，卻伴隨內部分歧與人權爭議持續擴大。制度設計、政治文化與安全認知的差異，使兩個體系在同一場危機中走向不同方向。美國南部邊境曾是全球移民焦點，拜登時期單月遭遇人數一度超過25萬，引發高度政治對立。2025年特朗普上任後迅速轉向全面執法優先，透過《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投入1700億美元擴充邊境巡邏、拘留設施與驅逐能力。政策效果在數據上表現明顯，2025財年邊境遭遇人數降至23.75萬，12月更進一步降至3.07萬，與過去高峰相比減少92%。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全年移除人數達62.2萬，淨移民甚至出現負成長。這種模式的核心在於將非法移民直接納入國家安全框架，透過取消大規模臨時保護資格與強化生物識別管理，降低潛在風險。政策執行效率確實顯著，邊境秩序短時間內得到控制，但隨之而來的是人權批評與國際形象壓力。快速壓低數字的同時，也把成本轉移到道德與外交層面。歐洲的處境則顯得更加複雜。2015年難民潮之後，移民議題始終沒有真正退場，2022年俄烏戰爭又帶來新一波人口流動。歐盟在2024年通過《移民與庇護新公約》，並於2026年全面適用，試圖透過強制團結機制分攤庇護壓力。成員國可以選擇接收難民或提供資源支持，設計上兼顧彈性與責任，但實際運作卻受到政治分歧制約。德國等前線國家承受較大壓力，東歐部分國家長期反對配額制度，使政策推動難以一致。2025年不規則入境下降26%，庇護申請同步減少，顯示控管措施開始發揮作用，但地中海路線仍維持高風險狀態，代表問題並未真正解決。歐洲同時強化與突尼斯、利比亞等國的合作，在出發端進行攔截，這種外部化策略降低入境數量，也引發更多人權爭議。安全觀點的差異進一步擴大政策分歧。美國將移民與犯罪、毒品與恐怖主義風險緊密連結，使政策更容易正當化強硬手段。歐洲則在安全與人道之間反覆調整，既擔憂社會融合與極端主義，也無法忽視國際法與庇護義務。這種內在矛盾讓政策既無法徹底收緊，也難以維持高度開放。這種分歧帶來的影響已經超越移民本身。美國模式展現高效率與強執行力，卻付出人權與國際形象的代價。歐洲模式維持價值正當性，但決策遲滯與內部分裂削弱治理效果，也讓右翼勢力持續擴張。當全球衝突與氣候變遷持續推動人口流動，美歐之間的政策距離可能進一步擴大，甚至影響跨大西洋合作基礎。這種分化提供一個重要參考。移民議題並不只是人口流動問題，而是國家安全、制度能力與價值選擇的綜合體。如何在安全控管與人道責任之間取得平衡，不存在簡單答案，任何選擇都會伴隨成本與風險。綜合來看，美國與歐洲在移民治理上的分歧，反映的不只是政策差異，而是兩種治理邏輯的競爭，一種以國家安全與執行效率為核心，另一種試圖維持人道價值與多邊協調，在全球移民壓力持續上升的結構下，這兩條路線不僅難以收斂，還可能在未來長期並行，並重塑國際政治與制度秩序的基本樣貌。

澳洲蜜蜂危機：從焦土政策到共存之路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澳洲曾是全球蜜蜂防疫的最後一片淨土，而這片淨土的失守，折射出人類在面對自然威脅時的傲慢與侷限。2022年6月，瓦蟎（Varroa mite）在紐卡索港口現蹤，終結了澳洲數十年來免於這種寄生蟲侵害的奇蹟。瓦蟎會吸食蜜蜂的脂肪體並傳播致命病毒，導致蜂群崩潰，其殺傷力對商業授粉農業而言無異於一顆慢速炸彈。能夠維持如此長久的防線，並非偶然。澳洲政府長期運作一套極為嚴密的國家生物安全體系，在全國各大港口部署哨兵蜂箱，每6至8週由專業官員徹底檢查，並以糖粉滾動法或酒精沖洗法篩查寄生蟲。與此同時，全面禁止活蜜蜂進口，即便是合法蜂后也須在隔離設施中培育數代方可進入市場。每位蜂農，無論規模大小，都依法負有強制通報義務，一旦發現疑似感染，必須在24小時內向主管機關申報。這套體系在數十年間確實發揮了作用，卻在全球化貿易量持續攀升的壓力下，終究出現了致命缺口，野外蜂群生活在森林樹洞之中，是預警系統無法觸及的死角，只要一群藏匿於貨櫃深處的帶蟎蜜蜂未被攔截，防線便宣告潰決。面對入侵，澳洲政府採取了「焦土政策」，下令毒殺、焚燒並深埋發現點半徑10公里內的所有蜂巢，無論健康與否。在此後逾一年的時間裡，超過3,000萬隻蜜蜂遭到銷毀，蜂農眼睜睜看著守護數十年的蜂箱化為灰燼。這不僅是一場經濟重創，更動搖了杏仁、酪梨、蘋果等倚賴蜜蜂授粉的整體農業生產鏈。然而如此慘烈的代價，並未換來期待中的根除結果。2023年底，當局不得不承認瓦蟎已無法被徹底消滅，政策方向從銷毀轉向「減緩擴散」與學習共存。這場危機映照出一種根深蒂固的管理邏輯，消滅載體就能消滅問題。這套思維出於保護農業的良善動機，卻忽略了自然的流動性與演化速度。數百萬蜜蜂的犧牲換來的結論是，生物入侵物種的演化往往跑得比政策快，試圖以暴力維持生物「純粹性」，在自然面前終究只能爭取時間，而無法買到永久的和平。危機也揭示了現代農業結構性的脆弱。高度依賴單一物種，也就是義大利蜂，進行大規模商業授粉，一旦這個環節受挫，整個產業鏈便隨之動搖。這提醒我們，真正的安全不在於防線有多高，而在於系統本身的多樣性與韌性。台灣同樣面臨農業高度整合、生態緩衝空間有限的結構問題，澳洲的教訓對台灣並非遙遠的他山之石。當人類放下噴霧器與焚燒爐，轉而研究蜜蜂自身的抵抗能力時，真正的希望才開始萌芽。科學家發現，某些蜂群具備「瓦蟎敏感衛生行為」（VSH），能察覺受感染的幼蟲並主動將其踢出巢穴。透過減少人工干預，讓具備抗性的蜂群在自然選擇下存活，可以培育出更強韌的蜂后世代。此外，研究人員也嘗試利用蜜蜂腸道共生菌製造抗體，從內部瓦解病毒。這些方向共同指向一個核心觀念，生命本身就具備應對危機的藍圖，人類的角色應是協助開啟這個藍圖，而非用焚火取而代之。澳洲蜜蜂事件不應被定性為一場徹底的失敗，而應被視為一次昂貴的進化課。這場危機提醒所有仰賴農業生態穩定的社會，應對自然威脅的最佳方式，往往不是毀滅受害者，而是給予生命足夠的空間完成自我的演化與反擊，並在這個過程中，學習以更謙遜的姿態與自然共存。

AI 改寫學涯選擇，大學生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時代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正在重新塑造全球高等教育的運作邏輯，也深刻影響學生對未來職涯的判斷與選擇。一項由 Lumina 基金會與蓋洛普發布的 2026 年高等教育現況報告顯示，約 47% 的美國大學生曾認真考慮因人工智慧影響而轉換主修，顯示技術變遷已從產業端延伸至教育端，成為學生做出學習決策時的重要依據。這項調查於 2025 年 10 月進行，針對 3801 名就讀學士或副學士學位的學生進行分析。數據顯示，已有約六分之一學生實際因人工智慧調整主修方向，其中學士生為 13%，副學士生則達 19%。若觀察尚未行動但已進入評估階段的學生，比例更高達 47%，學士生為 42%，副學士生則達 56%，顯示技職導向較強的學習群體對市場變動的敏感度更高。這樣的變化反映出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即學生對未來就業市場的不確定感正在快速上升。人工智慧不僅改變工作內容，也正在改變工作是否存在的預期。許多學生在媒體與產業訊息的影響下，開始質疑長時間投入某一專業領域是否仍具回報價值，進而出現重新評估甚至轉換學習方向的行為。學生在選擇主修時，已不再僅以興趣或傳統職涯路徑為依據，而是轉向「畢業後能否順利就業」的現實考量。副學士體系學生轉換比例較高，與其課程設計較貼近就業市場需求有關，也反映出職業導向教育在不確定環境中具有較高的彈性。然而，這種高度貼近市場的優勢，同時也使學生更容易受到短期產業變化的影響。在科技與技職領域中，出現一種值得注意的矛盾現象。一方面，分別有 27% 與 17% 的學生曾高度考慮離開相關領域，另一方面，這些領域同時也是主要的轉入選擇。這樣的現象顯示，學生對未來方向的判斷並非單一趨勢，而是在風險與機會之間反覆權衡。科技領域被視為最可能受到人工智慧衝擊的產業之一，同時也是最具成長潛力的領域，這種雙重特性使學生在選擇時呈現高度猶豫。人工智慧的影響已不僅限於科系選擇，也開始左右學生是否進入高等教育體系的決策。約七分之一學生將因應科技進步視為升學動機之一，另有 12% 的學生因擔憂人工智慧對就業市場的衝擊而選擇繼續就學。高等教育在此情境下逐漸轉變為一種延後進入不確定市場的策略性選擇，而非單純的知識累積過程。教育體系在人工智慧能力培養上的落差，進一步加劇學生的不安。約 29% 的學生認為學校未能充分協助建立未來使用人工智慧的能力，顯示各校在課程設計與政策推動上存在顯著差異。當學生缺乏明確指引時，所做出的學習決策往往建立在片段資訊與市場想像之上，這將影響長期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在這樣的變動環境中，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正在被重新檢視。溝通能力、批判思考、團隊合作與跨領域整合能力等長期被視為基礎素養的能力，在人工智慧時代反而更加重要。這些能力無法被短期技術取代，也難以透過單一工具快速取得，成為個人在快速變動環境中維持競爭力的關鍵。這項調查提供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警訊。長期以科系分流為核心的教育制度，正面臨人工智慧帶來的結構性挑戰。當學生對未來的不確定感持續升高，教育體系若無法提供清晰的能力培養路徑與職涯連結機制，將難以回應新世代的學習需求。人工智慧並未單純改變產業，也正在重新定義學習的意義。當知識取得的門檻下降，學習的重點將從知識累積轉向能力建構。高等教育若能順勢轉型，將人工智慧納入基礎素養並強化跨領域能力培養，反而有機會在不確定時代中建立新的穩定結構。

面對製造業與服務業缺工問題，別讓經驗提早出場，台灣應建構中高齡友善職場環境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AI與ESG社會轉型，任教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五一勞動節應該反省台灣勞動力的結構問題，台灣社會應該重新思考勞動市場的核心問題。當產業界不斷喊缺工，政策討論常常很快轉向移工、少子化與薪資條件，卻忽略台灣內部仍有一批龐大、成熟、穩定，而且具備工作能力與貢獻意願的中高齡勞動人口。面對日益嚴峻的缺工危機，台灣不能只把中高齡人口視為照顧對象，更應該把55歲以上仍具工作能力者，視為產業韌性與社會穩定的重要資本。勞動部2026年4月公布的114年12月底職位空缺調查顯示，工業及服務業職缺數為26.3萬個，職缺率為3%。製造業職缺8.5萬個，占32.4%，住宿及餐飲業職缺率4.3%最高，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平均招募時間達4.2個月。這些數據反映出台灣缺工已經不是單一產業的短期現象，而是製造、旅宿、餐飲、照護與服務業共同承受的人力結構壓力。 中高齡勞參率的下降，更凸顯台灣勞動市場的年齡斷崖。勞動部資料顯示，台灣中高齡及高齡民間人口持續增加，113年45歲以上民間人口達1,148.7萬人，較103年增加198.6萬人，增幅20.9%。同一份資料也指出，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雖然增加，但勞動市場參與仍明顯受到年齡影響，許多具備經驗、技術與職場判斷力的人，被過早排除在正式職場之外。 台灣不是沒有可用人力，而是太早讓可用人力離開職場。許多人在55歲之後，仍然具備專業能力、服務經驗、管理經驗與現場判斷力，卻因為企業用人習慣、退休制度、職場文化與家庭照顧壓力，被迫退出勞動市場。這種現象不只是個人職涯問題，也是產業競爭力問題。當企業一方面抱怨找不到人，另一方面又偏好年輕、便宜、可高度配合加班的人力，台灣勞動市場就會陷入一種矛盾局面，一邊缺工，一邊浪費最有經驗的人。曾經有一段時間，中高齡就業相關議題被特定名稱過度包裝，甚至出現搶先註冊政策名詞的爭議。這種做法容易讓原本應該深入討論的制度改革，被名詞包裝與個人操作牽著走。制定相關專法或推動跨部會政策的參與者必須記取教訓，台灣不缺新穎的政策術語，真正缺乏的是能讓勞工留下來、回得去、做得久的制度設計。中高齡就業如果只停留在宣傳活動、表揚故事與短期補助，很快就會變成另一套漂亮但薄弱的政策作文。真正有意義的改革，應該把就業服務、職業訓練、企業誘因、職場安全、彈性工時、退休制度與長照支持整合起來。中高齡者重返職場，不應只是被要求延後退休，而是要在更友善、更彈性、更符合身體狀況與生活節奏的工作環境中，繼續發揮專長。旅宿、製造、醫療照護與服務業正承受最直接的缺工壓力。引進移工雖然可以處理部分短期人力缺口，但不能成為台灣勞動政策的唯一答案。移工政策涉及國際人權、薪資結構、產業升級與社會融合，不能被簡化成補洞工具。台灣真正需要的是雙軌思維，一方面合理引進必要外籍勞動力，另一方面把本土中高齡勞動力重新納入人力規劃。修正《勞動基準法》關於強制退休的規定，是打開中高齡就業空間的重要一步。現行制度若過度依賴固定年齡作為退場標準，就容易讓勞雇雙方即使有繼續合作意願，也受到制度限制。政府應推動第54條修正，新增強制退休年齡例外情況，允許勞雇雙方協商延後退休年齡，並明文規定雇主不得對留任的資深勞工有薪資歧視。這項改革能讓退休不退場正式法制化，也能切實保障資深勞工的勞動權。企業也必須改變對年齡的想像。中高齡勞工不一定適合回到高工時、高壓力、高體力負擔的工作模式，但可以透過兼職、顧問、師徒制、彈性工時、分段工作與經驗傳承，繼續在產業中發揮作用。許多中小企業真正需要的，不只是年輕體力，而是穩定度、服務經驗、現場判斷與人際溝通能力。這些條件，正是許多中高齡工作者的優勢。政府若要鼓勵企業聘用65歲以上本國籍基層員工，可以搭配薪資費用抵減、職務再設計補助、職場安全改善補助與職業訓練資源。這些政策不能只是零散補助，而應該成為產業人力政策的一部分。台灣中小企業數量龐大，只要制度誘因設計得宜，中高齡勞動力就能成為穩定服務業、支撐製造業、補強照護體系的重要力量。家庭照顧壓力也是中高齡勞動力退場的重要原因。許多50多歲、60多歲的人，原本仍有工作能力，卻因照顧年邁父母、配偶或家中病患，不得不離開職場。若長照服務、外籍看護聘僱、喘息服務與行政流程能更加合理，中高齡勞動者就有更大機會維持工作。這不只是照顧政策，也是勞動政策，更是性別平等政策，因為家庭照顧負擔常常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身上。五一勞動節不應只是向勞工致敬的例行儀式，更應該成為檢討台灣勞動制度的時刻。當年輕世代承受低薪、高房價與高工時壓力，中高齡世代又被過早推離職場，整個社會就會陷入一種荒謬局面。一邊說缺工，一邊浪費人力。一邊喊高齡化，一邊讓高齡者失去繼續參與的機會。台灣需要的不是把中高齡者重新推進舊式勞動市場，而是創造更友善、更彈性、更重視經驗價值的新職場。讓中高齡者繼續工作，不只是為了解決缺工，也不是單純為了延後退休，而是讓每一個仍願意貢獻的人，都能在合適的位置上維持尊嚴、收入與社會連結。面對少子化、高齡化與產業缺工三重壓力，翻轉年齡斷崖，已經不是選項，而是台灣維持競爭力的必要工程。

AI從雲端走向桌面，台灣如何抓住下一波軟硬整合機會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不是單純效能提升，而是角色轉變。過去生成式AI讓機器具備語言與知識能力，現在代理式AI開始具備行動能力，能夠拆解任務、規劃流程並持續執行。這種變化讓AI從工具轉向代理人，生產模式也因此出現結構性的調整。當機器不再只是回應問題，而是可以完成工作，人類與技術之間的關係開始被重新定義。個人獨角獸的概念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浮現。過去建立一家企業需要龐大組織與資本支持，現在一個人可以透過多個AI代理完成原本需要整個團隊的任務。市場分析、產品設計、程式開發與行銷流程可以被整合到單一決策者手中。這種能力的集中不是因為人類變強，而是因為工具開始具備執行力。企業邊界逐漸模糊，規模優勢的意義被重新檢視，小型高效率團隊開始具備與大型組織競爭的條件。這種轉變延續了過去兩次重要的技術浪潮。個人電腦讓知識工作從組織中釋放，網際網路讓個體直接進入全球市場，代理式AI則把這兩種能力整合並推向極端。數位代理可以全天運作，在不同平台之間協調任務，並在短時間內完成複雜流程。台灣社會若仍將人工智慧視為單一產業議題，很容易錯過結構性轉變帶來的衝擊當成只是工具的改善。其實AI從生成式AI到代理人AI，是一場工作型態的革命，在新時代中，創業模式、就業結構與教育方向都將因此改變，未來進入大型企業不再是唯一發展路徑。全球競爭的邏輯也正在改寫。過去競爭集中在國家與大型企業之間，未來創新能力可能更加分散。當個體生產力被放大，具備技術與創意的人才有機會直接創造全球影響力產品。台灣在這一波變化中並非沒有優勢，半導體與資訊產業提供了硬體基礎，軟體能力與新創文化逐漸成熟。真正關鍵在於整合能力，而不是單一技術領域的發展。教育體系面臨的挑戰也變得明確。過去強調專業分工的訓練模式，難以應對跨領域整合需求。能夠同時理解科技、商業與社會脈絡的人才，更有機會在代理式AI時代創造價值。當AI從輔助工具轉為能力延伸系統，學習方式與人才評估標準都需要重新設計。另一個更關鍵的轉折發生在運算架構上。人工智慧正在從雲端回到裝置端，這不是簡單的部署位置改變，而是權力結構的調整。過去AI主要集中在大型資料中心，算力與資料控制權掌握在少數企業手中。隨著本地端算力提升，個人電腦與邊緣裝置開始具備高階推論能力，終端逐漸成為分散的計算節點。在這種情況下，一般預料在3年到5年內相關硬體普及，雲端與終端之間的界線將被重新劃分。這種變化意味著算力模式走向去租用化。雲端仍然存在，但企業與個人不再完全依賴租用算力。當本地設備能處理大量AI任務，資料中心的議價能力將被削弱。AI PC逐漸成為個人級微型資料中心，長時間在本地執行AI任務，例如即時語音處理、智慧助理與隱私敏感資料分析。這些應用不再需要完全依賴雲端運算，使用者對資料與模型的掌控能力因此提升。這場變革同時也是產業機會的重新分配。算力從集中走向分散，軟體從封閉走向開放，AI從雲端服務轉為本地能力。當每一台裝置都可能成為智能節點，產業競爭不再只圍繞資料中心與大型平台，而是擴展到終端設備與應用整合能力。這種轉變為台灣帶來一個少見的機會窗口，硬體製造優勢與軟體整合能力可以在同一波浪潮中產生交集。下一個10年的關鍵可能不在於誰擁有最大算力的資料中心，而在於誰能有效整合分散算力與代理式AI能力。這對台灣來說可能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優勢條件，當人工智慧從雲端回到桌面，科技產業的競爭基礎正在重新設定。對台灣而言，又是新的一波好機會的開始，新的AI革命將產生新的軟硬整合的機會，其中關鍵就是在於台灣能否在這次重組中取得主導位置。

從石油到晶片，資源匱乏國家的翻身之路與台灣啟示楊聰榮（時事評論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的轉折往往不是從戰爭開始，而是從一紙契約悄然展開。1901年，一名英國投資者威廉·諾克斯·達西進入波斯王宮，透過一筆僅約2萬英鎊的資金與少量股份承諾，取得長達60年的石油探勘與開採權。波斯僅能分得16%的利潤，這不只是商業交易，更象徵一個國家對自身資源失去主導權的開端。1908年，伊朗西南部發現大型油田，中東正式進入石油時代。1914年英國政府入股石油公司，後來發展為英國石油公司，石油從商品轉變為國家戰略資產。對伊朗而言，能源帶來的不是全面繁榮，而是外力介入與制度失衡。當地勞工待遇遠低於外籍員工，基礎設施優先服務外國人，國家資源逐漸演變為外國勢力主導的經濟結構。1951年，伊朗首相摩薩台推動石油國有化，試圖奪回資源主權。這項政策引發國際震盪，也促成1953年由美國與英國支持的政變。民主制度中斷，國家重新回到威權體制，石油問題從經濟議題轉化為地緣政治核心衝突。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伊朗與美國全面對立，能源資源最終演變為長達數十年的衝突根源。這段歷史呈現一個關鍵命題，自然資源若無法被制度與能力有效掌握，反而可能成為外力介入與內部動盪的起點。台灣的發展路徑形成鮮明對比。1970年代，台灣沒有石油，也缺乏天然資源，面對1973年全球石油危機，社會開始思考國家發展的根本方向。當資源無法依賴土地取得，唯一的選擇是從技術與人才尋找突破。1974年工研院電子所成立，1976年導入美國RCA積體電路技術，培養第一批半導體工程師。這群工程師在極為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學習先進製程，帶著明確目標回到台灣，逐步建立產業基礎。這是一種以人為核心的資源累積方式，也是一種長期投資的國家戰略選擇。1987年台積電成立，提出專注晶圓代工的商業模式，與當時主流垂直整合模式不同。這項決策需要承擔高度不確定性，也意味著長時間沒有回報的投入。台灣選擇讓技術深耕本土，逐步形成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核心節點。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產業面臨收縮壓力，台積電反而擴大資本支出，為智慧型手機與高效運算時代提前布局。這種在逆風中加碼投資的決策，展現出長期戰略思維，也讓台灣在全球科技競爭中占據關鍵位置。伊朗的石油來自地質條件，台灣的晶片來自長期累積的人才與技術。兩種資源的本質差異，決定國家在全球體系中的角色。石油容易引發外部爭奪，技術則需要持續投入與制度支持。能源屬於可被奪取的資產，技術則是難以複製的能力。當世界進入21世紀，石油仍然是能源體系的重要基礎，半導體則成為資訊社會的核心神經。掌握晶片製造能力的國家，能影響全球產業運作與科技發展方向。台灣在這一波轉變中，不再是資源不足的邊緣國家，而是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節點。這兩段歷史同時揭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國家命運並非由資源多寡決定，而取決於如何回應挑戰。自然資源可以帶來短期優勢，也可能引發長期風險。人力資本與制度建設雖然需要時間累積，卻能形成更穩定的競爭力。台灣的經驗顯示，當一個社會能夠在資源不足的條件下，持續投入教育、技術與制度建設，就有機會在全球體系中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伊朗的經驗則提醒，資源若缺乏自主掌控能力，容易成為外部勢力競逐的場域。當前台灣因半導體產業成為全球關注焦點，地緣政治壓力同步升高。能源時代的石油與科技時代的晶片，在不同歷史階段扮演相似角色，都是國際競爭的核心資源。差異在於，晶片的形成來自長期累積的人才、制度與產業鏈，這種能力更難被外力直接取代。歷史從波斯油田走向新竹科學園區，全球權力結構隨之轉移。真正能讓國家翻身的關鍵，從來不是地下的礦藏，而是地面上的人，以及持續做出長期選擇的能力。

川普與盧比歐的雙軌戰略，美國對台安全框架的升級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川普與國務卿盧比歐所展現的政策組合，逐漸形成一種具有高度辨識度的戰略模式，透過角色分工強化對中國的威懾力，也同時提升台灣的安全保障。這種黑臉與白臉的配置並非偶然，而是一種結合交易邏輯與戰略清晰度的操作方式。川普維持彈性與不確定性的談判風格，盧比歐則以明確且強硬的政策立場對外傳達訊號，兩者相互搭配，使台海議題在國際政治中呈現更高的可預測性與威懾效果。盧比歐長期以來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在擔任國務卿後更進一步將相關立場制度化，透過推動對台軍售與強化安全合作，讓政策從理念轉為具體行動。這種作法使台灣防衛能力不再只是象徵性的支持，而是逐步形成實質戰力的累積。當外界觀察美國對台政策時，可以清楚看到一條從法律承諾延伸到軍事實踐的連續路徑。在法源基礎方面，《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仍然是美國對台政策的重要支柱，這些制度性安排提供了穩定的政策依據，使美國在不同政權更替之下仍能維持基本一致的對台承諾。盧比歐的政策操作，讓這些既有框架不再停留於歷史文件，而是轉化為當前戰略環境中的實際行動準則，進一步提升其在區域安全架構中的功能性。2026年前後的台海局勢呈現高度緊張與不確定並存的特徵，美國行政團隊在此背景下逐步推動更深層的軍事合作。合作內容不僅限於武器採購，而是延伸至作戰概念、訓練模式與戰略協調層面，使台美之間的安全連結更加緊密。這種轉變顯示，美國對台政策正在從單向支援轉向更具整合性的安全夥伴關係。川普的交易式風格在這樣的架構中發揮另一種作用，透過維持政策彈性與談判空間，使對手難以準確預測其行動邏輯。這種不確定性本身成為一種戰略工具，與盧比歐的明確立場形成互補關係，進一步提高中國在評估行動成本時的難度。當對手無法確定底線所在時，決策風險自然上升，進而產生抑制效果。從台灣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美國政策組合帶來新的機會與挑戰。一方面，防衛能力的提升與國際支持的強化，有助於穩定區域安全環境。另一方面，台灣也必須理解這種結構仍然建立在美國整體戰略利益之上，並非單純的安全保證。如何在強化自身防衛的同時維持戰略自主，將成為未來政策思考的重要課題。美國新政府在台海議題上的操作，呈現出一種由模糊走向結構化的趨勢。盧比歐的強硬路線與川普的交易思維交織，使台海安全架構進入新的階段。對台灣而言，關鍵不僅在於理解這套模式，更在於如何在其中找到自身定位，將外部支持轉化為內部實力，才能在變動的國際局勢中維持長期穩定。

美式選舉動員真人志工加上數位動員，台派選舉如何借鏡美式虛實整合催票策略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AI與ESG的社會轉型，任教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式選舉最值得台灣借鏡的地方，不在於龐大的經費規模，也不只是鋪天蓋地的媒體廣告，而是在於如何把支持意向真正轉化為實際選票。這正是GOTV，也就是催票策略最核心的精神。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一種選舉文化的升級，從傳統掃街拜票走向更精準、更有組織、更能持續動員的民主參與模式。這套融合美式選戰特長所發展出的台派選舉新主張，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大量動員志工，透過電子郵件、簡訊與即時通訊工具，建立真人互動與數位工具協同作戰的機制。這種虛實合一的方法，比起單純依賴造勢晚會或傳統文宣，更具效率，也更符合現代社會的溝通習慣。選民不再只是被動接收訊息，而是在持續互動中形成投票承諾，進一步提升實際投票率。美國在總統與國會層級的選舉中，早已建立成熟的地面戰、數位戰與資料戰模式。從選民資料分析、社區志工組織，到最後階段的精準催票，整套系統高度專業化且資源密集。真正成功的關鍵，不是讓候選人曝光更多，而是讓支持者願意走進投票所。這種「把支持者變成選票」的思維，正是台灣選戰最需要深化的地方。台灣長期以來的選舉文化，往往偏重候選人的個人魅力、造勢場面的熱度與媒體聲量，卻相對忽略基層持續動員的重要性。選前聲勢浩大，不一定能轉化為投票日的實際成果。美式選舉提供的啟示，就是必須透過制度化與科學化的方法，將支持者分層分類，針對不同對象進行不同強度的接觸，讓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果。電話銀行與簡訊銀行就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方式。透過志工或系統主動聯繫選民，提醒投票時間、確認投票意願，甚至協助規劃投票路線，這種看似簡單的接觸方式，卻在大量田野實驗中證明效果顯著。尤其是真人互動搭配同儕式簡訊，遠比機器語音或制式電子郵件更能產生信任感。人們願意回應熟悉的語氣，而不是冷冰冰的政治宣傳。台灣在這方面其實擁有更好的條件。LINE幾乎已成為全民性的社交通訊工具，普及率遠高於許多國家的簡訊系統。若能善用LINE結合真人志工進行一對一互動，不僅能降低被視為垃圾訊息的反感，也能提高回覆率與參與感。這種方式不只是催票，更是一種關係的建立，是讓政治重新回到人與人的連結之中。更重要的是，美式動員模式能夠吸引大量志工投入。選舉不再只是候選人與競選團隊的事情，而是支持者共同參與的公共行動。當志工不只是幫忙發傳單，而是真正參與策略執行、資料整理與社群溝通時，政治參與的層次也會完全不同。這種由下而上的組織力量，正是民主最有生命力的來源。台派選舉若要真正建立長期競爭力，就不能只依靠短期聲量操作，而必須發展出自己的制度化動員模式。借鏡美式選戰，不是複製美國，而是理解其背後的原理，再依照台灣社會的文化與工具進行在地化改造。用LINE取代簡訊，用社區志工取代昂貴顧問，用人際信任取代罐頭式宣傳，這才是真正有效的本土化路徑。未來的選戰，不再只是誰的舞台大、誰的口號響亮，而是誰更能建立持續互動的信任網絡。從真人志工到數位平台，從資料分析到基層動員，這場選舉革命的本質，是讓民主從一次性的投票行為，重新變成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參與。這不只是選舉策略的更新，更是台灣民主深化的重要一步。

誠信防線崩解後的代價，美超微走私醜聞對台灣科技業的深刻教訓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AI與ESG的社會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這是一宗震撼全球科技產業與資本市場的重大事件。美超微（Super Micro Computer, SMCI）正面臨公司史上最嚴峻的生存挑戰。從甲骨文（Oracle）撤單到共同創辦人被起訴，這不僅是單一公司的誠信危機，更是地緣政治與供應鏈「去中化」規則下的指標性判決。這場危機的核心導火線源於共同創辦人涉嫌走私 NVIDIA 晶片，危機引爆點源於美國司法部（DOJ）的刑事調查。2026年3月美超微共同創辦人兼副總裁廖益賢（Yih-Shyan "Wally" Liaw）遭到美國政府起訴並逮捕。據調查廖益賢涉嫌參與一項複雜的走私計畫，將總價值高達 25 億美元的高端 AI 伺服器非法銷往中國。為了規避美國對華出口禁令，涉案人員被控利用位於東南亞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轉口貿易公司作為掩護，甚至被爆出使用吹風機等工具移除伺服器上的序列號標籤以躲避追蹤。隨之而來的骨牌效應導致甲骨文發動巨額撤單。廖益賢被起訴的消息傳出後，企業客戶的信任度降至冰點。甲骨文近期撤銷了價值超過 10 億美元的伺服器訂單。據市場研究報告顯示甲骨文已將原定給美超微的機櫃（Rack）業務轉給了台灣的緯穎（Wiwynn）等競爭對手。這項決定背後的合規風險考量在於甲骨文作為雲端服務巨頭，無法承受因供應商違反美國出口管制法律而受牽連的風險。美超微面臨嚴重的司法調查與潛在制裁，可能導致生產停擺或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影響供應穩定性。這場深層危機觸碰了合規誠信與地緣政治邊界。這起事件之所以被視為具有嚴重後果，在於行為觸碰了當前全球科技供應鏈的兩大紅線。供應鏈呈現陣營化趨勢。在美中科技戰的背景下，供應鏈已不再僅是效率與成本的競爭，而是政治合規性的競爭。美超微雖然是矽谷起家的公司，但與亞洲特別是中國與東南亞的深厚代工與貿易鏈接，在新規範下變成了巨大的合規漏洞。累犯標籤與治理崩潰的問題同樣突出。美超微並非首次面臨誠信質疑。2024年底審計機構安永（EY）憤而辭職，理由是對公司誠信與內部控制深感憂慮。2026年當創辦人層級的人員直接涉及違法走私，這代表公司的企業文化與內控機制已徹底失效。這件事情給所有科技企業敲響了警鐘，最終的啟示在於規則重於營利。規則意識在美中對抗的大環境下顯得至關重要，曖昧空間正在消失。試圖透過轉口貿易、人頭公司等手段賺取受限市場的利益，在現代數位化的監控體系下幾乎無所遁形。法律制裁的代價極其沈重，廖益賢面臨最高 30 年的刑期，美超微則失去了頂尖客戶的信任。這種因小失大的結果往往是企業無法承受之重。供應鏈洗牌已經開始，美超微留下的市場真空正加速流向如緯創、緯穎、鴻海等在合規與地緣政治佈局上更為謹慎的台灣競爭對手。這是一樁由短視近利引發的毀滅性災難，充分說明了在現行地緣政治架構下，不守規則的營利行為終將導致品牌、市場與司法的全方位崩塌。

從風險分配談反詐改革，台灣該如何重新設計制度楊聰榮（時事評論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最近泰國公布一項新規定，2026年起電信詐騙受害者可以直接向電信商或銀行申請賠償，報案後甚至能先行取得賠付。這則消息之所以在台灣引發討論，不只是因為制度新穎，而是觸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現代社會究竟如何分配風險。任何高度數位化的社會，都建立在風險分配的設計之上。金融交易帶來便利，也伴隨詐騙與洗錢風險。電信網路促進溝通效率，也可能成為犯罪工具。關鍵不在於風險是否存在，而在於風險由誰承擔。當制度設計讓風險集中在最弱勢的一端，社會便會出現不對稱的不公平。回到台灣的詐騙現況，風險幾乎由個人全數吸收。詐騙發生後，受害者面對的是繁複報案流程、漫長偵查程序，以及難以追回的損失。社會輿論還經常加上道德審判，質疑判斷力與警覺性。防詐宣導鋪天蓋地，ATM貼滿警語，簡訊提醒頻繁出現，責任卻仍然被定義為個人的注意義務。當損失發生，銀行與電信業者多半僅需配合調查，財務風險並未實質落在相關產業身上。如果從風險節點的角度觀察，通訊與金融體系其實位於詐騙鏈條的核心。門號審核、異常通話偵測、帳戶開立流程、資金流向監控，都是可以介入的關鍵環節。電信業者掌握通話與簡訊數據，銀行掌握金流資訊與帳戶異常模式，技術能力並非不存在，差別在於制度是否要求更高標準。當放行錯誤的成本極低，風控強度自然維持在符合法規即可的水準。泰國的制度設計提供了一種不同的風險分配方式。2026年起受害者可以向電信商或銀行申請賠償，報案後甚至能先行取得賠付。這項制度的核心不只是補償機制，而是將部分風險移回掌握通訊與金流通道的產業。當業者需要為漏洞付出實質成本，審核標準與技術投資的誘因便會改變。演算法優化、異常偵測強化、門號與帳戶管理升級，都不再只是形象工程，而是攸關營運成本的必要支出。這樣的制度設計必然引發公平與效率的討論。若將賠償責任加諸於業者，是否會提高金融與電信服務成本，最終轉嫁給消費者。這是一個值得正面討論的問題。風險重新分配不等於完全由產業承擔，而是建立合理比例與清楚責任界線。制度可以設計為在重大疏失或未達一定風控標準時啟動賠償，也可以透過保險與風險準備金機制分攤成本。政策辯論的重點不在情緒，而在如何找到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平衡點。台灣自豪於科技實力與數位治理能力，卻在詐騙議題上長期將風險壓在個人身上。教育宣導固然必要，但宣導無法彌補制度漏洞。當個資反覆外洩，當門號大量申辦，當異常金流未能即時攔阻，單靠提高警覺難以構成完整防線。真正的制度改革，應該重新檢視風險配置是否合理。詐騙問題的本質並非單純的道德問題，而是風險管理問題。當社會選擇將全部風險交由個人承擔，便難以要求結構改善。若能將部分風險移回掌握關鍵節點的產業，透過責任機制倒逼技術與管理升級，反詐才可能從宣導層次進入制度層次。與其反覆討論受害者是否足夠警覺，不如正面思考風險應由誰承擔，這才是理性政策辯論應該回到的核心。

從掃街到登門拜訪，美國選舉研究顯示登門互動才是關鍵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台灣選舉文化中，掃街握手幾乎已成為候選人不可或缺的基本動作，從傳統市場到街頭巷尾，候選人透過短暫互動展現親民形象，也試圖在有限時間內接觸更多選民。這樣的方式長期被視為拉近距離的重要手段，也被默認為能夠轉化為選票支持。不過當所有候選人都採取相同策略，選民在短時間內面對高度重複的接觸形式，這樣的努力究竟能產生多少實際效果，開始值得重新檢視。掃街握手的限制，在於互動時間極短，接觸深度有限，多數情況停留在象徵性存在。選民可能記得候選人來過，卻未必形成具體印象，更難轉化為穩定支持。當選舉競爭日益激烈，單純依賴這種高頻但低深度的接觸方式，效果自然受到侷限，也讓整體競選策略容易流於形式。美國選舉研究提供了一條不同的路徑。長期以來，美國學界透過隨機對照實驗，對各種催票方式進行量化分析，形成相對完整的實證基礎。研究顯示，與選民進行面對面且具有實質互動的門到門拜訪，對提升投票率具有穩定且顯著的效果。這樣的方式不只是傳遞訊息，更是建立關係與信任的過程。耶魯大學研究團隊在1998年於New Haven進行的大型實驗，針對約3萬名登記選民比較不同催票方式的效果，結果顯示，實際被面對面接觸的選民，投票率提升約8百分點，整體效果約6百分點。相較之下，郵件僅帶來約0.5百分點的提升，商業電話幾乎沒有影響。這樣的差異清楚呈現出不同接觸形式之間的效果落差。後續多項研究持續驗證這個發現，在不同族群與地區皆呈現類似結果。門到門拜訪在拉丁裔社群與低投票率地區，同樣能帶來約4到7百分點的投票率提升。訊息內容無論強調公民責任或族群認同，效果差異不大，顯示關鍵不在於說什麼，而在於是否建立真實互動。整體來看，每14次有效接觸大約可以轉化為1張新增選票，展現出高度成本效益。這樣的經驗對台灣具有重要啟示。選舉動員若仍停留在掃街與大型造勢活動，容易忽略真正影響投票行為的關鍵因素。門到門拜訪所帶來的，不只是資訊傳遞，而是一種個人化的政治接觸，讓選民感受到被重視，也更容易形成情感連結與信任基礎。台灣若要導入這樣的策略，並不只是增加拜訪次數，而是需要建立一套系統化運作方式，包括志工培訓、選民資料整理、拜訪路線規劃與後續追蹤。這種做法將競選活動從短期動員轉向長期經營，也讓政治參與更具組織性與持續性。選舉策略的轉變，反映的是對民主運作方式的重新理解。當競選從表面曝光轉向深度互動，政治不再只是形象競爭，而是回到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這樣的改變，對提升民主品質與公民參與具有長遠意義。從掃街到登門拜訪，不只是技術層面的調整，而是思維上的轉型。當台灣選舉開始吸收經過科學驗證的經驗，競選模式有機會從傳統習慣走向更有效率與更具影響力的方向，也讓每一次與選民的接觸，真正成為改變結果的關鍵力量。

從軍事壓力到金融槓桿，美國如何在伊朗戰爭中翻轉中東格局楊聰榮（時事評論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伊朗戰爭持續擾動全球能源市場的背景下，美國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推動貨幣互換線談判，顯示出華盛頓已將金融工具轉化為地緣政治操作的重要槓桿。這項安排不僅緩解海灣地區對美元流動性的焦慮，也進一步鞏固阿拉伯國家與美國之間的戰略連結，形成超越軍事合作的金融依附關係。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於4月21日在國際貨幣基金（IMF）春季會議中表達，美方願意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援，即便強調未必需要實際動用，這種「承諾型支援」本身就具有穩定市場預期的效果。對阿布達比而言，這代表在極端情境下仍可取得美元流動性保障，使戰爭風險不至於轉化為金融危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央銀行行長哈立德・穆罕默德・巴拉馬（Khaled Mohamed Balama）先前訪問美國時提出建立美元互換機制，背後意圖在於預防美元短缺所可能引發的市場震盪。若美元供應出現問題，改以人民幣或其他貨幣進行能源結算的可能性將迅速上升，這對石油美元體系形成直接挑戰。阿布達比已參與跨境支付平台並具備非美元結算能力，使這種選項具有實際可行性。華盛頓迅速回應相關需求，使局勢朝向有利於美元體系的方向發展，也降低海灣國家轉向中國的誘因。伊朗戰爭所帶來的經濟壓力正在重塑區域戰略選擇。美國海軍對荷姆茲海峽的控制行動推升能源價格，並提高全球市場的不確定性。軍事行動成本已超過120億美元，對美國而言形成財政與戰略壓力。對海灣產油國而言，雖未直接遭受破壞，但資本市場與匯率穩定面臨潛在風險，促使決策者重新評估安全與金融依附的優先順序。在這樣的情境下，美國提供的金融安全網，成為影響戰略站隊的重要因素。這項發展帶來的影響已超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本身。沙烏地阿拉伯與其他阿拉伯海灣國家勢必密切觀察相關安排，若美元流動性支持成為常態機制，將進一步強化區域內以美元為核心的經濟架構。這種金融連結將與軍事合作相互疊加，形成對伊朗的多層次壓力，同時也壓縮中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空間。中東不再只是能源與軍事競逐場域，而逐漸轉變為貨幣與金融體系競爭的前線。這一輪操作顯示，美國在地緣政治中的優勢不僅來自軍事部署，更來自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掌控能力。透過貨幣互換機制與預期管理，華盛頓成功將戰爭帶來的不確定性轉化為強化盟友關係的契機，並鞏固美元在國際能源交易中的核心地位。對台灣而言，這種以金融工具支撐戰略布局的模式具有高度啟示意義，顯示未來國際競爭不再只是軍事與貿易，而是涵蓋貨幣、金融與制度的全面競逐。

 把大愛拍成電影，台灣如何孕育真正的生命力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台灣這個高度競爭與快速變動的社會中，成功長期被定義為名聲、財富與專業成就，人生評價多半圍繞在外在表現與社會地位之上。《台灣超人》在2024年底至2025年間引起廣泛關注，透過紀錄不同生命故事，重新提出一種與主流價值不同的觀點，讓人重新思考何謂真正值得追求的人生方向。這部紀錄片所呈現的超人，不是虛構英雄，而是那些在逆境中仍然持續前行的人。導演將超人的概念轉化為「超越自己的人」，這樣的定義不只改變敘事方式，也讓影像從娛樂轉向價值建構。透過一個個真實人物的生命歷程，觀眾看見困境、掙扎與選擇，也看見人如何在限制之中找到力量。這樣的創作並非偶然，而是來自導演曲全立自身的生命轉折。曾經在影視領域表現亮眼，在事業高峰時遭遇腦瘤重創，手術之後面臨可能失明、失聰甚至癱瘓的風險，這段經歷讓人生方向產生根本改變。生命不再只是追求成就，而是開始思考如何讓有限的時間產生更深遠的意義，進而走向記錄台灣、關注社會與投入偏鄉的行動。導演曲全力把大愛拍成電影，使影像的功能產生根本轉變。電影不再只是說故事的工具，而是承載情感與價值的媒介。當畫面呈現出生命的掙扎與堅持，觀眾不只是觀看，而是進入一種共感狀態，開始重新理解他人的處境，也重新思考自身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這部作品同時延續長期推動的行動模式，美力台灣行動電影車深入偏鄉，將影像帶進資源相對不足的校園，讓生命教育不再停留在課本之中，而是透過真實故事產生影響。這種結合創作與行動的方式，使電影從文化產品轉化為社會實踐，也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這樣的過程。偏鄉議題在台灣長期存在，教育資源不均、文化機會落差與支持系統不足，始終影響許多孩子的發展。制度性的政策固然重要，能夠持續改變現場狀態的力量，往往來自長期投入與關係建立。當影像創作與實際行動結合，電影不只是呈現問題，而是成為促進改變的一種工具，也讓社會關注逐漸擴大。影響力在這樣的過程中被重新定義。影響力不再只來自資源與權力，而是來自真實經驗與長期實踐。當觀眾因為一部作品產生共鳴，進一步轉化為理解與關心，甚至願意參與行動，個人的生命故事便開始在社會中擴散，形成持續累積的影響。這樣的案例為台灣當前世代提供重要啟示。人生不再只有單一成功路徑，在不確定性逐漸成為常態的時代中，能夠將挫折轉化為創作，並進一步轉化為公共價值，成為一種更具韌性的能力。從個人經驗出發，透過影像連結他人，再延伸為社會參與，顯示出台灣仍然具備深層的文化動能與創造力。《台灣超人》所呈現的，不只是紀錄片的創新形式，而是一種對台灣未來的提醒。當越來越多創作者願意將生命經驗轉化為公共內容，當社會逐漸重視這類非典型的成功模式，一條不同於過去競爭導向的發展路徑，正在逐步成形。在高度不確定的時代中，影像不再只是觀看的對象，而是參與社會的一種方式。導演曲全力把大愛拍成電影，不只是個人的創作選擇，而是一種價值實踐，也是一種對台灣社會的深層回應。當這樣的創作持續累積，台灣社會也將在影像與行動的交織之中，找到新的前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