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從掃街到登門拜訪，美國選舉研究顯示登門互動才是關鍵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台灣選舉文化中，掃街握手幾乎已成為候選人不可或缺的基本動作，從傳統市場到街頭巷尾，候選人透過短暫互動展現親民形象，也試圖在有限時間內接觸更多選民。這樣的方式長期被視為拉近距離的重要手段，也被默認為能夠轉化為選票支持。不過當所有候選人都採取相同策略，選民在短時間內面對高度重複的接觸形式，這樣的努力究竟能產生多少實際效果，開始值得重新檢視。掃街握手的限制，在於互動時間極短，接觸深度有限，多數情況停留在象徵性存在。選民可能記得候選人來過，卻未必形成具體印象，更難轉化為穩定支持。當選舉競爭日益激烈，單純依賴這種高頻但低深度的接觸方式，效果自然受到侷限，也讓整體競選策略容易流於形式。美國選舉研究提供了一條不同的路徑。長期以來，美國學界透過隨機對照實驗，對各種催票方式進行量化分析，形成相對完整的實證基礎。研究顯示，與選民進行面對面且具有實質互動的門到門拜訪，對提升投票率具有穩定且顯著的效果。這樣的方式不只是傳遞訊息，更是建立關係與信任的過程。耶魯大學研究團隊在1998年於New Haven進行的大型實驗，針對約3萬名登記選民比較不同催票方式的效果，結果顯示，實際被面對面接觸的選民，投票率提升約8百分點，整體效果約6百分點。相較之下，郵件僅帶來約0.5百分點的提升，商業電話幾乎沒有影響。這樣的差異清楚呈現出不同接觸形式之間的效果落差。後續多項研究持續驗證這個發現，在不同族群與地區皆呈現類似結果。門到門拜訪在拉丁裔社群與低投票率地區，同樣能帶來約4到7百分點的投票率提升。訊息內容無論強調公民責任或族群認同，效果差異不大，顯示關鍵不在於說什麼，而在於是否建立真實互動。整體來看，每14次有效接觸大約可以轉化為1張新增選票，展現出高度成本效益。這樣的經驗對台灣具有重要啟示。選舉動員若仍停留在掃街與大型造勢活動，容易忽略真正影響投票行為的關鍵因素。門到門拜訪所帶來的，不只是資訊傳遞，而是一種個人化的政治接觸，讓選民感受到被重視，也更容易形成情感連結與信任基礎。台灣若要導入這樣的策略，並不只是增加拜訪次數，而是需要建立一套系統化運作方式，包括志工培訓、選民資料整理、拜訪路線規劃與後續追蹤。這種做法將競選活動從短期動員轉向長期經營，也讓政治參與更具組織性與持續性。選舉策略的轉變，反映的是對民主運作方式的重新理解。當競選從表面曝光轉向深度互動，政治不再只是形象競爭，而是回到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這樣的改變，對提升民主品質與公民參與具有長遠意義。從掃街到登門拜訪，不只是技術層面的調整，而是思維上的轉型。當台灣選舉開始吸收經過科學驗證的經驗，競選模式有機會從傳統習慣走向更有效率與更具影響力的方向，也讓每一次與選民的接觸，真正成為改變結果的關鍵力量。

從軍事壓力到金融槓桿，美國如何在伊朗戰爭中翻轉中東格局楊聰榮（時事評論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伊朗戰爭持續擾動全球能源市場的背景下，美國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推動貨幣互換線談判，顯示出華盛頓已將金融工具轉化為地緣政治操作的重要槓桿。這項安排不僅緩解海灣地區對美元流動性的焦慮，也進一步鞏固阿拉伯國家與美國之間的戰略連結，形成超越軍事合作的金融依附關係。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於4月21日在國際貨幣基金（IMF）春季會議中表達，美方願意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援，即便強調未必需要實際動用，這種「承諾型支援」本身就具有穩定市場預期的效果。對阿布達比而言，這代表在極端情境下仍可取得美元流動性保障，使戰爭風險不至於轉化為金融危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央銀行行長哈立德・穆罕默德・巴拉馬（Khaled Mohamed Balama）先前訪問美國時提出建立美元互換機制，背後意圖在於預防美元短缺所可能引發的市場震盪。若美元供應出現問題，改以人民幣或其他貨幣進行能源結算的可能性將迅速上升，這對石油美元體系形成直接挑戰。阿布達比已參與跨境支付平台並具備非美元結算能力，使這種選項具有實際可行性。華盛頓迅速回應相關需求，使局勢朝向有利於美元體系的方向發展，也降低海灣國家轉向中國的誘因。伊朗戰爭所帶來的經濟壓力正在重塑區域戰略選擇。美國海軍對荷姆茲海峽的控制行動推升能源價格，並提高全球市場的不確定性。軍事行動成本已超過120億美元，對美國而言形成財政與戰略壓力。對海灣產油國而言，雖未直接遭受破壞，但資本市場與匯率穩定面臨潛在風險，促使決策者重新評估安全與金融依附的優先順序。在這樣的情境下，美國提供的金融安全網，成為影響戰略站隊的重要因素。這項發展帶來的影響已超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本身。沙烏地阿拉伯與其他阿拉伯海灣國家勢必密切觀察相關安排，若美元流動性支持成為常態機制，將進一步強化區域內以美元為核心的經濟架構。這種金融連結將與軍事合作相互疊加，形成對伊朗的多層次壓力，同時也壓縮中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空間。中東不再只是能源與軍事競逐場域，而逐漸轉變為貨幣與金融體系競爭的前線。這一輪操作顯示，美國在地緣政治中的優勢不僅來自軍事部署，更來自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掌控能力。透過貨幣互換機制與預期管理，華盛頓成功將戰爭帶來的不確定性轉化為強化盟友關係的契機，並鞏固美元在國際能源交易中的核心地位。對台灣而言，這種以金融工具支撐戰略布局的模式具有高度啟示意義，顯示未來國際競爭不再只是軍事與貿易，而是涵蓋貨幣、金融與制度的全面競逐。

 把大愛拍成電影，台灣如何孕育真正的生命力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台灣這個高度競爭與快速變動的社會中，成功長期被定義為名聲、財富與專業成就，人生評價多半圍繞在外在表現與社會地位之上。《台灣超人》在2024年底至2025年間引起廣泛關注，透過紀錄不同生命故事，重新提出一種與主流價值不同的觀點，讓人重新思考何謂真正值得追求的人生方向。這部紀錄片所呈現的超人，不是虛構英雄，而是那些在逆境中仍然持續前行的人。導演將超人的概念轉化為「超越自己的人」，這樣的定義不只改變敘事方式，也讓影像從娛樂轉向價值建構。透過一個個真實人物的生命歷程，觀眾看見困境、掙扎與選擇，也看見人如何在限制之中找到力量。這樣的創作並非偶然，而是來自導演曲全立自身的生命轉折。曾經在影視領域表現亮眼，在事業高峰時遭遇腦瘤重創，手術之後面臨可能失明、失聰甚至癱瘓的風險，這段經歷讓人生方向產生根本改變。生命不再只是追求成就，而是開始思考如何讓有限的時間產生更深遠的意義，進而走向記錄台灣、關注社會與投入偏鄉的行動。導演曲全力把大愛拍成電影，使影像的功能產生根本轉變。電影不再只是說故事的工具，而是承載情感與價值的媒介。當畫面呈現出生命的掙扎與堅持，觀眾不只是觀看，而是進入一種共感狀態，開始重新理解他人的處境，也重新思考自身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這部作品同時延續長期推動的行動模式，美力台灣行動電影車深入偏鄉，將影像帶進資源相對不足的校園，讓生命教育不再停留在課本之中，而是透過真實故事產生影響。這種結合創作與行動的方式，使電影從文化產品轉化為社會實踐，也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這樣的過程。偏鄉議題在台灣長期存在，教育資源不均、文化機會落差與支持系統不足，始終影響許多孩子的發展。制度性的政策固然重要，能夠持續改變現場狀態的力量，往往來自長期投入與關係建立。當影像創作與實際行動結合，電影不只是呈現問題，而是成為促進改變的一種工具，也讓社會關注逐漸擴大。影響力在這樣的過程中被重新定義。影響力不再只來自資源與權力，而是來自真實經驗與長期實踐。當觀眾因為一部作品產生共鳴，進一步轉化為理解與關心，甚至願意參與行動，個人的生命故事便開始在社會中擴散，形成持續累積的影響。這樣的案例為台灣當前世代提供重要啟示。人生不再只有單一成功路徑，在不確定性逐漸成為常態的時代中，能夠將挫折轉化為創作，並進一步轉化為公共價值，成為一種更具韌性的能力。從個人經驗出發，透過影像連結他人，再延伸為社會參與，顯示出台灣仍然具備深層的文化動能與創造力。《台灣超人》所呈現的，不只是紀錄片的創新形式，而是一種對台灣未來的提醒。當越來越多創作者願意將生命經驗轉化為公共內容，當社會逐漸重視這類非典型的成功模式，一條不同於過去競爭導向的發展路徑，正在逐步成形。在高度不確定的時代中，影像不再只是觀看的對象，而是參與社會的一種方式。導演曲全力把大愛拍成電影，不只是個人的創作選擇，而是一種價值實踐，也是一種對台灣社會的深層回應。當這樣的創作持續累積，台灣社會也將在影像與行動的交織之中，找到新的前進方向。

從 AI 無所不在到地端代理，人工智慧正在跨入新階段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過去幾年，社會大眾逐漸習慣把 AI 理解成一種雲端服務，人們透過聊天介面進行寫作、搜尋、翻譯與資料整理，彷彿 AI 的力量主要存在於遠方的大型資料中心之中。這樣的理解並沒有錯，但已經不夠完整。到了 2026 年，從產業發表與硬體路線來看，AI 的重心正在從單純依賴雲端，逐漸轉向雲端與本地端並行的新格局。AMD 在 CES 2026 由蘇姿丰提出「AI Everywhere, for Everyone」，強調 AI 會成為數十億人日常互動的基礎環境，而且這個環境不只發生在雲端，也會大量發生在裝置本地端。這不是一句行銷口號，而是算力架構正在改變的信號。 如果把這個變化和近期引發討論的代理式 AI 現象放在一起看，趨勢就更清楚了。以 OpenClaw 這類開源 AI 代理工具為例，外界之所以感到震撼，不只是因為 AI 會回答問題，而是因為 AI 開始能操作電腦、執行任務、串接工具、讀取檔案、控制流程。也就是說，AI 的角色正從「語言介面」進一步走向「行動介面」。這類系統讓軟體不再只是軟體，而開始具備控制數位工作環境本身的能力。若這股趨勢持續發展，再加上本地端 AI 晶片與 NPU 快速普及，軟體與硬體之間就會產生強烈的互相加成，開啟與過去聊天機器人時代不同的新局面。關於 OpenClaw 的具體定位與近期在中國引發的熱潮，主流媒體與路透也都把焦點放在「能替人執行任務的開源 AI 代理」這一點上。 這個新階段的核心，不只是模型更強，而是 AI 開始真正回到使用者手邊。AMD 官方資料顯示，新一代 Ryzen AI 400 與 Ryzen AI PRO 400 系列可提供最高 60 TOPS 的 NPU 效能，首批系統已在 2026 年 1 月出貨，並於第 1 季擴大 OEM 供貨。更值得注意的是，Ryzen AI Max+ 392 與 388 被明確定位為可支援高達 1,280 億參數模型，並搭配 128GB 統一記憶體，用於高階輕薄筆電與小型桌機上的本地推論、內容創作與 AI 開發。這代表一件重要的事，原本只能在雲端進行的部分工作，正被重新拉回到終端裝置本身。 這種變化的戰略意義非常大。過去幾年，AI 產業的敘事幾乎全部圍繞大型資料中心、超大規模 GPU 叢集與雲端平台。現在情況開始不同。AMD 在 CES 2026 一方面繼續推進資料中心的 MI455X 與 Helios 機架級平台，主打開放式架構、標準乙太網路與端到端 AI 基礎設施，另一方面又把大量火力投向 AI PC、本地開發平台與嵌入式邊緣晶片。這顯示領先廠商已不再把 AI 視為只能集中在雲端的服務，而是將 AI 視為一種分散式運算網路，由資料中心、企業端、個人電腦與邊緣設備共同構成。 對台灣讀者來說，這個趨勢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 AI 的競爭邏輯已經開始改寫。上一輪 AI 熱潮的主角，是誰擁有最多雲端 GPU、最多資本、最多資料中心。下一輪 AI 熱潮的關鍵，將是誰能把模型、代理系統、硬體加速器與在地應用場景整合起來。當 AI 能在本地端長時間背景運作，能處理隱私敏感資料，能直接控制裝置與軟體流程，未來企業競爭力就不只來自「買多少雲端算力」，而是來自「能否在本地工作環境中部署自己的智能系統」。這也意味著，AI 的主導權將不再完全掌握在大型雲端服務商手中，而會重新分配到企業、團隊，甚至個人手中。這一點正是 AMD 官方不斷強調從雲到客戶端無縫擴展，以及以開放平台反對供應商鎖定的戰略重點。 從產業演進的角度來看，這就是人工智慧從「集中式生成」走向「分散式行動」的轉折。生成式 AI 讓機器會說話，代理式 AI 讓機器會做事，本地端 AI 則讓機器能在使用者身邊持續運作。這三者結合起來，改變的不只是工具效率，而是整個數位生產系統的結構。未來的 AI 不再只是你打開網頁後向遠端伺服器提問，而是存在於你的電腦、手機、車輛、工廠設備、辦公桌與企業內網之中。AI 會變成一種貼身運算能力，而不是只能租用的遠端黑箱服務。AMD 在嵌入式 Ryzen AI 處理器上把應用場景直接指向汽車、工業、醫療與 Physical AI，也正是這個方向的具體展現。 這對台灣尤其具有戰略意義。台灣長期擅長半導體、PC、伺服器與電子供應鏈整合，若 AI 發展重心逐漸從純雲端走向雲地混合，再走向本地智能與邊緣自治，台灣的產業優勢就不只是替國際大廠代工硬體而已，而是有機會向上延伸到 AI 裝置、AI PC、邊緣推論系統、企業內部代理平台與智慧設備整合。過去大家常說台灣要補軟體，這句話今天仍然成立，但現在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台灣需要補的是「軟硬整合型 AI 系統能力」。未來真正有價值的，不只是晶片，也不是單一模型，而是能把本地模型、任務代理、資料權限與硬體平台整合成完整產品的人。這是台灣有機會切入的新高地。這一段屬於基於已知產業結構的分析推論，但其方向與 AMD 在 2026 年明確推進 AI PC、SFF 開發平台、嵌入式 AI 的布局一致。 教育與人才培養也會因此出現變化。過去對 AI 人才的想像，多半集中在演算法工程師、資料科學家或雲端基礎設施專家。未來更重要的人才，可能是能同時理解模型能力、硬體限制、應用流程與產業場景的人。因為在本地端 AI 時代，問題不只是模型準不準，而是模型能不能在有限功耗、有限記憶體、有限權限與真實工作流程中穩定運作。這種能力比純粹追求參數規模更貼近產業需求，也更適合台灣既有的工程文化與製造優勢。更深一層來看，這個新階段還涉及治理問題。當 AI 能直接控制電腦、操作檔案、執行任務，本地端 AI 的崛起一方面提高了隱私保護與低延遲優勢，另一方面也讓權限管理、資安控管與責任歸屬變得更加重要。路透近日報導，中國部分國營機構與政府單位已對 OpenClaw 類工具發出警示，理由就是資料外洩與資安風險。這提醒我們，代理式 AI 的技術突破若沒有搭配制度設計，可能會快速進入高風險區域。台灣若要迎接這一波 AI 新階段，不能只有產業政策，也必須同步建立本地代理 AI 的安全規範、企業部署原則與使用邊界。 總結來說，人工智慧的新階段已經逐漸清晰。這個階段不再只是讓 AI 更會回答問題，而是讓 AI 進入裝置、進入流程、進入工作現場，甚至開始具備局部控制電腦與執行任務的能力。蘇姿丰在 CES 2026 所強調的「AI Everywhere, for Everyone」，真正的含義不只是 AI 普及，而是 AI 從集中式基礎設施走向分散式能力配置。當本地端 AI、代理式 AI 與開放硬體平台三者互相疊加，下一波技術革命的主戰場就不只是資料中心，而是每一台裝置、每一個企業現場、每一位使用者手邊的運算環境。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科技新聞，而是一個產業升級、人才轉型與數位主權重新分配的歷史窗口。 

瑞士從「銀行保密天堂」到全球監管典範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全球金融犯罪愈加隱匿與複雜的背景下，國際洗錢防治（AML）與反恐融資（CTF）機制正以前所未有的強度推動各國改革金融監管架構。作為傳統的離岸金融樞紐，瑞士在這場風暴中首當其衝。面對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歐盟與美國等主導的規範升級，瑞士正試圖擺脫「銀行保密天堂」的陰影，轉向一個更具透明度與法治精神的國際金融角色。這是一場攸關其聲譽、主權與金融競爭力的多重戰役。瑞士的回應可謂積極而深層。從建立實益所有權登記系統，到將律師、會計師納入反洗錢監管，再到自動資訊交換與大規模的國際司法協助，這些改革彰顯瑞士對全球標準的認同與調適意願。事實上，在FATF最近的後續報告中，瑞士多項建議獲得等級提升，顯示其在制度落實上已有顯著進展。然而這場改革也不是沒有代價。TLEA法案在國會審議中受到金融業遊說阻力，而新聞自由與吹哨保護在銀行保密法陰影下仍顯不足，凸顯出瑞士在價值選擇上的掙扎。從經濟角度觀察，洗錢防治的新規範對瑞士金融業的衝擊不容低估。中小型銀行與顧問業者面臨法遵成本激增與業務模式轉型的壓力，導致業界對改革熱情不一，甚至出現「合規疲勞」現象。危機中亦蘊藏轉機。若能掌握技術創新主導權，瑞士有望以AI、區塊鏈等工具重塑其金融科技優勢，成為「合規導向型創新」的模範。在資產返還與跨境合作上的成功案例，也為其爭取更多國際信任與合作機會鋪平道路。在地緣政治高度動盪的當下，洗錢防治已不僅是金融規範問題，更與國家治理、民主透明與全球秩序緊密相關。瑞士若停留於技術符合的層次，而未能深化制度文化的透明性與問責性，恐仍難擺脫「選擇性合規」的批評。而相反地，若其能將改革視為重塑國際角色的契機，不僅可強化自身金融穩定性，也可能引領全球離岸金融制度走向更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向。瑞士正處於國際金融秩序重構的十字路口。瑞士的每一步改革，不只是對外界壓力的回應，更是對自身角色的重新定義。從「保密堡壘」走向「監管典範」的轉型，雖然崎嶇，但也充滿可能。未來能否在維護競爭力與實現合規正義間取得平衡，將決定瑞士在後保密時代的金融命運。

精準護育綠能，解析再生能源躉購費率電價反應政策    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檢視2026年的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可以清楚看出政策思維正在轉變。相較2025年，整體費率結構多數維持不變，真正的調整並未鋪天蓋地，而是集中在新增分類、制度機制與離島加成。這樣的設計，反映政府已逐步走出廣泛補貼的階段，轉而透過電價反應政策，精準護育特定綠能領域。從政策訊號來看，最具代表性的變化出現在次世代深層地熱。2026年首度新增單一費率，每度8.5522元，適用於鑽井深度超過3000公尺的先進技術案件。這項設計，直接回應深層地熱前期資本密集、技術風險高的現實，也顯示政府願意透過明確價格保障，引導產業投入高潛力但長期被忽略的基載型再生能源。相較2025年尚未區分深層地熱，這項調整具備明確的政策突破意義。在太陽光電領域，政策焦點已不再單純追求新增容量，而是開始處理老舊案場的效率問題。2026年新增光電汰舊換新機制，針對運轉10年以上的既有案場，鼓勵更換高效率模組並提供額外獎勵。費率本身維持2025年第二期水準，政策誘因並非來自調高躉購價格，而是透過制度設計，引導設備升級與土地利用效率提升。預估超過800MW的既有案場可能受惠，這樣的安排，有助於讓光電發展從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升。離島再生能源的電價反應政策，也在2026年出現制度性調整。原本依能源類別設定不同加成比例的作法，統一調整為15%。這項改變，簡化制度結構，也釋放明確訊號，中央政策將離島視為能源轉型的重要節點，而非附屬市場。透過一致的加成設計，有助於提升離島綠電投資可預期性，進一步強化在地能源自主與供電韌性。在小水力發電方面，政策選擇穩定而非刺激。500瓩以上至20,000瓩的級距進行整合，費率維持每度4.2285元不變。這樣的處理方式，顯示政府對小水力的發展節奏已有相對成熟的掌握，透過簡化級距降低行政成本，而非再以價格推動快速擴張。生質能政策呈現微調而非轉向。固態生質燃料與國內農業剩餘資源的躉購費率，從2025年的每度5.1407元小幅上修至5.1580元，其餘分類維持原有水準。這樣的幅度，主要反映原料成本與營運條件的細部修正，而非大規模政策拉抬。相對之下，廢棄物發電費率則出現下修，一般及一般事業廢棄物由每度3.9482元調降至3.7263元，反映實際成本下降，也展現政府不再以高價長期支撐成熟技術的立場。值得注意的是，風力發電，不論陸域或離岸，傳統階梯式地熱，海洋能，生質能沼氣發電，以及微型水力低級距，全部維持2025年費率水準。這樣的穩定安排，並非政策停滯，而是象徵這些技術已進入相對成熟階段，躉購制度的角色，正從推動成長，轉為維持市場秩序與投資信心。整體而言，2026年的再生能源躉購費率調整，已不再以全面調高或全面下修作為政策工具，而是透過電價反應政策，對不同技術成熟度、成本結構與系統角色進行差異化設計。深層地熱獲得高價保障，光電老舊案場獲得制度誘因，離島能源獲得一致加成，同時對成熟且成本下降的項目進行理性回調。這樣的費率結構，不只是價格表，更是一張清楚描繪台灣能源轉型路徑的政策地圖。在能源轉型進入深水區的此刻，電價不再只是補貼工具，而是治理工具。如何透過精準的價格訊號，引導資源流向真正需要被培育的綠能領域，將是未來數年再生能源政策成敗的關鍵所在。

當離散成為資本，從農村生活到國際品牌，托斯卡尼如何重塑全球鄉村觀光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歐洲鄉村觀光的發展歷程中，「托斯卡尼」已經不只是地理名詞，而是一種被全球市場接受的生活方式象徵。義大利中部這個區域，將橄欖園、葡萄莊園、中世紀山城與文藝復興文化整合為一種可以被體驗、被消費、也被想像的慢活生活，每年吸引數千萬遊客前往。這樣的成功並不只是景觀優勢的自然結果，而是一種長期累積的文化轉譯與制度設計，更關鍵的是一個跨越國界的社會網絡在背後運作，讓鄉愁轉化為產業動能，讓離散人口成為推動地方發展的重要力量。托斯卡尼最具突破性的地方，在於將農村生活本身轉化為旅遊的核心內容。觀光不再只是到訪景點，而是進入一種生活狀態。遊客不再只是短暫停留，而是參與農事活動、學習烹飪、體驗在地文化，甚至暫時成為農村生活的一部分。農舍民宿的制度設計，讓農業生產與觀光服務形成互補關係，也讓在地居民成為文化敘事的主體，而不是被動的服務提供者。這樣的模式改變了觀光產業的價值結構，從追求人數轉向追求體驗品質與永續發展。托斯卡尼能夠走到這一步，與旅外人口的長期累積密切相關。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的大規模移民，讓大量托斯卡尼人散布於全球，形成跨國社會網絡。這些移民及其後代，在經濟與文化上取得一定基礎之後，逐漸成為家鄉的重要資源。他們在移居地傳播托斯卡尼的飲食文化與生活美學，使「托斯卡尼」從地方名稱轉化為全球品牌。當相關文化內容透過影視作品擴散時，背後其實是長期累積的文化資本開始發酵。部分旅外人口在累積資本之後選擇返鄉投資，購置農莊並轉型為高品質農業旅遊據點，帶回國際市場的經營經驗與語言能力，讓傳統農業空間能夠接軌全球旅遊需求。同時，這些跨國網絡也在政策層面發揮作用，透過學術、文化與國際倡議的方式，協助地方議題升級為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化資產，進一步促成世界遺產認證與區域保護制度的建立。托斯卡尼模式之所以難以被簡單複製，關鍵在於其背後的多重條件同時成立。長時間累積的文化資本，使地方具有可被全球辨識的文化深度。制度設計上採取法律先行的策略，透過專門法規規範農業旅遊發展方向，避免偏離農業本質。地方社區透過長期參與與討論，形成對發展路徑的共識，甚至能夠主動拒絕不符合長期利益的大型開發案。離散網絡則被視為發展夥伴，而不是單純的情感連結對象，透過制度性安排將其納入地方治理與投資體系之中。對台灣而言，這樣的經驗具有高度參考價值。台灣擁有超過200萬的海外人口，卻很少被納入農村發展的整體策略之中。僑務工作長期偏向聯誼與政治支持，未能轉化為地方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動能。如果能建立返鄉投資與參與機制，讓旅外台灣人以多元形式介入農村再生，將可能為許多人口流失的地區帶來新的轉機。台灣農村已經出現部分成功案例，包含生態旅遊與地方創生的實踐，但整體仍缺乏國際敘事能力。旅外台灣人具備跨文化經驗與語言能力，可以成為文化翻譯者，將地方故事轉譯為國際市場可以理解的內容，進一步吸引高品質的深度旅遊者。制度面上，現行法規對農業與觀光的界線仍相對僵化，難以發展出兼具生產與體驗價值的模式，未來若能透過專法調整，將有助於產業升級。地方治理的核心仍在於社區本身。托斯卡尼的經驗顯示，共識的形成需要長時間累積，並非短期政策可以達成。台灣目前多數農村計畫仍以短期績效為導向，容易忽略地方認同與參與的重要性，長期而言難以形成穩定的發展基礎。托斯卡尼模式同時也呈現出若干值得警惕的現象。觀光發展帶動房價與物價上升，可能排擠在地居民的居住空間，形成新的社會不平等。農村生活在被商品化的過程中，可能轉變為表演性的展示，逐漸脫離原本的生產意義。部分地區過度依賴觀光產業，在外部衝擊出現時顯得脆弱，顯示產業結構仍需多元配置。托斯卡尼的經驗指出，農村最重要的資產並非土地本身，而是人與人之間長期建立的情感連結。當這種連結能夠跨越國界，被重新組織並轉化為制度與產業，鄉愁就不再只是記憶，而成為可以推動發展的力量。對台灣而言，真正的關鍵不在於複製某一種景觀或形式，而在於是否能夠建立一套動員離散網絡的長期策略。當旅外台灣人願意參與家鄉的發展，願意在國際舞台上講述台灣農村的故事，並以實際投資與行動支持地方再生，台灣農村才有可能在全球化的競爭中找到新的定位。農村觀光的最終目的仍然應該回到居民生活的改善，當地方居民能夠在自己的土地上維持尊嚴與自信，並持續創造文化價值，這樣的發展模式才具有真正的永續性。

核廢料不只是技術問題，芬蘭萬年之約的治理模式對台灣的深刻啟示 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當人類文明仍在為短期的能源危機爭論不休時，芬蘭卻悄然完成了一項跨越十萬年的承諾。2026 年中，位於奧盧托島（Olkiluoto）地底 430 公尺的 Onkalo（芬蘭語意為「洞穴」）核廢料最終處置場，預計將獲得營運執照，成為人類史上第一座永久封存高放射性核廢料的設施 。這不僅是工程奇蹟，更是一場關於責任、信任與時間的文明試煉。Onkalo 的成功，首先歸功於芬蘭獨特的政治文化。1994 年，芬蘭通過法律，規定所有核廢料必須境內處理，不得輸出 。這項「自己產生的問題，自己解決」的原則，迫使核電營運商 Posiva 公司與地方政府、社區展開長達三十年的對話。與德國、美國等國因民眾抗爭而停擺的核廢料計畫相比，芬蘭模式展現了高信任度社會的治理優勢 。萬年之約所揭示的，不只是工程技術的突破，更是一種文明如何面對長時間尺度責任的深層問題。位於芬蘭奧盧托島地下約 430 公尺的 Onkalo 核廢料最終處置場，被視為全球第一座準備進入長期封存高放射性廢料的設施，預計可承擔長達 100,000 年的安全隔離任務。這項計畫不僅涉及地質工程與材料科學，更是一場關於政治制度、社會信任與跨世代倫理的全面實驗。芬蘭的選擇建立在一個明確原則之上，即所有核廢料必須在本國境內處理。這種制度設計讓責任不再具有轉嫁空間，迫使國家、企業與社會共同承擔決策後果。這項原則自 1990 年代確立後，成為整體政策推動的核心，並促成政府、核電營運機構與地方社區之間長期且持續的互動與協商。與許多國家因社會對立而導致計畫停滯的情況相比，芬蘭展現出高度制度穩定性與社會信任基礎。Onkalo 的技術設計採取多重防護概念，將用過核燃料封裝於銅製容器之中，再以膨潤土進行緩衝與密封，最後安置於形成於約 19 億年前的穩定基岩層中。這套被稱為 KBS-3 的處置方法，強調工程結構與自然地質條件的結合，使整體系統在無需人為介入的情況下維持長期安全。相關設計理念已成為國際核廢料處置的重要參考框架。長期時間尺度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仍然是這項計畫無法完全排除的核心挑戰。銅容器在數萬年後的腐蝕速度、地下水流動對放射性物質的影響，以及地質環境的長期變化，均屬於科學上難以精確預測的領域。相關研究指出，深地質處置屬於目前所有選項中風險最低的方案，但風險並未消失，而是轉移至未來世代承擔。時間之外的另一個難題，是如何向未來文明傳達危險訊息。語言與符號在數千年尺度中可能失去意義，使任何形式的警示系統都存在誤讀風險。芬蘭在設計上採取被動安全思維，將重點放在地質與工程屏障的可靠性，而非依賴未來人類理解與維護。這種設計邏輯反映出一種對人類文明延續不確定性的深刻認知，也顯示出決策者在面對不可控未來時所採取的務實態度。整體決策過程顯示，核廢料處置的關鍵不僅在於技術成熟度，更在於治理機制的完整性。芬蘭透過長期立法架構確立責任歸屬，並由獨立監管機構進行持續審查，同時維持高度資訊透明，使公眾得以參與並理解決策過程。地方社區在過程中並非被動接受，而是透過經濟回饋與產業轉型機會，逐步形成對計畫的支持基礎。國際原子能總署將 Onkalo 視為核能產業的重要里程碑，原因不僅在於技術完成度，更在於其象徵一種長期政策能力的實現。當全球能源轉型逐步推進，核廢料處置能力成為能源體系不可分割的一環，相關決策不再只是工程問題，而是國家治理能力的具體展現。Onkalo 的真正意義，存在於時間維度的延伸。當決策必須面對超越現代文明存續週期的未來，政策不再僅僅回應當代需求，而是轉化為一種對未知世界的責任承諾。這項工程將在地底深處持續運作數萬年，無聲地承擔人類過去的選擇，其成敗最終無法由當代評價，而將由遙遠未來給出答案。

商研院接掌 AFACT 秘書處，為台灣打開國際數位經貿新入口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長期以來，台灣在參與聯合國體系相關組織時，經常因政治現實而受到制度性限制，難以在正式場合充分表達自身立場與專業貢獻。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於2025年11月正式接任聯合國亞太貿易便捷化及電子商務理事會 AFACT 常設秘書處，並由許添財董事長擔任 AFACT 主席，這項發展不只是單一職務的取得，更象徵台灣在國際制度縫隙中，以專業治理與知識能量成功開闢出新的參與路徑。過去台灣在聯合國相關技術組織中，多半必須透過他國間接發聲，角色往往停留在被動配合或經驗分享層次。如今以常設秘書處的身分，能夠主動推派代表參與議題倡議與制度討論，實質參與電子資料交換、跨境電子商務、供應鏈數位化等核心議題的議程設定，這代表台灣不再只是規則的使用者，而是逐步進入規則形成的關鍵環節。在全球快速邁向數位經濟與 AI 轉型的背景下，這項制度位置的取得，為台灣產業創造了極具戰略價值的空間。數位貿易標準與平台治理，已成為新一代國際經貿競爭的關鍵戰場。透過 AFACT 的常設運作機制，台灣長期累積的資訊技術、系統整合與產業數位化經驗，有機會轉化為區域性甚至具示範性的制度規範，這正是保障台灣在數位經貿體系中價值與利益的重要支點。商研院的角色並未停留在政策研究或國際會議層面。成立18年以來，累計輔導超過37,680家企業的實務經驗，讓智庫能夠將國際制度語言轉譯為企業可操作的策略工具。從協助八方雲集等品牌成功布局海外市場，到協助企業理解不同市場的制度門檻與商業模式調整，這種研究與產業之間的雙向連結，正是台灣中小企業走向國際最需要的支撐力量。在台美經貿關係持續升溫的情勢下，商研院對服務業國際化的洞察更具現實意義。當台灣服務業能成功在美國市場落地，單店營收可達台灣的4到6倍，這不只是市場規模的差異，更反映制度環境、品牌策略與數據運用能力的整體升級。透過精準的市場分析與商業模式重塑，台灣企業才能真正跨越地理與制度的邊界。值得注意的是，商研院近年積極布局智慧科技與綠能相關服務，成立智慧科技服務中心，跨足無人機軟體、氫能巴士等新興領域，顯示智庫功能已從政策顧問，進一步延伸為協助科研成果商模化與市場化的實戰平台。這種結合科技、產業與制度的整合能力，使商研院不只是政府智庫，更逐步成為推動台灣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節點。商研院正式揭牌接任 AFACT 常設秘書處，代表台灣在國際經貿體系中取得一個具有實質影響力的位置。透過智庫外交與數位貿易的雙軸推進，台灣不僅能提升國際能見度，更能在全球供應鏈重組與數位經濟競逐的過程中，為自身產業爭取更有利的制度環境與發展空間。這不只是一次職務的接棒，更是一條值得持續深化與擴展的國際參與新路徑。

從晶片優勢到安全核心，珍惜台灣拿到美國盟友入場券的戰略時刻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回顧2025年至2026年初這段動盪時期，全球經貿與地緣政治體系出現自冷戰結束以來最劇烈的結構重組。美國完成對等關稅談判與安全承諾重新評估之後，逐步建立一套將安全與貿易整合的新制度架構。這套體系不只是以15%的關稅作為盟友門檻，而是將軍事協防承諾與戰略物資供應納入核心條件。進入2026年之後，全球格局已經逐漸清晰，一場圍繞生存空間與戰略資源的重新分配正在展開，台灣不只取得貿易上的進入資格，同時也進入美國防衛體系的重要核心。美國推動的對等體制，反映出對過去全球化秩序的全面修正。過去由美國提供安全保障與市場開放的模式逐漸退場，取而代之的是有條件的合作架構。盟友需要承擔15%的關稅並提高國防支出，換取的是穩定進入美國市場的機會，以及更具實質意義的軍事安全支持。這樣的制度設計將貿易順差與安全責任直接連結，只有在軍事合作與供應鏈重組上與美國保持一致的國家，才能取得較低關稅與高階武器採購資格，包括無人機系統與長程打擊能力。在全球版圖的變化中，各主要經濟體已經做出明確選擇。歐洲國家透過在美國擴大軍工產能布局，換取部分產業關稅壓力的緩解，日本則透過深化印太防衛合作，穩固自身在半導體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北美體系則透過極端差異化的關稅設計，封堵第三方經由轉口方式進入市場的空間，使供應鏈重組趨於封閉與明確。中國在此架構下被定位為長期脫鉤對象，關鍵產品面臨高關稅限制，雙邊關係逐步轉向結合軍事對峙與經濟競爭的緊張狀態。在這樣的結構變化中，台灣的角色出現質的轉變。談判初期，由於對美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外界曾預期台灣可能面臨超過32%的懲罰性關稅。最終結果確立為15%的同盟稅率，並搭配半導體安全豁免機制，同時與軍事融資安排及精準武器採購同步推進。這一系列安排顯示出台灣在美國戰略思維中的定位已經改變，台灣不再只是供應高階晶片的經濟夥伴，而是具備戰略價值的安全節點。這個結果釋放出一個極為重要的訊號。在美國主導的新貿易秩序中，台灣並未被忽視，也不是如原先媒體所說的可被替代的交易對象，而是被納入核心盟友架構內進行管理。15%的稅率如同其他盟友的稅率，而是一張有條件的盟友入場券。這張入場券來自台灣在半導體供應鏈中的不可取代性，也因此取得了盟友的地位，這就是格外需要珍惜的地方。真正的問題不在於稅率高低，而在於是否看清這張入場券的意義。當世界多數國家被迫站在場外，台灣仍被允許留在場內，這並非理所當然，而是長期累積的結果。珍惜這個位置，意味著台灣必須在國防支出、產業布局與對外戰略上，持續做出符合盟友期待的選擇。這樣的轉變背後，反映出台灣在先進製程領域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在第一島鏈中的地緣戰略位置。15%的關稅設計，在經濟上具有成本意涵，在戰略上卻具有防護功能。當區域風險升高時，能夠被納入美國安全與經濟體系之中，代表台灣已經站在體系內部，而非邊緣位置。這樣的地位帶來的不只是市場機會，也意味著更高程度的安全連結與戰略依賴。真正的關鍵不在關稅數字本身，而在這項制度背後所代表的結構性選擇。這張入場資格同時結合經貿利益與安全承諾，形成一種新的同盟契約。台灣所面對的挑戰，在於如何在這個框架之下持續強化自身防衛能力，並在產業布局上與盟友形成更緊密的互補關係。2026年的台灣，已經站在全球新秩序的重要位置。維持這樣的地位，代表必須在國防投入上展現長期決心，在產業政策上持續與國際供應鏈整合。一旦失去這個位置，影響將不只是經濟競爭力的下降，更可能出現安全體系上的空缺。要守住我們現在已經有的地位，展現我們願意付出的決心，本質上是在守住台灣在新國際秩序中的生存空間與發展機會。

從農保生育補助到養豬轉型，農業新制的產業重組訊號楊聰榮（公督盟評審委員，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農業政策在2026年出現一系列新的制度調整。政府透過多項措施重新規畫農業治理模式，政策重點包括強化農民社會保障、因應少子化問題、防堵動物疫病，以及推動農業產業升級。這些制度變動由 農業部 於2026年1月1日開始推動，代表台灣農業政策正在從傳統生產導向逐步轉向制度保障與產業轉型並行的治理模式。農業人口長期面臨老化與人口減少的壓力，農業政策開始將家庭支持納入制度設計。農保女性被保險人的生育給付由原本6萬1200元調整為10萬元，政策方向希望減輕農民家庭的經濟壓力，也讓農業人口的生育保障逐步接近其他社會保險制度。相關經費需待立法院通過2026年度預算後補發。這項調整反映政府開始將農業人口的社會保障視為整體人口政策的一部分，而不再只是單純的產業補助。動物疫病風險成為農業治理的重要議題，養豬制度也進入轉型期。政府宣布自2027年起全面停止以廚餘作為豬隻飼料，2026年成為制度過渡期。為了防堵 非洲豬瘟 的傳播風險，只有取得地方政府許可、具備高溫蒸煮設備並安裝即時監控系統的養豬場，才可以繼續使用事業廚餘。政府同時提供轉型補助，改用飼料養豬者每頭豬最高可獲得3600元補助，並依規模提供30萬至300萬元的設備改善補助，另外提供最高600萬元貸款及利息補貼。這些措施顯示農業政策逐漸把防疫與產業結構調整結合在一起。城市生活型態改變也開始影響農業政策的制定。隨著飼養寵物的家庭快速增加，政府規定所有家貓必須植入晶片並完成登記。未完成登記的飼主最高可能面臨1.5萬元罰鍰。這項制度讓動物管理逐步納入更完整的公共治理架構，也反映農業主管機關的職責已經從傳統農業管理延伸到動物福利與公共衛生領域。農業政策的另一個重要方向是產業結構升級。農糧體系推動名為「1集、2轉、3加3」的發展策略，核心概念包括建立集團化產區、推動契作制度調整、鼓勵稻田轉作旱作作物，同時強化農業保險制度與市場導向機制。這套政策試圖解決台灣農業長期面臨的規模過小與市場競爭力不足問題，希望透過產業整合與制度設計，提高農民收入並改善農業經營結構。從整體政策脈絡來看，2026年的農業新制度並不是單一政策，而是一組多面向的制度改革。農民社會保障、動物疫病防治、寵物治理與產業升級政策同時推動，顯示台灣農業政策正逐漸轉型為兼顧社會政策與產業政策的治理模式。農業不再只是生產糧食的部門，而逐漸成為人口政策、公共衛生與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交會點。台灣農業未來的挑戰仍然存在。農村人口老化、土地零碎化與國際市場競爭壓力仍然影響農業發展。2026年的制度改革提供了一個新的政策起點，未來能否真正提升農民收入並改善產業結構，仍需要持續觀察政策執行與市場反應。

長輩掃QR code喝咖啡的尷尬，AI代理人如何帶來溫柔解方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最近在一家咖啡廳裡發生了讓人難過的一幕。一群七十多歲的長輩開心走進店裡，找位置坐下準備點餐。桌上卻寫著要掃QR code才能點餐和結帳。空氣瞬間安靜下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其中一位頭髮較黑的阿姨被推舉出來試試。她手忙腳亂地對準QR 　code，進入頁面後又因為字太小而猶豫。大家把希望都放在她身上，她壓力很大。最後阿姨決定只點黑咖啡和拿鐵兩種，要的人舉手。算好數量後，結帳又出了問題。阿姨看不懂付款方式選擇，感到非常焦慮。整團長輩陷入低氣壓，甚至有人開始沮喪，說自己年紀大了連喝咖啡都沒辦法，還建議換地方或去適合老人的店。這個場景讓人看了心酸，也讓我想起自己的爸媽。這幾年他們到很多新餐廳時幾乎都放棄自己點餐。有的餐廳菜單字小又沒有圖片，套餐組合複雜。他們看一眼就頭暈，直接請晚輩幫忙點。有些餐廳則完全沒有實體菜單，從頭到尾都要掃QR code聽叫號取餐。如果是家人陪同還好，自己一個人去，他們根本不會踏進這種店。因為手機畫面字小，行動支付又讓他們覺得有風險，怕麻煩別人或丟臉。很多人可能會說不會用就該學。但長輩其實不是不想學，他們也努力過。只是對他們來說，熟悉全新事物本來就需要很大勇氣。掃QR code對年輕人來說只是幾秒鐘的事，對長輩卻是一次次小心翼翼的嘗試，怕按錯、怕被笑、怕麻煩他人。他們正在用很努力的方式慢慢追趕這個變得太快的世界。使用QR code來點餐並不是什麼高科技。如果有一種點餐方式會讓一部分的人覺得畏懼，這絕對不是符合人性的高科技。未來這個情況應該可以得到改善。現在的AI代理人應該可以很容易做出利用口語或簡單畫面點擊就能選擇的點餐系統。特別是最近大家熱烈討論的OpenClaw龍蝦熱潮所展示的能力，這些問題都應該很容易做到。如果老一輩的人習慣用口語點餐，那麼就應該讓他們能夠用口語點餐，而不是非要去掃QR code不可。這種能讓所有人都覺得輕鬆自在的點餐方式，才是應用科技的最佳方式。希望在這個熱潮之下，不會再有人為了點餐而覺得十分辛苦。人工智慧正在進入代理式AI的新階段。過去生成式AI讓機器擁有語言與知識能力，具身智能AI讓機器能與現實世界互動，而代理式人工智慧則讓機器開始能夠自行規劃與執行任務。OpenClaw龍蝦熱潮正顯示新一代AI系統可以根據目標進行任務拆解、制定計畫並持續執行。人工智慧的角色開始從被動工具轉變為可行動的數位代理人。這種變化帶來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就是個人獨角獸。在過去的商業世界，創造一家價值上億美元的企業需要龐大的組織結構。大量資本、人力與管理體系構成公司運作的基礎。新一代AI代理系統逐漸降低組織規模的重要性。當一個人能同時指揮數十個甚至數百個AI代理，過去需要整個企業部門才能完成的任務，可能只需要一個人進行決策與監督。這樣的變化意味著生產力結構正在重新分配。代理式AI使個體能力出現倍增效果。擁有創意與決策能力的個人，可以透過AI代理完成市場分析、產品設計、程式開發、行銷操作與客戶服務。企業組織的邊界開始變得模糊，個人創業的門檻也持續降低。台灣社會面對這種變化，不能只把人工智慧當成科技產業的議題。代理式AI可能改變創業模式、就業結構與教育制度。年輕世代未來不一定需要加入大型企業才能發揮能力，許多產業可能出現由少數人與AI代理共同組成的小型高效率團隊。台灣在這個新時代具有某些優勢。半導體產業與資訊產業提供了重要的技術基礎，軟體人才與新創文化也逐漸成形。代理式AI時代真正需要的能力，往往不是龐大的組織，而是快速整合技術與創意的能力。教育體系也必須重新思考培養人才的方向。過去教育強調專業分工，未來社會可能更加重視跨領域能力。能夠理解科技、商業與社會問題的人才，更容易在AI代理時代創造新的機會。龍蝦熱潮看似只是科技社群中的一場話題，背後卻透露出文明轉折的訊號。當AI從工具變成代理人，人類社會的經濟結構與工作模式都可能出現新的形態。最重要的是，我們在擁抱這些新科技時不能忘記人性。點餐這種日常小事如果都能讓長輩輕鬆完成，才是應用科技的最佳方式。AI代理人不該只是創造新經濟物種，更應該幫助社會照顧到每一個人，包括走得比較慢的長輩。當世界越來越快，真正的溫度在於我們願意回頭接住那些跟不上的人。總有一天每個人都會老去。希望那一天到來時，我們可以安心走進任何一家店，不用鼓起勇氣，不用害怕不會用新科技。代理式AI如果用在對的地方，不僅能帶來經濟革新，更能讓整個台灣社會充滿溫柔。

石油危機的歷史回顧與比較，能源斷層的韌性考驗更加嚴峻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1970 年代的街頭，一名穿著藍白連身裙的女子提著紅色汽油桶在烈日下排隊，這張影像成為全球經濟動盪的重要象徵。2026 年，大大小小的船艦停滯在海上，成為新的施有危機的代表場景。荷姆茲海峽封鎖進入第二個月，全球再次面對能源衝擊，歷史記憶與現實壓力交織，情勢卻比過去更加複雜與嚴峻。這場危機已經不只是能源供應緊縮的問題，而是對全球化體系是否具備韌性的全面測試。1970 年代的石油衝擊主要源自政治操作，1973 年禁運與 1979 年伊朗革命帶來的供應縮減，本質上屬於產油國透過政策手段調節市場。當時油價雖然上漲數倍，引發長期滯脹，但供應仍存在彈性空間。2026 年的局勢呈現完全不同的結構。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使荷姆茲海峽這條全球能源運輸命脈出現實質阻斷。這不再是政策調節，而是物理層面的供應中斷，直接讓全球約 20% 的石油與液化天然氣流動停滯。能源體系從可調整的市場機制，轉變為面對硬性斷裂的危機。數據的對比凸顯問題的嚴重性。1970 年代全球供應減少約 5% 至 7%，已足以讓主要經濟體陷入衰退。2026 年的衝擊規模來到 20%，遠遠超出過去的承受範圍。當前市場尚未全面失控，關鍵原因在於危機發生前已出發的油輪仍持續抵達，各國庫存尚未耗盡，整體局勢仍停留在延遲反應的階段。一旦這段緩衝期結束，供應缺口將快速浮現，衝擊將從能源市場蔓延至製造業與金融體系。現代社會確實比 50 年前更具備應對能力。能源結構已出現變化，電力系統中核能與再生能源的比重提高，石油在整體能源中的占比下降。各國央行在通膨管理上累積了更多經驗，政策反應速度與工具多樣性明顯提升。同時，多數能源進口國已建立數月規模的戰略儲備，使短期供應中斷不至於立即引發全面崩潰。問題在於，現代經濟的高度連結使風險更容易擴散。液化天然氣供應受阻將直接影響發電體系，進而衝擊半導體、鋼鐵與化工等關鍵產業。供應鏈不再只是單一能源價格上漲的問題，而是整體生產網絡可能出現斷裂。對台灣而言，這樣的衝擊具有高度現實性，因為能源高度依賴進口，且產業結構與全球市場緊密連動。這場危機提醒政策思維必須從「成本最小化」轉向「風險分散化」。過去以效率為導向的能源配置，在面對地緣政治衝擊時顯得脆弱。能源來源多元化、儲能技術發展以及分散式電網建設，不再只是環保或產業議題，而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當前情勢也顯示，單純依賴戰略石油儲備無法解決結構性問題。真正有效的因應策略需要結合科技與制度，包括加速再生能源與地熱、氫能等替代能源布局，提升電網彈性與儲能容量，以及透過數位化技術進行能源需求管理。產業端則需要建立更高程度的能源效率與備援機制，降低對單一能源型態的依賴。國際層面同樣重要。能源運輸通道的安全已成為新一輪地緣政治競爭的核心，區域合作與多邊協調機制將直接影響能源穩定性。對台灣而言，如何在既有國際架構中建立更穩固的能源合作網絡，是未來政策不可忽視的方向。1970 年代的紅色汽油桶象徵供應緊縮下的生活不便，2026 年的能源危機則指向更深層的結構問題。當能源供應出現斷層，衝擊不再停留在消費端，而是可能重塑整個全球經濟秩序。歷史提供了參考，但當前局勢的複雜程度已經超越過去的經驗。當世界站在這個關鍵轉折點，真正需要思考的問題不只是如何撐過短期危機，而是如何在不穩定的能源環境中重新建立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這場危機的意義，正在於迫使各國重新定義能源、安全與經濟之間的關係，而這樣的調整，將深刻影響未來數十年的全球格局。

為什麼努力減塑，世界卻用得更多塑膠，塑膠危機卡在生產結構 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當前塑膠危機的真正困境，早已不是民眾是否願意減塑。許多人從生活中做出改變，拒用一次性塑膠袋，改用環保吸管，參與淨灘與分類回收，這些行動確實具有象徵意義，也能累積社會共識，但越來越多人感受到一種無力感。即使個人努力持續擴散，全球塑膠問題仍在惡化，原因不在於公眾冷漠，而在於生產體系本身幾乎沒有被撼動。數據已清楚揭示這場危機的速度與規模。2024年全球塑膠生產量已超過4.3億噸，年增率達4.1%，2025年預計突破5億噸。在缺乏有效干預的情況下，2050年前後的年產量可能再翻倍，累積廢棄塑膠將以數十億噸計。每年約有1900萬至2300萬噸塑膠廢棄物進入河川、湖泊與海洋，對生態系統造成長期破壞，也透過食物鏈回到人類身上。微塑膠已被發現存在於空氣、水源、人體血液與器官之中，顯示污染早已成為日常的一部分。回收並未如宣傳所說成為解方。全球塑膠回收率長期低於10%，距離真正有效的循環體系仍有巨大落差。多數塑膠最終走向焚化或掩埋，過程中持續排放溫室氣體與有毒物質，讓減碳與減塑目標彼此牴觸。當回收被過度強調為萬靈丹，反而模糊了最關鍵的問題，塑膠生產仍在不斷擴張。這種結構性失衡，與石化產業的影響力密切相關。2025年聯合國塑膠污染條約談判在8月未能取得共識而休會，至少234名化石燃料與石化產業遊說者進入會場，規模創下紀錄。相關勢力持續反對設定生產上限或原料減量條款，轉而主張將重心放在回收與廢棄物管理等下游措施。這樣的策略成功延宕了條約進度，也讓全球塑膠生產持續按照既有軌道前進。多份國際報告已指出，石化企業的作法並非否認環保，而是採取對沖策略，在話語上支持永續，在實際政策上維持高度依賴化石燃料的塑膠生產模式。當下游解決方案被無限放大，上游減產便被系統性排除在討論之外，塑膠危機自然難以逆轉。這正是環保團體長期指出的結構問題。個人減塑可以改變消費文化，也能對市場形成壓力，但在缺乏政策強制力的情況下，這些努力終究會被龐大的生產洪流抵消。若沒有明確的減產目標、對高風險塑膠的禁限措施、塑膠稅或企業延伸生產者責任制度，減塑行動只會停留在道德層次，而無法成為制度轉型。聯合國塑膠條約原本被視為一次難得的歷史機會，卻在產業遊說與國際政治角力中陷入僵局。2026年初談判將產生新主席，是否能重新聚焦上游減產，將直接影響未來數十年的塑膠軌跡。若任由「商業如常」的邏輯主導，環境與健康成本只會持續外部化給社會與下一代。要真正改變現況，關鍵不在於要求個人做得更多，而在於推動集體層級的選擇。支持具約束力的全球條約，要求政府優先處理生產端問題，監督企業遊說行為的透明化，並投入替代材料與循環經濟的實質創新，才有可能讓塑膠使用總量真正下降。

說話代替滑鼠：代理人 AI 接管桌面後的數位治理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科技發展的重心正從功能導向轉向介面革命，從滑鼠點擊的圖形化操作邁向以語言為核心的語義導向互動。這場轉變不只是使用方式的改良，更是整個產業整合邏輯的重寫。OpenAI、Google Gemini、Claude 與 Grok 等 AI 平台正在以語言介面為核心，串聯起半導體、雲端、零售、金融與娛樂產業，逐步形成一張新的全球經濟地圖。說一句話就能驅動世界不再只是想像，而是已經開始落地的產業現實。2026 年的科技競逐已經進入全新階段。人機介面產生巨大的進展，特別是 OpenClaw 這種代理人模式開始接管電腦使用，讓人類不再需要受限於傳統的視窗操作。語音說話正在取代滑鼠點擊，這種變革重新定義了使用者與數位世界的關係。當代理人軟體可以直接模擬人類在螢幕上的視覺判斷與操作路徑，應用程式之間的界線將徹底消失。語言正在被重新定義為數位世界的底層作業方式。過去使用者必須在不同應用程式之間切換，透過點擊與選單完成任務，如今自然語言逐漸成為統一入口。搜尋、購物、支付、學習與創作都可以透過對話完成。OpenAI 透過 ChatGPT 的外掛生態與跨裝置整合，嘗試成為個人數位助理的總入口。Google Gemini 依託 Android 與 Workspace，讓 AI 深度嵌入數十億人的日常工作流程。OpenClaw 與 Claude Code 等技術發展出電腦操控能力，讓 AI 直接模擬人類操作軟體。這些代理人工具透過視覺解析螢幕畫面，自動執行點擊、拖曳與輸入文字等繁瑣動作。代理人模式接管電腦操作意味著複雜的跨軟體協作將由系統自動完成，使用者只需要下達高階意圖。這些路徑各自不同，卻共同指向同一個方向，也就是讓語言成為所有數位行為的起點。這套語言作業方式背後需要龐大的跨界聯盟支撐。AI 平台與算力供應商、硬體製造商、生活服務企業緊密結合，形成從資料中心到日常消費的全覆蓋結構。資料中心建設與自研晶片持續擴張，確保推論與訓練需求不斷放大。另一方面，零售、電商、旅遊與支付服務被嵌入語言介面之中，使用者只需描述需求，後端的供應鏈與交易流程便能自動完成。平台不再只是單一應用，而是隱身於生活中的語意網絡。這樣的發展對台灣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會。隨著全球 AI 平台對算力需求快速成長，台灣在半導體、伺服器、關鍵零組件與散熱技術上的優勢正在被重新放大。台灣角色不再只是供應鏈的一環，而是全球 AI 算力地圖中不可或缺的物理基礎。同時，語言介面降低了進入全球市場的門檻，台灣的內容創作者與服務業者能夠透過這些入口直接接觸國際用戶，突破過去受限於通路與規模的天花板。風險也在同步累積。當入口高度集中於少數 AI 平台，資料與市場權力勢必加速集中。說話取代滑鼠帶來的便利，背後其實是平台重新分配控制權的過程。企業若過度依賴單一平台的介接服務，顧客關係與定價能力可能逐漸被稀釋。消費者若習慣將選擇完全交由演算法代辦，決策主權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轉移到黑盒模型之中。這是一場以語言為核心的產業整合工程。未來的競爭不再只是產品規格或功能比較，而是能否在語言入口被即時辨識與召喚。在這個由語意驅動的新世界，誰能掌握連結權，誰就更有機會掌握商業與影響力的發言權。對台灣而言，如何在算力優勢之外進一步思考制度、語言與在地應用的主體性，將是下一階段無法迴避的關鍵課題。

印太安全結構的試金石，澳洲正在成為台海危機的關鍵節點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分析師厄崔爾（Nathan Attrill）近期提出的分析提醒國際社會，台海衝突的地理範圍遠不只是台灣海峽本身。在北京的戰略規畫中，台海危機一旦爆發，整個印太區域都可能成為戰略競爭場域。澳洲長期被視為距離衝突較遠的後方國家，在新的戰略環境下已逐漸被納入北京的壓力目標。北京的政策設計並不只是針對台灣與美國，同時也透過多層次手段試圖削弱澳洲在區域安全體系中的角色。這種策略可以理解為一種「全域脅迫」。軍事威懾、經濟依賴、資訊操作與網路攻擊同時運作，目的在於改變澳洲的戰略計算。當北京成功讓坎培拉在台海危機中感受到直接威脅，澳洲政府在支援盟友與保護自身安全之間就可能出現猶豫。對台灣而言，這項分析具有重要意義。台海安全問題本質上已經與整個印太戰略架構緊密相連。北京透過遠程軍事能力的展示逐步改變澳洲長期依賴的地理安全想像。澳洲長久以來被海洋距離所保護，外部軍事力量難以直接威脅本土。近年中國軍力快速發展，遠程轟炸機、長程飛彈與潛艦活動範圍逐漸延伸至南太平洋周邊海域。軍事行動的真正目的並非為了入侵澳洲，而是透過戰略展示重塑安全認知。當澳洲社會逐漸接受本土也可能受到遠程火力威脅，坎培拉在台海問題上的政策空間就可能縮小。北京同時在心理與政治層面對澳洲社會施加壓力。民主國家的政策決策依賴公共共識，社會內部分歧越大，政府行動能力越容易受到限制。北京透過不同敘事強調對中國市場的經濟依賴，將安全政策描繪為破壞經濟利益的冒險行動。當台海衝突被描述為「不必要的戰爭」，澳洲社會對區域安全責任的認知可能逐漸削弱。移民社群也成為北京進行影響力操作的重要領域。澳洲社會的多元族群結構使政治環境容易受到外部敘事影響。透過在華裔社群散播特定政治訊息，北京試圖將地緣政治議題轉化為澳洲國內政治爭議。當政府在對華政策上必須同時面對國內社會壓力，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決策空間就會受到限制。經濟依賴構成另一項重要施壓工具。澳洲對中國市場的出口依賴程度長期居高不下，鐵礦石、農產品與能源產業都深受影響。北京已多次利用貿易限制對澳洲政府施加壓力。經濟手段往往與資訊操作結合運作。當出口受阻或物價上升，北京的宣傳敘事會將經濟痛苦歸因於澳洲政府追隨美國的戰略選擇。當民眾將經濟困境與外交政策連結，政府在區域安全議題上的政策支持度就可能下降。網路攻擊則成為最具隱蔽性的戰略工具。針對電力系統、通訊網路、水資源管理與交通控制系統的滲透行動可以在短時間內製造社會混亂。北京透過展示網路能力傳達一個訊息，若澳洲在台海危機中採取軍事或政治介入行動，本土社會運作可能面臨嚴重干擾。這種威懾方式不需要實際戰爭，也能改變政策決策者的風險評估。從印太戰略的角度觀察，北京對澳洲施壓的真正目標在於削弱區域安全網絡。澳洲是美國在南太平洋最重要的安全夥伴之一，同時也是多項區域安全合作機制的核心成員。AUKUS安全協議、四方安全對話（Quad）以及多項軍事合作計畫都將澳洲納入印太安全架構。若北京成功削弱澳洲在台海問題上的政策意志，整個區域安全體系的協調能力將受到影響。北京的戰略思考並不只是台海戰場的軍事勝負，而是整個區域政治環境的塑造。當印太主要民主國家在衝突爆發時選擇保持距離，北京的軍事與政治壓力就能集中在第一島鏈。若澳洲、日本與其他區域國家保持積極合作，北京面臨的戰略壓力就會大幅增加。這正是印太戰略的核心邏輯。安全合作網絡越完整，單一國家遭受壓力的風險就越低。澳洲政府近年逐漸意識到這種安全環境的轉變。AUKUS潛艦計畫象徵澳洲開始將自身安全政策與印太戰略更緊密結合。軍事能力的提升仍不足以回應複合威脅。真正的挑戰在於建立整體社會韌性。供應鏈去風險化、反外國干預法律、資訊安全防護與公共輿論教育都成為新的安全政策領域。對台灣而言，這項發展提供一個重要觀察角度。台海衝突早已不只是兩岸軍事對峙，而是整個印太安全架構的核心議題。北京若能在區域內逐步削弱民主國家的政策意志，台海防衛環境將變得更加孤立。理解北京如何對澳洲施壓，有助於台灣掌握未來區域戰略互動的可能方向。從這個角度來說，台灣應該特別重視與澳洲發展安全協防的特殊關係。過去台灣對待印太安全議題，最主要是將重心放在美國與日本的關係上。現在印太安全秩序正在進入新的轉折點。台海危機一旦升高，戰略壓力將沿著同盟與經濟網絡迅速擴散，在這種情況下不妨把澳洲列為未來的重點。我們也必須理解澳洲在這種情況下所受到的壓力。其實就整個印太區域安全結構而言，澳洲將成為未來是否能夠維持安定的重要指標。

行政減量為起點，人才培育為目標，AI 驅動的教育轉型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教育現場長期面臨一項結構性困境。教師除了承擔教學任務，還需耗費大量時間處理資料填報、訪視評鑑、研習訓練與競賽活動等行政事項。這些工作年復一年地積累，逐漸佔據教師原本應該用於備課、輔導與教育創新的時間。教育行政工作減量變成教育改革的重大問題。教育部近年針對每年例行辦理的約 150 項行政事項進行全面檢視，依據簡併項目、精簡流程與減少重複填報等原則推動改革，並透過數位系統介接降低行政負擔。目前已有 104 項完成調整或精進，占整體比例約 69%。政府也規劃舉辦 10 場分區座談會，邀請地方政府、校長與教師代表共同討論行政改革方向，讓教學現場的意見能夠直接反映到制度調整。然而教育行政減量並不只是減少表單與報告的行政改革，更是一場攸關國家人才培養能力的制度轉型。教師的專業時間若能回到教學與學生培養，教育體系便能持續累積知識與創新能力。反之，當行政工作長期消耗教師的心力，教育創新能力將逐漸下降，人才供應的品質也將隨之弱化。這個看似內部的治理議題，實際上牽動台灣整體的長期競爭力。如果我們能夠結合AI時代的教育改革，正好把兩個改革的目標結合在一起，以教育行政減量為起點，培養人才為目標，讓教育的專業回歸教育的現場，能夠同時推動兩者結合的目標，畢其功於一役，可能是最名正言順的做法。以AI技術上的進步，正好對應可以把教育行政工作做效率提升，這正是AI代理人平台的發展，是現在AI發展的重點，人工智慧的發展已經從原來的大型語言模型的訓練，改變成為能夠執行任務的代理人模式，這正是作為行政減量最好的解決方案。人工智慧技術正快速成為新一代產業核心，全球科技企業競逐 AI 模型、算力與平台基礎設施，各國政府也將 AI 視為國家競爭的重要資源。目前 AI 產業鏈呈現出高度分工的結構，底層大型語言模型由 OpenAI、Anthropic、Google 與 Meta 等企業提供核心技術，算力與雲端基礎設施則主要由 NVIDIA、Amazon Web Services、Microsoft Azure 與 Google Cloud 等公司提供，而 AI 代理與應用框架則逐漸形成新的平台層級， OpenClaw 、Claude Code、Gemini Google Desk等技術框架正在快速發展。這種結構性的分工顯示 AI 產業正進入新的平台競爭階段。科技產業的競爭焦點也正在發生本質性的轉移。當人工智慧從單純的對話工具逐漸演變為能夠自主執行任務的代理系統，串接模型與應用的代理平台便成為新的技術樞紐。NVIDIA 推動的 NeMo AI 工具與企業 AI 平台，便嘗試建立企業端的完整 AI 應用框架。科技產業歷史顯示一個規律，能夠定義平台架構的企業通常能掌握整個生態系的發展方向。AI 代理框架可能在未來扮演類似作業系統的角色，這也是全球科技企業競相投入的重要原因。台灣在這場競賽中具有特殊的起點優勢。半導體與硬體製造能力為全球 AI 計算提供重要基礎，高效能晶片與伺服器製造能力構成台灣的重要戰略資產。當 AI 產業鏈快速分工、硬體需求持續攀升，台灣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變得更加關鍵。國際科技合作模式也正在逐漸變化，台灣在硬體製造與系統整合方面的優勢，若能與印度龐大的軟體工程人才庫與快速成長的科技市場形成互補，可能催生出新的科技產業分工模式，讓台灣在全球 AI 供應鏈中取得更具策略性的位置。硬體優勢需要制度配套才能轉化為持久的國家競爭力。除了晶片與製造能力之外，台灣也需要培養更多能夠理解 AI 應用與平台技術的人才，教育制度在這個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教育體系若能培養出具備 AI 思維的新世代，才能真正支撐台灣從硬體供應者轉型為 AI 時代的全方位參與者。這種轉型需要正確的制度環境作為基礎。部分國家將人工智慧技術用於監控與高度集中管理，使科技成為控制社會的工具。這種模式可能在短期內提高行政效率，長期卻可能削弱創新能力與社會活力。台灣社會的開放環境與科技產業結合，形成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制度條件。教育制度若能鼓勵思考與創新，科技產業就能持續吸收新的知識與人才，形成良性循環。由此看來，教育行政減量正是這個循環的起點。當 AI 工具能夠協助教師處理部分例行行政工作，教師便能把更多精力投入課程設計、學生輔導與教學創新。這不只是減輕教師負擔的善意政策，更是讓教育體系在 AI 時代重新找回創新動能的關鍵一步。AI 時代的國家競爭並不只是科技企業之間的競賽，制度競爭同樣重要。科技能力、教育制度與社會治理模式正重新塑造國家競爭力，而台灣的機會，就在於能否讓這三者形成相互增強的制度優勢。台灣在全球 AI 產業鏈中已經擁有重要的硬體基礎，未來若能在教育制度、科技應用與民主治理之間建立新的制度優勢，在 AI 時代的國際競爭中將可能取得更關鍵的位置。教育行政減量表面上是一項教育治理改革，實際上卻是整個國家迎接 AI 新時代、重建人才培養能力的深層布局。

核軍備競賽的法律危機，全球核規範走向失序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2026 年初，《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正式失效，象徵一個核武軍備控制時代的終結。這項條約長期限制美俄部署的戰略核彈頭與投射載具數量，也建立通報演習與現場核查機制。條約終止後，人類首次在 50 多年來進入缺乏雙邊法律約束的核競賽階段。問題不僅在於數量可能增加，更在於透明度迅速下降。核武穩定的關鍵從來不是善意，而是可驗證的機制。過去條約要求雙方定期交換資料、接受查核、提前通報重大部署。這些制度安排降低誤判機率，避免將軍事演習誤解為攻擊前兆。當核查機制消失，各國只能依賴情報推估對手動向。推估若偏向最壞情境，決策壓力便會升高。誤判風險被不少學者形容為接近古巴飛彈危機以來的新高。條約規範的真空，也為軍備擴張打開空間。美俄在 2026 年 2 月 5 日之後，不再受到戰略核彈頭數量上限約束。2025 年底曾出現暫時遵守上限的說法，缺乏查核機制使承諾難以驗證。雙方均有能力擴充彈頭與載具部署，戰略穩定性逐漸鬆動。當對手無法確認真實規模，軍事規劃勢必以更保守甚至更強硬的方式回應。全球核格局同時從雙強對峙轉向三足鼎立。中國快速擴充核武庫並建設洲際飛彈發射井，使原有平衡產生變化。三方互動遠比雙邊談判複雜，美國面臨同時威懾兩個核武強權的戰略壓力。為維持嚇阻可信度，美國加速推動 Sentinel 洲際彈道飛彈與新一代核潛艦計畫。軍備升級被視為必要選項，也為未來談判增添變數。區域層面的多米諾效應正在浮現。北韓於 2025 年底宣布火星-20 洲際飛彈研發取得重大進展，顯示其遠程打擊能力持續提升。伊朗與國際原子能總署之間的緊張關係加劇，外界對核門檻突破的疑慮增加。面對周邊威脅，南韓、日本與沙烏地阿拉伯內部關於核保護傘可靠性與自主研發核武的討論明顯升溫。區域安全焦慮可能進一步削弱不擴散體系。全球正處於核規則重塑期。既有軍備控制架構鬆動，新制度尚未成形。2026 年 4 月即將召開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審議大會，將成為觀察各國是否願意重建共識的重要節點。若缺乏新的透明機制與可驗證安排，軍備競賽與誤判風險將長期存在。法律規範的力量在於提供預測性與穩定性。當條約消失，國際秩序更依賴權力與猜疑。核武時代的教訓一再提醒世人，制度真空往往比武器本身更危險。能否在競逐中重建最低限度的規則，將決定未來數十年的全球安全走向。

安全議題被置換成主權指控，北京的敘事陷阱與日本的回應考驗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在2026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中國外長王毅把矛頭指向日本，宣稱日本的相關言論挑戰台灣已被歸還中國的戰後國際秩序，並以聯合國憲章語彙包裝自身立場，試圖把台海現狀的安全討論框進主權指控的框架之中。  台灣外交部長林佳龍隨即回應，強調台灣主權從未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指出中國以軍事挑釁破壞和平，真正威脅區域安全的是中國。 對台灣讀者而言，重點不只在於中國如何發言，更在於日本如何接招。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近期確實在慕尼黑出席相關會議行程，也在面對中方批評時表示相關指控缺乏事實基礎。只是日本若把回應重心停留在政治情緒或一般性的安全環境敘述，容易被北京帶進固定劇本，安全議題被扭轉為主權議題，討論台海和平就被貼上挑戰主權與戰後秩序的標籤，外交空間隨之被壓縮。茂木敏充更需要把話說清楚，戰後歷史文件屬於全世界共同面對的歷史記憶與國際安排，不是任何單一國家可以獨占詮釋權的政治資產。北京一再把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包裝成主權移轉的法律結論，卻刻意淡化戰後和平條約體系中最關鍵的法律文件脈絡。日本的回應若只說中方說法不符合事實，卻不指出問題出在把戰時政治宣示等同主權判決，就會讓北京的歷史定錨策略持續累積效果。同樣重要的是，日本不該把台海和平與區域安全的討論，讓北京置換成主權歸屬的爭論。日本可以談風險管理與危機溝通，可以談海空活動升高帶來的誤判風險，也可以談國際法反對以武力或脅迫改變現狀的原則，這些都屬於安全議題的正當範圍。北京最想達成的效果，是把所有安全語言重新命名為主權挑戰，讓外界連談和平都要先接受北京對台灣的結論。  日本若不在語言層次劃清界線，就會在不知不覺間替北京完成框架轉換。台灣社會也該看見，這場敘事攻防與台灣利益高度重疊。林佳龍指出台灣主權從未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點出中國以軍事作為破壞聯合國憲章精神，這套說法直指核心，安全議題要回到行為與風險，不該被歷史話術牽引。當北京宣稱台灣在1945年被歸還中國，台北指出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存在，北京沒有理由把歷史直接折算成今日的主權結論，這正是國際社會在法律與政治實務上必須面對的現實。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若真要避免落入中國論述，就該把兩件事同時做到。第一件事是把歷史文件的世界性講清楚，戰時宣言與投降條件屬於同盟國共同政治安排，不能被單方改寫為不可質疑的主權判決。第二件事是把安全議題與主權議題的界線講清楚，台海和平穩定可以討論，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可以主張，國際社會的正當關切不等於介入內政。做到這兩點，日本才有可能在慕尼黑這類舞台上守住論述主導權，也讓台灣不被迫在北京設定的語言牢籠裡被寫成既定結局。 

從AI幻覺到論文造假只有一步之隔，台灣的大學必須儘早建立 AI 使用的明確規範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近來台灣學術界再度出現 AI 虛構文獻爭議。政治大學國發所本月已表示，一篇博士論文的最終上傳版本參考文獻出現 AI 工具生成書目錯漏，校方已先將論文自資料庫下架，並啟動學術倫理調查程序。這件事之所以引發高度關注，不只是因為個案本身，而是因為它揭露了一個更大的結構性問題，生成式 AI 已經普遍進入研究生的寫作現場，但多數大學對於如何正確使用 AI，仍在規範補課與教學摸索的階段。 對台灣讀者而言，這個問題不能只看成單一學生的疏失。真正值得警惕的是，AI 所造成的風險並不是只有抄襲，而是更隱蔽、也更危險的「看起來很像真的」的虛構資訊。生成式 AI 可以快速生成作者姓名、論文題目、期刊名稱、卷期頁碼，甚至連格式都模仿得相當逼真。對沒有經過完整研究方法訓練的人來說，這些內容很容易被誤認為是真實文獻，再被直接放進論文、報告或計畫書之中。一旦研究者沒有逐筆核對原始來源，論文表面上像是完成了文獻回顧，實際上卻可能已經踩入學術失信的紅線。 筆者以實際的經驗來說，過去指導了接近 100 篇的論文。到了最近兩年，AI 的使用，對於臺灣的研究生而言，已經是越來越普遍的事實。目前 AI 的普遍發展，已經讓大學研究所本身，幾乎沒有辦法禁止 研究生在論文的寫作過程中使用AI。實際上在 研究生利用AI 的論文寫作過程中，經常可以發現因產生 AI 幻覺而出現虛假的陳述，或是不存在的文獻。這種情況的確令人憂心，如果研究生或指導老師對此沒有嚴格加以體察，一不小心踏入陷阱的機會很大。這也是為什麼國際學術規範近兩年對生成式 AI 的態度越來越明確。ICMJE 已明文指出，聊天機器人與 AI 工具不能列為作者，因為作者資格包含對內容的準確性、完整性與原創性負責，而 AI 無法承擔這種責任。Nature 也明確表示，大型語言模型不符合作者資格，若在研究寫作中使用 LLM，應在方法段落或適當位置揭露。Science 體系則同樣強調，AI 不能成為作者，作者本人必須對提交內容負責。這幾套規範共同傳達的訊息非常清楚，AI 可以是工具，但責任永遠回到人。 從研究倫理的角度來看，若研究者把 AI 編造出來的資料、文獻或結果當成真實內容加以記錄與報告，確實可能落入 論文造假fabrication 或 falsification 的範疇。美國研究誠信辦公室 ORI 對 fabrication 的定義是「捏造資料或結果並予以記錄或報告」，對 falsification 的定義則是操弄研究材料、流程或改變、遺漏資料，使研究紀錄無法正確呈現。也就是說，AI 並不會成為責任主體，真正必須負責的仍是把內容放進學術作品中的研究者本人。 在台灣，大學端也開始逐步建立規範，但目前仍呈現校級原則與系所指引並行的狀態。成功大學 2025 年公告的學術誠信指引明確要求，使用生成式 AI 時應查驗其準確性，並禁止用 AI 進行剽竊、偽造、變造資料、圖表等違反學術誠信的行為。台灣師範大學的生成式 AI 學習應用指引則強調，使用者應對成果內容負完全責任，並揭露工具名稱、使用方式與角色。台師大部分系所進一步要求，若 AI 提供文獻或資料建議，學生必須自行查證出處、親自查閱原始資料，不能只憑 AI 提供資訊直接引用。這代表校園的方向已經逐漸清楚，問題不在於可不可以用 AI，而在於能不能把使用範圍、揭露義務與查證責任講清楚、教到位。 真正麻煩的地方在於，很多研究生並不是故意造假，而是在一個規範尚未完全成熟的環境裡，把 AI 當成搜尋引擎、文獻管理工具或初稿助手，卻沒有受過足夠訓練，不知道 AI 最危險的地方恰恰就在於「會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最需要補強的，不只是技術使用能力，而是研究方法課程中的查證訓練、引註訓練與學術責任教育。學生若不知道每一則引用都必須回到原始來源確認，那麼 AI 帶來的不是效率，而是把錯誤高速複製到論文裡。 這種風險並不限於研究生或學術界。過去兩三年，國外已經有多起知名案例顯示，連律師與法律從業人員都曾把 AI 生成的虛構判例提交法院，最後遭到法官制裁或罰款。這些案例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們發生在法律界，而是因為它們證明一件事，專業身分本身並不會自動抵抗 AI 幻覺。只要使用者把 AI 誤認為可靠資料庫，而不是需要被審核的文字生成工具，就可能付出非常高的代價。 因此，今天討論 AI 與論文倫理，不能只停留在譴責個案，也不能只用「不要用 AI」這種過於簡化的結論來回應。更合理的方向應該是把 AI 視為高風險輔助工具，建立清楚的使用邊界。語言潤飾、翻譯、摘要整理、架構建議、程式碼除錯，這些用途在嚴格人工覆核下，仍有一定實用性。文獻搜尋、引註編製、理論歸納、研究結果判讀，這些部分則必須列為高風險區，不能交由 AI 直接生成後照單全收。特別是參考書目，最安全的原則不是「讓 AI 先列一份再挑」，而是研究者先進入 Scholar、Scopus、Web of Science、華藝或各大圖書館資料庫，找到原始資料後再自行整理。 對大學治理來說，下一步最重要的不是增加更多抽象口號，而是盡快把規範落地成可操作的教學制度。研究方法課要納入 AI 使用與查證模組。論文寫作課要教學生如何保存提示詞與修改紀錄。指導教授要在論文初期就明確講清楚哪些用途可接受、哪些用途不可接受。系所與學校也應建立一致的揭露格式，讓學生在致謝、方法或附錄中清楚交代 AI 的工具名稱、版本、用途與人工覆核方式。當規則清楚，學生才知道紅線在哪裡，教師也才有一致的評量依據。 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不能把這場爭議理解成單純的技術問題。這其實是在問，學術訓練的核心究竟是什麼。論文從來不只是把資訊拼湊成一篇看起來完整的文章，真正重要的是研究者如何追問、如何查證、如何判斷證據可信度，最後如何對自己的文字負責。AI 可以幫忙加快表達，但不能替代誠實。AI 可以整理材料，但不能代替判斷。學術的根本，不在於寫得多快，而在於能否對每一條引文、每一個判斷、每一段論證負責到底。這一點，在 AI 時代不但沒有改變，反而變得更重要。 如果今天政大事件能夠帶來一個正面作用，那應該不是讓大家更害怕 AI，而是讓大學與研究者都更清楚看到，從 AI 虛構文獻到論文造假，中間其實只隔著一道「有沒有查證」的門檻。只要學術界還把 AI 當成方便的捷徑，而不是需要嚴格監督的工具，同樣的事件就一定還會再發生。台灣現在最需要的，不是對 AI 的盲目樂觀，也不是情緒化的全面排斥，而是用制度、教育與查核，把生成式 AI 拉回學術誠信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