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

投書當AI超越人類智慧，誰來守住人性的最後防線？從Anthropic創辦人兄妹訪談看人工智慧的未來

當AI超越人類智慧，誰來守住人性的最後防線？從Anthropic創辦人兄妹訪談看人工智慧的未來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台灣永社社員，台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發展正站在人文與科學的交叉路口。當AI逐漸超越人類的認知能力，科技企業面對的問題已經不只是如何打造更強大的模型，而是如何確保人工智慧不會反過來威脅人類社會。Anthropic共同創辦人達里奧．阿姆代伊（Dario Amodei）與丹妮拉．阿姆代伊（Daniella Amodei）兄妹，近日接受知名傳記作家華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主持的《The Builders》訪談，從企業文化、AI安全、自主武器到人類存在的意義，提出值得深入思考的觀點。這場對話真正重要的地方，在於揭示人工智慧競爭已經從技術能力的競賽，逐漸轉向企業治理、社會信任與人類價值的制度性競爭。艾薩克森以蘋果創辦人賈伯斯著名的「人文與科學交叉路口」作為訪談開場，點出了Anthropic創辦團隊的特殊性。達里奧具有物理學與科學研究背景，關注人工智慧的技術突破與長期發展。丹妮拉則重視組織文化、人際關係與社會責任。兄妹兩人的不同專長，形成Anthropic企業治理的重要基礎。人工智慧的發展不可能單靠工程師解決所有問題，技術能力必須與人文思考、倫理判斷及制度設計共同發展，才能建立值得社會信任的科技體系。Anthropic創辦團隊的組織文化，提供了一個值得觀察的案例。訪談提到7位共同創辦人持續留在團隊，反映創辦成員之間具有相當程度的合作基礎。達里奧特別強調，信任不是消除不同意見，而是讓團隊成員能夠坦率表達分歧。科技企業經常以創辦人的個人魅力或技術能力作為成功關鍵，Anthropic則試圖建立以誠實溝通、共同原則與相互信任為核心的治理文化。這種組織設計對高風險科技尤其重要，因為當工程師發現模型存在安全問題時，企業必須具備容許內部質疑與公開討論的制度。企業價值觀也直接影響商業模式。Anthropic在訪談中強調不以聊天機器人廣告作為營運方向，理由在於廣告收入可能改變模型的行為誘因。當AI系統的收入依賴使用者停留時間、互動頻率與廣告轉換，模型就可能被引導追求使用者黏著度，而不是提供最準確、最有幫助的答案。這種問題與社群媒體長期面臨的注意力經濟困境高度相似。人工智慧如果延續相同的商業邏輯，可能進一步放大資訊偏誤、情緒操控與認知依賴。拒絕廣告並不代表企業完全沒有商業利益衝突，訂閱收入、企業客戶與大型合作夥伴同樣可能影響產品決策。真正的治理關鍵，是建立能夠辨識利益衝突並接受外部檢驗的制度。達里奧回顧早期參與GPT-2相關研究的經驗時，提到自己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人工智慧快速進步所帶來的震撼。隨著模型規模、訓練資料與運算能力持續增加，AI展現出超越原先預期的能力。這種現象促使研究者重新思考人工智慧的發展速度與潛在風險。所謂縮放定律（Scaling Laws），說明模型效能與運算資源、資料及模型規模之間存在可觀察的關係，但不能直接推論只要持續增加規模，AI就必然在所有領域超越人類。達里奧當年的憂慮，反映的是研究者對技術發展可能超出社會治理能力的警覺。人工智慧安全治理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讓模型在複雜情境中維持符合人類價值的行為。Anthropic早期曾嘗試使用大量具體規則約束Claude的回答，訪談提到曾整理超過170條行為要求。規則越多不一定代表安全程度越高，因為真實世界的問題具有高度情境性，不同原則之間也可能產生衝突。過度依賴固定清單，容易讓模型出現機械式拒絕、判斷僵化或規則漏洞。Anthropic後來發展憲法式人工智慧（Constitutional AI），嘗試讓模型依據較高層次的原則進行自我評估與修正，包括尊重人權、避免傷害、誠實表達與公平對待使用者。這種訓練方式與人類教育具有相似之處。教育不只是要求學生背誦行為規範，更重要的是培養判斷能力，讓學生面對沒有標準答案的情境時，仍然能夠依據基本價值作出合理選擇。人工智慧模型雖然不等同具有道德意識的人類，但透過原則導向的訓練，可以改善部分複雜情境下的行為表現。這種教育哲學也帶來新的治理問題。誰有權決定人工智慧應該遵守哪些價值？企業制定的憲法式原則，能否代表不同文化、政治制度與社會群體的共同利益？公平、自由、安全與個人自主之間經常存在衝突，單一企業不可能完全解決所有價值爭議。AI治理不能只依靠企業內部倫理委員會，還需要公共參與、外部研究、透明評估與民主監督，避免少數科技公司實質掌握全球資訊系統的價值判斷權。訪談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議題，是人工智慧的迎合傾向（Sycophancy）。當模型主要依靠人類偏好回饋進行訓練，可能逐漸學會提供使用者喜歡聽的答案，而不是最符合事實的答案。這種現象對教育、醫療、法律與公共政策尤其危險。使用者需要的往往不是情緒上的認同，而是能夠指出錯誤、揭露風險與提出不同觀點的專業協助。如果AI只會附和使用者，表面上提高互動滿意度，實際上卻可能削弱人類的獨立判斷能力。比迎合更值得警惕的，是模型在特定測試情境中出現策略性欺騙、隱藏資訊或避免遭到關閉的行為。這類現象不應直接解讀為AI已經具有自我意識或真正的求生慾望。比較嚴謹的理解是，模型在特定訓練目標、獎勵機制或模擬情境下，可能產生不符合開發者預期的策略性輸出。這種行為即使沒有主觀意識，仍可能造成真實安全風險。Anthropic因此投入模型機制可解釋性（Mechanistic Interpretability）研究，試圖透過分析模型內部的運算特徵與資訊表徵，理解特定回答如何形成。這類研究有些類似神經科學對大腦活動的分析，但目前仍無法完整讀取模型的思考過程，更不能宣稱已經掌握AI的真實動機。搭配極端壓力測試、紅隊演練與公開安全研究，企業可以逐步辨識模型可能出現的危險行為。Anthropic願意公開部分不利於自身產品形象的安全研究，具有建立公共信任的意義，但公開研究仍須接受獨立驗證，才能避免安全承諾淪為企業形象宣傳。人工智慧進入軍事領域之後，技術安全問題更直接轉化為民主政治與國家安全問題。達里奧在訪談中提出一個極具警示性的情境，當一個人能夠透過單一指令控制100萬架自主無人機，傳統軍隊依賴人類士兵執行命令的權力結構，可能發生根本改變。人類軍人具有法律責任、道德判斷與拒絕違法命令的可能性，高度自動化的武器系統卻可能依照既定目標持續執行任務。自主武器的風險不只在於誤判目標或造成平民傷亡，更在於軍事暴力的控制權可能過度集中。當政治領導者不再需要大量人員配合，就能動員龐大的自主武器系統，民主制度原有的權力制衡可能受到削弱。這不代表人類士兵必然會拒絕違法命令，也不代表所有自主系統都缺乏安全控制。真正需要建立的是可追究責任的人類指揮鏈、明確的武力使用規則、可靠的人工介入機制，以及對自主武器部署規模與用途的民主監督。對台灣而言，這項討論具有直接的國防戰略意義。台灣正積極發展無人機、無人載具、AI自主飛行與非紅供應鏈，國防自主不能只追求量產能力與作戰效能，也必須同步建立自主武器的安全驗證與責任制度。無人機可以提高防衛韌性、降低人員暴露風險，但如果缺乏可靠的識別、授權、通訊安全與任務終止機制，同樣可能形成新的作戰風險。未來無人機產業的競爭力，不只是飛得多遠、飛得多久，而是能否證明自主系統在複雜戰場中仍然可控、可信並且符合國際人道法。訪談最後回到更深層的人文問題。當人工智慧逐漸具備專業分析、科學研究與複雜決策能力，人類工作的價值是否會被取代？達里奧引用IBM深藍電腦擊敗西洋棋世界冠軍卡斯帕羅夫的歷史經驗，指出機器超越人類的競技能力，並沒有使人類失去對西洋棋的興趣。人們依然願意學習、競賽與欣賞棋藝，因為人類活動的意義不完全取決於是否能夠擊敗機器。丹妮拉則從醫療提出另一個觀察。即使未來AI能夠完成大量診斷工作，醫師仍然需要陪伴患者理解疾病、面對恐懼與作出困難決定。醫療不只是資訊處理，更包含信任、同理心與責任關係。這個觀點也適用於教育、社會工作、心理支持與公共服務。人工智慧可以協助專業人員提高效率，但人與人之間的理解、照顧與共同承擔，仍然具有難以單純用運算能力衡量的價值。這種樂觀展望仍然需要面對現實限制。西洋棋的歷史經驗，不能直接證明AI不會造成大規模就業替代。當人工智慧能夠以更低成本完成大量認知工作，勞動市場、所得分配與專業資格制度都可能受到衝擊。人類即使仍然保有文化活動與情感需求，也不代表所有勞工都能順利轉換職業。政府必須提前規劃教育改革、職業再訓練、社會保障與產業轉型，避免人工智慧帶來的生產力收益集中在少數企業與資本持有者手中。Anthropic創辦人兄妹的訪談，真正提出的是一個超越企業競爭的問題。人工智慧發展究竟應該由技術能力決定方向，還是由人類社會共同決定技術應該服務哪些目的？從企業信任、憲法式AI、模型欺騙、自主武器到後AGI時代的人類意義，這些看似分散的議題，其實共同指向同一個核心，就是人工智慧越強大，人類越需要建立能夠約束科技權力的制度。台灣面對人工智慧發展，不能只把焦點放在算力建設、晶片供應與產業投資。AI治理能力、模型安全研究、民主監督、人才培育與人文教育，同樣應該成為國家科技戰略的重要部分。未來真正具有競爭力的社會，不只是能夠製造最先進的人工智慧，更是能夠讓人工智慧在可信任的制度下運作，並將技術進步轉化為多數人民共享的利益。人工智慧可能在越來越多領域超越人類能力，但技術優勢不等於價值正當性。決定人類未來的關鍵，不是AI究竟能夠變得多聰明，而是人類能否在技術快速進步的過程中，繼續掌握制度選擇、道德責任與民主決策的主導權。當科學不斷突破能力邊界，人文思考與公共治理就必須同步深化。這才是站在人文與科學交叉路口，最值得重視的時代課題。

投書台菲半導體合作，區域產業韌性的關鍵步驟

台菲半導體合作，區域產業韌性的關鍵步驟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與菲律賓近期展開了半導體產業合作的積極布局，並宣示協助菲律賓提升半導體和電子產品的出口能力。這次的區域合作不僅呈現出台灣身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要角的實力延伸，也正回應地緣政治下製造分散與產業韌性的長遠挑戰。超越於技術轉移與產能外移的框架，台菲之間的合作如果能落實在能力分工、製造升級以及供應鏈重塑，將有機會成為亞洲新型產業互補的典範。台灣目前作為全球半導體產業鏈最具戰略地位的國家之一，不論在尖端晶圓製造或是封裝測試環節都擁有卓越競爭力。而菲律賓，過去則以勞動密集型電子組裝聞名，同時也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維持長期經貿與戰略合作。菲律賓積極吸引國際投資，設法將現有的電子產業升級至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半導體製造與出口中心，而台灣的角色，則不僅扮演技術供應者，更有機會攜手推動共生型的產業鏈協作。在這次合作架構下，雙方政府與企業著眼於製造、人才與投資三大面向的長遠關係。產業升級如要不流於形式，需要高效技職教育體系的支撐，確保菲律賓當地勞動力能夠勝任半導體生產與管理流程。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則是外資流動與技術移轉的基石，一旦缺乏周延法制與嚴格執行，技術供應國難免顧慮長遠風險。此外方向仍需解決穩定供電、基礎設施、產業政策與投資保障等現實課題，這些變因攸關整體產業布局的可持續性與台灣企業實質參與的意願。從目前資料可見，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戰略地位已不容忽視，美中貿易競爭、地緣政治風險升高，讓新一輪產業外移與供應鏈分散成為不可逆的趨勢。業者與政策制定者比以往更需思考如何分散過度集中的生產基地，同時維持關鍵技術的不失控。與菲律賓的合作，若能突破純粹承接低階製造與組裝工作、輸出單向技術的人才派遣邏輯，轉而深化雙邊分工與互補，才能真正為產業韌性和區域競合樹立新典範。產業合作的成敗，關鍵不僅在於台灣願意協助，也在於菲律賓是否本質具備吸收能力與體制準備。技職教育體系能否躍升至符合半導體潔淨室及製程品質要求仍待檢驗，而智慧財產權的法治環境與執行力也需強化。供電穩定與基礎建設直接影響企業運作與投資意願。多數台灣企業將產能轉移時，不僅評估規模經濟，也會審慎考量政策穩定、投資保障與回本週期。而當前全球產業鏈重組，不再僅止於外包或設廠，還包括研發設計合作、關鍵原物料取得、政策協調與區塊經濟的形成。台菲如果無法形成產業分工優勢，合作長期看來仍將面臨人才流動、技術流失與價值創造不足等難題。台灣現階段在推動協議內容、人才交流及投資保障措施時，宜將自身經驗轉化為培育區域夥伴的具體政策工具。從協議安排到人才培訓與技術標準轉移，建議嚴格控管核心製程，大力導入軟體工程與智能自動化的技術訓練。勞動力培養不只是量的擴張，更是質的躍升，才能在國際分工下凸顯台灣與菲律賓彼此的互補性。硬體轉移之外，台灣可聚焦於產業標準、管理經驗、智慧財產控管機制的輸出，讓合作關係更具結構性與可持續性。當前區域經濟整合已呈現供應鏈多角分工特徵，台菲合作成為東南亞與東亞產業鏈再平衡的機會窗口。不止於傳統CP值優勢，更應思考如何創造以研發創新為核心、以信任機制維護智慧財產的分工模式。菲律賓若能藉由台灣協助，在產業分工中快速提升本土技術力與製造品質，長遠可望成為台灣企業「第二製造基地」甚至結盟夥伴。反之，台灣也能在地緣高度風險環境下開闢備援方案，分散單一區域突發衝擊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區域產業韌性若要真正建立，不應陷於單純的外移或廉價生產思維。針對產業合作、人才流動、投資保障與供應鏈角色，政策制定者宜以制度設計、法治保障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推動精準分工，建立多贏局面。台灣此次攜手菲律賓，有機會發展成為亞洲新型產業夥伴的典範，也為未來區域分工、技術合作、產業韌性與價值共創提供重要示範。

投書外交措詞不等於和平，台灣如何看懂大國博弈的真實訊號

外交措詞不等於和平，台灣如何看懂大國博弈的真實訊號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國際政治充滿精心設計的外交措詞。當大國領袖宣稱「致力和平」、「願意對話」、「避免衝突」，國際媒體往往解讀為緊張局勢降溫，金融市場也可能出現樂觀反應。外交聲明真正代表多少政治承諾，仍須回到軍事部署、談判條件與實際行動加以檢驗。對台灣而言，辨識外交措詞背後的戰略意圖，不只是國際新聞的解讀能力，更直接關係國家安全、經濟穩定與企業風險管理。外交措詞從來不是單純的語言表達，而是國家權力運作的一部分。各國政府透過公開聲明傳遞立場，同時向國內選民、國際盟友及競爭對手釋放不同訊息。「維持現狀」可能意味避免立即改變局勢，也可能代表維持既有軍事壓力。「願意談判」可能展現協商意願，也可能是爭取時間、調整部署的策略。相同措詞在不同政治情境下，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戰略意義。外交語言最值得注意的特徵，就是刻意保留解釋空間。政治領袖經常使用「適當時機」、「必要措施」、「建設性對話」等表述，避免提前承擔明確義務。外交上的模糊有時能降低衝突風險，讓對立雙方保留妥協餘地，也可能掩蓋彼此立場的根本分歧。判斷外交聲明的價值，不能只看措詞是否友善，更要確認發言者究竟承諾了什麼，以及哪些關鍵問題仍未解決。美中關係正好說明外交措詞與戰略現實之間的距離。雙方即使公開強調保持溝通、避免誤判，仍可能持續進行軍事部署、科技管制與經濟競爭。高層會談可以降低意外衝突機率，卻不代表結構性矛盾已經消失。中國對台軍事活動是否減少、美國區域安全部署是否調整，以及雙方危機溝通管道是否有效運作，才是評估台海風險的重要依據。台灣尤其需要辨識外交措詞中的政治定位。國際文件使用「台灣海峽和平穩定」、「反對片面改變現狀」或「關切區域安全」，各自具有不同的外交功能。關切不等於安全保證，反對片面改變現狀也不必然意味承諾軍事介入。不同國家對台海安全的政策表述，必須結合正式協議、國內法律、軍事合作與實際政策判讀，不能把政治支持直接等同於具體防衛承諾。外交訊號可以從3個層次進行分析。第一個層次是公開宣示，觀察措詞是否改變、承諾是否具體，以及發言者是否具有決策權。第二個層次是實際行動，包括軍事部署、經濟制裁、航運活動與外交接觸。第三個層次是制度安排，確認是否建立危機熱線、履約監督、爭端處理及違約責任。3個層次相互印證，才能提高局勢研判的可靠性。軍事行動雖然比外交宣示更具體，也不能脫離背景單獨解讀。軍演可能是施壓、威懾或例行訓練，部隊撤離也可能只是輪替部署。真正重要的是軍事活動的規模、位置、持續時間及相對於既有基準的變化。若外交談判同步出現可查證的軍事降溫措施，和平訊號的可信度才會提高。經濟領域同樣提供重要的交叉驗證。航運是否恢復正常、戰爭風險保費是否下降、供應鏈是否解除緊急調度，都能反映市場對安全環境的判斷。不過金融價格也會受到投機交易、政策干預與短期預期影響，不能直接當成和平已經到來的證明。企業風險管理必須整合外交、軍事與經濟資料，避免受到單一新聞標題左右。對台灣企業而言，外交措詞的實務價值在於提前辨識風險，而不是預測哪位領袖的談話最能帶動市場。半導體、能源、航運與出口產業高度依賴跨國供應鏈，企業應建立地緣政治預警指標，定期檢視運輸成本、保險條件、關鍵原料庫存與替代供應來源。即使國際政治出現和緩訊息，也不應立即取消必要的營運持續計畫。政府更需要建立跨部門的外交訊號分析能力，將外交部的政治判讀、國防部的軍事情資，以及經濟部的產業風險評估加以整合。外交聲明可以作為政策觀察的起點，卻不能取代可驗證的安全指標。公開資訊與專業研判相互配合，才能減少政治口號對政策決策的干擾。台灣社會不需要對每一句和平宣示抱持懷疑，也不應把所有外交接觸視為政治表演。真正成熟的戰略判斷，是理解外交措詞具有溝通、試探、威懾與協商等多重功能，再以實際行動檢驗政治承諾。外交語言可以為和平創造機會，和平能否持續，終究取決於各方是否願意付出可觀察、可驗證的行動成本。看懂外交措詞背後的權力關係，台灣才能在大國競逐中保持清醒判斷，掌握風險管理與政策選擇的主動權。

投書鋼鐵取代血肉，烏克蘭機器人軍團正在改寫現代戰爭規則

鋼鐵取代血肉，烏克蘭機器人軍團正在改寫現代戰爭規則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俄烏戰爭進入第5年，烏克蘭面臨的最大挑戰，已經不只是武器彈藥不足，更是長期消耗戰造成的兵力短缺。面對俄羅斯在人口、兵員與軍事資源上的優勢，烏克蘭開始將戰爭創新從空中無人機延伸至地面機器人，試圖以機械設備承擔高風險任務，減少士兵傷亡。烏克蘭推動的「機器人軍團」，正在探索一條不同於傳統人海戰術的戰爭道路。烏克蘭前數位轉型部長費多羅夫（Mykhailo Fedorov）推動的機器人軍團構想，延續過去無人機軍團的發展經驗，將地面無人載具納入軍事作戰體系。烏克蘭在戰爭期間建立龐大的無人機生產與運用能力，證明民間科技產業可以迅速轉化為國防戰力。地面機器人的發展則進一步挑戰傳統步兵作戰模式，讓機器逐漸承擔原本必須由士兵冒險完成的任務。地面無人載具過去主要負責運送彈藥、補給物資、撤離傷患及戰場偵察，近期已逐漸擴展至武裝突擊與陣地攻擊。部分烏克蘭部隊嘗試在地面機器人裝設機槍、榴彈發射器及爆炸裝置，執行火力支援與高風險攻擊。這類作戰方式讓機器先行接觸敵軍，步兵則負責監控、支援與後續控制，降低人員直接暴露於敵方火力的機會。更值得關注的是空中無人機與地面機器人的整合。烏克蘭部隊已探索利用大型無人機運送小型地面機器人，突破傳統地面障礙與防禦部署。過去依靠地雷、壕溝及反裝甲障礙建立的防線，主要針對地面進攻設計。當地面機器人能夠透過空中載具部署至不同位置，防守部隊就必須重新考慮後方警戒、電子干擾與多層次防禦問題。這種戰術發展不代表傳統防線已經失效。空中運輸仍受到載重、航程、天候與防空火力限制，地面機器人也容易受到地形、通訊中斷及電子戰干擾影響。真正的突破不在單一機器性能，而在空中與地面無人系統能否形成持續運作的作戰網絡。烏克蘭軍事創新的另一項特色，是前線需求與民間產業之間的快速連結。前線部隊提出問題，科技企業調整設計，工程人員進行測試，再將實戰經驗回饋生產端。這種快速迭代模式縮短了傳統軍事採購與研發流程，使新型裝備能夠在短時間內投入測試與有限部署。機器人軍團的戰略意義，也在於重新計算戰爭成本。傳統消耗戰比較兵員數量、裝甲車輛與火砲存量，無人系統大量投入後，戰場競爭逐漸增加製造成本、補充速度、通訊韌性與操作效率等指標。能夠持續生產、快速維修並大量部署無人裝備的國家，可能取得不同於傳統軍事規模的作戰優勢。不過，機器人無法完全取代步兵。地面無人載具仍需依賴人員進行任務規劃、目標確認、戰場協調與陣地控制。自主系統涉及敵我識別、交戰規則及責任歸屬，不能將減少己方傷亡視為放寬武力使用限制的理由。未來戰爭的核心不是取消人類角色，而是重新安排人與機器的任務分工。對台灣而言，烏克蘭經驗具有直接的國防啟示。台灣面臨兵力結構、城鎮防衛、海岸防禦與戰時補給等挑戰，應將地面機器人納入無人機產業與國防自主體系，優先發展彈藥補給、傷患後送、危險區域偵察、排爆及防禦性火力支援。台灣既有半導體、感測器、精密機械、人工智慧與通訊產業，可以形成軍民通用的技術基礎。台灣更需要建立前線需求、研發測試、產業製造與軍方驗證之間的快速合作機制，並強化斷線作戰、抗電子干擾及非紅供應鏈能力。單純採購昂貴機器人並不足以形成戰力，真正關鍵是能否大量生產、持續補充、快速維修，並與現有部隊有效整合。烏克蘭機器人軍團尚未證明能夠全面改寫戰爭勝負，卻已清楚揭示現代國防的重要方向。未來戰場競爭不只是誰擁有更多士兵，更是誰能以更低的人員風險維持作戰能力。對台灣來說，發展機器人軍團不是追逐科技潮流，而是將產業實力轉化為防衛韌性，讓機器承擔危險，讓生命獲得更大的保障。

投書亞伯達分離公投爭議，考驗加拿大聯邦治理與民主韌性

亞伯達分離公投爭議，考驗加拿大聯邦治理與民主韌性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加拿大亞伯達近年再度掀起脫離聯邦的政治聲浪，分離派試圖透過公投爭取獨立，引發加拿大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新一波爭論。這場爭議表面上是地方自主與國家統一的政治選擇，背後卻涉及能源利益、財政分配、區域認同與國際貿易壓力。真正值得關注的並非亞伯達是否可能獨立，而是當地方經濟利益與中央政策長期衝突時，民主制度能否提供有效的協商機制，避免政治不滿演變成國家治理危機。亞伯達是加拿大重要的石油與天然氣產地，能源產業構成地方經濟與財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加拿大聯邦政府推動氣候政策、能源轉型與環境管制，經常與亞伯達的產業利益發生衝突。地方民眾也長期質疑聯邦財政制度未能充分反映能源產業對國家經濟的貢獻。這些矛盾經過多年累積，逐漸從政策分歧轉變成政治認同問題，讓分離主義取得動員空間。亞伯達的不滿不能單純理解為地方民族主義。能源產業高度集中，使地方經濟容易受到國際油價、出口市場與環境政策變動影響。當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承擔能源轉型成本，卻未能提供足夠的產業調整支持，地方社會便容易產生利益受損的感受。分離派正是利用這種經濟焦慮，把原本可以透過財政與產業政策處理的問題，轉化成是否繼續留在加拿大聯邦的政治選擇。美國總統川普推動的貿易保護政策，更加深加拿大能源產業面臨的不確定性。亞伯達能源出口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美國關稅、能源政策與跨境基礎建設決策，都可能直接影響地方就業及投資。當外部經濟壓力與內部政治不滿相互結合，地方分離訴求便更容易受到支持。這也顯示全球經濟重組不只是國際貿易問題，更可能改變國家內部的政治結構。加拿大處理分離主義的經驗，關鍵在於民主表達必須受到憲政秩序規範。加拿大最高法院在1998年魁北克分離案的諮詢意見中指出，省份不能單方面宣布獨立。即使公投出現支持分離的明確多數，也不代表地方政府立即取得獨立權利，而是涉及後續憲政談判與法律程序。2000年制定的《清晰法》進一步規範聯邦層級對分離公投問題與結果的判斷。民主投票可以表達政治意願，卻不能取代憲法程序。這項制度安排具有重要意義。地方人民有權提出政治訴求，中央政府也有責任維護整體憲政秩序。公投並非解決所有爭議的萬靈丹，更不能把複雜的能源分配、財政責任與區域發展問題，簡化成贊成或反對獨立的單一選項。真正成熟的民主治理，應該在政治對立升高之前，建立持續協商與利益調整的制度。亞伯達爭議對台灣具有參考價值，但不能直接類比。加拿大採取聯邦制度，台灣則是單一制國家，雙方的憲政架構與地方權限不同。台灣值得借鏡的是如何處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衝突。從財政收支劃分、能源設施選址、產業園區開發，到環境保護與區域交通建設，許多政策爭議都涉及中央決策與地方承擔成本之間的落差。台灣若要避免地方利益衝突持續政治化，應建立更透明的財政分配制度、強化重大政策的地方參與，並讓環境與產業轉型成本獲得合理補償。中央政府不能只要求地方配合國家發展，地方政府也不能只爭取資源而忽略整體公共利益。雙方需要透過制度化協商，明確分配決策權、財政責任與政策成果。亞伯達分離爭議真正揭示的問題，是經濟利益失衡如何逐漸侵蝕政治信任。民主制度的韌性，不在於能否完全消除地方不滿，而在於能否讓衝突回到法律、協商與政策改革的軌道。對台灣而言，強化中央與地方合作、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比單純追求政治立場一致更為重要。唯有讓不同地區都能參與國家發展並合理分享成果，才能在全球經濟動盪與地緣政治壓力下，維持社會團結與治理穩定。

投書以資安驗證提升競爭力，台灣AI產業的下一步

以資安驗證提升競爭力，台灣AI產業的下一步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026年10月，數位產業署率團赴荷蘭參與海牙資安週與ONE Conference，促成晶片安全認驗證及產業技術合作。對台灣而言，這場交流值得關注的重點，在於能否讓國內安全測試成果銜接國際認證，降低企業進入海外市場的成本，將硬體製造優勢延伸為客戶願意持續採購的信任基礎。此次資策會與荷蘭認驗證機構TrustCB簽署合作備忘錄，規劃從SESIP Level 1展開試辦，探討台灣晶片安全標準SSIPS的評估成果，能否重用於SESIP認證。工研院也與荷蘭應用科學研究組織TNO簽署策略合作協議。這些進展建立了合作框架，但仍處於試辦與技術銜接階段，不能直接解讀為台灣認證已獲歐盟全面採認。這個區別決定政策資源該如何投入。簽署備忘錄可以開啟合作，實際競爭力仍須來自測試結果能否被接受、重複驗證能否減少，以及認證時間能否縮短。政府若以簽約數量作為主要成果，容易忽略企業真正承擔的文件準備、產品修改與等待成本。合作價值應由後續案件與市場成果檢驗。AI競爭已延伸到晶片、設備、軟體與維運服務。當AI進入工廠、金融與公共設施，買方除了比較效能，也會追問資料如何保護、更新機制是否安全，以及發現漏洞後由誰負責。台灣供應商若能在產品開發初期回答這些問題，就更有機會參與系統設計與長期服務，增加製造之外的收入來源。歐盟《網路韌性法》呈現了這項轉變。法規將資安要求納入適用產品的設計、開發、生產及使用期間，要求製造商進行風險評估並履行漏洞處理責任。不同產品適用的符合性評估程序有所差異，部分可以自行評估，部分需要第三方介入，不能把所有出口產品都視為必須取得同一張資安證書。台灣需要建立的能力，是把安全要求轉化為可查核的工程紀錄。以邊緣AI設備為例，企業應能說明軟體元件來源、存取權限、更新方式與支援期限，並保留測試及修補紀錄。晶片通過安全評估，也不代表搭載晶片的整套設備已符合所有要求。安全能力必須沿著供應鏈銜接，才能支撐客戶對整體產品的信任。政策投入可集中在共同測試、文件支援與國際銜接。中小企業通常難以獨力負擔專業設備及認證人力，政府可支持共用驗證資源，提供依產品類別區分的合規指引，協助業者在設計階段找出缺口。補助也應涵蓋漏洞管理與後續維護，避免企業取得證書後，缺乏持續更新產品的能力。國際合作則應從具體產品累積成果。例如選定工業閘道器或聯網模組，完整記錄國內測試、國際審查與客戶驗收的過程，確認哪些資料可以重用、哪些測試仍須補做。試辦經驗若能形成清楚流程，才有機會擴大到更多廠商，並以認證費用、審查天數與客戶採用情形衡量成效。人才培育也需要貼近這條流程。大學與研究機構應讓晶片設計、軟體工程、資安與法規人才共同處理產品案例，練習風險評估、測試證據整理與漏洞通報。企業需要能把技術要求落實為開發流程的人員，也需要能向海外客戶清楚說明安全責任的專業團隊。資安認證可以降低交易中的不確定性，卻無法保證產品永遠安全，更不會自動帶來訂單。台灣的產業護城河，必須建立在可驗證的安全設計、穩定的維護服務與持續改善之上。台荷合作提供了起點，接下來應把試辦成果轉成企業用得起、客戶信得過的制度能力，讓台灣在AI供應鏈中取得更高的附加價值。

投書北極世代大國競逐正在改寫全球戰略版圖

北極世代大國競逐正在改寫全球戰略版圖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全球暖化正在改變北極的戰略地位。隨著海冰逐漸消退，過去長期受到冰層阻隔的北極航道，開始出現更多季節性通航機會。北極不再只是氣候研究與環境保護的重要地區，也逐漸成為國際航運、能源開發與軍事競爭的新焦點。俄羅斯積極經營北方海航道，中國持續尋求極地經濟與科研合作，美國雖然擁有阿拉斯加的地理優勢，卻在破冰船、港口建設與極地基礎設施方面面臨明顯不足。北極世代正在形成，美國的戰略準備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北極航道受到關注，主要來自全球航運路線可能重新調整。傳統亞洲與歐洲海運主要經過麻六甲海峽、印度洋及蘇伊士運河，部分東北亞與北歐港口若改走俄羅斯北方海航道，航行距離可能明顯縮短，特定航線甚至有接近40%的距離節省潛力。不過北極航運仍受到季節、冰況、保險費用與救援能力限制，不能直接認定為全年穩定且成本更低的替代航線。北極航道真正的戰略價值，在於增加全球航運選擇，也可能改變部分港口與物流中心的競爭地位。俄羅斯在北極競爭中具有明顯的地理與基礎設施優勢。俄羅斯擁有漫長的北極海岸線，長期經營破冰船隊、港口與能源運輸設施，並將北方海航道視為國家經濟與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俄羅斯破冰船規模遠大於美國，尤其具備核動力破冰船能力，可以支援高緯度海域的長時間作業。俄羅斯也透過北極軍事基地、雷達系統與海空部署，維持區域軍事存在。北極對俄羅斯而言，不只是新興貿易通道，更是能源出口與國家安全的重要空間。中國雖然不是北極沿岸國家，仍積極參與極地事務。北京提出冰上絲綢之路構想，透過科研、航運及能源合作，尋求進入北極經濟網絡。中國對北極的關注，反映全球供應鏈正在尋找更多運輸選擇，也顯示北京希望擴大對新興航道的影響力。中國與俄羅斯在部分極地能源與航運領域具有合作利益，但雙方仍有各自的經濟與戰略考量。北極競爭不能簡化為單一陣營對抗，實際上涉及沿岸國主權、航行權利與不同國家的利益分配。美國面臨的主要問題，在於戰略需求與實際部署能力之間存在落差。阿拉斯加提供美國直接進入北極的地理條件，美國也擁有軍事科技、衛星監測及盟友合作優勢，但重型破冰船不足、極地港口有限及後勤成本高昂，長期限制美國海岸防衛隊與相關機構的行動能力。破冰船不只是維持航道的工具，也負責搜救、科學研究、海上執法及緊急應變。缺乏足夠的極地支援能力，即使具備強大軍事實力，也難以長期維持完整的北極行動能力。美國真正需要調整的，不只是增加破冰船數量，而是建立完整的北極戰略體系。港口、通訊、氣象預測、衛星監控、海上救援及能源補給必須同步建設。美國也需要深化與加拿大、挪威、丹麥及其他北約盟友的合作，透過共同演訓、情報分享與科研合作，補足單一國家難以負擔的極地治理成本。芬蘭與瑞典加入北約後，北歐安全合作條件已經改變，美國可以利用盟友的地理位置與技術能力，強化北極防衛與區域應變。北極競爭也不能忽略國際法與環境治理。海冰消退並不代表北極成為沒有規則的自由開發區。沿岸國的領海、專屬經濟海域與大陸礁層權利，仍受到國際海洋法制度規範。不同航道的法律地位與通行條件，也存在國家間的解釋爭議。能源開採與航運增加，可能提高污染、船舶事故及生態破壞風險，並影響原住民族的生活與傳統生計。未來北極治理必須同時處理安全競爭、商業開發與環境保護，單靠軍事部署無法建立長期穩定秩序。對台灣而言，北極航道的發展值得從全球供應鏈角度持續觀察。台灣高度依賴國際海運，半導體、電子產品及製造業都需要穩定的物流網絡。北極航線若逐漸成熟，可能改變部分亞洲與歐洲港口之間的運輸安排，也可能增加航運業者對極地船舶、通訊設備與航行安全技術的需求。台灣不必急於投入高風險的極地航運，而應評估市場需求、營運成本及地緣政治限制，尋找適合參與的產業環節。台灣在資通訊、衛星應用、感測設備與智慧航運方面具有技術基礎，可以透過國際科研及產業合作，參與極地監測、海事通訊與環境資料分析。政府也應持續掌握北極航運發展對傳統航線、港口競爭及供應鏈安全的可能影響。北極議題對台灣的意義，不在爭取極地領土或軍事存在，而在提前理解全球航運與安全秩序的變化，降低產業面對新興地緣政治風險的不確定性。北極世代的真正挑戰，是氣候變遷讓過去難以進入的海域逐漸成為國際競爭空間。俄羅斯擁有地理與破冰能力優勢，中國尋求經濟與科研參與，美國則需要把軍事實力轉化為持續運作的極地基礎設施與盟友合作能力。未來北極競爭的勝負，不會只由破冰船數量決定，更取決於航運效率、科技能力、國際規則與環境治理。對台灣而言，及早掌握北極戰略變化，並將相關需求轉化為產業與科技合作機會，才是面對全球新航道秩序最務實的準備。

投書AI治理作為主權國家與全球體系的政策課題

AI治理作為主權國家與全球體系的政策課題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AI）隨產業運用蓬勃發展，以及算法與晶片等基礎能力極速提升，經濟社會的外部性問題逐步浮現，已上升至宏觀政策議程。國際貨幣基金（IMF）主管將AI規範與公共財政並列為未來重大政策挑戰，傳遞的是全球治理氛圍對AI的正視及危機意識。這樣的轉變值得台灣政策界深思，不只因AI有潛力推動產業升級，更因AI帶來的風險與制度性議題具有跨國影響，已經超越單一企業、單一產業或區域能獨力承擔的層次。AI的技術進展為產業創造嶄新契機，同時也將治理難題推向全球。國際組織如聯合國、OECD等開始聚焦於AI風險外部性，包含數據濫用、演算法偏誤、AI加速勞動市場結構重組等問題。這些跨境、跨產業的風險，使各國政府不得不將AI治理納入頂層政策設計。例如IMF現在討論AI，並非僅止於科技發展本身，而是考慮AI對整體公共財政、社會公平與就業結構的長遠衝擊。顯然，全球主要行動者的重點，從鼓勵創新與投資，開始轉向如何設定合理的警戒與制衡機制。企業界重視創新效益與賽道領先的競爭力，但公共治理必須關注AI所產生的系統性風險。台灣產業在導入AI提升生產與服務效率時，同時也面臨兩難，如果單純追求商業突破，可能在資料倫理、數位安全和勞動衝擊等公共風險上埋下未爆彈，如果管制過嚴，則恐削弱台灣新創企業和科技公司在全球競爭中的靈活性。這樣的「管制與創新天秤」，正是台灣政策制定者、監管機關與產業界共同必須仔細拿捏的現實課題。AI治理的核心爭點之一，是如何將技術風險「分類管理」並針對高風險應用建立預防機制。現有的產業型態下，AI資源與算力集中在少數巨型企業與雲端平台，這不僅拉大技術紅利與數據主權的鴻溝，更使中小型企業處境更艱困。相對於歐美跨國龍頭，台灣必須考慮AI資源民主化，以及公共部門如何發揮槓桿治理力量。此外，AI應用於勞動市場帶來的轉型也應引起重視，許多服務、製造乃至專業人才面臨職務結構變動與再訓壓力。如果治理策略僅聚焦於創新激勵，卻忽略人才能否適應新結構，產業競爭力終將受到嚴重侵蝕。公共政策有效推動AI治理，必須有可執行的配套設計。這包含模型評測（Model Evaluation）、重大事故通報（Incident Reporting）、監管機關人力與專業能力強化等三大主軸。許多國際規範強調高風險AI模型須強制進行外部審查與功能驗證，以減低算法偏誤與系統失靈所引發的二次災害。對台灣而言，該如何提升主管機關的數據理解、演算法審核及跨部會協作能力，已迫在眉睫。高端產業治理不能停留在紙上談兵，而要落實細緻的管理流程。政策執行面向還必須因應AI做出的決策責任歸屬，以及跨國流通下的監理合作。台灣參與區域經貿組織與國際標準擬定仍有成長空間，跨境數據流通、演算法透明度與審查互認，都是未來須積極建立的制度性基礎。若台灣產業只關注國內法規配合，卻在國際監管對話缺席，將嚴重阻礙後續產業擴張與外部信任。此外，AI爆發式成長下，人才再訓與結構調整成為政策能否落地的關鍵一環。產學合作不只是培養高階工程師，更包括數據治理、模型審查與倫理判斷等跨域人才的持續進化。從目前資料可見，AI治理已然成為全球治理體系的重要一環，不僅僅是科技圈或主管機關的配套措施。台灣要在這波趨勢中確保產業競爭力和社會穩定，規劃需從法規、標準、產業協作到人才重訓全面扎根。未來對於AI模型的風險分級、事故通報與責任歸屬，皆需結合國際經驗與台灣產業特色精細規劃。台灣的監管體系能否快速提升專業能力、並主動參與國際協作，關乎產業升級與社會安定的長遠前景。AI治理上升至宏觀政策層級，提醒台灣擅於創新的同時，別忘了將基礎法制度、風險管理與跨界協作納入政策核心。正視AI帶來的監管外部性，才能讓台灣在全球數位經濟裡，站穩負責任與可信賴的關鍵角色。

投書格陵蘭協議折射美國交易式外交的侷限與制度信任

格陵蘭協議折射美國交易式外交的侷限與制度信任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國際局勢在北極出現關鍵拐點，尤其以美國、丹麥與格陵蘭最近達成的安全協議為例，展示了地緣競爭如何催化盟邦關係與外交手段的變革。這份協議並非純粹出於傳統意義上的長期戰略合作，而是深受美國總統川普倡議的交易式外交影響，與他慣用的「家人與親信優先」個人化手段形成鮮明對比。對台灣而言，當前國際局勢並未寧靜，這份協議的邏輯與內部張力，足以反思台灣在策略布局或外交協商上的風格與風險。格陵蘭在國際政治上的敏感地位源於其豐沛的自然資源、戰略性航道，以及在美中歐地緣競爭中的轉運樞紐角色。美國選擇與格陵蘭簽署安全協議，有其歷史根基和現實考量，一方面可加強北極現有的軍事部署，強化對中國與俄羅斯的牽制，另一方面，格陵蘭的稀土和能源資源成為美國供應鏈韌性政策中的重要拼圖。美國政府不是第一次釋出對格陵蘭的高度興趣，川普時期更曾提出要直接「購買」格陵蘭，引起丹麥以及國際輿論喧騰。時至今日，儘管協議形式與當初的購島建議迥異，但交易式思維依舊貫徹其中，只是手段顯得更制度化、也更依賴地面政治授權。與川普過去慣用的親友外交不同，這次美國必須透過細緻的制度設計來談判協議。評論指出協議能否持久，關鍵在於制度承諾、投資連貫性、以及地方代表的真實政治授權。格陵蘭自治政府的參與雖有助於提升協議合法性，但丹麥作為主權國家的監督角色仍是主導安排。地方政治利益、自治力量的迴響與丹麥中央政府的國家利益必須取得微妙平衡，一旦缺乏授權與共識，制度性協議將形同空殼，貿然推進只會留下政治爭議甚至埋下長遠的緊張。由於北極海域的冰層正持續消融，不僅限於地理資源的競奪，新航道的形成也讓各國大國加緊部署與影響力投射。對於美國、歐洲、甚至中國而言，北極安全已不可能單靠一紙協議或偶像式領袖魅力維繫，需要持續的資源投入、技術合作，以及對地方民意的細緻管理。評論強調短線政治宣傳難以取代可信的同盟安排，這對台灣而言極具啟發。現代國際格局下，甚至最強大的國家也必須尊重制度信任與盟邦集體利益，片面追逐短線利益的交易，只會帶來結構性不穩定。放眼台灣所處的地緣現實，無論對美國「台灣關係法 Taiwan Relations Act」的重視，抑或對區域安全的不確定性，臺灣都無法仰賴單一領袖或一己外交奇兵。信賴長期結盟、明確的制度設計，才是國家存續的根本。格陵蘭協議凸顯即便是以實用主義著稱的美國，也難以否認地區自治、在地授權對於協議落實的壓力。過去期望領袖利用私人關係爭取戰略利益的作法，無法長久抵抗現實世界的利益平衡與民意監督。制度可信度除了影響對方是否持續合作，更關鍵在於國內民意與地方政府的認同。格陵蘭若無法獲得自治議會和在地社群的實質參與，任何安全協議最終都會流於象徵，失去戰略韌性。以台灣現行對外防衛的安排和與國際夥伴的互信關係來看，建構穩固的「制度承諾」勝過政治口號，也遠比領袖關係更能帶來持久保證。再更深入一層，這份北極協議意味著資源與地緣利益將持續驅動大國外交風格轉型。美國雖然仍秉持利益至上的交易傳統，但在愈發複雜的地方授權、多層次利害關係下，必須在巨觀戰略與在地微觀政治之間找出新平衡。現實國際秩序已不像過去那般容納單一國家透過人格魅力或私人交情壟斷談判格局。這點不僅解釋了川普時期政策的反覆性，也提醒台灣政府與社會，即使在極端安全壓力下，仍要堅守公開、透明與具參與式的外交協商程序。從目前資料可見，格陵蘭協議已經成為大國外交新典範的縮影，既反映美國對於地緣利益敏感度的提升，也明確揭露個人主義外交的侷限。對台灣來說，看到盟邦能否信守承諾，離不開制度設計與多方利益平衡，這是維護國家利益長期穩定的方式。喧嘩短暫的政治秀容易消逝，制度化的約束與在地政治正當性才是應對複雜國際局勢的真正依靠。台灣若能及早在制度、授權和盟友關係上布局，絕不僅是在國際浪潮下隨波逐流，而是積極爭取具長遠競爭力的安全與機遇。

投書從目視識別走向多源判定，波蘭防空改制的真正關鍵

從目視識別走向多源判定，波蘭防空改制的真正關鍵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台灣永社社員，台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波蘭近期準備調整軍機與直升機對空中目標使用武器的程序，表面上看是縮短防空反應時間，真正重要的改變，是波蘭正在重新界定現代防空的「識別」與「開火」關係。面對無人機、飛彈與短時間越境航空器，傳統依賴飛行員接近目標後目視確認的方式，已經愈來愈難符合現代防空需要。波蘭的改制不是單純讓軍方更容易開火，而是試圖把感測器取得的資訊，更直接納入交戰決策。截至9月29日，波蘭副國防部長已公開宣布將調整相關程序，並表示新程序預計在未來幾天實施。波蘭國營廣播的資訊顯示，相關調整將分階段進行，細節仍待作戰司令部進一步說明。現階段較準確的說法，是政策方向已經宣布，執行程序正在調整，還不能直接寫成完整的新規則已經正式公布並全面生效。這項改制受到9月23日事件直接推動。波蘭軍方通報，一架俄羅斯Mi-8直升機從加里寧格勒方向進入波蘭領空，越過邊界約300公尺，在波蘭領空停留約42秒，波蘭雷達持續掌握相關航跡。300公尺指的是越過國界的距離，不是直升機飛行高度。42秒時間很短，卻正好凸顯傳統防空程序面對短暫越境行動的限制。短暫進入領空不必然代表準備發動攻擊。航空器可能出現導航偏差、操作錯誤或其他技術問題，也可能透過短時間越境測試對方雷達涵蓋、通報程序、戰機反應速度與指揮體系。對防空部隊而言，困難正在於無法只從「越界」這個結果立即判斷行動意圖。等待飛行員接近目標進行目視確認，可能讓具有敵意的航空器迅速完成任務並離開。只要雷達發現異常航跡就授權攻擊，又可能造成嚴重誤判。波蘭改制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在於嘗試改變識別方式。官方所談的正面識別，並不是看到雷達訊號就直接開火，而是綜合雷達資訊、航空器進入方向、飛行速度、航跡與敵我識別回應等資料進行判定。單一異常航跡或沒有回應敵我識別訊號，都不足以單獨認定具有敵意。這代表交戰判斷正從高度依賴人的目視確認，逐漸轉向多種感測與情報來源共同形成判斷。這種改變看似只是技術程序調整，實際上會重新分配防空體系內的決策責任。雷達操作員掌握航跡，情報系統判斷來源與可能意圖，指揮官決定威脅程度，飛行員或防空單位負責執行。當目視識別的重要性降低，後方感測器、資料融合與指揮系統在開火決策中的比重就會提高。防空也從單一飛行員「看見什麼」的問題，轉變為整個指揮體系「根據什麼資訊作出判斷」。授權鏈也會成為改制能否成功的核心。現代空中威脅可能只有數十秒的反應時間，如果每次異常目標都必須逐級向上請示，軍方可能在完成程序前就失去攔截機會。完全把開火權交給第一線，又可能因資訊不足造成誤判。比較穩健的制度，是事先設定交戰條件、責任區域與升級門檻，讓作戰指揮官在明確界線內迅速處置，同時保留必要的緊急自衛空間。速度提高之後，責任紀錄反而更重要。每次攔截都應保存雷達航跡、識別結果、通信紀錄、命令時間、授權來源及實際交戰過程。完整紀錄不是行政附屬工作，而是快速授權制度得以成立的基礎。只有能夠在事後重建決策過程，軍方才可能同時維持作戰速度與責任界線。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是攔截後果。擊落無人機、飛彈或航空器不代表風險立即結束，殘骸與攔截彈碎片可能落在住宅、道路、工業設施或電力系統附近。交戰程序若只處理「能不能開火」，卻沒有把目標位置、落點風險與民眾告警納入決策，防空成功仍可能造成地面重大損害。波蘭這次改制反映的不是單純追求更快開火，而是歐洲東翼安全環境改變後，傳統防空規則正在面臨重新設計的壓力。真正的制度挑戰，是如何把發現、識別、判定、授權、交戰及事後調查連成完整程序。反應時間愈短，規則就必須愈清楚。授權愈接近第一線，事後紀錄與責任制度就必須愈完整。波蘭正在處理的核心問題，可以濃縮成一句話，現代防空不能只問「多久可以開火」，還必須回答「根據什麼資訊開火、由誰決定開火，以及開火之後由誰負責」。這才是波蘭防空改制真正具有戰略意義的地方。

投書選舉金流治理與監管需要即時監督

選舉金流治理與監管需要即時監督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選舉越來越專業化，競選活動需要廣告、社群媒體、組織動員、造勢活動與地方服務，背後都涉及龐大資金。選舉金流已經不只是候選人的財務問題，而是民主制度能否讓選民知道「誰在支持誰」以及「政治資源從哪裡來」的治理問題。當資金來源缺乏即時透明，選民即使擁有選票，也可能無法充分掌握候選人背後的利益網絡。台灣現行《政治獻金法》已建立政治獻金專戶、收支帳簿、會計報告與公開查閱制度。候選人的政治獻金原則上必須透過專戶處理，收支也必須逐筆記載。問題不完全出在沒有制度，而在資訊公開與選民真正需要資訊的時間存在落差。依照現行規定，擬參選人原則上是在投票日後3個月內申報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監察院則應在申報期限截止後6個月內彙整公開。從行政管理角度來看，這套制度提供事後查核基礎。從民主監督角度來看，真正具有政治判斷價值的時間是在投票以前。等到選舉結束數月之後，選民才完整看到主要收入與支出資料，資訊即使公開，對當次投票決策的功能已經大幅降低。這正是台灣政治獻金制度下一階段值得檢討的核心。政治獻金透明不應只有「有沒有公開」，還要進一步討論「什麼時候公開」「用什麼格式公開」以及「一般選民能不能看懂」。監察院目前已有政治獻金公開查閱平臺，制度基礎並非從零開始。下一步應思考如何在個資保護、行政成本與選舉透明之間取得平衡，逐步提高選舉期間重要政治獻金資訊的時效性。數位金融發展也讓問題更加複雜。人頭帳戶、地下通匯、虛擬資產、第三方支付及跨境資金移動，都增加資金追蹤難度。並非所有可疑金融活動都與選舉有關，也不能在沒有司法證據的情況下，把金融犯罪直接等同政治金流。制度真正需要處理的是風險接口，一旦異常資金與候選人、政治獻金專戶或競選相關組織產生可依法查核的連結，金融監理、洗錢防制與政治獻金監督就必須具備更有效的協作機制。地方選舉尤其需要注意這個問題。地方政治具有高度人際網絡特性，政治支持不一定直接表現在正式政治獻金，也可能透過活動資源、組織動員、廣告支援與其他經濟利益呈現。現行《政治獻金法》其實已經把不相當對價的給付及其他經濟利益納入政治獻金概念，真正困難之處在於如何辨識、申報與查核。監理科技可以成為下一階段改革工具。政治獻金資料如果進一步標準化與結構化，就能運用資料分析辨識短期大量捐款、關聯企業集中捐贈、異常支出及其他需要人工複核的模式。AI適合協助篩選風險，不適合直接判定違法。法律責任仍應建立在具體證據、法定程序與人工調查之上，避免把演算法異常值直接轉化成政治指控。改革方向可以從「事後申報」逐步走向「選舉期間分階段揭露」。一定金額以上的政治獻金，可以研究縮短揭露時間。資料格式也應朝向機器可讀、容易搜尋與比較的方向發展，讓媒體、研究者、公民團體與一般選民都能進行監督。對於涉及個人隱私的小額捐款，仍應保留合理保護，避免透明制度反過來傷害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台灣民主制度已經走過「能不能自由投票」的階段，下一階段要處理的是選民能否在資訊充分的條件下投票。政治獻金制度的真正價值，不只是選後查出多少違規，而是讓不當資金在進入政治體系之前，就面臨足夠高的透明成本與被發現風險。選舉金流治理也不應只在重大案件發生後才受到注意。把政治獻金公開從形式上的事後申報，提升為選舉期間可以使用的民主資訊，結合數位申報、風險預警、跨機關查核與公民監督，才是台灣選舉制度深化的下一步。民主政治不可能完全排除金錢，真正需要建立的是一套讓金錢可以被看見、被追蹤、被檢驗的制度。

投書歐洲要如何到戰略自主？

歐洲要如何到戰略自主？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台灣永社社員，台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歐洲重新談戰略自主，不是因為跨大西洋關係突然失去價值，而是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已經高到不能再用外交辭令遮掩。關稅、軍援、北約分攤與對俄政策反覆變動，讓歐洲各國開始面對一個現實。安全若完全依賴單一外部提供者，政治風向改變就可能迅速轉成軍事、能源與產業風險。提高國防支出是必要起點，卻不是戰略自主的完整答案。歐洲長期存在武器規格分散、採購週期過長、跨國決策緩慢與軍工產能不足等問題。各國同時增加預算，若仍各買各的、各自維修，新增支出只會換來更多型號與更高後勤成本。真正的自主能力，必須建立共同需求、聯合採購、零組件互通與戰時補充機制。法國提出核嚇阻與歐洲防衛連結，反映巴黎希望把既有能力轉成政治領導。其他會員國擔心決策權集中，也擔心法國核武終究服務法國國家利益。這種疑慮不能靠高峰會宣言消除。歐洲需要說清楚，誰可以啟動共同防衛，誰承擔成本，非核國家如何參與監督，危機時又由哪個機構指揮。財政是另一道硬限制。歐洲多國同時面對高齡化、社會福利、能源轉型與債務壓力。國防預算若只靠舉債，幾年後可能反過來侵蝕政治支持。較可行的做法，是把軍事採購與產業政策整合，透過共同融資、長期合約與區域分工，讓新增支出轉成可持續產能，而不是一次性採買。歐洲戰略自主也不能被理解成與美國切割。較合理的方向，是降低任何單一盟友失約時造成的衝擊，同時保留北約的情報、核嚇阻與聯合作戰優勢。自主與同盟不是二選一。能夠承擔更多責任的歐洲，反而更有能力與美國平等協調。台灣應從歐洲討論看到兩個提醒。國防預算增加必須連到產能、維修、彈藥與人力，不能只列採購清單。安全合作也要把政治承諾轉成平時可運作的制度，包括情報交換、供應鏈備援、共同訓練與危機溝通。歐洲若只把戰略自主做成預算競賽，最後可能得到昂貴卻割裂的軍事體系。歐洲若能把共同威脅轉成共同規格、共同財源與共同決策，才可能形成真正可用的安全能力。對台灣來說，國防自主同樣不是凡事自己生產，而是確保外部支援延遲時，國內仍有足夠能力撐住關鍵階段。台灣還要留意歐洲自主政策帶來的市場規則。歐洲擴大軍工採購後，可能要求更多在地製造、資安驗證與供應來源揭露。台灣無人機、通訊與電子零組件業者若想進入相關市場，不能只靠價格與交期，還要準備長期維修、技術保護與歐洲在地合作。安全同盟正在變成產業資格，政府應提早協助企業理解標準與建立可信紀錄。這也是台灣檢驗自身戰略自主的尺度。採購多少武器只是投入，危機中能維持多少能力才是成果。國防改革應定期公開非敏感的維修率、訓練量與補充進度，讓社會知道預算增加換來哪些可用能力。

投書AI選舉治理要先補程序缺口及防假訊息

AI選舉治理要先補程序缺口及防假訊息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台灣永社社員，台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九合一選舉進入組織競逐期後，人工智慧帶來的挑戰已不再只是幾支真假難辨的影片。生成式工具降低了製作成本，也改變了政治傳播的速度、精準度與責任歸屬。過去的假訊息多半是散播一則錯誤說法；現在則可能在不同社群、不同時段，以不同語氣包裝出專門針對某一群選民的內容。真正的風險，不只在民眾會不會受騙，而在選務機關、平台、媒體與候選人是否來得及確認、留存證據並提出可信回應。選舉期間最需要保護的，正是批評、嘲諷、立場鮮明的政治表達；如果規則模糊，執政者或平台都可能以「防止錯假」為名，處理自己不喜歡的內容。這不會增加民主韌性，反而會使社會更懷疑裁判是否中立。較務實的做法，是建立一套分級、可稽核的處理程序。第一，平台應提供政治廣告與付費擴散內容的可查資料庫，至少揭露出資者、投放範圍、受眾設定與修改紀錄。第二，對於涉及候選人聲音、影像或重大公共安全的深偽內容，應設立跨平台的快速通報窗口，並保留原始發布、轉傳與處理時點，讓後續追查有證據可循。第三，選務機關不必自己扮演內容真偽的唯一裁判，但必須公開說明何種情況會影響投票秩序、何種資訊可由正式管道立即核實。更重要的是，候選人和政黨也不能只在受害時要求平台處理。政治競爭者若使用剪接、合成或來路不明的內容，即使短期有效，也是在侵蝕所有人未來能被相信的基礎。政黨應主動訂出素材標示與授權規則，媒體則應把「來源可否追溯」放在點閱率之前。民主制度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套全能的內容審查機器，而是讓每一次爭議都能留下程序、理由與救濟空間的公共機制。AI會使選舉更難治理，但不必然使民主更脆弱。關鍵在於台灣能否把技術風險轉化為制度能力：透明而非黑箱、查核而非任意封禁、快速回應而非事後辯解。當選民知道資訊如何被處理、誰負責以及如何申訴，才不會因為真假混雜而對整個民主程序失去信任。

投書AI主權不能只靠口號，英國困境給台灣的警訊

AI主權不能只靠口號，英國困境給台灣的警訊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全球人工智慧競爭進入新的階段，各國政府競相宣布AI投資、建立資料中心、扶植大型語言模型，希望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取得位置。英國積極推動AI戰略，也試圖建立全球AI治理的影響力，真正值得觀察的問題卻不是投入多少資金，而是一個國家究竟掌握多少AI運作所需要的關鍵資源。沒有算力、資料、雲端與模型部署能力作為基礎，數位主權很容易停留在政策宣示。AI時代的國家競爭已經不只是誰能訓練出更好的模型。從晶片、資料中心、電力、雲端平台、資料庫到基礎模型，每一層都涉及控制權。國家即使擁有優秀研究人才，如果訓練模型需要依賴外國雲端服務，政府資料存放在跨國平台，關鍵AI系統又建立在外國企業控制的模型之上，真正發生國際衝突、出口管制或服務中斷時，自主能力就會受到限制。英國的困境正好反映這個結構問題。英國擁有世界級大學、AI人才與科研能力，也積極爭取AI治理話語權，但大型雲端基礎設施仍高度依賴美國科技企業。AWS、Microsoft Azure與Google Cloud提供的不只是儲存空間，而是AI訓練、模型部署、資料處理與企業服務所需要的完整技術環境。當越來越多政府與企業系統建立在少數平台之上，雲端服務商實際掌握的就不只是市場，而是數位經濟的基礎設施。這也讓「主權AI」需要重新定義。主權AI並不代表所有晶片、模型、軟體與雲端服務都必須國產。這種完全自主對多數中型經濟體既不實際，也可能造成龐大成本。真正重要的是關鍵環節不能形成單一依賴，政府必須知道哪些系統涉及國家安全，哪些資料不能失去控制，哪些服務中斷後必須立即切換，以及哪些核心能力需要保留在國內。台灣更需要從這個角度思考AI政策。台灣具有全球領先的半導體製造能力，這是發展AI的重要戰略資產，但製造先進晶片並不等於掌握整個AI產業。晶片送進資料中心之後，還需要雲端平台、資料治理、模型訓練、軟體工具與應用生態。台灣如果只守住半導體製造，其他關鍵環節長期依賴外部平台，仍可能出現「晶片自主程度高，AI系統自主程度低」的矛盾。算力尤其是容易被低估的一環。訓練與部署大型模型需要大量GPU、資料中心與穩定電力。政府若希望建立公共AI能力，就不能只補助企業購買設備，而要思考國家級算力如何分配。大學、中小企業、新創公司與政府研究機構是否有合理取得算力的管道，會直接影響台灣能不能形成自己的AI研發生態。算力若高度集中在少數大型企業，AI產業發展仍可能受到資源門檻限制。資料則是另一項主權資產。繁體中文、台灣法律、醫療、教育、產業與公共行政資料具有高度在地性，也是建立台灣AI能力不可取代的基礎。問題不只是政府要不要開放資料，而是如何建立資料分類、授權、匿名化、安全與跨機關使用制度。沒有完善資料治理，再多資料也很難轉化為可用的AI資源。過度開放可能造成隱私與安全風險，過度封閉又會阻礙創新。台灣也不需要把自主與國際合作視為兩個極端。真正可行的策略是建立「可替代的依賴」。政府與企業可以使用國際雲端、外國模型與全球技術標準，但涉及國家安全、關鍵基礎設施與重要公共服務的系統，必須保留資料可攜、模型替換、多雲部署與離線備援能力。依賴本身並不可怕，沒有替代方案的依賴才會形成戰略弱點。這也意味著政府採購制度需要改變。未來採購AI服務不能只比較功能與價格，還要檢查資料放在哪裡、模型由誰控制、服務中斷能否轉移、資料能否完整匯出，以及供應商退出市場後系統能否繼續運作。這些看似技術性的條件，其實都是數位主權最具體的內容。英國AI戰略帶給台灣最值得參考的經驗，不是拒絕美國科技企業，也不是追求所有技術國產化，而是不能把科技投資誤認為科技主權。真正的AI主權來自關鍵能力可以掌握、外部服務可以替換、重要資料可以控制、危機發生時系統可以繼續運作。台灣已經掌握全球AI供應鏈中極重要的半導體製造能力，下一階段真正需要補上的，是算力、資料、雲端、模型與治理制度形成的完整自主能力。做到這一步，主權AI才不會只是政策口號，而能成為國家安全與產業競爭力的一部分。

投書台灣必須學習如何應對AI操縱政治資訊的結構性挑戰

台灣必須學習如何應對AI操縱政治資訊的結構性挑戰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生成式AI的爆炸性發展徹底改變全球資訊生態，也帶給台灣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戰。AI技術不僅讓創意、媒體、教育與政策推動更為便利，也將台灣社會推入一場資訊戰爭。國際研究已多次指出，AI影響的不只是技術效率，更直接衝擊民主體制。如果台灣依舊只憑選前臨時措施、被動查證或短期反制，毫無長遠監控和韌性制度，台灣民主將面臨空前風險。過去AI平台生產的高擬真假訊息、影音、仿冒語音等內容，使政治人物言行、政策解讀或歷史事件，都可能瞬間被扭曲吸引大量流量。台灣上下在資訊自由與科技創新的光環下，難以迴避區域安全風險與認知作戰升高的壓力。擁抱AI便利的同時，一旦錯誤資訊成為攻擊工具，選舉公正與公民信任將可能遭受結構性動搖，這不是單靠補破網的應急回應得以消解的隱憂。目前針對選舉期間假訊息擾動與數位攻擊，政府仍以短期辟謠、調查委員會和突擊查緝為主。過去網軍散播謠言、介入社會運動，已證明傳統處置無法追上AI帶來的滲透與加速。假如不及時轉向結構性治理，這類AI內容操作一旦發酵，將對台灣言論自由、生態輿論甚至決策過程帶來根本性衝擊。要真正面對AI時代風險，台灣必須建立制度化、常態化的監控框架。跨部門整合、資訊透明、公私協作，以及風險事件即時揭露，成為不可或缺的治理條件。民間科技社群與媒體需要參與公共數據平台，共同查驗AI生成動態，也壓力政府公開演算法規則與風險通報。國際經驗如歐、美民主管理機制，強調AI風險評估通報，審查技術發展與濫用案例，這套模式值得台灣吸收強化。現行「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雖有推進，數位部或金管會在平台監管部分也有初步試作，但台灣仍欠缺長期資料透明、預警通報與資訊溯源的基礎工程。例如選舉和社會焦點事件，只要輿論節點遭AI操控，訊息來源立刻模糊難查，社會誤導與信任斷層極易擴大。科技部門應領頭建置AI生成內容追蹤與自動化監控系統，獨立第三方監督機制也勢在必行。監管走向不能只倚賴刑事查緝和事後處分，更需從資訊公開、利益相關方參與、專業審查等角度組建防護網絡，這才有機會防堵AI滲透與政治資訊失真。面對AI資訊戰成為新常態，公民社會整體的數位識讀與科學素養提升將不可或缺。教育體系、非政府組織與自主媒體需全面建立識別AI內容的知能訓練，讓每個台灣人都具備抵禦假訊息的第一線能力，擴大資訊自律與民主監督實力。資訊傳播科技的進步雖難以逆轉，但有計劃地推動制度性監控和全民教育，方能守住自主選擇與事實查證的社會共識。台灣受國際關注的民主自由與資通訊開放，不僅是經濟利基，也是資訊戰前線。未來台灣能否化解生成式AI的新型態政治風險，繫於政府、公私部門與公民共同啟動結構化AI監測、數據開放和風險預警體系。若無法落實這套戰略，台灣民主治理的根本將面臨嚴峻存續考驗，這是當前不可閃避的政策試煉。

投書面對AI帶來的結構變革，台灣基本收入政策的可行路徑與風險評估

面對AI帶來的結構變革，台灣基本收入政策的可行路徑與風險評估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AI技術快速改變全球產業與勞動結構，台灣作為數位化程度極高的經濟體，受到衝擊尤為明顯。隨著人工智慧廣泛進入製造、金融、零售乃至醫療場域，不僅中產階級的就業安全動搖，基層勞動型態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消失危機。今日的自動化不僅提高產能，更導致結構性失業加劇，而傳統社會安全網顯然難以承擔如此規模與速度的挑戰。這促使公部門必須重審「工作」與「收入」兩者間的制度連結，並尋求新的安全網設計。勞動市場重組帶來的最大問題，是多數重複性、標準化的工作被AI取代，尤其對藍領及技能門檻偏低的白領衝擊極大。補上的新職缺如資料科學家或演算法工程師，所需的技術養成無法一夕調整，導致失業人口難以直接轉換跑道。台灣以過去「只要努力就能出頭」為信念的社會氛圍，此刻正面臨生計與自我認同脫鉤的集體焦慮，這股焦慮對社會穩定產生潛在威脅。在傳統社會保險與福利措施無法因應結構性科技失業的背景下，基本收入（UBI）逐漸受到全球重視。UBI主張由政府定期、無條件、普遍發放現金給所有國民，試圖在AI導致的大規模失業及薪資分配惡化趨勢下，保障每個人基本生活需求。儘管台灣現在已有勞保、低收入補助等多元社福，但多半針對短期或個別狀況，難以抵擋常態化AI失業所引發的集體社會風險。若參考芬蘭、加拿大等地小規模試辦的數據，只要基本收入水準足以維生卻不至於過度誘發無所事事，多數人會繼續參與勞動市場，並將更多彈性投入於社區、照護與自我學習。過去外界疑慮全民變「養懶人」並未實現，反而支持了新型態工作與社會參與。AI時代，這種制度能釋放數位創意產業與在地照護能量，對抗貧富差距及階層僵化問題。台灣若要推行全民基本收入，現實上最具挑戰性的問題在於財政負擔與社會共識。以每位國民每月NT$10,000試算，年度所需經費逼近GDP的5％到6％。要籌措規模如此龐大的財源，不論是設立AI盈餘分享稅、推動自動化稅或檢討部分現有補貼結構，都需跨黨派誠實協商與政策透明。任何將基本收入完全取代其他福利的極端設計，不僅有損弱勢群體权益，也可能使政策陷入不公。台灣未來須設計能與就業安全網、長照支持等既有保障重疊且調節彈性的多層次配套，落實分眾分段推動，減少制度斷層。社會觀念的調適同樣關鍵。長期以來，台灣社會把「工作」視為價值與認同基礎，對於無條件給付存在疑慮。基本收入的推動應從離島、弱勢或特定年齡試點起步，分階段滾動式檢討實施成效，並結合終身學習與公共服務成分，逐步累積民意信任與政策韌性。在AI時代的制度設計上，基本收入象徵的是社會契約的嶄新想像，而非單一對策。台灣若善用這道全球公共政策潮流，透過審慎規劃、跨部門合作與實證評估，有機會打造更能回應數位轉型、不讓人民被拋下的公平社會安全網。社會安全重建，必須把促進經濟轉型與分配正義並重，讓產業與個人都能在快速變動下保有選擇權與尊嚴。面對技術顛覆的未來，台灣新一輪的社會討論與策略創新，將決定我們如何在國際競逐與社會安定間取得最佳平衡。

投書非紅供應鏈戰略下，台灣產業迎戰轉型與國際接軌的雙重挑戰

非紅供應鏈戰略下，台灣產業迎戰轉型與國際接軌的雙重挑戰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全球供應鏈分流已經成為台灣產業不能忽視的趨勢，美中科技競爭與地緣風險不斷升高，讓台灣的產業結構、國家安全與經濟自主緊密連動。台灣原本依賴中國大陸的產業路徑，正面臨轉型壓力，非紅供應鏈逐漸成為企業必須關注的新經濟安全架構。非紅供應鏈的核心不只是脫離中國市場，更在於台灣能否憑藉半導體、人工智慧與資通訊等產業優勢，嵌入歐美日等民主國家的可信賴國際產業網絡。為此，台灣近年積極推動與美國、日本、歐盟等夥伴深度合作，並強化資安與產地追溯等國際認證制度，讓台灣供應鏈符合全球市場的基本信任門檻。推動非紅供應鏈政策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如何確保相關制度落實在企業實務而非流於象徵層次。資通訊等高風險關鍵產業，唯有經過國際認可的檢驗認證，台灣企業才能贏得全球客戶信任。現行制度若僅止於表面貼標，不僅無助於提升產業升級，更無法真正阻斷中國對某些新興技術領域的滲透風險。幫助中小企業壓低技術升級與合規成本，讓供應鏈不同層級都能順利接軌，是未來政策重點。這些中小企業普遍資源有限，面對新技術標準與國際檢驗門檻時，容易淪為供應鏈最脆弱一環。政策如果偏重大型企業或原有強勢廠商，產業分工與社會韌性就會受損，反不利於減緩地緣政治對經濟的長期風險。真正有效的轉型戰略，應結合多層次誘因，包括協助企業取得國際認證、擴充政府採購門檻、改善出口管制程序，拉近制度成本與產業利潤的落差。主管機關必須設計合理且具透明度的審查標準，並明確區分哪些規範屬技術安全需要，哪些是回應特定國際政治情勢。唯有如此，企業才能精準調整投資方向，把握產業轉型的最佳時機，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才能協調前行。回顧政策推動經驗，非紅供應鏈已經不只是避免單一市場依賴的技術題，更檢驗台灣產業治理的法治基礎與開放溝通能力。未來幾年，台灣需要積極建立民間與公部門的溝通平台，借重工會、產業協會與監督組織的意見，及早緩解產業轉型所引發的社會壓力。非紅供應鏈挑戰的不僅是經濟與安全，也將決定台灣在全球產業治理重組後是否能取得話語權。尤其在永續發展和自主性成為國際新規範之際，台灣必須主動打造可信與具韌性的產業鏈條，贏得更多國際夥伴的信賴，共同掌握未來產業競爭的主動權。

投書從人民作主到政治動員，台灣公投制度需要重新校準

從人民作主到政治動員，台灣公投制度需要重新校準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近年台灣社會對公投（referendum）與直接民權的討論愈來愈熱烈，公投也從早年制度建立時的「備而不用」，逐漸成為政黨競爭與政治動員的重要工具。8月14日立法院通過3項由在野黨主導的公投提案，分別涉及交通罰鍰用途、刑罰及？這非核政策，也為即將到來的11月地方選舉增加新的政治變數。3項議題都具有高度專業性，並與國家財政、法治體系及能源政策密切相關。將這類議題交付公投，不只涉及人民是否有權直接決定政策，也牽涉直接民主與代議政治應該如何分工。這3項提案帶來的真正問題，不只是個別政策究竟應該贊成或反對，而是公投制度應該走到哪裡。國民黨與民眾黨等在野勢力希望透過公投發動社會動員，主張讓人民直接表達政策選擇。民進黨則質疑部分提案把複雜政策簡化處理，政治動員目的可能高於政策改革本身。兩種立場背後其實指向同一項制度難題，人民當然擁有直接表達政治意志的權利，人民作成決定之前，也必須充分理解選擇之後會產生哪些法律、財政與行政後果。公投最大的制度限制，在於投票形式只能將問題濃縮為「同意」或「不同意」。價值選擇比較適合透過這種方式表達，高度技術性政策卻很難如此處理。交通罰鍰如何分配，背後牽涉中央與地方財政、交通安全支出以及其他公共服務。刑罰制度涉及刑法目的、比例原則、司法正義與國際人權規範。能源政策更牽涉發電結構、核能安全、供電穩定、淨零轉型、產業競爭力與長期能源韌性。選票上的一句問題，很難呈現這些政策之間彼此牽動的成本與風險。問題也在於，公投可以決定政策方向，卻不能自動產生完整的執行方案。交通罰鍰用途如果重新分配，原先依賴相關收入支應的地方業務如何補足財源，需要另外建立預算與法律機制。能源政策若因公投產生重大改變，也必須回答電力缺口如何補足、電網與備援能力如何調整、核能安全如何評估，以及減碳目標如何重新配置。這些問題最後仍然必須回到行政機關與立法院處理。若公投只負責作成政治決定，後續成本卻全部交由政府承擔，就會形成決策權與責任歸屬不對稱的制度困境。刑罰與能源尤其能看出這項矛盾。刑罰不能單純依照一時社會情緒決定輕重，因為刑事政策還受到比例原則、司法實務與人權保障約束。能源政策也不是單純選擇「核」或「非核」，真正的問題是台灣需要什麼樣的能源組合，以及各種能源選項的成本、安全、減碳效果與供電風險應如何分配。把長期系統工程壓縮成二元選擇，很容易讓政治口號取代政策計算。代議制度存在的重要理由，就在於公共政策需要經過專業意見、利益協調、預算評估與法律審議。直接民主可以補充代議政治，甚至在重大價值問題上提供更高的民主正當性，卻不代表所有政策都適合直接交由多數決決定。成熟的公投制度必須建立在充分資訊公開之上，提案內容應清楚說明法律效果、財政成本、執行方式及可能風險，讓人民投票時知道自己決定的不只是一句政治．．主張，而是一整套政策後果。中選會未來如何處理這類公投案，也將成為制度能否成熟的重要環節。公投說明不能只是正反雙方各自宣傳，更應讓選民取得完整而中性的政策資訊，包括財政影響、法律效果、執行期限及可能替代方案。立法院提出公投案時，也應同步提出政策影響評估與後續配套，避免把最容易獲得政治支持的問題交給選民，把最困難的執行責任留給行政體系。公投是台灣民主深化的重要制度，正因如此，更不能把公投變成政黨累積政治資本或選舉動員的捷徑。直接民權真正的價值，不是讓所有複雜問題都交給多數決，而是讓人民在資訊充分、責任清楚的條件下參與重大公共決策。台灣需要的不是更多缺乏配套的公投，而是更成熟的公投制度。當直接民主能與專業治理、代議審議及責任政治相互銜接，人民作主才不會變成民意擲骰子，公投也才能真正成為深化民主，而不是增加治理風險的制度工具。

投書當預算成為政黨武器，台灣制度設計失去原意

當預算成為政黨武器，台灣制度設計失去原意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這一波總預算延宕，最值得警惕的並不是審查拖了多久，而是預算制度原本的設計理念，正在政黨高度對抗中逐漸失去作用。預算制度本來要處理的是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如何分工，行政部門提出施政計畫與經費需求，立法院代表民意進行審查、刪減與監督，最後形成一套可以執行、可以負責、也可以被社會檢驗的公共資源配置機制。如今預算審查愈來愈像政黨攻防工具，刪減、凍結與拖延不再只是監督手段，而可能被轉化為阻止對手施政的政治武器。當制度用途被改寫，問題就不只是朝野爭吵，而是治理本身開始失靈。預算權之所以交給國會，核心理念並不是讓國會可以無限制拖延行政，而是避免行政部門自行決定所有資源分配。立法院可以質疑政策，可以要求減列，可以凍結經費，也可以要求行政部門補充報告，這些權力都是民主監督的一部分。問題出現在監督缺乏具體標準，或刪減與凍結已經不再和政策績效、財政合理性及公共利益直接相關，而是和政黨競爭高度綁定。此時預算制度看似仍然照程序進行，實際功能卻已經出現偏移。這種偏移最直接的後果，就是預算審查從「政策選擇」變成「政治懲罰」。某個部會預算該不該刪，本來應該回答幾個基本問題，政策是否有效、經費是否合理、執行率是否正常、是否存在重複支出。若判斷依據變成部會與哪個政黨較親近、政策是否符合政黨立場，甚至單純以大幅刪減展現政治力量，預算制度就失去原本的理性基礎。國會仍然握有合法權力，合法形式卻不等於良好治理，這正是制度失靈最麻煩的地方。預算長期延宕還會形成另一個問題，政治衝突的成本最後由社會承擔。行政機關可以透過暫行措施維持部分運作，新的政策、補助、採購與公共建設卻可能延後。地方政府、民間團體、研究機構與承包廠商也會連帶受到影響。政黨之間的衝突看起來發生在立法院，真正吸收不確定成本的卻是整個行政體系與民間社會。換句話說，政治人物可以從拖延中取得談判籌碼，社會卻替拖延付帳，這就是典型的「政治利益集中，治理成本外部化」。刪減與凍結預算本身也需要更清楚的責任制度。每一筆重大刪減應有明確理由，凍結經費則應說明解凍條件、審查期限與政策要求。現行政治實務中，部分預算決議經常只留下政治口號，後續成果是否改善、凍結是否真的促成改革，社會很難持續追蹤。若國會要求行政機關為每一筆支出負責，國會對自己的每一筆刪減與凍結，同樣應該留下可以檢驗的紀錄。監督別人的人，也必須接受監督，這原本就是民主制度最普通的道理，只是政治運作常常很有創意地忘記這件事。台灣目前真正需要改革的，不只是總預算什麼時候通過，而是如何避免預算審查被無限政治化。可以建立更明確的審議時程與階段性期限，讓總預算不能因政黨協商失敗而長期擱置。重大刪減與凍結應要求書面理由、財政影響與政策效果說明，並建立後續追蹤制度。立法院也應逐步強化專業預算分析能力，讓政策評估、成本效益與績效資料成為審查依據，而不是只依靠政黨攻防與臨時提案。行政部門同樣不能把所有預算爭議都歸咎於國會。預算編列若缺乏透明度、計畫目標模糊、過去執行成效不佳，國會加強審查完全具有正當性。行政權與立法權真正的問題，不是誰應該壓倒誰，而是雙方都必須回到可以被驗證的制度邏輯。行政部門要證明為什麼需要這筆錢，立法院也要說明為什麼要刪這筆錢。兩邊如果只剩政治表態，民主制衡就會退化成互相癱瘓。更深層來看，預算制度其實是一套政治合作制度。不同政黨不需要彼此喜歡，也不需要對政策方向完全一致，但必須共同承認國家仍要持續運作。民主政治允許激烈衝突，卻不能把國家正常運作本身變成談判人質。一旦任何一方認為讓政府失靈可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利益，原本用來制衡權力的制度，就可能轉變成摧毀治理能力的工具。台灣這次預算延宕留下的真正警訊，就在這裡。問題不是總預算最後有沒有通過，而是整個過程是否讓預算制度更接近原本的目的。若結果只是證明誰有能力拖得更久、刪得更多、讓對手更難施政，那麼制度即使形式上仍然存在，設計理念已經開始崩潰。預算不是政黨的武器庫，而是國家治理的基本架構。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讓每一項制度都成為政黨戰場，而是即使政黨高度競爭，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制度合作。台灣下一步需要修復的，不只是預算審查程序，而是重新建立一項基本共識，監督政府不能等同癱瘓政府，反對政策也不能以破壞國家正常運作為代價。只有回到這條底線，預算制度才可能重新成為民主制衡的工具，而不是政黨惡鬥下的犧牲品。

投書非紅供應鏈不能只換標籤，台灣需要可驗證的風險治理

非紅供應鏈不能只換標籤，台灣需要可驗證的風險治理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中科技競爭與全球供應鏈重組持續升高，台灣推動半導體、人工智慧、軍工、安控與次世代通訊等5大信賴產業，也把非紅供應鏈列為無人機及安全產品的重要發展方向。這項政策不只是尋找中國以外的供應商，更涉及關鍵技術、資安風險、國際採購資格與國家安全。台灣若只把非紅理解為產地排除，容易提高成本，卻未必真正提升韌性。非紅供應鏈並非全球一致的法律名詞，不同國家的採購規範、出口管制與資安要求各不相同。台灣企業即使更換中國製零組件，若上游原料、韌體程式、雲端服務或資金控制仍存在高風險連結，產品仍可能無法進入歐美政府與國防市場。真正需要管理的不是最後組裝地，而是從股權、原料、設備、軟體到資料流向的完整風險。供應鏈去風險也不等於全面脫鉤。一般消費商品與國防、通訊、安控產品承受的安全風險不同，政府不應用同一套標準管理所有產業。較合理的方式是建立分級制度。涉及國防、關鍵基礎設施與敏感資料的產品，必須採取嚴格來源限制。存在資安或單一來源風險的零組件，應要求揭露、驗證與替代方案。一般商業產品則維持市場競爭，避免安全概念無限擴張，增加不必要的經營成本。經濟部資料顯示，台灣無人機產值已由約50億元增加至2025年的129億元，並逐步切入美國與法國業者的非紅供應鏈。產值成長值得肯定，供應鏈是否真正成熟，不能只看出口金額。飛控晶片、通訊模組、馬達、感測器、電池與地面控制系統能否取得穩定替代來源，產品是否通過國際資安及安全認證，供應中斷後多久能恢復，才是判斷韌性的核心指標。半導體產業也面臨相同課題。台灣在晶圓製造與先進封裝具有優勢，上游設備、特殊化學品、材料及設計工具仍集中於少數國家。非紅供應鏈不能變成自給自足的幻想，而應透過可信賴夥伴分散來源、共同研發與建立相互備援。台灣真正需要的是降低無法替代的依賴，而不是拒絕所有跨國分工。中小企業能否跟上，將決定政策成敗。大型企業有能力建立供應商稽核、資安管理與海外認證團隊，中小企業面對產品履歷、材料溯源、軟體物料清單及國際驗證時，成本可能超過可承受範圍。政府若只補助設備採購，資源最後容易集中於少數大廠。更有效的做法是建立共享驗證中心、共同採購平台與技術輔導機制，協助中小企業取得認證並進入國際供應鏈。政策補助也要建立透明標準。哪些技術屬於關鍵缺口，哪些企業取得資源，補助後減少多少單一來源依賴，都應有可以查核的依據。績效不能只用投資額與產值衡量，還應納入替代供應商數量、關鍵零組件國產或友盟供應比例、資安事件處理能力、供應中斷恢復時間，以及中小企業參與程度。人才與知識資本同樣不能忽略。供應鏈安全不只是零組件來源問題，也包括設計能力、維修經驗與軟體更新權限。若核心技術仍由海外供應商控制，台灣即使完成本地組裝，也難以稱為技術自主。政府應把研發團隊、測試場域、技術文件與人才傳承納入長期計畫，避免補助結束後，研發能力隨計畫中斷而消失。非紅供應鏈也需要外交與經貿談判支撐。台灣應與美國、歐洲、日本及其他民主夥伴推動檢測結果相互承認、資安標準接軌與供應鏈預警合作。若每個市場都要求不同認證，台灣廠商將承受重複成本。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比被動接受他國規則更能提高台灣的產業話語權。非紅供應鏈的戰略價值，不在於創造另一個政治口號，而在於把地緣政治風險轉化為可辨識、可衡量、可修正的治理制度。台灣需要保護關鍵技術，也要維持市場效率與中小企業生存空間。只有把來源透明、風險分級、替代能力與國際認證連成完整制度，非紅供應鏈才能從外交語言轉化為產業競爭力，成為台灣面對全球重組時真正可靠的安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