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世界經濟論壇沒有台灣代表，達沃斯如何把台灣推向舞台中心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今年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呈現出一個高度矛盾卻極為真實的畫面。台灣在會場中沒有正式席次，卻在所有關於人工智慧、算力與供應鏈安全的討論裡，台灣卻像是無所不在。這種表面缺席與實質核心並存的狀態，正是2026年達沃斯最值得深思的訊號。近年來，達沃斯論壇長期以氣候變遷、淨零排放與永續金融作為主旋律，ESG語言幾乎成為全球治理的共通辭彙。今年的討論重心則明顯轉向人工智慧所引發的競爭現實，議題關注不再停留於如何降低風險，而是聚焦於如何在新一輪科技競賽中取得主導權。討論的本質已從守住地球的下限，轉向掌握未來秩序的上限。在這樣的議題轉換下，台灣的角色產生根本變化。當論壇談論減碳與永續時，台灣被視為全球供應鏈中的一環，重要但可被替代。當論壇談論人工智慧與算力時，台灣直接成為產業結構中的瓶頸與源頭。所有關於兆級參數模型、AI工廠與算力擴張的藍圖，若缺乏先進製程支撐，終究停留在概念層次。這種結構性現實，使台灣即使沒有站上講台，仍主導了討論的物理邊界。台灣在論壇中的存在方式，也呈現出高度特殊性。受限於地緣政治現實，官方代表難以在會場內進行高調互動，但在每一場關於晶片、算力與供應鏈安全的對話裡，台灣的產業角色不斷被點名。無論是Sam Altman談論的算力擴張想像，或是黃仁勳描繪的AI工廠藍圖，最終都必須回到現實世界的製造基地。訂單的終點不在瑞士、不在矽谷，而是在台灣的科學園區。這種高度集中的生產能力，讓台灣成為會議室裡無法忽視卻難以公開言說的關鍵存在。今年論壇中對台海風險的討論，也出現明顯質變。過往國際場合談論台海議題，多半從軍事衝突或民主價值出發，今年的語言則直接連結全球經濟體系的存續。貝森Scott Bessent以「經濟末日」形容台海衝突可能帶來的衝擊，這種定性方式將台灣的安全與全球金融體系、科技產業與人工智慧發展緊密綁在一起。台灣不再只是需要被同情或聲援的地緣政治熱點，而是支撐全球AI經濟運作的結構性基石。這樣的現實，也重新定義了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的位置。台灣是否出現在合照中，已不再是衡量影響力的關鍵指標。在人工智慧時代，真正的入場券來自不可替代的硬實力。即使缺乏正式代表團，全球科技產業的命脈仍高度依賴台灣的製造能力。這種缺席的主角狀態，反而比任何形式性的外交出席更具說服力。從達沃斯傳遞出的訊號清楚顯示，未來的國際競爭將同時承受人工智慧擴張與能源、碳排限制的雙重壓力。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半導體優勢的延伸問題，更是如何在AI與ESG交會點上重新定位自身角色的關鍵時刻。當世界的創新議程離不開台灣，台灣自身如何回應這份結構性重量，將決定下一個十年的戰略空間。

台灣應該發展新台幣的穩定幣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這個世界的金融版圖正在急速變動，穩定幣的發展成為金融領域最受矚目的趨勢之一。美國在去年正式通過全球第一個政府認可的穩定幣監管法案，俗稱「天才法案」（Clarity for Payments Stablecoins Act），為穩定幣合法化與合規化奠定基礎。香港也緊接其後，完成港幣穩定幣的監管制度設計，準備在亞洲率先推動法定貨幣上鏈。相較之下，台灣在這波數位金融浪潮中正面臨關鍵轉折點。穩定幣作為連結傳統金融與區塊鏈技術的橋梁，已成為全球金融創新的焦點。這不僅是一項技術議題，更攸關國家金融主權與未來支付基礎建設的競爭力。台灣應該推動新台幣穩定幣的發展，讓國人擁有更安全、更高效率的支付管道，並趕上全球數位貨幣的創新節奏。從美國的天才法案推動美元穩定幣的大規模應用，到歐盟MiCA（Markets in Crypto-Assets）法規的全面上路，世界主要經濟體已經進入穩定幣監管的成熟階段。各國都意識到，穩定幣不僅能強化貨幣主權，更能提升整體經濟運作效率。台灣的支付體系雖然發展完善，擁有信用卡、金融卡與電子支付等多元工具，但若遲遲不推進新台幣穩定幣的制度建構，恐怕會在這場全球金融基礎建設的競賽中落後。重點不在跨境匯兌的便利，而在於透過穩定幣技術優化國內金融流程，使資金流動更快速、更低成本，並推動創新金融應用，真正提升台灣整體的金融效率。穩定幣的最大優勢在於價格穩定與即時結算。這對台灣金融體系而言，正是提升效率與創新動能的關鍵契機。央行的研究報告已指出，新台幣穩定幣的性質類似於電子支付的「代幣化」版本，能夠在現有體系中作為支付工具使用，而不會對既有金融結構造成衝擊。想像一下，穩定幣讓線上購物、轉帳、繳費等交易能在區塊鏈上於數秒內完成，傳統跨行匯款或跨境轉帳的中介成本則可大幅降低，節省高達九成的手續費。雖然台灣的電子支付普及率高，但仍存在系統碎片化的問題，不同錢包與平台間難以互通。穩定幣若能被廣泛採用，就能讓這些支付系統在區塊鏈上無縫整合，真正實現資金即時流通與資料透明化的支付環境。值得注意的是，金管會近期已草擬穩定幣監管架構，包含發行許可、準備資產管理與資訊揭露等規範，若能加速落實，將可在防範洗錢、詐騙與市場脫鉤風險的同時，讓銀行與金融機構依法發行穩定幣。這不僅能創造新業務機會，也能帶動資產代幣化（Tokenization）等新型態金融產品的發展，進一步提升台灣金融科技的競爭力。許多人將穩定幣視為跨境結算的利器，的確穩定幣能降低台商的匯兌成本，並擴大新台幣在國際市場的流通潛力。然而這並不是台灣發展穩定幣的唯一方向。台灣是出口導向的經濟體，跨境支付需求固然龐大，更主要還是以美元報價，短時間內不太可能改變，因此跨進會對並非目前討論的重點。國內金融效率的提升才是更迫切的任務。根據央行分析，新台幣穩定幣對廣義貨幣（M2）影響有限，只會造成資金配置的重新分配，而非貨幣供給膨脹。相對地，台幣的穩定幣能顯著優化實體經濟中的應用場景，如企業供應鏈融資、小額支付與B2B結算。穩定幣若能結合悠遊卡、街口支付或LINE Pay等平台，將能實現真正即時、低費率的支付體驗，建構起以新台幣為核心的數位支付生態圈。產業界也普遍認為，穩定幣未來不僅能作為支付媒介，還能成為金融創新的基礎單位。舉例來說，可用於比特幣ETF的計價、區塊鏈資產交易或衍生品合約結算，為傳統金融市場帶來新的流動性來源。如果台灣僅將穩定幣視為跨境結算的工具，而忽略其對國內金融體系的深層轉型潛力，將可能錯失數位經濟的重要契機。台灣發展穩定幣仍面臨挑戰，包括監管［門檻高、合規成本增加，以及脫鉤風險管理等問題。不過，台灣的制度環境已具備良好基礎。金管會預完成相關立法，央行也將參與子法的制定，以確保準備金足額、資訊揭露透明、風險監管落實。國際經驗顯示，在嚴謹監理架構下，穩定幣市場可呈現爆發性成長。美元穩定幣市值已突破千億美元，並成為鏈上支付的主要媒介。台灣若採取漸進式納管與監理沙盒制度，就能兼顧創新與風險管理，為數位金融開創可持續的發展空間。產業專家指出，穩定幣的真正價值在於推動金融包容與普惠創新。穩定幣能讓中小企業、青年創業者與偏鄉使用者更容易參與數位經濟，降低進入門檻，並提高金融服務的可及性。穩定幣不只是支付工具，更是一場讓貨幣與技術融合的結構性改革。總而言之，台灣應該推動新台幣穩定幣的發展，將焦點放在提升國內金融效率與創新，而非僅僅著眼於跨境應用。這不僅能鞏固貨幣主權，也能為台灣的金融體系注入新的活力，推動產業升級與經濟轉型。政府、金融業與科技產業若能攜手合作，借鏡國際制度並設計符合本地需求的監理架構，台灣完全有機會在全球數位金融競賽中站上前沿。未來的金融格局正在改寫，而現在，正是台灣行動的時刻。

申根法規不是政治工具，歐洲對北京法律戰的冷處理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近期，英國《衛報》等國際媒體披露，中國外交系統正悄悄在歐洲發動一場新型態的「法律戰」。北京當局向多個歐洲國家發出外交照會，試圖引用《申根邊境法》（Schengen Borders Code）中的條款，要求各國拒絕台灣高層政治人物入境。這看似是一次精密的外交突襲，但若細究其邏輯與手段，卻不禁讓人啞然失笑。這不僅是北京對台打壓手段「黔驢技窮」的真實寫照，其鑽營法律漏洞的行徑，更在崇尚法治精神的歐洲文明國家面前，淪為一場貽笑大方的鬧劇。這起事件的核心，在於中國試圖重新解釋申根法規中關於拒絕入境的理由。該法規原本是為了防範恐怖份子、跨國罪犯或威脅公共衛生者進入歐洲，其中有一條關於「威脅任何成員國國際關係」的條款。北京外交官竟異想天開，主張台灣官員訪歐會破壞該國與中國的關係，因此構成「對國際關係的威脅」。近期歐洲多國的實際反應，清楚勾勒出一條共同立場，申根體系是歐洲法治與主權的產物，不是第三國用來輸出政治壓力的工具。英國、芬蘭、挪威等國在媒體詢問下所呈現的態度，沒有情緒化對抗，也沒有配合演出，而是回到制度與主權本身，簽證與入境審查屬於各國自主權限，申根規範的解釋與適用也只能由成員國依法決定。北京嘗試把申根邊境法中關於威脅國際關係的條款政治化，在歐洲並未引發實質共鳴。歐洲政策圈普遍理解，該條款的設計目的在於公共安全、犯罪防治與重大風險管理，並非用來處理第三國之間的政治不滿。把台灣民選官員的正常訪問行程，硬性納入安全威脅的框架，這種法律解釋在歐洲法治文化中難以成立，也缺乏比例原則與正當性。歐洲國家選擇低調而一致的回應方式，本身就是一種清楚的訊號。沒有國家公開宣示配合北京的主張，也沒有成員國啟動任何修正申根實務的程序。相反地，政策說明多半回到既有慣例，個案審查、專業判斷與國家主權，這些關鍵詞反覆出現，顯示歐洲並不打算讓申根制度成為地緣政治角力的延伸戰場。這樣的冷處理，其實反映出歐洲對北京近年外交手法的累積觀察。從經濟施壓到法律操作，歐洲社會對制度被工具化的警覺日益提高。當中國試圖用法律語言包裝政治意圖時，歐洲回應的方式不是情緒性反擊，而是以程序、制度與主權界線作為防線，讓政治壓力自然失效。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波操作在歐洲公共輿論中產生了反效果。媒體報導與專家評論多半聚焦於法律被誤用的問題，討論的核心不在台灣是否該被排除，而在於第三國是否有權干預歐洲的法律詮釋。這種討論結構，反而讓歐洲社會再次確認，申根制度的合法性來自法治共識，而不是外部政治力量。整體而言，北京這次的法律戰並未動搖歐洲的制度運作，反而讓歐洲更清楚地劃出界線。申根體系維持其原本功能，歐洲國家也再次重申主權與法治不可被外力挾持。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一次未遂的打壓，更是一面照妖鏡，讓國際社會看見，北京在對台問題上已經從硬實力施壓走向制度鑽縫，而歐洲的實際反應，則用冷靜與法治，把這場政治操作留在門外。中國政府這種論述充滿了荒謬的邏輯跳躍。將台灣民主體制的民選官員與恐怖份子、重大罪犯相提並論，試圖套用同一套限制標準，這本身就是對現代法治精神的褻瀆。北京這種「指鹿為馬」的解釋，不僅是對歐洲法律體系的曲解，更是對歐洲國家主權的公然冒犯。從戰略層面來看，這恰恰暴露了中國在對台政策上的焦慮與無力。過去數年，從軍機繞台的武力威嚇，到禁止農產品輸入的經濟脅迫，北京幾乎用盡了「硬實力」手段，卻始終無法阻擋台灣與國際社會日益緊密的連結。當軍事威懾出現邊際效應遞減，經濟制裁又傷敵一千自損八百，北京無計可施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翻箱倒櫃找出歐洲法規的字句縫隙，企圖用文字遊戲來遂行政治目的。這正是成語「黔驢技窮」的最佳註腳，當龐大的技倆都無效時，只能使出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最後一踢。更諷刺的是，這種小動作不但沒有實質作用，反而產生了極大的反效果。歐洲國家長期以法治（Rule of Law）自豪，對於法律的解釋權有著嚴謹的程序與主權堅持。中國這種試圖「教歐洲人解釋歐洲法律」的行為，只會引發歐洲各國的反感。正如芬蘭、挪威與英國等國的回應，簽證政策是國家主權，絕非第三國可以指手畫腳。北京以為抓住了法律漏洞，實則是在羞辱歐洲人的智慧。在文明國家眼中，這種行為既非大國外交應有的風範，反而更像是一個無理取鬧的巨嬰，試圖用詭辯來掩飾自己的霸道。總結來說，中國此次的「申根法律戰」，既無法在法理上站住腳，也無法在實務上阻擋台灣走向世界的腳步。這次法律戰唯一的「成果」，就是讓國際社會再次看清北京政權為了打壓台灣，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甚至不惜扭曲國際法規的地步。這場由北京導演的鬧劇，最終除了讓歐洲文明國家看笑話之外，絲毫無法撼動台灣作為國際社會良善成員的事實。

虛幻與現實的交錯：從電影《格陵蘭》看北極圈的戰略再發現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近期國際局勢中，一個長年被視為世界邊陲的地區，突然成為各國戰略討論的核心，格陵蘭這座被冰雪覆蓋的巨大島嶼，頻繁出現在國際新聞、政策辯論與軍事安全分析之中。這股現實世界的聚焦浪潮，恰巧與電影《格陵蘭：遷移》的上映形成耐人尋味的時間重疊，讓虛構敘事與地緣政治現實產生了高度呼應。回顧5年前《格陵蘭》首集上映時，片名對多數觀眾而言僅是一個遙遠而冷僻的地理名詞。當時的格陵蘭，存在於地理課本與氣候報告之中，距離全球政治與經濟核心相當遙遠。隨著續集在今日上映，現實世界卻同時出現關於購地傳聞、資源競逐與軍事部署的密集討論，使這部原本屬於科幻災難類型的電影，意外帶上了強烈的現實既視感。電影《格陵蘭》系列雖然以彗星撞擊地球作為劇情主軸，敘事背景與現實世界的國際政治並無直接關聯，但整體設定卻精準呈現了格陵蘭在極端情境下所展現的關鍵地位。當全球多數地區不再適合人類生存，位於格陵蘭的美國空軍基地成為少數仍具備生存條件的場所，這個設定影射了現實中的圖勒空軍基地，也突顯出地理位置在危機時刻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這正是電影與現實產生交集的關鍵所在，一個在平時被忽略、被視為荒涼的地帶，卻在結構性危機中轉化為生存與戰略的核心。電影中的格陵蘭，因為地質條件與軍事設施而成為避難之地；現實中的格陵蘭，則因氣候變遷而重新進入全球視野。北極冰層逐漸消融，使格陵蘭不再只是冰封陸地，而是掌握新興北極航道的要衝，同時蘊藏高科技產業高度依賴的稀土資源，其地理位置更連結北美與歐洲的防務體系，成為北極圈監控的重要節點。過去被視為邊緣的位置，正在轉化為未來秩序中的關鍵節點。電影中，人類為了延續文明而奔向格陵蘭，現實世界裡，大國則基於戰略安全、資源掌控與長期競爭考量，將視線集中於此。動機雖然不同，一方是面對天災的生存選擇，一方是回應氣候變遷與強權競逐的結構調整，最終指向的結論卻高度一致，格陵蘭因為不可複製的地理條件，成為無法被忽視的戰略存在。續集電影的敘事進一步強化這項象徵意義。首集描述世界各地的倖存者逃往格陵蘭，續集中，格陵蘭成為毀滅後人類重新出發的起點，主角群從格陵蘭前往廢墟後重生的歐洲大陸，象徵文明重建的路徑。這樣的設定，也在無意間突顯格陵蘭在北美、歐洲乃至更廣泛跨洲連結中的樞紐角色，顯示這座島嶼不只是終點，更是通往新秩序的中繼站。當觀眾坐在戲院中，隨著劇情看見角色為了生存奔向極地時，或許也能從中思索現實世界的變化節奏。電影的情節還是展現人性光輝的災難片，家庭成員互相合作提攜再一次一次的災難中劫後餘生，劇情與現在國際關係的現實討論無關。然而在快速變動的國際秩序中，那些長期被視為邊陲的地理角落，往往在關鍵時刻牽動全局。格陵蘭從地圖邊緣走向全球戰略舞台的中心，不只是電影敘事的巧合，也是現實上格陵蘭這個名稱成為矚目焦點的反差效應。

文化保護與戰略獨立之間，美國海外治理給格陵蘭的啟示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師大華語系，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格陵蘭議題在 2026 年初迅速升溫，美國總統川普將戰略安全與貿易工具直接綁在同一張談判桌上，對 8 個歐洲盟邦加徵關稅作為施壓手段，2 月 1 日起調升至 10%，並揚言 6 月 1 日進一步提高至 25%。相關作法引發歐洲多國公開反彈，部分政府甚至以敲詐定性，丹麥與格陵蘭同步出現「Hands off Greenland」的抗議浪潮，北約內部緊張程度隨之升高。在這樣的對峙結構中，談判桌上最先被淘汰的，往往不是理論上最完整的方案，而是政治成本最高、同盟摩擦最大的選項。直接併入或盟約式政治聯合之所以難以推進，並非單一因素所致，一方面格陵蘭社會對主權移轉高度排斥，另一方面北約盟邦長期將主權完整與集體安全緊密連結，美國若以領土工程撕裂同盟基礎，反而削弱北極戰略的合法性與持續性。當「買島」不再只是口號，而是進入制度化討論，美國更可能回到海外治理史上反覆使用的兩條路線，一條是以身分與文化例外換取長期穩定，一條是以形式獨立換取戰略排他，美屬薩摩亞與馬紹爾群島正是這兩條路線的代表。美屬薩摩亞帶來的啟示，不在於地理或人口條件的相似性，而在於制度設計如何成為文化防波堤。美屬薩摩亞居民屬於美國國民，但並未自動取得完整公民身分，這種差異在美國海外領土體系中具有高度象徵意義，因為相關安排與土地制度緊密結合，當地超過 90% 的土地維持共同所有，並以法律限制外來者取得土地，避免資本化浪潮直接衝擊傳統社會結構。這套制度語言傳達的訊息並非要求全面同化，而是允許文化與社會形態被制度性保留，只要安全與治理框架能夠對接。放回格陵蘭的脈絡，因紐特人土地權益與社會結構的敏感度，往往比財政補貼更具動員力，若談判要持續推進，文化與土地的法律屏障將是任何方案不可或缺的核心零件，而非附帶選項。馬紹爾群島的自由聯合協定，則呈現出另一種更貼近地緣政治現實的交易邏輯。形式上的完整主權與國際人格得以保留，換取的是國防與戰略空間的高度排他性委託。美國國務院對雙邊關係的官方說法清楚指出，在協定架構下，美國擁有國防責任與相關安排能力，並由此形成高度密集的防務合作與戰略排他。在協定文本層面，常被提及的戰略否決權也以具體條文呈現，也就是美國得以排除第三國在相關區域的軍事進入與使用，這正是自由聯合被視為兼顧獨立與安全的關鍵所在。對格陵蘭而言，這種模式的吸引力在於，最難被民意接受的主權移轉，被改寫為較能理解的國防外包安排，將「被併入」轉化為「以主權換取安全保證與財政支撐」，同時讓美國取得真正關切的戰略拒止能力。文化保護與戰略獨立兩條路線表面上差異甚大，實際上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命題，美國未必需要形式上的主權擁有，依然可以建立長期而穩定的控制力。這也是 1951 年《格陵蘭防禦協定》在當前局勢下重新被拉回討論中心的原因。相關文本將格陵蘭納入北大西洋條約的防禦架構，並在防禦區域的概念下，容許設施運作與人員進出安排，形成一條不改變主權外觀卻能擴張軍事實力的制度通道。2004 年於 Igaliku 簽署的修正與補充協定，進一步將資訊共享與諮商機制納入三方互動，使格陵蘭自治政府以制度身分被正式納入決策框架，但也同時顯示，即便程序性安排有所增加，美國的核心軍事權利並未因此被實質削弱。若相關工作小組試圖尋找一個政治上能夠前進的落點，最可能浮現的，並非單一模式的直接複製，而是一種混合式拼裝。土地與文化層面可透過薩摩亞式的法律例外建立護欄，主權與國際人格可借用自由聯合的語言維持象徵完整，軍事與戰略拒止則沿用 1951 年與 2004 年的既有法律軌道確保實質利益。這種看似複雜的拼裝結構，反而更貼近美國海外治理的歷史實踐，也更符合北約盟邦所能接受的政治邊界。這套制度光譜的意義不在北極話題本身，而在制度語言所透露的現實訊號。美國在北極方向反覆展現的取向，顯示真正追求的是戰略排他與基地支點的耐久性，而非旗幟插上去的名義主權。當資源供應鏈與地緣安全被綁成同一條線，北極穩定支點將牽動稀土等戰略物資布局，也會影響印太航運與盟邦協調的節奏。歐洲盟邦對格陵蘭議題的集體反彈，任何安全安排若以撕裂同盟作為代價，長期可行性必然下降，唯有同時顧及地方社會的文化安全感與同盟體系的政治可接受性，危機才有可能被轉化為制度，而非成為新的不穩定來源。

戰狼外交加速日本整軍經武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中共的戰狼外交本身不是日本整軍經武的唯一原因，但目前軍事脅迫與經濟施壓疊加在一起，的確大幅強化了日本必須加速軍備正常化的共識與正當性。這是一種戰略上的自我實現預言，北京越是試圖透過高分貝的威嚇來阻止日本，反而越是成為日本鷹派推動國防改革的最佳助攻。戰狼外交具體表現為一種言語暴力與欺負鄰國的姿態。這種源自北京在習近平時期的外交風格，特徵包括高調的口頭威脅與民族主義式語言，以及對批評中國的國家動輒扣上反華與復辟軍國主義等帽子。近年對日本的例子尤為明顯，例如針對台灣議題的紅線喊話。2025年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表示，中國若武力犯台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依法可能啟動集體自衛權。中國外交部與官媒隨即強烈譴責，質疑日本是否真正與軍國主義切割，並把日本描繪成重新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中方甚至喊出日本跨越紅線等說法，並在社群媒體上聲稱誰若挑釁中國就會在14億人民用血肉築成的鋼鐵長城面前頭破血流。這種帶有威嚇意味的宣傳語氣，在日本社會引發了大量反感。日本安全戰略文件已將中國定位成前所未有的戰略挑戰。2022年底日本公布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NSS）等三份文件，這被普遍視為日本戰後安全政策的大轉折。文件中首度明確指出中國在東海與南海改變現狀的企圖，以及對台灣施壓與加速軍備及核武擴張，對日本與國際秩序構成壓力。日本政府提出在數年內把防衛費提高到GDP約2%的目標，實質上走向北約標準。此外更決定取得反擊能力，強化飛彈戰力與長程打擊及整體聯合作戰能力，而不是只停在本土專守防衛。這項戰略大轉向雖然受到北韓飛彈與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刺激，但對中國行為方式與外交姿態的警惕，無疑是整個戰略調整的核心背景。軍事與灰色地帶衝突讓戰狼話術變成有牙齒的威脅。日本感受到的不是只有難聽的話，還有連續的軍事壓力與灰色地帶行動，兩者放在一起看，戰狼外交就不再只是嘴上逞兇，而是具備實際威懾感的整套組合拳。東海與琉球周邊的軍事對峙升級便是明證，解放軍艦艇與軍機持續在宮古海峽與沖繩周邊活動，並與俄羅斯進行聯合轟炸機巡航。2025年日本指控解放軍戰機在沖繩附近兩度以火控雷達鎖定自衛隊機，稱之為危險且極為遺憾，形成高危險的擦槍走火情境。而在安倍曾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及高市早苗將台海有事與日本存亡危機連結後，台灣情勢與日本南西防線連動已被明文化。日本民意在戰狼外交推波助瀾下逐漸轉向對中強硬。長期追蹤中日互評的言論NPO民調顯示，把對方視為不友好或威脅的比例在近年持續偏高，日本社會對中國的印象整體惡化。岸田政府以來，日本社會對中國威脅的認知已大幅強化，而香港議題與新疆問題及戰狼外交都是累積不信任的因素。戰狼話術配合經濟脅迫削弱了日本國內的溫和派，原本主張對中合作或慎防軍事正常化的政治與學界聲音，在一次次外交羞辱與經濟施壓之後，很難向選民解釋為何還要對中國讓步。戰狼外交其實在幫日本的軍事正常化做球。當中國一邊在東海與台海強化軍事壓力，一邊用戰狼式語言指責日本，執政黨要說服國會與社會接受防衛費翻倍及取得反擊能力就變得更容易了。中共的高調威脅言論並不是日本整軍經武的主因，但明顯起到催化劑和放大器的作用。這不僅在政策層面提供NSS等文件對中國採取更嚴厲表述的正當性，更在民意層面把中國形象從競爭對手推向實質威脅。日本在感到被威嚇的情況下，與美國、澳洲、菲律賓等國安全合作更緊密，加速了東亞的陣營化與軍備競賽風險，這或許是北京在發動戰狼外交時始料未及的戰略代價。

權力轉移與效能優先，重塑美國主導的新全球治理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隨著全球局勢快速震盪，長期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治理架構，正逐步顯露結構性疲態。無論是在加薩衝突、烏克蘭戰爭，或其他高度對立的安全議題上，制度設計原本期待透過程序協商化解分歧，實際運作卻頻繁陷入否決權僵局與政治對峙。在此背景下，近期浮現的「和平理事會」構想，象徵一種不同於傳統多邊主義的治理思路，此一模式以權威政治人物結合私有部門領袖為核心，試圖以更直接的權力與資源配置方式，回應當前國際體系的治理失能問題。這樣的治理轉向，反映出全球治理邏輯的根本變化。過往制度高度重視程序正義、主權平等與普遍參與，卻在重大衝突情境中難以快速形成有效行動。新興模式則明確將重心放在結果導向與執行效率，透過決策集中化，將主導權交由具備強烈政治意志與資源整合能力的少數領導核心，試圖跳脫繁複官僚程序所造成的停滯狀態。這樣的安排，往往伴隨私有部門深度介入，將戰後重建、安全維護與市場穩定緊密結合，使和平不再只是外交語言，而成為可被資本運作與管理的治理目標。當特定衝突區域被視為治理模式的實驗場時，一種不依賴全球共識的「平行安保與治理機制」逐漸成形。這類機制不再追求普遍性授權，而是建立在政治盟友關係、資金流動能力與利益共同體的基礎上。對急需秩序恢復與重建資金的地區而言，此種結構雖然缺乏國際法的完整正當性，卻在實務層面提供了快速動員資源與恢復穩定的可能性，也重新定義了穩定與包容之間的優先順序。全球秩序在此過程中，逐步呈現出雙軌化發展的樣貌。一方面，聯合國體系仍維持名義上的國際法框架與普遍對話功能，象徵國際社會對規則與程序的共同承諾。另一方面，實際的資金配置、安全安排與戰略決策，則越來越多由權威導向的治理組合主導。這種結構並不迴避權力集中與金錢動員的角色，而是將競爭力、執行力與政治忠誠度視為維持秩序的關鍵要素。對支持者而言，這樣的轉向是一種務實回應，試圖調整因應長期存在的全球治理困境。對多邊主義的捍衛者來說，這卻意味著國際體系正在被重新洗牌，規則的重要性逐漸讓位於權力結構與資本配置。當治理邏輯從普遍共識轉向核心圈協調，排他性與層級化風險也隨之上升。面對美國主導的新全球治理時代，真正需要被理解的，並非單一政治人物的風格選擇，而是整個國際體系在高度衝突與不確定環境中所進行的制度自我調整。未來的全球穩定，可能不再完全建立在條約文本與正式會議之上，而是取決於權力核心之間的協調能力，以及資本在安全與重建議題中的動態配置。對各國政府與公民社會而言，一個更有效率、卻也更具排他性的治理現實，正逐步成形，如何在此結構中維持自主性與價值選擇，將成為無法迴避的新課題。

台灣能源轉型新里程：次世代深層地熱政策成為穩定基載的政策選擇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026年，也就是民國115年度，再生能源躉購費率正式公布，相較2025年多數項目維持不變，整體政策延續穩定預期，但在細部設計上已清楚展現能源轉型的策略轉向。新增的次世代深層地熱單一費率，每度8.5522元，專門適用於鑽井深度超過3000公尺的先進技術案件，成為本次費率調整中最具指標性的政策突破。這項新分類不僅補上長期缺位的制度空白，更反映政府開始正視再生能源結構中穩定基載不足的核心問題。地熱能長期被視為再生能源體系中的隱形冠軍，不受天候限制，可24小時穩定供電，容量因子可達90%以上，明顯優於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台灣位處環太平洋火山帶，理論地熱蘊藏量高達數萬MW，但實際開發進度卻遠遠落後，關鍵原因正是深層地熱的高技術門檻與高風險特性。鑽探深度往往超過數千公尺，前期投入資金龐大，勘探失敗風險高，過去僅以淺層地熱費率支撐，難以吸引業者投入次世代技術。此次政策直接針對這一結構性痛點，設定每度8.5522元的躉購費率，釋放極具明確性的投資訊號。相較目前太陽光電與風電費率多已落在3到5元區間，深層地熱的費率設計，清楚反映政府願意為高風險、高穩定度、高系統價值的基載電源支付溢價。這樣的政策架構，有助於引導業者導入先進鑽探技術與強化型地熱系統等次世代解方，也為國際資金與跨國技術合作創造合理誘因，推動台灣從地熱潛力國走向地熱實力國。值得注意的是，這項政策並非全面拉高地熱費率，而是採取精準護育的差異化設計。政府僅針對鑽井深度超過3000公尺的案件設立專屬費率，同時保留既有淺層地熱誘因，形成清楚的階梯式支持結構。這顯示台電與能源主管機關在費率制定上已更成熟，開始依據技術難度、投資風險與電網貢獻度進行政策分層，避免補貼資源錯置，也為未來新技術預留調整彈性。若能進一步搭配中央與地方層級的環評流程加速、融資保證與風險分擔機制，深層地熱的實質開發動能將可望大幅提升。政策落地仍面臨現實挑戰，技術與人才仍是最直接的瓶頸。台灣目前在深層鑽探與高溫地層管理上的經驗有限，亟需與冰島、紐西蘭等地熱先進國家深化合作，建立在地技術能量。環境與地震風險評估同樣不可忽視，宜蘭與大屯火山帶等潛力熱區多位於環境敏感地帶，開發過程必須建立更嚴謹的監測與風險管理標準。電網接納能力亦是關鍵，地熱電廠多位於東部，輸電西送瓶頸若未同步處理，將限制整體效益發揮。整體來看，2026年次世代深層地熱躉購費率的設立，是台灣能源政策少見的前瞻性突破。這不只是單一費率調整，而是對再生能源結構的重新定位，補上最欠缺的穩定基載拼圖，也清楚傳遞政策訊號，在淨零轉型的路徑上，政府願意為真正具系統價值的技術支付相應代價。若後續配套得宜，這項政策有機會成為台灣地熱產業的轉捩點，讓長年沉睡於地下的綠色能源真正甦醒，為2050淨零目標提供關鍵支撐，也為台灣能源轉型開啟全新篇章。

一個半世紀的戰略延續，美國對格陵蘭領土的長期關注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師大華語系，著作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美國對格陵蘭領土的興趣，並非近年國際新聞中的突發話題，而是一條橫跨1個半世紀、歷經多次政權更替的長期戰略軸線。自1867年美國完成阿拉斯加購併後，華府即開始將視野投向北極圈周邊，評估格陵蘭在北美防禦體系中的潛在價值。這種思維並非出於浪漫的領土擴張想像，而是立基於地理位置、資源潛力與大國競逐現實的冷靜盤算。在19世紀中葉的帝國擴張背景下，美國國務卿 威廉．史瓦德（William H. Seward） 主導的評估報告，已明確指出格陵蘭在北大西洋航道與資源分布上的戰略重要性。這套邏輯延伸自門羅主義，核心目標在於防止歐洲列強持續向西半球滲透。將格陵蘭納入戰略視野，等同於在北大西洋築起一道前置防線，為北美本土安全爭取更多縱深。在這個時間點，中華民國、蘇聯甚至德國都還沒有建立。進入20世紀初期，美國對格陵蘭的態度轉為更務實的戰略交換模式。1917年，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背景下，透過向丹麥購買加勒比海島嶼的交易，正式承認丹麥對格陵蘭的主權。這項安排表面上為美國暫時擱置領土企圖，實際上卻保留了對格陵蘭的長期戰略關注，確保北大西洋與加勒比海防線同時受到掌控。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徹底改變格陵蘭在全球戰略中的地位。1940年丹麥遭納粹德國佔領後，美國立即將格陵蘭視為可能威脅北美安全的關鍵節點。1941年，在丹麥駐美大使 亨利克．考夫曼（Henrik Kauffmann） 主導下，美軍在防衛協定下進駐格陵蘭，使其成為盟軍空中中繼站與資源供應地。當時格陵蘭的冰晶石礦產，對鋁材生產與軍用飛機製造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也讓這片冰封土地首次成為戰爭核心。冷戰高峰時期，美國對格陵蘭的戰略企圖達到最具體的階段。1946年，哈利．杜魯門（Harry S. Truman） 政府正式向丹麥提出以1億美元黃金購買格陵蘭的方案，雖然遭到拒絕，卻成功換取廣泛的軍事使用權。隨後建立的圖勒空軍基地（Thule Air Base），也就是今日的皮圖菲克太空基地（Pituffik Space Base），成為美國最北端的戰略據點，部署彈道飛彈預警系統，構成核威懾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即便後來冰層下的核部署計畫未能實現，仍充分反映美國對此地的高度戰略投注。進入21世紀，氣候變遷與大國競逐再次將格陵蘭推上國際舞台。冰層融化使北極航道逐漸成形，連結歐亞（Eurasia）的最短海路開始具備實際運輸價值，加上格陵蘭蘊藏的稀土與戰略礦產，引發中國等國家的高度關注。2019年川普總統重提購買構想，雖在外交上引發爭議，卻並非突發奇想，而是冷戰時期戰略邏輯在新時代的延續。美國隨後重開努克（Nuuk）領事館並加強經濟與外交投入，顯示其目標已從領土取得，轉向實質影響力的長期經營。回顧這段歷史，美國對格陵蘭的執著，始終圍繞地緣防禦、飛彈預警與戰略資源3個核心支柱展開。從北大西洋防線的咽喉位置，到洲際飛彈最短飛行路徑的監控節點，再到不斷變化的資源需求，格陵蘭在不同時代被賦予不同功能，卻始終位於美國國家安全計算的中心。這段歷史清楚顯示，美國對格陵蘭的關注，並非政治人物的即興發言，而是一套深植於國家戰略結構中的長期選擇。

台灣犬的敍事主軸是守護家園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你一定聽過這個名字，把紐西蘭人比作「kiwi」，讓你立刻聯想到奇異果。的確奇異果低調外表卻內在豐富、無害又充滿營養，簡直生動到讓人會心一笑，很多紐西蘭人自己也愛用這個比喻，覺得這個名詞完美捕捉了他們友善、謙虛、隨和卻很有實力的國民性格。實際真正的紐西蘭原生種是那隻可愛的奇異鳥（kiwi bird），一種不會飛的夜行性小鳥，外表毛茸茸、個性低調卻堅韌無比，正是紐西蘭的國鳥，也是一戰時期紐西蘭士兵徽章上的圖案，從那時起大家就開始把紐西蘭人暱稱為「Kiwis」，象徵獨特又不張揚的特質。紐西蘭人在國外常自豪地說「I’m a Kiwi」，這個稱呼從鳥延伸到人，完美體現他們的隨和、創意和實做精神卻不愛炫耀的個性。台灣犬之於台灣，也許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名字。這不是行銷語彙，不是外來包裝，而是一個真正來自這塊土地的生命記號。牠不是被引進、被改良、被移植的品種，而是在島嶼山林、原住民族狩獵文化與人犬共生的長時間互動中自然形成的原生犬種。當這樣的生命在世界舞台上被看見、被稱呼、被尊重，我們自然會感到一種安靜卻深刻的榮耀。台灣犬的國際正名並非偶然。2015年，台灣犬正式獲得「國際畜犬聯盟」認證，英文名稱為 Formosan Mountain Dog。這個認證不只是血統文件，更是一種文化承認，象徵台灣不只輸出科技與製造，也能輸出自身獨特的自然與文化遺產。台灣犬因此成為少數在國際犬種體系中，以台灣為名、以台灣為根的存在。從外觀到性格，台灣犬展現的是高度功能性與生存智慧的結合。中等體型、肌肉勻稱、直立耳與鐮刀狀尾巴，使牠們在山林地形中具備極佳的行動能力。短毛、低體味與相對穩定的健康狀況，反映的是長期自然選擇的結果，而非為了外觀而過度人工繁殖的產物。更重要的是牠們的性格，聰明、忠誠、警覺性高，能獨立判斷，也能團隊合作，這正是原住民族長期倚賴牠們狩獵山豬的重要原因。近年來，台灣犬逐漸出現在海外，包含美國加州等地，也開始被國外飼主與動保團體注意、收養與推廣。網路上流傳一則關於「台灣犬在加州社區驅趕郊狼、守護孩童」的故事，情節溫馨、象徵鮮明，廣泛被轉載與引用。必須誠實地說，這個故事在具體事實上缺乏可靠新聞來源，更接近一則寓言或被誇張化的敘事，而非可查證的公共事件。現實中的郊狼問題，仍然主要仰賴專業的野生動物管理，而非單一犬種的介入。即便如此，這樣的故事之所以被反覆講述，正因這個故事觸動了人們對「守護」的集體想像。台灣犬在敘事中所代表的，並不只是某一次具體行動，而是一種來自土地的力量，一種熟悉環境、忠於夥伴、勇於面對威脅的象徵。寓言的價值不在於真假，而在於它被用來說明什麼樣的精神值得被記住。這也正是許多台灣人讀到這個故事時產生共鳴的原因。當社會面對外來壓力、內部動盪與價值衝突時，人們自然會尋找屬於自己的守護象徵。台灣犬之所以被反覆提及，不只是因為牠可愛或勇敢，而是因為牠「原本就在這裡」，牠熟悉這片土地，知道如何與人一起生活，也知道什麼時候必須站出來守住界線。從這個角度看，台灣犬被世界看見，並不只是犬種的成功，而是一種文化自信的延伸。牠提醒我們，真正能守護家園的力量，往往不是華麗的外來方案，而是那些長時間在地累積、被忽略卻始終存在的本土資源。當台灣犬在國外被稱讚、被肯定，我們與有榮焉的，正是那份來自自身的價值感。理解台灣犬，也是在理解台灣。牠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告訴我們原生並不等於落後，在地並不等於封閉。只要被正確看待、被妥善對待，來自這塊土地的生命與文化，同樣能走向世界，也同樣值得被守護。

高市早苗的政治豪賭與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歷史承擔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將此次提前大選明確定調為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大選，這不僅是一場政權存續的選舉操作，更是一場攸關日本未來戰略方向的政治豪賭。在中日關係持續惡化的背景下，高市選擇在個人支持率突破8成的高點，直接訴諸民意並解散國會，試圖以最快速的方式為其對中強硬路線取得民主背書。這種透過選舉來確立國家戰略方向的作法，在戰後日本政治史上極為罕見，也顯示高市對自身政治判斷的高度自信。這場豪賭的風險並不低。儘管高市個人與內閣支持度維持在高檔，自民黨整體支持率卻仍停留在約40%，尚未回到過往45%以上的安全區間，能否單獨過半仍存在不確定性。正因如此，高市勢必將以自身高人氣為黨內候選人全國助選，試圖將個人魅力轉化為政黨席次，突破目前國會未過半所造成的政策卡關困境。這次解散國會的戰略核心，在於打破執政受制於國會結構的僵局。若自民黨能在選後單獨過半，高市將取得前所未有的政策主導權，也意味著高市時代的正式到來。屆時，日本的對中路線、國防政策與印太戰略，將不再只是漸進調整，而可能進入明確而快速的推進階段。這場選舉的意義早已超越日本內政。這是一場向北京與國際社會清楚展示日本社會集體選擇的選舉。選舉結果將被視為日本是否願意正面回應中國軍事擴張與地緣壓力的民意表態，也將成為其他民主國家觀察日本角色轉變的重要指標。高市預計在選後訪問美國華府，並可能與川普討論台灣議題，顯示日本在美日同盟與印太戰略架構下，正積極強化自身主體性。日本近年已逐步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特別是在稀土與關鍵戰略物資方面，同時投入史上最高規模的國防預算。西南諸島的軍事建設、飛彈部署與後勤強化，皆與台灣安全高度相關，顯示挺台已不再只是個別政治人物的立場，而逐漸成為日本政壇的主流共識。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高市早苗近日於靖國神社參拜時，手捧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遺像的畫面，在日本社會引發強烈共鳴。這一幕不僅是對政治前輩的追思，更是一種高度象徵化的政治宣示。靖國神社作為日本戰後國家認同最複雜的場域之一，高市選擇在此公開致意安倍，傳達的訊息十分清楚，日本正持續走在國家正常化的道路上，並準備承擔隨之而來的責任。安倍晉三在日本政治史上的角色，正是這條道路的重要節點。他推動集體自衛權的重新詮釋，強化美日同盟，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逐步鬆動戰後安全框架。對許多日本人而言，安倍象徵的是日本不再逃避現實、重新定位自身國際角色的政治轉折。高市以捧持遺像的方式致意，等同於宣示自己承接的是一項尚未完成的歷史工程。這個畫面之所以動人，在於這個方向結合了情感與國家制度建構。中國軍事擴張、北韓飛彈威脅與區域不穩定，使得單純依賴戰後和平敘事已難以回應現實挑戰。許多日本人從這一幕中看到的，不是戰爭陰影，而是一種不再迴避風險的政治姿態，一種願意守護國家並承擔代價的公開承諾。對外而言，這也清楚宣告日本國家正常化並非短期政治操作，而是一條跨世代延續的長期路線。從安倍到高市，所傳承的是日本在民主陣營中成為安全責任承擔者的共識。對美日同盟而言，這意味著日本不再只是被動的安全受益者。對印太區域而言，這代表日本已將台灣安全與區域穩定內化為自身國家戰略的一部分。從台灣的角度觀察，高市早苗的選舉豪賭與靖國神社的一幕，共同構成一個清楚訊號。日本正透過民主程序與歷史象徵，重新定義自己的國家角色。這不只是一次選舉或一次參拜，而是一場關於日本未來方向的集體選擇，也是一條伴隨風險卻無法迴避的道路。

台灣成長的假象與分配的失靈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過去20年來的經濟成長在國際間表現相當亮眼，一般民眾並未同步享受到經濟成果，這正是當前普遍存在的結構性社會現象。即使20年來台灣GDP持續成長，科技、AI與ICT產業帶動了出口與投資，人均GDP更在2022年超越了南韓，這種總體數據的優越感與現實生活存在著巨大的體感落差。多數市井小民及中產階級對所謂的高經濟成長感到無感，薪資增長的速度遠遠追不上GDP的增幅，難以抵消房價飆漲與物價通膨所帶來的沉重生活成本壓力。官方數據顯示每人每月總薪資有所提升，對比實質GDP成長率與資產分布的狀況，中產階級以下的群體多數未能直接受惠，造成了工資停滯與所得分配嚴重失衡。近20年來的實質工資幾乎處於停滯狀態，薪資增幅極為緩慢，勞工所得占GDP的比重受到產業外移、弱勢產業發展受限以及勞動市場彈性過大等因素影響，始終未見明顯的提升。這種勞動報酬與生產力脫鉤的現象，使得經濟成長的果實大多流向了企業盈餘而非勞工口袋。主計總處2024年的家庭財富分配統計顯示了貧富與財富差距日益擴大的殘酷事實，最富有的20%家庭平均財富高達5133萬元，最貧窮的20%家庭僅有77萬元。兩者相差達到66.9倍，比起30年前的16.8倍呈現大幅惡化的趨勢。若進一步採用收支最頂端與最底端的5%來計算，所得差距甚至高達150倍以上，顯示資產結構與社會流動性已經高度固化，財富累積的不平等正在加劇階級複製的危機。經濟成果分配陷入了結構化的困境，經濟成長高度集中在科技產業，使得大型企業與資產階級受惠極大，基層傳統產業、年輕勞工、服務業以及南北與都市鄉村間的發展落差卻愈發明顯。真正能夠共享經濟成果的人僅限於上層中產階級與資本階級，絕大多數的勞工與基層家庭難以改善生活水平，只能在邊緣掙扎。這種產業發展不均導致的所得兩極化，是造成民眾相對剝奪感的主要來源。數據好看但體感貧窮已經成為台灣受薪階級的主流感受，迫切呼籲政府與社會必須對政策與社會結構進行再思考。未來應當進行更積極的分配調整、推動產業全面升級以及勞動制度的革新，避免資源過度集中於少數產業與族群。若無法有效解決成長不共享的問題，這種經濟上的斷裂將衍生出更嚴重的社會剝離感與世代衝突，動搖社會穩定的根基。

綠色金融輔助綠能不能只剩合規，誰該為氣候風險管理失靈負責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金管會近年持續推動氣候相關風險管理，要求金融機構辨識實體風險與轉型風險，並將氣候因素納入授信、投資與風險控管流程。這樣的政策方向本身並沒有問題，但近期多起太陽能光電設施在強風與極端天氣中受損的事件，卻正好提供了一個極具警示性的案例，說明氣候風險管理若只停留在制度建置與文件合規，實際上可能完全失效。太陽能光電設施原本就是因應氣候變遷與能源轉型的重要工具，被視為降低碳排放、分散能源風險的關鍵基礎建設。但當這些設施在極端天氣下大規模毀損，甚至造成二次災害與公共安全疑慮時，問題已不只是單一工程品質，而是整個氣候風險治理體系的結構性失靈。這顯示過去在金融機構與開發端之間所推動的綠色金融，並未真正把氣候風險當成一項需要被量化、被壓力測試、被長期管理的核心風險。過去多數太陽能設施的設計與融資評估，仍高度依賴既有法規與歷史氣候資料。抗風標準多半以過去經驗值作為基準，只要符合主管機關規範，即被視為風險可控。這種做法在氣候穩定的年代或許勉強成立，但在極端氣候頻率與強度明顯上升的現實下，等同於系統性低估風險。當超過設計假設的強風成為常態，所謂合規的設施，反而成為高度脆弱的資產。更值得檢討的是，金融體系在這個過程中並未真正發揮風險守門人的角色。許多再生能源專案在取得融資時，被歸類為綠色投資或永續金融標的，審查重點放在是否符合政策方向、是否具有減碳效益，卻未對場址條件、結構設計邊際、長期氣候變化情境進行嚴謹的實體風險分析。氣候風險管理在實務上被簡化為揭露報告、問卷填寫與制度對齊，卻沒有真正影響資金配置與工程決策。這正是當前 ESG 治理中最危險的誤區。環境面向被視為加分項，治理面向卻退化為合規檢查表。企業只要完成揭露、取得標章、符合最低標準，就被視為已盡責任，卻忽略治理的核心本質在於風險判斷與決策品質。當氣候風險被低估，最終反映的不只是個別企業的損失，而是金融體系、保險制度與公共安全共同承擔的外部成本。太陽能設施的災損提醒我們，氣候風險管理不是寫報告、不是勾選欄位，也不是等待法規修正後才被動調整。真正的氣候治理，必須承認極端氣候已成為新的常態，並將這個現實納入設計標準、投資決策與金融評價之中。抗風係數不再只是工程細節，而是資產韌性與風險定價的核心指標。如果金融機構仍以最低合規作為風險管理的終點，綠色金融只會不斷累積隱性風險，直到下一次災害發生才一次爆發。氣候變遷不會等待制度慢慢調整，市場也不會替治理失靈買單。從太陽能設施的損害事件來看，真正需要被重建的，不只是結構物本身，而是我們對氣候風險治理的基本認知。在極端氣候時代，能否承受風險，才是永續最真實的考驗。

後珍·古德時代的啟示，台灣需從淨零碳排邁向自然正成長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025年10月，世界向「叢林女王」珍·古德博士道別。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失去一位長年支持台灣、關心台灣生態的國際友人，更是一個必須正視的時代提醒。珍·古德一生反覆強調，人類不是站在自然之上的管理者，而是生態系的一部分。這個看似簡單的觀念，正在 2025 年後成為國際永續治理的核心邏輯。當全球在紀念她對黑猩猩研究與和平倡議的貢獻時，一個更深層的轉變也同步發生。國際永續發展的重心，正從單一聚焦氣候變遷，轉向結合生物多樣性與自然正成長的整體視角。珍·古德半世紀前指出的雙重危機，氣候與生態從來無法切割，如今正被寫進全球規則。問題在於，台灣是否已準備好面對這個新座標。過去十多年，台灣的政策與產業幾乎把所有永續能量投注在淨零排放。碳盤查、碳權、綠電採購成為顯學，這些努力並非錯誤，也確實必要。但國際趨勢已清楚顯示，單靠減碳已不足以回應風險。全球的關注焦點正從單一的「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向更宏大的「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與「自然正成長（Nature Positive）」偏移。過去十年間，台灣的產官學界傾全力於「淨零排放（Net Zero）」，企業忙著計算碳足跡、購買綠電。這固然重要，但國際風向球已經改變。隨著「自然相關財務揭露（TNFD）」的框架日益成熟，以及《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落實，國際市場不再只問「你排了多少碳？」，更開始問「你的商業模式是否破壞了自然棲地？」。自然相關財務揭露架構逐步成熟並開始落地，國際市場不再只關心排放數字，而是直接檢視企業與國家的商業活動，是否破壞棲地、水系與生態功能。在這樣的背景下，珍·古德的提醒顯得格外尖銳。氣候危機與生物多樣性流失是一體兩面，忽略其中之一，另一個問題終將失控。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環保議題，而是競爭力問題。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高度依賴水資源與穩定的自然環境，如果只交得出碳盤查，卻無法說清楚用水來源、生態衝擊與棲地修復，未來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位置勢必受到挑戰。台灣當前最突出的矛盾，正發生在綠能發展與生態保育之間。近年能源轉型過程中，屢屢出現砍樹設置光電、濕地鋪設太陽能板的爭議，這並非單一個案，而是政策設計缺乏生態整體視角的結果。珍·古德多次來台時關心的，不只是演講現場的掌聲，而是台灣黑熊、石虎與山林是否仍有生存空間。若為了帳面上的減碳成績，犧牲高密度且脆弱的生態系，最終付出的代價，將以水源涵養失衡、土壤退化與災害風險的形式回到社會與經濟本身。這也意味著，台灣的永續戰略必須出現結構性調整。生物多樣性不能再被視為環保部門的附屬議題，而必須成為國家發展的核心指標。國土規劃、能源路徑與產業政策，都需要納入具約束力的生態檢核，確保綠能發展不與自然爭地。自然不是發展的障礙，而是長期經濟穩定的基礎。對產業而言，自然資本的概念必須被真正理解。導入自然相關財務揭露，不是增加一份報告負擔，而是重新辨識企業風險。高科技產業所需的大量用水，來自健康的森林與流域。投入棲地復育、植被恢復與水系保全，不應只被視為企業社會責任的附加項目，而是確保供應鏈韌性的必要投資。這正是自然正成長的核心精神，經濟活動不只是減少傷害，而是回饋與修復。在教育與外交層面，珍·古德留下的「根與芽」精神，為台灣提供了一條獨特路徑。這項行動網絡在台灣深耕多年，培養了世代的生態意識。台灣若能將這股力量轉化為生態外交，從經貿導向擴展到保育合作，透過分享特有種保育經驗、生態監測技術與數據治理，將能建立一種不依賴金錢的長期信任關係。自然與保育，正是跨越政治界線的共同語言。珍·古德曾反覆強調，行動才是希望的來源。她在 2025 年離開，但她所代表的自然價值，正在重塑全球經濟與治理規則。對台灣而言，最好的紀念方式不是象徵性的追思，而是誠實調整國家發展方向。從單純追求低碳島，進化為與自然共榮的生態韌性之島，這不只是對一位世界級行動者的致敬，更是台灣在全球變局中，確保生存與繁榮的關鍵選擇。

2026年是氣候變遷行動年，警鐘鳴響，刻不容緩楊聰榮（台灣環保聯盟學術委員，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迎接2026年新的一年，回顧過去，對地球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轉折變化。2025年已清楚顯示，氣候變遷不再只是存在於科學模型與長期預測中的風險，而是以更高頻率、更高強度與更高損失的形式，直接進入各國治理結構與人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氣象組織在2025年的最新更新指出，2015到2025年構成觀測紀錄中最暖的11年，2025年1到8月的全球近地面均溫顯著高於工業化前水準，暖化趨勢仍停留在異常高檔。這樣的訊號意味著，極端事件的成本不會自然回落，而會在風險持續累積下不斷放大，並逐步侵蝕社會與經濟的承受能力。極端災害在2025年的樣貌，已更接近一種結構性常態，而不再是零星偶發的意外事件。大西洋流域在2025年10月28日出現的颶風Melissa，以第5級強度侵襲牙買加，災後評估顯示人命、基礎設施與生計同時遭受重創。這類事件已不只是單一風災新聞，而是對公共衛生體系、心理健康、財政韌性與保險制度的全面壓力測試。災害不只摧毀建築，也同步消耗社會的復原能力。亞洲在2025年後段同樣承受劇烈衝擊，多國遭遇由熱帶系統引發的破紀錄豪雨與洪災。快速歸因研究指出，海溫升高與人為暖化明確提高了降雨強度與致災風險，死亡與失聯人數攀升的同時，也暴露出氣候衝擊在社會中的不均分布。受災者往往集中在防洪能力不足、居住條件脆弱、社會支持網絡薄弱的族群，氣候風險在此呈現出清楚的階級差異與地理不平等，也提醒氣候問題本質上同時是社會正義議題。科學數據在2025年持續敲響更刺耳的警鐘。歐盟哥白尼氣候服務與世界氣象組織的資料顯示，2025年1月在拉尼娜條件逐步浮現的背景下，仍成為史上最暖的1月之一，全球均溫約達到1.75°C高於工業化前水準。這種現象凸顯，人為暖化所形成的底噪已強到足以壓過短期自然變率可能帶來的降溫效應，地球系統正被推向一個新的高風險平衡狀態。更深層的憂慮來自地球反照率變化所引發的加速效應。NASA彙整的研究指出，近年衛星觀測顯示地球反照率呈現下降趨勢，代表反射回太空的太陽能量減少，地球系統淨吸收能量增加。這種變化使高溫更容易被鎖定在系統內，進一步推升海洋熱含量，也為更頻繁與更極端的天氣事件創造條件，形成難以逆轉的正回饋循環。制度與法律層面的轉折也在2025年逐漸具象化。國際法院於2025年7月23日發布關於氣候變遷下國家義務的諮詢意見，針對各國在國際法架構中對氣候系統與人權風險所承擔的責任，提供了更清晰的規範語言與論證基礎。即使諮詢意見本身不等同於對個別國家的強制判決，仍可能深刻影響未來氣候訴訟與政策辯論的方向，使減排義務與損害責任更難再被輕易推回自願承諾或道德呼籲的層次。在這樣的脈絡下，部分公共討論將比爾蓋茲提出聚焦人類福祉，特別是健康與貧窮脆弱性的觀點，誤讀為氣候政策應該降溫。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健康與減排何者優先，而在於氣候衝擊本來就會直接穿透公共衛生系統。熱浪、洪災、糧食壓力與傳染病風險往往同時疊加，最先承受衝擊的始終是資源最少的人群。將氣候行動與健康議題切割，忽略了減排與調適能同時降低空氣污染與疾病負擔的共同效益，也忽略了公平正義的核心，在於不再讓脆弱者被迫用生命與生計去補貼高碳發展的成本。把2025年視為轉折年，並不是因為世界突然覺醒，而是科學證據與現實衝擊正在同步逼迫治理體系做出選擇。巴黎協定後的十年已充分顯示，若排放管理缺乏更高強度的政策工具與穩定的投資路徑，代價只會在一次次更劇烈的災害中被放大，並以更高的社會成本回頭索取。站在迎向2026年的門檻上，氣候行動的意義已從警告階段，進入必須系統性落實的歷史窗口。對台灣而言，能源轉型、產業減碳與氣候調適不能再停留在口號或零碎專案，而需要回到清楚的時間表、可檢核的責任分工、足額而穩定的韌性預算，以及對弱勢族群具體可行的保護設計。2025年敲響的警鐘，真正指向的是2026年及其後的選擇，我們究竟要以較低成本的預防迎接未來，還是繼續以更高成本的災後重建，承受遲疑與拖延所累積的代價。

國防特別預算的戰略意義與風險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強化防衛韌性及不對稱戰力計畫採購特別條例草案》是賴清德政府於2025年11月提出的重要國防政策工具，規劃上限為新臺幣1.25兆元，執行期程自2026年至2033年，為期8年，平均每年約1,562億元。這項特別預算的核心目的，在於加速籌獲關鍵武器裝備，補強台灣不對稱戰力與整體防衛韌性，回應中國大陸軍事壓力持續升高的現實，包括灰色地帶侵擾常態化與環台軍演的制度化。截至2026年1月9日，該草案仍停留在立法院程序委員會階段，已第6度遭藍白陣營聯手暫緩列案，尚未進入付委審查，更遑論進行實質細目討論或完成立法程序。這樣的延宕，已不只是議事技術問題，而是直接影響戰力建構節奏的國安風險。武器系統採購具有高度時間敏感性，任何程序卡關，都會轉化為戰略落後。從政策設計角度來看，這項特別預算延續前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的精神，但戰略重心更加明確轉向不對稱戰力與防衛韌性。其核心邏輯在於建立多層次、多領域的拒止體系，也就是俗稱的台灣之盾，並大量引入AI與高科技應用，加速從偵測、辨識到打擊的擊殺鏈效率。同時，政策設計亦將本土國防產業納入戰略考量，透過國造與商購並行，逐步形塑非紅供應鏈，降低對中國大陸產業鏈的結構性依賴。在戰略目標上，這項預算鎖定空中與飛彈防禦能力的重層化，指揮與決策系統的智慧化，多層次削弱敵軍優勢的作戰設計，遠距精準打擊能力的擴充，作戰持續量能的強化，以及軍備生產量能的本土化提升。這不只是軍事投資，同時也是產業政策，相關營建與製造項目預估可創造超過9萬個就業機會，帶動超過4,000億元的附加價值，顯示國防與經濟並非對立，而是可以形成政策協同。在實際籌獲內容上，草案將經費規劃為7大類別，主要透過對美軍購、商購與國造方式執行。內容涵蓋高機動精準火箭系統與其他精準火砲，遠程反艦與對地飛彈，多層防空、反彈道與反裝甲系統，無人機、無人艇及其反制系統，大量戰備彈藥與後勤物資，AI輔助的C5ISR體系，以及台美共同研發與採購的相關裝備。這些項目多屬長交期、高技術門檻的建案，越晚啟動，戰力落差只會越大。在制度設計上，條例僅設定總額上限，並未於此階段列出年度細目，這是歷屆特別預算的通行作法。實際金額分配與採購內容，將於條例通過後，逐年納入年度預算程序，接受立法院逐案審查與監督。將條例階段的「上限授權」與年度預算階段的「實質監督」混為一談，並不符合預算制度的運作邏輯。藍白陣營對此預算提出的質疑，主要集中在明細不足、舉債規模、以及要求總統國情報告作為交換條件。這些訴求在政治上各有支持者，但問題在於，將國防特別預算長期卡在程序階段，並未增加監督品質，反而直接阻斷後續公開審查的可能性。若真正關切監督，最合理的作法應是讓條例付委，在委員會中逐項檢視，而非拒絕進入任何實質審議。從戰略影響評估，這項特別預算若能順利推動，將顯著提升台灣拒敵於岸外的能力，強化持久作戰的韌性，並加速軍事體系的智慧化轉型，同時深化台美軍事合作與本土產業升級。反之，若持續卡關，不僅影響既有軍售時程，也可能削弱整體嚇阻可信度，讓對手誤判台灣的防衛決心。這項國防特別預算，實質反映出台灣國防轉型已從追求數量，轉向品質、韌性與不對稱的階段性調整。在地緣政治風險持續升高的環境下，是否能讓這類關鍵政策進入理性審查，而非成為政治對抗的犧牲品，考驗的不只是朝野協商能力，更是國會對國家安全的基本責任感。後續發展，社會與國際都將持續關注。

強化不對稱戰力：垂直起降戰鬥無人機的戰略啟示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國國防科技公司Shield AI本週率團訪台並推銷未來概念的垂直起降X-BAT無人戰鬥機，這顯示台美軍事合作已從單純的硬體採購轉向高科技軟硬體整合的深水區。這次交流不僅是針對單一武器系統的推介，更是台灣構建不對稱戰力與強化國防韌性的重要契機。面對中國日益升高的軍事威脅，傳統依賴跑道的戰機起降模式面臨極大風險，具備垂直起降與人工智慧自主飛行能力的無人載具，正成為防衛固守的關鍵拼圖。垂直起降技術與AI自主導航將重塑戰場生存能力，Shield AI所開發的X-BAT概念機延續了V-BAT系列的優勢，核心在於解決台灣空防最脆弱的跑道依賴問題。一旦台海發生衝突，機場跑道極可能成為首波飛彈攻擊目標，傳統定翼機將難以升空。X-BAT具備垂直起降能力，無需跑道與攔截網，且體積小、部署彈性大，可由兩人小組在狹小空間或移動載具上快速施放。更重要的是該系統搭載的Hivemind人工智慧飛行員技術，能在強烈電子干擾與GPS訊號阻斷的環境下自主執行任務。這種不依賴外部通訊與導航的特性，正是應對解放軍電子戰優勢的有效反制手段。智慧無人機群將重新定義不對稱作戰的嚇阻效能，台灣的防衛戰略正積極向不對稱作戰轉型，意即利用低成本、高存活率且具殺傷力的武器系統來對抗敵方昂貴的正規軍力。X-BAT若能結合群體作戰技術，將能形成空中狼群戰術，對敵方登陸船團或空中目標進行飽和攻擊。相較於昂貴且訓練耗時的有人戰機，這類AI驅動的無人機群能以數量優勢消耗敵方防空飛彈，並執行危險係數極高的偵察與打擊任務，從而大幅提高國軍的戰場態勢感知能力與打擊彈性。台美產業鏈合作有助於落實國防自主與技術升級，此次Shield AI訪台的另一層戰略意義在於供應鏈的整合。台灣擁有全球頂尖的半導體製造與資通訊產業優勢，是AI無人機關鍵零組件的最佳供應基地。透過與美國頂尖國防科技公司的合作，台灣不僅是終端使用者，更有機會成為共同開發者或關鍵供應鏈的一環。這種合作模式能將台灣的科技實力轉化為國防實力，並加速國內無人機產業的技術升級，構建出平戰結合的國防產業生態系。美商訪台推銷新世代無人機凸顯了未來戰爭型態的改變，台灣必須把握機遇加速建構智能化與無人化的防衛網絡。X-BAT所代表的技術方向，精準對接了台灣防衛作戰中對於跑道獨立性、抗干擾能力以及不對稱打擊的需求。透過引進先進技術並結合本土產業能量，台灣將能更有效地將有限國防資源轉化為具備實質嚇阻力的不對稱戰力，確保在變局中維持區域和平與穩定的力量。

台灣如何將「少子化危機」轉化為「智慧國力」？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的少子化警鐘已經響了許久，但直到新生兒跌破 13 萬大關、私校退場潮湧現，以及鄉鎮空屋率逼近三成時，這股焦慮才真正實體化。這不再只是這代人不願生的個人選擇，而是撼動年金、醫療與產業根基的國安危機。然而就在人口紅利即將耗盡的懸崖邊，人工智慧（AI）的爆發性成長，或許為台灣遞上了一條險峻卻充滿希望的繩索。隨著產業結構的變遷，台灣正從人力密集被迫轉向算力密集發展。過去台灣引以為傲的製造業與代工奇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充沛且優質的勞動力之上。如今這條路已到了盡頭，面對勞動力短缺，AI 不再是企業的加分項，而是生存項。正如我們所見 AI 自動化正在填補製造業與農業的缺口。這並非單純的機器換人，而是一場質變。當一位農民能透過 AI 管理數公頃的智慧農場，或是一座工廠能透過數據分析實現 24 小時無人運作時，台灣正被迫從追求人口數量轉向追求人均產值。少子化逼迫我們必須高效，而 AI 提供了高效的工具。這將促使社會結構從勞力密集型，加速轉型為以維護、分析、決策為主的知識密集型經濟。值得深思的是托育與長照領域中，科技能否填補溫度的缺口。少子化的另一面是高齡化，這導致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壓力倍增，進而更不敢生育，形成惡性循環。AI 在此處的角色顯得矛盾又關鍵。雖然科技無法完全取代人類的情感連結，但 AI 驅動的照護機器人與遠距醫療，確實能釋放稀缺的護理人力，讓人類照護者能專注於更有溫度的陪伴。在教育端面對師資因減班而流失，AI 個性化導師也能成為彌補城鄉教育落差的利器。如果政府能將 AI 視為公共基礎建設來投資托育與長照平台，降低家庭的育兒與養老成本，這或許比單純發放津貼更能從根本上提升生育意願。即使技術帶來希望，我們仍需留意數位落差，避免 AI 加劇兩個台灣的現象。然而我們不能過度樂觀，AI 是一把雙面刃，若引導不當，極可能加劇社會斷裂。隨之興起的單身經濟與虛擬社群雖能緩解孤獨，但也可能導致現實社會連結的崩解。更危險的是數位落差。在人口凋零的偏鄉，留下的多是難以適應新科技的高齡者。如果未來的醫療、交通、甚至行政服務都高度 AI 化，這些無法操作智慧介面的老人將面臨更深層的邊緣化。此外勞動法規的僵化也是隱憂。當 AI 取代了重複性工作，中高齡勞工若無終身學習的轉型機制，將面臨結構性失業。台灣需要的移民政策，也必須從單純補充體力勞工，轉向能與 AI 系統協作的技術人才引進。這正是從人口紅利到科技紅利的最後一哩路。台灣沒有本錢繼續等待人口回升，少子化已是不可逆的趨勢，我們必須接受一個人少的未來。但人少不代表國力弱。未來的國家競爭力，將不取決於你有多少年輕人，而取決於你如何用 AI 武裝現有的國民。政府與企業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科技包容的社會，既利用 AI 極大化生產力，又透過政策網接住被科技拋下的人。少子化是危機，但若能藉此倒逼台灣完成 AI 數位轉型，這將是我們從人口紅利跨越到科技紅利的關鍵轉機。未來台灣的樣貌，將取決於我們現在如何駕馭這股力量，讓科技成為延續國運的薪火，而非取代人類的寒風。

重新思考澳洲在亞洲世紀白皮書的戰略布局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澳洲在亞洲世紀白皮書在2012年由時任總理吉拉德政府發布，被視為21世紀初澳洲最具代表性的國家戰略文件之一。這份白皮書清楚宣示澳洲必須全面轉向亞洲，把亞洲視為未來數十年的優先戰略方向。文件指出，隨著中國、印度與東南亞中產階級迅速崛起，預估到2030年亞洲將佔全球GDP的一半以上，澳洲要在這場結構性變化中取得優勢，必須在外交政策、產業布局、教育與人才培育上，全面調整為亞洲優先的國家路線。白皮書不只是描繪願景，也提出具體經濟推估。當時評估如果政策調整得宜，澳洲到2025年對亞洲出口可以增加約3成，資源、農產品、教育、旅遊與專業服務等領域都有機會成為新一輪成長引擎。澳洲社會在那個時間點仍帶有強烈的英語世界傳統連結，白皮書的意義在於說服國內接受一個新的現實，也就是澳洲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將越來越深地系在亞洲市場與區域整合進程之中。時間推進十餘年，這份白皮書的許多關鍵判斷在現實中被一一驗證。到2024至2025財年，澳洲對亞洲的商品與服務出口已接近總出口的8成，其中對中國大陸、印度、印尼、韓國與日本的出口占比最大。鐵礦砂、天然氣、牛肉、乳製品、葡萄酒與教育服務早已成為澳洲經濟結構中不可或缺的支柱，而這些恰好是當年白皮書點名的優先發展領域。從結果回頭看，澳洲在亞洲世紀白皮書可以說成功完成了一次國家戰略的心理建設工程，讓政府與企業在面對亞洲時不再只是短期機會的思維，而是把整個國家定位放進亞洲世紀的長期框架。今天重新閱讀這份白皮書，可以看到世界已經比2012年更加複雜。地緣政治緊張升高，供應鏈重組加速，淨零轉型與數位經濟成為各國競逐的新戰場，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上路，印太經濟框架談判持續推進，這些變化都超出了當年文本的原始想像。這並不代表白皮書失效，反而凸顯它作為戰略起點的價值，在於確立了澳洲必須長期深耕亞洲的共識，為之後的政策修訂與新文件預留了空間。從這個角度來看，澳洲在亞洲世紀白皮書是一份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宣言文件。這份白皮書成功把澳洲從過去以大英國協與美國為主的想像，推向一個以亞洲為主舞台的國家定位，也為後續各種政府版與民間版的亞洲報告提供基礎坐標。當我們今天討論澳洲在印太地緣政治與區域經濟中的角色時，很難忽略這份白皮書在十多年前所埋下的戰略種子。

台灣族群在多元中尋求共識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作為一個多族群、多元文化的社會，如何在差異中尋求共識，建立穩固的國家認同，是當前國家發展與團結的核心課題。總統賴清德在「團結國家十講」的第二講中就指出，「團結」不只是面對外部威脅、守護主權的重要依據，更是台灣社會能否持續發展、深化民主的基礎。這樣的觀點點出了台灣在全球地緣政治壓力日益升高的情勢下，必須透過內部團結來強化對外的抗壓性與韌性。族群共融正是台灣社會團結的根本。回顧歷史，台灣經歷過多次移民潮與不同政權的治理，形成了今日由原住民族、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及新住民共同構成的多元族群樣貌。這樣的歷史脈絡帶來豐富的文化資產，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不同的認同與張力。威權時代的國族建構多以同化政策處理族群多樣性，壓抑了部分族群的主體性。然而隨著民主化與本土意識的逐步崛起，台灣社會逐漸轉而正面看待族群多元，形成「多元即主流」的新共識。每個族群都是台灣的主體，彼此欣賞、互為主體，這樣的觀念逐步取代過去以單一文化、語言為正統的想像。在實際操作層面，建立共同認同可以透過幾個重要策略來推動。首先是尊重差異、促進平等。政府必須持續落實「族群主流化」政策，讓原住民、客家、閩南、外省、新住民在語言、文化及教育資源上都能獲得平等發展機會，並在公共事務中擁有代表性與發聲權。其次，現代國家的認同基礎應超越血緣與族群，而是以地域和公民身份作為共同體的核心。只要願意認同台灣、為這塊土地努力，不論出身，都應被視為國家的主人。共同的記憶與未來想像至關重要。台灣社會可透過強化彼此的共同經驗，例如民主轉型、抗疫行動、對外抵抗壓力的歷程，來累積共享的歷史情感，並將共同的未來發展與利益設定為團結的正面目標。面對如國家認同、主權定位等重大分歧，應以民主程序與對話來取代對立，尋求台派與中華民國派在維護主權、反對外來威脅等「最大公約數」上的合作。然而我們也必須正視國家認同的現實挑戰。台灣社會在國家認同上仍存在多樣，部分人自認為台灣人，部分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認為兩者皆是。儘管如此，調查顯示以台灣為主體、支持主權獨立的比例逐年攀升，顯示出一種正在逐步形成的共識。這種共識的凝聚，並非自然發生，而是仰賴政府與社會持續推動族群平等、文化包容及擴大公民參與，讓每個人都能在台灣找到自我的定位與尊嚴。綜上所述，台灣的團結不能也不應建立在抹去差異、追求單一同質的基礎上，而是要在尊重多元、包容異質的前提下，尋找共同未來的方向。唯有讓所有族群都能在台灣找到歸屬感與參與感，國家認同才會穩固，團結才會具備真正的力量。這樣的內部韌性不只是抵禦外來威脅的基礎，更是對世界展現台灣民主、多元與主權的重要證明，也將是台灣未來走向長遠穩定與繁榮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