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從邊境到制度，美國與歐洲如何走向不同的移民治理模式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AI與ESG的社會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全球移民壓力持續升高的背景下，美國與歐盟對邊境與移民治理的態度逐漸分化。2025年至2026年初，美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採取高度集中且強硬的執法策略，使非法越境人數降至50年來低點。歐洲則在《移民與庇護新公約》架構下試圖兼顧人道與控管，不規則入境下降26%，卻伴隨內部分歧與人權爭議持續擴大。制度設計、政治文化與安全認知的差異，使兩個體系在同一場危機中走向不同方向。美國南部邊境曾是全球移民焦點，拜登時期單月遭遇人數一度超過25萬，引發高度政治對立。2025年特朗普上任後迅速轉向全面執法優先，透過《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投入1700億美元擴充邊境巡邏、拘留設施與驅逐能力。政策效果在數據上表現明顯，2025財年邊境遭遇人數降至23.75萬，12月更進一步降至3.07萬，與過去高峰相比減少92%。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全年移除人數達62.2萬，淨移民甚至出現負成長。這種模式的核心在於將非法移民直接納入國家安全框架，透過取消大規模臨時保護資格與強化生物識別管理，降低潛在風險。政策執行效率確實顯著，邊境秩序短時間內得到控制，但隨之而來的是人權批評與國際形象壓力。快速壓低數字的同時，也把成本轉移到道德與外交層面。歐洲的處境則顯得更加複雜。2015年難民潮之後，移民議題始終沒有真正退場，2022年俄烏戰爭又帶來新一波人口流動。歐盟在2024年通過《移民與庇護新公約》，並於2026年全面適用，試圖透過強制團結機制分攤庇護壓力。成員國可以選擇接收難民或提供資源支持，設計上兼顧彈性與責任，但實際運作卻受到政治分歧制約。德國等前線國家承受較大壓力，東歐部分國家長期反對配額制度，使政策推動難以一致。2025年不規則入境下降26%，庇護申請同步減少，顯示控管措施開始發揮作用，但地中海路線仍維持高風險狀態，代表問題並未真正解決。歐洲同時強化與突尼斯、利比亞等國的合作，在出發端進行攔截，這種外部化策略降低入境數量，也引發更多人權爭議。安全觀點的差異進一步擴大政策分歧。美國將移民與犯罪、毒品與恐怖主義風險緊密連結，使政策更容易正當化強硬手段。歐洲則在安全與人道之間反覆調整，既擔憂社會融合與極端主義，也無法忽視國際法與庇護義務。這種內在矛盾讓政策既無法徹底收緊，也難以維持高度開放。這種分歧帶來的影響已經超越移民本身。美國模式展現高效率與強執行力，卻付出人權與國際形象的代價。歐洲模式維持價值正當性，但決策遲滯與內部分裂削弱治理效果，也讓右翼勢力持續擴張。當全球衝突與氣候變遷持續推動人口流動，美歐之間的政策距離可能進一步擴大，甚至影響跨大西洋合作基礎。這種分化提供一個重要參考。移民議題並不只是人口流動問題，而是國家安全、制度能力與價值選擇的綜合體。如何在安全控管與人道責任之間取得平衡，不存在簡單答案，任何選擇都會伴隨成本與風險。綜合來看，美國與歐洲在移民治理上的分歧，反映的不只是政策差異，而是兩種治理邏輯的競爭，一種以國家安全與執行效率為核心，另一種試圖維持人道價值與多邊協調，在全球移民壓力持續上升的結構下，這兩條路線不僅難以收斂，還可能在未來長期並行，並重塑國際政治與制度秩序的基本樣貌。

澳洲蜜蜂危機：從焦土政策到共存之路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澳洲曾是全球蜜蜂防疫的最後一片淨土，而這片淨土的失守，折射出人類在面對自然威脅時的傲慢與侷限。2022年6月，瓦蟎（Varroa mite）在紐卡索港口現蹤，終結了澳洲數十年來免於這種寄生蟲侵害的奇蹟。瓦蟎會吸食蜜蜂的脂肪體並傳播致命病毒，導致蜂群崩潰，其殺傷力對商業授粉農業而言無異於一顆慢速炸彈。能夠維持如此長久的防線，並非偶然。澳洲政府長期運作一套極為嚴密的國家生物安全體系，在全國各大港口部署哨兵蜂箱，每6至8週由專業官員徹底檢查，並以糖粉滾動法或酒精沖洗法篩查寄生蟲。與此同時，全面禁止活蜜蜂進口，即便是合法蜂后也須在隔離設施中培育數代方可進入市場。每位蜂農，無論規模大小，都依法負有強制通報義務，一旦發現疑似感染，必須在24小時內向主管機關申報。這套體系在數十年間確實發揮了作用，卻在全球化貿易量持續攀升的壓力下，終究出現了致命缺口，野外蜂群生活在森林樹洞之中，是預警系統無法觸及的死角，只要一群藏匿於貨櫃深處的帶蟎蜜蜂未被攔截，防線便宣告潰決。面對入侵，澳洲政府採取了「焦土政策」，下令毒殺、焚燒並深埋發現點半徑10公里內的所有蜂巢，無論健康與否。在此後逾一年的時間裡，超過3,000萬隻蜜蜂遭到銷毀，蜂農眼睜睜看著守護數十年的蜂箱化為灰燼。這不僅是一場經濟重創，更動搖了杏仁、酪梨、蘋果等倚賴蜜蜂授粉的整體農業生產鏈。然而如此慘烈的代價，並未換來期待中的根除結果。2023年底，當局不得不承認瓦蟎已無法被徹底消滅，政策方向從銷毀轉向「減緩擴散」與學習共存。這場危機映照出一種根深蒂固的管理邏輯，消滅載體就能消滅問題。這套思維出於保護農業的良善動機，卻忽略了自然的流動性與演化速度。數百萬蜜蜂的犧牲換來的結論是，生物入侵物種的演化往往跑得比政策快，試圖以暴力維持生物「純粹性」，在自然面前終究只能爭取時間，而無法買到永久的和平。危機也揭示了現代農業結構性的脆弱。高度依賴單一物種，也就是義大利蜂，進行大規模商業授粉，一旦這個環節受挫，整個產業鏈便隨之動搖。這提醒我們，真正的安全不在於防線有多高，而在於系統本身的多樣性與韌性。台灣同樣面臨農業高度整合、生態緩衝空間有限的結構問題，澳洲的教訓對台灣並非遙遠的他山之石。當人類放下噴霧器與焚燒爐，轉而研究蜜蜂自身的抵抗能力時，真正的希望才開始萌芽。科學家發現，某些蜂群具備「瓦蟎敏感衛生行為」（VSH），能察覺受感染的幼蟲並主動將其踢出巢穴。透過減少人工干預，讓具備抗性的蜂群在自然選擇下存活，可以培育出更強韌的蜂后世代。此外，研究人員也嘗試利用蜜蜂腸道共生菌製造抗體，從內部瓦解病毒。這些方向共同指向一個核心觀念，生命本身就具備應對危機的藍圖，人類的角色應是協助開啟這個藍圖，而非用焚火取而代之。澳洲蜜蜂事件不應被定性為一場徹底的失敗，而應被視為一次昂貴的進化課。這場危機提醒所有仰賴農業生態穩定的社會，應對自然威脅的最佳方式，往往不是毀滅受害者，而是給予生命足夠的空間完成自我的演化與反擊，並在這個過程中，學習以更謙遜的姿態與自然共存。

AI 改寫學涯選擇，大學生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時代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正在重新塑造全球高等教育的運作邏輯，也深刻影響學生對未來職涯的判斷與選擇。一項由 Lumina 基金會與蓋洛普發布的 2026 年高等教育現況報告顯示，約 47% 的美國大學生曾認真考慮因人工智慧影響而轉換主修，顯示技術變遷已從產業端延伸至教育端，成為學生做出學習決策時的重要依據。這項調查於 2025 年 10 月進行，針對 3801 名就讀學士或副學士學位的學生進行分析。數據顯示，已有約六分之一學生實際因人工智慧調整主修方向，其中學士生為 13%，副學士生則達 19%。若觀察尚未行動但已進入評估階段的學生，比例更高達 47%，學士生為 42%，副學士生則達 56%，顯示技職導向較強的學習群體對市場變動的敏感度更高。這樣的變化反映出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即學生對未來就業市場的不確定感正在快速上升。人工智慧不僅改變工作內容，也正在改變工作是否存在的預期。許多學生在媒體與產業訊息的影響下，開始質疑長時間投入某一專業領域是否仍具回報價值，進而出現重新評估甚至轉換學習方向的行為。學生在選擇主修時，已不再僅以興趣或傳統職涯路徑為依據，而是轉向「畢業後能否順利就業」的現實考量。副學士體系學生轉換比例較高，與其課程設計較貼近就業市場需求有關，也反映出職業導向教育在不確定環境中具有較高的彈性。然而，這種高度貼近市場的優勢，同時也使學生更容易受到短期產業變化的影響。在科技與技職領域中，出現一種值得注意的矛盾現象。一方面，分別有 27% 與 17% 的學生曾高度考慮離開相關領域，另一方面，這些領域同時也是主要的轉入選擇。這樣的現象顯示，學生對未來方向的判斷並非單一趨勢，而是在風險與機會之間反覆權衡。科技領域被視為最可能受到人工智慧衝擊的產業之一，同時也是最具成長潛力的領域，這種雙重特性使學生在選擇時呈現高度猶豫。人工智慧的影響已不僅限於科系選擇，也開始左右學生是否進入高等教育體系的決策。約七分之一學生將因應科技進步視為升學動機之一，另有 12% 的學生因擔憂人工智慧對就業市場的衝擊而選擇繼續就學。高等教育在此情境下逐漸轉變為一種延後進入不確定市場的策略性選擇，而非單純的知識累積過程。教育體系在人工智慧能力培養上的落差，進一步加劇學生的不安。約 29% 的學生認為學校未能充分協助建立未來使用人工智慧的能力，顯示各校在課程設計與政策推動上存在顯著差異。當學生缺乏明確指引時，所做出的學習決策往往建立在片段資訊與市場想像之上，這將影響長期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在這樣的變動環境中，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正在被重新檢視。溝通能力、批判思考、團隊合作與跨領域整合能力等長期被視為基礎素養的能力，在人工智慧時代反而更加重要。這些能力無法被短期技術取代，也難以透過單一工具快速取得，成為個人在快速變動環境中維持競爭力的關鍵。這項調查提供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警訊。長期以科系分流為核心的教育制度，正面臨人工智慧帶來的結構性挑戰。當學生對未來的不確定感持續升高，教育體系若無法提供清晰的能力培養路徑與職涯連結機制，將難以回應新世代的學習需求。人工智慧並未單純改變產業，也正在重新定義學習的意義。當知識取得的門檻下降，學習的重點將從知識累積轉向能力建構。高等教育若能順勢轉型，將人工智慧納入基礎素養並強化跨領域能力培養，反而有機會在不確定時代中建立新的穩定結構。

面對製造業與服務業缺工問題，別讓經驗提早出場，台灣應建構中高齡友善職場環境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AI與ESG社會轉型，任教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五一勞動節應該反省台灣勞動力的結構問題，台灣社會應該重新思考勞動市場的核心問題。當產業界不斷喊缺工，政策討論常常很快轉向移工、少子化與薪資條件，卻忽略台灣內部仍有一批龐大、成熟、穩定，而且具備工作能力與貢獻意願的中高齡勞動人口。面對日益嚴峻的缺工危機，台灣不能只把中高齡人口視為照顧對象，更應該把55歲以上仍具工作能力者，視為產業韌性與社會穩定的重要資本。勞動部2026年4月公布的114年12月底職位空缺調查顯示，工業及服務業職缺數為26.3萬個，職缺率為3%。製造業職缺8.5萬個，占32.4%，住宿及餐飲業職缺率4.3%最高，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平均招募時間達4.2個月。這些數據反映出台灣缺工已經不是單一產業的短期現象，而是製造、旅宿、餐飲、照護與服務業共同承受的人力結構壓力。 中高齡勞參率的下降，更凸顯台灣勞動市場的年齡斷崖。勞動部資料顯示，台灣中高齡及高齡民間人口持續增加，113年45歲以上民間人口達1,148.7萬人，較103年增加198.6萬人，增幅20.9%。同一份資料也指出，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雖然增加，但勞動市場參與仍明顯受到年齡影響，許多具備經驗、技術與職場判斷力的人，被過早排除在正式職場之外。 台灣不是沒有可用人力，而是太早讓可用人力離開職場。許多人在55歲之後，仍然具備專業能力、服務經驗、管理經驗與現場判斷力，卻因為企業用人習慣、退休制度、職場文化與家庭照顧壓力，被迫退出勞動市場。這種現象不只是個人職涯問題，也是產業競爭力問題。當企業一方面抱怨找不到人，另一方面又偏好年輕、便宜、可高度配合加班的人力，台灣勞動市場就會陷入一種矛盾局面，一邊缺工，一邊浪費最有經驗的人。曾經有一段時間，中高齡就業相關議題被特定名稱過度包裝，甚至出現搶先註冊政策名詞的爭議。這種做法容易讓原本應該深入討論的制度改革，被名詞包裝與個人操作牽著走。制定相關專法或推動跨部會政策的參與者必須記取教訓，台灣不缺新穎的政策術語，真正缺乏的是能讓勞工留下來、回得去、做得久的制度設計。中高齡就業如果只停留在宣傳活動、表揚故事與短期補助，很快就會變成另一套漂亮但薄弱的政策作文。真正有意義的改革，應該把就業服務、職業訓練、企業誘因、職場安全、彈性工時、退休制度與長照支持整合起來。中高齡者重返職場，不應只是被要求延後退休，而是要在更友善、更彈性、更符合身體狀況與生活節奏的工作環境中，繼續發揮專長。旅宿、製造、醫療照護與服務業正承受最直接的缺工壓力。引進移工雖然可以處理部分短期人力缺口，但不能成為台灣勞動政策的唯一答案。移工政策涉及國際人權、薪資結構、產業升級與社會融合，不能被簡化成補洞工具。台灣真正需要的是雙軌思維，一方面合理引進必要外籍勞動力，另一方面把本土中高齡勞動力重新納入人力規劃。修正《勞動基準法》關於強制退休的規定，是打開中高齡就業空間的重要一步。現行制度若過度依賴固定年齡作為退場標準，就容易讓勞雇雙方即使有繼續合作意願，也受到制度限制。政府應推動第54條修正，新增強制退休年齡例外情況，允許勞雇雙方協商延後退休年齡，並明文規定雇主不得對留任的資深勞工有薪資歧視。這項改革能讓退休不退場正式法制化，也能切實保障資深勞工的勞動權。企業也必須改變對年齡的想像。中高齡勞工不一定適合回到高工時、高壓力、高體力負擔的工作模式，但可以透過兼職、顧問、師徒制、彈性工時、分段工作與經驗傳承，繼續在產業中發揮作用。許多中小企業真正需要的，不只是年輕體力，而是穩定度、服務經驗、現場判斷與人際溝通能力。這些條件，正是許多中高齡工作者的優勢。政府若要鼓勵企業聘用65歲以上本國籍基層員工，可以搭配薪資費用抵減、職務再設計補助、職場安全改善補助與職業訓練資源。這些政策不能只是零散補助，而應該成為產業人力政策的一部分。台灣中小企業數量龐大，只要制度誘因設計得宜，中高齡勞動力就能成為穩定服務業、支撐製造業、補強照護體系的重要力量。家庭照顧壓力也是中高齡勞動力退場的重要原因。許多50多歲、60多歲的人，原本仍有工作能力，卻因照顧年邁父母、配偶或家中病患，不得不離開職場。若長照服務、外籍看護聘僱、喘息服務與行政流程能更加合理，中高齡勞動者就有更大機會維持工作。這不只是照顧政策，也是勞動政策，更是性別平等政策，因為家庭照顧負擔常常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身上。五一勞動節不應只是向勞工致敬的例行儀式，更應該成為檢討台灣勞動制度的時刻。當年輕世代承受低薪、高房價與高工時壓力，中高齡世代又被過早推離職場，整個社會就會陷入一種荒謬局面。一邊說缺工，一邊浪費人力。一邊喊高齡化，一邊讓高齡者失去繼續參與的機會。台灣需要的不是把中高齡者重新推進舊式勞動市場，而是創造更友善、更彈性、更重視經驗價值的新職場。讓中高齡者繼續工作，不只是為了解決缺工，也不是單純為了延後退休，而是讓每一個仍願意貢獻的人，都能在合適的位置上維持尊嚴、收入與社會連結。面對少子化、高齡化與產業缺工三重壓力，翻轉年齡斷崖，已經不是選項，而是台灣維持競爭力的必要工程。

AI從雲端走向桌面，台灣如何抓住下一波軟硬整合機會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不是單純效能提升，而是角色轉變。過去生成式AI讓機器具備語言與知識能力，現在代理式AI開始具備行動能力，能夠拆解任務、規劃流程並持續執行。這種變化讓AI從工具轉向代理人，生產模式也因此出現結構性的調整。當機器不再只是回應問題，而是可以完成工作，人類與技術之間的關係開始被重新定義。個人獨角獸的概念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浮現。過去建立一家企業需要龐大組織與資本支持，現在一個人可以透過多個AI代理完成原本需要整個團隊的任務。市場分析、產品設計、程式開發與行銷流程可以被整合到單一決策者手中。這種能力的集中不是因為人類變強，而是因為工具開始具備執行力。企業邊界逐漸模糊，規模優勢的意義被重新檢視，小型高效率團隊開始具備與大型組織競爭的條件。這種轉變延續了過去兩次重要的技術浪潮。個人電腦讓知識工作從組織中釋放，網際網路讓個體直接進入全球市場，代理式AI則把這兩種能力整合並推向極端。數位代理可以全天運作，在不同平台之間協調任務，並在短時間內完成複雜流程。台灣社會若仍將人工智慧視為單一產業議題，很容易錯過結構性轉變帶來的衝擊當成只是工具的改善。其實AI從生成式AI到代理人AI，是一場工作型態的革命，在新時代中，創業模式、就業結構與教育方向都將因此改變，未來進入大型企業不再是唯一發展路徑。全球競爭的邏輯也正在改寫。過去競爭集中在國家與大型企業之間，未來創新能力可能更加分散。當個體生產力被放大，具備技術與創意的人才有機會直接創造全球影響力產品。台灣在這一波變化中並非沒有優勢，半導體與資訊產業提供了硬體基礎，軟體能力與新創文化逐漸成熟。真正關鍵在於整合能力，而不是單一技術領域的發展。教育體系面臨的挑戰也變得明確。過去強調專業分工的訓練模式，難以應對跨領域整合需求。能夠同時理解科技、商業與社會脈絡的人才，更有機會在代理式AI時代創造價值。當AI從輔助工具轉為能力延伸系統，學習方式與人才評估標準都需要重新設計。另一個更關鍵的轉折發生在運算架構上。人工智慧正在從雲端回到裝置端，這不是簡單的部署位置改變，而是權力結構的調整。過去AI主要集中在大型資料中心，算力與資料控制權掌握在少數企業手中。隨著本地端算力提升，個人電腦與邊緣裝置開始具備高階推論能力，終端逐漸成為分散的計算節點。在這種情況下，一般預料在3年到5年內相關硬體普及，雲端與終端之間的界線將被重新劃分。這種變化意味著算力模式走向去租用化。雲端仍然存在，但企業與個人不再完全依賴租用算力。當本地設備能處理大量AI任務，資料中心的議價能力將被削弱。AI PC逐漸成為個人級微型資料中心，長時間在本地執行AI任務，例如即時語音處理、智慧助理與隱私敏感資料分析。這些應用不再需要完全依賴雲端運算，使用者對資料與模型的掌控能力因此提升。這場變革同時也是產業機會的重新分配。算力從集中走向分散，軟體從封閉走向開放，AI從雲端服務轉為本地能力。當每一台裝置都可能成為智能節點，產業競爭不再只圍繞資料中心與大型平台，而是擴展到終端設備與應用整合能力。這種轉變為台灣帶來一個少見的機會窗口，硬體製造優勢與軟體整合能力可以在同一波浪潮中產生交集。下一個10年的關鍵可能不在於誰擁有最大算力的資料中心，而在於誰能有效整合分散算力與代理式AI能力。這對台灣來說可能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優勢條件，當人工智慧從雲端回到桌面，科技產業的競爭基礎正在重新設定。對台灣而言，又是新的一波好機會的開始，新的AI革命將產生新的軟硬整合的機會，其中關鍵就是在於台灣能否在這次重組中取得主導位置。

從石油到晶片，資源匱乏國家的翻身之路與台灣啟示楊聰榮（時事評論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的轉折往往不是從戰爭開始，而是從一紙契約悄然展開。1901年，一名英國投資者威廉·諾克斯·達西進入波斯王宮，透過一筆僅約2萬英鎊的資金與少量股份承諾，取得長達60年的石油探勘與開採權。波斯僅能分得16%的利潤，這不只是商業交易，更象徵一個國家對自身資源失去主導權的開端。1908年，伊朗西南部發現大型油田，中東正式進入石油時代。1914年英國政府入股石油公司，後來發展為英國石油公司，石油從商品轉變為國家戰略資產。對伊朗而言，能源帶來的不是全面繁榮，而是外力介入與制度失衡。當地勞工待遇遠低於外籍員工，基礎設施優先服務外國人，國家資源逐漸演變為外國勢力主導的經濟結構。1951年，伊朗首相摩薩台推動石油國有化，試圖奪回資源主權。這項政策引發國際震盪，也促成1953年由美國與英國支持的政變。民主制度中斷，國家重新回到威權體制，石油問題從經濟議題轉化為地緣政治核心衝突。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伊朗與美國全面對立，能源資源最終演變為長達數十年的衝突根源。這段歷史呈現一個關鍵命題，自然資源若無法被制度與能力有效掌握，反而可能成為外力介入與內部動盪的起點。台灣的發展路徑形成鮮明對比。1970年代，台灣沒有石油，也缺乏天然資源，面對1973年全球石油危機，社會開始思考國家發展的根本方向。當資源無法依賴土地取得，唯一的選擇是從技術與人才尋找突破。1974年工研院電子所成立，1976年導入美國RCA積體電路技術，培養第一批半導體工程師。這群工程師在極為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學習先進製程，帶著明確目標回到台灣，逐步建立產業基礎。這是一種以人為核心的資源累積方式，也是一種長期投資的國家戰略選擇。1987年台積電成立，提出專注晶圓代工的商業模式，與當時主流垂直整合模式不同。這項決策需要承擔高度不確定性，也意味著長時間沒有回報的投入。台灣選擇讓技術深耕本土，逐步形成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核心節點。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產業面臨收縮壓力，台積電反而擴大資本支出，為智慧型手機與高效運算時代提前布局。這種在逆風中加碼投資的決策，展現出長期戰略思維，也讓台灣在全球科技競爭中占據關鍵位置。伊朗的石油來自地質條件，台灣的晶片來自長期累積的人才與技術。兩種資源的本質差異，決定國家在全球體系中的角色。石油容易引發外部爭奪，技術則需要持續投入與制度支持。能源屬於可被奪取的資產，技術則是難以複製的能力。當世界進入21世紀，石油仍然是能源體系的重要基礎，半導體則成為資訊社會的核心神經。掌握晶片製造能力的國家，能影響全球產業運作與科技發展方向。台灣在這一波轉變中，不再是資源不足的邊緣國家，而是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節點。這兩段歷史同時揭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國家命運並非由資源多寡決定，而取決於如何回應挑戰。自然資源可以帶來短期優勢，也可能引發長期風險。人力資本與制度建設雖然需要時間累積，卻能形成更穩定的競爭力。台灣的經驗顯示，當一個社會能夠在資源不足的條件下，持續投入教育、技術與制度建設，就有機會在全球體系中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伊朗的經驗則提醒，資源若缺乏自主掌控能力，容易成為外部勢力競逐的場域。當前台灣因半導體產業成為全球關注焦點，地緣政治壓力同步升高。能源時代的石油與科技時代的晶片，在不同歷史階段扮演相似角色，都是國際競爭的核心資源。差異在於，晶片的形成來自長期累積的人才、制度與產業鏈，這種能力更難被外力直接取代。歷史從波斯油田走向新竹科學園區，全球權力結構隨之轉移。真正能讓國家翻身的關鍵，從來不是地下的礦藏，而是地面上的人，以及持續做出長期選擇的能力。

川普與盧比歐的雙軌戰略，美國對台安全框架的升級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川普與國務卿盧比歐所展現的政策組合，逐漸形成一種具有高度辨識度的戰略模式，透過角色分工強化對中國的威懾力，也同時提升台灣的安全保障。這種黑臉與白臉的配置並非偶然，而是一種結合交易邏輯與戰略清晰度的操作方式。川普維持彈性與不確定性的談判風格，盧比歐則以明確且強硬的政策立場對外傳達訊號，兩者相互搭配，使台海議題在國際政治中呈現更高的可預測性與威懾效果。盧比歐長期以來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在擔任國務卿後更進一步將相關立場制度化，透過推動對台軍售與強化安全合作，讓政策從理念轉為具體行動。這種作法使台灣防衛能力不再只是象徵性的支持，而是逐步形成實質戰力的累積。當外界觀察美國對台政策時，可以清楚看到一條從法律承諾延伸到軍事實踐的連續路徑。在法源基礎方面，《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仍然是美國對台政策的重要支柱，這些制度性安排提供了穩定的政策依據，使美國在不同政權更替之下仍能維持基本一致的對台承諾。盧比歐的政策操作，讓這些既有框架不再停留於歷史文件，而是轉化為當前戰略環境中的實際行動準則，進一步提升其在區域安全架構中的功能性。2026年前後的台海局勢呈現高度緊張與不確定並存的特徵，美國行政團隊在此背景下逐步推動更深層的軍事合作。合作內容不僅限於武器採購，而是延伸至作戰概念、訓練模式與戰略協調層面，使台美之間的安全連結更加緊密。這種轉變顯示，美國對台政策正在從單向支援轉向更具整合性的安全夥伴關係。川普的交易式風格在這樣的架構中發揮另一種作用，透過維持政策彈性與談判空間，使對手難以準確預測其行動邏輯。這種不確定性本身成為一種戰略工具，與盧比歐的明確立場形成互補關係，進一步提高中國在評估行動成本時的難度。當對手無法確定底線所在時，決策風險自然上升，進而產生抑制效果。從台灣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美國政策組合帶來新的機會與挑戰。一方面，防衛能力的提升與國際支持的強化，有助於穩定區域安全環境。另一方面，台灣也必須理解這種結構仍然建立在美國整體戰略利益之上，並非單純的安全保證。如何在強化自身防衛的同時維持戰略自主，將成為未來政策思考的重要課題。美國新政府在台海議題上的操作，呈現出一種由模糊走向結構化的趨勢。盧比歐的強硬路線與川普的交易思維交織，使台海安全架構進入新的階段。對台灣而言，關鍵不僅在於理解這套模式，更在於如何在其中找到自身定位，將外部支持轉化為內部實力，才能在變動的國際局勢中維持長期穩定。

美式選舉動員真人志工加上數位動員，台派選舉如何借鏡美式虛實整合催票策略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AI與ESG的社會轉型，任教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式選舉最值得台灣借鏡的地方，不在於龐大的經費規模，也不只是鋪天蓋地的媒體廣告，而是在於如何把支持意向真正轉化為實際選票。這正是GOTV，也就是催票策略最核心的精神。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一種選舉文化的升級，從傳統掃街拜票走向更精準、更有組織、更能持續動員的民主參與模式。這套融合美式選戰特長所發展出的台派選舉新主張，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大量動員志工，透過電子郵件、簡訊與即時通訊工具，建立真人互動與數位工具協同作戰的機制。這種虛實合一的方法，比起單純依賴造勢晚會或傳統文宣，更具效率，也更符合現代社會的溝通習慣。選民不再只是被動接收訊息，而是在持續互動中形成投票承諾，進一步提升實際投票率。美國在總統與國會層級的選舉中，早已建立成熟的地面戰、數位戰與資料戰模式。從選民資料分析、社區志工組織，到最後階段的精準催票，整套系統高度專業化且資源密集。真正成功的關鍵，不是讓候選人曝光更多，而是讓支持者願意走進投票所。這種「把支持者變成選票」的思維，正是台灣選戰最需要深化的地方。台灣長期以來的選舉文化，往往偏重候選人的個人魅力、造勢場面的熱度與媒體聲量，卻相對忽略基層持續動員的重要性。選前聲勢浩大，不一定能轉化為投票日的實際成果。美式選舉提供的啟示，就是必須透過制度化與科學化的方法，將支持者分層分類，針對不同對象進行不同強度的接觸，讓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果。電話銀行與簡訊銀行就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方式。透過志工或系統主動聯繫選民，提醒投票時間、確認投票意願，甚至協助規劃投票路線，這種看似簡單的接觸方式，卻在大量田野實驗中證明效果顯著。尤其是真人互動搭配同儕式簡訊，遠比機器語音或制式電子郵件更能產生信任感。人們願意回應熟悉的語氣，而不是冷冰冰的政治宣傳。台灣在這方面其實擁有更好的條件。LINE幾乎已成為全民性的社交通訊工具，普及率遠高於許多國家的簡訊系統。若能善用LINE結合真人志工進行一對一互動，不僅能降低被視為垃圾訊息的反感，也能提高回覆率與參與感。這種方式不只是催票，更是一種關係的建立，是讓政治重新回到人與人的連結之中。更重要的是，美式動員模式能夠吸引大量志工投入。選舉不再只是候選人與競選團隊的事情，而是支持者共同參與的公共行動。當志工不只是幫忙發傳單，而是真正參與策略執行、資料整理與社群溝通時，政治參與的層次也會完全不同。這種由下而上的組織力量，正是民主最有生命力的來源。台派選舉若要真正建立長期競爭力，就不能只依靠短期聲量操作，而必須發展出自己的制度化動員模式。借鏡美式選戰，不是複製美國，而是理解其背後的原理，再依照台灣社會的文化與工具進行在地化改造。用LINE取代簡訊，用社區志工取代昂貴顧問，用人際信任取代罐頭式宣傳，這才是真正有效的本土化路徑。未來的選戰，不再只是誰的舞台大、誰的口號響亮，而是誰更能建立持續互動的信任網絡。從真人志工到數位平台，從資料分析到基層動員，這場選舉革命的本質，是讓民主從一次性的投票行為，重新變成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參與。這不只是選舉策略的更新，更是台灣民主深化的重要一步。

誠信防線崩解後的代價，美超微走私醜聞對台灣科技業的深刻教訓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AI與ESG的社會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這是一宗震撼全球科技產業與資本市場的重大事件。美超微（Super Micro Computer, SMCI）正面臨公司史上最嚴峻的生存挑戰。從甲骨文（Oracle）撤單到共同創辦人被起訴，這不僅是單一公司的誠信危機，更是地緣政治與供應鏈「去中化」規則下的指標性判決。這場危機的核心導火線源於共同創辦人涉嫌走私 NVIDIA 晶片，危機引爆點源於美國司法部（DOJ）的刑事調查。2026年3月美超微共同創辦人兼副總裁廖益賢（Yih-Shyan "Wally" Liaw）遭到美國政府起訴並逮捕。據調查廖益賢涉嫌參與一項複雜的走私計畫，將總價值高達 25 億美元的高端 AI 伺服器非法銷往中國。為了規避美國對華出口禁令，涉案人員被控利用位於東南亞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轉口貿易公司作為掩護，甚至被爆出使用吹風機等工具移除伺服器上的序列號標籤以躲避追蹤。隨之而來的骨牌效應導致甲骨文發動巨額撤單。廖益賢被起訴的消息傳出後，企業客戶的信任度降至冰點。甲骨文近期撤銷了價值超過 10 億美元的伺服器訂單。據市場研究報告顯示甲骨文已將原定給美超微的機櫃（Rack）業務轉給了台灣的緯穎（Wiwynn）等競爭對手。這項決定背後的合規風險考量在於甲骨文作為雲端服務巨頭，無法承受因供應商違反美國出口管制法律而受牽連的風險。美超微面臨嚴重的司法調查與潛在制裁，可能導致生產停擺或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影響供應穩定性。這場深層危機觸碰了合規誠信與地緣政治邊界。這起事件之所以被視為具有嚴重後果，在於行為觸碰了當前全球科技供應鏈的兩大紅線。供應鏈呈現陣營化趨勢。在美中科技戰的背景下，供應鏈已不再僅是效率與成本的競爭，而是政治合規性的競爭。美超微雖然是矽谷起家的公司，但與亞洲特別是中國與東南亞的深厚代工與貿易鏈接，在新規範下變成了巨大的合規漏洞。累犯標籤與治理崩潰的問題同樣突出。美超微並非首次面臨誠信質疑。2024年底審計機構安永（EY）憤而辭職，理由是對公司誠信與內部控制深感憂慮。2026年當創辦人層級的人員直接涉及違法走私，這代表公司的企業文化與內控機制已徹底失效。這件事情給所有科技企業敲響了警鐘，最終的啟示在於規則重於營利。規則意識在美中對抗的大環境下顯得至關重要，曖昧空間正在消失。試圖透過轉口貿易、人頭公司等手段賺取受限市場的利益，在現代數位化的監控體系下幾乎無所遁形。法律制裁的代價極其沈重，廖益賢面臨最高 30 年的刑期，美超微則失去了頂尖客戶的信任。這種因小失大的結果往往是企業無法承受之重。供應鏈洗牌已經開始，美超微留下的市場真空正加速流向如緯創、緯穎、鴻海等在合規與地緣政治佈局上更為謹慎的台灣競爭對手。這是一樁由短視近利引發的毀滅性災難，充分說明了在現行地緣政治架構下，不守規則的營利行為終將導致品牌、市場與司法的全方位崩塌。

從風險分配談反詐改革，台灣該如何重新設計制度楊聰榮（時事評論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最近泰國公布一項新規定，2026年起電信詐騙受害者可以直接向電信商或銀行申請賠償，報案後甚至能先行取得賠付。這則消息之所以在台灣引發討論，不只是因為制度新穎，而是觸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現代社會究竟如何分配風險。任何高度數位化的社會，都建立在風險分配的設計之上。金融交易帶來便利，也伴隨詐騙與洗錢風險。電信網路促進溝通效率，也可能成為犯罪工具。關鍵不在於風險是否存在，而在於風險由誰承擔。當制度設計讓風險集中在最弱勢的一端，社會便會出現不對稱的不公平。回到台灣的詐騙現況，風險幾乎由個人全數吸收。詐騙發生後，受害者面對的是繁複報案流程、漫長偵查程序，以及難以追回的損失。社會輿論還經常加上道德審判，質疑判斷力與警覺性。防詐宣導鋪天蓋地，ATM貼滿警語，簡訊提醒頻繁出現，責任卻仍然被定義為個人的注意義務。當損失發生，銀行與電信業者多半僅需配合調查，財務風險並未實質落在相關產業身上。如果從風險節點的角度觀察，通訊與金融體系其實位於詐騙鏈條的核心。門號審核、異常通話偵測、帳戶開立流程、資金流向監控，都是可以介入的關鍵環節。電信業者掌握通話與簡訊數據，銀行掌握金流資訊與帳戶異常模式，技術能力並非不存在，差別在於制度是否要求更高標準。當放行錯誤的成本極低，風控強度自然維持在符合法規即可的水準。泰國的制度設計提供了一種不同的風險分配方式。2026年起受害者可以向電信商或銀行申請賠償，報案後甚至能先行取得賠付。這項制度的核心不只是補償機制，而是將部分風險移回掌握通訊與金流通道的產業。當業者需要為漏洞付出實質成本，審核標準與技術投資的誘因便會改變。演算法優化、異常偵測強化、門號與帳戶管理升級，都不再只是形象工程，而是攸關營運成本的必要支出。這樣的制度設計必然引發公平與效率的討論。若將賠償責任加諸於業者，是否會提高金融與電信服務成本，最終轉嫁給消費者。這是一個值得正面討論的問題。風險重新分配不等於完全由產業承擔，而是建立合理比例與清楚責任界線。制度可以設計為在重大疏失或未達一定風控標準時啟動賠償，也可以透過保險與風險準備金機制分攤成本。政策辯論的重點不在情緒，而在如何找到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平衡點。台灣自豪於科技實力與數位治理能力，卻在詐騙議題上長期將風險壓在個人身上。教育宣導固然必要，但宣導無法彌補制度漏洞。當個資反覆外洩，當門號大量申辦，當異常金流未能即時攔阻，單靠提高警覺難以構成完整防線。真正的制度改革，應該重新檢視風險配置是否合理。詐騙問題的本質並非單純的道德問題，而是風險管理問題。當社會選擇將全部風險交由個人承擔，便難以要求結構改善。若能將部分風險移回掌握關鍵節點的產業，透過責任機制倒逼技術與管理升級，反詐才可能從宣導層次進入制度層次。與其反覆討論受害者是否足夠警覺，不如正面思考風險應由誰承擔，這才是理性政策辯論應該回到的核心。

從掃街到登門拜訪，美國選舉研究顯示登門互動才是關鍵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台灣選舉文化中，掃街握手幾乎已成為候選人不可或缺的基本動作，從傳統市場到街頭巷尾，候選人透過短暫互動展現親民形象，也試圖在有限時間內接觸更多選民。這樣的方式長期被視為拉近距離的重要手段，也被默認為能夠轉化為選票支持。不過當所有候選人都採取相同策略，選民在短時間內面對高度重複的接觸形式，這樣的努力究竟能產生多少實際效果，開始值得重新檢視。掃街握手的限制，在於互動時間極短，接觸深度有限，多數情況停留在象徵性存在。選民可能記得候選人來過，卻未必形成具體印象，更難轉化為穩定支持。當選舉競爭日益激烈，單純依賴這種高頻但低深度的接觸方式，效果自然受到侷限，也讓整體競選策略容易流於形式。美國選舉研究提供了一條不同的路徑。長期以來，美國學界透過隨機對照實驗，對各種催票方式進行量化分析，形成相對完整的實證基礎。研究顯示，與選民進行面對面且具有實質互動的門到門拜訪，對提升投票率具有穩定且顯著的效果。這樣的方式不只是傳遞訊息，更是建立關係與信任的過程。耶魯大學研究團隊在1998年於New Haven進行的大型實驗，針對約3萬名登記選民比較不同催票方式的效果，結果顯示，實際被面對面接觸的選民，投票率提升約8百分點，整體效果約6百分點。相較之下，郵件僅帶來約0.5百分點的提升，商業電話幾乎沒有影響。這樣的差異清楚呈現出不同接觸形式之間的效果落差。後續多項研究持續驗證這個發現，在不同族群與地區皆呈現類似結果。門到門拜訪在拉丁裔社群與低投票率地區，同樣能帶來約4到7百分點的投票率提升。訊息內容無論強調公民責任或族群認同，效果差異不大，顯示關鍵不在於說什麼，而在於是否建立真實互動。整體來看，每14次有效接觸大約可以轉化為1張新增選票，展現出高度成本效益。這樣的經驗對台灣具有重要啟示。選舉動員若仍停留在掃街與大型造勢活動，容易忽略真正影響投票行為的關鍵因素。門到門拜訪所帶來的，不只是資訊傳遞，而是一種個人化的政治接觸，讓選民感受到被重視，也更容易形成情感連結與信任基礎。台灣若要導入這樣的策略，並不只是增加拜訪次數，而是需要建立一套系統化運作方式，包括志工培訓、選民資料整理、拜訪路線規劃與後續追蹤。這種做法將競選活動從短期動員轉向長期經營，也讓政治參與更具組織性與持續性。選舉策略的轉變，反映的是對民主運作方式的重新理解。當競選從表面曝光轉向深度互動，政治不再只是形象競爭，而是回到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這樣的改變，對提升民主品質與公民參與具有長遠意義。從掃街到登門拜訪，不只是技術層面的調整，而是思維上的轉型。當台灣選舉開始吸收經過科學驗證的經驗，競選模式有機會從傳統習慣走向更有效率與更具影響力的方向，也讓每一次與選民的接觸，真正成為改變結果的關鍵力量。

從軍事壓力到金融槓桿，美國如何在伊朗戰爭中翻轉中東格局楊聰榮（時事評論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伊朗戰爭持續擾動全球能源市場的背景下，美國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推動貨幣互換線談判，顯示出華盛頓已將金融工具轉化為地緣政治操作的重要槓桿。這項安排不僅緩解海灣地區對美元流動性的焦慮，也進一步鞏固阿拉伯國家與美國之間的戰略連結，形成超越軍事合作的金融依附關係。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於4月21日在國際貨幣基金（IMF）春季會議中表達，美方願意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援，即便強調未必需要實際動用，這種「承諾型支援」本身就具有穩定市場預期的效果。對阿布達比而言，這代表在極端情境下仍可取得美元流動性保障，使戰爭風險不至於轉化為金融危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央銀行行長哈立德・穆罕默德・巴拉馬（Khaled Mohamed Balama）先前訪問美國時提出建立美元互換機制，背後意圖在於預防美元短缺所可能引發的市場震盪。若美元供應出現問題，改以人民幣或其他貨幣進行能源結算的可能性將迅速上升，這對石油美元體系形成直接挑戰。阿布達比已參與跨境支付平台並具備非美元結算能力，使這種選項具有實際可行性。華盛頓迅速回應相關需求，使局勢朝向有利於美元體系的方向發展，也降低海灣國家轉向中國的誘因。伊朗戰爭所帶來的經濟壓力正在重塑區域戰略選擇。美國海軍對荷姆茲海峽的控制行動推升能源價格，並提高全球市場的不確定性。軍事行動成本已超過120億美元，對美國而言形成財政與戰略壓力。對海灣產油國而言，雖未直接遭受破壞，但資本市場與匯率穩定面臨潛在風險，促使決策者重新評估安全與金融依附的優先順序。在這樣的情境下，美國提供的金融安全網，成為影響戰略站隊的重要因素。這項發展帶來的影響已超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本身。沙烏地阿拉伯與其他阿拉伯海灣國家勢必密切觀察相關安排，若美元流動性支持成為常態機制，將進一步強化區域內以美元為核心的經濟架構。這種金融連結將與軍事合作相互疊加，形成對伊朗的多層次壓力，同時也壓縮中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空間。中東不再只是能源與軍事競逐場域，而逐漸轉變為貨幣與金融體系競爭的前線。這一輪操作顯示，美國在地緣政治中的優勢不僅來自軍事部署，更來自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掌控能力。透過貨幣互換機制與預期管理，華盛頓成功將戰爭帶來的不確定性轉化為強化盟友關係的契機，並鞏固美元在國際能源交易中的核心地位。對台灣而言，這種以金融工具支撐戰略布局的模式具有高度啟示意義，顯示未來國際競爭不再只是軍事與貿易，而是涵蓋貨幣、金融與制度的全面競逐。

 把大愛拍成電影，台灣如何孕育真正的生命力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推動社會AI與ESG轉型，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台灣這個高度競爭與快速變動的社會中，成功長期被定義為名聲、財富與專業成就，人生評價多半圍繞在外在表現與社會地位之上。《台灣超人》在2024年底至2025年間引起廣泛關注，透過紀錄不同生命故事，重新提出一種與主流價值不同的觀點，讓人重新思考何謂真正值得追求的人生方向。這部紀錄片所呈現的超人，不是虛構英雄，而是那些在逆境中仍然持續前行的人。導演將超人的概念轉化為「超越自己的人」，這樣的定義不只改變敘事方式，也讓影像從娛樂轉向價值建構。透過一個個真實人物的生命歷程，觀眾看見困境、掙扎與選擇，也看見人如何在限制之中找到力量。這樣的創作並非偶然，而是來自導演曲全立自身的生命轉折。曾經在影視領域表現亮眼，在事業高峰時遭遇腦瘤重創，手術之後面臨可能失明、失聰甚至癱瘓的風險，這段經歷讓人生方向產生根本改變。生命不再只是追求成就，而是開始思考如何讓有限的時間產生更深遠的意義，進而走向記錄台灣、關注社會與投入偏鄉的行動。導演曲全力把大愛拍成電影，使影像的功能產生根本轉變。電影不再只是說故事的工具，而是承載情感與價值的媒介。當畫面呈現出生命的掙扎與堅持，觀眾不只是觀看，而是進入一種共感狀態，開始重新理解他人的處境，也重新思考自身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這部作品同時延續長期推動的行動模式，美力台灣行動電影車深入偏鄉，將影像帶進資源相對不足的校園，讓生命教育不再停留在課本之中，而是透過真實故事產生影響。這種結合創作與行動的方式，使電影從文化產品轉化為社會實踐，也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這樣的過程。偏鄉議題在台灣長期存在，教育資源不均、文化機會落差與支持系統不足，始終影響許多孩子的發展。制度性的政策固然重要，能夠持續改變現場狀態的力量，往往來自長期投入與關係建立。當影像創作與實際行動結合，電影不只是呈現問題，而是成為促進改變的一種工具，也讓社會關注逐漸擴大。影響力在這樣的過程中被重新定義。影響力不再只來自資源與權力，而是來自真實經驗與長期實踐。當觀眾因為一部作品產生共鳴，進一步轉化為理解與關心，甚至願意參與行動，個人的生命故事便開始在社會中擴散，形成持續累積的影響。這樣的案例為台灣當前世代提供重要啟示。人生不再只有單一成功路徑，在不確定性逐漸成為常態的時代中，能夠將挫折轉化為創作，並進一步轉化為公共價值，成為一種更具韌性的能力。從個人經驗出發，透過影像連結他人，再延伸為社會參與，顯示出台灣仍然具備深層的文化動能與創造力。《台灣超人》所呈現的，不只是紀錄片的創新形式，而是一種對台灣未來的提醒。當越來越多創作者願意將生命經驗轉化為公共內容，當社會逐漸重視這類非典型的成功模式，一條不同於過去競爭導向的發展路徑，正在逐步成形。在高度不確定的時代中，影像不再只是觀看的對象，而是參與社會的一種方式。導演曲全力把大愛拍成電影，不只是個人的創作選擇，而是一種價值實踐，也是一種對台灣社會的深層回應。當這樣的創作持續累積，台灣社會也將在影像與行動的交織之中，找到新的前進方向。

從 AI 無所不在到地端代理，人工智慧正在跨入新階段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過去幾年，社會大眾逐漸習慣把 AI 理解成一種雲端服務，人們透過聊天介面進行寫作、搜尋、翻譯與資料整理，彷彿 AI 的力量主要存在於遠方的大型資料中心之中。這樣的理解並沒有錯，但已經不夠完整。到了 2026 年，從產業發表與硬體路線來看，AI 的重心正在從單純依賴雲端，逐漸轉向雲端與本地端並行的新格局。AMD 在 CES 2026 由蘇姿丰提出「AI Everywhere, for Everyone」，強調 AI 會成為數十億人日常互動的基礎環境，而且這個環境不只發生在雲端，也會大量發生在裝置本地端。這不是一句行銷口號，而是算力架構正在改變的信號。 如果把這個變化和近期引發討論的代理式 AI 現象放在一起看，趨勢就更清楚了。以 OpenClaw 這類開源 AI 代理工具為例，外界之所以感到震撼，不只是因為 AI 會回答問題，而是因為 AI 開始能操作電腦、執行任務、串接工具、讀取檔案、控制流程。也就是說，AI 的角色正從「語言介面」進一步走向「行動介面」。這類系統讓軟體不再只是軟體，而開始具備控制數位工作環境本身的能力。若這股趨勢持續發展，再加上本地端 AI 晶片與 NPU 快速普及，軟體與硬體之間就會產生強烈的互相加成，開啟與過去聊天機器人時代不同的新局面。關於 OpenClaw 的具體定位與近期在中國引發的熱潮，主流媒體與路透也都把焦點放在「能替人執行任務的開源 AI 代理」這一點上。 這個新階段的核心，不只是模型更強，而是 AI 開始真正回到使用者手邊。AMD 官方資料顯示，新一代 Ryzen AI 400 與 Ryzen AI PRO 400 系列可提供最高 60 TOPS 的 NPU 效能，首批系統已在 2026 年 1 月出貨，並於第 1 季擴大 OEM 供貨。更值得注意的是，Ryzen AI Max+ 392 與 388 被明確定位為可支援高達 1,280 億參數模型，並搭配 128GB 統一記憶體，用於高階輕薄筆電與小型桌機上的本地推論、內容創作與 AI 開發。這代表一件重要的事，原本只能在雲端進行的部分工作，正被重新拉回到終端裝置本身。 這種變化的戰略意義非常大。過去幾年，AI 產業的敘事幾乎全部圍繞大型資料中心、超大規模 GPU 叢集與雲端平台。現在情況開始不同。AMD 在 CES 2026 一方面繼續推進資料中心的 MI455X 與 Helios 機架級平台，主打開放式架構、標準乙太網路與端到端 AI 基礎設施，另一方面又把大量火力投向 AI PC、本地開發平台與嵌入式邊緣晶片。這顯示領先廠商已不再把 AI 視為只能集中在雲端的服務，而是將 AI 視為一種分散式運算網路，由資料中心、企業端、個人電腦與邊緣設備共同構成。 對台灣讀者來說，這個趨勢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 AI 的競爭邏輯已經開始改寫。上一輪 AI 熱潮的主角，是誰擁有最多雲端 GPU、最多資本、最多資料中心。下一輪 AI 熱潮的關鍵，將是誰能把模型、代理系統、硬體加速器與在地應用場景整合起來。當 AI 能在本地端長時間背景運作，能處理隱私敏感資料，能直接控制裝置與軟體流程，未來企業競爭力就不只來自「買多少雲端算力」，而是來自「能否在本地工作環境中部署自己的智能系統」。這也意味著，AI 的主導權將不再完全掌握在大型雲端服務商手中，而會重新分配到企業、團隊，甚至個人手中。這一點正是 AMD 官方不斷強調從雲到客戶端無縫擴展，以及以開放平台反對供應商鎖定的戰略重點。 從產業演進的角度來看，這就是人工智慧從「集中式生成」走向「分散式行動」的轉折。生成式 AI 讓機器會說話，代理式 AI 讓機器會做事，本地端 AI 則讓機器能在使用者身邊持續運作。這三者結合起來，改變的不只是工具效率，而是整個數位生產系統的結構。未來的 AI 不再只是你打開網頁後向遠端伺服器提問，而是存在於你的電腦、手機、車輛、工廠設備、辦公桌與企業內網之中。AI 會變成一種貼身運算能力，而不是只能租用的遠端黑箱服務。AMD 在嵌入式 Ryzen AI 處理器上把應用場景直接指向汽車、工業、醫療與 Physical AI，也正是這個方向的具體展現。 這對台灣尤其具有戰略意義。台灣長期擅長半導體、PC、伺服器與電子供應鏈整合，若 AI 發展重心逐漸從純雲端走向雲地混合，再走向本地智能與邊緣自治，台灣的產業優勢就不只是替國際大廠代工硬體而已，而是有機會向上延伸到 AI 裝置、AI PC、邊緣推論系統、企業內部代理平台與智慧設備整合。過去大家常說台灣要補軟體，這句話今天仍然成立，但現在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台灣需要補的是「軟硬整合型 AI 系統能力」。未來真正有價值的，不只是晶片，也不是單一模型，而是能把本地模型、任務代理、資料權限與硬體平台整合成完整產品的人。這是台灣有機會切入的新高地。這一段屬於基於已知產業結構的分析推論，但其方向與 AMD 在 2026 年明確推進 AI PC、SFF 開發平台、嵌入式 AI 的布局一致。 教育與人才培養也會因此出現變化。過去對 AI 人才的想像，多半集中在演算法工程師、資料科學家或雲端基礎設施專家。未來更重要的人才，可能是能同時理解模型能力、硬體限制、應用流程與產業場景的人。因為在本地端 AI 時代，問題不只是模型準不準，而是模型能不能在有限功耗、有限記憶體、有限權限與真實工作流程中穩定運作。這種能力比純粹追求參數規模更貼近產業需求，也更適合台灣既有的工程文化與製造優勢。更深一層來看，這個新階段還涉及治理問題。當 AI 能直接控制電腦、操作檔案、執行任務，本地端 AI 的崛起一方面提高了隱私保護與低延遲優勢，另一方面也讓權限管理、資安控管與責任歸屬變得更加重要。路透近日報導，中國部分國營機構與政府單位已對 OpenClaw 類工具發出警示，理由就是資料外洩與資安風險。這提醒我們，代理式 AI 的技術突破若沒有搭配制度設計，可能會快速進入高風險區域。台灣若要迎接這一波 AI 新階段，不能只有產業政策，也必須同步建立本地代理 AI 的安全規範、企業部署原則與使用邊界。 總結來說，人工智慧的新階段已經逐漸清晰。這個階段不再只是讓 AI 更會回答問題，而是讓 AI 進入裝置、進入流程、進入工作現場，甚至開始具備局部控制電腦與執行任務的能力。蘇姿丰在 CES 2026 所強調的「AI Everywhere, for Everyone」，真正的含義不只是 AI 普及，而是 AI 從集中式基礎設施走向分散式能力配置。當本地端 AI、代理式 AI 與開放硬體平台三者互相疊加，下一波技術革命的主戰場就不只是資料中心，而是每一台裝置、每一個企業現場、每一位使用者手邊的運算環境。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科技新聞，而是一個產業升級、人才轉型與數位主權重新分配的歷史窗口。 

瑞士從「銀行保密天堂」到全球監管典範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全球金融犯罪愈加隱匿與複雜的背景下，國際洗錢防治（AML）與反恐融資（CTF）機制正以前所未有的強度推動各國改革金融監管架構。作為傳統的離岸金融樞紐，瑞士在這場風暴中首當其衝。面對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歐盟與美國等主導的規範升級，瑞士正試圖擺脫「銀行保密天堂」的陰影，轉向一個更具透明度與法治精神的國際金融角色。這是一場攸關其聲譽、主權與金融競爭力的多重戰役。瑞士的回應可謂積極而深層。從建立實益所有權登記系統，到將律師、會計師納入反洗錢監管，再到自動資訊交換與大規模的國際司法協助，這些改革彰顯瑞士對全球標準的認同與調適意願。事實上，在FATF最近的後續報告中，瑞士多項建議獲得等級提升，顯示其在制度落實上已有顯著進展。然而這場改革也不是沒有代價。TLEA法案在國會審議中受到金融業遊說阻力，而新聞自由與吹哨保護在銀行保密法陰影下仍顯不足，凸顯出瑞士在價值選擇上的掙扎。從經濟角度觀察，洗錢防治的新規範對瑞士金融業的衝擊不容低估。中小型銀行與顧問業者面臨法遵成本激增與業務模式轉型的壓力，導致業界對改革熱情不一，甚至出現「合規疲勞」現象。危機中亦蘊藏轉機。若能掌握技術創新主導權，瑞士有望以AI、區塊鏈等工具重塑其金融科技優勢，成為「合規導向型創新」的模範。在資產返還與跨境合作上的成功案例，也為其爭取更多國際信任與合作機會鋪平道路。在地緣政治高度動盪的當下，洗錢防治已不僅是金融規範問題，更與國家治理、民主透明與全球秩序緊密相關。瑞士若停留於技術符合的層次，而未能深化制度文化的透明性與問責性，恐仍難擺脫「選擇性合規」的批評。而相反地，若其能將改革視為重塑國際角色的契機，不僅可強化自身金融穩定性，也可能引領全球離岸金融制度走向更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向。瑞士正處於國際金融秩序重構的十字路口。瑞士的每一步改革，不只是對外界壓力的回應，更是對自身角色的重新定義。從「保密堡壘」走向「監管典範」的轉型，雖然崎嶇，但也充滿可能。未來能否在維護競爭力與實現合規正義間取得平衡，將決定瑞士在後保密時代的金融命運。

精準護育綠能，解析再生能源躉購費率電價反應政策    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檢視2026年的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可以清楚看出政策思維正在轉變。相較2025年，整體費率結構多數維持不變，真正的調整並未鋪天蓋地，而是集中在新增分類、制度機制與離島加成。這樣的設計，反映政府已逐步走出廣泛補貼的階段，轉而透過電價反應政策，精準護育特定綠能領域。從政策訊號來看，最具代表性的變化出現在次世代深層地熱。2026年首度新增單一費率，每度8.5522元，適用於鑽井深度超過3000公尺的先進技術案件。這項設計，直接回應深層地熱前期資本密集、技術風險高的現實，也顯示政府願意透過明確價格保障，引導產業投入高潛力但長期被忽略的基載型再生能源。相較2025年尚未區分深層地熱，這項調整具備明確的政策突破意義。在太陽光電領域，政策焦點已不再單純追求新增容量，而是開始處理老舊案場的效率問題。2026年新增光電汰舊換新機制，針對運轉10年以上的既有案場，鼓勵更換高效率模組並提供額外獎勵。費率本身維持2025年第二期水準，政策誘因並非來自調高躉購價格，而是透過制度設計，引導設備升級與土地利用效率提升。預估超過800MW的既有案場可能受惠，這樣的安排，有助於讓光電發展從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升。離島再生能源的電價反應政策，也在2026年出現制度性調整。原本依能源類別設定不同加成比例的作法，統一調整為15%。這項改變，簡化制度結構，也釋放明確訊號，中央政策將離島視為能源轉型的重要節點，而非附屬市場。透過一致的加成設計，有助於提升離島綠電投資可預期性，進一步強化在地能源自主與供電韌性。在小水力發電方面，政策選擇穩定而非刺激。500瓩以上至20,000瓩的級距進行整合，費率維持每度4.2285元不變。這樣的處理方式，顯示政府對小水力的發展節奏已有相對成熟的掌握，透過簡化級距降低行政成本，而非再以價格推動快速擴張。生質能政策呈現微調而非轉向。固態生質燃料與國內農業剩餘資源的躉購費率，從2025年的每度5.1407元小幅上修至5.1580元，其餘分類維持原有水準。這樣的幅度，主要反映原料成本與營運條件的細部修正，而非大規模政策拉抬。相對之下，廢棄物發電費率則出現下修，一般及一般事業廢棄物由每度3.9482元調降至3.7263元，反映實際成本下降，也展現政府不再以高價長期支撐成熟技術的立場。值得注意的是，風力發電，不論陸域或離岸，傳統階梯式地熱，海洋能，生質能沼氣發電，以及微型水力低級距，全部維持2025年費率水準。這樣的穩定安排，並非政策停滯，而是象徵這些技術已進入相對成熟階段，躉購制度的角色，正從推動成長，轉為維持市場秩序與投資信心。整體而言，2026年的再生能源躉購費率調整，已不再以全面調高或全面下修作為政策工具，而是透過電價反應政策，對不同技術成熟度、成本結構與系統角色進行差異化設計。深層地熱獲得高價保障，光電老舊案場獲得制度誘因，離島能源獲得一致加成，同時對成熟且成本下降的項目進行理性回調。這樣的費率結構，不只是價格表，更是一張清楚描繪台灣能源轉型路徑的政策地圖。在能源轉型進入深水區的此刻，電價不再只是補貼工具，而是治理工具。如何透過精準的價格訊號，引導資源流向真正需要被培育的綠能領域，將是未來數年再生能源政策成敗的關鍵所在。

當離散成為資本，從農村生活到國際品牌，托斯卡尼如何重塑全球鄉村觀光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歐洲鄉村觀光的發展歷程中，「托斯卡尼」已經不只是地理名詞，而是一種被全球市場接受的生活方式象徵。義大利中部這個區域，將橄欖園、葡萄莊園、中世紀山城與文藝復興文化整合為一種可以被體驗、被消費、也被想像的慢活生活，每年吸引數千萬遊客前往。這樣的成功並不只是景觀優勢的自然結果，而是一種長期累積的文化轉譯與制度設計，更關鍵的是一個跨越國界的社會網絡在背後運作，讓鄉愁轉化為產業動能，讓離散人口成為推動地方發展的重要力量。托斯卡尼最具突破性的地方，在於將農村生活本身轉化為旅遊的核心內容。觀光不再只是到訪景點，而是進入一種生活狀態。遊客不再只是短暫停留，而是參與農事活動、學習烹飪、體驗在地文化，甚至暫時成為農村生活的一部分。農舍民宿的制度設計，讓農業生產與觀光服務形成互補關係，也讓在地居民成為文化敘事的主體，而不是被動的服務提供者。這樣的模式改變了觀光產業的價值結構，從追求人數轉向追求體驗品質與永續發展。托斯卡尼能夠走到這一步，與旅外人口的長期累積密切相關。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的大規模移民，讓大量托斯卡尼人散布於全球，形成跨國社會網絡。這些移民及其後代，在經濟與文化上取得一定基礎之後，逐漸成為家鄉的重要資源。他們在移居地傳播托斯卡尼的飲食文化與生活美學，使「托斯卡尼」從地方名稱轉化為全球品牌。當相關文化內容透過影視作品擴散時，背後其實是長期累積的文化資本開始發酵。部分旅外人口在累積資本之後選擇返鄉投資，購置農莊並轉型為高品質農業旅遊據點，帶回國際市場的經營經驗與語言能力，讓傳統農業空間能夠接軌全球旅遊需求。同時，這些跨國網絡也在政策層面發揮作用，透過學術、文化與國際倡議的方式，協助地方議題升級為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化資產，進一步促成世界遺產認證與區域保護制度的建立。托斯卡尼模式之所以難以被簡單複製，關鍵在於其背後的多重條件同時成立。長時間累積的文化資本，使地方具有可被全球辨識的文化深度。制度設計上採取法律先行的策略，透過專門法規規範農業旅遊發展方向，避免偏離農業本質。地方社區透過長期參與與討論，形成對發展路徑的共識，甚至能夠主動拒絕不符合長期利益的大型開發案。離散網絡則被視為發展夥伴，而不是單純的情感連結對象，透過制度性安排將其納入地方治理與投資體系之中。對台灣而言，這樣的經驗具有高度參考價值。台灣擁有超過200萬的海外人口，卻很少被納入農村發展的整體策略之中。僑務工作長期偏向聯誼與政治支持，未能轉化為地方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動能。如果能建立返鄉投資與參與機制，讓旅外台灣人以多元形式介入農村再生，將可能為許多人口流失的地區帶來新的轉機。台灣農村已經出現部分成功案例，包含生態旅遊與地方創生的實踐，但整體仍缺乏國際敘事能力。旅外台灣人具備跨文化經驗與語言能力，可以成為文化翻譯者，將地方故事轉譯為國際市場可以理解的內容，進一步吸引高品質的深度旅遊者。制度面上，現行法規對農業與觀光的界線仍相對僵化，難以發展出兼具生產與體驗價值的模式，未來若能透過專法調整，將有助於產業升級。地方治理的核心仍在於社區本身。托斯卡尼的經驗顯示，共識的形成需要長時間累積，並非短期政策可以達成。台灣目前多數農村計畫仍以短期績效為導向，容易忽略地方認同與參與的重要性，長期而言難以形成穩定的發展基礎。托斯卡尼模式同時也呈現出若干值得警惕的現象。觀光發展帶動房價與物價上升，可能排擠在地居民的居住空間，形成新的社會不平等。農村生活在被商品化的過程中，可能轉變為表演性的展示，逐漸脫離原本的生產意義。部分地區過度依賴觀光產業，在外部衝擊出現時顯得脆弱，顯示產業結構仍需多元配置。托斯卡尼的經驗指出，農村最重要的資產並非土地本身，而是人與人之間長期建立的情感連結。當這種連結能夠跨越國界，被重新組織並轉化為制度與產業，鄉愁就不再只是記憶，而成為可以推動發展的力量。對台灣而言，真正的關鍵不在於複製某一種景觀或形式，而在於是否能夠建立一套動員離散網絡的長期策略。當旅外台灣人願意參與家鄉的發展，願意在國際舞台上講述台灣農村的故事，並以實際投資與行動支持地方再生，台灣農村才有可能在全球化的競爭中找到新的定位。農村觀光的最終目的仍然應該回到居民生活的改善，當地方居民能夠在自己的土地上維持尊嚴與自信，並持續創造文化價值，這樣的發展模式才具有真正的永續性。

核廢料不只是技術問題，芬蘭萬年之約的治理模式對台灣的深刻啟示 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當人類文明仍在為短期的能源危機爭論不休時，芬蘭卻悄然完成了一項跨越十萬年的承諾。2026 年中，位於奧盧托島（Olkiluoto）地底 430 公尺的 Onkalo（芬蘭語意為「洞穴」）核廢料最終處置場，預計將獲得營運執照，成為人類史上第一座永久封存高放射性核廢料的設施 。這不僅是工程奇蹟，更是一場關於責任、信任與時間的文明試煉。Onkalo 的成功，首先歸功於芬蘭獨特的政治文化。1994 年，芬蘭通過法律，規定所有核廢料必須境內處理，不得輸出 。這項「自己產生的問題，自己解決」的原則，迫使核電營運商 Posiva 公司與地方政府、社區展開長達三十年的對話。與德國、美國等國因民眾抗爭而停擺的核廢料計畫相比，芬蘭模式展現了高信任度社會的治理優勢 。萬年之約所揭示的，不只是工程技術的突破，更是一種文明如何面對長時間尺度責任的深層問題。位於芬蘭奧盧托島地下約 430 公尺的 Onkalo 核廢料最終處置場，被視為全球第一座準備進入長期封存高放射性廢料的設施，預計可承擔長達 100,000 年的安全隔離任務。這項計畫不僅涉及地質工程與材料科學，更是一場關於政治制度、社會信任與跨世代倫理的全面實驗。芬蘭的選擇建立在一個明確原則之上，即所有核廢料必須在本國境內處理。這種制度設計讓責任不再具有轉嫁空間，迫使國家、企業與社會共同承擔決策後果。這項原則自 1990 年代確立後，成為整體政策推動的核心，並促成政府、核電營運機構與地方社區之間長期且持續的互動與協商。與許多國家因社會對立而導致計畫停滯的情況相比，芬蘭展現出高度制度穩定性與社會信任基礎。Onkalo 的技術設計採取多重防護概念，將用過核燃料封裝於銅製容器之中，再以膨潤土進行緩衝與密封，最後安置於形成於約 19 億年前的穩定基岩層中。這套被稱為 KBS-3 的處置方法，強調工程結構與自然地質條件的結合，使整體系統在無需人為介入的情況下維持長期安全。相關設計理念已成為國際核廢料處置的重要參考框架。長期時間尺度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仍然是這項計畫無法完全排除的核心挑戰。銅容器在數萬年後的腐蝕速度、地下水流動對放射性物質的影響，以及地質環境的長期變化，均屬於科學上難以精確預測的領域。相關研究指出，深地質處置屬於目前所有選項中風險最低的方案，但風險並未消失，而是轉移至未來世代承擔。時間之外的另一個難題，是如何向未來文明傳達危險訊息。語言與符號在數千年尺度中可能失去意義，使任何形式的警示系統都存在誤讀風險。芬蘭在設計上採取被動安全思維，將重點放在地質與工程屏障的可靠性，而非依賴未來人類理解與維護。這種設計邏輯反映出一種對人類文明延續不確定性的深刻認知，也顯示出決策者在面對不可控未來時所採取的務實態度。整體決策過程顯示，核廢料處置的關鍵不僅在於技術成熟度，更在於治理機制的完整性。芬蘭透過長期立法架構確立責任歸屬，並由獨立監管機構進行持續審查，同時維持高度資訊透明，使公眾得以參與並理解決策過程。地方社區在過程中並非被動接受，而是透過經濟回饋與產業轉型機會，逐步形成對計畫的支持基礎。國際原子能總署將 Onkalo 視為核能產業的重要里程碑，原因不僅在於技術完成度，更在於其象徵一種長期政策能力的實現。當全球能源轉型逐步推進，核廢料處置能力成為能源體系不可分割的一環，相關決策不再只是工程問題，而是國家治理能力的具體展現。Onkalo 的真正意義，存在於時間維度的延伸。當決策必須面對超越現代文明存續週期的未來，政策不再僅僅回應當代需求，而是轉化為一種對未知世界的責任承諾。這項工程將在地底深處持續運作數萬年，無聲地承擔人類過去的選擇，其成敗最終無法由當代評價，而將由遙遠未來給出答案。

商研院接掌 AFACT 秘書處，為台灣打開國際數位經貿新入口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長期以來，台灣在參與聯合國體系相關組織時，經常因政治現實而受到制度性限制，難以在正式場合充分表達自身立場與專業貢獻。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於2025年11月正式接任聯合國亞太貿易便捷化及電子商務理事會 AFACT 常設秘書處，並由許添財董事長擔任 AFACT 主席，這項發展不只是單一職務的取得，更象徵台灣在國際制度縫隙中，以專業治理與知識能量成功開闢出新的參與路徑。過去台灣在聯合國相關技術組織中，多半必須透過他國間接發聲，角色往往停留在被動配合或經驗分享層次。如今以常設秘書處的身分，能夠主動推派代表參與議題倡議與制度討論，實質參與電子資料交換、跨境電子商務、供應鏈數位化等核心議題的議程設定，這代表台灣不再只是規則的使用者，而是逐步進入規則形成的關鍵環節。在全球快速邁向數位經濟與 AI 轉型的背景下，這項制度位置的取得，為台灣產業創造了極具戰略價值的空間。數位貿易標準與平台治理，已成為新一代國際經貿競爭的關鍵戰場。透過 AFACT 的常設運作機制，台灣長期累積的資訊技術、系統整合與產業數位化經驗，有機會轉化為區域性甚至具示範性的制度規範，這正是保障台灣在數位經貿體系中價值與利益的重要支點。商研院的角色並未停留在政策研究或國際會議層面。成立18年以來，累計輔導超過37,680家企業的實務經驗，讓智庫能夠將國際制度語言轉譯為企業可操作的策略工具。從協助八方雲集等品牌成功布局海外市場，到協助企業理解不同市場的制度門檻與商業模式調整，這種研究與產業之間的雙向連結，正是台灣中小企業走向國際最需要的支撐力量。在台美經貿關係持續升溫的情勢下，商研院對服務業國際化的洞察更具現實意義。當台灣服務業能成功在美國市場落地，單店營收可達台灣的4到6倍，這不只是市場規模的差異，更反映制度環境、品牌策略與數據運用能力的整體升級。透過精準的市場分析與商業模式重塑，台灣企業才能真正跨越地理與制度的邊界。值得注意的是，商研院近年積極布局智慧科技與綠能相關服務，成立智慧科技服務中心，跨足無人機軟體、氫能巴士等新興領域，顯示智庫功能已從政策顧問，進一步延伸為協助科研成果商模化與市場化的實戰平台。這種結合科技、產業與制度的整合能力，使商研院不只是政府智庫，更逐步成為推動台灣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節點。商研院正式揭牌接任 AFACT 常設秘書處，代表台灣在國際經貿體系中取得一個具有實質影響力的位置。透過智庫外交與數位貿易的雙軸推進，台灣不僅能提升國際能見度，更能在全球供應鏈重組與數位經濟競逐的過程中，為自身產業爭取更有利的制度環境與發展空間。這不只是一次職務的接棒，更是一條值得持續深化與擴展的國際參與新路徑。

從晶片優勢到安全核心，珍惜台灣拿到美國盟友入場券的戰略時刻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回顧2025年至2026年初這段動盪時期，全球經貿與地緣政治體系出現自冷戰結束以來最劇烈的結構重組。美國完成對等關稅談判與安全承諾重新評估之後，逐步建立一套將安全與貿易整合的新制度架構。這套體系不只是以15%的關稅作為盟友門檻，而是將軍事協防承諾與戰略物資供應納入核心條件。進入2026年之後，全球格局已經逐漸清晰，一場圍繞生存空間與戰略資源的重新分配正在展開，台灣不只取得貿易上的進入資格，同時也進入美國防衛體系的重要核心。美國推動的對等體制，反映出對過去全球化秩序的全面修正。過去由美國提供安全保障與市場開放的模式逐漸退場，取而代之的是有條件的合作架構。盟友需要承擔15%的關稅並提高國防支出，換取的是穩定進入美國市場的機會，以及更具實質意義的軍事安全支持。這樣的制度設計將貿易順差與安全責任直接連結，只有在軍事合作與供應鏈重組上與美國保持一致的國家，才能取得較低關稅與高階武器採購資格，包括無人機系統與長程打擊能力。在全球版圖的變化中，各主要經濟體已經做出明確選擇。歐洲國家透過在美國擴大軍工產能布局，換取部分產業關稅壓力的緩解，日本則透過深化印太防衛合作，穩固自身在半導體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北美體系則透過極端差異化的關稅設計，封堵第三方經由轉口方式進入市場的空間，使供應鏈重組趨於封閉與明確。中國在此架構下被定位為長期脫鉤對象，關鍵產品面臨高關稅限制，雙邊關係逐步轉向結合軍事對峙與經濟競爭的緊張狀態。在這樣的結構變化中，台灣的角色出現質的轉變。談判初期，由於對美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外界曾預期台灣可能面臨超過32%的懲罰性關稅。最終結果確立為15%的同盟稅率，並搭配半導體安全豁免機制，同時與軍事融資安排及精準武器採購同步推進。這一系列安排顯示出台灣在美國戰略思維中的定位已經改變，台灣不再只是供應高階晶片的經濟夥伴，而是具備戰略價值的安全節點。這個結果釋放出一個極為重要的訊號。在美國主導的新貿易秩序中，台灣並未被忽視，也不是如原先媒體所說的可被替代的交易對象，而是被納入核心盟友架構內進行管理。15%的稅率如同其他盟友的稅率，而是一張有條件的盟友入場券。這張入場券來自台灣在半導體供應鏈中的不可取代性，也因此取得了盟友的地位，這就是格外需要珍惜的地方。真正的問題不在於稅率高低，而在於是否看清這張入場券的意義。當世界多數國家被迫站在場外，台灣仍被允許留在場內，這並非理所當然，而是長期累積的結果。珍惜這個位置，意味著台灣必須在國防支出、產業布局與對外戰略上，持續做出符合盟友期待的選擇。這樣的轉變背後，反映出台灣在先進製程領域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在第一島鏈中的地緣戰略位置。15%的關稅設計，在經濟上具有成本意涵，在戰略上卻具有防護功能。當區域風險升高時，能夠被納入美國安全與經濟體系之中，代表台灣已經站在體系內部，而非邊緣位置。這樣的地位帶來的不只是市場機會，也意味著更高程度的安全連結與戰略依賴。真正的關鍵不在關稅數字本身，而在這項制度背後所代表的結構性選擇。這張入場資格同時結合經貿利益與安全承諾，形成一種新的同盟契約。台灣所面對的挑戰，在於如何在這個框架之下持續強化自身防衛能力，並在產業布局上與盟友形成更緊密的互補關係。2026年的台灣，已經站在全球新秩序的重要位置。維持這樣的地位，代表必須在國防投入上展現長期決心，在產業政策上持續與國際供應鏈整合。一旦失去這個位置，影響將不只是經濟競爭力的下降，更可能出現安全體系上的空缺。要守住我們現在已經有的地位，展現我們願意付出的決心，本質上是在守住台灣在新國際秩序中的生存空間與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