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

投書格陵蘭協議折射美國交易式外交的侷限與制度信任

格陵蘭協議折射美國交易式外交的侷限與制度信任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國際局勢在北極出現關鍵拐點，尤其以美國、丹麥與格陵蘭最近達成的安全協議為例，展示了地緣競爭如何催化盟邦關係與外交手段的變革。這份協議並非純粹出於傳統意義上的長期戰略合作，而是深受美國總統川普倡議的交易式外交影響，與他慣用的「家人與親信優先」個人化手段形成鮮明對比。對台灣而言，當前國際局勢並未寧靜，這份協議的邏輯與內部張力，足以反思台灣在策略布局或外交協商上的風格與風險。格陵蘭在國際政治上的敏感地位源於其豐沛的自然資源、戰略性航道，以及在美中歐地緣競爭中的轉運樞紐角色。美國選擇與格陵蘭簽署安全協議，有其歷史根基和現實考量，一方面可加強北極現有的軍事部署，強化對中國與俄羅斯的牽制，另一方面，格陵蘭的稀土和能源資源成為美國供應鏈韌性政策中的重要拼圖。美國政府不是第一次釋出對格陵蘭的高度興趣，川普時期更曾提出要直接「購買」格陵蘭，引起丹麥以及國際輿論喧騰。時至今日，儘管協議形式與當初的購島建議迥異，但交易式思維依舊貫徹其中，只是手段顯得更制度化、也更依賴地面政治授權。與川普過去慣用的親友外交不同，這次美國必須透過細緻的制度設計來談判協議。評論指出協議能否持久，關鍵在於制度承諾、投資連貫性、以及地方代表的真實政治授權。格陵蘭自治政府的參與雖有助於提升協議合法性，但丹麥作為主權國家的監督角色仍是主導安排。地方政治利益、自治力量的迴響與丹麥中央政府的國家利益必須取得微妙平衡，一旦缺乏授權與共識，制度性協議將形同空殼，貿然推進只會留下政治爭議甚至埋下長遠的緊張。由於北極海域的冰層正持續消融，不僅限於地理資源的競奪，新航道的形成也讓各國大國加緊部署與影響力投射。對於美國、歐洲、甚至中國而言，北極安全已不可能單靠一紙協議或偶像式領袖魅力維繫，需要持續的資源投入、技術合作，以及對地方民意的細緻管理。評論強調短線政治宣傳難以取代可信的同盟安排，這對台灣而言極具啟發。現代國際格局下，甚至最強大的國家也必須尊重制度信任與盟邦集體利益，片面追逐短線利益的交易，只會帶來結構性不穩定。放眼台灣所處的地緣現實，無論對美國「台灣關係法 Taiwan Relations Act」的重視，抑或對區域安全的不確定性，臺灣都無法仰賴單一領袖或一己外交奇兵。信賴長期結盟、明確的制度設計，才是國家存續的根本。格陵蘭協議凸顯即便是以實用主義著稱的美國，也難以否認地區自治、在地授權對於協議落實的壓力。過去期望領袖利用私人關係爭取戰略利益的作法，無法長久抵抗現實世界的利益平衡與民意監督。制度可信度除了影響對方是否持續合作，更關鍵在於國內民意與地方政府的認同。格陵蘭若無法獲得自治議會和在地社群的實質參與，任何安全協議最終都會流於象徵，失去戰略韌性。以台灣現行對外防衛的安排和與國際夥伴的互信關係來看，建構穩固的「制度承諾」勝過政治口號，也遠比領袖關係更能帶來持久保證。再更深入一層，這份北極協議意味著資源與地緣利益將持續驅動大國外交風格轉型。美國雖然仍秉持利益至上的交易傳統，但在愈發複雜的地方授權、多層次利害關係下，必須在巨觀戰略與在地微觀政治之間找出新平衡。現實國際秩序已不像過去那般容納單一國家透過人格魅力或私人交情壟斷談判格局。這點不僅解釋了川普時期政策的反覆性，也提醒台灣政府與社會，即使在極端安全壓力下，仍要堅守公開、透明與具參與式的外交協商程序。從目前資料可見，格陵蘭協議已經成為大國外交新典範的縮影，既反映美國對於地緣利益敏感度的提升，也明確揭露個人主義外交的侷限。對台灣來說，看到盟邦能否信守承諾，離不開制度設計與多方利益平衡，這是維護國家利益長期穩定的方式。喧嘩短暫的政治秀容易消逝，制度化的約束與在地政治正當性才是應對複雜國際局勢的真正依靠。台灣若能及早在制度、授權和盟友關係上布局，絕不僅是在國際浪潮下隨波逐流，而是積極爭取具長遠競爭力的安全與機遇。

投書從目視識別走向多源判定，波蘭防空改制的真正關鍵

從目視識別走向多源判定，波蘭防空改制的真正關鍵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台灣永社社員，台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波蘭近期準備調整軍機與直升機對空中目標使用武器的程序，表面上看是縮短防空反應時間，真正重要的改變，是波蘭正在重新界定現代防空的「識別」與「開火」關係。面對無人機、飛彈與短時間越境航空器，傳統依賴飛行員接近目標後目視確認的方式，已經愈來愈難符合現代防空需要。波蘭的改制不是單純讓軍方更容易開火，而是試圖把感測器取得的資訊，更直接納入交戰決策。截至9月29日，波蘭副國防部長已公開宣布將調整相關程序，並表示新程序預計在未來幾天實施。波蘭國營廣播的資訊顯示，相關調整將分階段進行，細節仍待作戰司令部進一步說明。現階段較準確的說法，是政策方向已經宣布，執行程序正在調整，還不能直接寫成完整的新規則已經正式公布並全面生效。這項改制受到9月23日事件直接推動。波蘭軍方通報，一架俄羅斯Mi-8直升機從加里寧格勒方向進入波蘭領空，越過邊界約300公尺，在波蘭領空停留約42秒，波蘭雷達持續掌握相關航跡。300公尺指的是越過國界的距離，不是直升機飛行高度。42秒時間很短，卻正好凸顯傳統防空程序面對短暫越境行動的限制。短暫進入領空不必然代表準備發動攻擊。航空器可能出現導航偏差、操作錯誤或其他技術問題，也可能透過短時間越境測試對方雷達涵蓋、通報程序、戰機反應速度與指揮體系。對防空部隊而言，困難正在於無法只從「越界」這個結果立即判斷行動意圖。等待飛行員接近目標進行目視確認，可能讓具有敵意的航空器迅速完成任務並離開。只要雷達發現異常航跡就授權攻擊，又可能造成嚴重誤判。波蘭改制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在於嘗試改變識別方式。官方所談的正面識別，並不是看到雷達訊號就直接開火，而是綜合雷達資訊、航空器進入方向、飛行速度、航跡與敵我識別回應等資料進行判定。單一異常航跡或沒有回應敵我識別訊號，都不足以單獨認定具有敵意。這代表交戰判斷正從高度依賴人的目視確認，逐漸轉向多種感測與情報來源共同形成判斷。這種改變看似只是技術程序調整，實際上會重新分配防空體系內的決策責任。雷達操作員掌握航跡，情報系統判斷來源與可能意圖，指揮官決定威脅程度，飛行員或防空單位負責執行。當目視識別的重要性降低，後方感測器、資料融合與指揮系統在開火決策中的比重就會提高。防空也從單一飛行員「看見什麼」的問題，轉變為整個指揮體系「根據什麼資訊作出判斷」。授權鏈也會成為改制能否成功的核心。現代空中威脅可能只有數十秒的反應時間，如果每次異常目標都必須逐級向上請示，軍方可能在完成程序前就失去攔截機會。完全把開火權交給第一線，又可能因資訊不足造成誤判。比較穩健的制度，是事先設定交戰條件、責任區域與升級門檻，讓作戰指揮官在明確界線內迅速處置，同時保留必要的緊急自衛空間。速度提高之後，責任紀錄反而更重要。每次攔截都應保存雷達航跡、識別結果、通信紀錄、命令時間、授權來源及實際交戰過程。完整紀錄不是行政附屬工作，而是快速授權制度得以成立的基礎。只有能夠在事後重建決策過程，軍方才可能同時維持作戰速度與責任界線。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是攔截後果。擊落無人機、飛彈或航空器不代表風險立即結束，殘骸與攔截彈碎片可能落在住宅、道路、工業設施或電力系統附近。交戰程序若只處理「能不能開火」，卻沒有把目標位置、落點風險與民眾告警納入決策，防空成功仍可能造成地面重大損害。波蘭這次改制反映的不是單純追求更快開火，而是歐洲東翼安全環境改變後，傳統防空規則正在面臨重新設計的壓力。真正的制度挑戰，是如何把發現、識別、判定、授權、交戰及事後調查連成完整程序。反應時間愈短，規則就必須愈清楚。授權愈接近第一線，事後紀錄與責任制度就必須愈完整。波蘭正在處理的核心問題，可以濃縮成一句話，現代防空不能只問「多久可以開火」，還必須回答「根據什麼資訊開火、由誰決定開火，以及開火之後由誰負責」。這才是波蘭防空改制真正具有戰略意義的地方。

投書選舉金流治理與監管需要即時監督

選舉金流治理與監管需要即時監督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選舉越來越專業化，競選活動需要廣告、社群媒體、組織動員、造勢活動與地方服務，背後都涉及龐大資金。選舉金流已經不只是候選人的財務問題，而是民主制度能否讓選民知道「誰在支持誰」以及「政治資源從哪裡來」的治理問題。當資金來源缺乏即時透明，選民即使擁有選票，也可能無法充分掌握候選人背後的利益網絡。台灣現行《政治獻金法》已建立政治獻金專戶、收支帳簿、會計報告與公開查閱制度。候選人的政治獻金原則上必須透過專戶處理，收支也必須逐筆記載。問題不完全出在沒有制度，而在資訊公開與選民真正需要資訊的時間存在落差。依照現行規定，擬參選人原則上是在投票日後3個月內申報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監察院則應在申報期限截止後6個月內彙整公開。從行政管理角度來看，這套制度提供事後查核基礎。從民主監督角度來看，真正具有政治判斷價值的時間是在投票以前。等到選舉結束數月之後，選民才完整看到主要收入與支出資料，資訊即使公開，對當次投票決策的功能已經大幅降低。這正是台灣政治獻金制度下一階段值得檢討的核心。政治獻金透明不應只有「有沒有公開」，還要進一步討論「什麼時候公開」「用什麼格式公開」以及「一般選民能不能看懂」。監察院目前已有政治獻金公開查閱平臺，制度基礎並非從零開始。下一步應思考如何在個資保護、行政成本與選舉透明之間取得平衡，逐步提高選舉期間重要政治獻金資訊的時效性。數位金融發展也讓問題更加複雜。人頭帳戶、地下通匯、虛擬資產、第三方支付及跨境資金移動，都增加資金追蹤難度。並非所有可疑金融活動都與選舉有關，也不能在沒有司法證據的情況下，把金融犯罪直接等同政治金流。制度真正需要處理的是風險接口，一旦異常資金與候選人、政治獻金專戶或競選相關組織產生可依法查核的連結，金融監理、洗錢防制與政治獻金監督就必須具備更有效的協作機制。地方選舉尤其需要注意這個問題。地方政治具有高度人際網絡特性，政治支持不一定直接表現在正式政治獻金，也可能透過活動資源、組織動員、廣告支援與其他經濟利益呈現。現行《政治獻金法》其實已經把不相當對價的給付及其他經濟利益納入政治獻金概念，真正困難之處在於如何辨識、申報與查核。監理科技可以成為下一階段改革工具。政治獻金資料如果進一步標準化與結構化，就能運用資料分析辨識短期大量捐款、關聯企業集中捐贈、異常支出及其他需要人工複核的模式。AI適合協助篩選風險，不適合直接判定違法。法律責任仍應建立在具體證據、法定程序與人工調查之上，避免把演算法異常值直接轉化成政治指控。改革方向可以從「事後申報」逐步走向「選舉期間分階段揭露」。一定金額以上的政治獻金，可以研究縮短揭露時間。資料格式也應朝向機器可讀、容易搜尋與比較的方向發展，讓媒體、研究者、公民團體與一般選民都能進行監督。對於涉及個人隱私的小額捐款，仍應保留合理保護，避免透明制度反過來傷害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台灣民主制度已經走過「能不能自由投票」的階段，下一階段要處理的是選民能否在資訊充分的條件下投票。政治獻金制度的真正價值，不只是選後查出多少違規，而是讓不當資金在進入政治體系之前，就面臨足夠高的透明成本與被發現風險。選舉金流治理也不應只在重大案件發生後才受到注意。把政治獻金公開從形式上的事後申報，提升為選舉期間可以使用的民主資訊，結合數位申報、風險預警、跨機關查核與公民監督，才是台灣選舉制度深化的下一步。民主政治不可能完全排除金錢，真正需要建立的是一套讓金錢可以被看見、被追蹤、被檢驗的制度。

投書歐洲要如何到戰略自主？

歐洲要如何到戰略自主？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台灣永社社員，台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歐洲重新談戰略自主，不是因為跨大西洋關係突然失去價值，而是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已經高到不能再用外交辭令遮掩。關稅、軍援、北約分攤與對俄政策反覆變動，讓歐洲各國開始面對一個現實。安全若完全依賴單一外部提供者，政治風向改變就可能迅速轉成軍事、能源與產業風險。提高國防支出是必要起點，卻不是戰略自主的完整答案。歐洲長期存在武器規格分散、採購週期過長、跨國決策緩慢與軍工產能不足等問題。各國同時增加預算，若仍各買各的、各自維修，新增支出只會換來更多型號與更高後勤成本。真正的自主能力，必須建立共同需求、聯合採購、零組件互通與戰時補充機制。法國提出核嚇阻與歐洲防衛連結，反映巴黎希望把既有能力轉成政治領導。其他會員國擔心決策權集中，也擔心法國核武終究服務法國國家利益。這種疑慮不能靠高峰會宣言消除。歐洲需要說清楚，誰可以啟動共同防衛，誰承擔成本，非核國家如何參與監督，危機時又由哪個機構指揮。財政是另一道硬限制。歐洲多國同時面對高齡化、社會福利、能源轉型與債務壓力。國防預算若只靠舉債，幾年後可能反過來侵蝕政治支持。較可行的做法，是把軍事採購與產業政策整合，透過共同融資、長期合約與區域分工，讓新增支出轉成可持續產能，而不是一次性採買。歐洲戰略自主也不能被理解成與美國切割。較合理的方向，是降低任何單一盟友失約時造成的衝擊，同時保留北約的情報、核嚇阻與聯合作戰優勢。自主與同盟不是二選一。能夠承擔更多責任的歐洲，反而更有能力與美國平等協調。台灣應從歐洲討論看到兩個提醒。國防預算增加必須連到產能、維修、彈藥與人力，不能只列採購清單。安全合作也要把政治承諾轉成平時可運作的制度，包括情報交換、供應鏈備援、共同訓練與危機溝通。歐洲若只把戰略自主做成預算競賽，最後可能得到昂貴卻割裂的軍事體系。歐洲若能把共同威脅轉成共同規格、共同財源與共同決策，才可能形成真正可用的安全能力。對台灣來說，國防自主同樣不是凡事自己生產，而是確保外部支援延遲時，國內仍有足夠能力撐住關鍵階段。台灣還要留意歐洲自主政策帶來的市場規則。歐洲擴大軍工採購後，可能要求更多在地製造、資安驗證與供應來源揭露。台灣無人機、通訊與電子零組件業者若想進入相關市場，不能只靠價格與交期，還要準備長期維修、技術保護與歐洲在地合作。安全同盟正在變成產業資格，政府應提早協助企業理解標準與建立可信紀錄。這也是台灣檢驗自身戰略自主的尺度。採購多少武器只是投入，危機中能維持多少能力才是成果。國防改革應定期公開非敏感的維修率、訓練量與補充進度，讓社會知道預算增加換來哪些可用能力。

投書AI選舉治理要先補程序缺口及防假訊息

AI選舉治理要先補程序缺口及防假訊息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台灣永社社員，台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九合一選舉進入組織競逐期後，人工智慧帶來的挑戰已不再只是幾支真假難辨的影片。生成式工具降低了製作成本，也改變了政治傳播的速度、精準度與責任歸屬。過去的假訊息多半是散播一則錯誤說法；現在則可能在不同社群、不同時段，以不同語氣包裝出專門針對某一群選民的內容。真正的風險，不只在民眾會不會受騙，而在選務機關、平台、媒體與候選人是否來得及確認、留存證據並提出可信回應。選舉期間最需要保護的，正是批評、嘲諷、立場鮮明的政治表達；如果規則模糊，執政者或平台都可能以「防止錯假」為名，處理自己不喜歡的內容。這不會增加民主韌性，反而會使社會更懷疑裁判是否中立。較務實的做法，是建立一套分級、可稽核的處理程序。第一，平台應提供政治廣告與付費擴散內容的可查資料庫，至少揭露出資者、投放範圍、受眾設定與修改紀錄。第二，對於涉及候選人聲音、影像或重大公共安全的深偽內容，應設立跨平台的快速通報窗口，並保留原始發布、轉傳與處理時點，讓後續追查有證據可循。第三，選務機關不必自己扮演內容真偽的唯一裁判，但必須公開說明何種情況會影響投票秩序、何種資訊可由正式管道立即核實。更重要的是，候選人和政黨也不能只在受害時要求平台處理。政治競爭者若使用剪接、合成或來路不明的內容，即使短期有效，也是在侵蝕所有人未來能被相信的基礎。政黨應主動訂出素材標示與授權規則，媒體則應把「來源可否追溯」放在點閱率之前。民主制度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套全能的內容審查機器，而是讓每一次爭議都能留下程序、理由與救濟空間的公共機制。AI會使選舉更難治理，但不必然使民主更脆弱。關鍵在於台灣能否把技術風險轉化為制度能力：透明而非黑箱、查核而非任意封禁、快速回應而非事後辯解。當選民知道資訊如何被處理、誰負責以及如何申訴，才不會因為真假混雜而對整個民主程序失去信任。

投書AI主權不能只靠口號，英國困境給台灣的警訊

AI主權不能只靠口號，英國困境給台灣的警訊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全球人工智慧競爭進入新的階段，各國政府競相宣布AI投資、建立資料中心、扶植大型語言模型，希望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取得位置。英國積極推動AI戰略，也試圖建立全球AI治理的影響力，真正值得觀察的問題卻不是投入多少資金，而是一個國家究竟掌握多少AI運作所需要的關鍵資源。沒有算力、資料、雲端與模型部署能力作為基礎，數位主權很容易停留在政策宣示。AI時代的國家競爭已經不只是誰能訓練出更好的模型。從晶片、資料中心、電力、雲端平台、資料庫到基礎模型，每一層都涉及控制權。國家即使擁有優秀研究人才，如果訓練模型需要依賴外國雲端服務，政府資料存放在跨國平台，關鍵AI系統又建立在外國企業控制的模型之上，真正發生國際衝突、出口管制或服務中斷時，自主能力就會受到限制。英國的困境正好反映這個結構問題。英國擁有世界級大學、AI人才與科研能力，也積極爭取AI治理話語權，但大型雲端基礎設施仍高度依賴美國科技企業。AWS、Microsoft Azure與Google Cloud提供的不只是儲存空間，而是AI訓練、模型部署、資料處理與企業服務所需要的完整技術環境。當越來越多政府與企業系統建立在少數平台之上，雲端服務商實際掌握的就不只是市場，而是數位經濟的基礎設施。這也讓「主權AI」需要重新定義。主權AI並不代表所有晶片、模型、軟體與雲端服務都必須國產。這種完全自主對多數中型經濟體既不實際，也可能造成龐大成本。真正重要的是關鍵環節不能形成單一依賴，政府必須知道哪些系統涉及國家安全，哪些資料不能失去控制，哪些服務中斷後必須立即切換，以及哪些核心能力需要保留在國內。台灣更需要從這個角度思考AI政策。台灣具有全球領先的半導體製造能力，這是發展AI的重要戰略資產，但製造先進晶片並不等於掌握整個AI產業。晶片送進資料中心之後，還需要雲端平台、資料治理、模型訓練、軟體工具與應用生態。台灣如果只守住半導體製造，其他關鍵環節長期依賴外部平台，仍可能出現「晶片自主程度高，AI系統自主程度低」的矛盾。算力尤其是容易被低估的一環。訓練與部署大型模型需要大量GPU、資料中心與穩定電力。政府若希望建立公共AI能力，就不能只補助企業購買設備，而要思考國家級算力如何分配。大學、中小企業、新創公司與政府研究機構是否有合理取得算力的管道，會直接影響台灣能不能形成自己的AI研發生態。算力若高度集中在少數大型企業，AI產業發展仍可能受到資源門檻限制。資料則是另一項主權資產。繁體中文、台灣法律、醫療、教育、產業與公共行政資料具有高度在地性，也是建立台灣AI能力不可取代的基礎。問題不只是政府要不要開放資料，而是如何建立資料分類、授權、匿名化、安全與跨機關使用制度。沒有完善資料治理，再多資料也很難轉化為可用的AI資源。過度開放可能造成隱私與安全風險，過度封閉又會阻礙創新。台灣也不需要把自主與國際合作視為兩個極端。真正可行的策略是建立「可替代的依賴」。政府與企業可以使用國際雲端、外國模型與全球技術標準，但涉及國家安全、關鍵基礎設施與重要公共服務的系統，必須保留資料可攜、模型替換、多雲部署與離線備援能力。依賴本身並不可怕，沒有替代方案的依賴才會形成戰略弱點。這也意味著政府採購制度需要改變。未來採購AI服務不能只比較功能與價格，還要檢查資料放在哪裡、模型由誰控制、服務中斷能否轉移、資料能否完整匯出，以及供應商退出市場後系統能否繼續運作。這些看似技術性的條件，其實都是數位主權最具體的內容。英國AI戰略帶給台灣最值得參考的經驗，不是拒絕美國科技企業，也不是追求所有技術國產化，而是不能把科技投資誤認為科技主權。真正的AI主權來自關鍵能力可以掌握、外部服務可以替換、重要資料可以控制、危機發生時系統可以繼續運作。台灣已經掌握全球AI供應鏈中極重要的半導體製造能力，下一階段真正需要補上的，是算力、資料、雲端、模型與治理制度形成的完整自主能力。做到這一步，主權AI才不會只是政策口號，而能成為國家安全與產業競爭力的一部分。

投書台灣必須學習如何應對AI操縱政治資訊的結構性挑戰

台灣必須學習如何應對AI操縱政治資訊的結構性挑戰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生成式AI的爆炸性發展徹底改變全球資訊生態，也帶給台灣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戰。AI技術不僅讓創意、媒體、教育與政策推動更為便利，也將台灣社會推入一場資訊戰爭。國際研究已多次指出，AI影響的不只是技術效率，更直接衝擊民主體制。如果台灣依舊只憑選前臨時措施、被動查證或短期反制，毫無長遠監控和韌性制度，台灣民主將面臨空前風險。過去AI平台生產的高擬真假訊息、影音、仿冒語音等內容，使政治人物言行、政策解讀或歷史事件，都可能瞬間被扭曲吸引大量流量。台灣上下在資訊自由與科技創新的光環下，難以迴避區域安全風險與認知作戰升高的壓力。擁抱AI便利的同時，一旦錯誤資訊成為攻擊工具，選舉公正與公民信任將可能遭受結構性動搖，這不是單靠補破網的應急回應得以消解的隱憂。目前針對選舉期間假訊息擾動與數位攻擊，政府仍以短期辟謠、調查委員會和突擊查緝為主。過去網軍散播謠言、介入社會運動，已證明傳統處置無法追上AI帶來的滲透與加速。假如不及時轉向結構性治理，這類AI內容操作一旦發酵，將對台灣言論自由、生態輿論甚至決策過程帶來根本性衝擊。要真正面對AI時代風險，台灣必須建立制度化、常態化的監控框架。跨部門整合、資訊透明、公私協作，以及風險事件即時揭露，成為不可或缺的治理條件。民間科技社群與媒體需要參與公共數據平台，共同查驗AI生成動態，也壓力政府公開演算法規則與風險通報。國際經驗如歐、美民主管理機制，強調AI風險評估通報，審查技術發展與濫用案例，這套模式值得台灣吸收強化。現行「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雖有推進，數位部或金管會在平台監管部分也有初步試作，但台灣仍欠缺長期資料透明、預警通報與資訊溯源的基礎工程。例如選舉和社會焦點事件，只要輿論節點遭AI操控，訊息來源立刻模糊難查，社會誤導與信任斷層極易擴大。科技部門應領頭建置AI生成內容追蹤與自動化監控系統，獨立第三方監督機制也勢在必行。監管走向不能只倚賴刑事查緝和事後處分，更需從資訊公開、利益相關方參與、專業審查等角度組建防護網絡，這才有機會防堵AI滲透與政治資訊失真。面對AI資訊戰成為新常態，公民社會整體的數位識讀與科學素養提升將不可或缺。教育體系、非政府組織與自主媒體需全面建立識別AI內容的知能訓練，讓每個台灣人都具備抵禦假訊息的第一線能力，擴大資訊自律與民主監督實力。資訊傳播科技的進步雖難以逆轉，但有計劃地推動制度性監控和全民教育，方能守住自主選擇與事實查證的社會共識。台灣受國際關注的民主自由與資通訊開放，不僅是經濟利基，也是資訊戰前線。未來台灣能否化解生成式AI的新型態政治風險，繫於政府、公私部門與公民共同啟動結構化AI監測、數據開放和風險預警體系。若無法落實這套戰略，台灣民主治理的根本將面臨嚴峻存續考驗，這是當前不可閃避的政策試煉。

投書面對AI帶來的結構變革，台灣基本收入政策的可行路徑與風險評估

面對AI帶來的結構變革，台灣基本收入政策的可行路徑與風險評估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AI技術快速改變全球產業與勞動結構，台灣作為數位化程度極高的經濟體，受到衝擊尤為明顯。隨著人工智慧廣泛進入製造、金融、零售乃至醫療場域，不僅中產階級的就業安全動搖，基層勞動型態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消失危機。今日的自動化不僅提高產能，更導致結構性失業加劇，而傳統社會安全網顯然難以承擔如此規模與速度的挑戰。這促使公部門必須重審「工作」與「收入」兩者間的制度連結，並尋求新的安全網設計。勞動市場重組帶來的最大問題，是多數重複性、標準化的工作被AI取代，尤其對藍領及技能門檻偏低的白領衝擊極大。補上的新職缺如資料科學家或演算法工程師，所需的技術養成無法一夕調整，導致失業人口難以直接轉換跑道。台灣以過去「只要努力就能出頭」為信念的社會氛圍，此刻正面臨生計與自我認同脫鉤的集體焦慮，這股焦慮對社會穩定產生潛在威脅。在傳統社會保險與福利措施無法因應結構性科技失業的背景下，基本收入（UBI）逐漸受到全球重視。UBI主張由政府定期、無條件、普遍發放現金給所有國民，試圖在AI導致的大規模失業及薪資分配惡化趨勢下，保障每個人基本生活需求。儘管台灣現在已有勞保、低收入補助等多元社福，但多半針對短期或個別狀況，難以抵擋常態化AI失業所引發的集體社會風險。若參考芬蘭、加拿大等地小規模試辦的數據，只要基本收入水準足以維生卻不至於過度誘發無所事事，多數人會繼續參與勞動市場，並將更多彈性投入於社區、照護與自我學習。過去外界疑慮全民變「養懶人」並未實現，反而支持了新型態工作與社會參與。AI時代，這種制度能釋放數位創意產業與在地照護能量，對抗貧富差距及階層僵化問題。台灣若要推行全民基本收入，現實上最具挑戰性的問題在於財政負擔與社會共識。以每位國民每月NT$10,000試算，年度所需經費逼近GDP的5％到6％。要籌措規模如此龐大的財源，不論是設立AI盈餘分享稅、推動自動化稅或檢討部分現有補貼結構，都需跨黨派誠實協商與政策透明。任何將基本收入完全取代其他福利的極端設計，不僅有損弱勢群體权益，也可能使政策陷入不公。台灣未來須設計能與就業安全網、長照支持等既有保障重疊且調節彈性的多層次配套，落實分眾分段推動，減少制度斷層。社會觀念的調適同樣關鍵。長期以來，台灣社會把「工作」視為價值與認同基礎，對於無條件給付存在疑慮。基本收入的推動應從離島、弱勢或特定年齡試點起步，分階段滾動式檢討實施成效，並結合終身學習與公共服務成分，逐步累積民意信任與政策韌性。在AI時代的制度設計上，基本收入象徵的是社會契約的嶄新想像，而非單一對策。台灣若善用這道全球公共政策潮流，透過審慎規劃、跨部門合作與實證評估，有機會打造更能回應數位轉型、不讓人民被拋下的公平社會安全網。社會安全重建，必須把促進經濟轉型與分配正義並重，讓產業與個人都能在快速變動下保有選擇權與尊嚴。面對技術顛覆的未來，台灣新一輪的社會討論與策略創新，將決定我們如何在國際競逐與社會安定間取得最佳平衡。

投書非紅供應鏈戰略下，台灣產業迎戰轉型與國際接軌的雙重挑戰

非紅供應鏈戰略下，台灣產業迎戰轉型與國際接軌的雙重挑戰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全球供應鏈分流已經成為台灣產業不能忽視的趨勢，美中科技競爭與地緣風險不斷升高，讓台灣的產業結構、國家安全與經濟自主緊密連動。台灣原本依賴中國大陸的產業路徑，正面臨轉型壓力，非紅供應鏈逐漸成為企業必須關注的新經濟安全架構。非紅供應鏈的核心不只是脫離中國市場，更在於台灣能否憑藉半導體、人工智慧與資通訊等產業優勢，嵌入歐美日等民主國家的可信賴國際產業網絡。為此，台灣近年積極推動與美國、日本、歐盟等夥伴深度合作，並強化資安與產地追溯等國際認證制度，讓台灣供應鏈符合全球市場的基本信任門檻。推動非紅供應鏈政策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如何確保相關制度落實在企業實務而非流於象徵層次。資通訊等高風險關鍵產業，唯有經過國際認可的檢驗認證，台灣企業才能贏得全球客戶信任。現行制度若僅止於表面貼標，不僅無助於提升產業升級，更無法真正阻斷中國對某些新興技術領域的滲透風險。幫助中小企業壓低技術升級與合規成本，讓供應鏈不同層級都能順利接軌，是未來政策重點。這些中小企業普遍資源有限，面對新技術標準與國際檢驗門檻時，容易淪為供應鏈最脆弱一環。政策如果偏重大型企業或原有強勢廠商，產業分工與社會韌性就會受損，反不利於減緩地緣政治對經濟的長期風險。真正有效的轉型戰略，應結合多層次誘因，包括協助企業取得國際認證、擴充政府採購門檻、改善出口管制程序，拉近制度成本與產業利潤的落差。主管機關必須設計合理且具透明度的審查標準，並明確區分哪些規範屬技術安全需要，哪些是回應特定國際政治情勢。唯有如此，企業才能精準調整投資方向，把握產業轉型的最佳時機，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才能協調前行。回顧政策推動經驗，非紅供應鏈已經不只是避免單一市場依賴的技術題，更檢驗台灣產業治理的法治基礎與開放溝通能力。未來幾年，台灣需要積極建立民間與公部門的溝通平台，借重工會、產業協會與監督組織的意見，及早緩解產業轉型所引發的社會壓力。非紅供應鏈挑戰的不僅是經濟與安全，也將決定台灣在全球產業治理重組後是否能取得話語權。尤其在永續發展和自主性成為國際新規範之際，台灣必須主動打造可信與具韌性的產業鏈條，贏得更多國際夥伴的信賴，共同掌握未來產業競爭的主動權。

投書從人民作主到政治動員，台灣公投制度需要重新校準

從人民作主到政治動員，台灣公投制度需要重新校準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近年台灣社會對公投（referendum）與直接民權的討論愈來愈熱烈，公投也從早年制度建立時的「備而不用」，逐漸成為政黨競爭與政治動員的重要工具。8月14日立法院通過3項由在野黨主導的公投提案，分別涉及交通罰鍰用途、刑罰及？這非核政策，也為即將到來的11月地方選舉增加新的政治變數。3項議題都具有高度專業性，並與國家財政、法治體系及能源政策密切相關。將這類議題交付公投，不只涉及人民是否有權直接決定政策，也牽涉直接民主與代議政治應該如何分工。這3項提案帶來的真正問題，不只是個別政策究竟應該贊成或反對，而是公投制度應該走到哪裡。國民黨與民眾黨等在野勢力希望透過公投發動社會動員，主張讓人民直接表達政策選擇。民進黨則質疑部分提案把複雜政策簡化處理，政治動員目的可能高於政策改革本身。兩種立場背後其實指向同一項制度難題，人民當然擁有直接表達政治意志的權利，人民作成決定之前，也必須充分理解選擇之後會產生哪些法律、財政與行政後果。公投最大的制度限制，在於投票形式只能將問題濃縮為「同意」或「不同意」。價值選擇比較適合透過這種方式表達，高度技術性政策卻很難如此處理。交通罰鍰如何分配，背後牽涉中央與地方財政、交通安全支出以及其他公共服務。刑罰制度涉及刑法目的、比例原則、司法正義與國際人權規範。能源政策更牽涉發電結構、核能安全、供電穩定、淨零轉型、產業競爭力與長期能源韌性。選票上的一句問題，很難呈現這些政策之間彼此牽動的成本與風險。問題也在於，公投可以決定政策方向，卻不能自動產生完整的執行方案。交通罰鍰用途如果重新分配，原先依賴相關收入支應的地方業務如何補足財源，需要另外建立預算與法律機制。能源政策若因公投產生重大改變，也必須回答電力缺口如何補足、電網與備援能力如何調整、核能安全如何評估，以及減碳目標如何重新配置。這些問題最後仍然必須回到行政機關與立法院處理。若公投只負責作成政治決定，後續成本卻全部交由政府承擔，就會形成決策權與責任歸屬不對稱的制度困境。刑罰與能源尤其能看出這項矛盾。刑罰不能單純依照一時社會情緒決定輕重，因為刑事政策還受到比例原則、司法實務與人權保障約束。能源政策也不是單純選擇「核」或「非核」，真正的問題是台灣需要什麼樣的能源組合，以及各種能源選項的成本、安全、減碳效果與供電風險應如何分配。把長期系統工程壓縮成二元選擇，很容易讓政治口號取代政策計算。代議制度存在的重要理由，就在於公共政策需要經過專業意見、利益協調、預算評估與法律審議。直接民主可以補充代議政治，甚至在重大價值問題上提供更高的民主正當性，卻不代表所有政策都適合直接交由多數決決定。成熟的公投制度必須建立在充分資訊公開之上，提案內容應清楚說明法律效果、財政成本、執行方式及可能風險，讓人民投票時知道自己決定的不只是一句政治．．主張，而是一整套政策後果。中選會未來如何處理這類公投案，也將成為制度能否成熟的重要環節。公投說明不能只是正反雙方各自宣傳，更應讓選民取得完整而中性的政策資訊，包括財政影響、法律效果、執行期限及可能替代方案。立法院提出公投案時，也應同步提出政策影響評估與後續配套，避免把最容易獲得政治支持的問題交給選民，把最困難的執行責任留給行政體系。公投是台灣民主深化的重要制度，正因如此，更不能把公投變成政黨累積政治資本或選舉動員的捷徑。直接民權真正的價值，不是讓所有複雜問題都交給多數決，而是讓人民在資訊充分、責任清楚的條件下參與重大公共決策。台灣需要的不是更多缺乏配套的公投，而是更成熟的公投制度。當直接民主能與專業治理、代議審議及責任政治相互銜接，人民作主才不會變成民意擲骰子，公投也才能真正成為深化民主，而不是增加治理風險的制度工具。

投書當預算成為政黨武器，台灣制度設計失去原意

當預算成為政黨武器，台灣制度設計失去原意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這一波總預算延宕，最值得警惕的並不是審查拖了多久，而是預算制度原本的設計理念，正在政黨高度對抗中逐漸失去作用。預算制度本來要處理的是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如何分工，行政部門提出施政計畫與經費需求，立法院代表民意進行審查、刪減與監督，最後形成一套可以執行、可以負責、也可以被社會檢驗的公共資源配置機制。如今預算審查愈來愈像政黨攻防工具，刪減、凍結與拖延不再只是監督手段，而可能被轉化為阻止對手施政的政治武器。當制度用途被改寫，問題就不只是朝野爭吵，而是治理本身開始失靈。預算權之所以交給國會，核心理念並不是讓國會可以無限制拖延行政，而是避免行政部門自行決定所有資源分配。立法院可以質疑政策，可以要求減列，可以凍結經費，也可以要求行政部門補充報告，這些權力都是民主監督的一部分。問題出現在監督缺乏具體標準，或刪減與凍結已經不再和政策績效、財政合理性及公共利益直接相關，而是和政黨競爭高度綁定。此時預算制度看似仍然照程序進行，實際功能卻已經出現偏移。這種偏移最直接的後果，就是預算審查從「政策選擇」變成「政治懲罰」。某個部會預算該不該刪，本來應該回答幾個基本問題，政策是否有效、經費是否合理、執行率是否正常、是否存在重複支出。若判斷依據變成部會與哪個政黨較親近、政策是否符合政黨立場，甚至單純以大幅刪減展現政治力量，預算制度就失去原本的理性基礎。國會仍然握有合法權力，合法形式卻不等於良好治理，這正是制度失靈最麻煩的地方。預算長期延宕還會形成另一個問題，政治衝突的成本最後由社會承擔。行政機關可以透過暫行措施維持部分運作，新的政策、補助、採購與公共建設卻可能延後。地方政府、民間團體、研究機構與承包廠商也會連帶受到影響。政黨之間的衝突看起來發生在立法院，真正吸收不確定成本的卻是整個行政體系與民間社會。換句話說，政治人物可以從拖延中取得談判籌碼，社會卻替拖延付帳，這就是典型的「政治利益集中，治理成本外部化」。刪減與凍結預算本身也需要更清楚的責任制度。每一筆重大刪減應有明確理由，凍結經費則應說明解凍條件、審查期限與政策要求。現行政治實務中，部分預算決議經常只留下政治口號，後續成果是否改善、凍結是否真的促成改革，社會很難持續追蹤。若國會要求行政機關為每一筆支出負責，國會對自己的每一筆刪減與凍結，同樣應該留下可以檢驗的紀錄。監督別人的人，也必須接受監督，這原本就是民主制度最普通的道理，只是政治運作常常很有創意地忘記這件事。台灣目前真正需要改革的，不只是總預算什麼時候通過，而是如何避免預算審查被無限政治化。可以建立更明確的審議時程與階段性期限，讓總預算不能因政黨協商失敗而長期擱置。重大刪減與凍結應要求書面理由、財政影響與政策效果說明，並建立後續追蹤制度。立法院也應逐步強化專業預算分析能力，讓政策評估、成本效益與績效資料成為審查依據，而不是只依靠政黨攻防與臨時提案。行政部門同樣不能把所有預算爭議都歸咎於國會。預算編列若缺乏透明度、計畫目標模糊、過去執行成效不佳，國會加強審查完全具有正當性。行政權與立法權真正的問題，不是誰應該壓倒誰，而是雙方都必須回到可以被驗證的制度邏輯。行政部門要證明為什麼需要這筆錢，立法院也要說明為什麼要刪這筆錢。兩邊如果只剩政治表態，民主制衡就會退化成互相癱瘓。更深層來看，預算制度其實是一套政治合作制度。不同政黨不需要彼此喜歡，也不需要對政策方向完全一致，但必須共同承認國家仍要持續運作。民主政治允許激烈衝突，卻不能把國家正常運作本身變成談判人質。一旦任何一方認為讓政府失靈可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利益，原本用來制衡權力的制度，就可能轉變成摧毀治理能力的工具。台灣這次預算延宕留下的真正警訊，就在這裡。問題不是總預算最後有沒有通過，而是整個過程是否讓預算制度更接近原本的目的。若結果只是證明誰有能力拖得更久、刪得更多、讓對手更難施政，那麼制度即使形式上仍然存在，設計理念已經開始崩潰。預算不是政黨的武器庫，而是國家治理的基本架構。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讓每一項制度都成為政黨戰場，而是即使政黨高度競爭，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制度合作。台灣下一步需要修復的，不只是預算審查程序，而是重新建立一項基本共識，監督政府不能等同癱瘓政府，反對政策也不能以破壞國家正常運作為代價。只有回到這條底線，預算制度才可能重新成為民主制衡的工具，而不是政黨惡鬥下的犧牲品。

投書非紅供應鏈不能只換標籤，台灣需要可驗證的風險治理

非紅供應鏈不能只換標籤，台灣需要可驗證的風險治理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中科技競爭與全球供應鏈重組持續升高，台灣推動半導體、人工智慧、軍工、安控與次世代通訊等5大信賴產業，也把非紅供應鏈列為無人機及安全產品的重要發展方向。這項政策不只是尋找中國以外的供應商，更涉及關鍵技術、資安風險、國際採購資格與國家安全。台灣若只把非紅理解為產地排除，容易提高成本，卻未必真正提升韌性。非紅供應鏈並非全球一致的法律名詞，不同國家的採購規範、出口管制與資安要求各不相同。台灣企業即使更換中國製零組件，若上游原料、韌體程式、雲端服務或資金控制仍存在高風險連結，產品仍可能無法進入歐美政府與國防市場。真正需要管理的不是最後組裝地，而是從股權、原料、設備、軟體到資料流向的完整風險。供應鏈去風險也不等於全面脫鉤。一般消費商品與國防、通訊、安控產品承受的安全風險不同，政府不應用同一套標準管理所有產業。較合理的方式是建立分級制度。涉及國防、關鍵基礎設施與敏感資料的產品，必須採取嚴格來源限制。存在資安或單一來源風險的零組件，應要求揭露、驗證與替代方案。一般商業產品則維持市場競爭，避免安全概念無限擴張，增加不必要的經營成本。經濟部資料顯示，台灣無人機產值已由約50億元增加至2025年的129億元，並逐步切入美國與法國業者的非紅供應鏈。產值成長值得肯定，供應鏈是否真正成熟，不能只看出口金額。飛控晶片、通訊模組、馬達、感測器、電池與地面控制系統能否取得穩定替代來源，產品是否通過國際資安及安全認證，供應中斷後多久能恢復，才是判斷韌性的核心指標。半導體產業也面臨相同課題。台灣在晶圓製造與先進封裝具有優勢，上游設備、特殊化學品、材料及設計工具仍集中於少數國家。非紅供應鏈不能變成自給自足的幻想，而應透過可信賴夥伴分散來源、共同研發與建立相互備援。台灣真正需要的是降低無法替代的依賴，而不是拒絕所有跨國分工。中小企業能否跟上，將決定政策成敗。大型企業有能力建立供應商稽核、資安管理與海外認證團隊，中小企業面對產品履歷、材料溯源、軟體物料清單及國際驗證時，成本可能超過可承受範圍。政府若只補助設備採購，資源最後容易集中於少數大廠。更有效的做法是建立共享驗證中心、共同採購平台與技術輔導機制，協助中小企業取得認證並進入國際供應鏈。政策補助也要建立透明標準。哪些技術屬於關鍵缺口，哪些企業取得資源，補助後減少多少單一來源依賴，都應有可以查核的依據。績效不能只用投資額與產值衡量，還應納入替代供應商數量、關鍵零組件國產或友盟供應比例、資安事件處理能力、供應中斷恢復時間，以及中小企業參與程度。人才與知識資本同樣不能忽略。供應鏈安全不只是零組件來源問題，也包括設計能力、維修經驗與軟體更新權限。若核心技術仍由海外供應商控制，台灣即使完成本地組裝，也難以稱為技術自主。政府應把研發團隊、測試場域、技術文件與人才傳承納入長期計畫，避免補助結束後，研發能力隨計畫中斷而消失。非紅供應鏈也需要外交與經貿談判支撐。台灣應與美國、歐洲、日本及其他民主夥伴推動檢測結果相互承認、資安標準接軌與供應鏈預警合作。若每個市場都要求不同認證，台灣廠商將承受重複成本。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比被動接受他國規則更能提高台灣的產業話語權。非紅供應鏈的戰略價值，不在於創造另一個政治口號，而在於把地緣政治風險轉化為可辨識、可衡量、可修正的治理制度。台灣需要保護關鍵技術，也要維持市場效率與中小企業生存空間。只有把來源透明、風險分級、替代能力與國際認證連成完整制度，非紅供應鏈才能從外交語言轉化為產業競爭力，成為台灣面對全球重組時真正可靠的安全網。

投書少子化對策的實質轉型：從現金補貼到照顧體系重塑

少子化對策的實質轉型：從現金補貼到照顧體系重塑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少子化政策正在從現金補貼轉向托育、假別、居住與職場支持，代表政府逐漸理解人口危機並非單純的生育意願問題。年輕人是否願意生育，取決於能否負擔住房與照顧成本，工作是否容許請假，托育服務是否找得到，夫妻能否共同承擔育兒責任。若家庭在每個環節都必須自行承受風險，再多一次性補助也難以改變長期選擇。過去少子化對策經常把政策焦點放在生育獎勵金、育兒津貼與租稅優惠。這些措施可以減輕部分支出，對經濟弱勢家庭也具有實際幫助，政策效果仍有明顯界線。養育孩子是長達20年以上的責任，家庭面對的不是某個月份少了幾千元，而是托育、教育、住房、工時與職涯發展長期累積的不確定性。現金補貼若沒有公共服務支撐，很容易成為短期止痛，無法建立對未來的穩定預期。真正的改革重點，應是把照顧視為道路、交通與醫療同等重要的公共基礎建設。公共托育與準公共托育不能只追求名額總量，還要檢視服務地點、開放時間、收費負擔與照顧品質。都市家長可能面臨候補時間過長，偏鄉家庭則可能連合適據點都找不到。中央政府若只公布增加多少名額，卻沒有揭露各地供需缺口、候補人數與照顧人員流動率，便難以判斷預算是否真正回應家庭需求。育嬰假與家庭照顧假的問題也不只在法定天數。許多受僱者擔心請假影響考績、升遷或工作安排，中小企業則可能因缺乏替代人力，難以承受員工長期離開職位。法律上的權利若沒有替補機制與成本分擔，勞工不敢請，雇主也容易產生抗拒。政府可以建立跨企業替代人力平台，補助中小企業聘用短期人員，並把育兒友善程度納入政府採購與企業治理評估，讓職場支持從宣示轉化為具體責任。性別分工同樣影響政策成效。家庭照顧仍多由女性承擔，女性經常在生育後面臨減少工時、放棄升遷或退出職場的壓力。若男性請育嬰假仍被視為不夠投入工作，政策再完整也難以改變家庭內部的不平等。育兒政策必須鼓勵父母共同使用假別，也要避免企業在招募與升遷時把生育成本集中計算在女性身上。照顧責任分配越公平，女性因生育承受的職涯代價才可能下降。住房負擔則是少子化政策經常被切割處理的核心因素。當租金與房價占去家庭收入過高比例，年輕人自然延後婚育，甚至直接放棄生育規劃。社會住宅、租金支持與育兒政策應該整合，對有幼兒家庭提供更穩定的租期與居住保障。政策目的不是鼓勵所有人購屋，而是讓家庭不必因搬遷、漲租或居住空間不足，反覆承受生活中斷的風險。中央與地方的責任也需要重新整理。中央應建立一致的服務標準、財政支持與資訊平台，地方政府則依人口結構、交通條件與實際需求配置資源。離島、山區及人口分散地區不宜單純套用都市的人口門檻，可以採用巡迴服務、社區照顧據點與跨區接送。人口較少不等於需求不存在，公共服務若持續撤離，只會加速青年外流與地方衰退。少子化政策的成效也不能只看單年度出生人數。出生數受到人口年齡結構、婚育時間與經濟景氣影響，短期升降未必代表政策成功或失敗。政府應同步公布托育可近性、家長實際負擔、育嬰假使用率、男性參與比例、女性生育後留任率，以及各地服務缺口。這些指標更能呈現家庭是否真正獲得支持，也能避免政策淪為補助金額競賽。台灣人口危機的核心，不是年輕人缺乏責任感，而是生育帶來的風險過度集中在個別家庭。政策若要產生實質轉型，就必須把現金補貼放進完整照顧體系，連結托育、職場、住房與性別平等。當家庭能夠預期孩子出生後有人照顧、工作得以延續、居住維持穩定，生育才可能從高風險選擇，轉變為社會共同支持的人生規劃。

投書戰爭風險已成經濟常態，台灣須建立可承受衝擊的韌性架構

戰爭風險已成經濟常態，台灣須建立可承受衝擊的韌性架構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貨幣基金近期對全球經濟前景的評估提醒各國，戰爭造成的傷害早已不限於交戰區域。軍事衝突會透過能源、糧食、航運、金融市場與貿易管制持續向外擴散，形成多條傳導路徑交錯的經濟壓力。單看消費者物價指數，往往無法掌握企業投資延後、訂單縮減、原料取得困難與家庭負擔增加等較深層的變化。面對戰爭陰影下的新常態，台灣需要將經濟安全視為整體治理問題，而非只在物價上漲後才啟動短期補貼。台灣高度依賴出口，也高度依賴進口能源與原物料，國際局勢一有變化，國內生產與生活成本就會迅速受到牽動。烏俄戰爭改變歐洲能源與糧食市場，以哈衝突及紅海航運風險提高物流成本，美中科技競爭則持續重塑半導體與高科技供應鏈。石油、天然氣、小麥、金屬與運費價格的波動，最後都會反映在電價、食品、化工原料、運輸成本與企業報價。對台灣而言，地理距離並不能隔絕供應鏈風險，真正重要的是能否在衝擊抵達前預先備妥替代方案。能源是最需要優先處理的環節。國際油氣價格上升時，發電、製造、運輸與民生消費都會承受壓力。若政府長期以普遍補貼壓低價格，短期雖可減輕民眾感受，卻可能擴大財政負擔，也削弱節能與轉型誘因。更合宜的作法，是將有限資源優先用於低所得家庭、用電壓力較高的弱勢族群，以及遭受突發成本衝擊的關鍵產業。同時擴大住宅節能、儲能設備、電網韌性與再生能源投資，讓家庭與企業逐步降低對進口燃料價格的敏感度。金融風險同樣不可忽視。戰爭升高時，全球資金通常流向美元與低風險資產，新興市場可能面臨匯率波動與資金撤出。台灣金融市場雖具一定穩定基礎，外資快速流動仍可能影響股匯市場、企業籌資與民眾資產信心。國際利率政策若再度轉向緊縮，資金成本上升將加重中小企業貸款與家庭房貸負擔。主管機關除了關注整體金融指標，也應針對出口訂單下滑、匯率大幅變動與高負債產業進行定期壓力測試，及早辨識可能出現的信貸斷裂與就業風險。貿易與科技管制則是台灣不能迴避的長期挑戰。半導體產業位居全球供應鏈關鍵位置，也更容易成為大國競爭、出口管制與安全審查的焦點。企業不能只將市場分散理解為增加銷售據點，更應盤點關鍵設備、材料、軟體、人才與物流節點是否過度集中於少數地區。政府宜建立跨部會供應鏈風險地圖，協助企業辨識單一來源依賴，強化替代材料、備援製程與友好市場的合作網絡。供應鏈韌性不是囤積庫存，而是平時就有能力調整採購、生產與市場配置。過去公共討論常將CPI當成主要經濟溫度計，但戰爭風險下更需要一套涵蓋民生、產業與金融的綜合監測架構。國際油價未必立刻推高整體物價，卻可能先壓縮運輸業、製造業與農漁業的利潤。出口數字未必立即下滑，企業也可能已經因市場不確定而延後投資與招募。政府應整合能源進口成本、航運運價、關鍵原料庫存、企業融資條件、就業狀況、食品價格與弱勢家庭支出等資料，建立可快速反應的預警機制，避免等到風險全面浮現才以全面性措施補救。全球戰爭陰影不會在短時間內消失，極端氣候與地緣政治還可能同時拉高能源、糧食與基礎設施的風險。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一次性的危機處理，而是能兼顧財政紀律、能源安全、產業升級與社會照顧的政策組合。精準支持弱勢家庭，協助中小企業提升節能與調適能力，擴大關鍵物資與供應鏈備援，並以多項指標掌握風險變化，才能讓經濟在外部衝擊來臨時保持穩定。經濟韌性不是抽象口號，而是讓家庭有能力維持生活、企業有能力持續營運、政府有能力快速調整的國家基本功。

投書停火不等於和平，烏克蘭真正需要的是一套能撐過下一場危機的安全架構

停火不等於和平，烏克蘭真正需要的是一套能撐過下一場危機的安全架構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臺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烏俄戰爭持續多年，國際社會要求停火的壓力愈來愈大。近期各種和平方案不斷浮上檯面，甚至出現以今年夏季作為政治時間表的構想。儘快停止傷亡當然具有強烈的人道正當性，真正困難的問題卻不是何時簽署協議，而是簽署之後能否避免下一場戰爭。對烏克蘭而言，一份缺乏安全保障、重建資源與違約機制的和平協議，很可能只是把戰爭從現在延後到未來。這也是評估烏克蘭和平方案最重要的出發點。停火只是停止當下的軍事行動，和平則需要建立一套讓重新開戰成本大幅提高的制度。俄羅斯與烏克蘭經歷多年戰爭，領土、安全、軍事部署與政治互信都已遭到嚴重破壞。如果國際社會為了在特定期限前取得外交成果，要求雙方先簽署協議，再把最困難的問題留待日後處理，短期可能得到停火，長期卻可能製造更大的安全風險。烏克蘭戰後重建規模已經說明問題有多麼龐大。世界銀行、歐盟、聯合國與烏克蘭政府公布的最新評估顯示，未來10年烏克蘭重建與復原需求已接近6000億美元。住宅、能源、交通、醫療、教育與產業設施都需要長期投入。這筆資金不是戰爭結束後才需要處理的經濟問題，而是和平協議本身的一部分。一個城市如果沒有電力、工作、住房與公共服務，即使前線停止砲擊，居民仍然無法恢復正常生活。大量人口如果無法返鄉，地方產業無法復甦，中央政府又長期承受龐大的財政與國防負擔，社會不滿便可能持續累積。重建能力與國家治理能力其實就是安全能力，和平協議若沒有同步安排資金來源、援助條件與執行機制，停火留下的經濟廢墟很可能成為下一輪政治動盪的溫床。安全保證更是整個和平架構最困難的部分。基輔真正關心的是停火之後，如果俄羅斯重新整軍、補充武器並再次發動攻擊，誰會立即提供協助。單純寫下支持烏克蘭安全的政治聲明並不足夠，真正有效的安全保障必須回答幾個具體問題，包括誰負責監控停火線，誰提供防空與情報支援，違反停火協議會遭遇什麼制裁，歐美軍事援助在什麼條件下重新啟動。這些問題如果沒有答案，停火甚至可能形成新的軍事風險。俄羅斯可以利用休戰時間重新整補軍隊，烏克蘭卻可能因西方國家認定戰爭已經結束而失去部分軍事援助。表面上雙方停止交火，實際上的軍事平衡反而可能逐漸改變。和平協議若降低侵略者重新發動戰爭的成本，和平本身就會變得非常脆弱。國際援助也不能在簽署協議之後迅速退場。美國與歐洲長期提供烏克蘭軍事、財政與人道支援，這些資源未來應逐步轉化成戰後安全與重建機制。比較務實的方式，是把援助與和平協議的執行情況連結，建立分階段、可驗證的資源配置制度。停火線穩定、戰俘交換、基礎設施恢復、軍事部署符合約定之後，再逐步啟動不同階段的重建資金與國際合作。這種安排的重要性在於把外交承諾轉化成具體誘因。和平不能只依賴政治人物的善意，而要讓遵守協議得到實際利益，破壞協議付出明確代價。國際監督機制也需要具有獨立調查能力，衛星、無人機、電子監測與第三方觀察團都可以成為驗證工具。現代停火監督早已不是派遣幾名觀察員站在邊境，而是一套結合科技、情報與外交的長期治理工程。更需要警惕的是，把領土與政治安排過早放在談判最前面。領土問題牽涉主權、歷史、人口與國家認同，幾乎不可能在短期談判中真正解決。若為了趕上政治時間表而迫使任何一方接受缺乏社會支持的安排，簽署文件不代表爭議已經消失。比較穩健的做法，是先處理停止軍事行動、保障平民、戰俘交換、安全監督與重建，再逐步處理最困難的政治問題。烏克蘭戰爭也提供台灣一個值得注意的戰略觀察。國家安全不能只討論戰爭如何開始，更要思考戰爭如何結束。真正可靠的安全體系除了武器與軍隊，也包含能源韌性、基礎設施、金融能力、國際支援與社會復原。戰爭結束後能不能迅速恢復政府與社會運作，本身就是嚇阻能力的一部分。國際社會現在真正需要避免的，是把簽署和平協議當成外交成功的終點。政治人物需要時間表，國際新聞需要宣布和平的歷史畫面，真正的和平卻沒有辦法按照政治行事曆生產。烏克蘭需要的不是一份趕在夏季完成的漂亮文件，而是一套即使面對違約、政權更替與國際情勢變化，仍然能夠繼續運作的安全架構。停火可以在一天之內宣布，和平卻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長時間建立。判斷一份烏克蘭和平方案是否成功，不應看簽字日期有多早，而要看10年後是否仍然沒有戰爭。這才是烏克蘭和平談判真正應該設定的戰略標準。

投書安全韌性不能只是演習，漢光演訓真正要驗證的是國家執行力

安全韌性不能只是演習，漢光演訓真正要驗證的是國家執行力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臺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近年國防政策愈來愈強調安全韌性、全社會防衛與軍民協力，漢光演習也逐步從傳統軍事科目，擴大到動員、通訊、交通、醫療、物資與地方政府應變。真正值得關注的已經不是演習規模有多大，也不只是總統是否到場視導，而是危機真正發生時，中央、地方、軍方、企業與民間能不能按照既定制度迅速運作。安全韌性的核心從來不是演給外界看的場面，而是平時建立、危機時可以立即啟動的執行能力。從漢光演習觀察台灣防衛轉型，可以看到一個重要變化。現代戰爭早已不是國軍單獨面對敵軍的問題。電力遭到破壞，地方政府要維持基本服務。基地台失效，通訊業者必須啟動備援。交通設施受損，中央與地方要重新調度運輸。大量傷患出現，醫療體系必須維持運作。無人機、網路攻擊、假訊息與灰色地帶行動更可能在正式戰爭之前就開始。這些情境都表示，防衛能力已經從單純的軍事問題，轉變成整個國家治理系統能否持續運作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漢光演習不能只追求場面完整。真正具有價值的演習應該容許失敗，甚至主動製造失敗。通訊中斷之後還能不能指揮，主要道路不能使用之後還能不能補給，中央指令無法即時傳達時地方政府能不能依照授權自行處置，關鍵系統遭到網路攻擊後能不能快速恢復，這些才是演習應該回答的問題。如果所有科目都按照劇本順利完成，演習反而很難找到真正的制度弱點。政治領導人的視導同樣應從這個角度理解。民主國家的文人統制本來就要求政治領導人對軍事政策負起最終責任，高層了解演訓狀況、確認資源需求並向社會傳達防衛決心，具有合理性。真正需要避免的是政治行程反過來改變訓練節奏，讓部隊為了視導重新安排科目，甚至把原本應該驗證失敗與突發狀況的演練變成可以預期的展示活動。合理的制度應該把政治視導與軍事專業分開處理。視導時間、安全規範、資訊發布與可公開範圍可以事先建立標準，軍事科目則應維持由演訓需求主導。如此才能同時維持文人統制與軍事專業，也避免國防議題不必要地陷入政黨攻防。更大的問題仍然在中央與地方。台灣長期習慣由中央制定政策、地方負責執行，真正進入重大危機時，地方政府卻可能是第一線決策者。避難場所能否開放、醫療量能如何調度、物資從哪裡取得、通訊中斷後如何發布訊息，往往不可能等待中央逐項下令。總體防衛韌性如果沒有把地方政府納入平時訓練，中央規畫再完整，也可能在執行端出現斷層。地方參與也不能停留在配合中央演習。各縣市面對的風險不同，港口城市、科技產業聚落、人口密集都會區與偏遠地區，需要的備援方案不可能完全相同。中央應建立共同標準，地方則必須依照人口、產業、交通與基礎設施條件提出自己的韌性計畫，並定期透過演習驗證。企業與民間力量更是台灣不能忽略的資源。通訊、能源、物流、資安、無人機與醫療能力大量掌握在民間，真正的危機應變不可能只靠政府。問題在於平時是否已經建立合作方式。企業在什麼情況下進入應變體系，資料如何共享，人員如何動員，設備如何徵用或調度，都需要平時透過法規、契約與演練建立清楚規則。安全韌性還有一項容易被忽略的條件，就是允許公開檢討。軍事機密當然不能全部揭露，但演習結束後仍應適度說明發現哪些制度問題、哪些能力需要補強，以及下一階段如何改善。真正成熟的防衛體系不會假裝演習沒有問題，而是透過演習找問題。社會看見政府願意承認缺口並持續修正，反而更有助於建立長期信任。台灣面對的安全環境，已經不允許把國防理解成軍方自己的事情。漢光演習真正要測試的是一個更大的問題，當正常生活受到嚴重衝擊，國家能不能繼續運作，地方能不能自行應變，企業能不能維持關鍵服務，社會能不能保持基本秩序。安全韌性不是每年舉行一次大型演習就能建立，而是把軍事、行政、產業與社會能力長期連接起來。漢光演習最大的價值，也不在展示台灣準備得多完善，而在每一次演練之後，能不能比前一次少一個制度斷點、多一項備援能力。真正能在危機時救命的，從來不是口號與儀式，而是平時已經反覆驗證過的制度與執行力。

投書台灣繁榮底下的能源缺口，最強的成長配上最短的緩衝

台灣繁榮底下的能源缺口，最強的成長配上最短的緩衝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臺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026年的全球能源危機把各國經濟推向兩極。國際貨幣基金7月的報告把全球成長預測訂在3.0%，並指出這場戰爭衝擊壓在能源進口國身上，人工智慧帶動的需求則拉抬了嵌在全球科技價值鏈裡的國家。 全球整體通膨則從2025年的4.1%升到2026年的4.7%，主因就是能源與食品價格上漲。 世界銀行的估計更低，只有2.5%。可是同一段時間， 台灣經濟研究院把台灣今年的成長率預測從4月的7.56%大幅上修到10.38%，全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預估1.98%。同一場危機，兩組完全相反的數字，這個落差正是理解台灣處境的起點。 台灣表現亮眼的原因並不神秘。國際貨幣基金特別點名，這波衝擊對各國並不平均，位在人工智慧硬體供應鏈核心的台灣、南韓、泰國與馬來西亞，表現都優於原先預期。 台經院的數字指向同一件事，電子及資通產品的實質輸出成長率上修到21.24%，半導體業者持續擴充先進製程與高階產能，民間投資成長率上修到7.09%。全球買算力的錢，有很大一部分流進了台灣。 問題在於，賺算力的錢，燒的卻是中東的氣。經濟部能源署的統計顯示，今年1月底台灣液化天然氣進口來源以卡達41.9%居首，其次是澳洲26%、美國17.3%。核電機組全數屆期停轉之後，3月的天然氣發電占比一度高達48.2%。石油安全存量超過100天、煤炭36天，天然氣卻只有11天。相較之下，日本的天然氣安全存量大約3週，南韓接近1個月。台灣的緩衝時間明顯偏短。 這個弱點在今年3月已經真實演練過一次。荷姆茲海峽輸運路線遇阻、卡達停產，台灣每月抵港的30艘液化天然氣船中有10艘來自中東，經濟部只能責成中油同時走提前調貨、亞鄰調貨與市場買現貨三條路線搶氣，現貨難度最低但價格最高， 當時每一船比先前高出約10億元，中油也宣布4月起調漲電業用戶天然氣價格41.58%。台灣沒有斷氣，靠的是應變速度與付得起的價格，不是制度上的餘裕。這兩者的差別，在下一次危機時會被放大。 真正需要正視的結構性矛盾就在這裡。人工智慧帶來的成長，本身是耗電的成長。先進製程擴產、資料中心進駐、高效能運算需求上升，都會把用電曲線往上推，而支撐這條曲線的燃料，多數仍需通過幾條容易被切斷的海運航道。台灣的經濟優勢建立在算力上，算力的基礎是穩定供電，穩定供電的基礎目前卻是11天的存量。把繁榮和脆弱放在同一條線上看，政策的優先順序就會不一樣。政策上有幾件事應該立刻推進。天然氣安全存量的法定天數必須調高，現行制度要到2027年才達到14天、儲槽容積天數24天，對照日韓水準明顯不足。進口來源要繼續分散， 去年經由荷姆茲海峽進口的原油比例已比10年前下降11個百分點到62%，天然氣下降13個百分點到34%，方向正確，速度仍需加快。 核三再運轉的時程，核安會評估合理時間落在2028年，這條路徑就算成立也緩不濟急，短期缺口還是要靠儲備與分散來補。 供給端之外，需求端與電網同樣重要。台灣能源安全的弱點不只是燃料來自海外，還包括尖峰負載高、夏季空調需求集中，以及再生能源波動需要更好的調節。降低尖峰需求，搭配分散式儲能與更靈活的電網，效果常常勝過多買幾船天然氣。電價是另一個必須面對的變數。 經濟部3月底的電價費率審議會以穩定物價為優先，決定上半年不調漲，維持平均每度3.78元，並表示將視國際能源價格走勢於9月再行評估。凍漲穩住了物價，也把成本留在台電的帳上，9月的這場審議，將是檢驗政府願不願意讓價格訊號回到市場的關鍵時刻。 10.38%與11天，是台灣2026年最需要並排閱讀的兩個數字。前者說明台灣在全球產業重組中站對了位置，後者說明這個位置的地基還不夠厚。能源韌性不是景氣好的時候可以延後處理的配套，而是繁榮能不能延續的前提。趁著現在有成長、有稅收、也有國際合作空間，把儲備、電網與能源結構的欠帳補起來，才是把全球危機真正轉化為競爭優勢的做法。

投書全球南方正在重寫民主座標，從加薩、北非到新興國家的政治重組

．全球南方正在重寫民主座標，從加薩、北非到新興國家的政治重組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臺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近年談到「全球南方」，已經不能再把這個概念簡單理解為貧窮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的集合。從加薩戰爭、北非政治變化，到債務危機與青年抗爭，愈來愈多國家正在形成一套不同於歐美傳統政治論述的國際秩序觀。全球南方真正發生的變化，是許多國家開始重新追問一個根本問題，現行國際秩序所強調的民主、人權、國際法與公平發展，究竟是不是對所有國家採取相同標準。加薩戰爭正好把這種矛盾推到最前線。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當然有複雜的歷史、安全與政治背景，不能簡化成單一的善惡敘事。可是對許多全球南方國家而言，真正引起強烈反應的問題，是國際法與人道原則能不能一致適用。當大量平民傷亡、基礎設施遭到破壞、人道援助受阻，以及約旦河西岸屯墾區持續擴張時，歐美國家採取什麼政策，就不只是中東外交問題，而成為全球南方衡量西方民主價值可信度的重要尺度。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巴勒斯坦問題在北非具有遠超過地理距離的政治影響力。阿爾及利亞長期以反殖民歷史作為國家認同的重要來源，1954年至1962年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更使反殖民論述深深進入外交政策。阿爾及利亞對巴勒斯坦的支持，除了宗教與阿拉伯民族認同，也與自身歷史記憶密切相關。相較之下，摩洛哥2020年與以色列恢復正式外交關係，背後又牽涉美國承認摩洛哥對西撒哈拉主權主張的交換關係。光是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兩國的差異，就足以說明北非政治不能單純用「親西方」或「反西方」理解，殖民歷史、領土爭議、國家利益與政權安全彼此交織，形成非常現實的外交計算。沙烏地阿拉伯的角色更值得觀察。沙國一方面希望透過經濟轉型與外交自主提升區域領導地位，另一方面又必須處理與美國的安全關係、對伊朗的競爭與和解，以及國內和阿拉伯世界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高度關切。以色列與沙國關係正常化原本被視為中東秩序重組的重要一步，加薩戰爭卻大幅提高政治成本。未來沙國若繼續推動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巴勒斯坦建國進程以及實質政治安排勢必成為無法輕易迴避的議題。伊朗問題則展現另一種權力結構。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美伊關係長期處於高度對立，以色列又將伊朗核計畫、飛彈能力及區域代理武裝視為重大安全威脅。沙烏地阿拉伯等海灣國家同時擔心伊朗擴張區域影響力。這幾組關係並不是單純的兩國衝突，而是一套相互牽制的安全網絡。任何一方採取軍事行動，都可能迫使其他國家重新選邊，也可能使原本局部的安全問題迅速擴大。全球南方對現行國際秩序的不滿，也不只來自戰爭。債務問題可能才是更深層的結構性矛盾。許多中低所得國家同時面臨外債償還、貨幣貶值、能源與糧食價格上升，以及教育、醫療和基礎建設不足等壓力。當政府必須把大量財政收入用於償還債務，公共支出自然受到排擠。問題便不再只是政府有沒有遵守財政紀律，而是國際金融制度如何分配經濟危機的成本。這種現象讓「民主」的意義也開始改變。傳統民主評估經常關注選舉是否自由、政黨能否競爭、新聞是否獨立以及司法是否自主，這些標準仍然非常重要。全球南方愈來愈多政治運動同時追問另一組問題，人民是否享有教育、醫療與基本生活機會，政府是否能抵抗權貴壟斷，國家是否具有自主決定經濟政策的能力。如果一個國家定期舉行選舉，卻長期無法處理青年失業、貧富差距與公共服務崩解，民主制度仍可能逐漸失去社會支持。突尼斯就是非常具有警示性的案例。2010年底從突尼斯爆發的抗爭最終推翻班阿里政權，並引發席捲中東與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突尼斯一度被視為這波民主化浪潮中最成功的國家，2014年新憲法、政黨競爭與公民社會發展都曾受到國際肯定。2021年後，總統凱斯．賽義德逐步集中行政權力，國會與司法制衡受到削弱，反對力量活動空間也持續縮小。值得注意的是，權力集中並沒有自動解決失業、財政壓力與經濟停滯。突尼斯的經驗再次提醒世人，強人政治經常宣稱可以用效率取代民主程序，實際治理結果卻未必能兌現這項承諾。這正是全球南方政治最值得關注的轉變。過去的問題經常被設定為一個國家究竟選擇西方式民主，還是選擇威權發展模式。現在真正出現的問題更加複雜。許多社會要求的不是放棄民主，而是要求民主必須具有實質內容。選舉之外還要有經濟公平，政治自由之外還要有社會流動，國際法不能只約束弱國，人權標準也不能因盟友與對手不同而改變。年輕世代在這場轉變中的作用尤其重要。南亞、中東、非洲與拉丁美洲近年的學生與青年運動，都顯示數位世代已經形成新的政治動員能力。社群媒體降低組織成本，也讓地方事件迅速進入跨國公共空間。教育、就業、居住成本、政府腐敗與世代不平等等問題，很容易從單一政策爭議演變成對整套政治制度的質疑。政府可以控制傳統媒體，可以限制街頭集會，卻愈來愈難完全控制分散式的數位政治網絡。全球南方的崛起也不代表這些國家正在形成一個立場一致的新集團。印度、巴西、南非、沙烏地阿拉伯、印尼、阿爾及利亞與其他新興國家，各自具有不同的安全利益、經濟結構與外交傳統。所謂全球南方更像是一個正在擴大的政治談判空間。各國未必同意彼此的政策，卻愈來愈不願意接受由少數傳統強權單方面決定國際議題的優先順序。這種變化已經反映在BRICS擴張、聯合國改革討論、氣候融資、主權債務重整與國際金融機構改革等議題。新興國家要求增加代表性，也要求重新討論誰制定規則、誰承擔成本，以及誰能決定什麼才算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這不是單純的反西方浪潮，而是世界權力分布改變之後，國際制度必然面對的合法性問題。真正值得注意的戰略訊息也正在這裡。未來國際競爭不會只發生在軍事力量、科技與經濟規模，也會發生在「誰能提出更有說服力的秩序」這個層次。美國與歐洲如果希望維持民主、人權與法治的國際吸引力，就必須降低價值標準與實際政策之間的落差。中國、俄羅斯或其他挑戰現行秩序的國家，同樣不能只靠批判西方雙重標準取得長期支持，因為全球南方國家追求的核心仍然是自主性，而不是從依賴一個強權轉向依賴另一個強權。從加薩到突尼斯，從北非外交競爭到主權債務，表面上看似彼此分散的事件，其實都指向同一場更大的政治變化。21世紀的民主價值正在接受兩重檢驗，一方面是國家內部能否維持自由、制衡與公民參與，另一方面則是國際制度能否公平對待不同國家與人民。只有前者而缺乏後者，民主價值很容易被批評為強權政治的修辭工具。只有後者而犧牲前者，又可能讓主權成為威權政府壓制人民的藉口。全球南方真正帶來的挑戰，正是要求這兩套標準不能再彼此分離。國際秩序若希望維持合法性，就必須讓國際法、人權、經濟發展與國家自主具有更高程度的一致性。這場重新定義民主與國際秩序的競爭才剛開始，未來真正具有影響力的國家，不會只是軍力最強或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而是能夠讓更多社會相信，現行制度確實能提供尊嚴、公平、安全與發展機會的國家。這才是全球南方政治崛起最值得理解的戰略意義。

投書伊朗若擁核，中東將步入最危險的時期

伊朗若擁核，中東將步入最危險的時期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伊朗核武問題再次成為國際焦點，真正值得關注的已不只是伊朗是否有能力製造核子武器，而是伊朗政治領導階層是否決定跨越核武門檻。當技術能力逐漸成熟，核武發展就不再只是科學與工程問題，而會轉變為政治意志、政權安全與區域權力競爭的綜合選擇。伊朗一旦正式取得核武，中東可能進入數十年來最危險的安全階段。區域內原本已存在宗派衝突、代理人戰爭、能源競爭與強權角力，核武加入後不會自然形成穩定，反而可能降低伊朗發動有限衝突的顧慮，也會迫使其他國家重新評估自身安全保障。美國與伊朗長期試圖透過談判、制裁與外交施壓，避免伊朗發展核子武器。伊朗強硬派近來不斷釋放警告，宣稱若再次遭受軍事攻擊，可能考慮退出《不擴散核武條約》，調整既有核政策，甚至威脅封鎖荷姆茲海峽與曼德海峽等重要航道。這些言論不能只被理解為談判桌上的喊價。伊朗國內政治權力正逐漸向強硬派集中，部分政治人物與宗教勢力主張放棄過去相對模糊的核政策，改以更直接的軍事威嚇維持政權安全。當溫和派失去影響力，核武可能不再只是最後手段，而會被視為確保政權生存與提升區域地位的工具。伊朗目前面臨的困境，在於國家既無法完全融入國際體系，也難以真正複製北韓式的封閉模式。伊朗社會長期保有教育、商業與國際交流經驗，海外社群規模龐大，都市中產階級對經濟與社會開放仍有明顯期待。政權若持續走向全面封閉，將承受嚴重的經濟衰退與社會反彈。伊朗也難以仿效中國過去透過經濟改革換取國際資金、技術與政治空間的發展路線。西方制裁、區域衝突與政權意識型態，使伊朗缺乏大規模融入全球經濟的條件。巴基斯坦依靠核武、軍方統治與外部安全合作維持戰略地位的模式，同樣難以直接套用在伊朗身上。正因沒有清楚可行的安全發展模式，伊朗政權更可能把核武視為突破困局的捷徑。部分強硬派人物已公開宣稱，伊朗距離核武只剩政治決定，而非技術能力。這種說法反映出核武討論已從技術可行性，逐步轉向政權是否願意承擔制裁、軍事攻擊與區域軍備競賽的代價。強硬派所強調的「實力語言」，本質上是一種高風險脅迫策略。伊朗透過核能力、飛彈、武裝組織與航道封鎖威脅，試圖迫使美國、歐洲與周邊國家接受伊朗的區域地位。這套做法可能在短期內提高談判籌碼，長期卻會造成更嚴重的軍事包圍與安全焦慮。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政權逐步建立以宗教革命、反美立場與反以色列論述為核心的國家認同。伊斯蘭革命衛隊也透過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武裝、伊拉克民兵與其他區域組織擴張影響力。核武若成為這套區域網絡的戰略保護傘，代理人戰爭的風險將明顯升高。伊朗可能認為，擁有核武之後，美國與以色列將更難直接攻擊伊朗本土。這種安全保證也可能讓伊朗更有信心支持區域武裝團體，因為外部國家必須擔心衝突升高為核危機。核武在此不只是防禦工具，更可能成為擴大非對稱戰爭的掩護。這種局勢與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之間的相互保證毀滅並不相同。美蘇兩國雖然長期對抗，仍建立熱線、軍控談判、預警系統與相對穩定的危機管理制度。中東目前缺乏同等成熟的溝通管道，各國之間也存在宗教、領土與政權合法性的多重衝突。中東的軍事預警時間較短，重要城市與戰略設施距離接近，飛彈發射後可供判斷的時間有限。區域國家彼此缺乏信任，情報判讀又常受政治立場影響。任何雷達誤判、軍事演習、無人機攻擊或代理組織行動，都可能被誤認為更大規模攻擊的前兆。以色列長期維持核武模糊政策，外界普遍認為以色列具備核子武器能力。伊朗正式擁核後，中東將可能從單一核武國家的不透明平衡，轉變為兩個敵對國家之間的核對峙。雙方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缺少固定危機溝通機制，政治領導人又經常公開否定對方的安全正當性。沙烏地阿拉伯也可能加速發展核子能力。沙烏地政府過去已多次表明，若伊朗取得核武，沙烏地不會放棄相同選項。土耳其、埃及與其他區域強權也可能重新評估核政策，避免在新的安全秩序中處於劣勢。一旦核武競賽展開，中東各國不一定立即製造核彈，更可能先發展濃縮鈾、核燃料循環、彈道飛彈與核技術人才。這些國家可能維持接近核武門檻的狀態，在不正式宣布擁核的情況下，保留短時間內製造核武的能力。核門檻國家增加後，《不擴散核武條約》的約束力將受到嚴重衝擊。其他地區的國家也可能認為，遵守核不擴散規範無法換取可靠安全保障，反而是核武才能阻止外部干預。這種示範效果會逐漸侵蝕國際軍控秩序。面對這種風險，各國政策不能只停留在是否支持軍事攻擊伊朗的二元選擇。真正有效的戰略必須同時處理核查、制裁、外交溝通、軍事嚇阻、能源安全與區域安全保障。單靠軍事打擊可能延緩核計畫，卻未必能消除技術、人才與政治動機。外交談判也不能只追求短期凍結核活動。新的協議必須建立更嚴格的濃縮限制、即時監控、突擊查核與違規處理機制，也要處理彈道飛彈與核武載具問題。核協議若沒有可執行的監督制度，只會再次成為爭取時間的政治安排。區域國家需要建立危機溝通管道，包括軍事熱線、海上衝突準則、飛彈試射通報與核設施安全合作。即使彼此沒有外交關係，也應透過國際組織或中立國家建立最低程度的資訊交換。核危機最危險的來源，往往不是蓄意發動全面戰爭，而是誤判與失控。伊朗核武問題最重要的警示，在於核武不一定帶來安全。對伊朗政權而言，核武可能降低遭受外部攻擊的風險，卻也會引發更強烈的軍事包圍、經濟制裁與區域軍備競賽。對中東其他國家而言，追求核武可能帶來短期心理保障，長期卻會使每一場危機都具有毀滅性。國際社會真正需要防止的，不只是伊朗完成第1枚核武，而是核武逐步成為區域政治的正常工具。當各國開始依賴核威脅處理外交爭端，國際規範、危機管理與政治互信都會快速退化。軍事誤判的代價也將從局部衝突，升高為跨國災難。伊朗若擁核，中東將步入最危險的時期。真正危險的並不只是核彈本身，而是核武與宗教意識型態、代理人戰爭、能源航道及政權生存結合後，形成更難控制的安全結構。世界沒有足夠理由相信，更多核武會自然帶來更多理性。過去說討論的由核子武器所形成的恐怖平衡，可以保持穩定的和平狀態，應該是不適用於中東地區，這應該是多數國家的看法，也是伊朗戰爭仍然持續的重要背景。

投書ISO 9001:2026最大的改變，不是品質管理而是永續治理

ISO 9001:2026最大的改變，不是品質管理而是永續治理  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臺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ISO 9001作為全球企業極為熟悉的品質管理標準，長年來支撐各行各業的產品與服務流程優化，在制度化下確保製程穩定、降低錯誤、提升市場信任。隨著國際產業組成與地緣政治風險日益劇變，針對品質的單一強調已不再能反映市場與社會對於企業的完整期待。2026年即將生效的新版ISO 9001，正展現這一轉折的歷史意義。從目前資料可見，標準的焦點不僅僅是提升產品品質，而是帶領企業跨入永續治理（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新階段，進一步重塑全球產業的競爭規則。回顧品質管理歷程，持續改善、責任追蹤、標準化流程這些管理語彙始終貫穿ISO 9001的發展，最初其目標無非是協助企業達到「產品或服務符合客戶需求」這個底線。企業導入ISO 9001，即是希望透過一套科學體系管理日常營運，確保生產過程中減少缺失，既提升效率也零距離接軌市場信任。這套模式在全球化與工業化進程中成果卓著，造就了IT、電子、半導體、機械等多元產業體系的茁壯。不過，今日全球產業環境以及社會責任標準早已產生巨變，單純的品質保障已不可與未來企業整體價值畫上等號。品質管理標準的內涵升級，因應的不只是產品錯誤率，更著眼於氣候變遷、能源轉型、全球供應鏈重組、地緣風險、AI崛起與ESG治理等重大潮流。現今的消費者、市場與國際監管，不再滿足於企業單純有無將產品做好，而是進一步追問這些產品在製造、銷售、使用甚至回收過程中，是否善盡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與治理（Governance）責任。產品品質的價值評價方式，從品質與價格擴展到「賦予長遠利益的綜合能力」，這也呼應ISO 9001:2026新版最深遠的變革—將品質改善緊密結合永續價值，要求企業在品質提升之時，全面評估對周遭資源、社會與治理結構長期帶來的正負影響。在此架構下，企業的品質改善目標正式離開單純製程或財務效率，轉向全方位的永續競爭力。企業再也不能在優化生產流程或壓低製造成本時，無視能源消耗、碳排放，或供應鏈任一環節的社會負面影響。面對日益嚴格的利害關係人要求，企業若僅以ISO 9001作為「取得證書」的工具，難以應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市場篩選與國際標準審查。現代的品質管理策略，朝向資源高效、碳管理、風險韌性、資訊安全、供應鏈責任等新指標靠攏，甚至已被視為建立企業長期價值與競爭不墜的基本門檻。品質管理自單一的內部操作管理系統，已被國際產業界視為企業永續治理架構的核心。新版ISO 9001，特別強調風險與機會管理的高度結合，傳統上風險規避只著眼於減少損失，然全球產業巨變下，標準要求企業由風險中尋找機會，並藉由完善機制將其轉化為競爭優勢。當生態規範日益嚴峻—如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企業永續揭露法規（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s, CSRD）、供應鏈ESG查核成為國際合作先決條件時，台灣企業不可再以「合規負擔」自我設限。事實證明，領先納入永續管理、綠色供應鏈、循環經濟、透明治理元素的企業，反而能把過去被視為管理風險的要求，轉化為吸引高端市場與全球合作的新護照。此轉型趨勢也隨著AI技術加入，徹底顛覆了品質管理的操作樣態。人工在生產監控、缺失分析的效率有限，AI透過高效數據收集和即時分析能力，協助企業隨時監控能源消耗、生產線效能、供應鏈異常、即時碳排放甚至消費端使用行為。台灣產業的轉型源頭，透過AI驅動的品質與永續績效查核，不僅讓企業管理流程更科學，也提升即時應變與預判新風險帶來機會的靈活性。AI已不只是資訊化工具，更成為企業決策、預警、永續表現的策略引擎。這樣的變化直接牽動產業生態和人才需求。過去圍繞ISO管理體系的市場，大多為驗證稽核等專項服務。未來新興的產業需求會推升永續顧問、AI治理平台、碳管理系統、供應鏈風險監控、ESG資料平台、知識管理與智慧稽核等新型態產業鏈興起。對台灣而言，這不僅是生意規模的轉換，更是國際供應鏈話語權的再分配—台灣企業必須徹底擺脫「只為取得品質證書」的思維，全面整合ISO 9001與環境管理（ISO 14001）、ESG治理、AI解決方案、數位產品護照、資料交換標準、智慧製造等，才有機會在新型國際合作網絡裡取得定錨角色。本次ISO 9001改版的深遠意義，在於徹底重塑品質管理的核心定位。過去品質管理代表「符合標準」的最低要求，其後演進為「持續改善」的組織文化。展望未來，品質管理的定義將是：企業是否有能力不斷創造永續價值，不僅讓產品超越規範，組織本身也能成為市場、社會、環境共贏的創新者。這不再只關乎一份證書或短期競爭力，而是「誰能把品質、永續、創新完整整合進核心管理能力，誰就掌握全球下一波產業重組的門票」。台灣身為全球供應鏈重要樞紐，若能積極發揮這類整合優勢，深化與國際規範的對接與創新，從半導體到智慧製造再到綠色供應鏈，不僅可保持產業優勢，更能在新興的國際產業秩序中發聲。台灣產業界、政策智庫與高等教育共同推動相關人才培養與跨界策略，這將成為台灣未來十年全球布局的關鍵戰略。當全球市場一致朝向高品質、高永續、高透明度的價值體系演進，台灣若只將品質管理視為被動應付的「證書工程」，必定錯失成為世界級產業升級領頭羊的大好先機。從品質管理到永續治理的升級，是台灣產業長期競爭力、社會永續與國際話語權同步進化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