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國防特別預算的戰略意義與風險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強化防衛韌性及不對稱戰力計畫採購特別條例草案》是賴清德政府於2025年11月提出的重要國防政策工具，規劃上限為新臺幣1.25兆元，執行期程自2026年至2033年，為期8年，平均每年約1,562億元。這項特別預算的核心目的，在於加速籌獲關鍵武器裝備，補強台灣不對稱戰力與整體防衛韌性，回應中國大陸軍事壓力持續升高的現實，包括灰色地帶侵擾常態化與環台軍演的制度化。截至2026年1月9日，該草案仍停留在立法院程序委員會階段，已第6度遭藍白陣營聯手暫緩列案，尚未進入付委審查，更遑論進行實質細目討論或完成立法程序。這樣的延宕，已不只是議事技術問題，而是直接影響戰力建構節奏的國安風險。武器系統採購具有高度時間敏感性，任何程序卡關，都會轉化為戰略落後。從政策設計角度來看，這項特別預算延續前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的精神，但戰略重心更加明確轉向不對稱戰力與防衛韌性。其核心邏輯在於建立多層次、多領域的拒止體系，也就是俗稱的台灣之盾，並大量引入AI與高科技應用，加速從偵測、辨識到打擊的擊殺鏈效率。同時，政策設計亦將本土國防產業納入戰略考量，透過國造與商購並行，逐步形塑非紅供應鏈，降低對中國大陸產業鏈的結構性依賴。在戰略目標上，這項預算鎖定空中與飛彈防禦能力的重層化，指揮與決策系統的智慧化，多層次削弱敵軍優勢的作戰設計，遠距精準打擊能力的擴充，作戰持續量能的強化，以及軍備生產量能的本土化提升。這不只是軍事投資，同時也是產業政策，相關營建與製造項目預估可創造超過9萬個就業機會，帶動超過4,000億元的附加價值，顯示國防與經濟並非對立，而是可以形成政策協同。在實際籌獲內容上，草案將經費規劃為7大類別，主要透過對美軍購、商購與國造方式執行。內容涵蓋高機動精準火箭系統與其他精準火砲，遠程反艦與對地飛彈，多層防空、反彈道與反裝甲系統，無人機、無人艇及其反制系統，大量戰備彈藥與後勤物資，AI輔助的C5ISR體系，以及台美共同研發與採購的相關裝備。這些項目多屬長交期、高技術門檻的建案，越晚啟動，戰力落差只會越大。在制度設計上，條例僅設定總額上限，並未於此階段列出年度細目，這是歷屆特別預算的通行作法。實際金額分配與採購內容，將於條例通過後，逐年納入年度預算程序，接受立法院逐案審查與監督。將條例階段的「上限授權」與年度預算階段的「實質監督」混為一談，並不符合預算制度的運作邏輯。藍白陣營對此預算提出的質疑，主要集中在明細不足、舉債規模、以及要求總統國情報告作為交換條件。這些訴求在政治上各有支持者，但問題在於，將國防特別預算長期卡在程序階段，並未增加監督品質，反而直接阻斷後續公開審查的可能性。若真正關切監督，最合理的作法應是讓條例付委，在委員會中逐項檢視，而非拒絕進入任何實質審議。從戰略影響評估，這項特別預算若能順利推動，將顯著提升台灣拒敵於岸外的能力，強化持久作戰的韌性，並加速軍事體系的智慧化轉型，同時深化台美軍事合作與本土產業升級。反之，若持續卡關，不僅影響既有軍售時程，也可能削弱整體嚇阻可信度，讓對手誤判台灣的防衛決心。這項國防特別預算，實質反映出台灣國防轉型已從追求數量，轉向品質、韌性與不對稱的階段性調整。在地緣政治風險持續升高的環境下，是否能讓這類關鍵政策進入理性審查，而非成為政治對抗的犧牲品，考驗的不只是朝野協商能力，更是國會對國家安全的基本責任感。後續發展，社會與國際都將持續關注。

強化不對稱戰力：垂直起降戰鬥無人機的戰略啟示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國國防科技公司Shield AI本週率團訪台並推銷未來概念的垂直起降X-BAT無人戰鬥機，這顯示台美軍事合作已從單純的硬體採購轉向高科技軟硬體整合的深水區。這次交流不僅是針對單一武器系統的推介，更是台灣構建不對稱戰力與強化國防韌性的重要契機。面對中國日益升高的軍事威脅，傳統依賴跑道的戰機起降模式面臨極大風險，具備垂直起降與人工智慧自主飛行能力的無人載具，正成為防衛固守的關鍵拼圖。垂直起降技術與AI自主導航將重塑戰場生存能力，Shield AI所開發的X-BAT概念機延續了V-BAT系列的優勢，核心在於解決台灣空防最脆弱的跑道依賴問題。一旦台海發生衝突，機場跑道極可能成為首波飛彈攻擊目標，傳統定翼機將難以升空。X-BAT具備垂直起降能力，無需跑道與攔截網，且體積小、部署彈性大，可由兩人小組在狹小空間或移動載具上快速施放。更重要的是該系統搭載的Hivemind人工智慧飛行員技術，能在強烈電子干擾與GPS訊號阻斷的環境下自主執行任務。這種不依賴外部通訊與導航的特性，正是應對解放軍電子戰優勢的有效反制手段。智慧無人機群將重新定義不對稱作戰的嚇阻效能，台灣的防衛戰略正積極向不對稱作戰轉型，意即利用低成本、高存活率且具殺傷力的武器系統來對抗敵方昂貴的正規軍力。X-BAT若能結合群體作戰技術，將能形成空中狼群戰術，對敵方登陸船團或空中目標進行飽和攻擊。相較於昂貴且訓練耗時的有人戰機，這類AI驅動的無人機群能以數量優勢消耗敵方防空飛彈，並執行危險係數極高的偵察與打擊任務，從而大幅提高國軍的戰場態勢感知能力與打擊彈性。台美產業鏈合作有助於落實國防自主與技術升級，此次Shield AI訪台的另一層戰略意義在於供應鏈的整合。台灣擁有全球頂尖的半導體製造與資通訊產業優勢，是AI無人機關鍵零組件的最佳供應基地。透過與美國頂尖國防科技公司的合作，台灣不僅是終端使用者，更有機會成為共同開發者或關鍵供應鏈的一環。這種合作模式能將台灣的科技實力轉化為國防實力，並加速國內無人機產業的技術升級，構建出平戰結合的國防產業生態系。美商訪台推銷新世代無人機凸顯了未來戰爭型態的改變，台灣必須把握機遇加速建構智能化與無人化的防衛網絡。X-BAT所代表的技術方向，精準對接了台灣防衛作戰中對於跑道獨立性、抗干擾能力以及不對稱打擊的需求。透過引進先進技術並結合本土產業能量，台灣將能更有效地將有限國防資源轉化為具備實質嚇阻力的不對稱戰力，確保在變局中維持區域和平與穩定的力量。

台灣如何將「少子化危機」轉化為「智慧國力」？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的少子化警鐘已經響了許久，但直到新生兒跌破 13 萬大關、私校退場潮湧現，以及鄉鎮空屋率逼近三成時，這股焦慮才真正實體化。這不再只是這代人不願生的個人選擇，而是撼動年金、醫療與產業根基的國安危機。然而就在人口紅利即將耗盡的懸崖邊，人工智慧（AI）的爆發性成長，或許為台灣遞上了一條險峻卻充滿希望的繩索。隨著產業結構的變遷，台灣正從人力密集被迫轉向算力密集發展。過去台灣引以為傲的製造業與代工奇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充沛且優質的勞動力之上。如今這條路已到了盡頭，面對勞動力短缺，AI 不再是企業的加分項，而是生存項。正如我們所見 AI 自動化正在填補製造業與農業的缺口。這並非單純的機器換人，而是一場質變。當一位農民能透過 AI 管理數公頃的智慧農場，或是一座工廠能透過數據分析實現 24 小時無人運作時，台灣正被迫從追求人口數量轉向追求人均產值。少子化逼迫我們必須高效，而 AI 提供了高效的工具。這將促使社會結構從勞力密集型，加速轉型為以維護、分析、決策為主的知識密集型經濟。值得深思的是托育與長照領域中，科技能否填補溫度的缺口。少子化的另一面是高齡化，這導致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壓力倍增，進而更不敢生育，形成惡性循環。AI 在此處的角色顯得矛盾又關鍵。雖然科技無法完全取代人類的情感連結，但 AI 驅動的照護機器人與遠距醫療，確實能釋放稀缺的護理人力，讓人類照護者能專注於更有溫度的陪伴。在教育端面對師資因減班而流失，AI 個性化導師也能成為彌補城鄉教育落差的利器。如果政府能將 AI 視為公共基礎建設來投資托育與長照平台，降低家庭的育兒與養老成本，這或許比單純發放津貼更能從根本上提升生育意願。即使技術帶來希望，我們仍需留意數位落差，避免 AI 加劇兩個台灣的現象。然而我們不能過度樂觀，AI 是一把雙面刃，若引導不當，極可能加劇社會斷裂。隨之興起的單身經濟與虛擬社群雖能緩解孤獨，但也可能導致現實社會連結的崩解。更危險的是數位落差。在人口凋零的偏鄉，留下的多是難以適應新科技的高齡者。如果未來的醫療、交通、甚至行政服務都高度 AI 化，這些無法操作智慧介面的老人將面臨更深層的邊緣化。此外勞動法規的僵化也是隱憂。當 AI 取代了重複性工作，中高齡勞工若無終身學習的轉型機制，將面臨結構性失業。台灣需要的移民政策，也必須從單純補充體力勞工，轉向能與 AI 系統協作的技術人才引進。這正是從人口紅利到科技紅利的最後一哩路。台灣沒有本錢繼續等待人口回升，少子化已是不可逆的趨勢，我們必須接受一個人少的未來。但人少不代表國力弱。未來的國家競爭力，將不取決於你有多少年輕人，而取決於你如何用 AI 武裝現有的國民。政府與企業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科技包容的社會，既利用 AI 極大化生產力，又透過政策網接住被科技拋下的人。少子化是危機，但若能藉此倒逼台灣完成 AI 數位轉型，這將是我們從人口紅利跨越到科技紅利的關鍵轉機。未來台灣的樣貌，將取決於我們現在如何駕馭這股力量，讓科技成為延續國運的薪火，而非取代人類的寒風。

重新思考澳洲在亞洲世紀白皮書的戰略布局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澳洲在亞洲世紀白皮書在2012年由時任總理吉拉德政府發布，被視為21世紀初澳洲最具代表性的國家戰略文件之一。這份白皮書清楚宣示澳洲必須全面轉向亞洲，把亞洲視為未來數十年的優先戰略方向。文件指出，隨著中國、印度與東南亞中產階級迅速崛起，預估到2030年亞洲將佔全球GDP的一半以上，澳洲要在這場結構性變化中取得優勢，必須在外交政策、產業布局、教育與人才培育上，全面調整為亞洲優先的國家路線。白皮書不只是描繪願景，也提出具體經濟推估。當時評估如果政策調整得宜，澳洲到2025年對亞洲出口可以增加約3成，資源、農產品、教育、旅遊與專業服務等領域都有機會成為新一輪成長引擎。澳洲社會在那個時間點仍帶有強烈的英語世界傳統連結，白皮書的意義在於說服國內接受一個新的現實，也就是澳洲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將越來越深地系在亞洲市場與區域整合進程之中。時間推進十餘年，這份白皮書的許多關鍵判斷在現實中被一一驗證。到2024至2025財年，澳洲對亞洲的商品與服務出口已接近總出口的8成，其中對中國大陸、印度、印尼、韓國與日本的出口占比最大。鐵礦砂、天然氣、牛肉、乳製品、葡萄酒與教育服務早已成為澳洲經濟結構中不可或缺的支柱，而這些恰好是當年白皮書點名的優先發展領域。從結果回頭看，澳洲在亞洲世紀白皮書可以說成功完成了一次國家戰略的心理建設工程，讓政府與企業在面對亞洲時不再只是短期機會的思維，而是把整個國家定位放進亞洲世紀的長期框架。今天重新閱讀這份白皮書，可以看到世界已經比2012年更加複雜。地緣政治緊張升高，供應鏈重組加速，淨零轉型與數位經濟成為各國競逐的新戰場，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上路，印太經濟框架談判持續推進，這些變化都超出了當年文本的原始想像。這並不代表白皮書失效，反而凸顯它作為戰略起點的價值，在於確立了澳洲必須長期深耕亞洲的共識，為之後的政策修訂與新文件預留了空間。從這個角度來看，澳洲在亞洲世紀白皮書是一份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宣言文件。這份白皮書成功把澳洲從過去以大英國協與美國為主的想像，推向一個以亞洲為主舞台的國家定位，也為後續各種政府版與民間版的亞洲報告提供基礎坐標。當我們今天討論澳洲在印太地緣政治與區域經濟中的角色時，很難忽略這份白皮書在十多年前所埋下的戰略種子。

台灣族群在多元中尋求共識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作為一個多族群、多元文化的社會，如何在差異中尋求共識，建立穩固的國家認同，是當前國家發展與團結的核心課題。總統賴清德在「團結國家十講」的第二講中就指出，「團結」不只是面對外部威脅、守護主權的重要依據，更是台灣社會能否持續發展、深化民主的基礎。這樣的觀點點出了台灣在全球地緣政治壓力日益升高的情勢下，必須透過內部團結來強化對外的抗壓性與韌性。族群共融正是台灣社會團結的根本。回顧歷史，台灣經歷過多次移民潮與不同政權的治理，形成了今日由原住民族、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及新住民共同構成的多元族群樣貌。這樣的歷史脈絡帶來豐富的文化資產，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不同的認同與張力。威權時代的國族建構多以同化政策處理族群多樣性，壓抑了部分族群的主體性。然而隨著民主化與本土意識的逐步崛起，台灣社會逐漸轉而正面看待族群多元，形成「多元即主流」的新共識。每個族群都是台灣的主體，彼此欣賞、互為主體，這樣的觀念逐步取代過去以單一文化、語言為正統的想像。在實際操作層面，建立共同認同可以透過幾個重要策略來推動。首先是尊重差異、促進平等。政府必須持續落實「族群主流化」政策，讓原住民、客家、閩南、外省、新住民在語言、文化及教育資源上都能獲得平等發展機會，並在公共事務中擁有代表性與發聲權。其次，現代國家的認同基礎應超越血緣與族群，而是以地域和公民身份作為共同體的核心。只要願意認同台灣、為這塊土地努力，不論出身，都應被視為國家的主人。共同的記憶與未來想像至關重要。台灣社會可透過強化彼此的共同經驗，例如民主轉型、抗疫行動、對外抵抗壓力的歷程，來累積共享的歷史情感，並將共同的未來發展與利益設定為團結的正面目標。面對如國家認同、主權定位等重大分歧，應以民主程序與對話來取代對立，尋求台派與中華民國派在維護主權、反對外來威脅等「最大公約數」上的合作。然而我們也必須正視國家認同的現實挑戰。台灣社會在國家認同上仍存在多樣，部分人自認為台灣人，部分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認為兩者皆是。儘管如此，調查顯示以台灣為主體、支持主權獨立的比例逐年攀升，顯示出一種正在逐步形成的共識。這種共識的凝聚，並非自然發生，而是仰賴政府與社會持續推動族群平等、文化包容及擴大公民參與，讓每個人都能在台灣找到自我的定位與尊嚴。綜上所述，台灣的團結不能也不應建立在抹去差異、追求單一同質的基礎上，而是要在尊重多元、包容異質的前提下，尋找共同未來的方向。唯有讓所有族群都能在台灣找到歸屬感與參與感，國家認同才會穩固，團結才會具備真正的力量。這樣的內部韌性不只是抵禦外來威脅的基礎，更是對世界展現台灣民主、多元與主權的重要證明，也將是台灣未來走向長遠穩定與繁榮的關鍵。

Meta 禁廣告風暴，歐洲公民社會正在失去數位發聲權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歐盟《政治廣告透明度與針對性法規》（TTPA）自 2025 年 10 月 10 日全面適用後，Meta 以合規困難為由，選擇在歐盟境內全面禁止政治、選舉與社會議題相關的付費廣告。這項看似技術性、風險控管導向的決策，實際上對非政府組織造成了結構性衝擊，也暴露出數位平台在民主治理體系中的權力失衡問題。許多 NGO 長期依賴 Meta 平台的付費廣告來觸及新受眾、募集資金與推動公共倡議，禁令將廣義定義下的「社會議題」一併納入封鎖範圍，使大量合法的公益廣告被一刀切移除。這種作法不僅放大資源不平等，更削弱公民社會在數位公共空間中的可見度，形成實質上的輿論斷層。2025 年 10 月 28 日，歐洲慈善協會 Philea 與歐洲募款協會 EFA 聯合發表聲明，公開譴責 Meta 的全面禁令。兩個組織指出，Meta 內部文件已明確顯示，絕大多數公民社會廣告，包括慈善組織的倡議內容，都將被移除。這項政策直接衝擊歐洲數以千計的基金會與 NGO，涵蓋貧窮救助、教育平等與人道援助等核心公共議題。Philea 強調，這些廣告原本用於觸及弱勢族群或募集必要資源，卻因 TTPA 將公共利益議題納入廣義規範而遭全面封鎖。對於無法負擔傳統媒體廣告費用的小型組織而言，募款效率的驟降已開始威脅其基本運作能力。在此之前，2025 年 9 月，歐洲公民自由聯盟 Liberties 已聯合 17 個公民社會組織發起公開信，警告 Meta 與 Google 的相關禁令將實質關閉大量合法的公民行動。信中指出，這些措施不僅影響 TTPA 規範範圍內的政治廣告，連許多公共意識推動、倡議行動，甚至 NGO 維持生存所需的募款訊息，也一併遭到封鎖。移民權益、人權保障、氣候行動與公共衛生推廣等議題，經常被平台的自動分類系統歸入「社會議題」，導致廣告無法投放。Liberties 進一步指出，TTPA 第 18 條所提供的有限豁免，僅能讓 NGO 接觸既有支持者，卻幾乎切斷了擴展新受眾的可能性，使倡議影響力被嚴重侷限。從具體案例來看，環保與健康倡議組織正承受最直接的壓力。多份分析顯示，推動減碳、反污染或能源轉型的氣候團體，其付費廣告常被視為可能影響立法或監管方向，而被歸類為政治廣告加以封鎖。同樣地，涉及反歧視、心理健康或公共衛生意識的宣傳，也頻繁遭遇相同處境。Iternum Digital 的研究指出，Meta 的 AI 審核系統在判斷募款與志工招募廣告時，極易產生誤判，即使提出人工複審申請，流程冗長且結果不確定。2025 年 10 月後，多個歐洲 NGO 回報廣告帳戶遭凍結，被迫全面轉向有機傳播，但在演算法高度偏好娛樂與商業內容的環境下，公益訊息的觸及率出現斷崖式下滑。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 TTPA 實施後的結構性後果。法規原本以提升政治廣告透明度為目標，卻在平台選擇過度順從甚至惡意半合規的操作下，轉化為對公民社會的系統性懲罰。大型政黨與資源雄厚的組織仍能透過傳統媒體、自有通路或跨國網絡維持影響力，小型公民團體則因資源有限而被迫退出公共討論空間。Tech Policy Press 警告，當付費公益訊息消失後，公共辯論將更依賴演算法主導的有機內容，反而讓極端敘事與假訊息更容易填補空白。從民主治理的角度觀察，這顯示私營科技平台已在公共領域中握有過大的實質裁量權，當 Meta 能單方面定義並執行「斷流」標準，公民社會的多元參與便受制於商業風險管理邏輯。TTPA 對 NGO 造成的衝擊，已從制度設計階段的抽象疑慮，轉變為正在發生的治理危機。Philea、EFA 與 Liberties 等組織的集體抗議，反映出歐洲公民社會對當前監管與平台互動模式的深層不安。要化解這場危機，歐盟有必要盡速修正相關法規，縮小灰色地帶，明確區分政治動員與純公益倡議，並要求平台提供實質的合規協助與透明審查機制。NGO 也必須加速分散對單一平台的依賴，發展電子報、去中心化工具與跨組織聯盟，降低被單一企業「斷流」的系統性風險。唯有重新建立對科技巨頭的民主制衡，數位公共空間才可能真正承載多元聲音，而不成為少數企業掌控下的隱形枷鎖。這場圍繞 TTPA 的斷流風暴，已成為歐洲民主治理能否自我修正的關鍵考驗。

重新思考台灣的AI治理與國際合作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國在台協會處長谷立言於二〇二五年年初在臺灣大學與史丹佛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論壇上發表演說，對台灣的AI與科技發展提出一段帶有戰略意涵的診斷。他觀察到台灣在人工智慧與高科技領域呈現硬體領先與軟體落後的雙軌現實。台灣在晶片製造、AI加速器、先進封裝等方面站在世界前端，在全球供應鏈的貢獻已毋庸置疑，但在大型語言模型與軟體開發上卻相對薄弱。這不只是技術落差，而是與數據治理、資訊安全與價值體系相關的深層挑戰。谷立言指出，台灣的AI軟體發展之所以相對滯後，除了資源與市場規模，使研發成本與維護負擔較高之外，還涉及中文語言模型由中國大陸高度主導的現狀。中文語料、算力與訓練平台幾乎都集中在大陸，其模型內容往往帶有政治立場與宣傳導向。對台灣而言，這種結構性現象讓軟體採用與資料安全充滿風險。這不只是單純的科技疑慮，而是台灣必須面對的認知安全挑戰。谷立言強調，大陸主導的中文大型語言模型的滲透具有資訊安全上的敏感性。他以百度文心一言等為例，其生成內容多次被研究者指出存在特定政治傾向，在歷史敘事、地緣政治、公共議題等方面呈現導向性。台灣若直接依賴此類模型，可能讓偏頗資訊在公共領域形成影響。若AI被用於醫療建議或公共衛生政策，錯誤或偏向性的資訊可能造成誤導。若應用於國防情報、戰略模擬與輿論分析，資料偏誤可能削弱國家決策品質，這些風險遠比傳統軍事威脅更隱性卻同樣深刻。台灣的硬體強與軟體弱現象凸顯科技體系的結構性不平衡。硬體製造雖然是台灣的經濟命脈，但在AI時代的價值鏈中，真正的競爭力來自數據、演算法與軟體治理。AI競賽正在從硬體效能轉向價值觀與資料主權的較量，台灣若沒有足夠的語料自主、模型自主與平台自主，就難以在這場全球競賽中維持中立並保障自己的認知安全。科技的主權不再只是晶片製造的供應鏈問題，而是演算法與語言模型是否反映自身文化與價值的核心議題。面對這些風險，谷立言的提醒如同給台灣敲響一記清醒警鐘。台灣已意識到語料主權與模型主權的重要性，科技部推動的TAIDE計畫正試圖打造可信、公正，並能反映台灣價值觀的中文大型語言模型。這些計畫還在起步階段，但已指出台灣建立AI主權的方向。未來政府應整合產學研能量，擴充台灣本地語料來源，強化多元與中立的語料庫建置。資料若無法自主，就無法保證安全。台灣必須讓AI倫理、模型透明度與資料治理成為技術品牌的核心要素。谷立言在演說中也說明，美台在先進科技、供應鏈安全與AI治理上的合作關係正快速深化。美國推動以經濟韌性、供應鏈安全與民主價值為核心的印太科技戰略，台灣在此脈絡中是重要夥伴。與美國、日本、澳洲與歐洲等民主國家深化合作，有助於在技術標準、資料安全與演算法治理上形成共同的民主聯防。這種跨國合作不只關乎科技本身，更是讓民主國家能在AI時代維持資訊透明、價值一致與制度競爭力的重要基礎。谷立言的發言既是對台灣AI現況的診斷，也是對全球AI競賽的提醒。科技現代化並非只是產業升級，而是制度與價值的競爭。台灣除了維持既有的硬體優勢，也必須正視軟體與語料的落後現況。台灣未來的科技戰略應從製造導向轉向智慧治理，從生產效率轉向價值體系，建立屬於民主社會的AI生態系。唯有強化軟體能力、資料主權與演算法自主，台灣才能在科技競賽中保持競爭力，同時維持文化主體性。AI的發展在未來十年將深刻影響民主社會的韌性。台灣若要在這場制度性競爭中站穩位置，就必須讓科技現代化成為民主價值的延伸，而不是外部敘事的附屬。谷立言的提醒不只是外交辭令，而是對台灣面向AI未來時的關鍵指標，讓科技不只是發展，而是自由社會自我定位的具體實踐。

毒品戰爭軍事化：從芬太尼被納入大規模毀滅武器框架看美國的治理資源重組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川普在 2025 年 12 月 15 日簽署行政命令，把「非法芬太尼」及其「核心前驅化學品」指定為大規模毀滅武器，並以「更接近化學武器而非一般毒品」的語彙定調，這不只是政策口號，而是治理框架的升級與重排。  這個動作可以被理解為施政者試圖用國家安全工具，去回應一場被視為近乎戰爭規模的公共災難。美國在 2023 年約有 105,000 人死於藥物過量，其中近 80,000 涉及鴉片類，芬太尼等「合成鴉片類」仍是死亡結構的核心，美國統計口徑下，2023 年芬太尼過量死亡約 72,776 人。   在如此巨大的死亡負擔下，任何政府都會面臨一個尖銳問題，既有的公共衛生與刑事執法路線，為何仍不足以壓住黑市供給與致命風險。把芬太尼「國安化」與「反恐化」，可以視為一種用更高權限、更高資源密度來強行突破僵局的治理選擇。支持這項政策的理由，不必建立在把芬太尼等同真正戰場化武的絕對論上，而可以建立在更務實的治理邏輯上。行政命令與白宮說明的重點，是把反擴散、制裁、情報協作、跨境執法與國防支援等手段，從原本較分散的反毒架構，整合進一套更能快速動員的體系，並把打擊標的前移到「供應鏈」與「前驅化學品」層次。   對施政者而言，這代表不再只是在邊境攔截成品，或在國內追捕末端販運者，而是嘗試用金融凍結與二級制裁、產地與轉運地的情報鎖定、國際出口管制合作等方式，把風險管控延展到更上游、更制度化的位置。在對外戰略上，這個框架也具有清晰的訊號功能。芬太尼的前驅化學品高度全球化，供應鏈牽涉多國企業與灰色貿易網絡。把「核心前驅物」納入大規模毀滅武器的論述，等於把化學品出口管制與金融監理的要求拉高，迫使合作國家更積極配合，也提高不配合者面臨制裁的政治成本。   這種做法未必能立刻減少過量死亡，但是這樣做確實可能讓跨國販運集團的成本上升，讓洗錢與採購網絡更難運作，並讓美國在與相關國家談判時握有更硬的籌碼。也要承認這條路線之所以引發強烈質疑，是因為這個安排在概念與法律上存在範疇錯置的風險。多位研究者與專家指出，把芬太尼納入大規模毀滅武器或化武語彙，可能模糊化學武器體系原本針對「敵對使用」與「戰爭或恐攻手段」的界線，甚至導致資源錯配，削弱對真正化武威脅的聚焦。   同時芬太尼具有合法醫療用途，主要致命性來自黑市濫用與污染藥品，若治理語彙全面軍事化，可能擠壓減害、治療、納洛酮普及與替代療法等公共衛生工具的政治空間，讓政策更偏向懲罰而非降低死亡。  在這些爭點之間，較「溫和而適度的支持」可以落在一個更可檢驗的標準上。支持不是支持語彙升級本身，而是支持政府把跨部會工具整合、把供應鏈上游納入打擊、把金融與化學品管制一併拉高的治理企圖，前提是這套作法必須接受結果檢驗，而且不能排擠公共衛生。換句話說，真正的關鍵不在於芬太尼被貼上什麼標籤，而在於這個標籤是否換來更有效的「降死亡、降供給、降污染、降販運利潤」的可量化成果。要判斷這樣的政策是否會成功，可以把成功定義為一組清楚的指標組合。過量死亡的中期趨勢是否持續下降，尤其是合成鴉片類的占比是否下降，這一項成果在每一年美國疾病管理局（CDC ）的最終年度數據，都有統計數據，是否成功會有清楚的數據可以追蹤。   另外其他的數據也可以清楚的呈現，上游供應鏈的實質受損程度能否被驗證，例如前驅化學品的查獲量、跨境洗錢網絡的破獲與資產凍結規模、關鍵節點企業的合規改變，這些問題應該都是可追蹤的問題。同樣的道理，國安工具用於打擊供應鏈，公共衛生工具用於減少死亡與復歸，兩者若互相排擠，成功機率會顯著下降。把芬太尼納入大規模毀滅武器框架，確實是一種把毒品治理推向國安化的典型案例，但也可以被視為在災難等級的死亡壓力下，政府試圖用更強烈的國家能力，去切斷跨國犯罪的供應鏈與資金鏈，如果能夠有效地整合資源與上游打擊，成功打擊毒品的氾濫，也許概念範疇錯置的問題就比較不是人民在意的問題。

強化而未明言：美國對台軍售作為戰略訊號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美國政府對台軍售幾乎是「開門見山」。僅在11月上旬，華府便連續批准兩筆總額超過10億美元的軍售案，一筆是約3.3億美元的F-16戰機與C-130運輸機備件，另一筆是近7億美元的國家先進地對空飛彈系統。表面上看，這些軍售只是延續自1979年《台灣關係法》以來美國對台防禦承諾的慣性操作，也是例行性補強台灣戰力的一部分。若從更寬的戰略脈絡來看，這一連串動作其實透露出一個關鍵訊息，美國正選擇以軍售當作「未說出口的政策語言」，在不正式改變台海現狀的前提下，悄悄調整區域力量平衡。國防部報告顯示，目前18項對台軍售案中，有15項按期推進，只有少數案件延宕，這說明美台軍事合作的制度化程度已相當高。對台灣來說，NASAMS固然是能與現有戰管系統整合的有效防空補強，美方提供備件則有助於維持F-16與C-130的妥善率與持久作戰能力，單從技術層面看不到劇烈轉折。然而，若把這些軍售放回川普政府的政治背景就會發現，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武器本身，而是其搭配的話語與信號。川普在韓國會晤習近平後，對外聲稱北京承諾在其任內不會侵台，中方卻並未公開證實。美國國務院又在年初更新對台事實表時悄悄刪除「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措辭。法律文本與政治話語之間的微調，再加上實質軍售的持續強化，形成一種耐人尋味的落差，美國一方面維持「一中政策」框架，另一方面透過增強台灣防衛能力，把戰略模糊推向一個更高張度的版本。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觀察，美國此刻對台軍售的真正對象，其實是北京。中國這幾年持續透過軍機繞台、聯合戰備警巡、海警船進入鄰近海域等灰色地帶行動，試圖在不跨越戰爭門檻的情況下，改寫台海的軍事現狀與心理邊界。華府並沒有選擇以更明確的安全條約正面對撞，而是透過軍售堆疊出一種「不戰的威懾」。川普政府口頭上仍避免給出台灣安全保證的明言承諾，實務上卻利用精準彈藥、防空系統與後勤維保的加值方案，強化台灣的刺蝟防禦能力，讓北京清楚任何武力冒進都必須付出高昂成本。台灣考慮編列數十億美元特別預算，用於空防升級、反艦與反無人機能力，與美國官員口中「未來四年軍售規模將超越首任」的說法互相呼應，這不僅是單純的雙邊軍事交易，也同時是一場對日本與其他印太盟友釋放「美國不會在台海退場」的信心操作。這樣的強化當然也不是沒有代價。北京對美台軍售的慣用回應是抗議與制裁，從外交部發言到對美企業的象徵性懲罰，都在對外傳達一個訊息，美國每一次對台軍售，都被視為改變台海現狀的挑釁。顯示在這一套交易邏輯下，台灣的安全有被「議價化」的風險，軍售也不見得永遠站在單一戰略目標之上。對台灣而言，這些軍售帶來的結構性問題同樣值得正視。軍售再多，如果交付延遲、訓練不足或後勤維保無法跟上，實際嚇阻效果就會大打折扣。過去部分海岸防禦飛彈系統出現僅部分交付的情況，就是最具體的警訊。更根本的隱憂在於，台灣是否會在心理上過度依賴外部軍售，把國防改革的責任轉嫁給美方。真正能決定台灣安全的是戰略構想、部隊結構、後備動員與全民防衛意識的更新，而不是軍售清單上的金額。若國內對戰略定向仍存在巨大歧見，全民防衛與民防體系的實質演練始終跟不上口號，再精良的武器也難以發揮最大效果。總體來說，川普第二任期初期對台軍售的背後意涵，最主要的就是強化而未明言，美國選擇用軍售做為對中國崛起的靜默反擊，用實質軍事能力的提升維持台海現狀，卻刻意不把這種支持包裝成正式安全承諾。對台灣而言，這既是機會也是壓力。機會在於可以趁著美國願意投入資源與政治成本的窗口期，加速完成不對稱防衛與國防自主的關鍵改革，把外部協助轉化為內部韌性。壓力在於必須清醒地認知，沒有任何一個盟友會比台灣自己更在乎台灣的存亡，真正長久的威懾從來不是堆積多少軍售案，而是這個社會是否願意為捍衛自身民主與生活方式付出代價。美國的軍售可以改變對手的算計，但能否撐起台灣的意志，只能由台灣自己回答。

從晶片優勢到安全籌碼，台灣如何以「矽和平」重塑國際角色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國國務院舉辦首屆「矽和平峰會」並推動名為 Pax Silica 的供應鏈安全合作架構，台灣也以嘉賓身分參與。從「矽盾」到「矽和平」，是一種敘事重整，也代表一種政策重點的重新定位。過去談「矽盾」，多半把台灣放在被保護的位置，因為先進晶片高度集中於台灣，任何衝擊都會引發全球供應鏈災難，國際社會因自利而傾向維持台海穩定。如今「矽和平」的重點在於把這種結構性重要性，轉譯成可被外交談判、制度合作、國安規劃直接使用的籌碼，讓台灣不只是被動的風險來源，也是主動的秩序提供者。林佳龍外長近期被報導在美方主導的「矽和平」相關會議前後現身華府周邊，引發外界對台美高層互動的聯想，外交部對行程細節採取不評論的態度，也顯示此類科技安全外交往往具有高度敏感性與談判空間。美國國務院舉辦首屆「矽和平峰會」並推動名為 Pax Silica 的供應鏈安全合作架構，台灣也以嘉賓身分參與，訊號很清楚，科技供應鏈已被正式放進安全議程，台灣也被放進這個框架的討論桌。 「矽和平」真正的戰略價值在於這種論述方式把半導體從產能話語，升級為規則話語。當美國與盟友談的不是單一投資案，而是可信賴生態系、風險治理、供應鏈安全與關鍵礦物等議題時，台灣最能提供的不只晶圓代工，還包括製造治理能力、園區聚落效率、工程人才密度、以及在民主制度下可被驗證的合規與可信任。這些元素一旦被制度化，就能轉換成外交談判的交換條件，例如更緊密的科技協議、更高層級的政策對話、更明確的安全承諾與更穩固的國際參與空間。把「經濟安全即國家安全」落到可操作層次，「矽和平」可以成為台灣與盟友共同的去風險化方案，而不是單方面被要求分散產能。去風險化的核心不是撤離，而是把風險關鍵點變得透明、可備援、可協同處置。當台灣以「供應鏈韌性」的共同利益為基礎，主動提出分工藍圖，例如材料與設備的友盟協作、先進封裝與製造的互補布局、資安與出口管制的共同標準，就能把外界對台海風險的焦慮，導向一套可被共同投資、共同監理、共同演練的治理架構。 這也解釋了為何「不可或缺」必須被重新定義。不可或缺若只停留在市佔率與產能集中，容易被解讀為單點風險，盟友會想分散，對手會想奪取。不可或缺若能被定義成一套生態系能力，例如高良率量產經驗、跨供應鏈協作效率、製造與資安治理的可信任，以及能在危機時維持供應連續的韌性方案，就會變成國際社會更難複製、更難取代的公共財。這類公共財一旦與盟友的產業政策與安全政策綁定，台灣的安全就不再只是道德立場，而是各國自身安全與繁榮的必要條件。「矽和平」同時提醒台灣要處理一個現實矛盾，盟友一方面需要台灣，一方面也會要求建立備援，這不是不信任，而是安全政策的必然。真正的回應不是拒絕分散，而是把分散變成可控的合作，確保最關鍵的研發能量、最先進的核心製程、最敏感的供應鏈知識與資安能力仍以台灣為中心，同時讓海外布局服務於同盟韌性，而非掏空本土。當國際媒體與各國國內政治對「矽盾是否被削弱」出現疑慮時，台灣更需要用「矽和平」的語言，把海外投資說清楚是同盟分工的一部分，也是把風險外部化轉為共同承擔的設計。 把外交與國安籌碼具體化，台灣可以把「矽和平」落在幾個可被驗證的合作項目上。其一是「非紅供應鏈」或「可信任圈」的制度化，讓民主盟友在關鍵零組件、關鍵礦物、關鍵軟體與關鍵製造環節形成可追溯、可稽核、可互認的合作網。其二是把科技安全對話升級成固定機制，讓出口管制、投資審查、科研合作、資安防護與危機應變有共同語言與共同演練，而不是各做各的。台灣外交體系近年多次以「民主供應鏈」與可信任合作作為主軸，正是把科技優勢轉成安全合作的制度入口。 我們必須要把「供應鏈韌性」直接連到「台灣的國際角色」。在 Pax Silica 這類架構中，台灣即使以嘉賓參與，也能透過專案式合作累積實質地位，例如共同標準、共同研發、共同人才培育、共同資安防護，逐步把參與從象徵性移動到功能性，最後再推進到制度性。當台灣被視為可信任供應鏈的必要節點，國際社會對台海和平的投入就會具備更強的自我動機。「矽和平」也不該被誤解成用晶片換安全的單向交易，更像是把台灣的科技能力轉化為維持秩序的槓桿。台灣可以不必把自己說成全世界的唯一，而是強調全球分工的互補，強調沒有任何單一國家能獨占整條半導體鏈，台灣願意做可信任的夥伴，前提是合作要建立在規則、透明、互惠與安全之上。這種論述能把台灣從地緣政治的「問題點」，推向地緣經濟的「解方點」。 走到最後，「矽盾」提供的是嚇阻邏輯，「矽和平」提供的是治理邏輯。嚇阻讓對手計算代價，治理讓盟友看見利益，兩者相加才會形成穩定。台灣若能把技術領先、制度可信、同盟韌性這3件事綁在一起，並且用可落地的合作方案持續輸出，台灣在全球安全架構中的核心地位就不再是被動生成的副產品，而是可以被建構、被維持、被擴大的戰略成果。

澳洲的「16 歲以下社群媒體禁令」，是一場值得各國關注的公共實驗 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澳洲從 2025 年 12 月 10 日起正式啟動全球首例，全國性禁止 16 歲以下兒童使用主流社群媒體帳號的制度。法律要求平台不得讓未滿 16 歲的兒童在 Facebook、Instagram、TikTok、Snapchat、YouTube、Reddit、Twitch、X、Threads、Kick 等 10 大平台擁有帳號，違規者可能面臨上千萬美元的罰款。Snapchat 等公司已宣布會鎖定澳洲未滿 16 歲帳號，部分媒體估計，短時間內可能已有數十萬個帳號被刪除或停用。對其他國家而言，這不只是澳洲內部的監管選擇，而是一場已經啟動、全世界都被迫成為旁觀者與評分者的公共實驗。 這項政策並不是憑空而來，而是源自真實而且嚴重的社會焦慮。澳洲官方與研究機構指出，10 到 15 歲兒少中，大約有 70% 曾在網路上接觸有害內容，包括厭女仇恨、暴力畫面、飲食失調與自傷相關資訊，青少年憂鬱與自殺風險也呈上升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澳洲政府把社群平台視為需要「加摩擦」的高風險環境，選擇用年齡禁令作為強烈的政策訊號。華盛頓郵報題為 The experiment Down Under 的社論提醒外界，這不只是單一國家的保護機制，而是一場攸關全球網路治理路線的大型實驗。禁令一方面可能讓部分兒少感到被同儕圈排除的孤立感，另一方面又很可能因技術執行與繞道空間而變成容易規避的象徵政策，這些疑慮也都是其他國家在觀察時不得不一起面對的問題。 如果回到問題本身，兒少在社群平台上受到的風險確實存在，而且程度不低。澳洲 eSafety 委員會與其他調查顯示，多數兒少在國小高年級或國中階段就開始長時間使用社群平台，不只接觸仇恨言論與暴力內容，也容易陷入外貌比較、霸凌、性剝削或詐騙等風險。全球研究也觀察到，2010 年之後青少年憂鬱症狀與自傷比例明顯上升，時間軸與智慧型手機和社群媒體普及高度重疊。即使學界對於因果關係仍有爭議，「社群與心理健康」已經成為全球公共政策中無法迴避的急迫議題。從這個角度來看，澳洲不再只依賴勸導，而是試圖用法律為兒少在數位世界畫出一條更清楚的邊界，確實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強硬但具可理解性的政治選擇，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個鮮明的參考樣本。 真正麻煩的是，執行層面上存在三個巨大的結構性困境，分別是年齡驗證技術的兩難、幾乎可以預期的繞道行為，以及隱私與監控之間的灰色地帶。要讓平台有效阻擋未滿 16 歲使用，勢必需要某種形式的身份或年齡驗證，例如政府數位身份、第三方驗證服務、臉部辨識或行為分析等技術。這些做法本身牽涉大量敏感個資，可能要求每一位使用者都留下更多生物特徵與身分紀錄，和資料最小化與隱私保護的原則發生正面衝突。社會原本是要保護兒少免於傷害，卻有可能在技術實作過程中，把所有人都推向更嚴密的數位監控環境，這一層制度副作用也會被其他國家放在放大鏡底下審視。 繞道行為也幾乎可以事先預測。澳洲媒體實地訪問青少年，禁令上路第一天，多數受訪的 14、15 歲學生仍未被自動登出帳號，有些人準備改用 VPN、父母帳號或較小眾的平台繼續上線。新的年齡限制有可能促使兒少大量移往監管更鬆散甚至更地下化的平台，從主流社群被趕進更黑暗、更難監督的角落，安全風險反而提高。從政策效果來看，如果只是把風險從看得見的地方移往看不見的地方，對整體兒少保護並沒有實質進展。對正在觀望的各國政府來說，這一點尤為關鍵，因為沒有人希望在投入龐大政治成本與行政資源之後，得到的只是形式上漂亮、實質上落空的管理樣板。 在此同時，「誰在看你的臉」也成為隱性代價。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小孩，所有使用者都必須接受檢查，不論是提交證件、上傳自拍，或者接受某種形式的演算法判讀。這讓不少學者與隱私倡議者警告，全球若跟進類似制度，很可能以保護兒少為名，實際上擴張國家與巨型平台的監控能量，把強制實名與身分驗證變成日常生活的新常態。在社群成癮與心理健康之外，人們將不得不面對另一個同樣棘手的問題，也就是數位生活中可被追蹤與識別的程度要劃到多高的上限。這種以兒少保護為名，卻有可能改寫整體社會監控邊界的做法，更讓澳洲的政策不只關乎澳洲，而是直接觸動其他民主國家在價值與制度上的敏感神經。 從學術與政策研究角度來看，澳洲這套制度被稱為世界首創的自然實驗，許多研究團隊已經準備追蹤政策對兒少心理健康、人際關係與政治參與的影響。單一國家一次性、大規模地改變兒少的數位環境，確實提供了罕見的觀察機會，讓研究者可以比較政策前後在憂鬱、自傷、霸凌、睡眠與學習等指標上的變化。不過，關於社群究竟傷害兒少到什麼程度、哪一種限制最有效，現階段的實證證據仍然有限，很多關聯性並不等於因果關係。當政府把整個世代的成長環境視為自然實驗的對象時，更需要事先說清楚幾件事，包括政策成功要看線上時間的改變，還是要看憂鬱與自傷症狀、校園霸凌與性剝削案件數量是否下降，也必須交代評估時間到底是半年、一年，還是要追蹤整個青春期，並且釐清評估過程是否會開放數據，讓獨立學者與公民團體共同檢驗。如果缺乏這些事前設計與透明機制，自然實驗就很容易淪為政治話術，成效不彰時可以把責任推給科技演變太快，難以歸因，稍有亮點又可以被包裝成理所當然的政績，其他國家在參考時也會更加猶豫。 澳洲的決定不會停留在國界之內，而是迅速產生外溢效應。丹麥政府已經宣布規畫 15 歲以下的社群使用限制，預計 2026 年上路，並研議搭配年齡驗證 app。一些歐洲國家與亞洲國家也在觀望澳洲的成效，思考是否比照辦理。國際媒體報導與社群輿論中，支持者把澳洲視為替全世界父母出頭的國家，期待透過法律給孩子一個比較單純的童年，反對者則把這種立法視為壓縮兒少言論與參與權利的前兆，擔心這會成為大規模監控與審查的入口。換句話說，這場實驗如果被解讀為成功，未來幾年內全球很可能出現一波未滿某歲不得使用社群的立法潮，如果證據顯示成效有限或副作用過大，澳洲也有可能在下一輪政策設計中，變成被拿來作為反面教材的案例，提醒各國重新思考管制與自由之間的界線。 在這樣的國際氛圍下，與其把政策討論侷限在全面開放與全面封鎖的二元對立，不如思考多軌並行的防護路徑。社群平台可以被要求負起更多設計責任，預設關閉對兒少的精準廣告與追蹤，限制演算法把兒少推進極端內容漩渦，嚴格管制陌生人私訊與匿名群組，對直播打賞與各種強烈商業誘因設定更高門檻，這些做法直接針對高風險功能，而不是一刀切封鎖所有帳號。政府可以建立較為透明的數據揭露機制，要求平台定期公布兒少使用時間、被下架內容類型、霸凌與性剝削通報等統計資料，讓研究者與公民社會有能力監督，避免所有風險判斷都被鎖在公司內部，這些也是其他國家可以優先參考的中間路線。 教育與衛生體系也應該強化學校與家庭的數位素養與心理健康支持，單靠技術封鎖很難處理自我認同、同儕壓力與情感需求等深層問題，兒少更需要的是有人陪他們理解、評估與調節自己的線上行為。即使要設定年齡線，也可以採取風險分級，而不是一刀切的總體封鎖，例如限制未滿 16 歲使用匿名聊天室、端對端加密私訊或高風險直播打賞功能，比完全禁止所有社群帳號更符合比例原則，也較不容易造成孤立感與繞道效果。對正在尋找政策平衡點的國家來說，這些精細化的調整，可能比單一的全面禁令更具參考價值。 從澳洲的爭議回頭來看世界，也看台灣，兒少上網風險並不是澳洲獨有，台灣同樣面臨霸凌、詐騙、情色剝削與成癮問題。真正的差別在於，社會選擇的是以教育與自律為主、法律與監理為輔的路線，還是願意走向澳洲式的強力管制。如果要避免落入象徵性立法或者把整個世代當實驗對象的困境，任何新制度在上路之前都必須先說清楚目標、指標與配套，預留檢討與調整機制，並給予公民社會參與監督的空間。 澳洲的實驗未必能一舉解決青少年與社群媒體之間所有的矛盾，但是這個政策已經把一個關鍵問題丟到了全世界面前，那就是在演算法主導的時代，各國政府與社會願意給兒少多少額外的保護，又願意為這些保護付出多少代價。對各國決策者與公民而言，澳洲正在進行的這場高強度公共實驗，既是一面鏡子，也是一次壓力測試。台灣如果要在這場全球討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必須同時看見兒少需要被保護的一面，以及他們作為數位公民應該擁有的權利，在保護與自由、隱私與安全之間，畫出一條經得起時間檢驗、也經得起比較與學習的線。

當AI學會理解世界：超越大語言模型的下一步是從「語言模仿」轉向「實體物理」與「空間智慧」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AI暫時還不至於成為泡沫，輝達公布營收年增62%的最新財報，再次點燃全球對人工智慧的熱情。市場對生成式AI的想像在短時間內被推升到新的高度，許多人認為大型語言模型已經代表AI的主流方向，甚至是全貌。然而人工智慧的發展遠不止於語言模型所呈現的樣貌，單一技術的熱潮往往容易掩蓋更深層的技術問題與真正的長期演進軌跡。大型語言模型的崛起確實改變了人類與資訊互動的方式，讓電腦第一次能以高度流暢的語言與人類溝通，不論在寫作、研究、客服或知識管理上，都展示出驚人的效率。不过愈來愈多學者提醒，語言模型並不能等同於通用人工智慧，也不能取代所有AI的應用範圍。Meta首席AI科學家楊立昆指出，目前的語言模型雖然擅長處理語言，但缺乏世界模型，缺乏對物理、因果與邏輯的真正理解。語言模型產生的內容，是以統計方式預測下一個字，而不是從理解世界的角度進行推理與判斷。這使它容易產生幻覺，也缺乏在現實世界行動與決策所需的可靠性。AI若要進入更高層次的應用，必須從語言世界跨入物理世界。科技界正在重新考慮如何將深度學習與符號推理結合，形成神經符號AI，讓AI既能辨識資料中的模式，也能依循邏輯結構進行推理。這種結合能補足語言模型在理解能力上的不足，讓AI不僅能夠說，也能夠理解能夠推論能夠從現實的訊號中建構世界觀。這股新的研究方向也延伸出另一個關鍵概念，即空間智慧。空間智慧讓AI能夠理解環境中的位置關係、物體運動方式與行為後果，是機器人與自動化技術的核心。當AI具備空間推理能力，才能夠在工廠、倉儲、醫療或日常生活場景中執行安全可靠的任務。這種能力需要把AI從純語言任務中解放出來，讓它能夠與世界互動，能夠抓取物體、移動位置、操作設備並進行複雜的物理判斷。AI的未來將更像是一個從虛擬世界走向實體世界的過程。語言模型的成功讓我們看見機器可以「說」，但下一階段的挑戰是讓機器能夠「理解」與「行動」。只有當AI能夠結合感知、推理與操作能力時，這樣的人工智慧才能真正成為支撐工業自動化、醫療照護、智慧交通與各種高精準度任務的核心技術。一旦把視野從語言模型放寬，才能理解今天的AI不僅是聊天工具，也不會永遠停留在文字生成的階段。人類正在探索讓AI具備更完整的認知架構，包括世界模型、邏輯推理、空間感知與實體操作能力。這些方向也許不像語言模型那樣華麗易見，也不一定能瞬間引起熱潮，但是這樣會更接近人工智慧真正要面對的核心挑戰。AI的未來不只是一場語言革命，而是一場從語言跨越到世界的認知革命。大型語言模型開啟了新的大門，但是大語言模型絕不是人工智慧的終點，也不是唯一的道路。科技發展的下一個階段正在悄悄成形，重要的是我們能否看清這個更廣闊的方向，並重新理解人工智慧真正的本質與可能性。

越界卻不正式的台美關係正在形成一種新的準聯盟樣貌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美關係在川普第二任期持續呈現出介於「非官方」與「準聯盟」之間的矛盾結構，形式上維持1979年後的非邦交定位，實質上卻在軍事、經濟與外交等層面不斷升級。最新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嚇阻中國以武力改變台海現狀列為近期優先事項，公開點名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與第二島鏈戰略位置上的關鍵角色，並強調要透過軍事優勢與既有夥伴關係來防止衝突升高。 在這個戰略框架下，美國明白表示，台灣視為當成供應鏈與區域嚇阻體系中的戰略資產，這種提升伴隨高度交易式的要求，在不言明的狀態之中，台灣與美國在務實合作中保持一種更加微妙而密切的關係。軍事合作的升級使原本模糊的界線變得更難界定。近幾個月美台軍事互訪與交流明顯增加，從國民兵訓練模式延伸到更常態化的聯合演習觀摩與專業交流，美方持續宣布提供飛彈系統與軍機零組件等軍售案，金額雖未必驚人，卻在戰備維持與後勤能量上構成長期支撐，實際落實《台灣關係法》所界定的防衛承諾。 美國最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與年度威脅評估共同把中國對台軍事壓力視為高風險區域，將嚇阻台海衝突明確寫進戰略文本，強調維持對解放軍的軍事優勢與強化夥伴防衛能力是避免戰爭的關鍵。這些文件雖然沒有把台灣納入正式防衛條約，但在運作上已讓台美關係更像是在不簽條約的前提下，實質運作接近盟友的關係。這一輪軍事與安全合作的深化，與美國國內對台政策的法制化也緊密交織。2020年通過的《台灣保證法》原本被納入撥款法案當中的一部分，核心是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強調對台軍售常態化，並要求檢視對台交往準則，消除不必要的自我設限。 今年進一步通過的《台灣保證實施法案》則把這些原本偏向「一次性檢視」的要求升級為定期機制，明定美國國務院必須定期檢討與台灣往來的行政指引，向國會報告並提出更新版本，促使美台官方互動從灰色地帶逐步走向制度化與透明化。 從軍售常態化、官員互訪鬆綁，到台灣象徵性標誌在某些聯邦場合的有限開放，這些看似技術性的調整，都在法律層面為準聯盟關係鋪出一條不叫同盟、卻日益接近同盟實質的路徑。經濟與科技面向的互動則把這種準聯盟關係變得更加緊密。川普再次把關稅作為外交工具，對台提出高關稅對等要求，並持續施壓台積電與相關供應鏈加大在美國本土的投資，強化美國在先進製程與關鍵零組件上的掌控力。這樣的操作在台灣社會被視為不對稱負擔，一方面必須承受關稅壓力與龐大對美投資成本，另一方面也換取美方在國際組織與外交空間上的某些實質讓步，包括高層官員公開支持台灣參與無國籍限制的多邊機構，並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台灣明確標示為印太架構下的關鍵夥伴。這種以經濟與科技綁定安全合作的模式，讓台美關係更緊密，也讓雙方互賴的性質更明顯帶有供應鏈與國家利益的互相咬合的意味。北京對這些變化的解讀自然帶有高度敏感，視之為「切香腸式」推進實質台獨。美國情報與國防評估報告一再指出，中國將持續透過軍機繞台、海警與民兵船隻騷擾、灰色地帶行動與經濟脅迫等手段加大對台壓力，將台海作為測試美國承諾與區域秩序韌性的主要戰場。從制度演變的角度來看，台美已進入一個形式上非邦交、實質上準聯盟的特殊階段。《台灣關係法》提供基本安全承諾，《台灣保證法》與其實施法案則把過去許多「不能說的秘密」用法律文字固定下來，最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與年度威脅評估則把台灣安全與印太力量平衡緊密連結。 對台灣而言，真正的挑戰已不在於是否追求形式上的建交，而在於如何在這個愈來愈像同盟、卻又保留模糊空間的架構中，避免被單一大國完全綁定，也避免在大國博弈中淪為可以被交換的附屬條件。在這個新的準聯盟樣貌下，台灣需要的不是對安全保證的浪漫想像，而是冷靜計算與長期布局。國內要持續強化國防與社會韌性，讓任何外力在評估成本時都清楚台灣不是可以輕易拿來試探的目標。對外則要在深化台美安全與經貿合作的同時，分散風險、拓展與其他民主夥伴的實質連結，把法律文本與戰略報告裡的承諾轉化為具體的多邊連結與產業布局。形式上台美關係也許仍維持非官方狀態，實質上如果能在法律架構、軍事嚇阻與經貿互賴三個層面持續加固，台灣就有機會在不穩定的國際局勢中，把這種越界卻不正式的關係磨合成真正具有韌性的長期安全與發展夥伴關係。

新能源需要有一套精巧的社會設計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要發展新能源，真正缺的是一套精巧的社會設計，而不是單一技術突破。以地熱為例，我們已經走到臨界點，關鍵問題不再是「可不可行」，而是「要不要用制度與社會協調，把這個選項真正做大」。台灣地熱的資源潛力從來不是問題。最新的全景整理清楚顯示，地熱發電技術成熟、資源潛力高達30到40GW，理論上足以覆蓋全國尖峰用電，但目前實際商轉容量卻仍不到10MW，落差之大令人錯愕。過去我們習慣把地熱當成風電與太陽能之外的「備胎」，實際條件卻顯示，它更有資格成為台灣能源轉型的「第三支柱」，而且是少數同時具備本土、低碳、可做基載的能源選項。從政策目標來看，政府設定2025年20MW、2050年6GW的地熱目標，看起來雄心勃勃，實際上還相當保守。學界與地質調查單位多次指出，只要深層地熱與新技術順利導入，2050年達到8到12GW並非天方夜譚。那代表地熱有機會提供台灣總發電量20%到30%的占比，把天然氣進口依賴從約五成壓低到三成以下，真正改變的是國家戰略與能源安全，而不只是減碳帳面數字。真正的轉折，其實已經在市場裡發生。Google與Baseload Capital在2025年簽下的10MW企業購電合約，並同步以股權方式參與投資，開啟了亞太首宗「24/7無碳基載電力」的地熱商業模式。這不只是一筆交易，而是一個「可被銀行融資、可被其他企業複製」的制度創新。訊號非常清楚：在台灣島內就能買到全年無休、不中斷的綠電，台積電、台達電、鴻海等用電大戶不必只盯著進口LNG或遠方離岸風場。當企業願意為穩定綠電支付溢價，金融體系就有理由放款，過去卡死地熱開發的融資瓶頸也就開始鬆動。技術路線同樣需要搭配空間規劃與社會溝通。東部人口較為稀疏、土地條件適合，適合以大規模EGS（增強型地熱系統）快速衝量，在不壓迫都市空間的前提下累積國家基載能力。北部科技廊道與都會邊緣，則較適合集中發展AGS等較低風險、可高度監測與管控的地熱系統，提供高價值的穩定電力給科學園區與資料中心。這樣的雙路線設計，才真正對應到台灣地狹人稠、產業高度集中的現實條件。要讓這套藍圖成真，社會設計的細節會比技術細節更關鍵。政府若能把微震監測的紅綠燈機制制度化、透明化，讓地方政府與居民隨時掌握風險狀況，同時在2026年前完成水平鑽井與相關法規的修訂，就能在安全與開發之間建立一個可被信任的邊界。只要資訊公開、監測可被第三方驗證，社會疑慮不會完全消失，卻有機會從「全面反對」轉向「有條件接受」。地熱開發的速度也會因此從零星突破，逐步加快。地熱真正考驗的是台灣如何重新設計能源治理，而不是單一部會的績效。政治風險需要透過超越選舉周期的長期目標來管理，財務風險可以透過企業長約、國營鑽井隊與民間資本混合編組來分攤，社會風險則必須交給分區治理與在地共管機制來處理。企業長約鎖住穩定需求，國際技術與本土團隊合作拉低成本，地方與中央共同參與監測與收益分配，把「誰承擔風險、誰分配好處」說清楚，這些都是精巧社會設計的一部分。當這四個齒輪同時運轉，地熱在2035年前突破1GW，並在2040年代進入指數成長期，就不再只是樂觀想像。台灣社會長期把能源轉型想成一場「犧牲經濟成就，換取環境清淨」的零和賭局，地熱正在提供另一種路徑。鑽井、勘探、運維與相關設備製造，都有機會在本土創造高品質就業，也有機會成為技術輸出與區域合作的新產業鏈。當北部資料中心與科學園區用島內24小時綠電驅動AI運算，供應鏈穩定性與國家資安都會同步提升；當東部原鄉與地方社區因地熱收益得以發展永續觀光與在地產業，能源轉型就會從抽象的KPI，變成看得見摸得到的生活改善。今天談台灣地熱，不再只是「有夢最美」的口號，而是「夢想開始照進現實」的階段。要把地下30GW的熱能變成護衛能源安全的新一座「護國神山」，關鍵不在一兩口井打成，而在整個社會是否願意為新能源共同設計一套更成熟的政治制度、財務機制與風險治理架構。Google點燃了第一把火，接下來要不要燒成遍地燎原，就看政府能不能放手讓專業運作、企業敢不敢長期承諾、社會願不願意在資訊透明的前提下一起承擔與分享。機會已經出現，錯過就很難再回頭。

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秩序在創建者手中走向結束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二戰結束八十年前，美國在戰後廢墟中主導建立一套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布雷頓森林體系提供金融穩定，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支撐全球重建，關貿總協定推動自由貿易，聯合國與北約構築集體安全架構。這些制度讓世界避開大國熱戰，並支持跨洲經濟成長。這套秩序向外提供安全與規則，也向內要求美國承擔領導與成本。當這套秩序運作八十年後，美國內部的政治變化開始不再願意支付過去的代價，導致自由秩序在創建者手中走向結束。2025年1月川普第二次就任總統後的第一份行政命令是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這是八年內第二次退出，直接使全球氣候機制出現新的資金缺口，也讓國際社會難以確定美國是否仍願意在跨國議題中擔任系統性角色。2025年 2月美國開始全面調整其參與的多邊組織。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停止資助巴勒斯坦難民救濟機構，再次凍結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捐款。這些行動象徵美國對戰後多邊體系的制度性抽離，而不是單一政策事件。貿易體系的調整更清楚反映美國角色的轉變。2025年4月2日，美國宣布對全球大多數國家徵收關稅。這些做法與美國過去八十年透過關貿總協定與世界貿易組織推動自由化的傳統相反。美國長期阻擋WTO上訴機構法官任命，使其爭端解決功能癱瘓，如今又以全面關稅措施進一步削弱全球貿易規則。短期效果是供應鏈成本上升，電子產品與成衣價格跟著提高，股市在4月單月下跌8%。長期效果是全球開始重新調整對美國市場與美元體系的依賴程度。安全領域的影響更加深遠。2025年2月，美國對烏克蘭軍援大幅削減，這使歐洲被迫緊急承擔額外軍費，以維持東線防禦。美國並要求北約成員提高軍費至GDP的3%，否則不保證第五條集體防衛承諾。對歐洲而言，這代表安全保障不再被視為共同義務，而被轉變成以財政作為衡量基準的條件性安排。波蘭與北歐國家開始增加前線部署，歐盟也討論建立獨立於美國之外的防務能力。對盟國而言，與美國的關係不再是固定結構，而變成需要隨時重新計算的風險模型。中東與拉丁美洲的政策走向亦反映美國角色的轉換。美國在2025年試圖以解除制裁換取更大的科技合作，影響當地區域力量平衡，使伊朗與各派武裝在紅海與敘利亞周邊的行動更加頻繁。拉丁美洲在美國政策震盪中也出現新的政治反彈，加拿大與墨西哥的對美輿論開始產生長期變化。這些現象顯示，美國在不同區域的政策不再以維持規則為優先，而是以自我利益的即時需求為核心。美國國內支持者認為，退出多邊協定與強化關稅是減少外部負擔與提升國家利益的必要選擇。2025年美國軍費突破1兆美元，民調有超過半數支持「美國優先」立場。這些民意變化反映出，美國社會正重新計算其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對美國選民來說，承擔國際秩序的成本愈來愈難被視為合理投資。國際反應顯示另一個層面。歐洲加速推動共同防務，亞洲對美國安全承諾的長期可靠性開始重新評估，中國與俄羅斯在全球南方擴大合作，人民幣結算規模持續上升。當美國削弱自己在制度中的角色時，留下的空間自然會被其他力量分食。這不一定立即形成新的霸權，但會形成更碎片化的國際環境。自由秩序的終結不意味著立即回到全面衝突，而是代表國際體系將從單一主導國的規則，轉向多極、多中心與更高不確定性的組合。世界在短期內可能承受成本上升、供應鏈不穩、安全風險加劇，長期則需要建立新的合作框架來避免失序擴大。歷史學家可能會把2025年視為一個轉折點，美國從自由秩序的主要供應者轉為回收者，國際規則從單極框架轉向多極競爭。這不是單一政府可以獨立創造或逆轉的趨勢，而是美國政治、全球力量結構、以及國際經濟變化共同推動的結果。自由秩序並未在一天之內消失，但它的穩定性正在迅速減弱，而新的秩序尚未成形。世界面對的是一段重新調整的長期過程。

德國導入AI強化「德國製造」的全球地位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德國電信砸下10億歐元，一口氣買了超過1萬顆Blackwell架構GPU。這件事在歐洲科技圈引起強烈震撼，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不是一般企業的小升級，而是德國用國家級的力道在押注AI算力。其實如果德國只是AI的應用者，就採用美國公司的大語言模型也可以，但這正是重點。德國想要發展自己的AI，選擇的不是花俏的語言模型，而是紮紮實實、用在工廠裡的工業AI。背後透露出的，是德國強烈擔心傳統製造優勢逐漸被侵蝕的焦慮，AI變成他們避免工業空洞化的最後一搏。德國的想法並不讓人意外。這幾年歐洲一直喊「科技自主」，但沒有晶片、沒有算力，再多的願景都是空談。這次德國電信直接買下大量GPU，不只為自家用，也準備打造一個能供整個歐洲工業共享的AI算力基地。未來不管是汽車、化工、機械還是製藥，只要需要AI運算，都能連上這個平台。看起來像是歐洲版的AWS，但核心目標是讓歐洲製造在全球競爭裡不要被邊緣化。工業AI做的不是吸引眼球的花式能力，而是很樸實的工作，比如幫工廠找瑕疵、幫機器預測故障、讓產線運作更穩定。它的價值不是創造力，而是降低風險、提升品質，讓企業更有安全感。這些特性完全符合德國製造文化一向重視的精準、安全與標準化。在戰爭、能源危機、供應鏈不穩定成為常態的今天，這種AI更像是一套保護工廠生產的底層保障。德國其實在十多年前就喊過工業4.0，當時概念領先全球，但真正落地的速度很慢。今天AI熱潮又把這個夢推了一把，只是推動力量不再是德國政府，而是矽谷的GPU跟資本市場把全世界往前拖。這也凸顯一個現實，只有靠設計標準和產業哲學已經不夠，沒有算力就沒有AI競爭力。德國要在AI時代保住位置，勢必要從設計強國變成運算強國。德國電信這一筆豪賭不是為了追逐AGI夢想，而是為了不讓工業優勢崩壞。這可能會成為歐洲整體工業復興的起點，也可能會變成一堂學費昂貴但必要的課。無論結果如何，這個舉動至少傳達了一個清楚訊號，歐洲不想再當AI革命的旁觀者，而是準備重新定義「德國製造」與「歐洲科技」在全球的位置。

在AI熱潮過後，台灣企業仍卡在起跑線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AI的全球浪潮正進入深水區，但台灣企業似乎仍徘徊在岸邊觀望。生成式AI爆發已超過兩年，全球各大產業正掀起新一輪的智能轉型浪潮，從美國的製造自動化、歐洲的智慧治理，到日本跟韓國推動AI融入企業決策，AI正在成為全球企業重塑競爭力的核心。不過根據2025年初「台灣產業AI化大調查」結果，仍有近七成台灣企業無法跨越AI應用的門檻。這顯示多數企業仍停留在認知跟試驗階段，距離真正落地仍有結構性的落差。調查指出，了解AI的企業比例雖已上升至31.7%，但能實際導入AI或擴大應用的比例幾乎沒有明顯成長。換句話說，企業普遍知道AI很重要，卻無法讓AI真正運作。根據進一步分析，超過68.8%的台灣企業仍停留在了解AI的階段，這個現象揭示的不只是技術導入的困難，更深層反映出台灣企業在決策文化、組織結構跟風險態度上的問題。AI若只是被當成行銷口號，而非營運中樞的一部分，它就無法成為企業生產力的引擎。許多企業在面對AI時採取觀望策略，擔心投入過早導致成本風險，或缺乏內部數據跟人才支撐。不過這種審慎在全球競爭中正逐漸演變成遲疑，而遲疑的代價，就是在AI轉型的賽道上被迫從追隨者退為觀察者。深入觀察可以發現，台灣企業卡在起跑線的原因並非單一，而是三重結構問題的疊加。第一，是缺乏AI導入策略跟整合架構。許多企業的AI專案屬於個別部門主導，缺乏橫向協作，導致AI應用無法跨部門串聯，也無法形成整體性效益。AI導入的本質是一場組織再設計，若沒有高層主導的全局策略，AI應用往往淪為概念驗證的展示工程，難以真正融入日常營運。第二，是資料基礎跟治理機制薄弱。AI的運作需要大量乾淨、標準化的資料，但許多企業的資料仍分散在不同系統，格式不一且缺乏共享機制，形成資料孤島。在這種環境下，AI無法進行深度學習，更難提供可靠的決策支持。若資料治理體系不完整，AI導入再多，也只能是短期的效率實驗，而非長期的組織智慧。第三，是AI人才跟組織文化的落差。台灣雖然擁有不錯的工程跟資訊技術基礎，但真正懂AI應用、能將技術轉化為商業策略的人才仍然稀少。更關鍵的是，部分企業文化仍習慣以經驗跟直覺做決策，缺乏數據導向思維。AI導入不只是科技轉換，更是一場文化轉型。當組織對資料透明跟數據決策仍抱持防禦心理，AI便無法發揮應有的效能。對照國際發展趨勢，美國企業正加速從AI工具化走向AI內建化，讓AI成為決策中樞。日本企業透過AI協作平台推動跨產業共創跟數據共享。韓國更由政府主導，建立AI測試場域跟標準化規範，協助企業降低導入成本。相較之下，台灣的AI生態仍分散在個別企業內部，缺乏跨界整合的動能。台灣若要擺脫知道但做不到的困境，必須從三個方向補強。第一，由領導層主導AI轉型。企業高層必須親自制定AI願景，明確規劃投資方向，讓AI成為組織策略的一部分，而非短期專案。第二，建立資料治理跟標準化制度。政府跟產業應共同推動跨部門資料整合與開放平台，打造AI得以運作的數據基礎。第三，推動AI人才再培訓跟文化革新。AI轉型不只是工程師的任務，更是每一位管理者與決策者的責任。唯有讓組織全體具備AI思維，企業才能真正邁向智能化。AI的浪潮不會等待觀望者。當全球企業正進入AI重構期，台灣若仍困於試驗期，勢必錯失產業再升級的契機。AI的競爭，不只是技術速度的比拼，更是思維深度與治理成熟度的較量。AI革命的時代早已到來。下一步，考驗的不是誰懂AI，而是誰能讓AI發揮效益。台灣企業若不願再停留在起跑線上，就必須從策略、文化跟制度三個層面，同步啟動真正的智能轉型。

跨宗教的行動主義：從方濟各到良十四，信仰傳承如何成為對抗氣候變遷的力量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025年10月1日，教宗良十四世在卡斯泰爾甘多爾福的氣候正義國際會議上發表演說，強調全球宗教、科學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是保護地球共同家園的核心力量。他並未從技術或外交切入，而是從信仰出發，提醒世界氣候危機是一場「正義危機」，因為受害最深的往往是本就脆弱的族群。教宗良十四世擔任的是一項延續而非開始。他承接教宗方濟各在《願祢受讚頌》所奠定的生態神學與行動主義基礎，並推向更廣闊的跨宗教合作格局。當方濟各在任時與伊斯蘭、猶太、佛教領袖共同簽署綠色宣言，象徵三大宗教為地球立下共同誓言；良十四世則將這股能量導向具體行動，例如推動全球信仰環境行動網絡，讓各宗教團體在城市創建綠色空間、在農村導入永續農業、在地區衝突中協商水資源管理。他們共同打造一種跨宗教永續治理的新模式，讓宗教不再被視為僅有儀式與教義的保存者，更是環境正義的推動者。信仰的力量之一，來自信仰者使人感受到「責任不可推卸」的事實。教宗良十四世直言上主將問我們的回答，地球是否因我們而變得更好或更壞。這不是對神學的考試，而是向每一個人遞送的道德問卷。這份問卷涵蓋貧困、遷徙、健康、文化與土地存續，亦直指全球政治經濟體制的失衡。教宗批評否認氣候變遷與對氣候變遷冷漠是人類良知的失職，也呼籲宗教必須與科學站在一起，彌補世界行動的缺口。跨宗教行動主義的特點是，不以差異為焦點，而是以共存為前提。教宗良十四世延續方濟各的青年策略，強調世代合作。他鼓勵青年以信仰推動科學、以正義驅動政策，因為他們既是當下行動者也是下一代承擔者。當不同信仰青年共同種下一棵樹，象徵的不只是綠化，而是文明的共同未來。教宗方濟各被譽為「氣候教宗」，透過2015年的《讚美主》通諭，將環境保護提升為天主教核心教義，批評消費主義與技術崇拜，呼籲全球「生態皈依」，並直接影響《巴黎協定》的達成。他不僅發布2023年《讚美天主》使徒勸諭，要求已開發國家承擔歷史排放責任，還推動梵蒂岡禁止投資化石燃料、設立「Laudato Si’行動平台」，要求全球教區制定7年減碳計畫，至今已有超過1,200所天主教大學與18%教區響應，奠定天主教環保神學與制度基礎。繼任的良十四世上任後，迅速將氣候議題列為任內三大優先之一，並在2025年10月1日的「為氣候正義帶來希望」會議中，承諾梵蒂岡於2030年前達成淨零排放，目前太陽能板覆蓋率已達92%。他更在10月9日發布首份教宗文件《祂愛了你》，要求各教區設立「生態基金」補助氣候受災窮人，並推動「氣候簽證」保護氣候難民，展現從神學到財務、政策的全面行動。良十四世不滿足於演講，而是將方濟各的理念轉化為可操作的制度，從梵蒂岡自身脫碳、教區減碳目標，到原住民參與的亞馬遜生態網絡與全球宗教領袖聯署，兩位教宗共同建構「神學建構、制度改革、全球倡議」三大支柱，使天主教會成為氣候行動的領頭羊，而非僅止於道德呼籲。若從國際治理視角觀察，宗教正在形成「第四條永續路線」。第一條是科學及政策制定，第二條是資本與市場調整，第三條是公民運動。如今宗教力量正站到與其他三者等量齊觀的位置，以道德敘事補強制度改革，以信念溝通超越地緣政治的牆。台灣也身處這個道德呼聲所指向的世界。空汙中呼吸困難的老人與孩童、受氣候災害重創的沿海弱勢社區、能源轉型引發的政治撕裂，都讓我們體會到教宗談的不是遙遠的理想，而是我們早已置身其中的困境。這項跨宗教傳承提醒台灣，永續不是科技工程而已，更是一場道德選擇。人類文明正面臨一次關於責任的集體考驗。當教宗關切氣候變遷，真正的重點，是我們是否願意成為共同家園的守護者，並且採取行動。

海牙北約高峰會是歐盟的轉折點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海牙高峰會把北約帶入新常態，歐洲在安全與經濟結構上同時轉向。32國正式承諾在2035年前將國防相關支出提高到國內生產毛額的5%，其中3.5%屬於傳統國防，1.5%用於基礎設施、網路資安、民防與工業韌性。這項決議讓戰時心態制度化，對歐洲財政與產業配置產生深遠影響，也使歐盟在地緣戰略上邁出整合的關鍵一步。5%的雙軌架構改寫了過去僅鎖定2%軍費的簡單目標。傳統軍費提高到3.5%，意味著人員、裝備與聯合演訓的能量全面擴張，外加1.5%專項導入於交通港口強化、資通訊防護與關鍵基礎設施升級，相當於把民生系統納入安全架構，使嚇阻與韌性同步提升。多個來源指出，這是歐洲在俄羅斯威脅與美方壓力間的折衝方案，並設定2029年中期檢討與遞增路徑，把支出與能力目標綁在同一軸線上。這場轉向標誌著歐盟戰略自主的現實化。歐洲不再把安全當成美國的外包公共財，而是著手強化本地防務產能與跨國採購，形成區域性整合的新常態。未來10年，彈藥、飛彈防衛、無人系統與資安供應鏈都將迎來資本湧入。政策智庫普遍預期，若各國依時達標，歐洲國防產業將新增數百億歐元需求，並迫使各國預算與歐盟產業政策產生協同調整。財政政治的掙扎雖不會消失，但方向已定。西班牙等國曾對達標能力表示憂慮，仍在最終文本中支持決議，顯示安全現實與政治壓力已重塑共識。面對高通膨與債務上限，各國只能透過中長期遞增、國防投資與民生韌性混合計帳，以及歐盟層級工具來緩衝。未來的每一次預算季都將是安全與福利的拉鋸戰，歐洲政治將在「更多安全」與「穩住社會」之間尋求新平衡。海牙共識把烏克蘭戰爭的教訓寫入制度。從彈藥產能、跨境運補通道到抗擾動電網與鐵路節點，歐洲把韌性視為戰力的一部分。這不只是加錢，而是讓整個社會進入可持續作戰的狀態，把和平紅利轉為安全紅利。北約與歐盟機制在標準、採購與產能上將更密合，安全外部性透過共同投資與共同採購被制度化為集體利益。全球供應鏈與科技產業的外溢效應將快速浮現。歐洲的資本支出與政策誘因會帶動彈藥系統、空防雷達、資安與無人系統的長期訂單週期，推升材料、機械、半導體與軟體服務需求。歐洲對非中國供應鏈的偏好將持續上升，跨大西洋與印太的技術同盟也會更緊密。這不只是軍工擴張，而是以安全為導向的科技與製造再地化。政治訊號與風險並存。提高支出不代表戰力自動提升，關鍵在於聯合作戰概念、互通標準與維修後勤能否同步到位。若1.5%的韌性項目變成鬆散分攤，將稀釋嚇阻效果並拖慢產能擴張。若歐洲內部在時間表與分工上缺乏紀律，金融市場對財政可持續性的疑慮也會反向反映在利差上。這些風險提醒人們，海牙不是終點，而是執行力的大考。對台灣的戰略啟示極為清晰。歐洲安全結構的重編將擴張對無人系統、感測器、資安與高可靠度零組件的結構性需求。台灣若要把地緣風險轉為產業動能，必須透過標準適配、在地認證與壽期維修補齊最後一哩，讓「供應商」升級為「系統夥伴」。在民主供應鏈的共識下，台灣可與歐洲建立共同研發與產能共擔的機制，把韌性與成本優勢綁在一起，才能抓住海牙帶來的結構紅利。這是安全與產業政策協奏的時代，歐洲已按下轉向鍵，台灣要用執行力對齊節拍。

巴西在COP30前夕提出數位解方與氣候治理新藍圖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全球暖化逼近1.5°C臨界點之際，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30次締約方會議即將於11月10日至21日在巴西貝倫（Belém）登場。這是首次由亞馬遜（Amazon）地區的城市主辦氣候峰會，象徵全球對熱帶雨林保護與南半球氣候正義的高度關注，也凸顯巴西總統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在氣候治理上的企圖。面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反對氣候行動的政治逆風，巴西選擇強勢推進改革，提出五個R行動策略與全球公共數位基礎建設氣候計畫，試圖重新塑造全球氣候融資與技術治理架構。這些提案展現創新視野也暴露國際合作的長期困難，承諾易立落實卻需要更強的政治意志與穩定投入。巴西此刻端出的藍圖可能成為新的轉折點但仍須警惕避免峰會流於宣示。巴西提出的五個R策略包含補充資源（Replenish）、重新平衡（Rebalance）、重新導向（Redirect）、更新架構（Renew）與重塑規則（Reshape）。這五項行動直指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融資上的結構性困難，目標是協助資源有限的國家取得資金、減輕債務與強化氣候韌性。此策略已引起多國與國際組織關注，被視為重建全球氣候融資規則的起點。補充資源延續COP29在亞塞拜然巴庫（Baku）達成的每年至少3000億美元融資承諾，並推動擴大至1.3兆美元的巴庫至貝倫融資路線圖。重新平衡強調債務減免與公平轉型，希望讓氣候適應不再是富國單方面的善意，而是全球共同承擔的責任。COP30主席安德烈科雷亞多拉戈（André Corrêa do Lago）已致函各國，呼籲強化巴黎協定的執行並建議在聯合國大會（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下，設立氣候變化理事會以補強治理缺口。這套策略的特色在於試圖把氣候行動納入多邊發展銀行的貸款體系與各國國內投資架構，使其成為可持續運作的制度。相較之下全球公共數位基礎建設氣候計畫（Climate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Climate DPI）呈現另一種改革路徑。此計畫由巴西科技與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TS Rio）研究員羅納多李莫斯（Ronaldo Lemos）提出主張以數位技術強化全球氣候治理。旨在建立一個全球開放的數位網絡整合資料資金與參與者，以提升碳市場透明度並加快災害應對。此架構預期能縮短災害反應時間達40%，並在2035年前實現全球氣候警報的全覆蓋。李莫斯借鏡物聯網（IoT）與開源技術提出以系統運作於氣候行動的概念，讓分散的努力變成可連動的即時監測與協作。例如AI排放追蹤與區塊鏈碳交易，可幫助發展中國家避免陷入富國主導的碳市場壟斷並提高定價公平性。在亞馬遜這類數位基礎薄弱的地區，此計畫不只是技術方案也是社會正義工具。原住民社群能參與森林監測並以成效獲得保護獎勵，如即將推出的熱帶森林永續基金（Tropical Forest Forever Facility）以績效支付方式支持森林保護。這些提案的推出時機格外重要。全球排放在2023年雖小幅下降，但若各國不提出新的國家自主貢獻承諾暖化路徑將朝1.8°C前進。巴西因此將貝倫峰會定位為適應與韌性轉型的場域，並把國家適應計畫轉為可投資策略嵌入財政政策與企業決策。魯拉總統在公開專文指出，華麗演講與善意表態的時代已過去，COP30必須進入行動時代。面對川普的氣候懷疑論，巴西的南半球觀點更具提醒效果。亞馬遜不僅是全球碳匯，也是全球糧食與水資源的核心樞紐，一旦失守巴西經濟恐損失10% GDP。現實仍需審慎評估。巴西在2023年成功降低亞馬遜森林砍伐，但2024年乾旱引發的野火暴露執行缺口。五個R若無具體資金，如每年3100億美元的全球適應融資缺口恐難落地。Climate DPI強調數位包容，但數據隱私治理能力與技術落差仍可能成為阻力。主要大國如中國與歐盟尚未提交新的國家自主貢獻承諾，巴西自身排放表現也需要進一步改善。若本次峰會能推出如貝倫公正轉型機制，使國家政策與私人投資更緊密結合，COP30有機會從實施之COP提升為真正推動全球轉型的催化者。巴西提出的五個R與Climate DPI不僅是政策創新，也是對全球氣候危機的務實回應。南半球正藉此展現前所未有的治理領導力，從融資改革到數位賦權共同推動守住1.5°C防線。隨著貝倫峰會倒數全球領袖應把握這次機會，把逆風化為推動行動的力量。氣候行動的成敗不取決於峰會舞台而取決於各國是否真正實施改革，否則亞馬遜的呼聲終將化為歷史的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