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受邀去政大新聞系主講專題講座「站在巨人的肩膀 - 用國際關係理論看世界」，會對這個議題有興趣，且有點心得的原因在於台灣培養國際新聞人才的資源嚴重不足，因此用幾百年來歷史得出的國際關係理論看世界，或許能夠成為資源匱乏下的一個選擇。
台灣媒體的國際報導幾乎是來自於外電的翻譯或編譯，除此之外，在報紙上面的國際分析，幾乎都來自於學界或對國際議題有研究的資深媒體人，除了偶爾公司或學校出錢讓人員到實地採訪報導或研究之外，這些內容大部分是來自於閱讀西方的媒體。
昨天我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homas Frideman的「麥當勞和平論」來說明理論與實務應用的關係。之後有個學生提問，問我Friedman先生為什麼能夠有今天的成就。我初步的答案是，除了他能夠將很複雜的議題，用淺白的文字傳播出去外，最重要的因素，應該是紐約時報在他的身上投入不少資源，才能讓他在八０年代成為第一名進入中東採訪衝突的猶太人，之後也能夠遊走世界各地，尋找全球化的蹤跡。
邀請我去發表的是資深媒體人朱立熙教授，當Friedman在1984至1988年被紐約時報派駐在中東時，朱教授也在1985至1988被聯合報派駐在韓國的漢城，他與Friedman一樣，把記者的工作看待成一份深入的研究工作，不僅止於流水帳式地記錄事情，而是需要不斷地抽絲剝繭、深入訪談、找尋其他獲得內幕消息的管道，把記者的工作升高為區域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當然，他們也都具有能把複雜情事說地清楚簡單的天賦，讓他們的作品容易進入一般人的世界。Paul Krugman這個經濟學家為何能寫專欄？原因在於他被認為是近代最會寫的經濟學家，只需要花一點功夫，就能讓讀者瞭解艱澀的經濟學理論精華。
除了本身的天賦與努力之外，最重要的還是要有實地採訪的經驗，唯有蒐集並運用第一手的資訊，報導出來的東西才有說服力、才深入，且實地採訪常能夠發現令人吃驚的真相。我再舉一個從紐約時報記者變成專欄作家的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的例子，他這幾年來在報社的支持之下，遊走於世界最危險的地區，將蘇丹種族滅絕危機與巴基斯坦婦女低劣的人權悲劇，傳送到世界各地，喚起大家的關注。他的筆專門揭露世界的不公不義，正因為這種印象，讓我回頭看他與他太太伍潔芳（Sheryl Wu Dunn）在2000年9月24日的文章時大吃一驚，但他們的報導或許最接近事情的真相。
他告訴大家，我們應該為「血汗工廠」喝采。的確，在人權團體眼中，惡劣的工廠環境讓勞工被剝削的「血汗工廠」成為進步、富有社會攻擊的對象，這些社會的公民拒絕購買來自血汗工廠的產品。但是，在泰國「血汗工廠」工作的人民，卻很感激這樣的工作機會，工廠的條件雖然惡劣，但對於一貧如洗的他們，這是改善生活機會更好的選擇，是窮國進入工業化的必經之路。他因此呼籲大家不能拒買血汗工廠生產的產品，這樣除了西方人權、勞工團體達到精神滿足之外，對當地人民一點好處都沒有。
若從事國際傳播的目的在於揭發世界的真相，那麼鎖在國內的國際傳播人員難以貼近世界；又媒體業主只短期地派駐記者去採訪花編新聞，去國外騷擾新聞對象，對於記者知識與經驗的成長難有建樹；又或者駐外記者的實地報導，國內老闆認為不會賣座而撤掉，對於駐外記者而言，追逐老闆要的國際新聞將成為重點，前幾年採訪王建民的都是不懂棒球，但在國內成為第一流記者後，外派出去的菁英，或許他們自己夜深人靜時，常暗自深思自己在媒體界的價值何在？
講了這麼多，回到那位同學問題的本質上，我認為台灣的條件與環境要培養出台灣的Thomas Friedman有客觀條件上的限制。但是，當中國的新華社大舉進行海外擴張的同時，台灣的媒體主是否也該思考進行全球佈局，願意花更多的資源，去培養下一個朱立熙或台灣的Thomas Friedman。許多新聞台常以「XX新聞，世界報導」的名義介紹自己的新聞節目，但其中真正有價值的世界報導又佔了多少？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