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新

投書川習會成果有限，美中進入高競爭、低失控模式

川習會成果有限，美中進入高競爭、低失控模式文／夏一新5月13日至15日，川習會在北京正式舉行。這場睽違多年的高峰會，雙方都以高規格接待與參與，美國總統川普率領多位重量級企業領袖訪中，中方則以國宴、閱兵與天壇參訪等安排營造大國外交重啟的氣氛。但場面越盛大，成果有限的落差就越明顯。這場峰會真正透露的，未必是美中關係改善，而是雙方開始接受一個新的現實：競爭仍會持續，但不能讓局勢走向失控。川習會前，外界原本預測最重要的三項議題，是貿易、伊朗與台灣。貿易牽動美中供應鏈與市場利益，伊朗涉及中東局勢與能源安全，台灣則始終是美中最敏感的戰略紅線。川普雖宣稱中國同意採購美國大豆、能源與200架波音客機，但這些成果仍低於市場原先期待。波音部分，外界先前甚至傳出可能上看500架，最後公布為200架；消息公布後，波音股價反而下跌逾4％。農產品採購則屬於分年、分批執行的承諾，能否真正落實仍要觀察。原本受矚目的AI與晶片議題，也未見重大突破，高階晶片管制並未出現明顯鬆動。伊朗問題上，川普在空軍一號上強調，荷姆茲海峽仍掌握在美國控制之下，伊朗若持續封鎖海峽，每天將損失高達五億美元。他也表示，中國希望美伊停火、維持中東穩定。但這並不代表北京真正站到華府立場，而是中國在能源安全與中東局勢之間，仍維持自己的戰略空間。台灣問題則更微妙。中方會後強調，習近平指出「台獨與和平水火不容」，並再次將台灣問題列為中國核心利益；相較之下，美方則刻意降低公開衝突氣氛，白宮會後摘要並未凸顯台灣議題。川普離開北京後卻透露，習近平在會談中談了很多台灣，記者也一路追問對台軍售與美國是否防衛台灣。這種「公開降溫、私下深談」的處理方式，反而顯示美中雙方都開始意識到：台灣問題已成為最容易引發誤判與失控的高風險議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訊號，是輝達執行長黃仁勳最後一刻隨團訪中。AI晶片並未真正離開美中談判場域，只是變得更加敏感。華府並未鬆動對中國高階晶片限制，但也開始意識到，若完全切斷中國市場，美國科技企業本身同樣會承受巨大壓力。北京此次其實反覆釋放一個訊號：美中不再追求全面和解，而是建立一種新的風險管理框架。從波音、大豆、能源採購，到伊朗與台灣問題，雙方都試圖避免局勢全面惡化，但也都沒有真正放棄自身核心利益。川習會真正形成的，不是冷戰式全面對抗，也不是過去全球化時代的深度合作，而是一種「高競爭、低失控」的新模式。AI、台灣、供應鏈與軍事競爭仍會持續，但北京與華府似乎都開始接受：雙方可以競爭，卻不能真正失控。這或許才是此次北京川習會最重要的政治訊號。（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台灣如何在美中博弈中保持戰略自主

台灣如何在美中博弈中保持戰略自主文／夏一新川普訪問中國前夕，美中之間的氣氛並不單純。北京直到最後階段才正式宣布行程，美方財經與戰略官員也持續與中方接觸，顯示這場川習會不是禮節性高峰會，而是一場仍在討價還價中的大國談判。對台灣而言，最直覺的問題是：台灣會不會被放上談判桌？這個問題並不多餘。川普的外交風格本來就高度交易化，他重視成本、價格、交換與回報；北京也很清楚這一點，必然會試圖在台灣問題上測試川普底線。但台灣真正該問的，不只是「會不會被交易」，而是台灣如何在美中博弈之間保持戰略自主。換句話說，當大國開始談判時，台灣手上還剩多少牌，可以讓別人不敢輕易替台灣開價。大國談判從來不是慈善會議。美中可以在經貿上談採購，在關稅上談讓步，在科技上談風險控管，在中東問題上尋求局部默契。對川普而言，只要能換到他認為足夠的利益，許多議題都可能被放進談判清單。這正是台灣必須清醒面對的現實。問題在於，台灣不能只把自己想像成被保護者。若台灣只是期待美國善意，卻沒有把自身防衛、半導體供應鏈、第一島鏈安全與美國國內政治利益緊緊扣在一起，那麼台灣就很容易被看成一項可以調整價格的外交項目。立法院三讀通過總額七千八百億元的軍購特別條例，不應只被看成藍白與民進黨之間的內政攻防。它在川習會前夕釋出的政治訊號很清楚：台灣不是坐在原地等待華府安排，也不是只用口號要求美國保護，而是試圖把防衛承諾制度化、預算化，並轉化成美國與中國都必須計算的政治現實。軍購不是萬靈丹。武器能否準時交付，是否符合台灣真正防衛需求，國軍是否具備吸收與整合能力，這些都仍是問題。但至少七千八百億元軍購條例說明，台灣內部已經意識到，安全不能完全外包。面對川普這樣的交易型總統，台灣若沒有自我防衛的具體行動，就很難要求美國把台灣視為不可輕易讓步的戰略資產。北京在川習會中真正想要的，也未必是川普當場作出驚人讓步。大國外交往往不是一次完成，而是逐步改寫語言、降低行動、改變慣例。北京可能要的，是美方在涉台表述上更謹慎，在高層互訪上更低調，在軍售時程上更保守，甚至在「不支持台獨」與「反對台獨」之間製造模糊空間。這些看似細微的調整，才是台灣真正要警覺的地方。台灣的戰略空間，往往不是突然崩塌，而是在一次次「降溫」、一次次「延後」、一次次「避免刺激北京」中慢慢被壓縮。等到社會發現空間變小時，新的現實可能已經形成。台灣不能只問川普會不會「出賣台灣」。這種問法固然有情緒張力，卻太被動，好像台灣只能等待別人決定命運。更成熟的問題應該是：台灣如何讓任何美國總統即使想交易，也必須承擔難以承受的代價？川習會前，台灣不可能阻止美中談判，也不能期待華府完全按照台北的意願行事。真正能做的，是改變自己在談判結構中的位置：不是被標價的物件，而是讓任何讓步都必須付出代價的戰略成本。大國可以談判，也一定會談判。台灣要追求的戰略自主，不是幻想自己永遠不被談到，而是即使被談到，也不容易被交易掉。(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川習會前，台灣不能成為交易籌碼

川習會前，台灣不能成為交易籌碼文／夏一新川普即將訪問北京，與習近平舉行面對面會談。在這場川習會登場前，美國國務卿盧比歐再次提到台灣，強調美國對台政策不變，台灣議題很可能會在會中被提及，台灣海峽必須維持穩定。這番話表面上看，是外交上的例行表述；但放在川習會前夕，就不只是普通發言。當美國國務卿連續在峰會前談到台灣，等於是先把台灣議題放進公開框架，避免川習會後被外界解讀成美方在台灣問題上私下讓步。台灣最擔心的，不是川習會談到台灣，而是台灣被當成談判籌碼。川普的外交風格一向強調交易，從關稅、軍費分攤到盟邦關係，都習慣以利益交換處理問題。也因此，只要川習會即將登場，外界自然會擔心，北京是否會利用貿易、採購或其他經濟讓利，換取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某種降溫。盧比歐此時出面，正是要降低這種不確定性。他沒有只說美國支持台灣，而是把台灣海峽穩定說成美中雙方共同利益。這句話的政治含義很清楚：台灣問題可以談，但不能把台灣穩定拿來交換；美中可以控管風險，但北京不能把「穩定」解釋成美國對台退讓。這也是川習會最微妙的地方。北京未必期待一次會談就讓美國改變對台政策，但很可能希望川普在軍售、官方往來、印太部署與對台政治表述上降低強度。換句話說，北京真正要測試的，不一定是美國會不會放棄台灣，而是川普會不會為了更大的交易，把台灣議題往後放、往小放，或往模糊處理。因此，盧比歐的發言其實是替川普政府設定公開框架。當國務卿已經在會前表明政策不變，並強調台海穩定是共同利益，川普即使在北京與習近平談到台灣，也比較難被解讀為私下讓步。這是一種外交上的預防針，防的不是一句話，而是峰會後各方各自解讀所造成的戰略混亂。台灣也不能只把問題簡化成「美國會不會賣台」。這種說法雖然容易動員情緒，卻容易忽略更現實的問題：美國不會公開拋棄台灣，但可能在不同議題之間調整優先順序；北京也不一定急於立即動武，卻會持續利用灰色地帶、外交壓力與心理戰，讓台灣在美中關係中逐漸被邊緣化。更重要的是，台灣自己也必須避免發出混亂訊號。立法院剛通過軍購特別條例，總額為七千八百億元，低於行政部門原先規劃。這項結果不能簡化成在野黨反對國防，也不能被執政黨包裝成誰比較愛台灣。軍購本來就應該接受國會監督，金額、項目、交付時程與後勤維修都應該攤開檢驗。國防不是空白支票，這句話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台灣內部的軍購討論，不能最後只剩黨派互罵。當川習會即將登場，美中都會觀察台灣內部政治訊號。如果外界看到的是朝野彼此指控、互貼標籤，卻看不見一套清楚的防衛戰略，受損的不是某一個政黨，而是台灣整體的戰略可信度。真正成熟的國家安全討論，不該是「買越多越愛台灣」，也不該是「反對軍購就是親中」。問題在於，台灣如何在財政紀律、軍事需求、戰略可信度之間取得平衡。國防預算可以被檢驗，軍購項目可以被審查，但台灣不能讓北京或華府誤判：台灣只想依賴別人保護，自己卻不願承擔代價。同樣地，追求兩岸和平也不能被理解成降低防衛。台灣當然需要避免戰爭，也需要保留對話空間；但和平不是靠單方面退讓換來的，穩定也不是靠模糊立場維持的。真正有意義的和平，必須建立在嚇阻能力、政治清醒與內部共識之上。川習會前，盧比歐再提台灣，提醒我們一件事：台灣雖然不在會議桌上，卻會被放進會議議程。沒有參與談判，卻可能承受談判結果；沒有坐上主桌，卻可能成為主桌上最敏感的議題。台灣要做的，不是每天猜測川普會說什麼，也不是把所有安全想像都押在美國官員的保證上。台灣真正要確保的是，無論美中如何談，台灣都不是可以被交換的籌碼；無論北京如何施壓，台灣都不是可以被迫沉默的對象；無論華府如何調整戰術，台灣都必須有足夠清楚的自我防衛意志與政治判斷。盧比歐已經在川習會前先畫出美方底線。接下來，台灣也要畫出自己的底線。美國可以說政策不變，但台灣更要證明，自己的安全不能只靠別人表態，而要靠自己把戰略位置站穩。（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留不住人：台灣護理現場的真正困境

留不住人：台灣護理現場的真正困境文／夏一新國際護師節前夕，上千名護理人員走上街頭。這場抗議，並不只是單純爭取待遇，而是第一線長期壓力累積後的出口。當醫療體系開始需要靠不斷透支現場人力維持運作，問題就不再只是護理職場，而是整體醫療安全。台灣其實不是沒有護理師。目前全台具有護理師執照者超過三十二萬人，但實際投入臨床者約十九萬人。近年即使持續有新人通過國考，仍有相當比例選擇不進入醫療體系，或在短時間內離開。這代表問題未必只是考試門檻，而是現場環境是否足以讓人留下。近期有人主張，應調整護理師國考難度，以補充人力缺口。但如果大量取得資格的人最後仍不願進入臨床，問題恐怕不在考試，而在於工作本身已逐漸超出可長期承受的範圍。現在許多醫療現場，護理人員同時照顧十餘名病人已不是少數情況。長期輪班、日夜顛倒、高度情緒勞動，加上突發狀況與家屬壓力，使第一線長期處於緊繃狀態。對許多人而言，不是不願意照顧病人，而是身心逐漸無法負荷。真正值得擔心的，也不只是人數下降。當資深護理人員持續流失，新進人員又快速離開，醫療體系正在面臨另一種更深層的問題：臨床經驗與帶領能力的斷裂。護理工作並不是只靠人數補齊即可維持運作，許多判斷、協調與危機處理能力，都高度依賴長期累積的現場經驗。一旦資深人力大量流失，現場負荷將進一步集中在仍留下的人身上，形成惡性循環。這也是為何護理界近年持續要求三班護病比制度入法。因為問題早已不是單純「缺工」，而是工作負荷是否已超過醫療體系可承受範圍。當照顧品質、人員留任與病人安全彼此連動，護病比便不只是勞動條件，而是醫療安全的一部分。如果一個醫療體系，長期只能依賴少數還願意留下的人硬撐，最後被透支的，恐怕不只是護理人員，而是整個社會對醫療的信任。（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外交突圍之後，更該正視新型態壓力

外交突圍之後，更該正視新型態壓力文／夏一新總統賴清德5月2日突然宣布抵達史瓦帝尼，完成原先暫緩的外訪行程。從原定安排出現變數，到改採「抵達後公開」方式成行，再到順利返台，整個過程高度保密，也引發外界高度關注。這趟行程最值得注意的，不只是賴清德最終成功抵達，而是台灣外訪所面對的壓力型態，正在出現變化。過去兩岸外交競爭，多集中於邦交國、國際組織與名稱問題；如今，相關壓力已逐漸延伸到航權、空域與第三國技術環節，使外訪不再只是政治問題，也成為安全與風險同步上升的複合挑戰。在這樣的環境下，台灣仍能透過友邦協助完成訪問，本身具有相當象徵意義。史瓦帝尼以專機協助往返，也顯示雙方關係並非停留在形式，而仍具備實際互信與合作基礎。對台灣而言，這次行程至少證明，外部壓力雖然升高，但並未完全封鎖台灣的對外行動能力。不過，突圍成功不代表風險消失。總統身為三軍統帥，外訪期間涉及安全通訊、危機應變與指揮鏈穩定。此次行程因高度保密、隨行人員精簡，又採取不同以往的交通安排，也讓外界開始關注：當出訪模式改變，相關國安與通訊安排是否仍能維持穩定與完整。這些問題目前多屬外界推測，不能直接視為事實；但政府也不宜只以「順利完成」作為全部答案。民主社會對元首安全與制度穩定提出疑問，不等於否定外交行動，而是希望在外部壓力升高之際，相關體系仍能經得起檢驗。此外，這次行程也迅速轉化為政治效果。原本可能被視為受阻的局面，隨著成功成行與返國，被重新轉化為完成任務的敘事。這有助於強化支持者信心，也讓執政方重新取得議題主導權。然而，政治上的加分終究是短期的，真正重要的，仍是制度是否能承受未來更高強度的壓力。賴清德這趟史瓦帝尼行，既是一場外交突圍，也是一場壓力測試。它證明台灣仍有走向國際的能力，但同時也提醒，未來類似情境恐怕不會是最後一次。外交可以有彈性，但國安與制度更需要穩定、可預期與可複製的應變能力。這才是這趟行程真正留下的課題。（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美軍撤出德國：當安全承諾開始被重新計價

美軍撤出德國：當安全承諾開始被重新計價文／夏一新五角大廈本週宣布，將自德國撤出部分駐軍，規模預計超過5,000人，時間拉在六到十二個月內完成。表面看起來只是部署調整，但放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中東戰事還在延燒、貿易摩擦也沒有緩下來，這件事很難只當作單一政策來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指出，這波調整正在擴大美歐之間原本就存在的裂痕，也讓安全與經濟問題開始交錯在一起。真正讓人注意的，其實不是人數，而是同時發生的幾個動作。一個完整旅級單位要撤，原本預定部署的遠程打擊營也被拿掉。這種變化，不太像單純減兵，比較像把一塊關鍵能力直接抽走。原本那套遠程火力，是拿來補強對俄羅斯嚇阻用的，一旦取消，留下來的空缺不是補人數就能解決。歐洲在整個安全體系裡，一直不是跟美國平行分工，而是很多關鍵能力都握在美方手上。遠程打擊、情報、後勤，這些東西平常不太被拿出來講，但一旦調整，就會很明顯。現在的狀況比較像是——原本靠的一整套支撐，開始有鬆動。問題在於，歐洲不是不知道要補。這幾年其實已經在加速，不管是遠程打擊還是整體軍力，都在往上拉。但這種東西不可能說補就補，很多都是年計算的，不是月。於是就出現一段很尷尬的時間：原本的嚇阻開始鬆掉，新的還沒長出來。《路透社》（Reuters）引述多方評估指出，歐洲要填補相關軍事能力缺口，仍需數年時間。這種落差，在東歐看得更清楚。像波蘭這種前線國家，本來就高度依賴美軍存在。現在部署一動，不只是兵力多少的問題，而是訊號。對手怎麼解讀，反而更重要。嚇阻有時候不是「你有多少」，而是「對方覺得你還在不在」。同一時間，美國自己內部也沒那麼一致。有一派覺得不應該撤，甚至應該往東推；另一邊則在調整整體部署。這種分歧不是第一次出現，但放在現在這個局勢下，對外就會變得比較難判斷。對盟友來說，問題不只是政策本身，而是這個政策會不會變。歐洲當然不是沒動作。德國已經在談擴軍，從18.5萬往26萬走，也在加快採購和基礎建設。方向算清楚，但進度還是慢。財政壓力在那裡，結構問題也不是一兩年能解決。講白一點，就是想補，但還補不到。麻煩就在這裡。責任開始往歐洲這邊移，但能力還沒跟上。很多歐洲官員其實也看得出來，這一連串變化，不太像一個單一決定，更像多個壓力疊在一起之後的結果。《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分析指出，在多重戰線與內外壓力之下，美國對歐洲的調整更接近資源重新分配，而非單一政策轉向。美國同時在經貿上也出手，汽車關稅準備拉高到25%。對德國來說，這是直接打到核心產業。當安全跟經濟一起收緊，關係就很難再用「盟友」兩個字簡單帶過，比較像在重新談條件。美國在德國的駐軍，是從二戰後留下來的，冷戰時期一度到數十萬人，那時候是直接對著蘇聯。現在當然不一樣了，但那個架構其實撐了很久。現在開始動，不只是規模變，是整個角色在變。北約這邊也看得出來有點跟不上節奏。很多細節還在確認，還在跟美方對齊。這種情況以前不是沒有，但現在的問題是，調整的速度跟方向，開始不完全同步。最後還是回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歐洲要不要自己負責？答案其實很清楚，是要。但問題不是要不要，而是來不來得及。當舊的還沒完全退、新的還沒長好，中間那段空窗，就會變成最脆弱的地方。現在這一波變化，比較像不是單點，而是一整排在動。外部壓力當然還在，但真正開始變的，是裡面的運作方式。一旦這個部分還沒穩下來，聯盟本身，反而會變成最大的變數。（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阿聯退出OPEC：當沙烏地主導動搖，能源秩序開始鬆動

阿聯退出OPEC：當沙烏地主導動搖，能源秩序開始鬆動文／夏一新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長期被視為穩定全球油市的機制，但這種穩定從來不是市場自然形成，而是建立在成員國對權力分配的接受之上。一旦這種接受開始鬆動，體系本身就會出現裂縫。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UAE）宣布退出OPEC，看似是產量與配額問題，實際上反映的是更直接的變化：當體系無法同時提供利益與決策空間時，國家會選擇把控制權收回來。這個決定之所以在此刻出現，關鍵不在內部協商，而在外部條件的改變。《彭博社》（Bloomberg）指出，戰爭造成的供應中斷已使全球油市出現結構性缺口，也讓阿聯認為當前正是擺脫配額限制、直接回應市場需求的時機。當市場從過剩轉為供應不足，OPEC原本以減產為核心的運作邏輯開始失去基礎，留在體系內不再代表穩定，反而逐漸變成對產能的約束。市場行為本身也在調整。《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分析，在供應受限、價格維持高檔的環境下，產油國更傾向提高產量以擴大收益，而不是配合集體減產。金融時報的判讀其實很直接：原本建立在「共同約束」上的協調機制，正在被「各自最大化」所取代。對阿聯而言，其產能早已超出配額限制，繼續留在OPEC，等同於在他國主導的框架下壓抑自身優勢。安全環境的變化，使這種轉向更難逆轉。《路透社》（Reuters）報導，隨著與伊朗相關的軍事壓力升高，海灣地區對能源設施與運輸航道的安全疑慮持續上升。路透社的描述很清楚：當風險直接落在油田與荷姆茲海峽，而區域機制無法提供有效防護時，原本建立在合作基礎上的信任就開始鬆動。安全一旦無法外包，政策自然回到國家層級，聯盟的約束力也隨之下降。在這樣的市場與安全條件之下，阿聯與沙烏地阿拉伯之間長期存在的分歧，也從政策差異逐步轉化為權力問題。沙烏地透過減產維持價格與主導地位，阿聯則因產能擴張與戰略調整，更傾向靈活釋放供應。當這兩種路線無法在同一體系內共存，所謂的協調就不再是平衡，而是壓制，退出也就從選項變成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阿聯的決定已經不只是退出一個能源組織，而是重新定位自己在區域與市場中的位置。它不再依附單一權力架構，而是根據自身產能與安全需求，重新組合合作關係。這種做法，更接近中等強權的操作模式——不與體系正面衝突，但也不再被體系綁住。阿聯退出OPEC，表面上是能源政策調整，但背後反映的是一個更深層的變化：當一個體系無法同時提供利益、話語權與安全保障時，成員國就會開始重新選擇位置。問題不在於OPEC還能不能影響油價，而在於它還能不能維持其內部的權力結構。一旦這一點開始動搖，退出就不再是例外，而可能只是開始。（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當文化被說成假議題：張凌赫來台爭議背後的落差

當文化被說成假議題：張凌赫來台爭議背後的落差文／夏一新近期，隨著逐玉在台灣爆紅，主演張凌赫是否來台與粉絲互動，意外成為討論焦點。從西門町到商場空間，相關粉絲活動已經實際出現，這類由市場與觀眾推動的文化現象，並非政策設計，而是自然形成。張凌赫的關注度也並非單一作品帶動。隨著《逐玉》熱播，其後續主演作品《歸鸞》與《這一秒過火》尚未播出即已引發討論，人氣持續累積。當粉絲開始期待演員來台互動時，所反映的已不只是追星，而是一種逐漸成形的文化需求。然而，文化部長李遠日前受訪時表示，不理解為何會有人希望張凌赫來台，甚至將相關討論視為「假議題」。這樣的說法，與當前已經發生的文化熱潮之間，出現明顯落差。當一個已經在市場與社會層面發酵的文化現象，被政策語言快速否定時，問題恐怕不在事件本身，而在於對文化運作方式的理解。文化交流從來不只有一種形式。有些來自官方安排，有些則來自市場擴散與觀眾參與。前者可預期、可管理，後者則更開放，也更難被納入既有框架。當前的爭議，正是在這兩種文化形式之間出現落差。回顧2024年6月，胡歌來台參與活動，停留時間不到24小時，整體行程採取快閃式安排，內容集中，幾乎沒有額外公開行程空間。這種高度壓縮且具控管性的安排，使文化交流更接近形式性的互動，而非開放性的社會接觸，也反映出當時對兩岸文化交流仍採取較為審慎的管理方式。相較之下，張凌赫所引發的關注，並非來自官方邀請，而是市場與觀眾的自然反應。這類由下而上的文化流動，更貼近當代文化產業的實際運作。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若仍將相關討論視為「假議題」，就不只是對單一事件的判斷，而是對整體文化市場動態的低估。問題不在於某一位演員是否來台，而在於當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出現時，是否存在一致的判準。若官方所能接受的，僅限於可預期、可控管的交流模式，而對市場自發形成的文化互動保持距離甚至否定，那麼所謂的文化開放，恐怕只停留在制度設計之內，而未真正回應社會的變化。文化從來不是被規劃出來的，而是在社會中流動、累積、轉化。當一項已經形成參與與討論的文化現象，被過早定義為不具意義時，反而讓問題浮現：政策究竟是在引導文化，還是在錯過文化。（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科技稅引發關稅威脅：美英關係正在出現變化

科技稅引發關稅威脅：美英關係正在出現變化文／夏一新4月下旬，美國總統川普在接受《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訪問時表示，若英國不取消數位服務稅，美國將對其課徵高額關稅。《路透社》（Reuters）隨後報導指出，這項表態已使原本屬於稅制爭議的問題，迅速升高為貿易層級的對抗。這起事件的意義，不只是政策分歧，而是美英關係運作方式正在出現轉變。英國的數位服務稅自2020年實施，稅率約為2%，主要針對大型數位平台在當地市場的營收。這項政策的出發點，在於處理數位經濟下「在哪裡創造價值、就在哪裡課稅」的問題。然而，在實際影響上，主要對象集中於美國科技企業，包括 Apple、Google與Meta。這使得原本具有制度意涵的稅制安排，被美國視為對其產業的直接影響。爭議因此不再只是課稅正當性的問題，而轉向課稅對象是否具有針對性。對英國而言，這是財政主權的一部分；對美國而言，則涉及本國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條件。當雙方對問題的理解出現落差，衝突自然會升高。川普選擇以關稅作為回應手段，使局勢進一步轉變。與數位稅不同，關稅影響直接且可量化，能迅速作用於出口產業，形成具體壓力。這種做法，並不是在制度層面尋求解決，而是透過改變成本結構，迫使對方重新評估政策選擇。這樣的互動方式，反映出一種逐漸清晰的趨勢。過去，美英之間即使存在政策分歧，仍多透過協商與制度機制處理；但在這次事件中，美國直接動用貿易工具，使政策差異迅速升高為經濟壓力，顯示其處理盟友分歧的方式正在變得更為直接。這並不代表同盟關係出現根本性變化。安全與外交合作仍然存在，但在經濟與產業議題上，互動邏輯已出現調整。當政策涉及核心產業利益時，協調不再是唯一選項，壓力手段也開始成為工具之一。數位經濟的發展，使課稅權與市場界線變得更加模糊。英國的數位服務稅並非孤例，類似政策在歐洲其他國家亦曾出現。但當這些政策直接影響大型跨國企業時，問題便不只是財政安排，而是牽動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場爭議的關鍵，不在於數位服務稅是否調整，而在於它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變化：當經濟利益受到影響時，即使是長期盟友，彼此之間的互動，也可能從協調轉向更具壓力性的手段。（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美伊第二輪談判卡住了：代表團變數背後的關鍵訊號

美伊第二輪談判卡住了：代表團變數背後的關鍵訊號文／夏一新美國總統川普已於4月26日宣布，取消原定派遣特使團前往巴基斯坦與伊朗進行接觸的行程，使原本被視為可能啟動的第二輪協商進一步停滯。與此同時，伊朗方面亦明確表示不會與美方直接對話，雙方仍僅透過第三方傳遞訊息。這不僅意味談判受阻，更顯示談判條件本身尚未形成。表面上看，雙方仍維持溝通管道，但實際上接觸機制並未建立。美方並未由副總統范斯（J.D. Vance）親自領軍，原訂是由中東特使魏科夫（Steve Witkoff）等人負責接觸；如今行程取消，更凸顯談判尚未進入具備決策授權的層級。伊朗方面則持續排除直接會談，選擇透過巴基斯坦等中間人傳遞立場。《路透社》（Reuters）指出，德黑蘭仍傾向在戰場局勢未穩前，避免過早進入實質談判。這使所謂「第二輪協商」，更接近於試探性接觸，而非真正談判。與外交停滯形成對比的是，戰場並未降溫。荷莫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仍處高度緊張狀態，伊朗對航運通道施加壓力，美方則以軍事部署與海上攔截回應。《彭博社》（Bloomberg）分析指出，一旦海峽受阻，全球能源供應與價格將迅速受到衝擊。在這樣的環境下，談判並非建立在政治共識之上，而是在風險升高的情況下被迫提上檯面，如今甚至連啟動條件都無法成立。停火同樣未能提供穩定基礎。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與真主黨之間雖維持名義上的停火，但低強度衝突與零星空襲仍持續存在。《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指出，多數停火安排僅能暫時降低衝突強度，卻難以形成長期穩定結構。當停火無法約束戰場，其功能便由制度安排轉為戰術工具。在這樣的情況下，談判與戰場逐漸脫鉤。外交機制雖然仍在運作，但對軍事節奏的影響顯著下降；相反地，戰場持續產生新的壓力與籌碼，反過來主導談判方向。談判不再以終結衝突為目標，而是轉為延緩與調節衝突強度的手段。進一步來看，這種運作模式逐漸形成一種壓力循環。停火初期能降低衝突強度，但效果迅速遞減，各方隨之提高封鎖、制裁與軍事行動強度，以維持影響力。談判在此過程中，不再是壓力的替代方案，而成為壓力體系的一部分。最終，談判逐漸失去「條件交換」的功能，轉變為一場耐力競賽。美國試圖以壓力換取讓步，伊朗則展現承受能力與時間優勢。問題不再是能否達成協議，而是誰能在壓力之下撐得更久。當談判變成時間的延長，而非問題的解決，協商本身也就難以真正啟動。（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總統出訪卡關：台灣外交的不確定性正擴大

總統出訪卡關：台灣外交的不確定性正擴大文／夏一新總統 賴清德 原定於4月下旬出訪非洲友邦史瓦帝尼，行程在出發前夕因過境與航道安排出現變數而暫緩。這起出訪卡關的事件，與其視為單一外交挫折，不如理解為當前外交環境變動下，一種逐漸浮現的風險型態。外交出訪過去往往被理解為「是否能抵達目的地」，但在當前環境下，更關鍵的是能否順利經過。此次行程並非史瓦帝尼拒絕，而是中間環節出現變化，使整體安排失去成立條件。當過境與航道成為限制因素時，外交行動已從單點問題，轉變為路徑問題。目的地仍然存在，並不代表行程就一定能完成。在兩岸既有框架下，北京對總統賴清德的政策定位較為敏感，使相關外交行動長期處於較高壓力環境。同時，部分區域國家在經貿與基礎建設上與中國關係緊密，風險承擔能力有限。當外部條件出現變化，臨時調整立場，往往是更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也因此，這次行程受阻，不應只被視為單一事件，而是反映出一種已經存在的結構狀態。長期以來，台灣歷任總統出訪，多會安排過境美國並短暫停留，這不僅是交通安排，也具有政治意涵。但到目前為止，總統賴清德尚未有相關安排。這不必然代表政策轉變，但顯示相關操作空間正在出現變化。當外部環境收緊，過去被視為慣例的安排，也可能需要重新評估。回顧過去高敏感度出訪，例如前總統 陳水扁 任內，也曾出現航線調整與長時間繞行的情況。然而，這些變動並未導致整體行程中止。這顯示，在不確定環境中，關鍵不在於是否發生變數，而在於是否具備承接與轉化風險的能力。當前外交操作的難度，已不再只是判斷對方是否同意，而是預期對方何時可能改變。這涉及的不是單一決策，而是一整套操作能力，包括是否具備替代航線、能否在變動中迅速調整停留點，以及在最後時刻重新配置整體行程的能力。若缺乏這些條件，即使前期一切順利，仍可能在最後階段失效。此次出訪卡關，不必解讀為外交方向的改變，但確實反映出一個趨勢：外交環境已逐漸進入不確定性擴大的階段。與其在事後歸因與譴責，更重要的是在事前透過資訊控管與備援設計，讓風險保持在可預期範圍內。（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索資須經院長同意：立法監督正當程序受損

索資須經院長同意：立法監督正當程序受損文／夏一新4月8日，立法院質詢時，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翁曉玲要求國科會提供有關基礎研究在科研計畫補助中所占比例的資料。國科會主委吳誠文起初未能說明相關資料的去向，在幕僚提醒下才回應，這些資料已送交行政院核定，需取得同意後方可對外提供。這項回應將爭議焦點從資料本身是否存在，轉移到行政程序是否決定了立法監督資訊的取得範圍。換句話說，本來屬於立法監督基礎的資訊，其公開時機已由行政部門主導。本次要求所關注的並非研究項目內容或技術層面的細節，而是現有科研計畫補助中基礎研究部分的比例，即已編制並執行過的預算結構資料。換句話說，此資訊反映的是資源分配的既定事實，並不涉及未來政策方向或尚未落地的決策內容。在新年度預算尚未完全審查完成前，國科會的延續性計畫仍能按照既定項目及金額執行。新年度審查延後，主要影響的新編計畫，並不妨礙原有結構性資料的保存。然而，當這些已完成的預算結果，還必須經行政院層級核定，才能提供給立委函索時，其資訊用途便從事後檢視轉為行政程序的一部分。在預算制度下，意見分歧本應透過審查與協商機制處理。過去即使立場不同，仍能在制度內透過討論逐步推進。然而，當行政程序先行限制資訊取得時，協商便失去基礎，制度內部的處理機制也難以啟動。行政與立法並非競爭的對手，而是共同維持制度運作的兩個面向。在此情況下，立法機關對預算結構的掌握將不再即時，監督功能也隨之受到影響。當立法院行使監督行政權所需資訊，須經行政院層級核定後方能取得時，行政機制已實質限縮立法監督空間。（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匈牙利變天背後：一套運作16年的體制如何在外部條件變動中崩解

匈牙利變天背後：一套運作16年的體制如何在外部條件變動中崩解文／夏一新4月12日匈牙利國會選舉結果揭曉，擔任總理16年的歐爾班（Viktor Orbán）敗選，反對派領袖馬扎爾（Péter Magyar）所屬政黨贏得逾三分之二席次，取得修憲主導權。這場選舉表面上是政黨輪替，但更關鍵的，是一套長期運作的政治結構，在外部條件變動之下開始失去支撐。歐爾班在長期執政期間，逐步構築高度集中的權力運作體制，促使政治與經濟資源融合於同一系統。此整合過程主要經由憲政架構與法律制度調整，以及對核心行政與公共機構的人事安排進行掌控，同時重新分配媒體及產業資源，以強化不同層面的權力連結。在此制度下，雖然選舉機制仍持續運作，但其制衡功能已趨弱，轉為維護特定權力核心的延續。隨著權力集中，資源配置與決策亦向特定網絡傾斜，導致腐敗與制度性透明度不足問題逐漸加劇。歐爾班亦善於運用《歐盟》（European Union, EU）及《北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制度中的否決權與協商機制，提升匈牙利在國際體系中的影響力，並使該國在主要議題上發揮超出其規模的作用。以烏俄戰爭相關援助及對俄資產處置為例，匈牙利多次採取保留或拖延策略，影響決策進度，使歐盟在重要方案上需反覆協調。然而，這套體制的穩定並非完全來自內部，而是高度依賴外部條件。多年來，匈牙利經濟的重要支撐來自歐盟資金的持續注入，同時也透過與俄羅斯的能源合作維持供應與價格穩定。這些外部資源形成一種緩衝，使體制內部的矛盾得以延後顯現。當外部條件開始改變，這樣的穩定也隨之出現裂縫。烏俄戰爭帶來的能源與安全壓力，使歐洲整體政策空間收縮；歐盟對匈牙利法治與資金運用的疑慮升高，進一步收緊資金撥付機制。原本支撐政局的外部資源逐步減弱，體制開始失去維持運作的關鍵條件。在此情況下，政府雖試圖透過能源補貼與價格管制緩解壓力，但多屬短期措施，難以回應結構性問題。通膨壓力與成長動能不足逐漸累積，政策操作空間受到限制，並快速反映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當經濟壓力成為最直接的感受，選民的關注焦點也隨之轉移。相較於地緣政治或國家安全論述，通貨膨脹、薪資變動與公共服務品質成為更具體且迫切的議題。歐爾班政府持續強調避免涉入戰爭與維持能源供應，但在民生壓力升高的情況下，這些訴求逐漸失去動員效果。在野陣營則將重點轉向民生與制度改革，並結合反貪腐訴求，使部分原本支持執政黨的選民，在不必完全否定過去立場的情況下，也能轉向新的政治選擇。政權更替之後，匈牙利與歐盟之間的關係進入重新調整階段。過去因法治爭議而被凍結的資金，重新成為政策運作的關鍵。新政府能否在有限時間內完成制度改革並恢復資金流入，將直接影響經濟復甦的節奏。這些資金在匈牙利經濟中占有相當比重，其回流有助於緩解財政壓力並穩定投資環境，但同時也附帶制度改革與反貪腐的條件，使新政府面臨時間與政策執行的雙重挑戰。從台灣角度觀察，匈牙利的變化所呈現的，不只是路線之爭，而是當一個體制長期依賴特定外部條件時，一旦環境出現轉折，內部結構如何迅速受到影響。當經濟壓力進入日常生活層面，選民的關注焦點也可能隨之調整。這次政權更替的意義，不僅在於選舉結果本身，而在於一套依賴外部資源支撐的政治與經濟體系，在條件改變後逐步失去效能。對歐洲而言，這意味著決策阻力可能降低；對市場而言，則象徵一項長期存在的不確定性正在被重新評估。（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鄭習會先行、川習會縮時：台海議題恐留談判外

鄭習會先行、川習會縮時：台海議題恐留談判外文／夏一新原定於三月底舉行、為期三日的川習會受美伊戰事影響，已延後至五月中旬，並進一步縮短為三十六小時。根據目前公布的行程安排，除雙邊會談外，還包括參訪北京天壇及可能的閱兵等象徵性活動。行程逐步明確，但會談具體議題仍未公開說明。川習會還沒登場，兩岸之間的高層互動已經出現。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赴北京與中方會面，使台灣議題提前進入觀察視野。這不只是兩岸交流，而是被放進更大的時序之中，與中美關係一起被理解，後續安排也迅速延伸至政策層面。鄭習會之後，中方隨即推出被稱為「十項惠台政策」的一系列措施，涵蓋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作為後續延伸。這樣的安排並非臨時推動，而是延續既有的兩岸互動架構，使台灣在川習會前就已被納入一個持續運作的交流框架之中。鄭習會出現在川習會之前，等於先把台灣議題帶進場內，外界自然會關注，這樣的安排是否會影響美方在對台立場、軍售節奏，甚至對話對象上的判斷。同一時間，美國對台政策的表述與操作出現變化。「不支持台獨」的說法不再如以往明確，對台軍售則在強化與控管之間擺盪，顯示戰略與政治考量仍在拉扯。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台協會處長谷立言近期頻繁接觸在野陣營，並持續釋出強化關係的訊號。這類互動的重點，不只是單一政黨，而是建立可以跨越政治週期的對話管道；在鄭習會之後，谷立言也表示台灣不需要在對話與嚇阻之間做選擇，兩者可以同時並行，讓交流與安全部署得以同步推進。同時，美方也透過國會議員分批訪台，持續推進防禦能力、國家社會韌性與軍購等議題，甚至有參議員聯名致函立法院，呼籲朝野儘速就軍購與相關預算達成共識，並預告新一批軍售將在數週內公布。另一方面，在立法院就軍購特別條例進行協商之際，也傳出AIT處長谷立言與國民黨前主席朱立倫會面，時間點交錯，使相關互動不再只是單一接觸，而是與立法進程同步出現。把這些動作與中方放在一起看，差異主要在手段。美方透過台灣政治與制度相連，來結控制節奏；中方則透過鄭習會與後續政策，在社會與民間層面持續擴大接觸與影響。兩者路徑不同，但都在讓台海維持在可控範圍內。這種節奏控制同時也對應台灣年底地方選舉週期，一旦台海議題被明確提出或定義，極可能在選舉過程中被迅速放大並對抗化，反而壓縮各方的操作空間，因此相關議題被分散處理，而非集中進入高層會談。川普政府目前的重心仍在中東。黎以停火、美伊重啟談判同時推進，甚至傳出伊朗在荷莫茲海峽問題上出現讓步，看似降溫，但談判壓力其實更集中。當談判進入關鍵階段，無論是核議題或停火安排，都很難沒有結果，在這種情況下，美方需要持續投入政治與軍事資源，也難以再分配籌碼處理其他重大議題，關鍵不在意願，而在可動用的空間。從表面看，台海局勢維持在相對穩定的狀態，但這種穩定並不代表風險降低。一個尚未發生、但不確定性極高的議題，本身就具有交換價值。台海議題一旦進入談判，就不只是討論，而會變成條件的一部分。回到川習會本身，三十六小時的安排，本身就是一種選擇。能談的先談，不能碰的暫時放著，台灣正落在後者。台海議題未被納入，不是因為重要性降低，而是同時受到美方在控管節奏、中方在社會層持續推進，加上中東戰場牽制，使其在此刻難以進入正式談判。鄭習會讓台灣提前進入局勢，但川習會未必會正面處理。美方在台灣內部聯絡穿梭穩定節奏，中方則在社會層面持續推進，兩種不同路徑同時作用，使台海議題沒有被推上談判桌，雙方卻早已開始運作。問題不在台海會否在川習會被列入議程，而是雙方已經用不同方式處理：目標是控制節奏與降低溫度。台海不是沒上桌，而是正被刻意延後。（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教育部部定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麗文來》為何無法成為神曲？政治敘事遇上短影音時代

《麗文來》為何無法成為神曲？政治敘事遇上短影音時代文／夏一新4月中旬，鄭麗文完成北京訪問後，一首名為《麗文來》的新歌同步於網路發布。歌曲內容緊扣行程主題，從「咱家女兒回家來」到「兩岸和鳴傳天籟」，展現高度契合事件特點。值得注意的是，該曲未如過去「政治語錄」改編作品般在短影音平台產生廣泛傳播，反而迅速失熱度。最直接的觀察是，它沒有紅。在 YouTube、抖音、Instagram 等短影音平台上，很難自然滑到這首歌，多半需要刻意搜尋才會出現零星內容；更關鍵的是，幾乎沒有翻唱、改編或演奏等自發性的二次創作，也少見被大量剪輯套用於不同情境的使用。各式媒體與政論節目亦未形成明顯討論聲量。《麗文來》始終停留在原始版本的播放，而沒有進一步擴散。從歌詞內容來看，《麗文來》幾乎運用了AI敘事常見的所有元素，例如山河、明月、寶島與血脈等詞彙，排列得井然有序，語句也十分流暢，展現出高度模板化的特色。這些語言並非源自具體經驗，而是為了配合既定立場而設計。它並不是在描繪個人的真實感受，而是在反覆傳達一個預先設定好的方向。此作品語言表達方式存在一定特徵。例如，歌詞如「大勢滾滾來，擋者粉身入塵埃」等句子，直接給出結論，先陳述立場再補充情感，使整體語氣呈現高度推進與壓迫。全曲多數段落皆採類似構造，缺乏聽眾參與或自行詮釋的空間，呈現的是已整合之方向而非經驗分享。這種先界定立場後填入情緒的語言結構，亦常見於當代AI生成內容，使得文本形式完整但感知與再創作的彈性有限。對部分台灣民眾來說，此表達方式不僅難以產生共鳴，更可能加劇疏離感。旋律處理採用了類似的方式。「麗文來，麗文來」這句反覆出現，節奏簡單直接，缺少變化和暫停。聽過一兩次後，接下來的發展便容易預測。這種設計在口號中或許有效，但應用於音樂時卻會降低作品的耐聽性。若把這類作品放到短影音平台，就會發現落差十分明顯。能在短影音上迅速傳播的音樂，不止要動聽，還得適合被切割、重複、模仿或重新編排。許多爆紅片段都集中在15至30秒的情緒高峰，旋律簡單、節奏鮮明，方便用戶反覆套用在各種情境。這類音樂往往能跨越語言和世代，成為全民共用的素材，而不是只供完整欣賞的作品。從這個角度看，《麗文來》遇到的困難並非旋律本身，而是它原本就沒設計成「可被使用」的型態。雖然作品完成度很高，卻不易被拆解或再創作。在現在由短影音主導的傳播環境下，這樣的作品很難進入傳播鏈條。近期以王世堅質詢語錄為基礎改編的歌曲《沒出息》，展現了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當中的「本來可以從從容容，最後變成連滾帶爬」一語，原本並非專為音樂創作，而屬於具高度情感色彩的即時發言。其源自於個人經驗，並非特定立場，因此能夠被廣泛套用於各種生活處境。觀眾不僅僅是被說服，更能產生直接的共鳴與聯想，進而主動進行翻唱、改編乃至再創作，促使內容擴散。相較之下，《麗文來》一曲則體現了AI生成或高度設計音樂的特點：情緒雖然存在，但多已事先設定好。作品本身自始便引導聽者特定的理解方式，不是經驗延伸的載體，而僅止於是資訊傳遞的工具，自然也就無法引發廣泛關注。(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川普封鎖荷姆茲海峽：當盟友選擇不跟，戰爭開始改變

川普封鎖荷姆茲海峽：當盟友選擇不跟，戰爭開始改變文／夏一新2026年4月中旬，美國總統川普宣布對伊朗實施海上封鎖，鎖定荷姆茲海峽相關航運動線，試圖以軍事壓力迫使談判讓步。這項決定發生在巴基斯坦和談未能取得進展之後，顯示美方已從談判轉向更具強制性的手段。問題不在於封鎖本身，而在於這一步讓同盟無法再維持原本的默契。當戰爭進入新階段，盟友是否仍願意跟進，開始變成一個需要被回答的問題。這一次，歐洲的反應並不如過去一致。英國明確表示不支持封鎖行動，強調應維持航道開放而非關閉；西班牙國防部長更直言此舉「沒有意義」，澳洲亦未參與相關行動並呼籲降溫。整體而言，多數盟友並未加入這項封鎖計畫，使其呈現出高度單邊性。在此情況下，原本應由同盟分擔的壓力，反而集中於美國本身，行動性質也由集體轉為單邊操作。更進一步來看，北約（NATO）內部已出現明確分歧：英法拒絕加入封鎖，並轉而推動多國機制以恢復航行秩序，多數成員國亦傾向透過外交與非軍事方式處理局勢。這顯示歐洲並非單純「不跟」，而是在重新定義處理方式。《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指出，部分歐洲國家開始限制美國使用其軍事基地與領空，使原本不需討論的軍事協調機制開始重新被檢視；同時，英法亦規劃在衝突後透過防禦性護航維持航道開放。當美國選擇用封鎖製造壓力時，歐洲則試圖透過維持航運秩序來降低風險，這不只是方法差異，而是對戰爭本質的不同判斷。《路透社》（Reuters）報導，美國啟動對伊朗港口的封鎖行動之際，德黑蘭已警告將對海上封鎖採取強烈回應，並伴隨油價再次站上每桶100美元以上，顯示此舉已迅速外溢至市場與安全層面。從執行層面來看，封鎖並非單純命令，而是一項高度複雜的操作，涉及船隻攔截、檢查與放行判斷，且可能遭到規避，使其效果難以完全掌握。同時，全球能源市場對荷姆茲海峽高度依賴，任何干擾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在此情況下，封鎖海峽行動不僅是對外施壓，更是一場高風險的戰略賭注，也意味著衝突正逐步轉向一場以成本承受能力為核心的消耗戰。過去習慣將同盟視為穩定結構，但此次可以看到，即使是歐洲這樣的成熟盟友，也會在關鍵時刻重新計算自身位置。《彭博社》（Bloomberg）評論指出，當戰事延續時，美國的主要對手反而在能源價格上升與戰略牽制中獲得空間，例如俄羅斯因油氣價格上揚而受益，中國則在美國資源分散之際擴大其戰略迴旋餘地，而傳統盟友則需承擔能源成本與安全風險的雙重壓力。對台灣而言，問題不只是站在哪一邊，而是如何在不確定的同盟結構中，保持戰略自主。這場衝突尚未結束，但其影響已逐步顯現。當美國選擇升級行動，而盟友多數傾向降溫時，這不再只是立場差異，而是對整體局勢判斷的分歧。當一項行動既缺乏同盟支撐，又無法確保效果時，其所帶來的，往往不只是壓力，而是整個體系風險的累積。當衝突轉為消耗戰，決定結果的，也不再只是軍事能力，而是各方對成本與壓力的承受極限。這場封鎖沒有立即改變戰局，但已經改變了同盟運作的方式。（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當「鄭習會」先於「川習會」：台海議程正在被提前改寫

當「鄭習會」先於「川習會」：台海議程正在被提前改寫文／夏一新原定於2026年3月底舉行的「川習會」，在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軍事行動後被迫延至5月中旬。這個時程變動，反而讓原本應排在其後的「鄭習會」提前成為北京對外操作的第一個關鍵節點。北京沒有選擇同步延後，而是維持4月會面，等於主動利用時間差，將「先美中、後兩岸」的既有順序，改寫為「先兩岸、後美中」。這樣的安排，重點不在交流本身，而在議程控制權。外交會晤的先後順序，往往決定了誰先設定問題框架。當鄭習會先行發生，北京便有機會在川習會之前，對外建立一種「兩岸存在穩定互動路徑」的預期。這種預期一旦形成，就會改變後續談判的起點，使台海不再只是美中談判中的附屬議題，而成為可以反過來影響談判內容的變數。原本北京的構想，是透過川習會在中東與經貿議題上與川普政府進行交換，進而降低美方在台海的介入強度；台灣問題則置於這個框架內處理。但當川習會延後，北京選擇先行推進鄭習會，等於將台海議題提前獨立出來處理。一旦會後釋出經貿或交流訊號，北京便可以在5月對美主張，兩岸已有穩定互動，美方持續強化軍事介入反而是在改變現狀。這種敘事的轉換，真正指向的不是台灣，而是削弱美國介入的正當性。時間點同樣服務於台灣內部政治。若會面延至6月後，將貼近九合一選舉，政治風險過高；維持在4月，則可讓後續可能釋出的經貿紅利有數月發酵空間，從短期宣傳轉為中期感受。對鄭麗文而言，與習近平直接會面本身即是政治資源，有助於鞏固其在黨內的兩岸話語權；對北京而言，則是在既有接觸對象之外，測試新的對話窗口並觀察台灣政治變化。後續發展的關鍵，在於經貿紅利與國防議題可能形成交錯操作：一方面透過市場與觀光開放創造利益，另一方面在對美關係上維持一定程度的軍購與安全合作，試圖同時向兩方證明自身的必要性。這並非單純平衡，而是一種以槓桿維持空間的策略。然而，北京過去多次高估在台合作對象的影響力，若這些安排與台灣主流民意產生落差，反而可能出現反作用。從整體結構來看，鄭習會的提前，改變的不是兩岸互動本身，而是決策順序。當台海議題在川習會之前被重新排列，北京實際上是在測試一件事：台海是否能被重新定義為一個可以脫離美國直接處理的問題。如果這個嘗試成立，那麼接下來的川習會，談的就不再是如何處理台海，而是是否接受一個已被重新設定的台海現狀。(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從「文明毀滅」到停火談判：中東衝突在最後一刻踩煞車

從「文明毀滅」到停火談判：中東衝突在最後一刻踩煞車文／夏一新美國總統川普對伊朗的態度，在短時間內出現劇烈轉折。先是設下最後通牒，要求限時重啟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否則將攻擊能源與基礎設施，甚至揚言不排除「摧毀整個伊朗文明」。戰爭語言一路升高，幾乎觸及極限。然而，就在期限逼近之際，美國與伊朗卻突然宣布為期兩週的停火，並預定於4月10日展開為期10天的談判，局勢在極短時間內由全面威嚇轉入談判軌道。這樣的轉折，表面上是降溫，實際上更像是在壓力累積到臨界點後，被迫出現的釋放機制。當攻擊目標已延伸至電力與能源系統，戰爭的性質已經改變——不再只是軍事對抗，而是直接衝擊社會運作與經濟結構。原本意圖迫使對手讓步的升級策略，反而迅速推高整體風險，使局勢逼近失控邊緣。然而，就在停火宣布後，新的裂縫立即浮現。是否包含黎巴嫩，成為第一個重大爭議。伊朗與巴基斯坦主張停火涵蓋所有戰線，包括黎巴嫩；但美方隨即釋出訊息，表示黎巴嫩並不在停火範圍之內，而以色列也持續對當地發動攻擊。這意味著，所謂的「停火」，從一開始就缺乏共同定義。當不同參與方對同一份協議有不同解讀時，停火本身便失去約束力。對伊朗而言，若其在黎巴嫩的盟友持續遭到攻擊，等同於自身仍處於戰爭狀態；因此威脅退出停火，並非單純升高語氣，而是對協議範圍的重新界定。這使原本看似降溫的局勢，再度出現回彈風險。同時，各方仍在強調自身的主導地位。伊朗宣稱已取得戰略優勢，並將荷姆茲海峽的控制納入談判條件；美國則試圖透過停火安排重建談判節奏。然而，以色列持續在黎巴嫩行動，卻顯示戰場節奏並未完全受談判框架控制。這種「談判在前、戰事在後」的並行狀態，使停火更像是一種戰術調整，而非真正的結束。外部力量的介入，是這次轉折的重要推手。英國對軍事行動設下限制，巴基斯坦出面斡旋，加上主要大國在關鍵時刻施加壓力，使衝突在臨界點被拉回。然而，這種拉回並未建立長期穩定機制，而更像是暫時性的風險延後。因此，這場停火更接近一次在極限邊緣踩下的煞車，而非真正的轉折點。當威嚇與談判同時存在，卻缺乏一致規則與執行機制，衝突並未消失，而只是轉換形式繼續進行。兩週停火與10天談判之後，局勢是否再次升高，關鍵不在於是否停火，而在於戰爭究竟仍受談判約束，還是早已回到戰場本身。（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兩年條款啟動後，民眾黨的國會戰力為何迅速下滑？

兩年條款啟動後，民眾黨的國會戰力為何迅速下滑？ 文／夏一新2026年初，隨著黃國昌卸下立委職務，加上民眾黨不分區立委依「兩年條款」進行大幅輪替，國會運作出現明顯變化。短短數週內，民眾黨在立法院的議題輸出與攻防節奏明顯下降，甚至連基本存在感都出現落差。民眾黨在第11屆立法院取得8席不分區立委，並實施「兩年條款」。第一階段由黃珊珊、黃國昌、陳昭姿、吳春城、麥玉珍、林國成、林憶君、張啟楷等人組成。到了2026年2月輪替後，除陳昭姿一人留任外，其餘七席全面更替，由陳清龍、劉書彬、洪毓祥、蔡春綢、王安祥、邱慧洳、與李貞秀等人遞補。對多數選民而言，這批新任立委的公共辨識度尚未建立，即使列出完整名單，仍難以對應具體形象與政策角色。立法院的運作本來就需要時間累積，從法案審查到預算攻防，都不是短時間能上手的事情。當人還沒熟悉就離開，累積自然被打斷，戰力也就難以延續。這樣的斷層，很快反映在角色變化上。原本民眾黨還能帶議題、打攻防，但輪替之後，議題輸出變得不穩，委員會的影響力也隨之下降。當一個政黨無法持續製造議題，它在國會裡的存在，就會從主導慢慢轉為被動。此一變化，也反映在黨團召集人所主導的攻防節奏上。由陳清龍擔任黨團召集人後，整體在議題推進與對外回應上節奏放緩；相較於過去由黃國昌所展現的高強度對抗與明確定調，難以形成持續的攻防壓力。即使制度上仍保有席次，也曾取得召委位置，例如林國成具備立法院經驗，在個別會期確實能發揮作用；但到了劉書彬這樣的新任立委，仍在熟悉議事節奏時，整體戰線已難延續。當經驗與新人不斷被切斷，位置便無法累積成力量。同時，黨團的發言與幕僚系統也沒有補上這個空缺。以陳智菡為代表的發言體系，在公共場域的存在感下降，使日常回應缺乏節奏。當正向議題尚未建立，而有限的曝光又被爭議占據，例如李貞秀相關討論持續延燒，整體形象自然會被往下拉。一度傳出「綠白合作」的可能性，使民眾黨在國會的合作方向出現新的想像空間。相較於過去與在野陣營的穩定互動，這類訊號也讓外界對其政策路線與國會定位產生不確定感。當角色尚未穩定、戰力仍在重建時，合作方向的變動，反而進一步削弱其關鍵少數的穩定性。說到底，問題不在於有沒有席次，而在於這些席次能否轉化為持續的影響力。當戰力無法累積、角色無法穩定，即使人仍在立法院，也難以被視為真正的主導力量。兩年條款原本是為了改革，但當這項制度使國會戰力中斷、經驗難以傳承時，改革本身便成為限制。（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投書經濟停滯、通膨升高：英國選擇戰略克制

經濟停滯、通膨升高：英國選擇戰略克制文／夏一新英國經濟已經出現停滯。2026年1月GDP成長為零，復甦動能明顯轉弱。中東戰事尚未全面擴大之前，經濟就已經開始降溫。接下來能源價格上升、通膨壓力加重，讓原本就疲弱的狀態更難維持。軍事決策因此變得更保守，並不令人意外。 能源價格的影響來得很快。英國電力高度依賴天然氣，油氣價格一上升，成本立刻反映在企業與民生端。企業負擔增加，消費支出被壓縮，經濟活動隨之降溫。這種壓力不是短暫波動，而是沿著供應鏈往下傳，逐步擴散。 政策端很快感受到壓力。通膨沒有明顯回落，貨幣政策難以轉向寬鬆；財政方面，債務負擔已高，支出空間有限。可以用的工具變少，調整也變得困難。能源價格帶來的影響已經反映在企業成本與消費信心上，《路透社》（Reuters）也提到，政策空間正在被壓縮。 類似的情況並不是第一次。過去幾次油價衝擊，都同時出現通膨上升與成長放緩。《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指出，這類供給衝擊常讓政策陷入兩難，既難壓通膨，也難撐住經濟。英國並沒有完全退場，而是把參與程度壓在可控範圍內。倫敦先行派遣4架颱風戰機負責基地防衛，同時強化相關設施安全，之後才同意美軍使用位於賽普勒斯的空軍基地提供支援。這些行動都集中在防禦與支援，沒有跨入攻擊層面。 一旦軍事行動升級，成本很難控制。戰爭會快速消耗資源，也會加重財政負擔。戰後復原往往拖得很長，經濟很難迅速回到原來的軌道。對一個動能已經轉弱的經濟體來說，這樣的風險不容易承受。 英國的情況，在歐洲並不是孤例。德國、法國與義大利同樣面臨能源與經濟壓力，但整體承受能力仍相對穩定。英國的壓力傳導更快，也更直接。《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3月下旬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峰會中，各國領袖關注的重點放在能源價格與經濟衝擊，同時強調避免衝突升級，傾向透過經濟與外交方式處理局勢。英國的做法與這個方向一致。 整體來看，英國面對的不是單一問題，而是多重壓力同時累積。經濟轉弱、能源成本上升、政策工具受限，選擇空間自然變小。英國之所以選擇戰略克制，主要是現實條件所限。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