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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失序下的風險治理：印太中型國家與台灣的戰略定位文/ 夏一新在中美競爭長期化、全球風險外溢加劇的背景下，中型國家的外交與經濟政策正出現明顯調整。繼加拿大與中國恢復接觸後，英國首相施凱爾（Keir Starmer）於 1 月 28 日至 31 日率企業代表團訪問北京，與中方高層會談。這些舉動並非單一事件，而是反映出國際秩序不確定性上升後，各國重新評估風險與利益的現實選擇。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國家是否「轉向中國」，而在於中美競爭已成為結構性現象，使中型國家難以將安全與經濟發展完全寄託於單一大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指出，從歐洲到印太地區，愈來愈多國家不再以二分法選邊，而是採取「去風險」策略，以降低在大國對抗中承擔的系統性衝擊。過去，自由國際秩序為中型國家提供相對穩定的生存空間，規則清楚、衝突可控；然而近年來，制裁、關稅、科技管制與金融工具被頻繁政治化，國際規則的可預期性顯著下降。在此情勢下，過度依賴單一陣營，往往意味著在尚未獲得更高安全保障之前，便需先承擔高昂的經濟與外交成本。因此，「戰略自主」逐漸成為多數中型國家的政策工具，而非價值立場。其核心並非否定盟友關係，而是依不同政策領域進行風險分工：在安全上深化與既有夥伴的合作，在經濟上避免自我孤立，在外交上保留必要的調整與溝通空間。相較於全面脫鈎，「去風險」被視為更具可行性的治理路徑。此一趨勢在印太地區尤為明顯。該區既是中美戰略競爭的焦點，也聚集大量中型國家，對外部衝擊特別敏感。根據《路透社》(Reuters) 多篇報導，日本一方面持續強化與美國的安全合作，同時在經濟與外交層面謹慎維持與中國的互動，其政策目標在於避免安全風險外溢至經濟體系，而非追求單一方向的對抗或靠攏。印度則展現另一種模式。其長期強調「戰略自主」，積極發展與美國 、日本等國的安全合作，但同時拒絕加入正式軍事同盟，也未全面切斷與中國的經貿往來。《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分析指出，印度並非消極中立，而是在不結盟傳統基礎上，發展出高度計算性的權力平衡策略，以確保自身決策空間不被任何強權壓縮。印太中型國家的集體經驗，對台灣具有重要啟示。隨著愈來愈多國家將「穩定」視為政策優先目標，台灣能否獲得長期支持，不僅取決於價值立場的一致性，也取決於是否被視為有助於降低區域風險、提升整體可預期性的合作夥伴。值得注意的是，2026 年 1 月 23 日公布的美國《2026 國防戰略》非機密版本，也反映出此一結構性轉變。相關段落經學者張競翻譯後引發討論，並獲國際政治觀察家方恩格肯定其準確性。文件顯示，美國近年在全球安全事務上，更強調與夥伴之間的協調、能力互補與風險管理，反映其對整體區域穩定與長期可持續性的重視。綜觀加拿大、英國的政策調整，以及印太地區中型國家的整體趨勢，可以清楚看出：在全球秩序不穩定成為常態的情況下，風險治理與政策彈性已成為中型國家維持行動空間的必要條件。對台灣而言，關鍵不在於要求他國不斷表態，而在於在既有安全合作基礎上，持續強化自身防衛能力、制度可信度與風險治理能力，使台灣成為有助於區域穩定、而非增加不確定性的可靠夥伴。（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委內瑞拉、格陵蘭、加拿大：川普正在重畫西半球的紅線？文/夏一新 如果還有人把川普的外交語言當成玩笑，那不是樂觀，而是危險。因為真正的問題，早已不是美國會不會發動戰爭，而是美國是否仍然認同「主權不可交易」這件事。 把委內瑞拉、格陵蘭與加拿大放在一起看，會發現川普的行為並非零散失序，而是一條高度一致的權力邏輯：不必宣戰、不必佔領，只要夠強，就可以重新定義別國的選項、邊界與命運。這不是外交摩擦，而是秩序正在被重寫。 委內瑞拉提供了第一個範本。川普時期，美國透過制裁、外交孤立與政權更替施壓，實質左右了這個國家的能源走向。當美國領導人能在國際場合直接宣稱，美國已從委內瑞拉取得大量石油，這代表的不是正常貿易，而是一種赤裸裸的主權降格——別國資源，被視為美國內政成果的一部分。沒有坦克，沒有登陸，但主權已經被掏空。 格陵蘭則是第二個、也是更具指標性的案例。2026 年初，川普在瑞士達沃斯 (Davos)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公開要求「立即談判」取得格陵蘭，理由是飛彈、核武與北極安全。他一邊說「不會動用武力」，一邊卻以關稅與政治後果作為暗示。這樣的話術，核心不在於是否動武，而在於它清楚表明：主權不再是不可侵犯的原則，而是可以被重新談判的條件。 真正讓人不寒而慄的，是加拿大也被拉進了這套邏輯之中。川普多次以「第 51 州」形容加拿大，並公開宣稱「加拿大因美國而存在」，同時對加拿大施加關稅壓力，將貿易、邊境安全與對中政策全面掛鉤。這裡的重點從來不是美國是否真的會派兵北上，而是加拿大已被迫面對一個新現實：其主權行使，正在被外部條件化。 加拿大已將此視為主權與安全問題，加拿大公共媒體《加拿大廣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CBC News）指出，美國總統川普於 2026 年 1 月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重申美國必須取得格陵蘭，並以「加拿大是因美國而存在」的語言，直接點名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該報導指出，這類發言已在加拿大政界與安全圈引發強烈震動，使「主權是否正在被重新定義」不再只是學術討論，而是實質的國安疑慮。 關稅、安全與領土被捆綁為同一套談判工具: 《路透社》（Reuters）報導，川普政府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已不再區分貿易、國家安全與領土議題，而是將關稅威脅、區域安全與領土主張納入同一談判框架，作為迫使對方讓步的整體工具。該報導指出，這種做法顯示美國對盟友與夥伴國的政策，正從規則導向，轉為利益與服從導向。 盟友關係正在被「交易化」: 美國重要時事評論媒體《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分析指出，川普式外交正在顛覆二戰後建立的同盟秩序，將原本建立在共同價值與長期承諾之上的盟友關係，轉化為可以隨時重新談判、甚至撤回的交易關係。該文警告，當強權不再將穩定與可預測性視為責任，而僅視為選項時，中小型國家的安全感將率先崩解。 把這三個案例放在一起，可以清楚看到一個共同模式：不宣戰，但施壓；不佔領，但控制；不否認主權，卻讓主權逐漸失去實質內容。這不是偶發的個人風格，而是一種19世紀式霸權觀在21世紀的回歸，只是工具從艦砲與殖民，變成了關稅、金融、能源與安全承諾的選擇性兌現。因此，真正該問的問題從來不是「美國會不會入侵加拿大」，而是：在這樣的世界觀裡，還有沒有任何國家的主權，被視為不可交易？ 對台灣而言，這並非遙遠的他國新聞。當經濟一體化可以被武器化，當盟友關係退化為交易關係，當「不太可能」成為人們自我安慰的口頭禪，歷史往往正是在這樣的時刻轉彎。真正的危險，不是坦克什麼時候來，而是我們是否已經習慣，在別人設定的條件下，替自己的未來做選擇。 (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川普為何提名凱文・華許出任聯準會主席？ 一場制度走向與市場預期的雙重檢驗文／夏一新2026 年 1 月 30 日，美國總統川普正式提名前聯準會理事凱文・華許（Kevin Warsh）擔任下一任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表面上，這是一次例行性人事決定，實際上卻深刻牽動聯準會在憲政體系中的角色定位。這項提名不僅關乎個別官員的貨幣政策立場，更突顯出川普政府試圖改寫央行與行政部門權力邊界的政治企圖。當聯準會被重新框定為白宮經濟戰略的延伸，其獨立性與全球金融穩定角色，勢將面對制度層級的挑戰。美國總統川普正式提名前聯準會理事凱文・華許（Kevin Warsh）擔任下一任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路透社）此次提名引發高度關注，並非華許立場出現重大變動，而是川普明示將利率政策納入其政治工具箱的意圖再現。在川普的邏輯中，貨幣政策不僅是經濟治理手段，更是選舉與產業戰略的槓桿。降息被視為刺激出口與壓抑美元匯率的工具，而聯準會的政策獨立性則成為「應當收回」的行政資源。《彭博社》（Bloomberg）指出，華許近期在利率與縮表上的表態，明顯朝川普主張靠攏，這讓此次提名帶有強烈政治訊號。川普的用人邏輯並不複雜：重點不在專業性，而在對白宮意志的可預測性與配合度。對川普而言，選擇華許，不只是補一個職位，而是部署一位能與總統政策節奏同步的制度執行者。川普與前聯準會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之間的對立正是這場制度鬥爭的起點。川普多次施壓要求降息未果後，2026 年 1 月 9 日，美國司法部對鮑威爾發出大陪審團傳票，啟動刑事調查。雖然名義上涉及聯準會總部翻修工程的證詞爭議，實質背景是白宮對聯準會貨幣政策獨立的不滿與報復。鮑威爾公開表示，司法壓力將損及央行獨立性，影響政策信任與制度穩定。白宮接下來採取「體制內部調整」策略，轉向提名理念相近者，以逐步重塑聯準會決策邏輯。華許的提名正是此一策略的具體展現。然而，聯準會主席任命需經參議院審查，無法由白宮一意孤行。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提里斯（Thom Tillis）當週即表態，在司法部結束對鮑威爾的刑事調查前，將反對任何新提名案。由於提里斯掌握關鍵一票，足以讓參議院銀行委員會陷入僵局。《路透社》（Reuters）指出，這項程序性阻力已成為提名前景的主要障礙。聯準會在美國憲政架構中雖屬行政體系，卻因其貨幣政策具高度敏感性，被國會授權為制度性獨立機構，不受總統直接指揮，也不由國會預算控制，正是為了避免其政策落入短期政治操作之中。當行政權試圖透過人事與司法程序操縱決策走向，實質上已對三權分立的制度平衡構成實質挑戰。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並非形式設計，而是維持金融穩定與制度可信度的核心機制。《國際銀行家》（International Banker）曾警告，若央行政策必須配合短期政治週期，將導致專業性流失、預期失衡與政策信賴崩解，進而危及整體治理能力。這場提名案之所以敏感，正是因為它打開了這道制度防線的縫隙。2026 年 1 月底，華許獲提名的消息一出，國際金融市場迅速反應。黃金單日下跌約 7.5%，白銀暴跌逾 13%，美元指數強勢上揚。研究機構警告，市場已出現「轉向偏鷹」的預期，資產價格將根據對華許政策傾向的解讀重新定價。這不只是對貨幣政策的再評估，也反映出一旦聯準會獨立性動搖，整體金融市場的假設基礎也將隨之重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亦指出，市場的不安並非針對個別人選，而是對聯準會制度角色可能變動的直覺反應。此人事案不僅關乎一國央行的政策走向，更波及全球資本對美國經濟制度的長期信任。真正值得關注的，從來不是華許個人的專業能力，而是川普政府是否透過制度設計反轉聯準會作為「獨立技術機構」的本質角色。這正是本次提名案的核心問題：當貨幣政策不再由專業機構主導，而是納入執政策略的一環，美國經濟治理的邏輯已發生根本改變。這場檢驗的結果，不只是金融操作的轉向，更是制度本身的再定義。(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當忠誠凌駕專業：中共軍委清洗正在掏空決策中樞文／夏一新中共軍方高層再現異動。外媒披露，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聯參部參謀長劉振立近期已未再公開露面，並被指正接受內部調查。兩人分別掌管軍事規劃與聯合作戰，是解放軍決策體系中的關鍵節點，同時出現變動，顯示軍中整肅已進入核心層級，衝擊的不只是人事，而是整體決策結構。張又俠出身紅二代體系，長期負責裝備建設與軍事改革，被視為習近平在軍中重要的穩定支柱；劉振立則來自陸軍，主導聯合作戰體系。兩人若同時遭到邊緣化，意味著解放軍原有的「規劃—協同—執行」鏈條正被拆解，而非單純的派系輪替。《路透社》指出，近年軍中整肅已從反腐延伸至更廣泛的政治安全審查，火箭軍、裝備系統與戰區層級皆出現頻繁人事異動。這種做法短期內有助於權力集中，卻也同步削弱制度內部的專業回饋與風險修正能力。《金融時報》分析，當忠誠成為高於專業的篩選標準，高層將更傾向於自我審查與噤聲避險，決策逐步由單一意志主導，程序性討論與不同判斷被系統性排除。《華爾街日報》亦指出，這類清洗雖可強化控制，卻容易導致資訊失真與寒蟬效應，使最高決策層反而更孤立。從公開活動與會議出席情況觀察，中央軍委的集體運作已明顯弱化。多項會議出席層級縮水，顯示權力高度集中之下，制度性運作正在空洞化。這種結構，對外看似強硬，對內卻極度脆弱。對台灣而言，風險不在解放軍是否持續備戰，而在北京是否仍保有最低限度的制度理性。當忠誠取代理性、清洗取代程序，任何小規模摩擦都更可能被誤判、放大，甚至失控。中共軍中整肅或許鞏固了權力，卻也同步侵蝕決策品質，成為區域安全中最不穩定的變數之一。(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ICE政治化與明尼蘇達州聯邦治理危機文／夏一新2026年 1 月 27 日，白宮調整了對明尼蘇達州 (Minnesota) 致命槍擊事件的應對。邊境巡邏隊指揮官 Gregory Bovino 被撤換，由前移民執法主管 Tom Homan 接任。川普總統與明州州長 Tim Walz 通話後，雙方釋出降溫訊號，聯邦與地方政府正努力控管局勢，防止事態惡化。明尼阿波利斯 (Minneapolis) 短時間內接連發生兩起由聯邦執法人員開火致命的事件，進而引發全國關注。這些爭議很快從地方層面擴大成全美焦點，各地出現示威抗議，人們不僅質疑個別執法行為是否過當，也質疑聯邦執法權力是否失去了比例原則和民主制衡。隨著社會情緒升溫，前總統歐巴馬 (Obama) 公開表示明尼蘇達州事件對美國核心價值是一次嚴峻考驗，稱之為「令人心碎的悲劇」，並強調這種暴力場景應該成為所有美國人、無論政黨都必須警覺的訊號。前總統比爾．柯林頓 (Bill Clinton) 也指出，現今的執法方式以及政府處理真相的手法「令人難以接受」，他呼籲公民積極行動，守護制度免於遭受權力壟斷。隨著多位民主黨重要人物的表態，白宮所承受的不僅僅是街頭示威的壓力，更面對來自體制內部的政治挑戰。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 (United State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 原本是執行移民與海關法令的行政機構，但在近年的治理實務中，其角色已逐漸延伸至聯邦權力直接介入地方治理的前線。執法場域從邊境轉向內陸城市，行動方式也更具象徵性與政治可見度，使其不再只是單一政策工具，而是牽動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重要節點。明尼蘇達正是這種制度張力下的典型案例。該州長期由民主黨執政，抗議動員能力強，但缺乏如加州、紐約般明確的庇護法條作為制度防火牆，使地方政府難以在法律層面有效阻擋聯邦高風險執法行動，形成中央可以藉由執法主導政治節奏，而地方只能承受隨之而來的社會與治理成本。美國國會內部現已出現跨黨派的監督呼聲，多位民主黨議員提出應重新檢討 ICE 的預算和執行權限，並要求將此列入年度撥款談判中。同時，明州司法機構也要求 ICE 官員出庭，說明其執法依據。聯邦和地方政府目前都在同步推動降溫策略，這雖然對於短期內防止衝突擴大確實有效，但事件中暴露的制度問題依舊沒有解決。如果執法行動在缺乏地方同意和完整程序下介入城市，且帶有高度政治色彩，那麼其正當性勢必會不斷遭到質疑。在這場風暴中，ICE 的角色早已超越單純執行機構，成為聯邦治理結構中極為敏感的重要環節。如何重新劃定它的權限範圍並恢復程序性的監督，不僅關乎聯邦與地方能否回到正常運作，也會影響美國民主制度在高度對立情勢下的韌性。(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華納之困：當內容與政治無法切割文／夏一新美國媒體併購案再度進入權力與制度的角力深水區。Netflix 擬以全現金方式收購華納兄弟探索（Warner Bros. Discovery），雖獲董事會支持，卻仍無法擺脫制度風險的糾纏。這場交易早已超越價格與商業整合，而是內容資產與政治包袱能否切割的制度難題。華納的資產結構異常複雜，一端是全球串流平台爭奪的影視金礦：HBO、華納影業、《哈利波特》、《冰與火之歌》等高價值IP；另一端，卻是有線新聞網 CNN 以及 TNT、TBS 等頻道，面臨結構性衰退與政治極化壓力。當這些資產被打包販售，交易便無法僅以財務眼光看待，而必須接受政治與監管的放大檢視。Netflix 的策略是切割風險、聚焦內容，將 CNN 排除在收購目標之外，以全現金出價來降低程序複雜性與審查變數。《路透社》(Reuters) 報導指出，該方案已獲華納董事會通過，並排除派拉蒙的競購影響。但這並不意味風險解除，反而凸顯另一層制度性不確定性。真正讓此案陷入僵局的，是 CNN 的政治敏感性。川普與 CNN 的對立早已不止於媒體論戰，而是深入到所有權與制度操控。川普長期將 CNN 視為敵對媒體，甚至明言不允許「反美國的媒體」擴張。根據《時代雜誌》(Times) 報導，川普已表態將親自參與本案審查，並質疑 Netflix 的市場支配力。這代表，審查風險不再只是反壟斷問題，而是總統意志與政治報復的延伸。法院角色的退場，更強化了行政干預的可能性。今年 1 月，美國法院駁回派拉蒙對 Netflix 提出的司法異議，明確表示「不干涉產業結構決策」。這將審查重心推向司法部與歐盟競爭機構等行政單位，也放大了政治影響力的空間。在此局勢下，派拉蒙轉向歐洲施壓，聲稱自身收購有助新聞多元、可抗衡美國科技巨頭壟斷，企圖拉高審查層級至制度價值對決。相較之下，Netflix 則以操作單純、高透明度的全現金方案回應，兩者戰略截然不同，反映出企業對「制度風險」的不同解讀。這場交易的實質問題，不是誰出得起錢，而是誰扛得住審查時間與政治風向的不確定性。當媒體資產與新聞頻道被制度綁在一起，就再也不是市場說了算。內容與政治無法切割，才是華納最難解的結構困境。(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布達比三方會談：俄烏美重啟談判程序文／夏一新自 2022 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戰爭以來，相關外交接觸多半停留在間接協商或雙邊層級，戰爭核心當事方始終未曾在同一張桌子上直接對話。在此背景下，2026 年 1 月 24 日於阿布達比舉行的會議，成為全面戰爭爆發以來首次俄羅斯、烏克蘭與美國三方同桌會談。即便成果有限，這一形式上的突破，仍使外界將目光重新投向「和平是否可能被重新啟動」的問題。根據 《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 報導，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會後形容此次對話具有建設性，並明確表示，只要各方仍有意推進，後續會議最快可在二月初舉行。這項說法，並非宣告談判已取得突破，而是刻意對外釋放一個政治訊號：三方之間的接觸並未止於一次會面，而是被設計為一個可以延續的程序。然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在分析中指出，阿布達比會談雖以相對正面的調子落幕，但戰事並未因此停歇，外交進程與戰場現實仍處於不同步狀態。和平在談判桌上被討論，戰爭卻在前線持續推進，這樣的落差本身，就凸顯了當前外交努力所面臨的結構性限制。從實質內容來看，此次會議並未公布任何停火安排，也未觸及具體的政治交換條件。領土歸屬、安全保障與戰後架構等最具爭議的核心議題，仍然被留待未來處理。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對俄羅斯而言，任何和平方案都必須反映戰場現實；對烏克蘭而言，主權與領土完整則是無法退讓的底線。雙方在最根本問題上的立場缺乏交集，使得談判只能先停留在程序層次。從會議層級與與會結構來看，各方皆僅派出經授權的安全與外交代表出席，而非由國家元首或具最終拍板權的政治領導人親自參與。這一安排本身就說明，此次會議並非用來拍板關鍵決定，而是偏向測試立場、交換訊號與維持溝通的象徵性對話。《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指出，阿布達比會談的關鍵不在於政策成果，而在於象徵性地重啟三方對話程序。若從更長的戰爭節奏來看，這場三方會談的出現，也未必意味著衝突正在降溫，反而可能是各方在冬季戰爭消耗已達極限下，選擇以外交程序暫時「以時間換取空間」的結果。冬季作戰本就成本高昂，補給、能源與人員消耗同步放大，在這樣的條件下，透過談判維持一段相對可控的停滯期，有助於為後續軍事行動爭取調整與重整的時間。這種邏輯，也解釋了為何會談被設計成程序性、象徵性，而非直指停火或最終協議。對俄烏雙方而言，三方會談更像是一種戰略緩衝，而非戰爭終點。隨著天候回暖、戰場條件改善，不排除衝突仍可能在春季重新升高。國際環境的變化，亦是促成這場會談的重要背景。當前歐盟與美國之間在安全與戰略議題上的協調明顯承壓，使得原本以跨大西洋聯盟為核心的對烏支撐體系出現裂縫。在這樣的情況下，三方會談所代表的「程序性穩定」，反而成為少數仍能暫時壓制戰局惡化的工具。尤其在美國同時面臨中東局勢升溫、對伊朗採取更強硬行動的背景下，華府更難承受歐洲戰場同步惡化所帶來的戰略分散風險。透過維持俄烏美三方的對話框架，即便無法立即促成和平，也有助於避免衝突在短期內急劇升級，為美國爭取必要的戰略緩衝空間。從這個角度看，阿布達比的三方會談，與其說是和平進程的啟動，不如說是一種多線壓力下的風險管理機制。它的功能不在於終結戰爭，而在於暫時穩住局勢，避免戰場與國際政治同時失控。整體而言，這場俄烏美三方會談，並未改變戰爭的基本結構，也尚未觸及最困難的核心分歧。但它確實標誌了一個轉變：和平不再只是各自表述的口號，而開始被包裝成一個需要反覆協商、逐步推進的政治程序。只是，只要戰場現實仍主導談判條件，只要領土與安全架構缺乏交集，所謂的正面訊號，終究難以轉化為實質轉折。阿布達比的會談，與其說是和平的開始，不如說是一個提醒：談判已經重啟，但戰爭，還沒有停下來。（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川普「和平理事會」的真相：制度實驗，還是權力重組？文／夏一新美國總統川普於民國 115 年 1 月 22 日在瑞士達沃斯高調推出「和平理事會」（Board of Peace），名義上是為了解決衝突、推動戰後治理的新型國際機制，實際上卻更像是一場對既有多邊秩序的制度性挑戰。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構想是否宏大，而在於它能否在現實政治中產生可持續、可複製的和平成果。從流出的章程與白宮說法來看，和平理事會並非單純針對加薩戰後治理的臨時安排，而是一個企圖行使「和平建構功能」的常設組織。這也是多國警惕的關鍵所在：其功能明顯與聯合國既有體系重疊，卻刻意避開長期建立的程序設計，改採高度集中、由少數關鍵人物主導的決策模式。支持者認為，正是這種「去官僚化」與效率導向，才可能在僵局中取得突破。加薩停火經驗顯示，當傳統多邊機制難以形成共識時，實際影響力往往掌握在握有政治、軍事與財務槓桿的少數行為者手中。然而，這種結果導向的做法，也同時犧牲了制度透明度與責任歸屬。更具爭議的，是高度個人化的權力結構。川普同時擔任和平理事會主席與美國代表，並掌握任命、解散附屬機構的實質權限，使整個組織難以與其個人政治命運切割。這意味著，其存續與可信度並非建立在國際共識之上，而是繫於單一政治人物的權威與政治續航力。加拿大被撤回邀請，讓和平理事會的制度性問題徹底浮上檯面，相關發展也引發多家國際媒體關注。當川普以單方面決定取消加拿大資格，回應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對「全球秩序斷裂」的警告時，這個新機制已不再只是效率與程序之爭，而是清楚展現其政治忠誠導向的本質。<德國之聲> 亦指出，歐洲多國對理事會的治理架構、成員資格及其與聯合國體系的關係，已出現明顯分歧。另一個無法忽視的變數，是俄羅斯的角色。俄方表達願意向和平理事會捐助一億美元，並由總統普丁親自參與相關討論。從實務面看，這筆資金對戰後重建具有實質意義；但在政治層面，其象徵性遠大於金額本身。問題不在於金錢，而在於正當性訊號的錯置。當一個仍深陷烏克蘭戰爭、尚未展現明確停戰意願的國家，以「和平捐助者」身分進入決策架構，和平理事會便難以避免承擔「洗白角色」的質疑，模糊了衝突責任與和平建構之間的界線。從制度角度看，這也凸顯和平理事會與聯合國體系的根本差異：前者以資金與影響力換取席位與話語權，後者則至少在形式上維持規範、制裁與角色分工。若這條界線被模糊，短期或許能換得彈性，長期卻可能侵蝕原本就脆弱的國際共識。歸根究柢，和平理事會真正面臨的考驗，不在於是否取代聯合國，而在於能否在促成短期停火後，建立可交接、可延續的治理安排。若它只能快速壓住場面，卻無法承載長期秩序，終究只會成為一次高調卻短命的制度實驗。懷疑是合理的，但過早定論同樣不智。真正的評價標準只有一個：它究竟能把權力轉化為和平，還是只是將和平包裝成權力重組的舞台。（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從達沃斯到歐洲反彈：川普在格陵蘭議題上的新敘事文／夏一新2026 年 1 月 21 日，美國總統川普以視訊方式出席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原本聚焦全球經濟前景的會議，因川普重提格陵蘭議題，迅速轉為歐洲關注的政治焦點。《金融時報》指出，川普選擇在達沃斯表態，本身即是一種對盟友與市場同步施壓的安排，而非單純政策說明。根據《路透社》報導，川普強調美國不會動用軍事力量處理格陵蘭問題，但也表示立場「沒有回頭路」。這種表態，一方面排除軍事手段，另一方面堅持政策底線，被視為語氣調整，而非立場鬆動。此時歐洲正針對美方早前強硬訊號出現反彈。美國隨即啟動經濟手段，提出對丹麥、英國、法國、德國、荷蘭、芬蘭、瑞典、挪威等八國加徵 10% 至 25% 關稅的可能性。這使原屬安全與主權層級的議題，轉化為跨大西洋的貿易與市場風險。部分歐洲國家曾以象徵性方式部署少量軍事人員，表達政治立場。但多家外媒分析認為，這些象徵動作未改變局勢，反而加劇歐洲內部的經貿壓力。各國焦點逐漸從安全姿態，轉向對美經貿反制與制度性回應的可能選項。隨後歐洲多位領導人公開表態，重申格陵蘭屬丹麥主權範圍，不應以單邊方式處理。法國總統馬克宏強調，歐洲的安全與主權架構應建立在規則與盟友互信基礎上，間接批評美方將經濟手段與安全議題綁在一起的作法。歐盟內部亦啟動對關稅與制度因應的討論，顯示並未接受由美方主導的議題節奏。在達沃斯期間，川普也與北約秘書長呂特（Mark Rutte）會談。會後，他表示美方已就格陵蘭建立「未來安排的協議框架」，暫不對持反對立場的歐洲國家加徵關稅。《彭博社》指出，這項表態是對先前貿易威脅的策略性降溫，意圖管控歐洲反應，而非改變政策方向。從時間順序來看，這一系列動作呈現清楚的節奏：先以關稅施壓引發反應，再透過會議與語氣調整降低對抗張力，暫時將焦點拉回制度層次。《金融時報》認為，達沃斯此刻不再只是經濟論壇，而是美國測試盟友底線、管理壓力回應的公開場域。整體來看，川普此次在格陵蘭議題上的調整重點，不在於政策有無轉向，而是敘事方式與手段應用的節奏改變。從早前以經濟威脅製造壓力，到後續提出「不動用武力」與「協議框架」等語言緩衝，美方展現的是對盟友反應的掌控，而非讓步。對歐洲而言，這樣的語氣轉換不應被解讀為政策鬆動。無論是將主權問題簡化為「一個叫做格陵蘭的地方」，或強調「沒有回頭路」，美方仍保留高度的政策彈性與話語主導力。在工具與敘事之間自由切換，真正受到測試的，是跨大西洋體系對這類政治操作的不確定性承受能力。從更宏觀的角度看，格陵蘭儼然成為美歐關係中一個被放大的節點，折射出當前的結構性緊張：主權、經濟、安全與制度信任被納入同一策略框架中。即使短期內危機可被管控，只要這類以施壓與敘事翻轉為核心的模式持續存在，歐洲所面對的，將不只是個別政策議題，而是一種需長期適應的政治現實。夏一新（副教授文／，精神科醫師）

年金改革下私立高教人力結構的轉變文／夏一新年金改革原本被期待能提升制度公平與財務永續，卻在實務運作中，透過不同體系間的人力流動，逐步改變了高等教育的人力結構。改革改變了公立教師的退場誘因，使部分教師選擇提早退休以保留較有利的退休條件，並轉入私立大學任教。這類跨體系流動，重新分配了高教市場中的教職資源，也進一步擠壓原本已高度競爭的私校人力空間。在少子化衝擊下，私立大學首當其衝。招生不足不再只是學校經營問題，而是被制度性地轉嫁到教師個人身上。許多私校的教師評鑑，已不再以教學品質或學術表現為核心，而是直接與選課人數與招生結果綁定。一旦課程招生不理想，教師即面臨續聘與工作穩定性的壓力。在這樣的制度邏輯下，教師是否具備教育專業已非關鍵，能否在招生市場中「發揮功能」才是評估重點。評鑑制度因此從原本保障教學品質的機制，轉化為篩選可被留下來支撐學校營運的人力工具，教育專業被迫退居次要位置。對年輕世代而言，處境尤為艱難。不少年輕助理教授在非續聘後被推向多校兼課體系，部分資深教師亦只能以鐘點費維生，缺乏長期聘任與退休保障。收入不穩、前景難以預期，使教學工作逐漸從可累積的專業職涯，退化為短期、可替代的勞動型態。更深層的問題在於，私校多採確定提撥制，退休給付高度依賴個人帳戶與市場表現，缺乏最低保障。退休往往意味著收入驟降，使部分資深私校教師即便負荷沉重，也不敢輕易退場；而學校在人力調整時，反而更傾向將壓力轉嫁至可替代性較高的年輕教師。高教人力因此出現結構性斷裂：公立體系提早退場者湧入私校，私校內部卻因退場困難而難以進行世代交替。該退的退不了，能進的進不來，留下來的，往往不是最適合接續的人選，而是被制度勉強撐住的勞動力。當教學日益仰賴低保障、短期聘任的教師支撐，高等教育的教學深度、師生關係穩定性與長期學術累積，勢必受到侵蝕。年金改革若僅著眼於單一體系的財務帳目，卻忽略其透過人力流動對高教結構造成的外溢後果，最終恐怕將反噬制度本身。文／夏一新（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川普對八國加稅，劍指格陵蘭：美國地緣戰略的極地轉向文/ 夏一新2026 年 1 月17 日，美國總統川普宣布，將對丹麥、英國、法國、德國、荷蘭、芬蘭、瑞典與挪威等八個歐洲國家加徵 10% 進口關稅，自 2 月 1 日起實施；若未在 6 月前就格陵蘭議題達成協議，關稅將提高至 25%。這項舉措震驚歐洲各國，也再度挑戰了跨大西洋盟友關係。川普的目標並不隱晦——他劍指的，是格陵蘭的戰略控制權。在這場表面是貿易衝突的政治行動背後，隱藏的是一場地緣秩序重塑的博弈：格陵蘭不再是地圖邊陲的一塊冰島，而是軍事前線、戰略資源與全球航道交會的核心據點。軍事：格陵蘭是美國極地防禦網的支柱格陵蘭位於北極圈西緣，地理位置橫跨北美與歐洲之間，是美國導彈防禦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圖勒空軍基地自冷戰以來便承擔北極方向的早期預警任務，而隨著中國與俄羅斯在極地活動頻繁，格陵蘭的重要性正急速升高。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隨著北極冰層融化、地形變遷，美國國防部已啟動擴大格陵蘭預警網的計畫，包括升級雷達系統與增設空天監測設施。這項部署並非單純軍事防禦，而是強化美國全球導彈防禦網中「金盾」體系的北方節點。川普政府認為，僅靠丹麥代為管理或美軍駐軍遠遠不夠，格陵蘭若成為他國勢力滲透的跳板，後果將是國土安全的漏洞。於是，他選擇以經濟壓力取代軍事行動，對歐洲盟友加徵關稅，試圖迫使丹麥讓步。資源：稀土爭奪戰下的戰略跳島除了軍事意涵，格陵蘭的自然資源也成為全球競逐的焦點。近年研究顯示，格陵蘭蘊藏大量稀土、鈾、鐵與石油，尤其稀土對於電動車、風電、武器系統與高科技產業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關鍵材料。《路透社》報導指出，格陵蘭擁有全球前五大的未開發稀土儲量，2021 年地方選舉甚至被視為是否開放外資開採稀土的公投。最終，由反對中國背景投資的政黨勝選，顯示格陵蘭人民對資源主權的警覺性。對美國而言，這是一個機會窗口。若能主導格陵蘭資源開採與技術合作，不但可穩定稀土供應鏈，更能擺脫對中國的長期依賴，這與拜登政府的「供應鏈自主」目標一脈相承。川普延續此戰略，卻選擇更為激進的方式推動。航道：北極貿易新地圖，美中爭奪極地通路氣候變遷正重塑全球航運格局。過去受限於厚重冰層的北極海，如今隨冰層減少，逐步開通新航道。中國自 2018 年推動「冰上絲綢之路」以來，持續擴張在極地的破冰船隊、科考站與港口合作，試圖搶占未來亞洲—歐洲最短航程的主導地位。《金融時報》指出，中國近年與俄羅斯合作，在北極航道沿線強化基礎建設，並加快布局雙用（軍民皆可）設施。美方專家警告，若中國在北極取得貿易節點優勢，將可能顛覆美國既有的海上主導權。格陵蘭正位於北極航道的交會要道，一旦美國失去影響力，極地航線未來將更受中俄主導。川普政府對此早有警覺，這也是為何他會選擇繞過傳統外交協商，直接對歐洲盟友施壓，強化美方在格陵蘭的掌控力。制度讓位於實力？格陵蘭成為地緣轉折點川普並不是第一位對格陵蘭有興趣的美國總統。早在 1946 年，杜魯門政府就曾提出用 1 億美元購買格陵蘭，但遭丹麥拒絕。70 年後，川普再次重提收購構想，遭到譏諷與反對，如今卻以更實際的手段推進其目標。對川普而言，制度與多邊協議是手段，而非限制。他所代表的，是一種將國際規則視為可調整工具、而非自我約束框架的現實主義邏輯。若收購格陵蘭能提升美國國力，打破盟友默契、改寫貿易規則也不在話下。而這種作法，也正是當前世界格局轉變的縮影。過去以北約、歐盟為代表的制度信任機制，正在遭遇來自強權國家內外夾擊的壓力測試。格陵蘭問題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的礦產、軍事與地理，而是它揭示了這樣一個問題：當規則不再具備約束力，小國是否仍能守住主權？盟友之間是否仍能維持信任？格陵蘭這場博弈，不只是島嶼的爭奪，而是世界秩序下一步走向的試煉場。川普掀起的這場關稅與主權壓力戰，正在改寫全球對極地的認識與布局，也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當氣候變遷與地緣政治重疊，我們面對的，不只是冰融，而是秩序的解凍。文／夏一新（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向川普致贈諾貝爾和平獎章文／夏一新路透社報導，美國總統 唐納．川普 於 2026 年 1 月 15 日 在白宮會晤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 瑪麗亞．柯麗娜．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並接受她致贈的諾貝爾和平獎章。馬查多表示，此一象徵性舉動是為肯定川普對委內瑞拉民主與自由的支持；川普則形容這是「相互尊重的美好姿態」。挪威諾貝爾相關機構隨後重申，諾貝爾和平獎本身不可轉讓、共享或變更得主。這場會面是發生在美國已對委內瑞拉政局採取一系列實質介入行動之後。2026 年 1 月 3 日，美國拘捕委內瑞拉前領導人尼古拉斯．馬杜洛（Nicolás Maduro Moros）；隨後，美方加強制裁執行，並於加勒比海展開針對委內瑞拉石油運輸的海上管控與扣押。在此背景下，1 月 15 日的白宮會晤，並非政策啟動點，而更像是在既有行動完成後，補上的政治象徵。從川普的角度觀察，接受諾貝爾和平獎章具有明確的敘事功能。第一，它為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強硬作為提供一層道德語言，將軍事與制裁行動重新框定為「支持民主」的象徵行為。第二，這樣的畫面有助於強化川普一貫偏好的人物型外交風格，使政策行動與個人形象緊密連結。對一位長期公開表達對諾貝爾和平獎高度興趣的政治人物而言，這樣的象徵資本具有清楚的政治價值。然而，就實質結果而言，這場會面並未帶來任何制度性轉折。美國並未在 1 月 15 日或其後宣布支持馬查多出任過渡政府核心角色，也未提出新的政治過渡時間表。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實際政策，仍由能源、安全與制裁三條主線主導，反對派領袖更多扮演的是象徵性角色，而非決策主體。尤其在委內瑞拉的政治與社會語境中，外部強權所採取的軍事與安全行動，是否能轉化為國內民眾的普遍認可，本身就是一個高度分歧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反對派領袖的個人選擇也會被放大檢視。短期而言，馬查多與美國總統會面，確實有助於提升其在國際舞台上的能見度；但她將象徵高度道德資本的諾貝爾和平獎章，主動致贈給外國領袖，卻可能在國內被解讀為角色定位失衡，甚至引發過度靠攏外力的聯想，進而影響其政治正當性與領導形象。整體而言，2026 年 1 月 15 日 的白宮會面，更像是一場服務於政治敘事的象徵性互動，而非改變委內瑞拉政治走向的關鍵節點。它強化了川普的外交故事，卻尚未為委內瑞拉的政治過渡提供清楚而可持續的制度答案。真正值得觀察的，仍是美國接下來是否會把這些象徵轉化為制度安排，或僅止於畫面與話語層次。文／夏一新（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黃仁勳豪擲 200 億：押注 AI 「即時可用」的未來文／夏一新過去十年，人工智慧（AI）產業的競爭幾乎都集中在模型規模與算力堆疊。誰的晶片更快、模型更大，誰就能領先一步。然而，隨著 AI 走出資料中心、深入日常應用，真正影響使用者體驗的焦點，已從「算得快不快」轉為「反應是否即時、是否穩定、是否可信」。正是在這樣的產業轉折點上，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於 2025 年底拍板一項總額約 200 億美元的授權與人才整合計畫，將曾參與 Google TPU 設計的 Groq 核心研發團隊 納入合作體系。這並非傳統的公司併購，而是一場以「工程能力」為核心、精準鎖定關鍵人才的戰略行動。外界關注的往往是金額與形式，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整合的方向與目的。NVIDIA 並非看上 Groq 的品牌或產品線，而是其背後長期累積的 架構設計經驗與工程哲學。Groq 創辦人 Jonathan Ross 是 Google 早期 TPU 設計的核心人物，他長期思考的重點，不是如何讓單一晶片達到極致效能，而是如何讓整個 AI 系統在任務執行中回應得更快、更穩、更可預期。這種思維與 GPU 所擅長的大量平行運算路線截然不同。黃仁勳此舉，等於押注 AI 發展的下一階段——讓智慧真正「即時可用」。這與過去追求極致算力的邏輯不同，反映出 AI 競爭正從「比誰算得多」轉向「比誰用得好」。對 NVIDIA 而言，如今 GPU 的效能與市占率已非最大挑戰。當各家模型規模與訓練效率逐漸拉近，差異不再來自硬體速度，而是 AI 在實際使用時是否「好用」。這意味著，AI 的競爭戰場正從資料中心轉向使用者眼前的幾秒鐘體驗。反應速度、穩定度與系統可預期性，成為最直接的感受標準。從 GPU、TPU 到強調即時互動的專用架構，AI 算力競賽已進入「分流時代」：不同架構不再追求同一目標，而是分別對應訓練效率、系統控制與使用體驗。這也意味著，AI 的發展將不再是單一路線，而是多軌並行的系統演進。若將視角拉回台灣，真正的機會或許不在資料中心的競賽，而在 AI 落地的「最後一哩路」——如何讓 AI 穩定運作於手機、電腦、汽車等各類日常裝置。台灣長期擅長系統整合與硬體製造，若能結合軟體與晶片設計能力，將有機會在這場「即時 AI」時代中扮演關鍵角色。黃仁勳這筆 200 億美元的決策，提醒整個產業：AI 的下一階段勝負，不在誰算得最多，而在誰最懂使用者那幾秒鐘真正需要的是什麼。當 AI 不只是「強大」，而是「可靠、即時、可預期」，那才是真正的智慧革命。黃仁勳豪擲 200 億：看準 AI 核心競爭下一步。文／夏一新（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巴黎峰會登場：歐洲安全正在承受的現實壓力文／夏一新 烏俄戰爭尚未停火，歐洲卻已被迫提前思考戰後安全安排。這並非因為和平在望，而是因為戰爭持續所帶來的制度壓力，正逐步侵蝕歐洲既有的安全架構。在這樣的背景下，巴黎率先端出一套僅在「停火之後」才可能啟動的安全藍圖，本身即反映出歐洲所面臨的現實壓力。 2026 年 1 月 6 日至 7 日，法國總統馬克宏在巴黎召開「志願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峰會，邀集約三十餘國領袖與代表，討論烏克蘭在未來可能停火後的安全保障架構。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親自出席，英法等國表態願在「停火之後」參與維穩部署；美國則未由國務卿或國防部長領軍，而是派出象徵性代表到場觀禮。 這場會議被部分媒體稱為「巴黎合約」或「巴黎聲明」，內容聚焦於停火監督、多國部隊部署、長期軍援與安全保證。然而，問題也正出在這裡：當停火尚未出現，歐洲卻已先行討論一份僅在戰火停止後才能生效的安全設計，這顯示的不是自信，而是對失序風險的提前防範。《路透社》在會後分析中指出，這場峰會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約束力，其成效取決於兩個歐洲無法單方面掌控的條件：俄羅斯是否願意停火，以及美國是否在關鍵時刻提供實質後盾。換言之，巴黎峰會並未解決戰爭本身，而是試圖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中，為歐洲保留一個最低限度的秩序選項。 這樣的安排並非憑空出現，而是接續歐洲一連串政策受挫後的政治延伸。2025 年 12 月中旬，歐盟在布魯塞爾就動用凍結俄羅斯主權資產孳息援助烏克蘭進行長時間協商，最終仍因法律風險與責任分攤問題而破局。英國《金融時報》指出，約兩千億歐元的俄羅斯央行資產高度集中於比利時的歐洲結算銀行，一旦突破主權資產不可動用的慣例，潛在的訴訟與報復風險將首先由少數國家承擔。俄羅斯隨後於 2025 年 12 月 12 日對歐洲結算銀行提起訴訟，更使這項構想在政治上迅速降溫。德國於同年 12 月 18 日提出的「共同貸款」方案，也未能化解根本問題：資金從何而來、債務由誰承擔、戰事若持續又由誰負責。當財政與法律工具相繼碰壁，巴黎峰會遂成為一種「不再談錢、先談秩序」的替代選項。 與此同時，歐洲安全環境並未因外交會議而降溫。就在巴黎峰會前，歐洲多國同時承受來自俄羅斯的灰色地帶壓力。捷克政府通報其多個政府機構遭受大規模網路攻擊，並將其定性為針對支持烏克蘭國家的非對稱施壓行動。德國之聲指出，這類行動已被北約內部視為「混合戰爭」的一環，其特徵在於製造壓力、測試底線，同時刻意避免構成直接武裝衝突。 進入 2026 年，這類壓力進一步延伸至語言與威嚇層次。俄羅斯高層以戲謔方式提及對歐洲國家領導人的人身威脅，引發德國政府嚴正回應。《路透社》分析認為，這類言論本身未必構成立即的軍事行動，但其主要功能在於施加心理壓力，影響歐洲核心國家在談判與政策表態上的節奏。這些安全風險與歐洲正面臨的冬季現實交織在一起，使局勢更為複雜。2026 年初，北極寒流席捲歐洲，多國交通與能源系統承壓，天然氣供應緊繃，使「再撐一個冬天」成為各國決策者不願明說卻無法忽視的政策前提。《紐約時報》指出，冬季作戰不僅考驗前線軍事能力，也同步放大後方社會與能源體系的脆弱性。 從參與巴黎峰會的名單即可看出，各國對這項安排的期待並不一致。法國試圖重建其在歐洲安全架構中的主導角色；德國希望避免被推向正面衝突；加拿大則以中等強國姿態參與，兼顧價值立場與戰後重建的長期布局。這樣的「志願聯盟」設計，本質上正是為了避免北約直接介入所帶來的集體防衛風險，同時對俄羅斯釋放歐洲仍在場的政治訊號。 總體而言，巴黎峰會並非和平的起點，而是一份在戰爭尚未停歇情況下，歐洲試圖預先管理風險的安全預案。它展現的是現實壓力下的自我調適，而非衝突即將結束的樂觀判斷。在停火尚未出現、混合戰爭持續、能源與冬季壓力未解之前，巴黎峰會的實質功能，恐怕仍只是為歐洲與烏克蘭爭取時間的工具。它無法終結戰爭，但至少反映出歐洲在能力受限的現實中，試圖避免安全秩序進一步失序的努力。 文／夏一新（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宏都拉斯政局變動，中美角力下的外交不確定性文／夏一新 2025 年底至 2026 年初，宏都拉斯完成新一輪總統選舉。國家黨（PNH）主席、前德古西加巴市長納斯里．阿斯夫拉（Nasry Asfura），已由選舉委員會正式宣布當選為新任總統，並依憲法慣例，預計於 2026 年 1 月 27 日宣誓就職。隨著選舉結果底定、政權交接進入倒數階段，新政府未來的對外路線，也再度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 阿斯夫拉過去曾多次對台灣表達友善立場，並公開回顧宏都拉斯與台灣維持邦交時期的治理與合作經驗，形容當時「情況比現在好得多」。相關發言，使外界重新關注宏都拉斯外交是否存在重新調整的空間。 需要指出的是，宏都拉斯於 2023 年宣布與台灣斷交、並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係發生在前任總統希歐瑪拉．卡斯楚（Xiomara Castro）執政期間。2023 年 3 月 26 日，宏都拉斯政府正式對外宣布結束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這項外交轉向，並非此次選舉後新政府的決策結果，而是前一任政府所作出的政策選擇，其後續影響延續至本次政權更替之際。 回顧歷史，台灣與宏都拉斯自 1941 年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雙方邦誼延續超過八十年，涵蓋農業技術、公共衛生、教育培訓與基礎建設等多個領域。這段長期互動，使宏都拉斯在不同政治階段，始終與台灣維持穩定且可預期的合作關係，也在宏國官僚體系與社會層面，累積了深厚的互信基礎。 這段邦誼一直延續到 2023 年。根據 路透社 的報導，宏都拉斯宣布與台灣斷交時，被置於中國逐漸加大在拉丁美洲外交布局的背景之下；宏都拉斯長期與台灣維持邦交的歷史，也使這項決定在區域內格外受到關注。 斷交並轉向中國後，北京對宏都拉斯提出多項投資與建設承諾，試圖填補外交轉向後的合作空缺。然而，部分涉及重大投資與基礎建設的計畫，至今仍多停留在協議或規劃階段，實際落地進度有限。與此同時，那段與台灣長期合作所累積的制度經驗、人際網絡與信任記憶，並未因外交名義的改變而立即消失，反而在政權更替與政策檢視過程中，持續被拿來比較與討論。 此次選舉過程本身，也為新政府增添了額外的不確定性。投票日前，美國前總統川普曾公開表態支持阿斯夫拉，強調反毒與區域安全合作；選後，阿斯夫拉亦迅速展現準備執政的姿態，表明與華府維持順暢互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反對派候選人薩爾瓦多．納斯拉亞及其陣營，仍對選舉結果提出質疑，使新政府在上任初期，仍需優先處理內部政治穩定問題。 在此背景下，宏都拉斯的外交選擇，已不僅是單一政策偏好的問題，而是置身於中美角力與國內政治拉鋸之間的結構性現實。對這類中小國而言，外交路線往往不是是否翻轉，而是如何在不確定的環境中，避免承擔過高且難以回收的政治風險。 宏都拉斯未來對外關係的走向，仍有待觀察。但可以確信的是，宏都拉斯與我國長期累積的互信與實質合作，不會因外交名義的變化而立即消散。 文／夏一新（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美國介入委內瑞拉後，加拿大為何率先回應文／夏一新美國介入委內瑞拉政局，影響已不僅止於拉丁美洲內部政治，也開始牽動北美能源與地緣政治的風險結構。在多數國家仍停留於聲明與原則性表態之際，加拿大卻率先採取具體行動，顯示其對局勢變化的不同判讀。2026 年 1 月 4 日，加拿大總理 馬克．卡尼 在出訪法國、準備參與烏克蘭和平談判前，率先與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2025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瑪麗亞．柯麗娜．馬查多 通話，重申加拿大支持由委內瑞拉人民主導的和平談判與民主過渡，並共同譴責現行政權的鎮壓與非法統治。這個時間點的選擇，顯示新政府上任後，已開始重新排序其外交應對的優先順序。表面上看，這通電話延續了加拿大長期強調民主、人權與制度正當性的外交立場；但若僅將其視為價值宣示，恐怕低估了背後的現實考量。委內瑞拉局勢的急速變化，並非單一區域政治事件，而可能牽動北美能源配置與風險承擔方式的調整。加拿大長期高度依賴美國市場，超過八成原油出口集中於單一買方體系。在區域環境相對穩定時，這樣的結構尚可運作；但一旦國際能源版圖出現重新排列，加拿大勢將面臨談判籌碼弱化與市場替代風險同步上升的壓力。這不只是價格問題，而是能源安全與政策自主性的結構性挑戰。歷史經驗並不陌生。二十世紀九O年代，委內瑞拉 曾是北美重要的能源供應來源；其能源體系逐步崩解後，加拿大才得以填補部分缺口。如今，若委內瑞拉能源體系再度被納入新的區域安排，北美能源結構勢必重新洗牌，加拿大自然無法置身事外。在此背景下，渥太華選擇提前與民主反對派建立公開且制度化的政治連結，與其說是表態，不如說是一種風險管理策略。其核心目的，在於局勢尚未被完全定型前，為自身保留政策調整與外交彈性的空間。從這個角度看，加拿大的回應，其實反映了中等國家在快速變動的國際環境中，如何在不對抗任何一方的前提下，維持自身政策自主性。這樣的作法或許不耀眼，卻務實而清楚，也提醒國際社會：在不確定時代，自主性往往來自提早判斷與精準行動，而非事後表態。文／夏一新（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總預算未審竣，不等於國家停擺：行政敘事與制度現實的落差文／夏一新 11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至今尚未完成審議，行政部門多次以「建設被卡、國家風險大增」形容現況，並將壓力指向立法院。然而，在現行憲法與《預算法》的制度架構下，總預算未能如期通過，並不等同於政府停擺，兩者之間存在明顯落差。 依憲法規定，立法院負責議決預算案，並未明文要求必須於年底前完成審查。《預算法》亦明確規範，當年度總預算未審竣時，新年度仍可依前一年預算，暫行經常性與延續性支出，政府不會關門，公務體系運作與人事薪資也不會中斷；真正受限的，是新增的資本支出與新興計畫。截至 2026 年 1 月 5 日，115 年度總預算案仍陷入僵局，因朝野對預算編列合法性與憲政權限分際存在歧見，尚未交付委員會實質審查。立法院已提案延會至 1 月 31 日，但是否能化解爭議，仍有高度不確定性。 在此情況下，行政部門加強對外說明。1 月 5 日，主計總處赴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說明總預算未通過，對國家安全與地方建設可能造成的影響，並點名無人載具計畫、高屏快速公路等建設案。這類說明固然反映政策推動受阻的現實，也顯示制度性爭議正被轉化為高度具體的風險敘事。 依行政部門資料估算，若總預算未審竣，受影響金額約近新台幣三千億元，其中逾千億元屬於新增資本支出與新增計畫，其餘為預備金與災害準備金；同時，歲入歲出差短與還本需求，也使整體融資需求約三千億元，並規畫全數以舉債支應。換言之，這筆被強調為「非動不可」的新增支出，在財政結構上幾乎與新增債務規模重疊。 在審查停滯下，這筆金額不只是財政數字，也成為行政端對外溝通的核心焦點，用以形塑預算延宕的整體風險圖像。將性質各異的支出集中打包，並以單一危機敘事對外說明，本身就是預算攻防中的一種策略選擇。 依《預算法》規定，延續性計畫仍可暫行執行，但包括 TPASS 加碼、每胎十萬元生育給付、蘇澳溪分洪工程等新興政策，將因缺乏法定預算依據而無法動支。主計總處亦指出，若公共支出持續受限，相關影響勢必納入整體經濟評估，甚至可能牽動 2026 年 GDP 成長率的重新估算。總預算未審竣，確實可能使部分新政策延後推動，但若公共討論簡化為「預算卡關等於國家停擺」，而未回到制度層次釐清支出性質與責任分際，反而容易耗損社會對預算制度與行政治理的信任。 文/ 夏一新 (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中國軍演：軍隊反腐與權力重組下的北京軍權訊號文／夏一新近年來，北京對台相關的軍事動作，已難以僅從軍事層面理解。這些行動固然具備對外施壓與威懾的實質意義，但其判讀重點，愈來愈深地嵌入中國內部的權力治理與政治運作之中。特別是在習近平持續推進軍隊反腐整肅的背景下，軍事動作同時承載著對外訊號與對內權力確認的雙重功能。中央社報導指出，2025 年底中共中央軍委舉行軍銜晉升儀式，由習近平親自主持，晉升多名戰區層級指揮官為上將。這場晉銜儀式發生在解放軍新一波反腐清洗之後，其政治象徵意義明顯高於例行人事程序。外界普遍解讀，這樣的安排不僅是人事補位，更是在高度整肅之後，向體制內部確認指揮體系可以持續運作，軍權集中於最高領導層。這樣的人事與制度動作，必須放在更大的反腐脈絡中理解。中央社於 2026 年初引述港媒與官方訊息指出，2025 年中國軍方與黨內高層經歷大規模反腐，多名高階將領與中央管理幹部落馬，其中包括前中央軍委副主席等關鍵人物。報導同時指出，反腐高壓態勢在 2026 年仍將延續，並被習近平以「全面從嚴治黨」的語言重新定調，顯示政治忠誠與權力整合依舊是當前治理體系的核心。在這樣的背景下，軍隊不只是單純的作戰組織，而是權力結構中的關鍵支點。反腐行動帶來的，不僅是個別人事更替，而是原有權力平衡與責任分散結構的被打破。當權力高度集中於最高層，穩定不再來自派系之間的協調，而是來自對控制力是否有效的反覆確認。因此，近期相關軍事動作的政治意涵，並不在於戰術細節或演訓規模，而在於其所傳遞的權力訊息。對外而言，北京保有對台施壓的軍事手段；對內而言，這些行動則與人事晉升、指揮權重整相互呼應，構成一套制度性的操作，向中共中央高層與整個體制說明，在經歷反腐整肅與人事洗牌之後，軍權掌握在最高領導人手中，指揮鏈條持續有效，命令能被迅速且一致地執行。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這反映的是中共中央高層權力重新調整的過程。隨著反腐行動持續推進，舊有的人際網絡與非正式平衡被削弱，權力結構被重新校準。在這樣的體制邏輯下，軍事動作不再只是外交或安全政策的延伸，而成為權力重組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用以確認誰掌握關鍵工具、誰能有效動員體系。對台灣而言，理解這一層意義格外重要。若僅將相關動態視為單純的軍事威嚇，容易高估短期衝突的迫切性；但若忽略其對內政治功能，則可能誤判北京行動的真正動機。當軍事行為同時承載對外施壓與對內權力確認的雙重角色時，理性的判讀與節奏管理，往往比情緒化反應更有助於維持安全與穩定。在高度不確定的情勢下，真正的關鍵不在於每一次軍事動作的聲量，而在於是否看清其背後的權力運作邏輯。能否區分哪些是對外訊號、哪些是對內治理，往往比即時反應本身，更攸關長期風險控管與戰略判斷。文/夏一新 (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對話仍在、壓力升高：台北—上海論壇與兩岸訊號的真實作用文/夏一新近來的兩岸互動呈現出一種愈來愈清楚、卻常被誤讀的模式：對話沒有中斷，但壓力卻同步升高。台北—上海城市論壇持續運作，與此同時，北京對台軍事與政治訊號並未鬆手，反而呈現出更精細的節奏管理。這顯示在當前兩岸情勢下，接觸與施壓已不再是前後順序，而是並行操作。台北—上海論壇至今已運作超過十年，歷經政黨輪替、官方互動停擺與軍事壓力升高，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運作。這種「存續性」常被解讀為對話空間仍在，但論壇真正的功能，並不在於解決問題，而在於它刻意不去改變什麼。論壇層級被嚴格限制在城市治理與技術合作，議題集中於公共衛生、環境管理與市政交流，全面避開主權、安全與政治定位。這樣的設計，使交流得以存在，卻不會對任何一方的核心立場構成挑戰。在官方層級對話幾乎全面停滯的情況下，這類機制成為少數不會立即引爆政治反彈的接觸形式。然而，對話的延續，並未帶來壓力的下降。就在論壇前後，北京仍照常推進新一輪對台軍事演訓。這樣的時間安排並非偶然，而是一種刻意的訊號管理：在一個層級維持交流，在另一個層級加大威嚇。對話被允許存在，但它本身並不具備約束力。這也反映出當前北京對兩岸互動的基本邏輯。容許非政治、非安全層級的交流存在，有助於維持「溝通未斷」的表象，同時避免將所有互動空間一次封死；但這並不意味著施壓工具會因此收回。相反，軍事與政治訊號反而成為另一條獨立運作的軌道。對台北而言，維持城市層級與技術性的交流，是一種有限度的風險管理手段。在不升高衝突、不讓局勢失控的前提下，保留最低限度的制度性接觸，避免誤判與誤撞。但這種交流的功能本就有限，無法也不應被賦予超出其層級的政治期待。真正的風險，不在於對話本身，而在於錯誤解讀。當交流被誤認為緩和，或被解釋為壓力已經減弱，戰略判斷就可能出現偏差。對話若被過度解讀，反而會成為掩蓋現實壓力的表象。在當前環境下，缺乏清楚界線與定位的對話，無法降低緊張，只會與壓力並存。唯有看清這一點，交流才能作為風險管理的一部分，而不是成為新的誤判來源。文/夏一新 (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護理人力如何留住？從制度改善談起   文/夏一新許多護理站的排班常常因臨時請假、突發個案或住院量增加而大幅調整，原本的配置一下子變得吃緊，負擔落回同一群人身上。若能有更穩定、可預測的排班系統，依照季節與住院趨勢調整人力，現場就不必每天都處在緊繃狀態。班表穩定下來，照護品質也比較不會隨著人力變動而起伏。目前許多工作被混在一起，使護理師得同時處理技術、行政與溝通需求，體力與專注力消耗極大。若能將不同層級的照護任務區分清楚，把能由其他人力協助的工作移出，護理師就能把心力放在真正需要判斷的照護上，效率與安全性都會提升。 照護是一份需要高度投入的工作，但在現行制度中，常被視為附屬成本。若健保能針對高強度照護給予清楚的支付，或對需要長時間陪護的情況設立專門項目，院所有能力調整人力，護理也不再被迫以「撐住」當作日常。 許多學生進入臨床後感到陌生與挫折，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適合。若教育端與醫院能合作，使訓練更貼近現場，並提供清楚的能力階段，從新人到專科照護、到教學與管理職務，學生會更知道自己能往哪裡走，也更容易留下來。 護理師是否願意留下，往往來自能否在團隊裡感到支持。若能減少不必要的紀錄程序、提升資訊系統的友善度、建立能討論與互相協助的文化，照護現場就不會讓人覺得孤立無援。穩定的環境本身就是最有效的留任力量。 照護工作若只有壓力而沒有成就感，很難持續下去。若護理師能參與院內改善計畫、護理研究、團隊合作、跨院際交換臨床實作經驗等活動，會更能感受自己在體系中的重要。當工作不再只是完成任務，而能看見成果，投入感自然提升。 政府近年已推出夜班加給、留任補助等措施，並持續推動提升整體照護量能。衛福部於 2024 年提出《護理人力政策整備十二項策略計畫》，已盤點新進護理師流動率偏高、三班輪值與家庭衝突等結構性問題，並提出以制度化方式強化留任與工作環境的方向。 這些作法顯示政策端已開始回應現場困境，接下來的關鍵，在於如何讓支持措施能夠長期化，並與院所管理與人力規畫實際連結，讓護理人員在制度中感受到穩定與可預期。 破解人力流動，不是靠一次性的方案，而是讓工作現場變得可預期、有支持、能成長。當護理師願意留下，醫療的每一個環節才有緊密連結。護理是照護的核心，能否保護這個核心，將決定台灣醫療能否持續走下去。 文/ 夏一新 ( 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