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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明毀滅」到停火談判：中東衝突在最後一刻踩煞車文／夏一新美國總統川普對伊朗的態度，在短時間內出現劇烈轉折。先是設下最後通牒，要求限時重啟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否則將攻擊能源與基礎設施，甚至揚言不排除「摧毀整個伊朗文明」。戰爭語言一路升高，幾乎觸及極限。然而，就在期限逼近之際，美國與伊朗卻突然宣布為期兩週的停火，並預定於4月10日展開為期10天的談判，局勢在極短時間內由全面威嚇轉入談判軌道。這樣的轉折，表面上是降溫，實際上更像是在壓力累積到臨界點後，被迫出現的釋放機制。當攻擊目標已延伸至電力與能源系統，戰爭的性質已經改變——不再只是軍事對抗，而是直接衝擊社會運作與經濟結構。原本意圖迫使對手讓步的升級策略，反而迅速推高整體風險，使局勢逼近失控邊緣。然而，就在停火宣布後，新的裂縫立即浮現。是否包含黎巴嫩，成為第一個重大爭議。伊朗與巴基斯坦主張停火涵蓋所有戰線，包括黎巴嫩；但美方隨即釋出訊息，表示黎巴嫩並不在停火範圍之內，而以色列也持續對當地發動攻擊。這意味著，所謂的「停火」，從一開始就缺乏共同定義。當不同參與方對同一份協議有不同解讀時，停火本身便失去約束力。對伊朗而言，若其在黎巴嫩的盟友持續遭到攻擊，等同於自身仍處於戰爭狀態；因此威脅退出停火，並非單純升高語氣，而是對協議範圍的重新界定。這使原本看似降溫的局勢，再度出現回彈風險。同時，各方仍在強調自身的主導地位。伊朗宣稱已取得戰略優勢，並將荷姆茲海峽的控制納入談判條件；美國則試圖透過停火安排重建談判節奏。然而，以色列持續在黎巴嫩行動，卻顯示戰場節奏並未完全受談判框架控制。這種「談判在前、戰事在後」的並行狀態，使停火更像是一種戰術調整，而非真正的結束。外部力量的介入，是這次轉折的重要推手。英國對軍事行動設下限制，巴基斯坦出面斡旋，加上主要大國在關鍵時刻施加壓力，使衝突在臨界點被拉回。然而，這種拉回並未建立長期穩定機制，而更像是暫時性的風險延後。因此，這場停火更接近一次在極限邊緣踩下的煞車，而非真正的轉折點。當威嚇與談判同時存在，卻缺乏一致規則與執行機制，衝突並未消失，而只是轉換形式繼續進行。兩週停火與10天談判之後，局勢是否再次升高，關鍵不在於是否停火，而在於戰爭究竟仍受談判約束，還是早已回到戰場本身。（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兩年條款啟動後，民眾黨的國會戰力為何迅速下滑？ 文／夏一新2026年初，隨著黃國昌卸下立委職務，加上民眾黨不分區立委依「兩年條款」進行大幅輪替，國會運作出現明顯變化。短短數週內，民眾黨在立法院的議題輸出與攻防節奏明顯下降，甚至連基本存在感都出現落差。民眾黨在第11屆立法院取得8席不分區立委，並實施「兩年條款」。第一階段由黃珊珊、黃國昌、陳昭姿、吳春城、麥玉珍、林國成、林憶君、張啟楷等人組成。到了2026年2月輪替後，除陳昭姿一人留任外，其餘七席全面更替，由陳清龍、劉書彬、洪毓祥、蔡春綢、王安祥、邱慧洳、與李貞秀等人遞補。對多數選民而言，這批新任立委的公共辨識度尚未建立，即使列出完整名單，仍難以對應具體形象與政策角色。立法院的運作本來就需要時間累積，從法案審查到預算攻防，都不是短時間能上手的事情。當人還沒熟悉就離開，累積自然被打斷，戰力也就難以延續。這樣的斷層，很快反映在角色變化上。原本民眾黨還能帶議題、打攻防，但輪替之後，議題輸出變得不穩，委員會的影響力也隨之下降。當一個政黨無法持續製造議題，它在國會裡的存在，就會從主導慢慢轉為被動。此一變化，也反映在黨團召集人所主導的攻防節奏上。由陳清龍擔任黨團召集人後，整體在議題推進與對外回應上節奏放緩；相較於過去由黃國昌所展現的高強度對抗與明確定調，難以形成持續的攻防壓力。即使制度上仍保有席次，也曾取得召委位置，例如林國成具備立法院經驗，在個別會期確實能發揮作用；但到了劉書彬這樣的新任立委，仍在熟悉議事節奏時，整體戰線已難延續。當經驗與新人不斷被切斷，位置便無法累積成力量。同時，黨團的發言與幕僚系統也沒有補上這個空缺。以陳智菡為代表的發言體系，在公共場域的存在感下降，使日常回應缺乏節奏。當正向議題尚未建立，而有限的曝光又被爭議占據，例如李貞秀相關討論持續延燒，整體形象自然會被往下拉。一度傳出「綠白合作」的可能性，使民眾黨在國會的合作方向出現新的想像空間。相較於過去與在野陣營的穩定互動，這類訊號也讓外界對其政策路線與國會定位產生不確定感。當角色尚未穩定、戰力仍在重建時，合作方向的變動，反而進一步削弱其關鍵少數的穩定性。說到底，問題不在於有沒有席次，而在於這些席次能否轉化為持續的影響力。當戰力無法累積、角色無法穩定，即使人仍在立法院，也難以被視為真正的主導力量。兩年條款原本是為了改革，但當這項制度使國會戰力中斷、經驗難以傳承時，改革本身便成為限制。（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經濟停滯、通膨升高：英國選擇戰略克制文／夏一新英國經濟已經出現停滯。2026年1月GDP成長為零，復甦動能明顯轉弱。中東戰事尚未全面擴大之前，經濟就已經開始降溫。接下來能源價格上升、通膨壓力加重，讓原本就疲弱的狀態更難維持。軍事決策因此變得更保守，並不令人意外。 能源價格的影響來得很快。英國電力高度依賴天然氣，油氣價格一上升，成本立刻反映在企業與民生端。企業負擔增加，消費支出被壓縮，經濟活動隨之降溫。這種壓力不是短暫波動，而是沿著供應鏈往下傳，逐步擴散。 政策端很快感受到壓力。通膨沒有明顯回落，貨幣政策難以轉向寬鬆；財政方面，債務負擔已高，支出空間有限。可以用的工具變少，調整也變得困難。能源價格帶來的影響已經反映在企業成本與消費信心上，《路透社》（Reuters）也提到，政策空間正在被壓縮。 類似的情況並不是第一次。過去幾次油價衝擊，都同時出現通膨上升與成長放緩。《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指出，這類供給衝擊常讓政策陷入兩難，既難壓通膨，也難撐住經濟。英國並沒有完全退場，而是把參與程度壓在可控範圍內。倫敦先行派遣4架颱風戰機負責基地防衛，同時強化相關設施安全，之後才同意美軍使用位於賽普勒斯的空軍基地提供支援。這些行動都集中在防禦與支援，沒有跨入攻擊層面。 一旦軍事行動升級，成本很難控制。戰爭會快速消耗資源，也會加重財政負擔。戰後復原往往拖得很長，經濟很難迅速回到原來的軌道。對一個動能已經轉弱的經濟體來說，這樣的風險不容易承受。 英國的情況，在歐洲並不是孤例。德國、法國與義大利同樣面臨能源與經濟壓力，但整體承受能力仍相對穩定。英國的壓力傳導更快，也更直接。《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3月下旬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峰會中，各國領袖關注的重點放在能源價格與經濟衝擊，同時強調避免衝突升級，傾向透過經濟與外交方式處理局勢。英國的做法與這個方向一致。 整體來看，英國面對的不是單一問題，而是多重壓力同時累積。經濟轉弱、能源成本上升、政策工具受限，選擇空間自然變小。英國之所以選擇戰略克制，主要是現實條件所限。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鄭麗文訪陸：路線選擇的風險正浮現文／夏一新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已確定將與中國領導人會面，「鄭習會」將在上半年登場。這場原本長期停留在政治構想層次的會面，如今已轉為具體行動，並被視為可能影響年底選舉的關鍵變數。然而，此一發展在黨內外引發的，並非單純期待，而是對路線轉向的疑慮。台中市長盧秀燕近日受訪時亦坦言，訪美期間確實被問及國民黨的親中問題，顯示這已不只是內部論述，而是進入國際觀察的範圍。問題不在於交流本身，而在於交流發生的時機與形式。兩岸互動歷來存在，但當前區域環境已明顯不同。中東戰事延燒，能源與供應鏈持續震盪，美中關係仍處競爭格局，尚未進入穩定協調階段。在此背景下，任何具有政治象徵性的高層互動，都會被放大解讀。政黨若在此時主動推動領導人層級會面，將難以被視為單純交流，而更可能被視為一種戰略訊號。而這類訊號，往往不由提出者單方面定義，而是在國際互動中被重新詮釋。當一個政黨試圖透過會面建立「穩定關係」的形象時，外界關注的，反而是其對既有安全架構的態度。美方在意的，不只是是否交流，而是交流是否意味政策傾向的調整。這也是為何盧秀燕訪美期間，相關問題會被直接提出。換言之，所謂「標籤」並非單方面貼上，而是在行動與回應之間逐步形成。一旦進入這個循環，單純以語言澄清，往往無法抵消行動所帶來的解讀效果。從選舉角度來看，這樣的操作同樣存在不確定性。「鄭習會」若被視為政績，前提是選民接受其正面意義。但台灣內部對中國的觀感高度分歧，部分選民可能視其為降低緊張的機會，也有相當比例會將其解讀為過度靠近。當訊號本身具有歧義時，其動員效果往往不穩定，甚至可能產生反向效果。過去幾次兩岸互動的經驗已反覆顯示，影響選情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被如何解讀。此外，政黨領袖與國家領導人之間的層級差異，也使此類會面更具爭議。當互動缺乏正式授權與制度定位時，其象徵意義往往會超過實質內容。這不僅增加外界解讀空間，也可能讓原本希望達成的「去標籤化」，反而轉化為另一種形式的標籤強化。當行動本身具有高度政治訊號時，「不是什麼」的辯解，通常難以改變外界的判斷。因此，問題的核心不在於要不要交流，而在於是否具備承擔其後果的準備。在當前國際與兩岸局勢仍處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任何高層互動都不只是單一事件，而是結構的一部分。若缺乏清楚的戰略定位與對外說明，交流本身很難帶來穩定，反而可能成為壓力的來源。政黨可以嘗試撕下標籤，但前提是行動本身不再強化標籤；否則，愈是強調「不是」，外界愈容易解讀為「就是」。真正的問題，不是有沒有鄭習會，而是這場會面，會讓誰感到安心，又讓誰開始警覺。(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同樣身分，不同標準？從李貞秀到孫立方的認定落差文／夏一新近期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的代理召委爭議，引發外界對議事程序與身分認定問題的關注。表面上是議事衝突，實際上卻反映出制度運作中的空白與標準不一。對於召委短暫離席時的接續方式，現行規範並未清楚界定。當程序缺乏明確設計，政治對抗便容易填補這個空缺，使原本應由制度處理的問題，轉化為現場衝突。與此同時，李貞秀的立委資格爭議，使問題更加複雜。行政部門主張應依《國籍法》提出相關證明，但其立委資格已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當選並完成宣誓，在現行制度下並未被剝奪。當法律要求與制度現況之間出現落差時，制度如何運作，成為難以迴避的問題。這樣的情況，並非單一個案。國防部政務辦公室主任孫立方中將，過去亦因出生背景引發討論，其本人表示未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並已通過查核。不同個案之間的處理方式出現差異，使制度適用的標準受到檢視。問題的核心，並不只是個別身分認定，而在於制度是否能提供一致且可操作的標準。當標準無法穩定適用時，行政部門的解釋空間便會擴大，也可能進一步影響立法權的行使。此類爭議之所以反覆出現，並非偶發，而是制度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當法律定位與實務操作無法對應，行政與立法之間的界線便逐漸模糊。這起風波所揭示的，不只是個案爭議，而是制度運作的壓力點。當程序不明、標準不一，衝突將不再是例外，而會成為常態。（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伊朗還沒結束，美國為何已對古巴出手？文／夏一新美國總統川普近日對古巴發表強硬言論，表示美國「很快會採取行動」，甚至不排除接管古巴。《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指出，這些表態出現在伊朗戰事尚未結束之際，引發外界關注：為何在中東衝突未了時，美國已開始對加勒比海施壓？真正需要觀察的，並不是這些話有多強硬，而是它們出現的時間點；這些表態不只是語言升級，而是建立在對古巴承壓臨界點的判斷之上。古巴目前正處於結構性失衡的邊緣。3月16日電網崩潰，再度引發全國性大停電，約1000萬人同時失去電力，幾乎波及全國人口。停電不只是電力中斷，也讓食物腐壞、供水停擺，基本生活陷入停滯；即使供電逐步恢復，發電能力仍遠低於需求，供電不穩已成常態，這種不穩定正逐步轉化為制度壓力，並為外部介入創造條件。美國目前仍深陷伊朗戰事之中。儘管打擊已造成重大破壞，但伊朗政權仍維持基本架構，衝突尚未結束。《路透社》（Reuters）指出，軍事行動仍在持續，戰局尚未出現明確停火跡象，因此白宮面對的不是一場即將落幕的戰爭，而是一個持續消耗資源的戰區。在此背景下，川普公開表示「先處理伊朗，再處理古巴」，揭示的不是出兵時程，而是一種戰略排序：伊朗仍是主戰場，古巴則是下一個可以施壓的近岸目標，顯示壓力並非集中於單一戰區，而是開始向外延伸。若將這些強硬言論直接視為戰爭前兆，可能看錯方向。對美國而言，真正昂貴的不是威嚇，而是戰後成本；在伊朗尚未收尾的情況下，再開一條戰線，將帶來更大的財政與政治負擔。制度現實同樣形成約束，白宮可以透過制裁與封鎖維持壓力，但一旦涉及武力行動，國會與民意就不再是空白支票。《美聯社》（AP）指出，已有議員提出限制總統動武的決議，而美國社會對持續海外軍事介入也逐漸顯現疲態；在這種條件下，金融制裁、能源壓力與經濟封鎖，反而成為更低成本且更可持續的選項。古巴的困境並非單一內部問題，而是外部衝擊與內部脆弱的疊加效應。隨著中東戰事推升能源價格並擾動供應鏈，高度依賴進口燃料的古巴承受更直接衝擊，燃料短缺使電網反覆崩潰，經濟中斷，民生壓力迅速累積；在這種情形下，能源問題不再只是成本增加，而是國家運作能力開始失效，關鍵在於臨界點何時出現，而這個臨界點，一旦跨過，影響的就不只是經濟，而是整體體制的穩定性。這種壓力已逐步進入制度層面，並開始反映在政策調整上。燃料供應不穩，使古巴經濟出現連鎖反應，電力、交通與基本生活逐步受影響；與此同時，政府開始釋出開放投資的訊號。《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分析，古巴考慮開放外部投資，在能源短缺與經濟失衡壓力下，更接近是被迫之舉，這意味著外部壓力已不只是影響經濟運作，而是開始改變制度選項，使原本封閉的體制逐步鬆動。古巴不只是單一國家的問題，而是整個西半球權力結構的一部分。過去「門羅主義」透過排除外部勢力維持區域秩序，而在當前情勢下，美國的操作方式更傾向於透過能源、經濟與制度壓力持續推進其影響力；手段雖然不同，但核心目標一致，即確保區域內不存在挑戰美國優勢的政治結構，這也使古巴的變化不再只是內部問題，而是區域重整的一環。古巴未必會成為下一個戰場，但更可能在未開戰的情況下，被逐步推向體制重組。在伊朗戰事尚未收尾之際，美國已開始在另一個區域建立新的壓力場，問題不在會不會開戰，而在於改變是否已經開始。（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沒有完整團隊的國際談判：顏慧欣事件揭開的制度空洞文／夏一新顏慧欣事件所凸顯的，並不只是個別人事問題，而是我國對外經貿談判體系長期存在的制度缺口。在一般的國際談判架構中，負責實務協商的專業人員會直接進入談判現場，使判斷能即時修正，策略得以隨情勢調整。但在對美關稅談判過程中，顏慧欣主要留在國內提供政策支援。官方說明，這樣的安排與健康狀況及團隊分工有關，且其過去亦曾參與赴美談判。問題不在個別安排，而在這樣的分工一旦反覆出現，就會改變談判的運作方式。當負責政策規劃與專業分析的重要成員未能持續進入談判現場，專業意見難以及時轉化為談判策略，決策與執行之間的距離也會被拉開。在這樣的條件下，談判更容易由少數人主導，使「沒有完整團隊」不再只是觀察，而成為一種結構性的現象。這樣的問題，放在對美關稅談判的脈絡中來看更為關鍵。這類協商牽動的，不只是關稅項目，而是整體經濟結構、產業發展與供應鏈布局，其影響層級遠超一般政策調整。當如此關鍵的議題由任務型編組承擔，卻缺乏穩定的制度支撐與長期專業整合時，風險便不再分散，而是逐漸集中。外界對顏慧欣生前處境的關注，也讓其所處的制度與工作環境被重新檢視。在高強度與高壓力的工作環境中，問題未必總是來自個別互動，更可能來自制度如何分工與承擔責任。當專業與決策之間缺乏清楚連結，權責與分工不夠明確，壓力便容易被放大並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若這樣的狀態持續存在，工作難以分散、角色難以替代，體系便會逐漸依賴個別成員，制度也在過程中變得空洞。當制度無法承接原本應由團隊共同完成的功能時，「沒有完整團隊的國際談判」就不再只是批評，而是一種正在發生的現實。（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伊朗局勢打亂節奏，川習會為何延到5月？文／夏一新美國總統川普於3月25日宣布，原定三月底舉行的川習會將延後至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並由原本三天縮短為兩天。這場延後，不只是時間上的調整，更反映在中東局勢升高之下，原本尚未完成的談判節奏被迫中斷。問題不在會不會開，而在為什麼開不了。川習會會延後，原因很單純：談判還沒走到可以收的地方。高峰會本來就不是用來談判，而是用來確認結果。交換條件如果還在形成，見面本身就很難談出東西。三月中旬，美中代表團在巴黎進行高層貿易磋商，原本就是為這場會面鋪路。相關接觸仍在推進，涉及農產品、稀土與投資安排等內容，但整體進展仍停在尚未收束的階段。就在這個節點上，節奏開始鬆動。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原本相對穩定的政策安排，也開始跟著節奏變動。三月初，在川習會籌備過程中，美方一度暫緩一筆對台軍售案。這筆軍售原本屬於既定防衛安排，卻在時程上被納入整體外交節奏之中。當軍售這類安排都開始隨談判推進而調整時，議題本身就不再只是政策，而開始進入條件之中。伊朗相關衝突升高之後，影響很快從戰場外溢。能源市場與航運風險同步上升，特別是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的不確定性，使全球供應鏈開始承壓。這不只是市場問題，也讓美國的戰略優先順序出現調整。當焦點被拉向中東，外交資源隨之移動，原本還在推進中的中美互動自然被壓縮。高峰會不再只是雙方願不願意見面，而是整個節奏還能不能接得上。從3月底到5月中旬，這段約一個半月的空檔，本身就會改變川習會的性質。中東戰況是否降溫、能源風險是否穩住，會直接影響談判條件能不能慢慢成形。局勢如果穩下來，會面仍有機會承接部分進展；如果風險持續累積，即使照樣見面，也更可能只是處理風險，而不是談出結果。條件沒有完成，高峰會的功能就會改變。會面不再用來推進談判，而更像是在確認現狀。與其說是談結果，不如說是讓雙方各自對外交代局勢已經穩住。三天變兩天，不是效率問題，而是能談的空間變小了。5月14日至15日的會期已經排定，但真正還沒確定的，是能不能談出結果。在中東局勢、能源風險與談判進展交錯影響之下，這場會面能帶出什麼，取決於接下來這段時間條件能不能形成。川習會延到5月，表面上是延期，其實是在等條件。條件還沒到，見面也談不出結果。（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伊朗戰爭升溫：美軍基地是保護還是風險？文／夏一新近期伊朗對中東美軍基地展開密集打擊，短短兩週內已造成約8億美元損失，攻擊甚至鎖定防空與雷達等關鍵系統。這些原本象徵區域安全的軍事設施，在衝突升溫後迅速轉化為優先打擊目標，使美軍基地不再只是保護力量，也可能成為風險來源。長期以來，美軍基地一直是波斯灣安全架構的重要支柱。例如卡達的烏代德空軍基地、巴林的第五艦隊基地，以及阿聯的阿爾達夫拉空軍基地，構成美國在區域內指揮、海上控制與前線空中作戰的三個核心支點。這些基地長期被視為安全保障的象徵，也代表美國對區域穩定的承諾。然而，一旦區域戰爭爆發，這種軍事存在也可能迅速轉變為新的風險來源。當伊朗將報復行動鎖定在與美國軍事行動相關的設施時，分布於波斯灣各國的基地，自然可能被視為優先打擊對象。這使波斯灣國家陷入一種典型的安全困境。一方面，美國的軍事存在提供安全保障；但另一方面，一旦衝突升級，這些基地本身卻可能將所在地國家推向戰場前線。對卡達、巴林或阿聯等國而言，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支持某一方，而是如何避免自身成為戰場的一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戰場範圍正在擴大。伊朗近期甚至向位於印度洋的狄耶戈加西亞英美聯合軍事基地發射彈道飛彈，並同時警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不得再配合相關軍事行動。這顯示其打擊範圍已超出波斯灣，原本被視為後方的戰略節點，也正逐步進入潛在交戰範圍。在這樣的情勢下，波斯灣地區的能源設施、港口與軍事基地都面臨更高風險。隨著飛彈與無人機攻擊能力的擴散，衝突影響不再侷限於軍事目標，也可能進一步衝擊經濟運作與航運安全。此外，荷姆茲海峽的戰略地位，使局勢更加敏感。全球約五分之一的石油運輸需經過此地，一旦航運受阻，將迅速影響全球能源市場與供應鏈穩定。在這樣的背景下，波斯灣國家的安全政策也面臨新的挑戰。過去數十年間，依賴美國軍事保護一直是區域安全架構的核心，但當大國衝突升級時，這種同盟關係同時也意味著更高的風險暴露。換言之，美軍基地在和平時期象徵安全保障，但在戰爭升級時，也可能使所在國家更難維持中立。對許多波斯灣國家而言，真正的戰略課題不只是如何維持安全合作，而是即使不選邊，也可能被捲入戰場。中東戰火仍在持續發展，而這場衝突也再次提醒區域各國：在高度連結的安全體系中，同盟關係既可能帶來保護，也可能帶來新的風險。當戰場範圍持續外擴時，如何在依賴安全保障與避免被捲入戰爭之間取得平衡，已成為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當勝利變成國家敘事：從委內瑞拉WBC奪冠看見台灣的熟悉經驗文／夏一新 當委內瑞拉在2026年世界棒球經典賽（WBC）冠軍戰以3比2擊敗美國時，台灣社群的反應不只是驚訝，而是一種隱約熟悉的情緒，這種熟悉來自我們早已經歷過的經驗一場體育勝利，如何在極短時間內被放大為國家情緒，甚至轉化為集體認同。 賽後，委內瑞拉政府宣布全國放假、學校停課慶祝，這樣的動員顯示這場勝利早已不只是運動成績，而是一個迅速被啟動的國家敘事。《BBC》與《金融時報》的報導也把焦點放在同一件事上：比分之外，這場勝利如何被轉譯為民族象徵。 一支非傳統強權球隊接連擊敗日本與美國，使這個過程本身帶有高度象徵性；比賽結束之後，真正開始運作的是對勝利的詮釋，勝負也被重新理解為一種「被看見」的時刻，而這樣的經驗，台灣並不陌生。 2026 WBC 決賽，委內瑞拉以 3 比 2 擊敗美國隊奪得隊史首冠。圖: 美聯社 2024年 Premier12 奪冠時，台灣以 4比0 擊敗日本，隨後出現總統接見、戰機伴飛與勝利遊行，整體氛圍接近一場國家儀式；本屆 WBC 雖未晉級淘汰賽，延長賽以 5比4 擊敗南韓，仍然引發強烈共鳴 : 東京巨蛋看台上整齊劃一的應援聲、啦啦隊帶動的節奏，以及〈台灣尚勇〉主旋律高聲響起，使球場在短時間內形成高度同步的集體情緒。 在這樣的場域裡，「Team Taiwan」早已不只是隊名，而是在有限國際空間中，被主動說出口的存在主張，當球迷反覆喊出這個名字，他們表達的不只是對球隊的支持，也是對自身身份的確認，而情緒也不只是由勝負觸發，勝利更像是一個出口，使原本分散的感受得以集中並被看見。 多數國際場域中，一個國家的能見度往往取決於經濟實力、軍事力量或外交地位，體育競賽則採用另一套簡單直接的標準：比分；當結果確定，複雜條件暫時退場，只留下清楚且難以否認的結果，也讓原本不易被注意的國家或社會，在短時間內進入全球視野。 2022年卡達世界盃，阿根廷最終在 PK 大戰，以 4比2 擊敗法國奪冠後，數百萬人湧上街頭慶祝，《路透社》指出那不只是體育成就，也是在經濟與政治壓力之下的一次集體釋放；委內瑞拉此次奪冠，同樣發生在長期經濟困境與政治爭議之中，勝利一方面對外創造能見度，也在內部重新凝聚情緒。 台灣、委內瑞拉與阿根廷各自處於不同條件之下，卻呈現出相似的情緒結構，當壓力累積到一定程度，體育勝利會被迅速放大，成為少數可以被共同感受和記憶的時刻，讓整個社會瞬間產生集體共鳴。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戰爭不是決策，而是壓力匯流：美以斬首行動如何走到失控文／夏一新2026 年 2 月 28 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大規模空襲。多家媒體報導，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Ali Khamenei）及多名高層官員在襲擊中身亡，事件迅速引發區域局勢升級。原先被視為「快速且有限」的精準斬首打擊，在短時間內迅速失去控制。伊朗隨即展開報復行動，大量自殺無人機與彈道飛彈襲擊以色列與中東多處美軍基地。《路透社》（Reuters）指出，衝突爆發後區域軍事行動迅速升級，使整個中東局勢變得更加難以預測。這場衝突表面上看似突然，但其實是多種壓力同時作用，使局勢一步步走向全面對抗，而不只是某個領袖臨時作出的單一決定。若將這場戰爭簡單歸因於川普的強硬政策、納坦雅胡的政治選擇或伊朗的被動反應，就忽略了更深層的背景：這場斬首行動的出現，其實是多重政治與戰略壓力逐漸對齊後的結果。美國的壓力：外交困境與戰略焦慮外界常把川普想像成天然的鷹派，好像他一上台就急於對伊朗動武。事實並非如此。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他在 2 月中與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會談後仍公開表示，首選仍是透過談判重新建立對伊朗核計畫的限制。然而外交選項很快受到現實壓力侵蝕。烏俄戰爭已進入第四年，停火談判始終難以取得突破。華府原本希望扮演調停角色，但在戰場與外交層面都面臨瓶頸。同時，美國與歐洲盟友在對俄政策與戰略分工上也逐漸出現摩擦。在另一條戰略軸線上，美中競爭持續升溫，中東局勢則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對美國決策者而言，伊朗核計畫始終被視為區域安全的重要變數。當外交途徑進展有限，而情報系統又提供新的軍事機會時，軍事選項逐漸被視為一種可能迅速改變戰略局勢的工具。以色列的壓力：安全焦慮與政治求生同時，以色列正處於高度緊張的安全環境。近年來，伊朗透過飛彈、無人機與代理人武裝網絡逐步擴張區域影響力，使以色列安全體系逐漸形成一種判斷：若伊朗的軍事與指揮體系持續成長，未來衝突的成本將會更高。國安壓力之外，以色列國內政治同樣充滿張力。納坦雅胡政府長期面臨政治分裂與司法爭議，國內抗議活動持續出現。部分政治勢力要求政府對伊朗採取更強硬的政策，並認為若能在伊朗議題上取得重大突破，不僅能改善安全局勢，也有助於重建政府的政治威望。在這樣的情境下，以色列對伊朗採取強硬行動的壓力逐漸累積。對納坦雅胡而言，伊朗問題既是安全議題，也是政治議題。情報機會與戰略決策第三條壓力線則來自情報系統。根據美國與以色列情報單位掌握的資訊，伊朗高層近期曾舉行一場高度機密的會議，討論核計畫與外交談判的可能性。這次高層集中在情報角度被視為一次極為罕見的機會。對軍事與情報系統而言，這意味著可以在極短時間內針對多位核心決策者與軍事指揮節點採取行動。這類機會往往稍縱即逝，一旦錯過，未必能再次出現。最終，在「難得的情報窗口」與「不可預測的戰略風險」之間，美國與以色列選擇了前者。然而，這裡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戰略誤判。部分決策者認為，如果伊朗失去最高領袖與核心決策層，政權內部可能出現動盪甚至分裂。但伊朗是一個擁有九千萬人口的區域強國，擁有強大的革命敘事、宗教權威以及革命衛隊這樣的軍事組織。在外部打擊之下，這些因素往往不會導致政權瓦解，反而更容易激發民族與宗教動員。斬首成功，戰局升級斬首行動在戰術上確實取得成功，但其戰略後果迅速顯現。伊朗向多個美軍基地與以色列目標發射大量飛彈與無人機，並威脅封鎖全球約五分之一石油運輸經過的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彭博社》（Bloomberg）指出，伊朗多年來建立的區域代理人網絡——包括真主黨、胡塞武裝等勢力——使衝突迅速擴散至更大範圍。當這些力量同時被動員時，衝突便不再只是單一戰場，而可能演變為更長期的區域對抗。結語：戰爭往往源於壓力匯流從整體脈絡來看，美以對伊朗的斬首行動並非某位領袖的單一決定，而是多重壓力逐漸匯流的結果。美國面臨外交與戰略困境，以色列同時承受安全與政治壓力，而情報系統則提供了一次看似難得的軍事機會。當這三條壓力線同時對齊時，軍事行動往往變得更容易被決策者接受。戰爭因此常常不是某一瞬間的決定，而是長期壓力累積後的系統性結果。當主要國家在結構壓力下採取行動，小型國家與區域勢力則被動捲入其中。在這樣的情勢下，真正值得警惕的或許不是某一次軍事行動本身，而是這種「壓力匯流」的機制，使類似衝突在未來更容易出現。（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三讀法律卡關，軍購預算還能落地嗎？文／夏一新 立法院近期三讀通過多項法律修正案，但行政院表示不予副署，也未提出覆議，使部分已完成立法程序的法律停在公布之前。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行政與立法之間的政治衝突；然而若從制度運作的角度觀察，問題更加深層：當法律程序出現不確定性時，即使重大政策獲得國會通過，政策是否仍能順利落地？ 2026年1月3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衛星廣播電視法》、《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以及《立法院組織法》三項修正案。依照憲政程序，立法院通過的法律須經總統公布後才能正式生效。如果行政院認為法律窒礙難行，憲法提供的制度機制是覆議，而不是讓法律長期停滯於公布程序之前。 因此，當三讀通過的法律既沒有進入覆議程序，也未完成公布時，外界自然會提出一個問題：行政權是否在制度之外形成某種實質上的否決效果，使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的法律難以落地？ 在民主制度中，法律內容固然重要，但制度本身的可預期性同樣關鍵。當社會無法確定「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是否能順利生效」，制度信任便可能逐漸受到侵蝕。 如果這種情況只出現在個別法案上，或許仍可被視為政治衝突的一部分。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制度不確定性是否可能擴散到更重要的政策領域。例如未來涉及重大預算或國防政策時，即使立法院完成審議並通過法案，外界仍可能開始質疑：政策是否真的能順利執行？ 這個問題在當前政治環境下尤其敏感。行政院提出的八年約一點二五兆元國防特別預算，是近年來規模最大的國防投資計畫之一。對台灣而言，在區域安全情勢持續變動的背景下，維持穩定且可持續的防衛能力，本身就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 然而，軍事採購從來不只是財政問題。武器系統的取得，往往與軍工產能、生產排程以及全球需求密切相關。《路透社》（Reuters）指出，在烏克蘭戰爭與中東衝突持續消耗高端武器的背景下，美國部分精準彈藥與防空飛彈庫存正面臨壓力，而軍工產線的補充速度難以迅速跟上戰場消耗。 2026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史詩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軍事行動後，伊朗以彈道飛彈與無人機進行多輪回應。現代防空作戰往往需要兩至三枚攔截彈才能提高攔截成功率。在高密度攻擊情境下，即使攔截成功，也意味著庫存快速下降。 當多個戰區同時消耗防空系統與精準武器時，軍工產能本身逐漸成為一種戰略資源。即使國會增加預算並完成軍購程序，裝備交付仍不可避免地受到產線排程與需求優先順序的影響。 國際政治也提供了一個制度上的對照。例如在美國，即使重大軍事行動未事先取得國會宣戰授權，國會仍可透過聽證、預算審查與調查權監督行政部門的決策。即使行政權在特定情況下先行採取行動，制度仍保留後續監督與修正機制，使權力最終回到制衡架構之中。 對台灣而言，當前討論軍購預算時，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不僅是預算規模，而是制度穩定、軍工產能與戰力轉化之間的關係。如果武器交付受限於全球軍工產線與戰區需求，即使預算順利通過，也未必能在預期時間內迅速轉化為實際戰力。 因此，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並不是軍購預算是否能夠通過，而是制度是否能確保政策持續推進。當法律程序清晰、預算執行具有可預期性時，國防投資才有可能逐步轉化為實際戰力。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盟友可以說不嗎？西班牙拒借基地背後的戰略自主文／夏一新 隨著美國與伊朗衝突升高，美國希望盟友提供軍事支援，但西班牙政府卻拒絕讓境內的羅塔（Rota）與莫龍（Morón）基地參與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此舉引發美國政界不滿，美國總統川普甚至公開批評西班牙「非常糟糕」，並揚言要切斷與西班牙的商業往來。《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指出，這場爭議凸顯出歐洲盟友在中東衝突問題上的立場並不一致，也讓跨大西洋同盟再次出現新的緊張關係。 西班牙政府的回應同樣強硬。西班牙首相桑傑士（Pedro Sánchez）公開表示，西班牙不會因為擔心報復而參與對世界有害的戰爭，並強調各國不應該用「數百萬人的命運去玩俄羅斯輪盤」。更重要的是，他明確表示西班牙不是任何國家的「附庸」，不會在未經政府與國會程序下，讓境內基地被用於擴大戰爭。《路透社》(Reuters) 指出，這番談話顯示西班牙政府在面對美國壓力時，仍試圖維持外交與安全政策上的自主性。 從歷史與政治文化來看，西班牙社會對戰爭一直保持高度警惕。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時，西班牙曾經出現大規模反戰示威，最終導致政府政策出現重大轉變。這種歷史記憶使得西班牙社會對海外軍事行動始終保持相當強烈的疑慮。對許多西班牙民眾而言，避免捲入大國衝突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政治價值。 除了歷史與政治文化之外，經濟因素同樣是西班牙政府的重要考量。西班牙企業在能源、基礎建設與金融領域長期進行全球投資，其中美國市場佔有相當比例。《彭博社》(Bloomberg) 的評論指出，中東戰爭的外溢效應正在透過能源市場與金融市場逐漸擴散，歐洲企業與資產都面臨更高的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歐洲國家自然更傾向避免直接捲入軍事衝突，以降低經濟與金融風險。 另一方面，美國對西班牙的經濟壓力其實也存在一定限制。西班牙是歐盟成員國，美國若對西班牙發動全面貿易制裁，不僅法律程序複雜，也可能引發歐盟層級的集體反制。《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分析指出，跨大西洋貿易體系高度互相依賴，任何貿易衝突都可能對雙方企業造成實質損害。這也意味著，即使政治摩擦升高，美國與西班牙之間的經貿關係仍然存在相當程度的結構性約束。 國內政治同樣影響了西班牙政府的選擇。桑傑士領導的左翼聯合政府長期面臨民眾對軍事支出增加與海外戰爭的疑慮。在這種政治氛圍下，拒絕讓西班牙基地參與中東軍事行動反而更容易獲得民意支持。對許多西班牙選民而言，強調外交自主、避免成為大國衝突的附庸，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政治訊號。 因此，西班牙這次的強硬立場並非一時衝動，而是歷史記憶、經濟利益與國內政治共同作用下的政策選擇。從西班牙政府的角度來看，拒絕捲入中東戰爭不僅符合國內民意，也能避免將國家拖入難以預測的地緣政治風險。 在多戰區並存的國際局勢下，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重新思考自身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對像西班牙這樣的中型國家而言，維持一定程度的戰略自主，往往比無條件跟隨大國行動更符合自身利益。西班牙拒絕讓基地參與軍事行動，某種程度上正反映出這種新的外交現實：在一個日益複雜的國際秩序中，即使是盟友，也未必會在每一場戰爭中步調一致。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為何烏俄戰爭四年仍未落幕？文/夏一新四年過去，烏俄戰爭沒有結束。這場衝突之所以延續，並非單純因為缺乏談判意願，而是因為它已從一場軍事對抗，轉化為關於威懾是否可信、秩序如何重建的長期競賽。在這樣的結構下，戰事自然難以迅速收束。首先，戰場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消耗均衡。俄羅斯未能取得壓倒性突破，烏克蘭也難以在短期內完全收復失土。只要雙方仍具備補充兵源與軍備的能力，戰爭就不會自然終止。問題已從「誰能迅速勝出」，轉變為「誰能承受更長期的消耗」。其次，停火並不等於安全。若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安排，任何停火都可能只是暫時休整。對歐洲國家而言，若以武力改變邊界未受到持續制衡，區域安全架構將出現裂痕。因此，各國在能源、財政與軍事負擔之間做出艱難選擇，其考量不僅是烏克蘭的存續，更是未來秩序的穩定性。四年的戰事，也使軍事與產業政策出現結構性調整。多國提高軍費比例，擴充軍備產能，強化本土防衛工業。當預算與產線都朝向長期對抗調整，戰爭就不再只是前線的問題，而成為制度運作的一部分。一場已進入制度軌道的衝突，往往難以在短期內逆轉。此外，美國在全球戰略布局中的權衡同樣影響戰局節奏。華府必須在歐洲安全、印太部署與軍備庫存之間取得平衡。這種多重考量，使烏克蘭問題無法單獨處理，而必須置於更大的安全框架之中。當衝突牽動全球資源分配，結束的門檻自然提高。因此，烏俄戰爭之所以仍未落幕，核心原因在於國際安全結構尚未重新定型。各方都在評估長期風險與成本，短期妥協雖可能換來暫時平靜，但若未解決威懾與保障問題，未來的不確定性反而增加。對台灣而言，這場戰爭帶來的啟示並不抽象。安全承諾能否長期維持，取決於具體能力的累積，包括軍費規模、軍備產能與社會承擔壓力的準備程度。當衝突成為時間與制度的競賽，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外交立場，而是制度是否具備持續運作的韌性。烏俄戰爭四年未止，提醒我們：戰爭有時並非因為無解而延續，而是因為相關各方仍在等待新的安全平衡形成。在秩序尚未定型之前，戰事往往不會輕易退場。(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從荷姆茲海峽到能源市場：中東戰爭的外溢效應 文／夏一新 2026年2月底，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代號「史詩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的軍事行動，使中東局勢迅速升高。原本被視為針對伊朗軍事與核設施的有限打擊，很快引發更廣泛的地緣政治震盪。隨著衝突升溫，市場關注的焦點也迅速從戰場本身轉向另一個更敏感的問題——全球能源航道的安全。 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長期被視為全球能源供應鏈最敏感的戰略節點之一。美國財經媒體《CNBC》指出，全球約五分之一的石油以及大量液化天然氣需經由這條連接波斯灣與阿曼灣的狹窄水道運往國際市場。一旦區域衝突升高或航運安全受到威脅，其影響往往會迅速透過油價與航運成本傳導至全球經濟。 對亞洲而言，這條航道的重要性尤其突出。《路透社》（Reuters）分析，日本、韓國與台灣等東亞經濟體高度依賴中東能源，一旦荷姆茲海峽出現安全風險，衝擊往往首先反映在航運保險費與油輪運價，進而推升能源成本並對區域經濟造成壓力。 能源市場的反應往往比實際供應變化更快。《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指出，當航運風險升高時，即使能源供應尚未真正中斷，市場價格往往已經提前反映風險，能源價格與航運成本可能因此迅速上升。 《彭博社》（Bloomberg）亦觀察到，在區域衝突升溫的情況下，能源市場最早出現波動的往往不是產量，而是航運與保險成本。當風險溢價迅速擴大時，即使石油仍持續流動，市場價格仍可能出現顯著波動。 因此，中東衝突的影響往往不會停留在戰場本身，而會透過能源與航運市場逐步向外擴散。對歐洲與印太地區的盟友而言，能源安全與航道安全正重新成為重要的戰略議題，各國在外交與安全政策上的選擇，也可能因此受到影響。 歷史經驗顯示，當戰爭與能源供應交織在一起時，一場區域衝突往往會迅速轉化為全球市場的風險因素。從荷姆茲海峽到能源市場，戰爭的外溢效應往往遠遠超出戰場本身。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戰爭外溢、軍售暫緩、國會三重翻轉：台灣權力結構正被重塑文／夏一新 2026 年 2 月下旬的台灣原本有其可預測的政治節奏。國會重組、司法時點與軍購審查，共同構成一條明確的內政主軸；行政與立法的互動也呈現新的陣列。然而，這套看似清晰的節奏，只維持了不到三天，便被戰爭、外交與國際壓力接連重寫。從 2 月 24 日到 3 月 2 日，台灣的權力結構出現三次深層翻轉，也標示著台灣正式踏入一個由外部安全敘事主導的新政治階段。 2 月 24 日，擔任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 25 年的柯建銘卸任，由蔡其昌接任。這看似單純的人事更替，實際上象徵台灣國會運作邏輯的轉折。過去長期依賴派系協商、跨黨協調、動態折衝的協商文化，正逐漸被節奏更一致、整合更強、議程更緊縮的國會模式取代。若政治僅止於此，三月台灣的主旋律將圍繞在國會新節奏、在野布局與軍購審查之間。 然而，二月下旬的政治氣壓遠不止於立法院。這段期間，有數位在軍購、國防與國會監督議題上活躍的政治人物，接連面臨各自不同的輿論與政治壓力。高金素梅遭搜索與交保、黃國昌於 3 月 2 日被提告，其他在野政治人物也因國防議題緊繃而承受社會討論的集中火力。雖然每個事件內容不同，但在短時間內密集出現，讓原本在軍事議題上具有聲量的在野角色暫時退到後方，使國會內的議題出口自然向其他立委移動。 在此空隙下，新任不分區立委李貞秀迅速浮上前台。她的出場並非個人刻意操作，而是舊有話語者因事件而短暫沉寂後，國會自然需要新的議題承載者，而她恰好站在那個位置。若政局只停留在 2 月 27 日，台灣仍可沿著「國會新節奏—政治時點—軍購爭議」這條軸線延續下去。 真正的斷點出現在 2 月 28 日。伊朗戰爭爆發、伊朗最高領袖在美以聯軍行動中身亡、區域國家同步報復，美軍被迫全面介入。全球安全架構突然升溫，台灣的議題排序瞬間被改寫。軍購不再是國會討論的政策項目，而被視為美國安全聯盟體系的一環；在野黨難以再以程序戰維持原有效果；行政端的國防節奏被要求加速同步；司法與輿論事件在戰時敘事下也被迅速邊緣化。台灣原本的內政攻防，在戰爭外溢後退至次要，政治議程被迫讓位給安全壓力。 然而，外部衝擊的第二波在戰火之後迅速而至。3 月 2 日，《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報導，美國總統唐納・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後，為三月「川習會」進行外交布局，美方暫緩一筆約 130 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這不是技術性延宕，而是明確的政治判斷。軍售的公告時程、審查順序甚至決策節奏，突然跳出台灣內部的掌控，轉而被美中戰略優先序直接重排。 在外界眼中，這筆軍售不再只是台灣的國防選擇，而是一個大國談判中可調整的政治變數。立法院因此遭遇「外部中斷」，但這不是否定國會角色，而是地緣政治現實的提醒：在區域戰略高度緊張的時刻，台灣的軍購節奏已不再完全由台灣自行決定。 台灣此刻面對的，是一個正在被外部安全議題重新塑形的政治現實。傳統的朝野對立、政黨協商、程序攻防，都退居到更後方的位置。議題排序已由國際安全重新主導，國會的監督角色反而因此變得更為重要，因為它需要監督的，不僅是行政部門的政策執行，也包括外部節奏是否侵蝕台灣的政策自主。在這個過程中，新人浮上檯面象徵的不再只是個人特質，而是議題出口在結構調整中的自然結果；李貞秀之所以被看見，正反映國會正在尋找新的敘事節點。 從 2 月 24 日到 3 月 2 日，台灣的政治節奏從內政邏輯轉換為國際邏輯。這既是一場制度壓力測試，也是一次政治現實的快速重塑。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朝野衝突，而是在外部節奏如此強烈的環境中，台灣如何維持決策的一致性、立法的監督力，以及確保國家利益不被邊緣化。在新的安全框架下，比起誰在國會得分，台灣更需要確保國家治理仍保留主動權。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斬首與消耗：多戰區時代的威懾分化文／夏一新 當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斬首行動之際，烏克蘭戰場卻仍在長期消耗中延續。兩種截然不同的戰爭節奏同時存在，揭示出西方威懾模式正在分化：一邊是高風險、快節奏的權力震盪；另一邊是制度化、長期性的耐力對抗。 2026年2月28日，美以對伊朗展開代號「史詩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的聯合軍事行動。其性質已不再只是壓制設施或延緩能力，而是直接打擊軍事與決策中樞，呈現出典型的斬首行動特徵。這種模式賭注極高——依賴情報精準、決策集中與短時間內的震撼效果，試圖動搖權力結構本身。 斬首行動的邏輯，是以風險換時間。若成功，對手組織能力將出現裂縫；若未能形成結構性崩解，則可能引發更劇烈的報復與升級。這是一種壓縮對手空間的威懾方式，但同時也壓縮了自身的回旋餘地。 相較之下，歐洲對俄羅斯的應對則展現另一種節奏。兩週前，第六十二屆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傳遞出清晰訊號：烏克蘭戰爭尚未結束，而威懾必須制度化並長期維持。《路透社》（Reuters）報導指出，歐洲政策圈普遍將時間視為戰略資源；只要俄羅斯無法取得決定性突破，其軍事與經濟壓力便會隨時間累積。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Mark Rutte）亦強調，嚇阻的關鍵在於長期穩定性。在歐洲語境中，時間不是賭注，而是耐力。 冷戰後長期削減軍費，使歐洲軍工產線與彈藥庫存難以迅速恢復。即便提高預算，產能與供應鏈重建仍需多年。高債務與人口老化壓力，使軍事動員必須納入多年期規劃。因此，時間既是拖住對手的槓桿，也是自身能力修復的緩衝。於是，西方威懾逐漸呈現雙軌並行：一種是長期消耗，依賴制度吸收能力與產業動員；另一種是斬首式高風險打擊，依賴快速決斷與集中資源。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哪種模式更強硬，而在於它們能否同時運作。美國必須同時承擔烏克蘭、中東與印太壓力。在多戰區環境下，時間對華府而言往往意味成本——軍備庫存、財政負擔與戰略分配都必須重新計算。斬首行動要求短期集中資源，而長期消耗則要求穩定供應與政治耐力。兩種節奏若無法協調，戰略一致性便會受到考驗。 伊朗行動在美國國內亦引發戰爭權力討論。《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指出，部分國會議員質疑軍事行動的授權基礎。這提醒我們，威懾不僅是對外展現力量，也是對內制度承受力的測試。斬首需要風險承擔與決策集中；消耗需要預算穩定與政治耐力。制度若無法支撐雙軌壓力，外部威懾效果也將出現裂縫。 烏克蘭戰爭考驗的是持久耐力，伊朗危機考驗的是升級控制與權力震盪。真正的壓力測試，不在單一戰場的短期勝負，而在多戰區壓力下，西方是否仍能維持戰略一致性與制度韌性。多戰區時代的威懾，不再是單一路徑。當斬首與消耗同時成為工具，風險也同步擴大。問題不只是誰能打贏，而是制度是否足以承受同時發生的震盪與消耗。 (作者為加拿大英數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司法限縮關稅權力後，美國晶片戰略是否全面國安化？文／夏一新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總統不得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徵收關稅。這項判決表面上是對行政權限的憲政界線畫定，但在全球供應鏈高度政治化的時代，其真正意義，可能是加速美國晶片政策的全面國安化。當關稅這項傳統經濟工具受到司法限縮，行政部門並未退場，而是轉向更制度化、也更長期的安全框架。五日後的國情咨文中，半導體被明確置於國家安全核心位置。這不是修辭轉換，而是政策重心的再配置—從「貿易爭端」走向「戰略能力」。過去幾年，美國已透過《晶片與科學法案》與出口管制重塑半導體版圖。如今，關稅工具受限後，產業政策與國安邏輯的結合只會更加明確。當晶片被定義為關鍵安全能力，市場效率將不再是唯一衡量標準，戰略可靠性與供應韌性將成為核心指標。根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美台圍繞半導體的整體投資規模已達數千億美元，台積電亞利桑那州的先進製程布局成為象徵性工程。這顯示，美國的戰略目標並未因司法判決而放緩，反而更傾向透過制度誘因與長期安全整合來完成重組。《路透社》（Reuters）分析指出，美國晶片政策並非簡單脫鉤，而是在盟友合作框架下重建製造能力。但問題在於，當政策語言全面轉向國安敘事後，決策門檻也會同步提高。安全化一旦成為主軸，彈性空間將相對收縮。技術現實則更加複雜。《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指出，台積電的優勢來自高度整合的工程文化與供應鏈密度，這種能力難以透過短期補貼複製。《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亦強調，即使大量投資在地建廠，完整生態系成熟仍需多年時間。產能可以移動，但技術深度與節奏難以快速轉移。真正值得觀察的，是比例而非象徵。若先進製程海外布局持續提高，美國的國安框架將更具實體基礎；若核心技術密度仍高度集中於台灣，台灣的戰略地位仍然穩固。關鍵不在於是否全球化，而在於主導權是否鬆動。在印太架構下，晶片已從經濟商品轉為安全資產。歐盟、日本、印度同步強化補貼與制度工具，全球產業政策正進入安全導向時代。這種趨勢並非威權式動員，而是在民主制度框架內進行的權力重分配。司法制衡行政權，並未削弱國家能力，反而迫使政策更長期、更制度化。對台灣而言，真正的挑戰不是投資額度的高低，而是如何在國安經濟化的趨勢中維持技術主導權。成熟製程可以多點布局，但最先進節點與研發節奏必須持續掌握。只要核心能力未鬆動，供應鏈重組未必削弱台灣，反而可能在制度化合作中深化互信。然而，一旦技術比例出現臨界轉折，戰略槓桿也將隨之變動。這正是當前最需要冷靜評估的風險。司法判決只是表層事件，真正的結構轉向在於：晶片政策已從經濟工具升級為安全能力。理解這場轉型，比爭論關稅權限更重要。因為當產業問題被納入國安邏輯，其討論空間與決策邏輯，都將發生質變。在這場制度與戰略並行的重組中，台灣的位置不會自動穩固，但也不必悲觀。前提只有一個—核心技術與研發節奏，必須始終掌握在自己手中。(作者為加拿大英屬歌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金牌輸給美國，加拿大冬奧冰球對台灣的啟示文／夏一新兩年前，台灣隊長陳傑憲在 2024 WBSC Premier12 決賽中，帶領台灣隊奪下隊史首座世界一級賽事冠軍。那場歷史性金牌戰，台灣隊以 4：0 完封日本，終結對手 27 連勝。為慶祝這項勝利，總統府舉行「棒球英雄 台灣尚勇」大遊行與接見，並安排空軍戰機伴飛迎接凱旋，象徵國家對運動成就的制度化肯定。這不僅彰顯勝利本身，也展現政府在公共敘事中如何安排情緒節奏，讓社會理性地理解成功與榮譽。轉到冬奧冰球，2026 年義大利米蘭的比賽同樣引人注目。男子冰球隊金牌戰，加拿大在延長賽中敗給美國，這是美國 46 年來首次奪得冬奧男子金牌；女子冰球隊金牌戰，加拿大也敗給美國，美國男女冰球隊金牌全包。比賽戰況高潮迭起，比分多次顛覆，攻防緊湊，場上精彩刺激。對加拿大而言，冰球不只是體育競技，更承載國族象徵意義。尤其女子冰球，加拿大長期領先，本屆男、女金牌都敗給美國，象徵意義非凡，也讓國內媒體與民眾重新思考國族情感與制度自信的關係。美國總統川普在「真相社交」（Truth Social）平台上高調炫耀男子隊奪金，語氣誇張：「恭喜我們偉大的美國冰上曲棍球隊。他們贏得了金牌。哇！大獲全勝！！！總統唐納．川普。」白宮 X 帳號還貼出一張白頭海鵰壓制加拿大雁的圖像，象徵高聲量、強勢的國家敘事，將勝利個人化、政治化。相對地，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 在社群平台 X（前身 Twitter） 發表低調致詞，肯定代表隊表現：「你們帶著21枚來之不易的奧運獎牌回家。但加拿大人最記得的是你們如何佩戴楓葉標誌：充滿驕傲、勇氣和決心。」這就是所謂「降躁敘事」：先承認努力，再肯定成果，把情緒控制在合理範圍內，不政治化，也不外化對抗。失利可以存在，但不會被放大成國家危機，制度討論仍可持續進行。媒體報導多集中在技術分析和球場表現，勝利或失利主要歸功於訓練與制度，而非歷史宣示或政治話語。這種低調處理，展現了制度自信：體系穩定時，勝負只在場上，政府不隨大眾情緒起伏。情緒留給民眾，制度保持節奏，勝利不必誇大，失利也不必放大。這與台灣 WBSC Premier12 的慶祝形成有趣對照：雖然兩國規模不同，但核心在於如何用制度化方式管理公共情緒，讓社會理性理解勝利意義。展望今年 3 月即將舉行的 2026 第 6 屆世界棒球經典賽（WBC），台灣隊被分在 C 組（Pool C），比賽地點在日本東京巨蛋。台灣隊將先後對戰澳洲、日本、捷克及南韓，爭取前兩名晉級複賽的資格。尤其面臨 「晚接午」 的賽程安排，台灣隊的體能和心理挑戰都更大。這提醒我們，即便隊伍實力不俗，也不能保證順利進入複賽或決賽。勝利是需要制度化長期的準備、選手調度，以及公共討論對情緒和期待的妥善管理。相比之下，一些公共討論環境中，政策或制度議題經常被壓縮成幾個標籤，例如預算、軍購、外交或能源。快速傳播容易削弱討論深度，語言簡化時，情緒容易被放大，論證容易弱化。長期高張力敘事，也會讓社會在面對真正風險時，難以分辨優先順序。從 WBSC Premier12 台灣隊的國家級慶祝，到加拿大冬奧冰球的低調敘事，我們可以看到制度語言的力量。公共敘事如何安排情緒與討論節奏，不僅影響民眾感受，也塑造社會理性。對台灣而言，這提醒我們：勝利或失利都可以被制度化管理，避免被過度政治化或情緒化，方能保持公共討論理性和社會凝聚力。(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專業決策機制下的責任銜接文/夏一新在現代治理架構中，許多重大政策往往透過專業審議機制形成方向。無論是新藥與醫療技術評估、醫療評鑑制度、金融監理規範、產業發展規劃、都市計畫審議，或公共建設評估與資源分配安排，相關專業平台多由具專業背景的學者與實務人士組成，透過多次會議與反覆討論，整合不同意見後形成共識，再將建議提交行政機關作為決策依據。 這樣的制度安排，體現了專業參與公共決策的重要性。面對高度專業化與技術性的議題，例如醫療安全標準、金融風險控管、重大建設可行性評估或產業政策方向設定，若缺乏專業基礎，行政決策將難以建立穩定依據。透過集體審議建立分析架構，有助於提升政策品質與長期穩定性。 在實務運作上，專業審議、行政決策與後續執行往往分屬不同階段。前端由專業機制提出評估與建議，中段由行政機關作成正式決定，後端則進入實際推動與制度運作。這種分工模式本身具有制度上的合理性，也符合現代治理強調專業分工的趨勢。 隨著專業審議在政策形成過程中扮演日益重要角色，如何讓各階段之間的責任關係更加清楚，成為值得持續思考的方向。當政策產生長期影響時，社會通常關注執行成果與制度效果；在此同時，決策形成過程的脈絡與角色定位若能更為透明，將有助於外界理解政策來源與制度運作方式。 因此，在制度設計上，或可進一步強化決策過程的公開說明與紀錄機制，建立定期檢視與回饋安排，使專業建議、行政決定與後續成果之間形成更清晰的連結。這樣的作法，不僅有助於提升治理品質，也能讓專業參與與公共責任之間維持穩定而明確的制度基礎。 專業與行政本為分工合作的關係。當專業審議成為政策形成的重要環節時，責任銜接機制若能更加清楚透明，將有助於強化制度信任，並讓專業治理在民主架構下持續穩定運作。 (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