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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勝利變成國家敘事：從委內瑞拉WBC奪冠看見台灣的熟悉經驗文／夏一新 當委內瑞拉在2026年世界棒球經典賽（WBC）冠軍戰以3比2擊敗美國時，台灣社群的反應不只是驚訝，而是一種隱約熟悉的情緒，這種熟悉來自我們早已經歷過的經驗一場體育勝利，如何在極短時間內被放大為國家情緒，甚至轉化為集體認同。 賽後，委內瑞拉政府宣布全國放假、學校停課慶祝，這樣的動員顯示這場勝利早已不只是運動成績，而是一個迅速被啟動的國家敘事。《BBC》與《金融時報》的報導也把焦點放在同一件事上：比分之外，這場勝利如何被轉譯為民族象徵。 一支非傳統強權球隊接連擊敗日本與美國，使這個過程本身帶有高度象徵性；比賽結束之後，真正開始運作的是對勝利的詮釋，勝負也被重新理解為一種「被看見」的時刻，而這樣的經驗，台灣並不陌生。 2026 WBC 決賽，委內瑞拉以 3 比 2 擊敗美國隊奪得隊史首冠。圖: 美聯社 2024年 Premier12 奪冠時，台灣以 4比0 擊敗日本，隨後出現總統接見、戰機伴飛與勝利遊行，整體氛圍接近一場國家儀式；本屆 WBC 雖未晉級淘汰賽，延長賽以 5比4 擊敗南韓，仍然引發強烈共鳴 : 東京巨蛋看台上整齊劃一的應援聲、啦啦隊帶動的節奏，以及〈台灣尚勇〉主旋律高聲響起，使球場在短時間內形成高度同步的集體情緒。 在這樣的場域裡，「Team Taiwan」早已不只是隊名，而是在有限國際空間中，被主動說出口的存在主張，當球迷反覆喊出這個名字，他們表達的不只是對球隊的支持，也是對自身身份的確認，而情緒也不只是由勝負觸發，勝利更像是一個出口，使原本分散的感受得以集中並被看見。 多數國際場域中，一個國家的能見度往往取決於經濟實力、軍事力量或外交地位，體育競賽則採用另一套簡單直接的標準：比分；當結果確定，複雜條件暫時退場，只留下清楚且難以否認的結果，也讓原本不易被注意的國家或社會，在短時間內進入全球視野。 2022年卡達世界盃，阿根廷最終在 PK 大戰，以 4比2 擊敗法國奪冠後，數百萬人湧上街頭慶祝，《路透社》指出那不只是體育成就，也是在經濟與政治壓力之下的一次集體釋放；委內瑞拉此次奪冠，同樣發生在長期經濟困境與政治爭議之中，勝利一方面對外創造能見度，也在內部重新凝聚情緒。 台灣、委內瑞拉與阿根廷各自處於不同條件之下，卻呈現出相似的情緒結構，當壓力累積到一定程度，體育勝利會被迅速放大，成為少數可以被共同感受和記憶的時刻，讓整個社會瞬間產生集體共鳴。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戰爭不是決策，而是壓力匯流：美以斬首行動如何走到失控文／夏一新2026 年 2 月 28 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大規模空襲。多家媒體報導，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Ali Khamenei）及多名高層官員在襲擊中身亡，事件迅速引發區域局勢升級。原先被視為「快速且有限」的精準斬首打擊，在短時間內迅速失去控制。伊朗隨即展開報復行動，大量自殺無人機與彈道飛彈襲擊以色列與中東多處美軍基地。《路透社》（Reuters）指出，衝突爆發後區域軍事行動迅速升級，使整個中東局勢變得更加難以預測。這場衝突表面上看似突然，但其實是多種壓力同時作用，使局勢一步步走向全面對抗，而不只是某個領袖臨時作出的單一決定。若將這場戰爭簡單歸因於川普的強硬政策、納坦雅胡的政治選擇或伊朗的被動反應，就忽略了更深層的背景：這場斬首行動的出現，其實是多重政治與戰略壓力逐漸對齊後的結果。美國的壓力：外交困境與戰略焦慮外界常把川普想像成天然的鷹派，好像他一上台就急於對伊朗動武。事實並非如此。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他在 2 月中與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會談後仍公開表示，首選仍是透過談判重新建立對伊朗核計畫的限制。然而外交選項很快受到現實壓力侵蝕。烏俄戰爭已進入第四年，停火談判始終難以取得突破。華府原本希望扮演調停角色，但在戰場與外交層面都面臨瓶頸。同時，美國與歐洲盟友在對俄政策與戰略分工上也逐漸出現摩擦。在另一條戰略軸線上，美中競爭持續升溫，中東局勢則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對美國決策者而言，伊朗核計畫始終被視為區域安全的重要變數。當外交途徑進展有限，而情報系統又提供新的軍事機會時，軍事選項逐漸被視為一種可能迅速改變戰略局勢的工具。以色列的壓力：安全焦慮與政治求生同時，以色列正處於高度緊張的安全環境。近年來，伊朗透過飛彈、無人機與代理人武裝網絡逐步擴張區域影響力，使以色列安全體系逐漸形成一種判斷：若伊朗的軍事與指揮體系持續成長，未來衝突的成本將會更高。國安壓力之外，以色列國內政治同樣充滿張力。納坦雅胡政府長期面臨政治分裂與司法爭議，國內抗議活動持續出現。部分政治勢力要求政府對伊朗採取更強硬的政策，並認為若能在伊朗議題上取得重大突破，不僅能改善安全局勢，也有助於重建政府的政治威望。在這樣的情境下，以色列對伊朗採取強硬行動的壓力逐漸累積。對納坦雅胡而言，伊朗問題既是安全議題，也是政治議題。情報機會與戰略決策第三條壓力線則來自情報系統。根據美國與以色列情報單位掌握的資訊，伊朗高層近期曾舉行一場高度機密的會議，討論核計畫與外交談判的可能性。這次高層集中在情報角度被視為一次極為罕見的機會。對軍事與情報系統而言，這意味著可以在極短時間內針對多位核心決策者與軍事指揮節點採取行動。這類機會往往稍縱即逝，一旦錯過，未必能再次出現。最終，在「難得的情報窗口」與「不可預測的戰略風險」之間，美國與以色列選擇了前者。然而，這裡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戰略誤判。部分決策者認為，如果伊朗失去最高領袖與核心決策層，政權內部可能出現動盪甚至分裂。但伊朗是一個擁有九千萬人口的區域強國，擁有強大的革命敘事、宗教權威以及革命衛隊這樣的軍事組織。在外部打擊之下，這些因素往往不會導致政權瓦解，反而更容易激發民族與宗教動員。斬首成功，戰局升級斬首行動在戰術上確實取得成功，但其戰略後果迅速顯現。伊朗向多個美軍基地與以色列目標發射大量飛彈與無人機，並威脅封鎖全球約五分之一石油運輸經過的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彭博社》（Bloomberg）指出，伊朗多年來建立的區域代理人網絡——包括真主黨、胡塞武裝等勢力——使衝突迅速擴散至更大範圍。當這些力量同時被動員時，衝突便不再只是單一戰場，而可能演變為更長期的區域對抗。結語：戰爭往往源於壓力匯流從整體脈絡來看，美以對伊朗的斬首行動並非某位領袖的單一決定，而是多重壓力逐漸匯流的結果。美國面臨外交與戰略困境，以色列同時承受安全與政治壓力，而情報系統則提供了一次看似難得的軍事機會。當這三條壓力線同時對齊時，軍事行動往往變得更容易被決策者接受。戰爭因此常常不是某一瞬間的決定，而是長期壓力累積後的系統性結果。當主要國家在結構壓力下採取行動，小型國家與區域勢力則被動捲入其中。在這樣的情勢下，真正值得警惕的或許不是某一次軍事行動本身，而是這種「壓力匯流」的機制，使類似衝突在未來更容易出現。（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三讀法律卡關，軍購預算還能落地嗎？文／夏一新 立法院近期三讀通過多項法律修正案，但行政院表示不予副署，也未提出覆議，使部分已完成立法程序的法律停在公布之前。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行政與立法之間的政治衝突；然而若從制度運作的角度觀察，問題更加深層：當法律程序出現不確定性時，即使重大政策獲得國會通過，政策是否仍能順利落地？ 2026年1月3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衛星廣播電視法》、《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以及《立法院組織法》三項修正案。依照憲政程序，立法院通過的法律須經總統公布後才能正式生效。如果行政院認為法律窒礙難行，憲法提供的制度機制是覆議，而不是讓法律長期停滯於公布程序之前。 因此，當三讀通過的法律既沒有進入覆議程序，也未完成公布時，外界自然會提出一個問題：行政權是否在制度之外形成某種實質上的否決效果，使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的法律難以落地？ 在民主制度中，法律內容固然重要，但制度本身的可預期性同樣關鍵。當社會無法確定「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是否能順利生效」，制度信任便可能逐漸受到侵蝕。 如果這種情況只出現在個別法案上，或許仍可被視為政治衝突的一部分。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制度不確定性是否可能擴散到更重要的政策領域。例如未來涉及重大預算或國防政策時，即使立法院完成審議並通過法案，外界仍可能開始質疑：政策是否真的能順利執行？ 這個問題在當前政治環境下尤其敏感。行政院提出的八年約一點二五兆元國防特別預算，是近年來規模最大的國防投資計畫之一。對台灣而言，在區域安全情勢持續變動的背景下，維持穩定且可持續的防衛能力，本身就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 然而，軍事採購從來不只是財政問題。武器系統的取得，往往與軍工產能、生產排程以及全球需求密切相關。《路透社》（Reuters）指出，在烏克蘭戰爭與中東衝突持續消耗高端武器的背景下，美國部分精準彈藥與防空飛彈庫存正面臨壓力，而軍工產線的補充速度難以迅速跟上戰場消耗。 2026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史詩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軍事行動後，伊朗以彈道飛彈與無人機進行多輪回應。現代防空作戰往往需要兩至三枚攔截彈才能提高攔截成功率。在高密度攻擊情境下，即使攔截成功，也意味著庫存快速下降。 當多個戰區同時消耗防空系統與精準武器時，軍工產能本身逐漸成為一種戰略資源。即使國會增加預算並完成軍購程序，裝備交付仍不可避免地受到產線排程與需求優先順序的影響。 國際政治也提供了一個制度上的對照。例如在美國，即使重大軍事行動未事先取得國會宣戰授權，國會仍可透過聽證、預算審查與調查權監督行政部門的決策。即使行政權在特定情況下先行採取行動，制度仍保留後續監督與修正機制，使權力最終回到制衡架構之中。 對台灣而言，當前討論軍購預算時，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不僅是預算規模，而是制度穩定、軍工產能與戰力轉化之間的關係。如果武器交付受限於全球軍工產線與戰區需求，即使預算順利通過，也未必能在預期時間內迅速轉化為實際戰力。 因此，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並不是軍購預算是否能夠通過，而是制度是否能確保政策持續推進。當法律程序清晰、預算執行具有可預期性時，國防投資才有可能逐步轉化為實際戰力。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盟友可以說不嗎？西班牙拒借基地背後的戰略自主文／夏一新 隨著美國與伊朗衝突升高，美國希望盟友提供軍事支援，但西班牙政府卻拒絕讓境內的羅塔（Rota）與莫龍（Morón）基地參與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此舉引發美國政界不滿，美國總統川普甚至公開批評西班牙「非常糟糕」，並揚言要切斷與西班牙的商業往來。《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指出，這場爭議凸顯出歐洲盟友在中東衝突問題上的立場並不一致，也讓跨大西洋同盟再次出現新的緊張關係。 西班牙政府的回應同樣強硬。西班牙首相桑傑士（Pedro Sánchez）公開表示，西班牙不會因為擔心報復而參與對世界有害的戰爭，並強調各國不應該用「數百萬人的命運去玩俄羅斯輪盤」。更重要的是，他明確表示西班牙不是任何國家的「附庸」，不會在未經政府與國會程序下，讓境內基地被用於擴大戰爭。《路透社》(Reuters) 指出，這番談話顯示西班牙政府在面對美國壓力時，仍試圖維持外交與安全政策上的自主性。 從歷史與政治文化來看，西班牙社會對戰爭一直保持高度警惕。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時，西班牙曾經出現大規模反戰示威，最終導致政府政策出現重大轉變。這種歷史記憶使得西班牙社會對海外軍事行動始終保持相當強烈的疑慮。對許多西班牙民眾而言，避免捲入大國衝突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政治價值。 除了歷史與政治文化之外，經濟因素同樣是西班牙政府的重要考量。西班牙企業在能源、基礎建設與金融領域長期進行全球投資，其中美國市場佔有相當比例。《彭博社》(Bloomberg) 的評論指出，中東戰爭的外溢效應正在透過能源市場與金融市場逐漸擴散，歐洲企業與資產都面臨更高的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歐洲國家自然更傾向避免直接捲入軍事衝突，以降低經濟與金融風險。 另一方面，美國對西班牙的經濟壓力其實也存在一定限制。西班牙是歐盟成員國，美國若對西班牙發動全面貿易制裁，不僅法律程序複雜，也可能引發歐盟層級的集體反制。《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分析指出，跨大西洋貿易體系高度互相依賴，任何貿易衝突都可能對雙方企業造成實質損害。這也意味著，即使政治摩擦升高，美國與西班牙之間的經貿關係仍然存在相當程度的結構性約束。 國內政治同樣影響了西班牙政府的選擇。桑傑士領導的左翼聯合政府長期面臨民眾對軍事支出增加與海外戰爭的疑慮。在這種政治氛圍下，拒絕讓西班牙基地參與中東軍事行動反而更容易獲得民意支持。對許多西班牙選民而言，強調外交自主、避免成為大國衝突的附庸，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政治訊號。 因此，西班牙這次的強硬立場並非一時衝動，而是歷史記憶、經濟利益與國內政治共同作用下的政策選擇。從西班牙政府的角度來看，拒絕捲入中東戰爭不僅符合國內民意，也能避免將國家拖入難以預測的地緣政治風險。 在多戰區並存的國際局勢下，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重新思考自身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對像西班牙這樣的中型國家而言，維持一定程度的戰略自主，往往比無條件跟隨大國行動更符合自身利益。西班牙拒絕讓基地參與軍事行動，某種程度上正反映出這種新的外交現實：在一個日益複雜的國際秩序中，即使是盟友，也未必會在每一場戰爭中步調一致。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為何烏俄戰爭四年仍未落幕？文/夏一新四年過去，烏俄戰爭沒有結束。這場衝突之所以延續，並非單純因為缺乏談判意願，而是因為它已從一場軍事對抗，轉化為關於威懾是否可信、秩序如何重建的長期競賽。在這樣的結構下，戰事自然難以迅速收束。首先，戰場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消耗均衡。俄羅斯未能取得壓倒性突破，烏克蘭也難以在短期內完全收復失土。只要雙方仍具備補充兵源與軍備的能力，戰爭就不會自然終止。問題已從「誰能迅速勝出」，轉變為「誰能承受更長期的消耗」。其次，停火並不等於安全。若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安排，任何停火都可能只是暫時休整。對歐洲國家而言，若以武力改變邊界未受到持續制衡，區域安全架構將出現裂痕。因此，各國在能源、財政與軍事負擔之間做出艱難選擇，其考量不僅是烏克蘭的存續，更是未來秩序的穩定性。四年的戰事，也使軍事與產業政策出現結構性調整。多國提高軍費比例，擴充軍備產能，強化本土防衛工業。當預算與產線都朝向長期對抗調整，戰爭就不再只是前線的問題，而成為制度運作的一部分。一場已進入制度軌道的衝突，往往難以在短期內逆轉。此外，美國在全球戰略布局中的權衡同樣影響戰局節奏。華府必須在歐洲安全、印太部署與軍備庫存之間取得平衡。這種多重考量，使烏克蘭問題無法單獨處理，而必須置於更大的安全框架之中。當衝突牽動全球資源分配，結束的門檻自然提高。因此，烏俄戰爭之所以仍未落幕，核心原因在於國際安全結構尚未重新定型。各方都在評估長期風險與成本，短期妥協雖可能換來暫時平靜，但若未解決威懾與保障問題，未來的不確定性反而增加。對台灣而言，這場戰爭帶來的啟示並不抽象。安全承諾能否長期維持，取決於具體能力的累積，包括軍費規模、軍備產能與社會承擔壓力的準備程度。當衝突成為時間與制度的競賽，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外交立場，而是制度是否具備持續運作的韌性。烏俄戰爭四年未止，提醒我們：戰爭有時並非因為無解而延續，而是因為相關各方仍在等待新的安全平衡形成。在秩序尚未定型之前，戰事往往不會輕易退場。(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從荷姆茲海峽到能源市場：中東戰爭的外溢效應 文／夏一新 2026年2月底，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代號「史詩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的軍事行動，使中東局勢迅速升高。原本被視為針對伊朗軍事與核設施的有限打擊，很快引發更廣泛的地緣政治震盪。隨著衝突升溫，市場關注的焦點也迅速從戰場本身轉向另一個更敏感的問題——全球能源航道的安全。 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長期被視為全球能源供應鏈最敏感的戰略節點之一。美國財經媒體《CNBC》指出，全球約五分之一的石油以及大量液化天然氣需經由這條連接波斯灣與阿曼灣的狹窄水道運往國際市場。一旦區域衝突升高或航運安全受到威脅，其影響往往會迅速透過油價與航運成本傳導至全球經濟。 對亞洲而言，這條航道的重要性尤其突出。《路透社》（Reuters）分析，日本、韓國與台灣等東亞經濟體高度依賴中東能源，一旦荷姆茲海峽出現安全風險，衝擊往往首先反映在航運保險費與油輪運價，進而推升能源成本並對區域經濟造成壓力。 能源市場的反應往往比實際供應變化更快。《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指出，當航運風險升高時，即使能源供應尚未真正中斷，市場價格往往已經提前反映風險，能源價格與航運成本可能因此迅速上升。 《彭博社》（Bloomberg）亦觀察到，在區域衝突升溫的情況下，能源市場最早出現波動的往往不是產量，而是航運與保險成本。當風險溢價迅速擴大時，即使石油仍持續流動，市場價格仍可能出現顯著波動。 因此，中東衝突的影響往往不會停留在戰場本身，而會透過能源與航運市場逐步向外擴散。對歐洲與印太地區的盟友而言，能源安全與航道安全正重新成為重要的戰略議題，各國在外交與安全政策上的選擇，也可能因此受到影響。 歷史經驗顯示，當戰爭與能源供應交織在一起時，一場區域衝突往往會迅速轉化為全球市場的風險因素。從荷姆茲海峽到能源市場，戰爭的外溢效應往往遠遠超出戰場本身。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戰爭外溢、軍售暫緩、國會三重翻轉：台灣權力結構正被重塑文／夏一新 2026 年 2 月下旬的台灣原本有其可預測的政治節奏。國會重組、司法時點與軍購審查，共同構成一條明確的內政主軸；行政與立法的互動也呈現新的陣列。然而，這套看似清晰的節奏，只維持了不到三天，便被戰爭、外交與國際壓力接連重寫。從 2 月 24 日到 3 月 2 日，台灣的權力結構出現三次深層翻轉，也標示著台灣正式踏入一個由外部安全敘事主導的新政治階段。 2 月 24 日，擔任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 25 年的柯建銘卸任，由蔡其昌接任。這看似單純的人事更替，實際上象徵台灣國會運作邏輯的轉折。過去長期依賴派系協商、跨黨協調、動態折衝的協商文化，正逐漸被節奏更一致、整合更強、議程更緊縮的國會模式取代。若政治僅止於此，三月台灣的主旋律將圍繞在國會新節奏、在野布局與軍購審查之間。 然而，二月下旬的政治氣壓遠不止於立法院。這段期間，有數位在軍購、國防與國會監督議題上活躍的政治人物，接連面臨各自不同的輿論與政治壓力。高金素梅遭搜索與交保、黃國昌於 3 月 2 日被提告，其他在野政治人物也因國防議題緊繃而承受社會討論的集中火力。雖然每個事件內容不同，但在短時間內密集出現，讓原本在軍事議題上具有聲量的在野角色暫時退到後方，使國會內的議題出口自然向其他立委移動。 在此空隙下，新任不分區立委李貞秀迅速浮上前台。她的出場並非個人刻意操作，而是舊有話語者因事件而短暫沉寂後，國會自然需要新的議題承載者，而她恰好站在那個位置。若政局只停留在 2 月 27 日，台灣仍可沿著「國會新節奏—政治時點—軍購爭議」這條軸線延續下去。 真正的斷點出現在 2 月 28 日。伊朗戰爭爆發、伊朗最高領袖在美以聯軍行動中身亡、區域國家同步報復，美軍被迫全面介入。全球安全架構突然升溫，台灣的議題排序瞬間被改寫。軍購不再是國會討論的政策項目，而被視為美國安全聯盟體系的一環；在野黨難以再以程序戰維持原有效果；行政端的國防節奏被要求加速同步；司法與輿論事件在戰時敘事下也被迅速邊緣化。台灣原本的內政攻防，在戰爭外溢後退至次要，政治議程被迫讓位給安全壓力。 然而，外部衝擊的第二波在戰火之後迅速而至。3 月 2 日，《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報導，美國總統唐納・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後，為三月「川習會」進行外交布局，美方暫緩一筆約 130 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這不是技術性延宕，而是明確的政治判斷。軍售的公告時程、審查順序甚至決策節奏，突然跳出台灣內部的掌控，轉而被美中戰略優先序直接重排。 在外界眼中，這筆軍售不再只是台灣的國防選擇，而是一個大國談判中可調整的政治變數。立法院因此遭遇「外部中斷」，但這不是否定國會角色，而是地緣政治現實的提醒：在區域戰略高度緊張的時刻，台灣的軍購節奏已不再完全由台灣自行決定。 台灣此刻面對的，是一個正在被外部安全議題重新塑形的政治現實。傳統的朝野對立、政黨協商、程序攻防，都退居到更後方的位置。議題排序已由國際安全重新主導，國會的監督角色反而因此變得更為重要，因為它需要監督的，不僅是行政部門的政策執行，也包括外部節奏是否侵蝕台灣的政策自主。在這個過程中，新人浮上檯面象徵的不再只是個人特質，而是議題出口在結構調整中的自然結果；李貞秀之所以被看見，正反映國會正在尋找新的敘事節點。 從 2 月 24 日到 3 月 2 日，台灣的政治節奏從內政邏輯轉換為國際邏輯。這既是一場制度壓力測試，也是一次政治現實的快速重塑。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朝野衝突，而是在外部節奏如此強烈的環境中，台灣如何維持決策的一致性、立法的監督力，以及確保國家利益不被邊緣化。在新的安全框架下，比起誰在國會得分，台灣更需要確保國家治理仍保留主動權。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斬首與消耗：多戰區時代的威懾分化文／夏一新 當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斬首行動之際，烏克蘭戰場卻仍在長期消耗中延續。兩種截然不同的戰爭節奏同時存在，揭示出西方威懾模式正在分化：一邊是高風險、快節奏的權力震盪；另一邊是制度化、長期性的耐力對抗。 2026年2月28日，美以對伊朗展開代號「史詩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的聯合軍事行動。其性質已不再只是壓制設施或延緩能力，而是直接打擊軍事與決策中樞，呈現出典型的斬首行動特徵。這種模式賭注極高——依賴情報精準、決策集中與短時間內的震撼效果，試圖動搖權力結構本身。 斬首行動的邏輯，是以風險換時間。若成功，對手組織能力將出現裂縫；若未能形成結構性崩解，則可能引發更劇烈的報復與升級。這是一種壓縮對手空間的威懾方式，但同時也壓縮了自身的回旋餘地。 相較之下，歐洲對俄羅斯的應對則展現另一種節奏。兩週前，第六十二屆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傳遞出清晰訊號：烏克蘭戰爭尚未結束，而威懾必須制度化並長期維持。《路透社》（Reuters）報導指出，歐洲政策圈普遍將時間視為戰略資源；只要俄羅斯無法取得決定性突破，其軍事與經濟壓力便會隨時間累積。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Mark Rutte）亦強調，嚇阻的關鍵在於長期穩定性。在歐洲語境中，時間不是賭注，而是耐力。 冷戰後長期削減軍費，使歐洲軍工產線與彈藥庫存難以迅速恢復。即便提高預算，產能與供應鏈重建仍需多年。高債務與人口老化壓力，使軍事動員必須納入多年期規劃。因此，時間既是拖住對手的槓桿，也是自身能力修復的緩衝。於是，西方威懾逐漸呈現雙軌並行：一種是長期消耗，依賴制度吸收能力與產業動員；另一種是斬首式高風險打擊，依賴快速決斷與集中資源。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哪種模式更強硬，而在於它們能否同時運作。美國必須同時承擔烏克蘭、中東與印太壓力。在多戰區環境下，時間對華府而言往往意味成本——軍備庫存、財政負擔與戰略分配都必須重新計算。斬首行動要求短期集中資源，而長期消耗則要求穩定供應與政治耐力。兩種節奏若無法協調，戰略一致性便會受到考驗。 伊朗行動在美國國內亦引發戰爭權力討論。《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指出，部分國會議員質疑軍事行動的授權基礎。這提醒我們，威懾不僅是對外展現力量，也是對內制度承受力的測試。斬首需要風險承擔與決策集中；消耗需要預算穩定與政治耐力。制度若無法支撐雙軌壓力，外部威懾效果也將出現裂縫。 烏克蘭戰爭考驗的是持久耐力，伊朗危機考驗的是升級控制與權力震盪。真正的壓力測試，不在單一戰場的短期勝負，而在多戰區壓力下，西方是否仍能維持戰略一致性與制度韌性。多戰區時代的威懾，不再是單一路徑。當斬首與消耗同時成為工具，風險也同步擴大。問題不只是誰能打贏，而是制度是否足以承受同時發生的震盪與消耗。 (作者為加拿大英數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司法限縮關稅權力後，美國晶片戰略是否全面國安化？文／夏一新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總統不得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徵收關稅。這項判決表面上是對行政權限的憲政界線畫定，但在全球供應鏈高度政治化的時代，其真正意義，可能是加速美國晶片政策的全面國安化。當關稅這項傳統經濟工具受到司法限縮，行政部門並未退場，而是轉向更制度化、也更長期的安全框架。五日後的國情咨文中，半導體被明確置於國家安全核心位置。這不是修辭轉換，而是政策重心的再配置—從「貿易爭端」走向「戰略能力」。過去幾年，美國已透過《晶片與科學法案》與出口管制重塑半導體版圖。如今，關稅工具受限後，產業政策與國安邏輯的結合只會更加明確。當晶片被定義為關鍵安全能力，市場效率將不再是唯一衡量標準，戰略可靠性與供應韌性將成為核心指標。根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美台圍繞半導體的整體投資規模已達數千億美元，台積電亞利桑那州的先進製程布局成為象徵性工程。這顯示，美國的戰略目標並未因司法判決而放緩，反而更傾向透過制度誘因與長期安全整合來完成重組。《路透社》（Reuters）分析指出，美國晶片政策並非簡單脫鉤，而是在盟友合作框架下重建製造能力。但問題在於，當政策語言全面轉向國安敘事後，決策門檻也會同步提高。安全化一旦成為主軸，彈性空間將相對收縮。技術現實則更加複雜。《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指出，台積電的優勢來自高度整合的工程文化與供應鏈密度，這種能力難以透過短期補貼複製。《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亦強調，即使大量投資在地建廠，完整生態系成熟仍需多年時間。產能可以移動，但技術深度與節奏難以快速轉移。真正值得觀察的，是比例而非象徵。若先進製程海外布局持續提高，美國的國安框架將更具實體基礎；若核心技術密度仍高度集中於台灣，台灣的戰略地位仍然穩固。關鍵不在於是否全球化，而在於主導權是否鬆動。在印太架構下，晶片已從經濟商品轉為安全資產。歐盟、日本、印度同步強化補貼與制度工具，全球產業政策正進入安全導向時代。這種趨勢並非威權式動員，而是在民主制度框架內進行的權力重分配。司法制衡行政權，並未削弱國家能力，反而迫使政策更長期、更制度化。對台灣而言，真正的挑戰不是投資額度的高低，而是如何在國安經濟化的趨勢中維持技術主導權。成熟製程可以多點布局，但最先進節點與研發節奏必須持續掌握。只要核心能力未鬆動，供應鏈重組未必削弱台灣，反而可能在制度化合作中深化互信。然而，一旦技術比例出現臨界轉折，戰略槓桿也將隨之變動。這正是當前最需要冷靜評估的風險。司法判決只是表層事件，真正的結構轉向在於：晶片政策已從經濟工具升級為安全能力。理解這場轉型，比爭論關稅權限更重要。因為當產業問題被納入國安邏輯，其討論空間與決策邏輯，都將發生質變。在這場制度與戰略並行的重組中，台灣的位置不會自動穩固，但也不必悲觀。前提只有一個—核心技術與研發節奏，必須始終掌握在自己手中。(作者為加拿大英屬歌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金牌輸給美國，加拿大冬奧冰球對台灣的啟示文／夏一新兩年前，台灣隊長陳傑憲在 2024 WBSC Premier12 決賽中，帶領台灣隊奪下隊史首座世界一級賽事冠軍。那場歷史性金牌戰，台灣隊以 4：0 完封日本，終結對手 27 連勝。為慶祝這項勝利，總統府舉行「棒球英雄 台灣尚勇」大遊行與接見，並安排空軍戰機伴飛迎接凱旋，象徵國家對運動成就的制度化肯定。這不僅彰顯勝利本身，也展現政府在公共敘事中如何安排情緒節奏，讓社會理性地理解成功與榮譽。轉到冬奧冰球，2026 年義大利米蘭的比賽同樣引人注目。男子冰球隊金牌戰，加拿大在延長賽中敗給美國，這是美國 46 年來首次奪得冬奧男子金牌；女子冰球隊金牌戰，加拿大也敗給美國，美國男女冰球隊金牌全包。比賽戰況高潮迭起，比分多次顛覆，攻防緊湊，場上精彩刺激。對加拿大而言，冰球不只是體育競技，更承載國族象徵意義。尤其女子冰球，加拿大長期領先，本屆男、女金牌都敗給美國，象徵意義非凡，也讓國內媒體與民眾重新思考國族情感與制度自信的關係。美國總統川普在「真相社交」（Truth Social）平台上高調炫耀男子隊奪金，語氣誇張：「恭喜我們偉大的美國冰上曲棍球隊。他們贏得了金牌。哇！大獲全勝！！！總統唐納．川普。」白宮 X 帳號還貼出一張白頭海鵰壓制加拿大雁的圖像，象徵高聲量、強勢的國家敘事，將勝利個人化、政治化。相對地，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 在社群平台 X（前身 Twitter） 發表低調致詞，肯定代表隊表現：「你們帶著21枚來之不易的奧運獎牌回家。但加拿大人最記得的是你們如何佩戴楓葉標誌：充滿驕傲、勇氣和決心。」這就是所謂「降躁敘事」：先承認努力，再肯定成果，把情緒控制在合理範圍內，不政治化，也不外化對抗。失利可以存在，但不會被放大成國家危機，制度討論仍可持續進行。媒體報導多集中在技術分析和球場表現，勝利或失利主要歸功於訓練與制度，而非歷史宣示或政治話語。這種低調處理，展現了制度自信：體系穩定時，勝負只在場上，政府不隨大眾情緒起伏。情緒留給民眾，制度保持節奏，勝利不必誇大，失利也不必放大。這與台灣 WBSC Premier12 的慶祝形成有趣對照：雖然兩國規模不同，但核心在於如何用制度化方式管理公共情緒，讓社會理性理解勝利意義。展望今年 3 月即將舉行的 2026 第 6 屆世界棒球經典賽（WBC），台灣隊被分在 C 組（Pool C），比賽地點在日本東京巨蛋。台灣隊將先後對戰澳洲、日本、捷克及南韓，爭取前兩名晉級複賽的資格。尤其面臨 「晚接午」 的賽程安排，台灣隊的體能和心理挑戰都更大。這提醒我們，即便隊伍實力不俗，也不能保證順利進入複賽或決賽。勝利是需要制度化長期的準備、選手調度，以及公共討論對情緒和期待的妥善管理。相比之下，一些公共討論環境中，政策或制度議題經常被壓縮成幾個標籤，例如預算、軍購、外交或能源。快速傳播容易削弱討論深度，語言簡化時，情緒容易被放大，論證容易弱化。長期高張力敘事，也會讓社會在面對真正風險時，難以分辨優先順序。從 WBSC Premier12 台灣隊的國家級慶祝，到加拿大冬奧冰球的低調敘事，我們可以看到制度語言的力量。公共敘事如何安排情緒與討論節奏，不僅影響民眾感受，也塑造社會理性。對台灣而言，這提醒我們：勝利或失利都可以被制度化管理，避免被過度政治化或情緒化，方能保持公共討論理性和社會凝聚力。(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專業決策機制下的責任銜接文/夏一新在現代治理架構中，許多重大政策往往透過專業審議機制形成方向。無論是新藥與醫療技術評估、醫療評鑑制度、金融監理規範、產業發展規劃、都市計畫審議，或公共建設評估與資源分配安排，相關專業平台多由具專業背景的學者與實務人士組成，透過多次會議與反覆討論，整合不同意見後形成共識，再將建議提交行政機關作為決策依據。 這樣的制度安排，體現了專業參與公共決策的重要性。面對高度專業化與技術性的議題，例如醫療安全標準、金融風險控管、重大建設可行性評估或產業政策方向設定，若缺乏專業基礎，行政決策將難以建立穩定依據。透過集體審議建立分析架構，有助於提升政策品質與長期穩定性。 在實務運作上，專業審議、行政決策與後續執行往往分屬不同階段。前端由專業機制提出評估與建議，中段由行政機關作成正式決定，後端則進入實際推動與制度運作。這種分工模式本身具有制度上的合理性，也符合現代治理強調專業分工的趨勢。 隨著專業審議在政策形成過程中扮演日益重要角色，如何讓各階段之間的責任關係更加清楚，成為值得持續思考的方向。當政策產生長期影響時，社會通常關注執行成果與制度效果；在此同時，決策形成過程的脈絡與角色定位若能更為透明，將有助於外界理解政策來源與制度運作方式。 因此，在制度設計上，或可進一步強化決策過程的公開說明與紀錄機制，建立定期檢視與回饋安排，使專業建議、行政決定與後續成果之間形成更清晰的連結。這樣的作法，不僅有助於提升治理品質，也能讓專業參與與公共責任之間維持穩定而明確的制度基礎。 專業與行政本為分工合作的關係。當專業審議成為政策形成的重要環節時，責任銜接機制若能更加清楚透明，將有助於強化制度信任，並讓專業治理在民主架構下持續穩定運作。 (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當媒體被企業語言接管：制度角色的悄然流失文／夏一新近年公共討論中，「精實」、「扁平」、「去層級」、「提升速度」等語彙幾乎成為改革的代名詞。這些概念原本來自企業管理，被視為理性而必要的治理工具。然而，當這套語言無差別地擴展至所有制度場域時，問題便不再只是效率，而是制度是否還被允許以非效率的方式存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近期的內部變動，引發外界對媒體經營與編輯方向的討論。若僅以營收或訂閱數字理解，這或許只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但若放在制度層次觀察，它更像是一種治理邏輯的轉向——媒體被重新定義為需要以績效證明自身合理性的組織。制度性媒體的核心價值，從來不在即時反應或流量競逐，而在於將行政運作、國會協商、官僚體系的張力與國安議題，轉譯為公眾可以理解與檢視的語言。這種功能需要時間、冗餘與專業積累，往往無法在短期內轉換為可量化的成果。當「減少冗餘」、「加速決策」成為唯一被認可的治理標準時，媒體雖未遭到明確干預，但其內部資源分配與議題選擇，會自然傾向可快速產出、可衡量回報的內容。那些低流量卻具有公共價值的報導，將逐漸被邊緣化。這不是品質瞬間下滑，而是角色緩慢退化。從制度角度來看，問題並不在於媒體是否應改革，而在於改革所依循的語言是否承認媒體具有公共基礎設施的屬性。若新聞室被視為成本項目，而非民主制度的一環，那麼即便新聞仍然產出，其在政策討論與權力監督中的位置也會逐步縮減。訂閱的流失，未必首先來自立場爭議，而可能源於功能感的減弱。當一份報紙不再被政策圈與專業社群視為理解制度運作的必要工具，其影響力便會先於聲望消退。這種變化往往悄然發生，不伴隨戲劇性的衝突，卻會在長期中改變公共討論的結構。因此，圍繞媒體所有權與治理方式的爭議，與其說是情緒反應，不如說是一種制度警訊。它提醒我們，當企業式治理語言全面佔據公共組織時，最先被削弱的往往不是產量，而是功能。民主體制的韌性，不僅取決於選舉制度或經濟規模，也仰賴那些容許延遲、容許質疑、容許不確定性的公共空間。若治理架構只承認可量化的績效，制度性媒體在延緩權力集中與累積事證方面的角色，便可能在未被察覺的情況下逐步淡化。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並非媒體能否在市場中存活，而是制度是否仍願意為那些無法完全被精簡與量化的公共功能保留位置。(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當專案成為常態：行政體系的隱性消耗文／夏一新近年來，台灣行政體系出現一種微妙卻深遠的變化。每當社會面臨重大議題或政策壓力，回應方式往往不是強化既有部會功能，而是成立新的專案辦公室、功能性編組或任務小組。這些單位通常以提升效率、加強橫向協調為名，在形式上顯得彈性而積極。然而，當專案逐漸成為常態，其對制度本身的影響，便值得重新檢視。在少子化、詐騙防制或區域治理等領域，都曾出現專責辦公室或跨部會編組的安排。設立之初，往往承載著高度期待，也象徵政府對問題的重視。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部分單位因缺乏明確法定定位與穩定編制，權責界線未必清晰，與既有司處職掌之間也可能產生重疊。當政策效果未如預期時，外界難以辨識究竟應由哪一個單位承擔責任，行政評價因而變得模糊。這樣的安排也逐漸影響到部會內部的運作結構。原本由正式司處負責的業務，部分轉由任務編組或專案團隊承接。這些團隊雖具靈活度，卻未必完全納入文官體系既有的考核與升遷機制之中。長期下來，專業分工可能被打散，制度性知識的累積受到影響，而正式體系的角色與權威則相對弱化。行政機關在名義上擴充，實質上卻可能出現協調成本上升與責任界線模糊的現象。在人事運作層面，專案化趨勢也帶來新的結構張力。借調、專案指派與跨單位任務編組，原本是為了因應特殊需求而設計的彈性工具。然而，若其運作缺乏透明與明確標準，便容易讓外界產生制度公平性的疑慮。當升遷與職務安排的邏輯變得難以預期，公務體系內部的激勵機制與專業認同，也可能受到影響。另一方面，許多專案單位高度仰賴約聘或聘用人員。這些人員在政策推動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其任期不穩定、培訓與保障相對有限，職責界線亦未必清楚。一旦政策遭遇挫折，責任分配往往落在最末端的執行層級，而非制度設計本身。長期而言，這種結構不利於人才穩定與專業深化。值得注意的是，行政體系的擴張並不必然等於治理能力的提升。人力與預算投入固然重要，但若組織設計未能清楚劃分權責，橫向協調機制未能真正落實，新增單位反而可能增加溝通成本。在少子化、詐騙防制或跨部會整合等議題上，社會仍普遍感受到成效有限，顯示問題或許並非單純資源不足，而與制度配置方式有關。其實，現行架構中已設有政務委員等橫向協調機制，原本即承擔跨部會整合之責。若能在既有法定架構下強化權責分工與問責程序，並回到專業任用與制度透明的原則，許多問題未必需要透過不斷增設新單位來解決。制度的穩定與清晰，有時比組織數量的增加更為關鍵。行政改革從來不是簡單的加法工程。當專案化與編組化逐漸成為回應壓力的標準模式，我們更應思考，這是否在無形之中消耗了制度本身的韌性。真正值得追求的，或許不是更多的辦公室，而是更清楚的責任結構、更穩定的專業體系，以及能夠被社會理解與監督的治理邏輯。(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貿易自由化新軸心：印度的制度聯盟戰略文／夏一新全球貿易自由化是否仍具備再次推動的可能性，依然是一個值得嚴肅面對的問題。在多邊體系失能、關稅工具政治化的現實下，印度正嘗試以制度層面的操作，提出一條不同於傳統路徑的解法。根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於 2026 年 2 月 6 日的報導，美國總統川普與印度總理莫迪共同宣布達成一項臨時貿易協議。依美方說法，印度將停止進口俄羅斯石油，並在五年內向美國採購高達 5,000 億美元的商品；作為回應，美方取消對印度商品加徵的 25% 懲罰性關稅，整體關稅水準由 50% 降至 18%。目前，協議細節尚未完全公開，印度國會亦未就此展開實質討論。若僅從條件結構檢視，這項協議未必對等；但若放在制度策略的脈絡中觀察，它更像是一場經過計算的突圍行動，而非單純的讓步交換。莫迪政府刻意未公布協議細節，也未正面說明能源政策是否已出現實質轉向。這種處理方式，並非行政遲滯，而是一種制度操作。印度一方面仍維持與俄羅斯在能源與軍事層面的合作關係，另一方面又必須對美國釋出足夠政策訊號，以換取關稅鬆綁與制度空間。在此脈絡下，政治模糊反而成為一種工具。透過不透明與延後表態，政府得以保留政策彈性、分散內部反對壓力，並延續談判主導權。這種「戰術模糊、戰略自主」的操作方式，並未阻礙自由化進程，反而是在現實條件下推動自由化的必要語法。印度的制度創新，並不只建立在模糊操作之上，更仰賴跨國制度聯盟的鋪陳。在川普政府重新以關稅作為談判槓桿後，印度迅速擴展與多個中型國家的制度連結。2026 年初，印度與歐盟簽署歷來最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涵蓋汽車、化工與農業產品；同時，印度也與馬來西亞達成 11 項合作備忘錄，內容包括本幣結算、半導體與災害管理。此外，印度與加拿大恢復《全面經濟夥伴協定》（CEPA）談判，而英國則於 2025 年與印度啟動《全面經濟貿易協定》（CETA），重點放在能源、科技與國防領域。這些安排的共同點，並不只是市場互補，而是制度對沖。對這些同樣面臨美國關稅或政策不確定性的國家而言，印度提供了一個可共同承接風險、分散壓力的制度節點。自由化不只是關稅減免，更是制度空間的重新分配。印度在這個過程中，充分發揮自身的地緣優勢。身處亞洲關鍵位置，印度既連結中東能源體系，也深入東南亞市場，與中國形成供應鏈競合關係，卻又不完全隸屬於美中任何一方。在全球供應鏈重組的關鍵時刻，印度以「規模適中、立場獨立」的特質，逐漸成為各方願意接觸的談判樞紐。無論是 AI、資料中心、再生能源或電動車原料，印度都將地理位置與政治彈性轉化為制度談判優勢，展現出自由化的新路徑：不是重返單一共識，而是設計可供多方運作的協議架構。整體而言，模糊操作、制度聯盟與地緣槓桿這三項工具，共同構成印度在當前全球貿易體系中推動轉型的基礎。這並非理想主義的宣示，而是策略規劃與結構條件交織下的結果。印度不再依賴傳統多邊平台如 WTO，也未等待美中關係修復，而是由中型國家主動出手，建立一套可實際運作的制度框架，為自由貿易提供新的推進方式。台灣其實早已身處這場制度重組之中。《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指出，蘋果公司於 2025 年自印度出口的 iPhone 總值超過 500 億美元，其中多數由富士康與台灣供應鏈生產。然而，在外交與制度層面，台灣對印度的佈局仍相對薄弱。目前既無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也未在能源、醫療、技術或碳關稅等關鍵議題上進入新德里的制度對話圈。台灣在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中，角色仍不夠清晰，如何重新定位，已是一項無法迴避的課題。(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世界失序下的風險治理：印太中型國家與台灣的戰略定位文/ 夏一新在中美競爭長期化、全球風險外溢加劇的背景下，中型國家的外交與經濟政策正出現明顯調整。繼加拿大與中國恢復接觸後，英國首相施凱爾（Keir Starmer）於 1 月 28 日至 31 日率企業代表團訪問北京，與中方高層會談。這些舉動並非單一事件，而是反映出國際秩序不確定性上升後，各國重新評估風險與利益的現實選擇。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國家是否「轉向中國」，而在於中美競爭已成為結構性現象，使中型國家難以將安全與經濟發展完全寄託於單一大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指出，從歐洲到印太地區，愈來愈多國家不再以二分法選邊，而是採取「去風險」策略，以降低在大國對抗中承擔的系統性衝擊。過去，自由國際秩序為中型國家提供相對穩定的生存空間，規則清楚、衝突可控；然而近年來，制裁、關稅、科技管制與金融工具被頻繁政治化，國際規則的可預期性顯著下降。在此情勢下，過度依賴單一陣營，往往意味著在尚未獲得更高安全保障之前，便需先承擔高昂的經濟與外交成本。因此，「戰略自主」逐漸成為多數中型國家的政策工具，而非價值立場。其核心並非否定盟友關係，而是依不同政策領域進行風險分工：在安全上深化與既有夥伴的合作，在經濟上避免自我孤立，在外交上保留必要的調整與溝通空間。相較於全面脫鈎，「去風險」被視為更具可行性的治理路徑。此一趨勢在印太地區尤為明顯。該區既是中美戰略競爭的焦點，也聚集大量中型國家，對外部衝擊特別敏感。根據《路透社》(Reuters) 多篇報導，日本一方面持續強化與美國的安全合作，同時在經濟與外交層面謹慎維持與中國的互動，其政策目標在於避免安全風險外溢至經濟體系，而非追求單一方向的對抗或靠攏。印度則展現另一種模式。其長期強調「戰略自主」，積極發展與美國 、日本等國的安全合作，但同時拒絕加入正式軍事同盟，也未全面切斷與中國的經貿往來。《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分析指出，印度並非消極中立，而是在不結盟傳統基礎上，發展出高度計算性的權力平衡策略，以確保自身決策空間不被任何強權壓縮。印太中型國家的集體經驗，對台灣具有重要啟示。隨著愈來愈多國家將「穩定」視為政策優先目標，台灣能否獲得長期支持，不僅取決於價值立場的一致性，也取決於是否被視為有助於降低區域風險、提升整體可預期性的合作夥伴。值得注意的是，2026 年 1 月 23 日公布的美國《2026 國防戰略》非機密版本，也反映出此一結構性轉變。相關段落經學者張競翻譯後引發討論，並獲國際政治觀察家方恩格肯定其準確性。文件顯示，美國近年在全球安全事務上，更強調與夥伴之間的協調、能力互補與風險管理，反映其對整體區域穩定與長期可持續性的重視。綜觀加拿大、英國的政策調整，以及印太地區中型國家的整體趨勢，可以清楚看出：在全球秩序不穩定成為常態的情況下，風險治理與政策彈性已成為中型國家維持行動空間的必要條件。對台灣而言，關鍵不在於要求他國不斷表態，而在於在既有安全合作基礎上，持續強化自身防衛能力、制度可信度與風險治理能力，使台灣成為有助於區域穩定、而非增加不確定性的可靠夥伴。（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委內瑞拉、格陵蘭、加拿大：川普正在重畫西半球的紅線？文/夏一新 如果還有人把川普的外交語言當成玩笑，那不是樂觀，而是危險。因為真正的問題，早已不是美國會不會發動戰爭，而是美國是否仍然認同「主權不可交易」這件事。 把委內瑞拉、格陵蘭與加拿大放在一起看，會發現川普的行為並非零散失序，而是一條高度一致的權力邏輯：不必宣戰、不必佔領，只要夠強，就可以重新定義別國的選項、邊界與命運。這不是外交摩擦，而是秩序正在被重寫。 委內瑞拉提供了第一個範本。川普時期，美國透過制裁、外交孤立與政權更替施壓，實質左右了這個國家的能源走向。當美國領導人能在國際場合直接宣稱，美國已從委內瑞拉取得大量石油，這代表的不是正常貿易，而是一種赤裸裸的主權降格——別國資源，被視為美國內政成果的一部分。沒有坦克，沒有登陸，但主權已經被掏空。 格陵蘭則是第二個、也是更具指標性的案例。2026 年初，川普在瑞士達沃斯 (Davos)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公開要求「立即談判」取得格陵蘭，理由是飛彈、核武與北極安全。他一邊說「不會動用武力」，一邊卻以關稅與政治後果作為暗示。這樣的話術，核心不在於是否動武，而在於它清楚表明：主權不再是不可侵犯的原則，而是可以被重新談判的條件。 真正讓人不寒而慄的，是加拿大也被拉進了這套邏輯之中。川普多次以「第 51 州」形容加拿大，並公開宣稱「加拿大因美國而存在」，同時對加拿大施加關稅壓力，將貿易、邊境安全與對中政策全面掛鉤。這裡的重點從來不是美國是否真的會派兵北上，而是加拿大已被迫面對一個新現實：其主權行使，正在被外部條件化。 加拿大已將此視為主權與安全問題，加拿大公共媒體《加拿大廣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CBC News）指出，美國總統川普於 2026 年 1 月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重申美國必須取得格陵蘭，並以「加拿大是因美國而存在」的語言，直接點名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該報導指出，這類發言已在加拿大政界與安全圈引發強烈震動，使「主權是否正在被重新定義」不再只是學術討論，而是實質的國安疑慮。 關稅、安全與領土被捆綁為同一套談判工具: 《路透社》（Reuters）報導，川普政府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已不再區分貿易、國家安全與領土議題，而是將關稅威脅、區域安全與領土主張納入同一談判框架，作為迫使對方讓步的整體工具。該報導指出，這種做法顯示美國對盟友與夥伴國的政策，正從規則導向，轉為利益與服從導向。 盟友關係正在被「交易化」: 美國重要時事評論媒體《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分析指出，川普式外交正在顛覆二戰後建立的同盟秩序，將原本建立在共同價值與長期承諾之上的盟友關係，轉化為可以隨時重新談判、甚至撤回的交易關係。該文警告，當強權不再將穩定與可預測性視為責任，而僅視為選項時，中小型國家的安全感將率先崩解。 把這三個案例放在一起，可以清楚看到一個共同模式：不宣戰，但施壓；不佔領，但控制；不否認主權，卻讓主權逐漸失去實質內容。這不是偶發的個人風格，而是一種19世紀式霸權觀在21世紀的回歸，只是工具從艦砲與殖民，變成了關稅、金融、能源與安全承諾的選擇性兌現。因此，真正該問的問題從來不是「美國會不會入侵加拿大」，而是：在這樣的世界觀裡，還有沒有任何國家的主權，被視為不可交易？ 對台灣而言，這並非遙遠的他國新聞。當經濟一體化可以被武器化，當盟友關係退化為交易關係，當「不太可能」成為人們自我安慰的口頭禪，歷史往往正是在這樣的時刻轉彎。真正的危險，不是坦克什麼時候來，而是我們是否已經習慣，在別人設定的條件下，替自己的未來做選擇。 (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川普為何提名凱文・華許出任聯準會主席？ 一場制度走向與市場預期的雙重檢驗文／夏一新2026 年 1 月 30 日，美國總統川普正式提名前聯準會理事凱文・華許（Kevin Warsh）擔任下一任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表面上，這是一次例行性人事決定，實際上卻深刻牽動聯準會在憲政體系中的角色定位。這項提名不僅關乎個別官員的貨幣政策立場，更突顯出川普政府試圖改寫央行與行政部門權力邊界的政治企圖。當聯準會被重新框定為白宮經濟戰略的延伸，其獨立性與全球金融穩定角色，勢將面對制度層級的挑戰。美國總統川普正式提名前聯準會理事凱文・華許（Kevin Warsh）擔任下一任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路透社）此次提名引發高度關注，並非華許立場出現重大變動，而是川普明示將利率政策納入其政治工具箱的意圖再現。在川普的邏輯中，貨幣政策不僅是經濟治理手段，更是選舉與產業戰略的槓桿。降息被視為刺激出口與壓抑美元匯率的工具，而聯準會的政策獨立性則成為「應當收回」的行政資源。《彭博社》（Bloomberg）指出，華許近期在利率與縮表上的表態，明顯朝川普主張靠攏，這讓此次提名帶有強烈政治訊號。川普的用人邏輯並不複雜：重點不在專業性，而在對白宮意志的可預測性與配合度。對川普而言，選擇華許，不只是補一個職位，而是部署一位能與總統政策節奏同步的制度執行者。川普與前聯準會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之間的對立正是這場制度鬥爭的起點。川普多次施壓要求降息未果後，2026 年 1 月 9 日，美國司法部對鮑威爾發出大陪審團傳票，啟動刑事調查。雖然名義上涉及聯準會總部翻修工程的證詞爭議，實質背景是白宮對聯準會貨幣政策獨立的不滿與報復。鮑威爾公開表示，司法壓力將損及央行獨立性，影響政策信任與制度穩定。白宮接下來採取「體制內部調整」策略，轉向提名理念相近者，以逐步重塑聯準會決策邏輯。華許的提名正是此一策略的具體展現。然而，聯準會主席任命需經參議院審查，無法由白宮一意孤行。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提里斯（Thom Tillis）當週即表態，在司法部結束對鮑威爾的刑事調查前，將反對任何新提名案。由於提里斯掌握關鍵一票，足以讓參議院銀行委員會陷入僵局。《路透社》（Reuters）指出，這項程序性阻力已成為提名前景的主要障礙。聯準會在美國憲政架構中雖屬行政體系，卻因其貨幣政策具高度敏感性，被國會授權為制度性獨立機構，不受總統直接指揮，也不由國會預算控制，正是為了避免其政策落入短期政治操作之中。當行政權試圖透過人事與司法程序操縱決策走向，實質上已對三權分立的制度平衡構成實質挑戰。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並非形式設計，而是維持金融穩定與制度可信度的核心機制。《國際銀行家》（International Banker）曾警告，若央行政策必須配合短期政治週期，將導致專業性流失、預期失衡與政策信賴崩解，進而危及整體治理能力。這場提名案之所以敏感，正是因為它打開了這道制度防線的縫隙。2026 年 1 月底，華許獲提名的消息一出，國際金融市場迅速反應。黃金單日下跌約 7.5%，白銀暴跌逾 13%，美元指數強勢上揚。研究機構警告，市場已出現「轉向偏鷹」的預期，資產價格將根據對華許政策傾向的解讀重新定價。這不只是對貨幣政策的再評估，也反映出一旦聯準會獨立性動搖，整體金融市場的假設基礎也將隨之重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亦指出，市場的不安並非針對個別人選，而是對聯準會制度角色可能變動的直覺反應。此人事案不僅關乎一國央行的政策走向，更波及全球資本對美國經濟制度的長期信任。真正值得關注的，從來不是華許個人的專業能力，而是川普政府是否透過制度設計反轉聯準會作為「獨立技術機構」的本質角色。這正是本次提名案的核心問題：當貨幣政策不再由專業機構主導，而是納入執政策略的一環，美國經濟治理的邏輯已發生根本改變。這場檢驗的結果，不只是金融操作的轉向，更是制度本身的再定義。(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當忠誠凌駕專業：中共軍委清洗正在掏空決策中樞文／夏一新中共軍方高層再現異動。外媒披露，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聯參部參謀長劉振立近期已未再公開露面，並被指正接受內部調查。兩人分別掌管軍事規劃與聯合作戰，是解放軍決策體系中的關鍵節點，同時出現變動，顯示軍中整肅已進入核心層級，衝擊的不只是人事，而是整體決策結構。張又俠出身紅二代體系，長期負責裝備建設與軍事改革，被視為習近平在軍中重要的穩定支柱；劉振立則來自陸軍，主導聯合作戰體系。兩人若同時遭到邊緣化，意味著解放軍原有的「規劃—協同—執行」鏈條正被拆解，而非單純的派系輪替。《路透社》指出，近年軍中整肅已從反腐延伸至更廣泛的政治安全審查，火箭軍、裝備系統與戰區層級皆出現頻繁人事異動。這種做法短期內有助於權力集中，卻也同步削弱制度內部的專業回饋與風險修正能力。《金融時報》分析，當忠誠成為高於專業的篩選標準，高層將更傾向於自我審查與噤聲避險，決策逐步由單一意志主導，程序性討論與不同判斷被系統性排除。《華爾街日報》亦指出，這類清洗雖可強化控制，卻容易導致資訊失真與寒蟬效應，使最高決策層反而更孤立。從公開活動與會議出席情況觀察，中央軍委的集體運作已明顯弱化。多項會議出席層級縮水，顯示權力高度集中之下，制度性運作正在空洞化。這種結構，對外看似強硬，對內卻極度脆弱。對台灣而言，風險不在解放軍是否持續備戰，而在北京是否仍保有最低限度的制度理性。當忠誠取代理性、清洗取代程序，任何小規模摩擦都更可能被誤判、放大，甚至失控。中共軍中整肅或許鞏固了權力，卻也同步侵蝕決策品質，成為區域安全中最不穩定的變數之一。(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ICE政治化與明尼蘇達州聯邦治理危機文／夏一新2026年 1 月 27 日，白宮調整了對明尼蘇達州 (Minnesota) 致命槍擊事件的應對。邊境巡邏隊指揮官 Gregory Bovino 被撤換，由前移民執法主管 Tom Homan 接任。川普總統與明州州長 Tim Walz 通話後，雙方釋出降溫訊號，聯邦與地方政府正努力控管局勢，防止事態惡化。明尼阿波利斯 (Minneapolis) 短時間內接連發生兩起由聯邦執法人員開火致命的事件，進而引發全國關注。這些爭議很快從地方層面擴大成全美焦點，各地出現示威抗議，人們不僅質疑個別執法行為是否過當，也質疑聯邦執法權力是否失去了比例原則和民主制衡。隨著社會情緒升溫，前總統歐巴馬 (Obama) 公開表示明尼蘇達州事件對美國核心價值是一次嚴峻考驗，稱之為「令人心碎的悲劇」，並強調這種暴力場景應該成為所有美國人、無論政黨都必須警覺的訊號。前總統比爾．柯林頓 (Bill Clinton) 也指出，現今的執法方式以及政府處理真相的手法「令人難以接受」，他呼籲公民積極行動，守護制度免於遭受權力壟斷。隨著多位民主黨重要人物的表態，白宮所承受的不僅僅是街頭示威的壓力，更面對來自體制內部的政治挑戰。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 (United State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 原本是執行移民與海關法令的行政機構，但在近年的治理實務中，其角色已逐漸延伸至聯邦權力直接介入地方治理的前線。執法場域從邊境轉向內陸城市，行動方式也更具象徵性與政治可見度，使其不再只是單一政策工具，而是牽動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重要節點。明尼蘇達正是這種制度張力下的典型案例。該州長期由民主黨執政，抗議動員能力強，但缺乏如加州、紐約般明確的庇護法條作為制度防火牆，使地方政府難以在法律層面有效阻擋聯邦高風險執法行動，形成中央可以藉由執法主導政治節奏，而地方只能承受隨之而來的社會與治理成本。美國國會內部現已出現跨黨派的監督呼聲，多位民主黨議員提出應重新檢討 ICE 的預算和執行權限，並要求將此列入年度撥款談判中。同時，明州司法機構也要求 ICE 官員出庭，說明其執法依據。聯邦和地方政府目前都在同步推動降溫策略，這雖然對於短期內防止衝突擴大確實有效，但事件中暴露的制度問題依舊沒有解決。如果執法行動在缺乏地方同意和完整程序下介入城市，且帶有高度政治色彩，那麼其正當性勢必會不斷遭到質疑。在這場風暴中，ICE 的角色早已超越單純執行機構，成為聯邦治理結構中極為敏感的重要環節。如何重新劃定它的權限範圍並恢復程序性的監督，不僅關乎聯邦與地方能否回到正常運作，也會影響美國民主制度在高度對立情勢下的韌性。(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華納之困：當內容與政治無法切割文／夏一新美國媒體併購案再度進入權力與制度的角力深水區。Netflix 擬以全現金方式收購華納兄弟探索（Warner Bros. Discovery），雖獲董事會支持，卻仍無法擺脫制度風險的糾纏。這場交易早已超越價格與商業整合，而是內容資產與政治包袱能否切割的制度難題。華納的資產結構異常複雜，一端是全球串流平台爭奪的影視金礦：HBO、華納影業、《哈利波特》、《冰與火之歌》等高價值IP；另一端，卻是有線新聞網 CNN 以及 TNT、TBS 等頻道，面臨結構性衰退與政治極化壓力。當這些資產被打包販售，交易便無法僅以財務眼光看待，而必須接受政治與監管的放大檢視。Netflix 的策略是切割風險、聚焦內容，將 CNN 排除在收購目標之外，以全現金出價來降低程序複雜性與審查變數。《路透社》(Reuters) 報導指出，該方案已獲華納董事會通過，並排除派拉蒙的競購影響。但這並不意味風險解除，反而凸顯另一層制度性不確定性。真正讓此案陷入僵局的，是 CNN 的政治敏感性。川普與 CNN 的對立早已不止於媒體論戰，而是深入到所有權與制度操控。川普長期將 CNN 視為敵對媒體，甚至明言不允許「反美國的媒體」擴張。根據《時代雜誌》(Times) 報導，川普已表態將親自參與本案審查，並質疑 Netflix 的市場支配力。這代表，審查風險不再只是反壟斷問題，而是總統意志與政治報復的延伸。法院角色的退場，更強化了行政干預的可能性。今年 1 月，美國法院駁回派拉蒙對 Netflix 提出的司法異議，明確表示「不干涉產業結構決策」。這將審查重心推向司法部與歐盟競爭機構等行政單位，也放大了政治影響力的空間。在此局勢下，派拉蒙轉向歐洲施壓，聲稱自身收購有助新聞多元、可抗衡美國科技巨頭壟斷，企圖拉高審查層級至制度價值對決。相較之下，Netflix 則以操作單純、高透明度的全現金方案回應，兩者戰略截然不同，反映出企業對「制度風險」的不同解讀。這場交易的實質問題，不是誰出得起錢，而是誰扛得住審查時間與政治風向的不確定性。當媒體資產與新聞頻道被制度綁在一起，就再也不是市場說了算。內容與政治無法切割，才是華納最難解的結構困境。(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