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楊珍妮案,程序正義不能留下問號
楊珍妮案,程序正義不能留下問號文/夏一新行政院停止政務委員兼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楊珍妮職務,不只是一起職場霸凌事件,而是台灣對外經貿談判體系的重要人事異動。行政院調查認定楊珍妮部分行為構成職場霸凌,行政院長卓榮泰隨後宣布,自七月一日起停止其政務委員職務。若霸凌屬實,政府依法究責,社會不會反對;但此案發展至今,程序是否足以服眾,已成為另一個問題。《路透社》(Reuters)也報導此案,關注焦點並非單純職場霸凌,而是台灣最高經貿談判官遭停職,可能牽動對外經貿談判體系的穩定性。這正說明,此案不能只被視為行政院內部人事處理,而是涉及政府治理、談判延續性與國際信任。目前本案至少出現三種說法。行政院認定部分霸凌成立;楊珍妮公開喊冤,質疑調查欠缺正當程序,部分認定偏採單方說法,並表示不排除循法律途徑維護名譽與權益;逾三十位經貿辦同仁則發聲力挺,表示在辦公室內未感受霸凌,並認為外界描述與實際情形有相當落差。這些聲明不代表行政院調查一定錯誤,也不能直接證明楊珍妮沒有責任。但當行政院、當事人與長期共事同仁的說法出現明顯差異時,行政院更有責任把調查程序、證據基礎與認定標準說清楚。否則,社會看到的不是完整真相,而是各說各話。國民黨立委王育敏也提醒兩個問題:顏慧欣生前若已向卓榮泰反映相關情況,行政院為何未能及早處理?調查報告出爐後,為何又拖了數日才作出停職決定?這些疑問未必等於政治鬥爭,但足以顯示行政院在前期掌握、後續調查與最終處分上,都有必要向社會交代清楚。楊珍妮不是一般行政官員,而是長期負責對外經貿談判的高階政務官。她的去留,不只是個人人事問題,也關係台灣對外談判團隊的穩定性。若行政院認為她已不適任,當然可以依權責處理;但依法行政不是行政首長一句話就讓人下台,而是必須讓重大處分經得起事實與程序檢驗。顏慧欣的離世令人遺憾,也提醒政府必須正視高壓公務體系的職場文化。但真正改革,不是找一位高階官員下台就算交代,而是建立公平、透明、可受檢驗的調查制度。反霸凌沒有錯,究責也沒有錯;錯的是,如果程序無法讓人信服,再正當的目的也會失去公信力。楊珍妮可以被究責,也可能確有管理失當;但程序正義不能留下問號。行政院若要讓反霸凌成為制度進步,就不能只公布處分結果,而應完整說明調查如何進行、證據如何採信、責任如何認定。唯有如此,責任政治才會建立在法治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輿論之上。(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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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AI焦慮:軟銀撐不起科技國運文/夏一新 日本《日本經濟新聞》(Nikkei)日前一篇評論引發產業界關注。文章提出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當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亞洲行先後造訪台灣、南韓與中國,卻未安排日本,日本在全球AI競賽中的位置是否已經發生改變?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一次企業家的行程,而是日本科技競爭力是否再次站在歷史轉折點。 AI時代,企業領袖的行程往往反映全球供應鏈重心。台灣擁有台積電、鴻海、廣達、緯創等完整AI硬體聚落;南韓掌握SK海力士(SK Hynix)與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的高頻寬記憶體(High Brandwidth Memory,HBM)。兩地都是NVIDIA無法取代的重要合作夥伴。日本仍擁有東京威力科創(Tokyo ELectron)、愛德萬(Advantest)、信越化學(Shin-Etsu Chemical)等世界級半導體設備與材料企業,但與AI 核心運算生態的連結,已不像台灣與南韓那麼直接。 這不是日本第一次站在科技產業的轉折點。上一輪半導體競賽中,日本曾是全球最強的半導體王國,一度占全球市場近半壁江山。晶圓代工模式興起後,台灣憑藉台積電建立全球最強的代工體系,南韓以三星與SK海力士稱霸記憶體市場,日本逐漸退居設備與材料供應商。如今AI革命來臨,全球競爭焦點已從設備轉向GPU、先進封裝、高頻寬記憶體、大型語言模型與資料中心,日本再次面臨產業重組的挑戰。 日本並非沒有布局。在孫正義主導下,軟銀集團近年積極投資OpenAI,並規劃在日本建立大型AI資料中心與GPU雲端服務,希望打造日本AI基礎設施。這些動作顯示,日本並未放棄AI競賽。 日本目前的AI布局仍高度集中於軟銀。一家企業可以代表日本的AI野心,卻很難單獨承擔整個國家的AI競爭力。AI產業需要的是完整生態系,包括晶片設計、晶圓製造、先進封裝、高頻寬記憶體、雲端平台、資料中心、AI模型及應用服務共同發展,而不是僅靠投資海外AI公司或大量採購GPU,就能建立國家競爭優勢。 更大的挑戰來自日本整體經濟。近年日本經濟受惠於日圓貶值,觀光業快速復甦,大量海外旅客帶動零售、餐飲與住宿消費。觀光終究無法取代高附加價值科技產業。若全球景氣轉弱、地緣政治升高,甚至中國旅客消費模式持續改變,觀光紅利便可能迅速降溫。 日本AI發展仍高度依賴美國GPU、高階運算平台與海外AI模型,若關鍵晶片供應受限,日本便容易受制於人。上一輪,日本失去了晶圓代工的主導權;這一輪,如果仍無法建立完整AI產業生態,只是依賴少數大型企業投資,未來與台灣、南韓、美國之間的差距,恐怕仍將持續擴大。 今天台灣之所以成為AI供應鏈最重要的節點之一,不只是因為台積電,而是整個AI硬體聚落已形成全球難以取代的生態系。真正值得珍惜的,是持續維持創新能力、人才培育、能源供應與產業環境。科技革命沒有永遠的贏家,日本的經驗提醒我們,今天站在浪頭,不代表明天仍能留在浪頭。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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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熱浪來襲:歐洲正在重寫夏季治理文/夏一新法國近日遭熱浪襲擊,部分地區氣溫高達攝氏40度以上,巴黎街頭也出現民眾湧向聖馬丁運河戲水避暑的畫面。當西班牙、法國、英國與義大利相繼發布高溫警報時,許多人仍將其視為另一波夏季熱浪(Heat wave)。《路透社》(Reuters)近日報導,歐洲多國已陸續啟動高溫預警。從各國近期的應對來看,這不再只是天氣新聞,而是一場正在展開的文明適應考驗。對長期以寒冷氣候為生活前提的歐洲而言,真正的挑戰並非單一熱浪,而是如何從防寒思維轉向抗熱能力。近年來,「熱穹頂」(Heat Dome)已成為國際媒體常見的氣候詞彙。當高壓系統長時間停留在上空,熱空氣如被鍋蓋罩住般難以散逸,地表熱量持續累積,便可能引發範圍廣、時間長的極端高溫。今年六月,從法國、英國到西班牙,歐洲多地已提前進入盛夏狀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指出,熱穹頂發生的頻率與持續時間都有增加趨勢。更值得關注的是,高溫出現的時間正在提前。過去歐洲最炎熱的時段通常落在七、八月,如今五月、六月便已出現盛夏甚至超越盛夏的氣溫。這意味著歐洲面對的已不只是偶發性熱浪,而是氣候條件本身正在發生變化。在亞洲與北美部分地區,冷氣早已融入日常生活;但在許多歐洲國家,冷氣並不普遍。長期以來,歐洲住宅與公共建築多以保暖為設計重點,而非降溫。許多學校、住宅和公共機構並未普遍設置冷氣,一是過去氣候條件需求不高,二也受到節能、環保與生活文化影響。隨著熱浪日益頻繁,冷氣已從舒適設備逐漸轉為公共安全設施。近年來,法國、英國與西班牙相繼討論是否應在學校、醫院和公共建築加裝冷氣。《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指出,冷氣正從生活習慣問題演變為公共政策議題。部分地方政府開始設置避暑中心,開放公共空間供民眾降溫避熱,反映出治理思維正在轉變。過去歐洲政府主要關注冬季供暖與能源儲備,如今則必須因應夏季用電尖峰、公共衛生與高溫風險管理等新課題。歐洲氣候與健康觀察站(European Climate and Health Observatory)指出,歐洲是全球暖化最快的大洲。長時間暴露在極端高溫下,可能引發脫水、熱衰竭與中暑,並使既有疾病惡化;老人、兒童,以及有心血管、呼吸系統或精神健康問題者,風險尤其高。極端高溫也考驗能源系統。熱浪來襲時,冷氣使用量大增,用電需求同步上升。《彭博》(Bloomberg)指出,這波高溫可能使歐洲冷氣需求創下新高。當電力需求攀升時,部分發電設施也可能因高溫而受影響。法國是歐洲核電占比最高的國家之一,而核電廠運轉仰賴大量河水冷卻。當河水升溫或水位下降,部分反應爐可能被迫降載,甚至暫時限制運轉。這形成新的矛盾:高溫讓社會更需要電力,卻也因河水升溫或水位下降,削弱部分核電廠的發電能力。過去談到能源安全,人們多聯想到石油危機、天然氣供應中斷或地緣政治衝突;如今,極端氣候也成為能源系統不可忽視的風險。高溫不再只是環境問題,而是牽動醫療衛生、交通運輸、能源供應與社會運作的綜合挑戰。當高溫逐漸成為新常態,歐洲各國從社會照護、醫療體系到能源供應與電網運作,都必須重新調整。(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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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子不能繼位:日本皇室修法的保守困局文/夏一新日本皇室繼承危機,正進入新的制度關口。日本政府準備推動《皇室典範》修法,方向包括允許女性皇族與平民結婚後保留皇族身分,以及讓皇室從戰後脫離皇籍的舊宮家分支中,收養男系男性成員。這項方案看似是在替日益萎縮的皇室補人,實際上卻避開最敏感的問題:女性天皇與愛子公主繼位。這場討論並不是因為德仁天皇健康出現危機,也不是愛子公主即將接班。德仁天皇現年66歲,愛子公主也才24歲,皇位繼承並非迫在眉睫。問題在於,日本皇室的人口結構已經過度脆弱。現行制度下,真正具有繼承資格的男性皇族只剩三人,其中只有悠仁親王屬於年輕世代。這不是明天誰登基的問題,而是日本不能只靠一位19歲的悠仁親王撐住未來幾十年的天皇制。依日本戰後憲法,皇位世襲,具體繼承規則由國會制定的《皇室典範》規定。現行《皇室典範》將皇位繼承限於「男系男子」,因此德仁天皇與雅子皇后的獨生女、現年24歲的愛子公主,即使近年逐漸承擔更多皇室公務,也受到日本民眾喜愛,仍沒有皇位繼承資格。現行順位中,第一位是德仁天皇的弟弟、現年60歲的秋篠宮文仁親王;第二位是秋篠宮之子、現年19歲的悠仁親王,他也是皇室目前唯一年輕男性繼承人;第三位則是德仁天皇的叔父、現年90歲的常陸宮正仁親王。常陸宮是昭和天皇次子、明仁上皇的弟弟,因仍屬男系男性皇族,所以依制度列入繼承順位。換言之,日本皇位未來幾乎壓在極少數男性身上,而愛子公主即使是德仁天皇唯一子女,仍被現行制度排除。高市早苗的角色,使這場爭論更具象徵性。她是日本歷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卻在皇位繼承問題上站在保守派一邊。高市並不否認日本歷史上曾有女性天皇;她強調的是,過去女性天皇仍屬男系皇族,並未讓皇統改由母系延續。因此,她主張皇位繼承仍應限於男系男子。問題也正在這裡。愛子公主同樣出自男系皇族。她不能繼位,不是血統不符,而是現行制度要求繼承人必須是男系皇族的男性。保守派真正擔心的,也不只是愛子本人即位。若愛子成為天皇,嚴格說愛子仍是「男系女性天皇」;但若她未來與非皇族男性結婚,其子女無論男女,只要再繼承皇位,皇統便會透過母親一方延續,形成保守派最反對的「女系天皇」。也因此,他們寧可在第一關就擋住女性繼承。保守派提出的修法方案,也暴露這種矛盾。允許女性皇族婚後留在皇室,表面上是提升女性地位,實際上更像是讓女性繼續承擔皇室公務,卻不給繼承權。舊宮家男系男子收養方案,則是從已經平民化數十年的遠房男性中尋找制度補丁。問題是,對今日日本國民而言,一位長期作為皇室成員、深受民眾熟悉的愛子公主,是否真的比遠房男性更不具象徵正當性?德仁天皇近日在出訪荷蘭與比利時前舉行記者會,沒有直接評論修法內容,也沒有公開表態支持女性天皇。但他提到,皇室的根本原則是與國民同喜同悲,並希望有關如何確保皇室成員人數的討論,能夠獲得國民理解。這不是德仁天皇與高市早苗的公開對決。天皇不能介入政治,也不會直接批評內閣。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日本民意與保守派方案之間的落差。日本多數民意長期支持女性天皇,愛子公主也早已是民眾熟悉的皇室成員。保守派若寧可把遠房男性重新拉回皇室,也不願面對愛子公主的繼承可能,反而會讓「維護傳統」變成一種制度繞路。日本皇室真正面對的,不只是男丁不足,而是傳統能否在現代社會中自我更新。保守派主觀上想維護天皇制,客觀上卻可能讓天皇制更難延續。單靠女性皇族婚後留任與舊宮家男系男子回歸,或許能暫時補洞,卻無法真正解決繼承危機。日本皇室缺的也許不是男丁,而是保守派面對民意與現實的勇氣。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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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交封鎖到媒體戰:北京對台灰色作戰升級文/夏一新過去談北京對台施壓,多半先看軍機、軍艦與軍演。但近期更值得注意的是,軍事威嚇的可見度下降,外交、媒體與國際曝光壓力反而升高。彭博新聞指出,今年中國軍機穿越台海緩衝線的日均架次較去年同期下降,北京今年也尚未對台進行大型軍演;同時,北京正加強孤立賴清德在國際舞台上的能見度。這不是壓力消失,而是壓力轉場。軍機可以被統計,軍演容易引發國際關注;但簽證、空域、會議資格與媒體採訪權,往往藏在外交行政程序裡,殺傷力更細,也更難反制。賴清德是否能過境美國,本身已成為觀察台灣外交空間的重要指標。外交部多次表示,相關規劃持續進行,美方也一向歡迎過境安排;但現實是,賴清德上任後,過境美國本土的安排至今仍未真正落地。更明顯的是非洲事件。賴清德原定出訪史瓦帝尼時,曾因中國施壓,導致非洲國家撤回總統專機過境許可,行程被迫延後。此後,台灣代表赴肯亞參與「我們的海洋大會」,又發生遭拒入場、護照與手機被扣留逾二十小時的事件。這些已不只是一般外交抗議,而是直接壓縮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媒體戰也正在升級。過去外媒訪問台灣總統,北京多半以口頭抗議回應;如今,外媒專訪賴清德後,已傳出駐中記者遭驅逐、採訪行程被排除、簽證受阻等情況。這等於向國際媒體發出警訊:只要提供賴清德國際曝光平台,就可能在中國採訪體系中付出代價。這種做法比軍機繞台更隱蔽。軍機有架次,軍演有畫面;但媒體採訪權、記者簽證與新聞行程安排,往往在制度縫隙中被處理,不容易形成即時國際壓力。這正是灰色地帶作戰的新型態。北京轉向外交封鎖與媒體戰,並不代表放棄武力選項,而是它判斷時間仍站在自己一邊。既然不必急於發動高成本、高風險的戰爭,就更可能透過灰色地帶作戰,一步步壓縮賴政府的國際活動空間,削弱台灣的外交能見度。這對台灣是一個警訊。北京霸凌台灣,當然應該譴責;但台灣不能只停留在譴責。若外交突圍只剩抗議聲明,國際傳播只靠情緒動員,面對這種細緻化、長期化的灰色地帶作戰,恐怕難以真正突破困境。北京對台施壓正在升級,但形式已經改變。過去是軍機軍艦,現在是外交、媒體、空域、國際會議與國際曝光。若台灣仍只用舊式口號回應新的灰色作戰,恐怕無法真正保護國家安全。(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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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重押50億美元:SpaceX正在打造全球傳輸系統文/夏一新6月9日,貝萊德(BlackRock)推出可快速納入新上市公司的太空科技指數股票型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ETF);6月12日,SpaceX在那斯達克(NASDAQ)完成首次公開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IPO),每股發行價135美元,估值達1.77兆美元,創下全球史上最大IPO紀錄;幾乎同一時間,市場又傳出貝萊德準備投入50億美元參與認購。這三件事指向同一個問題:在這麼高的估值下,貝萊德到底看上SpaceX什麼?如果答案只是火星殖民,恐怕還不夠讓所有投資人買單。馬斯克描繪的火星城市、月球工廠和太空經濟藍圖,離真正商業化還很遠。貝萊德願意投入50億美元,未必是在替火星夢買單。SpaceX真正的吸引力,在於它有機會把火箭、衛星、通訊與數據整合成一套全球網路傳輸系統。這套系統的重點,不只是一枚火箭,而是火箭負責把設備送上去,衛星在太空中形成節點,通訊提供服務,數據成為真正流動的內容。SpaceX旗下的星鏈(Starlink)低軌衛星網路,可以把網路送到地面基地台難以覆蓋的地方,包括偏鄉、海上、空中,甚至戰場。俄烏戰爭已經證明星鏈的戰略價值。在部分地面通訊遭破壞後,它協助烏軍維持前線聯繫、無人機協調和指揮系統運作。之後星鏈在烏克蘭部分區域的使用受到限制,也讓另一個現實浮現:當戰場通訊高度依賴私人平台時,一家公司的決定,就可能影響戰場節奏。SpaceX的高估值之所以引發爭議,關鍵不在它現在賺多少錢,而在市場怎麼看它未來會變成什麼樣的公司。馬斯克一向擅長用遠大願景帶動資本市場的想像,因此投資人對1.77兆美元的估值自然看法分歧。看好的人認為,SpaceX爭的不是單一航太市場,而是下一代全球資料傳輸與通訊基礎設施的主導權;保守的人則擔心,現在的價格已經先把太多還沒實現的成長故事算進去了。貝萊德投入50億美元,並不代表SpaceX現在就真的值1.77兆美元。它看中的,不是公司眼前賺了多少錢,而是未來十年,SpaceX有沒有能力把火箭、衛星網路、資料傳輸和全球連線整合成一套完整系統。如果這套系統做得起來,市場買的就不只是一家太空公司,而是一個新時代的重要入口。上市的意義也不只在定價。按照1.77兆美元的估值來算,即使只小幅增發,SpaceX仍有機會籌到數百億美元,繼續投入星鏈、星艦和全球部署。這場IPO真正重要的地方,在於它把市場的期待變成公司可以動用的擴張資本。對貝萊德來說,這不只是押注成長,也是提前押注未來網路傳輸系統的控制權。過去二十多年來,科技業競爭的核心,其實一直是對「入口」的爭奪。思科(Cisco)打造支撐網際網路運作的伺服器與資料傳輸系統;Microsoft 長期掌握 PC時代的作業系統入口;Google 掌握搜尋入口;Apple控制 iPhone 與 App Store 生態系;亞馬遜(Amazon)提供網站、App與串流服務背後的雲端平台;Meta 經營社群流量;Nvidia(輝達)則掌握AI算力核心。資本市場追捧這些公司,不只是因為它們規模龐大,更因為它們分別掌握了各自時代最關鍵的入口:有的控制資訊流,有的控制流量,有的控制算力;而SpaceX想掌握的,則是全球連線能力。從資訊流、流量到算力,資本追逐的始終是能控制基礎設施的位置。如果這個邏輯沒有改變,那麼SpaceX的野心就不只是把人和貨物送上太空,而是掌握下一階段的全球連線能力。貝萊德這次押注的,不只是一家太空公司,更是下一個時代的關鍵入口。(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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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韓國選舉缺票風波看民主治理的真正考驗文/夏一新韓國6月3日地方選舉爆發罕見缺票風波。由於部分投票所選票準備不足,全國約1萬4300個投票所中,有50個投票所出現缺票情況,其中22個投票所一度暫停投票。不少選民被迫排隊數小時等待補送選票,事件隨後引發民眾上街抗議,要求重新投票。韓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隨後請辭負責,總統李在明也下令全面調查,要求推動選務改革。這場風波之所以震動韓國社會,不只是因為行政失誤本身,而是它直接碰觸選舉正當性的底線。韓國一向被視為亞洲民主典範,選務制度也被認為相對成熟;然而,選委會這次卻只依過去投票率推估選票需求,印製約七成多合格選民所需選票,未料部分地區投票率超出預期,後續補送又不夠即時,才讓「選民到了投票所,卻沒有選票可投」這種荒謬場景真實發生。這場風波值得注意之處,不在於是否有人立刻喊出「選舉舞弊」。民主國家最怕的不是出錯,而是每一次出錯都被政黨化、陰謀化,最後反而讓制度失去修正空間。選票不足當然嚴重,因為投票權不是行政便利可以犧牲的東西;但若沒有證據就直接推論為整場選舉被操控,也會把公共討論推向另一種危險。韓國這次真正的考驗,是能否把憤怒轉化為制度改革。選委會獨立,是為了避免執政者干預選舉;但獨立不代表可以免於監督,更不代表行政管理可以鬆散。選務機關若因憲政地位特殊而形成封閉文化,久而久之就可能把「不受政治干預」誤解成「不必對社會負責」。民主制度的成熟,不是保證每一次選舉都零失誤,而是錯誤發生後,有沒有公開說明、責任追究、制度補強與社會信任修復。韓國政府若能徹查缺票原因,公開補救流程,重新檢討選票印製、配送、備援與即時通報機制,這場危機反而可能成為制度升級的契機。這對台灣也有提醒。台灣同樣高度依賴選舉來解決政治分歧,中選會既要保持獨立,也必須讓社會看見其行政透明與專業能力。中選會不能被政黨拖進攻防,也不能把「獨立」當成拒絕檢視的盾牌。從投票所配置、票匭安全、開票透明,到選務人員訓練與突發狀況處理,每一個環節都不是技術細節,而是民主信任的基礎工程。韓國缺票風波提醒我們,民主不是靠口號維持,也不是靠自我感覺良好撐住。真正可靠的民主,是願意承認漏洞、修補漏洞,並讓人民看見制度有能力自我更新。選舉可以有輸贏,但投票權不能打折;政黨可以攻防,但制度底線不能陪葬。這才是民主治理真正的考驗。(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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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勳訪韓,透露亞洲AI版圖正在重組文/夏一新輝達執行長黃仁勳剛結束台北行程,隨即飛往南韓。這趟首爾行表面上是為了SK海力士,實際上卻透露出輝達正在重組亞洲AI版圖。台灣是輝達最重要的先進晶片製造基地,南韓則正成為輝達在記憶體、資料中心、AI模型與機器人布局上的另一個關鍵支點。對輝達而言,台積電與SK海力士都是不可或缺的重量級夥伴。台積電負責製造輝達最先進的AI晶片,SK海力士則供應Grace Blackwell平台所需的高頻寬記憶體,也就是HBM。HBM是一種堆疊在AI晶片旁邊的高速記憶體,負責讓GPU快速存取大量資料。前者讓輝達的晶片做得出來,後者讓輝達的晶片跑得起來。黃仁勳訪韓不只是單純拜訪供應商,而是要鞏固輝達下一階段AI運算平台的關鍵環節。AI晶片越強,對記憶體頻寬、資料中心基礎設施與應用場景的要求就越高。若說台灣支撐的是輝達晶片製造的核心能力,南韓支撐的則是AI系統能否持續放大的另一條生命線。輝達近期已與SK海力士、Naver、SK Telecom、Doosan等南韓企業合作,推動AI資料中心與相關技術布局。SK海力士負責記憶體,Naver掌握韓文資料、搜尋與AI模型,SK Telecom可建置AI雲端與資料中心,Doosan則連結工業、能源與機器人應用。這些布局正在形塑南韓版AI生態系。黃仁勳公開表示,機器人將是南韓下一個重要產業。這句話若只從科技產業看,容易被理解成人形機器人、智慧工廠或自動化生產;但若放在人口結構中觀察,意義更深。台灣與南韓都屬於超低生育率國家,同樣面臨少子化與高齡化挑戰。未來最大的缺口,未必只是晶片或算力,而是勞動力與照顧力。隨著AI技術逐漸成熟,下一階段競爭將不再只是晶片與資料中心,而是如何走進智慧工廠、自動駕駛、機器人與照護現場。高齡社會真正需要的,未必是會在舞台上翻跟斗的人形機器人,而是能走進安養機構、護理之家與家庭的智慧照護機器人。AI若不能進入真實生活場景,就仍然只是展示廳裡的科技表演。這也提醒台灣,AI不能只停留在晶片出口與伺服器代工。台灣若要在AI時代保有真正優勢,下一步必須把算力轉成產業應用,尤其是醫療、長照、製造與城市治理。黃仁勳從台北直飛南韓,表面是行程安排,背後其實是亞洲AI生態系競爭的縮影。台灣不必妄自菲薄,因為台積電與完整供應鏈仍是全球AI革命不可或缺的核心。但台灣也不能只滿足於被世界需要。真正的考驗,是能不能從「替世界製造AI」進一步走向「讓AI改變台灣」。這一步,才是黃仁勳訪韓帶給台灣最值得思考的提醒。(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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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文訪美後,美方真正的疑慮文/夏一新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訪美,外界容易把焦點放在她能否見到美國政要、接觸重要智庫,或為國民黨重新打開對美溝通管道。但若從美國立場來看,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恐怕不是鄭麗文個人的應對能力,而是國民黨的和平路線會不會被理解為一種「戰略中立」。這個疑慮並非空穴來風。鄭麗文不久前才訪問北京並與習近平會面,如今又赴美說明國民黨的台海和平主張,美方自然會觀察:國民黨若未來重新執政,是否仍會維持對美安全合作?是否會持續強化台灣防衛能力?還是會在美中之間逐步拉開距離,讓台灣安全政策走向模糊地帶?美國並不反對兩岸對話。華府長期也希望台海維持穩定,避免危機失控。問題在於,美國政策圈對和平論述的判斷,通常不只看口號,而是看背後是否有足夠的防衛能力支撐。《路透社》(Reuters)報導鄭麗文訪美時指出,她支持台灣防衛,也認為與中國對話是避免衝突的必要條件。這正好點出台海安全的核心矛盾:對話可以降低誤判,但若缺乏可信的自我防衛能力,和平容易被解讀為退讓;反過來,若只談軍備、不談降溫,也可能使台海長期處於高壓狀態。因此,軍購問題會成為鄭麗文訪美期間難以迴避的焦點。對華府而言,台灣是否願意投資自我防衛,不只是國防預算問題,更是政治信號。台灣若希望美國持續提供安全支持,就不能只要求美方承擔風險,而必須證明自己願意承擔相應責任。近期立法院通過今年度首批對美軍事採購相關預算,金額約八十八億元,主要用於強化台灣非對稱戰力。這個訊號對鄭麗文訪美其實有正面意義,因為它顯示國民黨主張和平,並不等於反軍購、反美或反防衛。問題不是要不要軍購,而是軍購是否符合台灣實際防衛需求,是否能提高嚇阻效果,是否能在民主監督下有效執行。《路透社》另引述美方說法指出,台灣防衛不只是花更多錢,也要花得更聰明,特別是無人系統與非對稱戰力。這正是台灣國防政策的關鍵。台灣無法與中國進行對等軍備競賽,真正有效的方向,是提高對方進犯成本,強化分散式、生存性高、能快速反應的防衛能力。國民黨若要化解美方疑慮,就必須把話說清楚:恢復兩岸對話,不等於走向戰略中立;主張台海降溫,不等於削弱台美合作;檢討軍購項目,也不等於否定合理軍事採購。這三件事若說不清楚,國民黨的和平論述就會被外界解讀成安全政策的模糊化。台灣不能把安全完全寄託在美國身上,也不能把和平完全寄託在北京善意上。真正成熟的台海戰略,應該同時包含可信防衛能力、穩定對美合作,以及必要的兩岸溝通管道。少了防衛,和平會變得脆弱;少了溝通,嚇阻也可能變成持續升高的風險。鄭麗文提出「和平繁榮之鏈」,若要成為美方能理解的政策語言,就不能只停留在願景層次,而必須與軍事採購、非對稱戰力、台美安全合作和台灣自我防衛責任相互銜接。美國真正要看的,不是國民黨會不會說和平,而是國民黨是否能證明和平不是戰略中立,更不是防衛鬆動。對美國而言,這才是判斷國民黨路線是否可信的核心。(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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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第五條之前:小國更需要戰略自主文/夏一新拉脫維亞最近的無人機事件,再次提醒歐洲一個現實:戰爭未必以正式宣戰開始,也未必等到北約第五條啟動才算真正威脅。根據《路透社》(Reuters)報導,五月初兩架自俄羅斯方向飛入的無人機墜毀在拉脫維亞東部雷澤克內市附近,並波及當地油槽設施。雖然事件未造成人員傷亡,且後續調查指出無人機屬於烏克蘭,可能是在攻擊俄羅斯境內目標時受到電子戰干擾而偏離航線,但對拉脫維亞而言,這已經不是單純意外,而是北約東翼安全漏洞被實際測試的一次警訊。問題不只在於無人機從哪裡來,而在於一個北約成員國的領空與基礎設施,竟然可以在俄烏戰爭外溢之下受到波及。更嚴重的是,這類事件很難被清楚歸類。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入侵,也未必足以構成北約第五條所說的武裝攻擊;但它確實造成安全壓力、政治震盪與民眾不安。這正是灰色地帶戰爭(grey-zone warfare)最棘手的地方:它不一定跨過戰爭門檻,卻足以逼迫國家進入準戰爭狀態。立陶宛其實早已面對類似壓力。過去幾年,立陶宛不只遭遇白俄羅斯將移民問題武器化,也面對俄羅斯與白俄羅斯邊境的網路攻擊、資訊操作與電子干擾。近期立陶宛更指控俄羅斯在加里寧格勒強化GPS欺騙與干擾能力,使波羅的海周邊飛航、交通與軍事部署都受到影響。這些手段不一定造成立即傷亡,卻會逐步消耗小國的行政能力、社會信任與安全韌性。從立陶宛到拉脫維亞,波羅的海國家的共同處境很清楚:它們都是北約成員,理論上受到集體防衛承諾保護,但也都位於俄羅斯軍事壓力最前線。北約第五條固然重要,象徵攻擊一國就是攻擊全體;然而在真正觸及第五條之前,還有大量模糊、低強度、難以歸責的威脅。無人機迷航、GPS欺騙、網路攻擊、假訊息、邊境挑釁、破壞行動,這些都可能每天發生,卻未必會立刻引發集體防衛。這也是為什麼北約第四條的重要性逐漸上升。第四條允許成員國在領土完整、政治獨立或安全受到威脅時要求盟國協商。近年波蘭、波羅的海國家與其他東翼成員愈來愈常談到第四條,正是因為灰色地帶衝突不一定立刻進入戰爭,卻已經迫使國家必須尋求盟友共同判斷風險。問題是,協商可以提高警覺,卻不能替代本國即時防衛能力;北約可以提供後盾,卻不可能替每一個前線小國承擔所有日常安全壓力。《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近日訪問拉脫維亞武裝部隊司令普達恩斯(Kaspars Pudāns)。普達恩斯警告,俄羅斯在無人機作戰上已取得某種優勢,但這種優勢不是來自技術更先進,而是來自能夠大規模生產、快速補充與依戰場需求迅速改良。他甚至指出,若歐洲軍備重整要到2029年前後才真正產生效果,俄羅斯可能會在2028年底前利用這段「機會窗口」測試北約東翼。這不是說俄羅斯明天就會大舉入侵波羅的海。只要俄軍主力仍被牽制在烏克蘭,莫斯科暫時缺乏發動大規模入侵的兵力。普達恩斯真正要提醒的是,混合攻擊可能今晚就發生,而傳統軍事攻擊則可能在俄烏戰爭告一段落後變得更危險。這種判斷其實非常現實,也非常符合小國的安全思維:真正的威脅不一定從全面戰爭開始,而常常從難以歸責的小型事件逐步累積。《彭博社》(Bloomberg)報導指出,俄羅斯方面宣稱FPV無人機日產量已提高到一萬五千架。即使這個數字需要打折看待,它仍然反映一件事:俄羅斯正在把無人機變成戰爭消耗品。現代戰爭不再只是比誰有最昂貴的平台、最先進的戰機或最精密的飛彈,也比誰能在高消耗戰場中持續補充彈藥、無人機與電子戰裝備。這對冷戰後長期削減軍備、依賴少量精密武器的歐洲國家,是一次殘酷提醒。小國戰略自主的意義,也就在這裡。它不是否定盟友,也不是主張小國可以獨自對抗大國,而是承認一個現實:盟友很重要,但盟友不會在每一次灰色地帶威脅發生時瞬間抵達。北約可以提供集體防衛,美國與歐洲大國可以提供嚇阻,但第一時間承受衝擊的,仍然是小國自己的邊境警察、軍隊、防空系統、能源設施、通訊網路與社會韌性。因此,波羅的海國家近年不只增加軍費,也強化民防、邊境管制、反無人機能力、能源安全與全民防衛意識。立陶宛的經驗顯示,經濟施壓、移民武器化與電子干擾都可能成為混合戰爭工具;拉脫維亞的經驗則顯示,即使不是俄羅斯直接發射的武器,也可能在俄羅斯電子戰環境下造成北約國家的安全事故。這些事件看似零碎,實際上共同指向一種新戰爭型態。對小國而言,真正危險的不是沒有盟友,而是把安全完全外包給盟友。第五條是最後防線,不是日常治理工具;北約是戰略後盾,不是每一座機場、油槽、鐵路、通訊站與邊境哨所的即時守衛。灰色地帶戰爭最擅長的,就是避開明確宣戰門檻,在法律與政治判斷尚未完成之前,先製造事實、恐懼與混亂。波羅的海國家的處境,對其他小國同樣有啟示。真正的戰略自主不是高喊獨立自主的口號,而是把國防、能源、基礎設施、資訊安全與社會韌性一併納入國家安全。小國可以依靠盟友,但不能只依靠盟友;可以期待集體防衛,但不能等到第五條啟動才開始準備。立陶宛面對的是移民武器化與GPS干擾,拉脫維亞面對的是無人機與電子戰。這些事件共同說明,侵略不一定從坦克越境開始,也可能從一架迷航無人機、一段被偽造的導航訊號、一場邊境混亂或一次網路攻擊開始。對波羅的海國家而言,安全從來不只是北約條約上的承諾,而是每一天都必須維持的國家能力。第五條之前,小國更需要戰略自主。這不是悲觀,而是清醒。因為在灰色戰爭時代,真正能讓北約支援發揮效果的前提,是自己先撐得住。(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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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將訪北韓:北京重新理解平壤的戰略焦慮文/夏一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訪問北韓的消息,表面上只是一次高層外交行程,實際上透露的是東北亞權力結構正在重新排列。《路透社》(Reuters)日前引述韓聯社報導,習近平可能於近期訪問平壤。若此行成真,將是習近平多年來再次訪問北韓,也可能成為川普重返白宮後,朝鮮半島最值得關注的外交動向之一。長期以來,北韓一直被視為中國的戰略緩衝區。只要平壤政權穩定,美軍不直接抵近中國東北,北京就願意容忍北韓帶來的各種麻煩。無論是核試驗、飛彈試射,還是聯合國制裁,中國大多選擇在譴責與保護之間維持平衡。這種關係的核心邏輯很簡單:北韓存在,本身就是中國東北安全的一部分。然而今天的北韓,已經不是過去那個高度依賴中國援助的北韓。俄烏戰爭爆發後,金正恩與俄羅斯總統普丁快速靠近。北韓向俄羅斯提供軍火與其他支援,俄羅斯則回報糧食、能源、軍事技術與外交支持。這使平壤獲得過去難以取得的戰略空間,也讓中國開始面對一個新的現實:北韓仍是中國的重要緩衝區,但不一定完全接受中國主導。過去中國最擔心的是北韓政權崩潰。如今北京更需要面對的,可能是一個擁有核武、獲得俄羅斯支持,而且越來越不願接受中國主導的北韓。更敏感的是,金正恩已不再把核武視為談判籌碼,而是政權生存與對抗美韓同盟的最後依靠。北韓近年透過修憲與立法,將擁核國地位定調為永久且不可逆轉。今年六月又公開新的核材料生產設施,金正恩親自視察離心機與核燃料工廠,宣稱武器級核材料產能已較五年前大幅增加,並要求核武庫以「指數級」速度擴張。這不是單純的軍事展示,而是一種政治宣告。平壤已不再討論是否放棄核武,而是在要求外界接受它已是事實上的核武國。這對北京而言是一個兩難局面。中國官方立場仍是朝鮮半島無核化,也不希望日本與南韓因此進一步強化軍備或討論核武能力;但另一方面,中國又不可能真正對北韓施加足以動搖政權的壓力。因為一旦北韓失控,美國、日本與南韓的安全合作只會更加緊密,中國周邊的戰略環境反而更加不利。川普因素則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川普第一任期曾與金正恩舉行三次峰會,雖然最後未能達成無核化協議,但美朝直接對話曾一度改變朝鮮半島的外交節奏。如今川普重返白宮,多次表達願意重新與金正恩接觸的態度,北京自然不可能忽視。中國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是美國與北韓繞過北京建立新的談判管道。即使這種可能性未必很高,北京也不願在朝鮮半島問題上被邊緣化。對中國而言,北韓問題從來不只是核武問題,更涉及整個東北亞安全架構與美中競爭格局。如果習近平訪問平壤成真,其意義恐怕不只是鞏固傳統友好關係,更是在向華府、東京與首爾傳達訊號:朝鮮半島問題仍然離不開中國,北京依然是區域秩序的重要參與者。從更大的角度來看,這也反映中朝俄三角關係正在逐漸形成新的樣貌。俄羅斯需要北韓支撐戰爭,中國需要北韓維持戰略緩衝,北韓則利用中俄之間的需求提升自身談判地位。三方未必彼此完全信任,卻因共同面對美國壓力而愈走愈近。習近平是否成行,目前仍有待觀察。但這則消息已經透露出北京的新焦慮。當平壤不再只是中國的緩衝區,中朝關係也正在進入新的階段。對北京而言,真正棘手的不是北韓太弱,而是北韓已經強到不能再被簡單管理。(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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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始終沒有離開他們:以色列軍人的道德創傷文/夏一新「他們稱我是英雄,但我覺得自己像個怪物」一名曾在加薩作戰的以色列士兵,在接受《國土報》(Haaretz)訪問時如此形容自己。從醫數十年,我不曾真正理解,一場戰爭竟能如此深刻地改變一個人的內在世界。過去談到戰爭創傷,人們最熟悉的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患者可能反覆做惡夢、聽到巨大聲響就驚恐、夜裡失眠、白天容易被拉回創傷現場。有些人變得易怒、情感麻木,也有人長期處於高度警戒狀態,難以真正放鬆。但近年精神醫學開始注意到另一種更複雜、也更難說出口的問題:道德創傷(moral injury)。傳統 PTSD 的核心,多半是恐懼與生存威脅;道德創傷則更接近羞愧、自責與價值崩裂。《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指出,道德創傷並不只是心理疾病,而是當一個人的道德準則與自身行為、所見所聞,甚至所屬體系發生劇烈衝突時,所造成的深層心理傷害。造成這種創傷的原因,可能包括誤傷平民、暴力審訊、長期暴露於死亡場景、無法阻止虐待行為,或在極端壓力下做出違背自身價值觀的決定。有些人即使客觀上並無過失,仍可能長期陷入倖存者罪惡感與自我譴責。近一年來,多名曾在加薩(GAZA)服役的以色列士兵坦言,自己在戰鬥後逐漸出現強烈的羞愧與自責。有人描述,在混亂中誤將孩童當成武裝份子掃射;也有人長期目睹暴力與羞辱,卻始終沒有出手阻止。部分人回到家後,不敢照鏡子、不敢面對家人,甚至開始認為自己不值得活下去。這些反應,其實已經不是單純 PTSD 能完全解釋的狀態。很多創傷並不會在戰場當下立刻爆發。相反地,人在高度警戒與任務狀態下,往往還能靠著生存本能與軍隊結構撐住自己。真正的崩解,反而常在回家之後才開始。有士兵因長期從事屍體辨識工作,而對垃圾袋、酒精棉片與某些氣味產生強烈觸發;有人在超市突然暴怒失控,也有人在博物館看到戰爭畫作後當場崩潰大哭。部分人開始失眠、酗酒、與家人疏離,甚至出現尿失禁、自傷與自殺意念。這些症狀之所以令人震撼,是因為創傷已不再停留於戰場,而是開始滲進日常生活。有些創傷留下來的,甚至不是畫面,而是氣味、聲音與身體感覺。對部分士兵而言,焦肉味、直升機聲音、阿拉伯語,甚至只是夜裡突然傳來的聲響,都可能瞬間把人重新拉回戰場。這也意味著,現代戰爭的創傷與過去不同。它不再只是單一重大事件,而是長時間、反覆且持續的心理消耗。部分以色列無人機操作員坦言:「地理上我們離戰場很遠,但心理上卻離得非常近。」他們長時間透過螢幕觀看攻擊、爆炸與死亡,也即時看見打擊結果。有人說,自己知道「有些屍體與自己的名字有關」。其中一名高級預備役無人機軍官,在長期執行任務後逐漸崩潰,最終自殺身亡。另一名操作員則表示,自己在攻擊後才發現目標只是兩個孩子,「也許他們只是迷路,也許只是找食物」。許多人以為遠端作戰比較不會留下創傷,但對部分人而言,真正難以承受的,反而是自己沒有生命危險,卻仍必須決定別人的生死。道德創傷經常與 PTSD、重度憂鬱、焦慮、失眠,以及酒精或藥物濫用等問題並存,並與自殺風險高度相關。它最困難的地方,在於患者往往不敢開口。很多士兵願意承認自己「害怕」,卻不願承認自己感到羞愧;因為羞愧意味著,他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已經變成另一種人。不少士兵也擔心,一旦向同袍與朋友談論內心感受,會被視為懦夫、叛徒或不夠愛國。部分人要求退出戰鬥崗位時,甚至遭到羞辱、威脅或否定,這也是道德創傷比一般 PTSD 更容易慢性化的原因之一。很多人真正無法承受的,並不只是死亡威脅,而是開始無法接受自己:「我怎麼會變成這樣的人?」道德創傷的處理方式,與典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並不完全相同。PTSD 的治療,多半著重於降低恐懼反應與創傷記憶帶來的驚嚇;但道德創傷更困難的地方,在於患者往往長期陷入羞愧、自責與自我厭惡。因此,治療不只是讓患者「不要再害怕」,而是幫助他重新理解自己曾經歷的事情,重新建立對自身與世界的信任。除了藥物與創傷治療外,同儕支持、家庭支持、團體治療與去污名化也同樣重要。許多患者真正需要的,不只是診斷,而是一個能安全談論羞愧、罪惡感與痛苦的空間。若長期壓抑、沉默,創傷往往更容易慢性化,甚至進一步走向酒精成癮、自我傷害與自殺。台灣近年也持續討論對美軍事採購、國防準備與戰略嚇阻,但社會對戰爭後心理創傷、軍人精神健康與戰後復原的討論,仍相對有限。當我們談論武器、飛彈與作戰能力時,往往較少真正理解,戰爭除了死亡與傷亡之外,也可能長期改變一個人的內在世界。戰爭最可怕的地方,有時不只是死亡,而是一個人開始無法接受自己曾經做過、看過,或默許過的事情。有些士兵離開了戰場,但戰場並沒有離開他們。(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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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三星獎金風暴,揭開AI紅利分配難題文/夏一新AI熱潮讓韓國半導體產業再次成為全球焦點,也意外引發一場關於財富分配的討論。三星電子近日與工會達成協議,將半導體部門10.5%的營業利益提撥作為特別獎金池。由於AI記憶體需求暴增,部分員工可能獲得相當可觀的獎金收入,消息一出,引發韓國社會廣泛關注。三星獎金風暴並非突然出現。真正的背景是SK海力士近年因高頻寬記憶體(HBM)需求大增而獲利大幅成長。HBM已成為輝達等AI晶片平台的重要零組件,隨著全球AI資料中心持續擴建,SK海力士成為這波AI浪潮的重要受益者。該公司率先建立與營業利益連動的員工分紅制度,也讓三星員工開始要求公司比照辦理。問題在於,AI紅利並非平均分配。三星半導體部門因AI需求受惠最深,但同屬三星集團的手機、家電等其他部門,卻無法享有同樣待遇。當企業內部不同部門的獲利與獎金差距愈來愈大時,爭議也開始從勞資協商延伸到更大的問題:AI創造的財富究竟該如何分配?過去談到AI,多數人關注的是晶片、算力與股價,如今韓國卻開始碰到另一個現實問題。當AI真的創造出巨額獲利後,受益者究竟是少數核心技術部門、企業股東,還是能夠進一步擴散到更多員工與整個社會?這已不再只是企業管理問題,而是新的社會議題。三星與SK海力士的案例顯示,AI不只是技術革命,也正在重新改變企業內部的階層結構。當AI產業持續成長,類似的分配爭議恐怕不會只出現在韓國。如何在鼓勵創新與維持公平之間取得平衡,將成為AI時代愈來愈重要的課題。(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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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首相上台:匈牙利可以換政府,內陸地緣位置卻換不了文/夏一新匈牙利總理換人,歐盟原本以為終於等到一場期待已久的政治轉向。執政十六年的奧班(Viktor Orbán)下台,曾經出身奧班陣營、後來轉為反對派的蒂薩黨(Tisza Party)領導人馬扎爾(Péter Magyar)上台。對布魯塞爾而言,這不只是匈牙利國內政權輪替,更像是一次把匈牙利重新拉回歐盟主流路線的機會。馬扎爾並非傳統反對派出身。他原本是奧班所屬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體系內的人,2024年公開脫離執政陣營,轉而領導蒂薩黨 (Respect and Freedom Party:TISZA Party),最後在今年國會大選中擊敗奧班。《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評論指出,馬扎爾勝選並不是靠高喊民主危機,也不是主打社會議題,而是集中攻擊貪腐、裙帶關係、經濟停滯、通膨與公共服務衰敗。這讓原本支持奧班的選民,也能轉向支持他。歐盟若把馬扎爾勝選解讀為匈牙利將在能源問題上全面倒向布魯塞爾,恐怕就是誤讀了這場選舉。馬扎爾反對的是奧班體制的腐敗、停滯與權力壟斷,不是匈牙利的地理位置,也不是能源價格的現實。馬扎爾也確實不是奧班的複製品。他上任後積極修復與歐盟關係,赴布魯塞爾會晤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尋求重啟匈牙利與歐盟關係,並爭取解凍因貪腐與法治疑慮遭凍結的歐盟資金。匈牙利目前尤其急需在8月底前完成相關條件,以免失去高達104億歐元的復甦基金。這說明馬扎爾在政治姿態上確實向歐盟靠攏。問題是靠近歐盟不等於可以立刻切斷俄羅斯能源。據《歐洲新聞台》(Euronews)報導,馬扎爾在勝選後首場記者會中直言,匈牙利仍會尋求最便宜的能源來源,包括俄羅斯能源。他說:「沒有人能改變地理,俄羅斯與匈牙利都會繼續存在。政府將以最便宜、最安全的方式採購原油與天然氣。」這句話聽起來像是奧班留下的政治遺產,卻也是匈牙利新政府無法迴避的現實。對匈牙利而言,能源脫俄從來不是一句政治宣示。匈牙利是內陸國,長期依賴俄羅斯能源與既有管線系統。友誼油管(Druzhba)一旦受阻,不是打開另一個港口就能完全替代。《歐洲新聞台》報導指出,友誼油管今年初一度中斷,匈牙利被迫動用戰略儲備,並降低煉油處理量;能源公司MOL轉而透過克羅埃西亞港口與Adria管線增加海運原油進口,替代來源成本更高,也壓縮煉油利潤。這才是馬扎爾表態真正值得注意之處。他不是在替俄羅斯說話,而是在提醒歐盟:能源脫俄如果只停留在政治口號,而無法提供價格可承受、路徑可操作、工業可負擔的替代方案,最後仍會被成員國的現實拖住。布魯塞爾可以要求各國斷開俄羅斯能源,但匈牙利政府必須面對工廠用電、家庭暖氣、煉油廠成本與通膨壓力。價值可以寫在政策文件裡,能源帳單卻每天都會寄到人民手中。這也說明奧班雖然下台,但奧班長期操作的某些能源論述,並不完全只是民粹話術。奧班過去常以地理、價格與國家利益為由,抵抗歐盟對俄能源制裁。這套說法當然被他用來服務自己的政治權力,也曾成為匈牙利與歐盟對抗的工具。可是當反奧班的馬扎爾上台後,仍然在能源議題上保留俄羅斯選項,歐盟就必須承認:匈牙利的問題不只是奧班個人造成的,而是能源結構、基礎設施與地緣位置共同塑造的結果。對歐盟而言,馬扎爾的表態尤其尷尬。因為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疑歐強人,也不是布魯塞爾眼中的奧班接班人。他是歐盟原本期待的新匈牙利領導人。正因如此,當他在能源問題上說出與奧班相近的話,反而更能暴露歐盟政策想像的限制。換掉奧班,並不等於換掉匈牙利的地理。換掉執政黨,也不等於匈牙利可以立刻拆掉管線、重建煉油體系、改寫能源供應鏈。馬扎爾證明的不是匈牙利重新親俄,而是親歐盟不等於能源脫俄,反奧班也不代表匈牙利能在一夜之間改變管線、價格與能源供應結構。歐盟若真想完成能源脫俄,不能只要求中東歐國家在政治上表態忠誠,更必須處理替代能源的價格差距、管線容量、港口轉運、煉油設備適配與長期投資成本。否則,所謂能源自主就會變成一種由富裕西歐國家比較容易承擔、卻讓內陸國家付出更高代價的政策工程。對台灣而言,匈牙利揭示的不是親誰反誰,而是不要讓能源、電網與供應鏈被單一結構綁死。台灣雖然沒有俄羅斯管線問題,卻高度依賴進口能源;一旦中東戰事擴大、海上運輸受阻,液化天然氣無法穩定抵達,石油價格攀升,就會一路傳導到發電成本、通膨與民生物價。匈牙利可以透過民主選舉完成政府輪替,卻沒辦法在一夕之間改變能源供應結構。俄羅斯仍在地圖上,既有管線仍在原處,煉油體系與價格成本也不會因為選票重新排列。馬扎爾上台後承認的,是無法迴避的現實:政治可以換人,能源路徑不能說改就改。(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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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風暴,燒出鄭麗文的馬系政治資產難題文/夏一新馬英九基金會風暴已經延燒兩個多月。如果只把它看成財務爭議、家務內鬥,或幾個幕僚之間的恩怨,就低估了這場風暴的政治含量。它表面燒的是馬英九,實際燒到的是鄭麗文;表面是基金會帳務、人事與家屬聲明,深層則是國民黨內部不同兩岸路線、對美管道與建制派權力結構之間的重新角力。時間點尤其敏感。鄭麗文四月才完成訪中與「鄭習會」,六月接著赴美,勢必要向華府說明國民黨新的兩岸和平路線。這不是禮貌拜會,而是一次路線轉譯:她必須讓北京相信國民黨仍有對話能力,也要讓美方相信國民黨不是北京語言的延伸。偏偏基金會風暴此時升高,蕭旭岑又同時是馬英九基金會前執行長與國民黨副主席,事情自然不可能只停在基金會內部。鄭麗文的兩岸布局,本來就不是單線操作。張榮恭連接的是連戰時代「連胡會」以來的國共交流老路線;蕭旭岑連接的則是馬英九時代「馬習會」後延伸出的馬系兩岸政治資產。鄭麗文本人早年也曾隨連戰赴陸,見證過國共連胡會的交流,因此她不是不懂兩岸,也不是臨時找人補課。她現在要做的,是把連戰路線、馬英九路線與自己的主席路線重新排列,而不是照單全收任何一派人馬。鄭麗文訪美若直接沿用金溥聰這條馬英九時代的舊管道,不但會被視為走回馬系安排,也會削弱她作為新任主席的自主性。她更需要袁健生、蘇起這類熟悉美方語言的老臣,把兩岸和平路線轉譯成華府聽得懂、也比較能接受的說法。鄭麗文不是不要美國,而是不想讓自己的訪美路線完全被金溥聰、朱立倫、趙少康這些舊建制人物定義。朱立倫當年是「換柱」後上場的人,趙少康掌握媒體聲量,金溥聰代表馬系操作與對美舊管道,郝龍斌則是藍營傳統權力結構的一環。這些建制人物未必利益完全一致,卻共享同一套國民黨式的宮廷鬥爭邏輯:表面談路線,實際爭位置;表面講團結,實際是誰能定義正統。這種醬缸文化一旦發作,新任主席若沒有自己的路線與班底,很快就會被舊系統拖回權力泥沼。趙少康先前把「中共同路人」這種過去民進黨用來攻擊國民黨的語言,拿來質疑鄭麗文,就不只是口水戰。這是一個政治訊號。它代表國民黨內部有人不願讓鄭麗文輕易取得兩岸路線的主導力量,也不願讓她把和平路線包裝成黨中央的新主軸。國民黨自己人拿紅色敘事攻擊自己人,表面荒腔走板,實際上很清楚:先把鄭麗文的兩岸路線弄成爭議,再讓她在訪美與2026地方選舉前都處於防守位置。這讓人想起2015年的「換柱」政治記憶:當年洪秀柱的兩岸論述被視為選舉風險,最後由朱立倫取而代之。如今鄭麗文是黨主席,不能用同樣方式粗暴處理;手法卻可以變得更細。2026地方選舉前的「換柱2.0」,可能不急著換人,而是先削弱鄭麗文兩岸路線的主導力量,讓她難以順利承接馬英九時代累積的對美與兩岸政治資產。基金會風暴延燒兩個多月,本身就很不尋常。若只是帳務問題,早該回到調查報告、財務流向與法律程序;若只是幕僚恩怨,也不至於一路燒到黨中央、訪美行程與兩岸路線。各方都在這場火裡找到自己的政治用途。馬系內部爭奪發言權,舊建制派藉此牽制鄭麗文,綠營媒體與側翼樂於把藍營內亂燒成公共劇場。放到美中G2博弈裡看,這更不是單純黨內家務事。北京未必像過去那樣押寶國民黨重新執政,美方也一定會觀察國民黨內部是否能整合出穩定路線。國民黨越亂,鄭麗文訪美時就越難代表一條可信、可預測的和平路線;北京也會重新評估,國民黨是否仍是可以穩定對話的對象。國民黨若連自己的路線都整合不了,更難在美中之間爭取主動位置。國民黨主席鄭麗文面對蕭旭岑爭議,早已在大學校園學生提問時表明態度,不能因為外界潑同志髒水就切割。這等於先守住用人立場,避免副主席人事被建制派牽著走;但她也沒有讓自己被拖進基金會帳務與馬系內鬥的火場。主席不是發言人,不能每一場火都親自滅;政治判斷有時不在於立即回應,而在於等待對手先把牌翻出來。2026地方選舉當然會是鄭麗文的壓力測試。若國民黨重要縣市失守,舊建制派勢必把責任推向她的兩岸路線與用人判斷;若她能穩住訪美、壓下基金會風暴,並讓張榮恭、蕭旭岑、袁健生、蘇起等不同系統各就其位,這場風暴反而可能成為她重新整理國民黨路線主導力量的機會。這場風暴最後考驗的,不光是前總統馬英九個人的晚年處境,而是鄭麗文能否順利承接馬系累積的兩岸與對美政治資產,又不被馬系舊系統反牽制;能否向美方說明和平路線,又不被扣上紅帽子;能否面對建制人物與宮廷鬥爭的壓力,又不急著落入對方設好的戰場。真正的關鍵,不在火燒得多大,而在鄭麗文能不能在這場內亂中,重新取得兩岸路線與對美話語權的主導位置。(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留言0喜歡1投書美國不只封晶片,而是開始壓縮中國半導體工業能力
美國不只封晶片,而是開始壓縮中國半導體工業能力文/夏一新美中科技戰發展到今天,美國對中國半導體的限制,已不只是禁止高階GPU流入中國,而是開始壓縮中國維持先進製程的整體工業能力。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如今不只盯著輝達(NVIDIA)H200這類AI晶片,更開始把限制範圍擴大到曝光機、維修、零件與工程服務。《路透社》(Reuters)報導,美國國會正推動《硬體技術管制多邊協調法案》(MATCH Act),試圖進一步限制中國取得深紫外光(Deep Ultraviolet,DUV)曝光機相關設備、零件與維修服務。曝光機(Lithography machine)是製造晶片時,把電路圖案轉印到晶圓上的核心設備,被視為先進製程最重要的關鍵之一。過去,美國與荷蘭已成功阻止中國取得極紫外光(Extreme Ultraviolet,EUV)曝光機。EUV是目前生產最先進晶片的重要設備,中國至今仍無法取得。但問題是,中國並未因此停下來。中芯國際與華為仍利用較舊的DUV曝光機,搭配多重曝光技術,勉強推進到7奈米製程。美國真正焦慮的,不是中國立刻追上台積電,而是中國正在用較舊設備硬逼近先進製程。華府如今連DUV設備、零件、維修與工程服務都想納入限制,代表美國戰略已從「禁止中國取得最先進技術」,逐漸轉向「限制中國維持既有先進產能的能力」。說得更直接一點,美國現在不只是不讓中國買到最新設備,而是連既有DUV曝光機能否穩定運轉,都不希望北京能安心掌握。這也是為什麼,美國不只要求荷蘭艾司摩爾(ASML)配合,也希望日本尼康(Nikon)、佳能(Canon)等設備商同步加入限制。因為只要中國還能維持DUV設備穩定運作,中芯與華為就仍有辦法持續推進成熟與次先進製程。問題是,這種封鎖也正在產生另一種效果。《路透社》近期也揭露,中國已完成首台極紫外光EUV曝光機原型機。雖然距離ASML量產能力仍非常遙遠,也尚未能真正製造可用晶片,但這至少說明,出口管制並未讓中國放棄半導體自主化,反而促使北京加速逆向工程、零件替代與技術挖角。黃仁勳先前多次警告華府,若美國把半導體過度武器化,最終可能不是永遠卡住中國,而是讓中國加速建立自己的供應鏈與晶片生態系。如今華為AI晶片快速成長,中國本土AI供應鏈逐漸形成,正反映這種趨勢。更值得注意的是,曝光機如今也成為美國自己的焦慮來源。前英特爾執行長季辛格(Pat Gelsinger)擔任董事長的新創公司 xLight,正研發以自由電子雷射(Free-Electron Laser,FEL)作為下一代EUV光源,美國政府也提供高額資金支持。這顯示華府一方面要求盟友限制中國,另一方面也意識到,美國自己對ASML的依賴其實同樣深。這正是當前半導體戰最弔詭之處。ASML是美國封鎖中國的重要工具,卻不是美國自己的公司;中國最想突破的技術瓶頸,也是全球先進製程共同依賴的核心設備。如今真正被爭奪的,早已不只是晶片,而是維持先進製程能力的整個工業體系。(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教育部部定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留言0喜歡1投書普亭空手離京,北京轉頭買美國天然氣:中俄同盟沒那麼鐵
普亭空手離京,北京轉頭買美國天然氣:中俄同盟沒那麼鐵文/夏一新美國總統川普剛離開北京,俄羅斯總統普亭隨即到訪。北京給足紅毯、排場與政治語言,也高調宣稱中俄關係處於歷史高位;但普亭真正想帶走的「西伯利亞力量2號」天然氣管線協議,最後仍沒有突破。更諷刺的是,北京一邊和莫斯科高談戰略協作,一邊又恢復採購美國液化天然氣。這個反差說明,中俄可以在政治上共同反美,卻不代表中國會在能源上無條件押注俄羅斯。所謂「無上限夥伴關係」,到了價格、管線與供應依賴面前,還是有上限,而且上限寫在帳本裡。對俄羅斯而言,「西伯利亞力量2號」不是一般能源工程,而是失去歐洲市場後重新打開亞洲出口的救命管線。這條管線若完成,每年可向中國輸送約500億立方公尺天然氣,足以部分彌補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後失去的歐洲收入。莫斯科原本期待中東戰火與荷姆茲海峽風險,會讓中國更急於尋找陸路能源替代線,因而在價格談判上變得柔軟。但北京沒有這麼好說話。俄羅斯愈急,中國愈不急;莫斯科愈需要出口,中國愈能壓價。這不是兄弟情深,而是買方市場。克里姆林宮當然不願承認普亭此行成果有限。俄方對外宣稱,雙方對管線主要參數已有共識,只剩一些細節需要敲定。問題是類似說法莫斯科已經講了很多年。價格、供應彈性、具體時程,仍是卡住整個計畫的關鍵。普亭這次帶著中東能源危機這張牌來北京,最後仍沒有讓習近平在天然氣大單上照單全收。這也解釋了為何中俄聯合聲明可以寫得熱熱鬧鬧,卻沒有把最關鍵的天然氣大單落實。政治上,中國需要俄羅斯替它在國際秩序、台灣問題與反制美國壓力上提供支撐;能源上,中國卻不願讓自己過度依賴單一供應國。北京真正追求的不是選邊站,而是多邊壓價。這才是大國外交最冷的一面:口號可以很熱,帳本永遠很冷。中國一方面與俄羅斯談能源合作,另一方面又恢復向美國採購液化天然氣。這不只是單純買氣,而是把美國能源選項放回談判桌上。北京當然看見中東海上運輸風險,也重視俄羅斯陸路通道與北極航道,但它要的是更多替代選項,不是把能源命脈從中東海路轉交給莫斯科。對北京而言,美國能源可以是對川普的經貿籌碼,也可以是對普亭的價格槓桿。普亭北京行最值得觀察的,不是中俄握手多熱烈,也不是聯合聲明寫了多少共同立場,而是北京在最關鍵的能源問題上仍保留距離。中俄關係確實密切,但密切不等於無條件。俄羅斯需要中國市場來支撐戰爭後的經濟壓力,中國也需要俄羅斯作為牽制美國的戰略夥伴;雙方各取所需,卻不是平起平坐的同盟。台灣也不該把中俄關係看成一塊鐵板。中俄聯合聲明當然會在台灣問題上替北京背書,也會讓中國把台海問題包裝成反美、反西方與全球多極化敘事的一部分。但普亭空手離京也提醒我們,北京會利用俄羅斯,卻不會為俄羅斯買單;北京會高喊反美,卻照樣買美國天然氣;北京會談大國秩序,卻把每一筆能源、科技與外交交易都算得很細。台灣不能低估中俄協作帶來的壓力,也不必把中俄關係誤讀成即將形成共同對台的軍事同盟。真正要警覺的是,北京正在同時操作兩套棋局:對俄羅斯,它要戰略背書與能源折扣;對美國,它要經貿籌碼與風險管控;對台灣,它則要把台海問題框進大國秩序重組之中。川普剛走,普亭就到;普亭沒有拿到大單,北京又轉向美國能源。這不是中國在美俄之間選邊,而是北京正在讓美俄都變成自己的籌碼。台灣如果只看中俄聲明,會把局勢看得太硬;若只看美中交易,又會把局勢看得太鬆。真正難對付的,不是中俄同盟有多鐵,而是北京從來不只押一邊。(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留言0喜歡2投書馬斯克 SpaceX上市後,人類開始替離開地球定價
馬斯克 SpaceX上市後,人類開始替離開地球定價文/夏一新川普日前訪問中國時,外界最早注意到的,不只是官方談判內容,而是空軍一號上的兩個企業家名字:馬斯克(Elon Musk)與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Jensen Huang)。黃仁勳是在最後階段才加入北京行程。馬斯克則曾在X平台提到同行細節,相關貼文後來又很快消失。黃仁勳代表 AI晶片與算力,馬斯克背後則是 SpaceX、Starlink、xAI、低軌衛星與太空通訊系統。這幾個名字放在同一架總統專機上,比一般商務代表團更耐人尋味。川習會表面談的是關稅、貿易與外交降溫,真正浮出的卻是下一代戰略基礎設施。幾天後,SpaceX正式公開首次公開募股文件,準備以「SPCX」代號在Nasdaq掛牌。《路透社》(Reuters)報導,SpaceX估值可能上看1.75兆美元,募資規模甚至可能達750億美元。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這可能成為史上最大IPO之一,而是市場開始替「離開地球的能力」定價。從Starlink低軌衛星網路、xAI人工智慧平台,到未來可能的軌道資料中心與深空運輸能力,馬斯克正在把原本分散的系統整合成同一套基礎設施。火箭反而只是入口。真正被華爾街看中的,是通訊、資料、AI算力與軌道控制能力。《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披露,SpaceX去年營收達187億美元,但虧損超過49億美元;今年第一季虧損甚至接近去年全年。照理說,這種財務狀況很難撐起兆美元估值。問題在於,市場買的不是現在的獲利,而是未來的基礎設施。SpaceX大量支出已經不只投入火箭,而是AI與大型資料中心。它在田納西州興建大型AI資料中心,並與Anthropic簽署算力租用協議。這代表AI、衛星、資料中心與太空通訊,開始被整合成同一套系統。AI時代真正缺的,已不只是晶片,而是電力、資料流、衛星通訊與全球算力網路。SpaceX正在往這個方向移動。俄烏戰爭其實已經提前驗證了這件事。Starlink在烏克蘭戰場上,不只是一般網路服務,而是前線通訊、無人機協調與戰場資訊系統的重要基礎。當部分服務受到限制,烏軍部分作戰能力也受到影響。這代表現代戰爭已開始依賴私人平台提供的基礎設施。過去國家掌握軍隊、港口、能源與衛星;現在,低軌通訊、AI算力與資料流,開始集中於少數平台企業。北京當然看見這點。中國近年加速推動「國網星座」與「千帆星座」,目的不只是追趕商業太空,而是避免在下一場衛星通訊與AI競爭中,被美國平台卡住。《彭博社》(Bloomberg)最近則開始把焦點放在另一件事:馬斯克正在把SpaceX、Starlink、xAI與AI資料中心逐漸整合。這已經不像單純企業擴張,更像一套新的平台體系。Google 控制資訊入口,Apple 控制裝置入口,而 SpaceX 則開始試圖掌握離開地球之後的入口。過去國家依靠港口、海權與能源管線建立影響力;現在,AI、衛星、軌道與資料中心,正逐漸形成下一代基礎設施。這也是川普訪中時,空軍一號上那兩個企業家名字真正值得注意的原因。AI與太空,已不再只是科技產業問題,而是下一代國家能力與全球權力結構的競爭。(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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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再提「修昔底德陷阱」的政治含意文/夏一新川習會前,外界原先預測最重要的三項議題,是三個「T」:貿易、德黑蘭與台灣。貿易牽動美中市場與企業利益,德黑蘭代表伊朗核問題與中東風險,台灣則始終是美中關係中最敏感的戰略節點。但在這三個議題之外,習近平再度提及「修昔底德陷阱」,其實更值得玩味。「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原本來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記錄。當時快速崛起的雅典,逐漸挑戰原本主導希臘世界的斯巴達,雙方之間的緊張氣氛不斷升高。修昔底德後來總結指出,真正讓戰爭變得難以避免的,不只是單一事件,而是雅典勢力擴張後,斯巴達產生的恐懼與不安全感。這個概念後來被延伸用來形容國際政治中的危險局面:當新興強權快速崛起時,既有強權往往會擔心自身地位受到挑戰。即使雙方原本都不希望開戰,也可能因彼此猜疑、軍事戒備、外交對抗與戰略誤判,逐步陷入惡性循環。很多時候,衝突未必來自誰真正想發動戰爭,而是雙方都擔心對方先出手,最後反而讓局勢一步步失控。習近平早在二○一五年訪問美國時,就曾公開提到這個概念。他當時的說法並不是美中必然走向戰爭,而是強調世界上並不存在註定發生的「修昔底德陷阱」;真正危險的,是大國之間若一再出現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製造出這個陷阱。習近平此時重新提出這個概念,並不是單純回顧歷史,也不是宣告美中已經準備走向戰爭,而是在提醒華府:大國競爭若缺乏控制,風險可能不斷升高。這場川習會場面盛大,從美國大型企業掌門人隨行,到北京高規格接待,都帶有濃厚的大國外交象徵。然而,若回到三個「T」來看,貿易沒有重大突破,伊朗問題也未見明確共識,台灣更是中方高調劃線、美方低調處理。中方會後說法強調,習近平指出「台獨與和平水火不容」。相較之下,美方並未由川普親自回應台灣議題,而是由國務卿盧比歐重申,美國對台政策並未改變。更敏感的是,白宮會後摘要也未凸顯台灣議題。川普在峰會前曾表示,將與習近平討論約一百四十億美元對台軍售案;但峰會結束後,當媒體追問是否談及台灣時,川普也未正面回應。這場峰會有輝煌燦爛的歡迎儀式,卻沒有足以改變美中結構矛盾的成果。習近平再度提及「修昔底德陷阱」,真正想提醒的,或許正是這一點:美中之間最危險的,不一定是公開衝突本身,而是彼此在競爭過程中的錯誤判斷。一旦訊號被誤讀,局勢就可能迅速升高。美中如今真正危險的,也許不是雙方已經準備衝突,而是雙方都以為自己仍能控制局勢時,誤判卻早已開始累積。(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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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習會的修昔底德陷阱:美中最危險的不是衝突,而是誤判文/夏一新川習會前,外界原先預測最重要的三項議題,是三個「T」:貿易、德黑蘭與台灣。貿易牽動美中市場與企業利益,德黑蘭代表伊朗核問題與中東風險,台灣則始終是美中關係中最敏感的戰略節點。但在這三個議題之外,習近平自2015年首次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後,此次川習會再度提及,其實更值得玩味。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簡單說,就是既有強權與崛起強權即使原本無意開戰,也可能因恐懼、誤判與連鎖反應,逐漸走向對抗與失控。習近平此時重新提出這個概念,並不是說美中已經準備走向戰爭,而是在提醒華府:大國競爭若缺乏控制,風險可能不斷升高。這場川習會場面盛大,從美國大型企業掌門人隨行,到北京高規格接待,都帶有濃厚的大國外交象徵。紅毯、國宴與高規格會談,讓這場峰會看起來像是美中關係重新穩定的開端。然而若回到三個「T」來看,貿易沒有重大突破,伊朗問題也未見明確共識,台灣更是中方高調劃線、美方低調處理。中方會後說法強調,習近平指出「台獨與和平水火不容」。相較之下,美方並未由川普親自回應台灣議題,而是由國務卿盧比歐重申,美國對台政策並未改變。更敏感的是,白宮會後摘要也未凸顯台灣議題。這種安排本身,就是一種外交訊號:台灣沒有消失,但被放在一個不宜公開碰撞的位置。川普在峰會前曾表示,將與習近平討論約140億美元對台軍售案;但峰會結束後,當媒體追問是否談及台灣時,川普也未正面回應。這種模糊,不代表台灣問題被降溫,反而顯示它太敏感,敏感到雙方都不願在鏡頭前把話說滿。換言之,這場峰會有輝煌燦爛的歡迎儀式,卻沒有足以改變美中結構矛盾的成果。習近平再度提及「修昔底德陷阱」,真正想提醒的,或許正是這一點:美中之間最危險的,不一定是公開衝突本身,而是彼此在競爭過程中的錯誤判斷。一旦訊號被誤讀,局勢就可能迅速升高。對台灣而言,這才是川習會後最需要警覺的地方。台灣不能只看峰會排場,也不能只看美方是否公開重申支持。真正重要的是,美中之間如何理解彼此紅線,又如何處理台灣這個最容易引發誤判的節點。若美方把低調當成管理風險,北京卻把低調解讀為讓步;若北京把警告當成畫線,華府卻把它視為談判姿態,台海風險就可能在誤讀中升高。川習會真正留下的,不是美中和解的答案,而是一個更現實的提醒:大國可以握手、宴客、談合作,但結構競爭並不會因為一場峰會消失。台灣處在這場競爭的核心邊界,更不能把安全寄託在峰會氣氛。修昔底德陷阱最可怕之處,不是命定衝突,而是各方都以為自己還能控制局勢,最後卻被誤判推向失控。(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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