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的修法爭議，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立法院通過的修正方向，將原本限定於民國69年前的老舊眷村，大幅放寬至民國85年，並新增所謂有改建必要的彈性條款。這樣的調整，已不再單純針對居住條件惡劣、急需改善的老舊眷戶，而是可能讓地段精華、屋況良好的國宅一併納入補助範圍，修法是否仍符合原條例精神，自然引發廣泛質疑。

修法帶來的後果，並不只停留在制度層面。隨著適用範圍大幅放寬，國家財政風險同步浮現。相關估算指出，潛在支出規模可能高達2000億元，這不只是單一年度的預算壓力，而是牽動長期稅賦負擔與公共資源配置的結構問題。當有限的社會福利資源，被用於改善原本就具備良好資產條件的住宅，真正需要協助的弱勢族群，反而可能被排擠在外，這樣的結果，難以說服社會。

更令人憂心的是，修法論述大量訴諸照顧榮民的情感語言，卻在實際效果上，將榮民群體推向社會對立的風口。當民眾開始質疑，納稅人的錢是否被用來替少數人創造更高的資產利益，原本長年累積的正面形象，反而成為政治操作下的犧牲品。這種以情感包裝政策爭議的作法，對榮民與軍眷而言，並非尊重，而是一種變相的消費。

回顧《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的歷史定位，更能看出今日爭議的落差。條例在台灣歷史上，曾是一項少見的跨黨派共識。制度設計的初衷，在於讓在戰亂年代隨政府來台、歷經顛沛流離的老兵與眷屬，能夠擁有基本而有尊嚴的居住環境。條例推動過程中，不僅完成多處老舊眷村的更新安置，也讓國家在制度層面，回應了一整個世代的犧牲與奉獻。那是一段光榮的公共政策記憶，時代任務也早已在當年完成。

正因為如此，行政院對修正案採取不副署立場，具有清楚而正當的憲政意義。這不只是行政與立法之間的權力互動，更是對財政紀律與社會公平的制度性表態。當立法內容已引發廣泛爭議，且可能造成長期結構性後果，行政體系站出來踩下煞車，本身就是憲政制衡機制應有的功能。

眷村改建是一項有清楚歷史定位的政策，不應被無限延伸，更不該被反覆挪用作為政治交易的籌碼。真正值得被守護的，是當年基於公共利益所形成的共識精神，而不是在情感包裝下進行的利益重分配。支持對弱勢榮民的實質照顧，與反對圖利性修法，本就不相衝突。

台灣社會此刻更需要清楚分辨，什麼是照顧，什麼是操弄。拒絕讓眷改榮光淪為政治分贓的遮羞布，並非否定歷史，而是為了守住制度的正當性與社會的信任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還給榮民與軍眷一份不被政治污染的尊重，也為公共財政與社會和諧留下必要的底線。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