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地緣政治快速升溫的背景下，北極理事會於2026年1月迎來成立滿30年的時刻，卻同時陷入前所未見的存續危機。這個1996年成立的國際論壇，原本是環北極八國與原住民永久參與者共同組成的合作平台，重點放在環境保護、科學研究與永續發展，並刻意避開軍事與安全議題，長期被視為國際合作中少見的低政治典範。隨著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七個西方成員國宣布暫停與俄羅斯的合作，理事會的正常運作幾近停擺，原本建立在共識與互信之上的制度基礎開始動搖，北極理事會逐漸轉化為大國博弈的縮影。

北極理事會的制度設計以共識決策為核心，不具軍事性與強制力，過去曾促成北極搜救協定與海洋油污應急合作等具體成果，並吸引包含中國、印度、日本、韓國與歐盟在內的多個觀察員國提供資金與專業資源。這種包容俄羅斯在內的安排，長期維持北極地區的相對穩定，但在大國全面對立的情況下，也暴露出結構上的脆弱性。俄烏戰爭後，西方國家開始在理事會框架外單獨推進部分科學與環境計畫，俄羅斯則暫停資助並修訂北極政策，降低對理事會的重視，原本仰賴共識的合作模式難以為繼。

合作中斷之後，北極理事會的分裂更加明顯。部長級會議延宕，多數工作小組停止運作，西方成員在挪威擔任主席期間，逐步建立不包含俄羅斯的替代協調機制，讓理事會實質上出現雙軌運作的狀態。2025年丹麥王國接任主席國，以團結為主題，嘗試重新聚焦原住民權益、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希望恢復最低限度的對話空間，但格陵蘭相關爭議與美國的單邊壓力，使丹麥在捍衛主權與維繫多邊合作之間陷入兩難。俄羅斯方面也多次表態，若西方無意恢復實質合作，未來將完全退出既有的多邊架構，北極治理的制度性裂解風險持續升高。

在這樣的局勢下，中國作為觀察員國的角色更加受到關注。自2013年加入以來，中國積極投入極地科研與相關基礎建設，並與俄羅斯在北方海路等議題上深化雙邊合作。理事會功能弱化，客觀上使雙邊與小多邊安排更具空間，中國的科研能量與破冰船隊也持續擴張。西方國家對此抱持高度警戒，美國在最新的北極戰略中將中俄並列為主要挑戰，歐洲則強調去風險化，未來不排除另起排除中俄的新平台，使北極治理走向更加碎片化與多極化。

對台灣而言，雖然無法成為北極理事會成員或觀察員，卻無法忽視北極變遷帶來的實質影響。北極暖化直接牽動全球氣候系統，影響海平面上升與極端天氣頻率，這些變化與台灣的環境安全與產業發展高度相關。台灣的極地研究機構近年積極參與國際科學計畫，在理事會分裂的情勢下，仍可透過與挪威、丹麥等國的非官方合作，擴大在北極環境監測與氣候資料上的貢獻，累積科學外交的能量。同時，北極治理的多軌化，也為台灣在供應鏈多元化與航道風險分散上，提供觀察與布局的空間，避免過度捲入特定陣營的結構性依賴。

北極理事會今日面臨的地緣政治困境，反映出冷戰後多邊合作架構在高強度對抗下的脆弱性。丹麥於2025年至2027年的主席任期，被視為能否促成有限恢復的重要窗口，若能在非軍事與科學合作層面維持最低共識，理事會仍有延續的可能，否則北極治理將走向西方成員加上部分觀察員國，與俄中雙邊並存的多軌體系。格陵蘭相關爭議提醒世人，北極早已不再是政治例外區，而是大國競逐的前線。對台灣而言，北極理事會的轉變是一面映照全球治理變局的鏡子，在多邊主義退潮的時代，唯有更靈活運用科學與產業外交，才能在逐漸成形的冰融新戰場中，保有可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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