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東熹

投書素描黎智英(1)：不處危牆、又在危牆下

備注：我跟黎智英不熟，因為只有工作三個月，見過幾次面、開過幾次會、吃過兩頓飯，那是2002年9月至12月之間的事，所以對他並不了解，這篇文章，主要是在《蘋果日報》三個月的文化洗腦，以及觀察他在台灣10幾年來辦報的淺見，算為自己人生一段經歷，做個註腳。   算起來，應該是30年前的故事，這是黎智英說過的，一個「不處危牆下」的故事，以下我用第一人稱來敘述：「20年前，我曾經與人合夥做生意，當時，有一位女孩子很漂亮，他跟我在同一個單位，每一次開會，我的心跳就加劇，後來我把她調到別的單位，因為太危險了，我不處在危牆下。10年後，我收到這位女孩寄給我一封信，內容長達十幾頁，主要是說，她曾經做了我的合夥人的情婦，之後，因為合夥人找到比她更年輕的女孩而拋棄她」。   壹傳媒員工簽約前夕，在台北總公司的抗議現場。(圖片來源:壹傳媒所屬工會)   當時，黎智英已跟合夥人拆夥，他還是利用機會跟合夥人談了這件事，但「談了以後我很後悔，因為『男人有了權力(錢力)，很容易就會找到他想要的女人』，所以談了也沒用。」後來這個朋友的生意，當然做垮了。   黎智英另一個「不處在危牆下」的故事，是在台灣發生的，「台灣壹週刊創刊之後，我們公告要面試祕書，(這件事在座的某某某也知道)，其中有一位長髮飄逸的女孩前來公司面談，她一進辦公室，長髮一甩，哇啊，整個辦公室都亮了起來，她是一位很漂亮的女孩，而且看起來是有備而來，因為她看過跟我相關的很多報導，面試時侃侃而談，口才極佳，但結果是我錄取的另一位女孩子」；「隔了好幾天，這位長髮飄逸的女孩來電詢問說，為何沒有通知她上班?我只好據實以告說，因為妳太漂亮了，我怕我自己無法『堅持』，那位未錄取的女孩聽了我的說明，很高興地掛了電話。」   「不處危牆之下」是黎智英成功的因素之一，因為他了解人性，是受不了美色的誘惑，所以他辦的報紙、周刊、電視，一定要強調美女、或以名女人為號召。   連《蘋果日報》內部的人都會自嘲，他們街訪的攝影原則之一：「可以拍年輕的，就不要拍老的；可以拍女的，就不要拍男的；可以拍漂亮的，就不要拍醜的」；新聞也是一樣：「寫女人比寫男人好看、寫漂亮女人比醜女人好看、寫帥哥會比寫醜男好看」，所以《蘋果日報》每日都有類似「今天我最美」、「中國辣妹」等美女圖片專欄，來試煉人性的窺伺慾望，《壹傳媒》高層相信，「花和尚與浪尼姑」永遠有人喜歡看。   黎智英擺明利用美女或浪女來考驗人性，並藉此吸引讀者來閱讀刊物其他內容，其實也跟他已經賣掉的「佐丹奴」有關。   「佐丹奴」創立於1980年，1981年起，黎智英就委請專業經理人經營，但一直做不好，到了1986年他自己再度接手時，當時每年幾乎虧損300萬港元，經過研究，他發現，主要原因是許多生產線和銷售程序太複雜了，而且產品也不夠創新，所以他決定好好改革這兩部分。程序複雜這部份另一篇再敘述，先談黎智英的所謂創新。   黎智英為了了解「佐丹奴」市場銷售成績為何始終沒有起色，他親自到相關競爭業者的銷售點，以及他自家銷售點外面長期觀察，他每天一站就好幾個小時，最後他發現，消費者喜歡進入競爭者的店家，主要是因為他們產品色彩比較多元，所以很容易吸引消費者進入店內，他也發現，大部分的人，平常習慣於穿著固定的顏色，譬如灰色、咖啡色等服飾，對於紫色可能比較不常穿，可是又很想嘗試，他們通常會被櫥窗內多采多姿的顏色吸引進去，但最後購買的款式，還是平時自己較常穿著的色彩。黎智英認為，人類雖然喜新，但還是較念舊或對舊有習慣改變不了，於是他要求設計師和生產線，除了傳統款式之外，大量生產各式各樣顏色的服飾，這一改革果然讓他的銷售業績大幅提升。   於是，黎智英把「佐丹奴」的銷售經驗，以及人性喜歡漂亮女生的弱點，運用在媒體上，所以他的報紙頭條或周刊封面，百分之一百表現出這樣的特色，他以所謂煽、色、腥或美女圖片(或所謂屍體與裸體)吸引讀者，但也以諸如名人訪問、旅遊、美食、文摘或國際新聞、體育等深度新聞，來固定讀者群，甚至有暖流版等公益新聞，來幫助弱勢人物。曾有某高層開玩笑說，因為我們平常登了太多殺人放火、或揭人隱私的新聞，暖流版算是我們的贖罪卷。   黎智英自己避免「處於危牆之下」，但他的新聞版面，卻天天餵食這樣的新聞，一方面測量人性的弱點，同時也引誘他人「處於危牆之下」；就像他或他的高層幹部，對自己的隱私相當保護，但翻開報紙版面或周刊封面，則常常以揭人隱私為主；《壹傳媒》的新聞，經常可見侵犯人權、侵犯隱私，但也以拆穿偽善、揭發弊端而大快人心。   在人性矛盾中尋找商機，當然是從他的創業經驗與人生歷練而來，他以人性辦媒體，也以人性來賺取商業利益，這當然不一定是黎智英，但至少，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投書新店「三潭渡」

國道五號(蔣渭水公路)雪山隧道通車之後，新店市北宜路頭端(碧潭站)起，往坪林、烏來路段，車潮減少了許多，但唯一例外，星期假日，重型機車隊與自行車隊，就縱橫在這兩條路線上，捷運新店線總站(碧潭)廣場大廳，每周六、周日，常常擠滿登山隊伍或自行車隊。   由於挑戰性高，重型機車隊大多走北宜路，往坪林方向呼嘯而過，自行車隊也有不少走北宜路，但短程的車隊或家庭成員，多數走新烏路，往新店屈尺地區及烏來方向。      從灣潭眺望碧潭      其實，我並不常騎腳踏車，只有購物或短程路段，才會騎腳踏車代步。有一天， 近午時刻，騎腳踏車去理髮，之後，本來只想騎到新店市區買張樂透，回程中突然轉念，騎著腳踏車到碧潭渡船頭，帶了腳踏車一起搭渡船到對岸的灣潭。獨自一人，漫步河岸，一邊欣賞碧潭美景，也一邊觀賞乘載天鵝船穿梭潭面的情侶們。   每天至少兩杯咖啡，似乎已成為生活中的習慣，在這裡也點了一杯美式咖啡，有一點失望，老闆沒問就加了糖，本來想在岸邊多待一會兒也沒心情，但卻也因此，意外展開了一段新店「三潭自行車之旅」。   當時，剛好是正中午，天氣又悶，心裡想著，是要搭渡船回碧潭，再走北宜路回住家青潭，或者是直接由灣潭騎到永業路返回碧潭?幸好這一杯變調的咖啡，讓我首次騎出不同於新烏路、北宜路兩條熱門的自行車之旅。   灣潭，位於碧潭渡船頭正對岸，它因新店溪在這裡形成320度迴轉而得名，早年，新店人是從彎潭經水路，至小粗坑渡口，再由渡口上方的屈尺古道入口抵達伸丈坂(新烏路、文山農場旁的青風商店附近)，再由陸路經屈尺進入深山，因此奠定了彎潭水路要道的重要地位。灣潭除了具有水陸風情，更有碧潭和美山（廢棄多年，2012年剛整修完工的休閒步道）的屏障，山勢優美，難得的是，在如此接近市區的地方，還保留著農村的純樸景致，有甘甜美味的綠竹筍（每年三月至五月盛產），以及著名的海會寺、皇意宮等寺廟，腳踏車行進期間，彷彿走入時光隧道。可惜的是，目前這地方正進行土地重劃，希望不要變成另一個木柵重劃區，而失去它原始的純真。             大正12年所立太子殿下行啟紀念碑，描述灣潭地區開發歷史。   在灣潭農村聚落的薰陶之後，當下，我決定繞到直潭，這個想法，大概是受了前台灣首富王永慶家族遺產風波而起，王永慶雖然是在嘉義伐木發跡，但實際上他是新店直潭人，也是新店國小(新店公學校)校友，從灣潭轉往直潭，會先經過金龍路一段陡坡(對我而言)，接著就一路順風而下，相當舒服，在俯視直潭處的大轉彎路旁，有一塊日治大正12年所篆刻的「太子殿下行啟紀念碑」石碑，這是當地民眾開發本地的見證遺跡，可惜，這塊石碑應該是後來才樹立在此，並沒有好好保存。   至金龍路、永業路交叉路口時，順著新潭路下行，在新潭路一段18巷口有右轉「新店小鎮」指標，約10公尺即抵達，這是新店地區農會經營的茶館兼餐廳，視野相當好，但只經營到晚上九點。之後，經過新潭路一段35號的「天德聖教」，約10公尺處左轉思源橋，就進入「直潭淨水場」大門，過橋左轉沿溪直走就是直潭路及直潭社區。      直潭社區      直潭地區開發始於1818年(清嘉慶23年) ，由馮金定、許聰宥、陳廖合、陳肇基四墾佃，與墾戶黃朝陽簽約共同開墾。當時稱為中溪洲，意謂溪邊平坦之地，即位於目前直潭國小臨新店溪一邊涯腳下，以及含直潭淨水場一帶溪邊埔地。   1911年、1924年新店曾經發生兩次大水災，沖毀這裡所有的田地房舍，村民在重建家園、經濟稍好之後，子女就送到新店公學校(今新店國小)就讀，當時的學生就是經由直潭渡(直潭社區入口警衛亭旁溪邊)過河，再走路到彎潭渡(碧潭渡船頭對岸)搭船，抵達新店國小(現在亦然)，或徒步經灣潭路，再搭船到新店。   1980年，台北市政府徵收本地私有農地興建「直潭淨水場」，以供應北部地區數百萬居民飲水之用，直潭聚落因此消失於台灣地表，「直潭淨水場」完工之後，占地43公頃，是供應全台灣最好水質的淨水廠；1990年，「原地主可依原戶籍購回抵費地」辦法出爐，這是原來徵收機關承諾劃設18公頃之地，做為住宅區給原居民的優惠方案，部分村民可根據這個優惠方案，將之購回建築別墅型住宅，原本的直潭聚落，就形成目前所謂的直潭社區，而且都是佔地頗大的別墅住宅區，延續了「直潭」美名。   直潭社區內除了現代化別墅社區之外，東側尚有原墾戶居住的百年閩式古厝，仍保存的相當完好，大門上方的「自然樂」三個字，道盡了主人的雅靜與無爭，石頭牆舍與老樹相映，前有小溪蜿蜒流過，如同一處刻意精雕的後現代聚落，從碧潭永業路「美之城」社區，俯瞰新店溪環繞的「直潭淨水場」及直潭社區，就像是一幅圖畫的美麗山城。   由直潭社區旁的長興宮，往直潭國小方向前進，在直潭國小左側一棟隱身在檳榔與竹林之中的紅色磚造建築，就是王永慶祖厝，現在是王家祠堂，進入祠堂的階梯路口，鑲崁著一條斑駁龍頭，當地鄰居說，幾年前祠堂曾經開放參觀，後來因為煩不勝煩，現在只有認識的朋友，才會開放入內。目前在直潭國小校園內，尚有王永慶祖先墳墓，不過，聽說王永慶當初會搬離新店直潭前往嘉義發展，主要因為家族之間有一些糾紛，所以王永慶家族，現在其實很少回來這裡，也很少提及這個出生之地。         直潭社區百年古厝。   結束王永慶故居參訪之後，從直潭國小右側直潭路、下石厝路繼續往前走，可以直達新烏路的文山農場入口，但我沒走這條路，而是在直潭國小斜對面山路(小粗坑路)，沿著新店溪前行，這條山路不大，雖然可以行駛汽車，但卻是超棒的自行車路線，車子少，沿途也是溪釣的天堂，山路下方就是直潭社區，新店溪蜿蜒而過，灣潭右側因為青潭堰而形成廣裘的潭面，偶而還有碧潭輕艇隊筏進來。   循著新店溪河岸返家途中，我也流了一身汗，正好途中開設了一家休閒小站，主人也是直潭人，他外嫁青潭，現在與弟媳回來這裡經營手工饅頭、甜點，這家休閒小站，位於貓巡坑福德宮右下方山谷中，門口雖有招牌，但並不明顯，不過環境十分清幽，又有山溪流經木屋旁邊，很適合攜帶小孩來玩水、抓魚，但蚊子稍多，我曾經在北宜路看過一次指引路標，但沒找找到，這次意外之旅，就特別造訪，只是老闆只在例假日才正式營業，平常，像我這次拜訪，是可遇不可求，因為騎車流汗之故，我沒點咖啡，老闆建議我喝桑椹原汁，不太甜、也不膩，是近幾年來所喝過最順口的桑椹汁，老實說，比我回南部時，姊姊自己做的桑椹汁還棒。   過了貓巡坑與休閒小站，會先看到一處防空壕，這是早年守護旁邊「小粗坑發電廠」的憲兵崗哨，現在已經廢棄良久，旁邊土地廟的廁所，還頗乾淨。「小粗坑發電廠」是一棟巴洛克式的建築，外觀古典而優雅，不但見證台灣電力百年來的發展軌跡，電廠門口警衛室旁邊正好是「屈尺古道」入口，30年前參加世新社服團團幹部訓練營時，曾經走過一次，但已不復記憶，我決定下次要來重溫舊夢。   屈尺古道目前已重新整修，聽說已不復原貌，但這條山路是南台北文山地區先民入山開墾、或與原住民交易的重要古道，記憶中，沿路可回望欣賞新店及碧潭景致，到了伸丈坂可稍作休息，再往下走可到屈尺里。   「小粗坑發電廠」下方溪岸是小粗坑渡口遺址，它與直潭渡、灣潭渡，是早年這個地區開發時，居民往來的重要水路交通要道，現在隨著碧潭風景區的建設，如能重現舊觀，再連接碧潭渡，並透過捷運新店線的接駁，完全有別於淡水漁人碼頭的水岸之旅，碧潭、灣潭與直潭三潭映水、又映山，相信是一條水路與自行車交叉並用的熱門路線，也才能延伸碧潭風景區的腹地範圍。        日治時期所建小粗坑發電廠。   「小粗坑發電廠」附近，雖只有10來戶不到，但有一排電廠的日式宿舍，因時間及未獲得允許沒辦法參觀，但這裡有一棟建於1819年(嘉慶24年)的古厝，雖然已經過整修，但主人很有意思，特別在側牆標註古宅建造年代， 1924年8月5日新店大水災的淹水高度的標線，以及2009年重新整修所書寫的「武功世澤」銜牌。   由「小粗坑發電廠」騎回直永興路，至走新烏路口的小粗坑公車站牌，約100公尺，這裡，不走渡船的自行車騎士或汽車車主，就可以從新烏路進來，由這裡轉入直潭。

投書辜仲諒，盡得曾祖父辜顯榮精髓

隨政權轉移，而與新政權交好；辦媒體，再向當局示好，對於台灣舊五大家族之一的鹿港辜家來說，實在是推翻「富不過三代」的最好註腳；而最近介入《壹傳媒》購買案的辜家第四代辜仲諒，更盡得曾祖父辜顯榮的發跡精髓。   在台灣五大家族中，鹿港辜家與基隆顏家發跡最晚，兩個家族都是進入日治時期後，經過日本官方支持取得獨占事業，再發展成為五大家族，辜仲諒曾祖父辜顯榮，主要是代表台北士紳，前往基隆引導日軍進入台北城，而成為日治時期，台灣人唯一的貴族院議員。    照片來源:《蘋果日報》產業工會。   辜顯榮的後代子孫，除了搞台獨的辜寬敏、以及搞藝術的辜偉甫之外，其他家族成員也不惶多讓，辜仲諒的祖父辜岳甫較少人認識，但他的父親辜濓松與叔公辜振甫，長期向國民黨靠攏，事業順遂，財富累積十分快速，不計算其他家族成員財產，以辜濂松這一房而言，根據2008年6月，富比士公佈辜濓松財富淨值28億美元，位居是年台灣第六名。   第四代的辜仲諒，其父親辜濂松與五叔公、前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共同創立和信集團；二弟辜仲瑩為中信證劵與中華開發集團總經理；三弟辜仲立為中租迪和董事長，目前觸角更深入中國發展。   辜仲諒2006年雖因家族企業中信金購併兆豐金股權（紅火案），請辭中信金副董事長一職，並潛逃至日本，但在這之前，他為了家族事業與利益，曾跟前總統陳水扁夫人吳淑珍示好，也跟陳致中頗有交情。政黨輪替國民黨重新執政，扁家陷入司法風暴之後，他在特偵組檢察官越方如悄悄赴日勸說後，於2008年11月24日搭機回台，並至特偵組說明案情，緊咬陳家，獲得交保免去入獄，雖然他在2011年承認是在特偵組的脅迫下做出偽證（誣指扁家在紅火案收賄三億），但陳水扁已因辜仲諒及其他人在龍潭購地案的證詞，在馬總統宴請司法高層首長後沒幾天，超乎慣例，由最高法院直接判決定讞。   沉寂一段時日的辜仲諒，近日又因突然介入《壹傳媒》購買案，而成為媒體追逐目標，一般相信，以中信辜家、旺旺蔡家、台塑王家為首的這起媒體購買案對象，是以「揭弊反共」為特色的《壹傳媒》，這對於國民黨和共產黨而言，應該都是樂觀其成的美事。當然，辜仲諒扮演的角色，不管是代表出面或奔走穿針引線，都跟他的曾祖父辜顯榮，在日治時期參與創辦《昭和新報》有異曲同工之妙。   日治時期一向有台灣人唯一喉舌之稱的《台灣新民報》，其前身為1923年創刊於日本東京的《台灣民報》，由於受到雙重檢閱(日本政府與台灣總督府)、以及隔海發行等等問題，多年來一直計畫遷回台灣發行，但未能如願，直至l927年8月1日（昭和2年），總算遷入台灣發行第1號(總號167號)，《臺灣民報》除了是當時台灣人的忠實喇叭手，它的戰鬥目標也著重於批判日本官憲、打破官僚的優越感，以及檢討總督府的利弊得失，同時也針對其手下的御用報紙加以猛擊。   當時的御用報紙包括《台灣日日新報》、《台南新報》、周刊《昭和新報》、《經世新報》等。其中《昭和新報》創辦人，不但是以台灣人為主，而且還是由日本官方准許發行的周刊，與申請回台發行，歷經多年才如願的《臺灣民報》，有如雲泥之別。   《昭和新報》在1929年3月15日在台北創辦，[1]每週六出刊，負責人雖為嘉義人徐萬庚，但實際投資者是台北辜顯榮(鹿港辜家)、許丙(為板橋林家帳房、應該是代表林熊徵) 、謝汝銓(雪漁，臺灣臺南人，日治後遷居臺北市)；新竹鄭肇基；基隆顏國年；桃園有簡朗山；台南許廷光；高雄有藍高川、陳啟貞等人。   「台灣總督府」一向對言論機關「採取絕對不再許可」的政策，現在突然解除報禁，准許了一份純「漢文」週刊《昭和新報》的創辦；按理說，對於言論不振的台灣，能夠多了一個台灣人本位的言論機關，應當會歡迎，但是，由該報的股東身份，大家已認定它必是「御用黨的機關」了。   與《昭和新報》股東相同一批人，之前已先組織過「台灣公益會」，以和「台灣文化協會」相抗衡，為總督府效勞；《昭和新報》創刊後，編輯大多由日人主持，言論立場與同為周刊的《台灣民報》唱反調，《台灣民報》曾多次強力聲討。   《昭和新報》不僅未能引起台灣人興趣，反而有不利台灣人的評論，一度引起公憤，連日本籍新聞工作者都看不下去，《新高日報》(月刊)的主筆唐澤信夫，甚至為文批評該刊為「御用報紙」。   《台灣通史》的作者連雅堂(連橫)曾經對於《昭和新報》的「初號」，創刊詞有云該報的二大使命：「循帝國統治台灣之根本義，及思想善導」的言論，十足表現出其御用新聞的特色不以為然，他特別撰文「質昭和新報──何謂統治根本、何謂思想善導」投書《台灣民報》，投書文中「統治之根本義」，被有關單位「開天窗」抹去；另有漢卿者，寫了一則《讀昭和新報一家言》，對《昭和新報》加以怒責：「創報館，意不在報導，而在打（拍）馬屁；取材料、意不在記事，而在於吹牛。心事既劣，行動可鄙。不能不為之大罵。」罵的真是痛快淋漓。   諷刺的是，連橫為文批判《昭和新報》之後，1930年3月2日，曾在日本人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上發表「新阿片政策謳歌論」，他的媚日之舉，連當時的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都看不下去了，台中詩社「櫟社」隨即集會開除連雅堂會籍，使他連帶和兒子連震東遭林獻堂一派人士疏離，父子兩人只好先後到《昭和新報》任職，而鴉片有益論，也成為連雅堂一生的污點。   話說回來，辜仲諒購買以揭弊反共為特色的《壹傳媒》，當然沒有證據顯示他有意向國共兩黨示好，但在這個媒體併購案幕後股東之一旺旺集團蔡衍明出現後，包括《壹傳媒》旗下四個工會，以及新聞學界、新聞專業組織，都紛紛質疑這個買賣，不但有媒體集中化的疑慮，而且很有可能會斲喪新聞自由與專業自主。   這樣的疑慮，就如80多年前，以辜仲諒的曾祖父辜顯榮為首的《昭和新報》股東群被視為「御用媒體」一樣的情境，不過，這也可以看出，辜家發展至第四代，家族事業還一片欣欣向榮，絕非浪得虛名，他們會隨著政權轉移，隨時調整身段，適時表態，而第四代的辜仲諒，從紅火案及龍潭購地案咬扁，到《壹傳媒》買賣案的過程，可說盡得曾祖父辜顯榮的發跡精髓。 [1] 《昭和新報》創刊日期，文史專家莊永明說是1928年11月10日發行創刊號，另有資料說是1928年10月3日(昭和3年)創刊，至1938年停刊(昭和13年)，目前台大圖書館所藏微捲資料，僅搜藏1929年5月-1938年5月(缺1931年1月-1932年2月)，看起來，應以1929年創刊較為正確。

投書美濃「阿香的廚房」

美濃「阿香的廚房」，不僅賣原住民特色料理，也賣一個重建故事。     漢名陳和香的阿香，來自高雄桃源區寶山里的藤枝部落，本來開餐廳做觀光客生意，也經營民宿，但一場八八風災，整個部落和餐廳都嚴重毀損，阿香輾轉流浪到美濃，租了店面，跨出重建第一步，她說，當時很想掉淚，但她沒有，因為這是上天的考驗。     10月中旬，不預期造訪位在美濃往旗尾主道路旁的「阿香的廚房」，女主人阿香憑著從山上帶下來的好食材與好手藝，吸引川流造訪的客人。   「阿香」的笑容，讓人充分享受著原住民的特有熱情，而她從災後走出來的韌性與生命力，以及帶著感恩氣味的料理，在一條沒有幾間房子的縣道上，散發著一股濃濃的溫情與香味。    地瓜飯，又香又Q。    糟糕，忘了菜名，反正就是好吃啦。    這道菜是什麼?猜猜看，是豆腐啦，重點是上面酌料。    原住民特有的小米粽，超讚。    小菜，但味道不小，大大的有味道。    未去美濃前，就有朋友送了一盒，綿密又可口，人間美味。

投書從「風雲」到「候鳥」

10月7日晚上，專程去觀賞「候鳥來的季節」，跟先前不太想面對的心情一樣，它如剖洋蔥似地，一層一層地呈現出來，讓眼淚不由自主地流洩。特別是那一段，哥哥家民(溫昇豪飾演)跟妻子含櫻(白歆惠飾演)說出心中多年的秘密，為什麼要常常拿錢回去幫弟弟家雄(莊凱勛飾演)，像輕微導電一般，隱隱地傳入內心。那是我的故事，也是很多鄉下小孩的故事。                                                             海倫 清桃(呂東熹攝影)   我不是影評人，無法就專業電影橋段去評論這部電影，就像編劇兼導演蔡銀娟映後吐露：「這部片子，已經籌備年多，因為經費不足，曾經求助企業界，他們要她拍攝鬼片，她拒絕了，所以一度無法完成拍攝，幸經雲林縣政府伸出援手，才讓這部片子能順利完成。」這是台灣企業文化的落差與無奈。                                                        導演蔡銀娟(右)   算是小品電影的「候鳥」，是繼「台西風雲」之後，一部以雲林人為故事體裁的電影，但它與「風雲」不同的是，這其實是一個關於「島內移民」與「遊子」的故事，也是雲林出身的導演蔡銀娟說，她也是只有每年會在掃墓或過年的時候，才會回到雲林鄉下老家，像這種在固定的季節，在兩個地方遷徙，這樣的特質，就像候鳥一樣。       的確，甚至以往很多鄉下人很重視的中秋節，近幾十年來，已逐漸淡化，這是「島內移民」的無奈，因為隨著第二代的成長，大人要工作養家、小孩要補習功課、學習才藝，以便跟得上都市人的程度，勢所必然地，故鄉的老爸、老媽，沒有遺忘，但已漸漸排在第二順位。   家雄的媽媽，念著他，只會幫別人墊高房子，自己家裡因為地層下陷、老是淹水，沒辦法，不是每個出外打拼的遊子，都能功成名就，都能衣錦還鄉，幫家裡起大厝；每一次颱風、豪雨來臨，打電話問說︰「有沒有淹水?」、「淹到哪裡?」好像已成為一種習慣，就像禮拜日向神父告解一般，只是愧疚似地進行一種心靈的治療。我比較幸運，沒有像家民的媽媽，有事會打電話叫他回家，因為媽媽怕我擔心，甚至連住院、跌倒等大小事，她從來都不會告訴我，但這也是心中潛藏的痛。   而那一位楚楚可憐的越南媳婦(海倫‧清桃飾演)，也早成為台灣鄉下的必然寫照，姪兒10多年前娶的越南媳婦，也跟清桃一樣，回去越南多年，她騙丈夫去南越南投資，卻將他們兄弟共有的農地房產拿去貸款而留下大筆債務，兩人所生孩子也抱了回去，中秋那天，我去看他，黝黑、落寞，如同家雄；堂弟和略有小兒麻痺的鄰居小弟，經常為了越南媳婦要寄錢回越南，爭吵不斷，….。   幾乎很多家庭，都有類似的故事，因為家雄的父親突然肝硬化去世，念大學的哥哥家民，原本想休學賺錢，其實也蠻會讀書的弟弟家雄(都是班上前五名)，為了成全哥哥，中斷學業，賺錢幫哥哥支付學費，我腦子想到了姐姐們，也一樣的犧牲學業與家庭畫面，這是很多鄉下兄弟姐妹普遍的遭遇。儘管導演只是輕輕地，安排家民向妻子告白一段隱藏多年的秘密，但卻讓人眼淚盈框。   「候鳥」不僅僅是雲林人的故事，它幾乎是所有台灣鄉下人的寫照，特別是漁村、農村，這是城鄉嚴重落差的現象，以往，鄉下有讀書的，無法避免，絕大多數只能留在都市工作，沒讀書或學歷不高，剛開始或許尚能在家種田、養殖維生，但隨著農村的破敗，多數年輕人，也紛紛逃離，留在鄉下，很多真的就像家雄一樣，天天與酒為伍。   坦白來說，「候鳥來的季節」算是一部平凡不過的電影，但也因為平凡，它刻畫了城鄉之間，極嚴重落差與無奈。   單純以雲林人來說，「台西風雲」只是個案式、單一年代，一部個別真實、卻非全然真實的商業電影，但「候鳥」卻更寫實、更平凡地呈現「島內移民」的真實苦楚。   多年之後，重新審思「台西風雲」，長期以來，它其實是讓雲林人揹負了「流氓的故鄉」，這個不名譽的烙印，這個烙印，如同跟我一樣北上求學、工作的南部人，經常被恥笑的「台灣國語」一般。   很多歷經風霜的雲林人，特別是我這個從事超過25年新聞工作的記者而言，雲林人沒有這個能耐來承擔「流氓的故鄉」這個烙印，講流氓幫派，雲林或彰化以南縣市，充其量只是個別小角頭而已，它們沒有一個角頭，比得上起源於台北的幾個大幫派，也沒有一個縣市角頭有能耐，可以縱橫海峽兩岸，甚至到美國去暗殺異議份子。雲林不是「流氓的故鄉」，也承擔不起。   如果說「候鳥」，有什麼可以為它喝采的，或許，它不只為台灣西部海口人，卑微地重塑了一個善良、勤奮的形象，也不僅僅敘述單一縣市的遊子故事，特別的是，它清晰地描述了一個時代的變遷，以及政府長期重商輕農、重北輕南，城鄉嚴重失衡的農村悲歌。   導演沒留下答案，因為故事還在發生，悲歌還在延續。

投書沉默的新聞記者、式微的媒體工會

備註說明： 【近月來，因為旺旺《中時》併購中嘉事件相關效應，引發新聞界在9月1日記者節發起大規模遊行，這事繼18年前，因《自立》經營權移轉之後，新聞界再次走上街頭，而且規模更甚18年前；緊接著香港《壹傳媒》集團，在9月3日宣佈，正與第三方洽談台灣壹傳媒集團灣三家平面印刷之購買事宜。這兩起事件，再度引起媒體內部員工權益與專業自主權的探討。 2011年11月，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曾發表「媒體改革，漫漫長路--紀錄與反思」(1999-2009)一書，本文為其中一篇，這篇文章是2010年撰寫，歷經兩年，個人覺得仍然適用當前新聞界，特於轉載。】    如果說，這十年來，我對媒體發展最大的感想，毫無疑問，我的想法是：媒體工會式微，而媒體工會式微的最大原因，則來自於新聞記者的沉默。     很多人也許會說，媒體工會的式微，主要來自於新聞媒體業的沒落，這當然有某種程度的根據，因為「生存」才是人類最大的動力，何況是新聞記者，但對以新聞專業作為追求目標的所謂「第四權」，權力本就不是天上掉下來；解嚴前後，從《中時》工會、《聯合報》工會、《自立》工會等相繼成立，以及「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組成，都是如此。   前述二十年前的往事，可以明顯發現，這是在當年平面媒體蓬勃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所醞釀出來的效應，早年在黨國體制的控制下，執政當局對於報紙從業人員的管制未如廣電媒體嚴峻，平面媒體工作的新聞記者，其自主性與民主思維本來就較廣電媒體工作的從業人員強烈；弔詭的是，當媒體開放之後，特別是電子媒體管制解禁後，新的情勢並未改變這樣的氛圍，平面報紙更因為發行與廣告的消退，反而更屈服於經濟力的制約。   媒體開放之後，新聞記者的公信力與影響力，並未相對提升，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因素：第一是政治的因素，自1996年台灣第一屆民選總統選舉開始，因為政治立場鮮明，評論角度各取所需，立場也越趨鮮明；第二則是經濟因素，由於電子媒體與網路興起，原來媒體發展主流—報業受到很大的衝擊，但電子媒體之間的競爭則更激烈，「置入性行銷」成為媒體廣告重要的來源，新聞置入不但嚴重衝擊到新聞專業倫理，更讓記者與媒體的公信力與影響力，受到強烈質疑。   由於公信力下降，新聞記者從文化從業人員，蛻變為經濟作業員，新聞專業的成就感也更降低，使命感被媒體內部的經濟文化凍結。即使最不受所謂「置入性行銷」影響的港資媒體《蘋果日報》，其媒體的獨立性雖較國內媒體自由，但因為其媒體的商業性特質，事實上也只是一個框架內的自由，所謂「框架的自由」與台灣公投法被稱為所謂「鳥籠公投」一樣，記者能夠發揮的自由，只能在報館所內化的商業價值觀報導，超出報館的商業價值範圍，記者所能發揮的空間十分有限。   以煽、色、腥來定位《壹傳媒》集團(或《蘋果日報》)式的新聞自由，不是十分公平，但稱為「鳥籠式新聞自由」並不為過，《蘋果日報》內部，除非是做為報館形象與招牌，像司馬文武等資深或知名新聞前輩的專欄，記者個人，很難擁有個人的獨立思考與新聞自由的空間。   不管深受置入行銷影響的台灣傳統媒體，或者是港資的「鳥籠媒體」，在這樣新聞環境下，苦悶的記者愈加「獨善其身」，媒體整體的勞工意識，則越來越薄弱，這個現象從《中國時報》工會的突然解散，以及《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發展的停滯，可以看出端倪。         《中國時報》工會一直是台灣媒體內最強的工會之一，2005年7月17日，工會因為工作權之爭進行罷工投票，以五票之差功敗垂成之前，中時工會曾特別開放了一個門，歡迎所有的《中國時報》同仁加入工會，尤其是所謂「白領階級」的記者與編輯。但工會幹部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跑遍所有中時報系的白領單位，甚至到中南部，與地方記者接觸。令人失望的是，最後決定加入工會的55位新會員中，54位是印刷場的藍領工人，只有一位白領記者（而且因為工會要求入會必須簽一張五萬元的本票，做為罷工基金，該位記者的入會手續，最後並未完成）；中時工會解散之後，其他媒體工會組織也隨著報紙陸續關門，越來越少，而且幾乎都是聊備一格。 「白領」記者未重視勞動權的團結，為爭取工作權保障以及專業自主的重要方式之一，也可由基層記者所組成的《台灣記協》發展停頓，多少反應出白領與藍領新聞從業人員心態的差異性。2004年台灣記協聲援遭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假扣押《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財產三千萬元的事件，雖然獲得新聞實務界與新聞學界熱烈反應與支持，但事件之後，新聞界，亦僅況文琪一人加入記協，這與中時工會解散前夕，面臨白領記者的冷漠與挫折十分相似。 台灣在解嚴與報禁開放的過程，白領記者雖扮演一定程度的貢獻，但白領記者的勞工意識薄弱，卻是不爭的事實；「沉默的新聞記者、式微的媒體工會」是十幾年來，新聞媒體發展的主要現象之一。 新聞記者的沉默，一方面與報禁期間，黨國體制長期的言論制約有關，雖然媒體的新聞自由已然解放，但實際解放的，只是媒體的外部新聞自由，媒體內部的新聞自由，仍然牢牢地掌握在資方老闆的手裡，加上媒體競爭激烈，資方藉由經濟力的控制，記者實際上無法與資方或管理階層對抗，其中又以電子媒體為甚，有為數不少的新進記者，在心態上，仍以守住一份安穩職業或薪水為主要考量；其次，在解嚴之後，大學傳播科系的新聞教育，仍然較注重新聞採訪實務或技術性的操作，有關新聞專業自主與媒體的工會教育，似乎尚未完全跳出戒嚴時期黨國體制所形成的思想禁錮。 雖然，媒體的工作權與新聞專業自主，仍有《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與《大傳聯》等具有工會組織與團體的支持與奧援，惟因與基層記者彼此之間的聯繫與信任仍存在諸多問題，所以並無法凝聚基層力量，來對抗強勢的資方與高層管理階層的壓榨；此外，新聞專業組織或工會的努力不足，當然也是重要原因，但台灣的工會法一直延續中國大陸時期的法令，近期雖有部分修正，但仍無法適應媒體的快速變遷，工會力量的式微勢所必然。 環顧十餘年來的媒體開放，台灣言論市場的膨脹發展有目共睹，但是整體的新聞專業反而愈加倒退，盡管國際有關台灣新聞自由排名，名列亞洲前茅，甚至與世界其他先進國家相比都毫不遜色，但是新聞媒體的影響力與公信力不斷下降，新聞記者的苦悶程度與日俱增，無疑是一大諷刺。

投書十八年後，新聞界再度走街頭

幾個月以來，因為「旺中併購中嘉」引發社會各界抗議事件，同時選在9月1日記者節，由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媒體改造學社、NGO團體及學生社團發起「901反媒體壟斷大遊行」，這次遊行，是繼18年前，也就是1994年6月起，《自立報系》在經營權移轉時，引起自立員工集體抗議，以及新聞界首次走上街頭聲援，同時也是催生新聞專業組織的開端。 《自立晚報》創刊於1936年10月10日，1959年由出身日治時期大阪《每日新聞》及台灣《新民報》的吳三連等人接手經營，但《自立晚報》真正支柱，則是企業界所謂「台南幫」財團；1988年，台灣解除報禁，《自立晚報》再創辦《自立早報》，惟因新聞界競爭激烈，加上《自立早報》的虧損等因素，1993年，已陸續傳出換手經營的傳聞，事實上也真的在找尋買主，但最後都無疾而終。 1994年6月24日，傳出台北市議員陳政忠和《自立報系》股東代表高清愿簽約商訂股權移轉，訂於7月1日進行股權交割，雙方這項協商密而不宣，三天後消息才傳至社內，並於6月30日，由時任發行人的吳豐山確認《自立》正式易主。 《自立》員工高度憂慮其獨立編採風格無法確保，因此內部由工會成員王幼玲等人團結員工抗爭，外部則由記者陳銘城、李瓊月等人串連學界、文化界等人士發起「搶救自立」行動。在部分《自立》早、晚報編輯部員工與跨媒體新聞工作者串聯奔走下，7月13日起，結合了關心《自立報系》前途的學術界、文化界、新聞界人士展開一連串「搶救自立」行動。中研院院士李鎮源、台灣筆會會長李敏勇、政大新聞系教授馮建三及《自立晚報》記者陳銘城等人署名，發起「搶救自立─維護自立報系自主風格」連署，14日，透過「新社會基金會」在立法院舉辦「媒體、財團、政治--從自立報系改組談起」座談會。 至此，《自立》經營權移轉問題已成為一樁眾所關心的「社會事件」，而不只是《自立報系》內部的問題而已。另一方面，「搶救自立」的連署三天內，即得到771人簽署支持，連署成果與廣告，並刊登在7月19日《自立晚報》3版三全批及《中時晚報》12版全版。 在各界抗議下，《自立》的股票交割，雖順延至8月15日進行，但自8月4日起，《自立》早、晚報編輯部員工也發起「編輯部公約」連署，要求新經營者具文承諾。(《自立報系》編輯室公約全文略) 這是台灣第一份「編輯室公約」，此一公約獲得社內編採部門超過七成人員連署，8月11日下午，《自立》工會臨時會員大會中，通過要求資方簽訂「編輯部公約」；而學界發起的「搶救自立」活動，也獲得回應，並有若干人士願意參與經營《自立》，且願意簽訂編輯部公約；台大教授賀德芬、林逢慶、黃昭淵、黃宗樂、李永熾、鄭欽仁、師大教授林玉体、台灣筆會會長李敏勇等學者、文化界人士也向台南幫大股東吳尊賢、高清愿提出一份備忘錄，希望暫停股權移轉，俾使《自立》報系之經營權有所轉圜。 8月13日，《自立晚報》頭版以「自立報系即將被賣掉！」為題，3版也有《自立》經營權轉移新聞，以及學界聲援報導；隔日，早報也跟進大幅報導「自立事件」進展。報紙成為《自立》員工進行抗爭的工具。從此之後，《自立》早、晚報除原有的學術、文化界人士聲援言論之外，各版面均大幅增加「自立事件」相關報導或專文，也就是說《自立》報系的兩份主要報紙，都成了員工抗爭的工具。 《自立》經營權移轉，雖在各界關注、抗議下，《自立》股權仍於8月15日，下午完成移轉，並舉行臨時董監事聯席會，會中通過聘任郭正昭為發行人，新資方並發表聲明，將確保《自立》報格。並立即發布新的人事令，將早、晚報總編輯吳正朔、李永得調為顧問，副總編輯陳依玫調任晚報專任主筆，此舉引起工會強烈不滿。對台南幫和高清愿不顧員工權益，「出賣」自立，自立工會發動近百名員工至台南幫的三連大樓丟雞蛋，公開譴責台南幫及統一企業董事長高清愿毫無企業良知。 之後，包括原報系副社長兼總編輯李永得、《自立早報》總主筆林淇瀁（詩人向陽）、《自立早報》總編輯借調澳洲《自立快報》社長胡元輝、《自立早報》副總編輯代總編輯兼《自立周報》總編輯蘇正平、美術中心召集人何華仁及《自立晚報》副總編輯陳依玫等人，在確定新資方未同意簽訂「編輯部公約」後發表聲明表示遺憾，並將於交接事宜處理完妥後退出《自立》的工作，晚報當天頭版刊登漫畫家魚夫的告別作，漫畫自立精神遭統一集團及陳政忠給閹割了。 8月16日，新資方在上午進行新舊任總編輯林森鴻、李永得交接儀式，因遭到編輯部員工提出質疑而未能順利完成，隨後由編輯部員工發動票選總編輯，在經過台北、台中、高雄全省連線的投票後，總編輯李永得獲得連任。 《自立晚報》並在當天的頭版上，以「歷史會記住這一天」這幾個字，以及三行告知讀者編輯部正與新資方協商「編輯部公約」的致歉文字，整個頭版空白；原本紅色的報頭改為黑色，以表達編輯部員工抗爭爭取簽訂編輯公約的決心；二版則報導編輯部當天上午拒絕新資方粗暴接管，自行票選總編輯的新聞；當晚，《自立早報》也選出原副總編輯蘇正平為新任總編輯。記者自行票選總編輯雖未獲資方的認可，但首開台灣新聞史新頁。 票選總編輯事件，除國內媒體，也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包括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美國之音、英國BBC廣播電台等國際新聞媒體，都報導了前一天《自立晚報》以頭版半頁空白，抗議資方拒簽編輯部公約的消息；學術界與文化界則聲明支持「編輯室公約」。同一天，《自立晚報》三版社評，也以「抗議中」三個粗體字，以及兩行小字體說明：「多位主筆抗議新資方迄今未對編輯室公約有任何回應，拒寫社論，敬請讀者見諒」，在社論欄中留白。(剛開始「編輯室公約」雖經新資方同意，但最後毀承諾) 《自立》在抗爭進入第49天時，8月20日，跨媒體新聞從業人員也組成「九０一新聞自主推動小組」，推動簽訂編輯室公約，催生新聞專業組織。緊接新聞、學術、文化、傳播學者等各界人士連署「支持編輯室公約運動」，呼籲社會支持新聞專業人員與企業主簽訂公約，以維護新聞自主。 為了「支持編輯室公約運動」，跨媒體記者組成的「901小組」， 「901小組」的核心成員有十位：包括聯合報記者楊汝椿、自由時報記者何榮幸、及轉任中時的前自立記者郭淑媛，以及《自立早報》副總編輯蘇正平、記者李瓊月、陳銘城、涂建豐，《公視》記者劉俊宏、《民眾日報》記者張瑞欽、《中時晚報》記者陳香蘭等人，先後由李瓊月、何榮幸擔任召集人。 小組也出版「九０一通訊」開始與其他新聞同業對話，同時規劃「901」遊行的三大核心訴求：一、落實內部新聞自由，二、推動編輯部公約，三、催生新聞專業組織。9月1日記者節當天適逢颱風來襲，超過四百位以上的新聞工作者不畏風雨、破天荒為爭取新聞自主首度走上街頭，隊伍從中正紀念堂出發，參加遊行人數約四百人，其中半數為新聞工作者，《自立》員工又佔幾乎一半人數。 「901」小組並於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宣佈，催生新聞專業團體，積極轉型為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籌備委員會。1995年3月29日，《台灣記協》正式在台大校友會館正式誕生，成為台灣第一個由新聞工作者成立的自主性新聞專業團體。 18年前，《台灣記協》因《自立事件》而成立，18年後，《台灣記協》因《旺中事件》再度走上街頭，對於新聞界人士而言，也真是百感交集。(2012年「901反媒體霸權大遊行」前3小時，改寫自呂東熹著《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2010年，玉山社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投書「赤嘴仔」情緣

8月21日，同事送了一罐「赤嘴仔給」，印象中，「赤嘴仔」只有在家鄉口湖海邊才撈得到，問同事說，「赤嘴仔」好像是阮雲林口湖才有的特產，你去哪裡買的，同事說，她媽媽去口湖遊玩，順便買回來的。我真的很聳，原來是新產品，道地口湖人，竟然沒吃過「赤嘴仔給」。  「赤嘴仔」(圖上)、「赤嘴給」(圖下)。 「赤嘴仔」，又稱赤嘴蛤，嘴巴紫紅、身黑黑(簾蛤科)，為環文蛤屬的一種，因為是環保保護的指標產物，牠只能生存在乾淨無污染的泥沙地裡，無法人工養殖，漁民只有在退潮時，到海邊或河口的溼地才挖掘的到，採集非常辛苦。    「赤嘴仔」為多產的雙殼貝，與文蛤同樣著生在鹽份較淡、水質乾淨的沙泥質灘地，側身潛入泥底4、 5公分處，然後伸出水管到泥面呼吸及覓食，雙殼膨大比文蛤還高，厚重的外殼頂部呈黑色，再往外緣（殼口）漸淡為紫色調，殼面的輪肋環繞狀如波紋，放射肋則較不明顯。 (「赤嘴仔圖片來源，見http://163.20.52.71/stu635/cwpspage/yaw/san/new_page_44.htm)    在這以前，我沒吃過醃赤嘴仔，但偶爾會吃到「赤嘴仔」煮湯，真是美味。    一年回去雲林沒幾次，蛤蠣因為是經濟作物，又是人工養殖，經常吃得到的，在外地喝蛤蠣湯，常常是蛤蠣幾顆，湯一大碗，但媽媽煮的蛤蠣湯，都是蛤蠣一大碗公，比湯還多很多，「赤嘴仔」因為產量不多，吃到「赤嘴仔」湯的機會不是很多，但也都是一大碗公，也都是「赤嘴仔」比湯多很多。   有一年，開車要回台北，順道去台中訪友，媽媽替我準備的「赤嘴仔」，就順便成為伴手禮，回台北後，老朋友讚不絕口，說從來沒吃過這種海鮮，每次遇到，他總唸唸不忘「赤嘴仔」這件事。   其實，這幾年吃到「赤嘴仔」的機會，似乎越來越少，我不知是否與六輕有關，但看到現在罐裝「醃赤嘴仔」出現，似乎已有大量捕撈的現象，是好是壞很難說，對漁民而言，多增加一種收入，也許是好的，但是否會造成「赤嘴仔」資源匱絕，也令人擔心。   還沒時間去問「赤嘴仔」，是否已有人工養殖的技術，就像國中同學曾界崇自己研發，將野生的「馬蹄蛤」(學名紅樹蜆，馬蹄蛤是他自己取的)轉為人工養殖，目前已成為餐廳的熱門海鮮，而且是獨一無二的產品。(http://matige.sowa.tw/page/)   馬蹄蛤主題館(圖下)、學名紅樹蜆的馬蹄蛤(圖上)   紅樹蜆與「赤嘴仔」生存環境類似，如果能夠繼紅樹蜆成為人工養殖，或許是不錯的經濟作物，但若只為了增加收入大量採集，也未必是好事。

投書請問龍部長，妳說過的《台語電視台》還算數嗎？

由文建會升格的文化部，今天中午舉行揭牌儀式，第一位文化部部長龍應台正式就任。    就任文化部長之前的龍應台，在2008年1月2日，曾經以文化人身份，在當年的總統大選前提出︰「台灣未來，一塊三毛? 四大問就教於總統候選人」，妳在第一問︰「請問候選人，您是否同意，在您的任內應該把文化提升為國家的發展戰略？」(http://www.civictaipei.org/about/Director/31_213_2.html)。   在六個次項的第五項，妳要求四位總統候選人承諾成立《台語公共電視台》，培植一流的「閩南語創作」，現在，妳已就任首位文化部長，請問︰妳說過的《台語電視台》還算數嗎？    本來，在公共廣播電視集團(TBS)，特別公視董事會紛擾仍未解之時，提出這樣的問題，並不是好時機，不過，作為第一位文化部長，有責任，也有義務，為自己曾經說過的話來落實，特別是，妳在擔任香港大學講座教授時，曾在2008年12月25日應邀出席金門高峰論壇，當時妳還特別提醒總統馬英九，不要忘記文化白皮書上競選承諾，以現有電視台或 公共電視，把台灣發展為 「閩南語文化輸出國」。(詳見，2008年12月26日，聯合報陳智華金門報導)    現在，我將妳的「文化四大問」有關台語電視台的提問，完整抄錄如下︰「成立台語公共電視台，培植一流的閩南語創作。不要把閩南語糟蹋到ＬＰ的層次，它是最優美的古漢語之一。超越族群政治層面，把閩南語看作台灣的重大文化優勢，可以做全球行銷。世界閩南語人口超過五千萬，如果誠心經營，台灣有條件成為全球最優質的閩南語文化輸出地。 」   其實，做為一個所謂優勢人口的河洛人，它在母語的傳承上，本來就佔有較大優勢，很難去比照原住民或客家族群成立電視台，但從現實母語傳播或教育現象來看，台語一樣面臨嚴重流失的情境，甚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9年《文化多樣性宣言》，亦將河洛話列為保護瀕臨消失的語言之一；甚至在實際的母語傳播上，河洛話在電子媒體的語言使用，已成為弱勢語言(見表9-1)。        從9-1表格，可見台灣四大族群的母語傳播上，華語佔有極大優勢，原住民語最具弱勢，甚至還不如英、日等外語的傳播，河洛話與客家話其實已差距不大，當然最主要是客家話有政府的保護措施，如表9-2。        表9-2統計數字，是政府正式編列的預算，而在其他機關的補助上，也都以其他語言為主補助對象，台語廣播或電視的補助，寥寥可數（見表9-3、9-4、9-5、9-67），甚至連外語補助都不如。         不管是哪一個族群語言，近四年來，除了華語在電視台的使用比例上逐年上升，相對的，其他的母語都是下降的，甚至原民台、客家台的預算也逐年遞減，當然，河洛話則是自生自滅，這種現象，在衛星電視台方面，更形顯著，根據NCC統計，除了無線台的外國語使用逐年攀升，衛星電視台的外國語使用比列，幾乎與本國語的使用比例不相上下，至2010年已超越本國語（見表9-7）。       在這裡，並不是要比較誰的資源多寡，只是要突顯母語的傳播權，在近四年多來，落差的比例逐漸擴大，不僅原、客的母語傳播，受到壓縮，佔有台最多人口的台灣河洛話，在母語傳播方面，不但未見優勢，反而大幅下降，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彭文正一篇有關《台灣觀眾語言使用習慣與電視收視行為》，以語言的角度分析國內所有新聞節目﹙表9-8﹚，發現在2004年1至6月間，各語言的播出時間分配極不平均，國語新聞佔所有新聞節目的94.9%，壓縮了其他語言的播出時間，其他語言總播出時間只佔了5.1%。以新聞節目表現觀察，這半年來閩南語新聞的每日平均收視率（0.66）高於國語（0.41）。若以語言收視報酬率（每播出一分鐘的各語言新聞，其可獲得之收視率）觀之，閩南語新聞的收視報酬率高達國語新聞的77倍。     雖然台語新聞的收視報酬率，高達國語新聞的77倍，但台語新聞實際播出的時段，也都是排在次要時段(見表9-9)。       2007年，公廣集團曾提出，以河洛話為主的《南部台》(所謂的公視二台)，雖然設台地點早已選定在高雄市，但五年來，未見有實質進展。 2000年總統大選，前總統陳水扁競選時承諾，要成立的原、客電視台，已如期於任內設立，但他承諾將文建會升格為文化部，以及文化部年度預算要從0.38％提高到2%的承諾，則被你批評「文化立國，說到沒做到啦」，現在妳已就上任第一位文化部長，請問，妳說過的《台語電視台》，會說到做到嗎？

投書《二二八》兩個小故事

二十年前，《自立晚報》--「名人開講」專欄，有一期，我負責採訪前輩畫家陳澄波的女婿蒲添生，他與黃土水都是台灣第一代留日雕塑家，戰後，卻因為負責許多公立「蔣公」銅像的雕塑，而備受爭議，甚至嘉義火車站前的吳鳳銅像，也是他雕塑的，這也讓蒲添生的藝術成就，受到不同的評價。 不過，我要談的不是蒲添生，而陳澄波的女兒，在採訪過程，蒲妻偶而會插嘴，有一段談到「二二八」時，她說，他爸爸過世後，當年父親送給親屬或朋友的許多畫作，很多人都不敢保留，有的丟棄，有的毀壞，當然也有人捨不得，「冒險」偷藏了起來，沒想到40多年後，這些畫作卻價值連城。 她說：曾經，他的兄弟，賣掉一幅畫作，在嘉義市買了「幾棟」透天厝，她也開玩笑說：「阮老爸是有淡薄啊重男輕女，我結婚時才送我四幅畫，阮兄弟結婚時就多送了很多畫。」我記得她說完後 ， 自己也不禁哈哈大笑 。                                  1989年，台灣首座228紀念碑 (嘉義市彌陀路，陳凱劭 攝影 )   七年前，製作公視「我們同國」紀錄片與專書，有一次採訪嘉義市西門長老教會長老張克平先生，他也是阿里山達娜伊谷幕後重要推手之一。張克平先生原本從事建築業，約20年多前搬回嘉義市，從事教會志工工作。 在聊天過程中，張克平談到了「二二八事件」，他說，當年二二八家屬與人權工作者，發起興建台灣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非目前嘉義市二二八紀念碑現址)時，因為剛解嚴沒有多久，社會氛圍還是很緊張，當年要興建時，沒有人敢去承接興建，後來因為他有建築背景，有教會人士就 建議他去作作看，台灣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就這樣蓋了起來。 張克平說，有一天，他任職於台南農改場的父親打電話問他說：「阿平，聽說嘉義市有一座二二八紀念碑，我一些『朋友』想去看一看，你可以帶我們去看一下嗎?」，約好時間，張克平開車到台南載他的父親跟「朋友們」。 在紀念碑前，張克平看著他父親與「朋友們」，靜默地端視紀念碑，這時，張克平也小聲地跟他父親說：「阿爸，這個紀念碑是我負責起ㄟ」，原本靜默的父親，聽到兒子這樣說，忍不住掉了淚，也默默地拭著淚，但一句話也不說。 隔了兩天，他再三詢問父親，到底發生什麼事?這時，他父親才說，「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他也曾被關了50多天，幸好家人透過關係，送了不少錢，才被釋放出來，「沒想到，我兒子竟然起了台灣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張克平的父親，說著說著，眼眶再度濕潤。 張克平輕輕地，拍著父親的肩膀，父子倆，沉默良久。   .......................................................................................................................................................................................   劉明堂先生補充說明：那座紀念碑在嘉義市彌陀路。 1989年嘉義火車站前的吳鳳銅像，是被被原住民拉下來的，嘉義的人權團體爭取興建228紀念碑（陳澄波即在火車站前被槍決），但是嘉義市長張博雅不敢答應。最後才蓋在較偏遠的彌陀路，而且基地很小。 那座紀念碑是民間募籌建，當時還遇到沒有包商敢承包、不明的惡意破壞等情況，許多長老教會和人權團體人士，要輪流24小時去顧守。   王昭文先生補充 ： 這篇提到的二二八紀念碑，應該是指1989年所建的那座，在彌陀路上，離中山公園還有一大段距離。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7%BE%A9%E5%B8%82%E5%BD%8C%E9%99%80%E8%B7%AF%E4%BA%8C%E4%BA%8C%E5%85%AB%E7%B4%80%E5%BF%B5%E7%A2%91 另外，關於陳澄波的兒女，是二二八受難家屬中，相當關心公益的，他們把賠償金捐出來，成立「陳澄波228紀念基金會」，積極繼續參與平反運動的種種。

投書歸途‧綠島緣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也是「白色恐怖」65周年紀念日，尤其在「228」屆滿65週年前夕，前行政院長郝柏村投書，引發「228」歷史爭議的此刻，見證歷史的軌跡，及背後許許多多人民集體記憶。                          歐陽文得獎的攝影作品 --歸途。   以下這篇文章，是人權工作者與文史專家陳銘城轉寫，藉以分享，並緬懷一段動人的故事：   政治受難者攝影家歐陽文，曾在綠島偷偷拍攝1950年代，綠島居民的生活寫真，其中的一幅作品《歸途》，曾在國際攝影賽中得獎。這張照片，拍攝綠島中寮村的女孩牽著牛車回家，照片中的女主角董多美，1963年底嫁給在綠島認識的政治受難者廖天欣。   當時，董多美才二十歲，每天從中寮綠島國小旁的住處，到山上菜園裡工作，她無視尾隨在牛車後的新生訓導處官兵，對他們的搭訕也毫不理睬，但是卻和新生訓導處生產班的「政治犯」彼此熟悉。   受難者廖天欣，當時每天從第一中隊，挑飯菜到山上生產班給難友吃，常看她在看書，留下良好印象。在難友的鼓勵下，廖天欣鼓起勇氣追求小他十五歲的董多美。1963年8月，廖天欣出獄，年底就和董多美在台灣結婚，並支持她在台灣完成初中和高中學業。                                                                    廖天欣 董多美夫婦   董多美的堂姊董石花，也嫁給曾關押於綠島的政治受難者黃雨霆。廖天欣、董多美夫婦還介紹綠島姑娘鄭碧蓮嫁給受難者廖明輝，留下不少「綠島緣」的佳話。 （文、圖提供/陳銘城、曹欽榮）

投書《牽阮的手》，牽起台灣人的命運史

11月下旬，前往欣賞院線紀錄片《牽阮的手》，片中劇情，除了田醫師與田媽媽的愛情故事之外，穿插回憶的台灣民主運動與新聞自由史，就像倒帶的底片，一幕幕讓我陷入1985年之後，採訪街頭運動的狂飆年代，不過，最讓我沉思良久的，是《公論報》社長李萬居在病榻中，寫給田朝明醫師的詩，這首詩，也讓我跌入父親壯年失志、酗酒猝死的回憶裡。 小時，鄉里有兩個傳奇人物，幾乎無人不曉，其中之一當然是前省議員及《公論報》創辦人李萬居先生；另一位是50至60年代，台灣木業大王孫海先生。孫海，是南投丹大林區的主要開發者，也是鄉內大好額人，如果不是太早過世，事業版圖應該不會像現在，只侷限在目前南投縣水里車埕(集集線終點站)木業園區。鄭豐喜老師是國中之後，因為《汪洋中的破船》一書發行，才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孫海因為是好額人，他的事蹟知道的人很多，談論的人也很多；「萬居仙」，知道的人更多，但談論的人卻很少，出社會之後才知道，當然是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氛圍所導致。因為年齡的差距，我跟「萬居仙」應該沒有接觸過，直到父親過世之後，我才從先父的遺物，發現父親跟「萬居仙」的一些連結。   先父畢業於日治時期烏麻園公學校(口湖公學校) 最後一屆，兩個月後日本戰敗投降。因是獨子，需負擔家計，公學校畢業後，未能繼續升學，但曾就學於宜梧《求得軒》書齋，研習漢文，《求得軒》是李萬居的堂兄李西端先生，於1914年4月所創設的私塾書院，延請有前清秀才背景的水林鄉大溝庄宿儒董拱坐館。   《求得軒》書齋初期學生，只有李西端、李萬居兩位堂兄弟，之後集鄰幼童，教以童蒙而不取束脩，清寒子弟甚至給予書籍紙筆，每年就學人數達二、三百之譜，直到1971年才收館。   1924年，李萬居經堂兄李西端贊助，遠赴中國上海文治大學就讀，第二年轉入上海國民大學，1928年又在堂兄的贊助及鼓勵下，進入巴黎大學就讀，畢業後，再入中國從事對日作戰工作，戰後，李萬居回台接收《台灣新生報》，「二二八事件」之後，不見容於當局，才於1949年自行創辦《公論報》。   堅持批判原則的《公論報》，至1959年時，為應付經濟困難，李萬居商請參與《公論報》創刊的蔡水勝（總經理）、陳祺昇（首任發行人）進行增資合作，國民黨利用這個機會，運作黨籍台北市議會議長張祥傳加入經營，並將《公論報》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緊接著張祥傳掌握過半數股權，並以債逼迫李萬居交出經營權，在1960年7月1日進一步逕行宣佈改組，由張祥傳擔任社長，李萬居為董事長，因李萬居不承認這次改組，遂演變成「公論報改組糾紛事件」，張祥傳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判決李萬居將《公論報》發行權交出，1961年，3月3日，高等法院判決李萬居敗訴，5日李萬居即宣布《公論報》停刊。   紀錄片《牽阮的手》裡一段李萬居社長的寫給田醫師的詩： 病榻纏綿三載多，哪堪豪氣盡銷磨 年來頻洒傷時淚，為哭河山喚奈何 「萬居仙」寫這首詩的時候，正值《公論報》被奪訴訟期間，身體又有病痛，加上住宅遭人縱火，心境可想而知。李萬居一生為台灣民主政治奔波，留下的詩作不多，但每當人生轉折關鍵，總以詩作遣懷、沉澱心靈，諸如〈盜飲〉《珠沉滄海》(1968：150)：   不因盜飲始知名，風趣畢公早蜚聲 醉抱酒缸君勿笑，可憐今日幾人醒   這首詩是任職省議員時所做，是藉用晉朝放達情懷的畢史公，來諷刺當時欺世盜名而不知覺醒的人物。晚年，面對報紙被奪，政治的不順遂，又因貧病交加，想起年輕的意氣風發，賓客盈門應接不暇，現在卻是門可羅雀，他寫下了〈寒夜聽雨〉《珠沉滄海》(1968：157)：   錯落廉前滴答聲，連霄寒雨打殘更 堪憐孤寂心靈裡，絕似空山一老僧   類似的心情，讓我也想起先父為出版鄉史《今日之口湖》，1955年北上台北拜會「萬居仙」，洽請協助印刷事宜，他在艋舺的旅社寫下「客中月夜偶感」︰   異鄉月夜感傷神，照盡天涯落拓人 絕好銷魂詩與酒，此情何處訴心因   曾經擔任《公論報》特約地方通訊員與發行的父親，大概沒想到，幾年後，「萬居仙」也寫了類似的詩作訴心境。而在《公論報》被奪前後，1959年，八七水災造成雲嘉南重大災害，旅嘉謀生的父親，生活更形困厄，水災之後，他寫下了《書懷》一詩：   哪堪一錯誤前程，每憶斯時淚欲傾 忍看貧窮猶苦活，轉憐富貴亦輕生   這是阿爸，與「萬居仙」那個年代，許多台灣人因為生活困頓與政治誨暗，所留下的心境寫照。    而隨著《牽阮的手》一幕幕的牽引，如同進入近代台灣人的命運歷史，我在前半段，看到父親那一輩人的心靈苦楚，後半段，卻記錄了我曾經參與的民主運動與新聞自由史，伴隨著影片的流轉，我沒有以前的激情，反而沉靜地回憶起我生命歷程的點點滴滴。   《牽阮的手》是田醫師與田媽媽，向命運，也向時代挑戰的紀錄片，但同時，它也牽起台灣人的手，向命運，也向未來挑戰，刻畫在田媽媽臉上的悲喜交織，就像來來去去的統治者，政權的轉換，也轉換台灣人的悲喜命運。

投書華視新聞「真公正」?

最近看華視新聞，實在滿有趣的，我有一點懷疑我的編輯採訪學，學的不好。   11月23日，華視晚間七點新聞(其實，不止23日)，選材與編播的方式很有意思，譬如說，綠營告馬英九、吳敦義涉嫌圖利夢想家，連播都沒都沒播(當然新聞鬧的最厲害的時候，也沒什麼播)，但國民黨立委參選人羅志明爆料(請注意，只是單一候選人的指控)，說他接到選民投訴，在【921大地震】時，屏東的慈天宮捐了一百萬給縣府，要幫助受災戶，捐款卻下落不明，連收據也沒有，這筆錢到底去哪兒了？新聞重點當然轉到當時的屏東縣長蘇嘉全，懷疑蘇嘉全汙了廟款。   2011年2月，華視工會不是還在抗議政黨黑手介入?現在才隔幾個月而已。(呂東熹/攝影)   接著，華視記者，又前往屏東縣鹽埔鄉的【慈天宮】追查，說證實了這件事，所謂證實，就是相關人員都說有捐，雖有簽收單，但沒有收據，也沒有感謝狀，當然為了平衡，一定要問蘇嘉全，只是蘇不回應，蘇不回應的新聞之後，華視同時又補了一則蘇嘉全搬出農舍時，被該台發現冷氣太多台，為何長治鄉公所會核發執照，是否有圖利之嫌，還說檢察官已經發了傳票，但沒看到訪問檢察官說法。加起來，蘇嘉全負面新聞共有四則，而且還是整節新聞的前四則，後面的蔡英文登記參選新聞反而排在中斷之後。   之後呢?又報了馬英九到台南召開中常會的新聞，這是馬總統一天最重要活動，理所當然一定要播，那綠營的活動呢?當然也有報，不過，卻忘了蔡英文應邀到六大工商團體去對談的新聞，六大工商團體一向挺執政黨，該團體以相同規格邀請在野黨候選人蔡英文對談，意義不凡，華視晚間新聞竟然獨漏這則新聞，新聞判斷相當奇特。   除了六大工商團體邀請蔡英文對談之外，同一天最重要的新聞，應該就是蔡英文、蘇嘉全去登記參選，但華視新聞眼光獨特，整則報導重點，不是英嘉配從總部出發登記的現場新聞，而是訪問命理師說，英嘉選這個時辰登記，一定有高人指點云云，不過呢?接下來新聞重點，卻是人家馬英九總統從來都不信這一套，然後大大讚揚一番，說馬吳配登記當天，剛好是祈福日，和馬吳配身上穿的「平安服」, 還真是天時地利人和。   怪怪，英嘉配登記參選，應該才是主角吧，怎麼馬吳反而變成主角?真是厲害的新聞操作模式，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許我太沒創意了，怎麼想，也想不出有這樣「做」新聞的角度，政大新聞系的教授與學生，應該好好研究，學一學，這一套用心，又精心設計的新聞實務。   華視董事長(公視董事長兼)也是傳播學者出身，不知有何看法 ? 喔忘了，華視總經理也是公視董事。

投書罵蔡英文不會講客家話，吳伯雄知恥嗎？

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十三日上午在馬英九新北市客家後援總會成立大會上，批評對手蔡英文說︰「有候選人說自己是客家妹，真的嗎？五、六十年都沒說客家話，他爸爸是客家人，也沒有聽過他父親說客家話。」 老實說，身為榮譽主席，吳伯雄為馬英九助選是天經地義，但他可以批評蔡英文政策不好、能力不足，卻獨挑蔡英文不會說客家話（或說得不好），不但說服力不足，也有愧身為所謂「客家大老」，更對不起客家人！ 蔡英文為屏東縣枋山鄉楓港人，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福佬人，祖母為原住民排灣族人，她不但客家話不大會說，福佬話也很爛，反而是華語說得最流利。這除了是她在台北長大、就學，更要拜國民黨語言政策所賜。 一九五六年出生的蔡英文，在她讀書的階段，正好是戰後國民黨推行「國語政策」的年代，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來台接收的台灣長官公署所屬的宣傳委員會，就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決議︰「自本年十月二十五日起撤除本省境內所有新聞紙、雜誌附刊之日文版，並令各縣市政府遵照。」抵台不久的陳儀長官，更嚴禁使用台灣本地語言，同時向當時的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請求派遣專家，來台協助推行「國語」，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委員全部抵達台灣後，開始籌設「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和各縣市「國語推行所」，這兩個單位後來就成為台灣「國語政策」推行的主要機構。   一九四九年之後，國民黨政府並經由制定法律，讓各級學校透過嚴厲的禁止處罰，將學生對母語的負面認同，深化到學生的心靈，使得台灣本土語言被逐校園，最後只能退入家庭，但也在整體環境影響下，又漸漸遭到台灣人家庭的摒棄。  除了透過法律手段來貫徹「國語」的推行，國民黨也透過大眾傳播媒體，來營造說國語的社會環境，包括廣播、電視、電影三種媒體各有不同程度的管制。  電影方面，對台語片採取不輔導、不獎勵的措施，將台語片排除在金馬獎之外，任由市場將其淘汰；廣播對語言的使用比率雖未嚴格執行，但對節目內容則是緊密地加以控制，也必須受警備總部的審查；電視是穿透力最強的媒體，不但嚴格限制語言使用比率，更控制廣播頻道分配權與經營權，本土語言節目實施事前審查和監看，由各單位組成的「審查小組」負責審查，而由新聞局主辦，通常安全問題由警總審查，教育文化問題由教育部負責，國策思想部分由文工會主導，本土語言劇本則由警總負責審查，本土語言甚至被執政當局用來做為思想控制的工具，以夷制夷地醜化本土語言，台灣人的語言文化逐漸漸流失，這種現象在都會區則更加明顯。        在台北長大、讀書的客家妹蔡英文，母語說得不好，不是她的原罪，而是國民黨政策使然。沒想到「客家大老」吳伯雄竟然將國民黨的罪孽，霸道指稱是受迫害者的客家妹不對，真是蒼天何辜？

投書我希望，看到你掉一次淚

2009年８月22日，甲仙鄉各界在小林村五里埔，舉辦罹難的小林村民「88風災二七法會」，那一天，我看著翁瑞棋，「一直笑著」接受訪問；2010年6月29日，在羅興階導演的紀錄片:「爸爸節的禮物—小林滅村首部曲」映後訪問時，翁瑞棋依然「一直笑著」，接受媒體記者採訪。 未滅村前的小林村   2009年8月8日滅村後的小林(8月15日攝)   我難以形容這樣的心情。翁瑞棋是小林村滅村當天，40幾個倖存者之一，這一年，他才46歲，包括他的母親、妻子、兩個兒子、大媳婦、剛自真理大學畢業返家度假的女兒，以及頭七當天，才滿月的孫子，都在這次災難中喪生。   兩年前，在五里埔的祈福法會當天，馬英九以總統身分，第一次前往弔唁，甫離開，翁瑞棋在會場接受部分媒體採訪時，他的表情，從頭到尾，不間斷，微笑地，接受訪問，之後，他也依然保持著微笑，當時有台北來的記者還討論著：奇怪，他的家，只剩他一個人，怎麼還一直笑，這個畫面播出來，會不會很奇怪？   是啊，當時我也很納問，因為在一片哀悽、哭泣的小林村罹難家屬裡，翁瑞棋的微笑，是很突兀，但我卻是泛著淚，凝視著他的笑容，那是一種，很難理解的不捨。   兩年後，翁瑞棋從高雄北上，參加羅興階導演的紀錄片，他是片中主角之一，也是我第二次看到他，紀錄片中，他偶而略顯憂鬱，但絕大部分出現畫面，都是掛著笑容；映後，他仍然微笑地，接受媒體訪問，親切地與人打招呼。   或許，這一次，身邊多了一位，同為罹難家屬的新太太，以及剛出生沒多久的一個小女嬰，他的笑容，也似乎多了一絲幸福感，或許說，平靜感，只是，不知怎麼搞的，我眼中依然泛著淚，凝視著他的笑容。總覺得，他的笑容，自然，卻似乎少了些什麼？而我，卻不想去推測。   其實，翁瑞棋是哭過的，他在紀錄片中說，八八風災當天凌晨，他去巡視工寮回家途中，因為風雨太大，暫避鄰居家裡，最後，因為鄰居家也淹大水，他不得不走避頂樓陽台，此時，堰塞湖突如其來崩潰，霎那間，土石淹沒整個村落，他來不及看到他的家，以及他的家人，當下，他抱著陽台柱子，嚎啕狂哭。我不知翁瑞棋此後是否哭過，但很長一段時間，他曾經天天，都得靠著安眠藥才能入睡。   一個人，生命旅程，沒有經過大變化，很難去頓悟人生，但歷經滅村的小林村生返者，又是如何去看待人生？老實說，即使過了兩年，紀錄片中的所有主角，都還是憂傷的面容。   而兩次相見，都看著翁瑞棋的笑容，我還是不想去試探他的內心世界，我很願意一直看著他的微笑，但不知怎麼來著，我內心卻想著，他會不會有一次，面對外人時，當場痛哭一回；也許，我這樣想，很自私，也很慘忍。（「爸爸節的禮物—小林滅村首部曲」６月２９日首映，７月７日上午十點，最後一場仍然在台北威秀１３廳上映，羅興階及災民當天也將一起參與座談）。   兩個罹難家屬再婚後的新生命   微笑面對生命的翁瑞棋   <爸爸節的禮物--小林滅村首部曲>導演羅興階.王秀齡

投書台灣第一份以羅馬拼音書寫的報紙：《台灣教會公報》

作家黃春明應邀至台灣文學館演講，他以「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為題，否定了台語文書寫，結果遭到成大台文系副教授蔣為文的抗議，黃春明也不甘示弱脫衣幹譙。    兩人孰是孰非，雖各有立場，但從語文書寫的歷史來看，台灣人最早有文字紀錄的刊物，則是《台灣教會公報》，《台灣教會公報》前身為《台灣府城教會報》，這份刊物最早是以羅馬字書寫，直到1970年，因為國民黨政府施壓，才改為華文發行。   以下文章，轉載自本人出版的《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第二章附錄(六)：台灣第一份報紙：《台灣教會公報》 ..........................................................................................................................................................    《台灣教會公報》，前身為《台灣府城教會報》，1885年創刊，是台灣第一個大眾傳播工具，也是台灣第一份報紙，而且是至今發行歷史最久的刊物。    《台灣教會公報》是巴克禮（Rev. Thomas Barclay）宣教師自1880年就已開始籌劃創辦，當時在北部宣教的馬偕醫師生奉獻一台1872年的印刷機，巴牧師又趁翌年例假回國(蘇格蘭)，到印刷公司學習檢字、排版方法，1884年正月回台後，就把印刷機裝好，開辦俗稱「新樓書房」的「聚珍堂」，並於5月24日開始印刷，這是為台灣最早的印刷廠。          以羅馬字發行的《台灣教會公報》       接著巴牧師開始訓練印刷工人，並積極籌劃發行《教會報》，之後因中法戰爭延至1885年7月(光緒11年6月12日)，才發行第一號《台灣府城教會報》，這也是為東南亞最早並持續發行至今的報紙，也就是今天《台灣教會公報》的創刊號。     《台灣教會公報》創刊號只有四頁，第二號起就增加八頁，以後數年都出刊八頁。《教會報》早期教會是為了促進基督徒較普遍的使用白話字，所以多以推廣學習「羅馬字」為主，印刷品也是以「羅馬字」為出版物品。但因內容除了各地方教會及各學校的消息外，國內外大事也都有信息刊載，小至各地地震、火災、X光的發明，以及火煙車路(鐵路)、鋪設銅線批（電報）纜線，甚至每月都有報導戰爭的消息，連中華民國成立也報導過；此外，還有精美的銅版畫，介紹各種稀奇動物，甚或糖廠、造紙廠、煤礦場等圖文並茂的介紹，更提供了各種實用知識、國內外時事與豐富常識。林信堅，2002：163(13)     1894年，英國長老教會為積極推動文字傳道事工，捐獻一大筆錢給台灣教會蓋印刷廠。這棟古老的印刷廠就座落在現今台南神學院圖書館右前方（現已改為台南神學院之夫婦宿舍）。而在1983年，德國的教會希望台灣長老教會能在文字傳道事工發揮更大的力量，又奉獻一大筆經費蓋了現今的「《台灣教會公報》社」大樓於台南神學院在青年路頌音堂之左邊。這棟嶄新的報社大樓，除了設置書房外，並設置有暗房、製版、印刷、折紙等設備。(盧俊義，1988)         在國民黨施壓下，改以華文發行的《台灣教會公報》       但《台灣教會公報》也經過多次更名演變而來。第一號《台灣府城教會報》於1885年創刊，首先是1892年改稱為《台南府教會報》，次年又改稱為《台南府城教會報》，1905年，又改名為《台南教會報》。1928年1月，與北部中會所發行 之刊物《芥菜子報》合刊，並更名為《台灣教會報》。最後定名為《台灣教會公報》，乃是在1932年1月1日，集合《台灣教會報》、《教會新報》（高雄中會辦）、《福音報》（台中中會報）等而成的。在同年5月1日，這些合併在一起而成的《台灣教會公報》出刊，並接續原有的期數為「566期」。(林信堅，2002：164(14)；盧俊義，1988)     《台灣教會公報》的主編人，為巴克禮、甘為霖、費仁純(Mr. F.R.Johnson)、宋忠堅、龐德烈、何希仁(Rev.Hope Moncrieff)、梅監務、滿雄才、馬大闢(Rev.D.F.Marshall)諸宣教師，以後則由南部大會經營，至1942年4月由於太平洋戰事升高，日本政府因台灣教會與英美宣教師關係密切，而下令驅逐宣教師外，同時勒令停刊《台灣教會公報》，並關閉報社。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才由高金聲牧師以私人身分設法負責，當年12月恢復公報，而後高金聲牧師將公報與報社交還南部大會。1955年增加中文版副刊，至1969年止，而《台灣教會公報》自1970年，就改為中文的月刊，至1973年12月24日由月刊而改週刊，並正式定位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機關報」。(林信堅，2002：164(14)；盧俊義，1988) 1987年2月22日的「台灣教會公報」第1825期，在頭版刊載在台南神學院禮拜堂將舉行二二八追思禮拜的公告。這是與在艋舺教會同時舉行的，第一次的二二八紀念禮拜。這一期的公報並沒有寄達讀者的手中，而是在印刷所即遭到警總的扣押。理由是在當中刊載多篇關於二二八的文章，「扭曲史實」。經過整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的參與者抗議、遊行與交涉，當局終於在四月五日將該期公報重印發還。事實上，在這期報紙被查禁沒收之前，國民黨政府為了推行「國語運動」，出刊已達100多年，而且都以使「羅馬字」發行的《台灣教會公報》，1969年3月也遭到國民黨強制禁止使用「羅馬字」印行，同時派出憲警人員往聖經公會沒收「羅馬字」聖經，1970年代，更將山地原住民教會所用的原住民母語聖經、聖詩沒收。(盧俊義，1988)

投書李萬居與新聞自由-《公論報》在戰後報業發展史的角色

由台灣學者及留學生共同舉辦的「歐洲台灣青年學者人文社會學會第四屆研討會」，1月14、15日在法國巴黎登場，研討會為了紀念李萬居這位「大學長」，將特別標上《李萬居留歐前輩冥誕百十年特別紀念》。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11350   為紀念鄉賢李萬居先生110周年，特重貼收入於《李萬居先生一百週年冥誕紀念專刊》的文章---「李萬居與新聞自由-《公論報》在戰後報業發展史的角色」，以示紀念。(本文亦收入呂東熹著《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一書)   ........................................................................................................................................................................   台灣人報業文化傳承在二二人事件之後頓挫，加上言論自由緊縮，經濟惡化，辦報相當艱辛，當時雖有新報創刊，但唯一對政施政具有強烈批判性的報紙，即為李萬居先生創辦的《公論報》，在台南幫精神領袖吳三連尚未參與《自立晚報》經營之前，《公論報》是當時唯一延續了日本殖民時期，台灣文人的辦報精神的報紙，它傳承了本土報人的言論批判使命，而其命運則遠較《自立晚報》坎坷，其受到的打壓也更加嚴重。   一、李萬居的辦報經驗 李萬居在台辦報雖始於接收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新報》，並改名為台灣新生報，但早在他滯溜中國參與抗戰期間，李萬居即參與創辦《台灣民聲報》。   《台灣民聲報》中國重慶創刊，當時正是七七事變之後，留居中國的台灣抗日志士紛紛組織各種抗日團體，包括「台灣革命青年大同盟」、「台灣革命黨」、「台灣獨立革命黨」、「台灣國民革命黨」、……等團體，1940年3月，散居各地的台灣志士齊集重慶，經過商討之後，在3月29日成立「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1941年2月10日聯合會正式改名為「台灣革命同盟會」，作為光復台復台灣的宣傳橋樑。   「台灣革命同盟會」本著宣傳先於組織的認識，先在1943年4月15日創辦《新台灣》(主編林嘯鯤)，並編有「台灣問題言論集」，由國際問題研究所出版，依據資料，《新台灣》只出版了一期，「台灣問題言論集」也只見到一冊。1945年4月16日 中國抗戰勝利前2個月，國府已開始積極進行收復台灣的準備工作，「台灣革命同盟會」再創刊《台灣民聲報》，作為機關報，以配合此一新形勢的到來，由李萬居具名擔任發行人，連震東任主編人，1但在同年10月出刊第九、十期（合刊）後，即刊出聲明啟事將遷回台灣出版，惟在李萬居回台出任《新生報》社長後，均未見再復刊。2（楊錦麟，1993：93-124，李雲漢，1995：28-30，張瑞城，1995：120-121，呂芳上，1995：1-9）   (一).接收新聞事業，埋下日後坎坷命運： 　　《台灣民聲報》的經驗，是否影響李萬居於戰後擔任前進指揮所「新聞事業專門委員」接收工作有直接關聯，3不得而知，但當時李萬居原定負責接收台灣金融銀行事業，他卻捨「金飯碗」而不顧（楊錦麟 1993：141）。歷史學者，也是當時新生報兼任主筆的沈雲龍回憶說：「曾據聞台灣省行長官最初以第一、華南、彰化銀行囑李萬居任擇其一接收，但為李萬居『婉卻』，他是以興趣在新聞事業為理由，可見得書生習氣，畢竟與常人不同」（沈雲龍，1979：70）。       蔡憲崇在「望春風—台灣民主運動人物奮鬥史」一書中亦指出：「當時擺在他面前的接收事業有二：一是新聞事業—日人的台灣新報；二是金融銀行—第一、華南、彰化三大銀行之一。若選擇了金融銀行，他和他的子孫今日已是台灣有數大資本家」（蔡憲崇，1981：4），但他寧願選擇自己的興趣。以無黨籍身分當選台北市長，而與青年黨籍、時任省議會副議長李萬居成為忘年之交的高玉樹也回憶道：「台灣光復之時，一群在日治時期逃往中國的本省籍『半山』，大多跟隨國民政府回來台灣，並在長官公署之下擔任重要職位，如黃朝琴擔任省議會議長兼第一銀行董事長，游彌堅任台北市長，連震東接台北縣長，後昇任台灣省民政廳長，謝東閔接任高雄縣長，之後昇任省政府祕書長，劉啟光接華南銀行，自任董事長，陳尚文任台灣省建設廳長，均是有權勢者涉權利官位。惟李萬居接收新聞文化事業－『台灣新報』後改為台灣新生報，後來擔任省議會副議長，但未久也被換了下來。自己所辛苦籌辦的公論報，並無權利享受，可說是這批『半山』裡頭，唯一沒有牽涉政治權利的省籍大老（高玉樹，台灣日報，1998.4.9）」。李萬居接收了新聞事業，雖然造就了他日後在台灣報業及新聞自由方面的貢獻，惟也使其坎坷命運接踵而來。   （二）.青年黨人掌公署言論宣傳，遭國民黨中央之忌： 　　以書生性格接收《新生報》的李萬居，一開始並不順遂，在接收過程中，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陳儀對於《台灣新報》接收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有了衝突，中宣部希望接收《台灣新報》器材設備創辦台灣《中央日報》，以做為黨的喉舌；但長官公署顯然不同意，當時擔任宣傳委員會祕書的沈雲龍對《新生報》接收過程有以下描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於接收『台灣民報』（按應為台灣新報）後，長官公署改為新生報，並聘請青年黨人李萬居為社長，至感不滿，乃以台灣須辦黨報為由，強令分與台灣新生報的印刷機器之一半，命特派員盧冠群籌備『中華日報』，陳則以該報須設在台南為條件，免在台北與台灣新生報發生衝突，最後雙方勉強接受，打開僵局」。（沈雲龍 1988：8，廖風德 1995：220，楊錦麟 1993：141）。       僵局是打開了，但是國民黨中宣部對陳儀未予支助，已隱約所有不滿，《中華日報》創報社長，也是中宣部特派員盧冠群在「中華日報一瞥」書中回憶這段歷史說：「回想兩年前創刊的時候，真是使人有些寒心，當初我們接收了一些殘缺不全的機器，和一棟站在室內可以仰望天空的屋子，在台南荒涼的瓦礫堆裡開始發行，這種寒傖無助的情景是不難想見。……….，而員工的生活更是困苦，待遇連長官公署的一半都不到，……..。」（廖風德，1995：220-221；盧冠群，1972：183-184）。沈雲龍也曾談到陳儀對媒體積極掌握，讓中央對其有所不滿，在中央黨政與人際關係亦極不圓通，甚至不惜與中央對抗，嫉之者還以「台灣王國」稱之，且因此對省政造成影響。（廖風德，1995：221；沈雲龍，1988：8）       陳儀除在媒體接收與國民黨鬧得不太愉快外，他大量進用青年黨人也引發了後遺症，當時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主委夏濤聲、秘書沈雲龍、《新生報》社長李萬居、朱文伯等重要宣傳幹部，都是青年黨人。時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的李翼中，對陳儀長官公署主控下的宣傳機器為「異黨操縱宣傳」、「宣傳授人以柄」相當不滿，直指：「公署之宣傳委員會，即為政府之宣傳神經中樞，竟付青年黨夏濤聲」，他也質疑陳儀：李萬居為青年黨員，「新生報為政府喉舌，李氏能勝任否？」（李翼中，1992：404-406），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事變之後，李萬居雖未遭到逮捕或殺害，但已注定其在《新生報》地位被架空的前兆。     二、新生報社長被架空：     李萬居接收《台灣新報》，改為《台灣新生報》，雖然初期遭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作梗，但在陳儀的堅持下，李萬居在10月5日隻身赴任，接收被國民黨要走的另一半的機器，且僅僅用五天的時間（10月10日）先行創辦《台灣新生報》中文版，10月25日正式發行《台灣新生報》，至1947年初當時包括《台灣新生報》，台灣已登記的報紙共28家。（陳國祥、祝萍，25-29；楊錦麟，1993：143-146；李炳炎，1986：187）   　　《新生報》在1945年10月光復之初，發行量高達17萬5千份，是當時台灣第一大報，次年《中華日報》在南部創刊後，「不僅打破了新生報的獨佔局面，還形成新生、中華兩報南北對峙之局，雙方均力求改革，競爭激烈。其後和平日報台灣版在台中創刊，由於和軍方的關係，在部隊裡擁有不少讀者，遂又成三足鼎立的形勢」（陳國祥，1987：26-28）。但到了1947年1月，《新生報》的銷路已下跌至七萬三千份。   　　這樣的變化，主要是當時正是「二二八事變」前夕，台灣全台民眾對當局的不滿，也反映在公營報紙的發行量上，而這個局面也已經不是李萬居一人所可抵擋（楊錦麟 1993：146）。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當時的《新生報》因受到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壓力，總編輯吳金鍊原先不敢刊登事變過程，惟在憤怒群眾揚言折除報社招牌情形下，才由社長李萬居出面，答應群眾要求，並在翌日《新生報》版面上，以數百字刊出二二八事變經過（楊錦麟 1993：183-184）。然而，《新生報》雖然翔實報導當時混亂的狀況，極力泯除造成衝突的各項因素，但李萬居以非執政黨的青年黨員而握有輿論機關，終為執政當局所忌諱。（謝德錫，1988：166，蔡憲崇，1981：4）   　　事變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台灣省政府，中央任命魏道明為首任主席，李萬居原與魏道明、鄭毓秀夫婦在法國留學時即已相識，依常情而言，其《新生報》地位原應鞏固，但李萬居「畢竟是異端份子，而又握有本省言論界牛耳，總得要防患未然」（沈雲龍，1979：72）」。在魏道明到任不久，即將《台灣新生報》改組為公司組織，推李萬居為董事長，魏道明另派其親信常之南為總經理，李實際已被架空為有名無實的董事長（沈雲龍，1979：72；蔡憲崇，1981：4；楊錦麟，1993：196）。李萬居不堪這種「有名無實」、「有職無權」的冷凍生活；加上二二八事變之時，李萬居儘管身兼省參議會副議長、《台灣新生報》社長、國大代表等重要職務，但在3月的某日仍被大批軍警強行押走，並被扯掉國代徽章，後經急電行政長官公署派憲兵來解圍，才倖免被捕。李萬居雖倖免於難，但他的《新生報》同仁被捕的被捕，失蹤的失蹤，可查證者包括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總經理阮朝日、印刷廠長林界、高雄分社主任邱金山、嘉義分社主任蘇憲章，加上其好友宋斐如等人被捕槍殺，甚至屍骨無存（楊錦麟，1993：196），這樣的政治情勢與發展，強烈震憾著李萬居，並促使他在政治上逐漸與其他「半山」走向不同的從政之路，也讓他下定決心，開始集資創辦純民營的《公論報》。   三．公論報的堅持與命運： 　　《公論報》創刊1947年10月25日，李萬居任社長，發行人為陳祺升，蔡雲程任總稽核，陳其昌任總經理，編輯部陣容堅強，由鄭士壠任總編輯，李福祥為副總編輯，倪師壇總主筆，採訪主任為名記者于衡，均為一時之選（楊錦麟，1993：198）。在言論表現上，並不懼白色恐怖的政治打壓，始終保持獨立的言論。   (一).《公論報》補白二二八事後言論自由空窗期： 《公論報》自創刊起，就一直常鬧經濟恐慌，一方面因為物價波動，造成經濟上的困窘，使得許多報紙均朝不保夕，另一方面「二二八」之後的1947年至1949年間，可說是公營與黨營報紙佔盡優勢時期，使得民營及地方性報紙經營更為困難，1949年國民黨政權遷台後，其他公營及黨營報紙又竟相移台，沒有後援的民營報紙，幾乎都在停刊的邊緣掙扎（陳國祥，1993：149）；最嚴重的是台灣省布戒嚴令，接著頒布「台灣省新聞雜誌資本限制辦法」，又陸續發布多種限制言論自由的法規，同時對報業實施紙張配給政策，造成報業發展莫大威脅。（陳國祥，1987：49-51；楊錦麟，1993：199-201）   儘管環境如此艱辛，但《公論報》的創刊，無可諱言是「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報業史，甚至於政治上生活中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公論報》發行十餘年期間，「不僅補上了黨外民主人士言論上一段較為空白時期，同時對於台灣政治亦頗多凱切的建言，對於執政黨亦起了督促作用（李南雄，1981：89）」，尤其是台籍人士於「二二八事件」後，紛紛退出報業經營之時，《公論報》在1947至1949年這段風聲鶴唳的大逮捕時期，也是其在言論市場中最為風光的黃金時代，由於報導詳實，立論正確，而嬴得「台灣大公報」的盛譽；在此時期雖然也有台籍人士如謝東閔、游彌堅、林頂立等人創辦《全民日報》，但影響力則遠在《公論報》之下。（蔡憲崇，1981：5；楊錦麟，1993：198）      《公論報》在「二二八」後的「清鄉」白色恐怖最緊張時創刊，言論立場仍保有獨立精神，因此反映熱烈，也給輿論界帶來一股清新氣息，「內容種種均極為叫座，社論極受讀者歡迎」。尤其那時台灣的報紙多半僅抄收中央社電訊，唯有《公論報》國內外要聞，除收中央社電訊外，並有美聯社、合眾社的消息，在當時的報紙是一種創舉，因此《公論報》時有獨家新聞，加上社論令人有快人快語之感，無形中對整個台北新聞界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該報創刊後，除言論頗受重視外，發行也相當可觀。在1951年底時，除黨公營的《中央日報》、《新生報》及《中華日報》南北版外，民營報中，就屬《公論報》銷量最大。（陳國祥、祝萍，1987：36）   　　可是，這樣一份銷路最大的民營報紙，為何落到最後被迫易手呢？論者皆謂李萬居不善理財，導致《公論報》陷入困境，沈雲龍即說：「李萬居是個君子型的讀書人，出之以言論報國，但對報紙企業的經營觀念，卻異常缺乏」（沈雲龍，1979：73）；此外，他出身貧苦，對金錢並非不知其重要，但卻能濟人之急，而有千金散去還復來的豪情勝慨，以致報社經濟情況無時不感拮据，負債愈重。曾任《公論報》台中分社主任兼記者的前省議員何春木說：「早期公論報報導方針正確，受到台灣社會各方面肯定與贊譽，但經營不善，被迫關門」（何春木，1995：123）。參與《公論報》創辦的李萬居好友張耕陽也曾回憶說：「李萬居一向視錢為阿堵物，也不是善於斂財的人，自己袋中時常無分文」﹑「交遊甚廣，與人相處，不存芥蒂，且急人所難，所以人情多，報社安排人事上，不免出現冗員（過）多的現象。用人方面亦有不當之處，………，以至報社虧空七、八十萬，財政告急。」（楊錦麟，1993：203）   　　這些看法均有其事實一面，但卻也忽略了國民黨政策性的扶植黨公營報紙，造成競爭上的不公平，尤其在政治正確上，又極力打壓不利於國民黨統治的民間報業，特別是本土報業人士創辦的報紙。   (二).國民黨對公論報的打壓： 《公論報》時代，正好是國民黨言論管制最嚴苛的時期（1946-1963），在「恐共」、「防判」心理下，新聞界有著「寒蟬效應」，國民黨及公營報紙在設備、財力及人力方面盡佔優勢，國民黨營的《中央日報》幾乎掌控所有政府機構及民間團體市場；《台灣新生報》是台灣省政府屬下刊物；《青年戰士報》（已易名青年日報）是針對軍中特定對象發行；《中華日報》（南部版及北部版目前已撤銷）亦佔有不少市場，不但形成「一言堂」現象，相對於民營報紙，當時力求表現獨立自主的《公論報》和《自立晚報》，雖力圖維護報導與批評的權利，但因財力不足，又備受環境壓力困擾，故經營不易。（彭家發，2000：169）   　　所謂環境壓力困擾，即是政治上打壓及經濟上的封鎖，如紙張配給、貸款、甚至廣告、訂報的不公平，都造成民營報業競爭上的艱辛。而《公論報》的命運坎坷，更遠甚於《自立晚報》，李萬居最後官司纏身，《公論報》產權被奪，報紙不幸停刊，人也鬱鬱而終（陳國祥，1987：78）。蔡憲崇指出：「自38年大陸淪陷後，許多報紙遷台，而像公論這樣立場始終如一，批評政府措施毫無顧忌的作風，便常為執政者所忌諱，它的編輯、記者便常犯言忌而鎯鐺入獄，而經濟上的打壓更是處處可見，對公營企業員工訂閱的調查、禁止訂戶的增加、印刷白報紙的漲價、…….，無一不是公論報致命傷」（蔡憲崇，1981：5-6）。前台東縣長，曾在台東縣辦過《公論報》業務的黃順興也有相同經驗：「國民黨蓄意迫害公論報，自由企業下的報紙如非擁有廣厚的廣告費收入便無法生存。而國民黨又命令不准在公論報上刊登廣告，公論報於是成為島內唯一不登廣告的報紙，而沒有廣告來源就意味死路一條」（黃順興，1990：110），這種經濟上的打壓，遠遠超過李萬居不善於理財性格，對公論報影響不知幾十、幾百倍，然而最大打壓，還是對編輯、記者的恐嚇，甚至監禁。   (三).新聞界紛紛被關、判刑，公論報尤甚： 　　戒嚴時期，因言論觸怒當局被停刊時常發生，「公論報創辦伊始，即表現了不為權勢所屈之強項性格，而成為當局眼中釘，民國38年4月25日，保安司令部以其刊載台灣省人口失實為由，勒令停刊3日」。（陳國祥、祝萍，1987：78）     二二八事變除造成一大批新聞記者被逮捕、失蹤，在事變之後，這種恐怖的陰影一直存在，在那個年代，幾乎每一家報紙都有記者遭到迫害，《公論報》記者則是白色恐怖時期，被迫害次數及人數最多的報紙，李萬居在1959年的省議會質詢中，就曾非常悲憤地提到好幾件案例。   李萬居在省議會質詢中提出「我的呼籲和抗議」時指出：4「《公論報》是我本人所創辦的，也是唯一台灣人所創辦的報紙。這些年來，本報被迫害的情形，真是一言難盡。本報副總編輯李福祥以莫須有罪名被治安機關拘禁達三個月；編輯阮景壽被禁錮1年1個月之久；總主筆倪師壇於1957年11月被逮捕，至今仍未恢復自由（後來病逝獄中）；總編輯黃星照、編輯陳秀夫和記者江涵，被國防部控以妨害軍機的莫須有罪名，各被判處徒刑；在各地的業務人員和記者也常被迫害，如東勢營業主任兼記者劉枝尾，以甲級流氓的罪名，被監禁於屏東縣小琉球海島上；礁溪記者兼營業主任張光熾也曾被拘禁過，嘉義辦事處副主任童金龍則被處以二年半管訓。」（王文裕，1997：106-107；楊錦麟，1993：352-353）   之後，1961年7月26日，《公論報》記者張建生被綁架恫嚇案，算是記者被迫害案件中情節最輕微的，但已經足以使被害人整整作了30年的噩夢。張建生當時主跑政治新聞，事件發生的前一天正好有一個這類敏感性新聞，特務在當天晚上曾打電話威脅他不要報導，他基於《公論報》一貫的報導風格，予以拒絕。26日一大早，特務機關看了公論報」，立刻派四名特務在上午七點多鐘來到他家，將他綁架上一部吉普車，戴到台北三張犁公墓附近，進行祕密審問，直到深夜11時才釋放。       在一整天的審問過程中，雖然沒有足以致命或造成外傷的殘酷刑求，不過，拳打腳踢、不給水喝，和吃東西，精神脅迫和凌辱，甚至以手槍威脅說要將他當場擊斃丟在公墓餵野狗等等手段，全部都施展出來，企圖脅迫他承認是為中共臥底工作。事件後不久，張建生就向《公論報》辭職，前往香港定居，經過一段不短的時間休養，才在香港的《自由報》繼續擔任新聞採訪的工作。（楊錦麟，1993：253）     1962年1月，李萬居在台灣省議會第二屆第四次大會的質詢中，提過此一事件，強烈質疑國民黨政權標榜有人權保障的謊言，他同時提到了另一個案例。在張建生被恫嚇脅迫事件的同一年12月27日，《公論報》的另一名記者許一君（亦名明柱），1961年12月27日外出，突然被特務挾持，從此下落不明，他的父母在苦等他30多年都，看不到他的屍骨之後，淒苦抱憾而病逝。許一君是一位傑出的新聞記者，特務對他的報導早就多次提出警告；李萬居和雷震等人積極籌組政黨時，他曾熱心參與協助，『中國民主黨』的黨綱、黨章的初稿就是由他所撰擬，5當年知道內情的新聞界人士，大多推斷他已經遭特務暗算了。（楊錦麟，1993：305、353；邱國禎，2007：333-334）   《公論報》創辦人之一，曾任《公論報》總經理的陳其昌，因該報會計主任，1949向陳其昌借了三千元，「白色恐怖」時期，這位會計主任去自首，承認曾是台共組織人員，情治人員問他，錢是向誰借的，他說：是陳其昌，陳因此在1953年被依資匪罪名，判無期徒刑。（楊錦麟，1993：257、352；高晟，《悼念陳其昌老先生》）。   (四).組黨事件，加速「公論報」被迫停刊： 　　1947年9月李萬居辭去《台灣新生報》董事長，10月25日自行創辦《公論報》，至1961年3月5日宣佈暫時停刊為止，不包括經營權易手後的時間，共計生存了13年。   作為獨立經營的民間報紙，《公論報》走上停刊之途，原因或許如歷史學者沈雲龍所言：除了對報紙缺乏企業經營概念，以及太過信賴別人，導致被國民黨籍台北市議長張祥傳為首的財團，勾結報社內部其信賴的朋友，佈下有計劃的經濟陷阱，以取得左右股東會的權力，進而利用官司搶走《公論報》的發行權（沈雲龍，1979：73），甚至如新聞實務界的陳國祥所強調李萬居，「不諳業務經營」之道、「經營不善」（陳國祥、祝萍，1987：79），以致這份立場超然，言論強悍而廣受讀者歡迎，發行數字曾一度名列第一的《公論報》，卻不得不走向停刊的命運。       但「不諳業務經營」之道、「太信賴別人」，並非完全是《公論報》敗戰之罪，真正造成《公論報》停刊的主因之一，是當時國民黨透過黨國體制對媒體的操控與干預，1959年李萬居為應付財務難關，《公論報》進行改組，李萬居重演《新生報》被架空權力的命運；在《公論報》的產權紛擾之際，也正是中國民主黨如火如荼籌組期間，為避免《公論報》成為新政黨的機關報，李萬居遭到執政當局的不斷打壓，最後導致《公論報》不得不於1961年3月5日停刊。可以這麼說，李萬居參與雷震「中國民主黨」的創黨事件，才是這份一直在多災多難中煎熬的《公論報》，難以為繼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萬居從1946年當選省參議員起，1951年又連續當選三屆臨時省議員，1959年再連任三屆省議員，議會問政時間長達廿一年之久。除了民眾請託、各項為民服務外，長期關注人權保障、新聞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司法獨立等問題，人稱省議會的五虎將之一。1947年創辦《公論報》並揭示「民主自由的精神」，除了報刊上的堅持、呼籲外，他也積極參與民主改革運作，1957年參加無黨籍、青年黨、民社黨人士舉辦的「選舉改進座談會」及擔任「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七十八位發起人之一；1960年，參與雷震等人籌組的「中國民主黨」，以進一步落實政黨政治，促進台灣的民主自由。但籌組中的中國民主黨，於1960年9月4日成立前，以雷震為首的《自由中國》雜誌相關人士均遭到逮捕，自由中國也隨之停刊（楊錦麟，1933：313-318；謝德錫，1988：170-171；），功敗垂成的「中國民主黨」除宣示國民黨剷除異己的決心，也宣告《公論報》被封閉的命運。       《自由中國》是一份主張民主憲政的自由主義刊物，在1949-1960年的台灣，也是台灣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刊物。當時台灣十分注意民主憲政問題的報刊，除了《自由中國》以外，尚有李萬居主持的《公論報》、青年黨的《民主潮》及民社黨的《民主中國》。《自由中國》未停刊之前，它與《公論報》都是當時重要的在野言論重鎮，研究雷震思想的薛化元指出：「當時台灣的民主運動言論，主要的在野言論有一報三刊，即李萬居的『公論報』、雷震的『自由中國』、民社黨的『民主中國』、青年黨的『民主潮』，而雷震主導的『自由中國』是其中的佼佼者。」。（薛化元，1998.7.3）   《公論報》在雷震、傅正被捕，《自由中國》被迫停刊後，理所當然地成為新黨的與論宣傳喉舌，他無懼當局的種種威脅、打壓，據實地報導和反應雷震、傅正被捕真相及新黨動態，且對當局提出嚴厲的批評，它甚至也批判國民黨當局「司法配合國策」，「司法成了政治的工具」，當時台灣民眾多半是透過《公論報》獲取海外輿論對雷震案的反映及新黨組黨訊息，《公論報》同時揭露國民黨當局企圖分化、瓦解籌組新黨人士的陰謀，這樣義無反顧地站在營救雷震及籌組新黨的前列，而預定的「中國民主黨」，李萬居又是內定的「組織部長」，《公論報》在宣傳輿論上取代了《自由中國》地位的同時，國民黨對雷震採取「殺雞儆猴」的策略，也運用到李萬居身上，國民黨以「釜底抽薪」的方法，向李萬居視為生命一部份的《公論報》下手（楊錦麟，1993：323-332），《公論報》改組、發行權涉訟事件即是國民黨一連串手段的佈局。   1959年，李萬居為應付經濟困難，商請參與《公論報》創刊的蔡水勝（總經理）、陳祺昇（首任發行人）再行增資合作，國民黨即利用這個機會，運作國民黨籍台北市議會議長張祥傳加入經營，並將《公論報》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此次改組，已注定《公論報》被迫關門的厄運（陳國祥、祝萍，1987：80），因為緊接著張祥傳掌握過半數股權，並以債逼迫李萬居交出經營權，在1960年7月1日進一步逕行宣佈改組，由張祥傳擔任社長，李萬居為董事長，因李萬居不承認這次改組，遂演變成「公論報改組糾紛事件」，張祥傳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判決李萬居將《公論報》發行權交出，1961年，3月3日，高等法院判決李萬居敗訴，5日李萬居即宣布《公論報》停刊。《公論報》被國民黨以司法手段強行封閉，台灣就成了被外國朋友瞧不起的，沒有新聞自由的落後地區」。(陳允中，1978：14)   這場官司的敗訴，「本質上是一場政治官司，是當局在逮捕雷震、傅正，迫使『自由中國』停刊，導致中國民主黨流產，並藉此封殺公論報，剝奪新黨人士最後一塊輿論陣地，進一步迫害李萬居的政治陰謀」（楊錦麟，1993：362），李萬居在《公論報》被迫易手三年半時說：「公論報的官司是一件政治事件，政黨不應涉入私營報社所有權的漩渦裡…..，大家也都清楚，社會上連公論報的影子都不見了，更談不上對國家民主有什麼貢獻了」（賴佳慧，2001：146；楊錦麟，1993：363），這一份台灣報業史上獨立性與批判性最強的報紙，轉到了國民黨議長張祥傳手上，雖曾一度復刊，不旋踵即停刊，1969年，《公論報》最後在1951年被《聯合報》收購，成立了的「經濟日報股份有限公司」，並由《聯合報》董事長王惕吾兼任發行人，《聯合報》社長兼董事長范鶴言，《聯合報》發行人林頂立任常駐監察人。（黃麗飛，1975：302-303)   李萬居戰後從中國大陸返台，寧願放棄接收金融事業的利權享受，而選擇《台灣新生報》，甚至在晚年面臨房子被燒，《公論報》被關閉的雙重打擊也不改其志，李萬居的長子李南輝回憶父親後半生心血創辦的《公論報》要關閉時，國民黨中央黨部曾開價五十萬美金要收購《公論報》，並許以董事長職銜，但李萬居都未答應，「當時我們大家坐在花園裡討論，覺得大勢已去，我記得父親的秘書說，這五十萬不拿白不拿，五十萬美金當時在台灣大概連五十棟房子都買得到（錢很大），又可以做董事長，應該勸父親接受，於是大家就推我去勸父親。結果我去說了之後，被父親罵了一噸，父親說他回來台灣有一個心願，希望作政府和人民的橋樑，替老百姓性講話，為了這個理想，報社寧願關掉，也不拿別人的錢，《公論報》於是在1961年易手。當時我覺得父親『笨笨的』，但是現在想起來，知道這真的是不容易。」（李南輝，2001：46），前民族報（聯合報前身之一）、《經濟日報》總編輯林笑峰也說：「以民營報紙來說，當時由李萬居先生經營的公論報，也是一家很有前途的報紙。因為公論報是被政府允許言論及新聞報導尺度最寬的報紙，可以想像得到，如果公論報能夠抓住了特權和保護機會，哪有不成功的道理？」（林笑峰，1993：73）；前《大華晚報》發行人兼社長耿修業也回憶說，民營報業最值得紀念之人，就是《公論報》發行人李萬居先生：「我們稱他為李萬老，他屬青年黨籍，對本黨（國民黨）及政府一直處於反對立場。……，可是處同業之間，李萬老謙虛和藹，道地的中國書生，……，以李萬居先生他當時的地位以及他的學養，對政府只要稍稍遷就點，變通點，相信必可獲得『回饋』，公論報可以成為大報，萬老可以成為報壇鉅子。可是他寧折不屈，不變初衷」、「對李萬老可以抄襲兩句話相贈：『士於危疑震撼之中不變其節；事於風雨飄搖之際而不變其志』此之為真正的讀書人，真正的新聞記者」。（耿修業，1992：35-36）在當時時空環境下，這樣特異獨行與節操，當然很不容易，但若回顧其回台與其他所謂「半山」對比，其所作所為似乎也不足為奇。   在《公論報》停刊後， 1978年也與《公論報》命運類似的改組事件《台灣日報》，改組因素之一的前《台灣日報》採訪主任吳哲朗，在《台日》改組前一日離職時，向曾任《公論報》編輯，時任《台灣日報》副社長兼總主筆蔡少伯辭行，蔡少伯感慨地說：「台灣日報今天的遭遇，就與當時的公論報一樣」，吳哲朗則認為，《台灣日報》與《公論報》不能相提並論，他說：「第一，在新聞尺度上，台灣日報還遠不及當時的公論報；第二，公論報老闆李萬居先生堅持原則，寧願報社被封掉也不向國民黨要求分文的補償，以示其志，但台灣日報老闆傅先生（傅朝樞）拿了八千萬（另有一說一億五千萬），後來遠離國門，這是最大的差別」、「李萬居先生雖已作古多年，但他的風範、他的志節，至今仍留在千千萬萬民眾的心目中，這一點絕不是八千萬或一億五千萬有形的金錢可以買到的！」（吳哲朗，1978：33-34），這樣的志節，當然就如同當年他回台接收新聞事業，捨棄金融銀行的節操一樣，始終如一。   四、《公論報》停刊，也是黨國體制控制下的必然： 《公論報》被迫停刊，主因之一是國民黨當年為了阻止新黨人士的組黨，除了干預李萬居《公論報》的經營，讓其無暇他顧，新黨其他重要人士也均遭到威逼騷擾，如吳三連參與組黨後，國民黨即透過他的友人表示要收回台南當企業的貸款，逼著他不得不退出活動，暫時離開台北前往日本，新黨三位發言人之一、時為台北市長的高玉樹，雖無私人企業，但因任市長，拆除違建得罪不少人，被告到法院，他因此案半個月內被傳訊達四次，讓其官司纏身（高玉樹，1998；張忠棟，1990：143）；1963年4月2日，「時與潮」月刊因刊登雷震「獄中詩」而遭停刊一年。不過即使沒有組黨的事件，《公論報》的言論的批判性，對於國民黨威權政體下的「黨國體制」媒介壟斷政策，即使沒有「組黨事件」，國民黨仍然會藉由其他事件來打擊《公論報》。（本文發表於「台灣民主與新聞自由的光源學術研討會」，收入於《李萬居先生一百週年冥誕紀念專刊》(謝坤銓編)， 2001） 1 主要撰稿人，除李萬居、連震東外，還有台灣革命同盟會及台灣黨部的幹部謝東閔、謝錚強(也 是台灣義勇隊編輯通訊組組長)、林忠、劉啟光、謝南光(即謝春木)、吳金城等人，後來都成為 回台接收的重要「半山」人物。 2 另外，在中國大陸成立的「台灣義勇隊」，為了訓練和宣傳需要，曾先後出版《台灣先鋒》月 刊和《台灣青年》旬刊。《台灣先鋒》原為「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機關報，於1927年創刊， 由林文騰主編，僅出版一期，原件今已散佚。「台灣義勇隊」為承襲青年團的志業，準備續作光復台灣的先鋒，而於1940年4月在浙江金華仍以《台灣先鋒》為名作月刊形式刊行，制1942 年底共發行10期，內容包括社論、專欄、台灣少年團的活動報導、台灣通訊、文藝等。繼《台灣先鋒》之後刊行的《台灣青年》，則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義勇隊直屬分團的機關報，台灣義勇隊本部於1942年10月遷設福建龍巖，並於1943年元月創刊《台灣青年》旬刊，該刊至少發行63期(最後一期1944年7月8日出版)，專欄刊登了吳鐵城、梁寒操、謝東閔、丘念台、宋斐如等人的專論，為復台運動做呼籲，復刊「新台灣」提供義勇隊原抒發意見；習作園地則為少年團留下撰稿的空間。(張瑞城，1995：121-122) 3台灣省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職員中，有關新聞事業接收人員包括：新聞事業專門委員李萬居(調查監視並準備接收)、廣播事業專員林忠(宣傳)、林柏忠(宣傳)；《中央通訊社》葉明勳(採訪)、上海《大公報》費彝民、《大公報》李純青、《中央日報》楊正和、攝影記者林世璋、譯電員樓綏校(電報)。(台灣警備總部，《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總報告書》，民國35年，頁3-6) 4這是李萬居在台灣省臨時省議會時期，引起極大震撼的一次發言，1959年1月第三屆臨時省議會第四次大會上，總共多達22項的質詢，當時正值他與雷震等人籌組中國民主黨，遭到當局刻意打壓，其創辦的《公論報》正面臨淪入他人之手的危機，因此這份措詞強烈的發言稿，不僅是研究李萬居生平思想和事蹟的一份重要文獻資料，也是在野民主人士對當時政治環境的總檢討。 5不過，根據傅正在「團結、組黨、爭民主—為紀念郭雨新先生過世一周年而寫」的說法，民主黨黨綱、黨章初稿，為夏濤聲所擬，再交由傅正修改，與楊錦麟的說法不同，本文收入郭惠娜、林衡哲(編)，《郭雨新紀念文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92。

投書兒子被近似凌虐的霸凌，我選擇了原諒----一位家長的回應

(備註:本篇不是我本人的故事,而是一位家長寫信給我,我幫他貼出來而已)   一般人都把孩子被霸凌的地點認定為學校 我的孩子卻是在補習班被霸凌 兒子在國三上 我把他送到一個頗富盛名的補習班參加基測衝刺班 有一天晚上 兒子哭著說他不要補習 那是好不容易才擠進去的班 我以為他是覺得壓力大或偷懶 後來 他寫了一封信給我 敘述他上一回補習遭受到同學的欺凌 並且仔細的描述過程和他的心理路程 他說 想到就怕 看到那個人就怕 我難以想像一直都保護得那麼好 載進載出的兒子 竟然會遇到近似變態的凌虐 不敢全然相信 整晚我都沒有睡 等到補習班開門的一刻 要求班主任給我真相 沒有錯 監視器的錄影帶我沒親眼看到 班主任說我的孩子沒有說謊 當場我很生氣 想找那個孩子來問為什麼 補習班要求讓他們先了解 結果我知道的訊息是 那個孩子是家族中唯一的男孩 家大業大壓力大 他承受不了長輩給的壓力 有了病態的表現 他知道他傷害了別人的事被戳破後 竟然蜷縮在角落裡全身顫抖的哭泣 那是補習班老師告訴我的 那一幕映在腦海中令我很心疼 兩個都是很優秀的孩子 沒有處理好對兩個孩子都不好 當下我選擇原諒 我希望孩子是別人生命中的貴人 對方家長是名醫 這件事的發生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孩子病了 我沒有和對方及家長見到面說到話 不要他們的道歉與賠償 因為我知道 他們內心的創痛比我更嚴重 我拒絕了補習班的道歉 並且要求他們讓這個孩子繼續上課 因為此刻是他最脆弱的時候 被退學反而是一種罪行的宣告 孩子需要的是療傷治癒 沒有處理好而引發身心疾病不但毀了孩子 也毀了他們家庭 我也不要補習班的補償 只要他們對那個孩子多付出 很多人會覺得藉機要求補償很合理 否則就訴諸媒體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不希望發生類似的事 何必再有任何一方受到傷害 至於自己的孩子 不要再補習了 自己唸書就好了 我和先生一起協助他走出陰霾 走向海闊天空 這一件事情的發生 也讓我覺悟到 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長 比上第一志願還重要 聽說 那一個小朋友並沒有如家人的期待考取理想的高中 可是 很健康 很平靜 我的孩子也沒有考取前幾志願 可是我們親子關係很好 享受生活的樂趣 這一件事放在心裡一年 開始時我心中的痛與內心的煎熬 難與為外人道 近來 隨著霸凌話題的延燒 竟然我也可以很理性的敘述完整起事件 我想我也走出來了

投書我是某國中地下校長的恩師--賴老師的信

最近心情不錯 消息傳來 我帶過的畢業生現在是某國中的地下校長 學校歸他管 他今年國二 校慶時回來看我 告訴我附近三所國中的大哥都聽他的 如果有學生不聽話 打聲招呼就可以了 原來我是地下校長的恩師 頗有份量的 唉 哭笑不得啊 政治人物不是說 艋舺讚嗎 現在艋舺就在台灣各個校園上演 真是讚讚讚 從小學 孩子一有偏差行為或不順他們的意 老師要處理 家長就介入 民意代表就介入 媒體就介入 老師懶得管 以前國中生才會有的偏差言行 現在年齡已經下降到小學高年級 很棘手 學校有一個默契 教室內導師管 教室外學務處管 走出校門不要管 走出校門才是問題的開始 管區警局說那是少年隊管 少年隊說學校通報才處理 所以 最後就是沒人管   國中 是孩子最叛逆的時期 又有升學壓力 學校把功課好的歸為好學生 功課不好的歸為壞學生 好壞學生在學校受到的關愛程度是不同的 所以 課業落後的孩子就用偏差行為來嗆學校 以肯定自己的存在 孩子功課不好有許多原因 包括飯都沒得吃或在校受到欺凌 只好找人或幫派依附解決問題 這些問題學校內不會有人替他們解決 學校裡師長們都很忙 忙著考主任校長 忙著校務評鑑 忙著加強好學生的功課 忙著帶資優生去參加比賽 忙著舉辦各種風光的活動 這些孩子是燙手山芋 只會給學校惹事生非 沒有任貢獻 事實上 行為偏差的學生人數 已經不是少數 在研討教育問題時要把他們的問題納入

投書案情詭異的連勝文槍擊案

11月26日晚上，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長子、也是該黨中常委連勝文，在國民黨籍新北市市議員候選人、也是現任台北縣議會副議長陳鴻源的造勢會場，遭到歹徒槍擊，造成一死一傷，無庸置疑，這起槍擊案的確影響國、民兩黨的五都選情，讓原本預估至少可拿下三都的民進黨，最後僅能守成，固守南二都。 這起在選舉造勢會場槍擊案，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絕對是個嚴重的治安問題，畢竟，歹徒公然在眾目睽睽的候選人造勢會場行兇，不管是執政的政黨或者是負責治安的警政首長，都應該要負起責任，荒謬的是，最後，卻反而由在野的民進黨受到懲罰。 依常理判斷，不管這起事件背後是否有政治動機，或者只是單純因利益糾紛所引起治安事件，從槍擊案發之初民進黨人的憂心，以及選後的實質結果，都很難有理由會讓人相信，原本選情看好的民進黨會與這起事件扯上關係。 那槍擊案背後的真正動機與原因是什麼?先讓我們來回顧本案兩位當事人的說詞： 一、在選前之夜槍擊連勝文的嫌犯林正偉，26日案發被捕之時，明確地表示：「我要打陳鴻源，但認錯人了(打到連勝文)」；至於為什麼要打陳鴻源，因為警方當場制止他講話，所以除了前述公開的證詞，到目前為止，其他有關嫌犯的說法都是二手傳播。 二、不過，在林正偉被板橋地檢署收押禁見之後，被害人連勝文卻透過助理轉述，而且推翻了林正偉的說法，連勝文說：「在槍擊之前，他清楚聽見歹徒對他大罵三字經，而且還喊了他的名字」，隨著連勝文的說詞一出現，包括永和當地里長、以及其他人士，也紛紛出來證實「有聽到嫌犯大叫連勝文的名字」，媒體也集中火力，將焦點轉向槍擊對象是針對連勝文而來。 很明顯，從這起槍擊案相關當事人的說辭來看，已出現兩種說法：1.誠如嫌犯林正偉所言，目標是陳鴻源；2.如連勝文所言，嫌犯槍擊目標是針對他而來。當然；當然坊間傳言另有第三種說法，可能與選舉期間的地下賭盤有關，故意製造事端，影響選舉結果；也或許還有其他因素。 所謂「案重初供」，先從嫌犯林正偉最初的供詞來分析，他說槍擊目標主要是針對候選人陳鴻源而來，為什麼是陳鴻源?事實上，陳鴻源不是重點，重點是在他的父親陳明雄，根據警方的說法，嫌犯最初被捕時供稱，因為他與陳父曾有土地建案酬金糾紛，數度找陳父解決，均不得要領，所以才選擇在造勢會場行兇，估不論供詞真實性如何，以陳家在台北縣的背景，這個供詞多少有其合理性。 與文山幫的羅福助、許再恩、鄭逢時，海山幫的劉家，發跡於蘆洲、三重的三重幫林家、蔡家，甚至是淡水的麥家，中和呂家等頭面人物相比，陳明雄在台北縣不算是最響叮噹的政治人物，但卻是北縣重要的政商實力人士，國民黨籍的陳明雄不但是永和最大派系－中南派掌門人，他本身又擔任過台北縣議員，也競選過國大代表，他的兄長陳火，在永和市擔任多屆里長，同時也長期擔任台北縣里長聯誼會會長，近年又就任彰化縣旅北同鄉會會長，人脈相當廣闊，加上個性豪爽、處世圓融，近年也積極栽培兒子陳鴻源，陳鴻源原為永和代表會副主席，後又三連任縣議員職務，也是最後一屆台北縣議會副議長，陳鴻源本身也和民進黨籍的台北縣前副縣長林錫耀，以及與多位國民立委交好。 事實上，陳明雄與彰化縣旅居新店市的羅福助家族的發展十分類似，陳家是彰化縣旅居永和的外地人士，羅、陳兩家卻能在以公教為主的新店、雙和地區呼風喚雨，一方面可能與兩人出身背景類似，但最主要是與兩人都與營造、建築業有關。(有關陳明雄家族的崛起，另文介紹) 從嫌犯最初的供詞，因為與候選人父親陳明雄為了建案酬金糾紛而行兇，是有其合理之處，但亦有人質疑，不排除他是因為預謀犯罪(同情連勝文者為主)，而事先以陳鴻源的家族背景為掩飾，但實際上還是以連勝文為目標，這也與目前連勝文的說法一致。 老實說，依嫌犯林正偉的供詞分析，本案案情反倒單純，畢竟從事建築、營造者，難免都要與黑道有所往來，中天電視29日獨家播出，槍擊現場一名出身特種部隊的黑衣人劉振南，出面壓制兇嫌林正偉，劉某雖是中和呂家的親戚，但他本身也是前竹聯幫堂主出身(據傳聞，中天會獨家報導，是因為該台某高層與竹聯關係密切，為趁機歌功，才掀出劉某背景)；林正偉的父母親雖然都是公務員，他的母親還是警察退休的同仁，但據了解，林正偉年輕時，曾跟過十大槍擊要犯李博熙(已故)，李是天道盟創始人之一，也是中和孔雀會會長，綽號「馬面」的林正偉又是永和在地人，如與陳鴻源家族認識，甚或有一些糾紛與恩怨，並不令人意外，即使林正偉只是槍手身分，其背後另有藏鏡人，也是合理推測。 現在如依連勝文的說法，兇手不但認識他，槍擊目標還是他本人，則本案案情將更為複雜，畢竟，連家雖然財力雄厚，又是政治家族，但很少傳聞有跟黑道往來或糾紛，到底是什麼原因，兇嫌會對著他而來?這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可能原因：連勝文或連家其他人在外面結怨，或因其他生意上的利益糾葛，而引發他人買兇槍擊連勝文，如為此因，則案情不難偵破，但也可看出連家在商場上的複雜關係；這其中，除了連惠心與某知名電視製作人曾因費用問題對簿公堂，好像沒傳聞過其他重要糾紛，而且連惠心一案已經是多年前往事，不值得、也沒嚴重到會以如此激烈手段對付連家人。其次，如背後可能有所謂政治陰謀，則案情更不尋常?是要影響選舉，還是連家與他人有政治利益上衝突，非得置連勝文於死地不可?    如果是連家與其他人因政治恩怨而引起殺機，照目前來看，並無相關情資，當然，最有可能就是為了影響選舉，那這個事情就大條了，因為依常理而言，聲勢看漲的民進黨不太可能與此有關，那麼是誰要影響選舉，是國民'黨自己、中國因素、或者是雙和選區其他市議員候選人?照目前發展，沒有任何前述所言的槍擊理由。問題是，連勝文又言之鑿鑿，部份媒體或目擊者在連勝文說法一出來，就開始附和，反而增加本案的嫌疑性。       好吧，就相信連勝文的證詞，那這個案子真的非破不可，檢警雙方有必要比照319槍擊案，明明白白公佈偵辦進度與真相，甚至台大醫院也有責任為全國民眾釋疑，這不僅連家、民進黨及檢警想知道，全國民眾也期盼真相水落石出。畢竟，這個槍擊案的受害人，除了連家，還有受到選舉影響的民進黨，以及受到重傷害的台灣民主與民眾。   事實上，除前述原因，另有傳言說，這起槍擊可能也與地下賭盤有關： 一、嫌犯在眾目睽睽之下開槍，本來就有被捕的心理準備，可能原因就是他只是單純槍手身分而已，因為嫌犯林正偉犯案當天，使用的是新型的制式90手槍，與他供稱，槍枝是10多年前別人所贈的兜不攏，而且以他的背景，不可能擁如此強大火力。林正偉故意被捕，除非心理不正常，否則必有特殊的動機存在。  二、由於這次北二都選情緊繃，差距微小，地下賭盤資金龐大，輸贏可觀，如果槍擊目標是一般候選人，則對選情影響有限，鎖定在知名人物如連勝文身上，對於選舉結果，影響性較大，也會左右賭盤的利潤大小。這個理由純屬推測，但也不排除可能性，據指出，四年前，陳菊與黃俊英競選，黃俊英陣營被控賄選案，事後傳出，檢舉賄選的是黃俊英陣營重要輔選幹部，這位從事資源回收的輔選幹部，本身就是南部地區最大咖的六合彩組頭之一，當年因為選情翻盤而賺進為數可觀的賭金。    不管背後動機與藏鏡人是誰，由於嫌犯尚收押禁見，本案很多傳聞都是二手傳播，但是連勝文與部份媒體將兇嫌開槍目標鎖定在連勝文身上，當然也有其合理推測，這也是目前媒體一再質疑，連勝文與陳鴻源雖然長相類似，但身高差距很大，陳鴻源又有披掛彩帶，嫌犯林正偉不可能會認錯人的原因，但故意淡化林正偉與陳鴻源家族間，因利益衝突引起槍擊案，反而複雜了本案的背後動機，因為根據警方調閱陳鴻源總部錄影帶，嫌犯林正偉的確多次至總部勘查，也曾至總部找過陳鴻源父親陳明雄本人，一味撇開陳家在本案色彩，或許是要強化五都選舉同情票合理性，以及轉移治安惡化的焦點，但如此反而模糊了事件背後的動機與破案契機。   事後來看陳文茜這些話，有什麼感覺? 陳明雄家族的崛起 陳明雄家族的崛起，主要是營造、建築業，目前陳家旗下有世國營造、新店建設、雄豪建設等事業體，之後又介入國賓陶瓷(後更名為國賓大地)，更加累積雄厚財力。 陳家會從事營建事業，主要三十多年前，參與新店市安坑著名的大台北華城山坡地的開發，累積了營建經驗，近10來年最有名的個案，當屬八八年開始，在安坑山上開發綠野香坡、彩蝶別墅、伴吾別墅等知名社區，這幾個社區都同屬一個山區，範圍相當廣大，從別墅區可以俯瞰土城、板橋、三鶯，視野遼闊，目前縣府也規劃一條通往中和南勢角的道路，這個山城，未來除了走原有安坑進市區，還可連接捷運南勢角。這幾個別墅區建案，讓陳家的財富累積更為迅速，近年來，陳家又接掌原名國賓陶瓷的國賓大地，讓陳家的身價有持續大漲。 原為上市公司的國賓陶瓷，因經營不善，曾經被擎碧建設黃銘坤、百年建設陳美龍借殼上市，一九九九年爆發本土金融風暴，陳美龍債務纏身，連帶拖累國賓陶瓷，一度跳票四百多張，當時身為債主，與陳美龍為好友的陳明雄，基於幫好友的忙，勉為其難入主國賓陶瓷，並改名為國賓大地。原本，陳家在原有山城以美式大別墅為號召推出「綠中海一期」時，是由陳家出地、寶路機構興建，由於打出總價七百多萬元，就可在大台北地區擁有：有天、有地、有庭院的透天別墅，造成熱賣；「綠中海二期」乘勝追擊，改由國賓大地投資興建，二期別墅案也熱銷，原本股價跌至一元出頭的國賓大地，在今年第一季上市公司每股獲利排行榜中，以每股稅後純益三‧七九元的成績，在六百多家上市公司中勇奪第六，在傳產股中可排進前三名。 國賓大地能有如此出色獲利，一方面是「綠中海二期」入帳有關，總銷金額五十五億元的「綠中海二期」，銷售率超過九成，工程成本約四十五億元，扣除管銷費用，幾乎讓陳家淨賺約一個資本額，前幾年又轉型投入焚化爐底渣再利用的環保事業，而且成功爭取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焚化爐的底渣再生處理業務，由於環保事業部門獲利亮眼，也貢獻了每股超過一元的獲利，國賓大地稱得上是鹹魚翻身的成功個案，據了解，在二期推案成功後，五、六、七期目前已在申請建照中。 當年陳明雄接下國賓大地這個爛攤子，曾試圖轉型，從塑膠製品到玻璃纖維製品，惟成效都不盡理想，直到股東之中，有人提議國外焚化爐底渣再生利用，不但符合時代潮流，也可創造獲利，當時擔任董事長的陳明雄決定投資五億元，跨入此一領域。不過，焚化爐底渣再生利用事業，當初並無法令，公務機關也無所適從，而且陳明雄又是這個行業門外漢，公司甚至一度每個月虧兩千萬元，之後，邊學邊做，才發現利用焚化爐的垃圾再生，做成空心磚，這可是一個本少利多的生意。 十年前，舊安坑焚化爐要拆除時，原本新店市公所發包的拆除費數百萬元，沒想到後來有一家廠商反倒以支付市公所150萬元來競標，這讓公所人員大為吃驚，怎麼還有廠商幫政府做事，還要付錢給政府，公所人員百思不得其解，最後還為此召開會議討論，要不要讓這家廠商得標，這個事件還上了地方版頭條，最後是否如願得標我沒有去探討，事後才得知，原來早期的焚化爐底，都是日本廠商所做的，因為需適應高溫作業，所以爐底都由黃金建造，業者就是看到這個利基，才會付錢來包政府工程，因為早年負責的公務員都已經退休，所以很少人知道這個秘密。 陳家標下北部地區幾個的焚化爐底渣事業，也是如此，因為垃圾送至焚化爐焚燒後，分為有毒的飛灰和無毒的底渣，一千公斤的垃圾，可產生150到200公斤的底渣，若依原本掩埋的方式，全台各地的掩埋場很快就滿了，而且也得面臨民眾抗爭的頭痛問題。如今改以再生利用的方式處理，不但減少了抗爭，再生成品還可做成空心磚、消波塊、隔音牆等製品，甚至可取代部分砂石，作為道路底層材料，回收利用率幾可達百分之百。焚化爐底渣若採掩埋方式處理，一噸處理費用要2083元，若委託處理場再生處理，不但費用可降至1683元，政府也不必為了尋找掩埋場，得面對民眾抗爭，而且中央政府為鼓勵資源回收，每噸還補助800元，可說是一舉三得，又能幫自家建設公司，免費取得建材。 台北縣將焚化爐底渣委由國賓大處理後，桃園縣、台北市也全面跟進，委由國賓大處理，讓國賓大的經濟規模更加顯現，國賓大能從一家瀕臨倒閉的艱困企業，到如今的高獲利，除了陳明雄的魄力，當然，他背後雄厚的政商背景也是關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