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台灣學者及留學生共同舉辦的「歐洲台灣青年學者人文社會學會第四屆研討會」，1月14、15日在法國巴黎登場，研討會為了紀念李萬居這位「大學長」，將特別標上《李萬居留歐前輩冥誕百十年特別紀念》。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11350

 

為紀念鄉賢李萬居先生110周年，特重貼收入於《李萬居先生一百週年冥誕紀念專刊》的文章---「李萬居與新聞自由-《公論報》在戰後報業發展史的角色」，以示紀念。(本文亦收入呂東熹著《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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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報業文化傳承在二二人事件之後頓挫，加上言論自由緊縮，經濟惡化，辦報相當艱辛，當時雖有新報創刊，但唯一對政施政具有強烈批判性的報紙，即為李萬居先生創辦的《公論報》，在台南幫精神領袖吳三連尚未參與《自立晚報》經營之前，《公論報》是當時唯一延續了日本殖民時期，台灣文人的辦報精神的報紙，它傳承了本土報人的言論批判使命，而其命運則遠較《自立晚報》坎坷，其受到的打壓也更加嚴重。

 

李萬居在台辦報雖始於接收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新報》，並改名為台灣新生報，但早在他滯溜中國參與抗戰期間，李萬居即參與創辦《台灣民聲報》。

 

《台灣民聲報》中國重慶創刊，當時正是七七事變之後，留居中國的台灣抗日志士紛紛組織各種抗日團體，包括「台灣革命青年大同盟」、「台灣革命黨」、「台灣獨立革命黨」、「台灣國民革命黨」、……等團體，1940年3月，散居各地的台灣志士齊集重慶，經過商討之後，在3月29日成立「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1941年2月10日聯合會正式改名為「台灣革命同盟會」，作為光復台復台灣的宣傳橋樑。

 

「台灣革命同盟會」本著宣傳先於組織的認識，先在1943年4月15日創辦《新台灣》(主編林嘯鯤)，並編有「台灣問題言論集」，由國際問題研究所出版，依據資料，《新台灣》只出版了一期，「台灣問題言論集」也只見到一冊。1945年4月16日 中國抗戰勝利前2個月，國府已開始積極進行收復台灣的準備工作，「台灣革命同盟會」再創刊《台灣民聲報》，作為機關報，以配合此一新形勢的到來，由李萬居具名擔任發行人，連震東任主編人，1但在同年10月出刊第九、十期（合刊）後，即刊出聲明啟事將遷回台灣出版，惟在李萬居回台出任《新生報》社長後，均未見再復刊。2（楊錦麟，1993：93-124，李雲漢，1995：28-30，張瑞城，1995：120-121，呂芳上，1995：1-9）

 

　　《台灣民聲報》的經驗，是否影響李萬居於戰後擔任前進指揮所「新聞事業專門委員」接收工作有直接關聯，3不得而知，但當時李萬居原定負責接收台灣金融銀行事業，他卻捨「金飯碗」而不顧（楊錦麟 1993：141）。歷史學者，也是當時新生報兼任主筆的沈雲龍回憶說：「曾據聞台灣省行長官最初以第一、華南、彰化銀行囑李萬居任擇其一接收，但為李萬居『婉卻』，他是以興趣在新聞事業為理由，可見得書生習氣，畢竟與常人不同」（沈雲龍，1979：70）。

 

    蔡憲崇在「望春風—台灣民主運動人物奮鬥史」一書中亦指出：「當時擺在他面前的接收事業有二：一是新聞事業—日人的台灣新報；二是金融銀行—第一、華南、彰化三大銀行之一。若選擇了金融銀行，他和他的子孫今日已是台灣有數大資本家」（蔡憲崇，1981：4），但他寧願選擇自己的興趣。以無黨籍身分當選台北市長，而與青年黨籍、時任省議會副議長李萬居成為忘年之交的高玉樹也回憶道：「台灣光復之時，一群在日治時期逃往中國的本省籍『半山』，大多跟隨國民政府回來台灣，並在長官公署之下擔任重要職位，如黃朝琴擔任省議會議長兼第一銀行董事長，游彌堅任台北市長，連震東接台北縣長，後昇任台灣省民政廳長，謝東閔接任高雄縣長，之後昇任省政府祕書長，劉啟光接華南銀行，自任董事長，陳尚文任台灣省建設廳長，均是有權勢者涉權利官位。惟李萬居接收新聞文化事業－『台灣新報』後改為台灣新生報，後來擔任省議會副議長，但未久也被換了下來。自己所辛苦籌辦的公論報，並無權利享受，可說是這批『半山』裡頭，唯一沒有牽涉政治權利的省籍大老（高玉樹，台灣日報，1998.4.9）」。李萬居接收了新聞事業，雖然造就了他日後在台灣報業及新聞自由方面的貢獻，惟也使其坎坷命運接踵而來。

 

　　以書生性格接收《新生報》的李萬居，一開始並不順遂，在接收過程中，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陳儀對於《台灣新報》接收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有了衝突，中宣部希望接收《台灣新報》器材設備創辦台灣《中央日報》，以做為黨的喉舌；但長官公署顯然不同意，當時擔任宣傳委員會祕書的沈雲龍對《新生報》接收過程有以下描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於接收『台灣民報』（按應為台灣新報）後，長官公署改為新生報，並聘請青年黨人李萬居為社長，至感不滿，乃以台灣須辦黨報為由，強令分與台灣新生報的印刷機器之一半，命特派員盧冠群籌備『中華日報』，陳則以該報須設在台南為條件，免在台北與台灣新生報發生衝突，最後雙方勉強接受，打開僵局」。（沈雲龍 1988：8，廖風德 1995：220，楊錦麟 1993：141）。

 

    僵局是打開了，但是國民黨中宣部對陳儀未予支助，已隱約所有不滿，《中華日報》創報社長，也是中宣部特派員盧冠群在「中華日報一瞥」書中回憶這段歷史說：「回想兩年前創刊的時候，真是使人有些寒心，當初我們接收了一些殘缺不全的機器，和一棟站在室內可以仰望天空的屋子，在台南荒涼的瓦礫堆裡開始發行，這種寒傖無助的情景是不難想見。……….，而員工的生活更是困苦，待遇連長官公署的一半都不到，……..。」（廖風德，1995：220-221；盧冠群，1972：183-184）。沈雲龍也曾談到陳儀對媒體積極掌握，讓中央對其有所不滿，在中央黨政與人際關係亦極不圓通，甚至不惜與中央對抗，嫉之者還以「台灣王國」稱之，且因此對省政造成影響。（廖風德，1995：221；沈雲龍，1988：8）

 

    陳儀除在媒體接收與國民黨鬧得不太愉快外，他大量進用青年黨人也引發了後遺症，當時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主委夏濤聲、秘書沈雲龍、《新生報》社長李萬居、朱文伯等重要宣傳幹部，都是青年黨人。時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的李翼中，對陳儀長官公署主控下的宣傳機器為「異黨操縱宣傳」、「宣傳授人以柄」相當不滿，直指：「公署之宣傳委員會，即為政府之宣傳神經中樞，竟付青年黨夏濤聲」，他也質疑陳儀：李萬居為青年黨員，「新生報為政府喉舌，李氏能勝任否？」（李翼中，1992：404-406），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事變之後，李萬居雖未遭到逮捕或殺害，但已注定其在《新生報》地位被架空的前兆。

    李萬居接收《台灣新報》，改為《台灣新生報》，雖然初期遭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作梗，但在陳儀的堅持下，李萬居在10月5日隻身赴任，接收被國民黨要走的另一半的機器，且僅僅用五天的時間（10月10日）先行創辦《台灣新生報》中文版，10月25日正式發行《台灣新生報》，至1947年初當時包括《台灣新生報》，台灣已登記的報紙共28家。（陳國祥、祝萍，25-29；楊錦麟，1993：143-146；李炳炎，1986：187）

 

　　《新生報》在1945年10月光復之初，發行量高達17萬5千份，是當時台灣第一大報，次年《中華日報》在南部創刊後，「不僅打破了新生報的獨佔局面，還形成新生、中華兩報南北對峙之局，雙方均力求改革，競爭激烈。其後和平日報台灣版在台中創刊，由於和軍方的關係，在部隊裡擁有不少讀者，遂又成三足鼎立的形勢」（陳國祥，1987：26-28）。但到了1947年1月，《新生報》的銷路已下跌至七萬三千份。

 

　　這樣的變化，主要是當時正是「二二八事變」前夕，台灣全台民眾對當局的不滿，也反映在公營報紙的發行量上，而這個局面也已經不是李萬居一人所可抵擋（楊錦麟 1993：146）。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當時的《新生報》因受到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壓力，總編輯吳金鍊原先不敢刊登事變過程，惟在憤怒群眾揚言折除報社招牌情形下，才由社長李萬居出面，答應群眾要求，並在翌日《新生報》版面上，以數百字刊出二二八事變經過（楊錦麟 1993：183-184）。然而，《新生報》雖然翔實報導當時混亂的狀況，極力泯除造成衝突的各項因素，但李萬居以非執政黨的青年黨員而握有輿論機關，終為執政當局所忌諱。（謝德錫，1988：166，蔡憲崇，1981：4）

 

　　事變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台灣省政府，中央任命魏道明為首任主席，李萬居原與魏道明、鄭毓秀夫婦在法國留學時即已相識，依常情而言，其《新生報》地位原應鞏固，但李萬居「畢竟是異端份子，而又握有本省言論界牛耳，總得要防患未然」（沈雲龍，1979：72）」。在魏道明到任不久，即將《台灣新生報》改組為公司組織，推李萬居為董事長，魏道明另派其親信常之南為總經理，李實際已被架空為有名無實的董事長（沈雲龍，1979：72；蔡憲崇，1981：4；楊錦麟，1993：196）。李萬居不堪這種「有名無實」、「有職無權」的冷凍生活；加上二二八事變之時，李萬居儘管身兼省參議會副議長、《台灣新生報》社長、國大代表等重要職務，但在3月的某日仍被大批軍警強行押走，並被扯掉國代徽章，後經急電行政長官公署派憲兵來解圍，才倖免被捕。李萬居雖倖免於難，但他的《新生報》同仁被捕的被捕，失蹤的失蹤，可查證者包括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總經理阮朝日、印刷廠長林界、高雄分社主任邱金山、嘉義分社主任蘇憲章，加上其好友宋斐如等人被捕槍殺，甚至屍骨無存（楊錦麟，1993：196），這樣的政治情勢與發展，強烈震憾著李萬居，並促使他在政治上逐漸與其他「半山」走向不同的從政之路，也讓他下定決心，開始集資創辦純民營的《公論報》。

　　《公論報》創刊1947年10月25日，李萬居任社長，發行人為陳祺升，蔡雲程任總稽核，陳其昌任總經理，編輯部陣容堅強，由鄭士壠任總編輯，李福祥為副總編輯，倪師壇總主筆，採訪主任為名記者于衡，均為一時之選（楊錦麟，1993：198）。在言論表現上，並不懼白色恐怖的政治打壓，始終保持獨立的言論。

 

《公論報》自創刊起，就一直常鬧經濟恐慌，一方面因為物價波動，造成經濟上的困窘，使得許多報紙均朝不保夕，另一方面「二二八」之後的1947年至1949年間，可說是公營與黨營報紙佔盡優勢時期，使得民營及地方性報紙經營更為困難，1949年國民黨政權遷台後，其他公營及黨營報紙又竟相移台，沒有後援的民營報紙，幾乎都在停刊的邊緣掙扎（陳國祥，1993：149）；最嚴重的是台灣省布戒嚴令，接著頒布「台灣省新聞雜誌資本限制辦法」，又陸續發布多種限制言論自由的法規，同時對報業實施紙張配給政策，造成報業發展莫大威脅。（陳國祥，1987：49-51；楊錦麟，1993：199-201）

 

儘管環境如此艱辛，但《公論報》的創刊，無可諱言是「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報業史，甚至於政治上生活中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公論報》發行十餘年期間，「不僅補上了黨外民主人士言論上一段較為空白時期，同時對於台灣政治亦頗多凱切的建言，對於執政黨亦起了督促作用（李南雄，1981：89）」，尤其是台籍人士於「二二八事件」後，紛紛退出報業經營之時，《公論報》在1947至1949年這段風聲鶴唳的大逮捕時期，也是其在言論市場中最為風光的黃金時代，由於報導詳實，立論正確，而嬴得「台灣大公報」的盛譽；在此時期雖然也有台籍人士如謝東閔、游彌堅、林頂立等人創辦《全民日報》，但影響力則遠在《公論報》之下。（蔡憲崇，1981：5；楊錦麟，1993：198）

 

   《公論報》在「二二八」後的「清鄉」白色恐怖最緊張時創刊，言論立場仍保有獨立精神，因此反映熱烈，也給輿論界帶來一股清新氣息，「內容種種均極為叫座，社論極受讀者歡迎」。尤其那時台灣的報紙多半僅抄收中央社電訊，唯有《公論報》國內外要聞，除收中央社電訊外，並有美聯社、合眾社的消息，在當時的報紙是一種創舉，因此《公論報》時有獨家新聞，加上社論令人有快人快語之感，無形中對整個台北新聞界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該報創刊後，除言論頗受重視外，發行也相當可觀。在1951年底時，除黨公營的《中央日報》、《新生報》及《中華日報》南北版外，民營報中，就屬《公論報》銷量最大。（陳國祥、祝萍，1987：36）

 

　　可是，這樣一份銷路最大的民營報紙，為何落到最後被迫易手呢？論者皆謂李萬居不善理財，導致《公論報》陷入困境，沈雲龍即說：「李萬居是個君子型的讀書人，出之以言論報國，但對報紙企業的經營觀念，卻異常缺乏」（沈雲龍，1979：73）；此外，他出身貧苦，對金錢並非不知其重要，但卻能濟人之急，而有千金散去還復來的豪情勝慨，以致報社經濟情況無時不感拮据，負債愈重。曾任《公論報》台中分社主任兼記者的前省議員何春木說：「早期公論報報導方針正確，受到台灣社會各方面肯定與贊譽，但經營不善，被迫關門」（何春木，1995：123）。參與《公論報》創辦的李萬居好友張耕陽也曾回憶說：「李萬居一向視錢為阿堵物，也不是善於斂財的人，自己袋中時常無分文」﹑「交遊甚廣，與人相處，不存芥蒂，且急人所難，所以人情多，報社安排人事上，不免出現冗員（過）多的現象。用人方面亦有不當之處，………，以至報社虧空七、八十萬，財政告急。」（楊錦麟，1993：203）

 

　　這些看法均有其事實一面，但卻也忽略了國民黨政策性的扶植黨公營報紙，造成競爭上的不公平，尤其在政治正確上，又極力打壓不利於國民黨統治的民間報業，特別是本土報業人士創辦的報紙。

 

《公論報》時代，正好是國民黨言論管制最嚴苛的時期（1946-1963），在「恐共」、「防判」心理下，新聞界有著「寒蟬效應」，國民黨及公營報紙在設備、財力及人力方面盡佔優勢，國民黨營的《中央日報》幾乎掌控所有政府機構及民間團體市場；《台灣新生報》是台灣省政府屬下刊物；《青年戰士報》（已易名青年日報）是針對軍中特定對象發行；《中華日報》（南部版及北部版目前已撤銷）亦佔有不少市場，不但形成「一言堂」現象，相對於民營報紙，當時力求表現獨立自主的《公論報》和《自立晚報》，雖力圖維護報導與批評的權利，但因財力不足，又備受環境壓力困擾，故經營不易。（彭家發，2000：169）

 

　　所謂環境壓力困擾，即是政治上打壓及經濟上的封鎖，如紙張配給、貸款、甚至廣告、訂報的不公平，都造成民營報業競爭上的艱辛。而《公論報》的命運坎坷，更遠甚於《自立晚報》，李萬居最後官司纏身，《公論報》產權被奪，報紙不幸停刊，人也鬱鬱而終（陳國祥，1987：78）。蔡憲崇指出：「自38年大陸淪陷後，許多報紙遷台，而像公論這樣立場始終如一，批評政府措施毫無顧忌的作風，便常為執政者所忌諱，它的編輯、記者便常犯言忌而鎯鐺入獄，而經濟上的打壓更是處處可見，對公營企業員工訂閱的調查、禁止訂戶的增加、印刷白報紙的漲價、…….，無一不是公論報致命傷」（蔡憲崇，1981：5-6）。前台東縣長，曾在台東縣辦過《公論報》業務的黃順興也有相同經驗：「國民黨蓄意迫害公論報，自由企業下的報紙如非擁有廣厚的廣告費收入便無法生存。而國民黨又命令不准在公論報上刊登廣告，公論報於是成為島內唯一不登廣告的報紙，而沒有廣告來源就意味死路一條」（黃順興，1990：110），這種經濟上的打壓，遠遠超過李萬居不善於理財性格，對公論報影響不知幾十、幾百倍，然而最大打壓，還是對編輯、記者的恐嚇，甚至監禁。

 

　　戒嚴時期，因言論觸怒當局被停刊時常發生，「公論報創辦伊始，即表現了不為權勢所屈之強項性格，而成為當局眼中釘，民國38年4月25日，保安司令部以其刊載台灣省人口失實為由，勒令停刊3日」。（陳國祥、祝萍，1987：78）

二二八事變除造成一大批新聞記者被逮捕、失蹤，在事變之後，這種恐怖的陰影一直存在，在那個年代，幾乎每一家報紙都有記者遭到迫害，《公論報》記者則是白色恐怖時期，被迫害次數及人數最多的報紙，李萬居在1959年的省議會質詢中，就曾非常悲憤地提到好幾件案例。

 

李萬居在省議會質詢中提出「我的呼籲和抗議」時指出：4「《公論報》是我本人所創辦的，也是唯一台灣人所創辦的報紙。這些年來，本報被迫害的情形，真是一言難盡。本報副總編輯李福祥以莫須有罪名被治安機關拘禁達三個月；編輯阮景壽被禁錮1年1個月之久；總主筆倪師壇於1957年11月被逮捕，至今仍未恢復自由（後來病逝獄中）；總編輯黃星照、編輯陳秀夫和記者江涵，被國防部控以妨害軍機的莫須有罪名，各被判處徒刑；在各地的業務人員和記者也常被迫害，如東勢營業主任兼記者劉枝尾，以甲級流氓的罪名，被監禁於屏東縣小琉球海島上；礁溪記者兼營業主任張光熾也曾被拘禁過，嘉義辦事處副主任童金龍則被處以二年半管訓。」（王文裕，1997：106-107；楊錦麟，1993：352-353）

 

之後，1961年7月26日，《公論報》記者張建生被綁架恫嚇案，算是記者被迫害案件中情節最輕微的，但已經足以使被害人整整作了30年的噩夢。張建生當時主跑政治新聞，事件發生的前一天正好有一個這類敏感性新聞，特務在當天晚上曾打電話威脅他不要報導，他基於《公論報》一貫的報導風格，予以拒絕。26日一大早，特務機關看了公論報」，立刻派四名特務在上午七點多鐘來到他家，將他綁架上一部吉普車，戴到台北三張犁公墓附近，進行祕密審問，直到深夜11時才釋放。

 

    在一整天的審問過程中，雖然沒有足以致命或造成外傷的殘酷刑求，不過，拳打腳踢、不給水喝，和吃東西，精神脅迫和凌辱，甚至以手槍威脅說要將他當場擊斃丟在公墓餵野狗等等手段，全部都施展出來，企圖脅迫他承認是為中共臥底工作。事件後不久，張建生就向《公論報》辭職，前往香港定居，經過一段不短的時間休養，才在香港的《自由報》繼續擔任新聞採訪的工作。（楊錦麟，1993：253）

    1962年1月，李萬居在台灣省議會第二屆第四次大會的質詢中，提過此一事件，強烈質疑國民黨政權標榜有人權保障的謊言，他同時提到了另一個案例。在張建生被恫嚇脅迫事件的同一年12月27日，《公論報》的另一名記者許一君（亦名明柱），1961年12月27日外出，突然被特務挾持，從此下落不明，他的父母在苦等他30多年都，看不到他的屍骨之後，淒苦抱憾而病逝。許一君是一位傑出的新聞記者，特務對他的報導早就多次提出警告；李萬居和雷震等人積極籌組政黨時，他曾熱心參與協助，『中國民主黨』的黨綱、黨章的初稿就是由他所撰擬，5當年知道內情的新聞界人士，大多推斷他已經遭特務暗算了。（楊錦麟，1993：305、353；邱國禎，2007：333-334）

 

《公論報》創辦人之一，曾任《公論報》總經理的陳其昌，因該報會計主任，1949向陳其昌借了三千元，「白色恐怖」時期，這位會計主任去自首，承認曾是台共組織人員，情治人員問他，錢是向誰借的，他說：是陳其昌，陳因此在1953年被依資匪罪名，判無期徒刑。（楊錦麟，1993：257、352；高晟，《悼念陳其昌老先生》）。

 

(四).組黨事件，加速「公論報」被迫停刊：
　　1947年9月李萬居辭去《台灣新生報》董事長，10月25日自行創辦《公論報》，至1961年3月5日宣佈暫時停刊為止，不包括經營權易手後的時間，共計生存了13年。

 

作為獨立經營的民間報紙，《公論報》走上停刊之途，原因或許如歷史學者沈雲龍所言：除了對報紙缺乏企業經營概念，以及太過信賴別人，導致被國民黨籍台北市議長張祥傳為首的財團，勾結報社內部其信賴的朋友，佈下有計劃的經濟陷阱，以取得左右股東會的權力，進而利用官司搶走《公論報》的發行權（沈雲龍，1979：73），甚至如新聞實務界的陳國祥所強調李萬居，「不諳業務經營」之道、「經營不善」（陳國祥、祝萍，1987：79），以致這份立場超然，言論強悍而廣受讀者歡迎，發行數字曾一度名列第一的《公論報》，卻不得不走向停刊的命運。

 

    但「不諳業務經營」之道、「太信賴別人」，並非完全是《公論報》敗戰之罪，真正造成《公論報》停刊的主因之一，是當時國民黨透過黨國體制對媒體的操控與干預，1959年李萬居為應付財務難關，《公論報》進行改組，李萬居重演《新生報》被架空權力的命運；在《公論報》的產權紛擾之際，也正是中國民主黨如火如荼籌組期間，為避免《公論報》成為新政黨的機關報，李萬居遭到執政當局的不斷打壓，最後導致《公論報》不得不於1961年3月5日停刊。可以這麼說，李萬居參與雷震「中國民主黨」的創黨事件，才是這份一直在多災多難中煎熬的《公論報》，難以為繼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萬居從1946年當選省參議員起，1951年又連續當選三屆臨時省議員，1959年再連任三屆省議員，議會問政時間長達廿一年之久。除了民眾請託、各項為民服務外，長期關注人權保障、新聞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司法獨立等問題，人稱省議會的五虎將之一。1947年創辦《公論報》並揭示「民主自由的精神」，除了報刊上的堅持、呼籲外，他也積極參與民主改革運作，1957年參加無黨籍、青年黨、民社黨人士舉辦的「選舉改進座談會」及擔任「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七十八位發起人之一；1960年，參與雷震等人籌組的「中國民主黨」，以進一步落實政黨政治，促進台灣的民主自由。但籌組中的中國民主黨，於1960年9月4日成立前，以雷震為首的《自由中國》雜誌相關人士均遭到逮捕，自由中國也隨之停刊（楊錦麟，1933：313-318；謝德錫，1988：170-171；），功敗垂成的「中國民主黨」除宣示國民黨剷除異己的決心，也宣告《公論報》被封閉的命運。

 

    《自由中國》是一份主張民主憲政的自由主義刊物，在1949-1960年的台灣，也是台灣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刊物。當時台灣十分注意民主憲政問題的報刊，除了《自由中國》以外，尚有李萬居主持的《公論報》、青年黨的《民主潮》及民社黨的《民主中國》。《自由中國》未停刊之前，它與《公論報》都是當時重要的在野言論重鎮，研究雷震思想的薛化元指出：「當時台灣的民主運動言論，主要的在野言論有一報三刊，即李萬居的『公論報』、雷震的『自由中國』、民社黨的『民主中國』、青年黨的『民主潮』，而雷震主導的『自由中國』是其中的佼佼者。」。（薛化元，1998.7.3）

 

《公論報》在雷震、傅正被捕，《自由中國》被迫停刊後，理所當然地成為新黨的與論宣傳喉舌，他無懼當局的種種威脅、打壓，據實地報導和反應雷震、傅正被捕真相及新黨動態，且對當局提出嚴厲的批評，它甚至也批判國民黨當局「司法配合國策」，「司法成了政治的工具」，當時台灣民眾多半是透過《公論報》獲取海外輿論對雷震案的反映及新黨組黨訊息，《公論報》同時揭露國民黨當局企圖分化、瓦解籌組新黨人士的陰謀，這樣義無反顧地站在營救雷震及籌組新黨的前列，而預定的「中國民主黨」，李萬居又是內定的「組織部長」，《公論報》在宣傳輿論上取代了《自由中國》地位的同時，國民黨對雷震採取「殺雞儆猴」的策略，也運用到李萬居身上，國民黨以「釜底抽薪」的方法，向李萬居視為生命一部份的《公論報》下手（楊錦麟，1993：323-332），《公論報》改組、發行權涉訟事件即是國民黨一連串手段的佈局。

 

1959年，李萬居為應付經濟困難，商請參與《公論報》創刊的蔡水勝（總經理）、陳祺昇（首任發行人）再行增資合作，國民黨即利用這個機會，運作國民黨籍台北市議會議長張祥傳加入經營，並將《公論報》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此次改組，已注定《公論報》被迫關門的厄運（陳國祥、祝萍，1987：80），因為緊接著張祥傳掌握過半數股權，並以債逼迫李萬居交出經營權，在1960年7月1日進一步逕行宣佈改組，由張祥傳擔任社長，李萬居為董事長，因李萬居不承認這次改組，遂演變成「公論報改組糾紛事件」，張祥傳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判決李萬居將《公論報》發行權交出，1961年，3月3日，高等法院判決李萬居敗訴，5日李萬居即宣布《公論報》停刊。《公論報》被國民黨以司法手段強行封閉，台灣就成了被外國朋友瞧不起的，沒有新聞自由的落後地區」。(陳允中，1978：14)

 

這場官司的敗訴，「本質上是一場政治官司，是當局在逮捕雷震、傅正，迫使『自由中國』停刊，導致中國民主黨流產，並藉此封殺公論報，剝奪新黨人士最後一塊輿論陣地，進一步迫害李萬居的政治陰謀」（楊錦麟，1993：362），李萬居在《公論報》被迫易手三年半時說：「公論報的官司是一件政治事件，政黨不應涉入私營報社所有權的漩渦裡…..，大家也都清楚，社會上連公論報的影子都不見了，更談不上對國家民主有什麼貢獻了」（賴佳慧，2001：146；楊錦麟，1993：363），這一份台灣報業史上獨立性與批判性最強的報紙，轉到了國民黨議長張祥傳手上，雖曾一度復刊，不旋踵即停刊，1969年，《公論報》最後在1951年被《聯合報》收購，成立了的「經濟日報股份有限公司」，並由《聯合報》董事長王惕吾兼任發行人，《聯合報》社長兼董事長范鶴言，《聯合報》發行人林頂立任常駐監察人。（黃麗飛，1975：302-303)

 

李萬居戰後從中國大陸返台，寧願放棄接收金融事業的利權享受，而選擇《台灣新生報》，甚至在晚年面臨房子被燒，《公論報》被關閉的雙重打擊也不改其志，李萬居的長子李南輝回憶父親後半生心血創辦的《公論報》要關閉時，國民黨中央黨部曾開價五十萬美金要收購《公論報》，並許以董事長職銜，但李萬居都未答應，「當時我們大家坐在花園裡討論，覺得大勢已去，我記得父親的秘書說，這五十萬不拿白不拿，五十萬美金當時在台灣大概連五十棟房子都買得到（錢很大），又可以做董事長，應該勸父親接受，於是大家就推我去勸父親。結果我去說了之後，被父親罵了一噸，父親說他回來台灣有一個心願，希望作政府和人民的橋樑，替老百姓性講話，為了這個理想，報社寧願關掉，也不拿別人的錢，《公論報》於是在1961年易手。當時我覺得父親『笨笨的』，但是現在想起來，知道這真的是不容易。」（李南輝，2001：46），前民族報（聯合報前身之一）、《經濟日報》總編輯林笑峰也說：「以民營報紙來說，當時由李萬居先生經營的公論報，也是一家很有前途的報紙。因為公論報是被政府允許言論及新聞報導尺度最寬的報紙，可以想像得到，如果公論報能夠抓住了特權和保護機會，哪有不成功的道理？」（林笑峰，1993：73）；前《大華晚報》發行人兼社長耿修業也回憶說，民營報業最值得紀念之人，就是《公論報》發行人李萬居先生：「我們稱他為李萬老，他屬青年黨籍，對本黨（國民黨）及政府一直處於反對立場。……，可是處同業之間，李萬老謙虛和藹，道地的中國書生，……，以李萬居先生他當時的地位以及他的學養，對政府只要稍稍遷就點，變通點，相信必可獲得『回饋』，公論報可以成為大報，萬老可以成為報壇鉅子。可是他寧折不屈，不變初衷」、「對李萬老可以抄襲兩句話相贈：『士於危疑震撼之中不變其節；事於風雨飄搖之際而不變其志』此之為真正的讀書人，真正的新聞記者」。（耿修業，1992：35-36）在當時時空環境下，這樣特異獨行與節操，當然很不容易，但若回顧其回台與其他所謂「半山」對比，其所作所為似乎也不足為奇。

 

在《公論報》停刊後， 1978年也與《公論報》命運類似的改組事件《台灣日報》，改組因素之一的前《台灣日報》採訪主任吳哲朗，在《台日》改組前一日離職時，向曾任《公論報》編輯，時任《台灣日報》副社長兼總主筆蔡少伯辭行，蔡少伯感慨地說：「台灣日報今天的遭遇，就與當時的公論報一樣」，吳哲朗則認為，《台灣日報》與《公論報》不能相提並論，他說：「第一，在新聞尺度上，台灣日報還遠不及當時的公論報；第二，公論報老闆李萬居先生堅持原則，寧願報社被封掉也不向國民黨要求分文的補償，以示其志，但台灣日報老闆傅先生（傅朝樞）拿了八千萬（另有一說一億五千萬），後來遠離國門，這是最大的差別」、「李萬居先生雖已作古多年，但他的風範、他的志節，至今仍留在千千萬萬民眾的心目中，這一點絕不是八千萬或一億五千萬有形的金錢可以買到的！」（吳哲朗，1978：33-34），這樣的志節，當然就如同當年他回台接收新聞事業，捨棄金融銀行的節操一樣，始終如一。

 

《公論報》被迫停刊，主因之一是國民黨當年為了阻止新黨人士的組黨，除了干預李萬居《公論報》的經營，讓其無暇他顧，新黨其他重要人士也均遭到威逼騷擾，如吳三連參與組黨後，國民黨即透過他的友人表示要收回台南當企業的貸款，逼著他不得不退出活動，暫時離開台北前往日本，新黨三位發言人之一、時為台北市長的高玉樹，雖無私人企業，但因任市長，拆除違建得罪不少人，被告到法院，他因此案半個月內被傳訊達四次，讓其官司纏身（高玉樹，1998；張忠棟，1990：143）；1963年4月2日，「時與潮」月刊因刊登雷震「獄中詩」而遭停刊一年。不過即使沒有組黨的事件，《公論報》的言論的批判性，對於國民黨威權政體下的「黨國體制」媒介壟斷政策，即使沒有「組黨事件」，國民黨仍然會藉由其他事件來打擊《公論報》。（本文發表於「台灣民主與新聞自由的光源學術研討會」，收入於《李萬居先生一百週年冥誕紀念專刊》(謝坤銓編)，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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