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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萬居與新聞自由-《公論報》在戰後報業發展史的角色
由台灣學者及留學生共同舉辦的「歐洲台灣青年學者人文社會學會第四屆研討會」,1月14、15日在法國巴黎登場,研討會為了紀念李萬居這位「大學長」,將特別標上《李萬居留歐前輩冥誕百十年特別紀念》。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11350
 
為紀念鄉賢李萬居先生110周年,特重貼收入於《李萬居先生一百週年冥誕紀念專刊》的文章---「李萬居與新聞自由-《公論報》在戰後報業發展史的角色」,以示紀念。(本文亦收入呂東熹著《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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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報業文化傳承在二二人事件之後頓挫,加上言論自由緊縮,經濟惡化,辦報相當艱辛,當時雖有新報創刊,但唯一對政施政具有強烈批判性的報紙,即為李萬居先生創辦的《公論報》,在台南幫精神領袖吳三連尚未參與《自立晚報》經營之前,《公論報》是當時唯一延續了日本殖民時期,台灣文人的辦報精神的報紙,它傳承了本土報人的言論批判使命,而其命運則遠較《自立晚報》坎坷,其受到的打壓也更加嚴重。
 
一、李萬居的辦報經驗
李萬居在台辦報雖始於接收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新報》,並改名為台灣新生報,但早在他滯溜中國參與抗戰期間,李萬居即參與創辦《台灣民聲報》。
 
《台灣民聲報》中國重慶創刊,當時正是七七事變之後,留居中國的台灣抗日志士紛紛組織各種抗日團體,包括「台灣革命青年大同盟」、「台灣革命黨」、「台灣獨立革命黨」、「台灣國民革命黨」、……等團體,1940年3月,散居各地的台灣志士齊集重慶,經過商討之後,在3月29日成立「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1941年2月10日聯合會正式改名為「台灣革命同盟會」,作為光復台復台灣的宣傳橋樑。
 
「台灣革命同盟會」本著宣傳先於組織的認識,先在1943年4月15日創辦《新台灣》(主編林嘯鯤),並編有「台灣問題言論集」,由國際問題研究所出版,依據資料,《新台灣》只出版了一期,「台灣問題言論集」也只見到一冊。1945年4月16日 中國抗戰勝利前2個月,國府已開始積極進行收復台灣的準備工作,「台灣革命同盟會」再創刊《台灣民聲報》,作為機關報,以配合此一新形勢的到來,由李萬居具名擔任發行人,連震東任主編人,1但在同年10月出刊第九、十期(合刊)後,即刊出聲明啟事將遷回台灣出版,惟在李萬居回台出任《新生報》社長後,均未見再復刊。2(楊錦麟,1993:93-124,李雲漢,1995:28-30,張瑞城,1995:120-121,呂芳上,1995:1-9)
 
().接收新聞事業,埋下日後坎坷命運:
  《台灣民聲報》的經驗,是否影響李萬居於戰後擔任前進指揮所「新聞事業專門委員」接收工作有直接關聯,3不得而知,但當時李萬居原定負責接收台灣金融銀行事業,他卻捨「金飯碗」而不顧(楊錦麟 1993:141)。歷史學者,也是當時新生報兼任主筆的沈雲龍回憶說:「曾據聞台灣省行長官最初以第一、華南、彰化銀行囑李萬居任擇其一接收,但為李萬居『婉卻』,他是以興趣在新聞事業為理由,可見得書生習氣,畢竟與常人不同」(沈雲龍,1979:70)。
 
    蔡憲崇在「望春風—台灣民主運動人物奮鬥史」一書中亦指出:「當時擺在他面前的接收事業有二:一是新聞事業—日人的台灣新報;二是金融銀行—第一、華南、彰化三大銀行之一。若選擇了金融銀行,他和他的子孫今日已是台灣有數大資本家」(蔡憲崇,1981:4),但他寧願選擇自己的興趣。以無黨籍身分當選台北市長,而與青年黨籍、時任省議會副議長李萬居成為忘年之交的高玉樹也回憶道:「台灣光復之時,一群在日治時期逃往中國的本省籍『半山』,大多跟隨國民政府回來台灣,並在長官公署之下擔任重要職位,如黃朝琴擔任省議會議長兼第一銀行董事長,游彌堅任台北市長,連震東接台北縣長,後昇任台灣省民政廳長,謝東閔接任高雄縣長,之後昇任省政府祕書長,劉啟光接華南銀行,自任董事長,陳尚文任台灣省建設廳長,均是有權勢者涉權利官位。惟李萬居接收新聞文化事業-『台灣新報』後改為台灣新生報,後來擔任省議會副議長,但未久也被換了下來。自己所辛苦籌辦的公論報,並無權利享受,可說是這批『半山』裡頭,唯一沒有牽涉政治權利的省籍大老(高玉樹,台灣日報,1998.4.9)」。李萬居接收了新聞事業,雖然造就了他日後在台灣報業及新聞自由方面的貢獻,惟也使其坎坷命運接踵而來。
 
(二).青年黨人掌公署言論宣傳,遭國民黨中央之忌:
  以書生性格接收《新生報》的李萬居,一開始並不順遂,在接收過程中,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陳儀對於《台灣新報》接收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有了衝突,中宣部希望接收《台灣新報》器材設備創辦台灣《中央日報》,以做為黨的喉舌;但長官公署顯然不同意,當時擔任宣傳委員會祕書的沈雲龍對《新生報》接收過程有以下描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於接收『台灣民報』(按應為台灣新報)後,長官公署改為新生報,並聘請青年黨人李萬居為社長,至感不滿,乃以台灣須辦黨報為由,強令分與台灣新生報的印刷機器之一半,命特派員盧冠群籌備『中華日報』,陳則以該報須設在台南為條件,免在台北與台灣新生報發生衝突,最後雙方勉強接受,打開僵局」。(沈雲龍 1988:8,廖風德 1995:220,楊錦麟 1993:141)。
 
    僵局是打開了,但是國民黨中宣部對陳儀未予支助,已隱約所有不滿,《中華日報》創報社長,也是中宣部特派員盧冠群在「中華日報一瞥」書中回憶這段歷史說:「回想兩年前創刊的時候,真是使人有些寒心,當初我們接收了一些殘缺不全的機器,和一棟站在室內可以仰望天空的屋子,在台南荒涼的瓦礫堆裡開始發行,這種寒傖無助的情景是不難想見。……….,而員工的生活更是困苦,待遇連長官公署的一半都不到,……..。」(廖風德,1995:220-221;盧冠群,1972:183-184)。沈雲龍也曾談到陳儀對媒體積極掌握,讓中央對其有所不滿,在中央黨政與人際關係亦極不圓通,甚至不惜與中央對抗,嫉之者還以「台灣王國」稱之,且因此對省政造成影響。(廖風德,1995:221;沈雲龍,1988:8)
 
    陳儀除在媒體接收與國民黨鬧得不太愉快外,他大量進用青年黨人也引發了後遺症,當時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主委夏濤聲、秘書沈雲龍、《新生報》社長李萬居、朱文伯等重要宣傳幹部,都是青年黨人。時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的李翼中,對陳儀長官公署主控下的宣傳機器為「異黨操縱宣傳」、「宣傳授人以柄」相當不滿,直指:「公署之宣傳委員會,即為政府之宣傳神經中樞,竟付青年黨夏濤聲」,他也質疑陳儀:李萬居為青年黨員,「新生報為政府喉舌,李氏能勝任否?」(李翼中,1992:404-406),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事變之後,李萬居雖未遭到逮捕或殺害,但已注定其在《新生報》地位被架空的前兆。
   
二、新生報社長被架空:
    李萬居接收《台灣新報》,改為《台灣新生報》,雖然初期遭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作梗,但在陳儀的堅持下,李萬居在10月5日隻身赴任,接收被國民黨要走的另一半的機器,且僅僅用五天的時間(10月10日)先行創辦《台灣新生報》中文版,10月25日正式發行《台灣新生報》,至1947年初當時包括《台灣新生報》,台灣已登記的報紙共28家。(陳國祥、祝萍,25-29;楊錦麟,1993:143-146;李炳炎,1986:187)
 
  《新生報》在1945年10月光復之初,發行量高達17萬5千份,是當時台灣第一大報,次年《中華日報》在南部創刊後,「不僅打破了新生報的獨佔局面,還形成新生、中華兩報南北對峙之局,雙方均力求改革,競爭激烈。其後和平日報台灣版在台中創刊,由於和軍方的關係,在部隊裡擁有不少讀者,遂又成三足鼎立的形勢」(陳國祥,1987:26-28)。但到了1947年1月,《新生報》的銷路已下跌至七萬三千份。
 
  這樣的變化,主要是當時正是「二二八事變」前夕,台灣全台民眾對當局的不滿,也反映在公營報紙的發行量上,而這個局面也已經不是李萬居一人所可抵擋(楊錦麟 1993:146)。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當時的《新生報》因受到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壓力,總編輯吳金鍊原先不敢刊登事變過程,惟在憤怒群眾揚言折除報社招牌情形下,才由社長李萬居出面,答應群眾要求,並在翌日《新生報》版面上,以數百字刊出二二八事變經過(楊錦麟 1993:183-184)。然而,《新生報》雖然翔實報導當時混亂的狀況,極力泯除造成衝突的各項因素,但李萬居以非執政黨的青年黨員而握有輿論機關,終為執政當局所忌諱。(謝德錫,1988:166,蔡憲崇,1981:4)
 
  事變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台灣省政府,中央任命魏道明為首任主席,李萬居原與魏道明、鄭毓秀夫婦在法國留學時即已相識,依常情而言,其《新生報》地位原應鞏固,但李萬居「畢竟是異端份子,而又握有本省言論界牛耳,總得要防患未然」(沈雲龍,1979:72)」。在魏道明到任不久,即將《台灣新生報》改組為公司組織,推李萬居為董事長,魏道明另派其親信常之南為總經理,李實際已被架空為有名無實的董事長(沈雲龍,1979:72;蔡憲崇,1981:4;楊錦麟,1993:196)。李萬居不堪這種「有名無實」、「有職無權」的冷凍生活;加上二二八事變之時,李萬居儘管身兼省參議會副議長、《台灣新生報》社長、國大代表等重要職務,但在3月的某日仍被大批軍警強行押走,並被扯掉國代徽章,後經急電行政長官公署派憲兵來解圍,才倖免被捕。李萬居雖倖免於難,但他的《新生報》同仁被捕的被捕,失蹤的失蹤,可查證者包括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總經理阮朝日、印刷廠長林界、高雄分社主任邱金山、嘉義分社主任蘇憲章,加上其好友宋斐如等人被捕槍殺,甚至屍骨無存(楊錦麟,1993:196),這樣的政治情勢與發展,強烈震憾著李萬居,並促使他在政治上逐漸與其他「半山」走向不同的從政之路,也讓他下定決心,開始集資創辦純民營的《公論報》。
 
三.公論報的堅持與命運:
  《公論報》創刊1947年10月25日,李萬居任社長,發行人為陳祺升,蔡雲程任總稽核,陳其昌任總經理,編輯部陣容堅強,由鄭士壠任總編輯,李福祥為副總編輯,倪師壇總主筆,採訪主任為名記者于衡,均為一時之選(楊錦麟,1993:198)。在言論表現上,並不懼白色恐怖的政治打壓,始終保持獨立的言論。
 
().《公論報》補白二二八事後言論自由空窗期:
《公論報》自創刊起,就一直常鬧經濟恐慌,一方面因為物價波動,造成經濟上的困窘,使得許多報紙均朝不保夕,另一方面「二二八」之後的1947年至1949年間,可說是公營與黨營報紙佔盡優勢時期,使得民營及地方性報紙經營更為困難,1949年國民黨政權遷台後,其他公營及黨營報紙又竟相移台,沒有後援的民營報紙,幾乎都在停刊的邊緣掙扎(陳國祥,1993:149);最嚴重的是台灣省布戒嚴令,接著頒布「台灣省新聞雜誌資本限制辦法」,又陸續發布多種限制言論自由的法規,同時對報業實施紙張配給政策,造成報業發展莫大威脅。(陳國祥,1987:49-51;楊錦麟,1993:199-201)
 
儘管環境如此艱辛,但《公論報》的創刊,無可諱言是「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報業史,甚至於政治上生活中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公論報》發行十餘年期間,「不僅補上了黨外民主人士言論上一段較為空白時期,同時對於台灣政治亦頗多凱切的建言,對於執政黨亦起了督促作用(李南雄,1981:89)」,尤其是台籍人士於「二二八事件」後,紛紛退出報業經營之時,《公論報》在1947至1949年這段風聲鶴唳的大逮捕時期,也是其在言論市場中最為風光的黃金時代,由於報導詳實,立論正確,而嬴得「台灣大公報」的盛譽;在此時期雖然也有台籍人士如謝東閔、游彌堅、林頂立等人創辦《全民日報》,但影響力則遠在《公論報》之下。(蔡憲崇,1981:5;楊錦麟,1993:198)
 
   《公論報》在「二二八」後的「清鄉」白色恐怖最緊張時創刊,言論立場仍保有獨立精神,因此反映熱烈,也給輿論界帶來一股清新氣息,「內容種種均極為叫座,社論極受讀者歡迎」。尤其那時台灣的報紙多半僅抄收中央社電訊,唯有《公論報》國內外要聞,除收中央社電訊外,並有美聯社、合眾社的消息,在當時的報紙是一種創舉,因此《公論報》時有獨家新聞,加上社論令人有快人快語之感,無形中對整個台北新聞界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該報創刊後,除言論頗受重視外,發行也相當可觀。在1951年底時,除黨公營的《中央日報》、《新生報》及《中華日報》南北版外,民營報中,就屬《公論報》銷量最大。(陳國祥、祝萍,1987:36)
 
  可是,這樣一份銷路最大的民營報紙,為何落到最後被迫易手呢?論者皆謂李萬居不善理財,導致《公論報》陷入困境,沈雲龍即說:「李萬居是個君子型的讀書人,出之以言論報國,但對報紙企業的經營觀念,卻異常缺乏」(沈雲龍,1979:73);此外,他出身貧苦,對金錢並非不知其重要,但卻能濟人之急,而有千金散去還復來的豪情勝慨,以致報社經濟情況無時不感拮据,負債愈重。曾任《公論報》台中分社主任兼記者的前省議員何春木說:「早期公論報報導方針正確,受到台灣社會各方面肯定與贊譽,但經營不善,被迫關門」(何春木,1995:123)。參與《公論報》創辦的李萬居好友張耕陽也曾回憶說:「李萬居一向視錢為阿堵物,也不是善於斂財的人,自己袋中時常無分文」﹑「交遊甚廣,與人相處,不存芥蒂,且急人所難,所以人情多,報社安排人事上,不免出現冗員(過)多的現象。用人方面亦有不當之處,………,以至報社虧空七、八十萬,財政告急。」(楊錦麟,1993:203)
 
  這些看法均有其事實一面,但卻也忽略了國民黨政策性的扶植黨公營報紙,造成競爭上的不公平,尤其在政治正確上,又極力打壓不利於國民黨統治的民間報業,特別是本土報業人士創辦的報紙。
 
().國民黨對公論報的打壓:
《公論報》時代,正好是國民黨言論管制最嚴苛的時期(1946-1963),在「恐共」、「防判」心理下,新聞界有著「寒蟬效應」,國民黨及公營報紙在設備、財力及人力方面盡佔優勢,國民黨營的《中央日報》幾乎掌控所有政府機構及民間團體市場;《台灣新生報》是台灣省政府屬下刊物;《青年戰士報》(已易名青年日報)是針對軍中特定對象發行;《中華日報》(南部版及北部版目前已撤銷)亦佔有不少市場,不但形成「一言堂」現象,相對於民營報紙,當時力求表現獨立自主的《公論報》和《自立晚報》,雖力圖維護報導與批評的權利,但因財力不足,又備受環境壓力困擾,故經營不易。(彭家發,2000:169)
 
  所謂環境壓力困擾,即是政治上打壓及經濟上的封鎖,如紙張配給、貸款、甚至廣告、訂報的不公平,都造成民營報業競爭上的艱辛。而《公論報》的命運坎坷,更遠甚於《自立晚報》,李萬居最後官司纏身,《公論報》產權被奪,報紙不幸停刊,人也鬱鬱而終(陳國祥,1987:78)。蔡憲崇指出:「自38年大陸淪陷後,許多報紙遷台,而像公論這樣立場始終如一,批評政府措施毫無顧忌的作風,便常為執政者所忌諱,它的編輯、記者便常犯言忌而鎯鐺入獄,而經濟上的打壓更是處處可見,對公營企業員工訂閱的調查、禁止訂戶的增加、印刷白報紙的漲價、…….,無一不是公論報致命傷」(蔡憲崇,1981:5-6)。前台東縣長,曾在台東縣辦過《公論報》業務的黃順興也有相同經驗:「國民黨蓄意迫害公論報,自由企業下的報紙如非擁有廣厚的廣告費收入便無法生存。而國民黨又命令不准在公論報上刊登廣告,公論報於是成為島內唯一不登廣告的報紙,而沒有廣告來源就意味死路一條」(黃順興,1990:110),這種經濟上的打壓,遠遠超過李萬居不善於理財性格,對公論報影響不知幾十、幾百倍,然而最大打壓,還是對編輯、記者的恐嚇,甚至監禁。
 
().新聞界紛紛被關、判刑,公論報尤甚:
  戒嚴時期,因言論觸怒當局被停刊時常發生,「公論報創辦伊始,即表現了不為權勢所屈之強項性格,而成為當局眼中釘,民國38年4月25日,保安司令部以其刊載台灣省人口失實為由,勒令停刊3日」。(陳國祥、祝萍,1987:78)
   
二二八事變除造成一大批新聞記者被逮捕、失蹤,在事變之後,這種恐怖的陰影一直存在,在那個年代,幾乎每一家報紙都有記者遭到迫害,《公論報》記者則是白色恐怖時期,被迫害次數及人數最多的報紙,李萬居在1959年的省議會質詢中,就曾非常悲憤地提到好幾件案例。
 
李萬居在省議會質詢中提出「我的呼籲和抗議」時指出:4「《公論報》是我本人所創辦的,也是唯一台灣人所創辦的報紙。這些年來,本報被迫害的情形,真是一言難盡。本報副總編輯李福祥以莫須有罪名被治安機關拘禁達三個月;編輯阮景壽被禁錮1年1個月之久;總主筆倪師壇於1957年11月被逮捕,至今仍未恢復自由(後來病逝獄中);總編輯黃星照、編輯陳秀夫和記者江涵,被國防部控以妨害軍機的莫須有罪名,各被判處徒刑;在各地的業務人員和記者也常被迫害,如東勢營業主任兼記者劉枝尾,以甲級流氓的罪名,被監禁於屏東縣小琉球海島上;礁溪記者兼營業主任張光熾也曾被拘禁過,嘉義辦事處副主任童金龍則被處以二年半管訓。」(王文裕,1997:106-107;楊錦麟,1993:352-353)
 
之後,1961年7月26日,《公論報》記者張建生被綁架恫嚇案,算是記者被迫害案件中情節最輕微的,但已經足以使被害人整整作了30年的噩夢。張建生當時主跑政治新聞,事件發生的前一天正好有一個這類敏感性新聞,特務在當天晚上曾打電話威脅他不要報導,他基於《公論報》一貫的報導風格,予以拒絕。26日一大早,特務機關看了公論報」,立刻派四名特務在上午七點多鐘來到他家,將他綁架上一部吉普車,戴到台北三張犁公墓附近,進行祕密審問,直到深夜11時才釋放。
 
    在一整天的審問過程中,雖然沒有足以致命或造成外傷的殘酷刑求,不過,拳打腳踢、不給水喝,和吃東西,精神脅迫和凌辱,甚至以手槍威脅說要將他當場擊斃丟在公墓餵野狗等等手段,全部都施展出來,企圖脅迫他承認是為中共臥底工作。事件後不久,張建生就向《公論報》辭職,前往香港定居,經過一段不短的時間休養,才在香港的《自由報》繼續擔任新聞採訪的工作。(楊錦麟,1993:253)
    19621月,李萬居在台灣省議會第二屆第四次大會的質詢中,提過此一事件,強烈質疑國民黨政權標榜有人權保障的謊言,他同時提到了另一個案例。在張建生被恫嚇脅迫事件的同一年12月27日,《公論報》的另一名記者許一君(亦名明柱),1961年12月27日外出,突然被特務挾持,從此下落不明,他的父母在苦等他30多年都,看不到他的屍骨之後,淒苦抱憾而病逝。許一君是一位傑出的新聞記者,特務對他的報導早就多次提出警告;李萬居和雷震等人積極籌組政黨時,他曾熱心參與協助,『中國民主黨』的黨綱、黨章的初稿就是由他所撰擬,5當年知道內情的新聞界人士,大多推斷他已經遭特務暗算了。(楊錦麟,1993:305、353;邱國禎,2007:333-334)
 
《公論報》創辦人之一,曾任《公論報》總經理的陳其昌,因該報會計主任,1949向陳其昌借了三千元,「白色恐怖」時期,這位會計主任去自首,承認曾是台共組織人員,情治人員問他,錢是向誰借的,他說:是陳其昌,陳因此在1953年被依資匪罪名,判無期徒刑。(楊錦麟,1993:257、352;高晟,《悼念陳其昌老先生》)
 
().組黨事件,加速「公論報」被迫停刊:
  1947年9月李萬居辭去《台灣新生報》董事長,10月25日自行創辦《公論報》,至1961年3月5日宣佈暫時停刊為止,不包括經營權易手後的時間,共計生存了13年。
 
作為獨立經營的民間報紙,《公論報》走上停刊之途,原因或許如歷史學者沈雲龍所言:除了對報紙缺乏企業經營概念,以及太過信賴別人,導致被國民黨籍台北市議長張祥傳為首的財團,勾結報社內部其信賴的朋友,佈下有計劃的經濟陷阱,以取得左右股東會的權力,進而利用官司搶走《公論報》的發行權(沈雲龍,1979:73),甚至如新聞實務界的陳國祥所強調李萬居,「不諳業務經營」之道、「經營不善」(陳國祥、祝萍,1987:79),以致這份立場超然,言論強悍而廣受讀者歡迎,發行數字曾一度名列第一的《公論報》,卻不得不走向停刊的命運。
 
    但「不諳業務經營」之道、「太信賴別人」,並非完全是《公論報》戰之罪,真正造成《公論報》停刊的主因之一,是當時國民黨透過黨國體制對媒體的操控與干預,1959年李萬居為應付財務難關,《公論報》進行改組,李萬居重演《新生報》被架空權力的命運;在《公論報》的產權紛擾之際,也正是中國民主黨如火如荼籌組期間,為避免《公論報》成為新政黨的機關報,李萬居遭到執政當局的不斷打壓,最後導致《公論報》不得不於1961年3月5日停刊。可以這麼說,李萬居參與雷震「中國民主黨」的創黨事件,才是這份一直在多災多難中煎熬的《公論報》,難以為繼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萬居從1946年當選省參議員起,1951年又連續當選三屆臨時省議員,1959年再連任三屆省議員,議會問政時間長達廿一年之久。除了民眾請託、各項為民服務外,長期關注人權保障、新聞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司法獨立等問題,人稱省議會的五虎將之一。1947年創辦《公論報》並揭示「民主自由的精神」,除了報刊上的堅持、呼籲外,他也積極參與民主改革運作,1957年參加無黨籍、青年黨、民社黨人士舉辦的「選舉改進座談會」及擔任「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七十八位發起人之一;1960年,參與雷震等人籌組的「中國民主黨」,以進一步落實政黨政治,促進台灣的民主自由。但籌組中的中國民主黨,於1960年9月4日成立前,以雷震為首的《自由中國》雜誌相關人士均遭到逮捕,自由中國也隨之停刊(楊錦麟,1933:313-318;謝德錫,1988:170-171;),功敗垂成的「中國民主黨」除宣示國民黨剷除異己的決心,也宣告《公論報》被封閉的命運。
 
    《自由中國》是一份主張民主憲政的自由主義刊物,在1949-1960年的台灣,也是台灣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刊物。當時台灣十分注意民主憲政問題的報刊,除了《自由中國》以外,尚有李萬居主持的《公論報》、青年黨的《民主潮》及民社黨的《民主中國》。《自由中國》未停刊之前,它與《公論報》都是當時重要的在野言論重鎮,研究雷震思想的薛化元指出:「當時台灣的民主運動言論,主要的在野言論有一報三刊,即李萬居的『公論報』、雷震的『自由中國』、民社黨的『民主中國』、青年黨的『民主潮』,而雷震主導的『自由中國』是其中的佼佼者。」。(薛化元,1998.7.3)
 
《公論報》在雷震、傅正被捕,《自由中國》被迫停刊後,理所當然地成為新黨的與論宣傳喉舌,他無懼當局的種種威脅、打壓,據實地報導和反應雷震、傅正被捕真相及新黨動態,且對當局提出嚴厲的批評,它甚至也批判國民黨當局「司法配合國策」,「司法成了政治的工具」,當時台灣民眾多半是透過《公論報》獲取海外輿論對雷震案的反映及新黨組黨訊息,《公論報》同時揭露國民黨當局企圖分化、瓦解籌組新黨人士的陰謀,這樣義無反顧地站在營救雷震及籌組新黨的前列,而預定的「中國民主黨」,李萬居又是內定的「組織部長」,《公論報》在宣傳輿論上取代了《自由中國》地位的同時,國民黨對雷震採取「殺雞儆猴」的策略,也運用到李萬居身上,國民黨以「釜底抽薪」的方法,向李萬居視為生命一部份的《公論報》下手(楊錦麟,1993:323-332),《公論報》改組、發行權涉訟事件即是國民黨一連串手段的佈局。
 
1959年,李萬居為應付經濟困難,商請參與《公論報》創刊的蔡水勝(總經理)、陳祺昇(首任發行人)再行增資合作,國民黨即利用這個機會,運作國民黨籍台北市議會議長張祥傳加入經營,並將《公論報》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此次改組,已注定《公論報》被迫關門的厄運(陳國祥、祝萍,1987:80),因為緊接著張祥傳掌握過半數股權,並以債逼迫李萬居交出經營權,在1960年7月1日進一步逕行宣佈改組,由張祥傳擔任社長,李萬居為董事長,因李萬居不承認這次改組,遂演變成「公論報改組糾紛事件」,張祥傳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判決李萬居將《公論報》發行權交出,1961年,3月3日,高等法院判決李萬居敗訴,5日李萬居即宣布《公論報》停刊。《公論報》被國民黨以司法手段強行封閉,台灣就成了被外國朋友瞧不起的,沒有新聞自由的落後地區」。(陳允中,1978:14)
 
這場官司的敗訴,「本質上是一場政治官司,是當局在逮捕雷震、傅正,迫使『自由中國』停刊,導致中國民主黨流產,並藉此封殺公論報,剝奪新黨人士最後一塊輿論陣地,進一步迫害李萬居的政治陰謀」(楊錦麟,1993:362),李萬居在《公論報》被迫易手三年半時說:「公論報的官司是一件政治事件,政黨不應涉入私營報社所有權的漩渦裡…..,大家也都清楚,社會上連公論報的影子都不見了,更談不上對國家民主有什麼貢獻了」(賴佳慧,2001:146;楊錦麟,1993:363),這一份台灣報業史上獨立性與批判性最強的報紙,轉到了國民黨議長張祥傳手上,雖曾一度復刊,不旋踵即停刊,1969年,《公論報》最後在1951年被《聯合報》收購,成立了的「經濟日報股份有限公司」,並由《聯合報》董事長王惕吾兼任發行人,《聯合報》社長兼董事長范鶴言,《聯合報》發行人林頂立任常駐監察人。(黃麗飛,1975:302-303)
 
李萬居戰後從中國大陸返台,寧願放棄接收金融事業的利權享受,而選擇《台灣新生報》,甚至在晚年面臨房子被燒,《公論報》被關閉的雙重打擊也不改其志,李萬居的長子李南輝回憶父親後半生心血創辦的《公論報》要關閉時,國民黨中央黨部曾開價五十萬美金要收購《公論報》,並許以董事長職銜,但李萬居都未答應,「當時我們大家坐在花園裡討論,覺得大勢已去,我記得父親的秘書說,這五十萬不拿白不拿,五十萬美金當時在台灣大概連五十棟房子都買得到(錢很大),又可以做董事長,應該勸父親接受,於是大家就推我去勸父親。結果我去說了之後,被父親罵了一噸,父親說他回來台灣有一個心願,希望作政府和人民的橋樑,替老百姓性講話,為了這個理想,報社寧願關掉,也不拿別人的錢,《公論報》於是在1961年易手。當時我覺得父親『笨笨的』,但是現在想起來,知道這真的是不容易。」(李南輝,2001:46),前民族報(聯合報前身之一)、《經濟日報》總編輯林笑峰也說:「以民營報紙來說,當時由李萬居先生經營的公論報,也是一家很有前途的報紙。因為公論報是被政府允許言論及新聞報導尺度最寬的報紙,可以想像得到,如果公論報能夠抓住了特權和保護機會,哪有不成功的道理?」(林笑峰,1993:73);前《大華晚報》發行人兼社長耿修業也回憶說,民營報業最值得紀念之人,就是《公論報》發行人李萬居先生:「我們稱他為李萬老,他屬青年黨籍,對本黨(國民黨)及政府一直處於反對立場。……,可是處同業之間,李萬老謙虛和藹,道地的中國書生,……,以李萬居先生他當時的地位以及他的學養,對政府只要稍稍遷就點,變通點,相信必可獲得『回饋』,公論報可以成為大報,萬老可以成為報壇鉅子。可是他寧折不屈,不變初衷」、「對李萬老可以抄襲兩句話相贈:『士於危疑震撼之中不變其節;事於風雨飄搖之際而不變其志』此之為真正的讀書人,真正的新聞記者」。(耿修業,1992:35-36)在當時時空環境下,這樣特異獨行與節操,當然很不容易,但若回顧其回台與其他所謂「半山」對比,其所作所為似乎也不足為奇。
 
在《公論報》停刊後, 1978年也與《公論報》命運類似的改組事件《台灣日報》,改組因素之一的前《台灣日報》採訪主任吳哲朗,在《台日》改組前一日離職時,向曾任《公論報》編輯,時任《台灣日報》副社長兼總主筆蔡少伯辭行,蔡少伯感慨地說:「台灣日報今天的遭遇,就與當時的公論報一樣」,吳哲朗則認為,《台灣日報》與《公論報》不能相提並論,他說:「第一,在新聞尺度上,台灣日報還遠不及當時的公論報;第二,公論報老闆李萬居先生堅持原則,寧願報社被封掉也不向國民黨要求分文的補償,以示其志,但台灣日報老闆傅先生(傅朝樞)拿了八千萬(另有一說一億五千萬),後來遠離國門,這是最大的差別」、「李萬居先生雖已作古多年,但他的風範、他的志節,至今仍留在千千萬萬民眾的心目中,這一點絕不是八千萬或一億五千萬有形的金錢可以買到的!」(吳哲朗,1978:33-34),這樣的志節,當然就如同當年他回台接收新聞事業,捨棄金融銀行的節操一樣,始終如一。
 
四、《公論報》停刊,也是黨國體制控制下的必然:
《公論報》被迫停刊,主因之一是國民黨當年為了阻止新黨人士的組黨,除了干預李萬居《公論報》的經營,讓其無暇他顧,新黨其他重要人士也均遭到威逼騷擾,如吳三連參與組黨後,國民黨即透過他的友人表示要收回台南當企業的貸款,逼著他不得不退出活動,暫時離開台北前往日本,新黨三位發言人之一、時為台北市長的高玉樹,雖無私人企業,但因任市長,拆除違建得罪不少人,被告到法院,他因此案半個月內被傳訊達四次,讓其官司纏身(高玉樹,1998;張忠棟,1990:143);1963年4月2日,「時與潮」月刊因刊登雷震「獄中詩」而遭停刊一年。不過即使沒有組黨的事件,《公論報》的言論的批判性,對於國民黨威權政體下的「黨國體制」媒介壟斷政策,即使沒有「組黨事件」,國民黨仍然會藉由其他事件來打擊《公論報》。(本文發表於「台灣民主與新聞自由的光源學術研討會」,收入於《李萬居先生一百週年冥誕紀念專刊》(謝坤銓編), 2001)


1 主要撰稿人,除李萬居、連震東外,還有台灣革命同盟會及台灣黨部的幹部謝東閔、謝錚強(也 是台灣義勇隊編輯通訊組組長)、林忠、劉啟光、謝南光(即謝春木)、吳金城等人,後來都成為 回台接收的重要「半山」人物。
2 另外,在中國大陸成立的「台灣義勇隊」,為了訓練和宣傳需要,曾先後出版《台灣先鋒》月 刊和《台灣青年》旬刊。《台灣先鋒》原為「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機關報,於1927年創刊, 由林文騰主編,僅出版一期,原件今已散佚。「台灣義勇隊」為承襲青年團的志業,準備續作光復台灣的先鋒,而於19404月在浙江金華仍以《台灣先鋒》為名作月刊形式刊行,制1942 年底共發行10期,內容包括社論、專欄、台灣少年團的活動報導、台灣通訊、文藝等。繼《台灣先鋒》之後刊行的《台灣青年》,則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義勇隊直屬分團的機關報,台灣義勇隊本部於194210月遷設福建龍巖,並於1943年元月創刊《台灣青年》旬刊,該刊至少發行63(最後一期194478出版),專欄刊登了吳鐵城、梁寒操、謝東閔、丘念台、宋斐如等人的專論,為復台運動做呼籲,復刊「新台灣」提供義勇隊原抒發意見;習作園地則為少年團留下撰稿的空間。(張瑞城,1995:121-122)
3台灣省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職員中,有關新聞事業接收人員包括:新聞事業專門委員李萬居(調查監視並準備接收)、廣播事業專員林忠(宣傳)、林柏忠(宣傳);《中央通訊社》葉明勳(採訪)、上海《大公報》費彝民、《大公報》李純青、《中央日報》楊正和、攝影記者林世璋、譯電員樓綏校(電報)。(台灣警備總部,《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總報告書》,民國35年,頁3-6)
4這是李萬居在台灣省臨時省議會時期,引起極大震撼的一次發言,1959年1月第三屆臨時省議會第四次大會上,總共多達22項的質詢,當時正值他與雷震等人籌組中國民主黨,遭到當局刻意打壓,其創辦的《公論報》正面臨淪入他人之手的危機,因此這份措詞強烈的發言稿,不僅是研究李萬居生平思想和事蹟的一份重要文獻資料,也是在野民主人士對當時政治環境的總檢討。
5不過,根據傅正在「團結、組黨、爭民主—為紀念郭雨新先生過世一周年而寫」的說法,民主黨黨綱、黨章初稿,為夏濤聲所擬,再交由傅正修改,與楊錦麟的說法不同,本文收入郭惠娜、林衡哲(編),《郭雨新紀念文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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