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東熹

投書老師與服藥的孩子--賴老師的信

剛開學的一個假日 我去住家附近的傳統市場 看到一群婆婆媽媽在討論 現在的老師沒有耐心 不會教 動不動就叫孩子要吃過動兒的藥 讀幼稚園時沒有事 一上小學就說是過動兒 他們知道我是老師 看到我走進嘴巴就閉起來   其實 讓孩子服用過動兒的藥 對我來說 也是違背教育道德與良知的 先不論藥物有沒有副作用 該不該服藥 僅憑一些量表 老師勾一勾 結果是不夠客觀的 甚至和老師的特質 還有對學生的印象有絕大的關係 當然還有家長的職業   醫生的小孩和老師的小孩 幾乎不會去服用利他能的 倒是會常常建議別人家的孩子服藥 我在教小五.小六的時候 班上的孩子 我試著不讓他們服藥 因為正值發育階段 利他能會影響食欲 家長沒想到我會建議孩子試著停藥 我知道 過動傾向的孩人緣不佳 尤其到高年級時 經常和同學起衝突 人際關係不佳 我發現他們會衝動的原因 是因為覺得不公平 每次和同學起衝突 老師總是因為刻板印象而覺得他們是禍因 沒有聽他們把話說清楚 我花很多時間 利剝洋蔥的方式 把核心找出來 讓他們心服口服   還有 課業上不要給他們太大的壓力 不要告狀 不要不查證就聽信同學的告狀 對他們來說 有很大的安定作用   很慶幸 我教過的孩子 在我教的那兩年都沒有服用利他能 可是 我也知道 現在被認定是過動兒而靠藥物控制的孩子與日俱增 到底誰有資格說這些孩子是過動 其實 我覺得 我也是一個過動的人

投書孩子真的有被放棄的感覺--賴老師的信

當我看到翁奇楠命案的兇嫌廖國豪說他被老師放棄 我覺得他在一個兇嫌的角色上 他是可惡的 可是他在國中生的角色上 他是可憐的   這樣一個論調 昨天我在學校 被某一位專職輔導的同事批評得非閉嘴不可 其實我覺得所謂的輔導 只是在做一堆資料和用專業上的術語解釋孩子的行為 其實 孩子需要的是幫助他解決問題和走過這一段時期   生活在像兇嫌那種家庭的孩子很可憐 學輔導的人應該先去跑兩個月的社會新聞 他們只會紙上談兵 我早就把輔導學生當做了解問題 想辦法利用在學校的時間 代替家庭功能的不足給予適當的協助 雖然很多是家庭的責任 可是班上越來越多來自高風險家庭的學生 成了我生活上的重心   這些孩子功課要好是鳳毛麟角 因為他們沒得補習 沒有書桌 要個20元到網咖是打發時間的最好方法 他們需要關懷 害怕被遺棄 因為他都有被家人遺棄過的不愉快經驗 例如父母離婚 隔代教養 甚至寄人籬下   老師要到孩子生長的地方看看 就會知道孩子不喜歡回家 不是不乖 老師要去了解孩子的成長過程 就會掬一把淚 不要說那種家庭的孩子再教也沒有用 孩子不能選擇家庭 我們即使不能給予協助 也要有同理心 不要一直用寒窗苦讀 小魚逆流而上 來哄孩子 孩子不是聖人 他們要的只是溫飽與被尊重 彎下腰甚至彎下膝蓋和孩子說話   我問我的孩子 學校一直要孩子來上課 怎麼出了事還在怪學校 國中的孩子竟然回答 老師叫他們來學校只是怕出事要負責 來學校還不是罵一罵 叫他們到旁邊座 還叫同學不要被帶壞   我想到上學期期末孩子的學校發生的事 一群國三生拿刀子圍辦公室要找某位老師出面道歉 原因是 那位老師叫同學不要和他們在一起 會被帶壞 我們不能用我們的想法 還有正常家庭的情形 來看待每一個年齡層 和不一樣家庭出來的孩子 那就不是輔導   國中的導師和小學的導師不一樣 小學的老師從一早到放學都在教室裡守著 對這些家庭功不足的孩子來說 雖然常被唸 但是有被注意的感覺 國中的老師很忙 要跑班上課 有孩子們基測的壓力 孩子的問題又明顯社會化 沒有權只有責 帶起班來很辛苦 孩子會有被遺棄的感覺 而要做出一些引起老師同學注意的行為 是可以想像的   一個孩子的問題好解決 不解決就會變成社會問題 要付出很大的社會成本 我們和我們的親友都有可能被波及 今年我獲得 輔導中輟生有功人員的殊榮 有機會和能力 我一定會再為這些弱勢族群 還有高風險家庭的孩子多做一點事

投書六輕傳奇「六根煙囪的故事」

雲林台塑六輕工安事故，引發麥寮、台西人封路抗議，其實，從高雄後勁五輕的抗議事件，早就可以預知，今日六輕抗議事件的必然發生，只是當年設廠時，很多雲林人是不反對的，特別是地方政治人物。   六年多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感覺故鄉，不如親身測量！」，文中提到：「很多人無法想像，許多雲林人是以熱烈、歡欣的心情，歡迎六輕的到來。之前，六輕在桃園、宜蘭、雲林間取捨時，我告訴很多人，雲林人會喜歡的。」「我常想，怪不得雲林人，因為，風頭水尾，你能想像，他們渴望的是什麼。  」   「六輕興建期間，多次開車經過台17線台西段，因地層下陷，多年前海水倒灌的海水一直未退，墳墓依然浸泡在農田中，這似乎也讓我更能理解，風頭水尾的苦楚；八年多前，因工作關係，應邀參觀過六輕廠，原來一片沿海漁塭及海域，已然成為一處壯觀的工業區，每天參觀人潮絡繹不絕，集中營式的外勞宿舍，麥寮和鄰近鄉鎮的KTV茶室、檳榔攤，似乎讓地方繁榮了起來。」   台塑六輕，讓很多地方人士，特別是國民黨政客們十分雀躍，當年很多人從中獲得龐大利益，目前因為工安事故所引發的「六根煙囪的故事」，其實只是當年六輕設廠時，「政商互蒙其利」的後續發展而已。   在談「六根煙囪的故事」之前，讓我先回憶一段往事。   六輕剛剛核准興建時，當時我一位任職《自立晚報》的同事，曾經報導一篇有關六輕土地炒作的報導，這名記者之後被報導者控告妨礙名譽，而控告者的兄長，正是當權的某派系領導者。   官司開庭時，我因為主跑司法新聞、又是雲林人，所以奉命陪同撰寫報導的記者的主管，一同南下協調，當天因為遲到，到了虎尾雲林地方法院時，庭訊剛剛結束，此時原告已先行離去，我與同事仍進入法庭，法官詢問我們要幹什麼， 我們說明原委後，原告委任律師因為還在門口沒走，法官就請法警把他叫進來說，當事人主管剛剛到，你們要不要去談一談，看能不能和解。   我們與原告的委任律師，就在法庭外商談了起來，委任律師說，其實，原告並不是非告不可，但這件事對他們派系的領導權威影響很大，我們正納悶，這跟派系會有什麼關係?律師接著說，其實你們報導的新聞的確是有錯誤的，我問他哪裡錯了，他說，你們報導的那一塊地，是另外一個派系領導者他們炒作的，跟我的當事人無關。他說，這兩個派系，雖然都同屬同一政黨，但卻是敵對派系，所以在競選時，雙方樁腳的氣氛火爆，衝突不斷，甚至互相封鎖村莊道路，競選車子都不准進入對方勢力範圍，你們現在報導他們共同炒作那一塊地皮，會讓樁腳以為他們表面上是敵對的，私底下卻一起合夥作生意，這樣他們怎麼向樁腳們交代?在雙方商談當中，律師甚至暗示，如果你們報導的是另外的地皮，他們就不會告了。   這個案子，最後就在原告，坐落在某鎮上一條熱鬧街上，隔著厚厚防彈玻璃的家裡，用了一頓午餐之後落幕，事隔多年後，原告的兄長，曾經風雲一時的派系領導人，則因案逃亡中國，最後客死異鄉。   當年，六輕讓很多地方政壇人物透過炒作地皮，大賺利益，甚至有政壇頭人，事先收買或圈圍海埔地的蚵田使用權，大賺台塑的購地利益或補償，地方首長或政治人物，熱衷開發工業區，其中的奧妙，不言可喻。   六輕設廠初期，原本一甲地，超過三千萬元，現在一千萬沒人要，缺錢、欠錢或聰明的農民，可能賣地賺到錢，但真正大賺錢的，還是有內線的派系內圍；設廠運轉之後呢?依然是地方勢力者盤據著六輕周邊工程，包括資源回收、人事等外包不算，「六根煙囪」流傳最為廣泛。 三年多前，就在雲林西海岸一個地方人士家裡，聽到「六根煙囪的故事」，是身歷其境的當事人之一閒聊時談起，後來才知，其來有自的六輕六根煙囪，早已取代西螺大橋與北港朝天宮成為雲林縣地標的地位，有空到古坑華山喝咖啡，雙眼平視西海岸，六根伸向天際的煙囪，就像是政治叢林裡的獵物或靶場的標靶，讓很多政壇人物虎視眈眈。   六根煙囪的利益在哪裡?就在「灰渣」，因為六輕廠使用的是燃煤，所以六根煙囪會產生所謂「灰渣」，「灰渣」必需固定清理，六輕廠每年就將清理、載運灰渣的工程發包給六家廠商，每個廠商負責一根煙囪，據了解，這六根煙囪的利益分配就是這樣產生：   一、由於台塑是私人企業，不必像公家機關一樣須辦理公開招標，.所以這六家廠商六輕廠完全可以掌握。 二、表面上，六家廠商是由六輕廠招標而來，但據指出，實際上是由雲林六個地方勢力(個人或團體)指定，每根煙囪的「灰渣」清理費，據傳約一千萬元。 三、至於六個政治勢力個人或團體，如何與負責清理「灰渣」的廠商協調利益，這就有很大學問，政治勢力的個人或團體，也許自己就是老闆之一，也或許是合夥人，當然如果不想涉入其中，廠商可能以政治獻金回饋。 四、由於「灰渣」是水泥廠重要的攪拌原料，廠商將「灰渣」賣給水泥廠，也可以再賺一筆，所以即使清「灰渣」廠商可能付出一筆很大的政治獻金，它還是可以從這裡獲得利潤。 五、當然，最為有利的自然是背後的政治勢力個人或團體，至於六輕廠，則透過這種正常商業操作，當麻煩發生時，可以取得地方有力人士的支持與協助，互蒙其利。   誰是這六個地方政治實力人物或團體呢? 其實，很多雲林政壇人士或關心政治的人都心知肚明，只要仔細研究六輕廠所牽涉到的地方機關、團體，就可以分析出輪廓。   從設廠初期的地皮炒作，到運轉後的「六根煙囪」，以及雲林民眾從當初不反對興建六輕，到現在覺醒抗議，背後都有許多政治操作，要求賠償當然是一途，但我更關切的是，為何六輕每年上繳中央政府約240億元以上的稅收，分到雲林縣，卻連修補六輕工廠貨車破壞道路的預算都不夠。   窮人有窮人的悲哀，窮縣也有窮縣的苦楚，縣民抗議的對象固然是六輕，但中央政府核准興建六輕，也徵收了稅收，現在不聞不問，反而成為仲裁者，在旁邊納涼，叫地方政府自行處理，難怪，宜蘭人會自豪陳定南的遠見，當年，雲林不但沒有遠見的地方首長，有的只是官商互蒙其利的勾結，以及現在躲藏在背後，一群虎視眈眈，準備再次從中牟利的政治禿鷹。

投書帶兒子回澎湖--賴老師的信

明天要帶兒子坐船回澎湖 後天再參加文化局在望安島舉辦的菊島文學營 我跟著在望安玩三天兩夜   兒子長得很帥 國中畢業剛考上高中 成績平平 我就讓他讀家裡附近的社區高中 騎摩托車只要七分鐘 他也很高興 因為我一直讚美他 肯定他 以他為榮   曾經 我也有過希望他讀名校的迷思 可是當我知道他無法達成我的希望時 趕緊轉念 因為他開始用其他的方式 表達不滿與宣洩壓力 包括言語 *行為*髮型*交友*與師長唱反調和對峙 幸虧自己覺悟的早 發現問題的所在   他早讀 或許智慧還沒有開 或許他仍就無法獲得讀書的樂趣 或許他在國中那個所謂的好班得不到成就感 唉 何需抑苗助長 我只是靜靜的陪他完成考高中這個過程 然後 我恭喜他生上高中 不管哪一所   當年我們在澎湖 只有一所高中 大家都無從比較 都很知足 現在何需庸人自擾 自己反省 其實虧欠孩子很多 除了安排補習 這9年來 我給了他們是怎麼樣的生活 她們會在身邊依賴我們為他們安排生活還有幾年? 在一轉眼他們就振翅高飛   經常 對孩子的要求是越來越多 我的家長 帶著身體缺陷的孩子到班上 只希望她們健康平安長大 有身心障礙的家 長告訴我 只要他們快樂就好 可是有資優生的家長卻告訴我 他要孩子拿市長獎 考取第一志願 我處理過國一學生離家出走的案子 父母親說 只要他平安回來 不會再逼他 過不到一個月家長又再向我炫燿孩子校排第幾名 她們引以為傲的炫燿 其實背後就是帶給孩子 另一種訊息與壓力 你的分數是爸媽快樂的來源   我已經放下了 所以用不一樣的心情陪伴兒子過這個暑假 讓他睡得很飽 沒有補習 沒有去讀書 只有運動和想做什麼媽媽陪你   我發現一個多月來兒子臉上常帶著笑容 講話很幽默 作夢也會和我分享 喜歡做家事 會參與親族之間的活動 穿的服裝顏色鮮豔多變不再只是黑色的 你知道國三那一年他幾乎只穿黑色的嗎? 我很擔心他誤入歧途 他很樂意回澎湖找外公 還有他童年的玩伴   七月我們回澎湖搭會潛水的船去虎井島和桶盤島看玄武岩 這一趟我們回澎湖要到望安看古厝 看星星和綠蠵龜 還有聽海的聲音 聽人講話對談   其實我覺得一個暑假下來兒子變董事變聰明 智慧在開了 是生活的智慧 我們都為人父母 心情是跟著孩子的成長與喜怒哀樂走 希望我們都越來越快樂 給孩子快樂   以上是我一位當老師的老同事給我的E-MAIL 我覺得不錯 分享給有緣分讀到的父母及老師們

投書紀錄禁錮年代的新聞人--作者序

《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作者/呂東熹自序 寫作本書的動機，主要源於研究所論文題目《台灣戰後民營報業發展的歷史結構分析－以自立晚報為例》而來，但在杷梳論文的過程，卻無數次地讓我淚灑電腦桌前，這本書不僅帶我進入戰後至解嚴前後，在言論禁錮的困頓年代裡，新聞人與政治角力的奮戰故事與悲情歷史，且更讓我逐漸拼湊，一生貧困坎坷，奔波江湖，以文維生，卻鬱鬱不得志的父親呂振昇，為何終日以酒度日，最後在清早時刻猝逝於餐桌上，留下一杯沒有喝完的米酒與幾粒土豆。   進入新聞界，像是生命的必然。我在嘉義市的「北港車頭」（嘉義後火車站）出生，長於雲林縣西南沿海的口湖鄉，在我那個年代、那個貧瘠的海濱地區，很少人會就讀新聞科系，也很少人會走入新聞界，我不完全肯定，是不是因為父親曾在60年代前後，擔任過嘉義《商工日報》記者，以及兼任《公論報》發行與特約通訊員的關係，但也許冥冥之中，是父親的遺著《今日之口湖》(1955年，《公論報》印刷)，以及就讀高中時期，有一次放假回家，在翻閱父親的遺物時，發現仍保留幾張泛黃的「記者證」，這可能，不知不覺地，引導我進入新聞界。  現在，我仍然一直記得，沒有讀過書，而且可能也不知我大學讀的是什麼科系的阿母呂王類，她在我進入新聞界時，曾對我說：「你老爸做記者ê時陣，攏乎人叫做乞食，你做記者敢有路用？」但我仍然在1985年，進入影響我新聞生涯最深、最大的《自立晚報》工作。  可是，老實說，即使我曾就讀「世界新專」，這個在「戒嚴時期」，一個曾經收容不少被稱為「異議教授」的學校，我並不完全認知，或者說，沒有深刻體認，當記者的使命在哪裡？就像現在很多新聞傳播科系畢業的學生一樣，只想謀職養家而已。 在只有八個大學有傳播科系的「八校聯誼」年代，所謂台灣「傳播史」或「新聞史」課程，是直接切入1949年國民黨撤退來台，再銜接漢朝「邸報」以來的中國新聞發展史觀，故意跳過或忽略荷治、日治時代的新聞史，有關1949年前後的台灣新聞史，也經常直接避開敏感史實，甚有淹沒史實的現象。  如果說，我真正對「台灣新聞史」有起碼的認識，以及新聞記者這樣一個職業身分，有比較清楚認知或挑戰，是從《自立晚報》任職開始，尤其我是從所謂「社會新聞」開始跑新聞，亦即涵蓋警政、司法路線及社會百態、社會運動等新聞路線。 在1985年進入新聞界時，正值「解嚴」前夕，每天面對的是蓬勃而起社會運動，以及之後三分之二時間，負責所謂「司法、檢調」新聞，當時處理的新聞，不是黨外人士的誹謗案，就是所謂「涉嫌叛亂案」，說真的，這是個奇怪的報社，在我還是懵懵懂懂的菜鳥記者時，報館「幾乎」很少給過我什麼樣的新聞政策或干預，絕大多數新聞，都是自己身歷其境、自己判斷或從人性初衷的層面來觀察，其他上級指示，最多就是文筆或寫作瑕疵的討論。  當時內心十分納悶的是，為什麼部分所謂「大報」或資深記者的報導角度，大都跟我看到的不完全一樣，甚至有來跑新聞，而隔天卻沒見報，或者是根本不認為那是新聞，可是這些新聞，又是關係到很多人，10幾年或20多年徒刑的大案子，甚至是一個人一輩子的政治生命；另外讓我苦惱的是，他們的新聞訊息，經常都比我靈通，特別是調查局新聞，我永遠都跑不過「大報」記者，一方面應該是自己資質駑鈍，另一方面，也是我後來才慢慢了解，原來大部份機關或官員，私底下都認為，《自立晚報》是台獨報紙，黨外傳聲筒，所以就盡量少接觸或避免公開接觸，像調查局這樣的特務機關，更是嚴重。 對我而言，我一直以為，我只是單純跑新聞而已，只是把自己看到、聽到的，認為有價值的新聞呈現出來。用現在最通俗的說法，當時只不過是「據實報導」而已，而這難道不是大學新聞系學生，最起碼要修的A、B、C？  諷刺的是，不到幾年時間，在台灣解嚴、開放報禁之後，我曾任職的《自立晚報》的言論，與後來所謂「大報」、甚至之後興起的電子媒體言論相比，根本談不上什麼偏激可言；原來新聞學單純的「據實報導」、「平衡報導」的理論，在報禁解除前後那段親身經驗裡，他們卻都是默默無聲或者是故意忽略新聞存在的一群人，許多人還在大學裡兼課，教育新聞系學生呢，現在是否依然?  在那樣的政治氛圍裡，最讓我震驚與訝異的是，已經解嚴，「報禁」剛解除之際，鄭南榕(nylon)創辦的《自由時代》系列雜誌，竟然只因為刊登一篇旅日教授許世楷所撰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就被台灣高等法院檢察處﹙現在的高檢署﹚依叛亂罪嫌偵辦，當時除了《鄭南榕叛亂》案外，還有1988年初的「蔡有全、許曹德叛亂案」、1989年4月間「陳維都叛亂案」，以及1991年獨台會案、「資匪案」……….等等案件，都讓人匪夷所思。  包括其他媒體的部份記者，以及我在內，當時頂多認為，那只是當時法律的荒謬而已，然而，鄭南榕在1989年1月21日收到高檢處「涉嫌叛亂」的傳票時，他說為了堅持百分之一百的言論自由，誓言：「國民黨只能抓到我的屍體，不能抓到我的人」之後，在4月7日凌晨，台北市中山分局等警察單位，趁著許多人熟睡之際，破窗而入，準備拘提時，鄭南榕以預先準備好的汽油，自焚殉道。  至今我仍無法忘懷，1989年4月7日凌晨一點左右，剛跟nylon通過電話，幾個小時之後，他已經自焚殉道。那一天早上，我在《自由時代》雜誌社樓下的人行道上採訪，隔著燻黑的窗戶及黃色警戒線，眼淚不由自主地，與滅火後的消防水同步汨汨而下，這是我跑新聞近四年以來，第一次因為採訪對象而掉淚。 《自立晚報》讓我從懵懂的新聞菜鳥，潛移默化地了解「新聞自由」的理所當然；「鄭南榕自焚事件」，改變了我的新聞觀，也衝擊了我日後的新聞生命。從此，我才開始理解，包括我父親在內，那一代的知識份子，因為政權轉移所帶來的內心苦悶與悲嗆人生。父親生於1931年(日治昭和六年)，在1945年所謂「台灣光復」前兩個月( 6月)畢業，在學期間各項學、術科目均為第一名，畢業當年，日本校長，特別保送就讀現在的台南一中，但因為家貧，我的阿嬤，不讓他繼續升學，即使如此，可能因為曾研習漢文之故，阿爸的中文十分流暢，對於文字工作抱有理想。除了擔任記者、參加詩社之外，1954-1956年旅居嘉義市時，亦曾參與《文藝列車》雙月刊編輯及接辦《法音佛刊》(月刊)。1 在戰後經濟蕭條的50、60年代裡，文字工作待遇微薄，又經常因為政治或經濟因素停刊，聽阿母說，阿爸其實是有很多機會進入公職或公營事業，但他就是不要去那樣的地方謀職，我沒問過阿母是什麼原因，但阿母曾說，阿爸終日僅知飲酒度日，喝了酒就吟詩罵政府。  阿母很不諒解阿爸不顧家計，也不知(或不說)阿爸到底為什麼罵政府，直到最近幾年，我從阿爸的遺稿《書懷》一詩：「哪堪一錯誤前程，每憶斯時淚欲傾。忍看貧窮猶苦活，轉憐富貴亦輕生；人能似我人當醉，我不如人我不驚。唯願書香兒子繼，素齋淡飯傲公卿。」才稍許了解，阿爸的感慨；因案自殺的前鄉長、《金湖吟草》作者曾仁杰在「次振昇感作芳韻」一詩曾云：2   「難酧壯志奮鵬程，對酒狂歌把酒傾，愁裡何堪鬚髮白，刼餘猶痛釜魚生；銷磨歲月原休嘆，閱歷風塵實可驚，從此無心希上進，得時我亦不公卿。」則更讓我體會，阿爸或許跟同年代，許多失望的台灣人有類似心境。  1972年，阿爸清早飲酒猝逝在餐桌上時，才42歲不到，那時我剛滿12歲，阿爸不得志，村裡很多人都知道，但曾仁杰詩裡所謂的「刼餘猶痛釜魚生」，到底是什麼刼，也不復而知，因為詩友們大部分都已作古。  我無法推測醉生夢死的阿爸，是否與當時《公論報》被國民黨強奪有關，但他的遺著《今日之口湖》，是由《公論報》印刷，他也約在《公論報》被奪之後那段時間，更加失志，甚至因酒醉，誤換腳踏車而入獄。我想，阿爸應該不像本書中，很多在言論禁錮年代，受盡屈辱的新聞記者或政治受難者，但可能就像很多懷抱理想，卻又無法在文字工作上獲得心靈出路的文人，寧可從此沉默一生，也不甘屈身於公卿；也或許像許多戒嚴年代、懷抱政治熱誠的知識份子，由於對於政治與社會環境的失望，選擇歸隱山林。我未曾見面，戰後曾任前宜蘭縣三星鄉首任官派鄉長的岳父江朝盛(台灣總督府農林學校畢業)，他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以安撫原住民為由，避難大同鄉山區約三個多月之後，從此不再服務公職(或公營銀行)，最後以養豬、種植果樹渡過平凡的一生。 也許因為岳父的關係，在我離開第一個工作《自立晚報》之後，和許多老同事一樣，開始過著流浪媒體人的生涯，而不管怎麼變動，我的牽手江月華，始終在背後支持我的決定，在7月31日結婚20周年前夕出版本書，讓我更加感恩，我希望將此書獻給我的牽手，以及默默奉獻家庭，不求回報的阿母，還有犧牲婚姻，讓我能夠完成大專學業、以及買回祖厝土地的二姐與大姐。  這一本書，能夠出版，當然要感謝前《自立晚報》發行人吳三連先生所建立的自立報風，以及很多《自立人》對我的提攜與包容，沒有他們，我不可能完成此書，當然還有在寫作過程，給我很多建議的指導教授倪炎元，他甚至在深夜兩點，從睡眠中爬起來幫我簽署論文相關文件，讓我順利取得傳播管理學碩士學位。  最後，也希望將本書，獻給跟我父親同年代的台灣人，他們也許從來沒有獲得像《大江大海--1949》一樣被記錄、被理解，甚至被所謂「主流」媒體同情的待遇，但他們都是動亂年代裡，被時代捉弄，一群沉默的台灣小人物。(寫于2010.06.19)      白色恐怖時期台灣新生報的童常因匪諜案被捕,槍決前所留下的最後身影   公論報創辦人李萬居,在戒嚴時期,該報記者被捕.被殺及失蹤人士最多 台灣教會公報是台灣第一份報紙,創辦於荷治時期,且為羅馬拼音.戰後被迫改為中文發行.  1《文藝列車》1953年1月1日在嘉義市創刊，發行人兼社長陳柏卿，主編前後有古之虹、陳其 茂、郭良蕙等，後有林怒潮、呂振昇等，為戰後嘉南平原知名文藝刊物之一，創刊宗旨：「創造 新文藝、發掘新作家」，作家群有陳其茂、古之紅、郭良蕙、羊令野、丁潁、丹扉、楊念慈、楊 喚、季薇、紀弦等人。《文列》將近四年，至少出版24期，第二卷第一期之後，對象轉為青年 學生，與當時的《野風》、《半月文藝》相比，影響不如前兩刊，僅為地區性刊物；《法音佛刊》， 原發行人鄒義生，1960-1963年，父親接辦，擔任社長工作，這期間除參加故鄉口湖、北港地 區知名詩社「鄉勵吟社」，也曾參與嘉義地區的「淡交吟社」、「麗澤吟社」等詩社。 2曾仁杰為雲林地方漢詩人，1933年1月1日在北港鎮與黃瘦峯、曾人岸、邱水謨、洪天賜、 李水波、林國賜等七人成立「鄉勵吟社」，被稱「鄉勵七子」，曾仁杰出任第一任社長，戰後曾 任口湖鄉長，1949年7月25日，疑因公款問題，在台南縣關子嶺服毒自殺明志，臨終前，將 藏書、遺稿及「鄉勵吟社」作品付之一炬，幸留有遺著《萬善爺誌、金湖吟草》合輯一冊傳世。

投書為台灣的聲音留下值得懷念的樂章/吳樹民

呂東熹著《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新書--序文(四)   台灣戰後報業發展，認真說來，盡是辛酸史，從228事件以降，本土報業發展路途就崎嶇至極，而本土報人之遭遇，也特別坎坷，早年的報人不是失蹤、被捕，就是遭統治者殺害，後期的報人則是在國民黨威權體制下遭受政治與市場的擠壓，難以施展其抱負，這五十多年來的台灣報業發展，名為「台灣」，實則不見台灣，即使台灣總統民選之後，仍未見改善，由於資本主義的傾軋，媒體生態改變，資本與市場決定了媒體的存活，台灣報業經營又面對了另一種生存危機，面對新興電子媒體和港資報業的衝擊，當前台灣報業景氣猶如寒冬。   在這樣的報業發展危機之下，呂東熹君以《自立晚報》報史作為縱經，以台灣戰後政治經濟變遷作為橫緯，全面爬梳戰後台灣報業發展的這本著作，就具有重大的意義。意義之一，是透過在威權統治中獨立經營的《自立晚報》報史的觀察，提供給讀者縝密而深入的景深，得以了解《自立晚報》如何在政治機器全面掌控媒體的年代，以其經營者和媒體工作者的堅持，為台灣的聲音留下值得後人懷念的樂章；意義之二，是在《自立晚報》的經營歷史探照下，檢視了半世紀以來台灣報業經營所面對的政治力、經濟力的沉重壓力，以及報業如何在這兩大壓力之中突圍持續的動力所在；意義之三，是本書寫出了延續自日治時期《台灣新民報》系以降台灣報人為台灣說話、發聲，最後卻仆倒在台灣冷漠社會之前的悲哀。   呂東熹君是資深媒體工作者，我與他在《自立晚報》共事多年，並且因為《自立晚報》後期經營困頓，不斷易手經營，而有前後兩次共事經驗，因此對他了解甚深。作為一位來自台灣土地的媒體人，呂君具有濃厚的台灣草根特質，樸素、剛直、正義感強烈，並且認真、堅持，他在《自立晚報》工作期間，表現傑出，採訪新聞不為勢劫、不為利誘，深獲同仁與長官肯定；而他對於媒體作為第四權的認知，對於記者作為公共領域守護者的堅持，以及他對台灣這塊土地與人民的愛心，都具體表現在他過去的採訪經歷之中，也表現在本書的各個章節之中。   我至今仍然相當珍惜《自立晚報》的工作經驗，從先父三連先生手中接任發行人之職之後，《自立晚報》的不黨不私，獨立經營精神，就是報系全體上下的共識，《自立晚報》的全體同仁雖然因為這樣的堅持，在台灣社會解嚴之後，不敵資本主義市場的冷峻，但畢竟無愧於作為台灣報業砥柱的自我期許。我相信在正常民主自由國家，《自立晚報》的貢獻與歷史定位必定更大。讀呂東熹君為《自立晚報》寫下的歷史，雖然不無感慨，但在為台灣發聲的媒體工作過程中，我相信呂君也應該與我一樣，因為我們曾經如此堅持、如此相信、如此熱情地看待我們的工作，即使最後失敗，也已經無所遺憾。是為序。 （本文作者為前《自立晚報》發行人，現任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副董事長）

投書一段很重要的歷史/吳豐山

呂東熹著《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新書--序文(三)   呂東熹先生是我在《自立晚報》服務時候表現優秀的老同事，他後來考進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寫台灣民營報業辛酸史，並且特別聚焦在《自立晚報》上。為了寫這本論文，呂先生對我訪談甚久。在出版這專書的時候，呂先生又希望我寫一篇序文，我也樂予應命。     為什麼呂先生對我訪談甚久？這是因為我在《自立晚報》服務了二十七年，其中二十四年擔任採訪主任、總編輯、社長和發行人。     為什麼我樂予應命寫序？這是因為呂先生忠實記錄了我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所參與的志業；那裡頭有血有淚、有成功有失敗、有我們這個國家奔向前程的顛跌、夢魘和歡笑。   《自立晚報》並不是吳三連先生創辦的。在吳先生接手以前，它已經換了好幾個老闆。吳先生接手《自立晚報》，一開始純粹只是因為在報禁的時空下，不能辦新報，只好接手財務飄搖的舊報。吳先生接手後的前期，《自立晚報》只聊備一格，到了後期由於各種條件有了變化，才開始扮演突出的角色。   什麼樣的條件變化？   第一個是，由於台灣教育普及，民國36年228事變之後經過一個世代，新的知識份子又上來了。   第二個是，由於台灣經濟建設有成績，人民於溫飽之餘，開始要求參與政治。   第三個變化是，台灣本土社會開始重新評量新聞事業的價值，一些有為的本土青年加入了新聞工作行列，本土關懷成為一種必然。   本人原來無意於新聞事業，加入《自立晚報》只是參加選舉前的一個短暫過渡，後來在吳三連先生的感召下，才與《自立晚報》相依為命。   我聽說，某些「大報」老闆在民國60年到76年報禁開放的十餘年間，常常對朋友說：「印報紙像印鈔票一樣。」衡之實際，絕非誇口。不過，《自立晚報》即使在那個年代，也只過苦哈哈的日子。即使在《自立晚報》的晚報市場佔有率已高達百分之八十的年月，很多企業家仍顧忌《自立晚報》對當權者不馴順，不情願把商業廣告刊登到《自立晚報》上。   這樣的一份報紙，卻在百般艱苦的情況下，長期扮演社會良知和國家靈魂的吃重角色，直到油盡燈枯。不過，弔詭的是，它培養出來的眾多幹才，如今卻已紛紛成為台灣傳播界的舵手。   我有理由相信，呂先生這本論文只是《自立晚報》的故事之一，將來一定還會有許多不同角度的文字出現；因為《自立晚報》所代表的畢竟是一種典範、一種情操，也是一段很重要的歷史。                          （本文作者為前《自立晚報》社長、前公共電視董事長，現任監察委員）

投書從報業歷史思索報業未來/羅世宏

呂東熹著《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新書--序文(二)   本 書縱橫戰後 台灣報業史 ，輔以政經人文的豐富史料，讀後發人省思，獲益良多。 貫穿全書的四大主軸為黨國體制影響下的本土報業、言論管制時期的報業發展、反威權時期的報業發展，以及政商勢力強力介入期。作者以冷靜筆觸，輔以翔實的政治經濟、人文歷史記錄和佐證資料，帶領讀者穿越戰後六十年的歷史時空，重新回到每一個歷史階段的現場，見證台灣戰後歷數十年未嘗中斷的傳媒控制，並對照民間微弱但不絕如縷地對於新聞自由的渴望與抗爭。   戰後六十年來的台灣報業，雖然追求民主的本土報人與作家不斷在傳媒市場上被威權黨國打壓，終至噤聲、失語，但爭取表達自由與人民渴望發聲的麥子不死，在歷史給予機會時仍能伺機而起。本書讓我們充分領略黨國威權對於人民表達權利為害之烈，對人民思想禁錮之嚴，台灣民主化道路之艱辛，以及傳媒自由民主之彌足珍貴。     歷史開了國人一個玩笑。就在黨國威權逐漸弱化，長期傳媒控制日趨鬆動之際，財團商業勢力趁勢取而代之，對媒體扣上了另一道難以掙脫的枷鎖，對台灣報業的民主化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例如「《自立》報系」在威權時代昂然而立，報禁解除與政治民主化之後反而在財團操控與算計之下，先是影響力大不如前，最後則是走入歷史。   本書非常具有可讀性，作者是資深、深具理想抱負的傳媒工作者，除了取材嚴謹之外，更具有體察歷史脈絡的敏感度，是撰作本土報業史的不二人選。   撫今追昔，感傷歷史，我們除了從中吸取教訓之外，也應從中獲得再出發的動力。報業之於民主政治，重要性無與倫比，絕非電視或網路新媒體能夠完全取代。報業的明天可慮，但政府及國人至今尚未嚴肅思考如何健全報業環境、並擘劃必要與合理的報業政策，對照法國、美國等許多國家方興未艾的關於「挽救報業」（saving the press）的政策行動與討論，台灣也應開展相關的思考與討論。   思考報業未來，不能對報業歷史無知，本書是當前傳媒政策制訂者、學者與傳媒工作者應該閱讀的一本書，值得熱烈推薦。（本文作者現任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投書一頁台灣政媒關係史/作者倪炎元

呂東熹著:《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新書--序文(一)   在台灣本土報業發展史的文獻中，「《自立》報系」的興衰應該最具歷史顯著性的意義，但在歷史書寫上，卻一直缺乏系統性的整理與論述。《自立晚報》創生於國府遷台前，走過了漫長的戒嚴與報禁歲月，參與了所有民主轉型的重要議程，也留下了所有台灣當代歷史關鍵時刻的現場記錄，更造就了無數跨政、媒與藝文界的優秀人才。它曾經在台灣當代歷史進程中扮演過關鍵的角色，卻在世紀交替之際，倉促落幕甚至完全走入歷史，速度快到史學家還來不及去為它定位，甚至還來不及搶救已經流失殆盡的史料。如今，呂東熹這本著作的出版，至少舒緩了不少這其間的遺憾。        要知道，台灣報業史如果沒有《自立晚報》的存在，整個戒嚴年代將被《中央日報》與兩大報的論述所壟斷。在那個黨國與警總凌駕一切的時代，吳三連與《自立晚報》不僅為本土菁英守住了最後一塊基地，更讓微弱的本土論述得以一脈相承，這一點過往的《自立晚報》已經留下了充分的記錄。如今展讀那些泛黃的舊報紙，任誰只要是經歷過戒嚴的世代，大概都會識讀出當年那群報人如何在不觸怒當權的前提下，儘可能委婉地傳達人權、民主等等普世價值。而吳三連本人更在台灣民主發展史上的諸多關鍵事件中，扮演過關鍵角色，這些事例在過往的史料上其實一直不甚清晰，一直到最近若干口述歷史與回憶錄陸續出土，才得以還原全貌。而呂東熹一直都在這段史料的還原過程中耕耘，他的動作也很快，立即就掌握並消化了這些史料，並融入在他的分析論述中，而這部分論述的還原，對我們重新理解戒嚴時期的報業集團與政治的糾葛關係，相當重要。    當然，呂東熹的寫作旨趣，並不全在梳理《自立晚報》的興盛與衰亡，他有意地將吳三連與《自立晚報》的角色，納入兩組動態的分析架構中，一條是威權國民黨與台灣地方派系互動的架構，另一條則是威權國民黨與黨外運動互動的架構。過往分析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論述中，大多將焦點集中在選舉結盟或是區域經濟分贓的層面，很少有論者將注意力放在報紙這個領域。事實上，即使在國民黨掌控力最強的年代，文化霸權的拉扯就已經存在，只不過往昔的論述過度偏重《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這幾份刊物，相對忽略了同時期《自立晚報》的角色，而呂東熹在他的論述中則適時補上了這個空白，特別是他處理當年的台南幫曾怎麼與國民黨共同治理《自立晚報》的部分，讓人們對那個年代複雜糾纏的政媒關係，有更深切的體會。   另一方面，在當代史家梳理1970到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史中，通常也會將關注焦點過度集中在彼時百家爭鳴的黨外雜誌，相對地也忽略了同時期吳三連與《自立晚報》在幕後所扮演的舉足輕重角色；在這裡，呂東熹的論述也同樣補上了這塊空白，說直接一點，呂東熹所書寫的「《自立》報系」史，偏重的其實是一頁台灣政媒的關係史，並不全然是單純的報業史。  除了梳理複雜的政媒關係外，我個人認為呂東熹這部著作中，另一項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他生動記錄了「《自立》報系」從衰敗到終結的最後那十年，這段讓許多人最不堪回首的十年，但恐怕也是最難書寫的十年，呂東熹記錄下來了。記得1980年代末期台灣開放報禁之際，《自立晚報》立即順勢創辦《自立早報》，儼然有以報業集團之聲勢逐鹿中原的氣概，在那個本土意識開始飛揚的年代，「《自立》報團」原本就有資格當仁不讓，順勢而起的。然而在創辦人吳三連於1990年代初逝世後，彷彿就標誌著「《自立》報系」興盛年代已然結束，就在台灣媒體開始熱炒政治新聞的那十年，「《自立》報系」卻耐人尋味地在營運與影響力上一路走下坡，這中間經營權數度易手，從統一集團的高清愿、三重幫宏福集團的陳政忠、象山集團江道生、國民黨籍中和地方政客張慶忠，到最後的民進黨籍地方政客王世堅等，都沒能有效挽回《自立》的頹勢。而這期間，「《自立》報系」內部的編輯部與工會組織，也不斷為編採自主及員工工作權與高層奮戰。但最終還是挽回不了關門收攤的命運。而呂東熹本人幾乎是全程經歷並參與了這個過程，許多關鍵的時刻他本人就在現場，不少重要的歷史記錄他也都有留存，他如果不將之書寫出來，再遲個幾年，當大家記憶逐漸淡薄，恐怕再想搶救也來不及了。沒錯，這將近十年滄桑歷程，回顧起來是令人不勝唏噓，但終究還是一頁重要且珍貴的歷史記錄，不是嗎？　  這本著作的初始形式，原是碩士論文，呂東熹一開始找我談他的研究計劃時，是想要處理台灣地方派系與本土報業間的關係，這的確是個既有企圖又挺誘人的好題目，但卻是個博士規模才能撐起的論文，我擔心他在忙碌上班之餘，根本寫不出來，所以只叫他先處理「《自立》報系」一家，事後證明光處理《自立晚報》一家，就已經讓他寫了十幾萬字。只不過很可惜的是，這本書的出版，最起碼晚了七、八年，早在東熹通過論文口試後，我就叮囑他要趕快出版，但或許是他實在太忙碌了，出版時程一再拖延。在我幾乎要忘記還有這樁事之際，突然接到他捎來要出版的訊息，不諱言地說，我真的很高興，不只是替東熹高興，也是為報業史又多一份重要的論述而高興。    我願意向所有關心台灣媒體過去與未來的朋友們推薦這本書，因為，它忠實記錄並書寫了一個時代與一個世代，同時也為我們保存了一段記憶，一段你我活在當下台灣都不該輕易抹去的記憶。（本文作者現任《中國時報》總主筆，銘傳大學兼任教授）

投書下湖港之謎6-1：離別與希望的嘉義火車站(摘錄)

每一次聽到《孤女的願望》、《舊皮箱的流浪兒》這些老歌，就會讓我想起當年，許多雲嘉平原的子弟，站在嘉義市後車站(北港車頭)往前站天橋上，望著橋下縱貫鐵路南來北往、錯綜複雜的鐵軌情景。這樣的景象，在中國富士康深圳工廠接連發生12起自殺事件之後，又再度浮上心頭。   富士康事件的背後，就像60年代以來，台灣早期的工廠現象，工人們將青春歲月與生命奉獻給資本家，賺取微薄的工資，讓他們晉身為首富或100大、500大、1000大，但是勞工的薪資與付出永遠不成正比。這些台灣早期勞工的血淚戲碼與場景，現在只不過是搬到深圳重現而已。                             早期台灣的成衣工廠(翻攝自《海峽兩岸》)   富士康事件會讓我想起「嘉義火車站」，是因為它是縱貫線鐵路自濁水溪以南，進入台灣南部第一個最大車站，更是連接山區與海濱居民最重要的車站。它除了是台鐵火車站之外，早期因為糖業鐵道嘉北線（大日本製糖會社、嘉義至北港），以及朴子線（明治製糖會社、嘉義至朴子）在此交匯集散，同時也是阿里山森林鐵道的延伸聯結，從日治時代至1980年代之前，嘉義火車站便成為台鐵、糖鐵和林鐵三鐵核心。   嘉義火車站因為同時扮演產業與運輸的角色，當年許多嘉南平原的年輕人，都是站在這個車站上的天橋，思索著要選擇南下或北上謀生，嘉義火車站，不只是嘉義市的地標，也是嘉南平原山海子民離別與希望的重要車站。   台灣在民國40、50年代，農業是經濟成長的主力，但自1959年美援逐漸減少，在美國政策指導下，台灣開始發展以外銷為導向的工業，1966年12月3日在高雄市前鎮區創設了台灣第一、也是全世界第一個「加工出口區」，輕工業時代正式來臨；196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社會經濟結構急速改變，農業在整體經濟中的比重持續下降，工商業成為主導經濟發展的部門，農業競爭力減弱，以致農業成長弛緩，糧食自給率下降，自1970年起，台灣即由農產品淨出口轉變為淨進口。   為配合當時國家經濟發展，採取以「農業培養工業」的策略，並以農村女性為人力的「台灣女工史」就這樣展開，當時一批一批15、16歲的年輕農村女孩，為了家庭，主動或被迫，拎著包袱，離開農村來到都市，踏進前所未有巨大工廠上班，將青春投注在轟隆作響的生產線上，為台灣創造經濟奇蹟；緊接著，男性的農村年輕人，也為了生活，紛紛離鄉背井，往都市移入；甚至初中尚未畢業的放牛班同學，也被一車一車的遊覽車載到工廠從事「建教合作」，但實際上做的卻是童工。   這樣的背景，連接山海子民的糖鐵嘉義後車站﹙即所謂「北港車頭」­﹚、縱貫線鐵路的「嘉義火車站」，以及森鐵「北門車站」，便成為雲嘉平原農村年輕人轉運站。從1960年至1980年這20年間，「嘉義火車站」載運雲嘉平原無數的居民出外打拼、求學，或衣錦還鄉，或流落異鄉。   我算是比較幸運，1976國中畢業後，一樣搭乘「嘉北線」(北港至嘉義市)糖鐵，前往嘉義市讀書，高中畢業後，也從嘉義火車站轉乘到台北城就學，但這是犧牲了姐姐們的學業，讓我可以繼續升學。   事實上，幾乎每一家都有像我姐姐們一樣命運的農村子女，有的是小學畢業，更多甚至沒唸完小學或沒唸書，就拎著包袱告別親人。許許多多的同學更是國中畢業前，就被學校老師以所謂「建教合作」的名義，集體推薦到工廠上班，部分老師收取推薦佣金(人頭費)，送走「沒能力升學」的學生。一批一批同學，跟隨女工們的腳步，拎著皮箱，前往台北、桃園縣工業區的眼鏡工廠、電鍍工廠、皮鞋工廠上班；而更多的人，其實還沒找到工作，只是想先到都市闖闖看再說，至少，都市比在農村有著希望。   已消失的糖鐵「嘉北線」、「朴子線」，乘載無數西部鹽分地帶年輕人的夢想與希望，也帶走許多家庭的悲歡離合，至今都還記得6歲時，我拉著才12歲，就要到台北當幫傭的二姐，哭著要她不要離開的畫面。   雲嘉平原西部沿海的居民，一定還記得，從「北港車頭」步行到嘉義火車站的天橋上，遙望縱貫鐵路南來北往的情景，許多人在此決定了未來的命運；許多人含著淚，從平快車廂揮別一望無際、翠綠如毯的嘉南平原。   後來我才漸漸了理解，為什麼每次在KTV唱歌，許多中南部出外人，都很喜歡點唱「孤女的願望」、「舊皮箱的流浪兒」，或是「最後的火車站」、「台北發的尾班車」等台語歌曲。 因為在人生地不熟的台北城，這些歌曲，是最能反映離鄉背井的農村青年（或青少年）的心境，也最能撫慰他(她)們孤寂的心靈。

投書兩個海大同學的環島徒步畢旅

去年，與老朋友臨時一趟宜蘭下午茶之旅，在宜蘭縣頭城鎮外澳海水浴場，巧遇這兩個年輕人，他們是基隆海洋大學即將畢業的同學，兩人利用畢業前，相約進行環島徒步之旅，要為年輕的歲月，留下永恆美麗的記錄。    這兩個年輕人，只帶著就學期間打工賺來的一點點費用，以及一輛充當貨車的腳踏車，載運兩人簡單的背包和行囊，就從基隆市的海洋大學校門口出發。   他們先往台北市方向走，再一路南下，從都市到鄉間，由高地轉海邊，以兩腳的毅力，體會這塊土地與人民的呼吸，用心和雙眼，欣賞台灣的美景與人情溫暖。    途中，除了路過老家短暫停留之外，沿途，他們都睡在學校教室，或在操場搭帳篷過夜，他們說，好幾度累的猶豫再三，是不是要繼續未完成的旅程，但經過近一個月之後，終於抵達台灣島，最後一段，美麗東北角的起點--頭城。    看著這兩個皮膚黝黑，充滿信心的年輕人，踏著輕快的步伐與背影，繼續只剩下一天的行程，我沒問他們姓名，也沒問過他們的感想，但我相信，陪伴他們這趟夢想之旅與環島洗禮，將是一輩子的感動與喜悅。    那一天，也讓我想起國中輔導老師說的：「人不輕狂枉少年」，而這兩個年輕人的輕狂，必定是未來成功的動能，我祝福他們，雖然晚了一年。

投書下湖港之謎5-2：從牛尿港到成龍村(摘錄)

4月23日，林務局與觀樹教育基金會，攜手在雲林縣口湖鄉小村落「成龍村」，舉辦「2010成龍溼地國際環境藝術節」，打造全台首例的濕地生態營造，他們在地層下沉和積水許久的農地（濕地）上，佇立由海內外環境藝術家就地取材完成的5件作品。這件企圖展現濕地活化，來改變養殖方法、防止地層下陷，並期待生態與產業和諧共生的計畫，首度將口湖推向國際舞台，讓人感動，也令人期待。 「成龍村」，原來叫做「牛尿港庄」，其實，我以前也一直納悶，鄉人口中的「牛尿港」，為什麼官方名稱會叫做「成龍」，有些人甚至還以為是不是與武打港星成龍有關? 從「牛尿港庄」、「成龍村」，到現在成為知名的「成龍溼地」，卻也代表著這個地方的滄桑與無奈。                                                    成龍溼地上的祖先墳墓 (呂東熹攝影)   成為溼地之前的「成龍村」，其實與西南沿海其他地區一樣，都是易淹水之地，早就水災不斷。尤其是1986年8月22日，凌晨來襲的「韋恩颱風」，引起海水倒灌，造成蚵寮村27村名在外傘頂洲罹難，另有兩人失蹤，一人找不到屍體，當時口湖地區計有11個村落浸水，無尾墩﹙湖口村﹚、台仔挖(台子村)、蚶仔寮及梧南村的西端，積水達十天以上，這起風災事件，我剛退伍出社會工作的第一年發生，當時還因此返鄉哀悼。   「牛尿港」，位於口湖鄉北港溪支流--牛挑灣溪畔，口湖地區自清雍正12年（1734年）成立「尖山堡」，至日治以來，一直隸屬於尖山堡，在北港溪淤淺之後，「牛尿港」因為溪運之便，而成為當時重要的聚落。   光緒13年台灣建省，並新設雲林縣，這時候的笨港，雖乃為雲林縣重要的出入要道，但北港溪的舟輯之利，早已不在，只能依賴下湖港的竹筏航線。因為這時期的北港溪溪水不大，水位的季節變化卻很大，竹筏航線仍能深入了竹山鎮（林圮埔），可將竹山丘陵的林產物木材、竹筍、樟腦運至北港集散，從上游而下，出下湖口港，轉赴安平交洋行，由中國運輸而來的貨物，則上溯至笨港販售，下湖口因此成為北港重要外港。   各船隻竹筏，下航多用槳、上行則用篙或拉繩（系追）繫而上，當北港溪幾乎完全淤淺之後，則改用牛車做為轉運的工具，沿海一帶的村莊，許多人都靠著牛車到港邊搬運貨物為生。但北港溪支流牛挑灣溪，因為上游非源自高山，而是北港東北邊平原地帶，淤積不嚴重，因此水流平緩，即使現在，漲潮之時，竹筏仍可上溯至水林、元長一帶。所以自清治期間，牛挑灣溪沿岸相關聚落也因此發展起來，《雲林縣採訪冊》記錄當時尖山堡的人口，計有3839戶、12009丁口。其中，人口超過200丁口的村莊，不少都是位於牛挑灣溪岸，或者是接近海口地區，如：牛挑灣庄、頂宜梧莊、廈宜梧莊、牛尿港庄、過港庄等都是。牛尿港庄又因近下湖口港，取地利之便，所以人口一度曾達1500人。   為什麼會取名為「牛尿港」，有兩種說法：有謂從前居民在一日農忙後，便將牛隻牽至牛挑灣溪內浸泡溪水，一方面可防止牛隻被蚊蟲叮咬，也可以消去牛隻體內的暑氣，所以當在日落西下之時，大批牛隻群集於此，「牛尿港」因此而得名；另一種說法，這裡也是北港溪貨物集散地，很多運到閩江的牛隻，都在這裡運上船出港，或是貨物自下湖港上岸後，由牛車運送至牛尿港，再上溯北港衛星鄉鎮。   從「牛尿港庄」變成「成龍村」，民間的說法是，這裡在日治末期，因為下湖港廢除特別輸出入港之後，本來靠著港運營生的村民，由於地方貧瘠，難以謀生，為了讓地方子弟能出人頭地，因此取「成龍」、「成鳳」之名改成「成龍村」。不過，根據地方耆宿的說法，清末民初有中國閩南勘輿家，曾抵達牛尿港，他在夕陽西沉之際，忽然看見七道光芒，並發覺周圍有七座小崙丘，分佈成龍的形狀，這就是地方保留至今，依然完好所謂的「七星崙」。   這個排列成「龍」形的「七星崙」，使這輪廓狹長的村莊更添加幾分「龍」的精神，再加上原先的鄉名「牛尿港」在稱呼上頗為不雅，戰後，行政區重劃之時，鄉賢田九先生曾召集村民，希望更名為「成龍村」，直到1948年當時的村長李濫先生，趁著政局尚不穩定，向鄉公所爭取，正式改名為「成龍村」。   只是渴望子弟成龍、成鳳的成龍村民，以及鄰近村庄青年男女，也只能離鄉背景、外出謀生，留在本地的村民，則仍靠「海」維生，並以養殖魚業作為主業，卻因此難逃地層下陷的命運。   1986年「韋恩颱風」的大水難，不僅造成蚵寮村民罹難，農田積水不退，1996年的9月28日的賀伯颱風，再度造成本地嚴重水患，淹水過後，農地已難耕作，連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要件都不適用，政府無法給予補助，將近一百公頃農田，以及先民的墳墓和土地公廟，長期浸泡在海水裡，形成了現在的「成龍濕地」原貌。其實與「成龍濕地」隔著牛挑灣溪，南岸無尾墩庄(湖口村)，位於中央廣播電台發射站對面，也在同時形成另一個「湖口溼地」，都是海水倒灌所形成。   林務局自2005年起，在「成龍濕地」規劃的10年期「雲林縣口湖鄉濕地生態園區經營管理示範計畫」，希望被海水淹沒的農地，能變身為具有生物多樣性的「濕地」，同時展開了生態復育工作，引進民間力量推廣環境教育，目前濕地的風貌稍許改變，「成龍濕地」似乎已成為一個適合賞鳥的生態園區。   根據統計，目前「成龍濕地」的鳥類已達到 86 種，對照更南邊，嘉義縣東石鄉的「鰲鼓濕地」，1000 多公頃，約有200種鳥類，而100公頃的「成龍濕地」，卻有86 種，顯示鳥類多元性相當豐富。只是，這一大片農田變成的「成龍濕地」，也是一個貧瘠土地人民的悲涼印記。                                                        北港溪支流--牛挑灣溪(呂東熹攝影)

投書施明德新書，讓我想起黃信介

施明德在新書中指控「美麗島事件」部分辯護律師，可能是國民黨抓杷子，他的年輕妻子陳嘉君，也以當年迫害王幸男的調查員說詞，消遣王幸男「跪地求饒」，我不是調查員，也不是抓杷子，當然不知道施姓夫婦說的是真是假。但卻讓我想起一段往事。   時空須倒回1987年，那一年，是前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剛出獄那年，民進黨剛成立沒有多久，也是台灣社會運動非常蓬勃發展時期。    我忘記是1991年4月的《四一七》抗議老國代修憲大遊行，或是1992年4月「四一九」訴求「總統直選」的大遊行，印象中，黃信介是擔任召集人工作，雖然年紀已經有點大了，但豪氣不輸1979年擔任《美麗島事件》領導人的時候。   遊行當天下午，各媒體記者都去跑新聞了，擔任晚報記者已經發完稿的我，正好在台北地方法院記者室休息，一名兼主播的「老三台」電視記者進了記者室，聊了聊當天的新聞，當然，大遊行一定是主題。  現在，其實我已經忘了當時談了些什麼，不過，那名電視記者，說了一件事情，至今十多年，我仍然相當清晰的記得。   「中午電視新聞看到黃某某帶頭的鏡頭，相當神勇，演講氣勢好像很驚人」他說。   我回問：「怎麼啦？」，他說：「我以前在陽明山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國民黨菁英黨員的訓練機構，受點召的各界人士均與有榮焉）受訓時，講師放映了美麗島事件被告，在獄中的影片給學員看，黃信介一副孬種的樣子，唯唯諾諾，但人一出獄，就表現這麼神勇，真是天差地別，……」。   這名記者兼主播，與我都是新聞科班畢業，在國民黨威權統治那個年代，參加革實院受訓，看起來是理所當然，但我永遠記得，他蔑視反對黨人士以及對人權的無知、無恥，讓我內心十分驚訝與難過。    被關過數年的作家柏楊及李敖都曾經說過，人在牢中，不會有什麼尊嚴可言的，更何況是被認為「叛亂犯」的異議人士？    當時的國民黨，仍然掌控黨政軍特等大權，他們要拿到監獄，特別是軍事監獄的任何影片，可以想像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但這對人權的傷害，絕對是無與倫比，在那個年代，沒有人敢質疑或反抗，也是可以想像的。    我比較納悶的是，當年與這名記者兼主播，同一批受訓的學員，應該都是各媒體「新聞黨部」轄下所謂的菁英黨員記者，有些人已經退休了，但更多的是擔任各媒體要職（如前述與我談話的記者，後來歷任各電視媒體的採訪主任、經理、副總經理等職務，現在仍擔任某有線電視台要職），他們對於當年的行為，現在不知做何感想，當夜深人靜之時，他們是否依然嘴角輕蔑？    「孬種」的黃信介，也讓我想起1990年的往事，那一年五月，因為軍人出身的郝柏村組閣，引起軍人干政的疑慮，許多學生與學者聚集「中正紀念堂」發起靜坐抗議。   有一天下午，我到廣場逛來逛去，遇到一位老同事（當時他已轉任某報記者，後來曾任某大報副總編輯），兩人席地而坐，一邊聽演講抗議，一邊聊天、聊新聞，而談起抗議現場，有許多人可能都是抓杷子（特務）等等，他就說：「有一天他去立法院跑新聞，遇到一位某晚報記者，遞了一張名片給他，希望他多指教云云」；「可是，我看了他的人，對了他的名片，突然想起不久前，還在台北市議會接過他的名片，當時他的頭銜是調查局台北市調處調查員，怎麼沒幾天就變成記者了？」 是往事，也好像還是大昨日的事，媒體進步了嗎？還是依然如故？   話說回來，被威權政府壓迫的黃信介，他在獄中的孬種樣，可以說是人性的必然，但比起那些依侍執政黨，拿此來消遣被迫害者而沾沾自喜的媒體人或政客，黃信介實在是高尚許多了；如果再以迫害人權、且紀錄卓著的特務為證言，來指控他人，這樣的人，與踐踏人性尊嚴、迫害人權的務特何異?

投書下湖港之謎5-1：全台最夯的「進香鐵路」(摘錄)

北港自清治以來，一直是雲嘉平原西部沿海最重要城鎮，但至清末，因北港溪港道淤砂嚴重，而成為一個生意蕭條、市井沒落的小河港；日治初期，由於外港「下湖港」被列為八大特別輸入港之一，讓北港再度興盛起來，但至明治40年（1907年），「下湖港」被撤廢之後，港口運輸完全結束，失去河港運輸優勢的北港，原本繁榮熱鬧景象，大受打擊。   緊接著，1908年4月，總長404.2公里的縱貫線鐵路全線完工通車，造就台灣首次「空間革命」，將台灣傳統的貿易線，由原來的東西向轉變成南北向。可惜的是，南北縱貫鐵路，並不經過多數的沿海地帶，壓縮了沿海聚落的發展空間，更使得大部分的港口進入衰退期，北港受創更甚。   幸因嘉南大圳的興築，使此區成為糖業的中心之一，新式蔗糖業的興起，以及糖業鐵路的興築，延續了北港三、四十年的繁榮。不過另一個促使近代北港再度興起的原因，主要是北港朝天宮香火鼎盛，每年農曆三月前後，近三十萬人(日治時期) 媽祖進香客團；由嘉義市至北港的「嘉義線」(或稱嘉北線)，以及大林鎮至北港鎮的糖鐵(或稱大北線)，在日治時期因而成為所謂的「進香鐵道」。這條「進香鐵道」一直延續到戰後，北港至嘉義市這條「北港線」停駛為止。   雲林地區最早的糖廠，是明治43年1910年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在五間厝(今虎尾)所設立糖廠（今虎尾糖廠），為了載運甘蔗，日人開始在雲林興築糖業鐵路，至明治44年(1911年）5月28日，五間厝至北港間，又正式開始作為運輸營業，共設立有五間厝、大屯、大荖、土庫、興新、糞箕湖、子茂、元長、龍岩、草湖裡、新街、船頭埔、北港等站。兩年後，築斗南線至他里霧(斗南)，糖鐵和糖業，讓原為所謂五間厝(虎尾)，從此成為糖業市鎮，也是雲林縣中部新興城鎮。   北港地區早在清治期間就是重要的糖業產地，但新式糖廠則在明治43年(1910年）7月才設立，以小松楠彌為首的日本資本家，投資300萬日圓創設，裝置了英國「喬馬克尼爾」公司製造的1000英噸壓榨機，取名為「北港製糖株式會社」，開啟了北港近代新式蔗糖的新紀元。   北港糖廠設立的第二年，即明治44年（1911年）8月30日開業，嘉義市至北港鎮，全長18.8公里的「嘉義線」通車營運，共有立嘉義、北社尾、牛斗山、新港、板頭厝、北港等站。這是雲林地區繼「北港線」(虎尾至北港)之後通車 (虎尾至北港之糖鐵間稱「北港線」，北港至嘉義間稱為「嘉義線」或稱嘉北線，不過在官方資料及時刻表中，兩段合稱仍為「北港線」) 的第二條糖業鐵路。   大正元年(1912年)2月25日，「嘉義線」由北港延伸到烏麻園(今之口湖)，稱為「烏麻園線」，中間停靠站：土間厝、王厝、水林、萬興、埤尾、蔡厝、烏麻園等站，從嘉義市至口湖，全長31.7公里。大正6年（1917年），北港至大林間的「糖業鐵路」通車，讓原先沒落的運輸產業重新活絡了起來，「進香鐵道」就是因為這條路線通車，正式命名而來。   北港至大林之間的糖鐵通車，主要是明治43年(1910年)，日本新高製糖會社在嘉義大林設立糖廠而來，大正2年(1913年)，往小梅（今梅山）的原料線也修築完成，它除了載運甘蔗，也做為營業客運，糖廠便在台鐵大林車站的斜對面，興建糖鐵車站--新高大林驛，同年12月19日開始營運；1914年，由大林往新港的原料線也告完竣，並於5月17日通車營業，從大林搭乘糖鐵至新港只需一個小時，便可到當地的新港奉天宮媽祖廟朝聖。   不過，當年從新港(奉天宮媽祖廟)去北港進香，要轉搭輕鐵(輕便臺車)，因輕鐵車數有限，遇有香客結隊擁擠之時，往往供不應求，糖廠於是在大正6年(1917年)2月6日，將糖鐵開通至北港，並以「進香鐵道」為名招攬旅客，當時《台灣日日新報》還刊登此項通車資訊，大肆宣傳。   「大林驛」繼「嘉義車站」之後，成為全台進香客到北港媽祖廟朝聖的另一出入大站。當年「進香鐵道」經過的嘉義縣溪口車站，目前已變成民居，約略還保留著車站和月臺遺跡。   另一條進香鐵路「嘉義線」，在雲林縣北港鎮與嘉義縣灣仔內之間的北港溪橋，建於1911年，全長870公尺，是國內最長的運蔗鐵橋，串聯今雲林縣北港鎮和嘉義縣新港鄉坂頭厝（笨港縣丞署，原在笨港，雍正11年，移建於坂頭厝），當年橫跨北港溪這座鐵橋，曾經載著成群進香客，浩浩蕩蕩到北港來拜媽祖，它帶動北港的繁華和熱絡，也留住了西部沿海的農村人口。   1942年時，北港溪橋因豪雨被沖毀，當時正有列車經過，整列車遂翻落溪中，造成數十死傷，稍後設立「假北港臨時乘降場」（戰後改稱南北港車站），作為北港端點站；1945年二戰結束，台糖承襲原有糖業路線，在1951年修復舊北港溪橋，並改名「復興鐵橋」，列車恢復行駛至北港；稍後又開行虎尾到嘉義間直通車，將雲林中部虎尾、元長、土庫等拉進嘉義生活圈。   當年，台糖為配合北港進香參拜媽祖熱潮，還推出糖鐵唯一的對號列車，從嘉義至北港，僅停新港一站，在民國50、60年時，每年農曆的元月至三月的進香期，行駛嘉義、北港的「嘉北線」，因經過新港奉天宮與北港朝天宮，每班都載滿朝拜媽祖的香客，在全盛時期，平日對開22班，旺季可達32往復，進香時期另有直達車、汽油車、旅客列車與混合列車等，每日約有五、六千人之多，各地香客湧入，小火車班班客滿，車長必須爬到車頂剪票，成為當時的奇景。   「嘉義線」曾經締造了每年二百萬元盈餘的紀錄，為台糖鐵道之冠，是台糖著名的「黃金路線」，由嘉義至北港的這條鐵路「進香鐵路」的封號，可謂實至名歸。   而「進香鐵路」上，具有歷史意義的「復興鐵橋」，不但造型特殊，尤其鐵橋繞彎，曲度之大，全台獨一無二，2000年臺糖廠準備發包拆橋，雖在北港文史團體強烈要求下，才獲得保留，現在因河道整治，使橋墩成為章魚腳，鐵橋也岌岌可危。

投書下湖港之謎4-2:從「民風驃悍」到「黑道故鄉」(摘錄)

我不是台西人，但若有人問我：「你是哪裡人？」，我只要一開口說：「雲林人」，絕大多數人的反應，都會接著說「喔，出流氓的地方。」這不僅是我的經驗，許多雲林旅外人士，幾乎都有相同經驗，近年雲林仍被稱為「黑道故鄉」。   雲林為什麼被稱為「黑道故鄉」？雲林出身的台大經濟系教授、前經建會主委，現任台灣智庫董事長陳博志，在他所著的《從虎尾到全球化》一書中說，在100多年前，日本人佔領台灣之前，那時候虎尾因為是土匪出沒地區，後來有人才說「雲林是黑道的故鄉」，也就是，雲林這項「特產」並不是後來有縱貫線弟兄後才有的。台語有一句話說：「過得了濁水溪，過不了虎尾溪」，意思是說，過得了西螺橋，過不了虎尾溪，可見當時民風的強悍。過去也發生過很多族群、部落間的械鬥，所以「西螺有七崁」，崁的作用就是要聚集在一起，自我保護。   事實上，陳博志只說對了一半，因為從雲林的發展歷史來看，這裡的確是「民風剽悍」的地方，這是因為自清治以來，雲林一直是歷次民眾反抗事件的重要地區。   清治期間，雲林西部沿海因為是偷渡走私的地方，匪徒、海盜經常出沒，近山地區又因是南北往來要道，經常成為政權爭奪的要塞，從顏、鄭時期的「開臺十寨」、荷蘭人對Favorlang的征伐、乾隆年間的林爽文事件、日領台初期的大坪頂「鐵國山抗日事件」，以及二二八最後戰役「樟湖之戰」，以至於白色恐怖時期的「蘇東啟」、公論報「李萬居」反抗國民黨事件，雲林一向就是政治抗爭的焦點。   因為這樣的歷史命運，才有所謂「過得了濁水溪、過不了虎尾溪」的俗諺。   雲林人的驃悍，連日本人都深有感受，隨日軍參與雲林接收戰役的今村平藏，在「雲煙瘴雨日誌」中，對雲林有深刻的印象與描述：「雲林之地，位居中途，雲林人民素稱頑陋慓悍，且無賴之徒扼於路上專事掠奪。」；日人在《斗六土匪鎮定史》中也記載：「雲林地區素以土匪之巢窟聞名全島，即明治28年本島歸我版圖，迄於今已有八載。……….，尤其太平頂之征勦，雖以旅團之主力強攻，尚對峙數月之久，始得逐漸敉平。而其前後各地發生之戰鬥，以及匪害之多，實不勝枚舉。此雖………….等種種原因使然，但以地方之民情強悍為最。」，又謂：「其住民多為漳州人，亦有少數廣東人，民情輕薄、性甚頑冥，標悍而好鬥。」   對台灣人而言，相對於匪徒、巢窟、民情強悍等之描述，事實上反而是本地人保鄉衛國之表現。   雲林從「民風剽悍」，演變成「黑道故鄉」之惡名，主要是1982年初，當時台灣所謂的四大槍擊案的主角羅清錦，在落網就地正法後，曾經幫助他逃匿的台西鄉青年丁學經，在獄中，以台西為背景，寫了一本《台西風雲》的小說，書中描述一位台西出身的少年殺人、逃獄，以及在剛通車的高速公路上飆車，逃避警察追捕的故事。   《台西風雲》由雲林縣虎尾鎮甘地出版社出版後，丁學經之父丁耀林，依此為藍本，在1983年主導拍攝一部電影《台西風雲》，並自行擔任編劇與導演，演員包括向雲鵬、易虹、馬如風、陳玉玫、蔡玉蓮等人。因此書與電影的印象，不但讓台西的「惡名」不逕而走，甚至也牽連整體雲林人，又在媒體刻意傳播下，惡名難除，久而久之，便成為雲林人抹之不去的印記。   羅清錦事件發生當時，我正就讀高中，他越獄逃亡、在高速公路飆車的新聞，的確是震撼全國，畢竟在三張報紙時代，一則社會新聞事件，連上幾天全國版，其對雲林人的外在不良印象，自然深刻異常。   然而現實生活中，不管是台西人或雲林人，其實與電影情節大異其趣，雲林人多半屬於典型的憨厚務實，並帶有海口人特有的豪邁熱情。憨厚務實，是因為西部沿海，土地雖然貧瘠，但人民安貧樂觀，即使為了生存，不得不出外謀生，因生性喜歡助人，有正義感，又熱情豪邁，不擅於都市人的爾虞我詐，反而被誤解。

投書下湖港之謎4-1:漂流的島嶼、漂移的人民(摘錄)

最近，高鐵雲林段下陷問題，引起各方關切。事實上，這早在高鐵興建前就已經注意到了，但政府單位一直未積極設法解決，現在問題越來越嚴重，到底是誰的責任？ 不過，說來也是吊詭，西海岸地層下陷問題，其實與「中日戰爭」也有一定程度的關係。雲林海埔地的開發，雖源於農漁民的經濟利益，但後來成為大規模的開發行為，背後卻與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南進政策，以及戰後國民黨因國共內戰失敗撤退來台，牽連起某種程度關係。 日本人在大東亞戰爭末期，為了南進政策成立所謂「國策會社」，其中之一的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看準台灣山林資源，積極進入內山伐木，此一政策也連帶影響了下湖口居民。在下湖口廢港後，許多人因而轉向山區從事木業，60年代，台灣首區一指的林業大王孫海，就是來自下湖港(新港)，而留在濱海的居民，卻也因為南進政策的影響，也成為帝國拓張的棋子之一。   中日戰爭末期，日本知一時無法結束，為增產糧食，特指定台灣拓殖會社及日本興業製糖會社，在今雲林口湖鄉新港及崙背鄉海口厝兩地區的海埔新生地加以開墾(即麥寮至橋頭，以及台西至口湖一帶)，希望能增加耕地面積。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將觸角伸入海濱，這是臺灣海埔新生地大規模開發的肇始。   雲林海埔地，北起濁水溪口，南迄三條崙(後延至北港溪)，南北長25公里；東西最寬3.5公里，地質屬於隆起海岸，土壤絕大部分為沙土。每年10月至翌年3月有強烈北北東向季節風，風向為北北東，最大風速達16公尺，平均為每秒10公尺；平均年雨量為1,250公厘，年蒸發量再,2,000公厘以上。由於這種氣候對於農作物生長相當不利，加上受到中日戰爭影響，台灣農田水利多所破壞，以致水田面積遞減很多，從1937年﹙昭和12年﹚至1945年﹙昭和20年﹚之間，台灣農田水利工程的重心，主要是往海岸地帶開墾。   其中，日糖負責內部大潮不及的1227公頃；台拓負責外面海埔地6100公頃。1942年，日糖已墾出耕地872公頃，名之為崙背墾區，並即耕作種植甘蔗糖所需之原料；台拓計畫分為四區圍墾，至1945年，僅完成第一區第一年計劃之347公頃及第二區第二年計劃之半數469公頃，共計不過816公頃，名之為台拓地。   由台灣拓殖株式會社負責開墾的口湖鄉新港區部分，約築海堤4400公尺，沿水路提9500公尺，為了防止風砂淹沒農田，並大規模起造防風林，其灌溉用水引用嘉南大圳的尾水，並在耕地內開鑿深井引用噴泉，此項工程於1937年﹙昭和12年﹚開工，原預定三年完成，但因1940年﹙昭和15年﹚颱風毀提，延至1942年﹙昭和17年﹚始完成，共計開墾738甲，耕地面積為512甲。   臺拓這項墾殖政策因日本戰敗而結束，戰後，這部分已開墾土地交由台灣土地銀行代管，再交由台糖公司負責管理， 1957年11月台糖正式成立籌備處，並在舊台拓地鄰近海埔地之處，選定133公頃土地成立實驗區；1959年底完成開發初步規劃及農耕調查工作。其開發之原則，亦為就現有海埔地，選擇適當之處築堤圍墾，計築堤30公里，圍成四個墾區，面積共為2620公頃，工程費總計新台幣235,000,000元，1959年5月籌備處結束，改組為墾殖實驗處，經過實驗，認為極有全面推廣價值。   也許歷史就是這樣的奧妙，在台糖完成墾區實驗後，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甫從1958年「八二三戰役」情勢中穩定下來，當時也因為因應國共內戰，鼓勵「爭產報國」，使得台灣人口增加，國府當局為解決糧食與安置國軍退伍榮民，自1963年至1971年之間，開始進行海埔地新建水利工程開發。這個銜接日本二戰末期的政策，讓雲林西海岸地區，成為台灣沿海重要的魚塭養殖場。   這個地區的養殖魚塭興盛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本區位於「風頭水尾」的困窘而來，一則因本區沿海土壤屬於鹽鹼土或當地人所稱的鹽分地，土壤富含鹽分；其次雲林縣為台灣中南部沿海最突出者，且因季節風強勁，尤其是秋冬季之東北季風尤甚；加上此區又居灌溉水利之末端，這三種自然因素，相當不利於作物耕種。   1960年代，由於養殖魚塭的興起超抽地下水，不但加速了古「樹苓湖」瀉湖的消失，也讓這個地區，成為台灣地層下陷速度最快的地區。根據水利署統計資料，雲林地區地下抽水井口數超過10萬口以上，主要分佈扇央與扇尾地區，而沖積扇之扇央與扇尾地質主要為砂、粉砂與黏土等易壓縮的土壤為主，因此當大量抽用地下水，導致地下水位下降，進而引發嚴重之地層下陷。   水利署監測資料也顯示（WRA，2007），自1992 年～2007年，雲林地區最大累積下陷超過110公分以上，並在內陸地區形成一個大型沉降錐，也就是目前高速鐵路通過的地方，為最嚴重的下陷中心，若長久持續下陷，將會對高速鐵路產生影響，更凸顯雲林地區的嚴重下陷，需要立即解決的重要性。   而且從2006年至2007年，雲林地區平均下陷速率超過3公分/年以上的鄉鎮，包含有：二崙鄉、虎尾鎮、土庫鎮、元長鄉、褒忠鄉、崙背鄉、東勢鄉、麥寮鄉、台西鄉、四湖鄉、口湖鄉、水林鄉、大埤鄉與北港鎮等15個鄉鎮，最大年下陷速率達8.2公分/年，持續下陷面積達551.5平方公里。   地層下陷及其他因素影響(濁水溪上游攔砂壩及六輕工程)，使得海岸線及沙洲逐漸消失，雲林縣沙洲的萎縮，始於目前已消失的台西鄉「海豐島」﹙海豐島原名「佐佐木島」，因含有日本色彩，於1947年3月26日改為海豐島﹚，目前則以口湖鄉所轄、全台最大的沙洲島「外傘頂洲」，飄移至嘉義縣東石鄉最為嚴重。   因為沙洲的飄流，使得海口失去屏障，每遇暴潮就容易發生海水倒灌，造成人民嚴重傷亡，及農作物、農田的鉅大損害；而砂島的漂流，就像這裡的海口遊子一樣，為了生存，哪裡可以生活，就往哪裡走，東漂西移，南來北往，不停止移動。   不想飄移或無法離開的西南沿海居民，也一樣因地層下陷，每年都須面臨「做大水」的循環惡夢：「人、地下水、地層下陷、淹水、移屋升屋→人、地下水、地層下陷、淹水、移屋升屋→………。」

投書下湖港之謎3-2:顏、鄭登陸笨港之爭(摘錄)

一年一度的媽祖遶境即將來臨，但隔著北港溪的北港朝天宮媽祖廟與新港奉天宮媽祖廟，為了正統「笨港媽祖」的爭議，相爭數十年，事實上，若從古笨港的領域來看，不管是北港或新港，甚至更靠海的水林、口湖、台西、四湖，甚至東石一帶，都是所謂古笨港的生活圈與活動領域，地方人士如有胸襟與遠見，應該以「大笨港」的角度，來思考地方文化、歷史的集體再造，建構「古笨港」的光榮歷史。     荷治時代，笨港溪出海口一帶，在荷人的文獻中，是為漁舟、商船往來頻繁的地方，漢人至此捕魚、與原住民進行交易。但實際上，直到1641年華武瓏﹙有多種名稱，包括Favorlang，Vavorlang，Vavorallang，Vovorolang，Vovorollang﹚戰役之後，荷蘭的勢力始達笨港，從文獻來看，荷蘭人入台之初，其勢力區域僅及於今台南市區一帶，嘉南一帶尚有顏思齊、鄭芝龍的屯墾勢力，各地的平埔族也不全在荷蘭人掌控之下。   1641年荷蘭人對笨港溪北部地區「華武瓏社」的征伐時，當時的笨港尚未形成街市，但已能停泊數百艘舢板船，可知當時的笨港港灣，已經荷蘭人利用為進出台灣的港口。後來所謂「笨港十寨」的說法，即明崇禎年間，顏思齊率墾民進入笨港地區墾荒撫番，為保護墾民安全，將原有寮寨擴充為十寨，各界說法並不一致。   明萬曆天啟二年(1622年)，閩人顏思齊、鄭芝龍二人從笨港溪下游登陸的說法，根據之ㄧ是康熙35年(1696之年)高拱乾的《臺灣府志》：「天啟元年，顏思齊為東洋國甲螺，引倭屯聚於臺，鄭芝龍附之，始有居民」；之後陳文達修《台灣縣志》（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再引諸羅縣令季麒光「條陳台灣事宜文」云：「廣東巨盜顏思齊掠而據之，茸而以居，台灣中國民，自思齊始。」；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周璽纂輯的彰化縣志再引申曰：「天啟五年，海寇顏思齊入台灣，鄭芝龍附之。思齊引倭奴剽掠海上，以台灣為巢穴，其所部屬多中土人，中土人之入台灣，自顏思齊始也。」顏思齊於1625年死後，以鄭芝龍為首的勢力，採取與荷蘭人合作共存的態度，但鄭芝龍畢竟心不在台灣，之後他接受明廷招撫，返回中國，許多跟隨他的老部下，則轉為荷蘭人工作，如何斌，之後因擔任荷蘭人的翻譯官，後來成為促成鄭成功攻打台灣的關鍵人物。   《諸羅縣志》封域志/建置條也記載：「天啟元年，顏思齊、鄭芝龍引倭踞其地」，但均未出現顏思齊與笨港十寨有關文獻，一般引用「顏思齊與笨港十寨」，都是根據《台灣外記》：「十五日天明，思齊船中號炮三響，各魚貫隨行。計八晝夜，方到台灣。即安寮設寨，撫恤土藩」；另有文獻說，顏思齊逝世後，因為福建發生旱災，鄭芝龍從中國招了數千農民，一人給銀三兩，三人給一頭牛，入墾笨港。明思宗崇禎元年（1628年）鄭芝龍接受明廷招撫，將他的大本營移至福建，但他引進漢人來台開墾，也為後來漢人在臺灣的農業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儘管前述文獻並未明確指出，顏、鄭曾有「笨港十寨」的說法，但雲林縣北港及嘉義縣新港等古笨港區域的地方文史人士，仍認為十寨均位在今雲林縣北港鎮及水林鄉一帶，甚至後來延伸為所謂「拓台十寨」。   有關顏、鄭時期，移民在古笨港區所拓殖之地，1975年間，在舊地名尖山﹙今水林鄉大山村﹚，曾在該村發現古墓一處，經專家考證，認係顏、鄭時之遺墓，水林鄉地方人士，也認為該鄉的「顏厝寮」，是當年顏思齊設置「十寨」的主寨所在，為了見證顏思齊開發笨港歷史，雲林縣北港鎮公所於1959年，特別在北港鎮圓環豎立「顏思齊開拓台灣紀念碑」，作為緬懷先人開臺之紀念。   不過，目前北港鎮圓環的「顏思齊開拓台灣紀念碑」的碑文，與最初顏思齊墓重新被發現時所立碑文，並不一樣。1948年所立碑文如下：「顏思齊，字振泉，福建海澄人，雄建精武藝，避仇，逃日本為縫工，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思齊與其友楊天生，謀推翻德川幕府，…，思齊謀覆幕事洩，幕吏捕之急，各駕舟逃，衷紀勸其先取台灣為根據地，然後經略四方。從之，秋間航行八日夜，由口湖登岸，至北港，築寨撫番，分汛所部耕獵。……，民國三十七年發現其墓，嘉義市長宓汝卓撰墓考，立碑其旁，…..，北港上陸地，(囊)年亦由鎮公所，豎碑紀念。」   這段碑文是抄自連橫所著《台灣通史》﹙1920-1921年﹚之「顏、鄭列傳」，只是「由口湖登岸」這句碑文，1959年豎立時就消失了，目前北港圓環的紀念碑及碑文，是1983年3月為配合北港鎮觀光，再度整修完成，「由口湖登岸」碑文一樣未再出現。   雖然碑文內容未引發類似北港與新港，相爭誰是正統「笨港媽祖」的爭議，就歷史來看，顏、鄭是否拓墾笨港本有不同解讀，但古笨港溪兩岸，曾經是三、四百年來，漢人移墾台灣的登陸地點之一，殆無疑義，曾經作為北港外港的口湖鄉，其在北港開發歷史的地位，更無疑義。

投書下湖港之謎3-1:荷人征服Favorlang之謎(摘錄)

長期以來，雲林笨港海口地區的居民，絕大多數人，都會以為自己是中國移民而來，事實上，可能也 是，我也一直這樣認為，但後來才發現，這個地區，最早出現的民族，是荷治時期，所謂的Favorlang 人的活動領域；到了清治時代，這個地區最早出現的地名，是康熙時期所稱的「台仔挖」，以及雍正8 年（1730年）所繪的古地圖，位於笨港溪北側近海仍標示「台仔社」，顯示海口地區，最早的住民，其 實就是平埔族原住民，只是後來他們似乎都已消失在西海岸。   「Favorlang」人與「台仔社」看起來好像都已消失，但歷史總有些蛛絲馬跡存留著，雖然平埔村社 「台仔社」，已不復存在，但卻仍保留「台仔挖」的地名，幾年前，我更發現，我的國中同學，一名角 姓與一位覺姓同學，很有可能是平埔族後裔。   傳說，荷人從這條牛挑灣溪進入笨港地區，征服了Favorlang人   約於1663年，一生歷盡延平三世盛衰，被稱為開台文獻第一人的沈光文，曾為文說「濱海之家，大約捕魚；依山之族，惟知逐鹿。」魚與鹿，正是牽引中國移民威逼西海岸平埔族他遷或同化的兩種動物。   雲林在地理上，屬於濁水溪以南，北港溪以北之地，在漢人移入以前，此地實際生活的主人，屬於平埔族洪雅族(Hoanya)原住民部落，清治時期出現的平埔族群包括：貓兒干社(位於今崙背鄉豐榮村)、他里霧社(位於今斗南鎮舊社里)、柴裡社（又稱斗六門社，今斗六市三光里柴裡，後遷移埔里社）、南社(有謂位於今雲林縣今崙背鄉；有說是二崙鄉番社村) 以及猴悶社（今土庫鎮今石廟里番子堀）等社的活動領域，另有屬於巴布薩族的西螺社﹙今雲林縣西螺鎮漢光里番社，清治雲林設縣前，隸屬於彰化縣﹚。   台灣有正式文獻記載，主要從荷蘭人開始，在荷人統治38年期間，台灣最先僅以今台南市為中心的五大平埔社（新港、目加溜灣、蕭壠、麻豆、大目降）領域為主，之後才向南、向北擴散，但勢力始終無法往笨港溪以北擴展。因為當時的笨港溪以北，有勢力龐大的Favorlang（華武瓏人）。一直到荷蘭人至少三次對Favorlang的征伐戰役之後，才讓荷蘭的勢力抵達笨港。   荷蘭人三次對Favorlang的征伐行動，主要有1637年（1637年10月24日—1637年11月1日）；1638年（1638年11月27日—1638年12月4日）；以及1641年的（1641年11月20日—1641年12月2日）等三次。   (一)1637年的征伐：因發生多起Favorlang人到魍港殺害中國人及荷蘭人，1637年10月25日，荷蘭長官帥300多人分成四隊的軍隊，以及1400多個村社的居民，出發前往Favorlang地區與擁有八百個武士的Favorlang作戰，結果將Favorlang兩千多個房子與稻子、大麥等放火燒毀，並取得十二顆首級。(關於此次征伐，《熱蘭遮城日記》1637年11月1日，有詳細紀錄)   (二)1638年的征伐︰由Favorlang地區，屢傳中國人(來台漢人)在Favorlang地區為了打獵(捕鹿)問題，而與Favorlang人爭端，Favorlang並將持有打獵許可證的中國人殺死，並將所有中國人從Favorlang地區，趕到魍港地區，因此1638年11月27日，荷蘭長官決議率領210個士兵，搭乘50艘舢板出航，並且在魍港與目加留灣、蕭壠、新港、諸羅山河麻豆等村社1400人，前往報復Favorlang人，並放火火燒毀了Favorlang人的房子、穀倉，並俘虜Favorlang村社長老。（此次征伐，荷蘭長官在《熱蘭遮城日記》1638年12月4日，有詳細紀錄)紀錄）事件結束後，12月18日先釋放的Favorlang人，協同十三個同村的人來到大員，報告村民決定，表示將不再阻擾中國人的野地打獵，願意締結合約，此外長官決議將原來三分之一保留只給村民的野地，開放給中國人打獵。   (三)1641年的征伐︰1641年11月20日荷蘭人出征Favorlang日記中記載，荷蘭總督杜拉帝紐斯，以Favorlang人等社殺害三名荷人及中國人為由，率荷兵400人、中國舢舨船300艘，自大員出發，以及隨後而到，由荷蘭牧師所率領的1400名新港社族人，至笨港河南岸的魍港登陸，先攻大波羅社（Davole），燒毀150座房舍、四百座倉庫，但原住民隊伍為了搶奪頭顱而發生衝突，荷蘭人為了防止引起混亂，將1200名遣送回去。先進軍貓兒干社，27日大軍直趨Favorlang村社，將四百座房屋、1600座倉庫點火焚燒（關於這次征伐，《熱蘭遮城日記》1642年1月與5月有較多的紀錄）。   1642年2月14日，Favorlang與其周圍的五個村社派人送被殺害的三名助理商務員頭顱到達大員，並與荷蘭長官修訂條文。之後，又陸續追加幾條條款，訂定違約罰則，但Favorlang人也增加︰不許中國人在其山野狩獵，不得超越之前長官所訂定之境界外狩獵。   從這幾次台灣中部原住民的征伐中，可知Favorlang人是當時笨港溪北岸一帶，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平埔村社，且在荷蘭人的文獻紀錄中，Favorlang人有著富裕的村莊，村裡有2,200棟房子，儲滿稻子和黍，村中有3,500個居民，武士也有800人，其身高比那些服從公司的村社之人還高一個頭，且是有名的武士。   荷蘭征服華武壠社之後，佈教區也擴展到笨港﹙北港﹚，荷人並於1644年開始在該地區創辦學校六所，並以以羅馬字書寫的華武瓏語，編成基督教義問答書，展開教化工作。華武瓏語（Vavorlang或Favorlang），和台南附近的五大社平埔族人，所使用的新港語，因此成為荷蘭統治台灣的兩大基督教教育語區。

投書下湖港之謎2-2:樹苓湖灣的移民夢(摘錄)

台灣是一個海島，早期漢人來台移墾，主要由河口登陸，各地河流形成的河口港，以及內河港口，除成為早期移民的落腳點，同時亦為他們往內陸發展的「中站」或橋頭堡。   「樹苓湖」灣的戎克帆船  載來無數移民之夢   「下湖地區」一帶的興起，必須先從「樹苓湖」灣談起，「樹苓湖」的範圍，以道光25年（1845年）所發生的水難事件推測，約為今之臺灣本島西部最突出海面之處，即雲林縣臺西鄉「五條港」以南、四湖鄉「泊仔寮」西南部、口湖鄉「青蚶庄」以西，以及北港溪河口「鵝尾墩」﹙湖口村﹚以北地區。   但「樹苓湖」的名稱，雖至道光年間才出現，惟從文獻來看，「樹苓湖」瀉湖，應早在乾隆年間或更早之前，即有雛形。   我們從「下湖地區」最早出現歷史舞台的地理名詞，亦即康熙、乾隆年間所繪的古地圖中，已經出現的「臺仔社」及「臺仔挖」的地名來聯結，約略可以看出端倪；修於乾隆17年(1752年)修的《台灣縣志》曾謂：「臺海港口哨船可出入者，只邑治鹿耳門，即南路打鼓港、北路蚊港、笨港、淡水港、小雞籠、八尺門等七處，其餘…….，只容﹙舟古﹚仔小船，….，北路﹙魚逮﹚仔穵象領，今盡淤塞，唯小漁船來往。」，樹苓湖，又名「象鼻湖」，而「臺仔挖」與後來出現的「下湖」，在地理上其實是相近的地區，因此筆者大膽推測，乾隆年間所說「﹙魚逮﹚仔穵象領」，不無可能就是「象鼻湖」（或稱象苓澳）的前身。   《金湖春秋》作者曾人口先生指出，「象苓澳（即樹苓湖）的臺語發音接近「橡皮」（樹奶），這可能是潮水有時漲、有時退，好像橡皮會屈會伸，人們就依這個特性取地名。」如是，或可印證乾隆年間《台灣縣志》所謂「象領」之說，與道光年間出現「樹苓湖」之間的關聯性。   下湖崛起之時，正當1840年﹙清道光20年﹚中英戰爭爆發前後，中國面臨西方列強的相繼入侵，此時也正是中國沿海移民出洋，另闢新天地最為頻繁之時，當先民辛苦渡過俗稱「黑水溝」的台灣海峽時，在西南海岸或河口登陸後，放眼所見便是一片遼闊的平原，《嘉義縣輿圖纂要》有如此記載：「嘉義縣治負山面海，海疆之巖邑也。南界曾文，北界虎尾；東倚武巒之麓，西臨笨港之濱。局度寬宏，平原廣沃；為南北之康莊，無崎嶇之險阻。」   這一片遼闊平原的河口之一，就是最接近福建沿海的笨港之濱，笨港河口也成為移民的偷渡天堂，而揚帆在「樹苓湖」灣的戎克船，更載來許許多多「移民之夢」。

投書下湖港之謎2-1:水難的印記-牽水狀(摘錄)

每年農曆六月初八，是鄰村新港庄、蚶仔寮等村落，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牽水(車藏)」(或稱牽水狀)祭典，旅外村民幾乎都會回鄉參加，因為這個因緣，我才有機會應同學之邀，大吃流水席，只是當時，包括我及其他同學在內，很多人都不曉得這個祭典，是怎麼來的。   30多年後，因為這個祭典，才讓我開始進行一段鄉史的探索之旅，但也讓我想起，30年前的大學聯考，我因為中國歷史得到高分，才有機會進入大學讀書，沒想到，30年後，卻發現歷史其實是不及格的，非得再重修不可，想來真是悲哀。    水難的印記   台灣地區因緯度、季風、地形以及洋流等地理環境因素之作用，氣候的特徵是高溫、多雨以及強風。天然災害一直不斷，特別是西部沿海的雲林縣，經常造成重大傷害。清朝道光25年﹙1845年﹚六月初旬，仍是嘉義縣轄，現為雲林縣口湖地區，曾經遭遇了台灣開拓史上最重大的暴風雨災害，颶風侵襲，大雨連霄，造成嚴重的風災水患，淹斃居民達三千人之多。     雲林縣位於台灣西南部沿海地區，屬於「風頭水尾」，在蔣師轍在《臺游日記》中曾說：「土人謂春夏為颶，秋冬為臺，無雨為颶，有雨為臺；蓋亦臆說。按舊志雲，臺海風信與他地迥異，風大而烈者為颶，又甚者為臺。颶倏發倏止，臺常連日夜。正、二、三、四月，發者為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為臺。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為九降。過洋以四、八、十月為穩，以四月少臺，八月秋中，十月小春，天氣多晴暖故也。六月多臺，九月多九降，最忌。臺颶俱多挾雨，九降多無雨而風。凡颶將至，則天邊斷虹，先見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稍及半天如鱟尾者曰屈鱟。颶之多以時而異。正月初四日曰接神颶；初九日曰玉皇颶。九日有颶，則各颶皆驗，否則至期或有颶或無颶，靡所準也。」顯示臺地在五、六、七、八月的夏天，不但容易發生颶風﹙颱風﹚，且俱多挾帶豪雨的特性，加上西部河流亦多湍急，大雨如宣洩不及，又遇漲潮，常常會造成嚴重災害。     從清廷檔案文獻中所統計的資料可知，清代歷年發生的水災次數，十分頻繁，總數計162件6其中與颱風暴雨有關造成的災情，至少有18件，而道光25五年（1845年）6月6日至6月12日所發生的水災，可以說是歷年最為慘重的一次，包括台灣縣、鳳山縣、嘉義縣三縣受災最重，淹斃民人高達三千餘口。台灣總兵葉長春在道光25年9月初10日奏稱：「臺灣屬縣猝被風雨動款急賑一摺，臺灣府境於六月初旬大雨連宵，颶風間作，臺灣等縣海口，淹斃居民三千餘人，殊堪憫惻。」；代理鳳山縣知縣的雲霄同知玉庚也稟稱：「查臺地猝遭風雨，臺、嘉兩邑海口，淹斃人民，幾至三千餘口，殊堪憫惻。」這是台灣官方文檔案中，因風災水患所造成最為重大的一次災害。     不過，根據口湖地方民間估計，這次災情死者應有七千人之多，因為在災難事後，地方官將災情表奏清帝道光後，道光皇帝除了撥銀賑災之外，並敕封已故者「萬善同歸」，不久，因飢荒及瘟疫流行又死去三千多人，民間因此傳說，「以符合敕封萬壽之數」。     對於這次大水災發生的過程，據安平協將轉據該營游擊守備等報稱：「本年六月初七日午後，大雨傾盆，陡起東南颱風，猛烈異常，加以內山溪流沖出，海潮漲溢，平地一片汪洋，至卯刻風雨稍間，潮始漸退。」曾會同勘查災情的臺防同知噶瑪蘭廳通判徐廷掄、鳳山知縣雲霄同知玉庚也描述當時災害發生的情形：「….，惟海邊荒埔地面，窮民搭蓋草寮棲止，淘摸海物為生，忽於夜間風雨交作，海水沸騰，草寮被風吹去，人民逃避不及者，被水淹斃，統計數十里內，撿獲海岸遺屍二百三十二具」。     而災害發生的原因，即是台灣西部沿海夏天慣常發生的颱風引發的暴雨災害，負責勘災、救災的台灣總兵葉長春奏稱：「台灣本年入夏以來，四月雨多，五月雨少。至六月初六日大雨連霄，田園正值灌溉；突于初七日酉刻颶風大作，猛烈異常。至初十日申刻，風勢漸微，而大雨猶未止息。當查郡城內城垣、廟宇、衙署、民房、倉厫、監獄、營房，均被風雨損壞；其郡城外水深數尺，並無路徑可引。」，這場颶風暴雨，直至十二日雨勢才稍減 ，其所造成的災害，實是開台以來之最，而且災情以嘉義縣轄區域最為嚴重，臺灣、鳳山兩縣較輕，但也造成不少臺民死亡，以及建築、船隻傾倒、損害或失蹤等，幸好晚秧未插之先，所以在農事上較無妨礙。     災情最為慘重的嘉義縣署，尤以「下湖街」與鄰近村莊最為悽慘，根據嘉義縣知縣王廷幹稟稱：「…六月初七日夜，狂風大雨海漲異常，象苓澳內船擊碎十百八九，下湖街店屋全行倒塌，新港莊、箔仔寮、蚶仔寮、竹笛寮等處，淹斃居民約計二千餘人…」；「惟近海之下湖、蚶仔寮、黛仔挖、新港、無尾墩、蝦仔寮、下崙仔、泊仔寮、竹笛寮等九莊，地勢較低，當風雨洶湧之時，海水沸騰，汪洋莫測，俄頃之間，九莊悉為巨浸。其民人之淪入大洋者，無從稽核。撈獲海邊及內港一帶遺失二千百人。」；其中，又以蝦仔寮、竹笛寮﹙今口湖鄉湖口村南、北港溪畔﹚及竹達寮﹙今廣溝厝西南海中﹚最慘，全部沒入海中，無一倖免，下湖港街的商行、貨棧多遭嚴重摧殘，低漥地區的農田民舍，幾乎蕩然無存。特別是已經漸趨繁盛的下湖港街，經過這場慘禍，造成一次嚴重的破壞。     當時已相當繁盛的下湖港等九莊「被淹八百七十戶，逃走得生難民一千一百五十七名口」之外；「其距海較遠之青蚶寮、新莊、三條崙、埤仔腳、萬興莊、水尾、新莊、舊口湖、烏麻園、沙崙後莊、拔仔腳、三姓寮、大尖山、虎曾寮、宜梧等十五莊被災七十九戶，難民一百三十一名口。連前下湖等九莊，九百五十四戶，難民一千二百八十八名口，均須及時撫卹。」，不管是草寮的零散住戶，或者是眾多的族性或多或少都遭受一場浩劫。     而直接受災的「下湖街」，因為笨港溪逐漸淤淺，成為笨港的外港，不但港街上貨棧林立，人口眾多，當時的北港溪，雖然水深不大，竹筏航線仍可深入到林杞埔(竹山鎮)，將竹山的林產物木材、竹筍、樟腦運至北港集散，從上游而下，至下湖口後，運往安平郊洋行。或用牛車做為轉運的工具來般用貨物，當時下湖港與北港的依存關係，就像安平與台南一樣，下湖是出入港，笨港則是貿易中心。可惜，下湖港在逐漸發展成為港口市鎮機能的時候，遭遇了台灣開拓史上最重大的暴風雨災害後，加速了笨港溪河口瀉湖陸化與淤淺，並種下了下湖港於清末，因港口的淤淺而沒落。     這次颶風侵襲，災情最慘重的是嘉義縣，其中又以當時隸屬於嘉義縣轄境內，目前屬於雲林縣的口湖、四湖鄉最為嚴重。尤其是下湖港與鄰近村莊，在風雨停歇，海潮退去之後，沿海一帶積屍遍野。由於屍體太多，倖存者無力埋葬，十多日後，才有官兵前來收屍。而棺木、草蓆早已被買光，屍體又開始發臭，不得已只好就地挖抗集體掩埋，包括：今四湖鄉的廣溝厝新莊仔附近；四湖鄉三姓寮塚；口湖鄉青蚶庄西南的大溝墘；口湖鄉下湖口舊港邊的大坵墳（今蚶仔寮西南萬善同歸祠旁之墓塚，見上圖）。咸豐元年﹙1851年﹚居民籌募款項，共建草廟一棟﹙即今蚶仔寮西南萬善同歸祠﹚，便於祭拜亡魂，並樹立「萬善同歸」石碑奉祀；另位於口湖鄉下崙莊的下寮與相鄰的四湖鄉三姓寮塚旁，亦建有萬善詞，廟後方墓塚旁，有咸豐2年﹙1852年﹚所立的「萬善同歸」石碑。咸豐8年至12年（1858-1862年），在地方人士，外埔庄王大冇奔走下，向官方申請撥款贊助，以及向下湖港往來船隻商人與地方人士的勸募，重建新廟；之後光緒29年（1903年）又重建四次。   因為這次大水患所引起的重大災難，今雲林縣口湖、四湖地區沿海民眾，每年農曆六月初七到初八，都要舉行祭拜儀式，特別是舊下口湖港附近村莊，所舉行超渡水魂的「牽水狀」祭典，目前已成為台灣唯一可見的大型水祭儀式，雲林縣政府近年來也為此，每年舉辦牽水狀文化節，來緬懷當年祖先拓台的艱辛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