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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新聞記者、式微的媒體工會

備註說明

【近月來,因為旺旺《中時》併購中嘉事件相關效應,引發新聞界在9月1日記者節發起大規模遊行,這事繼18年前,因《自立》經營權移轉之後,新聞界再次走上街頭,而且規模更甚18年前;緊接著香港《壹傳媒》集團,在9月3日宣佈,正與第三方洽談台灣壹傳媒集團灣三家平面印刷之購買事宜。這兩起事件,再度引起媒體內部員工權益與專業自主權的探討。

2011年11月,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曾發表「媒體改革,漫漫長路--紀錄與反思」(1999-2009)一書,本文為其中一篇,這篇文章是2010年撰寫,歷經兩年,個人覺得仍然適用當前新聞界,特於轉載。 

 

如果說,這十年來,我對媒體發展最大的感想,毫無疑問,我的想法是:媒體工會式微,而媒體工會式微的最大原因,則來自於新聞記者的沉默。

 
 
很多人也許會說,媒體工會的式微,主要來自於新聞媒體業的沒落,這當然有某種程度的根據,因為「生存」才是人類最大的動力,何況是新聞記者,但對以新聞專業作為追求目標的所謂「第四權」,權力本就不是天上掉下來;解嚴前後,從《中時》工會、《聯合報》工會、《自立》工會等相繼成立,以及「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組成,都是如此。
 
前述二十年前的往事,可以明顯發現,這是在當年平面媒體蓬勃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所醞釀出來的效應,早年在黨國體制的控制下,執政當局對於報紙從業人員的管制未如廣電媒體嚴峻,平面媒體工作的新聞記者,其自主性與民主思維本來就較廣電媒體工作的從業人員強烈;弔詭的是,當媒體開放之後,特別是電子媒體管制解禁後,新的情勢並未改變這樣的氛圍,平面報紙更因為發行與廣告的消退,反而更屈服於經濟力的制約。
 
媒體開放之後,新聞記者的公信力與影響力,並未相對提升,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因素:第一是政治的因素,自1996年台灣第一屆民選總統選舉開始,因為政治立場鮮明,評論角度各取所需,立場也越趨鮮明;第二則是經濟因素,由於電子媒體與網路興起,原來媒體發展主流—報業受到很大的衝擊,但電子媒體之間的競爭則更激烈,「置入性行銷」成為媒體廣告重要的來源,新聞置入不但嚴重衝擊到新聞專業倫理,更讓記者與媒體的公信力與影響力,受到強烈質疑。
 
由於公信力下降,新聞記者從文化從業人員,蛻變為經濟作業員,新聞專業的成就感也更降低,使命感被媒體內部的經濟文化凍結。即使最不受所謂「置入性行銷」影響的港資媒體《蘋果日報》,其媒體的獨立性雖較國內媒體自由,但因為其媒體的商業性特質,事實上也只是一個框架內的自由,所謂「框架的自由」與台灣公投法被稱為所謂「鳥籠公投」一樣,記者能夠發揮的自由,只能在報館所內化的商業價值觀報導,超出報館的商業價值範圍,記者所能發揮的空間十分有限。
 
以煽、色、腥來定位《壹傳媒》集團(或《蘋果日報》)式的新聞自由,不是十分公平,但稱為「鳥籠式新聞自由」並不為過,《蘋果日報》內部,除非是做為報館形象與招牌,像司馬文武等資深或知名新聞前輩的專欄,記者個人,很難擁有個人的獨立思考與新聞自由的空間。
 
不管深受置入行銷影響的台灣傳統媒體,或者是港資的「鳥籠媒體」,在這樣新聞環境下,苦悶的記者愈加「獨善其身」,媒體整體的勞工意識,則越來越薄弱,這個現象從《中國時報》工會的突然解散,以及《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發展的停滯,可以看出端倪。
 
 
 
 
《中國時報》工會一直是台灣媒體內最強的工會之一,2005年7月17日,工會因為工作權之爭進行罷工投票,以五票之差功敗垂成之前,中時工會曾特別開放了一個門,歡迎所有的《中國時報》同仁加入工會,尤其是所謂「白領階級」的記者與編輯。但工會幹部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跑遍所有中時報系的白領單位,甚至到中南部,與地方記者接觸。令人失望的是,最後決定加入工會的55位新會員中,54位是印刷場的藍領工人,只有一位白領記者(而且因為工會要求入會必須簽一張五萬元的本票,做為罷工基金,該位記者的入會手續,最後並未完成);中時工會解散之後,其他媒體工會組織也隨著報紙陸續關門,越來越少,而且幾乎都是聊備一格。


「白領」記者未重視勞動權的團結,為爭取工作權保障以及專業自主的重要方式之一,也可由基層記者所組成的《台灣記協》發展停頓,多少反應出白領與藍領新聞從業人員心態的差異性。2004年台灣記協聲援遭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假扣押《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財產三千萬元的事件,雖然獲得新聞實務界與新聞學界熱烈反應與支持,但事件之後,新聞界,亦僅況文琪一人加入記協,這與中時工會解散前夕,面臨白領記者的冷漠與挫折十分相似。


台灣在解嚴與報禁開放的過程,白領記者雖扮演一定程度的貢獻,但白領記者的勞工意識薄弱,卻是不爭的事實;「沉默的新聞記者、式微的媒體工會」是十幾年來,新聞媒體發展的主要現象之一。


新聞記者的沉默,一方面與報禁期間,黨國體制長期的言論制約有關,雖然媒體的新聞自由已然解放,但實際解放的,只是媒體的外部新聞自由,媒體內部的新聞自由,仍然牢牢地掌握在資方老闆的手裡,加上媒體競爭激烈,資方藉由經濟力的控制,記者實際上無法與資方或管理階層對抗,其中又以電子媒體為甚,有為數不少的新進記者,在心態上,仍以守住一份安穩職業或薪水為主要考量;其次,在解嚴之後,大學傳播科系的新聞教育,仍然較注重新聞採訪實務或技術性的操作,有關新聞專業自主與媒體的工會教育,似乎尚未完全跳出戒嚴時期黨國體制所形成的思想禁錮。


雖然,媒體的工作權與新聞專業自主,仍有《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與《大傳聯》等具有工會組織與團體的支持與奧援,惟因與基層記者彼此之間的聯繫與信任仍存在諸多問題,所以並無法凝聚基層力量,來對抗強勢的資方與高層管理階層的壓榨;此外,新聞專業組織或工會的努力不足,當然也是重要原因,但台灣的工會法一直延續中國大陸時期的法令,近期雖有部分修正,但仍無法適應媒體的快速變遷,工會力量的式微勢所必然。


環顧十餘年來的媒體開放,台灣言論市場的膨脹發展有目共睹,但是整體的新聞專業反而愈加倒退,盡管國際有關台灣新聞自由排名,名列亞洲前茅,甚至與世界其他先進國家相比都毫不遜色,但是新聞媒體的影響力與公信力不斷下降,新聞記者的苦悶程度與日俱增,無疑是一大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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