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倫 清桃(呂東熹攝影)
我不是影評人，無法就專業電影橋段去評論這部電影，就像編劇兼導演蔡銀娟映後吐露：「這部片子，已經籌備年多，因為經費不足，曾經求助企業界，他們要她拍攝鬼片，她拒絕了，所以一度無法完成拍攝，幸經雲林縣政府伸出援手，才讓這部片子能順利完成。」這是台灣企業文化的落差與無奈。
導演蔡銀娟(右)
算是小品電影的「候鳥」，是繼「台西風雲」之後，一部以雲林人為故事體裁的電影，但它與「風雲」不同的是，這其實是一個關於「島內移民」與「遊子」的故事，也是雲林出身的導演蔡銀娟說，她也是只有每年會在掃墓或過年的時候，才會回到雲林鄉下老家，像這種在固定的季節，在兩個地方遷徙，這樣的特質，就像候鳥一樣。
的確，甚至以往很多鄉下人很重視的中秋節，近幾十年來，已逐漸淡化，這是「島內移民」的無奈，因為隨著第二代的成長，大人要工作養家、小孩要補習功課、學習才藝，以便跟得上都市人的程度，勢所必然地，故鄉的老爸、老媽，沒有遺忘，但已漸漸排在第二順位。
家雄的媽媽，念著他，只會幫別人墊高房子，自己家裡因為地層下陷、老是淹水，沒辦法，不是每個出外打拼的遊子，都能功成名就，都能衣錦還鄉，幫家裡起大厝；每一次颱風、豪雨來臨，打電話問說︰「有沒有淹水?」、「淹到哪裡?」好像已成為一種習慣，就像禮拜日向神父告解一般，只是愧疚似地進行一種心靈的治療。我比較幸運，沒有像家民的媽媽，有事會打電話叫他回家，因為媽媽怕我擔心，甚至連住院、跌倒等大小事，她從來都不會告訴我，但這也是心中潛藏的痛。
而那一位楚楚可憐的越南媳婦(海倫‧清桃飾演)，也早成為台灣鄉下的必然寫照，姪兒10多年前娶的越南媳婦，也跟清桃一樣，回去越南多年，她騙丈夫去南越南投資，卻將他們兄弟共有的農地房產拿去貸款而留下大筆債務，兩人所生孩子也抱了回去，中秋那天，我去看他，黝黑、落寞，如同家雄；堂弟和略有小兒麻痺的鄰居小弟，經常為了越南媳婦要寄錢回越南，爭吵不斷，….。
幾乎很多家庭，都有類似的故事，因為家雄的父親突然肝硬化去世，念大學的哥哥家民，原本想休學賺錢，其實也蠻會讀書的弟弟家雄(都是班上前五名)，為了成全哥哥，中斷學業，賺錢幫哥哥支付學費，我腦子想到了姐姐們，也一樣的犧牲學業與家庭畫面，這是很多鄉下兄弟姐妹普遍的遭遇。儘管導演只是輕輕地，安排家民向妻子告白一段隱藏多年的秘密，但卻讓人眼淚盈框。
「候鳥」不僅僅是雲林人的故事，它幾乎是所有台灣鄉下人的寫照，特別是漁村、農村，這是城鄉嚴重落差的現象，以往，鄉下有讀書的，無法避免，絕大多數只能留在都市工作，沒讀書或學歷不高，剛開始或許尚能在家種田、養殖維生，但隨著農村的破敗，多數年輕人，也紛紛逃離，留在鄉下，很多真的就像家雄一樣，天天與酒為伍。
坦白來說，「候鳥來的季節」算是一部平凡不過的電影，但也因為平凡，它刻畫了城鄉之間，極嚴重落差與無奈。
單純以雲林人來說，「台西風雲」只是個案式、單一年代，一部個別真實、卻非全然真實的商業電影，但「候鳥」卻更寫實、更平凡地呈現「島內移民」的真實苦楚。
多年之後，重新審思「台西風雲」，長期以來，它其實是讓雲林人揹負了「流氓的故鄉」，這個不名譽的烙印，這個烙印，如同跟我一樣北上求學、工作的南部人，經常被恥笑的「台灣國語」一般。
很多歷經風霜的雲林人，特別是我這個從事超過25年新聞工作的記者而言，雲林人沒有這個能耐來承擔「流氓的故鄉」這個烙印，講流氓幫派，雲林或彰化以南縣市，充其量只是個別小角頭而已，它們沒有一個角頭，比得上起源於台北的幾個大幫派，也沒有一個縣市角頭有能耐，可以縱橫海峽兩岸，甚至到美國去暗殺異議份子。雲林不是「流氓的故鄉」，也承擔不起。
如果說「候鳥」，有什麼可以為它喝采的，或許，它不只為台灣西部海口人，卑微地重塑了一個善良、勤奮的形象，也不僅僅敘述單一縣市的遊子故事，特別的是，它清晰地描述了一個時代的變遷，以及政府長期重商輕農、重北輕南，城鄉嚴重失衡的農村悲歌。
導演沒留下答案，因為故事還在發生，悲歌還在延續。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