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逸南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依自由時報1月13日A3版「國台辦點名嚴懲我檢察官 北律：不具法律正當性也不生效力」報導指出，中國國台辦本月七日誑言將我國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陳舒怡列為「台獨打手幫凶」，恫嚇「嚴懲、終身追責」；對此，台北律師公會昨聲明指出，中國國台辦意圖以域外政治宣示，對我國司法從業人員施加寒蟬效應，既不具任何法律正當性，對我國司法也不生任何效力，籲國人共同抵制任何侵害我國司法主權的言行，捍衛我國司法的獨立與尊嚴。前述台北律師公會1月12日的發表聲明，正值紀念第80屆司法節(1946～2026年)之際，具有特別的意義。1月11日當天在台灣大學應力館，聯合國NGO世界公民總會、聯合國NGO世界公民總會台灣總會、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等共同舉辦「2026年司法節論壇-國際人權兩公約的國家義務-以太極門為例」。以喚醒政府重視沉冤30年太極門案之轉型正義問題，俾消除民主法治的污點。在司法節論壇有三位外國宗教人權學者提供論文參與，其中義大利Karolina Maria Kotkowska (卡洛琳娜·瑪麗亞·科特科夫斯卡)發表「Justice Delayed After Justice Declared(在判決宣告後，遲到的正義)」論文指出，1月11日是台灣的司法節，具象徵性意義和實質意義。它紀念中華民國恢復完整司法主權(full judicial sovereignty)的時刻，並重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例外、不偏袒任何群體的憲政秩序。司法節提醒我們，正義並非一蹴可幾，而是需要協調、制度勇氣和願意彌補過錯的過程。因此，今日司法節與其說是對過去的追憶，不如說是對現在與未來的反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意味著形式上的承認，還是也意味著真正且充分的保護？查中華民國的司法節定於1月11日，係為了紀念1943年1月11日中華民國與美國和英國等國訂立平等新約，正式廢除治外法權後，中國的司法才得完全獨立，亦即才有完整司法主權。1946年1月11日為第一屆司法節。我國從1990年代民主化以來，力行民主法治，加強保障人權，以「人權立國」為目標。正值紀念司法節之際，期盼各界抵制域外勢力侵害我國司法主權的言行，齊心捍衛司法獨立與尊嚴，在紀念司法節，探討如何鞏固司法主權，伸張人性尊嚴，俾讓民主持續向前行。

依網路新聞「抗議羅智強！鄭南榕基金會：假言論自由之名，侵害台灣主權、配合中國以武統對台施壓」報導指出，行政院會日前通過《國安法》修正草案，增訂鼓吹戰爭言論最高可行政裁罰新台幣100萬；立法院內政委員會7日審查此案，國民黨團書記長羅智強表示此修法箝制言論自由，痛批賴清德總統、民進黨對不起已故台獨運動者鄭南榕，「掘鄭南榕的墓」。對此，鄭南榕基金會8日發表聲明指出，羅智強誤用鄭南榕其人及其言論自由理念、對鄭南榕思想與實踐缺乏基本認識，基金會表達嚴肅的抗議。聯合國《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政公約)第19條規定言論自由的內容：「1.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受干涉。2.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播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3.本條第2項所規定的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只應有法律規定並為下列條件所必需：（1）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2）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又「公政公約」第20條規定禁止戰爭宣傳和仇恨的鼓動：「1.任何鼓吹戰爭的宣傳，應以法律加以禁止。2.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加以禁止。」按言論自由是公民的一項基本人權，基於對其功能和意義的認識，主要有三種理論解釋其價值基礎。一、從歷史的角度看，針對自由言論原則的最持久的爭論一般是基於公開的討論對發現真理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二、將言論自由視為每一個人自我發展和完善的權利中不可侵害的一個方面，對言論自由方面的限制將抑制個性的發展。三、公民民主參與的論點，其為西方社會最流行的理論，其認為言論自由是可以保護公民理解政治問題並能夠有限地參與民主工作的權利。因而在民主法治國家、尊重及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是理所當然的。查1983年「公政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在第19次會議上通過了關於禁止戰爭宣傳和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的鼓動的第11號一般性意見，對該條進行了解釋。人權事務委員會指出，第20條第1項禁止可能導致或實際導致侵略行動、破壞《聯合國憲章》所主張的和平的一切形式的宣傳；第2項則直接反對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並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行動的主張，不問此類宣傳或主張的目的是針對有關國家內部還是外部。再者，第11號一般性意見指出，「公政公約」第20條要充分有效，就必須有法律明確規定第20條所列宣傳和主張均違反公共政策，並規定在出現違反情況時適當的制裁措施。人權事務委員會認為，尚未這麼做的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履行第20條所載義務，並且本身應不進行此類宣傳或鼓吹此類主張。平心而論，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公政公約」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2009年12月10日已經國內法典化，遵循聯合國憲章及其所訂各項國際公約，為台灣力行民主法治的常態，言論自由應排除武統言論，是一項正確的作為，前述在野黨立委有關《國安法》修正草案，增訂鼓吹戰爭言論最高可行政裁罰新台幣100萬的抵制，妨礙台灣民主的鞏固，值得探討。

近日發生委內瑞拉總統被捕事件，其原因之一為大量毒品長期侵入美國，造成人民健康權嚴重受損，社會治安敗壞，亦即該事件之發生與毒品恐怖主義陰謀有關。有人倡議國家主權高於人權保障，這是「土地決定人民命運」的人權保障思維，目前為人權保障落後的國家所採行。事實上，國際人權發展，正確的概念是「人民決定土地的命運」，而且國際人權超越「國家主權」才是正道。查2025年12月出版《陳隆志的回憶、見證與實踐─台灣國家的進化與正常化》第230、231頁指出，1945年聯合國成立，也是國際關注人權時代的開始，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通過，奠定當代國際人權運動的基礎，隨後1965年《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1966年12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陸續通過，進一步強化「世界人權宣言」的地位。接著，1979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1984年《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1990年《保護所有移徒勞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等公約持續通過，代表國際人權準則持續向前邁進。在1980年之後，國際人權的發展主流，乃基於對「人性尊嚴」(Human Dignity)與「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的普遍尊重，這也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前言所揭示「重伸基本人權，人格尊嚴(人性尊嚴)與安全」。尤其重要的是，適當有效國際人權政策的實現不能依賴一個國家或政府間組織來承擔，需要動員全人類來參與，才能建立一個促進「人性尊嚴」與「人類安全」的國際社會。我們發現，耶魯政策科學派以政策為導向，將國際法視為一個持續的權威決策過程，國際社會成員透過這個過程來確定、澄清與保障他們的共同利益。對此，人權問題與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條件的背景密切相關。人權對於傳統主權概念的影響，使得國家政府機關不能再以國家主權為理由，正當化其對基本人權的侵害與剝奪。這代表人權問題必須跳脫國內政治力的拘束，提升到國際的層次，使人權侵害成為國際關切的議題。如今，「世界人權宣言」(1948年)以及接續通過的國際人權公約闡明基本人權，並跟隨外在不斷變化的情況，對人權保護與實踐的需求不斷被擴大、補充與釐清，其重要性愈來愈彰顯。近日發生委內瑞拉總統被捕事件，也帶給我們一些啟示。國際人權超越「國家主權」，正是當前人權保障的主流思維。

最近讀到《人權與世界公共秩序》(該書為長期宣揚「人性尊嚴」的麥克杜格、拉斯威爾教授與陳隆志教授共同著作、1980年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2018年12月牛津大學出版社增訂版)。該書論述有關人權的決策功能，包括資訊功能、倡導功能、制定功能、援引功能、適用功能、評估功能以及終止功能。對於法律的制定與適用之探討，不可將資訊、倡導、援引、評估與終止等五項有相輔相成密切關係的功能排除在外。對於人民來講，當他們的權利受到侵害時，能夠援引現有法律，主張其權利獲得救濟，就是「援引功能」。對於現實的法律是否適當或合理，並不是由法官單方面包辦壟斷，在民主法治國家，這種法律適用的結果，須要「評估功能」來檢討補強。當法院一旦做出判決之後，學者、學生及評論家都可以進行分析與批判，這是民主法治國的常態。假使某種特定法律已經不合乎時代環境，無法滿足人民的需求，就要發揮最後的「終止功能」。又指出人權保障與實踐並非只在抽象層面，而應透過觀察分析，並探討人類如何在現實脈絡中，形塑、追求並共享特定的人權價值。最後，結論在對於人權關注與行動上，強調人們必須不斷思考人權是否獲得滿足，從而能夠轉化人心改變現狀。要達到上述目的，公民教育不應該侷限於課堂的教授形式，人權教育必須是全面性。因為維護國際人權，人人有權利，也人人有責任。資料來源：2025年12月出版《陳隆志的回憶、見證與實踐—台灣國家的進化與正常化》(第104~105頁、232~233頁)友人在元旦傳來的簡訊指出，社會仍有許多人陷在不平與無助中。台灣除了面臨地緣政治不安、強權霸凌之外⋯⋯如何能讓公平正義為人民帶來友善與福祉？只有當執法人員對百姓的命運與福祉產生深刻的同理心與責任感時，公平公正的思想才能被充分利用。依常理，在民主、法治國家不能將法律或者人權的實踐視為僵固、一成不變的規則，而這些規則要透過持續性的發展歷程，以領域的多元方法，試圖將法律理論用來解決既定的問題，亦即官員必須摒棄「法匠」的思維，正確地適用法律規定，才能有效保障人權。平心而論，一位有決策能力的人不應該是法匠，只著眼於法律條文、概念與學說來論述而已，而是須以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的理想與價值為基礎，再納入外在環境的考慮，及各種可能選項，經詳細瞭解與分析之後，作出決定之後認真去執行。我們發現多年來承辦太極門冤案的財稅官員及司法人員，一直本著「法匠」思維，讓該冤案迄今未能完全平反，讓太極門師徒及其家人蒙冤30年，尤其是，該案加害者侯寬仁檢察官甚至「加官進爵」，引人遺憾。

在12月31日網路文章「反擊綠營質疑！翁曉玲嗆：大罷免都敢推 卻不准人民罷免總統？」報導指出，翁曉玲說，現行制度下，立法委員、地方首長等公職人員皆可透過一定比例的提案與連署發動罷免，唯獨總統無法直接由人民提出，這在制度設計上並不完整。她認為，修憲的目的在於補足制度缺口，讓人民能夠真正擁有對總統的直接罷免權，這是民主制度應有的權利，而非政治鬥爭。翁曉玲強調，修憲並非對任何人發動政治攻擊，而是希望透過制度完善，讓人民真正成為國家主人，確保憲政體制的完整與民主運作。前述翁立委的人民對總統的「直接罷免權」之修憲主張，令人覺得有「鬥爭總統」擾亂政局之嫌，且對於過去7次修憲的史實，以及2008年馬英九參加總統選舉前後，有關「行憲比修憲重要」的論述，沒有徹底了解，產生了對於憲改的「法盲」所致，有必要探究其政治操作目的，以鞏固民主。查2008年7月出版《「二階段憲改」破局始末》第277～286頁刊載「就憲政問題向馬英九建言」一文，其結語指出，在李登輝及陳水扁的宣導下，主張憲改的人，似乎一直站在政治論述的制高點；反之，誰反對修憲，就是反對改革或保守派。馬英九在過去兩年(按即2006～2008年)已成功扭轉了該論述，並讓人民認清：修憲不一定會帶來改革，有時反而造成民主的倒退。吾人期許，馬先生執政後(按即2008年以後)，可以實際行動，證明「行憲比修憲重要」。但由於第7次修憲(按即2005年6月10日)後，所有修憲案在立院通過後均須公民複決，因此任何一條憲法條文的更動，都將造成社會的大動員，也都有可能被有心人士詮釋為「台灣住民自決」。基此，吾人建議，除非真有迫切需要，並凝聚強大社會共識，馬政府還是應該避免修憲，以免造成政局不穩，社會不安，甚至可能愈修愈糟，為下一次修憲找到新的藉口。[《海峽評論》209期，2008年5月用稿]我們發現，第7次修憲迄今已有20年(2005～2025年)，立法院沒有修憲的提案，其主要原因之一為修憲門檻太高，1/4立委提議→3/4立委決議→公民複決、有效同意票過半。依目前朝野立委人數比例，「3/4立委決議」是不可能的，也是事實。過去，國民黨在2016年失去政權以前，一直本著「行憲比修憲重要」的原則，如今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卻主張「修憲」可能有「鬥爭總統」、造成政局不安定，升高民怨，成為2028年國民黨意圖奪回政權之先行的政治操作，如此為了政黨利益，而不顧全民權益，使台灣民主倒退的「惡意」修憲主張，應予痛斥。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7次修憲、民國94年6月10日)第4條第7項規定，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第一百條及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一項有關規定。第5條第4項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依前述，有關總統的彈劾案是否成立，必須經由立法院提議(全體立委二分之一以上)→立法院決議(全體立委三分之二以上)→司法院大法官審理等三個階段，目前只進行到第一階段，明年5月19日立法院才要進行「決議」(第二階段)，而藍白立委及媒體說成立法院「通過」總統彈劾案，可能是一項「假消息」？查民國94年6月10日「修正前」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第7項規定，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向國民大會提出，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第一百條及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一項有關規定。前述有關總統彈劾案的處理，由「向國民大會提出」改為「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係第7次修憲時，連同「公民複決入憲」等，當時國民黨、民進黨將其定位為「國會改革」議題，共同表示必須信守政治承諾，積極進行修憲事宜。另查2008年7月出版《「二階段憲改」破局始末》(紀欣著)第277頁指出，2005年5月14日任務型國代選舉前，馬英九公開支持第7次修憲，因為他認為廢除國大後，修憲改為立法院及公民複決兩道關卡，反而更形困難。事隔20年(2005~2025年)，回顧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曾經支持過第7次的修憲，而在2005年行憲紀念日主動發表《行憲是當前最重要的政治工程》專文，強調「行憲比修憲、制憲重要」，如今看到國民黨立委「不行憲」(毀憲)的政治操作，例如「修惡」憲法訴訟法，兩度杯葛大法官人事同意權，憲法法庭的運作「被癱瘓」一年多等，使台灣民主大倒退，令人遺憾。

依自由時報12月24日A3版「藍提修公投法 憲法法庭判決可交由公民複決 綠：如何判斷憲法法庭違法」報導指出，立法院藍白立委去年底聯手三讀通過「憲法訴訟法修正案」，導致憲法法庭空轉一年，憲法法庭十九日宣告憲訴法新制違憲，即日起失效，讓憲法法庭得以「復活」。對此，立法院國民黨團提出「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主張「憲法法庭判決未來可經由公投交由人民複決，決定推翻與否」，該案昨於程序委員會通過列入週五院會議程。又指出「民進黨團幹事長鍾佳濱強調，實施直接民權的民主國家，不曾發生以公民投票否決或推翻憲法法庭裁判先例，且國民黨團如何判斷憲法法庭違法？」查2009年11月出版《德國公法權利救濟制度》(劉飛著)第111頁指出，「憲法法院之起源」，如果能夠以一家法院的依法裁判活動，就可以在整體上維護法治國家憲法的優先與權威、並整合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層出不窮且無處不在的利益衝突的話，則儘管這樣一家法院的地位和權限必然會招致無盡的爭議，國家也會毅然為此付出必要的代價。設立具有廣泛裁判權的聯邦憲法法院，就是德國在「二戰」後為維護國家憲政制度的穩定而付出的代價之一。該書(主編之一陳春生教授為翁曉玲立委夫婿)第112、113頁另指出，納粹黨及其黨魁經合法選舉獲取權力，進而將行政權順理成章欣然納入懷中，並最終經由立法途徑漸次掌控司法的組織及其裁判標準，……。「議會多數」經「行政統一」而至「司法服膺」，無不成為納粹黨囊中之物。總結這樣的歷程，不難得出從構建國家法律制度的層面而言，預防國家法治程序為一時之政治力量所操控、尤其是經由獲取國家三種權力中之議會多數而實現大權獨攬與通盤操控，應成為「二戰」後立憲之初首當其中予以考慮的問題。至此，聯邦憲法法院應運而生。再者，經由研究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設立及其發展歷程，我們發現我國由「大法官會議」演進為「憲法法庭」，為實踐民主法治保障人權，以及「人權立國」目標，而如今在野黨立委主張「修公投法 憲法法庭判決可交由公民複決」，其法理何在？此項見解令人不可思議，可能是立委的「法匠」、「法盲」思維所致。平心而論，在10月25日行憲78週年(1947~2025年)前夕，我們發現藍白立委意圖仿效二戰前德國納粹黨「奪權」模式？意圖修正公投法，主張「憲法法庭裁判要公投」，「人民複決」凌駕「憲法審判」，立委政治力強行介入司法權的運作，如此讓法治國家憲法的優先與權威消失，因而民主大倒退，引人憂心。目前台灣民主持續「向前行」之際，這是行憲、不行憲(毀憲)？值得探究。

依自由時報12月21日A3版「藍也要告發憲法法庭枉法裁判」報導指出，憲法法庭前天宣布「憲訴法」新制違憲，自即日起失其效力。立法院國民黨團表示，一一四年憲判字第一號判決破壞憲政法制，國民黨團將於立法院院會正式提案提案譴責，明天將向台北地院及台北地檢署同時告發憲法法庭及尤伯祥等五位大法官瀆職。查85年前曾有「枉法裁判」之判例，裁判字號：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1474號，裁判日期：民國29年5月9日，相關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24條(24.01.01)、中華民國刑法第124條(81.05.16)，要旨：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條所謂枉法之裁判，係指故意不依法律之規定而為裁判，質言之，即指明知法律而故為出入者而言。依現行司法實務，有關判例之效力有些改變，依據司法院於民國108年1月4日修正、同年7月4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最高法院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七日本法修正施行前依法選編之判例，若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應停止適用。未經前項規定停止適用者之判例，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不過，本則判例(29年上字第1474號)之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已有明示。另查，在威權統治時期、釋字第68號(民國45年11月26日)及釋字第129號(民國59年10月30日)，被認為有構成刑法第124條的枉法裁判罪之嫌。而目前由「大法官會議」演進為「憲法法庭」，其憲法審查之法庭化運作相當透明、公平、現代化，也是事實。照理說，提出刑事告發者必須舉證說明大法官在憲法審查過程確有「明知法律而故為出入者」之情事，否則，補風捉影式的濫行告發，把事情推給檢察機關，卻放話說檢察機關，不可能受理偵辦，相當不公道。如此立委浪費人民血汗錢，應予痛斥。目前憲法法庭大法官們的評議過程非常嚴謹，不可能發生逢迎統治者的枉法裁判，大法官秉持著「憲法守護者」的立場，進行憲法審查，堅持正義法理的審判，留下值得敬仰的人格典範，哪來「枉法裁判」呢？期盼國人了解真相，俾讓憲法法庭不會被癱瘓，早日發揮正常功能。

由於在野黨立委的惡性政治力操作，造成憲法法庭「停擺」迄今將近1年了，對於憲政秩序的嚴重破壞，阻斷了人民受公權力侵害欲尋求有關憲法法庭救濟程序，令人相當遺憾。查我國憲法訴訟制度之建立，主要參照德國法制，而當初引進時，疏忽了憲法法庭運作「被癱瘓」的風險及防止對策。兹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之相關規定摘述如下。第1條1聯邦憲法法院相對於其他所有憲法機構而言是一個自主和獨立的聯邦法院。2.略。3.聯邦憲法法院自行制定議事規程，議事規程由法官會議決定。第2條1.聯邦憲法法院由兩個審判庭組成。2.每個審判庭選任8名法官。3.略。第4條4.法官應在其任職期限屆滿後繼續履行職務至其繼任者被任命為止。1.、2.、3.略。第15條1.聯邦憲法法院院長和副院長分別為其所在審判庭的庭長。庭長職務可由任職年限最長的法官代理，在法官任職年限相同時則由年齡最大的法官代理。2.當最少有6名法官出席時，審判庭才有能力作出裁判。如果一審判庭在特別緊急情況下無能力做出裁判，則由庭長指令進行抽籤，以確定另一審判庭的法官作為代理法官參與審判，直到最少法官數達到為止。審判庭的庭長不能作為代理法官出庭。詳細的規定見議事規程。3.、4.略。在民主法治國家，為預防國家法治秩序為一時之政治力量所操控，尤其是經由獲取國家三種權力中之議會(國會)多數而實現大權獨攬與通盤操控，設有憲法訴訟制度來進行「違憲審查」，俾防止立法者之濫權與擴權，德國即為運作成功的一例。目前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已常在國際上被視為參照模式甚至榜樣，由於其對於法院裁判、行政權及立法權的權利救濟之運作順利，使得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的運作無不以聯邦憲法法院的裁判馬首是瞻，促使權力分立制衡原則之運作正常化。我們發現，前述「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4條第4項有關法官人事之「防止被中斷」之規定─法官應在其任職期限屆滿後繼續履行職務至其繼任者被任命為止。如此防止憲法訴訟運作「被癱瘓」的規定「他山之石」，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議事規程係由聯邦憲法法院「法官會議」制訂及修正，有充分的自主與獨立性，也是重點，可供參考。

依自由時報12月16日A3版「提倒閣？藍：不會奉陪 白：扭曲憲法」報導指出，行政院長卓榮泰昨宣布將不副署藍白聯手通過修惡版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強調若被提出倒閣，將會是他畢生的民主勳章。多位國民黨立委說，倒閣是民進黨的陽謀，國民黨不會奉陪；民眾黨立院黨團總召黃國昌昨率黨籍立委發表聲明批評，當賴清德總統的獨裁成為事實，就是人民發出怒吼站出來的時候。又指出，「羅智強說，行政院長卓榮泰現在像賴清德的菜瓜布，用完就丟，倒閣後六十天國會才重選，這段時間就是行政權獨大，重選換新的行政院長上台，再繼續不副署，要繼續倒閣嗎？羅智強表示，民進黨要倒閣就自己去，國民黨不奉陪，為什麼要倒閣換一個菜瓜布，再用新的菜瓜布逼迫在野多數倒閣，這種陽謀小學生都看得出來。」查民國85年5月增訂三版《修憲春秋》第232~233頁「今後憲政的發展」指出，(三)國民大會與立法院之關係：是否維持現制？或改採單一國會之一院制，或以兩院制之型態運作？目前經過民進黨不斷的宣導，民間普遍都被洗腦成廢止國民大會由立法院單獨行使之單一國會制，而不宜採兩院制。論者成謂外國之所以有兩院制乃是歷史原因使然，但對我國國民大會議為歷史原因則避而不談。…。如廢止國民大會，而將此三機構司法院〔按即司法(包括大法官)、考試、監察三機構〕之重要人事權移由立法機關行使會不會更強化立法院一院獨大之霸權心態，而造成濫權情形，值得憂慮，再從理論上言，亦不符憲政原理，固可主張維持現制較易執行。後來憲政的發展，採行「單一國會制」，而前述作者謝瑞智博士在29年前(1996~2025年)所說「立法院一院獨大之霸權心態，而造成濫權情形」之警示，如此充分顯現出來，由此可見謝博士的遠見。前述「菜瓜布說」的謬論，令人無法苟同，因為「倒閣」是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又國民黨濫權立法，癱瘓憲法法庭破壞憲政秩序，是一項事實。在29年前「單一國會」制度之憲政改革由在野的民進黨推動，得到人民的認同，也是事實，期盼在野黨立委們理性問政，讓憲法發揮保障人權的功能，維持正常的憲政秩序，才能推動民主憲政的革新。

依「舊金山和約」(1951年)及「中日和約(台北和約)」(1952年)的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all right)，權利名義(title)與要求(claim)。而有關台灣及澎湖群島的領土主權未作最終決定，是一項事實。另依1971年7月13日美國國務院律師Robert I. Starr在「台灣的法律地位」備忘錄指出，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在1952年2月14日提出有關「舊金山和約」的審議報告說「切記和約第2條是一項放棄條款(renunciatory article)並未規定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要繼承日本，取得日本所讓渡之領土主權這一點很重要。」最近在網路上有人指稱，日本高市首相有關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內容的談話，表示日本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一項「假消息」，有澄清之必要。按2010年4月出版《中華民國流亡台灣60年暨戰後台灣國際處境》第212頁指出，1972年9月25日，田中·大平訪中團前往北京進行建交會談。在會談期間中國主張「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高島益郎條約局長則強調：「事實上中國政府的統治權並未及於台灣，因此日本不能同意中國的主張。同時，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已放棄對台灣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和要求，故日本政府已無議論台灣歸屬的資格，只能對中國的主張表示理解與尊重。」總之，由於同年2月的美中聯合公報(按即上海公報)已對台灣的最終歸屬問題取得協議，所以當日本沿其主旨表明立場時，中國方面也不得不加以接受。同書第213頁指出，最後，中國主張「日華和平條約(按即中日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但高島益郎局長反駁說：「日華和平條約係經正式手續締結，日本政府不能主張該條約無效。」結果，在法理上居於不利的周恩來，只得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是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而以「政治解決」的方向處理台灣問題與國府政權問題。(朝日新聞1997年8月15日)查1972年9月29日「日中聯合聲明」的焦點是台灣問題，在雙方折衝共同聲明的內容時，高島益郎條約局長從法理面堅持日本的主張，最後是依據周恩來的政治判斷，而以聲明「第三項」的形式達成妥協。「日中聯合聲明」第三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平心而論，「充分理解和尊重」與「承認(recognize)的法律意義有明顯差異」，不容混淆。日本高市首相有關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內容的談話，係有關1972年史實真相的重新闡述，並非表示日本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近日，網路上傳播的「假消息」，應予澄清，以正視聽。

依報導，中國外交部近日稱《舊金山和約》對中國是「非法無效」的，是不合乎國際法原則，如此見解嚴重偏離史實，應該探究其真相。事實上，舊金山和約簽訂的前置程序中，美國國務院顧問杜勒斯與蘇聯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馬立克之間，曾經有多次雙方政府備忘錄交換意見溝通(詳參人民出版社1951年7月北京初版《對日和約問題史料》第58~66頁)。「舊金山和約」所建立的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的「正義的和平，而不是復仇的和平」(杜勒斯的期盼)，事隔74年(1951~2025年)後，難道要被推翻嗎？ 1951年9月8日在48個戰勝同盟國與日本簽訂了舊金山和約。9月5日召開舊金山和會，杜勒斯在開議演講內容指出為何在中國缺席下簽訂和約的緣由，兹摘述如下。各國可以延宕與日本的和約，直到一個擁有正當性與權威的中國政府出現，得到大家的認可。但是，僅因為中國內戰與國際間對中國的意見紛歧而懲罰日本，這是錯誤、殘酷、愚蠢的。也有人認為，每個盟國都可以拒絕簽署對日和約，除非它所認定的中國政府一起簽字。但我們確定，這樣會讓日本與很多盟國仍舊處於戰爭狀態，使日本僅能獲得一小部分它該獲得的和平。的確，沒有理由去相信做為主要簽約者的日本會自願合作達到這樣的狀態。如果強迫日本在這種狀況下簽約，將製造日本的怨恨。這樣，勢必在最需要大家團結以面對嚴峻的世界性威脅時，導致並惡化盟國的分崩離析。剩下唯一的選擇就是繼續和平進程，整體盟國與日本締結條約。讓中國缺席，以後再個別與日本締結和平條約(按即後來1952年4月28日簽訂的「中日和約(台北和約)」)，但是必須完全保障中國的權益。這個選擇就是目前我們所要簽訂的條約。透過第二十六條，中國被賦予能在本約相同條款下與日本談和的權利。締結本和約的勝利盟國，拿到的權益不會超越中國。同樣的，透過第二十一條，中國無須簽約，即可根據中華民國的建議，全面性獲得在第十條日本所放棄在中國的所有特別權利與利益。相同的，中國無須簽約也自動獲得，第十四條第一款第二項所承認，沒收在其管轄下的日本財產。本條約完整保留中國做為戰勝盟國的權利。資料來源：雲程的雙魚鏡 HoonTing's View  該文重刊(2025年12月3日)目前，常發現有人將「舊金山和約」說成「舊金山合約」，如此對史實認識不清，乃由於中學教育的歷史課綱誤導所致，直到「95課綱」(陳水扁執政時期制定的)「舊金山和約」才有機會讓學子知悉，「台灣地位未定論」亦可出現於教科書，此相距舊金山和約簽訂已過了55年(1951~2006年)，後來馬英九政府「101課綱」出現背離史實、「睜眼說瞎話」的台灣地位論述，令人遺憾。總之「舊金山和約」合乎國際法原則以及國際條約法規定，舊金山和約是一項「合法有效」的條約，應該受到尊重及遵循。期盼當年的簽約國家有必要站出來，共同澄清史實真相，並主持公道與正義，以維持世界和平。

依自由時報11月18日A2版「國家檔案館啟用 賴：實踐轉型正義 成就更好的台灣」報導指出，我國首座國家檔案館將於十一月廿二日開館，總統賴清德昨主持開幕典禮致詞表示，國家檔案館除了展現政府保護國家紀錄、保存國人記憶的決心，也展現政府落實政治檔案開放的堅定態度，更是轉型正義的重要實踐，盼國家檔案館的成立，能夠成就更好的台灣。賴清德強調，國家檔案館負責徵集典藏各級政府重要檔案、民間私人團體的珍貴文書以及國外典藏的台灣相關檔案，這些檔案是全民共同記憶，也是民主的重要基石。在管理與運用檔案上，國家檔案館應以「最大開放、最小限制」為原則，公開運用檔案，唯有國家把檔案公開給人民，讓國家行為接受人民檢視，才能實現開放政府與資訊公開透明的目標。查陳昭如教授2020年9月28日在「大法官與轉型正義：從九份解釋談起」研討會發表「檔案的能與不能」一文指出，台灣過去的大法官會議不僅通常欠缺公開的審理程序，許多相關文件也不公開。在這種過程資訊近乎缺無的情況下，就不難理解為何人們會特別希望取得會議紀錄來了解其內部過程，尤其是為了轉型正義的目的而希望藉此了解大法官的角色。追求轉型正義是否能作為公開內部會議紀錄的理由？要評斷大法官是否為威權體制的運作與合理化提供「法律扶助」，是否必須仰賴內部會議紀錄，或者由大法官行使權力做成的解釋就可資論斷？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該文為陳教授對司法院釋字第二六一和第二七二號解釋檔案分析報告所作之回應。這兩號解釋在台灣憲政人權史上得到的評價迴然相異。釋字第二六一號被認為是敲下了萬年國會的喪鐘，但釋字第二七二號則認為是對解嚴後救濟戒嚴時期司法人權的侵犯設下防火牆。目前大法官會議解釋已走入歷史，憲法訴訟法於民國111年1月4日起施行，目前演進為憲法法庭審判，不過人們仍然想從大法官釋憲檔案中尋找威權體制運作嚴重侵害人權的線索，尤其是對於威權時期的大法官解釋，人們希望可以如同在政治檔案中看到軍法審判的判決書上蔣中正大筆一揮的紅字批示，找到「冒煙的槍」(smoking gun，亦即鐵證)。依2014年11月出版，蔣瑞鏘著《白色恐怖在台灣》第343頁刊載，徐會之中將原來處5年有期徒刑，蔣中正紅字批示「應即槍決可也」。不過，我們似乎在這批大法官檔案中(按即釋字第二六一號及第二七二號解釋)找不到「冒煙的槍」。平心而論，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國家，有關政治檔案(包括大法官解釋)的開放是歷史真相的基礎，這有助於對轉型正義的實踐，我們期盼國家檔案館本著「最大開放、最小限制」為原則，發揮最有效的功能，來加強鞏固台灣民主。

在每一司法制度中，刑事錯案(冤錯假案)都有可能發生，其原因包括警方履行職權的方式、檢察官的作用、法醫學專家出了錯，以及辯護律師的功能不彰等。對於每一個被冤枉的人，絕不僅僅是個人的清白與青春，每個錯案毀掉的是一個家庭的生活與希望，毀掉的是多少人對法律的信仰、對政府的信任。查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錯案領域最著名的國際學術大師、多倫多大學法學院講習教授肯特·羅奇(Kent Roach)先生，於2013年12月8日發表「關於刑事錯案的救濟措施」一文指出，基於歐洲大陸法系模式的糾問式制度具有一些優勢，這是因為它們由於關注「事實上的錯誤」，從而似乎更願意指令進行新的審判或者重新調查。英美法系國家的制度，為「法律上的錯誤」提供了很多的保護措施，但是鮮有保護事實上錯誤的有關措施，儘管大多數的刑事錯案以「事實上的錯誤」為依據，而非以「法律上的錯誤」為依據所招致的。又指出，如果一個人被誤判犯了罪，那麼在上訴中，就不可能對之予以糾正。英美國家的制度主要關注的是，通過上訴糾正「法律上的錯誤」，然而大多數的刑事錯案，卻是由「事實上的錯誤」所招致的，而非「法律上的錯誤」造成的。不過，這裡有一些令人滿意的通常做法。加拿大的法院經常會允許被告提出新的證據，即使該證據在審判中本來可以獲得的，也同樣如此。採信新的證據，往往在糾正錯誤方面發揮關鍵的作用。又，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國內法典化已經16年(2009~2025年)，其中「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條第3項第1款規定：三、本公約每一締約國承擔：(甲)保證任何一個被侵犯了本公約所承認的權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補救，儘管此種侵犯是以官方資格行事的人所為；此項國家義務原則應予重視與履行。我們發現，我國刑事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大都只有「法律審」，而沒有「事實審」，因此力爭有關刑事錯案的平反，可說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這對人權保障及增進人民對於司法的信賴，可能是「反潮流」的作法，應該檢討改進。

依自由時報十月二十三日A1版「3大法官拒開庭評議 黃虹霞：應移送彈劾」報導指出，憲法法庭目前剩大法官八人，已實質停擺二七〇天。前大法官黃虹霞昨批評，憲法法庭沒有一天應該被癱瘓，也沒有任何措施可以癱瘓憲法法庭，這樣的結果是現任大法官沒有好好作為。她建議可依大法官自律規定，將發表聯合聲明、拒絕參與評議的楊惠欽等三位大法官移送監察院彈劾。另指出，「黃虹霞昨在民間監督司法院大法官人選聯盟記者會強調，民主社會尊重意見表達，但不表示可以用不恰當、不合適的方式癱瘓憲法法庭。過去七十幾年來，從來沒有任何大法官會用意見書以外的方式，對已存在案件發表意見，這是不可以的。釋憲聲請人可聲請這三位大法官迴避；或由其餘五位大法官依程序自主權開庭評議。」又，我國憲法訴訟制度之建立，主要參酌德國制度，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四條第四項規定：「法官應在其任職期限屆滿後繼續履行職務至其繼任者被任命為止。」此項規定在我國憲法訴訟制度的建立當時，未予注意，以致產生大法官評議人數不足的問題，值得研究。查目前憲法法庭「被癱瘓」之主要原因，藍白兩黨(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度封殺大法官提名人選，並修改「憲法訴訟法」第三十條增列需有十位大法官才能開庭評議，癱瘓至今。如此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且有立法權侵犯司法權之嫌，應該檢討糾正。依報導，大法官蔡宗珍、朱富美、楊惠珍十月八日發表聲明，指「新修正憲訴法規定，為現行有效之法律規定，大法官審理案件，自應受其拘束，無權恣意不適用。」如此大法官未能秉持著憲法守護者的立場，造成台灣民主、人權保障「大倒退」情形，令人遺憾。

一年來，「京華城案」的被告們，以及大罷免活動國民黨一些人士偽造連署書被羈押，有關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後段規定的適用引起爭議，引發在野黨立委推動修正。30年前，羈押權由檢察官移到法官，係由於大法官釋字第392號解釋(民國84年12月22日)，促成刑訴法大修正，當時張俊雄立委是重要推手，對於他在司法改革的貢獻，在他離世之際，更讓人想念與感恩。查張俊雄國會辦公室1997年12月編著《世紀之辯 ─ 張俊雄與李登輝、馬英九的憲法法理之爭》，該書第94頁記載大法官釋字第392號解釋公布時，張俊雄立委的一些見解如下述：主導推動整個釋憲案的立委張俊雄，對大法官這一號解釋(按即釋字第392號)感受最為深刻和複雜，曾任多年律師的張俊雄，對於人民遭受不當羈押的痛苦，比一般人有更多的觀察和體會。他慶幸自己對於羈押權爭議的發展方向判斷正確，適時地將此項爭議導向憲法法庭，一方面確立了憲法保障基本人權的尊嚴，另一方面也對人民做了最好的憲法教育。然而，他也不免有深深的感嘆。張俊雄說，對於人身自由的保障，像人身保護令等制度，在西歐可以上溯自西元1219年的大憲章，但在台灣卻要等到二十世紀末葉(按即1995年，距1219年「大憲章」相隔776年)，才算對此一課題也了比較深刻的體認。從政多年的張俊雄說，我們不能無視於人類歷史經驗所淬煉出的憲法原理，而屈從於一時的政治利害和激情。在二十世紀末的台灣，他的反省豈不引人深思？依報導，張俊雄先生9月27日離開我們。他身為法律人，堅信「民主不是天上摔下來的禮物」，在30年前利用初設的憲法法庭，促成羈押制度大變革，消除訓政時期留下來的法律產物，讓台灣民主憲政向前行。而如今憲法訴訟制度漸趨完備，在野黨立委刻意阻擋大法官人事權的同意，使憲法法庭無法正常運作，人民受到公權力侵害時，救濟無門，如此政黨利益超越人民權益之異常情形，期盼早日獲得解決。

依自由時報9月14日A1版「AIT：二戰文件未決定台灣地位 批中國扭曲開羅宣言等 意圖在國際孤立台灣」報導指出，二次大戰終戰八十週年，中國大動作舉行閱兵，並以「開羅宣言」等二戰文件，聲稱日本已將台灣主權歸還中國。美國在台協會（AIT）昨直指「北京論述是錯誤的」，前述二戰文件並未決定台灣最終政治地位，中國試圖扭曲「開羅宣言」等文件，以支持其脅迫台灣的行動，意圖將台灣孤立於國際社會外。 又指出，「針對中國企圖襲奪二戰話語權，將引用二戰文件聲索台灣主權，AIT發言人向媒體說，中國刻意曲解二戰時期文件，包括「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舊金山和約」，企圖藉以支持中國脅迫台灣的行徑。」查1950年12月28日美國政府答覆蘇聯政府關於對日和約問題的備忘錄，茲將該備忘錄抄錄如下：今年(按即1950年)十一月二十日馬立克先生交給杜勒斯先生一項備忘錄，內中表示蘇聯政府希望能闡明十月二十六日杜勒斯先生交馬立克先生的美國關於對日和約原則聲明中若干問題。美國政府在仔細研究了蘇聯十一月二十日的備忘錄之後，得出這樣結論：蘇聯政府所提出的問題事實上大部分已經在十月二十六日給予馬立克先生的和約原則的聲明中作了答覆。但是，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誤解起見，茲在就蘇聯政府所提出的各問題補充闡明如下：二、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已經聲明把『滿州、台灣與澎湖羣島歸還中國』。這個宣言也像雅爾達與波茨坦等其他戰時宣言一樣，美國政府應該考慮各種有關因素的任何最後和約決定。美國不能接受顯然由蘇聯政府所提出的意見，即未出席開羅會議的其他盟國的意見必須完全置之不顧。美國認為像開羅宣言這一類的宣言，應該參照聯合國憲章加以考慮，因為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義務勝過其他任何的國際宣言。(資料來源1951年7月北京出版《對日和約問題史料》第64、65頁)事隔75年(1950~2025年)，開羅宣言的真相浮現之際，且重讀前述美國政府答覆蘇聯政府關於對日和約問題的備忘錄，可見當時美國政府希望「應該參照聯合國憲章加以考慮」的建議，迄今仍未付之實現，引人遺憾。讓史料說話，二戰文件未決定台灣地位，也是一項事實。又就法律性質及約束力而言，「戰時宣言」與條約，和平條約(和約)等有所不同，宜予辨明。

羈押制度的設計與運作，同時涉及人權保障及社會治安。我國羈押制度由檢察官時代(1935~1997年)→法官時代(1997年迄今)，主要變革源自大法官釋字第392號解釋(1995年12月22日)及刑事訴訟法1997年12月19日大修正，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第101條之2訂有規定，配合羈押權由檢察官移到法官手上，迄今已有28年了。近日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之刪除立法，成為熱門議題。查刑事訴訟法係民國24年1月1日修正公布全文516條，有關被告之羈押規定為第76條、第101條。第七十六條　　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不經傳喚逕行拘提：　　　　　　　　一、無一定之住居所者。　　　　　　　二、逃亡或有逃亡之虞者。　　　　　　　三、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　　　　　　　四、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第一百零一條　　被告經訊問後，認為有第七十六條所定之情形者，於必要時得羈押之。由於大法官釋字第392號解釋，促成刑事訴訟法重大修正。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左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　　　　　　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　　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平心而論，有關被告之羈押要件，在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增加了「有事實足認為有」之前提要件，內容明確，在運作上有困擾嗎？而且目前被告及辯護人的防禦設計已相當完備，有助於人權保障之提升，為何要刪除「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呢？如果此項刪除，引發了詐騙事件滋生，社會治安敗壞，可能造成民主倒退，也不利於司法正義的追求及發展。

八二三「核三延役」公投落幕了，沒有通過。官方公投公報提案理由三指稱「核能具備兩大關鍵優勢：穩定供電、低碳排放」，而對核電廠的核安及核廢料問題卻隻字未提。又有專家學者昩著良心指稱「核三延役安全無虞」，如此「詐騙話術」手法，影響公投結果，值得深入探討。查一九九一年台北縣(今新北市)環保局主編《如果發生核子災變 你怎麼辦？跟你的孩子吻別吧！核安十問》文宣，其中「第十問」核廢料如何儲存？指出，至於用過燃料的高度放射物質廢料，美國至今尚無具體處理的方法，只是暫時存放在核電廠旁的水池中。台灣對高度放射物質廢料的處理，因受國際及美國法律的限制，無法用來再處理製造成核子武器(按即高階核廢料含有鈽-239，其為核子武器鈽彈的原料)。因此從實際的觀點視之，台灣的核廢料目前找不到任何可行的處理方法。核廢料問題真的是遺害千萬年！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自由時報《小檔案》核廢料分高、低階，一般而言核廢料可分為高階與低階核廢料兩種，高階核廢料通常是指「用過核燃料棒」或相關萃取物；低階核廢料則是指運作過程中接觸過這些放射性物質的衣物、手套、工作工具與零組件等。 又指出，「在台灣，高階核廢料部份，核一、二、三廠內，已累積超過一萬六千三百四十三束用過核燃料棒，外界估計相當於二十三萬顆廣島原子彈，容量已較原始設計容量九千五百六十二束，多出近一倍(16343/9562)，存量密度世界第一。」另依核能安全委員會新資料，核電廠用過的核子燃料池貯存表(統計至一百一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核一廠六千八百七十四束、核二廠一萬領八百六十八束、核三廠三千七百八十五束，核一廠室外乾貯設施已於一百一十四年五月一日取得運轉執照，目前已將一號機用過燃料池移出二百八十束用過核子燃料到乾貯設施。核三廠二號機於一百一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停止運轉，並將爐心內燃料退出至用過燃料池貯存。目前核一、二、三廠合計產生二萬一千五百二十七束「用過核燃料棒」我們發現，它們的存量密度超出原設計容量的2.25倍(21527/9562)，存量密度高，核災風險愈大，是一項大問題。因為北台灣及屏東，均經不起核災發生的風險。平心而論，八二三「核三延役」公投後，高階核廢料問題依然存在，期盼大家不要遺忘了它們存在的恐怖性，尤其是主張「核三延役」的藍白立委們，不要以為高階核廢料問題，會自然解決，這是不可能的事。重讀這份三十四年前一份「官方反核」文宣，感觸良多，值得省思。

依自由時報8月14日A3版「《重啟核三公投》吳亞昕︰黃政治立場改變 就能接受風險？」報導指出，民眾黨力推的「重啟核三公投」第四場發表會昨日舉行，由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對決女學生吳亞昕。吳質疑，二○一八年黃國昌也曾擔任反核代表，並宣稱追求非核家園是其不變的價值，今天當黃選擇站在重啟核三的那一邊，難道是因為核廢料的風險變小了，還是因為政治立場的改變，風險就能夠被接受了？核廢料至今沒有找到最終處置場，且核三廠下方是活動斷層，該怎麼面對核災風險？又指出，「吳亞昕說，福島核災至今已十四年，仍有二．四萬居民無法回到家鄉，甚至有許多青年得到甲狀腺癌；她也在現場唸出歷經福島核災廿一歲青年(按福島核災發生時為六歲孩童)的信，拒絕將同樣的苦難留給未來世代。」前述女學生吳亞昕認清核廢料最終處置問題，目前仍然無法解決，以及核災風險的真相，是一件值得重視的事，年輕人表現大智慧，發現「不反核」政客抱著「能騙就騙」的詐騙話術，來欺騙人民，應該多加警覺。為了解詩人與政客對於核災風險與世代正義的不同觀點，兹將日本福島核電廠災變後即刻、災變後六個月、災變後一年，多喜百合子詩作(李魁賢譯)，其中三首詩摘句如下：資料來源：李魁賢編譯《世界女詩人選集》第93~114頁(2013年2月出版)，後來李魁賢先生又將多喜有關福島核災的創作中譯出版《世紀悲歌》2022年2月23日。春天已逝(災變後即刻)，2011年3月11日福島核電廠四部機組有三部熔毀。盛開的櫻花，一陣風，通通散落。是核能完啦？還是人類？(災變後六個月)，福島孩童質問：繼續暴露的世界  還有希望嗎？是核能完啦？還是人類？為了活下去  給我們正確的資訊吧(災變後一年)，聲稱福島安啦的大人們  聽聽孩童要「活下去」的聲音吧！福島已沒有孩童會說將來要「成名」 要「成為富翁」，只想「活下去」！平心而論，對照著2018年及現在的黃國昌先生對於核電廠安全、核廢料最終處置問題，以及核災風險的論述，以及福島核災發生時孩童現年21歲，他寫給吳亞昕的信，令人感到「大人們」如果是善變的政客，無視核災風險，將給未來世代留下災難，是沒有天理、公道。昨天藍白立委喊出口號「核三投同意、電價更美麗、能源更有力、經濟有戰力」可能又是「詐騙話術」的政治大騙術。在823「重啟核三」公投時，期盼台灣公民們提高警覺且本諸良心，投下「不同意票」，俾實現世代正義，我們絕不能讓台灣屏東成為下一個「福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