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4月22日)「世界地球日」，重讀1986年10月再版《走過傷心地》第123~132頁「在夾縫中掙扎的環境權─為當前社會環境運動所遭瓶頸找活路」一文，感觸良多，該文結語指出，在未來一、二年內(按即1986、1987年)，這個關鍵性瓶頸是否能夠平滑疏通，這兩種社會層次之間是否能夠順利架橋，將決定台灣環境運動的前途。……。長久在夾縫中掙扎的環境權，未來能否有機會掙脫而出，我們已經被迫走向解決問題的暴風中心。怎樣為這個大家關切關心的環境權尋找活路，是這一代知識分子再三應該自問的問題。該文另指出，最近(按即1986年間)李國鼎政務委員在行政院科技會議會後表示：「政府能夠給人民的最好福利，就是有乾淨的空氣呼吸，有乾淨的水喝。」這句話如果是在十、廿年前說出來，恐怕不但得不到共鳴，更有可能引人困惑。因為當時的民眾習於不潔空氣、不潔的水，根本無法感受這是「政府所能給人民的最好福利」。李國鼎政務委員的話，現今(按即1986年間)卻已是一句最能舒發民眾沈鬱無奈的簡單表達。回顧1986年4月26日發生車諾比核災，其後爭取環境權即為「爭人權」的公民意識抬頭，台灣環保運動也跟著興起。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自1987年11月1日成立以來，秉持「知識的、草根的、行動的」理念，結合學界與民間力量，成為推動台灣環保運動的重要角色。40年來參與重大環境事件、法案制定與教育行動，更與社會正義、民主進程緊密相連。查1986年4月27日「台中縣公害防治協會」成立，首次爭取人民生命健康受到環境公害威脅時的「抗議權」。1987年10月20日「後勁反五輕」抗爭活動在立法院前爆發流血衝突等。爾後，隨著台灣經濟快速發展，公民意識抬頭，越來越多民眾開始關注生活環境與基本權益。環保訴求逐漸與各種領域議題交織，該聯盟形成一股強大社會力量，成為政府與企業無法忽視的民間聲音。為回顧歷史、展望未來，由於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推動，「台灣永續環境特展－打造永續環境記事」因運而生，該特展時間為2025年4月26日(六)~5月18日(日)，將呈現環境運動的發展脈絡，並呼籲社會共同行動，攜手邁向更永續的未來。如此紀念「世界地球日」的省思，具有重要意義。

近日，「富察下獄事件」發生在中國，引起各界人士熱議，其影響因素之一是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在中國，目前是「二缺一」情況，因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政公約)經中國政府簽署了27年(1998~2025年)，迄今仍未生效施行。雖然，公政公約是一個多邊的國際條約，在生效後對締約國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卻無法在中國實踐，此為一項事實。查公政公約與經社文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經中國政府的簽署及生效時間如下，又查，公政公約的第二部分(第2~5條)是公約的總論部分，規定了公約的原則和基本問題。在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公約每一締約國承擔「尊重和保證」在其領土內和受其管轄的一切個人享有本公約所承認的權利，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在該條款使用「尊重和保證」兩個用詞。公政公約下設的條約機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1981年通過的第3號一般意見認為，必須提請締約國注意，公約規定的義務不限於尊重人權，而且各締約國也已承擔義務「保證」在其管轄下人人享有這些權利。再者，人權具有普遍性，其中的一個含意就是指人權主體的普遍性，也就是說，人權是所有人作為人固有的權利，這就決定了「非歧視原則」在國際人權法中的重要地位。其核心就是非歧視和所有人都平等地享有人權的原則。它規定了公約權利的主體，即「一切人」，包括本國人、外國人(含無國籍人)。它表明，公約規定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力涉及個人的基本權利，在適用上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平心而論，目前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在中國是「二缺一」的情況，發生「富察下獄事件」時，無法實踐以聯合國人權公約保障個人基本權利之原則。另類思考，如果以我國已將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國內法典化的思維，來探討「富察下獄事件」，其結果就不一樣了。3月26日由中央研究院院士陳培哲、左翼聯盟祕書長黃德北、學者馮建三等75位學者聯合發表的「捍衛台灣民主法治與和平安全聲明」，未能關切「富察下獄事件」之人權侵害，引人不解與遺憾。

依自由時報3月18日A3版「國民黨將推「反戒嚴」及「反廢死」公投」報導指出，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與三十多位黨籍立委昨在立法院議場前宣布，將提出反戒嚴、反廢死公投提案。朱立倫表示，這兩大公投案就是為了守護台灣、守護民主，用更大的民主創造全民的安全。反廢死是還命於民，反戒嚴是還權於民，要求總統賴清德與執政黨不得逕行造成兵凶戰危、戰爭及戒嚴的風險。查2005年11月出版《二十世紀台灣民主大事寫真》(總策畫 柏陽)第77、78頁記載，1949年5月20日，38年的民主噩夢─台灣開始戒嚴。因兩岸戰事一觸即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宣布實施戒嚴令，從公領域的集會、結社、遊行請願、言論、出版，到私領域的人身、宗教、隱私等，均嚴格監控，人民權利大幅受限。又指出，「戒嚴期間施行的『戒嚴法』、『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等法規，將國家安全無限上綱，常以『匪諜』來羅織罪名，造成不少冤獄和民怨，形成『白色恐怖』。直到1987年，蔣經國總統才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我們發現，1987年7月15日，戒嚴解除了，號稱全世界施行戒嚴令最久的台灣，終於走出戒嚴的寒冬。但戒嚴令解除後並未回歸正常憲政法治狀態，反而以「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做為解嚴後根本大法，1987年7月15日起施行。1992年7月29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名稱「國家安全法」及條文(10條)，1992年8月1日起施行。2009年12月10日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國內法典化，政府積極推動「人權立國」政策。平心而論，解嚴代表了軍事管制的結束，有關港口檢查、出版品管理、入出境管理、電信及郵政檢查、外匯貿易、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採行自主開放，由「非軍事」機關管理，亦即「還權於民」已經很長一段時間。目前，台灣沒有施行「戒嚴法」，何來「反戒嚴是還權於民」之必要呢？

依自由時報3月14日A4版「移民署︰不應藉口言論自由 鼓吹武統」報導指出，嫁來台灣的中國籍劉姓配偶，以「亞亞在台灣」為名在社群網站上發布影片，卻公然鼓吹武統，日前被廢止在台依親居留許可。無獨有偶，昨天又傳出中配「恩綺」、「小微」也因類似情況被網友檢舉；移民署表示，前者已前來移民署陳述意見，後者近期將發出通知書。移民署強調，言論自由有其界限，並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也非鼓吹統戰及武力侵台之藉口。兹從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政公約)有關言論自由的例外，提供意見如下。查聯合國「公政公約」第20條規定禁止戰爭宣傳和仇恨的鼓動。這是對該公約第19條言論自由的一般保護規定的重要例外。1.任何鼓吹戰爭的宣傳，應以法律加以禁止。2.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加以禁止。1983年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第19次會議上通過了關於禁止戰爭宣傳和民族、種族或宗教信仰仇恨的鼓動的第11號一般性意見，對「公政公約」第20條進行了解釋，該委員會指出第20條第1項禁止可能導致或實際導致侵略行動，破壞《聯合國憲章》所主張的和平的一切形式的宣傳。不過，第20條第1項的規定並不禁止關於自衛的主權或符合《聯合國憲章》的人民自決和獨立權利的主張。又指出，「公政公約」第20條第2項則直接反對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並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行動的主張，不問此類宣傳或主張的目的是針對有關國家內部還是外部。我們發現，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由於「國共內戰」因素及舊金山和約體制之形成，目前，台灣與中國的互不隸屬，「民主台灣」與「專制中國」是截然不同的體制，是一項不爭的事實，且為國際間所共識。如果鼓吹「武力統一台灣」宣傳，不但違反聯合國「公政公約」言論自由規定，也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宗旨及原則」第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等規定，值得重視。我們不容「武統台灣」言論在台灣散播，影響國家安全及人權保障。

今天(3月11日)是日本福島核災發生14周年的日子，看到國民黨立委們積極推動有關核電廠延役的修法，將「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的核子反應器使用年限延長到60年等，是否安全、合理可行，值得探究。台灣核一、核二、核三電廠的商業運轉情形如下，  核一廠核二廠 核三廠商業運轉一號機1978年1981年 1984年 二號機1979年1983年 1985年目前情況 均停役均停役 (二號機商轉到今年5月)查2022年2月出版《世紀悲歌》第59~66頁刊載「核電悲歌」，詩作作者為日本女詩人多喜百合子，譯者為李魁賢詩人，其第一段內容如下，「茨城縣東海第二核電廠運轉到明年就40年通常以達到除役年分。但是，卻計畫要再延長操作時間20年。沒有發生事故才是奇蹟。」(該廠商業運轉為1978年，福島核災發生後已經停工)這兩位詩人對土地與人民的愛，寫出感人的詩句，其中「30公里之內有30萬人口的城市。道路太窄又沒有疏散計畫。」更值得大家省思。我們發現台灣核電廠設置在人口密集的都會區附近，「30公里之內有數百萬人口」，如果發生核災時，災民如何疏散呢？平心而論，目前國民黨立委們積極推動核電廠延役的目的何在？令人懷疑。他們有否評估老舊核電廠延役的風險有多高？另外高階核廢料的處理與最終處置，目前仍然無解，難道要核電廠延役產出更多的核廢料留給下一代，這合乎世代正義嗎？

依自由時報2月21日A3版「罷免加嚴上路 柯建銘：提釋憲搶救憲法」報導指出，針對藍白主導三讀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案」，規定罷免連署須附身分證影本，行政院提覆議後遭立院否決，經總統公布後昨生效；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等人，昨赴憲法法庭遞狀聲請暫時處分、釋憲，柯強調，選罷法修正案不僅要求罷免案提案人、連署人都要附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甚至「以刑責來伺候」，明顯違憲，遞狀聲請是為了「搶救憲法」。查「體系正義」用於禁止立法者恣意的概念，曾出現於翁岳生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455號解釋(民國87年6月5日)之協同意見書，謂：「按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於不違反憲法之前提下，固有廣大的形成自由，然當其創設一具有體系規範意義之法律原則時，除基於重大之公益考量以外，即應受其原則之拘束，以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是為體系正義。而體系正義之要求，應同為立法與行政所遵守，否則即違反平等原則。」又「體系正義」亦出現於司法院釋字第667號、688號及777號解釋等。又查李惠宗教授2024年12月10日發表「建立以保護人民權利為目標的退稅請求權」論文指出，體系正義是基於平等原則而衍生出的「立法原則」，乃屬一種對立法者的要求，也是立法者自我約束原則，即立法者在同一法律體系內(例如稅法體系)應有一貫的價值與秩序；……。因為立法是國家高度的權力決定，基於體系正義的要求，不應形成錯亂的價值體系。立法者有義務使該體系內的立法，具有前後的一貫性，係屬「立法者自我拘束」原則。雖然違反體系正義的立法，未必直接違憲，但至少是「不適當」立法，也可能是違憲之立法。我們發現，藍白立委們從立法院擴權法案，以及憲法訴訟法，財稅收支劃分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的修正立法過程，立法者勿視「體系正義」的存在與遵循，立法者僅為了政黨利益，不顧全民利益，將多項重要法案予以「改惡」，嚴重破壞民主憲政秩序，令人遺憾。期盼經由釋憲程序，來實現憲法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謀求補救，憲法法庭大法官們加油！

依自由時報2月13日A4版「共機艦頻擾台 國防部︰誰是麻煩製造者 周邊國家深切體認」報導指出，美軍印太司令部證實，勃克級飛彈驅逐艦「強生號」和探路者級測量船「鮑迪奇號」本月十日至十二日從北往南通過台海。這是美國總統川普一月下旬就任後，美艦首度通過台海。又指出，美軍印太司令部發言人柯默說，「這次航行穿越台灣海峽航道，不屬於任何沿海國家的領海」，「在這條航道內，所有國家都享有公海航行自由、飛越自由，以及與這些自由相關的海洋其他國際合法用途。」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內水」(Internal waters)、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等用詞，找不到「內海」用詞。按維基百科「台灣海峽內海化」記載內容，係引述2022年6月16日香港的文章，另2022年6月12日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在一項國際會議宣稱：「台灣海峽是中國的內海」，讓人覺得使用不是國際法之「內海」一詞，顯然有混淆視聽之嫌。另查2023年4月24日「雙魚鏡」部落格記載有關，與UNCLOS無關　台灣海峽早宣示為各國自由通行，18950716日本政府閣議決定，台灣海峽是公海（三國干涉還遼），三，帝國政府權衡三國訴求，綜合國際貿易利益，特作如下聲明：帝國政府宣布台灣海峽為所有國家公認的公海航線，且該海峽不屬於日本的專屬或專屬管轄權。帝國政府承諾台灣和澎湖列島不轉讓給其他國家。平心而論，從1895年馬關條約，1951年舊金山和約、1952年中日(台北)和約等，以及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所建立的「舊金山和約體制」，迄今仍然存在。台灣海峽是公海的法律地位，始終沒有變動，哪來台灣海峽「內海化」呢？因此，前述美軍印太司令部發言人柯默說，「這次航行穿越台灣海峽航道，不屬於任何沿海國家的領海」，「在這條航道內，所有國家都享有公海航行自由、飛越自由，以及與這些自由相關的海洋其他國際合法用途。」是一項公認的事實，有130年前(1895~2025)日本政府的聲明「台灣海峽是公海」史實為證。

依自由時報2月11日A4版「中選會收到43位立委罷免案 藍營30人、綠營13人」報導指出，大罷免浪潮勢如破竹，中選會截至昨日共收到四十三位朝野立委罷免案，被罷對象包括三十位國民黨立委及十三位民進黨立委。聯電創辦人曹興誠昨陪同數個民團赴中選會遞交第二波、十一案罷免國民黨立委的提議書，並親自擔任「剷除黑芯」罷免藍委徐巧芯的領銜人。又指出，「曹興誠指出，這場大罷免，不是對少數立委有仇恨，也不是在幫民進黨爭回國會的多數，……。他強調，這次罷免，不是無聊的藍綠對決，而是維護台灣民主的背水一戰，不成功就等著被中共吞併，呼籲大家務必都站出來，挽救自己，挽救國家，挽救子孫後代。」由修憲史料得之，當時在建立「單一國會」之際，國民大會被廢棄了，而把司法、考試、監察院等憲法層次獨立機關的重要人事同意權移給立法機關行使，造成了立法院「一院獨大」之霸權心態，加上「中國因素」介入，及造成如今立法院的毀憲亂政情形，令人遺憾。前述立委「大罷免浪潮」之報導提醒大家，國會正常化對於民主憲政秩序之維持，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於我國採行「被動式」解散國會之規定，跟西方國家不同。詳見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之規定。我們發現，如果在野黨控制了國會，多數不肖的政客型立委扮演「政治蟑螂」，遂行霸權及濫權作為，人民只有行使罷免權來因應。更奇特的是，目前，中共勢力公然介入我國立法院，興風作浪，破壞台灣民主法治，達成其併吞台灣的企圖野心，大家應予注意防範。為了「國會正常化」運作，目前對不適任的立委被掀起「大罷免浪潮」，對於台灣民主的鞏固，具有積極正面的意義。

依自由時報2月6日A2版「朱立倫：立院新會期 以民生為主軸」報導指出，面對大罷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昨主持中常會時發表談話指出，立法院即將開議的新會期將是法案會期，國民黨將一切以民生為主軸，推動包括修正「環境基本法」等民生法案，要把「非核家園」更改為「非碳家園」，他已請國民黨智庫研擬相關草案，並請黨團規劃本會期優先推動法案。又指出，「……，同時為了發展核能，國民黨希望修改「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將使用年限從目前的四十年延長到六十年，另外也要修正「環境基本法」，把「非核家園」改為「非碳家園」，以符合廿一世紀的全球發展趨勢。」前述報導把「『非核家園』改為『非碳家園』，以符合廿一世紀的全球趨勢。」是政治幻想，因為二者之差異不是在於「非核、非碳」之文字遊戲，而是實際上嚴肅的科技問題。現在核電技術雖然發展進步，使用「核融合」技術的核能發電，目前尚在發展中，未能商業化使用，而「核分裂」技術的核能發電，其產生的高階核廢料之處理與最終處置，仍是未能妥善解決的問題。我們發現過去國民黨積極推動的「以核養綠」續用核電口號政策，可認為是「政治騙術」，還要重演嗎？事實上，以續用核電來達成「非碳家園」，完全不使用煤、石油、天然氣當發電能源材料，依常識判斷是不可能的。且地震多、雨量多地方，不能成為高階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所，如此，核電廠哪能「延役」呢？最近中央政府總預算的立法院審查過程，發生不理性，非科學式的審查，人民「看在眼裡，痛在心裡」，會發生立委大罷免潮，是民意的反應與展現，人民不希望政黨的「口號政策」之推動，遂行欺騙人民的作法，因為目前是民智已開的時代，人民眼睛是雪亮，公共政策形成的推動需要政治良心與智慧，再加上民意的監督，因此，「非核家園」改為「非碳家園」是政治幻想。

依自由時報2月4日《社論》「迎向罷免大潮」指出，這波「大罷免時代」來臨，其來有自。一年來，由中國國民黨與台灣民眾黨聯手在立院憑其多數席次，恣意妄為，已危及民主正常運作，必對國家社會帶來災難性後果。具體言之，藍白兩黨合謀，國會強行奪權，擾亂憲政平衡，侵襲行政、監察等憲政機關權力，架空憲法法庭運作，且從財政預算弱化政府政策執行力，尤其在中國脅迫日甚之際，侵蝕國家安全自衛能力。又指出，「尤有甚者，藍白政客作惡心虛，藉由修改《選罷法》提高罷免門檻，繁複罷免程序，且直接適用本屆立委而不惜自肥，凡此都限制了人民罷免權，違反國民主權原則。其初審且僅開會三分鐘，即通過提案；通過後猶遲遲不送出國會大門。如此草率、機關算盡，台灣人看盡政客醜陋嘴臉，倒盡胃口。」前述「藉由修改《選罷法》提高罷免門檻，繁複罷免程序，且直接適用本屆立委而不惜自肥」，不合乎公平正義原則，且違反《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二章「倫理規範」及第五章「利益之迴避」等相關規定。例如近日發生「壯世代」事件，涉及民眾黨立委之圖利罪嫌，而涉案之立委沒有自行檢討，以為此次大罷免無關「不分區立委」之罷免，卻要求民間團體不要推動大罷免案，如此，阻止人民罷免權之行使，引人遺憾。查《立法委員行為法》(全文31條)民國88年1月25日制定公布施行，民國91年1月25日修正第28條，迄今已經過了23年(2002~2025年)，其規定對於立委的自律功能不足，依靠人民行使罷免權(他律)的成本太高，期盼立委們的素質提高，加強立委們之自律，而有修正《立法委員行為法》之必要。人民不希望看到立委們的擴權與濫權，而傷害到台灣的民主、法治以及紊亂憲政秩序。

依自由時報1月24日A5版「吳春城：當立委後 未參與任何政治標案」報導指出，民眾黨立委吳春城推動的「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年初完成立法三讀，吳卻被揭露其創立的「壯世代協會」過去幾年拿到許多政府標案，引發各界質疑圖利、違反利益迴避。吳春城昨澄清，申請專利是職志，他沒有收取任何一毛專利費，在擔任立委後更無參與任何政治標案；對於外界抹黑他難以澄清，信者恆信，不信者就不信。又指出，「針對外界質疑他註冊「壯世代」商標，吳春城說，他沒有跟任何人收取一毛專利費，申請專利是職志，是為防止有心人拿去做壞事，若自己沒拿到專利，大家愛怎麼用就怎麼用，還推什麼社會運動？」查「專利費」(專利授權金)與「商標授權金」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而前述報導有關註冊「壯世代」商標(按查商標註冊在第18、21、25、30、35類)有註冊商標卻「沒收一毛專利費」，出自立法委員的陳述，可見立委的法律常識低落，就連「註冊商標」與「專利費」毫無關係的常識，而立法委員竟然搞不清楚，那以後如果專利法與商標法的修正立法，送到立法院審議時，如此素質低落的立法委員們，如何審議呢？看樣子，立委及助理們應該多看些書吧！最近憲法訴訟法修正立法，藍白立委對於憲法訴訟法的「修惡」，引起台中一中、板橋高中等高中生的注意與關心，那是好現象。我國憲法訴訟制度之建立，係參考德國法制，司法院2021年12月出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逐條釋義(中譯本)》全書1080頁，甚有參考價值，期盼大家在討論「憲法訴訟法」規定之爭議時，也讀一下該書吧！盼能減少無謂的「口水」爭議，以避免國家資源的浪費。

近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立法院審查，發生不少藍白立委「亂砍預算」作為，激起人民憤怒，又民間團體發動罷免不適任立法委員活動，受到人民大力支持，唯有人民覺醒，消除「自願為奴」思維，台灣才有未來。查2016年5月出版《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 自願為奴》中譯本，該書作者艾蒂安·德·拉·博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1530~1563年)，大約1546年或1548年寫下文章，流傳下來。476年後的今天，詳讀該文，了解「自願為奴」思維，危害自由民主甚鉅，兹將讀後心得略述如下。另查洪世謙教授在《自願為奴》中譯本「導讀序」指出，拉·博埃西在此提出了兩個小結論，首先，自願為奴的第一個理由是習慣(habitude)，如同他們的父輩般，這些受迫者習慣了屈從的日子，……。其二是人們被以奴隸的方式養育；這種養育的方式讓人失去自由，也同時失去勇氣，因此不敢抵抗，並譴責那些抵抗的人只是想爭取自己的利益。又指出，拉·博埃西亦指出了幾個人民自願為奴的原因，首先是愚民，或說過度的安逸。統治者以各種娛樂和享樂，或以金錢的誘惑，或以新奇的消遣，讓人民對統治無感，而安逸於奴役。其次是造神，也就是透過各種傳說、故事、碑文等方式，傳頌統治者親民、具有特異能力、悲憫、具有雄才大略等形象，……。這些統治者死後，人民甚至立碑稱其為「人民之父」，除了繼續服從統治之外，還複製了這套對統治者的崇拜及這些話語所型塑的神話/化。綜觀台灣由戒嚴統治走向民主法治的漫長過程，統治者的愚民政策，以及造神運動，人民「自願為奴」思維一直存在，尤其是民主化以後，好像出現了「政黨統治」情形，不過，由於「中國因素」之長期且嚴重介入，產生了「敵我不分」，以及「政黨利益」超過「國家利益」之異常情形。如今，社會分裂現象嚴重，對民主憲政發展相當不利，如何喚醒人民，拋棄「自願為奴」思維，才能讓台灣有願景的未來。

依自由時報1月16日A2版「綠委聲請憲訴法暫時處分 憲法法庭已收案」報導指出，立法院去年十二月廿日三讀通過憲法訴訟法修正案，行政院認為窒礙難行提出覆議，遭立法院否決。據悉，已有十多位民眾向憲法法庭聲請暫時處分，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等五十一位立委昨也派人遞狀聲請暫時處分，憲法法庭已收案，將由審查庭先進行審查，決定受理或裁定不受理。又指出，「至於暫時處分裁定的可能性，司法院官員認為，暫時處分具有避免公益遭到難以回復損害的意旨，且具急迫性，依憲訴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要旨，其適用範圍比起釋憲案來得大、寬廣，有可能做擴大性解釋，不過，以往釋憲或暫時處分都是針對總統公布生效的法律，此次因為沒有前例，在補足大法官人數達新法的門檻前，現行的八位大法官有可能謹慎行事，進行實質審理的可能性不高。」前述報導所謂憲訴法修正案暫時處分之聲請案，憲法法庭「進行實質審理的可能性不高」之見解，有探討之必要。查2024年8月出版《開箱憲法法庭─憲法法庭內的實務觀點》第三章第九節「暫時處分」，論述有關司法院釋字第585號、釋字第599號解釋，以及該等解釋與憲訴法第43條立法之關係密切，以及憲法法庭111年憲暫裁1號裁定，112年憲暫裁1號裁定等暫時處分案審理結果之解析。該書第318、319頁指出，112年10月20日公告的112年憲暫裁1號裁定，是憲法法庭在同年8月11日收受聲請人葉高潔的「法規範暨裁判憲法審查聲請書」後，首次依職權作成應予暫時處分的決定。在此之前，無論是在會議時期還是憲法訴訟時期，大法官們基本上都僅止於被動地回應聲請人之暫時處分聲請。究其轉變，其中固然有憲訴法第43條第1項規定，在釋字第585號建立的基礎上，進一步將暫時處分的發動從「依聲請人之聲請」擴及至「憲法法庭依職權」的緣故。但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大法官們也願意將該規定落實於審判實務中。此不僅展現了憲法法庭更加積極地保障人民憲法權利及維護公益的態度，也正式在憲法審查實務上，為暫時處分裁定之作成開闢一種新的可能。此種情況後續會不會陸續發生，值得觀察。另查德國憲法訴訟設有「暫時命令」規定，以阻止威脅性的公權力或保護公共利益為目的等，併予指明(參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32條第1項)。我們發現，在憲訴法修正案「覆議」不成立之後，多位人民及立法委員們經由憲法法庭之憲法審查保全制度，尋求權利救濟，大法官們宜發揮智慧及勇氣來妥善因應，並更加積極地保障人民憲法權利及維護公益，以維繫台灣民主憲政秩序正常發展。

依自由時報1月12日A4版，「憲訴法覆議案遭否決 民進黨團擬提預防性權利救濟」報導指出，立法院前天否決行政院所提「憲法訴訟法覆議案」，對於後續憲政救濟的方式，行政院政委林明昕拋出「預防性權利救濟」，據了解，目前不會由行政院提出，而是由立法院民進黨團提出。黨政人士解釋，所謂預防性權利救濟，規定在民事訴訟法第246條，公法上也有。按預防性權利救濟(保護)為一種緊急保護機制，此一機制本質上也可以讓權利救濟獲得「無漏洞」的權利保護機制，其為德國憲法訴願制度的特色所在。目前我國憲訴法已有引進德國憲法訴願制度的相關規定。查司法院釋字第599號解釋(民國94年6月10日)指出，司法院大法官依據憲法獨立行使憲法解釋及憲法審判權，為確保其解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之保全制度，乃司法權核心機能之一，不因憲法解釋、審判或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而異。如因系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憲法基本原則或其他重大公益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而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且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益與不作成暫時處分之不利益，並於利益顯然大於不利益時，依聲請人之聲請，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定暫時狀態。又，1月11日司法節聯合國NGO世界總會舉辦「有效救濟之制度性保障─以太極門案為例」研討會，李惠宗教授發表「憲法保障的訴訟權─有效救濟之制度性保障」論文指出，基於暫時性權利保護機制，認為「預防性權利保護」(預防性權利救濟)之採行，應視案件情節予以許可，特別是環境保護類型及需要適用「預防原則」的案型。目前憲訴法第49條規定，係有關立法委員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制度，讓大法官成為執政與在野黨吵架時公道伯，是民主憲政體制的常態之一。由此可見，曾有公法上預防性權利救濟之案例發生，因此，有關憲訴法「覆議案」的預防性權利救濟措施，由立法委員們尋求憲法法庭途徑來解決，是有法理依據的，值得關注。

我國民主立憲制度發展，由「大法官會議」時期走向「憲法法庭」，「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發展成為「憲法訴訟法」(簡稱「憲訴法」)。不久前，國會改革法案(擴權法案)之爭議，讓憲法訴訟成為熱門議題。最近憲法訴訟法的「修惡」立法爭議，更引起國人矚目。不過，憲法訴訟制度的發展向前行，是時代趨勢，不容許走「回頭路」，如此人民權利保障才能強化與鞏固。我國憲法訴訟制度之建立，主要參考德國法制。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同時具有憲法機關及法院雙重身份。作為憲法機關，聯邦憲法法院有權自主制定議事規程，不接受任何職務監督，可以同其他憲法機關直接地、不用通過其他中間環節地進行交流，並獨立決定其預算(《聯邦預算法》第28條)。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1條，第1項：聯邦憲法法院相對於其他所有憲法機關而言，是一個自主和獨立的聯邦法院。第3項：聯邦憲法法院自行制定議事規程，議事規程由法官會議決定。第2條，第1項：聯邦憲法法院由兩個審判庭組成。第2項：每個審判庭選任8名法官。第4條，第4項：法官應在其任職期限屆滿後繼續履行職務至其繼任者被任命為止。《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15條，第2項：當最少有6名法官出席時，審判庭才有能力作出裁判。如果一審判庭在特別緊急情況下無能力做出裁判，則由庭長指令進行抽籤，以確定另一審判庭的法官作為代理法官參與判決，直到最少法官數達到為止。審判庭的庭長不能作為代理法官出庭。詳細的規定見議事規程。另查司法院民國2021年12月出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逐條釋義》(中譯本)，全書1080頁，內容詳盡，足供參考。不知朝野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們有沒有詳讀該書？否則，今天在立法院院會討論憲訴法「覆議案」時，就難以解決爭議。因為這群「不識字、兼無衛生」的藍白立法人士，只會擾亂，而做不了大事。平心而論，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常在國際上被譽為參照模式，甚至於是榜樣，此為一項公認的事實。而前述有關德國憲法訴訟制度的特色，均未見於我國現行憲訴法及有關法律規定，在當前檢討憲訴法「修惡」之際，應予注意。「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是有道理的。

依報導，1月11日司法節，民眾黨人士想要上街頭挺司法正義「釘孤枝」活動，抗議司法不公，可能由於有該黨籍市長涉貪被判刑，以及前黨主席涉貪被偵辦，不過，舉辦該項活動之動機及正當性如何？引人置疑，應該不會是上街頭挺貪腐吧。反觀去年11月300多位律師發起守護憲法遊行，二者有明顯差異。查1999年5月出版《台灣的主張》(李登輝著)第139頁指出，要達成符合國際標準的民主化，一定要先致力於司法的改革。民主國家就是法治國家。法律不周延，司法體系不健全。則行政裁量權就會毫無限制的干預司法，民主化也將遭遇挫折。……。由於這種行政裁量權是根據注意事項(按即「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而行使，不能反映人民的心聲，也未尊重人民的權利，如果運用在審判上，司法正義必遭斲傷，制度勢將形同虛設。由此可見，法律周延與司法正義之關係密切。目前「再審制度」的運作，人民權利受到公權力侵害時，無法得到有效的救濟，以致於很多冤錯假案淪為「浪流法庭30年」的地步，例如1996年底發生「太極門案」衍生的稅務冤案，已經邁入第29年了，仍未完全平反，即為一例。我國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1項規定，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此項規定是一項民主法治社會的進步性立法，將有助於冤錯假案的解決。類似德國的憲法訴願制度，參見《德國基本法》第93條第1項第4款之1，《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8條之1，第90條等規定。我們發現，李前總統26年前(1999~2025年)對於司法正義的叮嚀，台灣現行司法體制已不合時宜，必須改弦更張，否則將嚴重耽誤民主化的進程，已將損及社會發展的根基。目前，憲法訴訟法修正立法完成，卻進入「覆議」階段。由於為憲法訴訟制度的進行，在大法官人數不足，很難順利運作，引人遺憾。而民眾黨人士卻想在司法節走上街頭挺司法正義，而不關注法律周延的建立，其用意何在？引人深思。

依自由時報1月3日A3版「高虹安涉貪案 高院裁定停審、聲請釋憲」報導指出，停職中的新竹市長高虹安涉嫌在立委任內詐領助理費案，台北地院依貪污治罪條例中的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等罪判刑七年四月，目前上訴二審，承審的高等法院合議庭認為，本案關鍵法條「立法院組織法」第卅二條第一項公費助理經費、加班費等規定，違反「明確性原則」，有違憲爭議，與「地方民代補助條例」第六條的制度設計、性質是否相同，尚有疑義，昨裁定停止審理，並向憲法法庭聲請釋憲。又，高院合議庭指出，多年來因公費助理經費、加班費問題而涉訟者，各級法院就地方民意代表所為判決有兩百多筆，而針對立委涉及詐領助理費問題而獲判有罪者，高虹安案是第一件，就地方民意代表判決所持見解，是否當然適用於立法委員，其關鍵在於「立法院組織法」第卅二條與「地方民代補助條例」第六條的制度設計、性質是否相同，尚有疑義。查2024年8月出版《開箱憲法訴訟─憲法法庭內的實務觀點》第257、258頁指出，聲請要件─「合理確信」有牴觸憲法，與人民及其他國家機關、或少數立委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不同，憲法訴訟法(第55條)乃要求法院對聲請客體違憲之論證，須達到「合理確信」之程度，而對於其他聲請人，其違憲之論證程度，僅須達認聲請之客體有違憲之虞即可。又指出，至於什麼是「合理確信」違憲呢？就此大法官在釋字第572號解釋(民國93年2月6日)，以「聲請法院應於聲請書內詳敘其對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並基於以上見解，提出其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且其論證客體上無明顯錯誤者，使足當之。如僅對法律是否違憲發生疑義，或系爭法律有合憲解釋之可能者，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事由」這段文字，給出了進一步的闡釋。這也正與嗣後憲法訴訟法第56條第4款中規定，法律應於聲請書載明「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互為呼應。我們發現，高虹安涉貪案為矚目案件，目前，她在高院二審力爭平反。高院合議庭裁定停審，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依報導，高院合議庭認為，「其關鍵在於『立法院組織法』第卅二條與『地方民代輔助條例』第六條的制度設計、性質是否相同，尚有疑義。」是否合乎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所必備的「合理確信」要件，值得探究，千萬不能讓高虹安涉貪案的聲請釋憲，淪為媒體炒作的話題，增加社會亂象。

依自由時報12月31日A5版「任內與我斷交 美前總統卡特辭世 享嵩壽一百歲 1999年訪台稱「遺憾，但不應向台灣道歉」 再度引發討論」報導指出，美國第卅九任總統卡特十二月廿九日辭世，享嵩壽一百歲，成為美國史上最長壽的前總統。對台灣而言，卡特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簽署「美中建交公報」，震撼全球，也促使台灣調整外交策略，並強化經濟與軍事實力。儘管美國國會隨後通過「台灣關係法」(TRA)保障美台實質關係，但此決策對台灣國際地位影響深刻。一九九九年卡特受邀訪台，強調對與中華民國斷交感到遺憾，但不應為此向台灣道歉，再度引發對這段歷史的廣泛討論。查1979年12月出版《The Taiwan pawn in the China game》中譯本《台灣關係法析論》(1981年4月出版)第70頁指出，最後，中共雖然對於美國官方的一個表示台灣的安全，涉及美國本身的直接利益的官方聲明，依然表示反對，不過它卻已同意對於卡特希望和平解決統一問題的聲明，不予提出反對。(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9, 1979.)該書第82、83頁記載，對於卡特政府所提出的法案(按即TRA)，賈維茨(參議員Jacob Javits)與邱池(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Frank Church)所作的最初的修正，是要宣布美國在台灣地區的安定中，具有直接的安全的利益。但在(1979年)2月8日，卡特將邱池邀往白宮，表示他對此種措詞，極端關切後，此一修正案又發生的改變。在第二天，卡特又作出姿態，向國會及美國人民提出保證，他在白宮告訴一群報紙編輯們，說是美國對中共的政策，並不能制止未來的總統，或未來的國會，在我們認為台灣在非必要的情況下，遭受危害時，將美國艦隊，開入台灣與大陸之間，(或者)如果(我們)選擇了保護台灣的人民，甚至參加作戰。(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1, 1979.)又查，依2016年7月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出版《Jimmy Carter A Full Life》第166頁記載，卡特總統的日記內容(1978年12月18日)，We were favorably impressed with Teng(按即鄧小平)……, our statement that the Taiwan issue should be settled peacefully would not be contradicted by China, and that we would sell defensive weapons to Taiwan after the treaty expires.條約終止(按即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80年1月1日終止)以後，我們將防禦性武器出售台灣。由上述有關TRA的制定，卡特總統堅持台灣未來必須以和平手段決定之。TRA第二條(b)(4)規定，認定任何以和平以外之手段，決定臺灣之未來之努力，包括抵制及禁運在內，均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之威脅，且為美國所嚴重關切。目前TRA保障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穩定，對於卡特總統，以及當年推動TRA立法的國會議員們，他們的辭世，台灣人民應該抱著懷思與感恩的心。

依自由時報12月26日A2版「翁曉玲︰照新法 大法官缺額無法審理釋憲」報導指出，立法院廿日院會通過憲法訴訟法等修法，民進黨團昨表示會聲請釋憲，對此，提案修法的國民黨立委翁曉玲受訪表示，大法官不應受理釋憲，按照新法規定，至少要有十位大法官才能開庭審理，若在大法官只剩下八席的情況下，仍開庭評議，絕對是違法。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則呼籲賴清德總統儘快重提符合民意需求的大法官人選，而非只是符合民進黨的需求。又，翁曉玲指出，憲法訴訟法修法只要經總統府公布後就立即生效，按照新法規定，要開庭審理至少要有十位大法官，要判決違憲則需要九位大法官同意，就算憲法法庭受理，也不能對釋憲案進行評議、開庭審判。翁曉玲強調，如果要對憲法訴訟法聲請釋憲，因為受法律影響的單位應該是司法院本身，行政院難以代為聲請。大法官就算受理憲法訴訟法釋憲案，也不能做出任何判決。依2024年8月出版《開箱憲法訴訟─憲法法庭內的實務觀點》第262頁記載「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我國於民國82年2月3日修正公布時，引進立法委員釋憲制度。利用此項制度，可以讓持少數意見的立法委員於確信多數立法委員所通過之法律發生違憲疑義時，得向大法官聲請憲法解釋(司法院釋字第782號解釋理由書)。民國108年1月4日修正公布的憲法訴訟法(簡稱憲訴法、民國111年1月4日起施行)、保留已深植我國憲政體制的立法院釋憲制度(憲訴法第49條)。不久前，國會改革法案之釋憲，即為案例，因此最近立法院修正通過有違憲疑義的「憲訴法」、「財劃法」及「選罷法」之立法委員釋憲，應屬合理、合法。前述翁立委的立論，不知其法理根據何在？按我國憲法訴訟制度之建立，主要參考德國制度。民國110年12月司法院曾出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逐條釋義》，該書內容有1080頁，對於憲法訴訟制度之運作，有詳盡的規範，足供參考，不知翁立委有詳讀該書內容嗎？否則，翁立委那麼專業知識不足，甚至是一位「法盲」的立委？立法權凌駕司法權，不合民主政治之權力分立原則，如此立委顯現霸權心態，應予唾棄與譴責。查民國85年5月增訂三版《修憲春秋》第232、233頁有關「國民大會與立法院之關係」指出，「是否維持現狀？或改採單一國會之一院制，或以兩院制之型態運作？……。今日(按即民國85年)國民大會尚有司法、考試、監察三機構之重要人事同意權，此乃我國憲政特色，與美國參院對聯邦政府高級官員的任命有批准之權有異曲同工之妙，如廢止國民大會，而將此三機構之重要人事權移由立法機關行使會不會更強化立法院一院獨大之霸權心態，而造成濫權情形，值得憂慮，再從理論上言，亦不符憲政原理，故可主張維持現制較易執行。」如今，前述28年前(1996~2024年)的預警式立論，作者謝瑞智教授(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法政學博士、國民大會代表)所稱「立法院一院獨大之霸權心態」竟然真的出現了，引人深思。

依自由時報12月20日A1版「駁斥中國內政說 布林肯：台灣是我們的事」報導指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十八日出席華府智庫「外交關係協會」座談會，並接受該智庫刊物「外交事務」訪問，回顧拜登政府如何重建美國的全球領導力，以及四年來的外交政策成果。布林肯說，中國宣稱台灣是其內政，與他國無關，然而，國際社會對此的回應是：「不，這是我們的事」，美國也成功讓歐洲大西洋地區更加關注台灣。又，布林肯指出，這四年來，美國讓人們更加重視台灣議題，特別是歐洲大西洋地區更關注台灣情勢，「自我們上任後，人們對此有了更深入理解，如果因中國的行動導致台灣危機，這將波及全球，沒有人能置身事外」。前述美國布林肯國務卿有關「台灣是我們的事」之立論，可以回顧起53年前，1971年7月13日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局法律顧問Robert Starr提出的備忘錄─The Status Of Taiwan(台灣的法律地位)，其中部份內容如下。最近(按即1971年)重申的美國立場，1970年，國務院在參院外交委員會美國對外安全協定及承諾小組委員會的聽證中，確認美國的立場：「依對日和約及中日和約所界定的台灣法律地位：1951年9月8日在舊金山簽訂的對日本和約第二條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的所有權利、所有權及主張。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所簽訂的和約也用同樣文字。日本在兩項條約中均未把此地區讓渡給任何特定的實體。」由於台灣和澎湖並未包括在任何現有的國際安排，對此地區的主權屬於未解決的問題，仍待未來國際解決。中華民國與中共(Chinese Communists)不同意此項結論，並認為台灣及澎湖是中國主權國家的一部分(consider that 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 are part of the sovereign state of China.)。美國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合法佔領及行使對台灣及澎湖的管轄權。隨著世局的變遷，後來出現了《台灣關係法》(1979年)、《六項保證》(1982年)以及美國國會多年來又制訂了很多台灣安全保障以及台海和平穩定的法案，更支持了「布林肯：台灣是我們的事」立論。期盼大家重視跟台灣法律地位有關的國際條約等法律文獻及史實，不要被「台灣是中國內政問題」之假訊息所欺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