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司法制度中，刑事錯案(冤錯假案)都有可能發生，其原因包括警方履行職權的方式、檢察官的作用、法醫學專家出了錯，以及辯護律師的功能不彰等。對於每一個被冤枉的人，絕不僅僅是個人的清白與青春，每個錯案毀掉的是一個家庭的生活與希望，毀掉的是多少人對法律的信仰、對政府的信任。

查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錯案領域最著名的國際學術大師、多倫多大學法學院講習教授肯特·羅奇(Kent Roach)先生，於2013年12月8日發表「關於刑事錯案的救濟措施」一文指出，基於歐洲大陸法系模式的糾問式制度具有一些優勢，這是因為它們由於關注「事實上的錯誤」，從而似乎更願意指令進行新的審判或者重新調查。英美法系國家的制度，為「法律上的錯誤」提供了很多的保護措施，但是鮮有保護事實上錯誤的有關措施，儘管大多數的刑事錯案以「事實上的錯誤」為依據，而非以「法律上的錯誤」為依據所招致的。

又指出，如果一個人被誤判犯了罪，那麼在上訴中，就不可能對之予以糾正。英美國家的制度主要關注的是，通過上訴糾正「法律上的錯誤」，然而大多數的刑事錯案，卻是由「事實上的錯誤」所招致的，而非「法律上的錯誤」造成的。不過，這裡有一些令人滿意的通常做法。加拿大的法院經常會允許被告提出新的證據，即使該證據在審判中本來可以獲得的，也同樣如此。採信新的證據，往往在糾正錯誤方面發揮關鍵的作用。

又，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國內法典化已經16年(2009~2025年)，其中「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條第3項第1款規定：三、本公約每一締約國承擔：(甲)保證任何一個被侵犯了本公約所承認的權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補救，儘管此種侵犯是以官方資格行事的人所為；此項國家義務原則應予重視與履行。

我們發現，我國刑事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大都只有「法律審」，而沒有「事實審」，因此力爭有關刑事錯案的平反，可說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這對人權保障及增進人民對於司法的信賴，可能是「反潮流」的作法，應該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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