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習近平的APEC開放宣言:中國經濟能否真正走出改革深水區?
一、以深圳為舞台,重塑中國開放形象11月1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2026年深圳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提出中國將從降低關稅、擴大市場准入,進一步推動規則與管理標準改革,並支持成立「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這場演說的重點,不只是向國際企業宣示中國市場的吸引力,更是試圖在全球保護主義升高、供應鏈重新布局之際,重新確立中國作為亞太經濟合作重要推動者的地位。選擇深圳作為演說舞台,也別具意義。深圳從經濟特區發展為國際科技與製造業中心,是中國改革開放最具代表性的成果。習近平藉此連結過去的經濟成就與未來的改革承諾,試圖向國際社會傳達,中國仍具有持續開放與創新的能力。二、改革深水區,真正的考驗在制度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此次不再僅強調降低關稅與擴大市場,而是將改革延伸至規則、管理及標準等制度層面。這意味北京已意識到,吸引外資不能只依靠市場規模,更需要穩定、透明且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然而,這也凸顯中國經濟面臨的結構性矛盾。當政府對產業發展、資本流動及科技領域維持高度介入,外國企業真正關切的便不只是市場准入,而是政策能否維持一致、企業能否獲得公平競爭,以及智慧財產權與資料安全能否受到保障。所謂「深水區改革」,不能只停留在政策宣示,更必須接受制度實踐的檢驗。三、灣區聯盟背後的區域經濟布局習近平提出成立「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則是另一項值得觀察的政策訊號。透過粵港澳大灣區,將深圳、香港及廣州等城市的產業、金融與科技優勢向外連結,北京希望建立跨區域合作網絡,擴大中國在亞太經濟整合中的影響力。但灣區合作能否成功,關鍵不在於成立多少組織,而在於能否建立公平、開放及具有實質效益的合作規則。尤其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與制度環境,如何在大灣區整合過程中維持其原有優勢,仍是這項構想必須面對的課題。四、台灣不能缺席亞太經濟秩序的重組對台灣而言,深圳APEC不只是觀察中國經濟政策的窗口,也是檢視自身區域角色的重要機會。台灣在半導體、資通訊及人工智慧供應鏈具有關鍵地位,應持續深化與亞太經濟體的合作,同時降低關鍵產業對單一市場的依賴。此外,台灣以正式會員經濟體身分參與APEC,應受到平等對待,不應因為中國主辦會議而受到額外政治限制。經濟合作不應成為政治服從的工具。習近平強調開放與合作,這套原則也應真正落實於台灣的參與權利。對台灣而言,維持國際經貿連結、強化科技自主與國防韌性,才是面對亞太秩序變動時不可偏廢的戰略選擇。
留言0喜歡投書當國家安全成為出入境理由:中共新規下的兩岸交流風險
兩岸交流長期以來建立在經貿往來、探親旅遊、學術合作及文化互動之上,然而,當一個地方的法律制度逐漸將國家安全、產業安全與政治安全納入日常出入境管理,原本單純的跨境往來便可能成為個人必須承擔的法律風險。中國自2026年9月15日起實施《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近期更傳出臺灣高科技產業人才赴中後遭限制出境的案例。陸委會主委邱垂正11月12日在立法院答詢時證實,今年2月至今已有3名臺灣高科技人才赴中後遭限制出境。這不僅是個別人員的行動自由問題,也讓外界重新檢視兩岸交流所面臨的制度性風險:當中共不斷擴張國家安全的適用範圍,臺灣民眾是否還能確信,自己赴中之後能夠自由返臺?首先,值得關注的是此次出入境新規所呈現的法律變化。中國國務院公布的規定共19條,其中第三條明定,移民管理機構及簽證機關在核實出入境人員身分與申請事由時,可以要求當事人提供相關文件、資料及電子數據;第四條則將涉及國家安全與利益,以及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的情形,納入限制中國公民出境的範圍,部分情況限制期間可達六個月至三年。更值得注意的是第六條,雖然原則上要求主管機關書面告知限制出境的事實、理由、依據及救濟途徑,但若涉及國家安全或刑事案件偵查,則可以不告知當事人。這意味著,在特定情況下,個人可能面臨出境受限,卻無法即時取得完整理由及救濟資訊的處境。中共官方將新規定位為完善出入境管理、保障合法權益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但問題在於,當法律將產業安全、技術安全及國家安全納入出境限制的判斷依據,相關概念又缺乏足夠明確的界定時,行政機關便可能取得相當大的執法裁量空間。尤其第三條涉及電子資料的查核,使個人的手機、電腦及其他數位資訊可能成為邊境審查的一部分。對一般旅客而言,這涉及個人隱私;對企業經營者及科技從業人員而言,則可能進一步牽涉商業機密、智慧財產權及企業核心技術。當個人資料與國家安全的界線不夠清楚,赴中交流所承擔的風險便不再只是旅遊安全,而是涉及個人與企業權益的制度問題。其次,新規對臺灣民眾的影響,還涉及兩岸特殊的法律定位。中共長期透過其國內法將臺灣居民納入中國公民的法律範疇,持有臺胞證的臺灣民眾也因此面臨與一般外國旅客不同的法律待遇。換言之,臺灣民眾進入中國後,可能被中方依其國內法及政治定位進行管理,而臺灣方面對兩岸關係及國民身分的法律認定,與北京並不相同。這種法律定位的落差,使臺灣民眾在中國境內遭遇行政調查、限制出境或其他法律措施時,容易產生管轄權與權益保障上的爭議。尤其當中共將境外言行與國家安全、產業安全相互連結,臺灣民眾即使在臺灣從事合法的工作、研究或公共活動,也可能因其專業背景或過往經歷,在赴中時面臨額外審查。陸委會近期提出的五類高風險族群,更凸顯這項制度可能影響的範圍。包括在中國經商的臺商、臺企幹部、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人才、基層公務人員,以及特定宗教界人士。這些群體看似分屬不同領域,卻有一項共同特徵:其工作、專業或社會活動,可能與中共所界定的國家安全、產業安全及政治安全產生交集。尤其臺灣半導體及高科技產業人才,掌握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資訊具有高度經濟及戰略價值,一旦赴中遭遇調查,不僅可能影響個人行動自由,也可能使企業面臨商業機密外洩及技術資訊遭取得的風險。對臺商與企業幹部而言,則必須重新評估赴中投資、商務談判及人員派遣所涉及的法律成本。值得注意的是,相關風險並非完全停留在制度推測。從陸委會公布的案例來看,臺灣民眾赴中後遭盤查、留置或疑似限制人身自由的情況,已經涉及公務人員、專業人士及一般民眾。近期陸委會更證實,已有三名臺灣高科技產業人才赴中後遭限制出境。當然,這三起案件自今年2月起累計,早於9月15日新規正式施行的時間,因此不能直接將其全部歸因於新法;但這些案例至少顯示,臺灣專業人士赴中所面臨的出境限制風險並非新規上路後才突然出現,而新規的實施,則進一步使相關管理措施取得更明確的行政法規依據。這也帶出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當中共不斷強調兩岸交流、融合發展及增進兩岸同胞情誼時,為何在法律制度上,卻持續強化對臺灣民眾的身分查核、資訊審查及出入境管制?兩岸交流不應只是政治口號,更需要穩定且可預期的制度環境。無論是臺商投資、科技產業合作,或是學術、宗教及民間團體往來,都必須建立在基本人身自由與法律保障之上。如果赴中人員可能因為過往的工作經歷、專業背景或境外言行,而面臨不確定的行政調查與出境限制,勢必使企業及民間團體重新評估交流成本,甚至產生自我審查與降低往來意願的效果。長期而言,受影響的不只是個別人員,更可能是兩岸社會互動的信任基礎。對臺灣政府而言,面對這項變化,除了持續發布赴中安全提醒,也應強化個案通報、法律諮詢及緊急協處機制,並針對高科技產業、企業管理階層及公務人員建立更具體的風險指引。對企業而言,則應重新檢視赴中差旅制度、資訊設備管理及核心技術保護措施,避免員工因個人赴中行程而使企業承擔不必要的風險。至於一般民眾,也應充分理解中國法律制度與臺灣存在的差異,出發前做好行程登錄及風險評估。這些措施並非否定兩岸交流的必要性,而是讓交流建立在資訊充分與風險可控的前提之上。兩岸交流的價值,在於透過人員往來、經濟合作與文化互動,逐步累積彼此理解與信任。然而,交流從來不應成為個人必須承擔不可預期法律風險的理由。當中共將國家安全的概念延伸至產業技術、境外言行及個人資訊,甚至使出境限制成為行政管理手段,臺灣社會就必須重新思考兩岸交流的制度基礎。真正健康的交流,應建立在尊重彼此法律制度、保障個人基本權益及維持合理可預期性的前提之上。若一趟原本正常的商務、學術或探親行程,可能因不透明的法律認定而演變成無法返臺的困境,那麼兩岸交流所需要的,就不只是更多的往來機會,更是最基本的安全保障與制度信任。
留言0喜歡投書當孫中山成為統戰符號:中共如何重塑兩岸歷史記憶
孫中山誕辰160週年,中共以高規格舉行紀念大會,習近平親自出席並發表講話,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及最忠實的繼承者,同時將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定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歷史任務。從表面看,這是一場對近代中國革命先行者的歷史追思;然而,若將習近平講話與《環球時報》隨後發布的報導及社評一併觀察,便能發現,此次紀念活動更是一場以歷史記憶為媒介、重新建構兩岸政治認同的論述操作。中共不僅要宣示自己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更試圖藉由這位兩岸共同熟悉的歷史人物,將自身的統一主張包裝為延續近代中國革命遺志的歷史使命。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對孫中山歷史定位的重新詮釋。習近平特別強調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革命事業之間的歷史關係,並將第一次國共合作及後續中國革命歷程,納入一條連續的民族復興敘事。這種論述並非全然沒有歷史依據,孫中山晚年確實推動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與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建立合作關係。然而,歷史上的合作不代表思想與政治目標完全一致,更不能將孫中山的革命理念直接等同於中共後來建立的政治體制。孫中山所倡導的三民主義,具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理想,中共則是在後續革命與建政過程中,逐步形成自身的政治制度及意識形態。如今,中共透過選擇性連結歷史事件與思想概念,將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民權思想及民生理想,分別納入民族復興、人民民主與共同富裕等當代政治論述,實際上是在重新取得孫中山歷史遺產的詮釋權。其次,這場歷史詮釋也具有明確的對臺政治意涵。孫中山在臺灣社會具有特殊地位,其歷史形象不僅存在於國民黨的政治發展史,也深植於臺灣長期的教育、文化及公共空間之中。對北京而言,孫中山的特殊性在於,他是少數能夠跨越兩岸政治體制與政黨立場,仍具有一定歷史辨識度的共同人物。中共選擇以孫中山作為紀念活動的核心,正是運用這種歷史共同性,尋求與臺灣社會建立認同連結。相較於直接宣傳統一政策,透過共同歷史人物及文化記憶切入,更容易降低政治論述的對立感,也能為後續的兩岸交流及統一主張創造傳播空間。《環球時報》的相關報導與社評,更進一步呈現這種論述如何延伸至臺灣社會。相關文章除了強調兩岸同胞具有共同歷史與民族淵源,也引用臺灣政治人物及團體的紀念活動與公開言論,藉此呈現臺灣內部仍存在認同孫中山、重視中華文化及支持兩岸交流的政治力量。這種傳播方式的意義,不僅在於呈現臺灣內部不同政治聲音,更在於將部分臺灣政治人物的發言納入北京所設定的歷史敘事,使其成為兩岸具有共同政治基礎的論述素材。從統戰工作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透過共同歷史記憶尋求認同連結,再將認同連結延伸至政治立場的操作方式。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並未將孫中山的紀念活動停留在歷史與文化層面,而是進一步將其國家統一思想與當代對臺政策直接連結。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孫中山始終堅定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並將解決臺灣問題定位為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環球時報》社評則進一步將祖國完全統一描述為告慰孫中山的最好方式。透過這種論述,原本屬於近代中國特定歷史環境下的國家統一理想,被轉化為當代中共推動統一政策的歷史依據。換言之,北京不只是紀念孫中山,更試圖將當代兩岸政治問題納入孫中山的歷史遺志,使統一不再只是中共的政策目標,而成為其所宣稱的民族共同責任。然而,歷史記憶的共同性,並不代表政治認同必須具有一致性。認同孫中山的歷史地位,不等於認同中國共產黨;重視中華文化與近代中國革命歷史,也不代表必須接受北京對兩岸關係的政治定義。尤其孫中山所處的歷史環境,與今日兩岸分治的政治現況存在根本差異,其國家統一思想不能被直接轉化為對當代特定政治制度安排的認可。兩岸固然共享部分歷史文化記憶,但對歷史的理解、政治制度的選擇及未來發展方向,仍然存在不同的社會經驗與價值認知。若將歷史上的共同性直接推導為當代政治上的必然性,便是將歷史記憶簡化為政治動員的工具。對臺灣而言,面對中共此次紀念活動,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是否應該紀念孫中山,而是臺灣是否仍具備自主詮釋自身歷史的能力。孫中山是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人物,其革命思想與歷史貢獻不應由任何單一政黨或政治體制獨占。臺灣也沒有必要因為北京將孫中山納入統戰論述,就放棄對其歷史地位的研究與紀念。相反地,越是在歷史人物被賦予當代政治意義的時刻,越需要回到歷史脈絡,釐清不同時代的思想背景與政治條件,避免歷史被簡化為單一政治敘事。中共此次紀念孫中山,反映其對臺工作不僅著眼於當前政治與軍事層面的競逐,也持續透過歷史文化、民族認同及共同記憶尋求政治連結。這種以歷史為媒介的統戰論述,未必立即改變臺灣社會的政治認同,卻值得持續觀察其如何選擇歷史素材、設定傳播對象,以及將文化認同延伸至政治主張。對臺灣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與北京爭奪誰更有資格紀念孫中山,而是確保歷史詮釋不被單一政治力量壟斷。孫中山可以是兩岸共同的歷史記憶,但共同的歷史,不應成為預設共同政治道路的理由;歷史可以連結兩岸,卻不應成為否定臺灣自主選擇的工具。
留言0喜歡投書毛澤東不只是歷史人物:中國政治為何容不下對他的戲謔?
一、從一張迷因看見政治禁忌法國足球明星姆巴佩(Kylian Mbappé)因在訪談中談及一張將自己肖像合成至毛澤東形象的網路迷因,引發中國輿論反彈。東鵬飲料、蒙牛等企業隨後宣布終止合作,中國官方媒體也傳出暫停轉播部分西甲賽事。姆巴佩於10月27日公開道歉,表示言論欠妥,並向中國人民致歉。值得注意的是,相關影片的真實性一度未獲路透社獨立確認。這場風波真正值得探討的,不只是明星言論是否得體,而是為什麼毛澤東至今仍是中國社會難以公開戲謔的政治符號。<Cite refs={["turn711934search1","turn711934search3"]}/>二、毛澤東是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歷史支柱毛澤東的地位遠超過一般歷史領袖。他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內戰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將革命、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連結為中共的建國敘事。對當代中共而言,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也是在維繫自身執政正當性的歷史根基。然而,這份政治遺產並非毫無爭議。大躍進造成嚴重饑荒,文化大革命更帶來長期政治迫害與社會動盪。中共1981年的歷史決議雖承認毛澤東晚年的重大錯誤,仍維持對其歷史地位的整體肯定。這種既承認錯誤、又維護領袖地位的安排,反映中共必須在歷史反省與政權合法性之間取得平衡。<Cite refs={["turn711934search10","turn711934search25"]}/>三、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歷史記憶如何服務當代政治毛澤東的政治遺產,也涉及領袖權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以及個人崇拜可能帶來的制度風險。習近平時代對中共歷史傳承與黨的領導地位的強調,使毛澤東不只是過去的革命象徵,也成為理解當代政治的重要參照。當毛澤東的形象與國家尊嚴、民族認同緊密相連,對他的戲謔便容易被解讀為對整個國家的冒犯。問題在於,尊重人民與國家,是否必須等同於尊崇特定政治領袖?如果歷史人物只能被肯定、不能被批判,歷史便可能從公共反省的對象,轉變為維護政治權威的工具。四、真正的文化自信,應容得下歷史反省姆巴佩事件顯示,當政治象徵與商業利益交織,跨國企業與公眾人物都可能承受迅速升高的輿論壓力。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不應只由能否受到尊崇來衡量,更應接受對其政治決策及歷史後果的檢視。對台灣而言,這也提醒我們,理解中國不能只看經濟實力與民族主義,更須觀察歷史敘事如何影響政治權威與公共討論。民主制度的價值,正在於允許人民重新檢視歷史、批評領袖,而不必將不同意見視為對國家的背叛。真正穩固的國家認同,不應建立在不可觸碰的政治神像之上。
留言1喜歡投書權力沒有期限,穩定便無保障:從中國高校聯名信看威權體制的困境
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於10月26日在北京召開之際,網路流傳一封據稱由北京大學等14所高校學生聯署的公開信,要求廢除國家主席無限期延任制度、推動民主修憲,並保障公民討論國事的空間。這封信援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1條,主張公民有權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提出批評與建議。不過,自由亞洲電台指出,聯署者身分、學生參與情況及網站背景均未獲獨立證實,因此不宜直接將其視為大規模學生運動。但即使如此,信中對權力集中與制度監督的質疑,仍值得關注。2018年,中國全國人大修憲,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為習近平持續擔任國家主席移除了憲法上的任期限制。問題不只是領導人可以任職多久,而是當權力高度集中於個人,缺乏明確的交接規則與有效的外部監督時,政治體制還能否及時修正錯誤。這封網傳公開信提出「國家穩定應來自制度的可預期性,而非對個人的依賴」,正好觸及中國政治制度的一項核心矛盾:北京強調集中統一領導,卻必須面對權力缺乏制衡所帶來的治理風險。據報導,相關貼文發布後迅速遭到刪除,內容則透過截圖流傳至境外社群。這種資訊傳播模式令人聯想到2022年的中國「白紙運動」:當正式表達管道受限,網路截圖、象徵性口號與跨平台傳播便可能成為公共討論的替代方式。然而,兩者不能僅憑表面相似便視為同一類運動,更不能據此斷言中國已出現新一波學生抗爭。真正值得觀察的是,當公民連提出任期限制與憲法權利都難以獲得公開討論空間時,官方所強調的制度自信究竟建立在何種基礎上。對台灣而言,這起事件的意義不在於預測中國政局是否即將變動,而在於理解兩岸政治制度的根本差異。民主制度的價值,不是保證政府永不犯錯,而是讓人民能夠批評、監督,並透過制度更替修正政策。台灣應持續強化民主韌性、資訊辨識能力與國防準備,不因未經證實的消息而過度樂觀,也不忽略中國社會內部可能存在的制度性疑問。真正可靠的安全判斷,必須建立在可驗證的事實上;真正穩固的政治秩序,則應讓權力受到約束,而非要求人民無條件信任掌權者。
留言1喜歡投書中俄戰略協作升溫:台灣應看見經貿合作背後的安全布局
一、以經貿合作鞏固戰略夥伴關係《人民日報》10月22日刊載的《中俄總理第三十一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顯示,北京與莫斯科正將雙邊合作從傳統能源與貿易,擴展至人工智慧、航太、金融及跨境運輸。公報不僅提出支持本幣結算、深化能源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也規劃2026至2030年的中俄科技創新合作。這反映兩國試圖透過制度化合作,降低外部制裁與地緣政治風險的衝擊,並強化彼此的戰略支撐。二、台灣問題被納入中俄共同政治立場公報重申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的權威性,並由俄方再次表態支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灣獨立」。北京藉由與俄羅斯共同發聲,將台灣問題置於中俄戰略協作的框架中,試圖擴大其國際論述的支持面。然而,第2758號決議處理的是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不能逕自推論該決議已決定台灣主權歸屬。北京持續將兩者畫上等號,實際上是以政治宣示強化其主權主張,而非消除國際社會對台灣地位的法律與政治爭議。三、反對單邊制裁,不代表沒有戰略盤算中俄公報多次批判單邊制裁與外部干涉,並強調建立多極國際秩序。但兩國所倡議的「不干涉內政」,是否也適用於其他國家面對軍事威脅時的安全選擇,仍值得檢驗。尤其北京一面強調和平解決分歧,一面持續對台施加軍事壓力,其政策言論與實際作為之間的落差,不應被經貿合作的表象掩蓋。四、台灣必須以實力支撐自主中俄深化能源、科技、金融及航太合作,對台灣的意義不只是外交上的壓力,更是區域安全環境正在變化的警訊。台灣應持續強化國防戰備、能源韌性與關鍵科技自主,並深化與理念相近國家的合作。面對中俄聯手塑造的國際論述,台灣不必陷入口號競逐,而應以民主制度、透明治理及自我防衛能力,證明自身有能力維護安全與自主。畢竟,和平不能只寄望於對手的承諾,更必須建立在足以嚇阻侵略的實力之上。
留言0喜歡投書台灣的能源與半導體,不該淪為兩岸政治攻防的道具
一、從阿拉斯加天然氣到台積電:真正的問題是誰承擔風險中國新聞網10月21日報導,國台辦發言人張晗針對台灣參與美國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氣(LNG)管線計畫,指控民進黨當局「跪美賣台」,並稱其企圖「倚美謀獨」。另一篇報導則以「崽賣爺田不心疼」形容台灣與美國半導體產業的互動,質疑台灣的產業優勢正遭美方掌控。這兩項議題確實值得台灣社會嚴肅檢視。能源投資涉及長期成本、供應安全與財政風險;半導體則攸關技術、人才與產業鏈布局。但討論的起點應是具體的投資條件、風險分配與國家利益,而非先以政治標籤決定結論。二、北京的雙重標準:把經濟合作化約為政治忠誠國台辦的論述看似關心台灣利益,卻刻意將複雜的商業決策簡化為政治忠誠測驗。台灣參與阿拉斯加天然氣計畫,究竟是否划算,應檢視採購價格、投資報酬、合約年限與供應穩定性;台積電的海外布局,也應評估技術優勢、研發投資及台灣本土產能,而不是用「賣台」兩字取代分析。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一方面批評台灣與美國深化經貿合作,另一方面卻不願正視自身持續以軍事壓力威嚇台灣的政治現實。若真心關切台灣民眾的福祉,北京更應以降低兩岸風險、尊重台灣民主選擇來證明誠意,而非將能源與半導體議題變成認知操作的素材。三、真正的國家利益,來自透明與自主台灣不必因為美國的要求就照單全收,也不應因為北京的批評便放棄合理的國際合作。政府必須公開說明阿拉斯加計畫的財務風險與預期效益,並持續強化能源來源多元化;對台積電,則應確保核心研發、人才培育與先進製程能力持續扎根台灣。國家利益不是在華府與北京之間選邊站,而是讓台灣有能力自行判斷、承擔決策後果,並拒絕任何一方以政治壓力左右選擇。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交易是否吃虧,更是台灣能否在大國競逐之中,保有自己的判斷與談判籌碼。
留言0喜歡投書歷史情感與政治宣傳的迷航:評退役將領參訪解放軍軍艦事件
2026 年 4 月 23 日適逢中共海軍成立 77 周年,台灣退役海軍艦長呂禮詩現身青島,登上解放軍「烏魯木齊艦」與「濰坊艦」。他在留言牆揮筆寫下「兩岸一家親」,並對媒體表示希望兩岸不要當「外人的打手」。這場由中新社等官方媒體同步播報的「打卡」行為,在嚴峻的台海局勢下,絕非單純的私人觀光,而是一場被政府當局精準導引、針對台灣內部話語權進行侵蝕的一場戲。最弔詭的事莫過於:你曾日夜守衛防線,退役後卻在防線對側的軍艦上感動留名。這起事件標誌著兩岸政治與武力對壘中,「退役人員」身分已成為中共對台認知作戰的關鍵工具。這已從個人的歷史情懷,升級為對「軍隊忠誠對象」與「話語壟斷」的結構性挑戰。中共透過「前艦長視角」的專業背書,向台灣內部傳遞「抵抗無用論」與「血緣高於制度」的戰略訊息。從專業角度看,呂禮詩稱讚解放軍艦艇的先進,實則是為中共的武力威懾提供專業認證,卻刻意忽略這些武器對我國的實戰威懾,陷入了選擇性背書的謬誤。在政治操作上,中方贈送「同心結」與「大熊貓」,試圖將政權威脅包裝成同根同源的溫情,以外部的情感連結轉移內部對制度差異的警覺。台灣作為開放社會保障言論自由,中共則封鎖不滿、統一口徑,將此作為官宣標竿,利用不對稱性將包容轉化為分化內部的槓桿。這場參訪揭露了兩岸對於軍人價值與言論空間的本質差異:台灣保障多元認同,即便引發公共辯論;中國則高度篩選,僅允許符合國家機器宣傳導向的音量。這場青島碼頭的「留言秀」,預示著未來兩岸在價值觀上的摩擦將更趨尖銳。退役官兵能在開放社會中公開辯論忠誠與認同,才代表我們守護的價值真正存在。兩岸是否「一家親」不能由單方面的武力與文字定義,而應建立在對制度與主權的真實尊重之上。
留言0喜歡投書當中國成為外交恐怖份子
近幾個月來,中國官方透過外交部發言與官媒評論,對日本展開一波密集且系統性的譴責攻勢。從近期外交部記者會內容可見,中方已不再僅針對個別政策表達關切,而是將日本定位為「新型軍國主義」的代表,並將其行動上升至挑戰戰後國際秩序的高度。這種論述轉變,顯示中共對日策略正從傳統外交回應,轉向更具結構性與戰略性的輿論操作。觀察其論述,可歸納為三大軸線。首先是歷史敘事,中方持續連結二戰經驗,指責日本未正視侵略歷史,並將當前軍事政策與過去軍國主義直接掛鉤,藉此強化道德正當性。其次是安全敘事,將日本軍費增加、武器出口政策調整描述為區域不穩定來源,塑造其為潛在威脅。第三則是制度敘事,強調日本應受戰後國際安排與和平憲法約束,批評其行為正在動搖既有國際規範。三者相互交織,使對日批評不再是單一議題,而是涵蓋歷史、現實與制度的整體框架。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單一部門行動,而是「外交發言定調、官方媒體放大」的協同運作。外交部以正式語言確立立場,官媒則進一步擴大解讀、強化情緒與論述,形成對內凝聚、對外施壓的雙重效果。這種結合外交與輿論的操作模式,使相關論述更具持續性與影響力。此一趨勢的背後,與日本近年安全政策轉變密切相關。隨著日本放寬武器出口、提升軍費並強化與美國及區域安全合作,中共將其解讀為戰略壓力來源。同時,台海議題的連動,使北京對日本角色更加敏感,進一步推升批判強度。然而,將歷史與制度議題高度政治化的做法,也可能帶來反效果。一方面,容易固化對立敘事,加劇區域安全困境;另一方面,過度動員歷史論述,亦可能削弱其在當代國際討論中的說服力。當前對日批評的密集化,固然反映中共對區域格局變化的焦慮,但其所採取的話語策略,是否有助於緩解緊張,抑或進一步推升對抗,值得國際社會持續關注。
留言0喜歡投書在安全與分裂之間,國防預算不應再被擱置
當前台灣面對的安全環境,已不再容許「是否強化國防」的反覆辯論。真正的問題在於:當威脅持續累積,國家是否具備做出決策的能力。近期圍繞國防預算的爭議,表面上是程序與內容之爭,實質上卻暴露出更深層的治理困境——決策遲滯正在成為安全風險本身。根據中央通訊社最新報導,行政部門已就軍購內容與美方完成協調,但在美國國會完成知會程序前,相關細節無法全面公開。此一安排固然反映跨國軍售制度的現實限制,卻也使國內的預算審議面臨資訊不完全的困境。然而,將此困境簡化為「黑箱」問題,進而延宕整體國防預算,恐怕忽略了更迫切的結構性風險。首先,國防建設具有高度時間敏感性。從武器採購、系統整合到戰力形成,往往需要數年乃至更長的周期。一旦預算遭遇政治僵局,所造成的並非單一年度的延誤,而是整體建軍節奏的系統性後移。在區域軍事態勢快速變化的當下,這種延宕本身,即可能削弱嚇阻效果,進一步增加戰略不確定性。其次,國防預算同時也是國家信用的體現。對外而言,穩定且可預期的國防投入,是安全承諾與合作關係的重要基礎;對內而言,則反映政府是否具備整合資源與形成共識的治理能力。若朝野長期無法在此類基礎議題上達成最低限度的合作,不僅影響政策推進,也將動搖外界對台灣決策穩定性的信任。誠然,國會對國防預算進行嚴格監督,不僅正當且必要。無論是採購項目的合理性、預算規模的可負擔性,抑或戰略方向的適切性,都應接受充分檢驗。然而,監督的目的在於提升決策品質,而非使決策本身陷於停滯。當監督機制最終演變為否決機制,制度原本的設計初衷便已發生偏移。進一步而言,當前軍購體系高度嵌入跨國制度之中,部分資訊的延後揭露幾乎難以避免。與其要求一種在現實上難以達成的「完全透明」,不如將討論重心轉向:在既有制度約束下,如何建立更有效的國會參與機制,以及更清晰的戰略溝通框架。唯有如此,才能在安全需求與民主監督之間取得動態平衡。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多方意見亦已指出,國防議題不應淪為政黨競逐的延伸戰場,而應回歸國家安全的基本共識。這並不意味著放棄辯論,而是要求辯論最終能導向決策,而非無止境的對抗。對任何民主體制而言,分歧本屬常態,但若連基本安全政策都無法形成結論,制度運作本身即面臨考驗。因此,當前最迫切的任務,不在於將爭議無限放大,而在於促成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制度性協調。國防預算的三讀通過,不僅是單一政策的完成,更是國家能否在高度壓力環境下維持決策能力的指標。唯有在確保監督機制運作的前提下,推動預算順利通過,台灣才能在不確定的區域局勢中,維持必要的戰略穩定。在安全與分裂之間,真正需要避免的,從來不是辯論本身,而是無法做出決定的狀態。
留言0喜歡投書歐盟網路安全法 2.0 及其供應鏈博弈
隨著歐盟正式推動《網路安全法 2.0》,全球資通訊產業正迎來一場重構。這部法案不僅是歐盟強化內部數位防禦的法律工具,更標誌著其在技術領域從開放市場的同時,轉向戰略自主。特別是在針對供應鏈源頭的安全性審查中,對華「去風險化」的意圖已從政治轉化為具體的法律門檻,預示著中歐 ICT 產供鏈將面臨嚴峻的規制性挑戰。從制度動機觀察,歐盟此舉反映其對中國高度的安全焦慮,旨在透過對產品生命週期的強制性安全規範。然而,面對歐盟以「安全」之名行「控制」之實,中國方面的反應同樣強硬且具備系統性。中方多次透過商務部與官方媒體指出,此類法案涉嫌違反世貿組織(WTO)的非歧視原則,批評歐盟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工具化。對北京而言,CRA 2.0 被視為西方國家針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築牆設壘」的延續,旨在排擠中國物聯網與關鍵基礎設施裝備的全球市場份額。在戰略應對層面,中國正採取內、外兩種手法應對。對內,北京加速推動「信創」(資訊技術應用創新)產業,試圖在核心零組件與操作系統上實現完全自主,以應對西方可能採取的供應鏈斷裂;對外,則透過擴大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技術合作,試圖在歐美市場之外另闢蹊徑,建立一套不依賴西方規制的數位生態系。這反映出中國已不寄望於單方面的市場開放,而是轉向強化自身的技術防衛韌性。這種基於安全邏輯的脫鉤與反制,正將全球技術生態切割為不同的技術信任圈。歐盟追求建立自身的技術主權,中國則謀求技術自立,兩者在標準制定與數據跨境管理上的衝突,已使全球 ICT 產業「一體化」的願景趨於瓦解。企業在面對 CRA 2.0 的高額合規成本時,不僅要應付歐盟的審查,更要警惕中國《反外國制裁法》等對等反制措施帶來的兩難困境。總結而言,《網路安全法 2.0》與中方的強烈反應,象徵著全球數位治理進入對抗的新局面。這場由法律驅動的供應鏈重組,正從單純的經濟貿易演變為國家意志的摩擦。對於亞太供應鏈而言,這不再只是規範問題,而是生存空間的重構。唯有洞察這場技術主權競賽背後的安全與反制邏輯,才能在日益極化的全球技術版圖中,尋得脆弱的平衡。
留言0喜歡投書從自主防禦到社會韌性:評漢光42號軍民整合的戰略轉型
隨著「漢光42號」演習與防衛韌性兵棋推演同步展開,我國的防衛構想正經歷一次里程碑式的防衛藍圖重劃:由單純的軍事防線守護,擴張為全社會的系統性防禦。這項轉向不僅是對現代戰爭形態變化的專業應處,更是將防災避難與社會運作能力轉化為戰略嚇阻力的關鍵作為。我們應肯定此種將軍民整合制度化的嘗試,這標誌著國家安全正從軍事的應對,延伸至社會體系的生存韌性。近年多場現代戰爭的經驗顯示,決定勝負的關鍵往往不在於開戰初期的火力對抗,而在於社會體系面對極端衝擊時的「恢復力」與「持久力」。本次演習將防災避難、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與軍事行動深度連結,其戰略意涵在於:透過平時的軍民協同演練,建立起一套無縫接軌的指揮體系。當民間的防災體系能夠與軍事動員有效對接,社會的脆弱性將大幅降低,進而增加潛在競爭者發動攻擊的成本與難度。此外,防災避難計畫與戰時避難的合流,是資源配置效率化的體現。對於資源有限的民主社會而言,將平時的災害預警系統與戰時的防衛韌性連結,能將社會成本轉化為長期的安全投資。這種寓軍事於民生的作法,不僅提升民眾在極端情況下的生存機率,更能在壓力環境下維持社會心理的穩定度,防止因資訊落差或恐慌導致的內部瓦解。雖然軍民整合在執行層面仍面臨跨部會協調與法律授權等挑戰,但漢光42號展現的「實戰化」與「全社會」視角,確實精準捕捉現代國家安全的本質:和平的基礎不僅在於精銳的武裝力量,更在於一個具備自我修復能力的韌性社會。總結而言,漢光42號的演進不應被視為單純的軍事展示,而是一場關於國家存續的系統工程。透過重劃防衛藍圖,我國正建立起一套超越戰場的防衛縱深。朝野與民間應理性支持此類制度化革新,唯有當社會整體具備「災戰一體」的應變動能,我國才能在變幻莫測的地緣變局中,確保長遠的穩定與尊嚴。
留言0喜歡投書從預算攻防回歸國防現實
立院近期針對《軍購條例》展開關鍵攻防,在野黨提出的「3800億+N」版本與對財政紀律的堅持,反映國會監督的專業性;然而,站在國家生存戰略的高度,軍購條例的順利三讀,不僅是獲取裝備的法律程序,更是台灣向國際社會展示戰略穩定的核心指標。國防建軍不應碎片化,如「發價書(LOA)」是嚴謹財政的基準,但現代國防裝備獲取具有極長的週期與高度的不確定性;軍購條例法制化的核心價值,在於提供一個可預期的預算框架,讓盟友確信台灣具備長期的財政承諾,進而提升台灣在先進技術轉移上的議價地位。針對財政排擠的疑慮,我們應將國防預算視為國家安全的基石。正如日本與韓國近年持續提升防衛佔比,其邏輯在於:穩定的安全環境是支撐民生與高科技產供鏈不中斷的前提。若因程序博弈導致建軍時程延宕,其潛在的經濟代價與避險成本將遠超預算數字本身。監督與建軍並非沒有共識。我們認可在野黨對於「政府對政府」管道的嚴查,但監督的實效應體現在「執行進度」的透明化,而非阻斷「法源授權」的連續性。順利三讀將使政府擁有更穩固的法理基礎,去要求美方解決「延遲交付」的痛點,將台灣從被動的購買者轉型為具備制度規劃力的戰略參與者。總結而言,3800億是底線,但條例所賦予的戰略彈性才是韌性所在。朝野應以「監督不中斷、建軍不停滯」為最大公約數,讓軍購條例順利通過三讀,為台灣建構法制化的安全之盾。
留言0喜歡投書當治理走向趨同——評中越「命運共同體」的制度與技術轉變
2026年4月,越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蘇林正式訪問北京,這場會晤不僅鞏固兩國傳統的「同志加兄弟」關係,更標誌著中越在應對全球變局時,已進入一場深度聯合防禦的新階段;從官方強調的「政治安全首位」到具體的半導體、AI技術合作,這不僅是地緣政治的靠攏,更是越南在治理邏輯上對「中國模式」的模仿。此次會晤的核心關鍵字在於「改革不改向、變革不變色」。這不僅是中方針對越南局勢的明確期許,更反映出兩國執政黨在面對國際意識形態衝擊時,共同的政權存續焦慮。蘇林出身公安系統的背景,使其在政治底色上與北京「國家安全」的治理思維高度契合。透過新設立的外交、國防、公安「3+3戰略對話機制」,中越實質上正築起一道防禦「網路革命」的體制長城。然而,這場結盟不僅止於政治表態,更鑲嵌在深層的技術連結。雙方在半導體、人工智慧與物聯網等領域的合作協議,顯示中國正試圖將越南納入其自主技術標準圈。在西方推動「去風險化」的壓力下,越南成為中國產供鏈向南延伸的戰略緩衝與「側門」。這種將數位監控技術與產業供應鏈韌性綁定的做法,讓越南在追求現代化的進程中,選擇了一條與中國互補且趨同的技術路徑。總結而言,蘇林治下的越南正透過「中國模式」來鞏固其國內統治的合法性與穩定性。這場會晤宣告了:在涉及政權安全與治理模式的核心命題上,越南已從過去的「平衡外交」轉向更具排他性的「體制保險」。對於研究區域關係的學者而言,這提供了一個重要啟示:未來的區域競爭或許不在於領土摩擦的解決,而在於一套以「技術威權」為核心的治理模式,是否能成功在東南亞落地生根,進而重塑亞太社會主義陣營的實力格局。
留言0喜歡投書從制度韌性看台灣防衛轉型的變與不變
近日國防部針對演訓模式的革新報告,以及高層對國防預算的關切,不僅是單一政策的宣示,更反映出台灣在應對地緣政治動盪時,所做出的改變。這場轉型的核心,在於如何快速地將日常轉化為具體的備戰。專業化轉向:從展示型演訓回歸實效型驗證長期以來,大規模軍事演習常被賦予過多的政治展示功能。然而,今年漢光 42 號演習所強調的「無腳本、實戰化」,本質上是軍事專業的「除偽存真」。透過取消預演、測試關鍵基礎設施的耐受度,國防體系實際上是在重新確認自身的能耐,旨在發現平時隱藏於報表下的系統性缺口,這對於任何主權實體而言,都是確保生存的基本專業運籌。全社會韌性:安全定義的擴張與整合「全社會防衛」,標誌著安全概念已從傳統的軍事防禦擴展至廣義的民事防禦。在當前資訊與數位環境高度互聯的背景下,電力、通訊與金融體系的穩定,其戰略價值不亞於灘頭陣地。將民間資源與政府預算統籌規劃,並非為了挑動情緒,而是為了建立一種「社會緩衝機制」。這種機制能確保在遭遇突發性衝擊時,社會運作不致崩潰,進而降低誤判風險,增加戰略緩衝空間。結論:數據與邏輯優於立場面對未來的安全預算與戰略部署,社會與議會的討論應回歸到「實效邏輯」與「成本效益分析」。防衛預算的增減、演訓模式的調整,本質上都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一種保險行為。對台灣而言,當前的十字路口並非左右立場的選擇,而是如何透過科學的評估與制度化的改革,將弱點降至最低。只有當國防回歸專業、社會具備韌性,台灣才能在全球變局中,保有一份不隨風起舞的從容與定力。
留言0喜歡投書日本政治光譜的「右移與合流」
隨著首相高市早苗於 1 月 19 日宣布解散眾議院,日本正式進入一場決定國家未來走向的政治博弈;這場大選不僅是高市內閣的保衛戰,更標誌著日本政治光譜發生了結構性的轉變:一種以「對中強硬」為核心、跨越黨派藩籬的「右移與合流」現象正在成形。長期以來,日本政壇在安全議題上存在明顯的分野,自民黨傾向強化日美同盟與自主防衛,而以立憲民主黨為首的在野陣營則多持憲法和平主義,對中國展現較大的外交彈性。然而,這道傳統界線正迅速消失;新成立的「中道改革連合」在政策綱領中明確納入「堅決回應中國關切」,並承認自衛權行使合憲。這種「向中間偏右靠攏」的轉向,揭示日本政治的關鍵變遷:對中國威脅的防範已從特定政客的主張,演變為日本民主社會的集體危機感。北京當局顯然對此形勢產生了嚴重的戰略誤判。習近平政府過去習慣透過分化策略,試圖扶植溫和派以制衡鷹派,並對高市早苗進行高度個人化的輿論攻擊與經濟制裁。然而,這種「統一戰線」策略在民主體制下適得其反。中方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演習與稀土供應鏈的要脅,並未讓日本在野勢力產生退縮空間,反而迫使他們必須透過比執政黨更務實、更強硬的立場,來證明自己有能力捍衛國家利益。高市早苗提出修訂「安保三文件」、制定《間諜防止法》以及設立國家情報局,雖然被部分輿論視為激進,但本質上是日本對當前國際失序的防衛性回應。當「台灣有事」從假設變為迫在眉睫的威脅時,日本的民意重心便自然向「自主防衛」傾斜;北京的施壓,非但沒有換來一個順從的日本,反而「團結」一個更警覺、更團結的日本。2 月 8 日的投開票,將是這股政治合流的最終驗收。無論選舉結果是由高市內閣延續政權,還是由中道勢力勝出,一個「對中強硬」的日本已是東亞地緣政治的新常態。北京若不停止以經濟脅迫為手段的戰狼外交,將會發現自己在東京已再無可談判的「鴿派」對手,這無疑是其對日外交的一場重大潰敗。
留言0喜歡投書哭啊,喊啊,叫聯合國幫你罵日本
這場架,中國從東亞吵到了聯合國。日本首相提到《舊金山和約》,暗示日本「沒立場替臺灣決定地位」,中國就氣到跳腳,跑去給聯合國秘書長寫信告狀。這可不是小學生的吵架,而是大國爭奪東亞老大地位的最新劇本。然而,中國這套邏輯卻充滿「雙標」:第一,拿歷史文件挑喜歡的看。中國一直說臺灣是它的,引用的是戰時的政治喊話(如《開羅宣言》)。但一提到二戰後真正解決領土問題的法律文件《舊金山和約》,它就說這東西「不合法,我才不認」。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把臺灣問題變成「中國的家務事」,讓全世界閉嘴。第二,你嚇我,我當然要自衛。中國跑去罵日本「重新武裝」,威脅了和平。但問題是,中國自己才是那個在臺海不斷秀肌肉、威脅要動武的人。當日本看到臺灣被軍事威脅,當然會擔心自己的「飯碗」(能源海運線)被砸。這就是國際關係中的「惡性循環」:你越威脅,我就越要跟美國綁在一起變強,地區當然就越來越緊張。說到底,這場爭吵的背後,是想決定東亞「誰說了算」。臺灣海峽已經不再是誰家的內湖,它是全球貿易的交通大動脈。我們必須看清楚,當大國之間都開始這樣明著對幹時,風險就會飆高。國際社會不能只是看戲,必須推動雙方坐下來,為這場叫囂戰設下防火牆,避免擦槍走火,讓整個地區都跟著一起陪葬。
留言0喜歡投書連看球都要被統戰?你的國旗可能在球場被禁用
中國近期打造的新職棒聯盟 CPB,引發台灣社會高度警覺。不只是因為名稱、識別、品牌風格刻意模仿台灣的 CPBL,更因為其核心市場操作明顯鎖定台灣球迷與球員。立委蔡其昌更直接警告:若不謹慎以對,未來台灣球迷在球場揮舞國旗的權利恐怕都可能被侵蝕。表面上,這像是體育產業競爭;但稍作分析便會發現,它其實是另一場文化與認同戰場的延伸。棒球對台灣而言,不只是運動,而是集體文化的一部分。每一次經典賽的吶喊、每一面在球場揮舞的國旗,都凝聚著某種不言而喻的身份認同。正因如此,中國新聯盟刻意與台灣棒球靠攏,不只是市場策略,而是試圖重新定義「華語棒球」的象徵權。體育從來不是中性的。對威權國家而言,球賽是最容易輸出「民族想像」的渠道。當 CPB 以類似 CPBL 的方式包裝自己,當其隊伍背後疑似結合台灣資金與資源,其目的就不只是打造聯盟,而是打造一個「可以吸納台灣」的文化平台。一旦球迷在中國球場揮旗卻被管制,或台灣球員在 CPB 被迫接受特定政治立場,那台灣文化符號的邊界就被悄悄改寫了。反觀台灣,無論政見如何、立場如何,球場始終是自由的:國旗可以揮、口號可以喊、身份認同可以自然流露。這些都是自由社會的日常風景。然而一旦進入中國體育場館,這些象徵都可能成為「政治敏感行為」。換言之,球迷身上的球衣與國旗,不僅不是体育用品,更可能變成統戰風暴中的第一行受害者。台灣必須警覺:這不是「看球的自由」而已,而是文化主體性的界線問題。中國的策略十分清楚——先建立平台,再吸收人才,最後界定文化。當中國試圖重新劃分棒球話語權時,台灣棒球文化不只是被模仿,更是被吞噬。體育應該團結人心,而不是被拿來當作政治蓄意操作的舞台。若連看球都要擔心能不能揮國旗,那麼這場比賽就已經不是運動,而是一場認同戰。
留言0喜歡投書當我們說「投資國防」,其實是在投資一種安心
最近,有關軍購延宕的消息又成了熱門話題。有人擔心錢花了卻看不見成果,有人懷疑政府的誠意,也有人乾脆問:我們花這麼多錢買飛彈、戰機,真的能換來安全嗎?這些疑問,其實反映出一件更深的事──人們希望相信國防,但也想被誠實對待。當政府一再強調急迫需求,卻又延遲交貨、資訊不透明,民眾的不信任就會累積。軍購延宕,不只是程序問題,更是信任危機。但面對日益升高的威脅,強化防衛並不是為了挑釁,而是為了有選擇地活下去。中共軍演、灰色地帶行動、資訊滲透都在提醒我們:和平從來不是理所當然。「投資國防」的真正意思,是投資我們繼續過平常生活的可能。要讓這份投資值得,我們需要更開放的對話。政府應該主動公布軍購進度、付款節點與延宕原因,不是因為人民不懂專業,而是因為信任需要透明。當民眾能理解軍購的過程,也能看到國防投資帶來的科技研發、就業與產業升級,就會明白這不只是花錢買武器,而是在打造一個更有韌性的社會。國防的意義,不該只停留在戰場上,而應延伸到我們的日常。讓人們相信:那筆龐大的預算,最後換來的不是恐懼,而是安心。這就是「投資國防,即投資和平」最簡單也最重要的理由。
留言0喜歡投書當中共用電視劇改寫台灣的白恐記憶
這幾天,「吳石」這個名字又被搬上了舞台。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出席白色恐怖受難者追思大會,因名單中出現中共潛伏幹員吳石,引發爭議。幾乎在同一時間,中國央視開播諜戰劇《沉默的榮耀》,由國家安全部與國台辦聯合指導,歌頌吳石「為祖國統一獻身」。一場追思與一齣戲,讓這段原屬於戰後威權時代的血色歷史,出現了新的政治含義。在中共的版本裡,白色恐怖不再是獨裁鎮壓的象徵,而成了「民族分裂的代價」;吳石不再是潛伏的共諜,而是「為統一犧牲的烈士」;這樣的故事包裝,讓歷史的黑暗角落披上了「信仰與榮耀」的光環。當北京用電視劇重寫歷史,它不只是拍戲,而是在進行一場記憶改變工程,試圖以情感和敘事重塑台灣人對那段過去的理解。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台灣內部也出現政治人物以「和解」或「民族悲劇」的語言重新詮釋白色恐怖時,這場記憶的戰場其實已經不只在對岸。若白恐被視為「國共對立的悲劇」,那「統一」就可能被包裝成「歷史和解的完成」。這樣的轉換,正是中共最擅長的話語操作。白色恐怖的記憶,應該屬於人民,而不是政黨的修辭工具。那段歷史提醒我們,國家暴力與思想審查曾如何壓迫個體自由。當權力再度嘗試奪回敘事權,歷史就會再次沉默。真正的「榮耀」,不是替誰說話,而是讓真相不被改寫。
留言0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