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中國兩艘航空母艦「遼寧號」與「山東號」罕見同時突破「第二島鏈」，進入西太平洋海域，並首次深入日本專屬經濟區（EEZ），甚至由解放軍戰機對日本巡邏機進行近距離干擾。此舉不僅代表中國海軍戰力日益遠洋化，更意味著其軍事威懾策略正從「區域壓力」轉向「全球投射」。所謂「第一島鏈」包含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一線，是冷戰時代美軍圍堵共產陣營的重要地緣屏障；「第二島鏈」則延伸至關島、帛琉與南太平洋諸島，為美國及其盟友的戰略後防。中國此番跨越第二島鏈，並在日本周邊進行實戰演訓，顯然是在挑戰美日安保體系與現行區域秩序。此舉無疑是北京對外戰略布局的重要宣示。一方面，它藉由航母行動對內宣示「海軍強國」的成就與民族自信；另一方面，則對美日與區域盟邦發出訊號：中國有能力突破封鎖線，將其軍力擴展至太平洋中心。對於位於第一島鏈核心的台灣而言，這不僅是地緣上的壓迫，更是戰略選項的限縮。特別值得警惕的是，這類航母演訓並非單純軍事操演，而是中共「三戰」戰略的一環——包括輿論戰、心理戰與法律戰。航母所帶來的視覺與心理震懾，遠超於實質戰力本身；同時，藉由「合法通過經濟海域」的國際法語言，塑造中方行動的正當性，反使日台被動陷入解釋與回應。展望未來，這類行動將日趨頻繁，中國可能持續結合無人機、潛艦與電子戰系統，對第一、第二島鏈進行多點壓力測試。若國際社會未能有效回應，將讓中國在實力邊界之外重新定義「秩序」。台灣應與區域民主盟友更緊密合作，包括推動情資共享、加強防空預警、提升軍民應變演練，並向社會清楚傳達：中國所謂的「和平交流」表象下，正是持續堆疊的軍事恫嚇。當航母不再只是穿越，而是直接停泊在門口，台灣不能再坐以待斃

知名網紅「館長」陳之漢近日在直播中表示，自己赴中旅遊後更加確信「台灣國軍無法與中共抗衡」，並質疑國防經費與軍備效益，引發輿論高度關注。此番言論表面上是個人觀感，實則在台海高張對峙的背景下，成為中共對台認知作戰的最佳傳聲筒。首先，館長的言論本質上並無戰略專業根據。兩岸軍事實力的確存在數量差距，但「無法抗衡」四字卻忽略了現代戰爭的本質早已不是單靠兵力與飛彈數量堆疊可預測。台灣多年來致力發展「不對稱戰力」，從海空機動飛彈、無人機、防空網，到後備動員體系的重整，正是為了補足規模差距、延伸嚇阻縱深。台灣若真如館長所言「毫無抵抗能力」，中共又何需頻繁圍台軍演、反覆操作心理戰？其次，更需關注的是語言的政治效果。館長作為擁有百萬粉絲的公共人物，其言論早已超越個人評論，而具備輿論槓桿與情緒感染力。在當前全球民主對抗威權、台灣正逐步強化國防自主的關鍵時刻，這類輕率貶抑本國防衛體系的言論，不啻為削弱國民士氣、坐實敵方敘事。這正是中共最期望的場景──讓台灣人自己對防衛失去信心，進而動搖整體社會意志。不應忽視的是，館長赴中過程中所接觸的資訊與行程，極可能經過刻意設計與選擇性安排，從「城市乾淨」、「翻牆能看YouTube」、「人民熱情」等描述，建構出一幅去政治化、強國形象的敘事框架。若不具備足夠的資訊識讀能力與制度比較意識，將難以抵擋這類「溫和包裝」的統戰話術。台灣社會的多元開放，容許各種意見發聲，但自由並不等同於對虛假資訊與政治操作的無警覺。真正的公民社會，應當鼓勵質疑、也應對權威監督，但前提是建立在事實、知識與公共責任之上。若意見領袖以無知為傲、將個人經驗誤當總體真理，最終受害的將是台灣自身的防衛韌性與民主共識。當國軍正進行轉型、全社會努力建立防衛全民化的時代，讓一則網紅語錄成為主流敘事，豈非讓中共不戰而屈人之兵？誤判軍力差距或許可原諒，但主動放棄自信與抵抗，才是真正的危機。是時候集體記起：台灣不是無力，只是必須更堅強地守住對自由的決心。

中國的核野心正將世界推向深淵瑞典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的最新年度報告，向世界發出刺耳警鐘：中國正在全面擴張核武，核彈頭數量已逾 500 枚，並以每年近百枚的速度急遽成長。預估到 2030 年，中國將在洲際彈道飛彈（ICBM）數量上與美俄並駕齊驅，成為第三個具備完整「核三位一體」（陸、海、空部署）能力的國家。這不僅改變了東亞的戰略現狀，更對全世界構成前所未見的核風險。北京當局從不掩飾其「強軍夢」。過去數年，中共一面批評美國霸權主義，一面快速建立大量地下核彈井、部署多彈頭飛彈、加強核潛艇航訓，同時擴展太空與人工智慧整合的打擊系統；這不是國家單純的現代化發展，而是一場蓄意、計畫周延的軍備競賽。當中國領導人高喊「世界變亂交織」，真正製造不穩與混亂的，正是中共自身軍事野心的急劇膨脹。中共的核武擴張並非防衛性的回應，而是一種「主動塑局」的戰略賭博。在印太區域，中國正藉由擴張軍力提高區域威懾，試圖讓台海與南海成為不對稱對抗的新前線。在全球層級，北京也逐步擺脫「最低嚇阻」的傳統立場，走向能與美俄抗衡的戰略核武國地位。這意味著，當核武回到國際政治的前台，不再只是最後手段，而成為中國主動用以「談條件」的籌碼。更需要警惕的是，中共還同時施行資訊戰與文化滲透，試圖讓全球輿論接受中國「核崛起的合理性」。從宣稱「中國不打第一擊」的話術，到「和平崛起」的敘事工程，這場話語包裝的背後，是一場赤裸的實力鬥爭。當北京高調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同時，核武卻成了它維繫霸權幻想的最後保險。國際社會對此不能再心存幻想。核武競賽一旦啟動，代價不只在軍費，而在於毀滅性風險的全面升高。尤其在人工智慧導入軍事決策的未來場景中，核衝突將可能因誤判、技術失靈，甚至演算法風險而觸發，遠非冷戰時代所能比擬。此刻的北京，手握技術、資源與民族主義動能，正將世界推向新的冷戰——而這一次，將是更熱、更不可控、更接近核災難的版本。中國若持續以核優勢為後盾強化對台脅迫，不僅對我國防安全造成極大壓力，也將徹底破壞亞太的穩定基礎；台灣與民主盟邦應更積極推動核裁軍倡議、區域風險預警合作，並持續加強防衛準備，回應這一場赤裸裸的威脅。這是一場攸關世界未來的抉擇：要讓一個獨裁政權以核武重塑世界秩序，還是以國際秩序、制度聯盟與集體警覺將其擋下。中國的核擴張不是一場競賽，是對和平秩序的摧毀。世界不該等到第一枚飛彈升空，才理解這場風險早已點燃。現在，就是止步的最後時刻。

中國近期啟動「中美青年博主交流營」（China–Global Youth Influencer Exchange Program），以全額招待方式邀請美國社群創作者赴中拍攝影音、分享「所見所感」。這項看似開放、友善的舉措，實則是中國對外話語策略的一次升級演練──將制度形象重新包裝為「生活體驗」，以此淡化國際對其專制本質的質疑。從馬英九訪陸到網紅館長赴中直播，再到如今針對國際創作者的「友善交流」，中共不再倚重宣傳口號，而是透過語言社會學所謂的「語域轉化」（register shift），把原本屬於政治、國家、意識形態的語言，轉換為日常、文化與感性語域，構築一種看似無害的體驗敘事。這不是政治撤退，而是話語戰術的重組。根據彭博社報導，這批受邀的美國博主將參訪蘇州、深圳、邯鄲等城市，並與中國網紅共同直播，主題涵蓋飲食、風俗、城市發展，甚至包括「觀看小紅書如何塑造年輕人生活」等環節。他們的內容或許不直接談論新疆、不提網路審查，也不觸碰香港、台灣議題；但正是在這樣的「刻意回避」與「選擇性呈現」中，政治意圖完成了轉化。這樣的做法，實際上正是Gramsci所謂「文化霸權」的當代版本——不是用高壓統治強迫接受，而是用「可愛」、「便利」、「和善」的敘事，建立一套新常識。當觀眾從這些影片中只看到中國城市的乾淨、人民的熱情、奶茶的價格、翻牆後的自由，制度對人民自由的箝制便被柔化，甚至被合理化。台灣必須意識到，這樣的話語操作正在兩岸之間發酵。網紅赴中不再只是個人行動，而成為中共話語操控的中介者。若僅以「文化交流」視之，便輕忽了其中以語言與影像重塑現實認知的深層策略。對此，政府應積極強化社會的媒體識讀教育與認知戰防線，避免陷入「自由觀看」即為自由社會的錯覺。今日的認知作戰，不再是「逼你相信」，而是「讓你感覺不到選擇」。而這樣的感覺，是設計出來的。

近日中國國台辦斥責我方拒絕大陸方面人員赴台參加「海峽兩岸台北夏季旅展」，稱此舉干擾業界交流，暴露「無視民眾死活」；針對此事陸委會回應指出，自從中共實施「懲獨22條」後，我方審慎考量赴陸旅遊之風險及雙邊對等原則，認為申請赴台形式不符必要性條件，故予以婉拒。這場爭議揭露三項核心議題：政治意涵不足即非必要來台、對等交流原則的堅守，以及兩岸在現實與話語表象中的風險衡量。首先，陸委會指出，大陸申請赴台目的是招攬台灣人赴陸旅遊，卻未提出對台有實質投資、教育或研討等「必要性」項目，僅以觀光交流為由，其申請形式並不符合「專案必要性」原則。中央社報導進一步指出，這也導致今年旅展恐將無大陸展區。其次，「雙邊對等」原則不僅是理念，更是風控機制。過去台方積極安排學生、學者赴陸交流；如今北京以「懲獨22條」開放各界檢舉，台籍旅客赴陸面臨高風險。先有制度保障、再談交流對等，是觀光署與陸委會共同考量的基本前提。第三，也是較被忽略的風險評估層面。在中共強硬政治控制與反獨壓力升高下，「陸人入台」並非單純事件，而是涉及兩岸政治資源與民意平衡問題。陸方的「歡迎」言論，與台方確保人民安全、維持價值主體的立場並不矛盾，反而凸顯政策設計的慎重與理性。在國台辦口吻以「民眾交流」為名反批的背後，其實仍是高層政治博弈中的民意操作。既然北京不允許台人自由赴陸觀光、不准許政治表達、多以法令威脅台灣人士，那他們說的「兩岸一家親」就顯得口惠而實淡。更重要的是，這場爭議提出一個核心問答：民主社會的兩岸交流，應否建立在「風險可控」之上？民主體制強調生活再普及的合作，也必須建立在制度風險可預期、公民安全有保障之下。當政治壓迫變成常態、制度漏洞無法釐清，再多的展銷攤位也無法構成真實交流。回顧歷年旅展，2018 年設立大陸展區時，雙方互有來台展團、參訪與洽談。但2025年的場景卻難掩政治對峙。300 多人申請遭拒，不是旅業的退步，而是政治與價值立場的重申與防線。未來是否恢復展區、開放兩岸觀光，國台會與觀光署必須以「對等」、「風險可控」、「公民安全」為核心。其中不只是政策設計，更是對國家主權與體制尊嚴的界線把握。大陸官媒或國台辦的雞蛋投評固然尖銳，但真正值得在意的是，台灣必須在開放交流與風險擴張之間做出謹慎而明智的選擇。（筆者為研究生）

  西太平洋近來異常熱鬧。6月10日，日本防衛省揭露中國「遼寧號」與「山東號」航母首次同時現身於台灣東部與琉球之間的海域，並進行艦載機起降與聯合訓練；中國海軍的雙航母編隊不再侷限於近海巡弋，明顯意在突破第一島鏈，進一步投射海權至更遙遠的太平洋。這場精密且具象徵意義的演訓，無疑是對區域穩定的又一次壓力測試。  與此同時，美國與菲律賓亦於6月5日進行第七次海上聯合軍演，地點選在南海敏感海域，並動用新型導彈護衛艦及近岸作戰部隊。儘管規模不若美軍歷次單邊演訓浩大，卻是對中國海上擴張的一種「按部就班」式回應。這種小規模、高頻率的聯合操演，正逐漸成為美國在印太推動「海上聯防常態化」的新手段。再將視野拉遠，英國「威爾斯親王號」航母正進行2025年印太部署前的演練，法國「戴高樂號」也完成了與日、美、印度等國的聯合海演。多國航母同時現身西太平洋，已非偶然的地緣現象，而是一種新常態的展現：海洋霸權競爭不再僅是中美對峙，而是多邊聯盟與區域野心的交錯角力。  對此局勢，我們必須看見兩層關鍵含義。  首先，是「海權即國權」的回歸。隨著中國逐步推進海軍現代化，其戰略重心已從近岸防衛轉向遠洋制衡。雙航母同時出海，並在國際關注的敏感海域展現行動能力，無疑是在傳遞其「藍水海軍」的成熟訊號；然而，與此並行的，是西方國家更加積極介入亞洲安全架構的事實。這些聯合軍演不僅是戰力展示，更是外交話語權的實體化延伸。  其次，西太平洋的軍事熱度，正在考驗各國對「軍演外交」的理解與忍耐限度，軍演本該是嚇阻手段，不是挑釁工具。但若演變為無止盡的軍力展示競賽，無論是哪一方，都可能在某次「擦槍走火」中跨過衝突臨界點。換言之，軍演越密集，外交對話的必要性越迫切。  從台灣的立場觀之，更應審慎看待此等海域變局。中國的航母通過宮古海峽，對我東部防衛戰略構成實質壓力；同時，台美、台日與其他夥伴國的安全互動，也必須在「嚇阻」與「避免誤判」之間取得微妙平衡。  西太平洋未來仍將風高浪急，但我們不能只是見證者。唯有透過清晰的戰略定義、穩健的軍事部署與持續的外交協調，方能在這場新冷戰式的海權競逐中，維持自身的安全與尊嚴。  (筆者為研究生)

  近期，臺北政經學院與美國和平與安全中心共同舉辦的「臺海防衛兵推」備受關注。此次兵推邀集臺、美、日三方共17位退役將領參與，其中包括多位上將與中將級人物，模擬中共在2030年可能對臺發動的各階段軍事行動。此類具「總長級」水準的民間演練，不僅體現區域戰略共識的深化，更揭示一項趨勢，那就是美臺軍事合作正從象徵性聲援，邁向戰術層次的制度化整合。  兵推涵蓋灰色地帶衝突、外島進犯與全面作戰情境，臺方由前參謀總長李喜明領銜，美方則包括美國陸軍與海軍戰略顧問，並設有公開簡報，明確展現演練成果；這種不「蓋牌」、不遮掩的作法，是傳統美臺軍事互動少見的透明態度，背後傳達的是對合作信任程度的實質提升。  與此同時，美國戰略界也針對臺海安全提出更進一步的實體部署建議，前國防部助理部長蒙哥馬利近期呼籲，美軍應考慮將目前在臺協訓人員擴編至千人規模，並強化與臺軍在指揮系統、聯合訓練、災害應變等層面的合作。這些建議雖屬智庫層級，但與拜登政府推動「強化嚇阻、降低模糊」的對臺政策方向相符。  這一連串發展顯示，美國對臺政策的安全部分，已從「防禦性軍售」進入「主動式協訓」階段。從前的雙邊合作多侷限於後勤與裝備轉移，如今則朝向戰術操作、聯合演練與高階模擬推演全面邁進。這不僅有助提升臺灣自我防衛能力，也釋放出對北京清晰且持續的嚇阻訊號。  此外，駐訓人員規模的擴大，亦是戰略風險傳導的重要載體。在目前的區域安全格局中，「駐軍即政治」已是國際共識。一旦美方在臺軍事人員增編至實質數量，其所形成的戰術協同體系與即時回應能力，將極大提升中國動武的風險評估門檻，進而達成「嚇阻即和平」的戰略目的。  臺灣當前安全挑戰並非僅止於軍事硬實力，更關鍵的是反應時間與聯合作戰節奏的同步能力。美方的兵推與協訓措施，恰是針對這一問題提供制度性回應。在強化臺軍備戰素養的同時，也協助建立與美軍共同作戰的互通性與信任感。  長遠而言真正能防止衝突的，不是炫目的軍備展示，而是「讓敵人知道你已準備好」的可靠嚇阻，從兵推到駐訓，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是實地備戰，美臺之間的軍事合作，正走在回應威脅與塑造和平的關鍵路徑上。（筆者為研究生）

  2025年6月4日，李在明正式宣誓就任韓國總統，結束了前總統尹錫悅因戒嚴事件被罷免後的政治動盪。李在明的上任，對台灣而言，既帶來潛在的合作機會，也存在不確定性。  李在明在外交政策上主張「不反美、也不親中」，強調韓國應避免被捲入中美之間的衝突，特別是在台海問題上，應保持距離。他曾表示，韓國應避免在台海衝突中選邊站，主張「我們可以對中國和台灣都說謝謝，為何要介入台灣海峽的問題？」這種立場可能使韓國在台海議題上採取更為中立的態度，與前總統尹錫悅時期的明確支持台海和平穩定的立場有所不同。  對台灣而言，李在明的上任可能意味著韓國在台海議題上的立場將更為謹慎，可能不再如前任政府那樣積極表態支持台灣。然而，這也為台灣提供了與韓國在經貿、科技等非敏感領域深化合作的機會。台灣總統賴清德已向李在明表達祝賀，並期待在經濟、科技、教育和文化等領域深化雙邊合作。  此外，李在明面臨的內部挑戰也可能影響其對外政策的推動。他需要處理國內的政治分裂、經濟放緩以及與美國的貿易談判等問題。這些挑戰可能使他在對外政策上採取更為謹慎的態度，避免在敏感議題上引發爭議。  總的來說，李在明的上任對台灣而言，既帶來潛在的合作機會，也存在不確定性。台灣需要密切關注韓國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動向，尋求在非敏感領域深化合作，同時為可能的政策變化做好準備。（筆者為速食店員工）

  1989年的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們絕食請願呼喊自由，有人舉著紙板寫道：「我們願意從沒有菸抽的日子開始」。那不只是一句反諷口號，而是青年對尊嚴最卑微的請求；他們並沒有要求推翻政權，只是想要新聞自由、官員財產公開、，對話的可，結果示威學生們迎來的是子彈與坦克，碾碎了廣場，也終結了一整代中國青年對改革的幻想。  而同一年，在海峽對岸的臺灣首次開放反對黨參與立委選舉、街頭運動走進體制，黨外人士由警備總部黑名單轉身成為國會質詢官；這不是哪個政權多仁慈，而是臺灣人民多頑強。我們在這三十年的戒嚴與思想箝制，用一次次街頭抗爭與選票，爭來那口「可以說話」的空氣。  兩岸的道路從此分岔，中國政權選擇封鎖記憶、改寫歷史、誣指異議為「境外勢力干擾」；而臺灣選擇讓每一次選舉的口水與對罵都成為民主的練習題。中國高舉「穩定壓倒一切」，卻將百姓當作沉默的統計數字；臺灣即便亂象叢生，仍容得下不滿、諷刺、甚至選擇錯誤。  更可笑的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依然有人對中國體制懷有幻覺：一種「威權但有效率」的說法仍在西方學院與臺灣社群蔓延。他們看見中國的高鐵速度，卻不敢問火車開往哪裡；看見「小粉紅」在網路上愛國，卻忽略這些人是否能在清晨四點上微博講出「六四」兩字。  臺灣至少學會記住失敗，而中國選擇遺忘成功的可能。1989年是中國最接近民主的一次，也是在高壓下自斷筋骨的一夜，那年的廣場有人遺體無名、有人至今行蹤未明，而中共唯一學會的，是怎麼在事後把廣場變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沒有菸抽的日子原以為是自由的開端，結果成了審查的起點；中國體制下的青年，只能到哈佛講述「和平與理解」，卻無法在家門口講出「我們要自由」。民主不只是選票，更是一種記憶能力——一種能記得壓迫、能質問歷史的勇氣。臺灣還在學著怎麼讓民主更像樣，而中國早就學會怎麼讓人民不敢想像它會存在。（筆者為速食店員工）

「我們不必將想法不同的人視為邪惡」，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畢業生江雨蓉在講台上這麼說，說的語氣溫婉，掌聲雷動，一切彷彿都是一場自由社會的民主教育現場。她是中國來的留學生，在全球最具聲望的政治學院發表畢業演說，呼籲人性、包容與理解，聽起來像極了中國官方口中那個「走向世界、融入國際」的新一代青年縮影。問題只在於這個縮影的背後，是江雨蓉家庭與中共體制密切相關的非政府組織背景；而當她站上世界的講台發表民主價值演說時，中國國內卻有一封封反習的公開信正在被緊急下架、刪除與追查。近來中國網路上流出一系列匿名檄文，直言要求領導人引咎辭職，批判「戰狼政策」、「內控過當」以及經濟政策失誤，內容之尖銳，在中國語境中極為罕見。然而，這些聲音在中國的「夢」裡，是不允許存在的雜音。於是我們不得不問：新中國夢，究竟夢給誰看？它夢見權貴子弟能無礙進入西方名校、享受言論自由、發表關於包容與和平的演說；卻不允許寒門學子在國內大學討論修憲與公投。它夢見中國公民在海外可自由講述「溝通比對立重要」；卻容不下一封公開信質疑國策與高層。它打造了一個對內嚴控、對外美化的雙重語言體系，自由不是普世價值，而是一種出口導向的外交修辭；民主不是制度選項，而是政治表演的道具。哈佛演講與反習檄文，同樣來自「中國人」的口中，卻面對著截然不同的命運與待遇。這正好揭露出中國治理體制的根本矛盾，它既渴望被世界接納為一個「現代國家」，又害怕現代價值在國內發酵。於是，出口的是光鮮的中國夢，內銷的卻是沉默的現實。新中國夢確實存在，只不過它的通關條件不是人民的普遍權利，而是政治血統與階級通行證。在這個夢裡，有言論自由，但不給你；有世界舞台，但不屬於你；有發聲權利，但只給中國權貴。這不是夢，是選擇性清醒的幻覺。醒來的人，不在哈佛，而在牆內寫下被封殺的真話。(筆者為速食店員工)

本月12日菲律賓舉行期中選舉，選戰本應聚焦國內政經議題，卻在投票前夕爆出中國干預選舉的指控，讓亞太地區再度感受到資訊戰與主權滲透的陰影；根據菲國國家情報協調局（NICA）與國家安全會議（NSC）的聲明，中國資助的代理團體疑似透過社群媒體操控輿論，為特定親中候選人背書，並對反中言論者進行組織性抹黑。干預不只止於線上。菲律賓軍方日前在宿霧機場逮捕多名攜帶大量現金的外國人士，其中九人為中國籍，顯示可能存在非法資金流入選舉活動的情形。中國駐菲大使館則予以否認，強調「不干涉他國內政」為外交一貫原則，但這樣的表述，早已無法打消國際社會的疑慮。中國對菲律賓的操作並非孤例，而是一系列全球戰略的一環。從澳洲、中東歐，到非洲與拉丁美洲，中國近年積極以資金、科技、資訊與輿論影響力，干擾各國政治進程，藉由「灰色地帶行動」影響選舉結果、政策傾向乃至媒體生態。這些操作方式往往難以直接量刑，但後果卻極為深遠——它們侵蝕民主制度的信任基礎，讓自由選舉淪為訊息操控的戰場。更值得警惕的是，中國並非輸出某種具體政治制度，而是輸出一種反民主的「可操作性」：只要技術與資源到位，就可以將輿論變為工具、將民意轉化為假象。這種操作不僅存在於威權國家之間的較量，更滲入民主社會的每一個裂縫——無論是社群平台的假新聞，或是地方政治的金流異動。更值得警惕的是，中國並非輸出某種具體政治制度，而是輸出一種反民主的「可操作性」：只要技術與資源到位，就可以將輿論變為工具、將民意轉化為假象。這種操作不僅存在於威權國家之間的較量，更滲入民主社會的每一個裂縫——無論是社群平台的假新聞，或是地方政治的金流異動；在台灣，中國的滲透行動更具系統性與戰略性，從假訊息操作、側翼媒體資助，到試圖影響選舉結果與社會對立，皆已構成認知作戰的長期攻勢。台灣的經驗顯示，中國干預民主並非突發事件，而是高度計算、長期部署的結構工程。選舉是民主的節點，而現在，這些節點正被有意操縱的手指輕觸。如果我們不在意誰在幕後動手，下一次的結果，或許就不再屬於人民自己。(筆者為速食店員工)

2025年5月，美國眾議院通過《臺灣保證實施法案》與《臺灣國際團結法案》，再度強化對臺支持。不同於過往的外交聲明或象徵性議案，這兩項法案具有高度「制度化」與「對抗性」，反映出美國對臺政策的轉變已從戰略模糊走向語言清晰，並將支持臺灣的立場納入法律框架。《臺灣保證實施法案》要求國務院定期檢視並更新對臺交往準則，鬆動美國長年自我設限的交往紅線，實質鬆綁臺美官方互動的層級與方式；另一邊，《臺灣國際團結法案》則針對中國長期打壓臺灣參與國際組織的行徑提出明確反制，明言支持臺灣參與不涉及主權的國際組織，例如WHO與ICAO，直接挑戰中方對一中原則的延伸詮釋。這兩部法案的意義並不止於挺臺，更是在進行一場制度性話語戰。它們為美國提供未來在國際場域更有力辯護臺灣參與的正當性，也為其他民主國家效仿提供立法樣板。面對中國愈發強勢的敘事擴張，臺灣不僅需要軍事嚇阻，更需要國際法理與規則體系的護航。當世界越來越理解臺灣的重要性，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支持的聲量有多大，而是這些支持是否開始「落地」。這次法案的通過，或許無法立即改變現實，但它代表著，在地緣政治激化的時代，法律與制度也成為保衛臺灣的一種戰略武器。(作者為速食店員工)

4月29日，中國外交部釋出對外宣傳影片《不跪！（Never Kneel Down）》，以中英文字幕強調「中國不跪」，並點名日本、法國等國也曾遭美國打壓，呼籲各國應聯合起來反對美國霸權；這部影片不僅是一次外交表態，更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敘事戰，試圖將中國塑造成「全球反壓迫的領袖」。與過去訴諸歷史委屈不同，這次中國選擇用「不跪」作為語言動作，強硬且具有情緒張力，不再是孤立的受害者，而是帶頭者、號召者；這是對美國近期對中國祭出高額關稅與科技限制的直接回應，同時也向其他遭遇美國壓力的國家拋出橄欖枝，試圖建立「共同受害者聯盟」。這種策略不是單純的情緒渲染，而是一種認知作戰。它運用歷史記憶喚起情感連結，構築一個全球「我們與他們」的對立結構。在美國逐步退回保護主義、歐洲內部矛盾頻仍的時代，中國企圖以新敘事贏得國際南方與非西方陣營的支持，改寫冷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全球論述秩序。但值得警惕的是，這並非對現狀的單純批判，而是一種話語掌控的企圖。當中國將「被打壓」訴求延伸為「站隊」的召喚，它實質是在重塑國際秩序的朋友與敵人名單，且透過國家機器製作影片、大規模釋出、跨語言傳播，使這場敘事攻勢更具滲透力。臺灣不應低估這種戰略敘事的影響力，當中國喊出「不跪」，它不是在尋求同情，而是在投射一種信仰、一種選邊的壓力。而在這個訊息過飽和、情緒導向的世界，誰能有效提出另一種價值敘事，才是真正決定未來國際輿論戰走向的關鍵。

任天堂的新一代主機 Switch 2 傳出將於2025年上市，雖然任天堂尚未正式公布詳細規格，但全球玩家早已熱情關注，網路上甚至開始出現預購與代購的討論。然而，在龐大的中國市場，這股熱潮卻伴隨著一種尷尬的沉默。不是玩家不想玩，也不是市場買不起，而是 Switch 2 可能根本無法在中國上市。這背後的原因，與其說是貿易、關稅，不如說是中國特有的制度性封鎖，以及對言論與文化內容的嚴格控管。中國對於主機與遊戲內容的審查制度，向來是國際品牌難以跨越的高牆。以 Switch 為例，自2019年由騰訊引進國行版後，至今能在中國官方平台上合法購買的遊戲仍寥寥可數。任天堂經典作品如《薩爾達傳說》、《異度神劍》等，因涉及奇幻宗教元素或虛構歷史設定難以通過審查；連風格溫和的《集合啦！動物森友會》，也曾因玩家自製言論內容而遭下架。對比其他地區的自由下載與遊戲選擇，中國玩家的遊戲世界被切割成一個縮小的孤島。面對 Switch 2 可能再度無法進入中國市場，官方與媒體集體噤聲，而中國網友的反應也顯得微妙。在微博、抖音、小紅書等平台上，與其討論為何主機無法上市，更多人轉而熱衷於「如何搶先拿到水貨」。各類代購教學、版本比較、價格分析如火如荼展開，甚至有自媒體公開預測「港版最保值」「日本版容易搶」，形成一波黃牛炒價潮。這現象表面上是消費熱潮，實則揭露一種制度下的「集體失語」。當所有人都避談原因，只談如何繞過限制，反映的不是無知，而是習慣了沉默。在中國，討論制度問題可能導致帳號被封、言論被刪，久而久之，連最基本的質疑都不再出現。遊戲玩家本應是最自由的一群人，但卻活在最不自由的環境裡。這不只是任天堂的困境，也不只是中國玩家的無奈，而是整個言論生態的縮影。當文化創意的載體——不論是一款遊戲、一台主機，甚至是一句自製的遊戲標語——都可能被審查、被封鎖，那麼所謂的「市場需求」也就變得沒有意義。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遊戲人口，但這個市場卻無法自由接觸世界的文化產品，這是資源與自由之間最荒謬的反差。Switch 不只是一台遊戲機，它象徵的是一種文化選擇權。當全球玩家自由選擇自己想玩的內容時，中國玩家卻還在找代購、學翻牆、切換區域帳號。這樣的局面，真正該被問的不是「要去哪裡買最便宜的 Switch」，而是「為什麼我們非得這樣才能玩一場遊戲？」中國人買不到 Switch，不是因為經濟問題，也不是因為貿易封鎖，而是因為一整套制度選擇了封閉、選擇了過濾、選擇了將文化控制置於創意與自由之上。而當人們不再問「為什麼不能自由選擇」，那才是比買不到主機更值得擔憂的事。

近期，中共政權內憂外患，經濟下行壓力沉重，青年失業率高升，地方政府債臺高築，導致社會不安情緒升溫。軍隊內部更是問題叢生，貪腐橫行，從「軍虎」落馬到後勤系統的腐敗，種種跡象顯示解放軍內部早已千瘡百孔。而外部一帶一路政策的失敗也愈發顯現，緬甸強震造成中國投資的建築倒塌，不僅讓世界質疑中資建設品質，更暴露出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逐漸流失。面對內外交困的局勢，北京當局選擇了最熟悉的手段——對臺灣升高軍事與輿論攻勢，試圖轉移內部矛盾。今日，共軍軍東部戰區倉促發動對臺聯合軍事演習，並配合鋪天蓋地的文宣攻勢，甚至公然將我國總統描繪為「寄生蟲」，這種低劣的心理戰術不但顯得幼稚可笑，更證明了其無力解決內部問題，只能借由升高兩岸緊張來穩固自身統治。然而，真正破壞兩岸和平的，正是這些動輒動武、試圖以武力脅迫臺灣人民的行為。更值得警惕的是，中共此次環臺軍演的海巡船動向與戰術部署並未完整公開，甚至連其官媒在宣傳時都未能提供清晰的直播畫面。北京當局一面誇大軍演規模，一面卻對外界封鎖關鍵資訊，這不禁讓人質疑，這場軍演究竟是在秀肌肉，還是掩飾自身軍隊的無能？這種對臺恫嚇的操作，不僅無助於緩解內部壓力，反而只會讓國際社會更加認清中共政權的真面目。然而，面對這樣的挑釁，國軍始終堅定守護臺海，臺灣政府也將繼續以冷靜而堅定的態度應對局勢。我們的官兵，始終站在捍衛民主自由的第一線，守護臺灣人民的安全。中共的軍演與文攻武嚇，終將無法撼動臺灣民眾的決心。臺灣不屬於任何外部勢力的出氣筒，而是擁有自主選擇未來的權利。

日本首相石破茂與中國外長王毅於近日舉行會談，象徵中日關係重啟對話。然而，雙方表面上釋出改善關係的善意，歷史問題與臺灣問題依舊是無法迴避的障礙。王毅在會談中強調，日本應確實履行歷史與臺灣問題的政治承諾，並重申「正確認識歷史」是日本重返國際社會的基礎。這番發言顯示，北京對日本的態度仍然帶有強烈的警戒與施壓意味，並未展現真正的合作誠意。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官媒對此次會談的報導存在明顯的偏差。在中國的敘述中，焦點並非雙方如何推動務實合作，而是強調日本應「尊重歷史」，並回應中國對臺灣問題的關切。此外，與2019年第五次中日高層經濟對話相比，中國此次派出的官員層級明顯降低，僅由王毅率領幾名副部級官員參加，顯示出中國對日本的不滿。這種不對等的參與格局，反映了中國試圖在外交上向日本施壓，將歷史與臺灣問題作為談判籌碼，而非真正尋求平等對話。然而，日本應該順從中國的立場以換取關係改善嗎？答案並不簡單。中國對歷史問題的強硬態度，源自於其政治需求——對內強化民族主義情緒，對外則作為外交施壓的工具。因此，即使日本再三表態承襲歷屆政府的歷史立場，中國仍會持續將這一問題置於雙邊關係的核心，以便在其他領域獲取更大談判籌碼。至於臺灣問題，中國的態度更趨強硬。近年來，北京不僅加強對日本政治人物與臺灣交流的打壓，甚至開始重新界定「不可逾越的紅線」，使日方的外交空間受到更大壓縮。然而，對於日本而言，臺海穩定涉及國家安全，不可能僅因中國的壓力而改變立場。作為臺灣人，我們可以觀察的是，中日關係雖在外交場合展現合作姿態，但在歷史與臺灣問題上仍然分歧巨大。中國的戰略目標與日本的國家利益存在根本性矛盾，短期內難以真正改善雙邊關係。未來，日本需在維持國際承諾與自身利益之間，找到平衡點，以應對中國在歷史與地緣政治上的持續施壓。（筆者為速食店員工）

近日，北一女中教師區桂芝公開表達對政府政策的疑慮，提及「家人就在對岸，我們情何以堪」；而陸配劉振亞（網名「亞亞」）則因在中國社群媒體發表統戰言論，引發社會討論。這兩起事件讓我們再度思考，究竟是什麼因素讓兩岸的親情與秩序受到影響？答案很明確——真正的破壞者，是中國政府。我國政府始終希望維護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並珍惜兩岸人民之間的情感聯繫。我們理解許多家庭橫跨兩岸，這樣的連結不應該受到政治因素干擾。然而，現實是中國政府持續升高對台灣的軍事威脅、經濟施壓與認知作戰，甚至利用統戰手段滲透台灣社會，試圖操控輿論、製造內部分裂。這些行為不僅危害台灣的民主體制，也讓許多家庭承受不必要的壓力。區桂芝老師在中國官媒《央視》的訪問中，對台灣政府的政策提出質疑，並對「境外敵對勢力」的定義有所疑慮。然而，我們不能忽視的是，中國政府長年以來對台灣採取軍事恫嚇、外交打壓與資訊戰，試圖削弱我們的主權與安全。這樣的行為，如何不算敵對？面對導彈威脅、假訊息滲透與國際封鎖，台灣人民有權要求政府守護我們的民主與安全。同樣地，劉振亞利用中國社群媒體平台發表統戰言論，主張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這樣的行為違背台灣的民主價值，也無助於兩岸人民的理解與交流。中國政府一方面聲稱要促進兩岸和諧，另一方面卻不斷升高對台灣的敵意與壓迫，這種自相矛盾的行徑，才是真正破壞親情與和平的根源。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人民享有言論自由，政府尊重多元聲音，但這並不代表可以為敵對勢力宣傳、傷害國家的安全與團結。我們希望所有關心兩岸關係的民眾，能夠理性思考，分辨真正的問題所在。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台灣政府如何定義中國，而是中國政府如何對待台灣。唯有當中國政府停止對台灣的敵對行為，兩岸人民的親情才能真正回歸純粹，交流才能建立在互信與尊重的基礎上。台灣會持續堅守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價值，保護每一位人民不受外來勢力的干擾。我們相信，唯有堅定地守護這片土地的尊嚴與安全，台灣人民才能擁有真正的和平與未來。

近年來，臺海周邊局勢日益嚴峻，中共持續派遣軍機、軍艦進行高頻度的騷擾與軍事施壓，試圖削弱我國人民的意志，並對區域和平穩定構成嚴重挑戰。為此，國軍於本週啟動「立即戰備操演」，透過實兵演練，驗證部隊快速應變能力，以「立即應變、全時警戒」的作戰模式，確保能在第一時間掌握戰場態勢，迅速調派兵力應對突發狀況。此項操演不僅是對敵情動態的精準回應，更是國軍強化戰備、確保國家安全的具體展現，讓全世界看見臺灣捍衛民主自由的堅定決心。本次「立即戰備操演」為期五天，涵蓋陸、海、空及聯合資通電作戰部隊，重點項目包括戰備偵巡、緊急應變部隊快速機動、防空攔截、聯合制海與海空聯防等。國軍各軍種均依敵情動態，模擬可能的突發狀況進行演練，例如戰機緊急升空攔截敵機、海軍艦艇布署防禦航線、地面防空部隊進行機動部署等。操演強調「聯合作戰」概念，確保各軍種在面對威脅時能即時聯動，提高應變效能。此外，資訊戰與電子戰能力亦納入操演範圍，模擬敵方可能的網路攻擊與電磁干擾，確保國軍能維持戰場感知與指管作戰能力。本次演習不僅是戰術層面的驗證，更是對敵方挑釁行動的明確警示，展現國軍保家衛國的決心與行動力。可惜的是，昨日（3月17日）中共解放軍發起大規模軍事行動，共派遣54架次軍機，其中42架次越過臺海中線，並有多艘軍艦在我東南與西南海域活動，試圖透過軍事威嚇升高區域緊張情勢回應我國此次操演。中國政府甚至公開聲稱，此次行動是針對臺灣政府「分裂主義」的懲罰，無疑再次暴露其對臺灣主權的侵犯。面對這類惡意挑釁，國軍迅速啟動偵巡、廣播驅離及防空部署，展現堅決捍衛領土的決心。國防部重申，中共的軍事威脅不會動搖我們的意志，國軍的「立即戰備操演」正是最有力的回應，證明我們已做好萬全準備，確保臺海安全不受侵害。國軍將持續強化戰備能力，確保隨時因應各種突發狀況。這場「立即戰備操演」不僅是戰術上的演練，更是向全世界展現臺灣捍衛主權、維護區域和平的決心。臺灣不挑釁、不冒進，但我們有能力，也有意志守護我們的家園。對於所有關心臺灣安全的國內外夥伴，我們要傳達一個明確訊息——國軍在，臺灣在！(作者為速食店員工)

近日，中國官媒為配合人大三次會議，發起「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宣傳攻勢，要求在中國發展的台灣藝人公開表態，部分台灣藝人選擇轉發相關貼文，強調「台灣唯一稱謂就是中國台灣省」，引發台灣社會廣泛爭議。對此，台灣政府應堅守法律底線，依法對相關藝人進行行政處分，以維護國家尊嚴與法治精神。首先，這次事件並非單純的個人政治表態，而是中國政府藉由娛樂產業進行對台統戰的具體行動。近年來，北京頻繁利用經濟利益誘導台灣藝人「站隊」，從過去的「一中承諾書」，到如今公開要求表態，手法愈發強硬。這不僅是對台灣藝人言論自由的壓迫，更是對台灣主權的侵犯。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若置之不理，將助長北京進一步打壓台灣的國際地位。其次，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3條之1，台灣人民不得與中國共產黨及其黨政軍機構進行合作，否則可能構成違法。這些公開表態的藝人，若其行為符合該條款規範，政府有責任進行調查與裁罰。這不僅是為了防止更多人因利益考量而配合中國統戰，也是在向國際社會釋出明確訊號：台灣對於主權問題有堅定立場，並不允許個別人士為了個人利益，破壞國家尊嚴。當然，部分藝人或許會以「市場需求」或「職業選擇」為由，試圖淡化這一行為的政治影響。但事實上，政治表態與演藝事業無關，而是個人選擇。當他們決定迎合中國政治要求的同時，也必須理解這可能帶來的法律風險與社會責任。最後，台灣政府應依法調查相關藝人的行為，並根據違規程度採取適當的行政處分。這不僅是捍衛法律的必要行動，更是對所有台灣人民與國際社會的交代。國家尊嚴不容妥協，任何人若為私利而協助對岸統戰，便應承擔相應後果。

曾有某個社會學家說，戰爭即使在現實結束，但在記憶裡卻依舊永無止境的鬥爭。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近日受訪時表示，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日本軍國主義曾對中國和亞洲各國人民犯下殘暴罪行，也給日本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由此可見中共對於八年抗戰aka.中日戰爭，和我們有截然不同的詮釋。在中國共產黨的敘事中，「倚靠群眾力量」的角色被強調，以掩蓋中華民國政府在抗戰中的貢獻，而臺灣社會則在戰後歷經政治變遷，使得這段歷史的記憶斷裂，甚至被淡化。社會記憶學派認為，集體記憶並非單純地來自過去的真實，而是透過國家機器、教育、文化載體與社會互動共同構築。當我們談論抗戰80週年時，不僅是在回顧歷史，更是在探問：這段歷史的記憶寄託於何處？我們如何在不同的敘事競爭中，找回屬於臺灣的歷史詮釋？記憶的技藝：中共對抗戰歷史的建構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話語與象徵權力影響群體對歷史的認知。在中共的官方敘事中，抗日戰爭被稱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共產黨則被描繪為其中的決定性力量。自1949年以來，中共透過教科書、紀念館、影視劇、閱兵儀式等文化工具，建構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抗戰勝利」的歷史記憶。這種記憶的技藝尤其體現在2015年的「抗戰勝利70週年閱兵」，當時北京在天安門廣場展示大規模軍事力量，並邀請多國領袖參與，以展現「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戰並最終戰勝法西斯」的形象。這種象徵權力的運用，試圖將抗戰勝利的記憶鎖定在共產黨的歷史框架內，進一步鞏固其統治合法性。然而，這種敘事忽略歷史的另一面。抗戰期間，國民政府領導的國軍承擔了正面戰場的主要戰鬥，付出了最沉重的代價。從1937年的淞滬會戰，到1938年的武漢會戰，再到1944年的長衡會戰，國軍的犧牲不可抹滅。這些戰役的歷史記憶，卻在中共主導的話語權中被刻意邊緣化，甚至扭曲。記憶所繫之處：臺灣的歷史承載與集體記憶那麼在臺灣，抗戰記憶寄託於何處？臺灣作為抗戰勝利後回歸中國版圖的一部分，本應在抗戰歷史的記憶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然而，1949年後，由於政權更迭與臺灣內部政治環境的變化，抗戰記憶的傳承並不連貫，甚至出現斷裂。美國民族學家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想像的共同體》中指出，民族認同的形成依賴於歷史記憶的建構與傳播。在臺灣，國民黨政府初期曾強調「中華民國正統性」，因此在課綱與文化政策中保留抗戰記憶，例如過去的「抗戰勝利紀念日」（9月3日），以及臺北的忠烈祠、八二三砲戰紀念館等。然而，隨著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思潮的興起，部分政治勢力開始削弱對中華民國歷史的關注，甚至在教科書中淡化抗戰史的敘述，導致新一代臺灣人對這段歷史的記憶逐漸模糊。這種記憶的斷裂，讓抗戰歷史在臺灣的社會記憶中變得支離破碎。當臺灣不再強調自己在中華民國抗戰歷史中的角色時，這段歷史也就更容易被外部勢力改寫，甚至被遺忘。歷史詮釋的競爭與臺灣的未來選擇在當前的兩岸關係中，歷史不只是過去的記憶，更是一場話語權的競爭。中共透過其強大的國際宣傳機器，逐步塑造全球對抗戰的單一認知，使得越來越多國際學者、媒體報導都將「中國抗戰」等同於「中國共產黨的抗戰」。這不僅影響全球輿論，更對臺灣的國際歷史定位產生衝擊。因此，臺灣必須重新拾回對自身歷史的詮釋權。首先，應透過學術研究與公共教育，讓臺灣年輕世代重新認識抗戰歷史的真相，理解中華民國作為戰勝國的歷史地位。其次，政府應在國際場合發聲，確保抗戰歷史不被扭曲。例如，臺灣可以加強與盟友的歷史交流，讓更多人了解中華民國政府在抗戰中的貢獻。此外，媒體與文化界也應肩負起責任，透過紀錄片、影視作品與出版物，讓抗戰歷史成為臺灣社會記憶的一部分，避免其淪為遺忘的角落。記憶不只是過去，而是未來的選擇抗戰80週年，不僅是對歷史的回顧，更是對當代記憶競爭的反思。歷史記憶從來不只是客觀的過去，而是由社會所形塑、被國家機器所運用的象徵資源。當我們今天探討抗戰歷史時，不只是討論一場戰爭的勝敗，而是在問：我們如何理解自己的過去？我們選擇將記憶寄託於何處？臺灣的抗戰記憶，不能只是中國歷史中的一個註腳，而應該被視為臺灣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唯有重建記憶的承載，讓這段歷史成為臺灣集體認同的一部分，我們才能在面對歷史詮釋的競爭時，不致失去自身的話語權。抗戰的歷史，記憶的所在，不只是過去的技藝，而是我們如何選擇未來的立場。（筆者為快餐店員工）